市域社会治理水平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市域社会治理水平，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江西省提高省直机关津贴补贴水平问题的复函》（国办函[2012]92号）精神，經省政府同意；现就提高省直机关津贴补贴水平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实施范围：已經规范津贴补贴的省直机关，包括省级党的机关、人大机关、行政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派机关、經批准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管理的单位，以及机关后勤服务中心。

二、调整标准：省直机关公务员（工勤人员）津贴补贴标准详见附表1：机关后勤服务中心执行专业技术岗位（职务）工资人员的津贴补贴标准详见附表2。

三、资金来源：提高津贴补贴水平所需资金由省财政预算安排。

四、执行时间：从2012年1月1日起执行。

五、审核发放程序：

（一）各单位按照附表1和附表2中各职级标准填写附表3和附表4，报单位主管部门审核；

（二）各主管部门将本级和所属单位填报的附表3和附表4报送省人保厅工资福利处审批后，由单位报送省财政厅对口业务处审核；

（三）省财政厅对口业务处审核后，单位将附表3和附表4送省财政厅国库支付局，并按规定程序将津贴补贴变动情况录入工资统发管理系统发放。

六、严明纪律：各单位要加强津贴补贴和财政财务管理，严格执行各项纪律，一律不准以任何借口、任何名义、任何方式在国家统一政策之外自行新设津贴补贴项目，不准自行提高津贴补贴标准，不准在规范津贴补贴之外发放其他津贴补贴、奖金福利。凡违规违纪的，按有关规定严肃处理。

七、本通知未尽事宜，按照《江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江西省规范省直机关公务员津贴补贴实施方案的通知》（赣府厅发[2007]4号）有关规定执行。

特此通知。

附表：1 江西省省直机关公务员（工勤人员）津贴补贴发放标准表

2 江西省省直机关后勤服务中心执行专业技术岗位（职务）工资人员津贴补贴标准表

3 江西省财政统发单位工作人员工资变化审批表（调整标准）（略）

4 江西省财政统发单位离退休人员离退休费（增、减）审批表（调整标准）（略）

江西省财政厅

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篇2

[关键词] 国家中心城市 城市空间治理 成都

[中图分类号] F29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6623（2016）06-0033-04

[基金项目] 2016年成都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项目编号：2016Z03），2016年度成都市社会科学院院级重大课题“一带一路战略下成都开放型经济发展的水平测度及比较研究”资助。

[作者简介] 姚毅（1982 ― ），四川阆中人，成都市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副研究员，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区域经济和城市经济。

城市空间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生产、生活、生态三大布局，空间、规模、产业三大结构，及政府、市场、社会三大主体。同时城市空间治理必须充分尊重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规律，推动城市空间由“单中心、摊大饼”向“多中心、网络化”的转变；必须坚持城市治理现代化的发展理念，推动实现政府、市场、市民多元主体的有序参与以及行政机制、市场机制、社会参与机制等多个机制共同作用。

一、成都推进城市空间治理的

发展形势和基础

近年来，随着城市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以及城市功能定位的升级，成都城市空间布局进入了深度调整期，逐渐呈现出向“双中心、网络化”发展的态势。同时，中央、省委区域发展战略的重大调整和深入实施，成都获批国家中心城市以及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升，使得成都城市空间治理的基础和条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一）上位区域发展战略部署需要得到深入贯彻落实

“十三五”时期，国家区域空间发展战略发生了重大调整，在东中西和东北部“四大板块”基础上，进一步确立了“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三大区域发展战略，最终形成“4+3”的国家区域战略布局。同时，四川立足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明确提出“坚持把多点多极支撑发展战略作为总揽，在加快区域竞相发展中提升全省整体实力”，并进一步指出“首位城市要对标高端、辐射带动”。作为西部大开发的引擎城市、“一带一路”的核心节点、长江经济带的战略支点、四川“多点多极支撑”战略的“首位城市”，成都城市空间治理需要以中央、省委的区域发展战略为导向，在推进国内外联动、区域间协同，互联互通等方面更好地发挥区域引领、辐射、带动作用。

（二）国家中心城市的建设需要强有力的空间载体支撑

国务院通过的《成渝城市群发展规划》明确提出，成都要“以建设国家中心城市为目标，增强成都西部地区重要的经济中心、科技中心、文创中心、对外交往中心和综合交通枢纽功能”。国家中心城市的获批，表明成都由区域中心城市正式升级为国家中心城市，成渝城市群也将由国家级城市群向世界级城市群迈进。成都国家中心城市建设需更加注重多层次的区域交流与合作，发挥引领、辐射、带动作用，积极融入全球分工合作体系，努力为内陆其他城市转型升级和开放型经济发展探索可复制和推广的经验。这需要改变成都“单中心、圈层式”的城市空间格局，着力优化和拓展城市发展空间，加快构建“双核共兴、一城多市”的网络城市群和大都市区格局，为加快国家中心城市建设提供坚实的空间载体。

（三）天府新区建设的加快为成都城市空间治理提供了重要的战略契机

2010年天府新区成立以来，尤其是2014年天府新区获批国家级新区以后，新区发展迅速，为成都空间格局由单中心、摊大饼向双核、哑铃型转变提供重要的战略机遇。国务院批复明确提出“把天府新区建设成为以现代制造业为主的国际化现代新区，打造成为内陆开放经济高地、宜业宜商宜居城市、现代高端产业集聚区、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示范区”。作为四川“三大新兴经济增长极”的首位增长极，天府新区“四化同步、四态合一”的现代化、国际化大都市新区，经过5年多的积淀，逐步形成了符合内陆区域经济发展要求、顺应我国开放型经济转型趋势、具有经济高地典型特征的发展趋势。

（四）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升为成都城市空间治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是成都县域经济的发展为成都城市空间布局优化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近年来，县域经济的高速发展已经成为成都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和特色亮点，中心城区以外的区（市）县GDP已经占到全市经济总量的50%以上。同时，成都各区（市）县产业特色化、差异化发展态势明显。中心城区正逐渐成为现代金融、现代商贸、总部经济等现代服务业集聚区和都市工业的重点区域；近郊区域以产业和城市互动升级为重点，加快推进产业升级、产城融合和城市功能的提升；远郊区现代旅游业和现代农业等产业特色化发展态势明显。成都中心、成都科学城、成都医学城和成都城市音乐厅等一批重大项目的加快推进，将进一步增强成都现代化国际化城市功能升级的载体支撑。

二是城乡一体的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增强了成都中小城市人口和产业承载力。近年来，成都市立足“全域成都”的发展思维，统筹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衡化建设，加快推进 “覆盖全域”、“区域统筹”、“城乡一体”的基础设施体系的建设，连片推进“小规模、组团式、微田园、生态型”的新农村建设。成都市域的副中心、卫星城、小城市、特色镇和新农村的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水平得到明显提升。到目前为止，成都市实现就业政策和就业工作的城乡全覆盖；农村中小学、乡镇卫生院、村卫生站、文化活动场所全部实施标准化建设；“全域成都”范围内社会保险制度城乡全覆盖和相互衔接；城乡户籍一体化进程基本完成，城乡居民自由迁徙以及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一体化目标基本实现。

三是交通基础设施的完善促进了市域各地区之间的网络化联接。市域轨道交通水平大幅提升，地铁运营总里程108公里、在建205公里，第三期轨道交通建设规划正式获批，新一轮轨道交通线网规划编制完成。“十三五”时期，将进一步按照“中心城区加密成网，天府新区核心成网，两核互动加强，全域基本覆盖”的要求及构建市域和市区两个“30分钟轨道交通圈”的目标，强化“双核”之间轨道交通联系，形成“3快3普”共6条轨道交通线路的便捷联系，强化“双核”与城市副中心、卫星城之间点到点的轨道交通联系。

同时，成都城市空间治理也面临一些问题和挑战，如在城市快速扩张中的土地集约利用效率中心城区、近郊、远郊逐次递减的问题；中心城区功能疏解不够和产城融合发展不足，市域“承担、分担、共担”的城市功能布局体系尚未有效形成；城市资源环境承载的压力加大，生产、生活、生态的“三生融合”发展水平还需进一步提升。

二、国家中心城市建设背景下

成都城市空间战略指引

在成都市委十二届三次全会提出国家中心城市建设的“157”总体思路中，明确了“优化和拓展城市发展空间，建设网络城市群和大都市区”的城市空间战略。究其本质而言，就是从“市域、区域、国际”三个层次协同推进，为国家中心城市建设提供重要的空间载体和功能支撑。

（一）市域层面：推进城市功能的整合与提升

从城市经济视角来看，国家中心城市是全国城镇体系的“塔尖”，需要在推进城市转型升级发展方面走在前列、形成示范，而市域空间布局调整和功能结构优化是城市转型升级发展的先行策略。具体而言，国家中心城市在市域层面的城市空间结构的优化需要基于两个方面的综合考量：一方面，从城市空间结构演化的规律来看，国家中心城市的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已经达到了较高的阶段，需要顺应城市空间格局由“单中心、圈层式”向“多中心、网络化”转变的发展趋势，加快形成城市中心、副中心、卫星城、小城市、特色镇和新农村等不同层次的市域空间在城市功能上的“承担、分担、共担”的良性关系；另一方面，从国外城市空间治理的经验来看，需要注重城市增长边界的控制、城市用地的再开发、城市社区的人文关怀以及各个功能组团交通的网络化联接。

（二）区域层面：加强多层次高水平的区域交流与合作

从区域经济视角来看，国家中心城市是区域中心城市的升级版，需要切实贯彻落实上位区域发展战略，在更大范围、更高层次发挥区域的引领、辐射、集聚作用。具体而言，国家中心城市在区域层面的城市空间结构的优化需要基于两个方面的综合考量：一方面，要按照国家“4+3”的区域发展战略，立足城市发展实际，以融入发展为基本路径，主动对接国家相关区域发展战略，更好地承担城市在区域发展中的国家使命；另一方面，要注重城市与区域的动态平衡和有机平衡，立足城市和城市群发展实际，找准在不同区域层次的城市功能定位和主体作用，促进多层次区域空间互为支撑和协调发展。

（三）国际层面：增强与全球的互联互通

从世界经济视角来看，国家中心城市是世界城市网络体系重要节点，是国家推进开放发展战略、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功能载体。同时，在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确立的“五通”合作重点中，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发挥着先导性作用，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优先领域。具体而言，国家中心城市在国际层面的城市空间结构的优化需要基于两个方面的综合考量：一方面，要树立全球视野和开放理念，主动对接国家开放发展的战略部署，积极融入世界城市网络体系，不断提升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的水平和能级；另一方面，以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为先导，统筹推进“五通”的协调互动发展，建强作为国家新一轮对外开放门户城市的功能。

三、成都推进城市空间治理的重点策略

成都城市空间治理要立足成都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尊重工业化和城镇化背景下城市空间结构演化的基本规律，以国家中心城市建设的城市空间战略为基本指引，增强城市空间治理的法治保障、多元参与，有重点地推进城市空间结构优化和城市功能的升级。

（一）增强城市空间治理的法治保障

一是加强城市空间治理的法制建设。加快城市空间治理的立法进程，统筹市政设施建设、城市公共空间规划发展、城市交通、城市环境、城市公共安全以及智慧城市建设等六大重点领域的城市建设管理，为城市空间治理提供法制保障。二是加强城市空间治理的规划引领。聚焦国家中心城市“四中心一枢纽”功能定位，抓紧各类城市规划修编，注重市域和区域的统筹，强化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城市总体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各类专项规划之间的衔接，以“多规合一”确保“三生”空间、开发边界、城市规模等重要空间参数一致。三是完善城市空间治理的政策体系。重新梳理成都已有的城市空间政策体系，加大对于环高校成果转化区、城市地下空间开发等城市空间治理新兴领域的政策指引。

（二）促进城市空间治理的多元协商合作

一是加强城市空间治理的PPP模式的运用。建立健全城市空间治理的PPP模式，重点推进市政基础设施、交通运输、水利建设、生态环保、旅游、医疗卫生及教育等多个领域的PPP项目试点，增进成都城市空间治理效率。二是加强城市空间治理的社会参与和规划参与。发挥基层社区和社会组织作为政府和市民互动桥梁的作用，拓展民意表达的渠道和方式，完善民意表达的规则和信息指引，搭建多层次的多方利益协商平台，建立健全及时回馈、共同决策的良性互动模式，强化公共参与的社会监督，使得成都城市空间治理的规划和政策得到广泛的社会认同。三是加强城市空间治理的决策咨询。探索建立由党政职能部门官员、企业家、专家学者等各界精英组成的“城市空间治理研究咨询委员会”，采取“官助民办”的运行模式，对涉及城市空间治理的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专题研究，并形成决策咨询报告，为政府相关决策制定提供可供参考的意见和建议。

（三）推进多层次区域空间治理的协调互动

一是注重不同区域层次的空间治理的协同推进。在市域层面，要注重城市功能的整合和升级，推进城市发展空间的优化；在区域层面，要加强成都平原城市群、成渝城市群、成渝西昆贵“钻石经济圈”、“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等不同区域层次的交流与合作，推进城市发展空间的拓展；在国际层面，要强化与全球的互联互通，积极融入世界城市网络体系。二是注重城市内部“双中心”和卫星城的网络化联接。进一步明确中心城区和天府新区直管区“双中心”的核心功能，合理疏解城市中心的非核心功能；各卫星城要按照“独立城市”发展理念，建强各自主体功能，并在此基础上加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建设，并注重引导形成多样化非主体功能，增强卫星城的对于产业、人口的吸引和吸纳能力；加快实施轨道交通加速成网建设计划，加大力度，统筹推进，加快建立市域铁路、地铁、有轨电车、轻轨多制式相互衔接、互为补充的综合轨道交通系统。三是注重城市基本空间单元的“人文关怀、功能复合、有机组合”。要注重城市街区、城市社区、城市枢纽站点区域等城市基本空间单元的治理，增强交通设施、市政设施、绿化景观等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教育、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配套，强化城市街区、城市社区和城市建筑功能复合性开发以及城市枢纽站点地下空间的使用，强化各种功能之间的系统组合和高效的网络化联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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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方维慰.城市空间结构政府治理的优化[J].学海，20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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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跨界环境污染；环境治理；外部性；长江流域；博弈分析；帕累托最优；公地悲剧；纳什均衡

中图分类号：F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6）05-0096-06

一、引言

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以年增长9%的速度创造了经济“奇迹”的同时，也给环境带来了极大的压力。欧美发达国家近200年工业化进程中分阶段出现的环境污染问题在中国短短30多年的工业化过程中集中出现。2012年美国耶鲁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科学家联合的全球163个国家和地区的环境绩效排名显示，中国排在第116位；2013年亚洲开发银行和清华大学联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环境分析》报告显示，中国500个大型城市中只有不到1%的城市达到世界卫生组织空气质量标准[1]。环境问题已成为中国政府关注的重点，党的十提出了“建设美丽中国”和“生态文明建设”等重要发展思路。

由于环境污染所具有的外部性和我国行政区域的划分，使得我国环境恶化程度的加深突出表现在各行政管辖区之间跨界环境纠纷的增加上，如何对跨界环境污染进行有效规制，始终是环境污染治理的一个重要问题。在缺乏有效监管状况下，一些地区会采取“搭便车”的行为将不易监测的环境污染跨界转移出去。大多数地区都有可能采取机会主义方式逃避本应由自己承担的环境污染治理成本，从而将成本外部化，即环境责任规避。这种现象充分揭示了由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冲突所带来的公共事务治理困境。

d’Arge[2]和Rueff[3]较早关注了环境的跨界污染问题，而早期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探讨不同国家之间对跨界水污染、大气污染以及固体废弃物污染等方面的国际合作方案上，建立相应的激励机制促成合作是研究的核心问题，基本上是围绕跨界环境污染治理博弈展开的[4][5][6][7]；Laijun Zhao，et al.[8]通过构建包括政府和居民在内的典型的Stackelberg博弈模型，提出了一种考虑流域结构的转移税（Model of Transfer Tax，MTT），MTT可用来计算一个地区最佳的污染物转移税率，同时也认为转让税率可作为生态补偿标准，加强区域减排合作，实现整个流域的减排成本最小。国内关于跨界环境污染的研究更多是集中在验证PHH理论，而理论研究主要集中于跨界水污染治理的政策研究方面[9][10]；关于如何解决流域跨界环境污染问题，主要有三种方式：一是建立强有力的流域管理机构[11]；二是建立合理的水权分配原则和水权交易系统[12]；三是采取部分市场化实现水资源配置的“准市场”方案[13]。

笔者采用博弈论分析工具构建跨地区地方政府环境污染治理投资的博弈模型，从理论上分析地方政府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选择与全局利益最大化最优选择的利益冲突；随后以长江的地方政府的环境污染治理博弈为例，对理论分析结论进行经验分析，探讨造成我国环境治理困难的影响因素，最后就此提出政策建议。

三、地方政府跨界污染治理的经验分析――以长江流域为例

跨流域水污染是最典型的跨界环境污染形式，基于长江流域每次发生水污染事故，大抵都要引起区域性的紧张。某种意义上，此类事故也许天生就具备某种“广泛性”和“超越性”。本部分以我国长江流域跨界水污染治理为例对博弈理论分析的结果进行实证分析，以期更客观地分析我国地方政府的跨界环境污染和治理问题。

（一）长江流域水污染概况

长江发源于青藏高原唐古拉山脉主峰、海拔6 221米的各拉丹冬雪山西南侧，流经青海、、云南、四川、重庆、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浙江、江苏、上海等多个省、市、自治区，在崇明岛以东注入东海，全长6 300公里。长江流域的水质状况如表1所示。

通过表1的数据可知，近10年来，全国流域的水质状况逐渐好转，这说明在中央政府一再强调生态环境保护和流域治理的重要性并不断通过立法和出台强制性法规来加大流域治理力度的背景下，中国流域生态环境恶化的状况得到了一定的改善，但整体水质仍为中度污染水平，还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善，有待进一步的治理[15]。长江流域的水质状况好于全国其他流域的水质状况。2004―2010年全流域水质优于Ⅲ类的比例不断上升，但在2011年整个流域的水质出现下降，之后有所上升，到达最好水平，而省域断面的水质状况在2010年之前一直优于全长江流域的水质状况，但在2011年之后，省域断面的水质状况不断下降，远差于前几年的水质水平，2011年省域断面水质优于Ⅲ类的比例仅为78.7%，远低于2010年的95%，这也直接造成了长江全流域的水质优于Ⅲ类的比例为80.9%。

另外，通过表1还可知，在2011年之后，长江流域域断面水质优于Ⅲ类的比例低于全流域水质优于Ⅲ类的比例，这表明长江流域的地方政府更倾向于将重污染企业设置在两地的交界处，将水污染物排污的外部成本转嫁到处于本地区流域下游的地区。其原因是我国的环保体制为属地管理，也就是说环境执法不能跨界，这使得交界处带来的水污染责任难以确定。位于上游的地方政府这样的行为选择，不仅可以将有限的环境治理资金用于其他能够更好的产生经济效益的项目中，还可以通过污染企业的税收以创造更多的GDP和财政收入。

（二）长江流域各省水污染治理状况分析

本文借鉴赵琳等[16]对长江经济带的划分，选取四川、重庆、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浙江、江苏、上海等9个省级地方政府的环境治理状况进行分析。表2显示了9个省级地方政府2010―2012年环境治理投资占GDP的比重和环境治理投资在环境基建和工业污染治理两方面的使用比重。

通过表2可知，长江流域各省的环境治理投资占GDP的比重大部分低于全国水平，各省在创造较高GDP的同时，对环境治理的投资相对不足，而长江流域各省市的环境治理投资更多的是用在了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这是因为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能够改善地区投资环境，争取到更多的经济投资从而带来GDP的增加和财政收入的增长；而在工业污染治理方面的投入比例则非常低，特别是在2011年和2012年，长江流域各省在城市环境基础设施方面的平均投资比重高于全国水平，而工业污染治理的平均投资比重低于全国水平。

通过对长江流域各省环境治理投资的分析，可以得到有限理性的地方政府的行为选择偏好为：地方政府基于自身效用最大化的选择是不断加大对能够直接带来政绩和投资项目的城市环境基础建设方面的投入，从而提高地区的GDP和财政收入水平。但诸如城市排水投入、园林绿化投入和市容卫生环境投入等城市环境基础建设投入是无法从根本上改善环境质量的。他们对于明显具有正外部性的工业污染治理方面则选择搭便车。也就是说地方政府基于自身效用最大化的行为选择无法实现整体效用的最大化，这与本文第三部分博弈分析的结果一致。

除上述原因外，审计署于2009年10月28日的“三河三湖”水污染防治绩效审计调查结果中还列举了三条水污染治理中的不规范情况：一是挪用和虚报多领水污染防治资金5.15亿元；二是少征、挪用和截留污水处理费及排污费36.53亿元；三是水污染防治资产闲置和部分污水处理厂实际处理能力未达到设计要求。由此我们也可以认为在我国其他领域的环境污染治理中同样会存在这三种状况，这又进一步降低了环境治理投入的效率。

通过对长江流域水污染和治理的分析，可以发现我国地方政府在环境污染合作治理的障碍主要有：一是地方保护主义。以GDP为核心的政绩考核制度、地方政府的双重身份和有限理性滋生了地方保护主义，作为理性经济人的地方政府在双重身份的权衡中通常会偏向地方利益，使得许多地方政府理所当然的采用行政手段干预环境治理，各种“土政策”“开绿灯”和“行方便”大行其道，几乎不会主动地对地方经济做出巨大“贡献”的污染企业整改或者关停，更有部分地方政府为降低本地区的环境治理投入而将污染转嫁到其他地区，造成更加严重的污染事故。二是跨界环境保护体系权限模糊，无法形成有效的管理。以长江流域水环境保护为例，虽然设立了长江流域管理机构，但这些机构基本上无权过问地方政府的行政及经济事务，其主要任务是编制流域水资源的利用规划。在这种格局下，各地区的水资源保护和水污染治理问题往往无法做到全流域的统一规划和管理，某些地方政府甚至还会采用一些措施阻挠或者禁止流域管理机构检查其辖区内企业的排污状况，为企业提供特殊保护，纵容其环境违法违规行为。三是跨界环境污染治理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中国的《环境保护法》规定了各级人民政府应对本地区环境保护负责，但在处理跨界环境污染治理上基本上是无具体的法律法规可依，这致使地方政府在跨界环境污染治理方面相互推脱、争执不断，造成环境监管部门执法中的盲区，导致经常会出现“公对公，一场空”“谁都该管，谁都管不了”的局面。

四、结论与建议

本文通过构建多地区参与的跨界环境污染治理模型对跨界环境污染治理博弈进行了理论讨论，结果表明：跨界环境污染治理中的纳什均衡状态与帕累托最优状态相背离，两者的背离程度随着参与跨界环境污染治理的地区个数增加而增加。并通过对长江流域7省2市的水污染治理博弈的经验分析进一步验证了理论分析的正确性。因此要实现整体环境质量的提高，就需要每个地区能够真诚合作，特别是经济发达地区要切实承担起环境污染治理责任。

为避免环境治理中出现“囚徒困境”和“公地悲剧”局面，本文建议：

1. 建立基于区域分工与合作的跨区生态补偿体系，争取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跨区域的生态补偿机制，要将以财政转移支付为主的政府补偿和以民间资本为主的市场补偿方式结合起来，形成“财政转移支付纵横交错，市场补偿穿插其中”的网络式生态补偿体系，以克服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两方面带来的问题。纵向补偿指的是中央财政以财政转移支付的方式给地方政府提供生态建设专项资金。横向补偿指的是受益区政府或企业向保护区政府或企业支付生态产品的使用费，这里主要是不同区域政府间的财政转移支付。市场补偿是指通过生态产品和服务的交易平台，实现受益区企业和保护区企业和居民自由平等交换，包括受益区企业给保护区居民和企业提供资金补偿、技术援助和项目支持等，相应地保护区居民和企业要给受益区提供优质的生态产品和服务，还包括受益区企业向国家缴纳的环境保护税费等。

2. 明确跨界环境治理产品的产权归属，引入市场机制。生态环境的外部性和公共产品属性以及现阶段在生态服务价值评估和标准确定方面的限制，造成生态环境效益的经济价值准确评估存在较大的困难。因此，需要政府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对生态服务进行补偿，但某种程度上政府失灵的存在决定了市场主体参与的必要性。在生态补偿领域适当引入市场机制，利用经济激励手段来促进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是必然的发展趋势，市场机制的参与有利于建立公平、高效的生态利益共享及责任分担机制。

3. 加强环境治理和生态保护的监管。一是改进以GDP为核心的政绩考核体系，明确地方政府的工作目标应是包含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双重任务的最大化社会福利目标，并逐步提高环境保护的考核比重。只有构建包含生态保护的绿色GDP政绩考核体系，将自然资源使用、生态环境保护和环境破坏指标纳入到政绩考核框架中，才能调节地方政府在经济建设和生态保护之间的选择偏好，增强地方政府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的积极性。二是增进环境治理和监管部门的独立性，成立由国务院副总理负责、环保部统一领导的环境治理与监管机构，剥离当前农业系统、林业系统、国土资源系统掌控的有关环境治理职能，实现一个部门统一管理，自下而上垂直领导，打破属地管理，实现跨界环境执法。三是环境评价引入第三方咨询机构，确保环境评估的客观性和透明度，为地方政府、企业和居民提供相应的技术咨询、项目支持、交易辅导等服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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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财政支持生态文明建设理论基础:公共产品理论

生态文明研究较为广泛，在内涵界定上还存在一些歧义。综观所有学者观点，有代表性的主要有四种:第一种观点认为生态文明包含人们用来维护生态环境的相关制度、文化、法律意识等，以此来维护生态平衡，实现可持续发展。第二种观点认为生态文明是系统化的文明构成形态，这是表现人类多样机能的综合体，以一种多元化的系统体现出来。第三种观点认为生态文明相对于以前的文明形态而言是一种新型文明形态，通常与自然生态融合一体的文明，表现为较高的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阶段。第四种观点认为自然与文明的关系是从崇拜自然的原始文明到依赖自然的农业文明和征服自然的工业文明，正在转化为效法自然的生态文明。就这些观点而言，生态文明其实就是体现人与自然相互和谐的物质与精神积累的成果，其通常由生态物质、生态化技术以及生态化精神累计而成。生态环境变化与生态资源资本化的特征决定生态文明的特性:第一是生态文明难以界定与计量。第二是生态文明的相关建设成效与整个人类生产、生活息息相关，同时其消费表现出强烈的排他性特征。第三是生态文明建设效益具有较强的外溢性与滞后性。生态文明这三大特点正是公共产品的典型特性。外部性是公共产品的特性，从而使得生态环境保护中出现“搭便车”现象，导致生态环境投入资金不足，投资主体缺位现象时有出现。生态文明建设出现市场失灵时，必然会挤压社会资本投资，这样导致的最终结果就是出现生态产品供给不足。政府的适当介入是解决市场失灵的有效方式之一，而财政支持政策是最为主要的调控手段。

2、财政支持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基础:现实依据

生态环境恶化是全球性的紧迫问题，同时也是困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性问题。尽管我国在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取得长足进展，但生态环境污染代价却非常严重。据相关资料显示，我国经济增长至少有二成是依靠生态资源与环境“透支”获得;同时国家环保总局一项研究结果也显示，我国环境污染所带来的经济损失占该年GDP的10%左右。这些数据充分显示出我国生态环境的状况，实施财政支持成为一种必不可少的条件。我国逐渐认识与关注生态环境的保护，生态环境投入量逐渐增加。统计资料显示，生态环境投资在“七五”期间占GDP的比例为0.7%、“八五”期间占GDP的比例为0.8%、“十五”期间占GDP比例的1.2%。但其在GDP中所占比例长期低下，与发达国家的生态资本投资比例1.5%－2%的水平还存在较大差距。我国在经济总量上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2年GDP总量为51.93万亿元、外汇总量达到3.5万亿美元左右、财政收入达到11.72万亿元，这些数据充分显示我国有能力也有足够财政空间来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的投资。

二、财政支持生态文明建设的成效与困境

1、财政支持生态文明建设的成效

1998年至2007年在生态环境保护与恢复建设中的实际投资就已经达到2700亿元(见表1)。统计资料显示，1950－1999年50年间，国家在草原生态建设上的投入仅为21亿元;2000年以来，虽然加大了投入力度，投入总计约100亿元，大体相当于前50年投资总额的5倍，平均达25元/hm2;同时，国家林业投入达1100多亿元，平均630元/hm2，是草原投入的25倍。生态环境投资增加，对于改善生态环境起到非常大的作用。1998年至2008年间，造林面积增加40093.29千公顷、增加林地面积3.64亿亩，森林覆盖率增加近2个百分点。生态环境保护性投资对于促进我国森林面积增长以及森林覆盖率的提升作用很大。在草原生态建设方面增长成效显著，统计显示2001年至2007年间，退牧还草面积达到17005.33千公顷，禁牧休牧草原超过13亿亩。在湿地保护方面，主要是利用退田还湖等方式来实现，截至2006年底，已经建立湿地保护区域473处，面积高达4346万公顷。水土流失治理也是生态保护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十五”期间仅水土流失治理经费达到122.6亿元，经过治理达到较好效果。2007年我国水土流失治理面积达到99.87万平方米，较1998年，已经增加了24.85万平方米。生态建设进展较好，截至2012年底，全国共有各级自然保护区2669个，总面积达到14979万公顷;国家自然保护区为363个，面积高达9415万公顷。

2、财政支持生态文明建设的困境

生态文明建设是一个长期过程，其整体实现需要财政支持，但由于不同影响因素的作用，导致生态文明建设陷入“囚徒困境”中，具体体现如下:(1)生态环境保护投入需求不断增加，这已超出国家现有的资金投入能力当前投入需求压力主要体现的因素在于:一是当前我们国家环境污染严重，环境治理的难度也逐渐增强。仅仅以过往简单技术来治理环境问题已经越来越难达到效果，这就需要环境治理技术创新与推广，新技术研发与推广则需要大量资金，这样就促成污染治理投入资金不断增加，从而导致环境治理的成本不断增大。二是生态环境污染的性质已经发生很大变化，呈现出新的特征。当前生态环境污染已经呈现出区域性、流域性等新特征，这已经逐渐成为整个社会发展的新矛盾，而生态环境污染治理问题则需要更多生态环境投资资金。三是由于历史发展原因造成生态环境投资“欠账”过多。一直以来，我国生态环境方面的投资整体水平比较低，远远低于维持生态系统平衡的水平。就国外开展环境治理的主要经验可以知道，只有当我们在生态环境治理上的投资达到GDP的2%时，整个生态环境恶化趋势才能得到有效的控制，而过往我国在生态环境投入方面的水平还远未能达到这一最低要求，这样就造成生态环境治理的包袱越来越重。同时，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整个民众对生态环境改善的期望与需求也逐渐提高，这也为生态环境投资增加压力。(2)生态环境投入渠道比较单一，主要还是以政府投入为主虽然我国在生态环境投入方面逐年递增，但是相比于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局面以及由此所产生的巨额环保资金缺口，往往就会促使生态环境投入力不从心。在目前管理体制下，容易挤压其他生态环境投入资金渠道，这样就导致一部分投入渠道萎缩，而另外一部分投入渠道就显得名存实亡，这样就很难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尤其对于那些跨区域、流域性的大规模环境综合治理项目，在资金的筹措和调度上都面临极其严峻的挑战。资金问题已经普遍成为环境治理的主要瓶颈。(3)生态环境投入管理方式还比较落后，未能适应市场而创新管理方式由于生态环境产品的公共产品特性，使得生态环境投入主要还是以政府投入为主，这使我国生态环境投入变成一个国家性垄断行业，使一些社会资金介入生态环境投入领域非常困难。同时也缺乏一套非常严格、具有规范性的、缺乏具体可操作性的管理模式。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环境治理经验表明，仅仅依靠国家财政资金是难以有效遏制环境恶化的，也难以与当前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现状相匹配。因此，如要在一定时间内控制生态环境恶化的势头，就需要改革行政管理机制，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实行对外开放，将生态环境投入领域逐渐向社会开放，以便吸收社会资本的介入。

三、财政支持生态文明建设的优化路径

生态文明建设是一个漫长而艰巨的过程，生态文明的维护需要大量资金的扶持与维护，这些都离不开财政支持。当前的财政投入资金尽管逐年增加，但是投资效率较低、投资环境恶化、投资监管失位比较严重，这就需要不断创新财政支持生态文明建设的机制与思路，优化生态文明建设的多元路径。

1、构建区域差异性财政支持政策

由于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会导致生态环境污染与生态环境保护呈现区域差异性。这些差异性形成具有很强的历史原因，对于生态文明建设的主要责任方而言，需要关注区域差异性的特性。生态文明建设的财政支持政策的制定，则需要充分考虑到区域差异性，从而形成区域差异性的策略。例如，东部地区经济较为发达、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意识较强、市场完善化程度要高些，这就需要在财政支持生态文明建设时要注意适当引入社会资本进入，优化投资结构，以便降低财政支持压力;对于西部地区而言，经济状况较差，市场化程度较差，市民生态环境保护意识不足，这些都会影响生态投资渠道与需求。因此，构建一个区域差异性财政支持体系，尊重区域发展的差异性，以科学发展观的态度统领生态文明建设显得尤为重要。

2、建立生态环境财政投入稳定增长机制

生态环境投入在目前阶段还是以政府投入为主，这就需要提高政府财政资金的投入比例。由于历史欠账、经济发展差异性以及民众生态意识等方面的因素导致我国财政生态投资比例较低，远远不能满足当前生态环境保护要求。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生态投资需要占到GDP的2%左右，而我国还不到1.5%，这说明我国财政投入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因而构建财政投入增长的长效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在此，可以借鉴农业财政支出的具体做法，利用《环境保护法》在法律上规定财政生态环境投入资金比例，将其控制在2%－3%之间。与此同时，还需要强化各级政府的监管部门要加强对生态环境投入方面的监督力度，对不能完成的各级部门的主要负责人采用问责制度，真正将制度落实到实处。

3、构建财政支持生态文明建设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财政对生态环境投入较低，究其深层次的原因在于政府部门政绩考核体系的问题，环境保护在政绩考核中地位不突出，甚至未能纳入考核体系。强化财政支持生态文明建设，需要重新考虑生态环境纳入官员政绩考核体系中，同时需要突出其权重。构建财政支持生态文明建设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更能清楚地了解到各级政府实际支持生态文明建设的力度与成效，避免定性指标的主观偏见所带来的不良影响，以量化指标全面及时地反映出各级政府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作用与绩效。财政支持生态文明建设是一个长期艰苦的过程，在绩效指标构建中就需要充分考虑各级政府的实际情况，同时也要考虑到各地区之间的差异性，因而在指标选择与指标权重的分配上要充分考虑各级政府的实际权益，要具有差异性，以此更加科学地反应出实际问题。

4、优化投入渠道，创新管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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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与完善，政府已经加强重视水资源现状，并意识到由水资源污染而产生的严重后果，正在积极采取应对措施。为了更好地落实水资源保护目标，优化水环境，可积极借鉴国外先进的经验，以我国实际国情为出发点，采取多种措施和途径，推动水资源污染治理与水环境保护的市场化运营。

1 水资源污染治理与水环境保护的市场化运营意义

以我国实际国情为出发点，水资源短缺问题客观存在；一方面人均占有量远远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另一方面水资源管理的方法滞后，以粗放型为主，用水效率有待提高。但是我国拥有十分广泛的节水空间，意识到水资源污染问题的严重性，树立水环境保护观念，非常重要。因此，全面推动水资源污染治理与水环境保护的市场化运营，具备重要意义：

1）实现水资源的优化利用，推动水资源的效益平衡，发挥最大效率。

2）全面强化水资源污染治理与水环境保护，实现社会、经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3）促进水资源利用的公平性，达到效益均本文由收集整理衡目标，顺利实现社会公共利益。

2 水资源污染治理与水环境保护的市场化运营思路与方法

2.1 公布水资源污染治理与水环境保护的具体项目

在我国提出的《水法》中已明确规定，我国水资源归国家所有，实际上也就是归属于我国的各级政府，但是当前我国“多头治水”的问题普遍存在，造成水资源的产权不清，管理目标不明确、管理责任落实不到位。若想从根本解决这一实际问题，必须加快产权制度的改革，创新水资源产权体系，将每一条江河归属于明确的产权人。通过构建水资源国有资产公司，明确产权所有者的职能与责任，将水资源的污染治理作为重要任务之一。一方面，对江河水质的变化进行实时监控，避免发生水资源污染问题；另一方面，积极治理已经发生污染问题的江河水资源，通过面向市场的方式，公开招标水环境治理项目和保护项目。

2.2 规范水资源污染治理与水环境保护的运行过程

以我国当前水资源污染治理、水环境保护的实际情况来看，效果与预期相差甚远。而全社会的参与热情不足，没能从根本发展产业化运营，也是造成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因此，我国必须加大水资源污染治理的投入力度，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引导更多力量的积极参与；作为水资源国有资产公司，具体的任务或者项目，由专业性的公司通过竞标的方式获得治理污染的权利，全面推动市场化运行。

在我国发展环保产业过程中，水污染治理与水环境保护是较为重要的环节，实现社会化运营势在必行。对于专业性的经营公司来说，以市场主体的形式存在，一切工作遵循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通过自负盈亏的方式获得持续性发展。一方面，国家在资金、政策、税收等方面给予支持；另一方面，全面加快水资源的运营体制改革，带来更多市场化运营的发展空间，进一步提升专业化管理水平，增强市场竞争力。

2.3 强化水资源污染治理与水环境保护的市场监管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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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水污染；治理；法律路径；区域规划

长期以来人们片面追求经济效益而忽略了对环境的影响。水作为生命的源泉，水污染问题自然是环境污染问题中的重中之重。随着水污染问题的日益突出，人们不断地寻求解决水污染的问题的办法。例如：荷兰，建立了水污染防治管理机构―水管会；法国建立了六个水务局，分流域对水资源进行统一管理。韩国，设立了以国务总理为首的环境问题对策委员会，完成水质管理一元化政策。我国作为缺水国家，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水污染问题也更加严重，目前，我国已经采取了相关措施进行防治和治理，但是总体来说还不够完善。长三角地区作为我国经济增长最快的区域之一，同时也是我国城市群密度最高的区域之一，水污染问题也随之而来。工业废水和城市生活污水的大量增加、农业规模化带来的农业化肥的大量使用使得长三角地区的水污染问题加重。而长三角区域的水污染治理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法律路径的不完善。由此可见，我国在区域水生态环境保护的法律路径上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导致我国区域水生态环境治理不能很好走法律这条路径去解决区域水污染治理的问题。这就需要我们去完善水生态环境保护的法律，使水污染治理有更多的法律路径可以走并且走得通。

一、长江三角洲地区的水质状况

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的《上海蓝皮书》中称，长江三角洲地区水环境面临诸多问题。

（一）长三角地区中长江干流水质有恶化趋势，且流经城市地区的河流水质基本处在Ⅲ～劣Ⅴ类水平，总体劣于山区河流水质一到两个类别水平。城市地区的水污染问题较为严重。

（二）长三角地区局部饮用水源受到流域和本地污染影响，水质较差，尚未达到饮用水标准。仅处于上游的江苏省和浙江省饮用水源地水质相对较好，处于下游的上海市饮用水水质达标率不乐观，仅为68.6%，主要超标因子为氨氮、总磷和粪大肠菌群。

（三）河口、泊岸污染严重，水生态环境压力增大。长江口水域水污染加重，盐水的入侵是影响长江口水资源利用的一个重要因素。

二、长三角地区水污染治理的难点

长三角跨“两省一市”的特殊情形，给该地区的水污染治理带来了不少难题。

（一）长三角两省一市之间的经济利益竞争是长三角地区水污染问题的背后的推手。在普遍追求经济发展而忽略了生态保护的大背景下，各方站在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的出发点上利用水资源反而忽视了对水资源的污染，使得水资源污染问题愈加严重。

（二）长三角区域的特殊性导致了长三角区域水污染治理问题难以妥善的解决。长三角跨两省一市，这就从根本上导致了现行水污染法律法规在长三角区域难以很好地实践。现行的水污染解决机制要求本地政府对本地的环境问题负责，但是这样的机制对跨界水污染治理难以发挥作用。各行政区域之间分割治理很难做到统一协调，责任认定较为困难，扯皮推诿的现象时有发生，使很多水污染问题不能尽快解决，越拖越严重。

（三）长三角水污染治理及由其引发的纠纷当事人之间没有完善的协商机制。在长三角特殊的两省一市的背景下，地方政府在水污染治理中的作用更为关键，但是按照现有的有关法律法规，在水污染事件发生后只能接受上级命令协调处理，而这种机制已经无法解决当前的水污染治理诉求，长三角的社会经济环境已经使得长三角利益走向多元化，各行政区域对水污染的问题各执一词，现行的行政命令制度虽可起到一定效果，但是对于长三角来说，这样的机制远远不能够解决水污染的问题，必须通过建立一种合理有效的协商制度才能够更好地反映各行政区域的诉求并予以解决。

三、完善长三角水生态环境保护的法律路径的建议

针对长三角特殊的行政区划和社会经济环境，以及长三角在水污染治理存在的难题，现提出一些有利于解决长三角水污染问题的建议。

（一）进行战略性区域产业规划

长三角水污染的问题从根本上是社会经济发展和环境发生冲突和矛盾而引起，因此必从根本上进行区域产业规划。鉴于长三角特殊的“两省一市”的情形，水污染治理问题的区域规划显得尤为重要。首先，各方站在自己利益最大化的角度而忽略了对环境的污染，现行的制度已经无法解决目前长三角存在的水污染治理上的问题，只有缓解各方在经济发展上存在的矛盾和冲突，才有可能从根本上地解决水污染治理的问题，因此进行区域产业规划势在必行。

（二）完善责任认定机制

长三角跨“两省一市”，在水污染治理问题上难免会存在互相扯皮推诿的情形，行政区域之间的分割治理难以协调统一，归根结底还是责任认定机制不够完善。完善的责任认定机制使得行政区域之间对自己所管辖的区域的水污染问题能够引起足够的重视，各行政区域之间扯皮推诿的现象也将大大减少，使得水污染问题和及其引发的纠纷能够尽快得到妥善的解决，责任认定机制的完善将大大提高解决水污染问题的效率。

（三）建立跨界协商制度

跨界协商于长三角地区而言主要是不同行政主体之间的协商，是一种政治解决方式。针对长三角的跨界协商制度可以将各方的竞争状态转化一种合作状态，使得长三角水资源的利用趋向合理化，加强各方的各部门、行业和领域之间的紧密联系，更好地促进跨界管理行为合法化、解决长三角水污染治理中的立法问题，从而使得长三角地区水污染问题的法律路径更加完善。

（四）完善监督机制

水污染治理的问题不仅仅存在行政主体之间，更关乎民众的生存问题。公权力来自于私权利，民众对政府进行水污染治理的行为有监督的权利，公民作为权利易被侵害的一方，应该赋予相关的权利，对区域水污染治理中的纠纷能行使诉讼的权利，一方面公民的相关权利得到保障，另一方面促使行政主体能够更好地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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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至县有无项目对比分析

土地综合治理项目对周至县粮食生产有直接影响，目前周至县参与土地治理项目的乡镇主要有12个，去除2010年刚加入的尚村镇，这里选取11个实施过土地综合治理的乡镇进行研究。有无项目对比分析是项目评价中常用的方法之一，可以对项目实施前后进行对比分析，也可以对项目区与非项目区进行对比分析。

1.项目实施前后对比分析。通过比较项目区在土地治理项目实施前后的粮食单产变化趋势，初步评价土地治理项目对周至县粮食生产的影响，分析结果如图1所示。从图1可以看出，1995年，周至县11个农业基础生产条件较差的乡镇未实施土地治理项目以前，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较弱，各个乡镇的粮食单产表现出较强的差异性，竹裕乡与九峰乡的单产差距为2945公斤/公顷，单产仅为九峰乡的1/3。各粮食单产在较低的水平波动，均值为3218.64公斤/公顷，低于全县平均水平341.01公斤/公顷。到2010年，周至县基本完成了11个主要乡镇的农业综合开发，各乡镇粮食单产得到大幅提高，单产最高的乡镇九峰乡与单产最低的乡镇司竹乡的单产之差为2095公斤/公顷。11个乡镇的粮食单产实现在5065.91公斤/公顷的水平波动，比1995年提高了1847.27公斤/公顷，比全县平均水平高出394.27公斤/公顷。可见，通过农业综合开发项目的实施，项目镇的粮食单产对全县粮食单产的影响由原来的“制约”作用变为现在的“促进”作用（如图2）。从图2中可以看出，随着农业综合开发的持续推进，11个乡镇粮食单产由项目实施初期（1995~1996年）低于全县水平逐渐增加到与全县单产水平长期持平甚至偏高。在2007年全县粮食单产由于受自然灾害受到重创时，仍然增势不减，并在最近三年持续高于全县水平。这不仅体现了土地治理项目增强了农业生产能力，也表明了农业基础生产设施的改善能有效地规避自然灾害，保证农业生产稳产增收。

2.项目区和非项目区对比分析。不考虑2010年刚进行土地治理的尚村镇，根据有无项目可把周至县的22个乡镇分为项目乡镇（11个乡镇）和非项目乡镇（11个乡镇），分别以1995年和2010年为考察时点，并将粮食种植面积的减量视为农业结构调整的增量，见表1。从表1可以看出，周至县项目乡镇粮食种植面积占全县的2/3，单产增幅较大，且有7000多公顷的农业结构调整行为。非项目乡镇的粮食单产徘徊不前，农业结构调整不到150公顷。可见，周至县土地治理项目提高了全县的粮食单产水平，推动了县域农业结构调整，项目乡镇和非项目乡镇有着显著的差异。

二、土地治理项目对周至县域农业经济影响因素分析

1.对农业产业结构的影响。土地治理项目为周至县农业结构调整提供了契机。周至县临近西安市，又是猕猴桃适生区，具备蔬菜产业和猕猴桃产业发展的自然和社会条件。2005年，县政府实施土地治理项目，在终南镇建立了万亩无公害蔬菜示范基地。2008～2009年，周至县土地治理项目连续支持终南镇。现在，终南镇已是全市规模最大、科技含量最高、专业市场功能齐全、产业化服务体系健全的蔬菜种植示范基地。与终南镇类似，周至县富仁乡在2006～2008年连续三年在土地治理项目支持下进行了大规模的农业结构调整。全县的蔬菜种植已成规模，并带动了一批蔬菜专业合作社和产销企业的形成，为当地的农业发展开辟了一条新出路。土地治理项目也极大地促进了猕猴桃生产。2010年，周至县猕猴桃种植面积达到2万公顷，所有12个实施了土地治理项目的乡镇，都是猕猴桃发展重点乡镇，占总数的2/3，猕猴桃种植面积占77.93%（见表2）。最具代表性的马召镇是周至县农业综合开发最早的乡镇，也是猕猴桃发展较好的乡镇之一。2009年，周至县又在马召镇启动了万亩有机猕猴桃现代示范园建设项目，并在2010年再次在马召镇投放土地治理项目资金。2010年，全县年末耕地面积5万公顷，猕猴桃和蔬菜种植面积达到25912.27公顷，占全县年末耕地面积的一半以上。根据对周至县猕猴桃种植基地和蔬菜种植基地建设项目的考察，结合对土地治理项目资金投向的追踪可以发现，对于政府主导的农业结构调整项目，基本都采用农业综合开发推动，而进行过土地治理项目的乡镇，也广泛存在村民自主型农业种植结构调整行为。可以说，土地治理项目是发展周至县域农业经济的重要工具，项目实施大大提升了农业生产结构的合理性。图3显示了1996~2010年周至县粮食种植面积、猕猴桃种植面积和蔬菜种植面积所占比例变化。

2.对农民生活水平的影响。从有无项目分析可知，土地治理项目大规模地提高了周至县的农业生产能力，使全县1/2的乡镇、2/3耕地的粮食生产由原来“拖后腿”变为现在的“生力军”。同时，土地治理项目的实施不仅带动了全县粮食单产不断攀升，还使周至县非粮农作物产量在逐年提高，其中猕猴桃和蔬菜收入已成为农民收入来源的重要构成部分。2005年以来，周至县农民人均纯收入以较快的速度增长（见表3）。为了分析土地治理项目导致的农业结构调整对周至县农民生活水平的影响，这里选用1996～2010年全县的粮食产量（L）、猕猴桃产量（M）和蔬菜产量（S）作为因变量，周至县农民人均纯收入（Y）作为自变量应用统计分析软件eviews6.0进行回归分析（数据见表3）。通过ADF检验可以得出，数据序列Y、M、S、L均为二阶单整数据。进一步用E-G两步法检验得出，它们之间存在显著的协整关系。直接用LS法进行回归分析：Y=642.7321+0.014246M+0.006426S-0.000590L(0.824843)(9.360216)(2.693408)(-0.201625)R2=0.976069F=149.5498回归结果显示，粮食产出对农民人均纯收入已经没有显著影响，甚至是负影响。而猕猴桃和蔬菜对农民人均纯收入有显著正影响。因此这里剔除粮食产量（L）因素，重新进行回归分析：Y=487.5027+0.014216M+0.006397S(4.228358)(9.785150)(2.800390)R2=0.975980F=243.7948再次回归得到了良好的拟合结果。方程的调整R2为0.9720，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蔬菜年产量（S）和猕猴桃年产量（M）对周至县农民人均纯收入（Y）影响显著，表明土地治理项目带来的农业种植结构大调整是周至县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的源泉。此时，非项目区的农户的农民人均纯收入近为487.50元。

3.对农业现代化的影响。这里，从化肥折纯量、农用塑料薄膜、农用柴油、农药使用量、农业机械总动力、机耕面积和农村用电量等若干指标来考察周至县实施土地治理项目以来全县农业现代化变化情况（见表4）。可以看出，周至县的化肥折纯量指标有逐年上升的趋势，与农户生产投入逐渐增加有关；农用塑料薄膜使用量波动较大，无规律可循；农药使用量从1996年开始大幅下降，两年后趋于稳定，一直徘徊在15万公斤上下；农用柴油在经历了大幅减少之后，出现小幅微增，这是由于全县农村供电基础设施完善以后，居民照明柴油使用减少，与农村用电量的变化趋势相吻合；农业机械总动力指标有较大增长，但机耕面积却变化不大，并不断出现波动，表明土地治理项目对周至县的农业机械化水平并未产生很大的影响。有效灌溉面积先是逐渐提高，在2001年达到39.08千公顷后，转而逐渐减少到低于1996年年初的水平，并趋于稳定，表明项目确实对周至县的农田水利产生了积极影响，但可能部分地区项目设施年老失修，削弱了这一积极影响。总之，从这些指标可以看出，土地治理项目对周至县农业现代化的推动作用有限，并不能作为推动县域农业现代化的惟一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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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资源环境治理；制度供给

中图分类号：F124.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61(2007)05-0123-04

2006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中指出：坚持实施推进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这标志着我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总体战略布局全面形成。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马凯着重强调说，主体功能区的提出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一个新思路。而按《纲要》所提出的主体功能区的划分依据，限制和禁止开发区主要分布在西部地区。西部大开发战略中居于根本与首要地位的是生态环境建设，西部地区生态环境脆弱，国家把生态环境重建定位于西部地区未来长期发展的重要目标，自此西部地区肩负起环境重建与经济建设的双重任务。本文从分析西部地区的经济、社会、环境资源可持续发展入手，提出西部地区生态环境资源保护与恢复的一些制度选择。

1.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政策启示

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可概括为：一种是“此消彼长”关系，指如果选择了环境保护，就必须以牺牲经济增长为代价，如果追求经济增长，则必须接受环境退化的后果。另一种是“相互促进”的和谐关系，指的是经济发展水平提高了，对资源的利用效率随之提高，对环境改善的投入可能增大，从而可以提高环境资源总存量的水平，相反，如果经济发展水平低，很可能过度滥用资源，使其存量减少，环境承载力下降，导致一种逆向恶性循环。

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之间的两种关系是否存在着某种联系或转换关系，从发达国家工业化的发展过程来看，大多数都走过了“先污染、后治理”的弯路，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库兹涅茨（Kuznets）“倒U型”曲线的特征（见图1）。

注：A不考虑环境破坏的“倒U型”曲线，环境退化很可能超出生态不可逆阀值。

B部分考虑环境成本的“倒U型”曲线，通过制定环境标准、去除有害的环境补贴等政策手段，使曲线变得平缓，环境恶化的峰值降低。

C大部分消除环境成本的“倒U型”曲线，通过明确产权、成本内部化，及去除有害的环境补贴，使曲线峰值进一步降低，经济发展对环境的破坏水平降到较低限度，有效地防止了经济起飞过程中对环境的不可逆破坏。

1991年，Grossman和Krueger将原先用于描述收入不均等程度与发展阶段关系的库兹涅茨曲线应用于环境问题，提出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设（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EKC）。EKC理论指出，环境问题与经济发展存在倒U字型的关系。即，在经济体的发展过程中，某一个环境恶化的阶段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发展的早期，经济的增长不可避免地导致环境的破坏。（听起来像是经济发展的原罪）而当人均收入达到某一水平后，经济的增长则同时抚平原先对环境的破坏，即经济体开始向增长与环保和谐一致的方向发展。这一点从现状的横向比较也可以得到直观认识，即已发展国家要比发展中国家更注重环境问题。而在历史上，这些已发展国家在发展早期也经历了环境恶化的阶段。结合这样的“成功”历史经验，EKC似乎暗示着“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模式是合理的。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有着特殊的政策含义：沿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发展轨迹，尤其在工业化起飞阶段，不可避免地出现一定程度的环境恶化，但随着发展进程，在人均收入达到一定水平之后，经济增长便从环境的敌人转变为环境的朋友。但并不能由此得出结论：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环境恶化是与其经济发展阶段相联系的一个暂时现象，因此没有必要改善环境，而应快速实现经济增长以超过与环境不利的发展阶段，抵达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中有利于环境的较高的发展阶段。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在现实中存在，而且始终伴随着经济增长的过程，但如何使该曲线的时间跨度和峰值减小并保持在生态不可逆阀值之下，是每个国家面临的挑战。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保持着世界上最快的经济发展速度，但沿袭着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只有世界的4%，而耗用的钢铁、煤炭、水泥却分别占世界总消费量的30%、31%和40%。中国在人均GDP400～1 000美元的条件下，出现了发达国家3 000～10 000美元期间出现的严重环境污染。中国西部地区目前正处于工业化起飞阶段，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增长，以工业污染为主的污染物排放量逐年增长，环境治理费用虽有所增加，但远不能满足要求，环境承载力呈下降趋势。其实，环境污染并不是这两年才严重起来的，而是恶化到了某种阀值的位置。这究竟是意味着更严重的生态危机正在路上？还是表明EKC的转折点已经或即将到来？

2.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博弈分析

为解决环境治理与重建中，地方经济与社会收益不对等以及产出供给力不足的问题，有必要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三方利益入手，讨论三者之间在市场经济大环境中的利益冲突与协调。

企业。追求市场利润的最大化是企业首选的目标，为此，其必然关注私人成本，必然在市场均衡点（私人成本最小从而利润最大点，见图2）上安排生产。在未达到MPC=MR之前，企业尽可能多地生产（见图3），但当达到利润最大点时，以价格P2提供了Q2的产品，由此必然发生污染的负外部性，即图2中的污染成本。

中央政府。福利经济学认为，政府是一个仁慈的社会计划者，力图使市场产生的总剩余（消费者的评价减去生产产品的成本）最大化，当然成本包括污染的外部成本。中央政府会选择需求曲线与社会成本曲线相交时的生产水平进行管理（见图2），即追求最适量（最适量

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一样，追求的最终目的是实现经济、社会、生态的全面、可持续发展。但是地方政府的决策往往多倾向于眼前、局部利益，对于中央政府的决策，只愿选择那些有利于地方经济发展的政策，并且对那些没有“短期”盈利效应的政策，也不会积极参与执行。另外，企业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可能采用一些不正当手段使地方政府对其污染不闻不问。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博弈（见图4）。为简化讨论，设定只有两个经济部门，即生态环境重建与其他产业），对于西部地区的政府而言，生态环境重建的利润率水平为R1（R1可能>0，=0或

从图4的收益分布中，如果中央政府不鼓励环境建设，地方政府不会选择进入，这时至少可以获得R2的利润率水平；如果中央政府从整体利益出发鼓励进行环境建设，在缺乏资金和短期利益的驱使下，地方政府会选择“不作为”，尽管Rz’Rs，地方政府至少得到了正的收益水平。理性的中央政府会选择鼓励环境建设，并且对西北地方政府给予一定的利益补偿和利益分享，以提高西北地区政府的利润率水平Rs’，使得Rs’≥Rs，就可以实现策略（作为，鼓励）。

地方政府和污染企业之间的博弈（见图5）。

在图5的博弈矩阵中，地方政府若监管，都要从财政收入I中支付一定的监管费用b；若不监管，则避免监管费用b，还有可能获得隐形收入e，可能承担违反中央政策的成本d。对于污染企业，若治理需要承担治理费用a，则企业的利润为p-a（p为原利润）；若不治理，或支付罚款c，或向地方政府行贿e。由于现阶段地方政府违反中央政策的成本远远小于不监管时的收益，因此地方政府往往对污染企业不监管甚至不作为。同时，从我国现状来看，环境法规设定的罚款c远小于企业的治理费用a，致使有些污染企业宁愿接受罚款也不采取措施防止污染。

我国西部地区在20世纪50~60年代，由于国家推行区域均衡发展模式，西部地区的工业建设主要依托资源优势，围绕原材料、能源开发和初级加工为主的格局展开，产业主要集中在煤炭、石油、电力、有色金属四大行业。同时，国家实行计划经济体制，西部地区不得不以很低的价格出售原材料以及一些初级产品，而以较高价格购买工业制成品，不合理的交换使得西部地区承受了损失。另一方面，由于对环境治理重视不足，国家对于西部地区的环境投入不足，使得西部地区的生态环境遭受了严重破坏。这两方面综合作用，使得西部地区的资源成本、环境成本远远高于当时所获得的收益，造成了现在产业结构调整难度大，人均收入水平低的局面。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西部地区的生态建设逐渐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从可持续发展来考虑，西部地区的生态建设仍任重而道远。

3.西部地区生态重建的制度供给

科斯定理认为，如果私人各方可以无成本地就资源配置进行协商，那么，他们就可以自己解决外部性问题。科斯定理说明，私人经济主体可以解决他们之间的外部性问题。无论最初的权利如何分配，有关各方总可以达成一种协议，在这种协议中每个人的状况都可以变好，而且，结果是有效率的。尽管科斯定理的逻辑很吸引人，但私人主体本身往往不能解决外部性所引起的问题。只有利益各方在达成和实施协议中没有麻烦时科斯定理才适用。但是有时利益各方并不能解决外部性问题，这是因为各方在协议及遵守协议中往往会发生交易成本，而协商各方都不愿意承担这一部分费用。

国家在《纲要》中提出：根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现有开发密度和发展潜力，统筹考虑未来我国人口分布、经济布局、国土利用和城镇化格局，将国土空间划分为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四类主体功能区，按照主体功能定位调整完善区域政策和绩效评价，规范空间开发秩序，形成合理的开发结构。优化开发区域主要指“国土开发密度已经比较高，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开始减弱的区域”；重点开发区域主要指“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较强、经济和人口聚积条件较好的区域”；限制开发区域主要指“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较弱、大规模集聚经济和人口条件不够好并关系全国或较大区域范围生态安全的区域”；禁止开发区域主要指“依法设立的各类自然保护区域”。依据这些基本的划分依据，四类主体功能区中，以限制和禁止开发区为主的县级行政区829个，主要分布在中西部地区，总面积约631.7×104 km2，占国土面积的65.9%，其中限制开发区面积约49.6%。另外，西部地区还有一少部分地区属于优化和重点开发区。

在限制开发区生态环境资源保护方面，政府应该发挥主导作用，如制定相应的生态补偿政策、财政转移支付政策、生态移民政策、特色产业扶持政策等，并加强对限制开发区域生态恢复的监督管理。未来的发展要坚持保护优先、适度开发、点状发展，因地制宜发展资源环境可承载的特色产业，加强生态恢复和环境保护，引导超载人口逐步有序转移，逐步成为全国或区域性的重要生态功能区。对于禁止开发区的生态环境保护，要依据法律法规规定和相关规划实行强制性保护，控制人为因素对自然生态的干扰，严禁不符合主题功能定位的开发活动。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西部地区生态环境资源的治理，主要应该从经济制度方面来实施，具体地，应设立以下制度：

（1）征收环境费制度。环境费是指根据环境资源有偿使用的原则，由国家这一所有者授权的代表机构向开发利用环境资源的单位或个人依照其开发、利用量以及供求关系所收的相当于其全部或部分价值的货币补偿。它总体上分为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资源补偿费以及向环境中排放污染物，利用环境纳污能力的排污能力两种。资源补偿费对于中小型企业由于量大面广，只是对一些国有大中型企业征收，一方面造成了市场竞争的不平等，另一方面其征收范围狭窄，资源价格太低。排污费是根据“污染者付费”原则，使环境问题外部不经济内部化的一种制度安排，其主要缺陷是超标收费，排污者不超标就可以无偿地使用环境纳污能力资源，造成竞争中的不平等。因此，一方面要变现有超标排污收费制度为达标排污收费、超标排污征收附加费并予以处罚制度，另一方面要由“浓度控制”向“总量控制”过渡，在公平合理的强制性收费的同时，对一些排污严重者处以罚款、停产或强行关闭。

（2）环境税收制度。环境税（“庇古”税）是国家为了保护资源与环境而凭借其权力对一切开发、利用环境资源的单位和个人，按其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程度和污染、破坏环境资源的程度征收的一种税种。“庇古”税可以以较低的社会成本减少污染，它规定了污染权的价格。正如市场把物品分配给那些对物品评价最高的买者一样，“庇古”税把污染权分配给那些减少污染成本最低的企业。有必要指出，“庇古”税与大多数税种不同，大多数税种扭曲了激励，并使资源配置背离社会最优，经济福利的减少――即消费者和生产者剩余的减少――大于政府收入增加的量，引起了无谓损失。与此相比，当存在外部性问题时，社会也关注那些受到影响的旁观者的福利。“庇古”税是存在外部性时的正确激励，从而使资源配置接近于社会最优。因此“庇古”税增加了政府的收入，也提高了经济福利，。在许多发达国家和地区，环境税早已广泛运用并受益匪浅，西北地区应该尽快地推行与实施。当然污染税也存在操作难点。要确定最优的税收额度是困难的。理论上，污染税的最优单位税额，应处在使产生污染的经济活动的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的均衡点上，但由于污染税的价格并不是由市场形成的，而是政府制定的，受到有限信息的制约，实践中难以找到该均衡点。

（3）排污许可证交易制度。排污权交易制度是将环境资源商品化的一种制度安排，它是指通过建立合法的污染物排放权利，并允许这种权利像商品一样买卖来进行排污控制。这种制度实际上创造了一种新的稀缺资源――污染许可证。交易这种许可证的市场将由供求因素支配，看不见的手将保证这种新市场有效地配置排污权。只有以高成本才能减少污染的企业将愿意为污染许可证支付最高的价格，那些以低成本可以减少污染的企业也愿意出卖它们所拥有的许可证。允许污染许可证市场的优点是，从经济效益的观点看，污染许可证在企业之间的内部配置是无关紧要的。即只要存在一个污染权的自由市场，无论最初的配置如何，最后的配置将是有效率的。可交易污染许可证的优点是，不管每个企业的污染排放率如何，总的排放量可以保持在目标水平上。它的实际操作难度要小于“庇古”税。当然，对于确定总排放量的具体数额，企业、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的目标也是不一致的，由此，最优额度的确定也不是一件简单容易的事情。

在实践中，要综合运用经济、法律、行政等手段。要制定严格的法律法规来保护西部地区的生态环境；加快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形成与主体功能相适应的产业结构；加强西部地区的投资环境建设，引进区域外资金，加快区域的生态建设；在衡量主题功能区域发展水平时，要运用多元化指标，除了传统的经济指标外，还应该补充生态指标和社会指标，进而有利于制定更有效的政策和措施，促进区域的全面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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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曾云(1981-)，甘肃武威人，西北师范大学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篇9

今后五年，是江干区迈入现代化中心区的重要历史阶段。为深入贯彻落实省委“建设物质富裕精神富有的现代化浙江”总目标和市委“打造东方品质之城，建设幸福和谐杭州”的决策部署，江干区将以全域城市化、城市国际化为主抓手，扎实推进经济现代化、社会现代化、治理现代化、文化现代化和生态现代化，全面建设“城市新门户、都市新中心、浙商新高地、金融新蓝海”，全力打造“国内一流的现代化中心区”，努力成为全省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和示范区。

推进经济现代化，全面提升区域综合实力。现代经济是打造“国内一流的现代化中心区”的核心基础。今后五年，江干区将构建以总部企业高度集聚、现代商贸业和金融业高度繁荣、高端制造业高度发达、城市经济功能完善为主要特征的现代经济。力争到2016年，财政总收入和地方财政收入翻一番，全区地区生产总值突破600亿元，综合发展水平进入全国15个副省级城市43个中心城区前列。一是全力打造总部中心。实施总部发展战略，深入推进“浙商回归工程”，全面落实浙商总部中心发展战略规划及浙商创业创新扶持政策，推进浙商总部金融服务中心、文化发展中心、管理决策中心、销售运营中心和技术研发中心建设，大力发展会计、法律、咨询、会展、广告、人力资源等中介服务业，提升、完善服务功能。争取到2016年，引进企业总部60家以上，其中浙商总部50家以上，成为全省的“浙商新高地”。二是大力建设产业集聚区。实施科技经济园拓园工程，着力打造高端制造园、研发创意园和总部经济园；积极推进杭州（九乔）国际商贸城、“北游”皋亭山景区等项目开发建设，为经济转型发展提供广阔平台；加快钱江新城金融服务集聚区、三里亭1737建筑设计聚落等产业集聚区建设，争取到2016年，创建省市级现代服务业集聚区6个以上。大力实施特色楼宇培育三年行动计划，到2016年，实现楼宇税收总额占财政收入比重达到45%。三是大力发展金融产业。依托钱江新城金融核心区的功能定位，加快发展现代金融产业，积极引进省级金融市场投资平台、省股权托管交易中心和金融资产交易所，积极培育产权交易市场，努力打造服务民营经济的区域性金融中心，成为全省乃至长三角“金融新蓝海”。到2016年，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20%。四是重点扶持服务业发展。坚持服务业优先发展战略，强化服务业品牌建设，加快培育一批有影响力的江干服务品牌；把招商引资和招商引智相结合，注重培养和吸收现代服务业高端人才。到2016年，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73%以上，基本形成以现代服务业为主导的现代产业体系。

推进社会现代化，全面提升城市综合功能。现代社会是打造“国内一流的现代化中心区”的重要目标。今后五年，要通过实施“全域城市化、区域一体化”战略，实现城市功能更加完善，城市管理更加科学，区域发展更加协调，人民生活更加殷实，社会保障更加完备。到2016年，城市建设区比例达到70%以上，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10%以上。一是大力推进重点区块开发。全力支持钱江新城、城东新城、丁桥新城、运河综保、地铁等省市重大项目建设，同步推进功能型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充分发挥区级自转力，创新项目运作机制，积极拓展融资平台，制定并实施杭州（九乔）国际商贸城、“北游”皋亭山景区、艮北新区、普福区块、运河区块、科技园区拓展区块等项目开发建设三年行动计划，加快区本级项目建设，提升商业商务休闲功能。二是大力推进征迁安置工作。积极实施重点区块拆迁和扫尾工作，到2016年，完成拆迁面积640万平方米以上。完善工作体系，加快项目建设，全面提升农居品质，妥善安置被征迁群众，到2016年，累计完成新开工安置房300万方、竣工350万方，回迁安置12000户。三是大力推进道路基础设施建设。全力配合城市快速路建设，推进秋石快速路三期、东湖快速路、德胜东路东延高架、艮山快速路“两纵两横”快速路网成型，积极推动沪杭高速抬升工程，加快120公里主次干道城市支路建设，加快同协路、丁桥东路、沿江大道等道路建成通车；着力解决断头路问题，提升道路联网贯通能力。加快建设大型立体停车设施，到2015年建成停车位7500个以上；加快慢行交通设施建设，力争到2016年每平方公里道路密度达到1.96；结合地铁二号线建设，高标准实施庆春广场地下空间改造工程。四是大力推进城市管理体制机制创新。以城市管理机构改革为契机，巩固管理重心下移成果，全面落实属地责任，加快城市管理资源整合，扩大“数字城管”覆盖面，充实网格化管理内涵，不断拓展城市管理领域，提高现代化、精细化管理水平。深化分类管理理念，加强洁化序化和防违控违拆违等工作力度。充分调动社会各界和群众参与城市管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进一步打造整洁、有序、优美的城区环境。

推进治理现代化，全面提升管理服务水平。现代治理是打造“国内一流的现代化中心区”的有力保障。今后五年，将建立起政府主导、社会和市场共同参与的现代多元治理新格局。到2016年，全区法治建设水平保持全市主城区前列，党风政风满意率达90%以上。一是全面推进依法行政。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进一步推进行政审批职能整合工作，面向社会的行政审批事项100%纳入区行政服务中心受理、办理。创新公共资源交易管理机制，建立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全面推广政府投资项目实时监督管理系统。进一步健全三级政务服务体系，到2016年，行政（便民）服务体系覆盖率达100%。二是探索治理主体多元化。统筹政府、社会组织和市场在社会管理中的分工和角色，继续推进市政服务主体的多元化试点，引导和鼓励企业与社区组织参与到市政服务及社区服务。放宽基本公共服务领域投资准入限制，探索公共服务项目经营权转让机制，采取BOT、公私合营等方式向社会资本转让全部或部分经营权，提升服务的专业化水平。三是创新社区管理服务机制。深入开展社区组织参与社会管理试点，建立有效的问责机制，切实提升社区居民自治水平，到2016年，90%社区建立“五位一体”的服务体系。切实加强社工队伍建设，全面推广“责任社工”管理服务体系，到2016年，第三方测评的群众满意率达到90%。四是深化矛盾防范化解体系。坚持依法治区，深化“网组片”建设，完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三位一体”的大调解格局。到2016年，实现矛盾纠纷人民调解率和调解成功率分别达到98%和95%；劳动关系和谐指数全市排名前三。五是深化“平安江干”创建成果。加强公共安全、应急管理体系建设，积极开展“六五”普法教育、平安和谐家园等创建活动，健全外来人员服务管理，大力营造安定有序的社会环境。

篇10

关键词 区域环境管理；空间格局；DSR模型；山东省

中图分类号 F1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0-2537（2014）01-0006-05

区域环境管理是解决当前区域环境问题、协调区域整体利益和维护区域生态安全的关键所在[1].长期以来，我国在快速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过程中造成了严重的生态环境破坏和跨界生态环境问题利益纠纷[23]，这对区域生态安全造成了严重威胁.随着美国建立控制区域空气污染的政府实体机构――南海岸区域空气质量管理区与美国著名生态经济学家莱斯特・R・布朗提出将生态环境安全提升到国家战略[4]，区域环境管理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极大关注.国外学者较早注意到区域环境管理在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关系范畴中的协调作用，强调多元力量、多种手段对区域环境管理的支撑作用，包括市场、经济、制度、NGO等方面以及以环境保护为目的制定的各种环境政策和环境决策行为，其研究多侧重于区域环境管理的实践，以及与企业和产业的关联性[57].国内研究大多关注区域环境管理模式及体制的构建、完善和创新以及区域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之间的协调性，强调对信息不对称、跨区域污染治理等问题的解析以及对区域环境管理的绩效进行动态评价[811].总结国内外研究可以发现，区域环境管理的研究视角主要集中在3方面：一是不同尺度类型的区域环境管理研究，涉及国家、城市、流域等不同尺度[1214]；二是在对区域环境管理研究的同时兼顾大气环境管理、噪声环境管理、水环境管理等部门环境管理研究；三是研究技术的多样性，包括RS、GIS在内的空间统计分析集成技术等[15].当前对区域环境管理的水平测度及空间格局的研究较少.山东省作为资源和能源消耗大省，正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快速发展时期，环境保护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薄弱环节，研究山东省区域环境管理具有较好的代表性.本文运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借鉴DSR（驱动力―状态―响应）模型，对山东省的区域环境管理水平进行测度并探讨其空间格局特征.

1区域环境管理水平测度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1.1评价指标的选取

区域环境管理涉及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系统，根据整体性、区域性、系统性、科学性等原则，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对相关指标进行选取，确定山东省环境管理水平测度指标体系，见表1，指标体系准则层分为环境驱动力、环境状态和环境响应3类，共26项指标.

1.2研究方法

本文运用熵权TOPSIS法对指标进行权重计算.熵值法是一种比较客观的权重赋值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类似德尔菲法和层次分析法等主观赋权法带来的主观因素的偏差，TOPSIS是通过测度优先方案中的最优方案和最劣方案来获得最优的方案，两者组合使用将使结果更加精确、合理[1617].主要有以下步骤：

（2）依据标准值，对判断矩阵进行归一化处理，得到归一化矩阵B.

（9）根据表1中选取的各项指标，计算区域环境管理水平评价指数：

1.3数据来源

本文所用数据中，经济社会发展类数据主要来自于2012年《中国统计年鉴》、2012年《山东省统计年鉴》、2012年山东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公报等资料，生态环境类数据主要来自于2011年《山东省环境公报》等资料.

2结果与分析

基于上述研究方法，运用熵值法分别确定山东省17地市的26项指标的权重，见表1.用TOPSIS法确定山东省17地市的环境驱动力指数、环境状态指数、环境响应指数，然后根据公式（1），计算出区域环境管理水平评价指数（表2）.最后，统筹考虑各地市的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状况，采用聚类和定性结合方法将环境驱动力指数、环境状态指数、环境响应指数与区域环境管理指数分别划分为4类进行综合分析.

2.1环境驱动力空间分异格局分析

环境驱动力指标代表区域存在的不可持续的人类社会活动，数值越大，表明区域内不可持续的人类活动对区域的整体发展压力越大，反之，则说明区域处于较持续的良好发展状态.区域四分法呈现出济南市、淄博市、潍坊市、青岛市等胶济线贯穿城市以及枣庄市环境驱动力指数明显高于其他地区，其中环境驱动力指数水平最高的是济南市（0.117），最低的是菏泽市（0.036），二者相差3.25倍，见表2；鲁北地区、烟威沿海地区高于鲁南地区，见图1.其重要原因在于：胶济铁路贯穿的4市处于高速城市化、工业化过程中，历来是山东省工业和重工业基地，工业污水、COD、SO2年排放总量均占全省的30%左右，人均生活污水年排放量也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因此，胶济铁路沿线城市须加大对第二产业的技术更新、升级和优化，力争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方式以及消费模式.鲁北地区如东营、滨州以及鲁南地区的枣庄市，大多以油气产业与煤炭产业为主，兼之地区的生态环境基础脆弱，而烟威沿海地区以制造业为主，同时承接了国外有一定污染的产业转移，致使这两地区环境驱动力指数高于其他地区.鲁北和枣庄应加强高精尖制造业的投资和发展，侧重基础设施建设和旅游资源的开发与优化，大力发展无烟产业.

2.2环境状态空间分异格局分析

环境状态指标表征区域在特定时段内的环境状态，其数值越大，表明区域的生态环境状态越优越，反之，说明此处的生态环境需要及时的治理和维护.区域空间分异格局表现出济南、淄博、青岛、东营以及枣庄的生态状态明显处于劣势，环境状态指标最高的城市是日照市（0.021），水平最低的是济南市（0.004），两者相差5.38倍，区域差异明显，见表2；而鲁西北、鲁南地区和烟台、威海的环境状态明显好得多，见图2.环境驱动力和环境状态区域空间分异格局存在明显的一致性.胶济铁路沿线城市高速城市化、工业化和重工业的发展严重影响了城市的生态环境，造成了比较紧张的人地关系矛盾，环境状态的改善任重而道远.

2.3环境响应空间分异格局分析

环境响应指标是指区域的环境管理主体为了阻止人类生活、生产活动对生态环境产生不利影响而采取措施并处理因生态环境污染而产生的利益纠纷的能力，其指标数值越大，说明区域采取的政策措施的强度越大，反之则不然.区域环境响应空间分异格局表现为济南、淄博、潍坊和青岛等胶济铁路沿线城市环境响应指数最大，烟威沿海城市的区域环境管理政策措施的实施力度也较大，区域环境政策措施实施强度最大的是淄博市（0.271），最弱的是菏泽市（0.128），两者相差2.12倍，见表2及图3.近年来，济南市“美丽泉城”、淄博市“碧水蓝天”、潍坊市“十件惠民环保实事”和青岛市“生态村”等行动相继开展，力求改善高污染、高排放状况；烟威沿海城市开展和推进了沿海防护林建设和海岸带综合治理工程以及生态园区和生态海岛建设，专注打造全国重要的生态文明示范区、海滨旅游城市和人类宜居城市的标签，大力发展以高端技术产业、高端服务业和海洋生物产业等为主的蓝色经济产业.

2.4区域环境管理水平空间分异格局分析

区域环境管理水平是综合性指标，主要是指区域环境管理主体采取各类政策和措施，调控区域内存在的不可持续的人类活动和经济活动，使区域生态环境达到某种状态的能力.区域环境管理水平最高的是淄博市（0.168），最低的是东营市（0108），两者相差1.56倍，见表2.区域环境管理水平空间分异格局表现为：淄博、莱芜、潍坊和青岛处于最高水平，日照、济南、德州、威海次之，滨州、济宁、烟台、临沂的区域环境管理水平一般，聊城、泰安、东营、菏泽和枣庄等地最低，见图4.统筹考虑和对照环境驱动力、环境状态和环境响应的空间分异格局，发现区域环境管理水平空间分异格局与前三者存在显著关联性，山东省区域环境管理水平空间分异格局可以概括为：胶济铁路沿线传统的工业和重工业城市区域环境管理水平最高，威海和日照为代表的沿海城市区域环境管理水平较高，鲁南地区的区域环境管理水平有待提高.

3结论

山东省较早开始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近年来又进一步实施“生态省”战略和主体功能区区划政策，但面临着比其他地区更为严峻的可持续发展压力.根据区域环境管理水平空间分异格局特点，山东省未来应注重以下几个方面：（1）济南、淄博、潍坊、青岛、烟台、威海和枣庄应对区域环境状态作出进一步响应，逐步改善地区的生态环境状态；（2）鲁南等区域环境管理水平亟待提高的区域，应当及时改变经济增长方式，加快产业转型，按照主体功能区区划要求和“生态山东”建设要求，在跨区域环境污染纠纷协调等方面与其他高水平地区实施跨行政区域环境管理的交流及合作，实现山东省区域环境管理水平的整体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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