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治理方面存在的问题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社区治理方面存在的问题，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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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城市社区；社区治理；公民参与

社区治理的本质是确保公民在社区建设中的主体地位，公民参与社区治理，能够使公共政策更加科学和民主，并且能够监督社区各种行为与活动，从而防止社区公共权力的滥用。同时，通过多元社区治理主体之间的民主协商来实施社区公共事务管理，能够更好地协调各方的利益，从而促进社区生活的和谐稳定。

花溪区A社区（以下简称“A社区”）是2012年贵阳市推行城市基层管理体制改革之后，花溪区成立的两个城市社区之一，社区服务中心相比于以前的办事处，能更好地服务于社区内的城市居民，为居民的生活带来了各种便利。社区治理是治理理论在社区建设中的实际运用，公民在社区治理中应该是积极的“参与者”和“治理者”，而不是被动的“接受者”，而A社区治理中的公民参与情况并不容乐观。花溪区A社区的公民参与情况在贵阳市城市社区中极具代表性，因此，探究A社区治理中公民参与存在的问题，剖析其原因所在，以提出解决相关问题的对策建议具有重要意义。

一、社区治理中公民参与的现状

1.社区治理中公民参与取得的成效

A社区服务中心根据自身规模、管理体制以及社区建设的实际情况，创造性地提出了具有自身特色的社区建设思路，把公民参与作为城市社区建设的重要内容，取得了良好的成效。

（1） 社区参与投入机制逐步完善。公民参与社区治理离不开物质支持和硬件设施。A社区是由政府财政全额拨款的正科级事业单位，社区建设的资金预算每年由财政局、民政局、组织部共同编制，并且每年年底对使用的情况进行专项监督，这使得公民参与社区治理有了一定的物质基础，保障了社区项目的顺利推进。

（2）公民参与内容不断丰富。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进步，现代城市社区的居民需求日益增加，社区服务中心在社区文艺活动、社区救助等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比如，在社区文艺活动方面，创立了“社区出钱物，物管出场地，居民出节目”的运行模式，保障了活动的顺利开展；在社区救助方面，如果社区服务中心有非专业性的岗位空置，社区低保户则优先录用，等等。社区成员通过社区服务的参与形成了社区的社会救助制度。

（3）公民参与形式日益多样化。随着社区建设的发展和进步，社区原有的公民参与形式已难以适应社区治理的需要。A社区服务中心创立了信息化值班快车、居民议事会快车和网络社工快车为主体的“三大快车”特色服务项目，其中居民议事会快车以电话、网络等工具为载体，通过在社区网站中设置“公民参与”专栏等方式，创新了公民参与社区治理的形式。

2.社区治理中公民参与存在的问题

A社区公民参与社区治理的广度和深度都还不够，基本上属于较低层次的参与，这与社区建设的客观需要不相适应，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公民参与社区治理的意愿不强，参与率低。社区公民自愿参与社区活动或事务的程度，是社区开明程度、健全水平和活力效度的综合反映。目前，社区治理中的公民参与是一种社区服务中心动员、社区公民执行的状况，公民参与率总体偏低。

（2）公民参与社区治理的内容有限，以非政治性参与为主。除选举外，A社区公民参与社区治理的内容基本局限在非政治性事务上，所谓非政治性参与是指公民参与的社区事务多与政治不沾边或关系不大，如参与居委会组织的文体健身活动、环境整治活动、治安巡逻活动，等等。社区内的普通公民在日常生活中很少有机会能参与到社区的政治性事务中去。

（3）社区治理中参与主体单一，社区精英主导社区重大事务。对于一般的社区事务，参与主体主要是退休老人。而社区内的重大事务，参与主体则主要是社区内的“精英分子”，即社区内各单位代表、社区居委会主任、社区内的人大代表、区领导及少量的居民积极分子，这样既不能充分提高社区治理决策的科学民主性，也不能对社区公共权力的运作进行有效监督。

二、社区治理中公民参与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社区治理中公民参与的意愿不强、参与内容有限、参与主体单一等问题，受诸多因素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受传统思想观念和现代生活节奏的影响

一方面，在传统观念的束缚下，人们己经习惯了接受政府的大包大揽，对于社区治理的观念还没有完全转变，社区公民的意识薄弱，认为社区治理是政府的事情，只需要政府来管理就好，因此，不会积极参与到社区会议和社区监督等社区治理活动中去。

另一方面，由于现代社会生活节奏日益加快，学习、工作、娱乐活动等占据了人们的大部分时间，社区的很多公民就没有时间来参与社区治理，这导致了公民对社区的作用和功能认可度不大，尤其是占社区常住人口中的流动人口，更是缺乏社区意识，社区公民对社区的认同度较低。在传统观念和现代生活快节奏的影响下，公民的公民意识和社区意识薄弱，参与社区治理的内在动力不足。

2.参与理性不足，普遍存在“搭便车”的心理

根据公共选择理论的观点，人是利益与理性的效用最大化者。在社区治理中，公民参与社区建设时会较多地考虑自身的利益，与自己利益有关的社区事务，参与热情就高，反之则低。总之参与的功利性较强而理性不足，而且多数人都有“搭便车”的心理。

3.社区治理行政化程度过高，公民参与权被边缘化

社区服务中心由政府直接领导，社区治理依然处于政府的控制之下，但政府并没有将公民作为参与社区治理的主体，而是将公民作为治理的对象，包揽了社区的大多数政治性事务，因此，政府依然作为一个管理者的角色而存在，以行政的方式对社区进行着管理。但社区公民仅仅作为一个旁听者与传答者的角色参与，较少拥有发言权，而发言权大多被掌控在政府和社区“精英分子”手里，因此，公民参与社区治理的权利被边缘化了。

4.社区治理活动的宣传方式滞后， 宣传效果不佳

社区服务中心对社区治理活动的宣传上 ，对普通的老百姓大多数是以社区的告示板、社区网站的形式通知。但是大部分社区公民对告示板和社区网站上的内容关注度并不是太高，往往在规定的时间内忽视告示板和社区网站上通知的事项。此外，对于新创立的信息化参与方式，很多社区公民并不了解，这就使得社区现有的参与方式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

三、增强社区治理中公民参与的对策建议

通过对A社区公民参与社区治理存在问题及其原因的剖析，针对存在的相关问题，要通过以下方面加以解决：

1.培育公民意识和社区意识，增强公民的参与理性

社区公民有了较强的公民意识和社区意识，能自觉地将这种意识变成行动，提高自身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从而增强公民的参与理性。关于这两种意识的培育，首先，社区服务中心应该通过标语、宣传栏、培训会等形式，向社区公民宣传公民意识和社区意识，并且要大力宣传有关社区建设的相关情况，加强公民对公民意识和对社区的认知和认同，唤起公民的参与热情，而社区公民则应配合社区，积极学习和参与，实现自身两种意识和参与素质的提高。其次，要不断提高公民的社区满意度。社区服务中心在处理社区事务时，尤其是对于与社区成员利益密切相关的事务，应同社区成员充分协商。最后，社区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要注意日常工作的细节，热情服务群众，以提高群众满意度，增强公民的社区归属感。

2.转变政府观念和职能，尊重公民的主体地位

政府服务社区并不是要包办所有的社区公共事务，更不是要指挥、干预社区的正常运作，而是要发挥自身优势，整合社区资源，促使社区健康、顺利地发展，要做到“少干预、多服务、下社区、办实事”。一方面，政府应树立正确的社区治理观念，破除政府机构中已经不符合时代要求的陈旧理念，要意识到行政机关本身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没有人民的授权就没有公共权力的存在。另一方面，政府要实现权力的下放，政府机构要从本职工作开始，做好其行政服务工作，充分尊重公民的合法权利，把职、责、权、利四方面统筹起来，让社区来行使本该由社会行使的职能，加强公民参与权的落实，实现管理方式从传统的“掌舵”向新型的“服务”的转变，积极推进公民参与社区治理的全过程。

3.完善公民参与保障机制，促进公民参与的法制化

第一，政府要把公民参与社区治理纳入相关的制度和法规，完善公民在参与的相关程序，使得公民在参与社区治理过程中能够得到相关政策的指导。第二，要完善社区公民参与的监督机制，社区政务要通过多种渠道及时向公民，便于公民监督的实施，要充分重视公民的建议和意见，并且政府要将公民参与社区治理的情况纳入社区绩效评估的一环，通过绩效评估的方式激励社区服务中心对公民参与的重视。

4.建立多元化的沟通渠道，创新公民参与平台

现今网络和通信技术发达，除了电话、社区网站中的“公众参与”专栏等沟通交流渠道，社区还应该善加利用信息化交流工具，可以通过建立社区QQ群、微信群、微信公众号等时下比较流行的网络沟通平台的方式，加强与社区公民的沟通交流。这些方式比电话、社区网站参与平台等形式更加便捷，在为公民提供了一个新的建言献策的平台的同时，能吸引更多的公民参与其中。在社区治理活动的宣传上，要注重社区治理活动宣传上的时效性，利用好社区告示板等传统的宣传方式，使公民能及时了解到社区治理活动的最新情况。

社区治理是实现“善治”最基础的途径，而公民参与是社区治理的本质要求，它有利于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降低社区治理成本，同时也能协调好各种利益关系，推动社区建设的协调发展。在今后的社区建设中，政府和社区服务中心要充分重视公民的主体地位，积极推动社区治理中公民参与形式和内容的创新，不断拓宽公民参与社区治理的广度和深度，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及居民自治的良性互动。

参考文献：

[1]唐忠新.社区治理 国家治理的基础性工程[J].决策与信息（中旬刊），201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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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加强我街安全生产工作，大力消除各类安全隐患，切实改善安全生产环境，深入落实*年安全生产“隐患治理年”各项工作要求，坚决杜绝重特大恶性事故的发生，根据《省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开展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工作的通知》（闽政办发明电[*]25号）》的文件精神，结合本街道具体情况,特制定本方案：

一、工作目标

通过开展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进一步促进安全生产方针政策、法律法规以及“隐患治理年”各项工作部署的落实，促进各生产经营单位主体责任，建立健全隐患治理和危险源监控制度，加强事故预警，预防和应急救援工作，努力构建安全生产长效机制，实现我街安全生产形势的持续稳定好转。

二、整治内容

全面排查治理各生产经营单位极其工艺系统、基础设施、技术装备、作业环境、防控手段等方面存在的隐患，以及安全生产体制机制、制度建设、安全生产组织体系、责任落实、劳动纪律、现场管理、事故查处等方面存在的薄弱环节。具体包括：

1、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规章制度、规程标准的贯彻执行情况；

2、安全生产责任制建立及落实情况；

3、企业安全生产重要设施、装备和关键设备、装备的完好状况等经济政策的执行情况；

4、危险性较大的特种设备和危险物品的存储容器、运输工作的完好状况及检测检验情况；

5、对存在较大危险因素的生产经营场所以及重点环节、部位重大危险源普查、风险辩识、监控预警制度的建设及措施落实情况；

6、事故报告、处理及对有关责任人的责任追究情况；

7、安全基础工作及教育培训情况，特别是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和特种作业人员的持证上岗情况和生产一线职工（包括农民工）的教育培训情况，以及劳动组织、用工等情况；

8、应急预案制定、演练和应急救援物资、设备配备及维护情况；

9、新建、改建、扩建工程项目的安全执行情况；

10、企业周边或作业过程中存在的易由自然灾害引发事故灾害的危险点排查、防范和治理情况等。

通过对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进一步检查各级各有关部门落实安全监管责任，制定和执行有关政策措施，实施安全许可证制度，打击非法建设、生产和经营行为，落实事故查处及责任追究，建立长效机制等方面的情况。

三、组织领导

（一）成立茶园街道安全生产排查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具体组成人员如下：

*

四、职责分工：

1、街道安办负责全街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工作的综合协调、指导与监督；负责指导、监督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使用企业以及人员密集场所的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

2、街道综治办负责指导、监督烟花爆竹、民爆物品、道路交通等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

3、街道城管办负责指导、监督建筑施工企业、城市基础设施、液化气市场等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

4、街道经济办负责指导、监督辖区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

5、街道精神文明办负责指导、监督学校及学校周边、娱乐场所、旅游景点、宾馆、饭店安全隐患排查治理。

6、街道劳动保障事务所负责指导、以及防范职业病等方面的安全隐患排查治理。

上述各部门要加强对职责范围内易受台风、洪水、雷电、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影响的企业、单位和场所的指导与监督，制定工作方案，确定主要联系人。

五、实施步骤：

1、安排部署阶段（5月初）。各社区（经合社）、街直各部门要根据实施意见，制定具体工作方案，全面抓好落实。

2、企业自查自改阶段（5月份）。各类生产经营单位按照有关要求，结合实际制订具体方案，认真开展自查，全面治理事故隐患，能够短期内整改的，务必于5月20日前整改到位；暂时难以完成整改的，要列出计划，落实资金和责任，限期整改，要制订应急预案，必须加强监控监测，严防发生事故。

3、督促检查阶段（5至6月份）。各社区（经合社）、街直各部门要督促各自管辖范围内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工作的开展情况，督查主要内容包括：⑴上级文件贯彻落实情况以及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情况；⑵隐患治理工作落实情况、存在的问题和应急措施制订情况；⑶企业安全生产投入和隐患治理资金落实情况；⑷组织开展打击非法建设、生产和经营情况。各社区（经合社）、街直各部门要在5月25日前完成各自管辖范围内的企业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工作的督促检查，并在6月13日前将有关情况报街道安办。

街道办事处于6月初组织督查组，全面督促检查各单位、各行业开展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情况。

4、重大隐患整改跟踪督办阶段（7月初至9月底）。各社区（经合社）、街直各部门要加强对本辖区内重大隐患整改情况的跟踪督办，及时掌握重大隐患的整改销号情况，实行重大隐患登记、整改、销号的全过程管理，对一些危害程度大、整改时间较长，可能导致发生重特大安全事故的，或者因外部因素影响导致企业靠自身力量难以排除的以及其他性质严重可能造成重大社会影响的重大事故隐患，由街道挂牌督办，一抓到底，直至彻底根治销号。

5、“回头看”再检查阶段（10月至12月底）。深入推进隐患治理，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巩固隐患排查治理工作成果，确保取得实效。

六、工作要求

（一）高度重视，加强领导。各社区（经合社）、茶园派出所、火车站派出所、火车站工商所、街直各部门要以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把这次安全生产排查治理工作作为减少隐患、遏制事故的重要举措，作为当前安全生产的重要任务，切实抓紧抓好。各社区（经合社）主要领导要亲自研究部署，加强督促检查；分管领导要切实履行职责，深入检查。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要切实负担好第一责任人职责，组织开展好本单位自查工作。街直有关部门要按照职责分工，密切配合，团结协作。

（二）周密部署，务求实效。各社区（经合社）要根据本通知精神，结合实际，于5月中旬制订下发具体督查方案，明确督查内容、要求和责任，并将有关情况报街道安办。要建立和落实督查工作责任制，健全工作机智，对督查中发现的隐患和问题，要责令立即整改；不能现场整改的，要提出防范措施，落实整改资金，明确整改期限和责任人，制订应急预案；严重危机安全的，要立即责令停产整改。各有关职能部门要将督查发现的重大问题及时通报街道，并做好整改情况的跟踪督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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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钉钉；互联网；城市社区管理

1信息技术是城市社区创新管理的手段

2017年8月4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的第4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7年6月，中国网民规模达到7.51亿，手机网民规模达7.24亿，手机网民占比达96.3%。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网等新技术逐步得到广泛应用，对社区治理的影响日趋明显。钉钉（DingTalk）是阿里巴巴集团专为中国企业、政府、团队打造的免费沟通和协同的多端平台，提供PC版、Web版和手机版，支持手机与电脑间文件互传，主要有免费商务电话、DING、消息已读未读、团队组建等功能，结合搭建在钉钉平台内部的微应用，提升企业沟通和协同效率。在贵州省贵阳市政府采用钉钉软件进行管理的大环境下，本文以贵阳市白云区大山洞社区为例，探索如何通过钉钉更好地实现社区的创新管理。随着城市社区承载的功能越来越多，必须要不断创新社区管理模式。我们要适应新形势，以现代信息技术为引领，提高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把精细化、标准化、常态化理念贯穿于社区治理的全过程。借鉴一些基于互联网开展的在线调解、协商谈判等做法，善于运用新技术提高纠纷化解水平[1]。“十三五”规划提出了要充分运用现代科技手段改进社会治理，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完善社会治理体系的发展目标。因此，创新城市社区的精细化治理模式不仅对社区自身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对城市整体的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现阶段，城市社区管理已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战略性问题。通过互联网技术手段逐步提升社区管理水平，必须进行全新的管理，为社区管理工作带来便利和启示，进一步加强社区信息化管理工作，探索互联网环境下的社区管理模式创新，构建持续健康发展的新型社区。

2城市社区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城市社区形态不断呈现多样化。多种因素的交错叠加，给社区治理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1）社区社会事务繁杂，缺乏及时的管理与监督。社区服务工作总量多且分散，缺乏及时的管理与监督。及时有效管理与监督社区服务资源，将是进一步完善社区管理模式的重要内容，也是进一步发挥社区服务功能的关键手段。（2）社区工作人员年龄老化，专业化程度偏低。我国城市社区管理队伍年龄结构不合理，老龄化现象严重。社区管理非专业化现象严重，人们对社区服务与管理的专业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3）城市社区管理缺乏沟通和交流平台。目前社区硬件设施普遍落后，严重制约了社区发展。虽然也有如大山洞社区压缩办公空间建设多个供老人、小孩交流与活动的空间，但人们认识上存在偏差，缺乏沟通交流，居民缺乏教育，社区与居民关系疏远，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意识较弱、渠道较少[2]。（4）社会参与社区建设程度较低。社区网格化管理强调问题及时收集和反馈的重要性，而忽略了居民实际需求及参与解决问题的能力和热情，社区居民参与社区管理的积极性并不高。社区作为管理部门，基本是在职能范围内组织开展相关活动，完成上级交派的各种任务，而由于人员和精力有限，在主动引导、激励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服务管理方面做得不够，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服务管理渠道不多。（5）社区治理过程中信息化技术运用不够广泛。当前开展的社区各项治理任务基本靠群众的反映和政府部门的实地巡查，对信息技术的应用不够充分[3]。

3解决城市社区管理中存在的问题的对策

信息技术的发展在丰富人们生活的同时也给社区治理带来了新的挑战。社区中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不断涌现，传统的社区治理模式很难保持有效性和持续性[3]，要依托信息技术实现社区管理主体多元化、鼓励社会参与决策等[4]。

3.1实现多方整合，提升社区服务管理水平

“钉钉”政务移动办公系统集即时消息、公告、定位签到、考勤、日志、审核、视频等功能于一体，从管理和服务入手，建立了信息收集、受理、监督等方面的工作规范和机制，积极发挥了基层党员、爱心妈妈、青年志愿者、社会组织、“两代表一委员”、爱心企业、爱心人士、社区干部与职能部门人员等的作用，形成了社会服务管理问题有人报、事件有人管、处置有反馈、结果有监督的工作局面[5]。实现各级各部门“沟通高效化、联动智能化、反馈便捷化、信息数据化及监督全程化”，将全社区相关部门干部和职工纳入“钉钉”监督管理体系中，跟踪督查基层干部社区责任落实。基于钉钉的信息平台变革社区管理和服务手段，满足各类群体不同层次的社区服务需求，比如辖区有企事业单位328家、个体工商户2224户，可以组建相关的工作平台，既是宣传政策、通知公告平台，又搭建了相关单位、个体交流沟通的桥梁，已读未读一目了然，精准关怀，减少了社区人员的工作量，利用“授客学堂”对现有人员进行培训，促进现代化社区建设。

3.2通过钉钉搭建一体化、多层级管理交流平台

我国的社区规模大，社区居民参与的广度和深度不够，渠道不畅通。通过钉钉搭建的平台为社区治理带来了新的契机，拓宽了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通道。推动与扶持公民参与模式，转变以政府为中心的一元化思维方式，充分肯定公民在社区中的作用，促使公民参与社区中的各种公共事务并与政府部门进行良性互动，使许多利益冲突在基层就得到解决[6]。在信息高度发达的时代，及时准确获得和传递各种信息，成为现代人不可或缺的生活方式。钉钉为居民参与社区活动和事务搭建了新的平台、拓宽了参与渠道，成为提高居民参与度的有力手段。钉钉是基于手机号码认证的平台，社区发展多层次、多形式的社区自治组织，通过钉钉搭建“社区—小区—楼栋—个人”的一体化、多层级管理平台，总的管理员由社区工作人员担任，各小区或楼栋设置一个子管理员，居委会利用该实名平台支持和鼓励社区内诸如业主委员会、各种自治团体的沟通交流，也可以鼓励以楼为单位建立加强宣传、教育、沟通的群和平台。基于该平台可以社区各类信息公告，组建不同层级的交流平台，实现各类事务数据的收集、统计[7]。

3.3通过钉钉搭建社区的各类活动平台

信息技术的普及应用，成为社区建设工作不断深入、人员素质提高、工作效率提升的必要手段，有效满足了市民咨询、救助、服务、娱乐的日常需求。比如大山洞社区争取上级各部门的支持搭建了社区儿童幸福家园平台，成立了大山洞社区儿童幸福家园工作领导小组、大山洞社区儿童幸福家园家长委员会、儿童委员会等组织，为招募和管理专职和兼职的人员队伍、专职爱心妈妈和青年志愿者队伍、社会组织、“两代表一委员”、爱心企业、爱心人士等人员，可以开发人员招募和管理系统。

3.4完善社区服务工作机制，创新社区服务体制

高效和迅捷的沟通工具可以提高社区的工作人员沟通效率。探索线上线下相结合的“钉钉+”模式，重塑工作流程，创新服务群众模式，提高效率，有效推动了各项工作。通过“钉钉”把社区管理、城市管理、违建巡查、城管等工作分发下去，实现队伍建设“全覆盖”。利用钉钉平台中消息、DING等功能，打破多层级管理模式，一线人员和管理人员可以相互直接反馈信息和接收指令，逐步形成“信息、解决问题、核查反馈”的工作流程，结合社区开展的社区儿童幸福家园推出“日照料”“周活动”“月家访”“建台账”“延时制”的工作机制，利用钉钉中的签到、日志、微活动、微社区等活动信息、反馈工作情况，保障家园的规范运行。比如大山洞社区推出“日照料”“月家访”“延时制”的工作机制，专职爱心妈妈可以通过日志提交每日辅导和照顾儿童的情况，以供其他爱心妈妈查看。创新社区服务体制，健全“五项机制”，建设阳光之家。

3.5加强钉钉信息平台建设，预防和疏导社区矛盾

加强钉钉信息平台建设，一是搭建问题沟通交流的平台。基层社会服务管理终端由社区向前延伸到网格，基层干部可以通过不同的沟通交流群和报送日志等及时发现问题，将事后介入变为事前掌控。二是搭建及时处置和监督平台。以信息技术为支撑，及时准确掌握基层发生的各类事件和不稳定因素，解决群众遇到的问题和难题，对报送的事件要求处理人员及时报送处理结果。三是搭建决策支持平台。依托这一管理体系，可以更加精确地了解网格内突发事件、群众需求等信息，实现了动态过程中的“底数清、情况明”，实现精细化、规范化、信息化和科学化管理，为工作决策提供了更加直观、便捷、实时的信息参考[5]。

4结语

随着互联网普及，信息技术和人类生产与生活交汇融合，对社区治理、人民生活都将产生很大影响。以后将继续探索钉钉及相关微应用集成的平台应用，与现有系统进行整合，抓住信息技术发展带来的机遇，开创社区创新发展的新局面。

参考文献

[1]孟建柱.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N].人民日报,2015-11-17.

[2]王华.从管理到治理：大庆城市社区治理问题研究[J].大庆社会科学,2017.

[3]陈亚萍.提升城市社区精细化治理水平路径探索[J].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17.

[4]戴杨艳.基层政府社会管理创新文献综述[J].经贸实践,2017.

[5]伊琳立.北京市密云区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研究[D].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2017.

[6]唐桂娟.城市社区治理中的公民参与——基于“社区灾害风险评估与管理”项目的实证分析[J].风险灾害危机研究,20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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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利益协调机制；城乡社区治理；公共服务利益

一、城乡社区治理与利益协调之间存在的关系

“利益”指人们对客观事物存在价值的认同，或者说此客观事物满足人们的某种需求，所以利益的内容客观，形式则反映的是主体的需求这样的主观要素。因此，城乡社区的管理其实就是不断的处理利益与矛盾，只有这样，各个管理的主体才会合作来治理公共事物，进而达到最大的共同利益。

城乡社区治理的方式本源是利益协调机制，基础是各治理理论在治理中的应用。“为了可以贴近社区居民，提供更好的公共物品和服务，社区治理的时代到来了”。在治理中，为达到最优的共同利益，就要用各种机制来协调各方利益，这个过程叫做善治，其中这些利益包括工作方法，构造、功能以及它们之间的内在关系等：而协调的主要内容包括利益的构架、利益的协调原则、运用协调手段的方法，还有与别的协调系统间存在的关系。当很多主体的需求得到了很高程度的满足，或当个体之间的利益趋于平衡，这时就比较接近最优的资源配置，而各个主体的自觉性、协同性、有序性都将提高。

当今社会距离城乡与社区的善治还有一定距离，因为现实的社会情况是政府在社会治理中扮演主要角色，而其他社会群体的功能还是很薄弱，人们的管理意识模糊，管理结构和机制也不完备。但也要了解到，我们国家的社会建设与治理所接触的新领域日益增多，协调多方利益的难度也在加大。因此，仅用利益来激发各个主体的积极性是不行的，因为当利益的分化越过了某个程度，将会使冲突进一步激化，所以要创立科学的利益协调的机制，以协调矛盾、规避冲突，促进社会公平，达到善治，这也是治理与建设过程中所面临的一个重点课题。

二、善治的利益协调机制

城乡社区治理中的利益协调是政府和社会各界力量一起参与各项公共事务，使公共资源得到最大的整合，这其中有关乎很多成员自身利益的领域。所以利益协调机制的建立，要遵循科学发展观，也要为人们的切身利益考虑，统筹兼顾。

建立整个协调机制要考虑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如各方主体加入管理公共事务的积极性与行动力、各种规则的制定等。它的权力实施是多维度的，即凭借商讨、协作等民主的方式来确认管理办法，它的执行与权威性的建立，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的认可度，所以它的治理也算是一种自我治理，治理参考的是各个参与者的意见，但只是参考，并不一定被采纳。只有这样的自主治理民主管理才可以使城乡社区治理有序、科学、文明。

三、优化各利益主体的内部结构

（一）加强基层政府在城乡社区治理管理中的各项能力

要考虑到人民群众最关心的问题和他们的切身利益：优化政府职能，做好建设中的各项规划、决策、执行、监督工作，为城乡社区的发展提供可行的帮助与支持；规范各项公共服务，明确职能权限：在可能的情况下要行政透明、阳光，吸引社会与政府合作。

（二）要发展政府与社区非营利组织之间的合作

社区非营利组织不管是在社会资源上还是在服务上都可以对政府的治理提供帮助，党的政策也鼓励发展社区自治组织、社会团体等。政府可以在这些组织刚成立时给予一定的支持帮助。

（三）要提升人民群众的自治力

人民群众的自治力也是人民群众权力的一部分，人民的自治可以提升人民的自觉性与积极性。提升人民群众自治力的重点是健全相关的各种机制规定等。此外还要有目的对人们群众开展一系列的培训与教育，完善他们的知识体系，提高他们的执行能力以及对现代治理理念的认识。

在做到了以上几点之后，还要兼顾以上这些方面之间的相互联系，使他们之间的合作性与互动性得以体现。

四、完善与创新城乡社区利益协调机制

首先最重要的是要从本质上调和各方的利益矛盾，在社会生产要素分配不均、贫富差距较大的现实中，要多考虑低收入群体的利益。此外，还应完善冲突应对机制，以便及时应对各种冲突矛盾。尽可能做到预防为主、应对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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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焦俊峰作者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治安治理资源整合的社会基础考察

治安治理作为国家政治的一部分，其过程必然涉及权力在国家和社会中的具体分配。治安治理决策的制定、实施、评估、调整等环节，反映了国家和社会的结构性关系。同时，国家和社会的结构性关系反过来也影响治安治理的效果。因此，本文主要从市民社会理论层面理解和使用“社会基础”一词，即与国家相对并部分独立于国家，不能与国家相混淆或不能为国家所淹没的社会生活领域［7］。前述以国家和社会为载体的治安治理资源的整合，需要考察市民社会基础。作为有威权统治传统的中国，整合社会治安资源应注意中国社会的发育程度，即中国基层社会是否拥有维护社会治安的力量、能力、方法和制度资源等。市民社会的发育程度对治安治理资源的整合有重要影响，其核心在于基层社会和公众参与治安治理的深度和广度。除了公众参与，社会结构、社会信任、社会关联类型等也会影响社会治安治理的运行过程。具体而言，可以从三个层面分析基层社会对治安治理资源整合的影响：一是在基层社区范围内，从微观层面考察基层社会和公众在治安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二是在县域范围内，从中观层面分析社会力量对治安治理的影响；三是在国家范围内，从国家与社会的结构性关系宏观层面分析市民社会在治安治理中的地位和功能。从当前中国基层社会的政治现状考量，治安治理资源整合面临的困境在于：社会资本存量的匮乏和市民社会发育状况不理想。①首先，虽然中国的社会力量在改革开放后获得了较大的发展空间，但建国后高度发达的行政体系以及改革开放后社会流动性对基层社会结构的建设性破坏导致市民社会尚未构建起来，国家力图培育的基层民主与预期目标之间仍有较大差距，村民自治和居民自治尚不成熟，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治安治理在基层社区的运行，社区警务、社区矫正以及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等实践中遇到的困难即是例证；其次，市民社会的不成熟往往伴随着社会资本的匮乏，社会结构的调整也在一定程度削减了静态社会结构下遗留下来的社会资本存量，导致当前中国的社会资本总量比较匮乏，社会参与的热情、广度、深度均不够，缺乏制度化的手段和途径。由于社会的转型，我国缺乏长效的制度和机制调动社会力量、整合社会资源开展治安治理工作，这是社会参与的实践困境。在国家治理理论中，发达的公共精神是良好社会治理的决定性因素，但传统中国的治理模式无法孕育发达的公共精神，而公共精神的缺乏又导致传统中国无法实现更好的社会治理。在当今中国，治理模式的转变为公共精神的培育提供了有利条件，同时也对发达的公共精神有了更为迫切的需求［8］。对于治安治理而言，社会参与的贫弱也就意味着治安治理效果的下降。解决这一问题，必须以社区为依托，从培养社区的“公共精神”着手。治安治理能够取得成效的基础和关键不在于政府及其警察，而在于社区及社区公众。一方面，社区公众对安全的诉求是警察开展工作的动力和方向，社区公众是公共安全的直接受益者，对日常生活中存在的治安问题有最为直接的感受，他们的意见和建议是警务决策重要的信息源；另一方面，社区公众参与是治安治理的重要内容，不仅仅是提供建议和意见，更重要的是直接参与到治安治理中来，社区公众能否参与、参与的范围与程度是否合理、参与方式是否科学是治安治理能否取得效益的关键所在。由于力量的分散和组织能力的相对缺乏，公众的参与并非顺理成章，而必须依靠政府及其警察的组织、协调，以整合社区公众的力量，发挥社区公众的作用。因此，必须有意识地培养“公共精神”。公众参与治安治理必须使其意识到：作为社区成员，社区治安事关自己切身利益，诸多治安问题仅仅依靠政府及其警察难以解决，自己有义务参与治安问题的解决。参与治安治理不是代替政府及警察，也不是简单的协助，而是作为主体之一共同解决治安问题。所以，公众在配合警察搞好治安管理和犯罪控制中除了能给自己带来更大的社区安全系数和心理满足外，亦能提升自己的公民观念［9］。与西方相比，我国社区公众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普遍不高。社区公众的参与分为两类：一是动员性参与；二是自觉性参与。在我国，动员性参与一直是主要的参与方式，但这种参与方式的持久力不够，随意性较强，难以保持长久的效力。据托马斯•海贝勒2003年至2004年在中国沈阳、重庆和深圳的一项调查（调查对象为38名市、区、街道办事处、居民委员会的各级地方官员和140名经筛选出来的社区居民），社区参与程度普遍不高。比较而言，沈阳的社区参与程度最高，其中大部分人是大型国有企业的员工，邻居之间相互认识，人们对国家的期望很高，党员在社会参与中占有较高比例；重庆的社区参与程度处于中等水平，人们对国家的期望明显小很多，党员在社会参与中的比例也较低；深圳的社区参与程度最低，原因是移民城市内部缺乏地域性联系，人们相互不认识，而且由于收入和文化素质相对较高，作为社会中间阶层的群体具有较强自我意识的生活态度［10］。虽然该项调查不能说明整个中国的社区参与状况，但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由于传统中国是一种威权统治，在这种统治模式下，民众习惯于服从而不是参与，造成当前培养“公共精神”存在一定的困难。实际上，即便是在以邻里守望为主要方式推行社区警务的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家，随着时间的推移，社区公众对邻里守望的参与热情也在下降。这说明，即使在社区参与程度较高的西方发达国家，治安治理中的社会参与也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在我国，必须通过制度创新解决官僚体制下国家力量效率低下和社会力量发育不足的现实难题，通过各种政治活动、文化活动、社区自我管理活动等，培养社区公众的参与精神，并使传统的动员式参与逐渐转化为自觉性参与。只有社区发育成熟了，自我管理和自我组织才能作为制度固定下来并得以自觉自发地长期实施。

治安治理资源的整合路径设计

在治安治理实践中，我国一贯重视对治安治理社会资源的挖掘，注重发挥群众在治安治理中的作用。但从具体实践看，这种做法存在两个问题。其一，社会参与治安治理在某些情况下意味着安全责任的转移，即本应由政府完成的维护治安的职责被转移到基层社区，这种做法从政治上和法律上受到质疑。从理论上看，政府在将治安治理的某些责任转移给市场化的组织后，可以集中精力于必须由政府完成的工作。但是，公共安全供给的市场化与私人化一方面缺乏相应的政治合法性，另一方面则使原本由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具有私人产品所固有的差异性和不平等性，有公共安全富人化的嫌疑。因此，在社会转型中，市场组织和社会组织作为辅助力量，与政府协作提供公共安全可以弥补国家治理资源贫弱的结构性缺陷，但政府必须牢牢掌控治安服务的质量标准和监督权，以弥补和遏制治安服务市场化与私营化的消极后果。其二，由于制度创新的缺失以及分散化的改革导致社会资源的整合效果比较有限。从全国来看，不少地方根据地方治理经验创造出了适合本地实际的整合机制，但作为常态化的制度并未系统性地确立下来，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社会治安治理资源的运用。的确，由于性质、权力内容的不同以及具体方法的区别，治安治理国家资源和社会资源发挥的空间和效果存在一些差异，这就需要用具有实践操作性的制度进行整合，优势互补，以取得良好的治安治理效果。治安治理资源的整合分两个方面：一是国家力量和基层社区之间以警察为纽带，建立长期的协商沟通机制，将双方的力量有机整合；二是国家力量与市场化组织、基层社会与市场化组织之间以契约方式由市场化组织完成对公共安全产品的生产供给，为治安治理提供市场化的补充。通过制度创新和市场化手段，在新的社会形势下发动基层社区的力量开展治安治理。首先，这种模式坚持依靠国家现有的制度资源，充分发挥基层自治组织的协调作用，使警务工作围绕着基层自治活动展开，避免了公安机关直接指挥带来的抵触和对抗情绪，也使居委会的凝聚作用有了充分的发挥。其次，这种模式根据不同情况通过方法创新充分挖掘基层社区的力量，即一方面充分利用市场化的保安组织，将公安机关的工作与小区物业、大型商贸城、娱乐场所、金融单位和重点企业等区域的保安工作联系起来，有效整合利用这些区域的治安治理资源；另一方面则通过有偿服务以及动员方式发动下岗职工、低保人员、退休人员、治安积极分子组成专门的安防队、义务巡防队，整合社区的人力资源。再次，这种模式坚持立足社区，根据社区的具体问题提出对策，将社会矛盾与社区问题解决在社区，以保证社区的稳定和谐，从根源上解决犯罪诱因，增强社区的凝聚力及其对抗犯罪的能力。具体思路是：在社区外的公共空间，国家力量利用法律赋予的权力资源和方法资源，继续提供公共安全产品，通过日常巡逻和案件查处，维护社会治安。但这种方法提供的是无差别的安全服务，仅仅靠政府及警察的服务难以满足社会公众日益层次化的安全需求。对此，可以通过自治化和市场化两种方式予以弥补。自治化是在政府及警察的指导下，基层社区组建自己的力量开展治安防范。但这种传统方式在市场经济比较发达的地方实施起来有一定的难度，需要融入一定的市场化手段。如湖北省荆州市沙市区治安治理资源整合机制的创新中，通过宣传、发动群众重组了324支共计1614人参与的义务巡防队负责社区白天的门栋（店）关照和义务治安巡逻。并在对传统的义务性群防组织人员结构进行调整的基础上，着力加强安防队、保安队、义务巡防队的建设。以每月由社区统一筹资发给适当报酬的运作方式，从社区下岗职工、享受低保的群众中挑选了520名年富力强者组成260支安防队。①更为普遍和可行的做法是，根据“谁出资谁受益”的原则，通过市场化的机制推行保安有偿承包安防责任制，即以契约的形式将局部区域的治安治理活动交给保安服务公司。当然，这种方式下，国家力量并非不再参与治安治理，而是通过定期的治安联席会议方式与社区代表、保安组织沟通协商，共同参与治安治理。事实上，在这种模式中，警察组织和社会力量无法割裂，社会力量参与治安治理必然需要借助于警察组织的各种资源，否则其合法性以及治理效果都将存在问题。这种模式涉及国家资源、自治资源和市场资源三个主体和指导协商、市场契约两种合作机制，其性质各不相同。政府及警察和社区之间是协商指导关系，而社区和市场化的保安组织之间是契约关系，为了确保机制的有效性，必须明确各方的权利义务。从目前来看，上述模式运行较好的社区代表有武汉市民意街社区，其具体做法是经费由社区收取、管理和监督，安保队的组建也由社区自己负责，派出所只对具体的技术进行业务指导，并对具体的责权利分配进行监督［11］。这种做法既避免了公安机关重复收费的嫌疑，又充分发挥了基层社会的积极性和能动性。基层社区存在差异，具体的治安问题也有其独特性，作为国家力量的警察组织由于其工作的普遍性难以深入了解和充分考虑这种差异，作为社会力量的基层社区又缺乏警察组织所拥有的权威性治理资源，无法充分利用官方资源去解决所在社区的治安问题。合理的解决途径是，在充分协商的基础上进行资源整合，双方通过对公共利益的考量、对自我利益偏好的修正、对具体目标方法手段的选取最终形成共识，充分利用各自的优势资源实现治安治理目标。从笔者掌握的资料看，基层治安状况较好的社区，警察组织与社区往往有比较好的互动，这些社区可能没有正式的协商制度，但非正式的沟通与交流同样可以起到协商的作用。通过有效的协商沟通，代表国家权力的派出所与基层社区达成共识，以此为基础建立长效合作机制。在“群防群治”理念的指导下，有效整合治安治理资源，形成科学的治安治理资源结构。这种资源整合机制运行的结果使得多元主体在治安治理中的关系出现多样化，凸显了治安治理主体之间的互动过程，具体表现为由警察组织主导并以平等的地位与社区进行交流与协商，根据各自的价值需求达成治安治理目标上的一致。在目标的指引下，双方利用各自的资源优势通过具体的方法手段实现既定的治安治理目标，以维护社区良好的治安秩序，满足警察组织的职能要求和社区公众的安全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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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网格化管理；碎片化社会；社区自治

中图分类号：C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09-0018-02

伴随市场化、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大量人口集聚在城市，人口的流动性大，城市社会群体高度分化，城市社会结构正发生深刻变化，“碎片化”成为基层社会的新形态。单位制的解体，导致应对计划体制下社会结构的传统管理模式也趋于瓦解。在社会关系复杂化、利益结构多元化，社会矛盾尖锐化的碎片化社会中，各大城市掀起了“网格化”管理的浪潮，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影响。但由于在设计理念以及内在机制方面的缺陷，网格化治理方略在自主性社区的应用过程中暴露出诸多问题。本文将回溯网格化管理的内涵及特点，并在深入分析其运行效果的基础上，力图提出创新城市管理模式的新思路，从而实现协同治理格局的建构。

一、网格化管理之勃兴与特征

在单位制逐渐解体、社区成为社会基本单元的背景下，社会事务向社区累积，但其尚未达到独立承担管理职能的程度，造成了政府治理压力的空前加大。政府必须寻求新型管理模式，以应对日趋复杂的城市管理难题。一种新的治理思路“技术治理”，即国家通过引入新技术，尤其是现代信息技术，更好地提升自己在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中的效能。并且国家在实现自身管理目标时，其管理技术、治理手段正在变得越来越“技术化”[1]。网格化管理正是作为一种新的城市治理技术应运而生的。

学界对于网格化管理的内涵的理解大致相同，认为网格化管理就是在保持原有街道――社区管理体制不变的基础上，按一定标准将城市社区划分为若干个单元网格（一般一个网格内常住人口为4000-5000人），并搭建与统一的城市管理数字化平台相连接的社区信息化平台，通过加强对单元网格的部件和事件的巡查，建立起一种监督与处置相分离的新型基层管理体制[2]。

自2004年北京市东城区开始推行网格化管理模式以来，这种新型管理体制逐渐在全国各大城市普及，形成了诸如宁夏石嘴山大武口区“4+6”模式、山西长治”三位一体”等典型模式。在实践探索中，网格化管理模式呈现出明显特色和优势。

1.统一进行网格规划与实施

城市网格化管理首先需要得到行政部门的高度重视、预先规划和有序实施。在实践过程中，大多数城市提出了统一规划、统一建设、市区联动的工作思路，将网格化管理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网格化管理的运行需要以全市统一的战略规划和管理信息数据库为支撑，然后按照同一标准划分单元网格，统一进行城市部件普查等，从而形成全市统一标准、统一监管的有组织的管理模式，并制定实施了一系列相关政策法规和工作指导手册，从而保证网格化管理模式的稳定运行。

2.明确划定各层级管理职责

网格化管理是将城区行政性地划分为一个个“网格”，从而在“区―街道一社区”三级管理结构之下，增加了“网格”这一新的层级，变为四级责任体系，并且实行市、区两级分工、监管分离的体制。其目的在于打破以往行政体系条块分割、各自为政、推诿扯皮、权责不清的种种弊端，理顺市、区、街道各级之间的关系，将资源进行重新整合，使各管理主体的权责界限更加清晰明确。

3.管理效率的高效化

网格化管理借助网络平台的信息传递作用，加之权责的清晰化所带来的人为因素干扰的减少，有利于职能部门及时发现问题、迅速处理问题，突破了传统管理模式反映问题的环节过多的弊端，减少了中间环节和管理层级，整个问题处理流程的时间明显缩短，结案率大幅提高，从而提升了管理和服务的效率。

二、城市网格化管理实践之局限

网格化管理在创新社会管理体制的话语背景下得到了各级政府的大力提倡，并且广泛应用于城市基层社会管理领域。值得肯定的是，网格化管理借助全新的管理架构和治理技术，在打造“数字城市”、整合社会资源、提高行政效率、化解社会矛盾等方面体现出明显优势。但应该注意到，这种管理模式在碎片化的基层社会中往往出现“管理失灵”的问题，具体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1.持久性不强，运行成本过高

网格化管理是在社会矛盾日益凸显的社会转型期而创设，依托于信息技术和科层管理结构，将行政性管理延伸至基层社区，进而应对和社会纠纷，带有一定的应急性。尽管网格化管理在基层社会与政府公共服务部门之间开通了较为便利的信息反馈和处理渠道，减少了各职能部门之间的推诿扯皮的现象，对于政府行政绩效水平的提高具有促进作用。但是，网格化管理的建立及其运行也潜藏着行政成本膨胀的风险。如在一些网格内设置多名网格员，增设各级网格管理指导中心办公室，这就使人力、设备和资金投入势必增加。此外，网格化管理在某些城市只是作为一种非常态的应急措施而被运用到相关活动和事件中。虽然使社会治理水平在短时间内有所提升，但其性质仍是一种非正式的制度安排，缺乏政策法规的有力保障和相关机构的高度重视，从而其效能的持久性受到广泛质疑。

2.抑制社区自治力量的成长

网格化管理通过“行政力”下沉的方式对基层社会进行科层式管理，体现出社区建设的行政化倾向，这是中国传统的城市管理“一竿子插到底”的全方位管理思想和方式的延伸，影响了社区自治功能的发挥[3]。政权力量对以网格形式存在的社区进行全覆盖式管控，不仅使公共服务辐射到基层社会，而且将各利益群体直接纳入进行政性管理，体现出“总体性支配”所不具备的精准性和强制性的管控特征，严重削弱社区的自治能力。因此，网格化管理的推进和加强将引致行政力量的强化、社区自我管理的弱化，进而对社区自治的进程产生不利影响。

3.全能网格的风险问题

社会治理的目标是协同治理格局的形成。面对社会治理压力的增大和社区在承接社会事务管理方面能力不足的困境，以及打破条块分割式管理和加强部门联动的重要目标，网格化管理已成为政府创新管理体制的主导方向。然而，在网格化管理模式的实践探索中，“网格化的功能与实施范围都被大大地泛化了。就网格化的功能而言，已经被泛化到可以解决任何问题的地步，似乎与党的系统和政府系统相关的所有问题都可以通过网格化来解决，网格化的范围被大大泛化”[4]。“全能网格论”造成“管理依赖症”，即确信一切问题和纠纷都可以通过网格加以解决、一切资源和服务都能够通过网格来提供。这势必造成社区自我管理能力的削弱，抑制社会组织和自主性社区等社会治理主体的成长，影响社会协同治理目标的实现。

三、行政力与自治力之契合：网格化管理之创新思路

网格化管理模式已难以适应基层社区日趋分散化和碎片化、利益群体日益多元化和复杂化的现代社会对于多元治理的迫切需求，根本原因在于其制度设计上的缺陷―“行政下沉”式的四级管理体系利用科层式的组织隶属关系对社会个体进行组织管理，导致行政力与基层社区的自治力的对接处出现“管理缺口”。因此，建构协同治理格局，关键是要实现政权力量与自治力量的高度契合。可以从以下两项策略着手进行：

1.推动一元化管理向多元化治理转变，实现协同治理局面

网格化管理在本质上仍是基于政府对社会资源和权力进行全面垄断的一种管控型治理模式，这与当前“社会协同治理”强调政府、民间组织和社区等多元主体良性互动、深入合作来管理社会事务的话语体系存在着根本性对立和冲突。良好的经济社会秩序的建构，需要政府管理与群众自治的紧密衔接，民间组织则充当桥梁作用，通过三者的协同配合来提高社会治理水平。首先，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应是政府今后工作的重点。必须通过创新治理理念和简政放权来明确自身定位，正确履行管理职能，提高服务能力和水平，加快向“服务型”政府转型；其次，自主性社区建设需要政策法规和资金的强力支持，鼓励社区利益和志趣团体有序发展，积极培育社区自治力量，提升居民在社区事务管理上的参与意识和能力，将碎片化的个体重新整合，增强基层社会的凝聚力；此外，大力培育公益性、服务性社会组织，合理承接政府的部分服务职能，向社区内部稳步发展，发挥民间组织在公共服务、调控矛盾、化解纠纷、扶贫帮困等方面的服务功能。

2.以社区服务联动多元治理主体

社区服务着眼于社区需求，主要面向社区成员提供各种服务，是社区自治的主要内容；另外，社区服务也是公共服务在社区层面的延伸和补充，既包含联结政府公共服务的诸多服务事项，也涵盖了许多社会组织的服务内容。因此，社区服务可以作为弥合政府管理与社区自治“断裂”的整合因子。政府可以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鼓励专业组织的发展，并予以政策支持和法规引导，进而以民间组织为中介，向社区居民提供系统性、福利性、多元性的服务资源来满足其从物质到精神的各种需求，使社区重新成为以认同感和归属感为核心要素的自治共同体，最终实现基层社会矛盾的化解与和谐社区的建设。

综上所述，社会管理的创新方向应是从以政府为中心的一元化管理，迈向与民间组织和群众的参与管理相结合的多元化治理。实现协同治理的关键在于以社区服务来衔接行政力量与社区自治力量，消解政府管控与社区自主发展的紧张和冲突。以服务为导向，淡化科层管理的行政化色彩，促进多元治理主体的深度合作，必然能够赋予网格化管理以全新意义，使之在碎片化社会形态下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参考文献：

[1]渠敬东，等.从总体支配到技术治理：基于中国30年改革经验的社会学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2009（6）.

[2]田毅鹏，薛文龙.城市管理“网格化”模式与社区自治关系刍议[J].学海，20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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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近年来，我国乡村旅游快速发展，但从总体上讲仍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由于经验和理论认识上的不足，也存在一些问题。本文主要分析了我国乡村旅游社区参与方面存在的问题，同时进一步提出了加强社区参与的方法，以期对我国乡村旅游的健康有序发展提供借鉴。

乡村旅游社区参与的内涵

1985年，墨菲（P.E.Marphy）的《旅游：社区方法》一书引入了“社区参与”的概念，2009年6月，世界旅游组织、世界旅游理事会与地球理事会联合颁布了《关于旅游业的21世纪议程》，明确提出将居民作为旅游业发展的关怀对象之一，并把居民参与作为旅游业发展过程中的一项重要内容，突出了社区参与在旅游业发展中的重要性。社区参与是指居民参与社区公共事物与公共活动的规划、决策、执行、监督与评估等环节的过程。因此，乡村旅游社区参与应理解为在乡村旅游发展中，社区居民通过各种方式和行为，积极、主动地参与乡村旅游发展的环节和相关层面，并且在其发展中获取相应的利益，以保护当地环境和维护传统社会文化，促使旅游地和旅游地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由此可以看出，乡村旅游社区参与的核心体现在参与的内容和目的两方面：居民获得参与社区旅游发展决策的权利和公平获得旅游收益的机会。乡村旅游社区参与是体现社区因素和居民意志的有效机制，包括了旅游规划、旅游经济活动、环境保护以及社会文化维护等多方面内容，它更强调把社区作为旅游规划和治理的核心，是一种新型的旅游发展模式和开发理念。

乡村旅游社区参与的积极意义

近年来乡村旅游在我国快速发展，尤其是2009年国家旅游局推出“2009中国乡村年”，更掀起了乡村旅游开发的热潮。在乡村旅游深度开发过程中，社区参与是实现其良好发展的保障，同时也符合国家发展乡村旅游的初衷。

乡村旅游社区参与的积极意义在于：第一，乡村旅游之所以对城市居民具有很强的吸引力，要害就在于它具有和城市景观完全不同的“土生土长”的乡村自然、人文景观。就自然景观而言，当地居民是它们的拥有者、保护者，所以绕开当地居民参与而进行的乡村旅游资源开发是没有生命力的；就人文景观而言更是如此，如田园风光、农事活动、风土民情等，这些都是当地最生动、最鲜活的乡村旅游资源，而当地居民则是它们的重要载体，通过当地居民的参与，才能使这些无形的精神资源得以展现。第二，当地居民通过参与乡村旅游的开发经营、决策治理，获得旅游收益。收益的提高会极大地促进居民对发展乡村旅游的热情，这种支持与友好的态度，是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和源泉。第三，当地居民通过各种形式对乡村旅游的参与，会无形中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生态保护观念和环保建造的意识。为了更好地发展当地的乡村旅游，他们会自觉保护当地的生态景观，美化环境，同时会更注重保护当地的乡土文化，使其得以传承和发扬光大。

当前乡村旅游社区参与中存在的问题

（一）各地社区参与发展不平衡

少数地理位置优越、经济开放的地区，乡村旅游起步较早，乡村利用本地的旅游资源，引导社区居民全面有效地参与到旅游开发、治理、规划、经营中去，实现了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还有一些乡村处于摸索阶段，采用的是组织参与的模式，部分居民参与其中，主要从事的是以盈利为目的的经营活动，如为游客提供手工艺品和土特产品等。但是目前我国大部分乡村地区，旅游的发展完全是一种政府行为，社区参与乡村旅游发展的进程较为缓慢，在比较偏僻落伍的地区，乡村旅游更是毫无社区参与可言。可以预见，这些地区的旅游业，最终会随着环境问题和社会问题的不断加剧而逐步衰落。

（二）社区居民参与乡村旅游的程度偏低

社区全面有效地参与乡村旅游体现在以下几方面：在参与的规模上，应是全部居民，起码是大多数居民的参与；在参与的内容上，指当地居民全方位地参与到当地旅游业发展中，包括旅游业发展的规划、决策、治理、经营和当地的环境保护及文化的维护与传承；从参与的目的来看，居民不再仅以就业、增加经济收入为单一目的，考虑到他们今后的发展，居民还视环境保护、维护传统文化为己任，最终达到自身、社区、当地旅游业三者的共同发展。

目前从我国乡村旅游发展的总体来看，社区参与程度和层次普遍偏低，多数地区主要表现为少数居民开展以盈利为目的的经济活动，真正在旅游决策、治理等方面的参与少之又少。造成上述问题的原因有：第一，政府部门一些拥有决策权的各级领导，对乡村旅游开发过程中社区参与的积极意义认识不足，理解不透。认为只是简朴的农民个体经济行为，没有充分考虑农村居民的利益、需求，在旅游开发决策中多采用“一言堂”的作风，未采取任何措施调动当地居民的积极性，引导他们全方位参与。第二，从当地居民角度分析，由于旅游治理者或规划人员在制定一些对社区产生重大影响的旅游规划时，常将社区居民排除在外，强化了社区居民不愿参与乡村旅游的意识。他们认为开发旅游是政府行为，是为公司谋利，进而有意无意将自身与旅游发展隔离开来。第三，由于农村居民文化知识水平有限，整体素质较差，客观上限制了他们的参与。

（三）乡村旅游开发中社区居民的利益得不到保障

1.当地农民直接利益受到损失。乡村旅游开发中居民最关心的莫过于利益分配，尤其是经济收入的分配。但由于农村居民参与程度低，目前存在以下问题：

首先，在资源利用上，包括土地资源在内的可利用资源，在旅游开发以前是当地社区居民赖以生存的生产生活资源，其使用权归农民所有。当旅游区进行规划后，这些资源即变成景区治理部门所有，而景区在经营中所得经济利益没有或很少分配给当地居民，直接损害了他们的利益。同时在将这些资源使用归属权转让给旅游企业时，政府或村委会未能使农民获得最大利益，甚至个别地方出现权钱交易等损害农民利益的现象。

其次，在就业机会上，目前在乡村旅游开发中，各地大多数旅游项目是以委托经营、承包、经营权转让或租赁承包的形式委托给一些外地开发公司开发与经营，而不是以社区居民为主体。大量外地人的涌入与参与，使乡村旅游区的旅馆、餐馆及纪念品经营等被外地企业所垄断。这样的结果，造成当地居民被排除在经营决策之外，就业机会大大减少，并使部分旅游收入通过工资和商业利润等方式流向外地，致使当地居民丧失了在旅游活动中应得的直接经济收益，同时也削弱了“旅游扶贫”的效果。

2.当地居民间接利益的丧失。社区居民参与乡村旅游所获得的利益除了经济利益外，还包括环境利益和社会文化利益。环境是当地居民长期生活、生产的场所，一旦遭到破坏出现生态问题，会首先危害到他们的生活和健康；乡土文化是当地居民在情感和心理上的归属，然而随着旅游的开发会被城市文化所同化。没有了良好的环境和独特的文化，便失掉了发展旅游的“灵魂”。当地居民不是参与的主体，甚至根本无法涉及旅游开发的规划、决策等工作，由于开发者指导思想和治理上的原因，旅游开发中往往存在着重经济利益，轻环境和社会影响的行为，进而使当地居民间接利益得不到保障。

（四）社区居民对参与旅游活动的态度淡漠

由于当地居民在乡村旅游开发中利益得不到保障，却还要承受环境破坏、正常生活秩序受干扰和价值观念受冲突等不利影响，目前乡村旅游开发中社区居民对参与乡村旅游活动的态度淡漠甚至产生不满抵触情绪。社区居民对发展旅游的态度研究表明：一旦社区居民产生这种消极情绪，会极大地影响到当地旅游业的发展，甚至导致当地旅游业的发展失败。例如印度海岸旅游地Goa，因当地居民不满旅游者带来的种种不便，向游客散发敌意传单，并演变成向政府施加压力的消极行动。可见居民参与的态度直接关系到当地乡村旅游发展的成败。

保证乡村旅游社区参与有效性的措施

（一）政府应在乡村旅游开发中转变职能

假如政府在乡村旅游开发过程中，既是利益的主体，又是政策的决策者，必然造成乡村旅游收入不科学合理的分配等一系列问题，最终会大大降低乡村居民的“参与度”。所以政府要由包揽一切的主导作用，转变为在以当地居民为主体乡村旅游开发中发挥引导、调解、监督等作用。政府应在乡村旅游开发中处于中立地位，积极营造发展的良好环境，保障居民的参与权，规范居民参与的行为及过程，处理好开发商与当地居民之间的矛盾，成为他们联系的桥梁和纽带。

（二）进一步加强政府的推动作用

当地各级行政主管部门应充分认识乡村旅游社区参与的内涵及重要意义，提高重视程度。政府通过制定实施各项鼓励扶持政策，例如通过贷款、补贴、税收刺激等措施，调动广大居民参与的积极性，并给他们创造多层次的参与机会和就业岗位。当乡村居民在经济收入和就业等方面得到平等的利益分配，就会极大地激发他们参与旅游开发的积极性和热情，乡村旅游才能真正持续健康地发展。

（三）加强培训以提高乡村居民参与的能力

如前所述，乡村居民受教导程度低，文化素质及综合素质差是造成他们参与程度不高、参与意识淡漠的另一重要原因，所以必须加大对当地居民的培训和教导的力度。通过整体培训，普遍提高乡村居民的环保意识、参与意识、商业意识、竞争意识；通过多层次、有针对性的培训，提高当地不同类别、不同人群参与乡村旅游的能力，从基本的旅游服务和经营到高层次的旅游治理与决策，保证人人都有一技之长参与到乡村旅游活动中去，使当地居民真正成为旅游业的主体。

综上所述，社区参与乡村旅游目前在我国乡村旅游发展中仍处于初级阶段，还存在着许多不足与欠缺，但随着我国乡村旅游的深度开发，要确保当地旅游、经济、社会文化及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社区参与必将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参考文献：

1.肖富群.居民社区参与的动力机制分析.广西社会科学，2009.5

2.胡志毅，张兆干.社区参与和旅游业可持续发展.人文地理，2009.4

3.王琼英.乡村旅游的社区参与模型及保障机制.农业经济，2009.11

4.潘秋玲，李九全.社区参与和旅游社区一体化研究.人文地理，2009.8

5.彭敏，付化.中国乡村社区参与旅游开发研究.中国农学通报，2009.1

6.何婉.浅议我国乡村旅游的深度开发.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2009.09

篇8

关键词：内蒙古；城市社区；社区服务

基金项目：2012年度高等学校科学技术研究重点项目（NJSN12175）“内蒙古城市社区治理中的公共参与与基层管理互动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一、完善内蒙古社区服务的现实意义

社区服务，是伴随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产生的。社区服务在西方的发展经历了从民间慈善到由纳入政府公共服务的过程。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城市化的日益加速发展不可避免地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需要城市基层社区管理从过去以老年人、残疾人、优抚人员为服务对象转变为以社区全体构成为服务对象，由此拉开了中国社区管理和社区服务改革的大幕。

“十一五”以来，内蒙古经济的高速发展为解决社区服务供给问题创造了良好条件。在自治区党委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下，覆盖城市的社区服务体系初步建成，广大城市居民从中受益，然而已取得的成效和群众对社区服务的需求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作为民族地区，当前推进城镇化建设背景下进行社区服务体系建设还存在许多特殊问题，因此，发展完善内蒙古社区服务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一）完善社区服务建设符合当前内蒙古城镇化背景下的社会转型要求

“十一五”以来，内蒙古每年新增城镇人口30万左右，城镇化率年均提高约1.3个百分点，相当于每年新增了一座中等城市。2000年内蒙古的城镇化率为42.7%，2011年已经达到56.6%，标志着在人口结构上，内蒙古已经实现从农牧业人口为主向城市人口为主的历史性转变，内蒙古正在加速由农村社会向城市社会转型。随着我区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人口继续向城镇集中，城乡结构、就业结构、人口结构、居住结构都在发生着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城镇化进程将给城市带来一系列亟须解决的问题，因此，加强城市基层基础工作更加重要而紧迫。

（二）社区是城市基层基础工作的重点，社区服务在城市社会服务管理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基础地位和作用

近年来内蒙古经济发展速度位居全国之首，城市化速度很快。这种快速发展的城市化进程要求，社会建设和管理应与城市发展的步伐一致，而社区治理的完善正是其中的重要内容，这是市场经济和公民社会成长的必然要求。我区的社区治理水平与发达省市相比还很有限，政府的社区治理改革思路在基层的贯彻并不到位，做好社区服务是社区治理的重点工作，社区服务工作做好了，居民从中感受到切身利益，才会认识社区的重要性，理解社区工作、参与社区治理，从而产生社区认同感和归属感。社区服务缺乏政府以外的民间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在内容、主体、机制和模式方面存在诸多问题。以城市社区服务体系建设为目标与内容的基层管理体制完善存在密切关系，社区发展是推动基层政府管理创新的重要因素。因此，研究社区治理具有重要的实践和理论意义。

（三）城市化带来的社会问题要求通过社区服务来化解

伴随着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城市面临更为复杂的社会矛盾问题与市民诉求，因此，社区在提供公共服务、协调利益关系、化解矛盾纠纷等方面的作用凸显，成为加强城市基层社会服务管理工作基本而现实的依托。新形势下社区承担的工作任务越来越重，新时期的社区服务是广义社区服务，既包括无偿、抵偿提供的社区福利性、公益，又包括低偿和有偿提供的社区便民利民物质、文化、生活服务。并且针对不同的城市社会收入阶层和不同的居民个体的服务需求，应加以区别和细分。因此，加强社区服务将营造社区和谐氛围，建设和谐社会；提高居民广泛参与程度，促进民主自治；畅通居民诉求途径，维护社会稳定；促进服务向专业化发展，加快改善民生，这对于提升地区社区服务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二、内蒙古城市社区服务体系基本现状

（一）社区服务设施建设取得初步进展

目前，全区221 个城市街道，2101 个城市社区。全区已建立社区服务中心1116个，建立社区文化服务站1127个，建立卫生服务站1072个，基础设施不断改善，从09年起自治区财政每年列2000万元，并随着自治区经济发展水平逐年增加，采取“以奖代补”的形式推进和谐社区建设，同时也决定每年用一定比例的福彩公益金支持社区建设，同时，各地加大这方面的工作力度，部分盟市将社区基础设施建设纳入城市建设总体规划，调整了社区居委会规模，合理划分社区，优化社区布局。截至目前，全区共有2101个社区居委会，有1681个城镇社区办公和活动场所面积达300平方米以上，占总数的82%，300平方米以下的社区、租赁办公和活动场所或没有办公和活动场所的。2012以来，各地继续加大社区基础设施的建设力度，城市社区基础设施有了较大改善。

（二）社区服务内容不断丰富拓展

劳动就业、社会保险、社会服务、文化娱乐、社会治安等政府公共服务事项逐步向社区覆盖，近年来，全区各地按照自治区的相关要求，以“一个中心、两个站”为基本模式，着力强化和健全社区服务功能。目前，以街道服务中心为龙头，社区服务中心为主体，多种服务组织和社区志愿者队伍为基础的服务网络开始建立。多数地区开展了“六进社区”“八进社区”活动，为居民提供多种多样的便民利民服务。各地普遍建立起一站式服务大厅，开展政策咨询、司法援助、就业指导、城镇低保、技能培训、家政服务、爱心超市等多项便民利民服务项目服务，部分社区还开展了居家养老、残疾人和未成年人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等服务的探索。方便了社区居民生活，提高了生活质量。

（三）社区服务队伍不断壮大

近年来，各地把社区工作队伍建设作为推动社区工作的基础性工作来抓，采取选派、公开招考、居民选举产生和聘用等方式，充实和优化社区工作者队伍。目前，全区共有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16858人，其中，行政、事业编制人员3682人，其他聘用人员7337人，开发公益性岗位3414人。同时，进一步加强对社区工作者的培训，社区队伍的整体素质有了明显提高。目前，我区共有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大专以上学习12812人，占76%，比2010年提高了33个百分点。活跃在社区服务各领域，成为推动社区建设和社区服务的重要力量。

（四）社区服务方式不断改善

不少地方依托街道社区服务中心、社区服务站，实行“一站式”服务；近年来，全区各地按照自治区的相关要求，以“一个中心、两个站”为基本模式，着力强化和健全社区服务功能。同时，将社区信息化平台建设作为加强社会管理和服务的一项重要工作来抓。呼和浩特市、包头市、鄂尔多斯市等地都划拨专项经费用于社区信息化平台建设，购置了设备，开发了软件，采集、更新了信息，建立综合性的社区信息化网络，有计划的实现市区（旗、县）、街道办事处（镇）、居委会三级联网。目前，全区实现市区（旗、县）、街道办事处（镇）、居委会三级联网的社区有924个，已建成信息化网络管理平台的社区有823个。到2012年底，还有486个社区可以基本建成信息化网络管理平台。

（五）社区服务制度环境初步形成

近年来国家围绕社区卫生、社会救助、劳动就业、文化教育、社区服务设施等内容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政策。内蒙古党委、政府也相继出台了积极推进社区服务的政策措施，如《关于加强城镇和谐社区建设的若干意见》等为有效解决困扰社区建设的问题提供了政策依据；制订了《自治区社区建设十二五专项规划》，提出了今后五年社区建设发展的目标、任务以及重点。

三、我区城市社区服务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社区服务设施总量供给不足，社区服务项目较少，水平不高，供给方式单一

城市社区福利服务的范围和水平都比较有限，都主要局限于为弱势群体提供无偿、低偿服务，或者围绕社区成员的最基本需要提供公益；而另一方面，社区承担了过多的政府职能，在调研中了解到很多社区的服务项目包括党员管理、劳动保障、综合治理、计生服务、民政救助、文化卫生、医疗卫生服务、法律服务、人民调解、中介服务、社区警务等，在这些众多的项目内容中，很多部门把工作布置给街道，再由街道交办给社区，或是由社区辅助某些政府部门的工作，因此社区承担了很多原本应该是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致使社区工作能力超载，很多自治的服务却未做，主要职能缺失。

（二）社区与社区之间发育不平衡，服务水平存在差距

社区资源种类多样，分散在社区居民、社区组织、驻社区单位和社区环境之中，相对于居民日益多样化的社区服务需求来说，资源供给总量有限而且相对不足，一些老旧社区和规模小的社区，其资源短缺更加严重，特色性，指任何社区的资源有一定的优势和特色或人力资源丰富或资金充足或设施先进）社区服务以社区为资源配置的主体，对社区内的成员提供服务，这种服务安排往往是有局限性的，不可能在每个社区加以推行。例如呼市的税苑社区就是一个单位社区，其社区办公场所和活动场地都是由小区承建者来提供，有与相关单位合办的老年大学，有科协赠送的科普器材，有赛罕区医院在社区内设置的卫生服务站，因此其功能设施相对完善，服务水平较高；而有一些村转居的社区服务水平却不高，因此，发展背景和水平不同的社区，居民所享受的服务待遇有着显著差异。

（三）社区服务人才短缺，素质偏低，结构亟待优化

居委会干部在为社区成员提供服务资源的过程中，往往起着主导作用，大多数城市社区居委会的干部素质偏低，在现实生活中没有扮演好其应有的角色，与社区居民对其角色的期望存在一定的差距，影响对其信任，然而，由于他们缺乏必备的专业理论知识，加上受管理体制的影响，作为社区成员提供服务资源的过程中，往往倾向于完成上级政府下达的行政任务，而忽略了社区成员的实际需求，缺乏社区工作的专业培训，没能掌握社区工作理念和方法，未树立“以人为本”的服务意识，不能够以社区成员的实际需求为工作出发点，为社区成员提供各种服务。

（四）社区服务模式机制不顺畅，社会参与机制亟待完善

政府主导下的社区服务并没有体现多元参与以及为全体社区成员提供福利的意涵，社区工作主要靠政府推动，无法充分发挥社区组织、社会服务组织和广大居民在社区资源整合中的作用。

城市社区主要的社区组织是社区居委会。城市社区居委会具有很强的行政色彩，被视为准行政机构，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准行政化管理”的运作方式。社区居民委员会角色定位难以理顺，行政化严重，政府部门过多介入，社区居委会严重依赖于政府，社区居委会的工作方式仍很传统，长期处于自上而下制度安排中，掌握资源有限，社区所需各项资源如人力资源、物质资源、组织资源、信息资源、文化资源等，过多依赖于政府，社区无法获得自主性，大量的工作是落实上级行政组织的指令和任务。另一方面，由于对民间的认识和信任不够，目前民间社会组织参与社区管理与服务的程度十分有限，在街道和居委会的全面管束下，近年社区民间组织在数量上有明显增长，但自治程度不高，面临政府过度干预的挑战，各个方面受到限制，使之活动主要局限于本小区内，未能在资源整合中发挥应有作用，束缚了其参与社区服务的步伐。

社区居民的参与只是在政府行政命令下的以社区共建形式开展，居民和社区单位参与意识不强，社区成员的积极主动参与的意识不浓，而缺乏参与社区活动的积极性，未能积极承担相应的责任与义务。另一方面，社区居委会所提供的服务资源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未能满足城市社区居民的需求，服务水平较低，使得居民对社区居委会的认可度较低，参与社区事务的积极性也较低。

四、当前提升我区城市社区服务水平的对策

明确界定居民委员会的职责；加快民间社会组织的发展；重视公民意识的培育加强相关法规制度建设。

（一）夯实社区服务发展的基础条件

1.完善社区基础设施

把建设现代化社区纳入城市整体规划， 大力改善社区活动场所和服务设施，统筹解决好土地划拨、产权归属、使用管理等问题，将社区建设成为有形的、能够满足居民一般生活、休闲、娱乐、工作、学习的社区， 为社区开展工作创造良好条件，增强社区居民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在社区基础设施建设上，不仅需要政府财政支持和投入，更要广泛吸收社会资金，鼓励社会捐赠，积极吸引外资，建立政府与社会相结合的多元投资机制。

2.培育社区专职工作者队伍和社区志愿者队伍

提高社区工作者素质，针对当前社区工作者普遍存在的学历层次较低，年龄偏大，工作方法传统等问题，应加快社区工作人员的在职培训，提高其素质和能力，改善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待遇等。同时，改革社区居民委员会干部选拔聘任制度，采取向社会公开招聘、竞争上岗等形式选择优秀人才，逐步实现社区工作者队伍的职业化、专业化、知识化和年轻化，保证有一支相对充实稳定的力量做社区工作。另一方面，我国社区服务应借鉴和吸收国外先进经验和做法， 要拓宽社区工作者来源渠道，大力开展志愿者活动。

（二）发展创新社区服务的内容和形式

社区要切实做好公益性的、福利性的服务群众的工作，将重点放在帮助群众就业创业、丰富文化生活、改善人居环境、提升文明素质方面，尤其要高度关注困难群众和弱势群体的生活。广泛开展社区老年人服务，利用好为老服务设施。深入了解和反映社情民意，拓宽居民参与社区事务的渠道加强法制宣传和安全教育，引导居民理性表达诉求，自觉依法办事，妥善处理利益纠纷，促进城市基层和谐稳定。

同时， 可以借鉴国内其他地方通过政府购买服务、设立项目资金、开展项目补贴等方式，引导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和居民参与社区管理和服务活动，鼓励个体、私营、民营等企业开办社区服务项目，开展便民利民服务。充分利用热线电话、互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不断提高服务质量和管理水平。在社区内逐渐形成社会福利服务、社会互助服务和市场有偿服务相结合的多类型、多层次、广覆盖的社区服务网络。

（三）重新定位政府与居委会间关系，创新社区管理机制

1.政府扮演好社区服务的主导角色

就政府而言，政府应理性地介入属于自己管辖范围内的社会服务。一方面，政府要充分发挥主导作用，做好社区规划，制定必要的扶持鼓励政策。协调有关部门，解决有关矛盾，保证社区治理工作顺利向前推进。另一方面，政府要真正做到政社分开，将一部分权力下放给社区，建立政府与社区之间的合作管理机制，而不是将社区作为政府的“腿”。

2.强化社区居委会的组织建设与社会服务功能

发挥社区居委会在扩大群众参与，反映群众诉求方面的积极作用，各项工作应当建立在群众参与、民主决策的基础上，才能获得社区成员的信任，并能有效的调动社区成员的积极参与。明确社区居委会在城市社区中的作用，居委会的积极倡导和参与，有利于提高社区成员对于社区服务的信赖程度并保证其心理预期的实现。

提高居委会自治功能，做好社区日常管理和服务工作。结合实际情况，规范工作程序，将社区事务逐步交由社区居民自主决定、自我管理，特别是对社区的重大问题，广泛征求居民群众意见，并保证尊重大多数群众的意见。最后积极培育发展社区中介组织。社区中介组织是社区治理和社区服务的重要力量，对加强社区内的专项服务，增强社区凝聚力，提高居民参与意识，起着重要作用。

3.积极培育和建立多样化的社区民间组织

基于不同利益需求，不同爱好所形成的各种民间组织，具有提供服务、反映诉求、规范行为的积极作用，他的建立有利于公民横向参与网络的参与网络的形成。因此当前应积极培育和鼓励发展公益性、服务性的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同时加强管理、指导和帮助，制定扶持政策和措施，使之建立和完善科学的管理机制，提高自身的管理水平和服务能力。

（四）吸纳社会多元力量，实现社区服务社会多元供给模式

城市社区服务需要多方利益主体的共同参与。服务主体及资金来源的单一使得服务匮乏难以满足当前社区居民的利益诉求，限制了城市社区服务的发展，应当通过国家、集体、个人等社会各方面力量共同参与投入，努力形成政府牵头、有关职能部门配合、街道和居委会主办、社会力量支持、群众广泛参与的社区资源整合网络， 建立多元部门间的良性互动新格局，以形成推进社区建设的资源合力。充分调动驻街单位等一切力量， 发挥基金会、慈善组织、公共服务社等社区非营利组织的作用，将其转化为可用于社区建设的资源。

参考文献：

[1]十年回眸：内蒙古城镇化率2011年已达56.6%[EB/OL].内蒙古新闻网-内蒙古日报，2012-10-23.

http：//.cn/system/2012/10/23/010852785.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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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关键词】社区治理 城市化问题 法律规范

【中图分类号】D922.1 【文献标识码】A

城市化进程中的社区经历了礼俗社会向法理社会转化的过程，产生了社区失序问题;法律治理失范，产生了社区失灵问题;人口流动性增加，产生了社区整合性差问题。在对社区进行法律治理的过程当中，应重点研究这些问题，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

礼俗社会向法理社会转化产生社区失序问题

社会学家将社会分为礼俗社会和法理社会①。礼俗社会建立在以家庭、近邻、种族、宗教等为纽带的直接首属人类关系基础之上，家庭或家族是组织的基本单元，用深度、凝聚力、满足度等特征描述社会关系，以看护和家庭的方式把人们聚合在一起，通过来自家庭和邻居非正式的纪律规范约束个人行为，其成员有相似的背景与生活经验，彼此熟识而亲密，以私人方式交往互动，隐私较少，人们有共同的价值观念和道德传统，秉承集体主义至上原则，通过道德劝说、闲话、表情手势等非正式的道德控制手段来维持社会秩序。社会团体成员生于斯，长于斯，自然形成，与他们的祖辈相似，以人的相似性为基础形成机械融合体，由这种融合体组成的社会是一种封闭的前工业社会，相似于农业社会。

法理社会建立在不同家庭、宗教、团体、组织的人们相区隔的间接次属人类关系基础之上，源于经济组织模式的理性、效率和契约责任，大部分社会交往趋向于短暂化和表面化，人们通过正式的联系集聚于机构和组织中，非个人的、制度化的规则约束个人行为，即法律是社会控制的主要手段，运用法律来约束个人行为，其成员由不同生活背景、文化价值观念和道德传统的人口组成，缺乏感情交流，人际关系松散，人们关心的是自己的私利，坚持个人主义至上原则，社会团体成员存在着明显经济角色差导，以这些差异角色为基础形成融合体，由这种融合体组成的社会是一种开放的工业城市化社会。

礼俗社会和法理社会是两种既定对立的理想社会，礼俗社会是基于血缘、亲缘、地缘和共同感情经历历史形成的自然产品;法理社会是人们有意识地建立、设置的人工制品，由自然形成向人工建造转变，由礼俗社会向法理社会转变，由农业农村社会向工业城市社会转变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②在社会转变过程当中，原有的社会控制体系逐渐解体，新的社会控制体系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一些人感到孤独、困惑，不知道该如何做，一些人容易挑战或无视社会规则，这种状况的一个后果就是失常行为增加，社会走向了无规范的失秩状态。“失序”是指因社会转型以及由此而导致的社会失范所引起的社会秩序在一定程度和一定范围内的紊乱。③亨廷顿曾说：“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④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也是一个容易出现动乱和失序的过程。

社区是社会的缩影，城市化引起的失序状态在社区表现得尤其明显。城市化使社区由熟人社会变成了陌生人社会，人们相见而不相识，割断了建立在家庭、邻居关系基础上的联系纽带，劝说、舆论等道德手段失去了对社区的控制作用，法律控制手段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控制手段出现了断层，社区陷入了混乱的失序状态。失序是社会进步过程当中出现的一种反常现象，它打破了现存社会秩序赖以存在的常规，并且就此毁掉了文化和经济的价值，诸如勤俭的习惯、熟练的技巧，以及个人的希望、抱负和作为社会秩序内容的生活计划，但如果经过合理的调适，能在更高的层次上形成良好的社会秩序，并以之推动社会向高级阶段发展。

在社区由礼俗社会向法理社会转变过程当中，法律成了社会控制的主要手段，对社区的发展具有引领、规范和调适作用，这种作用建立在法律与社区实际情况相符合的基础之上，但是，由于人们在面对新生事物时往往知识、经验不足，不能很快把握社区法律治理的真谛，真理的获得需要有一个不断实践的过程，法律对社区的治理也有一个不断的修正过程，即要经过立法―适用―修正―适用―修正的不断反复过程，也就是说要经过一个法律治理的探索阶段。探索阶段，有可能出现法律空缺、法律秩序滞后、法律实施困难等情况，这些情况都有可能产生社区的失序问题，在社区法律实践中应对此进行深入研究，并加以解决，尽量缩小失序的延续时间，将失序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使失序而不混乱。

法律治理失范产生社区失灵问题

“失范”这个概念最早由法国著名的社会学家涂尔干提出，是指一种无规范状况，或者是社会准则的缺乏和混合不清。罗伯特・默顿从功能主义的观点出发，对这个概念进行了更改，他把失范看成是“规范的缺席”，即人们对现存的社会规范缺乏广泛的认同，从而使社会规范丧失了控制人们行为的权威和效力。涂尔干和罗伯特・默顿界定的这两种失范问题，在城市化进程中的社会普遍存在。

就前者来说，城市化社区，首属社会关系向次属社会关系转化，动摇了基于家庭、近邻、种族、宗教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紧密联系纽带，人们混杂在一起，相互不了解，生活上相互依存，情感上相互远离，不同收入、家庭、宗教、团体、组织的人们相区隔，社会控制条件和社会控制模式发生了变化，以首属社会关系为基础的道德控制方式向以次属社会关系为基础的法律控制方式转化。在转变过程当中，旧有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被普遍否定或遇到严重破坏，逐渐失去了对社会成员的约束作用，新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未被普遍接受或尚未形成，社会成员的行为缺乏明确的社会规范约束，形成社会规范权威失范、社会规范真空或规范冲突这样一种社会状态。在这样的社会中，社会规范缺乏明确性、确定性和肯定性，对社会成员的指导性不强，增大了人们依照规范行事的难度，人们的社会行为表现就是各行其是，整个社会陷入了混乱局面。

就后者来说，城市化社区，用理性和客观程序建立法律秩序，这样的秩序永远不能完全取代建立在共识和道德力量基础上的规模较小的直接群体的秩序，人们也习惯于建立在道德基础上的社会控制方式，对法律控制方式缺乏广泛的认同感，使法律规范丧失了控制人们行为的权威和效力。结果，城市生活导致了社会结构松散，允许以自我为中心等不正常行为泛滥，放纵个人问题迅速膨胀成为社会问题。……以客观制度化的控制来替代自我控制和社会控制的生活方式，……不仅加剧了反道德行为和社会的混乱，同时也造成了道德秩序、社会稳定和社会控制更为普遍的瓦解，形成了一种被认为是社区解体（social disorganization）的状况。社区混乱与社区解体相互叠加，产生了社区治理的失灵问题。

解决社区失灵问题应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首先，建立完善的社区法律制度体系。目前的社区法律制度滞后于社区的发展速度，不完全切合社区治理的实际需要，不能很好地发挥对社区的引领、规范和调适作用。应该依照社区发展的客观规律，对这些法律进行反复的实践和修正，建立完善的社区法律体系，调整社区的社会关系，规范社区各类主体的法律行为，维护良好的社区法律秩序。

其次，将法律制度建立在人们良好社会行为习惯的基础之上。城市社会学家认为，任何一种比较正式的控制方式，都必须建立在本能、自发的基础之上，才能显出其效力。在正规的法律形式取代民俗的过程当中，城市行政的控制办法应深入到以往只是由个人的爱好和意愿自行决定的某些活动中来，这样的社会控制方式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⑤。

再次，运用法律与道德相结合的控制方式。社会的演进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发展过程，是一个不断地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在此发展过程当中，新的社会是原有社会的延续，保留有原来社会的因素。在社区由礼俗社会向法理社会转变过程当中，也要遵循否定之否定的发展规律，道德规范和法律制度在本质上具有同一性，都对社区具有凝聚力和调节作用，在用法律进行社区治理的同时，也要注意运用道德控制方式，使两者相辅相成，促进社区的稳定和发展。

人口流动性增加产生社区整合性差问题

社会整合是按照一定的价值观念和规范，对社会中既相对独立又互相联系的因素进行整合，形成统一体的社会活动。社会整合是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它既能维护社会系统的完整性，又能使社会进入更高级的适应能力。社会整合的基本功能是保持社会的秩序化、规范化，其目的是防止社会结构的各个部分因缺乏亲和力而导致发展失控，引起整个社会的混乱、无序。⑥

社区互动关系是社区整合的基础条件，社区互动的关系有两种，一种是主要关系，另一种是次要关系。主要关系包括亲戚之间的关系和私人朋友之间的关系，亲戚之间关系建立在忠诚和责任基础之上，私人朋友之间关系建立在吸引力和项目的兴趣基础之上。次要关系是具有目的性的关系，是为获得特别的目的而聚集在一起的不同个体之间的关系。他们经常被划分为两类，一类是具有内在满足感的互动（情感性互动）关系，另一类是仅获得某种目标的互动（工具性互动）关系。情感性互动典型地围绕不同类型自愿协会的形式被组织，如运动会、业余爱好组织、联谊会、志愿组织;工具性互动经常发生在商业协会、工会、政治团体和压力团体的框架内。社区整合就建立在这些互动关系的基础之上。整合后的社区能使所有成员的福祉获得改善，但是当成员可以自由进入或退出该群体时，这个结论就不可信了。⑦由于城市化的流动性、社会服务安全提升和生活节奏差异化增大，人们较少受到居住邻近性的约束，地方支持系统变得越来越不重要，让更多的人参与到邻里生活中来变得日益艰难。在这人口频繁流动的城市化社区中，人们自我分类和被分类成城市组织的不同部分，经过隔离、同化、再隔离的协同过程，城市的不同部分和住房的不同类型逐渐由不同社会经济状况、不同规模结构的家庭和不同民族、种族背景的人们所表征。⑧人员流动性增加和分化，使社区失去了具有相似社会经济资源和文化价值观念的亲近性支撑，无论是主要互动关系，还是次要互动关系都很难实现。人与人之间没有了社会互动关系，社区整合无法进行。

城市化社区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情感智力发展不足，心理压力增大;二是文化价值观念多元化，生活方式多样化。就前者来说，城市既解放着人类，又限制着人类，在此，人类实现自我，展示创造的力量，追逐生存、财富、地位、权力、知识等目标，却又忽视情感的培养，人口膨胀、非充分就业、不快节奏的城市生活，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就后者来说，城市化进程中的社区被社会经济、人口、文化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存在明显差异的群体“侵入”，模糊了人的价值理念，动摇了道德的行为规范性，产生堕落、混乱、无序和冲突。如果缺乏互动和整合，这些问题很难解决。

从任何意义上都可以说，是那些对社区没有治理能力的人们仍对地方社区保持着兴趣，并活跃在我们各大城市的地方社区中。妇女，特别是未受过专业训练的妇女，以及从地域上被隔绝、禁闭在异地语言中的无形壁垒之中的移民们，才注定要保持着他们对邻里生活的某种兴趣。有能力的人不关心社区事务，关心社区事务的人没有能力，选举产生的社区自治组织自治意识薄弱，社区整合能力不强，很难通过交往互动的方式行使社区自治权利，在社区法律治理过程当中，需要政府权力的适当介入，整合社区资源，培育社区自治组织，提高自治组织的自治能力。

依照政府与社会相分离的治理理念，政府权力不是直接介入社区自治事务，而是赋予居民委员会部分行政管理权力，让其在城市化社区自治中起主导作用，整合居民、业主委员会、物业服务公司等社区主体形成综合治理能力，解决在人口流动过程当中社区存在的城市化问题。社区居民委员会有丰富的社区治理工作经验，长期以来，社区居民也习惯于居民委员的领导，居民委员会有能力在社区治理中起主导作用。对此，要为居民委员会在社区整合中发挥主导作用搭建一个平台，这个平台就是建立以居民委员会为主导的议事协调机构。居民委员会、业主委员会和物业服务公司三个法人组织主体都在社区行使权力，权力边界并不清晰，存在相互重叠和冲突，应通过议事协调机构协调三方的社区整合行为。居民委员会因具有社会管理职能而在协调机构中居于核心主导地位，是协调的组织领导者，业主委员会和物业服务公司是协调机构中的积极参与者。居民委员会在组织召开协调会议之前就拟协调的议题征求包括业主在内的全体居民的意见，协调中对共同管理的事项和各自管理的事务进行充分协商，划清权力边界，明确职能分工，达成共同治理社区的一致意见，向全体居民公布后组织实施，凝聚社区各种资源形成综合整合能力。居民委员会在议事协调机构中的主导作用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帮助业主委员会提高自治能力，协助物业服务公司进行物业管理，维护正常的物业服务合同法律关系;另一方面，充分发挥居民委员会的人民调解作用，协调解决业主、业主委员会、物业服务公司之间产生的法律纠纷。居民委员会是党和政府治理社区的着力点，在人口流动性强、社区整合性差、法律纠纷频发的情况下，应加强居民委员会的组织建设，提高居民委员会整合社区的能力，使社区问题在社区内部得到解决，维护社区的和谐与稳定。

（作者分别为南昌理工学院城市化与法律治理研究所所长、副教授，南昌理工学院院长、教授;本文系2014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城市化进程中的社区法律纠纷研究”的研究成果，项目编号：14BFX070）

【注释】

①Tonnies， swork was first published in 1887 and was translatedinto English by C. Loomis in 1957 as community and Society.EastLansing， Mich.：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②夏建中：《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结构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77页。

③刘祖云：《中国社会发展三论：转型・分化・和谐》，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237页。

④[美]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年，第31页。

⑤[美]R.E.帕克，E.N.伯吉斯，R.D.麦肯齐：《城市社会学―芝加哥学派城市研究》，宋俊岭、郑也夫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32页。

⑥叶昌友，王天闻：“社会整合与党的执政能力的提升”，《社会科学家》，2011年第11期。

⑦[美]塞缪尔・鲍尔斯，赫伯特・金迪斯：《社会资本与社区治理》，参见周红云主编：《社会资本与民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201页。

篇10

【论文摘要】借鉴国内外专家、学者提出的公司治理评价体系在实际应用中的优点和缺点，根据古村落旅游公司治理的特珠性，构建一套专门针对古村落旅游公司的公司治理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层次分析法，确定各指标的权重，并对三类古村落旅游公司治理状况进行综合评价。

一、古村落旅游公司治理的特殊性

古村落旅游公司，是经营以古村落旅游资源为吸引物的古村落文化体验型旅游产品的旅游企业。它具有般的旅游企业的特征，即旅游产品的综合性与生产、消费的同时性。此外，它同时也是一种特殊类型的旅游企业。古村落旅游公司治理绩效评价是一般公司治理评价在古村落旅游公司的应用，同时还要考虑到古村落旅游公司作为旅游企业治理的特殊胜。自然型旅游景区可以脱离于社区，景区公司的治理可以较少考虑讨社区的影响。而古村落文化旅游资源开发关系到某一区域居民的生活环境、资源开发和保护等问题。其特征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经营产品和经营目标的特殊性。古村落旅游公司经营的是文化体验型旅游产品，其经营目标为收益性与保护性并存。这意味誓占村落旅游公司既要实现经济效益的最大化，同时又要保证对.资源、环境的有效保护，最终实现社区经济、社会、环境利益的三者最大化。第二月拼t区的高度依赖性。由于古村落旅游景区与村民生活的社区高度叠合，它既要满足村民日常生活需要，又要满足游客对古村落文化旅游的体验需要。古村落村民实际上扮演着三重角色，一是古村落村民因为拥有古民居产权而成为古村落旅游公司的股东，二是由于旅游业较快发展而影响当地村民正常生活秩序等，使村民成为古村落旅游发展的重大利益相关者，三是古村落旅游紧密依托村民生活的社区而成为旅游产品的生产者。这三重身份决定一个当地村民在公司重大问题上应该拥有参与决策权、对公司管理人员的监督权和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等相关权力。因此，经营者应该建立起与居民代表对话协商机制，充分尊重当地居民的权益和意见。第三，委托一关系的复杂性。对于一般公司而言，信息不刘称主要表现在股东与公司之间，委托关系表现在股东与董事会、董事会与经理层之间，一般公司的公司治理的主要治理对象是经营者与董事会，目的是消除股东与公司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而古村落旅游公司的委托关系除了面临着内部治理中的信息不对称外，还表现在外部治理中的社区与旅游公司之间、政府与旅游公司之间，因此古村落旅游公司还需解决社区、政府与公司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政府是除了社区以外最重要的利益相关者。在竞争性企业中，政府作为企业的利益相关者与企业的关系不很密切，对竞争性企业只做宏观上的经济指导。而在古村落旅游公司中，政府与企业有着密切的关系，表现在其既是旅游景区的管理者，旅游政策、法律法规的制订者，又是当地旅游对外宣传的推广者、促销者等。古村落旅游公司的这几方面的特殊胜使得公司在治理中，必须关注社区、政府、旅游者等重要的利益相关者对公司治理产生影响。

二、古村落旅游公司治理绩效评价体系的构建与数据处理

根据《中国上市公司治理准则》、《DECD公司治理原则》，并针对古‘村落旅游公司在治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原因进行分析，借鉴国内外专家、学者.提出的公司治理评价体系在实际应用中的优点和缺点，本文提出了一套专门针对.古村落旅游公司的公司治理评价体系。这套公司治理评价体系暂时没有考虑公司治理的国家环境评价，因为这一套公司治理评价体系的应用目标主要是国内景区公司，不包括国外的公司。刘于所有的国内景区公司，都是在同一国家环境条件下，主要在于公司内部治理的差别。

古村落旅游公司与一般公司类似，它不仅仅是股东的公司，而且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公司的治理机制也不仅限于以治理结构为基础的内部治理，而是利益相关者通过一系列的内部、外部机制来实施共同治理，治理的目标不仅是股东利益的最大化，而且是要保证公司决策的科学性，从而实现公司各方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最大化。公司治理质量的好坏体现在公司是否具有一套完善的决策与监督制衡机制。因此，公司治理绩效的评价要素必须考虑利益相关者参与治理的状况。古村落旅游公司的利益相关者包括股东、债权人、经营者、员工、政府、社区、游客。

(一)指标体系的递阶层次结构模型

一个完善的评价系统是完善的评价体系与科学的评价方法的完美结合。通过借鉴现有的公司治理评价体系研究成果，结合古村落旅游公司治理环境的特点，笔者试图构圣全一个能评价各种不同类型古村落旅游公司治理模式的治理评价指标体系，古村落旅游公司治理指标体系采用递阶层次结构模型(见表1)。

第一层:即目标层，古村落旅游公司治理绩效，用A表示。

第二层:即准则层，将从股东(B1)，董事会(B2)、监事会(B3)、经理层(B4)债权人(B5)、员工(B6 )、社区(B7)、政府}B8)与游客(B9)九个方面综合评价古村落旅游公司治理绩效。

第三层:即指标层，包括股东收益权(C1)等3S个具体的定性和定量指标构成设置股东、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债权人、员工、社区、政府、游客九个方面的评价内容，每.评价内容由一系列的评价指标组成。

三、古村落旅游公司治理绩评价

1、评价指标权重的确定

确定指标权重的方法常用的有层次分析法、主成分分析法、因子分析法、专家打分法等。本文采用层次分析法，根据层次分析法计算得出各层次指标的权重值。

2、指标数据的收集与处理

为了便于比较、减少主观性，指标体系尽星选取定量指标，经过计算处理且都为正指标，也即数值越大越好。为了消除各定量指标不同量纲对训算值的影响，对各指标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本文采取直线型标准化方法中的Z-Score法对数据进朽韦示准化处理。

3、古村落旅游公司治理绩效综合评价

由于指标层中的绝大部分指标值都难以从企业、政府相关部门直接收集到，因此，本文采用德尔菲法，首先选择从事古村落旅游经营、管理、研究的10名管理人员、研究人员，根据每个指标优劣程度赋予0——10分，即非常差1分、很差2分、差3分、较差4分、一般5分、稍好6分、较好7分、好8分、很好9分、非常好10分，分数越高说明指标值越优。把ZG， LM， NX三个古村落旅游公司的背景资料、各指标评分标准、要求等资料发放给10位专家，请各位专家分别对ZG， LM， NX三个古村落旅游公司的35个指标进行评分;第一轮评分后，经过统计处理汇总的专家评分以及评分要求再寄给各位专家，请专家再进行评分;第二轮评分后，经过统计处理汇总的专家评分以及评分要求再寄给各位专家，请专家进行第三次评分;通过三轮的评分，绝大多数指标的评分结果基本趋于一致。然后采用加权平均法计算ZG， LM， NX三个古村落旅游公司35项指标的最后得分(见表2)。

四、古村落旅游公司治理绩效的比较分析

现拟对ZG， LM， NX三个古村落旅游公司治理效的进行综合评价，各古村落旅游公司对应的治理评价指标见表。

从评价结果可以清楚地看出，三个古村落旅游公司治理综合得分均不高，分别为6.435， 6.162和5.335，说明三个古村落旅游公司在考虑主体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要求的时候，还不够充分，NX公司重点考虑了股东、董事会及经理层等利益相关者的主体利益要求，而忽视了员工、社区、政府等利益相关者的主体利益要求;ZG公司重点考虑了社区、经理层及政府等利益相关者的主体利益要求，而忽视了董事会、监事会、员工等利益相关者的主体利益要求;LM公司则重点考虑的是政府、经理层及游客等利益相关者的主体利益要求，而忽视了员工、社区等利益相关者的主体利益要求。

LM公司治理摸式是一种比较典型的政府主导型治理模式，古村落旅游公司与古村落旅游管理委员会只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政企不分，在古村落开发初期，成效显著，可以利用行政手段来协调旅游开发过程中各利益主体的利益矛盾，在旅游开发的过程中能注重景区内外环境的改善、基础设施的建设、旅游市场的拓展和旅游形象的提升，因此LM公司的政府、经理层、游客等评价因子得分都比较高，分别为8.451，6.871和6.28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