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治理的特性范文
时间：2023-08-04 17:38:01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社区治理的特性，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摘要】 目的：探讨玻璃体手术治疗特发性黄斑前膜联合与未联合眼内注射曲安奈德行黄斑前膜剥离术的疗效比较。方法：回顾性分析我院采用玻璃体切除术治疗特发性黄斑前膜88例101眼的临床资料。其中治疗组51眼联合曲安奈德注入，对照组50眼未注入曲安奈德。所有病例均采用标准三切口经睫状体平坦部玻璃体切除手术。治疗组术中玻璃体切除完毕后行气液交换，待玻璃体腔无液体后注入曲安奈德(triamcinolone acetonide，TA)2.5mg染色，然后放入眼内灌注液进行黄斑前膜剥除术，其中28眼同时进行了内界膜撕除术。对照组玻璃体切除完毕后直接进行黄斑前膜剥除。手术后随访3～24(平均17)mo。对最佳矫正视力(BCVA)、眼压、黄斑结构及手术并发症进行长期疗效观察，分析其统计学意义。结果：随访3mo，治疗组视力不同程度提高48眼(94.1%)，不变2眼(3.9%)，视力下降1眼(2.0%)。对照组视力提高46眼(92.0%)，不变2眼(4.0%)，下降2眼(4.0%)。治疗组与对照组术后3mo BCVA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1.424，P>0.05);但术后6，12，24mo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4.528，P
【关键词】 黄斑前膜;特发性;曲安奈德;玻璃体手术;相干光断层成像
AbstractAIM: To investigate therapeutic effect of vitrectomy and intravitreal triamcinolone acetonide(TA) in surgical removal of idiopathic epimacular membrane.METHODS: The data of 88 patients 101 eyes with vitrectomy and intravitreal TA with surgical removal of idiopathic epimacular membrane were reviewed and analyzed， among which 51 eyes in treatment group were injected TA and 50 eyes were not injected TA. After undergoing fluidairexchange， all the eyes underwent a standard three port pars plana vitrectomy and then 2.5mg TA was injected to stain， and epiretinal membrane was removed after perfusate influxed， 28 eyes also were with internal limiting membrane peeling. Postoperative observation was 324(average 17) months. The visual acuity， complications of the surgery and foveal structural changes of macula were observed in long period and analyzed its statistic meaning.RESULTS: After observing the different degree of eyesight in treatment group for three months， the sight of 48(94.1%) eyes were improved ， the vision of 2(3.9%) eyes were remained the same as before and that of 1 (1.9%) eye decreased. Compared with the other group， improved eyes were 46 (92.0%) ， unchanged eyes were 2 (4.0%) and the eyesight of 2 (4.0%) eyes dereased. The difference of BCVA of two groups in three months had no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t=1.424， P>0.05)， whereas the compared difference of six， twelve and twentyfour months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t=4.528; P
KEYWORDS: epimacular membrane; idiopathic; triamcinolone acetonide; vitrectomy; optical coherence tomography
0引言
黄斑前膜根据病因分为特发性黄斑前膜和继发性黄斑前膜，是视网膜前纤维增生或黄斑玻璃纸样改变，对患者的视觉质量影响较大。玻璃体手术为治疗黄斑前膜的有效手段。我们探讨的是特发性黄斑前膜(idiopathic epimacular membrane)，是指发生于一般正常的、没有任何已知的其他眼病或玻璃体视网膜病变的视网膜前膜。我院采用玻璃体手术治疗组联合与对照组未联合曲安奈德眼内注射，观察其术前、术后视力、眼压、黄斑结构及手术并发症进行比较。回顾性分析200712/200912在我院眼科中心手术治疗的88例101眼特发性黄斑前膜患者，报告如下。
1对象和方法
1.1对象 特发性黄斑前膜88例101眼，其中治疗组51眼联合曲安奈德(triamcinolone acetonide，TA)注入，对照组50眼未注入TA。收集病例均为随机。男31例33眼，女57例68眼。年龄42～81(平均63.2)岁。单眼患病75例，双眼患病13例，其中男2例，女11例。手术前视力：手动～0.3。眼压8～22(平均14.56)mmHg(1mmHg=0.133kPa)。所有病例均排除眼外伤和眼底病史。手术后随访3～24(平均17)mo。
1.2方法 每一位患者术前、术后均行裂隙灯显微镜、间接眼底镜及三面镜检查。然后治疗组与对照组101眼术前、术后均行OCT检测(OCT 2000型Humphery光学相干断层扫描仪)，全部提示有黄斑前膜的形成，其厚度为175.59～765.32(平均513.00±98.35)μm，89眼伴有黄斑水表1 两组术中、后并发症眼肿，5眼伴有黄斑假孔。B超、OCT综合提示玻璃体不完全后脱离44眼(43.5%)。手术方法：采用标准三切口经睫状体平坦部玻璃体切除手术，切除玻璃体后皮质，治疗组给予进行气液交换，待玻璃体腔无液体后缓慢注入预备好的TA 2.5mg染色，距离黄斑区5mm处。TA颗粒黏附于视网膜前膜上呈固定状态，存在一个清晰的界限，然后放入眼内灌注液，黄斑前膜大小、范围及突破口均可清晰辨认。用眼内钩将前膜组织勾离视网膜表面后，用眼内膜镊完整撕除前膜。残留微膜可呈灰白色，继续剥除干净。其中28眼同时进行了内界膜撕除。23眼行气液交换，其中15眼用滤过空气填充，6眼用200mL/L SF6。对照组：常规玻璃体手术后直接用膜钩、膜镊剥离可见视网膜前膜。其中只有两眼进行了内界膜撕除。38眼行气液交换，其中12眼用滤过空气填充，18眼用200mL/L SF6，8眼用160mL/L C3F8气体填充，两眼给予轻硅油填充。
统计学分析：分别用配对资料t检验，使用SPSS 13.0 for windows统计软件包进行数据处理，P
2结果
2.1手术前后视力比较 随访3mo，治疗组视力不同程度提高48眼(94.1%)，不变2眼(3.9%)，下降1眼(2.0%)。对照组视力提高46眼(92.0%)，不变2眼(4.0%)，下降2眼(4.0%)。两组术后BCVA 3，6，12，24mo进行比较。治疗组与对照组术后3mo BCVA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1.424，P﹥0.05);术后6，12mo两组视力均恢复达高值，长时间随访达24mo时治疗组视力占明显优势。术后6，12，24mo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4.528，P
2.2手术前后眼压比较 治疗组和对照组术前与术后3，6，12，24mo的眼压为17.00±6.32mmHg和18.00±5.17mmHg。两组眼压≥2.79kPa(21mmHg)者分别为10%和11%，两者无明显差异(t=1.324，P>0.05)。
2.3手术前后黄斑区厚度比较 手术前后两组101眼均行OCT检查，OCT图像均可见黄斑区视网膜视神经上皮层表面厚度不一的膜样反光带。两组均有不同程度的黄斑水肿。术后OCT显示所有手术患者前膜均已消除，黄
图2 手术前后两组黄斑。
斑区厚度明显降低，黄斑水肿不同程度减轻。术中合并视网膜内界膜撕除治疗组有28眼，对照组2眼。于术后3mo达最低值。术后6，12，24mo长期随访治疗组无一眼黄斑前膜复发，对照组9眼再次复发，其中7眼再次手术消除，并给予惰性气体及硅油充填。两组随访期末黄斑厚度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6.528，P12mo黄斑区水肿长期存在治疗组3眼，对照组6眼(图2)。
2.4手术中、手术后并发症比较 两组病例在术中、术后均有并发症出现，如表1。治疗组中微血管出血较对照组明显减少，剥膜过程中治疗组有1眼出现医源性裂孔，对照组有6眼。均给予激光封闭治疗。术中及随访期间治疗组未发现视网膜脱离，对照组有7眼。给予惰性气体或硅油填充，视网膜均复位。术中、术后视网膜周边均出现裂孔，对照组明显增多。分别给予眼外冷凝、环扎，外加压，视网膜复位。两组均出现白内障，根据病情分别行超声乳化及人工晶状体植入术。治疗组和对照组术中和到随访期末两者比较有明显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6.324，P
3讨论
目前特发性黄斑前膜尚缺乏有效的药物治疗，玻璃体切除合并黄斑前膜剥离术改善了视功能，但手术治疗存在一定风险，黄斑前膜剥离的完整性和术中精巧性是手术成败的关键，特发性黄斑前膜术中不易辨认，特别是不典型者。我院在手术中利用曲安奈德(TA)注入，使黄斑前膜染色固定剥离进行了两组随机对比，术后视力、黄斑厚度、术中、术后并发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A是一种人工合成的含氟长效糖皮质激素，呈白色结晶粉末，该药溶于乙醇和氯仿，难溶于水，注射剂微细颗粒悬浊液。同时TA较经济，一般患者能接受，我们使用的剂量未发现明显不良反应。我们术中应用TA进行标记，就是利用它难溶于水，又呈白色结晶粉末的物理特性。有文献报道：其赋形剂可能对组织有毒性作用[1]，故有学者采用滤过器，平衡盐液或BSS液置换其赋形剂[2]。我们正是采用了该方法。在术中具有良好的可视性能，帮助术者看清并与周围组织区别，未清除剥离部分为灰白色，有效识别特发性黄斑前膜范围大小，剥除的完整性，术中不易误伤到视网膜，相应缩短了手术时间，提高手术效率[3]。术中还能更清晰地辨认残留的微膜，二次剥离，使增殖膜更加剥离充分，便于手术医生操作，从而减少了并发症。同时周边残余膜术中易发现，可一同剥除，预防术后PVR发生的可能。TA还具有抗炎抗增殖作用，减轻玻璃体切除术后炎性反应[4]及胶质细胞RPE游走增殖致PVR[5]发生的优点。进一步提高了手术安全性及成功率。远期效果提高。Kimura等[6]报道TA辅助视网膜前膜及内界膜剥除，无明显副作用。因此我们将101眼特发性黄斑前膜分为两组，一组在玻璃体手术剥离黄斑前膜时联合TA眼内注射，另一组直接行黄斑前膜剥离。在手术中发现特殊黄斑前膜劈裂者，在TA染色辅助下需仔细辨认，进行二次彻底剥膜。其中治疗组术中连同视网膜内界膜撕除28眼，对照组2眼。从结果来看，术后3mo，两组视力均恢复，无明显差异，但术后长时间随访(6，12，24mo)比较，有明显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Massin等[7]发现尽管特发性黄斑前膜剥除术后视力提高，黄斑区厚度下降，黄斑水肿好转，但OCT检查只有少数眼能恢复正常中心凹曲线。因此我们认为，在综合考虑患者视力、黄斑区结构情况下，适时尽早手术可有助于较好视功能恢复和保持。两组术前与术后眼压比较：眼压≥2.79kPa(21mmHg)分别为10%和11%，经治疗均好转，两者无明显差异，说明我们术中使用TA剂量是安全的，未引起眼压异常[8]。其中治疗组中有1例高眼压，完善相关检查确诊为原发性闭角型青光眼，行抗青光眼手术，眼压控制平稳。然而玻璃体切除术联合TA眼内注射治疗特发性黄斑前膜也存在一定风险。术中在推药(TA)过程中不可离黄斑太近，助手不可过度用力，以免误伤视网膜，我们在治疗中就出现1例在推药(TA)时，误伤黄斑区，造成医源性裂孔，气液交换后给予眼内激光封闭，180mL/L SF6填充。在剥除黄斑前膜中无1例医源性裂孔出现。而对照组剥除黄斑前膜时出现6例医源性裂孔，其中术中3例视网膜脱离，1例术后2wk发现视网膜脱离。考虑与前膜辨认不清，误伤视网膜和剥离时力度过大或欠均衡造成。视网膜脱离患者两例给予轻硅油填充，1例惰性气体160mL/L C3F8填充，视网膜均复位。另1例术后2wk发现周边裂孔造成视网膜脱离，给予环扎外加压冷凝治疗，视网膜复位。同时给患者增加了经济负担。手术结束前应详细检查周边视网膜，尽可能发现周边小裂孔及隐形裂孔，以免遗漏。治疗组术中发现2例周边小牵拉孔。对照组术中发现6例，术后2～8wk发现2例。均给予不同处理。未见视网膜脱离。
因此，术者在手术中还需谨慎、仔细，掌握一定手术技巧，不可盲目剥膜，在TA辅助染色下需寻找一突破口进行，将并发症降低到最低，使手术小量化。进一步提高手术成功率，并且相应减轻了患者经济负担。至于并发症多少可能也与术者手术熟练程度有关，IEM手术联合TA对患者视功能及黄斑结构的恢复情况尚需大量病例长期随访观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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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Kimura H， Kuroda S， Nagata M. Triam cinolone acetonideassisted peeling of the internal limiting membrane. Am J Ophthamol 2004;137(1):172173
篇2
【文章摘要】
由于农村社区公共池塘型水资源的特性，那些共同权利的拥有者从自利的角度出发，往往选择“搭便车”和机会主义等不合作行为。通过博弈论分析，这是“囚徒困境”博弈模型的一种表现形式。如何能破解这种困境，使其能选择走向合作？这需要一系列的制度供给，离不开一个可置信的第三方来保证有效的沟通、比较透明的信息和对违约者的惩罚。通过农民用水者协会模式的构建和完善，实施农民参与的自主治理，能利于这个问题的化解。
【关键词】
农村社区；农村社区公共池塘型水资源；博弈分析；治理
农村社区公共池塘型水资源具有典型的公共池塘资源的特性，导致其在利用中往往无法避免“囚徒困境”的结局，农户在用水过程中的“搭便车”和机会主义行为造成资源利用的效率低下，甚至对整个资源系统的破坏。尽管工程措施和技术手段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这些问题的存在，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率，但是治理的根本在于有效的制度安排。
1 农村社区公共池塘型水资源治理的博弈分析
在一次性囚徒困境博弈中，唯一的纳什均衡策略是（不合作，不合作），所以导致理性的参与者之间无法摆脱“囚徒困境”的悲剧。但如果有一套新的制度安排，使博弈的得益函数和博弈结构发生变化，并使参与方选择（合作，合作）的策略组合能成为博弈新的纳什均衡策略，就可以实现集体利益最大化，同时也可以使个体利益最大化，这样就实现了集体行动的目的。唯一的问题是，建立新的制度安排的成本要低于新的均衡建立之后所获得的额外收益。
要打破“囚徒困境”的博弈均衡，需要有一个“可置信的第三方”，来实现一种对博弈双方来说的“可置信的承诺”或者说对违规者的“可置信的威胁”。
从而克服参与者之间的不信任感，坚定彼此采取“合作”行为的预期和消除机会主义行为。在“囚犯困境”博弈中，就是使两个囚犯选择（沉默，沉默）成为新的纳什均衡，而都被无罪释放，从而获得对参与者自身，也是对集体来说的利益最大化。那么这个“第三方”如何实现这个“可置信的威胁”？这需要具备三个条件：一是能够与每个参与者进行有效的沟通；二是能保持公正，而被双方信任；三是具备足够的能力来实施对违规者的惩罚。这样参与者的最佳选择就是选择不违规而遵守承诺。
根据博弈论的分析，在无限次重复“囚徒困境”博弈中可以实现（合作，合作）的结果。这也是为许多实践所证明了的。但是这要求博弈双方认为：博弈在可以预见的时期内不会终止。在这种情况下，合作结果实现的原因是：博弈双方在反复试错的过程中，认识到长期利益的重要性，形成理性认识上的突破，而获得彼此行为的默契，并最终形成一种习惯或惯例。并且这种合作结果的实现，在能相互沟通和有良好合作传统的社区中能更容易实现。这其实是非正式制度安排对社区成员的影响，并且这种影响往往更加长远。这也是为何公共池塘水资源在有些民风淳朴的社区也能够得到良好治理的原因。社区内部良好的文化习俗和传统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可置信第三方”的角色。如果某一个社区成员经常采取“搭便车”或机会主义行为，由于社区内部人们相互之间非常了解，他这种行为就逃不过别人的监督，就会失去“声誉”，在以后的集体行动中，就得不到别人的配合。“搭便车”者会因此失去更多的利益。因此，从长期来看，社区成员的理是相互合作。
2 农村社区公共池塘型水资源治理模式分析
基于上面的分析：政府集权式的治理模式，如果能做到清正廉洁，秉公办事，有效承担“可置信的第三方”的角色，尽可能的降低治理成本，也并非不能实现公共池塘水资源的有效治理。问题在于：政府作为国家的人，其具体的管理行为也是由具有自利倾向的官员（人）来实施的，因此，在治理过程中，往往难以克服问题和行为；同时，政府对农村社区内部琐碎的生产、生活，及其成员的具体情况，缺乏足够的了解，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存在，很难与集体行动的参与人之间进行有效沟通（沟通往往通过村干部，这里面就又有一个人信息不对称和“道德风险”问题），也难以对投机行为进行有效监督。加之，政府官员的水资源管理和监督行为，是要付出成本的，如果没有对政府官员行为的有效监督和激励（对政府官员来说，其政绩往往并不体现在农村社区的治理情况好坏上），从自利的角度出发，政府官员也有规避责任，选择“不作为”等投机主义行为的动机。所以，政府集权治理的方式对处于水资源利用末端的农村社区公共池塘型水资源常常会失灵。在实施政府集权管理的模式下，政府官员的作风行为、办事效率和依法秉公办事，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公共池塘资源的治理效果。
农村社区公共池塘型水资源的治理要实现集体行动的结果，需要建立有效的制度安排：第一，对能清晰界定产权的水资源及其设施，实施民营化。但只适用于规模较小，能以较低成本实现“排他性“使用的小型农村水利设施。民营化之后，这部分水资源及其设施就不再属于农村社区公共池塘资源；第二，对必须采取集体行动才能有效运营的公共池塘型水资源及其设施，实现可持续利用的制度安排要满足三个条件：可置信的第三方；成员之间能够沟通，并对违规行为进行有效的监督；成员对规则的执行能遵守规则和承诺。
3 农村社区公共池塘型水资源治理中的农户参与模式选择
结合上文分析，针对农村社区公共池塘型水资源，更实际的选择是实施农户参与式自主治理的模式。
农户参与式社区水资源管理是指社区内农民建立农民用水协会，采取自愿加入的原则，共同协商并投资修建、营运和管理社区公共池塘型水资源系统，协会成员共同在相互监督和协调下分享水资源的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安排中，参与投资修建的农民根据一人一票制的原则，利用某种投票机制从所有参与者中选出协会的负责人。设施引水成功后，按一定方式分配水资源。农户每年以实物或资金的形式，为农户用水协会组织提供一定比例的资源份额，用以偿付系统运行控制和维护人员的费用，并使水资源按照大多数同意的原则进行分配。在需要集体行动清理渠道并承担常规或紧急维修工作时，协会成员有责任投入劳力。
农民用水者协会通过自主协商的制度安排，把当地利益相关、彼此熟悉的农民有效地组织起来，让所有农民对彼此的活动了如指掌，能够清楚了解在当天清理渠道任务等日常维护活动中没有参加的农民或消极怠工的农民，很容易排除不付费享用灌溉水资源的农民，能较好的监督相关人、财、物的投入支出，提高了农民对规则的遵守程度，降低了“搭便车”的潜在成本，因此在水资源的利用和水利设施的管理、维护上，能够使农民克服机会主义行为，而在集体行动中选择（合作，合作）的策略组合，实现集体行动的效益。组织有效的农民用水者协会，在某种相当于上文分析的“可以置信”的第三方，能够通过一定的组织形式（用水户会议或地方论坛）在相互熟悉的社区农户之间实施监督，对违规农户实施惩罚并实现对规则的可信承诺。
在农民自主协商灌溉管理制度中，农民通过参与规则制定、不断地设计有效规则等活动，抵消了负面的消极影响，增强了合作的积极性。协会内部农户深知相互依赖的重要性，沟通、理解和协商工作易于开展；另外，他们自己协商制定的规则，更适应当地的环境条件，被选择的监督管理人员常常是他们当中的一员，并且是当地有一定威望的人，这样，这些为自己的需求工作、又熟悉灌溉系统运行的工作人员，既有技术优势和自身内在动力，又有解决利益冲突的“道德权力”—声誉，而有利于制度规则的遵守和灌溉系统的有效运做，从而能提高管理效率，增强设施利用率，更好的满足农民对水资源的需求。
农民自主协商的自主治理制度适合在农民居住集中、稳定，彼此熟悉，地块相邻，灌溉水源单一，水资源用途相同的农村地区。这符合我国广大农村的实际，尤其是我国缺水地区，以村为居住单位，居住地和承包地比较集中，家庭经营规模也比较小，因此具有很强的适应性和可操作性。
【参考文献】
[1]李代鑫.中国灌溉管理与用水户参与灌溉管理改革[J].中国农村水利水电，20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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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刘文荣，陈鹏，马晓明.公共池塘资源管理的自治制度分析[J].环境科学动态，2004（2），14-15
[4]张陆彪等.农民用水户协会的绩效与问题分析[J].农业经济问题，2003（2）：29-33.
篇3
关键词:准公共产品;公共池塘资源;治理;农村社区公共产品
中图分类号:F124.5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29-0284-04
传统上对农村社区公共产品供给及治理①的研究,基本上是沿着界定(私有)产权基础上市场化供给方向发展。近年来,虽然逐渐注意到了多元化供给的重要性,但是囿于西方主流经济理论局限,在把握农村社区公共产品产权属性和结合我国农村社会因素研究上仍显不足,没有能真正解决农民偏好显示的问题。另外,由于对治理问题研究的缺乏,在实践中出现了大量公共产品的浪费及闲置的现象,农村公共事业没有得到可持续发展。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的公共池塘资源自主治理理论完善了准公共产品理论,结合社会资本因素的集体行动及制度供给理论给我们提供了研究农村社区公共产品供给及治理新的视角。
本文首先介绍公共池塘资源自主治理理论及其对准公共产品的完善,其次简要回顾目前国内农村社区公共产品研究的不足之处,最后借鉴公共池塘资源自主治理理论提出我国农村社区公共产品治理研究中需要进一步加强研究的内容及方向。
一、公共池塘资源自主治理理论与准公共产品理论的完善
公共产品(Public Goods)是指具有消费或使用上的非竞争性和受益上的非排他性的产品。公共产品可分为纯公共产品(Pure Public Goods)和准公共产品(Quasi Public Goods)。纯公共品是严格具备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产品,此外,纯公共产品还具有非分割性,它的消费是在保持其完整性的前提下,由众多的消费者共同享用的,如国防就是典型的纯公共产品。大多数公共产品为准公共产品,这类产品通常只具备上述两个特性的一个,而另一个则表现为不充分。一般认为,准公共产品包括“俱乐部产品(Club Goods)”和“公共资源(产品)”②两大类。前者如教育、卫生等,后者如公共矿山、渔场等。布坎南(1965)提出了拥挤成本的概念来区分“纯公共产品”与“非纯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他认为,不存在纯公共物品到纯私人物品的泾渭分明的界限,俱乐部产品是可以适应从纯公共物品和纯私人产品之间的连续体上的任意一点,只要排他机制的成本低于获取的收益,通过某些技术设计或制度设置就能够实现公共物品消费的排他性,从而能够以私人的、自愿的方式提供公共物品,“在纯公共产品与纯私人物品之间架起了桥梁”[1]。后来的学者对俱乐部产品的供给、定价及成员的数量等方面加以深入的研究,但在集体行动形成及公共产品治理方面没能展开研究。
哈丁(1968)提出“公地悲剧”,使得公共资源问题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公地悲剧”指“在一个有限的世界里,每一个人都被锁进一个强迫他无限增加其牲畜量的系统里。在一个相信公地自由使用的社会里,每个人都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所有人都争先恐后地涌入追求的结果是注定毁灭。公地自由使用带来了所有人的毁灭。”[2]“公地悲剧”反映了集体行动中的“搭便车”和机会主义行为带来的危害,再加上传统的集体行动理论没能解决“集体行动困境”,因此,对解决“公地悲剧”问题,要么建立私人产权,要么交与政府管理。由于人们对政府管理公共资源似乎注定会出现严重的问题与近乎疯狂的寻租行为深信不疑,因此,经济学家们(尤其产权经济学家)异口同声的政策建议是“建立私人产权”。但是,后来有学者对此提出了批评。如Quiggin(1988)[3]和Swaney(1990)[4]等人认为,哈丁以后的许多人虽然把公共产权(Common Property)看作由一群所有者拥有、每个人可以自由使用,但这与开放性资源(Open-Access)含义几乎相同,而现实经济中的公共产权却并非如此。开放性资源(或自由准入)指任何人都可以不被限制地开发使用的资源;而公共产权指一群所有者或使用者共同分享资源的各项(使用)权利,它限制谁使用、何时和怎样使用,通过一定的社会控制机制赋予权利和实施义务。容易引起“公地悲剧”的仅仅是“开放性资源”。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中译本,2000)的公共池塘资源①自主治理理论使得公共资源问题研究得到迅猛发展,完善了准公共产品理论。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的自主治理理论的中心内容是研究“一群相互依赖的委托人如何才能把自己组织起来,进行自主治理,从而能够在所有人都面对搭便车、规避责任或其他机会主义行为形态的情况下,取得持久的共同收益。”[5]其内容包括:(1)集体行动理论。奥斯特罗姆认为传统的集体行动理论只是一些使用假设的特殊模型,而非一般理论。当特定环境接近于模型的原有假设时,这些模型可以成功地预测人们所采取的策略及其结果,但是,当现实环境超出了假设范围,它们就无法预测结果了。传统模型的前提假设主要有两个:一是个体之间沟通困难或者无沟通;二是个人无改变规则的能力。这适用于一些大规模的公共事物治理,因为个体在这样的环境中经常是彼此独立行动、缺乏沟通以及个体改变现有结构需要高成本,但是对于彼此十分了解、经常沟通并且建立了信任和依赖感的小规模的公共事物治理并不适用。(2)自主治理的制度供给、可信承诺、互相监督。奥斯特罗姆在多中心理论的基础之上,提出理性个人策略选择的4个内部变量: 预期收益、预期成本、内部规范和贴现率。她认为,在一个自主治理的群体当中,解决制度供给、可信承诺、互相监督的问题是至关重要的,综合使用政府、市场以及社区自主治理等多种类型的制度安排,这有利于增加信息、改变激励、加强监督和规则的服从。(3)社会资本理论。她把社会资本定义为“互动模式的共享知识,理解,规范,规则和期望,个人组成的群体利用这种模式来完成经常性活动。” [6]她认为,能否解决集体行动困境,不仅在于个人和制度本身,还取决于双方联系的媒介――社会资本。在奥斯特罗姆看来,当成员面对集体行动困境时,仅有意识形态和习俗是不够的,还必须有规则体系、制度这些形式的社会资本的有效运作,否则搭便车或机会主义行为难以避免。
二、国内农村社区公共产品治理研究简述
我国学界对农村社区公共产品的概念并没有统一的界定。林万龙(2002)把农村社区公共产品定义为:“在乡或村的范围内提供为乡村社区农民(或其中一部分)所消费的带有公共产品性质(消费和收益难以完全排他)的产品或服务,包括农村小型基础设施建设、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技术信息服务和农村基础教育等[7]。李建(2007)认为农村社区公共产品就是指在一定的农村区域内具有非竞争性与非排他性的产品和服务[8]。王书军(2008)把农村社区公共产品界定为在乡村范围内消费和收益难以完全排他的并和农民生产和生活直接利益攸关的,并为农民集体参与分享的农村公共产品和服务[9]。尽管表述不尽相同,一般认为农村社区公共产品属准公共产品范畴,但除具有一般准公共产品的特征外,还有其自身的特殊性:我国农村地区范围广大,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小聚居为主,因此农村社区公共产品在供给上具有分散性;不同地区的农业生产生活存在很大的差异,同时各地农村发展水平也不尽相同,因此在相应的公共产品需求偏好上呈现多样性与层次性。另外,在农村社区范围内,人数相对有限、成员相对稳定,是个”熟人社会“,同一社区的居民在公共产品的需求和受益方面一般都具有一定的同质性。
国内对农村社区公共产品的研究,一般是借鉴主流西方公共产品理论,在农村社区公共产品的在供给(包括主体、筹资方式、规模、结构、机制和效应)、需求(需求层次、偏好显示、参与意愿、影响因素以及考虑到需求的供给效率)和供给与体制关系(财政体制与供给、地方治理体制与供给)等方面都展开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其总体思路是除少量具备纯公共产品性质的农村公共产品可以完全由政府提供外,大量具有准公共产品性质的农村社区公共产品都可以通过市场化(或私有化)的方式来解决。但是仍有一些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一是农村社区公共产品的产权问题,农村社区公共产品产权模糊不清不能为多元化供给或治理提供理论基础;二是农民对社区公共产品需求偏好显示问题仍然没能有效解决;三是没能结合我国农村社会特殊性进行研究。
从供给(尤其是筹资)角度来研究农村社区公共产品固然重要,但是这种静态的视角也会对管理、维护、监督和制度供给等问题有所忽略,难以促进农村公共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随着公共资源治理理论的引进,以及对西方企业治理理论的借鉴,近年来有学者逐渐从治理角度来研究农村社区公共产品问题,也注意到了农村社区公共产品多元化治理特别是由农民自主治理的重要性,对农村社区公共产品的政府(集权)治理、市场治理、公私合营(PPP)②和自主治理都有相应的研究,在促进农民自主治理的基础上多元化治理上基本取得一致的意见。但是也还存在一些尚未解决的问题:一是农民组成自治组织进行自主治理的”集体行动困境“问题;二是我国农村社会特殊性问题仍然没能有效地纳入理论分析的范围。
三、公共池塘资源自主治理理论与我国农村社区公共产品治理的研究
农村社区公共产品与公共池塘资源同属准公共产品范畴。为弥补当前农村社区公共产品治理研究的不足,我们需要借鉴公共池塘资源自主治理理论,探讨农村社区公共产品包括自主治理在内的多元化治理,以促进我国农村公共事业的可持续发展。我们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研究。
1.理性农民假设与农村社区公共产品的产权属性。这是农村社区公共产品治理研究的理论前提。(1)关于农民是否理性仍然存在争议,但是如果从方法论意义上来看,理性农民的假设是恰当的,它是保证理论逻辑推理上的“内在一致性”的基础。如果一个理论假设过于符合现实,就难以保证理论逻辑推理上的“内在一致性”,甚至难以建立相应的理论。至于理论在经验检验上“外在在一致性”问题,可以引入更多的限制性条件(比如把量化的社会资本因素作为理论模型的变量),从而使理论具有更强的解释力和预测力。(2)关于农村社区公共产品的产权属性。绝大多数西方学者认为,公共产权难以排他而无法解决外部性及“搭便车”问题,因而需要界定公共产品的(私有)产权以实现公共产品的市场化供给(或治理)。正如前文所述,有学者对此提出批评,公共产权不见得就是那么没有效率。更为重要的是,要在明确农村社区公共产品的公共产权属性的基础上,探讨农村公共产品公共产权与其他形式产权混合并存的可行性及实现方式。这是农民自主治理研究中重要的理论基础。
2.社会资本与农民集体行动的形成。社会资本原本是社会学和公共政策学的理论,经阿罗(Arrow)、斯蒂格利茨(Stiglitz)、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等人引入到经济学中来。中国各地农村的社会情况千差万别,我们可以用社会资本作为反映各地农村实际的变量引入理论分析中来。在操作上,可以对某个农村社区按照与组织联系(与参与社团比较接近) 、集体行动、参与公共事务、社会支持、社会凝聚力、归属感、信任和互惠等维度[10]设计调查问卷,选择典型地区进行调查,分析调查数据,测量评估社会资本状况。在取得社会资本数据的基础上,内化为博弈或计量模型的变量进行模型分析,使得对农民集体行动形成的模型分析与实际更加符合。
3.农民对社区公共产品自主治理的经验研究。大量的经验研究是农村社区公共产品治理是否具备较强解释力的关键。我们可以对国内外成功及失败的治理案例分析,归纳有效治理的若干原则、条件与方式。目前国内学者主要的案例研究是在农村小型水利设施治理方面,可以对相关案例用奥斯特罗姆的8项原则进行检验。①另外,可以对我国目前通过“一事一议”方式进行的村级公共产品供给制度进行分析。针对存在的问题(事难议、议难决、决难行),分析产生问题的原因(运用不同理论分析可得出不同的结论,但是本质上是强制性制度本身的问题)。根本是要变强制性的制度安排为农民的自主治理。
4.农民组成自治组织对社区公共产品自主治理的制度研究。农民自主治理包含农民如何组成自治组织的问题,实际上已经是一个制度变迁问题。借鉴诺思及奥斯特罗姆等人的理论,我们可以从这几方面展开研究:第一,农民自主治理的诱因:政府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市场方式和社会方式供给的缺失和剩余索取权的获得。第二,推动农民自主治理的主体:理性农民及乡村精英的作用;政府与社会组织的作用。第三,社会资本在农民自主治理形成中的作用:减少”搭便车“现象及对农民组成自治组织的激励作用。第四,农民自治组织的形式:探讨法人型或挂靠在具有法人性质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农民自治组织的可能性。第五,农民自主治理的预期收益与预期成本:其一,预期收益。包括:(1)影响因素:占用者人数、公共产品规模、市场条件、体制环境、所使用的现行规则、所提出的规则等;(2)收益范围:对获得剩余索取权、规模效应、风险的降低及对公共产品的管理与维护效果等方面进行量化评估。其二,预期成本。包括(1)学习、规划、设计成本及量化评估;(2)实施成本及量化评估;(3)监督成本及量化评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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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李建.农村公共品三维复合属性的新考察[J].改革,2007,(6):69-72.
[9] 王书军.农村社区公共产品供给及困境缓解:剖析河北一个村庄[J].改革,2008,(1):148-153.
[10] 桂勇,黄荣贵.社区社会资本测量:一项基于经验数据的研究[J].社会学研究,2008,(3):56-60.
Research on the public pond resource self-governance theory and the rural community public goods governance in our country
HUANG Yong-xin,LI Juan
(Economy college,Capital nationality university,Beijing 100000,China)
篇4
中医药学是中国古代先人数千年的实践智慧结晶，其产生的本源是天地万物一体、天人相应的东方哲学思想。万物同源，皆由道生，人是大自然的产物之一，人体内的变化规律必然符合自然界的基本规律，四时五行等自然变化对疾病有重要影响。天人合一的整体观；道法自然的宇宙观、自然观；重视正气、中和平衡的生命观、生活观、治疗观；燮理阴阳、身心共养、动静相宜、重视预防的顺势适时养生观等，对人的健康观念和健康行为有很好的指导和干预作用。[10]尤其是中医的“治未病”思想，是中医预防学术思想的高度概括，对社区健康管理中的防病、养生、保健等干预措施的实施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未病”包括无疾之身、疾病隐而未发、发而未传三种状态，“治未病”相对包括“未病先防”“既病防变”“瘥后防复”三种境界，以体质为依据、养生为基础，重点关注高危人群、发病先兆和干预亚健康状态。[11]中医药的疾病预防观、治疗观，机体保健、康复的养生观，应在社区群众中广泛传播，促进人们健康素养观念的提升，使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形成健康意识，培养良好健康行为，为社区健康管理的推进打下基础。
2中医简便验廉，适宜技术社区推广方便
中医是实践医学、经验医学，其简便验廉的诊疗方法及各种中医药特色非药物适宜技术，是中医药在社区健康管理中发挥作用的独特优势。首先，在自然观和整体观思维的指导下，辨证论治成为中医药诊治疾病的最大特色。通过望闻问切等方法，收集病史、症状、体征等临床资料进行综合，分析疾病的病因、病机、病位、病性以及疾病的发展趋势，从而根据病情个体的差异，因人因时因地制宜地给出个性化诊疗方案，较少依赖大型设备检查及开出大处方。其次，中医药特色适宜技术除大家耳熟能详的针灸、按摩、推拿、气功、熏、洗、敷、贴、刮痧、食疗药膳等，还有属于物理治疗范围的光疗、热疗、水疗等，属于精神情志治疗方法的以情制情法、文娱疗法等，以及太极拳、五禽戏、八段锦、弹琴、书写、绘画等保健干预疗法。[12]这些中医药适宜技术，具体操作简单，易于快速使用，临床疗效明显，群众喜闻乐见。医务人员稍加指导，社区采取各种形式充分调动大家的积极性，便可成为社区健康管理中十分适宜的指导和干预措施。以上论述，从医学手段的可行性上为中医药特色社区健康管理的建设提供了理论与技术支撑。但我国社区健康管理仍处于探索初期阶段，面临社区卫生资源相对不足、经验比较欠缺、群众需求难以满足等一系列困难和问题。融入中医药开展社区健康管理工作，不仅要借鉴国外社区健康管理的经验，还应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在参与建设的主体、具体开展形式等方面寻求合理的理论依据与路径依赖，建设持续、稳定的中医药特色社区健康管理模式，满足不同层次人群的需求。
3中医药特色社区健康管理提供的新机理：多中心治理机制
3.1社区健康管理服务的准公共品凝集
依据萨缪尔森的定义，公共品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特性。公共品又可分为纯公共品和准公共品，纯公共品因完全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投资不具经营性，应完全由政府提供，如典型的国防、大型基础设施建设等。准公共品介于纯公共品与私人品之间，具有效益上的外溢性和消费过程的不完全排他性或竞争性等特征，兼具公共需求和私人需求的性质，具有一定的可经营性，教育、医疗等都属于准公共品的范畴。社区健康管理服务属于典型的准公共品，可完全由政府提供，而私人部门亦可根据特殊群体需要，开拓经营市场。
3.2多中心治理理论的启示
关于政府完全提供公共产品的“政府失灵”一直都是一个难以有效解决的问题，特别是上世纪70年代西方一些福利国家“福利危机”的出现，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无效、低效受到很大诟病。面对公共产品领域存在的“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传统的资源配置模式要么“市场”、要么“政府”的二分法模式已不能满足公共事务治理的需求。[13]基于此，制度学派的代表人物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和文森特•奥斯特罗姆夫妇提出了“多中心治理”理论，成为新公共管理理论诸多主张中的代表性理论。该理论的核心思想是，在市场和政府这两个极端之间，公共事务存在着其他多种可能的治理方式，由于各类主体在功能、结构、外部运行环境等方面的互补性，可以有效解决采用某种单一的公共产品供给方式而无法解决的问题，从而实现供给的优化配置。[14]显然，该理论强调公共物品供给结构的多元化，主张公共部门、私人部门、社区组织均可提供公共物品，把多元竞争机制引入到公共物品供给过程中来。[15]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和治理结构的网络化，超越了企业治理的局限，突破了单纯政府的范围。以公民为主体，私人部门、公共部门与公民之间的良性互动与精诚合作，可以提高治理效率、增加效益，缓解政府治理的压力。在我国当前基层卫生服务过程中，行政化色彩过浓、自治性缺乏，多以领导个人偏好提供服务内容，既加重了政府负担，亦不能充分满足不同层次群众的需求，调动不了群众及各方主体的积极性，效率低下。多中心治理理论为实施中医药特色社区健康管理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应以群众需求为导向，形成政府主导、公民主体、社会力量多方参与的局面，构建融合多中心决策机制、供应机制和监督评价机制在内的中医药特色社区健康管理模式。尤其要注重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培育社区健康管理自治组织。这不仅有利于减轻政府负担，有利于建立面向社区和群众、灵活高效的运行机制，而且有利于拓展服务形式，满足多元化的需求。
4中医药特色社区健康管理的路径创新
以社区健康管理基本要求为准则，以中医药特色理念和技术为手段，以群众需求为导向，政府、医疗机构、高校、社会团体、企业、民众共同参与治理，政府推动、市场补充，既有学术的建设，又有经济发展的激励，建立健全合理、长效的运行机制，是中医药特色社区健康管理可探求路径。
4.1政府领航实施中医药特色社区健康管理
政府权力的收缩和下放并不意味着政府责任的减弱。政府退出一些竞争性的领域，能更集中有限资源和精力投入到基础性的工作中。中医药特色社区健康管理，政府的主要任务在于：（1）发挥战略导向作用，制定中医药特色社区健康管理的发展方向、政策、规划、标准以及其他主体进入的准则等，发挥监督和考核功能，激励与规制各方行为，为各主体的参与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调动各方积极性。（2）政府发挥宣传和引导作用，向群众普及健康管理知识和中医药知识，采取各种方式进行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促进人们对中医药理念的领悟以及简便验廉的中医药技能的学习，提升群众的健康素养。（3）对群众基本健康管理需求的主导投入作用，以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为依托，保障和加大资金投入，建设社区卫生服务基本硬件设施，大力培养中医全科医生，同时做好社区群众健康信息的采集、监测、评价等基础性工作。
4.2市场发挥资源配置的竞争机制，提高效率
为充分满足不同层次、不同偏好人群的需求，市场应当发挥资源配置的优势，将一些资源配置到有偏好的人群手中，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企业可以针对特定目标人群的需求，依托自身力量提供设施、人力资源投入、创新的中医药产品和服务，以健康俱乐部的形式，设定合适的准入制度，以“选择性进入”使资源更体现价值和效率。企业发挥自身优势，以人为本设定具体服务内容，充分满足和尊重特定主体的选择性，既提升企业自身发展，又推动中医药知识和技术的传承传播，创造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4.3非政府部门的主动参与
中医药特色社区健康管理，除政府部门领航掌舵、市场发挥资源配置的优势外，高校、医院、社会团体等非政府组织应当发挥各自优势，相互协作，提供科技公共服务，参与社会管理，实现自身的价值。高校，尤其是中医药类高等院校，是中医药知识和智慧的源泉之地。其功能不仅仅是教书育人，不能仅仅局限于自身范围内搞实验和学术研究。师生应当走出校园，深入社区群众，采取各种方式及活动，给社区提供实用知识和技术，普及中医药文化价值。如指导社区群众在自家种植一些中草药，不仅美化百姓生活环境，而且能够更好地让百姓认同中医药，在造福百姓的同时实现高校自身价值，促进高校的建设发展。医院同样是知识密集的地方，公立性医院应该采取短期或长期的多种措施，指导和支持社区中医药服务的开展。可开设社区中医服务门诊、举行各类义诊活动等，将中医药文化及技术传播到基层。各类社会团体亦应在健康社区建设中充分发挥公益性作用，以各种形式补充资源。
4.4民众为主体，在民
多元主体治理下实行中医药特色社区健康管理，核心就是实现供给与需求的相对吻合。以促进人的健康和社会和谐，让公民自主化参与，让群众有自主治理的机会，充分调动民众的积极性，才能取得更好的效果。政府在进行一系列决策时，需充分征求群众的需要偏向。除企业俱乐部形式外，群众亦可自主建立中医药特色健康俱乐部。相同偏好者共同组建自主治理的中医药特色健康管理俱乐部，共同研习中医药对健康的促进作用，真正激发对中医药的喜爱。政府可提供人力、财力、物力的支持，高校、医院、社会团体等提供技术指导。
5结语
篇5
关键词：教育虚拟社区；建构；高效
伴随着信息化的发展，虚拟社区进入大众的视线中，展示着一种既新鲜又使人不觉陌生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网络。作为虚拟社区的一个应用点，教育虚拟社区对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起到很重要的作用，为此建构高效的教育虚拟社区，可以更好地为教育与学习服务。寻求教育虚拟社区存在的优缺点、探索建构高效的教育虚拟社区，不仅有利于为构建终身教育体系、建立学习型社会开辟新的途径,也将对教育技术学科理论体系的完善起到一定的作用。
1、教育虚拟社区
媒体网络技术深刻地影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教育也不例外,教育虚拟社区首先是虚拟社区，是教师与学生的网上家园，也是教育信息化、网络化的产物。胡凡刚教授在《简论教育虚拟社区》中教育虚拟社区给出了详细的定义即：基于跨时空的、开放的、自由的网络虚拟环境,社区成员(主要包括教师与学生)之间进行专题研修、交互协作、资源共享,从而相互影响、相互促进,最终形成的具有共同社区文化心理的、生态式的社会关系共同体。从这个定义我们可以看出，教育虚拟社区继承了虚拟社区的特点，它突破了时空的限制，最大化地达到资源共享，缓和与调节了在资源问题上部分高校采取“各自为政”的态势，为教育信息化带来新的生机与活力。
2、教育虚拟社区的特性
基于教育虚拟社区的理解，笔者认为教育虚拟社区主要具有以下几种特性：
（1）教育性
教育虚拟社区首先应具有教育性,这是教育虚拟社区区别于其他虚拟社区的标志。在教育虚拟社区内,社区成员因共同的兴趣与需求进行交流互动,在活动过程中认识和体验不断加深,创造性的火花不断迸发,认知结构因同化与顺应而不断从旧平衡达到新平衡 [1]。社区成员在参与社区过程中可以看作是突破传统时间及空间的限制而进行的一项有意义的学习活动。网络远程教育、在线学习、等学习方式以及博客、论坛、高校BBS等形式的盛行也正是体现了教育虚拟社区的教育性。据有关专家统计，中国现有四大教育博客开展教研比较成功，分别为苏州教育博客、浙江海盐教育博客、山东临淄教育博客和天河教育博客。博客教学方式越来越多的被学校所采用。上海师范大学的“学思湖畔BBS”、华南理工大学的“木棉BBS”，清华大学的“水木清华”等高校BBS给大学的思想政治教育带来生机与活力。
（2）多媒体性
在教育虚拟社区中，社区成员不仅可以以文本的方式分享自己的快乐与经历，也可以借助现代教育技术的手段，集图、文、音视频于一体，采取多媒体的方式来进行交流互动，这样可以吸引更多的成员参与其中，从而使得社区整体功能得到更大的发挥作用。
（3）体系开放性与成员平等性
由于网络本身的“开放性”，使得教育虚拟社区在系统内有着自身的开放性。社区成员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需求等参与所对应的谈论区。在教育虚拟社区内，没有集权控制，只有不违反本社区的法规与制度，不管贫富贵贱，都享有民主、自由的空间。现实中往往难以克服的“师道尊严”、家庭背景等障碍在教育虚拟社区内是不存在的，社区成员都是平等的,都可以对自己感兴趣的问题发表自己的观点而不会带来任何心理上的负担。这是一种全身心的参与和自身独特个性的充分发挥，这从深层次上体现着教育虚拟社区的平等性。
（4）非线性文本
随着Web2.0的到来，在线协作写作已成为可能，读者不在单纯地只是阅读者，更是内容的创作者。在教育虚拟社区中，人人都可以对已有内容添加自己的见解与批注，对于这些文本而言，不再是一层不变的，而是原创者客观意愿与读者主观意识相结合的产物。
3、目前教育虚拟社区存在的缺陷
（1）重“硬”轻“软”现象盛行
在对教育虚拟社区的建设过程中，人们往往认为只要平台做的好，功能模块齐全，设备先进，就能得到很好的效果，而事实并非如此。如果只是一味地从技术的角度而不从内容这个“软”实力出发去构建教育虚拟社区，虽然形式上给人一种直观美，或许会吸引大众的眼球而参与进来，但人们的新鲜感过后，务实的访客会因信息滞后、内容单一、质量不高等原因而望而却步。
（2）重单维交流轻多维互动
在教育技术界，有着“李克东难题”的说法，其中有一点就谈到教师博客缺乏深度互动的问题，这也正是重单维交流轻多维互动的一个深刻见解。在教育虚拟社区中，社区成员除了查看信息外，更多地是交流互动，对于现在诸多的教育虚拟社区，可以看出一种现象就是对于社区的讨论，跟贴也只是诸如“是”、“哦”等字眼，这样无法进行多维的互动交流，更不要说能在其中发现什么新的见解，学到什么知识了。这种单维的互动着实起不到良好的收效。
（3）信息主导性不够
目前网络信息良莠不齐，不良信息诱导青少年犯罪的事件屡有发生，大学生正处于走向思想成熟的关键时期，对新生事物的是非辨别能力不强，很容易受外界的干扰而作出不符合客观事实的判断。在教育虚拟社区中，各种信息良莠不齐，社区成员往往会迷失其中而无法判断事情的是非曲直，导致盲目跟随的现象时有发生。
（4）虚拟社区管理上出现困难
教育虚拟社区是基于网络这个大背景而生的，它所出现的消极或负面作用与网民的思维意识水平和德性水平有关，教育虚拟社区的“系统开放性”以及社区内规章制度的不健全等因素使得教育虚拟社区在管理上相对比较困难。
4、对策与策略
（1）营造浓厚的社区文化
教育虚拟社区的社区文化可以分为硬文化与软文化两种，所谓的硬文化只要是指整个社区中所有成员都应遵守的规章制度、行为规范等这些较为显性的文化，而软文化即指整个社区中的人生观、价值观等这些较为隐形的文化，在社区中由于软文化的差异，会出现不同的学习共同体，这些学习共同体之间可能会形成各种不同的认知体系、学习策略或教学模式，因此在社区的建设过程中要充分考虑个性之间的差异，以“学习者为中心”的理念去营造一个浓厚的社区文化环境，同时要做好三方面的工作：根据 交往的“真实性”，建设技术文化环境；根据交往的“真诚性”，建设精神文化环境；根据交往的正确性，建设制度文化环境。
（2）提高社区成员的参与意识，发挥主体作用，自我管理教育虚拟社区系统
教育虚拟社区主要以学习者为中心，通过自我管理模式使得学习者能进行自我思想政治教育，提高他们的综合素质。比如可以培养版主队伍，拓展学习者网络自我管理的成效。也可以完善社区的组织机构，加强组织建设，规范网络管理的规章制度。对于在社区里出现的虚假、违法等违反社区规章制度的行为一律给予警告，保证社区远离网络的糟粕，也真正体现“网络为我所用”的基本方针。
（3）加强社区互动交流
教育虚拟社区作为学习者互动关系得以存在和扩展的虚拟化的场所 ,是通过数字化空间谋求群体生活的一种新的方式，它是由具有共同兴趣及需要的学习者,利用网络传播的特性 ,通过网上创建顺畅、清晰、多维度的信息交流机制，实现社区内部成员之间的高效沟通。社区成员在交往过程中的参与情况主要包括论坛发帖数、回帖数、参与聊天次数、答辩和提问次数、对小组学习研究提出的创造性意见等。社区成员要主动参与从而获得经验，而不要被动参与获得成果，在讨论的过程中促使自我反思并逐步建立个性化的知识体系与价值观念。
（4）教育虚拟社区的实例化治理
所谓实化性治理，就是实际可操作的，使教育虚拟社区趋近现实规范社区的治理。主要包括以下几点：实名注册，虚名交往；进一步加强完善网络信息管理规范，同时研究制订网络信息的分级，评价和反应系统；建立社区成员诚信和道德反应机制，设计并实行社区成员言论或行为诚信度和道德度评价体系，并实行诚信度和道德度累积奖惩制度；建立健全有关网络活动的法律法规；努力培养造就一批具有坚定的社会主义信念和较高的理论水平的专门人才，使其有较大精力投入地参与网络社区的各种论坛，通过平等交流的形式，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和的基本理论主导网络生活的中心化，以消除去中心化的消极影响。
5、小结
在信息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作为虚拟社区中独具特色的教育虚拟社区，也将在长期的实践探索中发挥出其独特的作用，对教育虚拟社区的研究必将成为教育技术研究的一个新领域。我们要充分利用互联网创造的“无时不在”的学习的机会,建构起灵活动态、多维交互、协作交流的,集自我教育、对话式教学和个性化学习于一体的,有利于教育的全球化和终生教育体系构筑的生态化的教育虚拟社区, 为现代化教育的快速发展提供更好的服务，这也必将更加促进人们对教育虚拟社区发展的探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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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关键词：新疆 民族互嵌式社区 实践 启示
自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首次提出了在新疆“推动建立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的崭新理念以来，新疆各地陆续着手推动建立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社区，社区建设各具特色。其中，和田市和谐新村的实践探索非常具有代表性，既体现“各民族相互嵌入”的精神，又凸显了地方特色。
“民族互嵌式社区”一经提出，引发学界广泛关注，但尚未形成统一规范的学术概念，还缺少全面系统的研究，尤其是对新疆民族互嵌式社区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张会龙（2015）等学者对“民族互嵌式社区”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初步形成了由空间（地域）、人口（民族）、关系（成熟度）等几个关键要素构成的基本概念。对于“各民族相互嵌入”这一新提法，郝亚明（2015）指出“相互”体现着多向性、主体性和平等性，“嵌入”跳出“分隔”与“融合”的二元对立，是一种新型的多民族社会结构建构模式，并提出民族互嵌式的社会结构目标是构建一种结构、利益、情感等有机关联的民族团结。
笔者以为民族互嵌式社区是社区多元化发展的一种类型，在地域、人口和关系方面体现着社区的共性，也是社会发展进步的趋势。同时，新疆的民族互嵌式社区在居住环境的嵌入式布局、社区成员由一定数量的不同民族组成并且相互之间自由交流交往、和谐交融等方面体现出鲜明的特性。对战略地位至关重要的新疆而言，推进建设“民族互嵌式社区”对民族团结、民生改善、社会稳定更是具有极端重要性和迫切性。
一、和田市推动建立民族互嵌式社区的实践
2014年3月，和田市委、市政府启动了团结新村项目建设。新村位于和田市吉亚乡北段，左邻阿和公路，距离市区30公里。项目计划总投资18亿元，规划面积10万亩。按照一次性规划、分期实施的原则建设。2014年，项目已投入1.4亿元，完成了村委会阵地建设，配备了两委班子。
团结新村新建定居房212套，每户占地面积676平方米。其中，住宅区81.79平方米、牲畜棚圈77.97平方米，牲畜活动区80平方米、院落436.24平方米。建设温室蔬菜大棚424座、每座占地1.2亩；建设草料基地两个，养殖区4个。水电路等基础设施基本完成。当前，首批212户已于2014年9月入住并投入生产。2015年将再建321套住房，1500座温室蔬菜大棚。首期种植的212座温室大棚蔬菜长势喜人，大部分已经上市，实现了当年建设、当年生产、当年见效。
和田市建立团结新村时，制定了一定的申请标准由符合条件的群众自行申请，当地上千名各族群众积极报名。经过一定的审核程序，确定迁入的群众大多数是拆迁户、失地户，年龄多在25-45岁间。目前，团结新村共有212户，由汉族和维吾尔族构成，按照“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的原则，汉族住户和维吾尔族住户依次交叉入住。每户交3.5万元即可享有600多平方米的住房和配套设施。如果需要大棚，则需交2千元大棚租金。根据调研走访情况来看，首批入住的汉族和维吾尔族住户对在团结新村的生活和生产的条件都非常满意，脸上都洋溢着喜悦，对美好生活充满向往。
二、和田市民族互嵌式社区建设产生的积极影响
和田市团结新村的建设，所带来的积极影响不仅体现在增进巩固民族团结方面，在经济、社会和生态方面的效益也日益显现。
（一）增进民族团结，消除民族隔阂
新组建而成的团结新村，打破传统农村社会的宗亲结构，突破已有的熟人社会，更有利于人们放下包袱和顾虑，在同一个崭新的平台上开始新的生活，在共同的生产生活中达成信任，消除隔阂，加强团结。团结新村里，大家主动相互往来，邻里之间互帮互助，一起种菜劳动，一起研究种植养殖技术，逐渐成了习惯，形成了融洽和谐的民族关系。走访中，一位40多岁的四川籍汉族村民开心地告诉笔者，他和维吾尔族邻居经常在家里喝点酒聊聊天，他已经学会了不少生活常用的维语，交了几个维吾尔族朋友。目前，绝大部分民汉群众正在相互学习双语。
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社区的生活模式，使不同民族的住户彼此之间从不认识、不了解变成了邻居、朋友，不仅拉近了空间距离，也拉近了心理距离，加深了感情。入住团结新村几个月来，从和田市不同乡镇搬迁来的民汉群众正相互融为一体，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民族隔阂，巩固了民族团结。
团结新村是对“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社区”的积极探索，对和田市和谐稳定产生重要意义。团结新村的建设是消除民族隔阂、增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平台，是实现和田市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目标的大胆探索和创新。团结新村的健康有序发展对促进民族交流交往交融，形成团结互助、共同发展、共同富裕、共促和谐的繁荣局面将发挥重要示范引领作用。
（二）促进就业，增加收入，改善民生
入住团结新村以来，广大入住群众生产积极性不断高涨，对未来生活充满憧憬。经笔者走访了解，大部分群众认为，来到团结新村有了稳定的住所、稳定的事业、稳定的收入来源，生产生活条件明显改善。提出的让老百姓“有事干、有钱挣、有盼头”在这里得到了真切的体现。
团结新村以发展现代设施农业、特色种植、养殖业为主，并且鼓励大家开办农家乐、休闲旅游等农村第三产业。团结新村建设以来，不仅解决了212户农牧民的生产生活问题，也为广大农牧民提供了一个自产自收自销的发展平台，而且成立了多个合作社，已取得明显的经济效益，有效促进农牧民增收。同时，对于平抑和田市副食品物价也将产生积极影响。
和田市委、市政府在为每户居民提供庭院、大棚的同时，还为每户居民提供蔬菜苗子，并安排农技站种养殖技术经验丰富的人员住村、县处教授种植技术。团结新村的村支部书记荣同志精通双语，也是蔬菜大棚种植的行家里手，是维护民族团结、帮助村民增收致富的带头人。
目前，团结新村大棚里的蔬菜种植已形成规模，大部分的蔬菜已经上市，一些居民已经得到了实惠。一位维吾尔族大姐用比较流利的汉语告诉笔者：村民们都抢着要大棚，积极加入农业合作社，根据她家目前的种植情况一年可以收入3万以上，再加上养的羊等，年收入将达到5万元。
团结新村就是为有技术、想干事、能干事的农牧民群众搭建的一个良好的就业创业平台，近期可提供800余个就业岗位，远期可解决万余人的就业问题。据测算，入住村民预计年户均收入近期达到5万元，远期达到10万元以上，远远高出农牧民人均纯收入。和田市委、市政府已决定在全市44处设立平价副食品蔬菜超市，在团结新村建立蔬菜配送中心。
（三）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
团结新村的良性发展推动了和田新型城镇化建设，并起到了示范和带动作用。目前，团结新村相关配套设施建设项目正在筹划建设，幼儿园、学校、医院、文化活动广场、农副产品交易市场、商业区、餐饮区已完成编制规划，建成后将极大地丰富便利居民生活。另外，团结新村项目有效缓解了人多地少、城市拆迁等引起的失地农民的生计就业问题，改善了民生，凝聚了民心。
（四）治沙防沙，改善生态环境
和田市团结新村位于沙漠边缘，在新村周围种植了45公里环村林带，种植苗木44万余株，有效治理了沙漠化，在推进防沙治沙绿色生态工程建设方面发挥了显著作用。预计近期治沙面积达到3万亩，远期可达到10万亩。
三、对加快推进新疆民族互嵌式社区发展的思考
通过考察和田市团结新村对推进民族互嵌式社区所做的有益探索和实践，笔者对今后实现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有了更多的信心和期待，也有了一些思考和启示。
（一）新疆民族互嵌式社区呈现不同类型和特色
新疆民族互嵌式社区在地域、人口和关系三个要素方面具有一般社区的通性，除此之外又有鲜明的特性，这些特性既为加强民族交融的条件，也可能是影响民族交融的阻碍。在地域方面：少数民族人口地域分布普遍呈现的是“大杂居，小聚居”，但对新疆而言，正是要从微观着手变“小聚居”为“互嵌式”，形成普遍杂居的嵌入式居住环境。在人口方面：社区人口中包含多个民族，而且少数民族人口要在整个社区中占有相当比例，这样才能在社区的建设与管理中体现出不同民族的特性与作用。在关系方面：民族互嵌式社区中的各族成员应当能够自由的交流，有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交往活动，逐步达到守望相助、民族交融的境界。
新疆民族互嵌式社区的形成方式、人口构成 、治理水平、社会环境等因素影响着民族互嵌式社区的推进，也因此可以区分成不同的社区类型和特色。从形成方式来看，因历史发展形成、自然流动形成、政策安排形成的民族互嵌式社区民族交融程度有较大差别。从人口构成来看，有民族成分少和多的不同情形，还有少数民族人口占社区总人口的比例是小部分还是大部分。从社区治理水平来看，社区内各族成员之间是守望相助还是孤立封闭，是开放包容还是闭塞隔阂，公共资源与利益分配是否公平合理。一些涉及不同民族的突发事件是否妥善处置，也关系到民族交融的发展状况。
（二）民族互嵌式社区的建设必须因地制宜、科学规划
新疆各地的历史人文环境差异大，民族互嵌的社会基础有所不同。在推动建立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社区的过程中，最好能进行前期论证，无论是选址、嵌入方式、入住人员、治理模式等都应科学规划。
和田地区是民族互嵌式居住村的试点之一，相关部门通过经济补助、环境优化、教育资源倾斜等方法，对城乡规划、小区安置点、村组楼栋的人口结构进行设置。喀什地区在干部集资房分配中引导各族干部混合居住，体现各民族嵌入式发展的理念。塔城地区则有所不同，具有各民族相互嵌入的光荣传统和坚实基础。乌鲁木齐天山区也着力推进嵌入式小区示范工程。可以说，新疆各地推进民族互嵌式社区的工作正在如火如荼地进展，可谓立足实际，因地制宜，科学规划，稳步推进。
（三）从生活生产的相互嵌入走向思想价值的认同包容
新疆作为一个多元文化多民族多宗教共存的区域，和谐的民族关系是新疆社会稳定、长治久安的坚实基础。然而，在宗教极端、民族分裂势力的冲击和裹挟下，新疆一些城乡的社区呈现择族而居的现象，有民族单一化的趋势。这是非常不利于新疆稳定团结的，必须坚决破除和避免。推进建立民族互嵌式社区，正是破解这一怪象的有力手段。
推进民族互嵌式社区并非都将自然而然地趋向于和谐交融，如不加以全面有效的引导也有可能走向另一个极端。可以说建立民族互嵌式社区并非难事，但是要通过“民族互嵌”逐渐实现“民族交融”需要更多巧妙的制度安排和用心的维护引导。“民族互嵌式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不可能一蹴而就，既要有序推进又要潜移默化方能水到渠成。
然而推进民族互嵌式社区的价值绝非停留于各民族在空间上的混合居住，单纯地嵌入式居住并不能必然实现民族交融，只是形成了民族交融的基础和平台。推进新疆民族互嵌式社区的真正价值在于借由物质空间的交集促成不同民族社区居民在文化、心理等思想价值层面的认同与包容，最终以现代文化作为引领各族群众齐心协力夯实新疆社会稳定、长治久安的社会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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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城乡结合部；社区整合；襄阳市
中图分类号：F30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35-0195-02
引言
对于处于城市扩张过程中的边缘区域，国外学界普遍使用的是“城市边缘区”（Stadtradzonen）、“ 城 乡 边 缘 区 ”（The Rural- Urban Fringe）、“ 乡村-城市边缘带”（Rural- Urban Fringe Belts）、城市边缘带”（Urban Fringe Belts）“、转型区”（Zonein Transition）等概念。在笔者看来，中国的城乡结合部社区首先是在整个社会大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既是一个价值理想，也是一个理论范式，同时还是一个社会过程。这个社会过程在“总体性社会”和“市场社会”两种“非传统的”社会形态之间的转变，在此” 现代化”的过程中形成了相当有中国特色的城乡结合部社区。
城乡结合部目前出现的问题与我国长期实行的城乡二元管理体制密不可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资源大部向城市倾斜，对农村缺乏应有的资源投入，而随市场快速发展起来的城乡结合部在政府眼中仍然属于农村地区，因此缺乏有效规划与管理，城乡结合部在相当程度上处于任由自身发展的状态，严重地制约了城市化进程，影响了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亟待治理。与此同时，在计划经济时代对社会人员管理起过相当重要作用的中国单位组织却日益受到来自市场化的压力，国家与社会的同构关系被打破；市场化造成社会资源的重新配置和社会结构的重组，国家通过单位组织进行的单一行政性整合模式受到了挑战。越来越的管理需要下放到新兴出现的各类基层社区。要解决这个问题应从基层管理入手，即强化社区管理。社区管理是指在一定的组织内，为了维护社区的正常秩序，满足社区居民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等特定需要而进行的一系列的自我管理和行政管理的活动。本文拟以襄阳市S社区为例，对我国城乡结合部治理面临的问题及对策，谨陈管见。
一、S社区的管理现状
S街道地处湖北省襄阳市樊城区近郊，是襄阳市西大门，316国道和邓城大道横贯东西，襄荆高速公路连通南北，并留有出口。全街版图面积28.6平方公里，拥有耕地面积1.4万亩、滩涂资源近8 000亩，农业主要以蔬菜为主，兼有花卉、粮食等经济作物，工业以民营企业为主体，现有工业企业近70家，是一个涉农型的街道办事处。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张，S社区快速由传统农业区转变为现代工商业区，村民变为居民，农村变为社区，农田变为工业和商场。目前，该社区现有常住人口3 140户，总人口7 450余人。
二、S社区管理存在的问题
（一）种粮不如种房，违法建设泛滥，亟须治理
随着近年来城乡结合部地价的飙升，越来越多的社区居民开始大肆违规建房以期在拆迁时等到高额赔偿。目前，S社区存在的违法建设主要有，一是乡镇政府、村集体经济组织未经批准，擅自占用大量土地，用于建设厂房、商铺出让、出租；二是借农业结构调整、旧村改造等名义，规避用地审批手续或超范围建设，搞小产权房开发；三是通过出租、承包等以租代征方式，非法使用农业用地进行非农建设；四是村民未经批准强占边角地、绿地、耕地等，建房出租，谋取不法利益。其中，前三类属集体违法，第四类属个人违法，说明在违法用地方面乡镇基层政权、村集体组织与村民个人具有一致性。
（二）城乡结合部管理体制不顺，从而引发许多社会矛盾
城乡结合部说到底是随着城市的发展，以往近郊农村在向城市转化过城中形成的过度阶段，这种特性造成了其城不城，村不村现象，一方面它必须接受以管理城市为主的社区的领导，但又不能实施城市社区管理体制，另一方面其农村社区属性，决定了在土地所有权、户籍制度等方面只能实行农村管理体制。于是，就形成了城乡二元管理体制并存的交叉性矛盾，导致城乡结合部管理乏力和管理效率低下，最终只能是谁也管不着，谁也管不好。而管理体制交叉性矛盾与管理体制改革的滞后相结合，致使现行的管理体制大大落后于已经基本实现城市化，甚至高度城市化了的城乡结合部村镇的发展需要，因此出现了所谓城中村现象。特别是因为体制滞后，使土地所有权、户籍管理等问题难以解决，导致城乡结合部的社区建设不能纳入城市发展整体规划，形成了特有的户籍身份与职业身份严重不相符的特殊人群部落。
（三）人户分离，农居混杂，流动人口密集，治安形势严峻
城乡结合部的人口构成最典型的特征就是“农居混杂”，指农民与居民混聚在同一村落。主要情况，一是本地现代小区建成后，许多城镇户籍的居民随之迁来，与本地农民形成广义层面的农居混杂；二是外来流动人口中也是农居混杂，既有农民工，也有外地城镇户口的务工经商人员。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外来人口的快速集中和高流动性、人员构成的复杂性、素质的低层次性和较高的犯罪率，已严重影响了城乡结合部稳定发展。城乡结合部社区聚集了较多文化素质较低、法制观念淡薄、帮派性较强的流动人口，加上地方宗族势力和恶势力的抬头，极大地削弱了当地社会稳定的控制机制。另外，城市化进程中城乡结合部地区社会资本下降，其原有的 “熟人社会”变成了新的 “陌生人社会”，人们相互之间缺乏一定的互动网络与信任，行为容易 “失范”。在调查中，我们着重对当地的社会治安状况做了针对性的调查，结果如表1。
表1 居民对所在地社会治安满意度调查
如表1所示，有61.6%的受访者对当地社会治安状况表示满意，他们普遍认为当前的社会治安较以前有所好转，总体上呈现良好的态势；而剩余36%的受访者则给出了否定的意见，即不满意当前的社会治安情况，这些人认为当前的社会治安还存在诸多隐患和问题，亟须采取措施加以改善。综合来看，居民对当地公共安全给予了较好的评价，但仍需注意解决随时可能发生的公共安全问题，进一步提高公共安全指数。
（四）基础设施不足，环境脏乱，公共服务落后
一是社区居民娱乐健身设施较少，社区现有占地400多平米的文化活动广场，300平米的社区办公、老年活动用房，休闲小乐园。这些硬件设施能满足居住在社区办公楼附近的居民休闲娱乐需求，但不能满足社区其他角落居民的需要。二是商店较少，无固定买卖场所。例如，居民买菜是在路旁的小摊上，仅有8：00--9：00和17：00一18：00两个时间段营业，给居民生活带来不便。三是路灯稀少，草丛浓密，建筑工地多，易造成安全隐患。
三、实现城乡结合部社会稳定发展的思路与对策
（一）强化城乡结合部社区居民自治意识，促进社区自治
目前城乡结合部社区治理乱象主要原因在于由村级管理模式向社区管理模式的转变过程中，符合社区建设需要的各类组织形式没有充分发展，以及相应的组织制度建设滞后。我们应该转变政府主导型的社区管理措施，把社会资本引入到社区管理中来，引导非政府组织、公众、志愿者、私人部门等多方力量参与，形成多元化治理的新格局。
这种背景下，社区建设的方向就不应是国家化与行政化，而是通过改变政府对资源分配的绝对控制，逐步弱化政府对社区的直接控制和干预，适当从社区退出，培育社区居民自治的土壤。同时，重视中介组织的培育，把社区中的一些公益性事务转由中介组织或公益组织承担，从而使居民委员会卸下重负，淡化行政色彩，由此促进居民的自我组织与社区自治。
（二）培育社区社会资本加快社区整合
社会学将人们之间的社会联系纳入资本范畴，提出了社会资本概念。帕特南运用社会资本的概念探讨市民社会与民主行政运作的关系，将社会资本界定为社会组织的特征，诸如信任、规范以及网络，它们能够通过促进合作来提高社会效率，并减少群体内部的机会主义行为。社会资本理论认为，个体公民关心公共事务，并形成互惠合作的规范。网络是公民参与的前提条件与基本特征，活跃的公民参与是推进民主政治与获得良好制度绩效的有效保证。加强社会资本建设，提高居民的社区认同感，是实现社区整合的又一途径。城乡结合部社区面临着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社区成员复杂、管理难度大等问题，提高居民的社区认同度，能够弥补组织和功能整合上存在的不足。 社区社会资本是一种群体视角的社会资本，它涉及社区居民间的交往频率，社区居民的交往越频繁，对其社区的归属感越强，就越能够在整体上提升全社区的社会资本，从社区工作的角度来看，也有助于社区各项工作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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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字：情境预防 社区治理 社区犯罪预防
一、情境预防概述
犯罪不可避免性和犯罪可预防性已成为当今司法界乃至整个社会的共识。对于犯罪，预防比惩治更高明。预防犯罪的成功则意味着政府治理犯罪成本的降低，意味着平安和谐社会环境的巩固。犯罪是一种复杂的行为，只有具备下列四个条件，犯罪才得以发生。即法律、犯罪人、目标、场所。没有法律，就无所谓犯罪；没有犯罪人，就不存在实施违犯刑律行为的主体；没有犯罪目标，犯罪就失去其特定的意义；没有一定特定的时空场所，犯罪亦无从发生。所以法律、犯罪人、目标、场所可以视为犯罪的四维特征。简而言之，在犯罪构成中，目标和场所与犯罪人具有同样重要的地位。针对犯罪目标与犯罪场所而展开的犯罪预防―情境预防的重要性由此可见。
情境预防的起源及历史沿革
情境预防(Situational Crime Prevention)又称情境预防，它是指对于某些高发生率的犯罪，通过直接管理、设计、调整的方式持久有机地改变环境，从而尽可能地使行为人认识到犯罪行为难度增加，被捕的可能性增大，收益减少，以此来减少犯罪。犯罪行为同其他社会行为一样，是个体人格对外在情境的一种具体反应。情境预防就是通过改造可能发生犯罪的情境，减少犯罪的机会，实现预防犯罪的目的。
情境预防最初来源于环境预防犯罪理念。即从预防犯罪的角度，建筑学家和地理学家提出从城市设计、土地使用、空间分布的角度寻求影响犯罪的因素。他们认为，犯罪人根据环境机会和情境抑制因素选择犯罪的时间和地点，因此，侧重于通过环境设计和一定的监视系统来减少犯罪机会，预防犯罪的发生。
早在 19 世纪初，芝加哥大学学者克利福德・肖和美国伊利诺伊州青少年犯罪研究所工作的亨利・麦凯，在芝加哥学派领军人物罗伯特・帕克和恩斯特・伯吉斯学术思想的基础上，打算从青少年犯罪的资料中发现青少年犯罪在城市空间分布中存在的规律。他们对芝加哥及其他都市进行区位研究，发现青少年犯罪集中在特定区域，离城市中心商业区越近，则青少年犯罪率越高。此理论对于后来的环境规划、设计，产生了部分影响。
1961 年美国学者简・雅各布斯出版了《美国大城市之死亡与生活》一书，对于当时都市的规划设计走向垂直化、郊区化，腐蚀社区生活的倾向加以抨击。这对于“环境设计规划预防犯罪”理念奠定了良好的基础。1970 年奥斯卡提出“防卫空间”的概念，认为可以借助于特殊的建筑设计来降低犯罪机会，从而达到犯罪预防的效果。1971年杰佛瑞(Jeffery)撰写了《通过环境设计预防犯罪》一书，提出建筑物的安全装置、门锁、街灯及守望相助等，均能有效少犯罪。对传统刑事司法重视事后犯罪处遇的做法提出了强烈的批判，提出应当重视事前通过环境设计预防犯罪，进而提出了后来名声大噪的 CPTED(Crime prevention Through Environment Design)理论。根据杰佛瑞的观点，犯罪预防应该考虑犯罪发生的环境和犯罪人之间互动的特性。因此，妥善的都市环境设计和规划，可以消弭人际之间的隔阂、隐匿，增加人际之间的互动，减少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1997 年罗纳德・克拉克出版《情境犯罪预防》一书，整合情境犯罪预防的政策与理论，对于情境犯罪预防模式的确立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情境预防的理论基础
1、理性选择理论。对犯罪原因的探寻理论上经历了从行为人的行为到行为人再到行为人的行为的过程。该理论认为犯罪是犯罪人经过了对犯罪行为的回报与风险、成本与收益的衡量进行的有理性的行为。因此，可以通过增加犯罪的风险与成本，减少犯罪的收益与回报来预防和控制犯罪。
2、被害人理论。二战后，犯罪学家开始研究被害人对犯罪的影响。发现各种案件的被害人都有一定的分布规律，被害人之所以被害，是由于被害人具有一定的被害性。犯罪不是由于犯罪人单方实施的行为，而是在特定的环境下，由被害人和加害人相互作用，而合成的结果。从这一方面来说，从被害人这一方减少被害的条件无疑可以减少犯罪的发生。
3、环境犯罪学。环境犯罪学认为，犯罪必须同时具备“法律、犯罪人、目标、场所”这四个条件才能得以发生。目标、法律、场所与犯罪人具有同等的地位，因为如果没有犯罪目标，没有一定的时空场所，犯罪不可能发生。因此情境预防的重要性在针对犯罪目标和犯罪场所的预防中凸显出来。
4、日常活动理论。犯罪的发生与人们日常生活的方式和习惯也有着密切的联系。人们的一些日常生活方式往往有利于犯罪的发生。例如人们缺乏防范意识，对自己的物品不加注意。邻里守望意识不强，对别人的事情不是太关心等等都给犯罪分子以可乘之机。以上理论可以很好地运用到我国社区对犯罪的预防控制上来。
二、情境预防在社区治理中的应用
（一）、社区犯罪预防的内涵和外延
社区犯罪的预防，就是指从社区的角度，在社区范围内进行的犯罪预防，即指在城市社区党政组织的统一领导和指导下，以社区为基点，动员全体社区成员，根据犯罪行为和社会违法与不良行为的实际情况、特点和规律，采取各种手段、措施和形式，通过社区组织、社区行动、社区文化以及改变社区环境等多种途径和方式，从时间、空间和人等多维度对犯罪行为、违法行为和不良行为进行预防，制止和处理相配合的犯罪预防模式。它具有如下几方面特征：
1、社区预防的主体是社区成员整体，包括社区内的各个组织和个人。犯罪威胁着每一个社区成员的利益，每个社区成员都不敢保证他不会成为犯罪的受害者。共同的受害可能性促使社区内各方面力量有可能联合起来，共同行动来预防犯罪。同时也只有在社区各方面的力量共同参与下，才能保证消灭死角和空档，才能做好犯罪的预防。
2、社区预防是一种总体性和综合性的预防，要采取各种可能的手段、措施和形式，包括政治的、法律的、文化的、教育的、道德的和社区纪律的等多种手段和治安保卫、治安联防、人民调解、社会帮教、安全文明小区的建设等形式以及邻里守望、治安巡逻、门窗加固等各种形式、手段和措施的综合运用，才能取得理想的社区犯罪预防的效果。
3、社区预防的目标就是指预防和减少本社区内可能发生违法犯罪。任何违法犯罪的发生，都离不开一定的环境和条件，都是一定环境和条件的产物。把社区小环境(相对于社会大环境)中滋生违法犯罪的条件铲除了(相对容易做到)，就可以减少社区内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
社区犯罪预防的内容简单地说，就是预防社区内各种违法犯罪的发生。社区预防的内容从违法犯罪主体角度可分为预防本社区成员的违法犯罪和预防外来人员的违法犯罪。本社区人员的违法犯罪既可能发生在本社区内，也可能发生在本社区外。社区犯罪的特点在预防范围上，重点控制单位，并由单位参与实施，抓住犯罪发生规律，控制社区人口结构、自然条件，针对社区环境特征，对社区经济、文化、心理等实施预防措施；在内容上改善社区状况和面貌，增加巡逻和建立治安岗亭，加固围墙，安装防盗设施，建立安全制度，建设精神文明，提高其成员预防犯罪的自觉性、警惕性、责任心，消除畏惧罪犯的心理；社区预防的目的是实现减少犯罪，形成抵御、制止犯罪的社区氛围和心理，使犯罪分子无藏身之地，消除犯罪机会；在组织实施上，社区预防有较大的可操作性，便于组织领导和布置：在效果上，由于社区成员、设施相对稳定，容易落实预防措施，所以效果很高；社区预防是社会面预防的基础，反映的是块块横向预防。
（二）、情境预防在社区治理中的具体应用措施
情境预防在具体应用的过程中有许多具体措施，1997年克拉克出版《情境犯罪预防》(Situational crime prevention)一书，对情境犯罪预防的策略进行了系统的梳理。之后克拉克更将犯罪预防策略扩充成五大类25项情境犯罪预防策略。根据笔者的介绍我们了解了有关情境预防的基本知识以及社区犯罪预防的内涵和外延之后，结合克拉克的观点详细论述情境预防措施在社区治理中的具体应用：
1、提高犯罪难度。
此项情境犯罪预防策略主要是保护标的物，强化标的物本身，使标的物处在安全、受到保护的情境之下，从而提高犯罪得逞的难度，使潜在的犯罪人知难而退。此项措施是最基本的情境犯罪预防措施。
（1）目标加固。所谓目标加固，就是指设置物理性的障碍设施。
（2）通道控制。通道控制指的是通过控制措施，避免潜在的犯罪人进入对象场所，从而减少该场所犯罪发生的机率。
（3）避免潜在之犯罪。此项技术通过对环境及情境妥善的控制与管理，从而分散转移犯罪人，避免其聚合活动而引发犯罪行为。
2、提高犯罪风险。
增加犯罪风险就是通过改变具体场景，使得犯罪一旦实施，其被抓获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从而消除潜在犯罪人的侥幸心理，以期达到较好的预防效果。增大犯罪风险在预防犯罪的措施体系中也越来越受到关注，目前被广泛采用的措施主要有：
（1）扩大监控。扩大监控是根据常规行为理论的设想，引入有能力的看护人要素，包括两种具体的途径：一是采取常规的预防措施，二是引入邻里守望计划。现代城市的发展，高楼大厦越来越多，在一定程度上阻断了单元楼居民之间的交往。
（2）自然监视。此项措施是通过修剪路边的灌木丛或者改善街边路灯的照明效果等使得犯罪行为发生时被发现的概率增大，从而增大监控的效果，达到威慑犯罪发生的目的。
（3）正式监控。在社区的街道中和院落中安装监控设备，并且要时常检查这些设备的工作，以保证这些设备的正常运转。
3、降低犯罪回报。
潜在犯罪者在犯罪之前会对犯罪行为所带来的回报进行一番衡量，该类预防措施旨在减少犯罪行为能为其带来的回报，降低对潜在犯罪人的吸引力。减轻犯罪收益的基本方法就是使犯罪的对象变得不再有价值，或将对犯罪人有价值的目标置于其控制之外。增加犯罪的难度和风险尽管使得犯罪的目标的吸引力下降，但如果犯罪的利润很高，犯罪人很可能会铤而走险。减少犯罪回报的手段有以下几种：
（1）隐藏犯罪目标。由在家里，应该减少现金的存放量，大量的现金都应该存到银行，比较安全。金银首饰等贵重物品，应该隐蔽地藏起来，不能随意地放在卧室的梳妆台上，那样令犯罪分子得手简直不费吹灰之力。
（2）标记财产。此项措施是指通过在财产上进行标一记，例如在名贵的手表上标识其独特的表号、在牲畜身上进行烙印等，增加其可识别性，使其在流动中很容易被发现其真正的物主，即使该物被盗或者被抢之后也难以使用或销赃。
（3）抑制获利。通过一定手段抑制犯罪人获利，使其达不到预期的目的，从而放弃犯罪。
4、减少犯罪刺激。
减少挑衅和消除借口是克拉克在情境预防研究中提出的最新理论成果，在现实中尚未得到充分的检验：
（1）减缓挫折与压力。减少挫折与压力的手段包括:增设服务窗口以减少排队、改善服务态度、增设座位、播放舒缓的音乐等。
（2）减少情绪减少情绪就是减少人们在生活和工作中所面临的诱惑。
（3）阻止不良模仿。一个小过错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如果不能快速的加以消除，就会引发一系列的模仿行，甚至带来更为严重的违法行为，因此为了预防犯罪就需要快速的消除轻微违法所造成的后果，以防止后来者的模仿。
5、排除犯罪借口。
行为人在行为时常常对其行为做出道德判断，如果其行为不符合通常的道德准则，就会利用当时的规则不明确或类似行为的存在作为借口，抵消内心产生或可能产生的耻辱感，从而达到内心合理化的目的：
（1）明确规则。从规范与规则(法律)上确定犯罪收益是非法的收益。1该方法与司法预防相结合，一方面可以威慑潜在犯罪人，使其不敢犯罪；另一方面，可以防止潜在犯罪人以不清楚规则为接口做出犯罪行为。
（2）张贴告示。这里所说的张贴告示就是将有关的公共行为准则张贴于特定场合，以防止人们声称自己不知道而故意违法。例如在禁止停车场所张贴“禁止停车”告示牌，在个人所有的房屋、汽车等财产上贴上“私人财产”的标签，以防有人误以为是公共财物加以损害。
（3）帮助守法。给行为人提供合法的且容易实施的机会，使得行为人无法再为自己实施违法行为寻找借口。例如在公共场所提供更多的免费卫生间，会有效减少随地大小便现象；设置更多的垃圾箱，就会有效的减少随手乱扔垃圾的现象。
结语
情境预防相比司法预防和社会预防有其独特的优势。情境预防显得便捷、经济，不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在现实中容易大量掌握和运用。通过管理、设计可以减少犯罪的机会，压缩犯罪的空间。并且与我国要求的“必须动员和组织社会力量，运用政治的、经济的、行政的、教育的等多种手段进行综合治理，从根本上预防和减少犯罪，维护社会秩序，保障社会稳定”的刑事政策相吻合。在中国目前社会治安状况严峻的情况下，加强情境预防在社区预防犯罪中的作用，其意义是重大的，对社区的稳定起着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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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目标
1、积极开展各项培训，为三个文明建设服务。从中等职业技术教育、高等教育、技能培训和理论教育四个方面构筑坚实的人才基地，提高劳动者素质、领导干部素养，为镇培养一支德才兼备，同时适应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干部队伍，一支掌握现代科技知识的科技队伍，一支以中高级工程师为主体，思想觉悟较高、技术素质精良、组织纪律严明的职工队伍。
2、积极参与社区建设工作。社区建设包括居民的生活方式、社区环保、社区医疗、法制建设、社会保障、综合治理、社会稳定等方面。年社区教育中心要主动、积极地为社区建设提供必要的智力支持。
3、有效地介入社区文化生活。社区教育中心要以人为本，立足社区，服务社区，以满足社区成员不断增长的多元化个性发展和物质文化需求，以提高生活质量和文明程度为宗旨，充分利用社区各类教育资源，充分发挥教育的导向功能，全面推进人的素质教育。
二、工作任务
1、加强社区学校规范化建设，为社区教育提供良好的教育条件。围绕市社区建设总体思路，在社区培训学院的指导下，本着适应发展需要，充分发挥社区教育中心、社区学校作用要求下，规范化、特色化建设好教育中心和社区学校。
2、进一步完善社区教育网络体系。在培训学院的领导下进一步完善镇社区教育网络，以辖区各部门、各学校、各社区为依托，以服务为宗旨的社区教育网络体系。逐步形成一个多元化、社区化、多功能、实用型、服务型的多层次培训，各类教育互补的立体交错的终身教育办学网络体系。在社区教育网络体系下照顾好各类群体的教育工作，特别是老年教育、青少年教育、失业人员和失地农民教育、残疾人等，使老有所乐、少有所教、困难人群有人关心。
3、努力开展以提高社区成员文化素质的培训活动。要利用社区教育中心、社区学校和辖区内的其他教育资源共同开展以健康教育、青少年校外教育、老年教育、法制教育、人口教育、科普教育、党员教育以及文体活动。
4、大力开展以技能培训和继续教育为重点的成人教育。充分利用社区教育中心基地开展各类技能培训，如办公自动化、CAD、公共英语、报关、商务知识、会计从业资格、电子电工知识等。加强和高校联系，继续开展涵盖开放教育、成人高考、网络教育、自学助考等多种形式的成人业余学历教育。力争使学习社区居民参与率达60%。以上。
5、加强社区文化建设，营造终身教育良好氛围。社区文化建设是社区教育的重要内容，不仅能较好地满足人们的兴趣、爱好和需要，而且能有力地促进人们终身学习，陶冶人们情操。各类学校进一步面向社区开放，扩大各种教育基地内教育资源利用率，为学习者提供多各多次教育的机会，为各类社会成员提供多层次，多样化的教育服务，组织各种教育活动，大力推进学习型家庭、学习型社区、学习型城镇建设。积极参予各种文化艺术节、体育运动会、市老龄委老年运动会等各项群众文化、群众体育盛事。
三、工作措施
社区教育是社区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涉及到社区的各个部门和社区全体成员的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做到“政府统筹，社会参与，资源共享，功能多样，办学开放，服务社区”的原则。
1、统一思想，加强领导。
年在镇社区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的领导下，认真学习党十七大精神和有关社区教育会议精神，确立服务理念，定期召开工作例会，制订社区教育工作计划，使社区教育工作正常有序地开展。
2、加大宣传力度，形成学习氛围。
加大社区教育的宣传力度，使社区教育深入民心，要使各级领导、广大教育工作者和广大社区居民更新观念，真正落实到具体行动上，在全辖区形成学理论、学知识、学科技，提高全民素质的良好社会学习氛围，自觉接受终身教育。
3、加强统筹协调，优化社区资源配置
向上争取市镇领导的关心支持，在培训学院的指导下，以社区资源统一管理，综合利用、资源共享的原则，由社区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统筹协调充分挖掘和发现教育文化资源的潜力和作用，开辟多种社区教育的绿色通道，促进各类文化、教育、人文资源开发、利用，最大限度地向社区成员开放。
4、加强教育管理，稳定两支队伍。
社区教育的关键是管理。进一步加强专职管理队伍建设，安排事业心强，责任心强、社会组织工作能力强的，懂管理、懂教育的干部，到各社区教育管理岗位。同时加强对兼职师资队伍建设，建立一支稳定的德才兼备的、以兼职为主体的社区教育志愿者队伍，广泛吸纳社区内专家、学者和离退休老同志，充分发挥他们一技之长，开展岗位培训，实用技术培训，职业技能教育，人口理论、计划生育、妇女干部、家庭教育培训及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家庭美德等伦理道德等各类教育，为社区服务，推动社区三个文明建设。
5、制度建设，政策保障措施配套。
进一步完善与社区教育相配套的规章制度，制定政策保障措施，调动和激发人们愿意接受教育的积极性和积极要求参加学习的积极性。制定相应配套的基本规章制度，保证社区教育正常开展。
6、积极开展社区教育教科研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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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代的发展，当前我国的社会结构、社会行为规范和价值观念发生了深刻的改变，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极不平衡，社会问题与矛盾凸显，不稳定因素增加，现有的社会管理模式已无法满足当今社会的管理需求，社会管理创新迫在眉睫。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是广义的社会管理者，面对着越来越难以满足的各种利益诉求和法律服务体系，必须加大创新力度，寻求司法理念转变和执法监督手段的创新。
2009年中央政法委做出了“深入推进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创新、公正廉洁执法”这三项重点工作的重大部署；2010年10月最高人民检察院提出了延伸法律监督触角、促进检力下沉的要求，由此上海检察机关将设立社区检察室作为社会管理创新、探索检力下沉的一项具体措施进行落实。
本文主要就设立社区检察室，探索参与社会管理创新，寻找与社区建设和基层管理要求相适应的监督途径和方法作如下思考：
一、社区检察室设立的意义所在
1.设立社区检察室是检察机关执法理念创新的体现。
社会转型时期，活跃的社会生产、开放的社会生活和多元思维方式，对检察机关强化法律监督，参与社会管理创新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理念是行动的先导，社区检察室的设立正是为了实现检力下沉、职能延伸，使检察工作扎根于基层，践行检察机关服务大局、保障民生的理念。基层和社区是当前社会矛盾集聚最前沿的地方，社区检察可以把矛盾纠纷解决在基层，方便群众、强化法律服务、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从而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2.设立社区检察室是检察机关职能延伸的体现。
社会管理手段、方式以及技术等载体的创新，是启动检察机关社会管理创新的良好契机。检察职能的延伸和下沉，是对法律监督内涵的深化和外延的拓展，它要求向矛盾源头延伸，向社区、乡镇、企业、学校等基层部门延伸。执法载体创新，是检察机关社会管理创新的基础条件，社区检察室正是由此孕育而生。
3.设立社区检察室是检察机关工作机制创新的体现。
积极推进社区检察室建设，包括承担起对公安派出所刑事执法活动的监督，对监外刑罚执行和社区矫正活动的监督，接受群众举报、控告、申诉，接待群众来访，发现、受理职务犯罪案件线索，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和法制宣传、职务犯罪预防工作等等工作。从而建立起一系列与公安派出所、司法所、办、社区矫正机构等组织的工作联系机制，整合社区各方面的资源，强化法律监督实效，扩大监督影响力。
二、社区检察室设立的现实背景
1.社区检察室设立是贯彻落实中政委关于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的要求。
2008年《中央政法委员会关于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若干问题的意见》中指出，要改革和完善对侦查活动的法律监督，进一步建立检察机关对公安派出所、看守所的监督机制，充分发挥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作用。社区检察室的设立是认真贯彻落实中央政法委关于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意见，探索检力下沉、法律监督职能延伸的重要创新举措。通过在基层社区设立检察室，有利于加强对公安派出所、司法所、办、社区矫正组织等基层组织的立案、侦查、刑罚执行和社区矫正、综合治理等活动的监督，更好地履行检察职能，扩大检察效果及其影响力。
2.设立社区检察室是贯彻落实中政委推进三项重点工作的要求。
2009年底，中央政法委做出了深入推进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创新、公正廉洁执法三项重点工作的重大部署。检察长在全国检察长会议上强调要完善和推行在农村、社区设立乡镇检察室、检察工作站、聘请检察联络员等措施，使检察工作更好地深入基层、贴近群众、服务社会，促进社会管理创新的要求。积极推进社区检察室建设是贯彻落实三项重点工作，探索社会管理创新，延伸检察工作职能、拓宽监管领域的一项重要措施，通过在街镇（社区）设立百姓身边的检察室，使检察工作更好地服务基层、贴近群众，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
3.设立社区检察室是贯彻落实高检院加强检察机关延伸法律监督触角促进检力下沉工作的要求。2010年10月，高检院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检察机关延伸法律监督触角促进检力下沉工作的指导意见》。该指导意见对规范延伸法律监督触角、促进检力下沉作出明确规定：“各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同，基层检察院基础、条件各异。因此，向基层延伸法律监督触角，必须因地制宜、量力而行，要充分考虑基层检察机关现有人力、物力、财力和基层当前的执法环境、群众认可程度等多方面因素，实事求是，逐步推进。”
三、当前社区检察室的职能定位和功能
探索检力重心下沉、检察工作延伸、社会管理创新，切不可脱离检察机关自身的职能。根据本市检察机关派驻（社区）检察室工作职责（试行）的规定，当前派驻（社区）检察室主要职能定位和功能如下：
1.业务范围。派驻（社区）检察室主要承担对公安派出所刑事执法活动监督、非监禁刑罚执行（社区矫正）活动监督、受理社区群众来信来访、接受违法犯罪人员的自首、参加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并开展法制宣传和其他适宜在社区（街镇）开展的相关检察工作。
2.工作职责及相关建议。
⑴对公安派出所刑事执法活动监督。
对公安派出所应当立案而不立案、不应当立案而立案、案件立而不侦、久侦未结等情况的监督；刑事侦查活动中的刑讯逼供、暴力取证等违法行为，体罚、威胁诱骗等非法收集证据手段，以及违法使用拘传、拘留、取保候审等强制措施，违法使用搜查、查封、扣押、冻结等财产性侦查等措施实施监督。
一要明确监督定位。根据市院文件精神，当前社区检察室对公安派出所的监督，定位于工作监督、场所监督，区别于以往传统的个案监督。二要确立监督范围。社区检察室监督范围限定在对公安派出所的刑事执法活动，主要是对刑事立案活动、侦查活动和刑罚执行活动的监督。三要明确监督方式。主要通过入所巡查、信息通报、适时介入、工作例会、专项检查等形式开展。四要增强监督的实效。社区检察室在监督工作中，对公安派出所执法中的违法不当行为，虽然可以通过口头纠正、书面通报、检察建议等方式纠正，但法律未明确规定公安机关拒不纠正违法或者拒不执行检察机关所作的决定的法律后果，检察机关对公安派出所的监督缺乏刚性。所以，监督措施实施以后，一定要做好跟踪督促的工作。五要加强与院内各职能部门的沟通协作，建立内部信息共享机制，对公安派出所的刑案受理、立案、强制措施适用等实现信息共享。
⑵对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的监督。
对人民法院、公安机关、监狱、看守所、司法行政机关在罪犯交付、变更监外执行活动实施等环节的监督；对公安派出所、司法所、社区矫正组织对监外执行罪犯的日常管理、矫正与监管情况的监督；受理监外执行人员及其家属的控告申诉，维护社区服刑人员合法权益等。
一要加强工作联系、排摸掌握重控对象。社区检察室会同当地派出所、司法所、社区矫正机构建立信息沟通机制和协同机制，对所在的社区监外服刑人员进行排摸，做到底数清，重点明，通过参与宣告、谈话、教育等方式，预防其重新犯罪。二要搭建信息平台。社区检察室应当与当地公安派出所、司法所、社区矫正机构这些职能部门搭建起信息平台机制，实现监管信息的畅通和交换。三要明确社区检察室和派出院监所部门之间的工作职责、分工，相互衔接、形成工作合力。四要强化执行的监督。对不服管教、脱管、漏管、违法相关法律规定、重新违法犯罪的，及时提出检察建议或者纠正意见。
⑶接待及法律咨询。
受理社区群众对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举报线索；对不服人民检察院处理决定和人民法院生效判决、裁定的申诉；对公安机关、监狱、劳动教养部门干部的违法行为的控告；对加强、改进检察工作和队伍建设的建议和意见等。
一要明确受理的范围。限定在“举报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线索；不服人民检察院处理决定和人民法院生效判决、裁定的申诉；反映公安机关、监狱、劳动教养部门工作人员违法违纪行为的控告；加强、改进检察工作和队伍建设的建议和意见；其他依法应当由人民检察院处理的事项等”。二要严格依照法律规定，统一受理社区群众的举报、报案、控告、申诉，对发现、受理的职务犯罪案件线索等举报件，不得自行办理，一律移送本院控告申诉检察部门统一分流。三要注重与院控申部门的联动，做好涉检，扩大检察宣传，通过参与所辖地政府接待日活动、召开群众座谈、分发宣传资料、公布联系方式等，宣传检察职能和法律法规，充分发挥“联系群众桥梁”的作用。
⑷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和法制宣传、犯罪预防工作。
了解社区基本情况，掌握当地社会治安状况，发现不利于稳定的违法犯罪苗头性问题，及时配合解决；建立沟通渠道，积极收集各类犯罪线索，拓宽案件线索的来源；深化检务公开，增强检察工作的透明度，加强法制宣传，拓宽社区群众了解检察工作的渠道。
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方面，笔者建议要发挥检察建议的作用。要努力寻找案件背后隐藏的深层次社会问题和矛盾，运用检察建议预防违法犯罪、化解矛盾纠纷、监督执法活动。
四、当前探索社区检察工作应注意的问题
1.准确定位，认真履职
社区检察室是检察机关行使监督职能的一种延伸，是实现检察监督的关口前移，其职能承担应与人员配置、经费保障和所辖区域人口、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等相适应。要结合检察工作特性，突出法律监督作用，体现服务民生、执法为民的理念。通过合理设置社区检察室的工作职责，并予以积极履行。比如，对当地执法部门司法活动进行法律监督；接受群众举报、控告、申诉，接待群众来信、来访；发现受理职务犯罪案件线索；开展职务犯罪案件预防；受理执法不严，司法不公问题，开展法制宣传，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等活动。对社区检察室的工作实行目标管理，明确任务、分解责任。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在开展日常社区检察职能过程中需要地方党委和政法委的支持和协调，在重大问题上，应该建立沟通和协调机制，使镇街（社区）政权真正能维护社会稳定，保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
2.理顺关系、形成合力
社区检察室是本院派驻社区检察工作的窗口，要真正搞好社区检察室工作，发挥其作用，就必须赋予其一定的职责，检察室的职能虽然不会与院内部业务部门产生冲突，但是一定会发生部分业务重叠，所以一定要理顺检察室与检察机关内部业务部门之间的关系，两者分工合作、相互配合和衔接，才能形成工作合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