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与社会治理专业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新媒体与社会治理专业，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IT治理；制度；IT角色；电视媒体

一、 引言

本文对电视媒体的IT治理模式的变迁规律进行了总结，运用IT治理理论和制度理论研究了环境制度压力对IT治理模式的影响，分析了电视媒体IT治理模式发生变迁的原因，以期为广大电视媒体的技术升级与战略转型提供理论依据与实践启示。

二、 IT治理

IT治理是一种保证IT能力获得的机制。为了获得这种IT能力，企业必须明确IT决策权的归属与责任框架，通过对IT投入与使用过程中的相关决策权与相应责任的优化配置，达到企业所期望的行为。IT治理的主要任务是保持IT与业务目标的一致性，从而合理利用IT资源、平衡IT技术与过程风险，推动IT与业务的协同，确保企业目标的实现。

围绕IT决策权在各主体之间的不同分配结构，形成了集权与分权两种不同的IT治理模式。IT治理集权模式中，所有的决策权均集中于企业的IT部门；而在IT治理分权模式中，所有的决策权都被分散至单独的业务单元[4]。集权治理模式的优点在于能够为组织带来更大的IT标准一致性，获得规模效益，缺点是各业务部门缺少对本地系统的控制，系统会变得僵化，从而瓦解本地的最优实践。分权模式的优点在于能够使业务单元获得更大的自主性，更快更好地响应快速多变的市场需求，其缺点是降低了IT资源在不同业务单元之间的集成程度，从而导致范围经济和规模经济的丧失，带来企业成本的增加。

严格的集权模式与分权模式并不多见，企业往往希望能够充分利用集权与分权模式的优点。对于企业的这种需求，IT治理模式从决策主体与决策对象两个方向上进行了扩展，通过将决策主体细分为企业级IT部门、业务单元级IT部门与业务管理层三方，将决策对象细分为IT基础设施、IT应用与项目管理三类，形成了集权模式、分权模式与联邦模式三种IT治理模式。这种分类方式中，集权模式的三项IT决策均由企业级IT部门做出；分权模式的IT决策均由业务单元级IT部门或者业务管理层做出；而在联邦模式中，不同的IT决策权则被分配到不同的企业级IT部门与业务单元中。在此基础上，Weill和Ross（2004）对IT决策主体与对象进行了进一步扩充，把IT治理模式分为业务君主制、IT君主制、封建制、联邦制、IT双寡头制与无政府制六类，从而形成了IT决策与IT治理模式相对应的IT治理安排矩阵。

在众多的IT治理模式中，企业选择哪一种，取决于许多影响因素。一些研究发现，企业IT治理模式会受到企业竞争战略的影响。企业的竞争战略不同，其在IT治理的关键决策、治理安排和实现机制上也会不同。采用低成本战略或者防守型战略的企业，其IT治理模式的集权程度往往更高。除竞争战略外，IT治理模式还会受到企业运营模式的影响。企业运营模式的业务流程标准化或者集成性程度越高，IT治理模式就越集权，并且标准化与集成性这两个因素之间存在交叉效应。当两者均为高水平或低水平时，会强化IT治理模式的集权或者分权程度；而当两者水平不一致时，对IT治理模式的影响作用会相互抵消，表现为较为中庸的IT治理模式。

然而，无论是企业战略还是经营模式，这些因素都是从内部的角度来描述企业特征，而没有考虑企业外部的制度环境对IT治理模式的影响。企业是存在于一定的制度环境中的，企业IT模式的选择不能脱离制度环境的要求与限制。Chin等（2004）曾对英国一家大型电信公司的跨国并购案例进行了研究，发现政府监管政策会影响并购后的企业IT治理模式，但并没有深入分析制度是如何导致了IT治理模式的变迁。

三、 制度理论

制度是一种持久的社会结构，由象征要素、社会行为以及物质资源构成，具有能够抵抗变化的稳定性。在对制度进行研究时隐含着一个问题：企业为什么要遵守制度？制度理论认为这是由于企业要获得合法性。合法性是指在某一个社会所构建的规范、价值观、信念与定义系统中，一个实体的行动被认为是可以接受的、适当的或者恰当的。也就是说，企业之所以遵守制度，是因为企业不仅需要物质资源和技术资源的支持，还需要社会的接受和认可，这种接受和认可就是合法性。值得注意的是，合法性的获取有时会以企业效率的损失为代价，但随着合法性的提高，却往往能够增强企业获得资源和得到外部环境支持的能力。

制度理论认为，企业与制度环境之间是紧密关联的。一方面，企业的生存要配合与顺应制度环境，在制度化的过程中不断趋向制度环境所容许的组织形态，并且通过制度化的机制，促使组织结构趋于同形，藉以获取合法性。尤其是当外部环境变化迅速、充满不确定性时，制度安排常常以细微但普遍的方式影响着企业的决策制定与组织行为。另一方面，企业也不仅仅是被动地适应制度，企业对制度也有着反作用。企业的许多行为都会改变行业中的竞争状态，进而影响产业结构，改变后的产业结构又会对制度环境提出新的要求；另外，企业还会针对制度建立起主动性的制度战略，去有意识地影响和协调制度环境中的规则和标准，从而影响整个制度环境的发展。

制度理论为研究IT治理模式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外部视角。现有实证研究支持了制度理论对IT治理的解释作用。Jewer和McKay（2013）基于战略选择理论与制度理论研究了董事会的属性特征与组织因素对IT治理的影响，发现内部董事比例、董事会规模、IT能力以及组织年龄、IT角色等因素都会影响董事会在IT治理中的卷入程度。因此，本文将基于制度理论研究电视媒体IT治理模式的变迁。通过把IT治理放在一个更大的制度环境中来考虑，可以帮助我们利用制度理论来检验电视媒体对制度压力的响应，进而通过分析电视媒体所面临的压力与环境来启发我们IT治理模式究竟是如何选择的。同时，现实中的电视媒体所处的环境往往都是动态变化的，IT治理并不是一个与静态环境的理性匹配过程。制度理论还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研究电视媒体IT治理模式如何随时间变化的理想的理论工具。

四、 从分权到集权：电视媒体IT治理模式的变迁

一直以来，电视媒体通过其技术中心来完成各类信息技术工作，支持其业务系统的正常运行。技术中心一般下设制作部、音频部、播出部、转播部、传送部、总控部等技术部门，每个技术部门分别从事其所辖各类广播电视业务系统、管理信息系统及IT基础架构的设计规划、运营管理、优化改进、故障响应等IT服务与运营管理工作。

这种分权的IT治理模式的初衷是出于效率优先的考虑，保证各个技术部门在IT资源的配置和使用上有更大的自主性，能够积累更多的属地实践，从而对业务系统的各项需求能够提供更好的响应和支持。然而，随着电视媒体信息化建设的不断深入，基于信息技术的业务应用显著增加，分权的IT治理模式暴露出了许多问题。其一，由于各个技术部门都拥有自己独立的IT资源与技术储备，从自己部门的角度出发完成各类业务系统的开发和运维工作，使得整个电视媒体缺乏统一的信息技术管理体系，对网络、设备、系统、用户的管理是分散的、不关联的，各个业务系统之间难以实现数据、信息和知识的共享。其二，分权的IT治理模式使得电视媒体缺乏长远的IT规划与建设原则，各个技术部门经常出于短期的现实需求，在业务系统的规划、设计、实施、改造等方面与电视媒体的长远目标相悖，重复建设与资源浪费的情况也时有发生。

针对信息技术的发展要求与分权模式的弊端，许多电视媒体开始调整自己的IT治理模式，呈现出明显的集权化趋势。一方面，一些电视媒体开始组建专业化的IT部门，统筹各类IT 服务及运营管理工作，为建立健全信息技术管理体系提供组织保证。另一方面，在系统规划与设计层面，逐步从粗放的、分散的管理手段过渡到规范的、专业化的信息管理方式，开发和建设出一套有效融合组织、制度、流程、技术的信息技术管理体系，使得信息技术工作成为电视媒体运营管理、业务生产以及战略转型的重要驱动和支撑。此外，许多电视媒体还在全台范围内建立起一体化的信息系统，从部门级的非线性编辑系统、硬盘播出系统和媒体资产管理系统发展到覆盖全媒体全流程的全台网，形成了整个电视媒体的集成化信息平台。

电视媒体IT治理模式从分权到集权的变迁适应了电视媒体技术发展与业务更新的需要，为电视媒体的战略转型和商业模式的创新提供了有力的技术保证。这种变迁来源于电视媒体中IT角色重要性的提升。信息技术在电视媒体中所扮演的角色正从传统的广播电视技术业务运营管理向信息技术服务运营管理的方向转变。电视媒体的发展和创新正越来越多地依靠技术驱动，信息技术不再仅仅扮演着支持性角色，其战略性得到了不断增强。

IT角色的提升会带来IT治理模式的变化。IT治理表征的是IT决策权和责任在企业中各种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分配情况。当电视媒体中的IT角色从支持性角色转变为战略性角色时，对应的IT决策权也就相应地更加收敛于电视媒体的战略层面，对应的IT治理模式也变得更加集权。可以说，正是IT角色的不断提升使得电视媒体的IT治理模式从分权走向集权。

五、 制度与治理

1. 强制性压力。强制性压力藉由正式的法令和规则来限制与管制企业的行为，引导企业活动和企业观念，构建组织与产业的行为基础，同时确保社会的稳定有序。强制性压力包括法律法规以及政府政策等，这是一套由法律制定、监控和制裁机制构成的体系，其合法性基础是法律，实施机制为强制性措施。企业为了自己的利益遵守这些法律规章，不愿违背而遭受处罚。

2006年以来，国家广电总局了一系列关于电视媒体数字化网络化信息化建设的方针政策、总体规划和技术文件。这些文件要求电视媒体要坚持政府引导、把握行业趋势、扎实高效推进数字化网络化信息化建设，要整合台内资源、转变生产方式、再造业务流程，要实现台内各业务板块之间的协同运作、互联互通和资源共享，要基于信息技术建立广播影视技术新体系。这一系列政策和技术文件的，推动了我国电视媒体的数字化网络化进程，并使得信息技术在电视媒体发展中所扮演的战略性角色日益突出，并进而带来了电视媒体IT治理模式从分权向集权的变迁。

2. 规范性压力。规范性压力通常表现为经验法则、标准操作程序以及职业标准等形式。企业由于道德以及伦理的约束而遵守它们，或必须与一些公认的标准保持一致。规范性压力的合法性基础是道德，通过社会公认的行为准则进行实施。对企业而言，规范性压力嵌入在其所属产业、社会或者国家的文化、价值、规范和信念中，具有引导企业活动和信仰的能力。这种能力来源于企业的社会责任与专业化进程。

专业化进程一直贯穿于我国电视媒体的改革实践中。尤其是近年来，伴随文化体制改革和新一轮制播分离的持续推进，我国电视媒体的专业化程度不断提高。制播分离将电视媒体的制作机构剥离出来，提高了电视媒体的专业化程度，打破了电视节目自制自播的陈旧模式，有利于丰富节目内容、降低节目成本。同时，制播分离还改变了电视媒体过度依靠广告盈利的局面，提高了节目版权收益所占的比重，使版权经营成为电视媒体新的收入来源。电视媒体居于整个版权产业链的中心环节，向上包括内容制作与知识生产，向下则囊括了版权内容的存储、传递、播出、、转化、利用以及增值开发等。信息技术在其中不再仅仅是对内容生产过程提供技术支持，更需要支撑包括品牌、渠道、媒体资产开发在内的各个环节的运作。信息技术为电视媒体提供了新的技术与管理平台，在电视媒体未来的技术体系与业务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3. 模仿性压力。模仿性压力描述的是一种模仿机制。当企业目标模糊不清、企业环境存在不确定性时，企业往往会参照其他企业来建立自己的制度结构。一些规模较大、较为成功或者拥有声望的企业经常会成为被模仿的对象。不确定条件下的模仿行为一方面可以减少企业为降低不确定性而产生的搜寻成本，另一方面还有利于企业获得合法性。

近几年来，互联网和新媒体迅猛发展，电视媒体尽管拥有资源、知识和品牌的显著优势，但受制于各种因素，在面对互联网和新媒体等行业新进入者的竞争时，陷入了一种创新的窘境。互联网与新媒体基于现代信息技术建立，其整套运作体系都基于技术驱动，许多新媒体公司都更多地表现为一家技术公司而不是媒体公司。这种全新的技术体系为媒体行业带来了新的传播理念、传播渠道和传播方式，并逐渐颠覆了电视媒体所建立起来的传统的竞争优势。为了与新媒体竞争，电视媒体开始有意识地模仿和学习新媒体，努力推进技术转型，选择基于现代信息技术重构自己的广播电视技术体系，并在此技术上建立新的产品形态、用户渠道和商业模式，许多电视媒体还从融合的角度提出了全媒体的理念。新媒体带来的模仿性压力在很大程度上成为电视媒体成长的动力。在模仿的过程中，电视媒体的技术平台和商业模式都发生了变化，信息技术在其中承担的战略性角色愈发突出。

综上所述，本文的研究模型如图1所示。本文从制度理论的视角出发，研究强制性压力、规范性压力与模仿性压力在电视媒体情境下的具体表现，以及这三种压力是如何影响了电视媒体IT治理模式的变迁。本文认为，国家广电总局的大量信息化指导文件所带来的强制性压力、电视媒体制播分离专业化进程所形成的规范性压力，以及新媒体的迅猛发展所造成的模仿性压力构成了电视媒体所处制度环境中的压力来源，导致了电视媒体IT治理模式的变迁。这三种压力均提升了信息技术在电视媒体战略、运营、业务、创新各个方面的战略性角色的重要性，使得电视媒体的IT治理模式从分权走向集权。

六、 结论

信息技术与其他资产一样，必须经过有效的治理，才能发挥最大的作用。为了实现这个目标，电视媒体的IT治理模式正在经历从分权向集权的转变。这个转变表现在许多方面，包括电视媒体开始为信息化建设制定明确的指导原则与长远的目标规划，开始组建专业化的IT部门，并建立起融合组织、制度、流程和技术于一体的信息技术管理体系，以及开始在全台范围内建立起集成化的信息平台，让信息技术更多地介入业务运作，建立技术与业务之间的协同关系，等等。

电视媒体IT治理模式的变迁受到了制度环境的影响，具体来说包括强制性压力、规范性压力和模仿性压力。这些压力分别来源于国家广电总局的政策指导、制播分离带来的专业化进程，以及新媒体的蓬勃发展。这些压力使得信息技术对于电视媒体来讲，逐渐从支持性角色转变为战略性角色，开始对电视媒体的战略转型、业务运作和商业模式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并进而驱动电视媒体不断调整自身的IT治理模式，从分权走向集权。

参考文献：

1. Weill P， Ross J W. IT governance on one page.CISR WP，2004，349（2）.

2. ITGI， COBIT 4.1 Excerpt.From ，2003.

3. 计春阳，胡克瑾，唐志豪.企业竞争策略与IT治理模式的相关性分析.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07，28（11）： 167-170.

4. 高皓，朱涛，张晶.企业运营模式对 IT 治理模式的影响：多案例研究.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11，32（4）： 138-146.

篇2

在互动与对话中拓展传统媒体的影响力

在网络平台上，公众号、微信息、微传播、微阅读是移动互联网时代最时尚的信息传播和接受方式，它们的互动性、及时性、鲜活性在某种程度上严重挤压了传统媒体的舆论空间，因此在一些突发性事件面前，由于新的社交性媒体迅速抢占了先机，使得传统媒体“集体沦陷”，在舆论引导中陷入“失语的焦虑”。可以说，网络技术催生的新媒体在当代传播格局中的影响力不容小觑。

但也应认识到，新的网络社交媒体在冲击传统媒体格局的同时，也为传统媒体利用新的社交媒体拓展信息路径提供了契机，即社交媒体的社交性传播形式，承载着传统媒体与受众之间互动与对话的功能，是传统媒体在信息共享时代增强自身影响力和存在感的重要方式。2013年以来，人民日报、新华社、央视、光明日报等传统媒体纷纷入驻微博、微信平台，至2013年末，仅央视新闻微博、微信和客户端三个平台的用户数就突破5000万，显示了传统媒体在社交性媒体化之后的传播能力。从总体而言，传统媒体的新社交性媒体形式，在加强传统媒体与受众互动效应的同时，传统媒体也将自身的权威性赋予了所拓展的新型传播形式，从而在信息的对话、交流、互动与传递的过程中，挤出了舆论空间充斥的非理性泡沫，助推舆论生态的理性和谐氛围的形成，为社会传递正能量。

在互动与对话中把握社会舆情

网络时代的信息传播方式，与传统媒体时代具有了较大差别，这一变化最鲜明地体现在传统媒体以一点对多点的发散性扇状传播方式，逐渐向多点对多点的网状传播方式转变。社交性媒体的便捷性，使得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信息源”、“爆料王”，这就是说在信息共享时代，社会舆情的生成已不是受众对传统媒体所提供信息进行的一种纯粹单方面的接受和把握，而是对涌动着的多元信息的筛选和整合。这就要求传统媒体和传统媒体人改变原有的颇具宣传和说教色彩的信息传递方式，在媒体的互动与对话中准确把握社会心理，引导社会舆情。

网络时代信息的网状传播具有数量大、来源广、影响面大的特点，且在消费文化理念日益深入的时代语境中，信息的更迭呈现出浪潮化的趋势。在对信息的筛选和整合过程中，一些文化现象、社会话题得以凸显，成为反映当下的社会舆情。它们之所以能够凸显，本身就意味着所喻含的问题受到了人们或隐或显的关注，最终在网络的聚合效应下，在人们的互动和对话中得到发酵和裂变。2010年，微博成为一种时尚，并引出了“围观改变中国”的命题，在这一命题的讨论中，中国公民的网络表达权、监督权被推到新的高度。2011年，“红十字会”、“拼爹”、“郭美美”、“药家鑫”、“小悦悦”等网络热词的出现，让“淡定”的人们再也无法“Hold住”，对社会公平与正义的呼声在网络话语的喧嚣间此起彼伏。2012年，“高富帅”、“白富美”、“表叔”、“表哥”频出， 引发了人们对贫富差距、阶层固化、权力寻租、青年心态等问题的思索。2013年，“房姐”、“房叔”、“房祖宗”们上演着令人瞠目结舌的传奇，但是“大黄鸭”的横空出世，给处于生活焦虑状态中并向往“土豪”生活的“小伙伴”以“喜大普奔”般的心灵慰藉。

可以说，以网络热词为代表的社会舆情，作为一种借助网络信息共享平台开展对话与交流的话题对象，是以一种戏谑和嘲弄的态度反映各种社会问题的方式，是针对现实的文化隐喻。长期以来，传统主流媒体在某种程度上未能对通过网络传播、扩散的文化隐喻、“草根”现象予以足够的重视和关注，甚至有时简单地将其视为“洪水猛兽”。①网络舆情治理，是推进国家文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传统媒体要在网络时代彰显它对社会舆情的把控和引导能力，推动国家的文化治理体系建设，就必须参与社交性媒体的互动与对话，而非与社交性媒体相隔离。要充分利用天涯社区、猫扑论坛、百度贴吧等社交媒体提供的新闻线索，在思想和话语的驳杂交织中，感受当下最为真切的思想涌动。概言之，对话与交流是信息共享时代传统媒体把握社会舆情，发挥正面舆论引导效应，降低社会治理成本可以探索的有效途径。

在互动与对话中促进信息的专业化传播

由于现代人快节奏的生活方式和对信息的快速浏览，容易忽略掉网络空间中的信息，使信息的有效性在信息快速更迭的过程中大打折扣。因此在信息共享时代，基于互动与对话的需要，为受众提供以专业化为特质的内容信息，成为媒体传播重要的发展趋势之一。所谓专业化的信息传播，是相对于传统媒体的大众化传播而言的，是指特定专业背景的人群在一定范围内根据兴趣组合而成互动与交流的群体，在信息传播、共享路径上以RSS聚合服务、朋友圈、专题服务、新闻订制、新闻检索、博客或网友文集等形式出现。

由于在信息共享时代的互动与对话中，信息的者同时也是信息的消费者，它模糊了传统信息发送者和消费者的界限，托夫勒曾经预言的“生产型消费者”（Prosumer）在网络信息共享时代正成为现实。这就决定了针对特定信息的互动与对话是小范围内的事件，它要求信息以更为专业化的形式出现，这就必然导致信息分众市场的出现。也就是说，在信息多元的时代背景中，受众根据彼此间交流与对话的需要对信息有一个选择的过程，并在这一过程中主动促使信息传播市场的分化。比如，豆瓣网聚集了专业性很强的有关书籍、电影、音乐评论的网友，他们之间彼此的互动与交流不仅形成了当代网络空间中靓丽的景观，也使得豆瓣网成为“吃‘文化饭’的互联网品牌”。②

传统媒体在实现信息广而告之功能的同时，要在与新媒体联姻的基础上进行信息传播的再专业化探索，积极推动传统媒体信息的平面化传播向深度挖掘的方向转变，对所要满足的传播需求与满足需求的方式进行细分，按照新语境、新形势下的信息生产、传播逻辑对传统媒体的话语体系进行再造，从而推动传统媒体的特色化、品牌化发展。

在互动与对话中生成新的传播伦理

信息共享时代的网络传播作为传播史上的革命，拓展了新的传播渠道，形成了新的传播空间，也改变了传统媒体的传播秩序和传播伦理。媒体的传播需要一定的伦理秩序，它是维系信息有序、高效、规范传达的内在规则，但由于新媒体尚未完全培育成形，传统媒体仍然在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在传统与现代交织、碰撞的历史时刻，新媒体伦理的制定需要在媒体间的互动与对话中完成。

首先，对话是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在价值理念上的对话。媒体在信息传播的过程中可以追求一定的经济利益，也应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网络媒体的当展受到市场化转型的推动，商业利益在新的媒体伦理生成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网络媒体社会责任的缺失。而传统媒体由于具备新媒体最为缺乏的社会公信力，能够及时纠正背离媒体社会责任的信息传播，引导舆论走向，因此在信息的共享与传播中，需要传统媒体和新媒体达成一种制衡。

其次，对话是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在传播话语体系上的对话。不同的媒体形式有不同的话语体系，选择了一种媒体形式也就是选择了一种话语的表达方式。由于新媒体的匿名性，使得其在话语的表达上有时呈现出“隐私的窥探”、“话语的暴力”等特征，在一些公共事件面前，一些非理性的“媒介审判”往往干扰人们正确的判断。而相比之下，传统媒体的职业精神和对事件真实客观的追求则是为社会所承认的，因此两种话语体系间的对话，构成了媒体在协同互补中培育共享时代新话语体系的途径。

最后，对话是媒体自身的对话，它体现为媒体审视和改变自身的能力。无论是传统媒体还是新媒体，在旧的媒体伦理未完全隐去、新的媒体伦理尚未形成的时代语境中，谁能够适时改变自身的传播方式，改进不适合现代话语体系的表达方式，谁就能够在信息共享中占据主动，在新媒体伦理的形成中发挥主导作用。

面对网络信息共享时代交往及价值观念的变革，传统媒体和传统媒体人的思维或许还一时未能跟得上变革的步伐。但不管传统媒体和传统媒体人愿意与否，互动与对话所产生的变革已然开始。在变革中，甚至不乏讥笑、嘲讽、怀疑乃至贬斥，即使如此，时代依然在悖论中前行。如何面对这种悖论？还是借用“信息共享时代”概念的提出者贾维斯之言来回应：“不是徒劳空嚷，咒骂时代的潮流，而是应该运用智慧发现机遇，决定我们想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未来。” ③

注释

①孙正则：《何必视网络新词如洪水猛兽》，《中国青年报》，2009年9月8日

②刘妮丽：《豆瓣网：吃“文化饭”的互联网品牌》，《中国文化报》，2012年9月22日

篇3

[关键词]科技决策；媒体；民意；决策者；互动

[中图分类号]C9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372（2017）01-0087-05

一、引言

公共政策作为政府为社会提供的公共产品，关系到社会各方利益，具有鲜明的公共性。无论是从公共决策科学化与民主化的要求，还是从政治角度及经济角度考虑，尊重和吸纳民意，实现政府决策者、媒体与民众的良性互动都是政府的职责和义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公共政策的制定经历了一个从忽视民意到尊重民意的转变，媒体、民众对公共决策的参与由缺席走向回归。然而，在科技决策中，媒体、民意与决策者的互动仍然比较微弱。为提高科技决策的科学化与民主化水平，探索建立决策者、媒体与民众良性互动的科技决策模式，提高科技政策质量水平，推动科技发展与进步，我们有必要分析科技决策中媒体、民意与决策者互动的障碍因素，并提出相应的破解对策。

二、科技决策中媒体、民意与决策者互动的主要障碍

科技决策中媒体、民意与决策者的互动作为一个系统，必然地包含互动主体、互动议题、互动制度、互动环境以及互动结果（或效果）。其中，互动主体即与科技决策相关的媒体、民意、决策者；互动议题就是科技政策；互动制度则包括对互动全过程的规范，即决策信息公开制度、利益表达制度、互动协商制度、互动反馈制度等；互动环境主要是政治文化。接下来，文章将从互动主体、互动议题、互动制度和互动环境等四个方面来对科技决策中媒体、民意与决策者互动的主要障碍进行分析。

（一）互动主体力量的先天失衡

互动主体力量的先天失衡指的是决策者、媒体、民众之间权力与资源分布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在很大程度上是先天因素造成的。首先，相比较而言，作为互动主体之一的决策者在科技决策互动中拥有先天的优势，这种优势主要体现在其所掌握的嗔Α⒆试醇捌浞律地位上。科技决策中，决策者是政治精英与专家的集合体，是权力与资源的集大成者，同时在法律地位上也有充足的保障。政治精英在科技决策中拥有对社会舆论的引导力和动员力，其所代表的政府组织机构完善，目标具有系统性，拥有相当丰富的人力、物力、财力、信息等资源优势，在宪法和法律制度的支持下实现对决策的主导权；专家则拥有科技决策的专业知识优势，这种专业知识优势使得专家在“科技决策中的作用呈现出越来越丰富的模式和形态”[1]，“‘政府―科学家（专家）’的二元决策主体关系成为科技政策决策模式的核心特征”[2]。其次，作为互动主体之一的媒体有着较之民众更强的力量而较之决策者更弱的力量。较之民众更强的力量主要在于媒体可以发挥其监督社会环境、协调社会关系、传承文化、提供娱乐、教育市民大众、传递信息和引导群众价值观等功能，充当“第四权力”；而较之决策者更弱的力量则在于政府对媒体具有内容审查、经费拨付、人事任免等权力，媒体在一定程度上必须充当政府的“喉舌”。再次，作为互动主体之一的民众力量最薄弱，主要表现在其组织化程度低、占有的决策信息稀缺、权力缺乏等。互动主体所拥有的权力、资源以及法律地位往往意味着影响力，而力量的失衡也体现在对决策的影响力上，因为“在任何时候，公共政策都反映占支配地位的团体的利益，随着各团体的力量和影响的增长，公共政策将变得有利于其影响增加的那些团体的利益，而不利于其影响下降的那些团体的利益”[3]。

（二）互动议题的特殊性

科技决策中，媒体、民意与决策者互动的议题是科技决策项目，包括科技政策和科技项目等，相比其他政策议题，它具有一些独有的特殊性，这些特殊性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媒体、民意与决策者互动的障碍。

1.科技决策的专业性和复杂性，要求互动主体必须具备一定的专业技术知识，使得互动难度加大。科技决策的专业性和复杂性主要源于科技的专业性和复杂性，体现在科技涉及的领域和知识构成上。从涉及的领域来看，科技主要包括能源、水和矿产资源、环境、农业、制造业、交通运输业、信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等11大重点领域，此外还包括一些重大科技专项和前沿技术。从知识构成来看，各领域的科技都有业已形成或正在形成的专业话语体系、技术标准、应用程序等。科技决策的专业性和复杂性要求媒体、民众必须具备一定的科学素质。根据中国科协的第九次中国公民科学素质调查结果显示，2015年我国具备科学素质的公民比率达到6.20%，比2010年的3.27%提高了近90%，进一步缩小了与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差距，但我国公民科学素质水平发展不平衡，公民科学素质建设任重道远[4]37。加之，“技治主义”崇尚的“政治精英与专家治理结构”，使得科技决策中媒体、民意与决策者的互动难上加难。

2.科技决策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已经成为人类的共识，剑刃的一侧是科技对人类的贡献，是“第一生产力”；剑刃的另一侧却是负面效应，如生态破坏、隐私泄露、健康威胁等。因此，科技决策既要考虑到科技对人类的进步意义，也要考虑到科技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这种风险性大多都是由科技政策所引导发展的。科技决策的风险性使得国家必须考虑到科技政策的规划性和预见性，这对于缺乏专业科技知识和偏好短期行为的媒体、民意而言，便是参与互动的障碍。

3.科技决策的保密性直接拒绝了互动。科技决策的保密性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客观上的保密性，另一方面是主观上的保密性。所谓客观上的保密性是指出于国家安全、保护个人生命健康等的考虑，对科技决策进行保密；而主观上的保密性则指决策者出于个人、部分群体或部门的利益考虑，人为不公开科技决策信息，使得科技决策具有保密性质。科技对世界各国而言都已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重要的一点便是其涉及国家安全。因此，科技决策相对其他领域的决策而言具有较强的保密性质。科技决策的保密性特征使得决策信息难以公开，直接导致互动的不可能。

（三）互动制度的不健全

在由媒体、民意与决策者组成的科技决策互动系统中，互动制度可以视为互动系统的内部环境。从一个完整的互动过程看，互动制度包括基础性的决策信息公开制度、媒体和民意的表达机制、媒体和民众参与协商的制度以及决策者对媒体、民意的互动反馈机制。总体上说，这些互动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建立，但还不够完善。互动制度的不健全在很大程度上使得媒体、民意与决策者的互动难以常态化、制度化。

1.决策信息公开制度不健全。决策信息公开是互动的基础，是媒体、民众知情权的保障，更是媒体、民众履行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的基础。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2007年1月17日审议通过），从制度上规定了政府信息公开的范围、方式和程序，但这只是政府条例上的规定，并没有上升到法律的层面。另外，在实际操作中，决策信息不公开的情况屡屡出现，如广州番禺垃圾焚烧发电厂选址决策，正是由于决策信息的不公开，才造成番禺事件的爆发。

2.媒体、民众的利益表达机制不健全。媒体、民众的利益表达作为独立的需求和政策偏好，是科技决策的输入途径。媒体的利益表达可以视为公开报道、发表评论等权利的运用，虽然受媒体市场化影响，媒体的自由度得到很大程度的提升，但新闻团体、出版单位均属政府公k，还需面临诸多的内容审查、财务依赖、人事依附等限制。民众的利益诉求则往往被要求通过指定的渠道进行表达，如工会、妇联、村委会等，但这些表达渠道经常因为自身的弊端而被堵塞，民众自发的表达形式又难以获得法律上的有效保护。因此，利益表达机制不健全使得民众处于无组织的状态，媒体、民众的需求和政策偏好缺乏有效的政策输入途径，难以与决策者形成有效互动。

3.媒体、民众参与互动协商的制度缺乏。参与协商制度包括两方面，一是参与协商的制度文本，二是参与协商的制度平台。从制度文本角度看，现阶段我国媒体、民众参与科技决策的制度不够完善、具体。从已知的《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来看，既没有对科技决策中媒体、民众参与的范围和程序进行明确规定，也没有从法律、规则等方面对科技决策中媒体、民众参与的地位和作用进行说明。从制度平台角度看，媒体、民众参与科技决策的制度平台缺乏。据学者祝侣和刘小玲介绍，西方发达国家媒体、民众参与协商的制度平台主要有共识会议、公共对话、情景研讨班、网络咨询、公民陪审团、21世纪城市会议等[5]，这些制度平台为媒体、民意与决策者在科技决策中的互动提供了载体。我国媒体、民众参与协商的制度平台较为有限，参与度高的仅限于网络咨询，但这种平台存在着民意代表性不足的弊端。

4.互动反馈机制薄弱。一个完整的互动过程必然包含互动反馈，互动反馈对互动效果的影响具有直接的作用。在现实的互动过程中，关于决策者对媒体、民众反映的意见或建议是否采纳，不采纳是否说明理由，如何说明理由等均缺乏必要的约束性规定。这使得媒体、民众经常通过非常规的手段给决策者施压而要求增强回应性，如越级上访、集体散步、等。

（四）政治文化的制约

在科技决策互动系统中，政治文化构成了互动系统的外部环境。所谓政治文化是指“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是政治系统正常运转的基本心理环境[6]。任何政治行为的发生及人类行为方式的选择，都受到某种政治文化或心理活动的驱使。科技决策中媒体、民意与决策者的互动作为一种政治行为，也必然会受到某种政治文化及意识形态的影响。对科技决策中媒体、民意与决策者互动产生阻碍影响的政治文化主要表现为“官本位”政治文化和“依附型”政治文化。

1.“官本位”政治文化驱使决策者垄断科技决策过程，阻碍互动。在“官本位”政治文化中，决策者认为媒体、民众缺乏必要的科学技术素质，于是垄断科技决策体系，使得决策模式开放性不足，片面地强调“精英化”“专业化”决策，导致公共精神被否定，公众主体地位被削弱，从而阻碍互动。

2.“依附型”政治文化导致政治盲从，媒体、民众互动意愿消退。“依附型”政治文化是对民众而言的，也可称之为“臣服型”政治文化，典型特征便是民众对政治权力的依附性、臣属性、顺从性。“依附型”政治文化“催生了普遍的草民心理，过分依赖于清官仁政，习惯于将自己的命运交给别人掌握，缺乏使命感和责任感，缺乏参与科技决策互动的积极性和自觉性”，最终导致政治盲从，互动意愿消退。

三、促进科技决策中媒体、民意与决策者良性互动的对策

（一）互动主体力量先天失衡的化解：修正后的相对均衡

互动主体间先天力量的失衡是难以完全消除的，这与决策者、媒体、民众各自所处的法律地位、在决策中扮演的角色直接相关。因此，对于互动主体间力量先天失衡的化解只能寻求修正后的相对均衡，这种均衡状态并不是绝对值的相等状态，而是对各个互动主体的权力/权利、成本、损失等赋予相对均衡的义务、收益、补偿，实现互动主体间权力/权利与义务、成本与收益的相对均衡。

首先，互动主体间权力/权利与义务的均衡，要求根据各个互动主体所拥有权力/权利的多寡履行相应的义务。最接近政治权力的决策者必须履行向媒体、民众提供决策信息、主动增强回应性、传播科技政策等的义务；媒体则应充分发挥“第四权力”的作用，充当决策者与民意互动的桥梁和纽带，展现可见度的公共性和对话的公共性；民众所掌握的权力最少，权利的履行也面临诸多禁锢，因此必须努力提高自身科学素养，参与科技决策互动。其次，互动主体间成本与收益的均衡，要求各个互动主体为科技决策而实施的互动行为应匹配相对应的社会收益。其中包括对因决策而遭到的损失辅以相对应的补偿，即损失与补偿的均衡。如在邻避设施的建设中，邻近居民显然受影响较大，应该给予他们与损失相对应的补偿。互动主体间权力/权利与义务、成本与收益的相对均衡有利于实现各互动主体间法律地位的相对平等、关系的相对独立以及对科技决策影响的相对均衡，实现对互动主体力量先天失衡的再均衡。

（二）互动议题特殊性的应对：科技政策传播与提高公民科学素养

科技决策互动中互动议题的专业性和复杂性、不确定性和风险性、保密性共同构成了科技决策不同于其他领域决策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是由科技决策所涉及的特殊领域决定的，也是科技决策区别于其他领域决策的重要节点。所以，对于科技决策互动中互动议题特殊的应对之策就是加强科技政策传播，提升公民科学素质。加强科技政策传播有利于提升媒体、民众对科技政策的理解、认同、遵从程度，增强互动意愿；提高公民科学素质则能够提升科技决策互动的质量。

1.加强科技政策传播。根据传播学鼻祖哈罗德・拉斯韦尔的5W模式，传播系统一般由5个要素组成，即谁（传播主体）、通过什么渠道（传播媒介）、对谁（传播受众）、说了什么（传播内容）、取得什么效果（传播效果）[7]。故而在科技政策传播中要实现传播效果，需要从传播主体、传播媒介、传播内容、传播受众等四个要素出发。在传播主体方面，要树立政治精英和专家作为主要传播主体的权威，并允许多元化主体的加入；在传播媒介方面，要综合利用各种媒体资源特别是互联网资源，实现媒介融合；在传播内容方面，要整合传播内容，实现科技政策的易传播性；在传播受众方面，要培养理性公众和媒体公共性，提高媒体、民众对科技决策互动的参与度。

2.提高公民科W素质。第九次中国公民科学素质调查发现，具备科学素质的群体更加关注并支持科技事业发展[4]38。故考虑到民众科学素质与科技互动的正相关关系，有必要提高我国公民的科学素质。首先，要大力加强科技教育，实现科技教育大众化。事实证明，“教育是科学转化为人的发展的必要工具，科学只有借助于教育才能对人的发展产生影响，使个体得以掌握这种物化的智力，并得以在相对短暂的个体发展过程中再现历史的人的发展过程……一个没有受过现代教育、不具备科学知识的劳动者，在现代化的生产中只能处于一种被物所驾驭、摆布的地位，甚至还要受到科学的惩罚”[8]。因此，加强科技教育是提高公民（媒体）素质的最根本手段。其次，要大力加强科普工作，提高公民科学素质。具体而言，加强科普工作可从加大科普经费投入、科普场馆建设、科普活动举办以及科普人员培养等方面着手。

（三）互动制度缺失的弥补：互动制度建设

“制度是稳定的、受珍重的和周期性发生的行为模式；制度化是组织和程序获取价值观和稳定性的一种进程”[9]。实现科技决策中的良性互动也需要合理的制度化安排。首先，要完善科技决策信息公开制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科技决策信息的公开范围、公开质量、公开方式和渠道，并且处理好科技决策信息公开与保密的关系，不人为设限以保密为借口拒绝公开科技决策信息。其次，要健全利益表达机制。利益表达是反映媒体、民众利益诉求的主要途径，更是政策系统中的输入环节，关系到政策对社会公共利益的反映程度，即公共性程度。所以，科技决策者应该在传统的指定的利益代表和表达渠道之外，承认多元的利益代表和表达渠道，尤其需要增加媒体、民众利益表达的组织化渠道，以使零散的、碎片化的利益诉求得以聚合，提高互动效率和质量。再次，要建立媒体、民众参与互动协商的制度和平台。互动协商是协商民主理论的价值诉求。协商民主理论认为，公民是有理性的，在政治共同体中，通过公共参与和公共讨论以对话的形式可以达至理性立法、参与政治和公民自治的理想[10]。在制度文本方面，应进一步加强媒体、民众参与科技决策的法规制定，明确科技决策中媒体、民众参与的范围和程序，确立媒体、民众参与科技决策的地位和作用；在制度平台方面，可以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做法，搭建媒体、民意与决策者互动的平台。最后，要加强互动反馈机制建设。如前所述，完整的互动过程必然包含互动反馈，学者王锡锌更是将反馈视为“决策者改进决策的积极资源”。互动反馈制度应包括反馈的路径和方式。从路径上看，主要有横向反馈与纵向反馈，具体而言，横向反馈主要是媒体与民意之间的反馈；纵向反馈又分为自上而下的反馈，如决策者对媒体、民意的反馈，以及自下而上的反馈，如媒体、民意对决策者的反馈。从方式上看，按不同的标准分类，可分为直接反馈、间接反馈，口头反馈、书面反馈、行为反馈。具体采用何种互动反馈路径或方式，各互动主体可以视具体情境而定。互动反馈制度的建设有利于提高媒体、民众参与科技决策互动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四）政治文化制约的突破―“服务本位”和“参与型”政治文化的培养

政治文化作为社会文化的类属不会自发形成，它需要一个培养的过程，而这种培养是一个既漫长又重要的过程。针对“官本位”政治文化和“依附型”政治文化对科技决策中媒体、民意与决策者互动的制约，需要培养“服务本位”政治文化和“参与型”政治文化。首先，之于决策者，要将“官本位”政治文化转变为“服务本位”政治文化。在构建服务型政府的今天，公共服务被置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的位置。在新公共服务理论看来，公共服务不只是一个职业范畴，还是一种态度，一种责任感，乃至一种公共道德意识，它以责任、回应性、公民权等价值观为特殊动机。因而，培养“服务本位”政治文化需要配套进行法治政府和责任政府建设，实现政府职能由重管理轻服务向治理与服务并重转变，实施权力清单制度，增强决策者的回应性，改善服务态度和服务质量。其次，之于媒体和民众，要实现“依附型”政治文化向“参与型”政治文化的转变。“参与型”政治文化是一种先进的政治文化，既催生和促进着民主政治的发展，又有力地支撑着民主政治的有效运行。从国外经验看，“参与型”政治文化的培养主要有两种模式：一种是知识模式（knowledge model），另一种是实践模式（praxis model）。知识模式主要通过教育的形式使媒体、民众习得恰当的知识，从而采取合适的政治行为；实践模式则强调知识来源于经验，只有将知识转化为行为才具有意义，因此鼓励媒体、民众参与到具体的政治实践行为中[11]。可以说，这两种政治文化的培养模式各有优劣，我国在实际的政治文化培养中应该对其融合运用。

四、讨论

本文认为，关于科技决策中媒体、民意与决策者的互动除前文述及的互动障碍和互动对策分析外，还有一些需要进一步解释的问题，希望能够与学界同仁进行探讨。其一，科技决策中媒体、民意与决策者互动是以治理理论为理论基础的。治理有四个特征：治理不是一整套规则，也不是一种活动，而是一个过程；治理过程的基础不是控制，而是协调；治理既涉及公共部门，也包括私人部门；治理不是一种正式的制度，而是持续的互动[11-12]。治理与管理的主要区别在于：治理强调主体的多元性，运作机制的双向性、协同性及柔性化以及规范对象的模糊化。其二，科技决策中媒体、民意与决策者互动的动力因素是什么？本文认为，决策互动作为一种政治行为，其动力既有民主政治的因素，也有解决现实政策问题的因素。民主要求协商、对话、博弈，甚至谈判、妥协；决策者也受有限理性制约，仅凭一元治理主体已很难解决现实政策问题。所以，民主政治的诉求和解决现实政策问题的需要驱动着多元主体的决策互动。其三，科技决策中媒体、民意与决策者的互动本质上是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决策者代表着国家层面的力量，媒体、民众则处在社会层面的空间内，正是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形成了公共政策。具言之，在决策互动过程中，社会权利通过国家参与上升为政治权力，国家所有的政治权力则通过代议机构把意志普遍化于社会，在“利益表达―互动协商―互动反馈”的循环互动过程中达至互动结果―公共政策。

诚然，科技决策中媒体、民意与决策者的互动很难达到理想化的良性互动关系，毕竟互动主体间都存在难以消除的“自我限制”。但媒体、民意与决策者的互动却是公共政策调整的重要基调，也是公共利益再分配的重要节点，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则成为科技决策的价值诉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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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斯・E・安德森.公共决策[M].唐亮，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0：22-23.

中国科协科普部.中国科协第九次中国公民科学素质调查结果[J].科协论坛，2015（10）：37-38.

祝侣，刘小玲.国外促进公众参与技术预见的举措及启示[J].科技管理研究，2012（8）：15-18.

阿尔蒙德，等.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M].曹佩林，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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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春艳.初探科技决策中的公众参与[J].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5（3）：108-112.

篇4

（二）优化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结构

当前，高校中思想政治工作缺乏理论与实践的创新性，对于内容的安排以及教学结构的架构显得不是很到位，教师的课堂教学总是显得生硬难懂，与学生的实际生活不相契合，因此，教师在进行思政教学时，应当在三个方面进行主要改进。

1.密切关注社会现实问题

旧的思想政治教学工作通常会脱离现实的真实情况，导致所教授的内容同社会的发展产生一定程度的脱节，对于国内的发展情况把握不够准确，国际的变化更加甚之。而新媒体时代的到来正逐渐的改变着这一现象的状况，人们之间的距离因为新媒体的发达仿佛正变得越来越小，世界通过媒体时代也渐渐的融入进了一个小的范围之内，因此，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应当重视起新媒体的引入，使高校的思政工作不落后于新媒体时代的发展，使学生通过新媒体更好的了解时事政治和社会百态，通过思政课堂对大学生的教化作用推动社会主义的向前发展。

2.密切关注教育与专业教育之间的交融

通常情况下，在新型的思政课堂没有引入新媒体这一平台时，通常将大学生所学的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同思政课堂强硬的进行结合，导致思政课的教育目的由于不同教学项目的干扰而产生弱化的趋势。面对当今新媒体时代的极速发展以及大量信息传播进人们的视野当中，大学生应当重视对大量的信息的关注和有效地提取运用。与此同时，高校的思政课的开展也应当注重将思政课堂所传播的知识同教育类的内容密切的结合贯通，推动高校的思政课堂内容融汇学生平时课业知识，帮助学生在专业技能、专业知识之间游刃有余的学习和研究；同时应当关注道德在社会生活中的引领作用，在思政课堂中将道德理论、道德行为向学生进行充分的宣讲，使学生明白道德对人的重要性，既要适应社会发展又不应当舍弃道德对人的洗涤作用，为国家培养专门的职业人才。

3.联系学生切身实际问题

新媒体时代，学生获取知识的途径更加多样和便利，信息是海量的同时也是良莠不齐的，应当注重培养学生的全方位的能力，切忌由于各种参差不齐的知识使得大学生受到不良的干扰，导致学生思维的误差等，因此高校的思想政治课程还必须结合党的路线、政策和纲领，对一切社会的正直风气、好的道德习俗、科学的文化精神以及健康的生活方式进行有序的、有目的地教化和传授，使学生学会自觉地分析广泛信息的优劣，让学生学会自觉的接受知识和具备创新的思维与能力，促进大学生更好的融入社会中，善待社会中的一切，增强国家意识、集体意识和民族意识，使新的知识成为武装学生的最好的武器装备，让学生从中切实得到提高。其次，要使新媒体与学生的实际生活紧密结合，因为大学生的主要生活和学习场所虽然主要是在学校，但是大学生已经很大程度的融入社会了，正经历着社会的蜕变和自我的成长。高校的思政课的紧要目的是培养学生的实际生存能力和融入社会的本领，因此思政课应当从大学生实际的现实问题出发，为大学生解答疑难，铺就一条通往美好前景的路途；应当注重增强大学生的合作意识以及合作能力，这有助于学生毕业后更好的生活与工作；应当提倡大学生增强解决人类面临的普遍问题的意识，并向着目标为之努力；应当提示大学生注重现实生活和虚拟生活的同等的重要性，在应用新媒体的同时应当顾及屏幕一端的人的尊严，完善自身道德修养；同时，应当使学生明了关注世界实时动态的重要性，注意运用所学知识去解答世界乱象。新式的思政课堂应当以最大限度的提高学生的能力为根本，使学生认可思政课堂教学与形式的更新，并更好的投入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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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社会科学》 2013年第10期

作者简介：张玉林 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内容摘要】 由于极端的发展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19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出现了明显的城市信仰――表现为对城市和城市化的坚定追求，核心又在于大城市崇拜。作为一种国家的发展战略和官员的执政目标，它推动了此后的城市化浪潮，不仅使中国的"城市病"更加严重，也促成了大规模的圈地运动和乡村改造运动。因此，它也就造成了对乡村的破坏以及乡村社会的紧张和对立，从而也就加剧了乡村社会的治理危机。■

“界外”：中国乡村“空心化”的反向运动

来源：《开放时代》 2014年第1期

作者简介：吴重庆 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

【内容摘要】 具流动型兼业传统的沿海偏乡孙村，依托乡土社会网络，以“同乡同业”形式，兴起遍及全国的金银首饰加工业，并形成该行业各生产要素的在地集结，体现了“城市中心―乡村边缘”格局的翻转、乡村“空心化”的反向运动以及经济与社会互嵌的“社会经济”特征。“界外”是非主流、另类、多元以及可能颠覆“中心”的“边缘”。■

消费文化下中产阶层发展与社会政策――以青年发展为视角

来源：《人文杂志》 2013年第11期

作者简介：扈海鹂 江苏省委党校、江苏省行政学院社会学部教授

【内容摘要】 消费文化以中产阶级为基础。但消费文化一经形成就对工人阶级产生了影响，以消费文化为符号的消费社会不断把工人阶级拉进消费大军，促成了社会政策的形成。20世纪60年代的青年运动赋予消费文化新的内容。消费文化、中产阶级与青年亚文化日益联结在一起。随着中国消费文化下中产阶层的不断扩大，青年人走向中产阶层中的现象值得关注。本文拟探讨消费文化、中产阶级、青年与社会政策之间的文化逻辑与关联。■

以人为本还是以社会为本？―― 一种人与社会“互本”的理论图景

来源：《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2014年1月上

作者简介：邓伟志 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上海市社会学会会长，中国社会学会顾问

【内容摘要】 社会化就是由自然人到社会人的转变过程，是人类独有的特征。人的社会化是没有止境的。单个的社会人是社会的基因，社会的主体。人是社会之本。社会必须以人为本，政府时时、处处都应当为本着想，为本服务，对本负责。社会要进步，不可避免地要求一部分人少得益，甚至做出牺牲。人以社会为本，归根结蒂是由人的本质决定的。人是社会的人，社会是人的社会。社会以人为本和人以社会为本的目的是一致的，是要提高人与社会的文明度，这也是今人区别于人类的祖先蒙昧人与野蛮人的标志。■

存量民主：唤醒“沉睡的”制度构造

来源：《人民论坛》 2014年2月上

作者简介：陈家刚 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内容摘要】 制度的基本价值在于实践，缺乏实践运作的制度是“沉睡的”制度、“沉淀的”制度。我国的宪法和法律文本中建构了最为完善的公民权利保护规定；明确了最为清晰的政府权力边界；形成了比较合理的立法、行政、司法相互支持、相互制约的政治体制。然而，在实践中，宪法精神并未得到深入贯彻，公民权利并未得到充分保护，政府权力并未得到有效约束，等等。存量民主改革就是要在实践中落实法律文本，激活制度文本。■

的“容量”分析――理解中国治理及其限度的一种思路

来源：《开放时代》 2014年第1期

作者简介：刘正强 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博士

【内容摘要】 本文从制度的“容量”视角分析了中国运行的逼仄势态。从理想状态来来源：中国社会学网

作者简介：邹学银 江苏人，民政部社会工作研究中心办公室主任，副教授；

卢磊 安徽人，香港理工大学社会工作硕士，民政部社会工作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MSW教育中心实务督导

【内容摘要】 社会工作作为社会建设的重要手段和制度存在已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制度化建设也已成为我国社会工作发展的重要内容和社会工作专业化、职业化和本土化建设的保障条件。本文提出了我国社会工作发展进入制度化建设时代的论断，制度建设引领专业发展且注重长远规划已成为显著的发展特点。未来一段时期配套性专项社会工作政策将逐步出台和完善，构建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工作制度体系。■

看，制度仍有一定的接纳空间和存量余地，可以应对较大规模的洪流；但从现实运作来看，制度已经“爆棚”，其化解问题的能力已不可持续。难案（长期未决案）的淤积使洪流形成一条“地上悬河”，处于高位、高危的运行区间。而自上而下的“维稳”压力又强化了基层的“筑坝”定势，使怠于疏浚，“河床”不断抬高。当前应充分利用制度调整的“窗口期”，建立多级拦截和过滤设置，形成以削减存量为核心的“吞吐”机制，以减轻制度的承载压力。应松动治理的属地责任，强化分类与专业化治理，特别是全国统筹的力度。这是正常运转及改革的前提。■

自媒体时代公众参与的困境与破解路径 ――以2012年重大为例

来源：《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年第4期

作者简介：于建嵘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

【内容摘要】 自媒体时代的社会动员方式，使具有更广泛的社会参与度。但自媒体的传播特征又使这种参与具有独特的困境，主要表现在：抽象愤怒与集体狂欢、民粹主义下的“无社会组织”后果、话语和行为的无理性破坏等。要重塑公民有序化的政治参与，政府不仅需要执政智慧，更需要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新的治理思维。建立健全制度化的维权机制，畅通公民的利益表达与利益保障机制，提高弱势群体在利益综合以及政策制定中的博弈能力，是破解自媒体时代公众参与困境的必由之路。■

制度化建设与社会工作发展 ――近年来中国社会工作政策发展的现状与趋势研究

来源：中国社会学网

作者简介：邹学银 江苏人，民政部社会工作研究中心办公室主任，副教授；

卢磊 安徽人，香港理工大学社会工作硕士，民政部社会工作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MSW教育中心实务督导

【内容摘要】 社会工作作为社会建设的重要手段和制度存在已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制度化建设也已成为我国社会工作发展的重要内容和社会工作专业化、职业化和本土化建设的保障条件。本文提出了我国社会工作发展进入制度化建设时代的论断，制度建设引领专业发展且注重长远规划已成为显著的发展特点。未来一段时期配套性专项社会工作政策将逐步出台和完善，构建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工作制度体系。■

治理共同体：部门分立体制下联合治理的组织形式

来源：《浙江学刊》 2014年第1期

作者简介：张兆曙 浙江师范大学法政学院教授

【内容摘要】 复合性治域与部门分立体制的结构性错位对现代社会的治理实践提出了重大挑战，同时也发出了建构治理共同体的时代邀请。本文立足于杭州社会复合主体的实践经验，以贯穿于其中的国家行为为主线，展现治理共同体的启动与互嵌机制以及制度化特征。国家基础权力与决断权力之间的落差，促使国家借助媒体对复合性治域的“问题化”过程建构公共议题和公共责任，从而启动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大幕；并通过“嵌入”与“吸纳”两条路径搭建共同体的组织框架。治理共同体依靠“国家的资源性带动”撬动了分散的、“沉睡的”治理主体；同时，国家采用“以当下换未来”的策略实现帕累托效应的动态改进，最终使治理共同体成为一种围绕公共责任展开的中轴结构。■

“后人口红利时代”中国的挑战与机遇――基于老龄化经济影响的视角

来源：《社会科学》 2013年第12期

作者简介：于宁 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与人口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

【内容摘要】 中国人口老龄化由于其社会经济发展的特定轨迹而呈现出鲜明特征，同时计划生育政策又对老龄化进程的加速产生了助推作用。人口再生产过程有其自身的规律和惯性，超低生育率在中国部分地区的出现将对社会发展产生潜在的负面影响。人口老龄化前景及其对社会经济的长期影响必须引起高度重视。从“人口红利期”向“后人口红利时代”的转变是人口转型过程中不可回避的阶段，这也是中国未来发展的一项重大战略课题，可谓挑战与机遇并存.首先，老龄化为社会保障体系带来严峻的挑战，隐性债务和个人账户空账仍是养老保障体制可持续发展面临的难题，巨额的医疗费用和照护成本又将对公共医保体制造成巨大压力；其次，老龄化对劳动力市场产生冲击，一方面直接改变劳动力供给进而影响劳动生产率，另一方面间接影响劳动力需求并推高劳动力成本；第三，老龄化将削弱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这同时也是促进经济转型的一次机遇；第四，老龄化进程蕴含着潜力无穷的消费市场，老龄产业的蓬勃兴起将给经济发展带来强大的动力。■

快速城市化地区公共安全问题研究――以上海市S镇为例

来源：《城市发展研究》 2013年第11期

篇6

1.1教学方法的改革

教学方法是教学系统实现教学目的的手段和途径，直接关系到教学目的的达到和完成。传统的教学方法是讲授法，即以单向的思想交流方式为主。这致使学生是知识的被动接受者，不是主动获取者，从而影响学习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力。为了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教师采用的教学方法需多元化，如在运用讲授法的同时，可以兼而采用下述几种方法[3]。

（1）讨论法。学生以全班或小组为单位，围绕教材的中心问题，各抒己见，通过讨论或辩论活动，获得知识或巩固知识、加深理解。由于全体学生都参加活动，可以培养合作精神，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生学习的独立性。

（2）演示法。教师在课堂上通过展示各种实物、直观教具或进行示范性实验，让学生通过观察获得感性认识的教学方法。如在水污染控制工程课堂上，老师讲授“混凝法”时，讲得口干舌燥，学生也很难理解。如果老师上课时准备好一个装有少量废水小烧杯以及一些混凝剂，上课时在讲台上把混凝剂和废水一混合，马上就会出现絮状沉淀，上部的废水会变得澄清，这样老师不用多言，学生自然就明白了什么是污水处理的“混凝法”。

（3）自主学习法。为了充分拓展学生的视野，培养学生的学习习惯和自主学习能力，锻炼学生的综合素质，通常给学生留思考题，对遇到的一些社会实际问题，让学生利用网络资源自主学习的方式寻找答案，提出解决问题的措施。该方法可培养学生的独立、探索精神。

1.2教学手段的改革

多媒体教学作为现代教学的重要手段，信息量大、形式生动、画面直观，有利于提高教学质量。因此，任课教师在备课时，搜集相关资料，以图片、表格或动画形式展示，作为教材内容的补充和深化。如在地下水污染物质迁移扩散模型中，学生通过观看相关动画演示，直观形象了解了污染物质在地下水中的迁移扩散情况，可有效吸引注意力，增加上课积极性。但对于《大气污染及防治》、《水污染控制工程》等课程，公式繁多，推导过程复杂，理论分析抽象。若仅用多媒体教学手段，容易产生“填鸭式”教学现象。学生记录困难，影响听讲效率，间接影响学生学习的能动性，也不利于师生间互动。而板书弥补了此处遗憾。作为维系师生关系的纽带，板书的作用不容忽视，提倡将板书与多媒体教学相结合。在讲解污水的活性污泥处理法时，教师先通过多媒体工具展示该方法的一般流程，再通过板书形式介绍其具体的设计公式。将多媒体工具和板书形式同时使用，既可以加快课堂节奏，又可以照顾学生的学习效率，形成课堂教学的良性循环[4]。

2实验环节和实践环节的教学改革

2.1保证实践教学时间，形成系统化的实践教学体系

在教学计划制定中，应实践教学环节进行统筹规划，加强实验、实习、上机、课程设计、毕业设计及各种社会实践活动，使四年制环工专业本科学生的实践教学环节的总学时不低于40周[5]。

2.2调整实践环节教学内容，与时俱进，使学生能力适应时代潮流

如在“环境监测”课实验内容上，应及时按照国家新的监测要求，增加对PM2.5的监测项目；根据重新颁布的“大气污染防治法”中关于加快二氧化硫治理步伐的要求，在“大气污染控制工程”实验中积极筹备增补二氧化硫治理系统测试的实验内容；在实习内容上，为贯彻污染防治从末端治理转变到全过程防治的指导思想，增补参观清洁生产工艺的内容；在毕业设计环节，注意面向生产实际选择设计题目和内容[6]。

此外，实验课程适当渗透教师科研，其目的在于培养与开发学生独立地学习与研究，达到教育和科研并举，从而提高学生的认知和实践能力。

3结束语

总而言之，环境科学专业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综合学科，在以就业为导向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提高学生的能力、素质，以适应社会需求，使环境科学专业学生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已成为环境科学专业亟待解决和思考的问题。本文着重分析当前形势下社会对该专业新的要求，并初步探讨高校环境科学专业教学改革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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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媒体；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改革

1形势与政策教育课的特点和目标

形势与政策教育课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是大学生的必修课，是对学生进行形势与政策教育的主要渠道。形势与政策教育课的内容和形式必须适应当代的教学特点，教学要紧密结合当今国内外发生的重大事件、问题和大学生关心的热点和难点问题，引导大学生正确、客观、全面、理性地看待问题。其教学目的要培养学生学以致用的能力，使学生通过课堂学习，能通过事物的表面现象分析深层次问题，并运用到现实生活中去，进而引导其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做对国家、民族和社会有贡献的人才。

2沈阳体育学院学生特点

沈阳体育学院是一所专业类体育院校，学校里体育专业学生占总人数的80%以上。体育专业学生活泼好动，思维语言动作敏捷、乐观。从其生源类型看，文化课成绩相对较差，但体育专业成绩突出，很多从小就开始了从事体育专业的训练。文化基本功不够扎实，缺乏学习主动性；从学习的特点看，体育专业课程分为理论课程和实践课程，学习的空间以室外活动居多，不像其它专业那样以室内为主，学习形式多为动静结合；从其性格的特点看，体育生有较强的表现欲，渴望得到社会的承认和赞同，因此，在课堂上学生对于自己的想法会积极表达，展现给大家；从其适应性特点看，体育生平时在艰苦的训练条件中刻苦训练，有较强的适应能力，对新事物的接受能力比较强。

3新媒体的概念和特点

所谓新媒体，是指新的技术支撑体系下出现的媒体形态。新媒体是继报刊、广播、电视、杂志等传统媒体之后发展起来的新型媒体，包括互联网媒体、手机媒体、户外液晶、移动电视、电子报刊、触摸媒体等，相对于传统意义上的媒体，新媒体被形象地称为第五媒体。相对于传统媒体，新媒体具有便捷性、即时性、交互性、开放性等特征。

新媒体所具有的这些特征，决定了新媒體的发展必然深刻影响着大学生的学习和生活。作为信息社会大背景下的大学生，受到社会阅历浅、理解片面、媒体误导等因素的影响，他们对社会热点问题的认识往往流于表面、有失偏颇，很容易产生困惑和疑虑，甚至影响他们对世情、国情的正确认识和判断，影响他们的形势观、政策观的树立。

4沈阳体育学院形势与政策课教学改革的思路

4.1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教师在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中要提高媒介素养，关注并深人研究社会热难点事件，特别是大学生广泛关注的热难点事件。教师要自觉适应新媒体环境发展的需要，不断加强自身熟练运用新媒体的能力，并且在实际教学过程中不断学习新媒体信息资源传播的新技术、新方法、新手段，创新教学模式提高教学质量。教师要充分发挥新媒体的作用，了解学生思想动态，结合学生的所思所想，有针对性地引导和教育学生。

4.2提升学生的媒介素养

大学生并不缺乏运用新媒体的热情和积极性，而是缺乏运用新媒体的把关人。在新媒体背景下，各种媒体信息混杂其中，部分垃圾、有害信息对广大学生产生着侵扰，这使得学生的思想意识、价值取向、政治倾向、道德观念、社会行为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影响。因此，教师要培养学生敏锐的网络识辨能力和熟练的网络运用能力，不断提高学生的媒介素养，引导学生有效地利用媒介完善和发展自我。

4.3改革教学方法

为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教师可以通过新媒体精心筛选近期发生的社会热点事件作为课程导人，从事件分析人手，由事件分析导人所讲理论。在导人热点事件时，既可以由教师进行分析引导，也可以允许学生发表自已的看法和观点。在教学内容的选取上，教师应关注新媒体，结合教学要点系统分析相关的社会热点问题，是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质量的前提和保证。

4.4构建新媒体交流平台

为了对大学生进行有效的形势与政策教育，可以自主开发形势与政策的辅助教学平台。在辅助教学平台上，教师可以为学生精心设置主题，使学生通过互相交流，客观认识社会热点问题，形成正确的价值判断。新媒体为形势与政策教育拓展了更广阔的空间，形势与政策教育应坚持传统教育方法与新媒体教育手段相结合，形成立体化的形势政策教育体系。

4.5创新考核方式

考核方法方面，应构建一套科学合理的综合评价体系，能够科学全面地检测学生对所学理论的理解、运用以及个人日常表现，并能激发学生学习本课程的兴趣和积极性，促进学生自觉利用所学知识指导自己的日常行为。理论考核可采取针对课堂内的日常开卷小论文、针对当前国内国际形势的结业闭卷论文等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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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校园自媒体；治理理论；传统媒体；自媒体运营

1前言自媒体是一种普泛化的传播媒介，其发展壮大于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升级和普遍应用的大背景之下。2016年1月22日，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第3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报告显示，2015 年中国网民的人均周上网时长为26.2小时。

图1网民平均每周上网时长

资料来源：CNNIC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调查2015.12。

自媒体是以现代电子化的手段向不特定的大多数或者特定的单个人传递信息的新媒体。自媒体时代，高校宣传教育工作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

图22015年中国网民职业结构统计

来源：CNNIC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调查2015.12。

2校园里的传统媒体与现代自媒体

传统的高校宣传教育工作在特定的条件下开展。据《光明日报》资料，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校报是河北农业大学的前身直隶农务学堂创办于1902 年的《农务官报》。校报曾作为学校重要的主流媒体之一，为教育创新改革办学发挥了重要桥梁作用。

互联网的快速发展深刻改变了传统行业。

图32015 年中国网民媒体类互联网应用的使用率

来源：CNNIC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调查2015.12。

伴随时代形势的迅猛发展，现在的高校校报基本都已经采用了高科技技术，大部分校报也已经有了自己的专用网站以及和纸质并期发行的网络电子版。校园论坛、微博、微信等新兴媒体广为普及已形成校园内认知和交流的重要纽带。这几者既有区分，又各有侧重。重要信息及时又相互补充，极大方便了具有不同阅读习惯的师生群体。

从内容上看，校园传统媒体的主要功能是信息，而校园现代自媒体在信息功能之余拓展出了更多的延伸服务功能。

图4华中科技大学微信公号菜单服务项目示例

从情感倾向上看，校园报道的内容是容易产生共鸣的身边人、身边事。校园现代自媒体的互动功能可以使关注者累积的倾诉要求得到释放。从这个层面上，体现了校园现代自媒体柔性治理的一面。

互联网突破了校园传统媒体制作环节上所需要的时间成本迅速进入校园传播领域，校内新型自媒体的发展提高了信息的时效性和影响力，也影响了读者对思想政治载体形式的认知。更为重要的是，互联网数据容易搜集反馈阅读量，更方便统计和总结。

校报送出之后想得到反馈只能通过再调查的方式，信息在传递过程中容易失真。传统纸质校报采取的是区域派送或整体发送的方式，在有效甄别受众群体方面存在不足。校园现代自媒体采取自愿关注，自由浏览的方式，是读者主动去接近、去面对、去阅读、去接受，更容易产生价值上的共鸣。

此外，校园现代自媒体对于不同时段的信息阅读数量的统计有助于判断受众群体的阅读习惯，从而合理安排之后的时间，提供更好的信息服务。

图52015.09.1―2016.01.15华中科技大学校园论坛GAST版学期发文统计

来源：华中科技大学BBS白云黄鹤。

从时间轴上看，9月和1月因处于临近开学和放假的时间点而信息较少，而11月处在学期考试较为集中的期中位置，发文数量较10月和12月也有所下降。

3治理理论视角看校园现代自媒体

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在“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小标题下用了1000字左右的一段话阐述了一个新的执政理念――社会治理。此前，经常使用的一个类似概念是“社会管理”。从治理的角度看待校园自媒体的运营问题，可以重点研究以下几个特征。

3.1多元性

3.1.1主体的多元传统媒体诸如纸质校报的专业编辑人员比较固定，而校报权威性和资料性的属性，决定了这一状况不会被轻易变更。青春活泼、思想活跃校园微信微博等自媒体公号的产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种知识固化的不足。同时，网络信息量大、传播及时、交互性强的优势可以弥补校报版面有限、信息量较小、互动性不强、速度较慢等缺点。

3.1.2参与者的多元校园自媒体增强宣传教育工作的辐射范围，拓展宣传教育工作的开展空间，扩大了受众的参与范围。

3.2调和性

现代自媒体改变了以往教育者的单向主导过程，促进政治社会化过程的良性发展。

3.2.1者与参与者的互动确立以学生为中心和根本的“育人”理念，尊重学生的个性，重视学生的价值，注意发挥学生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3.2.2参与者之间的互动大学生群体思维活跃，追求个性，在交往中表现了出强烈的自由意识。而自媒体便提供的这样一个平台可以培养大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和自我意识。

3.3过程性

校园自媒体在实现突破性发展中起到了很好的教育作用。形式和内容的丰富增加了对编辑等主创人员的需求，客观上降低了同学们进入主创团队的门槛，将学生干部和思想政治水平较高的优秀学生记者、通信员等吸引到自媒体运营队伍中的过程起到了扩大教育队伍的作用，优化了教育者的结构。

4校园现代自媒体的优势

4.1改变了宣传形式

4.1.1由台向多平台的转变

多平台渠道在客观上对受众进行了分流，营造了更为宽松的舆论环境。注意力的分散使得同学们既能在自媒体上平等表达自己的认知和观点，又能较好地避开多数意见带来的群体压力。

4.1.2外在表达由显性向隐性的转变

校园自媒体微博微信公号的运营理应区别于社会上成功运营的商业公号，因为传播正确的思想教育理念和人生价值观是校内媒体的一个重要工作。校园自媒体具有隐性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务。在硬性宣传容易引起反感的情况下，“蠢萌是第一生产力”这一法则对于校园自媒体的运营特别适用。

4.2改变了宣传模式

从定期宣传到不定期宣传。如从校园简报到QQ群、微博等。

由特定场合的目标人群向特定价值观的目标人群转变。校报因具有的连续性而能达到持续教育的作用，微信的定时推送是对此特点的继承和发展。即使受众群体不在学校，也可以达到对其教育的目的。

图6网民使用电脑接入互联网的场所

来源：CNNIC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调查2015.12。

总之，线上是手段，线下才是目的。在校园自媒体的建设和运营过程中，多注重采取上下结合的方式，才能更好地发挥大学生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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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高校大众化；现状；路径；意义

在高校宣传和发展中国化对于帮助大学生坚定社会主义理想，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高校视域下大众化现状

（一）国内外形势。经济全球化的国际形势下，处于有利地位的发达国家在经济上通过跨国公司不断向发展中国家渗透和扩张；政治上极力推行他们的政治发展模式，妄图达到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目的；“文化上，西方敌对势力四处推销自己的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发展模式，千方百计对我国进行思想文化渗透”中西方思想文化猛烈碰撞。在国内，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动，大学生的社会阶层地位相对下降，就业难等社会现实问题使大学生成为新的弱势群体。这些都导致当代大学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认识可能会出现偏差。弱化了他们学习和掌握中国化理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二）政治理论课。当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在教学内容、教学手段、教学方法等方面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制约了思想政治理论课发挥主渠道的作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在授课时教学内容往往脱离学生实际；教学方法仍然依赖于灌输的方式，严重影响了教学的效果；教学手段大多数采用传统的“一支粉笔、一张嘴、一块黑板”的原始教学状态，即使采用多媒体教学也往往过于追求外表的华丽，而忽视了实质性的内容。这些都致使教与学脱钩，无法激起当代大学生学习中国化理论的兴趣和积极性。

（三）高校保障机制。目前，高校推进当代中国大众化保障机制欠缺：协调机制不完善导致思想政治教育与学生管理、专业教育脱钩，独立的机构和人员设置难以形成高校推进当代中国大众化的凝聚力；政府的教育投入不到位，经费投入效益不高等导致高校负债问题严重；专业课教师和辅导员考评激励机制不健全影响了他们推进当代中国大众化的积极性。

（四）人才队伍建设。“当前高校推进当代中国大众化人员严重不足，队伍不稳定，专业化水平不高，可持续发展能力不强”是其重要的制约因素。高校扩招后，高校在校生人数的增长率远远大于思想政治理论教师的增长率，高校辅导员对于推进当代中国大众化缺乏应有的热情和思想基础，组织服从的多，真正热爱这份工作而选择这个职业的人很少，辅导员队伍极不稳定。

（五）宣传载体。高校推进当代中国大众化的宣传平台不足，校报、校园网、广播电视等对当代理论的宣传力度不够；高校理论社团缺乏系统训练，有待扶持；校园网络建设水平不高，高校对校园网络的管理不到位等等致使部分学生沉迷于网络游戏，不利于大学生的学习进步和健康成长。

二、高校视域下推进大众化的对策

（一）创新教学方式。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在高校推动当代中国大众化中的主渠道作用，教师在讲课的过程中要注意采取新形式、新技巧，善于采用现代化的教学方式，注重运用“新”信息和新事例，针对大学生的逆反心理，教师在授课过程中要开展互动，真正做到教师的“主导”地位和学生的“主体”地位的结合，激发大学生学习中国化的兴趣和积极性。

（二）健全保障机制。构建完善的投入、协调和考评机制。高校党委要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来认识推进当代中国大众化的重要意义，适当的加大投入并建立稳定持续的投入机制；建立健全各部门间相互协调的共管机制；完善专业课教师和辅导员队伍的考评和激励机制，充分调动他们推进中国化大众化的积极性，发挥他们推进中国化的主力军作用。

（三）建好两支队伍。强化教师队伍建设。要求教师加强自我修养，提高自我教育能力，同时开展多种形式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培养培训工作等等；充分发挥大学生骨干的先进性模范作用。“大学生骨干是学校、教师与大学生之间联系的“纽带”，是大学生群体自我教育管理的组织者、示范者和代言人，在高校推进大众化的实践过程中，大学生骨干就成为实践环节中的重中之重。”

（四）开发多种载体 。发挥现代媒体的作用。“利用电影电视、广播、报纸书刊等大众传媒，广泛借助网络、手机等新兴媒体，推出一批通俗理论读本、文章和影像作品，扩大思想政治教育阵地，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开发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载体和形式；利用学生理论社团，巩固教育成果。学校应大力支持学生理论社团体的发展，保证其活动内容以理论学习为主，推动其能力建设；利用社会实践，增强教育效果。高校应探索多种社会实践方式，建设实践基地，使社会实践活动常态化。

对当代中国大学生进行中国化理论教育，尊重大学生的主体地位、加强主旋律的教育和引导，激发当代大学生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有利于推进当代中国大众化的进程。

参考文献

[1] 在全党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动员大会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探讨班上的讲话[M].人民出版社，2009.

[2] 何军.优化高校第二课堂推进当代中国大众化[J].思想教育研究，2010（12）.

[3] 刘琳，周世中.当代大学生主流价值观构建的路径选择——基于大众化的视角[J].社会科学家，2009（6）.

[4] 吉鹏.高校推进当代中国大众化研究[D].江西师范大学，2011.

[5] 李威.当代大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学习消极性的原因及对策探析[J].中国科教创新导刊，2008（28）.

[6] 张雪娇.大众化的实现路径与思想政治教育语境重构[J].广东社会科学，20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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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力开展法制宣传与教育，具体提高学法用法才能。

（一）坚持健全学法准则，将学法的效果作为干部职工年度审核一项主要内容，与工作绩效目的挂钩，作为奖惩的主要根据。

（二）结合营业工作实践，围绕以房产专业律例学习为重点这根主线，以对物业治理、房子租赁治理等新出台的律例规章培训为重心，制订2012年度学习方案，做到学习有安排、培训有教员、效果有审核、好坏有奖惩，把学习落到实处。

（三）积极开展以案学法活动。全年至少安排二到三次以案学法活动，依据行政复议、行政应诉表露出的问题开展针对性的学习培训、并从营业例会疑问案件钻研等案例中挑选一些特点光鲜，代表性强的案件进行研讨和分析，从中汲取经历和总结经验，提高办案营业才能。

（四）积极开展法制工作社会宣传。将《物业治理条例》作为宣传的主要内容，开展物业治理案例评析等方式丰厚的社会法制宣传活动。经过政务大厅公示牌、电子屏幕以及互联收集等宣传方式，普遍宣传、应用“12·4”法制宣传日等活动契机深化居民社区开展房管法制宣传活动，扩展房管机关的社会影响，指导群众恪守国家司法律例，为依法行政营建优越社会气氛。

（五）增强房产专业律例的培训。本年普法教育工作，立足于房产专业律例的宣传学习，以房产治理实务为主，结合《市物业治理条例》、《市房子租赁治理方法》在实践操作运用中存在的与过去治理形式、治理观念、治理办法有很大转变的问题，有针对性的约请相关专家学者以及在一线工作中积聚了必然心得的同志进行分析，提高全局干部职工运用司法律例处理实践工作的才能，全年组织专业律例培训三次以上。

二、进一步落执行政法律责任制，不断规范行政行为。

2012年我们将在总结和完善过去法律责任制的基本上，继续推进政务公开。一是加大政务公开力度，结合房产政策律例的转变和调整，实时充分和更新法律内容、法律顺序，打造“阳光政务”，保证大众知情权。二是坚持法律人员持证上岗准则，实时做好因工作调整的法律人员证件的异动与跟踪治理，并依据《市行政法律证件治理方法》的规则，组织法律人员参与学习培训及资历测验，保证法律工作的正当性。三是增强法律责任的治理，增强“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的法制认识，完善“法律必严、违法必究”的责任准则，不断规范房产法律行为。

三、进一步增强行政法律监督检查工作，促进法律行为规范。

一是要进一步加大法律檀卷的评查力度。本年我们仍将法律檀卷评查工作作为行政法律监督的主要手段，对发现的问题一一完善，逐项整改，并注重开展案后回访工作，寻求当事人对法律人员法律立场、处理时限、廉政行为等方面的意见。经过增强法律监督治理，切实改善法律行为。二是坚持严重案件分析与行政诉讼败诉案件传递准则，触类旁通从中总结经历和经验，避免同类案件的再次发生。三是严厉执行差错责任追查准则，对在檀卷评查、行政诉讼、群众告发以及媒体曝光反映出的差错责任，在查清现实实情的基本上，严厉依照差错责任追查的相关规则进行处置，努力建设权责明晰、行政规范、顺序紧密、运转公开、制约有用、监督有力的房产治理运起色制。

四、认真做好行政复议、行政应诉以及相牵涉法工作。

认真做好行政应诉，行政复议、妥善处置行政纠纷，维护房产机关形象。法制部分应在第一时间把握案情，确定对策，积极与营业部分进行沟通，查清案情、掌握重点、杨长避短、提高庭审应诉技巧，削减败诉。进一步增强与人民法院工作联络，争夺了解、指导与支持。

落执行政诉讼案件行政首长出庭准则，全年至少组织一至二次首要指导参与出庭应诉活动。

继续坚持行政诉讼旁听准则，做到每起行政诉讼案件有相关法律部分均有二人以上工作人员参与旁听观摩学习。

五、增强责恣意识，做好司法协助执行工作。

（一）是积极做好司法协助工作，严把收件关。依照国家建设部、国土资源部、最高人民法院法发（）5号文件的规则，遵照操作节制规程，积极为法院司法人员供应便利、快捷、优质的报务。实时将相关协助事项在产权产籍治理系统中进行录入，并依照执行内容准确、实时的将司法文件传递给相关部分，协谐和督促相关部分实行执行文件内容。对不符合受理前提难以协助执行的事项要耐性分析，提出积极建议或补正要求，协助人民法院做好执行工作。

(二)是做好与人民法院的协调工作。相互共同、削减摩擦，一起维护房地产经济次序。

(三)是实时对协助执行案件进行整治、分析，归档，增强治理保证协助执行工作无掉误。

(四)是完善现有协助执行案件的办件顺序和工作流程，明确各方责任，保证执行工作的实时性和精确性。

六、继续完善疑问案件营业例会会审准则。

本年要继续坚持和完善疑问案件营业例会准则，从准则上、顺序上、机制长进一步完善，使之成为处理我局营业工作疑问案件的一个快捷、便利、高效的工作平台和交流平台，充分表现疑问案件集体研讨的决定计划机制。

七、加大行政处分工作力度，促进房产治理。

本年力争在行政处分工作上有所打破，充分调动各方力量，破解行政处分工作取证难题，打击房产违法行为。认真做好严重行政处分案件立案工作，保证处分工作符合法定的顺序要求，维护当事人的正当权益。

八、认真执行规范性文件立案准则，保证行政行为的正当性。

（一）健全规范性文件制订权限和顺序准则。制订作为行政治理根据的规范性文件，要采取多种方式普遍听取意见，未经听取意见、正当性搜检并经集体评论决定的，不得实施。对触及公民、法人或许其他组织正当权益的规范性文件，要经过县政府公报、县政府网站、新闻媒体等向社会；未经的规范性文件，不得作为行政治理的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