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社区治理概念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城市社区治理概念，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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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城市社区治理域 域动力 合成

中图分类号：F299.2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00/ki.kjdks.2016.07.077

Abstract Based on the "field" theory proposed by Pierre Bourdieu， a French sociologist， the concept of "urban community governance domain" is a system which contains many aspects. On this basis， the separation of urban community governance innovation， "the four major areas of power"， namely： the grass-roots government， community enterprises， community residents， community organizations， such as the four main body. The four main body has its own specific role and function， but it is not absolutely independent of each other， but interrelated and interact with each other.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urban community governance domain domain dynamic function， need to build four domain dynamic of innovation of urban community governance action and influence the synthesis mechanism to realize benign operation an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urban community governance.

Key words urban community governance； domain dynamics； synthesis

社区是城市的细胞，是社会管理系统中最基层的构成部分。而社区治理，是指一定的社区内部各种机构、团体或组织，为维持社区正常秩序，满足社区居民物质、文化需要，促进社区发展，而进行的一系列管理活动。面对社会发展的新形势，社区治理需要尤其注重社区治理创新，以促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与和谐社区构建。

1 “城市社区治理域”的内涵界定

“城市社区治理域”的概念是基于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的“场域”理论提出的。布迪厄将以各种社会关系联系起来的社会领域作为场域，场域是由社会成员按照特定的逻辑与规则共同建构的，由依据特定位置所产生的力量所组成，并包含着各种力量的比较与运动而存在。虽然场域中存在社会成员、组织和规则等因素，但其本质是这些构成要素之间的关系，是“社会网络”。这个社会“网”的每个结点就是组织和社会成员在这个网络中所占据的“位置”，谁占据“位置”谁就拥有社会资源及权力。场域具有能动性，它不仅为社会成员及组织提供了社会互动的空间，也通过调整各种要素的功能而使自身获得特定的结构与秩序。而在多元管理主体构建的合作网络下，社会成员的参与式管理，加之城市社区治理中的组织和规则等因素则共同建构了“城市社区治理域”。“城市社区治理域”是由社区成员按照特定逻辑要求共同构建的，是社区个体参与社区治理活动的主要场所，是集中着符号竞争和个人策略的场所。在“城市社区治理域”中的符号竞争是围绕着各主体的利益而展开的，各主体从自身利益出发而采取不同的策略，如一项措施能使社区居民受益，那他们会采取拥护和支持的策略，反之，如若利益受损，则会表现出反抗的态度和行为。场域是一种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社会空间，在“城市社区治理域”这个特殊的社会空间中，社区治理围绕着特定的逻辑与规则开展，继而由社区治理行动者和社区治理组织采取具体的社区治理行动。

2 “城市社区治理域”的动力构成

在“城市社区治理域”中，不同的行动者或组织占据着不同的位置，占据这些位置的行动者或组织为控制在这一场域有的合法形式的权威而相互竞争，从而形成种种关系，即特定的客观关系结构。依据各主体占据不同的位置和资源，可分离出城市社区治理创新的“四大域动力”，即基层政府、驻社区企业、社区居民、社区社会组织四大主体。

2.1 基层政府

基层政府由于其所处的独特位置，使其在宏观调控方面具有优势。在“城市社区治理域”中基层政府扮演着领导者、决策者、协调者、教育者等多重角色，各个角色之间彼此交错，构成了基层政府在“城市社区治理域”中的角色集，其多重角色中，最主要的作用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规划社区发展。基层政府凭借其对社区信息和资源的掌握，可以较客观、全面地评估社区的环境与社会的形势，从而确定社区发展的使命与目标。社区不仅有社会目标，同时也有社区自身的特有目标，因而在社区治理的过程中，一则遵循社会总目标的指导，二则挖掘社区自身的特性和独特的目标追求，结合本社区自身的特色来完善城市社区治理。其次，协调社区平等。政府拥有着宏观调控的能力，运用这种调控优势可以有效调节社区资源。“城市社区治理域”内各成员因为历史积累缘故，在城市社区治理过程中彼此间存在着一种起点的不平等，对此，我们需要在过程和结果平等方面着手，以实现社区资源满足社区成员需要的目标。基层政府应在社区基本生活保障资源、社区公共资源的分配等方面，做好政策上的规定以及实施上的落实。

2.2 驻社区企业

驻社区企业是处于社区地理区域外，但处于“城市社区治理域”的企业，在这些企业中包含着一定数量的社区成员，而数量的比例情况无法确定。由于企业具有运用各种生产要素的特性，因而驻社区企业内部拥有一定的资源，以及对这些资源的调控能力。借助驻社区企业的力量，可以使得社区内部资源得到发挥与延展，如将社区内部的特色资源借助驻社区企业这一平台向外推广。

驻社区企业与社区之间是相互依存的关系。社区的居民在驻社区企业中工作，实现自我需求的满足，在社区内生活，满足自身安全、尊重的需求。而当社区居民暂时无法在工作中获得自我实现需求的满足时，社区会对失业人员等弱势群体提供相应的帮助，减少“集群事件”的发生，从而减轻企业压力。此外，当社区居民在驻社区企业中实现自我价值，则会激发其生活热情，有更多的动力和精力去参与社区事务，促进社区的稳定与和谐，为社区创造价值。

2.3 社区居民

在社区治理中，社区居民的自我评估是社区治理需求分析的重要信息源。由于社区居民亲身经历社区生活的缘故，他们对社区的生活环境、文化环境以及社区中存在的问题等具有较深入的了解。此外，社区居民还可以通过社区居民委员会等平台表达自己的意愿与诉求。

社区居民由不同的年龄、职业的人群组成，日益呈现多元化的态势。多元化带来的是多元的需求，这便加大了社区治理的难度，对此，可将社区居民依据某种特性进行分类，并发挥各群体的特性来满足某群体的需求。如，按职业进行分类，将社区内的老师组织在一起，对社区内的在读学生群体在周末开展相应的课业辅导，或由社区内的医务工作人员定期为社区居民开展志愿体检活动等，这样既能充分利用社区内的现有资源，又能加深社区居民间的互动，增强共同意识。

2.4 社区社会组织

伴随着社区建设的纵深发展，我国的社区社会组织也开始步入前行的快车道，不断实现着“量”的扩展和“质”的提升。所谓的社区社会组织，特指的是城市社区社会组织，是以社区居民为主要成员，以满足社区居民的多元、多样需求为目的，由居民自发成立并自觉参与、以公益或共益为目的的社会组织形态。在组织形式上，大约可以分为社区文体科教类、社区环境物业类、社区服务福利类、社区医疗计生类、社区治安民调类、社区共建发展类等六大类。社区社会组织为实现政府行政管理与居民自治的有效衔接和互动，提供了组织平台，对锻炼居民基层政治参与和有序公民社会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

3 “城市社区治理域”的动力合成

正如力学的合力一样，“城市社区治理域”动力的合成也是多个力的共同作用的结果，各个力的方向的一致与背离则决定了合力的大小。因而，要想达成合力最大化，需要设定“城市社区治理域”的发展主线，在此基础上，明确四大主体的职责，进而达到合力最大化的效果。在发展主线的设定上，一方面，需要保证符合社会发展目标的基本要求，这是主线设定的基础；另一方面，需要充分考虑城市社区作为独立个体的自身发展需求。依据四大主体自身存在的资源优势，以及其对社区特定部分惯习的影响作用，四大主体在域动力合成中，基层政府在社区治理是引导、协调动力，驻社区企业是支持动力，社区居民是内驱动力，社区社会组织是整合动力，如图1。

具体表现为，基层政府从宏观方面着手于规划社区的发展，为社区指引方向，并且运用宏观调控的力量来缓和与协调由于多重原因造成的社区不平等；驻社区企业凭借其独特的资源优势，借助市场发展的平台扩展社区的发展，并通过企业与社区的良性互动促进社区的稳定；社区居民作为社区需求的信息源和社区惯习的传承者，以自身的多元来包容和满足社区的多元需求；社区社会组织作为一种特殊组织，可以更广范围地扩大社区资本的作用。四大主体之间既相互独立，又彼此关联，彼此间相互作用。例如，基层政府在社区政策方面发生转变，那么驻社区企业等其他三个主体则需要做出相应的调整，以达到相互关系的动态平衡。此外，由于变化的永恒性与绝对性，域动力的合成并不存在最佳值，只存在相对最优值。基层政府、驻社区企业、社区居民、社区社会组织各司其职，各尽其责，相互协同，再加之信息技术的整合，为“城市社区治理域”的各方面输入动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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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目前我国的情况来看，一方面，社区稳定是社会稳定的基础，社区治安是社会治安的基础环节，对社会治安稳定起着至关的重要作用。我国通过借鉴国内外社区治安管理的经验，提出了社区警务的概念，使我国在城市社区治安工作虽然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是治安工作中随着社区的治安职能分工不明确、群众参与力度不够、治安手段的单一等一系列新问题的出现，治安问题依然威胁着社会的稳定，城市社区治安管理工作水平仍亟待改善和提升。另一方面，随着城市化进程的迅速发展，城市社区建设脚步也日益加快。流动人口的增加，社区人口的管理复杂化；商品房淡化了邻里间的关系，人性冷漠化；利益矛盾激发等原因导致了犯罪分子不断增加，刑事案发率不断提升。

综上所述，城市社区的安全问题及治安管理水平不仅制约了社区的安全稳定发展，阻碍着社会文明的发展，也不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

（一）国外学者的研究综述

国外学者对社区治安的研究及具体实践要早于国内的研究，西方国家对社区治安的研究主要侧重于治安理论和警务改革的研究。

1.治安理论：①以色列裔美国社会学家艾森斯塔特运用“结构―功能主义”分析框架来研究现代化，指出现代化进程将会对社会结构造成巨大的影响，对已有的社会秩序形成冲击，必然会产生巨大的混乱、层出不穷的犯罪。理论指出社会结构性的变更加剧了社会矛盾的演变，增加了犯罪的概率，影响了社会治安的稳定。②1982年，詹姆斯・威尔逊和乔治・凯林在《太平洋月刊》上发表了《警察与社区安全：破窗》一文，首次提出了“破窗”理论，他们认为如果任由一些微小的犯罪现象出现而不采取一定的措施，任其发展，将导致更严重的犯罪。他们主张对于社区犯罪必须采取防微杜渐的态度，加强社区治安防范措施，从小抓起，杜绝隐患。③澳大利亚的“邻里守望”政策，1990年，澳大利亚实施了所谓的“邻里守望”政策，通过一些措施加强邻居间的合作联系，强调了群防群治的核心理念，起到了减少犯罪的良好反映。

2.社区警务：社区警务是西方第四次警务革命的产物，对西方各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早在1829年，罗伯特・皮尔爵士在建立伦敦都市警察时提出了著名的“皮尔原则”，指出“警察就是公众，而公众就是警察”的理论。他认为警察的职责应与社区群众紧密联系，警察应组织社区群众共同采取措施来维持社区的治安，其实也就是社区警务的雏形。

（二）国内学者研究综述

据《尚书・舜典》记载了舜在位时设立了司空、司徒、士等管理机构。其中，“司徒”和“士”是具有治安管理职能的机构。陈智勇所著的《中国古代社会治安管理史》一书中，我们可以清楚的了解到我国古代从夏商周到清代的治安管理主要方式是：中央机构的治安管理、地方及基层机构的治安管理、户口管理、消费管理以及社会治安秩序和公共场所的治安管理，最后都具体到街道的治安管理。因此，在中国的历史上，治安问题是国家统治者维持政权最棘手的问题，涉及到每个街道的治理，紧密联系百姓生活才是解决国家治安问题的核心手段。

在现代，国内学者对于城市社区治安管理的书籍不多，相关的主要有夏菲主编的《治安管理研究》（中国方正出版社，2005年），本书主要在三个方面为治安管理制度研究作出了新的贡献：注重基础理论研究、强调治安管理的法治原则和研究新问题、热点问题，例如社区警务比较研究提供的大量英文原始资料等。另外王冶英、卢浪秋等著的《社区治安与社会稳定》（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1年）主要是从社区工作的实际出发，对当前社区治安工作的基础理论、基本任务、社区治安和综合治理、社区保安的保障机制、社区治安的法律适用及理性思考等方面进行了分析和阐述。（作者单位：湘潭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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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文献研究、专家访谈及逻辑分析等研究方法，基于政府购买视角，以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概念及其理念为逻辑起点，阐述政府购买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的模式，探析我国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质量提升的相关路径。研究发现，在政府购买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的过程中，通过建立健全购买法规制度、重视购买承接方独立性、创建多元化筹资渠道、明晰购买“委托－”方式、构建科学合理的购买绩效评估体系和引入购买与实施问责机制等路径，能切实有效提升我国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质量。研究旨在为丰富社区体育产品和服务的内容及数量、创新社区体育产品和服务的供给方式、提升我国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整体质量而提供一些理论参考和实践依据。

关键词:

政府购买;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体育产品;质量提升;路径

自21世纪初我国公共服务改革序幕拉开以来，历经十几年的建设与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与发展已取得长足进步。回溯研究与改革成果不难发现，公共服务绩效评价及其质量提升已成为近年来我国政府关注的焦点问题及学界研究的热门话题。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作为我国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有机组成部分，有关其服务质量提升的路径研究大多集中在文化软实力建设［1］、现代信息化建设［2］和新公共管理［3］等视角。基于政府购买视角来系统探索我国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质量提升路径的研究仍较为鲜见。因此，通过政府有效购买，不断丰富社区体育服务内容，增加体育产品数量，革新体育产品与服务的供给方式及模式，将对提升我国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整体质量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1政府购买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的理念

2013年国务院颁发的《关于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指导意见》明确指出，在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方面，需要政府进一步强化公共服务职能，动员社会各界力量，构建一个多层次、多元主体的公共服务供给体系，提供更快捷、更优质、更高效的公共服务。因此，政府应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通过发挥市场调节作用，把政府直接向社会提供的各项公共服务交由条件成熟的社会力量承担，并由政府根据合同向其支付相关的费用。政府购买服务是为了履行服务公众的职责，满足人民公共利益，通过财政向社会服务机构支付费用，并以合同方式约束政府与社会服务机构的利益实现，建立一种“政府出资、定向购买、契约管理、评估兑现”的政府公共服务供给方式［4］。不难理解，政府通过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来实现简政放权、转变行政职能的同时，政府身份也由此而发生转变，即从原来的生产者转变为现在的决策者和监督者，从而使得政府从繁重的责任中脱离出来。

随着近年来我国居民生活水平的整体提高，城市社区居民对精神文化生活的追求也越来越高。因此，如何有效地提升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质量，促进城市社区体育的发展，满足城市社区居民对体育的需求是如今社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我国体育公共服务领域，通过政府购买体育公共产品来满足国民体育需要，其本身对激发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正成为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一种新的有效方式［5］。有关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理念的研究认为，政府通过公开招标、定向委托和邀标等形式，将公共服务供给转交给社会组织和企事业单位等机构来完成，而不是政府本身来执行，其最终目的是为提高公共服务供给质量及财政资金的使用绩效，改善社会治理的结构，满足公众的多元化及个性化需求［6］。鉴于此，本研究以新公共治理理论为基础，结合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理念，认为政府购买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应抓住以下五个关键点:第一，“政府为什么要购买”，即明确政府购买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的原始初衷和需达成的目标;第二，“政府购买什么”，即通过深刻领会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的属性，决定政府应该购买哪些体育公共产品;第三，“政府向谁购买”，即政府应该向什么样的组织购买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才属于合理合法行为;第四，“政府怎么购买”，即解决政府购买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的程序机制问题;第五，“政府购买的价值实现”，即政府购买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的社会价值体现及公众反馈意见。

2政府购买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的模式

通过对已有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可将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模式概括为两种方式:竞争性购买和非竞争性购买。非竞争性购买又包括两种模式:体制内吸模式以及体制外非正式的按需购买模式。鉴于此，政府购买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也应采取竞争性购买和非竞争性购买相结合的模式。竞争性购买模式的核心就是政府与承接方之间的“契约”关系，在政府购买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的过程中，承接方通过设计体育产品生产与供给方案，与同行参与政府购买竞标，实施体育产品供给，并与同行展开竞争，达到共同参与并提高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供给效能的一种行为。因此，政府购买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不仅可以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以及运作效率的提高，而且在较低成本的基础上引入承接方来实现城市社区公共服务供给绩效的最大化。而非竞争性购买意味着购买是通过、委托等方式完成购买体育公共产品的一种行为。体制内吸模式是指政府因各种因素受限，委托承接方行使政府转移的部分职能的运作方式，其具体事务主要包括政府出资支持在社区建立各类体育社团与协会，向社区公众广泛公开招聘各类全民健身事业技术人员，该模式的优势在于政府易掌握并控制资金，在社会上进行招聘，政府直接“给”承接方项目而非公开招投标［7］。体制外非正式的按需购买模式在形式上更自由随意，购买的量也较小，并且购买主体双方有着较深的了解以及合作的需要。

3政府购买有效提升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质量的路径分析

3．1建立政府购买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的法规制度政府应当创建购买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的法规制度，对购买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的计划及实施过程予以规范化，因为健全的法规制度能够为整个购买过程提供制度保障，使政府购买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的相关活动在一定的法规下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地运作［8］。财政制度问题是当前我国政府购买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建设中存在的最大问题。因此，需要明确政府购买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内容的财政预算范围，规定管理财政制度。实践中，非竞争性购买是当前我国政府购买体育公共服务所采用的常规模式，招投标制度尚未规范化。另外，当前我国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行为由财政部门领导，体育管理部门具体操作。鉴于此，在政府购买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的过程中需建立健全严谨的招投标制度，以此来明确竞标的主体资格和竞标流程安排，从而切实提高政府购买社区体育公共产品的效率。除此以外，就政府购买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的定向购买模式而言，其信息公开制度建设与实施至关重要，因为这种方式易出现暗箱操作、滋生腐败、弄虚作假等负面现象，不利于购买服务过程中的公平竞争，会带来不客观，不公开、不公正等消极影响。因此，政府有必要建立信息公开制度来提升购买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的良好形象。

3．2重视政府购买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过程中承接方的独立性政府购买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是一种合同契约活动，承接方的独立性是契约关系维持的基本条件。承接方的独立性是政府与公共服务购买承接方在法律上拥有平等关系的主要特征，只有承认并保护好这种独立性，承接方在管理和组织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时才具有真正的自，政府组织不能干预，不存在所谓的业务指导［9］。在具体购买过程中，承接方的独立性至关重要，一旦失去独立性，承接方就会成为政府的附属机构，政府的购买行为仅仅是在表面上把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交给了承接方，而在实际管理与操作上政府依旧主导着权力，政府购买再次演变成传统意义上的政府机构内部行为，进而导致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质量难以得到提高，而且还极可能产生腐败行为。在信奉自由主义的发达国家，公民社会发展较为成熟，承接方在体育公共服务供给中具有较强的独立性，如在瑞典，体育联合会是体育事务的真正管理领导机构，理事会成员由民主投票选举产生。通过竞选产生理事会的12名执行委员，再由12名执行委员投票选出理事会的主席。体育联合会发挥桥梁作用，在宣传、财政、实施等方面与政府进行沟通合作，有权利决定提供某项公共体育服务［10］。因此，承接方在供给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过程中必须具备独立性，才有利于承接方自身的长远发展，也利于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公平有效地提供。

3．3创建政府购买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的多元化筹资渠道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促使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的需求日益增长，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的广泛有效供给需要巨额资金支持，如仅靠政府的全额拨款，会给政府带来巨大的财政负担［11］。我国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政府购买实践中，承接方长期受体制的束缚，其自身的融资能力非常有限，活动资金几乎全部来源于政府的直接拨款。新时期，如果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的发展全部依靠政府拨款，不仅背离现实发展要求，而且不利于形成可持续发展的良好局面。我国现阶段需要加强公共服务项目收费和慈善捐助收入等建设力度，对公众进行广泛宣传，让公众接受并认同“花钱买健康”的观念，对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供给过程中的部门体育产品可采取合理收费的方式，以减轻政府财政负担，并尊重公众享有体育产品的自，满足公众多元化体育需求。我国慈善事业发展较为缓慢，体育慈善基金更是寥寥无几［12］。针对以上困境，政府和媒体应该大力宣传体育慈善事业的重要性，推动我国体育慈善事业的高速发展，努力创建政府拨款、服务收费和慈善捐赠等多元化的筹资渠道。

3．4明晰政府购买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的“委托－”方式按照“委托－”理论，委托与之间之所以能产生合同关系，是因为机构拥有专业知识及专业技能，行使委托方的职能。在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供给实践中，政府发现自身生产并供给体育产品的一些专业技能和资源较为缺乏，且培训这些专业技能及获取相关资源的成本远超过通过合同向方购买的成本，因而可通过合同购买的方式来获得相应的专业技能和资源。实现政府购买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的“委托－”方式的前提是合同关系必须建立在相互信任、信誉良好及目标一致等基础之上［13］。政府购买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的“委托－”关系中，政府和承接方都是重要主体，其行为与目标均是为了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其中承接方付出的努力与获得的回报呈正相关，而政府只关心供给服务的结果，属于结果导向型。政府的收益直接取决于承接方付出的努力，而承接方的收益就是政府支付相应的报酬。不难看出，由于政府与承接方的价值导向不一致甚至相互冲突，会不可避免地出现承接方利用政府赋予的决策权来获取其自身单方面利益，随即产生承接方越权、或谋取不正当利益等一系列负面影响。因此，在具体实施政府购买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事务之前，政府与承接方之间应明晰“委托－”方式，建立正当契约关系，并以此来协调两者之间相互冲突的利益，不断提升我国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质量，提升公众满意度。

3．5构建科学合理的政府购买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绩效评价体系针对政府购买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构建科学合理的绩效评价体系是评价公共服务效果的有效手段，健全完整的政府购买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绩效评价体系是评估购买费用支出是否合理及购买价值实现情况的重要依据。政府在与承接方签订合同时，应对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需要达到的具体目标进行清晰的定性与定量说明，并在服务结束时严格按照合同的考核标准进行评估验收。构建科学合理的政府购买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绩效评价体系，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第一，必须认真研究并合理设置评价体系的各要素，如评价目标要求清晰明确，评价内容科学合理，评价流程具有可操作性，等等;第二，评价主体的选择不仅要重视政府部门的评价，而且还需要引入第三方评价机构，注重享受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的居民的评价，以确保评价过程及结果的客观性与真实性;第三，拟定明确的政府购买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评价标准，评价标准的各项指标权重配比必须经过科学计算;第四，评价结果要向社会公示公开，及时听取社会公众的反馈意见，以确保评估结果的准确反馈，达到以评促改和以评促建的目的。然而，当前我国有关政府购买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的绩效评价研究较少。鉴于此，政府应针对此类问题召开多轮研讨会，加强社会调研，充分发挥专家学者智囊团的作用，研制科学有效的政府购买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的评估标准，并进行反复实践、检验和完善，最终形成较为稳定的政府购买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的绩效评价机制。3．6引入政府购买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的问责机制政府购买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并非表示政府部门可以“不管不问”，将政府承担的责任进行部分选择性地社会化，集中体现了政府角色的成功转型和政府职能的有效转变。政府既是公共服务的明智供给者，也是公共利益坚定不移的维护者。然而，政府在购买城市社区公共体育服务的过程中，主观随意决策、较不透明的操作程序和事后绩效评价缺失等现象屡见不鲜，因此，政府购买城市社区公共体育服务的相关问责制度亟待完善。为防止政府官员肆意决断，使购买过程公开透明、合规合法，有必要引入并不断完善问责机制，确保政府购买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按章行事和有序进行。政府购买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所产生的实际效益始终与政府、服务承接方和服务享有者存在着千丝万缕而又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完备的问责机制是维系三者良好关系的坚实基础。因此，政府购买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的问责机制应对现有的各项规章制度进行严谨的梳理，有针对性地完善相关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法规制度［14］。

4结语

政府购买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是社会管理的一种创新模式，在国际上越来越受欢迎。如今社会体育需求日趋多元化，公众享有体育公共产品的权利诉求日趋复杂化。通过实施政府购买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一方面，可适当分担政府繁重的责任，缓解政府能力有限的问题，政府职能的重心由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的“提供者”转变为“监督者”;另一方面，可有效提升社会资源整合利用效益，通过社会组织提供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并满足居民体育需求。因此，在政府购买城市社区公共体育服务实践中，通过建立相关的购买法规制度，重视承接方的独立性，创建多元化购买筹资渠道，明晰购买“委托－”方式，构建科学合理的购买绩效评价体系，引入购买问责机制，可切实提升我国城市社区体育公共服务整体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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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社区在建立过程中，通过规划一定数量的地域面积、人口数量，使其成为了党、政府、人民等各个社会群体的结合体，且功能完备。在城市，由于社区的功能的完备性、居民集中性、私人部门的完善性等原因，使社会管理和社区治理具备了新的内涵。

一、社区概述

我国社会管理当中，社区作为社会管理中人们生存与互动场所的最小管理单位，属于一种社会体系，属于一定地域空间的投影。社区主要坐落在社会固定的空间当中，体现了政府能够有效的管理社会，并实现了政府职能，作为政府工作落实的载体，社区成为了一种功能完善的有机体，在满足社区居民日常生活方面有着重要的意义。

二、我国城市社区治理兴起的必要性

在我国的近几年来，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加，经济的不断发展，使人口的流动性不断增强，在我国的2012年人口普查时发现，我国的流动性人口数，在城市社区中，占固定人口总数的20%左右，这种现象，已经成为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的重要因素，中国城市社区治理，对于城市的稳定与兴起，有着划时代的意义，它具有深刻的时代背景，是我国经济转轨与社会转型下的必然结果。

三、社会管理中社区治理上的不足

1.社区管理机构的行政性

在我国目前，各个社区的居委会，其主要角色是对社区行使社会管理职能，要树立起自我服务群众的意识，担负着便民、助人、维护居民的权益，以及公益事业等，对于居民矛盾进行及时的解决，维护社区的治安。在社区工作中，一些社区管理机构，随着行政化的丧失，社区管理机构的功能渐渐不能为居民提供帮助或者是服务，使居民对社区管理机构的信任度逐渐降低，使得社区管理机构的功能逐渐减弱。

2.社区公民参与的有限性

由于社区治理机构职能的减弱，使居民对于社区的认同和主动参与性渐渐降低。并且在目前情况来看，居民的参与程度不足，参与机制不完善，这主要是由于社区的参与渠道不完善、管理不够等原因造成的。

3.社区政府职能的缺位与越位

我国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一手抓”的理念，使社会组织呈现出空白的状态，且生存空间也十分狭小。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在利益多样化格局多元化的今天，政府与公民合作共治的管理模式，逐渐被认可。但是在政府部门当中，还存在职责功能划分不明确的现象，有些管理职能呈现越位且还有的方面还呈现缺位的现象。

四、社会管理与社区治理的新特点

在我国目前，我国的社会管理与社区治理，既有新的特点，又存在着新的矛盾和风险。如下：

一是利益主体的多元化以及利益诉求的多元化，使得我国的社会矛盾也逐渐复杂起来，在矛盾突出的情况下，做到统筹兼顾，这给政府和社会提出了新的课题。在我国当前的局势下，如何做好统筹兼顾，绝对不是一件易事。这对我国政府决策与职能的发挥均是一个考验。

二是广大群众的权利意识也在不断的增强。公民的思想随着素质的提高，使政府的权威以及公信力受到了极大的挑战。有许多的社会学家都意识到了一个新的时代特色，正在形成，即以理性化为特征的个体意识，正在市场机制崛起的过程中渗透到广大群众中。如个体产权的要求，环境意识、住房问题等等，成为了新时期社会管理与社区治理当中的一个新的内容。

三是群众的风险意识正在不断的加强，使整个社会的安全感日益下降，这些变化，都给政府的管理带来了考验。面对复杂化的多元利益影响，使得社会利益风险加大，政府在新时期如何应对新的变化，如何应对各种风险，这些无不考验着政府的管理能力。

四是在近几年，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信息社会使得社会的发展与时俱进，改变了传统的时空限制，使各种信息交流更加的频繁，生活更加的动荡不居。可以用“灵动、轻盈”等词来形容这种状态。网络是把“双刃剑”，在对人类造福的同时，一个微小的动态，都有可能导致重大事件的发生，如“抢盐事件”、“世界末日”谣言等等。这些，都给社会管理与社区治理带来了重大的影响。

五、中国社会管理与社区治理新趋势

1.社会管理与社区治理体制的复合化

体制问题是制约社会管理和社区治理的重要问题，所以各地社会管理和社区治理实践都企图寻求体制上的突破，通过观察各地近年来的创新实践，不难看出，传统的政府一元主体，导致社会管理与社区治理的过度行政化，就社会管理来说，过度行政化使得社会资源配置模式过于单一，导致整个社会的僵化，而且在社会冲突中把自身置于矛盾的焦点地位！引火烧身。就社区治理来说，过度行政化，也影响了社区资源的配置效益。

2.社会管理与社区治理方式的多元化

在多元主体合作共治与复合治理的总体原则中，根据治理对象的类型差异实施分类治理的特征，这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对不同的社会组织，需要有针对性地实行不同的管理方式“如深圳市将社会组织分为五种类型，对前四种类型的社会组织，特别是社区民间养老服务机构通过制定优惠政策鼓励其发展，对维权类组织重点则是规范限制其发展。

从大的方面，可将我国社区分为城市社区、农村社区、城中村社区、城乡结合部社区四种类型。目前，我国社区治理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要探索针对不同类型社区的不同治理模式。

3.社会管理和社区治理手段的艺术化

当前，我国社会矛盾空前尖锐，稍有不慎就可能造成难以控制的局面，因此，尤其要强调刚柔并济。矛盾纠纷化解是一门艺术，要防止两个极端：

第一，无原则的妥协。人民内部矛盾用人民币来解决，这种行为取向反过来又鼓励了群众用闹矛盾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大闹和小闹解决的方式不同。

第二，粗暴机械地执法。正确的做法应该做到情理法兼顾，不仅要合法，而且要合情合理，让老百姓心服口服。

当前，制约我国社会管理水平提高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社会共识的缺失，用迪尔凯姆的概念来说就是社会失范。中央开始大力倡导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推进文化建设； 提高全民的凝聚力。

4.社会管理和社区治理机制的科学化

4.1如何应对信息化特别是网络化带来的挑战，自媒体时代，每个人都拥有信息权，政府稍有错误就会成为网友嘲弄、责骂的对象。这都增加了社会管理的难度。对于社区治理来说，英国社会学家马丁?阿尔布劳（M.Albrow）所说的“脱域的共同体” 。这些问题均带来了严峻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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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社区；社会资本；社区归属感

中图分类号：C91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738（2012）06-0347-01

一、社会资本和社区归属感的定义及相关理论

社会资本被认定为社会的一种“粘合剂”，影响和决定了一个组织或一个群体成员之间的信任与合作状况。布迪厄看来，社会资本是一种赋予成员信贷的集体财产，当成员在关系中继续投资时，它的功用也在得到维持和强化[7]；社区作为社会资本的一个发生场域和载体，社区社会资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掌握：一个是居民可以通过利用社区关系网络而获得和调动资源的能力；另一个是社区文化、居民价值观等意识形态层面对于社区关系网络的构建及社区社会资本积累和发展的影响。社区社会资本的构成要素包含社区关系网络、规范与信任[1]。而信任则是社区社会资本作用发挥的关键要素，只有社区居民间存在信任关系，社区社会资本才能发挥作用[2]。也因此，在衡量社区社会资本中，就包含了社区归属感和社会信任这两个维度[3]。综合此，林南将社会资本操作化地定义为行动者在行动中获取和使用的嵌入在社会网络中的资源[7]P24。

而对于社区归属感这个概念，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曾认为归属感就是个体具有在自己所属的群体中产生出强烈的“我群体”的一种心理状态。由此，学者单菁菁将其定义为“具体指社区居民把自己归入某一地域人群集合体的心理状态，这种心理状态既有对自己社区身份的确认，也带有个体的感彩，主要包括对社区的投入、喜爱和依恋等情感”[4]。作为群居生活的人而言，对集体的归属感是十分重要的。因此，对所在社区归属感的培养也是十分必要的。只有对社区有归属感，作为社区主体的居民才会积极地投入到社区关系网络中来，努力维系和发展这个网络，从而获得和发展更多的社会资本。同时，社区居民的积极参与还可以提高居民间的人际信任，促进社区信任水平的提高[5]。下面，我将以自己在社区中的亲身实践经历，以社会资本理论的视角分析当前城市社区社会资本缺失与社区归属感缺乏之间的联系。

二、城市社区社会资本的缺失表现

（一）社会转型期，社区关系网络突变和不稳定性影响了社区资本的聚合途径。

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我国传统的“单位制”体制解体和单位福利分房制的终止，原来有单位承担的生产、服务功能逐渐由社区承担起来。社区不但承担着向社区内成员提供社会福利、社会互助的职能，而且还是社区成员获得心理、情感满足的重要场所。但由于目前我国城市社区的服务设施、服务项目的不完善及社会各项体制的束缚，使社区成员在社区内的人际交往、相互认同等需求并不能获得及时的满足，社区社会资本的利用和调动存在不足，使得社区关系网络也较为单薄，从而造成了社区成员对社区归属感的缺乏。

（二）社会制度中的硬伤分化、消解了社区关系网络，不利于社区资本的嵌入和发展。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加速了城乡人口的迁移和流动，大量外来务工人员涌入城市并入住社区。但是由于现行的户籍管理制度使进城务工人员在社会福利保障等方面很难与城市居民享有相同的权益，使其无法从心理上真正融入社区；同时城市居民对他们的排斥和标签化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其对社区归属感的形成。因此，社区流动人口这个群体所带来的社会资本很难嵌入到社区固有的关系网络中，社区的社会资本的构成由此变得单一和有限。

三、城市社区归属感缺乏的原因分析

居民在社区居住的年限、彼此相互之间的关系、对社区的参与情况等因素是影响居民社区归属感的主要指标。结合当前我国社区具体情况分析，造成我国城市居民社区归属感缺乏的可能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政府对社区的管理行政化的干涉过多，居民对社区的总体满意度低。

居民对社区的满意度低会造成居民对社区的总体感受和主观评价不高，影响居民在社区的居住情绪，很难对社区形成“家”的情感。这主要是因为在现行体制下，社区居委会的行政化色彩浓厚，很难发挥好其在社区关系网络中承上启下的作用，维系和发展社区关系网络，进而更好的开拓社区社会资本。同时，我国城市社区的各项基础设施不健全，社区内的各项服务在数量和质量上都不能很好地满足居民的需求，使得是居民对社区有一种不信任和排斥感，影响社区关系网络的稳定。

（二）现代化和工业化对城市社区原有关系网络的冲击，使得社区居民之间的关联程度低。

在社区中，居民是以“户”为单位居住在一起，现代化和工业化的冲击使得原先的“单位社区”关系逐渐淡化，居民间的社区网络关系失去了原有的共同利益点，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冷漠。加上现代化社区城市居民生活空间的单元化、独立化和封闭化，这使作为独立个体的居民很难从亲友以外的人那里获得所需的各种资源和支持，这种现象在社区的年轻居民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

（三）居民对社区事务参与缺乏目的性和积极性。

社区参与不仅包括对社区治理事物的参与，还包括对社区各种文化娱乐活动、志愿性活动的参与。现代化快节奏的生活、邻里关系的淡漠及社区组织功能的薄弱，使得居民在社区事务的参与过程中表现出极大的漠然和排斥，甚至对社区组织的不信任。

（四）外来人口的涌入，使得社区人口的异质性强。

随着大量的外来务工人口涌入城市，使得社区人口的流动性增强，人口的异质性增大，人与人之间的陌生感也因此不断加强。本地居民对新入居民的排斥和不尊重；新居民对本地居民的漠视与不信任使得社区的关系网络变得不稳定，甚至开始出现断裂和扭曲。进而，直接影响了社区社会资本的有效聚合和开发。

四、小结

社区归属感作为一种心理情感，始终贯穿在城市居民的社会生活中，为社区居民提供各种情感支持，满足社区居民的身心需要，从而增强居民相互间的信任、情感和依赖[6]。社区归属感的缺失会导致社区社会资本的缺乏和不完善；社会资本的短缺反过来也会影响居民对社区的认可、信任和支持，即社区归属感的建立。因此，社区社会资本存在的不利问题和影响因素，在解决其途径中，也可以将社区归属感作为考量因素，进而有利于社区更好的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推动社区的良性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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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在中国现有条件下，与城中村相伴生的、具有鲜明过渡性意涵的都市村社型共同体是农民城市化的一种“新型社会空间”，是弱势的非农化群体“小传统”得以依托、行动逻辑得以体现的社会场域。这种组织化共同体是农民城市化进程中非常值得注意的“社会空间”。笔者提出的都市村社共同体概念，为村庄研究增添了“走向终结型的村社共同体”类型。

1990年代末以来， 大有燎原态势的城中村日益成为中国城市化中带有普遍性的社会现象。这里的城中村是指在城市化过程中，已经实现非农转化的村社区的组织及其社会关系网络等能在城市经济社会关系中延续下来，从而形成一种特殊的城市社区。由于已经或者正在形成的城中村与一些比较严峻的城市问题（如治安、流动人口管理、城市“景观”）直接或间接地关联在一起，因此，无论在当下政府、公众抑或学界的视野里，城中村都在相当程度上被建构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化现象。本研究立足于广州城中村个案，在调查分析的基础上，就城中村依存的都市村社共同体的承续与变异逻辑进行探究。这既可以在理论上深化理解城中村现象，又可以在实践层面和政策层面上提供一条不同的思维路径。

在城市化的村庄研究中，非农化的“工业村”是比较集中的研究论域。 王颖通过对1990年代上半期广东南海乡村再组织的经验研究，指出非农化即乡村社区的工业化，这种新基础上的社区化是“集传统家族文化、地缘关系、群体基础结构、行政组织单位、社会实体、情感归属与社会归属于一体的综合性概念”，是“新集体主义”在社会意识、关系模式、组织方式上的现实化。（注：王颖：《新集体主义：乡村社会的再组织》，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165页。）折晓叶、陈婴婴则通过自然城镇化中产生的“超级村庄”的研究，发现这种村庄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内源性的发展，并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既是工业化的社区，又保留着乡土社会生活秩序与原则”的社区组织。（注：折晓叶、陈婴婴：《社区的实践——“超级村庄”的发展历程》，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59页。）这些具有代表性的非农化村庄研究发掘出，乡村城市化过程中，非农化虽然改变了原有的社区传统与结构，但传统与现代要素之间存在着许多相互融合的关系，传统与本土可以成为创造与促进现代社区发展的资源。

城中村是中国城市化特有的现象， 西方经典理论在阐述由乡村向城市的转型过程中，并没有涉及过渡形态的“亦城亦村”共同体组织的存在形态与城市化意义，更没有着重涉及在周边已经完全城市化的社会情境下，“走进”都市的村社型共同体的变异与生存逻辑。在国外关于城市外来移民聚居区的研究中，如关于华人聚居区唐人街的研究中，有研究者注意到，这种“民族文化聚居区”是“深具社会经济潜质”的社区，在承担具有浓厚原乡本色社会文化“庇护所”的同时，更提供了让各种融入主流社会的因素得以发育与崛起的社会空间（注：周敏：《唐人街——深具社会经济潜质的华人社区》，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263页。）；关于非精英群体移民的社会融化研究指出，非精英群体更倾向于用乡土性的资源，更热衷于通过群体的内聚来为其社会融入提供服务（注：王春光、Jean-Philippe BEJA：《温州人在巴黎：一种独特的社会融入模式》，《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6期。）。这些研究表明，传统乡土性资源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社会融化中具有独特的价值与地位。

都市村社共同体是本研究提出并借诸分析的一个核心概念。 这种新的村社共同体特指与传统小农村社共同体相对应、相区别的一种村社型组织，是以行政村庄为边界，建立在非农产业经济基础之上，并在非农化过程中依赖自身的经济、权力、历史、文化和社会心理等资源进一步凝聚起来的共同体组织，具体包括工业化的新型村社共同体与后工业化的新型村社共同体。由于本研究关注的城中村是完全进入城市地域、经济结构上也已经“去”工业化的特殊城市社区，因而，本文是关于一种特定类型的新村社共同体的研究。

一、缘起：“走进”都市的村社型共同体

石牌村是本文关于都市村社型共同体及其运作逻辑得以展开的实体空间， 同时也是笔者关于城中村立论的重要现实场景。

石牌村是广州市建成区内的45个城中村之一。 石牌村原是广州市近郊的一个普通乡村，1980年代初开始，它的农地逐渐被征作非农用途，村民聚落周边的农地逐渐被标准的城市建筑取代。1987年，为配合城市东移策略的实施，天河区在原石牌村域内成立了石牌街道办事处，村因此成为街道办事处辖下的一个行政村，并同时成为广州市第一个“街带村”、“街‘管’村”的农村社区。到1994年，村庄农地差不多全部征用完毕，在不断拔地而起的城市建筑的重重“包围”下，村域范围与村民聚落基本合为一体，形成内外特征均自成一格的城中之村。

城中村的发育成型过程， 同时也是原来的村社组织“走进”都市并成为都市村社型组织的过程。村庄非农转化中与非农化以后，随着村域优势级差地租的形成与房屋租金的刺激，依托于低成本的村民私宅，逐渐形成一个流动人口聚居区。1994年，入村租屋居住的流动人口已达万人，超过本土常住居民的人数。其后，流动人口数量不断增加，到1990年代末，石牌村已成广州市声名显赫的流动人口聚居区。据2000年统计，区内共有本土居民9181人，3139户，外来入村租屋居住的流动人口4.2万人。近年来，流动人口一直比较稳定地维系于这种规模。异常复杂的流动人口聚落的形成，客观上对社区提出巨大的“治理”要求，原村社组织在诸多紧迫“问题情境”下顺乎自然地获得了崭新条件下的生存与发展“空间”。因此，进入都市以后，甚至到撤村转制以后，石牌村仍被称为“村”。一直都在治理着这个社区的，依然是村社型组织。也恰是在这一意义上，数量上几倍于本土居民的庞大外来人口只不过是“嵌入”这个村社型组织的一个重要变量。石牌村是一个在人口数量上以外来流动人口为主，但在经济社会结构上却以本土居民为主的特殊城市社区，村社型组织是该新型社区的治理主体。

在村社组织成为新型城市社区治理主体的同时， 也在进行着自身的“拟单位制”的建构。与许多非农化村庄一样，石牌村集中了大部分农地非农转化的补偿资金与相关资源，以此为基础发展出实力雄厚的社区经济；并以社区经济为基础，推动了包括村民福利（如居民生活补贴、社区合作医疗、社区养老、社区助学等）在内的社区公益事业的发展，逐渐建立了一个“拟单位制”的社区生活体系（注：许多研究者都注意到，村庄组织在非农化过程中，建构了一种类似于原来城市社区中普遍存在过的“单位制”组织，如毛丹提出的“单位化村落”，李培林提出的“单位制”村落社区。但笔者发现，城中村社区组织的“单位化”现象与一般城市的“单位制”有着本质区别，它的前提是社区组织拥有的公共经济在市场竞争中的承受力，因此，充其量只能称为“拟单位制”的建构。），形成以行政村社组织为框架、成员与其从属的组织有着高度利益关联与社会心理凝聚的共同生活体。

值得关注的是， 进入都市的村社型共同体还“闯进”撤村改制以后的城市化发展之中。1990年代中期以后，城市闹市区内仍然还有称之为“村”的社区，这与周边的城市氛围很不协调。1997年，经天河区委区政府批准，石牌街道办事处对石牌村进行了撤村改制的变革。改制的主要内容是：第一，集体经济公司化，组建了三骏企业集团与企业集团有限公司；第二，撤销村党总支，成立了企业集团党委；第三，撤销村委会，原村委属下的27个经济社在行政管理上改组为27个居民小组，分五个居委会直接归街道办事处管理。显然，改制是要通过改革，实行对庞大村庄经济的公司化管理，通过居委化实现对非农化村民及居住地的城市化管理，由此实现制度与体制上的城乡一体化，把村民转变为市民，把农村社区转变为城市社区。

按照这一制度设计，改制既能够让原村民更充分地分享城市化利益， 同时又能够实现政府城市管理的策略，是一举多赢之策。社区经济的公司化，是要把繁杂的社区行政与社会事务“剥离”出来，转移到街道与居委会，这既可以节约原村委投资于办社区的大笔开支，又可以引入规范的公司化运作机制，从而推动经济效益的提升，让社区居民（同时还是公司股民）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而居委化则可以通过强化政府相关职能机构对城中村事务的介入，强化街道与新组建居委会的联系与管理力度，优化流动人口聚居区的社区治理。按理说，这应该是一场上上下下都会有高度“共识”的制度性变革。

然而，事实并没有这么简单。石牌村改制由于启动较早而未经村民公决， 但村委就撤村改制事宜给石牌街道办事处的一份报告中声明，“石牌村的村民虽然转为居民，但不论从人的素质，生活习惯，对事物的认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仍属农村型的”，并且还特别强调，“长期以来，村委会的自治组织形式已被广大村民接受且运行良好”（注：见石牌村委于1997年4月11日给石牌街道办事处的一份报告。），可见，在村一级的认知中，至少还没有产生出内在的需求。因此，这种改制还称不上是达成“共识”的变迁。无独有偶，1999年，天河区着手对附近的另外10个村进行改制。其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已正式颁布实施，当中明确规定，撤村建居必须经由村民会议讨论同意，报经县人民政府批准才能付诸实行。起初，10个村的改制都遇到了来自村民与村干部的阻力，不少村第一次投票未获大多数通过，后经深入做工作，并经两次投票才得通过。邻近石牌村的猎德村本来也预定参与改制，但因抵触思想严重，两次投票都未获通过，最后只好暂时放弃。

石牌村的改制经历了七年多， 在政府具有明确定位的公司化与居委化的改制方案中，表现出明显的“非预期后果”。最具实质意义的是，多年来，在原村民委员会基础上新成立的几个居委会与一般城市社区居委会不同，它们由于经济利益、历史文化、社会关系网络等因素，共同组成一个以三骏公司为核心的都市村社型共同体，三骏公司也因此成为这个城中村社区事实上的“当家人”。而且，该现象至少在广州已实行改制的城中村中不是个别现象，这些改制公司因此被人们称为城中村社区的“影子内阁”。

如此“成熟”条件下的村改制为何得不到最主要“受益”群体的大力拥护与支持，公司化与居委化的“分离”性举措为何遭遇到村社“顽固”的“抗争”？改制中的这种上下分歧与“非预期后果”（注：默顿：《社会研究与社会政策》，林聚任译，三联书店，2001年，第310页。），反映出政府行为之下、城市化过程之中的一个独特社会场域行动逻辑。

二、理论分析框架：布迪厄的场域理论

村社型共同体“闯进”都市，并能在撤村改制以后得到再延续。毫无疑问， 其生命力得到体现与释放的真正原因还在于它自身的场域逻辑。在布迪厄跨越诸多学科边界的繁杂理论体系中，场域理论是其精髓。其中，有三点意涵值得关注。

第一，场域是客观社会关系的网络结构。场域的诸构成要素中， 本质性的是把各要素联结起来的客观关系，因为“场域都是关系的系统，而这些关系系统又独立于这些关系所确定的人群”（注：布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引论》，李猛、李康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145页。）。第二，场域是具有自身动力机制的网络结构。在布迪厄的场域动力机制中，社会资本占有重要地位，他认为，社会资本是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的复合体，那些资源与对某种持久性的网络的占有密不可分，这一网络是大家所熟悉和公认的，而且是一种体制化的网络（注：布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引论》，第202页。），场域中的关系网络赋予每人以集体拥有的社会资本，且通过制度性联结得以加强。而社会资本累积对于历史延续的依赖、对于群体性关系网络的依托都反映了场域的运作特点。第三，场域的逻辑是“实践的模糊性逻辑”。场域结构中有着人们不可完全贴近的、属于自身的“逻辑”，并因此表明场域变迁与实践活动之间的关系特征。

相对独立的网络结构与动力机制以及“模糊性”的逻辑存在， 决定了场域生存发展中的自我逻辑性；同时意味着，具体场域并不单纯地属于总体社会安排中的“零件”，而是有着自身的目标、追求与价值，从而在社会格局中有着自身的发展路径与作用。具有启发意义的是：第一，作为客观关系网络结构的场域，它存在着自身的运作逻辑与动力机制，是在历史累积中形成的、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社会空间。由此提醒我们，一个场域的存在及其结构隐含着“生产性”能力的内生资源体系，在发展进程中往往具有独特含义。第二，场域是主观与客观、个人与社会处于无止境“双向解读”的关系之中，任何自主性都是这一过程的体现，但场域实践的逻辑意味着存在理智无法企及的地方，因此，“非意图”因素与“自然秩序”在实践中具有重要地位。第三，场域是自身历史发展的结果，对于场域，要特别关注它的历史生成过程、历史文化因素与现实功能的联系，以及这种联系在现实活动中的价值。第四，场域的相对自主性过程在实践中还提醒我们，不同社会场域都具有推动自身发展的内在力量，只有在充分开发与利用这种力量的过程中，社会才具有更充分的基础性推动力。

三、都市村社共同体：农民城市化的特殊社会场域

都市村社共同体的场域逻辑使得非农化弱势群体在实现城市化的过程中， 拥有了能够最大化自身多层面利益的社会场地。基于此，都市村社型共同体获得了新条件下的生命活力。

（一）建构守护型的经济模式与弱性的内部市场保护机制， 从而建构了共同体得以凝聚的经济基础。

在地理区位已经进入城市且经济社会格局越来越强地受到城市辐射的背景下， 石牌村能够继续凝聚成一个村社型共同体，其独特的社区公共经济（即原村集体经济，后改制为三骏企业集团，到目前为止，该经济的功能仍呈现出浓厚的社区公益色彩，笔者称之为社区公共经济）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进”到城市的新条件下，它所建构的社区公共经济恰是与城市市场经济相接轨的一种经济类型，因而，这种经济具有一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正是倚赖这种经济资源的支持，共同体组织才能够不断地生产与再生产着自身的能力。

社区现有的公共经济中，绝大多数都来自与土地资源密切相关的物业出租， 而这些出租的物业，或者由征地补偿款直接转化而来，或者由留用地（征地时政府按一定比例返回的土地）转化而成，或者由征地补偿款与留用地相结合转化而成，由此形成规模庞大的物业出租经济体系。历经20多年的发展，目前已建成的各类物业，总面积达到25万平方米，年租金收入一亿四千多万元，占到三骏公司总收入量的七成以上。我们暂且把这种以物业出租为主的经济模式称为守护型的经济模式，因为这种经济的最重要特点是安全第一、保守经营。

社区经济的这一特点意味着它拥有与众不同的生存逻辑。 由于尽可能外移出去的市场风险和相对简单化的经营管理与效益衡量标准，守护型经济模式明显地体现着村庄共同体在面临巨大市场化动力和压力下更深层的社区生存的理念。不难想象，在城市市场经济的激烈竞争中，石牌村这样的社区经济，无论从发展视野、经营管理策略角度，还是从人力资本资源等方面都处于绝对劣势地位，这些因素的存在与共同作用随时都有可能把它推向“风雨飘摇”的生存境地；而且，村庄不仅是“弱势”的经济共同体，同时还是“弱势”的社会共同体，它在经济层面的生存与它在社会层面的生存是不可分割地关联在一起的。在这样的内外条件下，要真正改变产业结构，通过追求产业升级来促进经济效益的全面提升确实很难。因此，人们实际奉行的原则是“安全第一，效益第二”。经济发展与一般意义上的创业不同，它所做的是把国家征地后的资源以最简单的方式开发出来，从而，以最保守的方式尽可能地稳定住市场利益。显然，在社区组织的现有条件下，这种经济发展模式是一种最为理性的选择。而恰是这一理性选择，社区共同体的生存发展基础与城市市场经济才取得了相对的平衡。

为适应内外环境的巨大变化， 村庄在这一过程中还建构了一整套具有社区自身特点的市场保护机制。这可以借助黄宗智研究中国农村经济时关于“过密化”与“反过密化”的观点来认识。（注：黄宗智：《中国农村的过密化与现代化：规范认识的危机及出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4、5页。）村庄的自我保护倾向是村社共同体的一种本能，而村庄经济保护机制的建构只是村庄自我保护在经济层面上的演绎。在石牌村各种经济合同与文档中都可以发现，只要在可能的条件下，它都会有意识地把村社区的利益诉求融会到每一个事项以及与合作者的关系之中，从而实现村社区的整体发展。在村内，从保护性的产业到保护性的职业乃至保护性的业务都是存在的。比如，村内的物业建筑是村庄经济发展中非常活跃的同时也是利益比较大的行业，这一领域的集体项目一般是走不出村庄的，村内不仅有个建筑装修的四类企业，而且还有一支人数不少的村人“包工头”队伍，两者几乎独揽了村内大大小小的集体工程项目。可见，即使面临异常强大的市场作用力，社区经济同样建构着自我保护机制。

不同的是，在石牌村还有着强大的“反过密化”力量与这种保护机制抗衡， 因此，社区经济的自我保护机制呈现出弹性与弱性的特点。首先，村庄经济结构本身便内含着抗“过密化”的因素，这是最具杀伤力的“武器”。物业出租经济由于经营管理比较简单，对劳动力的吸纳非常有限。随村庄经济规模的扩展与向第三产业转型，村里的就业不仅没有提升，甚至还出现一定幅度的下滑。1987年与1982年比，营业总收入增长了将近10倍，从业人员反而减少了140人；2000年总收入又比1987年增加了将近20倍，而村社区经济能够解决的村内就业人数与20年前差不多。兆隆公司是三骏公司最大的下属公司，拥有上亿资产，经营项目全是物业出租，管理人员包括总经理在内仅4人。物业出租这一特定产业对劳动力吸纳有极大的局限，同时，比较低下的村人综合素质与比较高的就业要求，客观上抑制了村社区经济保护机制赖以发挥的空间。其实，作为物业主的社区组织在与物业承租方签订各种租赁合同时，一般都会尽可能地提出符合自己利益的要求，但承租方往往出于节约成本和便于管理的考虑，在合约制定或执行时表现得弹性甚强。太平洋电脑城是村里的效益“明星”物业，与承租方约定大楼的保安员与保洁员全部雇请村人。但现在的情况是，保安员已经没有村人，保洁员仅存10多个村人。“亮点”物业尚且如此，遑论其它。

城市市场经济中，石牌村这样的非农化群体无疑是竞争中最为脆弱的群体， 它们的自我保护机制会在强大外在环境的推动、侵蚀下发生流变，形成独具特色的保护模式。在石牌村社区公共经济飞速发展的20多年间，“过密化”力量总是伴随着“反过密化”的力量，自我保护机制的建构总是伴随着“解构”，并且，后者的压力与动力远远大于前者。正因为如此，才形成了既富于弱质、又充满弹性的内部保护市场；进而石牌村的社区经济也才没有像“一些乡镇企业，特别是办在村域内的乡镇企业”（注：折晓叶、陈婴婴：《社区的实践——“超级村庄”的发展历程》，第385页。）那样，扩展的速度高于所得效益，陷入难以摆脱的困境。

守护型经济模式与弱性内部市场保护机制， 共同构成社区经济运作的两大特点。正是由于这两者的协同作用，才使共同体的生存逻辑与市场经济的竞争规则实实在在地走到一起，才使原本是市场竞争中最为弱势的群体，能够在并不如意的内外环境下，最大限度地规避市场风险，以最稳妥的方式保持住城市化与市场化的双重利益，避免了经济层面上群体性地陷入“无地农民生活的困境”。因此，这一经济模式在农民城市化过程中是一种深具发掘价值的经济模式。

（二）建构经济关联型与拟家族化相结合的权力运作模式， 从而建构了具有自身特点与功能的社区治理能力。

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的发展伴随着个人利益本位日益凸显的社会变迁过程，也伴随着群体性合作与社会组织的再整合过程。基于此，村社区在建构自己经济能力的同时，也建构了社区公共权力在新条件下的运作能力；此外，由于这是一个具有深厚家族文化传统的社区情境，传统家族化的治理资源自然成为共同体能够借助并获得认同的资源。由于它能有效地以民间自组织的方式分担城市社区治理的职能，而且，由于这是适应市场机制与借用民间深度认同基础上的职能分担，所以，创造出了一种新的社区治理模式。

经济关联型的社区权力运作是共同体组织权力运作的一大显著特征。 都市村社共同体这类民间组织天然地缺乏足够的强制力，同时，经过市场化的大扫荡，经济理性已成为人们生活中至关重要的准则，各种社会关系网络在这一基础上进行着重新的编织与梳理。这些都决定了，在治理能力再造中，只要具备条件，就有可能通过经济资源的注入来实现社会变迁背景下微观单元的自发调整与适应。在社区组织内，许多制度性与非制度性的规定往往都带有经济性的处罚与激励。几乎所有公共活动的参与（小到出席一般的村民会议，大到代表村参加龙舟大赛）以及所有涉及公共荣辱的事件（小到拿文凭考上学，大到参加国际比赛拿国际大奖）往往都与社区经济“奖励”或者“处罚”联系在一起。而且，效果往往还很明显。

许多研究者注意到， 在历史上华南村落强大的宗族组织与其令人诧异的自组织能力之间，宗族公共财产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稳定的经济来源既是宗族存在发展的基础，又是宗族活动具有吸引力的前提条件。波特在对香港新界屏山邓氏的研究中指出，缺乏经济基础的宗族组织将无法发挥其传统社会功能，单凭情感和祖先崇拜仪式是不能强有力地把族人凝聚在一起的（注：Jack M. Potter， Capitalism and the Chinese Peasant.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8，p.68.）。

这种经济关联型的权力运作，是在社会变迁条件下， 以一种类似于市场化的方式对组织体系进行再梳理，其权力能力主要来自组织成员之间的密切利益关联。这一治理模式，与一些地方成功地采用经营式动员的道理具有一定相通性。其之所以有效，“在于运用了一种类似于市场的方式对这些权力和组织因素加以使用”（注：马明洁：《权力经营与经营式动员：一个“逼民致富”的案例分析》，载于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主编《清华社会学评论特辑》第1辑，鹭江出版社，2002年，第47页。）。当前，在中国社区公共经济发达的村庄中，这种治理模式并非少见。在这些村庄中，社区公共经济与人的经济理性的结合成为村社组织最容易挥动的“权力之棒”。这种权力的运作方式实际上是以村社正式组织为基础，借助于社区经济资源与内部利益的联系来实现的。该治理模式中，除共同体的公共经济资源外，利益相关的内部组织化联结本身便是有效的治理资源。

在这一拥有历史文化渊源的社区组织情境中， 它拥有一般现代城市社区难以具备的本土化资源，这些资源在每个治理细节中都发挥着它的功用。比如，对家庭和家族影响力的开发与利用是社区公共权力运作的重要特征。“户代表会议”是目前石牌村社区广泛发动的重要途径，当有关事项需要进行全体动员时，此村常常以“户代表会议”的形式达到目的。

借助宗族性关系依然是社区权力有意或无意采取的一种策略。 宗族制度下的权力运作曾经是村社区权力运作的最重要方式。虽然已经时过境迁，但在社区“心灵”深处，它依然是协调社区资源配置、实现社区正常运转的因素。在实际最高权力层“两委会”成员构成中，大姓氏池、董、潘姓大体上是平衡的。三姓称大与照顾三大姓的平衡是村里的老规矩，这对于协调群众的心理平衡有好处。社区组织的宗祠重修活动，先是池氏宗祠重修，继而潘氏宗祠重修，接下是董氏宗祠重修。社区权力就是在包容、顺应与利用本土化与民间化的规则过程中自发地实现着传统心理与现代社会变迁的交流，同时创造着新基础上的社区权力认同。

在这个熟人与半熟人化的社区人际关系网络里， 正式与非正式权力关系呈模糊化状态，它们的相互依赖与相互利用在促成权力寻求内部合作、推动社区事务的运转上起着微妙而重要的作用。正式权力与关系的非正式利用、非正式权力与关系的正式利用同时存在于社区权力的逻辑中，并渗透到社区共同体生活的所有方面。诸如民间舆论、熟识信任、身份认同、父老权威等，所有这些都时不时进入正式权力实现秩序的过程中。虽然社区公共权力的非正式运作与社区结构中的一些内在紧张直接相关，但它同时又是推动社区秩序实现的力量。

村社区实现秩序的权力运作， 主要还是一种具有家长制色彩的拟家族化的治理模式。在分配人们之间的权利与义务关系以及调解人们之间的资源分配与利益关系时，它主要依赖于长期以来形成的一套关系网络；其效力来源于对本土化知识的熟悉以及与“特殊主义的关系结构”联系在一起的机制（注：梁治平：《论清代的习惯与习惯法》，载于杨念群主编《空间记忆社会转型：新社会史研究论文精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37页。）。其中，无论是权力之下流露出来的脉脉温情，还是权力之上显露出来的赫赫威严，往往都没有脱离家长制的韵味。林南在论述天津大邱庄发展模式时也指出，地方政治权力结构不一定因市场转型而发生根本变化，因为该结构的基础是家族网络（注：边燕杰主编《市场转型与社会分层——美国社会学者分析中国》，三联书店，2002年，第28页。）。同样可以看到，在石牌村这样的城中村社区，自主权的复得为社区权力的发挥提供了一定的社会空间。利用扎根于村庄记忆中的权力运行方式就成为一种便利的而且是相当合理的选择。

在这种都市村社共同体的治理模式中，有两个因素值得关注。 一是关于社区经济与治理的关系问题。学者对社区经济与治理效果的正相关关系已经达成一定共识。二是对这类社区治理模式的评价问题。非农化村庄研究表明，这些村庄已有的治理成果相当程度上得益于对社区内社会资本等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深度非农化的城中村社区事实上已经从村民自治向城市居民自治过渡。如何对这类特殊社区的治理模式进行定位？有学者论及社区建设的目标模式时指出，善治与重建社会资本是中国社区建设的双重目标，政府能力有限性和社会资本的下降或丧失并不仅仅存在于城市社区，乡村社区与城乡边缘社区也同样存在这个问题。因此，实现善治与社会资本重建是整个国家的一种战略性政策（注：赵孟营、王思斌：《走向善治与重建社会资本》，《江苏社会科学》2001年第4期。）。城中村社区因为都市村社型共同体的存在，是社会资本相对丰盛的所在。虽然，社区的城市化与市场化瓦解了部分社会资本，但它也继承、创造或者强化了一些社会资本，特别是利益关联性的社会资本。如果在进一步的社会资本增值路径中实现社区治理优化，更会显示出共同体组织网络的重要性。

显然，经济关联型与拟家族化结合的社区权力运作， 其有效性与合理性都深深地存在于这个具有经济实力与历史文化根基的共同体中。社区公共经济与本土性资源基础上构筑的社区治理模式，在特殊城市社区找到了赖以安身立命的秩序法则；它在大量分担政府治理成本的同时，还能够在这块弹丸之地准备着完全融化于城市的种种条件。需要说明的是，这种社区治理模式本身会有它内在的一些问题：有些是固有的，有些是派生的。这种成长于大都市里的特殊社区毕竟不是孤岛，都市脉搏的每一次跳动都会给它带来深深的颤动。石牌村的权力与秩序结构随时面临着挑战，对挑战的应对也正是这个过渡性社区权力与秩序格局的自我进化过程。

（三）走向现代的生活方式与文明的建构

在厚实的社区公共经济与独特的治理模式基础上组织起来的都市村社型共同体，在非农化农民群体对于城市生活的适应中到底有什么作用？

文化人类学研究显示，关系网络不仅涉及工具理性与理性计算，也涉及社会性、道德、意向和个人感情；它既是权力游戏，又是一种生活方式。（注：阎云翔：《礼物的流动——一个中国村庄中的互惠原则与社会网络》，李放春、刘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85页。）共同体生活中，隐含与依附的、已经存在的与还在“生成”的内在质素，随时都能够被发掘出来，并派上实际用场。这些早已结束传统农业生产、往往又被现代市场竞争排斥于就业边缘地带的人们，如何找寻富有意义的闲暇生活，在其行动体系中凸现出重要性。而在这一行动特点的凸显化过程中，历史累积中形成的潜在资源，随时随处都可能成为可以借助的现实资源。宗族性联谊是城中村异常活跃的民间活动，在参加祭祖典礼、观赏庄稼长势、共述两地情缘的交流中，在类似这些血缘和历史情缘的联系中，所实现的不仅是历史的延伸，而且还在实现着城市化、市场化中人们的心理认同与社会认同，以及社会视野与社会关系的扩展。从派生出的少量经济活动中还可以看到，历史与现实的融合能够嫁接出现代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崭新生长点。

现代文明生活核心的理性精神与文明生活方式的培养，同样发挥着特有的作用。因为共同体组织的存续，农民在城市化过程中急需的现代文明与理性化精神，才有条件以组织化与群体化的方式传播并被农民接受。实际上，无论是天河区发起的村民素质教育，还是广州市推行的殡葬改革、居民普法教育等活动，主要都是通过共同体组织的力量和网络得以实施和实现的。其中，村民素质教育推行的力度大，持续的时间也长。1999年3月，石牌村根据区委区政府文件，制定了村民素质教育方案，并以公司董事长挂帅方式成立了村民素质教育领导小组，分批对村里16—40岁的中青年村民进行全面综合素质培训。培训内容包括文化基础课、法制教育课与专业技术课，经费统一由三骏公司负担。为保证正常的教学秩序，公司制定了一系列与经济奖惩相联系的制度规定。许多参加学习的学员都顺利通过学习。不管这种形式的素质教育有何局限，在让村民转化为真正市民的素质训练中，它都具有独到的效果。

都市村社型共同体由于特定的社区背景， 其经济社会结构已经全面地渗透经济理性的价值观念；同时，它还拥有传统村社价值合理性的深刻土壤。两者共存共融，使得它在马克斯韦伯的工具理性与实质理性的紧张关系中、在两者的博弈中能够达到相对“中庸”的境界。该境界无疑为这一时期人们的生活方式注入崭新因素，同时又存留了满足心理认同的原生文化因素。许多人承认，迈入城中村以后，生活状态尽管有它的不足之处，但生活质量却实现了历史性的飞跃，这是社区发展史上的黄金时代。在城市化过程中，他们还能保持传统社会文化网络，这是这一时期能够贴上“黄金”称谓的重要原由。日本学者内山雅生指出：“那些过去的惯行的继续存在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农民生活本身是依存于农村社会的各种关系中的。”（注：转引自李江涛、吴重庆《村委会选举与乡村社会的自组织资源》，《中国农村研究》2001年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161页。）

学者在广州都市村庄南景村的调查中也同样发现， 生活在都市中的原住南景村民没有产生如台湾都会区原住民的自卑感、精神的失落和内心的郁闷，没有造成文化弥合中的深度困扰，而是在不同层次上划定着认同的边界，在村庄的认同中，分享着组织化的管理与经济利益；在地缘、血缘与历史文化的认同中，寻找着往日的亲情、友情与社会心理的满足（注：孙庆忠：《都市村庄——广州南景村的人类学追踪研究》，中山大学2001年博士学位论文（未刊稿），第115页。）。它在与都市文化的交流中，维系着一些固有的行动方式与交际网络，同时又在建构着新型的社会关系与价值观念。城市化的深化过程也是两种文化先糅合继而又逐渐疏离的过程，由此没有形成激烈的社会心理与文化冲突。

弗朗西斯福山认为，社会资本带来的好处远远超越经济领域， 对于创立一个健康的文明社会与社区至关重要（注：福山：《大分裂：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的重建》，刘榜离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20页。）。这一具有社会资本性质的组织化共同体，在社区可持续性的经济利益创造之中，在获得认同的社区治理模式建构之中，在适应城市化与满足本体需求的生活方式选择之中，均具有决定性作用。因此，它是实现农民城市化利益最大化的独特场域与“新型社会空间”。 　四、关于都市村社共同体的进一步阐释及政策性思考

经典的“理想型”范畴中，滕尼斯（Tonnies，F）区分了乡土社会与法理社会，认为前者是简单小型的社区社会，后者则是复杂大型的个人取向型社会；迪尔凯姆（Durkheim，E）区分了机械团结社会与有机团结社会，认为前者是“集体意识”基础上联结起来的共同体，后者则是复杂分工基础上联结起来的共同体；雷菲尔德（Refield，R）区分了俗民社会与都市社会，认为前者以传统规范、全面人际关系互动为特征，后者则以多元化价值观与片面人际互动为标志。纵观这些城市化与社会变迁的二元分类法与解释范畴，村落与城市都各自拥有一套规范与文化意义系统，它们是如此不同乃至相互排斥着；因此，若以这种分类视角看，村落终结型的变迁是颠覆性的一种社会变迁。然而，在转型得以发生的并非“理想型”的具体情境中，后生文化形态总会拥有前者文化形态的沉淀。在城市特质与农村特质、传统性与现代性之间，如果有使过渡平缓发生的场所，那么，巨大的差异与冲突就能够消融于逐渐的演变之中。都市村社型共同体恰好为这样的转变搭起了一个时空“平台”。

因为都市村社型共同体的生成和它所发挥的作用，在由“村”向“城”的转化中，石牌村并没有采用以“城”去同化“乡”的方式，而是采用以村社型共同体的组织架构和本土化的资源去吸纳“城”、实现与大都市融合的路径。此种转型没有根本意义上的组织重组，无论是向城市社区组织转型的居委化，还是向现代经济组织转型的公司化，都是寄居于本土组织的。令人关注的是政府力量对这种方式的介入。石牌村改制五年后的居委会换届选举，街道仍然下文让三骏公司去做，类似这样的事例还有许多。这里反映出一个深刻的矛盾：一方面最贴近民间的基层政府部门常常体会到借助本土力量进入工作的便利，因而在实际工作中，会通过各种途径有意识地保护这种力量，如三骏集团公司的董事长还曾一度兼任街道党委副书记；另一方面，上级政府出于更具普遍意义的理念，以及对本土性力量感知的弱化，更倾向强化政府本位的权力，由此招致文本制度与实际工作的矛盾。

这一转型表明了村社型共同体组织及其本土化资源对农民城市化的意义。 因为这些本土性资源是寄居在共同体组织网络之中的，因此，共同体组织便成为“小传统”依附并发挥作用的社会场域，该组织本身也成为最重要的本土资源。通常，具有弱“势能”特质的社会群体与文化是以自己的“小传统”为“桥梁”，进入或者融化到具有强“势能”特质的“大传统”中去的。而农民是通过他们的“小传统”进入到“大传统”中去的（注：米格代尔：《农民、政治与革命——第三世界政治与社会变革的压力》，李玉琪、袁宁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第15页。）。在这个意义上，都市村社型共同体是特定“农民”群体城市化的实质性依托。

学者指出，应该对我们的现代化理论、现代化策略与政策进行深刻反省， 发挥与发掘诸如宗族、宗教与习惯法等传统资源在社会与社区发展中的作用；即使一些“社区记忆受到市场化与现代化冲击会趋向弱化，但在短期内，它仍然与地域传统文化和其他一些特殊原因密切联系在一起，与市场化程度不可化约”（注：贺雪峰、仝志辉：《论村庄社会关联》，《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学者甚至一致认为，“小传统”中的不少因素都可以发挥社会资本的效用，因为，社会资本的特征是“为结构内部的个人行动提供便利”，而“社会资本是生产性的，是否拥有社会资本，决定了人们是否可以实现某些既定目标”（注：科尔曼：《社会理论的基础》，邓方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354页。）。对于农民这一在整体社会结构中最为弱势的社会群体，动员与利用自身具有的社会资源更是他们走向城市社会生活的有效的与便捷的路径。

都市村社共同体是群体成员可以借助的惟一重要社会资源。 在城市强势力量的“围攻”下，脱胎于农民、又不得不进入城市生活的城中村民普遍一无技术、二无文化、三无特殊优势，是城市生活中最缺乏竞争能力的群体。目前中国还没有建立起规范化的弱者保护机制，这些人的诉求与利益随时都有可能遭到忽视。由于都市村社共同体具有长期正式组织的合法性，同时又根植于农民的历史文化以及种种正式与非正式的关系与制度，所以，这类共同体拥有实现这一群体需要的不可替代的能力与潜力。

事实上，村社共同体借助自身的组织化机制， 建立了应对城市“围攻”的适应性经济模式、治理方式与生活方式。在此，因为已有组织化网络的存续，所以大小“传统”才有机会进行多层面的交流。在这里，发现以下情况并不意外，即城中村民在拥有一份衣食无忧生活的同时，还能以自己的方式分享、编写民间社会的历史文化，实现着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并因此没有产生进入城市生活的严重困扰与大规模的失范行为，没有陷入城市生活与社会心理的双重“边缘化”状态。这与许多征地转居后陷入“社会排斥”与“社会边缘化”的农民不同。

篇7

__，男，汉族，19__年5月生人，大专学历，__区__街道__社区党委书记，中级社工师，第七期全国社会工作（实务）督导班学员。__同志连续30年从事村居（社区）社会工作，担任村居书记以来，在农村城市化改造、城市社区建设、社区社会治理、专业社会工作等方面大胆实践，把__社区打造成了“全国社区服务先进单位、全国暖心工程先进服务站、省级文明单位”。__也荣获“全国社区社会工作之星、__市劳动模范、__省敬老模范个人、富民兴__劳动奖章、感动__百佳先模人物”等荣誉。并在国家级刊物《社区》、《__日报农村版》等报刊稿件多篇，多次为全国各地社区干部培训班介绍经验做法。其工作做法《__的治村宝典》刊发在2014年12月1日《__日报》，区委书记李辉做了专门点评。

近年来，__运用社区发展模式，带领__社区先后完成了“城中村改造、集体资产管理体制改造、村改居”三项改革，实现了“平房变楼房、村民变股东、农民变市民、村庄变社区”。建成了5300平方米的社区服务中心、10500平方米的养老中心、500平方米的社区卫生服务站以及社区幼儿园、四点半学校、老年大学等。在城中村改造中引入低碳节能技术和智慧服务技术，在社区服务和社会治理中运用“互联网+”概念，建设了集社区政务、物业服务、在线商城于一体的智慧社区o2o服务平台——欧乐生活，并将服务触角延伸到了__区所有社区，2016年被评为__省绿色住区示范项目。

以社区为平台、社会组织为载体、社会工作专业人才为支撑、社区志愿者为补充，开展“四社联动”工作。注册成立了“一家亲社会组织培育中心”，并将社区内的23个社会组织组建了“阳光文化社”、“德馨教育社”“康乐生活社”、“夕阳关爱服务社”、“志愿服务社”五个社团；带头参加并鼓励社区工作者参加社会工作师考试，社区已有持证社工9名，占社区工作人员的75%，持证率位列全市前茅；建设了“爱之家志愿者服务站”，建立社工带义工制度，常年开展志愿服务活动和专业社工工作。先后开展了心理介入、困难帮扶等个案工作三十余个，开展书画、微机、戏剧、健康支持、小学生兴趣等小组工作二十余个，开展暖心工程、社区养老、智慧服务等社区工作近十个。在社区服务中探索了“党建区域化、管理网格化、工作标准化、服务信息化、协商多元化”五化模式，提升了服务效率和服务质量。

2014年建成了规划床位300张的金色阳光养老服务中心，配套社区医疗机构，实现医养结合，现已入住全托老人142位；开展文化养老，开办社区老年大学，现有学员230余名；2015年建成了“好孝心中老年生活馆”；2016年结合欧乐生活智慧服务平台开发社区智慧养老服务等。初步形成了集机构养老、日间照料、居家养老于一体的社区养老服务体系，打造__社区养老服务第一品牌。

篇8

【关键词】元治理；政府主导；社区自组织

一、元治理理论与政府主导型社区治理

元治理理论的提出是基于如何克服治理的失效、如何使治理更加有效的问题上而提出的。治理理论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对于“治理”的概念有很多界定，治理理论的创始人之一罗西瑙指出：“治理指的是一种由共同的目标支持的活动，这些活动的主体未必是政府，也无须依靠国家的强制力量来实现。”治理理论向人们提出了一种新的公共管理理论视角：即在国家和市场之外，政府可以将原先由它独自承担的责任转移给公民社会，政府不再是唯一的主体，而是提倡“多中心”的治理模式。但是，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治理也出现了失效的情况，公民社会没有很好的发挥其作用，或是在某些方面显得力不从心。于是，许多学者致力于完善治理理论的缺陷，比较有名的是英国政治理论家鲍勃·杰索普提出的“元治理”理论。对于“元治理”，杰普索指出：“它承担的是设计机构制度、提出远景设想，它们不仅促进各个领域的自组织，而且还能使各式各样自组织安排的不同目标、空间和时间尺度、行动以及后果等相协调。”

元治理认为，在多元的治理体系中，国家要承担起协调不同组织和力量的责任。在制度上提供各种机制，促使各有关组织和力量达成相互依存的关系。在战略上，促使他们达成共同的目标。因此，元治理的本质是在政府的良好安排和指导下，形成良好的社会管理机制。在元治理理论中，国家发挥着多方面的重要作用：（1）作为组织各方利益进行谈判的组织者。（2）保证社会自组织实现某种程度团结的机构。（3）作为社会治理规则的制定者，并保证各组织遵循各项规章制度，（4）在社会自组织出现失效的情况下，进行有效的补救措施。

政府主导型社区治理是我国普遍应用的一种治理模式，这与我国的国情密不可分。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国有企业改制、政府机构改革、城市化进程开始加快等使街居制度开始解体和衰败。同时，流动人口的急剧膨胀给城市管理带来了许多问题。这对基层社区的管理、服务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妥善处理好这些问题，需要依靠社区治理的实现，依靠大家的力量共同建设自己生活的社区。当前，我国社区中存在着社区法律法规不完善、社区自组织发展不成熟、社区服务设施不完备，同时缺乏推动社区治理和自组织发展的相关理论研究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社区自身无法解决，故需要政府的推动。元治理理论中让政府成为“随着网络、合伙组织以及其它经济和政治治理模式的扩大，官方机构最好也不过是同辈中的长者”的观点值得我们借鉴思考。笔者认为，政府主导型社区治理并不是将政府放在首要的中心地位，而是宏观上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微观上鼓励社区自组织和居民参与到社区治理中去，政府要协调好社区自组织、居民之间的利益关系。

二、政府主导型社区治理的应用及困境

政府在社区中的工作主要体现在统筹规划、资金支持、法律保障、协调利益、参与宣传等方面。首先，社区资源的合理配置、社区经济文化的发展都离不开政府的统筹规划，只有政府，才能站在全局的角度长远的为社区发展谋求最大的利益。其次，近年来，国家加大了对基层社区建设的力度并投入了许多资金，依靠政府的资金支持，社区配套设施不断完善，社区环境不断改善，社区建设稳步前进。第三，政府通过依靠行政、经济、教育等手段，能够有效约束社区中违法乱纪的行为，保正社区内治安环境的良好。第四，在社区范围内，政府通过对各部门的管理，对社区自组织的引导，协调各个方面的利益关系。最后，政府通过利用强有力的组织能力，有效鼓励居民参与社区生活。

社区的治理离不开政府的“掌舵”，更离不开社区自组织的“划桨”。在政府主导型社区中居民参与和社区自组织的发展也非常的重要。社区自组织包括社区居民委员会、业主委员会、社区中介组织。社区居民委员会是我国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建设的基层性群众自治组织。居民委员会的工作主要包括计划生育、福利民政、治安保卫、人民调解、社区公共卫生、青少年教育等。它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居民管理社区公共事务的意愿。通过社区居委会居民可以充分的表达自己的诉求，政府也可以通过居委会倾听来自群众的意见。社区业主委员会是社区内居民为了维护自己的私人利益和不断提高社区的居住质量，自发的组织起来向社会各方反应业主的意见和要求，并监督物业管理公司运作的民间组织。通过业主委员会，居民有效的参与到了与自己息息相关的社区生活中去，更好的维护了自己切身的利益。在社区内，还存在着充当居民与居民之间、居民与政府之间、以及居民与社会之间的中介和桥梁的组织。包括一些行业协会，比如法律援助中心，环境保护协会等。也包括舞蹈队、读书会等一些没有专业技能的组织。这些组织不仅丰富了居民的日常生活，同时在居民遇到困难时能够提供专业的帮助。但同时，政府主导型社区治理也存在着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政府在社区治理中权力过大，管理的事情过于宽泛，成为全能的“管家婆”

政府肩负过于沉重的责任，难免在工作中会或多或少的出现问题。比如在政府社区工作会强调了经济的发展、怎样更加完善社区的硬件设施，却忽略了社区内教育、卫生等方面的发展。政府组织及其派出机构作为社区治理的唯一主体现象依然存在，社区治理方式还是以行政管理手段为主，这种管理方式从现在来看积极有效，但随着社会的进步，就不再适应社会发展的潮流了。

（二）社区自组织在社区生活中发挥的作用有限，在社区生活中缺乏活力

社区居委会原本是基层群众的自治组织，政府跟社区居委会是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但是在现实生活中，社区居委会的成立完全是在政府的运作下产生。政府掌握着居委会的经济来源、给居委会下派工作、并决定着居委会干部的任免。社区居委会的职能被扭曲，由为社区居民服务的组织成为政府组织伸出来的“腿”。由于居民对业主委员会的程序不熟悉，对其职责功能不了解，同时居民之间缺少沟通交流，所以业主委员会的工作很难展开。社区中介组织规模小，力量薄弱，它们开展工作都是在居委会安排下，大部分都是被动参与。

（三）“街居制”虽然在我国已经逐步消失，但是人们的观念思想还没有完全转变

社区居民过多的依赖政府组织，与此同时，社区居委会的行政化使得与居民参与的预期不相符合。有些时候，居民在参与社区事务中时会发现一些事情政府实际已经安排好了，从而严重影响了居民的参与热情。同时居民参与渠道较为单一。

三、元治理视域下完善政府主导型社区治理的策略

（一）转变政府职能，要“恰到好处”的行使政府手中的权力

转变政府职能并不意味着简单削弱政府在社区工作中的权力、缩小政府的管理范围。相反而是要求政府做到该管的管，不该管的不管，政府需要从繁琐的社区事务中解脱出来。除了承担一些非他承担不可的公共事务，比如社区治安、公民教育、计划生育等。在此之外应该将注意力放在从宏观上把握社区治理中去。这就要求政府从过去所有者、计划者的身份中退出来，加强对“公共物品”管理的供给。转变政府与社区居委会的关系，强化社区居委会的自治能力。从以前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向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转变。将社区居委会去行政化，合理界定社区居委会的工作性质以及应该承担的工作内容，居委会不应该承担由上级政府分派的任务，而是面向社区居民服务。完善社区居委会的选举和任免制度，居委会干部的选举与任免不是由上级政府决定而是做到真正由社区居民决定。社区居委会的工作首先要面向居民，而不是迎合政府，成为真正的向政府表达民意的基层群众自治组织。

（二）完善社区居民参与机制

首先要培育社区居民的参与意识，让居民从思想上消除传统“单位人”的观念，认识到社区居民参与的重要性，认识到维护自身权益和权利的必要性。政府要为社区居民参与提供广阔的平台，定期举办聊天会、宣讲会、听证会等。开展丰富多彩的社区活动，比如，老年大学、合唱队、健身队、志愿者协会等。居民通过参加这些活动，既陶冶了情操也增进了社区居民之间的交流，培养了居民之间相互信任的关系，增强社区凝聚力。二是加强社区内民主建设。在社区范围内实行普遍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有关社区的重大事项通过民主程序进行决策，通过宣传教育的手段不断培养居民的社区意识、民主意识。

（三）健全社区自组织

首先要理顺政府与社区自组织的关系，政府培育社区自组织并不是要从政府手中夺权，而是能够更好的为居民服务。利用社区自组织既可以有效率的完成工作又可以减少开支。社区自组织的发展既惠及了群众又方便了政府。政府可以利用手中的资源帮助社区自组织发展，培育社区自组织的独立性和自主性，社区中许多公共事务可以交由社区自组织去做，对社区自组织既要有管理职能也要有服务职能。同时政府也要引导社区自组织的自身建设，培养专业人才，加强从业人员的素质和能力。

（四）培育社区共同的利益

人们参加社区事务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维护自身的合法利益，受到自身利益的驱动。所以培育社区的共同利益，是促进居民参与、社区自组织蓬勃发展的根本动力。社区提供好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居民的满意度就高，就会自然的产生对社区的依恋感和归属感，随着时间的推移就会慢慢的把社区的事情当成自己的事情。

（五）建立健全相关法律制度

国家层面上，1989年我国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伴随着经济进步和社会发展，这部法律有许多地方需要进行修改。夏建中教授认为，这部法律限制了社区居委会自治功能的发挥，他认为修改后的“居委会组织法”表现是：第一，明确居委会地位和职能，党和国家不得以任何借口干预居委会工作；第二，修改和完善有关社区发展的法律规定和各项政策；第三，为社区居民自治提供制度上和法律上的保障。社区层面上，根据本社区的实际情况，制定社区居民公约和自治章程。社区居民公约规定社区居民应该遵守的行为规范和道德准则。社区自治章程涉及社区自治的原则，社区自组织产生、性质、职责、工作程序，居民代表的选举、罢免、居民的权利与义务等。它们从制度层面上为社区治理提供规范化保证。社区自组织方面，完善有关的法律法规，对社区自组织进行法制化管理，明确它们的法律地位，将它们的发展纳入到法治化的轨道。为社区自组织的发展提供良好的法律和制度环境。做到有法可依、违法必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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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张国庆.公共行政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2月第三版.

篇9

黄山市屯溪区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的现状

(一)城市概况

屯溪区地处皖南，是安徽省黄山市的市辖区、市政府所在地，是黄山市的政治、经济、文化与交通中心，也是著名的徽州文化的“集中地”和著名的旅游城市。面积约为2496km2，下辖4个街道办、5个镇，现居住人口约20万人。屯溪区属近年来伴随旅游业而发展起来的新兴城区，由于优越的自然与人文环境，其外来人口较多，人口异质性较强。同时盆地性的生态环境决定了其人口的分布与居住呈现出明显的区域性特征，中心城区人口集中，社区相对较多;周边城区人口分散，生活方式多样。一方面，黄山市屯溪区的人口规模、城市发展特点同大多数新兴城市一样，都是伴随改革开放与相关产业的发展而兴起，城市既现代又传统，城市社区大多属于依托房地产开发而产生的商品小区;另一方面，区域经济发展与居民生活方式改变所引发的文化娱乐、人际互动、生活服务等问题如何通过社区社会组织进行解决，这是很多中小城市面临的共性问题。由此可见，黄山市屯溪区所面临的问题在我国中小城市中具有一定的显著性与代表性，其社区社会组织的培育与发展亦对丰富社区社会组织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二)屯溪区社区社会组织的现状

根据笔者2011年对黄山市屯溪区所进行的社区社会组织调查，截至2011年12月底，全区通过民政部门登记备案的各种社会组织共有431家(政府性社会团体201家，民办非企业单位230家)。其中已登记备案的社区社会组织有6家，仅占全市社会组织总数的1．4%，主要涉及文化、教育、体育、社会安保、社区服务、志愿服务等领域。当然，调查中也可能存在着部分社区社会组织未在民政部门登记备案的情况。从社区社会组织的产生、运作过程来看，屯溪区社区社会组织表现出了较为明显的松散性、“草根性”和自发性特点。调查也发现在屯溪区社区社会组织中，社区社会组织规模有限，一般的组织人数基本上都在30人以下，组织形式也比较松散。其活动内容也集中在社区的文体活动上，对其他的活动涉及较少，活动方式较为单一。

(三)屯溪区社区社会组织发展存在的问题

客观地讲，目前屯溪区的社区社会组织在丰富社区居民文化活动、维持社会稳定等方面已经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这与社会对社区社会组织的需求与期望还存在较大的差距，无论是与西方发达国家社区比较，还是与国内大城市较为成熟的发展态势相比，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通过笔者的调查，其存在的主要问题:

1．组织资金普遍匮乏

资金来源与构成对社区社会组织的运作、价值发挥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社区社会组织要保持长久的生命力除应满足社会需求以外，更要有政府的支持与社会各界的关爱。一般来讲，社区社会组织的资金来源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政府政策或项目资助，二是募捐收入，三是会费和其他经营性收入。在调查过程中，社区组织成员反映最多的问题便是资金的缺乏，因为缺钱很多组织没坚持几年便解散了。例如在夕阳红志愿者协会，成员们数目相对较多，成员参加社会活动的积极性也很高，但是由于只有大型活动才可能有来自政府的部分赞助，平时进行的一些常规小型活动及成员的路费、杂项开销只能组织成员自行负担。这对一些退休干部来说不是什么问题，但相对收入较少的一部分组织成员如退休工人、低保户等来讲，这些零零碎碎的开销就是项负担。这直接影响了成员活动的积极性和组织进一步发展壮大。

2．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

有完善的、匹配的法规政策为社区社会组织保驾护航是其维持发展的重要前提。从目前我国关于社会组织的法律与政策框架来看，有关社区社会组织的法律还很缺乏，即便有，也存在着法律位阶不高、涵盖面不够、操作性不强且相关条款彼此缺乏衔接与协调等问题。而政策的善变性就更难为社区社会组织提供坚实的制度性保障。在培育社区社会组织的政策创新方面，经济发达的大城市相对视野更为长远，一般都将社区社会组织培育与发展的措施纳入城市社会改革规划之中。如北京市的《北京市“十二五”时期城乡社区服务工作行动方案》规划称，到“十二五”末，北京市将实现基本公共服务项目覆盖到所有城乡社区，社区社会组织将超过8000家。每个城乡社区至少拥有3个以上的社区社会组织，这一标准是目前的2．4倍。“大力培育城乡社区社会组织”，是《方案》中的主要内容之一。方案明确指出了社区社会组织的地位及建设目标，为北京市的社区社会组织进一步发展铺平了道路。［2］而类似屯溪区这样的中小城市由于自身的发展特点限定了其在追求经济增长的同时，可能同时面临多项改革压力。而传统的发展思路与执政理念亦决定了地方政府必将经济发展放在各项工作的首位，而比较容易忽视来自社会领域的改革，忽视对社区社会组织的培育与发展。因此，对于社区社会组织的建设缺少制度性支撑，这种局面不仅使社会组织的管理面临“无法可依”的尴尬，还可能造成少数社会组织的违法违规行为长期得不到及时惩处，社会组织成长和运营的环境受到污染。

3．组织规模小、类型单一

调查结果显示，在屯溪区已有社区社会组织中，正式注册登记的社区社会组织所占比重相当的小。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在我国注册社会组织本身难度就比较大，按照目前的社会组织登记管理制度，要想获得注册，除了要符合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机关登记规定的要素(如3万元以上的活动资金、同一行政区域内业务范围唯一)以外，还必须找到一个业务主管机构。而业务主管机构往往没有太多利益可图，却很可能面临未知的麻烦，显然，这个“婆婆”并不好找。致使大量社区社会组织游离于合法社团法人管理体制之外。没有了官方承认的正式身份，社区社会组织要开展活动就受到一定的限制，发展的规模也不好扩大。除组织规模不大，组织类型的单一化也是困扰中小城市社区社会组织的问题之一。在这里，组织大都集中在社区的文艺娱乐上，如艺术团、合唱队、舞蹈队等，除此之外，社区政府组织也更加倾向于扶持政治宣传类的组织。对于社区居民来说，政府及社区必要的指导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一旦未能把握指导的界限，很容易使其自主性、志愿性下降，而抹上了强烈的官办色彩。也间接造成了社区居民最需要的生活服务与维权服务类社区组织得不到政府的扶持。整个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处于一个比较尴尬的境地:一方面已有社区组织居民参与性不高，组织的独立性与自治性较低;另一方面，未有的组织社会需求却异常强劲，政府导向性明显。

4．建设模式不明确，管理人员素质不高

中小城市与大城市的不同特征，决定了其要探索一条符合自己实际的社区社会组织建设模式所遭遇的困难异乎寻常。然而，中小城市在此方面的经验积累相对不足，社区的建设者没有明确类型可以模仿遵从，虽然在实践中干出了一定成绩，但由于缺少理论支撑，社区社会组织的后期发展的智力支持问题仍然是困扰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的“硬伤”之一。从社区组织内部来讲，屯溪区从事社区组织管理工作的人员普遍存在学历偏低、工作能力不强、工作效率低等问题。且大多缺乏必要的专业知识，其工作方式往往以行政方法为主，缺乏灵活性和主动性，对于社区建设中出现的新问题不能够做到有效协调和处理。与此同时，社区工作任务繁杂，一些街道办事处、政府职能部门向社区社会组织下派许多行政性任务，致使社区社会组织的工作陷入了疲于应付、缺乏创新的境地。少的可怜的运转资金，连维持正常运转都比较困难，更无钱对提高人员的素质进行投资。

中小城市社区社会组织发展困境的问题诊断

(一)发达国家及部分社区社会组织发展较为成熟地区的经验

社区社会组织的培育与发展有一个基本前提，即社会结构必须给予社区组织以足够活动的社会空间与资源。政府应将部分社会责任开始下移至社会组织，并尝试采用购买服务的方式扶持培育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3］在资源提供、注册登记、税收、信贷、日常监管、资金扶持、购买服务等方面采取配套措施形成发展合力。一些发达国家(如美国、澳大利亚、新加坡)及社区社会组织发展较为成熟的地区(香港)等，在长期的社区实践过程中，探索与积累了一些较为完善的培育发展社区组织的政策与管理经验，［4］主要体现在:(1)认为应在国家“培育与监管并重”的总体发展思路基础上，有所侧重地选择适合地方特点的政策，努力营造有利于组织发展的政策大环境。(2)建立比较完善的社区社会组织行政管理体系，将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管理纳入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并结合社区需要与实际，制定社区社会组织发展规划。［5］(3)改革社区组织的登记管理方式方法、降低登记门槛，放宽登记条件，简化登记程序，对社区社会组织全面实行登记备案制度，推广社区社会组织登记、备案的双轨管理体制。［6］

(二)中小城市社区社会组织发展困境的问题诊断

与发达国家和发达城市发展社区社会组织的经验、模式比较，中小城市社区社会组织的培育发展既面临着一些共性问题，诸如资金、管理体制、组织架构、服务定位等，又有着自身的特殊性。诸如公民社会发育迟缓，社会资金薄弱等困难，也有着新建社区历史包袱轻、社会领域改革压力与阻力相对较小、政府购买服务成本小、居民参与社区事务积极性较高、地域文化特色明显等有利因素。如何立足当地实际，将有利因素转化为现实发展动力的条件与机制，这将是破解中小城市社区社会组织发展困境的突破口。

中小城市社区社会组织培育与发展的对策

(一)健全与完善扶持城市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的政策法律环境中小城市社区社会组织的培育发展离不开良好的政策与法律环境。国家应在“扶持性培育与引导性发展相结合”的总体发展思路基础上，有所侧重地选择适合地方特点的政策，优先突出培育政策在中小城市社区社会组织的可能性与必要性，努力营造有利于组织发展的政策大环境。对诸如目前社区社会组织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经费短缺、资金获取能力严重不足等问题，应从制度创新上寻求解决的思路。(1)完善社区社会组织行政管理体系，将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管理纳入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设立社区社会服务中心，实行政府指导下的分类管理。明确社会组织的发展方向，优化组织的布局。对于社区居民有迫切需求的社区社会组织予以重点扶持，形成结构合理的社区社会组织结构。［7］(2)对现行社区社会组织的法律体系进行完善，诸如改革社区组织的登记管理方式方法。另外，法律应明确国家对社区社会组织在资金扶持、购买服务等方面有关的优惠政策问题，使之扶持资助制度化、法律化。可以尝试对一些社区组织发展中的瓶颈问题大胆突破，先行先试。

(二)中小城市社区社会组织的培育发展需进行一定的“组织孵化”

由于中小城市社区社会组织发育尚缺乏独立成长及应对外界变化的能力，因此需要对其进行一定的扶持与孵化。包括资源提供、实施政府购买与补贴社区服务、扶持社区组织发展等内容。探索适合地方特点的“社区社会组织培育机制”。充分利用与整合政府、地方高校、社会组织团体、企业等各层面的资源与优势，形成多方良性互动。各中小城市可以“宜居城市”创建等活动为抓手，积极探索“组织孵化”的模式与机制，并提出完善政府职能转移与购买服务、部门对口培育、社区牵头组织、居民广泛参与的培育发展机制。加大社区社会组织孵化基地建设，对孵化培育的具体形式、路径和措施进行深入思考。积极探索吸引更多的社会资本与人员参与社区发展急需的、能切实解决社区居民生活困难、可提供优质专业服务的各类社区社会组织。［8］

(三)加强组织自身的能力建设与发展创新

针对社区社会组织发展运作过程中暴露出的问题，要重点围绕“五自”，切实加强社区社会组织的组织能力建设与制度建设，提高社区社会组织的综合素质和社会服务能力，创新相关管理制度。(1)进一步完善社区社会组织的法人治理结构。建立健全以章程为核心的各项规章制度，提高组织运作透明度。(2)对于社区组织中的公益性社会组织，应加大政府财政补贴以保证社区社会组织非营利性，健全财务会计制度。尤其对接受社会捐赠的建立公示制度，加强社会监督。(3)以开展诚信与自律建设活动为契机，促进社区社会组织自律机制的形成，建立相应的约束惩罚机制。(4)提高从业人员素质，吸收相关专业优秀大学生从事社区社会组织活动，建立健全人才激励机制，加大人员的培训力度，不断提高服务居民的能力与水平。

(四)探索中小城市社区社会组织培育的新模式

社区社会组织的培育应根据不同的社区特点，立足地方，因地制宜地提出“一社区一品牌”的发展战略，积极打造各自社区组织建设品牌。创新社区社会组织成长机制，为社区居民打造“有事不出社区”的“15分钟快捷服务圈”。根据社会特点与类型:一是在农村社区中构建“中介型”社区社会组织。针对农民需要，形成“中介型”的社区服务中心。二是在城市社区建立“型”社会组织。主要承接由政府下派的各种行政服务和满足居民需求的便民服务等。三是在村改居型社区中构建“综合型”社区社会组织。可在村改居型社区建立类似公共事务管理协会这样的“综合型”组织，下设各类服务中心，如行政服务中心、物业服务中心、便民服务中心，承担社区居民各类服务需求。(1)结合地方文化，对有助于社区社会组织培育与发展的文化因子进行大力扶持与宣传。诸如地方文化中的“互助组”“村社”等概念赋予新的时代内容。(2)以满足社区居民需要为基础，将大力扶持“枢纽型”社会组织与“草根”社会组织相结合。寓管理于服务，给社区社会组织“松绑”，释放出社区社会组织的活力。重点培育发展以下几个领域的社区民间组织，诸如文化体育类、就业服务类、社会事务类、社区维权类、公共服务类等，切实解决社区居民的困难。(3)弘扬志愿者精神，不失时机地创造就业机会。发挥学生与老人参与社区组织建设与管理的积极性，使年轻人在志愿服务过程中实现就业，使老年人在志愿服务活动中收获健康与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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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政府购买服务，居家养老服务评估

中图分类号：D669.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5）15-0167-01

当今社会，家庭功能日益弱化，子女无法承担起传统的抚养老人的义务。社区作为居家养老的主要承接机构，直接为老人提供养老服务。由此建立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评估体系，可以保障承接服务质量，使老人真正享受到社会福利。

1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评估支撑理论

理论差异性上，首先，从服务管理角度出发。章晓懿、梅强（2012）提出运用新公共管理理论其次，从服务质量角度出发，章晓懿，刘帮成 （2011）提出“根据客户服务的差异的客户对服务质量的认可与服务期待感与实际接受之间相差度”结论。陈竞，文旋（2014）提出构建和谐的服务供需关系，打造稳定的口碑网的概念。相比之下，前者客观公正，后者从二者关系出发，减少了评估的实际实施过程中矛盾的发生。最后，从服务时间角度出发，孙文灿（2013）提出评估时间理论。同人同地不同时的评估，分为准入评估和延续评估。

评估技术上，针对评估数据复杂的逻辑关系，刘晶（2005）提出数量化评估。赛明明（2013）提出网络化治理评估。在评估执行时，增加被评估人的选择机会。相比之下，后者通过管理技能和先进的数字化沟通使处于网络中的政府部门，私人组织及社会团体高效合作。

2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评估实践经验

资金需求上，资金投入是所有居家养老服务机构是否能实现正常运营的保障。现今，政府资金投入的不足。学者建议，首先，机构开办前，孙慧峰（2010）建议政府依据机构规模给予资金作为开办鼓励，并优惠税金、生活费用。然后，服务提供中，董红亚（2014）建议制定补贴顺序及标准进行依分级补助。最后，胡光景（2012）建议评估后，实行资金奖惩，鼓励先进，督促落后，并二次验收。此方法实现优胜略汰，激励机制，机构间的竞争使居家养老服务机构进步的更快。

另外，赛明明（2013）更建议采用网络化治理模型进行资金评估。共分为三层。筛选非盈利组织；政府出台正式的招标、评标文件；政府依据业绩考核，决定奖惩和是否续约。

服务的科学性上，服务评估方式上，第一，评估问题设计时，章晓懿，刘帮成 （2011），设计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质量评估维度。第二，评估执行时，江海霞，陈 雷（2010）提出根据分数设定服务，以确定机构和从业人员合格率。

此外，对评估者评估过程的监管必不可少。杨金志，万一，刘元旭（2006）建议应完善监督机制江海霞，陈 雷（2010）建议可以建立专门的评估机构进行评估，以此来降低评估过程中出现的徇私，片面性等现象。

综述所述，无论是哪一方面的评估，总结关键经验教训，避免受制于各自的主体利益和行动者的有限理性甚至非理性因素，避免许多地方做法各异，各自为政，产生许多冲突。

3 居家养老服务评估可持续发展

保障机制上，首先，杨春华（2009）提出“标准化”概念。其次，姚轶蓝（2014）提出四大标准化保障工作点：确保财政支撑；政府落实补贴、激励政策；加强评估执行者的职业化素养；评估流程标准化。最后，陈竞，文旋（2014）以资金保障标准化为例，提出政企共建，扩大服务资金来源。

方法创新上，孙泽宇（2007）提出，在建立结果导向评估，同江海霞，陈雷（2010）所述，政府开设监督管理和投诉受理部门并追究责任，让服务接受者运用法律手段维护权益。章晓懿，刘帮成 （2011）构建服务质量模型。然而此方法对服务提供者的评估标准较笼统，缺少可操作性，未能做到因地制宜，维度统筹。

国内外学者思考以“服务提供方为受众”进行评估创新时，国内学者更倾向于条理性。孙慧峰（2010）把评估过程分为三个步骤：服务前，服务中，事后。运用政府全程监管，避免虎头蛇尾。陈竞，文旋（2014）创新提出社会与义工联动理论。

国外学者倾向于整体性，建议将各个评价要点汇总成网络。如Winglam W.L. （2009）介绍香港居家养老社会服务创新点：鼓励社会组织之间合作，营造竞争间合作机制这些方法不仅提高了被评估者积极性，更有助于提高评估结果的可靠性科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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