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社会治理体系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基层社会治理体系，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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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基层社会管理；关键绩效指标；层次分析法

[DOI]10.13939/ki.zgsc.2016.35.060

1 前 言

党的十报告提出，要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改进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方式，加强基层社会管理和服务体系建设。目前，我国基层社会管理中不和谐、不平衡问题不断涌现，如基层社会管理职能转变滞后、主体结构单一、机制创新不深入、方式方法不当等。绩效评价不力正是导致诸多困境存在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推动基层社会管理职能创新，必须构建科学的绩效评价体系。

2 基层社会管理关键绩效指标体系的基本内容

借鉴国内外已有研究成果，客观体现基层社会管理绩效的内涵特征与构成，依据科学性、系统性、可操作性、导向性等原则，从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构建基层社会管理关键绩效指标体系。客观方面主要通过统计年鉴、统计报表和相关的事实资料获得所需数据，通过实证研究得到绩效评价结果；主观方面主要通过满意度调查了解公众对基层社会管理绩效的满意度。

应用模糊数学隶属度分析方法对主客观关键绩效指标进行初步筛选，然后通过SPSS19.0对其进行相关分析、信度和效度检验，最终，得到基层社会管理关键绩效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

3 运用层次分析法确定基层社会管理关键绩效指标的权重

层次分析法（AHP）是运用多因素分级处理来确定指标权重的一种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决策方法。[1]

（1）建立层次结构。在明确了基层社会管理关键绩效指标体系的层次及各层级之间的关系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由目标层（提升基层社会管理绩效）、维度层、因素层和指标层组成的层次模型（各级指标如表1所示）。

（2）构建判断矩阵并赋值。运用德尔菲法，请各位专家对各层次每个元素的重要性程度按“1-9标度法”进行赋值，并经过多次修正反馈，得到最终结论。赋值时，一定要结合当前基层社会管理状况，对于提升基层社会管理绩效这一战略目标影响较大的指标，应当增加其赋值。

（3）层次单排序与一致性检验。层次单排序是确定各元素对上级元素影响程度的过程。

举例说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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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创新；社会治理

一、对社会治理的概念和内涵的认识

党的十以来，就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在这样的基础上，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崭新概念和重大任务。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社区治理是社会治理的一个基层单元，是社会治理的工作重点。国家治理必须突出民主与法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市场、法治社会、法治公民一体化建设。

在我国，社会治理就是指在执政党领导下，吸收政府、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社区以及个人等多方面社会治理主体参与，通过多种管理手段和方法，依法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规范和管理的过程。按照十报告，我国的社会治理是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总体格局下运行，努力形成党政善治、社会共治、基层自治的社会治理良好局面。

二、我国创新社会治理中存在的基本问题

（一）基层社会治理行政化、机关化现象严重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口流动性增强，“单位人”大量地转变为“社会人”，社区成为我国社会服务和治理的新载体。然而，事实上我国社会管理整个体系中，行政部门的职能并未削弱，甚至呈现相反的倾向，在政府的职能没有彻底转变的情况下，政府的职能部门仍将社区居民委员会当成是基层行政部门，他们承担着大量的社会和行政事务，社区居委会全部工作几乎都要接受上级党委、政府等各部门的监督和考核。

（二）基层社会治理忽视了社会组织的作用

社会治理的改革创新需要我们继续协调社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充分释放社会发展的活力。社会力量和社会组织的成长与兴盛是社会前进源源不断的动力，更是基层自治最直观的表现。从社会协同方面来分析，我国的社会力量还没有被充分地组织起来。随着当前我们国家的社会结构和利益主体的多元化不断发展，不同的社会组织与社会力量所代表的是利益诉求，不同的主体就有了表达利益诉求的渠道和途径，这样会有效的在社会矛盾转化为政治矛盾之前，通过诉求的合理表达以及协商的方式将矛盾化解，面对不同群体日益不断增长的物质与文化公共需求，不同的社会组织可以满足不同群体的不同需要。但是，基层组织结构过分行政化、机关化抑制了基层社会力量与社会组织的生长和壮大，进而影响到基层社会组织服务和治理职能的发挥。

（三）基层社会治理所需财政资金的投入不足导致基层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不完善

健全的基层服务体系必然包括政府、市场、基层自治三方服务体系，基层公共服务供给“往往不能适应群众不断增长的需求”。基层公共服务配套设施在覆盖率和供给上依然处于老旧和供不应求状态，很大程度上不能满足居民的需要，基层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不完善的最直接原因是财政资金的不足。

（四）基层社会治理缺乏相关的法律支持

十的报告中明确指出，法律是社会管理最根本保障。然而，过去的很长时间里，我国在社会管理的途径和方式总体相对单一，很多时候采取的是强制性手段和行政性手段来解决问题和矛盾，忽视法律规章制度的建设。目前，我国正处于加快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相应的法律法规并没有及时作出对应的改变，在很大程度上束缚了创新社会治理的发展进程。

三、新形式下创新社会治理的对策、建议

（一）社会化运营

在发展基层社会组织时，要有效利用社会力量，使得社会上的资源得到较好利用，形成多方参与的良好局面，从而建立起良好的共建机制、协调机制和市场机制。既要发挥出市场在优化资源配置和加速要素流动上的作用，同时还要发挥出政府的服务作用，通过合理的税收政策和激励政策，有效利用社会性资源，让更多的企业、组织和社会力量参与到社会治理中去。

（二）组织化拉动

探索组织服务组织的工作模式。要对社区内的高端公益事业性组织机构和基础性组织机构进行必要扶植，常见的有社区组织发展中心、社区公益事业发展中心等，让这些组织的作用得到更好的发挥，特别是在策划公益事业、扶助社区组织和培训相关负责人等方面有明显的效果。要号召社会组织通过建立起公益组织孵化器的方式，给被孵化的社区组织提供必要的创业资源，帮助社区创立的公益组织更好地成长起来。

（三）多元化发展

社会组织服务要适应多元化的趋势，建立更多的社会组织类型，以此满足不同阶层居民对多元化生活的需要，从而让更多的居民参与到社会组织建设中去，真正把社区当成“家”。此外，还要加强社会组织之间的合作和联系。社区在发展社会组织时，要通盘考虑，突出重点，推动社区治理向多元化方向发展。社区内的社会组织要有“走出去”眼光，加强与其它社区的交流学习，让活动样式更加丰富，同时为广大居民参与活动搭建更大的平台，让社会融合力和多元发展格局得到有效拓展，让社区居民更好地融入社会。

（四）法制化监管

建立与社区组织发展相适应的法规制度体系，并加大和推进法制化建设的落实力度，营造良好的法律环境和政策环境。对社会组织的登记注册制度进行改善，帮助社区组织更好地发展。同时，还要加强自我约束机制的建设，让社区组织自我评估意识得到不断强化，内部监管得到有效加强，让社区在财政收支、社会捐赠等方面的信息更加透明。注重互律机制建设，加强社区组织之间的沟通和联系，切实通过相互的交流、监督和合作，实现社区组织共同发展、全面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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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基层社保经办机构；服务能力建设；社保

近十年来我国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取得重大突破，在此期间，我国的社会保险体制日益完善，医疗、养老等主要的社保项目日渐丰富并开始向农村地区扩展，制度覆盖面与基金征缴额逐渐提高。但是，我国的社保经办机构的发展却相对缓慢，基层社保经办机构的能力之差尤其突出，普遍存在信息化建设不足、人员负荷过重和运行机制不畅等诸多问题。加强我国基层社保经办机构的能力建设是我国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重要内容，是维护我国社会安定团结和确保人民群众利益的迫切要求，同时有助于提高我国整体的社保经办机构能力建设，意义重大不容忽视。

一、基层社保经办机构能力建设存在的问题

随着我国社会保险事业的迅猛发展，特别是社保事业向县级以下城镇的发展，以及社保工作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使得基层社保经办机构面临着巨大的挑战，经办机构管理出现了信息化系统滞后等一系列问题，严重影响了社保工作的运行效率和服务效率。

（一）信息化系统还相对滞后。随着社保事业的发展，社保经办机构的工作将更多的依赖计算机信息系统的支持。通过对信息管理的系统化，可以使经办机构的业务得到更好的规范和监督。但是就信息系统的现状来看，经办机构的计算机系统建设普遍滞后，对目前日渐提高的经办要求无法适应；各种信息系统进行分散管理互不兼容，难以达到信息共享的目的；信息系统功能不够完善，具备多功能服务系统中的子系统还需要进一步的开发，不能提供一站式的服务。

信息化建设的集中程度不高，各信息系统互相不兼容。业务运行系统是各自进行开发建设，并且服务功能也不同，不能有效利用业务经办之间的关系。封闭运行、分散管理构成社保机构之间的隔墙，信息资源无法共享，对综合治理不利。各种社保信息系统时常重复建设，信息化资源浪费、分散。

（二）机构管理体制不够完善。社保经办机构承担着帮助人民受理国家社会保险的义务，代表的是政府的形象，因而影响着社会公众对于政府的满意度。而基层社保经办机构名称的不统一会导致标识不鲜明，公众识别度不够高，很难为公民提供便捷的服务。如江西省，萍乡市的医保经办机构的名称叫萍乡市医疗保险管理处、机构规格是副处级，而鹰潭市的医保经办机构则为鹰潭市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办公室、机构规格为正科级。

经办机构层级和规格的不一致同样对社保经办业务的开展和经办公作效率有影响。如在江西省脓包试点县，全省共11个试点县，其中有三个县的新农保是由县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统一经办。而其他县区则另外成立了农保局。农保和城保本来同样属于社会保障养老保险范围，由于另外设置部门经办管理，造成政出多门、资源浪费、工作效率低等问题。

（三）业务量剧增，负荷重。随着基层参保人数的增加，基层社保经办机构的人均工作量日益增加，经办机构超负荷工作的情况十分普遍。然而各级社保经办机构在经费和编制上却没有相应增长，业务需求与经办负荷程度明显不相适应，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加之经费不足造成的软硬件系统建设的滞后，对经办工作的效率有直接的影响。

二、优化基层社保经办机构能力建设的对策

加强能力建设是社保经办机构建设的关键。针对基层社保经办机构存在的问题，我们要根据经办机构的性质和职能，做好工作定位，解决好相应的经办能力缺陷问题，达到提高社保经办机构能力建设的目的。

（一）信息系统建设升级。进一步加强社保信息系统建设，实行自上而下的统一管理，构建统一、集中的大系统，集信息技术的资源优势，支撑各种业务经办，达到信息资源共享的目的。争取尽早实现对法人信息和个人信息的综合及集中化管理，通过建立社保电子档案管理方式，及时了解参保个人或者单位法人的各种综合信息，从而使管理效率得到提高。加大对硬件配套设施建设的资金投入，并确保资金足额按时拨付到位，保证对系统建设的财力支持。扩大系统的应用范围，提高系统的应用水平，完善系统的多项服务功能。

（二）管理体系建设升级。对社保经办机构的名称和规格进行统一，以便于公众识别。如在各地级市，社保经办机构的名称统一为xx市医疗保险事业管理局，xx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机构的规格为副县级或者副处级，以方便地区间社保工作的衔接和经办工作效率的提高。通过管理模式设计，形成领导决策、专业管理、业务运行以及综合服务式的管理体系，做到领导负责重大决策；专业管理层进行监督管理；业务运营层落实政策；综合服务层负责对外服务。

（三）提高经办人员素质和工作效率。社保经办机构作为社保的窗口服务单位，责任重大。社保经办机构要主动增强服务意识，加强对经办机构的现场管理，强化过程监督与考核，提高经办机构的工作效率。经办人员的培训应与社保经办组织战略的近期安排和长期规划相适应，培训内容应该涉及业务知识、组织机构、公共管理、操作流程等方面。在教员、教材、培训方法上都要进行创新，做到与时俱进，培训结果要同职业资质、考核、薪酬联系起来，以调动员工学习的积极性。对于地区之间经办员工人数的不平衡，上一级管理机构应该合理调配经办机构人员人数，从而使经办设施的资源配置达到优化，最终提高社保经办机构的工作效率。

三、结语

社保事业关系到老百姓的切身利益，社保经办机构作为社保事业的基础重点，加强和提高基层社保经办机构的能力建设关系到国家的长远发展，关系到每个参保人员的切身利益，关系到社会的长治久安，是一项政治工程，也是一项社会工程，更是民生工程。因而提高基层社保经办机构的能力建设是落实服务于民的重要任务之一，具有深远而重大的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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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基层社会服务 居委会 公共服务

当前随着十八届五中全会的精神指引下，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路线图已经初见雏形。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发展道路上，基层社区作为小康社会最基本的组成部分，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需要社区在教育事业的全面进步上，在城市治安的综合治理上，在学习型城市的全面建设上，在文明创建活动的积极开展上投入更多的精力，以不断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实现人民安居乐业的社会发展环境，作为国家政策基层执行单位的居委会，作为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推动力量，是构建我国社会公共服务体系的重要有机体。而在面临当前如社区发展、社区自我管理等问题，如何妥善解决这些问题，并发挥社区组织基层民主组织者的作用，对于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都有着重要意义。

一、社区服务遇到的主要问题

1、社区工作难以获得居民认同

在社区情况的调查中，大约一半的居民受访者表示了对于居委会工作的不了解或者不认同，虽然有部分居民对于居委会工作表示了称赞，但是总体来看其工作成果的反馈与期望达到的目标之间是有差距的。由于居委会工作繁杂且琐碎，并且社区工作要跟不同类型的人群打交道，也使得不同群体背景的居民对居委会的工作有不同的看法；另外，居委会在户籍调查、卫生调查、治安管理中的部分职能也导致了居民将居委会工作人员视为基层行政部门的对接人，而对其居民自治组织的职能认识不足，间接的使得居民认为居委会没有履行好自身职责；另外，重干部身份轻岗位管理造成部门服务意识不强，也导致在工作过程中与居民办事程序处理不当容易遭致居民反感。

2、行政职能占据了大量工作时间

在当前行政部门工作中心下沉的思想指导下，众多部门都将分支机构或者职能设置到了社区居委会当中。在调查中发现，居委会挂多块牌子，从事多种行政职能，居委会需要承担更多的行政职能，导致原本的以居民生活服务和自治开展为核心的工作性质转变为以上级部门工作为核心，更多的属于上传下达的执行型工作，会议、检查与居民工作交集较小，工作内容缺乏创新，也对基层情况变化不了解，在职能创新上步伐缓慢。

二、原因剖析

1、自身定位不准

从行政职能的界定上来看，社区居委会应该承担的政府部门事务应该是辅助工作，其主要定位应该作为居民自治组织在社会基层民主的建设中发挥作用，而不是应该和治安、卫生、劳动保障以及计划生育等行政工作混杂在一起。此外，居委会工作人员应该更多的以社区服务人员的身份来履行职能，以效益观念来践行居委会社区服务职能，才能避免居委会工作资源配置使用效益低下，定位失准的问题。

2、部门权责不对等

首先，政府职能对面对于居委会的管理权限过宽，由于不合理的行政职能安排导致居委会基层工作与大量行政单位的基层职能交叉严重，同时对于部门的工作绩效评价不当，当前居委会虽然承担了大量行政部门的工作，却没有真正得到与其工作实效相对等的评价机制。另外，当前行政部门的管理体系，没有实现基层与管理部门的双向互动，对于居委会的工作内容也没有得的应有的回馈，间接导致居委会工作陷入长期的事务性工作中，没有实现其职能作用，现在仍然采取按照上级职能部门意图单纯指令式的运作方式，没有实现与其权责对等的职能目标。

三、提升祥云社区相关服务工作效果的相关建议

1、明确社区功能定位

在社区居委会的功能定位上，要弱化其作为政府基层职能工作的承担者，另外作为社区基层民主的指导组织，居委会要创新自身职能，需要重新确立好自身位置，以当前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为契机，将更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社区服务为中心，即当前需要以四项工作重点为主：首先是社区安全，其次是社会文化，再次是社区健康，最后是社区生活，以明确有目的的性加强社区居民联系和精神文化生活品质提升，通过积极鼓励居民自治，通过居民会议、协调的形式解决居民生活矛盾和问题，承担居民之间与政府沟通交流的渠道，让社区在民主决策、社区管理上能够更多体会到自身全力，摆脱大量事务性工作的困扰，以居民自身工作重心为核心，切实履行居民委员会的基层职能。

2、理顺与政府各职能部门之间关系

在当前居委会的工作职能中，大多数工作职能与政府基层工作相重合，厘清政府、社会、个人的职能是当前顺利开展居委会工作的前提之一，根据这种情况，可以提议民政部门实行工作准入制度，市委、市政府各部门、各人民团体，凡拟将组织机构、工作任务、创建评比考核等项目交给社区的，除法律、法规或有明确规定应由基层自治组织承担的以外，均实行准入制度，通过权责对应，严格依法办事的原则将居委会进一步从繁琐的行政事务中解放出来，并且使得政府行政管理职能进一步直接与相关部门对接，将诸如检查、会议等形式主义工作进一步剥离，以社区自治组织的职能定位，对各项工作准入与否进行居民表决，避免工作摊派，将主要工作重点转移到基层社区建设上来，也让居委会工作能够以以居民生活为核心开展，并且在实际工作的开展中，需要借助居委会在政府职能部门中的基层作用，积极筹划方便居民生活的运作方式。参考文献：

[1]丁元竹.建立和完善基层社会管理体制的几点思考[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2（05）.

[2]陈潇潇，朱传耿.我国城市社区研究综述及展望[J].重庆社会科学，2013（09）.

[3]孔娜娜，张大维.美国是这样开展社区建设的[J].社区，20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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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强化托底民生保障上深化改革

托底民生保障方面的改革，要以困难群众根本利益为坐标，要从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入手。民政部门要按照总书记提出的“百姓富”要求，始终坚持托底思维，突出做好困难群众的基本民生保障，让困难群众更充分地共享发展成果，生活得更有尊严。

一是加强救助制度的统筹。贯彻落实《江苏省社会救助办法》，健全完善综合救助跨部门协同协作机制，加强基层社会救助“一门受理”窗口规范化建设，确保困难群众“走进一扇门、找到一个人”，就能申请办理各项救助。

二是进一步提高救助水平。健全社会救助标准动态调整机制，不断完善社会救助城乡统筹，实现最低生活保障对象精准化、标准科学化、程序规范化、制度配套化、管理信息化、城乡一体化的目标。到2020年，城乡低保对象审核认定准确率达到98%以上。在落实现有的低保标准增长机制的基础上，支持有条件的地区探索低保标准与人均消费支出挂钩，提高救助实效。到2020年，以县（市、区）为单位全面实现城乡低保标准一体化。

三是加快构建“救急难”长效机制。修订《江苏省临时生活救助办法》，完善临时救助制度，覆盖所有遭遇突发性、紧迫性、临时性生活困难的居民家庭，实行分类型、分层次、分时限的救助标准。健全完善“救急难”工作机制和保障措施，建立“救急难”信息网络，切实做到早发现、早介入、早救助。

四是扩大医疗救助范围。将省定7类对象全部纳入资助参合参保对象范围，实现医疗救助对象基本医保全覆盖。在按照现有政策提高医疗救助比例的基础上，加强医保补偿规定范围外的医疗费用救助政策研究，力求从政策层面尽量缓解因病致贫返贫问题。

在完善社会福利制度上深化改革

充分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和社会力量主体作用，不断完善适度普惠型社会福利制度，推动社会福利服务对象由特殊群体向社会公众拓展，探索建立多元化的社会福利服务供给模式，努力提高社会福利水平。

着力完善多样化养老服务体系。到2020年，全面建成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支撑、信息为辅助，政府托底、社会参与、覆盖城乡的养老服务体系。城乡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实现全覆盖，标准化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建成率分别达到80%、40%。全面实施经济困难的高龄、失能等老年人补贴制度，探索建立困难、独居空巢老人关爱互助服务制度。加快推进“医养融合”发展，为入住老人提供便捷的医疗服务，2015年全省护理型床位达到30%以上，“十三五”末达到50%。推进养老护理员持证上岗培训，确保养老机构护理员持证上岗率保持在70%以上。进一步发挥商业保险保障功能，扩大老年人意外伤害组合保险覆盖面，全省平均参保率力争达到35%以上。加快推进养老机构综合责任保险，覆盖全省所有养老机构及全体住养老人。

进一步提升残疾人和困境儿童福利水平。在保障残疾人基本物质生活需要的基础上，为残疾人提供扶持就业等发展利需求。在落实孤儿养育标准增长机制的基础上，逐步构建以家庭养育为基础、基本生活费为保障、福利机构为依托的困境儿童福利服务体系。加快儿童福利机构转型步伐，依托儿童福利机构专业服务优势，向社会散居孤儿等困境儿童群体提供服务，向社区有需求的家庭提供服务。

大力发展慈善和福彩事业。大力开展慈善宣传，积极筹措资金，实施慈善救助项目，把发展慈善事业作为满足不同群体福利需求的重要手段。推动慈善超市转型升级，2015年底，苏南、苏中和苏北地区实现街道（乡镇）拥有慈善超市分别达到80%、70%、50%以上。统筹推进福彩各游戏品种发展，推动银行定投、网银定投试点工作，努力提升彩票销量，不断为改善社会福利水平积累公益金。

在创新基层社会治理上深化改革

深化社会组织体制改革。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使社会组织成为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完善四类社会组织直接登记制度，重点培育和优先发展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探索行业协会“一业多会”，引入竞争机制，允许按国民经济行业分类的小类标准设立行业协会商会；允许同一行业按产业链各个环节、经营方式和服务类型设立行业协会商会。推动社会组织去行政化改革，分类推进社会组织与行政机关脱钩。加强社会组织监管，完善制度，激发社会组织活力。

改进基层社区治理方式。深入开展城乡社区“减负增效”，建立社区工作事项准入制度，全面清理和规范社区工作台账等，切实使社区回归自治本位，提高基层社会治理服务效能，到2020年，县（市、区）、乡镇（街道）和社区（村）三级综合服务平台建设达标率分别达98%以上。积极探索街道（乡镇）管理体制改革，加快推进“政社互动”，到2015年底，苏南80%、苏中60%、苏北50%的乡镇（街道）全面推行“政社互动”；2020年，“政社互动”运行机制建设覆盖全省80%的乡镇。积极探索基层协商民主的广泛性、多层性、制度化实现路径和模式，充分发挥协商民主在社区治理中的积极作用。

构建“三社联动”发展格局。充分发挥社区、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专业人才的基础作用，依托社区搭建互动平台，引导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开展专业化和社会化的服务管理，努力形成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相互促进、有机联动的良好局面。拓展“三社联动”内容和形式，推动建立“社工+义工”服务联系机制，倡导志愿者、党员义工发挥自身专业优势，积极参与社会组织和社区服务。

在完善军民融合发展上深化改革

健全国家保障与社会化服务相结合的双拥优抚安置工作体制机制，加快形成全要素、多领域、高效益的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格局，丰富融合形式，拓展融合范围，提升融合层次，实现双拥优抚安置工作与国防建设相适应、与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相兼容。

健全军人抚恤优待制度。遵循物质保障和精神抚慰相结合的原则，依托城乡社区搭建优抚对象服务管理平台，加快构建民政部门牵头组织、相关方面协调配合、社会力量有效介入、服务对象踊跃参与的新型优抚对象服务体系。完善优抚对象抚恤补助标准自然增长机制，确保抚恤优待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相适应，不断增进重点优抚对象光荣感、幸福感。鼓励社会组织和个人对军人抚恤优待事业提供捐助，营造全社会关怀、尊重优抚对象的氛围。加强县、乡（镇）烈士纪念设施规范管理，逐步将人员配备、资金保障、环境建设等纳入长效管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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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中央1号文件指出：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作为农业经济重要组成部分的供销社，应通过构建流通网络，引领合作经济，促进现代农业发展。近年来，石家庄市供销合作总社结合自身实际，提出实施“三进三建”工程，突出“三大主题”，打好“三个战役”，打造“三大合力”的工作思路。

一、实施“三进三建”工程，全面拓展为农服务功能。石家庄市供销合作总社把实施“三进三建”工程作为参与新农村建设的战略举措，充分发挥供销社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主力军作用。所谓“三进”：（1）农户进社。按照高层次、全方位、区域化要求，重点推广灵寿南阳沟烟叶协会“三位一体”组织模式，努力做大做强专业社（协会），广泛吸收农民入社（协会），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实现社农共兴。（2）网络进村。结合“万村千乡”市场工程和全国总社“新网”工程，大力实施超市下乡、农产品进城战略，把连锁配送经营的触角延伸到乡村。通过品牌化、规模化、区域化经营，系统构建农资、日用工业品、农副产品、再生资源回收、食盐、烟花爆竹“六大经营网络”和市、县、乡、村“四级连锁体系”，创建让农民“放心、称心、省心”的流通服务品牌。（3）农产品进市。通过建立农产品基地、组建农产品专业社、培育农产品流通和加工型龙头企业、组织培训农产品经纪人、发展农产品收购网点等，千方百计帮助农民把农产品推向国内外市场，解决农产品卖难问题。所谓“三建”：（1）建平台。规划建设好“四大服务平台”：以“农合联”为龙头的合作经济组织服务平台、现代流通服务平台、供销合作信息网络服务平台、农业保险服务平台。（2）建龙头。建立和培育一批机制灵活、效益良好、对农村经济带动力强的龙头企业，带动专业合作社、行业协会发展，促进农民增收。（3）建市场。把市场建设作为服务“三农”、培育经济增长点的重要载体，拓宽思路，加大力度。培大育强现有市场，努力提升传统市场，积极拓展新兴市场。

二、突出“三大主题”，提高供销社核心竞争力。基层社建设、社属企业转制、县级社综合改革是供销社工作的三大主题。一是加强基层社建设。基层社是供销合作事业的基础和系统建设的根本，要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进一步完善基层社的组织体系，理顺管理体制，创新经营机制，改进服务方式，逐步建成布局合理、产权清晰、功能健全、运作规范的供销社新型基层组织。采取兴办专业合作社、组建社区综合服务中心等多种有效形式，因地制宜、因社制宜地改造基层社。二是优化社属企业发展战略。对尚未改制企业，坚持有利于企业重组、增强供销社实力，有利于安置职工、确保职工稳定的原则，以股份制为主要形式，以产权多元化为重点，加快改革步伐。对已改制企业，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要求，进一步建立和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建立健全科学的决策机制、高效的经营机制、开放的用人机制、灵活的分配机制、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进一步完善基础管理，引进现代化管理手段，全面提高企业经营管理水平。三是加快县级社综合改革。按照“提升、完善、巩固”的思路，进一步抓好县级社综合改革，构建起“两个体系、一个中心”的新体制框架。充分发挥市、县“农合联”的作用，积极构建以专业合作社、行业协会为基础的合作经济组织体系；加快发展以连锁经营为特色的流通服务体系。把“两个体系”建设有机地结合起来，实现互动双赢。在村镇社区综合服务中心建设上下功夫，坚持多样化建办、多元化投资、连锁化经营、综合化服务的“四化”原则，努力把村级综合服务中心打造成为集经济、文化、卫生和政务服务为一体的综合平台。

三、打好“三个战役”，全力开辟新的经济增长点。项目建设是经济发展的主要拉动力量。要把项目建设作为促进发展的第一引擎，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真正在思想认识、力量组织、政策措施、具体工作上落实到位，一抓到底，抓出成效，重点打好“三大战役”。一是打好石家庄北方农产品中心批发市场建设战役。按照政府引导、供销社主办、社会各方参与、多元化投资、市场化运作的思路，进一步完善工作机制，严格目标责任，强化督导服务，加快项目建设进度。坚持高起点谋划，高标准建设，按照“设施完备、交易方便、管理先进、物流通畅”的目标，以最快的速度建成一个现代化的农产品流通枢纽，构建起畅通高效、便捷安全的农产品进城绿色通道。二是打好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体系建设战役。“城市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体系建设实施方案”和“再生资源回收体系建设试点城市方案”已获国家发改委、商务部等部门原则通过，即将进入实施阶段。要把“双试点”建设作为重中之重，继续按照全方位谋划、分层次推进、市场化运作、多元化投资、体系建设先行、重点项目保证的工作思路，巩固市区，拓展县乡，全力推进。力争在全市建立起以社区回收为基础，以转运中心为纽带，以市场集散和分拣处理为平台，以再生资源科技工业园为终端的城市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体系。三是打好新基业物流中心项目建设战役。石家庄新基业物流中心项目是近年来实施项目兴社战略的重头戏，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目前该项目已完成审批立项，进入实施阶段。要全力以赴开展招商引资活动，积极寻求合作伙伴，搞好合资合作；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引进现代化管理手段，形成科学管理的长效机制；合理确定经营布局，确保项目建成后取得预期收益。

四、打造“三大合力”，着力构建和谐供销社。从提高能力、激发活力入手，打造三大合力，创造合心、合力、合唱的局面，着力构建和谐供销社。一是打造城乡一体互动发展的合力。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是党的十六大提出的重大战略，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方向，也是社属企业发展的有效途径。石家庄市供销合作总社按照城乡统筹的要求，坚持以市场为导向，把市、县和基层供销社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重新理顺城乡供销社的经济关系，搞好功能布局。努力把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有机结合起来，打通城乡市场梗阻，促进城市供销社龙头企业向农村市场延伸，帮助农村供销社企业把农产品送进城，通过双向流通，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实现互补、互促、互动，共同推动供销合作事业迈上新台阶。二是打造环境优化党政支持的合力。各级党委、政府的支持是做好工作的关键。要注重协调，主动汇报，赢得党委、政府的支持和信任；加强与有关职能部门沟通，争取支持和配合，形成部门协调联动、密切配合的良好局面；广泛吸引和利用社会资源，主动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为供销合作事业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三是打造“三个文明”和谐共建的合力。党、政、工、团密切配合，形成合力，在建设繁荣、文明、和谐石家庄进程中做出更大贡献。

篇7

本世纪初，房山区城市化进程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加速，矿区失业职工和城郊失地农民增多，人口向城镇集中，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一系列社会问题和矛盾随之而来。

为发挥教育在社会治理中的基础性、先导性和全局性作用，房山区教委构建一个覆盖所有人群、多元化终身教育体系，把成人教育纳入其中，提出成人教育工作新思路：明确一条主线――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搭建一个平台――社会各类学习者学习的平台；构建一个网络――覆盖城乡、方便学习的成教网络；抓实六大板块工作――学历教育、社会培训、社区教育、基层成人学校业务指导、学习型组织创建业务指导、社会化考试服务；并对成人教育管理体制进行了大胆改革。

首先，深化区成教中心内部改革。把区成教中心调整为区政府直属全额拨款事业单位，确立其全区成人教育业务指导中心、学习型组织创建工作指导中心，由区教委1名领导分管并兼任其中心主任。其次，加强乡镇成人学校建设。在全区23个乡镇（街道），各成立1所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乡镇成人学校，校长由各乡镇教育助理担任，办公经费由区财政核拨，专项培训经费由乡镇拨付，教职工由区教委改革分流出来的教师补充，学校由并校时腾空的教室进行整合利用，从而彻底解决了乡镇成人学校的法人资格、编制和校舍的问题。在乡镇成人学校指导下，全区每个村（社区）都建立了1所村级成人学校（市民学校），校长由村委会（居委会）主任兼任。从而构建了以区成教中心为龙头，以23所乡镇（街道）成人学校为骨干，以583所村级成人学校（社区市民学校）为基础的三级成人教育网络。

在其基础上，房山区进一步整合各类学习培训资源，为学习者提供更加方便、灵活、个性化的学习服务。第一，依托区成教中心，整合区直机关工委、区文明办、区财政局、区妇联、区残联等多个部门，在区成教中心建立培训基地，开展大量行业、部门专项培训。第二，依托乡镇成人学校，大力开展学历教育、自主培训、辅培训工作，狠抓学习型组织建设。第三，依托村级成人学校（社区市民学校），积极推广农业实用技术，培养新型职业农民。

以成人教育为纽带，房山区形成了一个党政统筹协调，部门齐抓共管，区、乡镇（街道）、村（社区）三级管理，企业和社会组织广泛参与的终身学习服务体系，全区的人力、物力、财力、权力、注意力，依靠这个体系下沉到基层一线，为破解基层治理难题奠定了基础。 创新成教形式，丰富成教手段

房山区创新成教形式，改革成教内容，让群众实现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在凝聚人心、提高素质、构建和谐、促进发展中推动基层社会走向善治。

第一，改变过去封闭式、灌输式的成教形式，突出贴近、互动、实践特色。成教内容由学习者自主选定，因人设班、按需培训。在街道社区，主要围绕居民关注的热点焦点问题开展学习培训。比如，拱辰街道北关东路社区市民学校每月固定开展健康知识、法律法规、大众创业等培训。在乡镇，重点围绕与农民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内容开设应用性课程。比如，史家营乡社区成人职业学校根据当地群众生产生活需要，进行乡村旅游、种养殖技术、手工艺制作等方面的知识培训。第二，建立各类教育资源互联互通机制。在成人学校内设立中小学社会实践基地，为中小学生参与社会实践创设便利条件；在中职学校和成人学校之间，建立师资、设备、课程、培训项目等教育资源共享机制；面向城乡社区，开放幼小中职成等各级各类学校的舞蹈教室、图书室、体育场等，使校内教育资源为社区居民服务。第三，推动精神文明建设由“虚”向“实”转化。区文明办与区成教中心牵头，将全区成人教育、市民文明学校教育、道德大讲堂三方面资源进行整合，成立了房山区市民文明学校总校和道德大讲堂指导中心，构建起“资源统筹、三位一体”新型市民文明教育体系。第四，以文化的力量把群众组织发动起来。比如，阎村镇本着以文“化”人的理念，利用乡镇成人学校，整合全镇各类教育、文化资源，建立种植实训基地、阎村学习网、中国农民合唱培训基地、梓萌书社四大学习平台，为建设经济大镇、城市新镇、文化名镇凝聚了最广泛的人心和力量。

通过以上措施，房山区成人教育满足了社会成员在人生各个阶段的教育、学习需求，既提高存量劳动力知识和技能、增加其就业创业机会，又能持续丰富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提升新型市民的道德素质和文明程度，进而使他们在学习和活动中获得幸福感、成就感和归属感，让社会和谐稳定。 实现四个结合，凸显四大亮点

房山发展成人教育，注重思想引领，立足本地实际，经过十多年坚持不懈的努力，构建了一套完整的工作体系， 实现了四个结合：一是成教工作与提升群众素质结合，使基层群众在自我教育、自我管理中提高就业技能和文明素质。二是成教工作与发展地方经济结合，为房山加快调整产业结构、促进经济转型、建设首都高端产业新区和现代生态休闲新城提供了人才支撑。三是成教工作与深化教育改革结合，使成人教育在体制机制、管理路径等各个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在构建终身教育体系和终身学习服务体系上迈出了坚实步伐。四是成教工作与推进基层善治结合，让成人教育成为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动力源泉。

房山成人教育发展还凸显了四大亮点：第一，成教工作向基层群众延伸。从城区街道社区到乡镇农村，一个立体式、全覆盖的成教网络，成为基层群众提高自我、融入社会的民心工程。第二，成教理念向机关社会渗透。成教倡导的终身教育、终身学习理念，得到了机关和社会积极响应，社会上各类学习培训资源得以整合盘活，使学习型社会建设有了坚实基础。第三，成教方法向实践一线拓展。成教侧重因人设班、按需培训，凸显贴近性、实践性，助推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第四，成教探索向纵深方向发展。摆脱了传统意义上的成人教育，在破解城乡二元结构、解决基层治理难题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

调研组认为：房山区在成人教育创新发展过程中，统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方面面，彰显了以人为本、立足全局、着眼长远的胸怀。其实践探索具有前瞻性、独创性、系统性，对各地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背景下如何创新基层社会治理工作，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积极的借鉴意义。

篇8

关键词：简约治理；半正式治理；社会后果；纠纷调解；拆迁公司

中图分类号：C916.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4）05-0123-06

引言

集权的简约治理由来已久，成为传统中国社会治理的有效形式。自秦始皇一统天下以来，中央集权成为中国社会的常态治理，这种治理形态汇集韦伯所言的世袭君主制和科层官僚制于一体，其治国理念即法家主张的高度认同国家的权威，但是，它却无法解决官僚体系复杂化和自我延伸带来的国家与地方的隔阂问题，这是法家在治理过程中遭遇的困境。因此，在社会治理上，儒家成为解决这一困境的有效武器，儒家主张社会在差别规范“礼”的指引下，通过非正式的社会机制进行自我治理，官方主要负责在社会自我治理失败时的非常态性介入。儒家践行的就是一种集权的简约治理模式，即半正式治理。因此，传统而言，这种治理模式高度认同中央的集权特性，认为中央的权威是绝对和不可分割的。同时，这种治理模式又是利用半正式官员的简约形式，治理效果良好。

简约治理一般不依赖正式的法律制度，而主要依靠道德、风俗、习惯以及在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经验，这种简约治理可以达到节制国家官僚体系和节约社会治理成本的双重目的。这意味着简约治理不可能是一种社会对抗国家意义上的治理机制，而是一种国家与社会实现良好互动和合作的治理机制。一直以来，简约

治理仍然是中国治理的一个重要特色。只不过中央集权被赋予了民主的理想，这个治理模式被总结为民主集中制[1]。

但是以上所述却与作者在村庄实践中得出的判断迥异。2013年清明前后，笔者跟随“三农”研究团队，对位于宜昌市的一个城郊村进行了20天的驻村调研，发现村干部利用各种非正式人员和非正式组织进行村庄半正式治理的现象十分突出。纠纷调解和拆迁公司参与征地拆迁是其简约治理的主要治理实践，然而，从后果来看，半正式治理带来的却是村庄治理乏力、混乱和灰色化。经验证明，简约治理越来越不可维系，田野调查表明，它们需要对近年来持续不断的基层治理困境负主要责任。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围绕这一学术敏感性话题，我们对这一现象进行更深层次的理解和分析，从半正式治理的角度出发，以求探索出城郊村庄治理困境的原因所在。

一、相关文献综述

准确认识基层政权的性质和乡村治理的逻辑是理解中国基层治理变化的关键。在总结中国特色的乡村治理经验时，半正式的治理实践一直受到众多学者的关注。半正式的治理实践既是传统中国社会集权的简约治理的主要表现形态，又是近代以来国家政权建设的主要领域。其相关研究可以追溯到经典理论社会学家，而后，中国学者对其进行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论证。

韦伯对两种不同的治理类型进行了的划分，他认为世袭君主制强调“家长式”的权威主义，科层官僚制则强调“经验式”的实用主义，它们原本是两个独立的治理模式。然而，当运用到对的分析时，韦伯发现的治理不属于这两个治理类型中的任何一个，而是二者的结合，因而他用“君主世袭的官僚系统”（patrimonial bureaucracy）来定义的治理模式[2]。但是韦伯的研究限定了简约治理的产生，他能够考虑到士绅和宗族在乡村治理中扮演的角色，但是他最终的研究都局限于政府的正式机构的治理功能层面。因此，他对中国国家治理形态的概括并不到位。

在韦伯之后，Michael Mann在政府正规权力中区别了“专制权力”（despotic power）和“基层渗透权力”（infrastructural power）[3]。和韦伯的分析一样，Mann 的分析也不能阐明政府正式机构之外的治理。他的双向区分的权力结构仍然只是一种与民间权力对立的正式机构的权力，并不能说明笔者所要讨论的半正式治理。但是这些理论资源却很好地为中国学者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关于乡村基层政权的性质与乡村治理的逻辑的研究，较多学者以非正式或半正式的治理实践作为分析对象。围绕半正式治理，目前有两种不同的理论预设与经验证明。一种观点认为，半正式的治理实践承载了诸多历史和地方的智慧，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一种治理模式，成为现代国家治理转型的有益因素。如，黄宗智通过对传统中国明清时期的司法实践、税务管理及行政实践等领域的研究表明，政府与社会的关键汇点的实际运作，寓于半正式行政的治理方法、准官员的使用以及政府机构仅在纠纷发生时才介入的方法，这一方法的部分内涵在近代国家政权建设的过程中仍广泛存在[4]。他不仅很好地揭示出晚清以后中央高度集权与简约治理官僚制、高专制权力和低基层渗透权力，以及法家和儒家相结合的特点，同时还提炼出了行政实践的特征即“简约治理”。李怀印认为非正式制度安排即是在国家权威和村民共同体的需求下产生的内生性制度安排，从治理的效果来看，这是一个官民两便的“实体治理”[5]。谈萧从中西比较的角度出发，得出了中国治理模式的特点，即中国治理以善政为导向，其要素包括人事关系的模糊治理、中央集权的简约治理和意识形态的教化治理。中国的治理模式首先是中央集权的，……同时，中国的治理模式是简约的，这种简约治理一方面可以使国家节制官僚体系，另一方面可以使社会节约治理成本。所以，从治理结构上看，中国特色的治理可以总结为中央集权的简约治理[6]。贺东航认为，黄宗智的“简约治理”理论在对解释林改公共政策落地具有重要的说服力[7]；另一种观点认为，半正式的治理实践是“现代”国家政权建设需要改造的领域，因为其直接导致国家治理陷入困境。杜赞奇通过对华北农村的研究，提出的乡村治理机制的“经纪机制”以及国家政权在基层的建设问题，他将其视野放在了国家与社会遭遇的乡村二级，关注的是乡村治理中扮演重要作用的“权力的文化网络”。他的研究试图表明，国家政权建设并没有有效地改造传统中国的基层治理体制，却破坏了权力的文化网络，并最终使得国家政权建设为国家经纪体制内卷化[8]。陈柏峰通过改革开放以来乡村混混的生存状态的变迁的研究，成功地论证了传统乡土社会的秩序是如何一步步瓦解，转而变成为灰色化的社会[9]。

“简约治理”是黄宗智研究中国乡村治理逻辑的一种尝试性解读，他从另类角度解读出中国基层治理的特点，那就是正式治理之外还存在一种半正式治理的结构形态，这种行政实践诞生于一个高度集权却又试图尽可能保持简约的中央政府，在伴随人口增长而扩张统治的需要下，所做出的一种适应。这种简约治理实现了“低投入、低负担，且高效率”的治理绩效，他进而认为这可能成为国家治理的有效形式和一种制度遗产。由此可知，黄宗智遵循的是一种乐观主义的治理路径。也有学者指出非正式体制的优势，与体制性主体相比较，他们的政治性、组织性治理资源较弱，他们主要依靠经济资源、文化资源和社会资源获得权威，较多地获得了村庄内部村民的支持和认可而得以参与治理[10]。

然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乡村治理的基础发生了改变，从乡村社会的简约治理的实践后果来看，这种简约治理并不十分有效，甚至直接引发基层治理的乏力和瘫痪。这就充分应征了半正式与正式的行政实践并不必然互补且有效融合。

基于村庄调查的经验，笔者在实践中发现了这一半正式治理引发的严重后果，并试图通过对纠纷调解及拆迁公司参与征地拆迁的治理实践的分析来佐证这种判断。最终，我们得出了半正式治理在村庄基础发生改变后陷入困境，这种困境在没有国家及时介入的情况下，直接导致乡村秩序混乱和乡村治理内卷化等问题。

二、半正式治理及社会后果：基于江汉平原的经验

半正式治理在改革开放后的乡村社会的实践后果是极其严重的，这种社会后果主要表现为乡村社会的复杂化、灰色化和内卷化等问题，这是基于村庄调研得出的基本判断。因此，笔者拟通过对村庄纠纷调解及拆迁公司参与征地拆迁的深度分析，来进一步了解半正式治理是如何形成及其衍生出的社会后果。

（一）半正式治理的村庄场景

大洋村文中所有人名和地名都是按照社会科学研究的匿名原则，经过了字名化处理，并不是真名。位于宜昌市，是一个典型的城郊村，距城区3.7公里，辖区面积14.5平方公里，1 235户，3 514人，3 100亩耕地，10个村民小组。宜万铁路和翻坝公路穿村而过，地理位置优越，引进的项目较多，如磁电子、月亮湾、金苗科技等项目。作为城郊村，大洋村拥有其他城郊村类似的所谓资源密集型村庄的共同特点，大型项目不断的下乡进村，村庄的利益不断密集，尤其是近十几年来的征地拆迁更是直接导致大量纠纷和矛盾产生。围绕征地拆迁，村干部花费大量精力来治理纠纷，当治理无效时就引入“第三方”，即拆迁公司。

（二）半正式治理的“复杂化”：关于纠纷调解的分析

1.纠纷的产生及治理。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许多城郊村不断被纳入到城市规划中来，征地拆迁成为村庄常态。围绕征地拆迁，各种矛盾和纠纷不断产生和激发。这种态势以2004年国家宜万铁路在村庄中征地为开端，目前为止，村庄共经历了2008年的翻坝高速和2010年的磁电子两次大型征地活动。村庄被征地潮流所席卷，由此引发的矛盾和纠纷也在不断飙升。下面是2004～2008年涉及到的土地纠纷（含承包地、宅基地和林地及田界等）数量的统计。

村庄纠纷随着征地拆迁不断涌现，传统内生规制力量的缺失使得村干部、小组长、村民代表及党员等扮演“调解员”的角色。国家利用非正式人员嵌入熟人社会的特性来开展基层治理，这样，乡村社会的半正式治理就基本成型。

2.村庄纠纷调解机制及矛盾“不出组不出村”。城郊村的一个典型的特点是利益不断密集，在这个过程中，国家关于基层治理秉持的理念是“将矛盾和纠纷化解在村庄内部，做到‘小事不出组不出村’”，意即构建出以村庄为基础的调解机制而不是以国家法院为主导的判决方式。地方政府对乡村治理的态度如同黄宗智所说的“县令基本像在民事案件里一样作为，他的优先选择是让社会机制解决纠纷”[11]。

由于缺乏家族和宗族力量的调解，村庄只能依赖于村委会，村委会则依靠村组干部、党员、村民代表及信息员等非正式力量。村庄中的调解程序一般是由小组上升到村一级。然而小组长能调解小矛盾和小纠纷，村民代表和党员作用也日渐式微，这样矛盾“不出组”的愿景就无法达成。而村对组的要求是矛盾“不出组”，因此，许多矛盾会被强制压在组内，小组内部就就形成一种矛盾越积越多的怪圈。仅当组内的矛盾危及到村庄治理时，村干部才亲自出面解决。村干部参与调解，仍然需要借助非正式力量。纠纷尽量遵循“不出村组”和“不出事”的逻辑。村干部在乡镇一级的行政压力和制度激励下，采用摆平理顺的策略，利用人情、面子和私人力量执法。但是村庄治权在税费改革之后也不断弱化，村级层面调解失效。矛盾需要上升到乡镇一级，乡镇一级主要通过司法所、派出所和办进行专门调解，但是这些部门在调解的过程中，同样也陷入困境，他们仍然会多次与村干部商谈，了解事情的原委，并与村组干部一起开展对纠纷的治理。司法局只有调解而无判决的权力，当他们的调解作用失效时，事件才会走诉讼的程序，最终由法院判决。法院是纠纷的最后一道解决线，通过法院的判决大多是很有效的。但法院一般不会轻而易举地接受这类案子，尤其是涉及到征地拆迁引发的纠纷。仅只有法院判决才能保障村庄治理的连续性和平稳运转时，法院才会受理。但是在基层社会，法院的判决与基层的实践是错位的，即法院的执行力得不到有效贯彻。真正能上升到乡镇一级的案例是不多的，通过法院判决的案例更是少之又少。因此，为了节约治理成本，乡镇一级会尽量将案件压在村里，村在无正式治理支援的情况下，只能寻求各种摆平理顺和“正式权力非正式利用”的治理策略和技术。

总之，在纠纷调解过程中，“矛盾不出组不出村”的地方性规则成为乡镇一级“不作为”的幌子，乡镇一级挤压村一级，而村一级就挤压组一级。乡村基础发生了变化，半正式治理失效，继而引发出一系列问题。

3.纠纷调解的社会后果：治理的高成本和村庄的无序化。非正式力量和村干部践行的群众路线对于纠纷的调解作用几乎是微乎其微的，这是由于乡村社会基础发生变化，而直接导致半正式治理的失效。乡镇一级将纠纷压在村里，村干部“花钱买平安”的“权宜性治理”方式成为治理常态。利用人情、面子、私人力量等治理资源，他们通过“磨”和“缠”的方式，通过多次做工作的形式来实施治理。同时，他们也热衷于运用各类非正式的权力技术与策略“擂”、“媒”、“示蛮”和“怀柔”关于“擂”、“媒”、“示蛮”和“怀柔”等治理技术和手段，吴毅在其编著的《小镇喧嚣――一个乡镇政治运作的演绎与阐释》一书中对其有深刻的描绘。 以及“拔钉子”、“开口子”、“揭盖子”和将问题悬置起来冷处理等“摆平术”“拔钉子”、“开口子”、“揭盖子”和将问题悬置起来冷处理等是应星在《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一书中提出来的几种“摆平术”。 ，其中的一些运作技术具有“不计成本、不惜代价”的非理性特点。国家为了节约治理成本，尽量将纠纷压在村庄层面。村庄对案件处理则常常陷入循环调解的境地，当村庄对纠纷的调解无效，而乡镇一级又消极行政时，纠纷就只能在村庄内部打转，简约的半正式治理在基层社会的实践中就表征为一种复杂治理，这种治理需要动用大量乡土社会的资源和规范，从而导致村庄治理呈现出高成本、复杂化和无序态势。

从表面上看，依靠半正式的行政实践似乎是节约了国家治理的大量成本即国家利用最小的成本，达到最好的绩效。但是，从乡村社会内部来看，一旦简约治理需要动员大量的资源，则这种治理方式实际上是复杂的。国家基础性权力不断渗入乡村社会，国家治理成本就转嫁给村庄，村庄承担着一种较高的隐形治理成本。即便纠纷和矛盾在乡村社会中得以解决，但这种矛盾也是经过了数次甚至是数百次的回合，由此产生的成本是非常高的。村干部在缺乏正式治理资源的同时，只能被迫选择各种摆平理顺的手段，而这种治理实践极易导致村庄结构混乱和治理的内卷化问题。

（三）半正式治理的“灰色化”：拆迁公司参与征地拆迁的分析

1.拆迁权的下放及村庄遭遇钉子户。拆迁权位于乡镇一级，乡镇可以预留工作经费，有巨大的利益空间。但是，随着征地拆迁工作进展的难度加大及和谐拆迁口号的提出，再加上乡镇干部对村庄的“去熟悉性”而引发的对钉子户的瞄不准现象，这导致乡镇直接将拆迁权下放到村一级。责任权下放，乡镇政府考虑的是，村干部做工作更容易，可减少乡镇的治理成本，同时，也实现了风险的部分转移。

责任主体的下放并没有乡镇一级预想的那样好。村庄一级囿于自身的事务繁多和治权的弱化，拆迁工作老是做不下来，涌现出越来越多的钉子户。这样，在具备权力的同时，村级承担的义务也加大，村庄运转出现超负荷态势。村组干部自身在治理钉子户上是失效的，村里就只好引进拆迁公司。因为他们具有丰富的经验，且精通各类“摆平术”。因此，村民与村干部之间的博弈就演变为与拆迁公司之间的博弈。

2.拆迁公司的“软硬兼施”和符号暴力。拆迁公司被引入，实际上是政府在和谐拆迁压力下将村庄的治理行为转换为一种市场行为。拆迁公司的前身是劳务公司，经验丰富。村民说，“他们常常是谈到深更半夜，非得谈，不谈是不行的”，这种磨和缠的方式显然让村民不得不用大量的时间来应对，这显然已经演变为一种软暴力。同时，村干部看重的还有拆迁公司的硬暴力，村干部说，“没有策略是不行的，搞得实在没有办法了，就会请外面的人进来，混混能讲狠话，帮忙做工作，效果很好”。对于那些实在很难缠的人，讲狠话和威胁是很管用的。据村里的治保主任介绍，拆迁公司在市里有“”，他讲的“”其实就是指涉混混的圈子，这部分人很受拆迁公司或基层干部的欢迎。

村庄依赖拆迁公司展开对钉子户的治理，这只是村庄应对其治理能力衰弱的一种策略，是村庄实现其行政和治理目标的一种重要手段。原本属于基层治理范畴的征地拆迁在面临钉子户失效的情况下，激发出的一种集市场与行政于一体的半正式治理，而这种市场权力又将黑灰势力裹挟其中，他们甚至介入到基层治理政治权力的谈判范畴，成为一种隐蔽的治理。

3.半正式治理的社会后果：隐蔽治理与乡村社会的“灰色化”。引入拆迁公司，是村庄在治权和治责双重弱化的境况下采取的权宜之计，这种半正式治理的实践是建立在重复做工作甚至使用灰色符号的基础之上。后税费时代的混混不再是以裸的暴力展现在村民面前，而是隐蔽在制度和规范范畴中，呈现出一种隐退和监控的后台景象，操控着乡村的前台。这是一种隐蔽的治理，是半正式治理失效后的一大表征。拆迁公司成为混混隐藏其中的有效庇护所。而这样的公司在基层社会遵循的是一种人治和私人治理的逻辑。从国家治理层面而言，借用这样的力量进行软硬兼施，达到了治理钉子户的目的。但是从乡村社会的秩序与基础方面来看，这种隐蔽治理打破了乡土逻辑和地方性规范，挑战着法律和政治原则，直接导致基层治理结构陷入灰色化境地。村庄利用拆迁公司的符号暴力开展对治理钉子户，取得了短暂的治理效果，但是，从长远来看，乡村的基础和建立其上的村庄治理将会彻底遭遇异化，进而村庄治权与治责就会更加弱化。同时，非正式权力溢出监督之外，这会对中国基层民主和基层法治建设起到釜底抽薪的瓦解作用。

三、结论

黄宗智给我们描绘出一幅简约治理有效性的图景，但是这种半正式治理却有极强的情境性。20世纪90年代之后，囿于村庄基础发生了变化，半正式治理呈现出越来越不可行的发展态势。在对纠纷调解及引进拆迁公司参与治理的行动逻辑进行分析，我们可以得知，半正式治理在基层社会引发的系列社会后果：

一是，基层治理的内卷化。纠纷调解的手段目的化，注重策略和治理技术，造成村组干部权力的虚置和基层治理的乏力，简约治理失效和更趋复杂化。混混等地方非法势力嵌入到基层治理中来，成为一种典型的隐蔽治理力量。隐蔽治理是半正式治理无效的一种表现，而在国家不及时介入或回避的情况下，隐蔽治理不但瓦解半正式治理的基础（乡土性），而且还瓦解正式治理的基础（政治性和规则性）。因此，乡村治理结构灰色化和内卷化更为明显。

二是，基层民主的萎缩和法治根基的破坏。村组干部在“矛盾不出村组”的压力下，采用各种治理技术和治理策略，他们实践的是一条策略主义的逻辑而不是治理的逻辑，这样的策略性治理极易扭曲国家规则治理的本意。半正式治理的失效问题得不到正式力量的支持，直接导致乡村治理结构陷入灰色化境地。这样，国家基层民主表达机制受到损害，国家法治根基也遭到侵蚀。

因此，乡村社会的基础发生了改变，半正式治理的基础不存在。国家政策的“顶层设计”经过半正式治理环节后化为“村庄实践”，直接造成了乡村社会的复杂化和灰色化，进而导致国家基层政权合法性的丧失及乡村治理和治权的混乱和弱化。如果放任不管，不仅“混混治村”成为乡村社会的常态，更为严重的是当代中国基层民主法治建设的根基将永不存在。我们必须警惕这种现象，并推动国家基层民主法治社会的建设。因此，半正式治理在基层社会遭遇的异化现象提醒我们，乡村社会更需要国家正式权力的引导和干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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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陈柏峰.乡村混混与农村社会灰色化――两湖平原，1980～2008[D].华中科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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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卫生方面

覆盖城乡的公共卫生和基层医疗服务体系不断完善，人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政府补助标准提高到30元，服务项目增加到11类。三项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稳定在95%以上，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政府补助标准提高到每人每年280元，政策范围内住院费用支付比率进一步提高。社会资本办医审批程序不断简化，截至今年7月，新增民营医院808所。建立疾病应急救助制度，推动解决无负担能力患者医疗急救保障问题。继续完善基本药物制度和基层运行新机制，推动各地巩固基层综合改革成果。

2.文化旅游方面

重点文化惠民工程加快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不断完善，文化产业全面发展。预计前3个季度，我国电影票房达到170亿元，同比增长40%。文化体制改革成果显著，支持转企改制国有文艺院团改革发展，激发转制院团发展活力。出台《国民旅游休闲纲要》和《旅游法》，推动保障旅游休闲时间、规范旅游市场、拉动居民消费。预计前3季度旅游总收入2.1万亿元，同比增长10%。其中，国内旅游约为24.5亿人次，增长10%；国内旅游收入1.87万亿元，增长12%。出境旅游7255万人次，增长18%；但入境旅游发展低于预期，入境旅游9620万人次，下降3%；入境过夜旅游4155万人次，下降4%；旅游外汇收入356亿美元，下降5%。

3.人口民政体育方面

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稳妥扎实有序推动调整完善生育政策。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项目已扩大至全国所有县。《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促进养老服务业持续健康发展。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最低生活保障工作，截至8月底，城市和农村低保对象分别为2085.9万人和5304.8万人，其中，城乡低保月人均支出水平分别达到238.7元和104元，同比增长1.8%和0.3%。

4.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方面

目前，财政口径下公共服务支出继续增加。今年1～8月，教育、文化体育与传媒、医疗卫生、城乡社区事务财政支出同比分别增长8.3%、8.5%、16.5%、20.3%。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规划实施工作机制运转顺利，已有近50%的省份实施了基本公共服务专项规划或行动计划。改革完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体制，加强婴幼儿配方乳粉质量安全，严把食品药品安全。厘清利用信息网络发表言论的法律边界，推进网络法治化建设。全国城乡社区服务机构覆盖率达到31.3%，社会组织培育扶持力度进一步加强，基层服务管理水平不断提高。与此同时，社会发展领域还面临不少突出困难和问题。一是财政收入增长放缓背景下，民生支出压力增大，特别是新型养老保险、新型医疗保险、农村公共卫生、计划生育扶助奖励等刚性支出大幅上调，配套政策也在增多，导致一些基层财力保障十分困难。二是现有公共服务资源主要按人口总量配置，对于人口流入较多的城市，公共服务供给总量不足，开放性不够，外来人口难以均等享有；对于大量剩余劳动力外出务工而出现空心化、老龄化的农村，迫切需要在满足农村群众服务需求的同时，避免重复建设和闲置浪费。三是危害公共安全的暴力犯罪行为增多，社会心态整体浮躁，食品药品质量安全事件仍有发生，微博、微信、网络等舆情复杂。四是民间资本参与社会事业效果不明显。1～8月，社会领域四大行业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占行业内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和全社会民间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比重仅为34.6%和2.5%。社会办医床位数和服务量也与达到总量的20%的目标还有一定差距。

二、下一步重点工作安排及政策建议

1.进一步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

一是加快制定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规划综合评估方案，指导督促地方尽快出台专项规划或行动计划，启动评估指标试算和“十二五”中期评估工作。二是创新公共服务提供方式，细化、实化鼓励民间资本参与社会事业建设发展的政策措施；推动出台关于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指导意见，明确将适合市场化方式提供的公共服务事项交由具备条件、信誉良好的社会组织、机构和企业等承担。三是统筹城乡公共服务网络建设，改善社会事业设施条件，加强2013年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监督检查，做好2014年投资需求测算和项目储备。四是重点研究推进农村基层综合公共服务资源整合，统筹条块管理服务，加强共建共享共用，避免零打碎敲和分散建设。

2.落实促进社会领域服务消费的政策措施

一是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充分发挥社会力量的主体作用，健全养老服务体系，使养老服务产品更加丰富，市场机制不断完善。二是落实《国务院关于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发展多元化医疗服务、健康养老服务、商业健康保险，培育相关支撑产业。三是推动文化创意与制造、建筑、信息、旅游、文化体育、特色农业等相关产业融合发展，提升产品和服务的文化含量。四是推动落实《旅游法》和《国民旅游休闲纲要》，进一步规范旅游市场秩序，创新旅游经营和消费模式；改进创新境外旅游宣传方式，逐步扭转入境旅游下降趋势。

3.推动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改革发展

研究改进研究生招生计划管理，逐步对全日制和非全日制研究生招生计划实行统一管理，取消全日制研究生招生中的国家计划和自筹经费“双轨制”。编制《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3-2020年）》，推动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推动基本药物制度拓展延伸到村卫生室和非政府办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逐步提高政策范围内住院费用支付比例，有序推进三项基本医保管理职能整合。研究法定节假日放假安排，进一步深化假日制度改革。推动出台《皖南国际文化旅游示范区建设发展规划纲要》。制定实施《贫困地区儿童发展规划》、《儿童福利设施建设规划二期》、《殡葬服务设施建设规划》，加强社会发展薄弱环节建设和弱势群体服务保障。

4.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源头治理

一是充分发挥文化引领作用，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人们凝聚共识，自觉履行社会责任。二是加强基层社会管理与服务，增强城乡社区服务功能，构建基层社会管理和服务平台，提高服务群众、解决诉求、化解矛盾的能力。三是根据服务半径和常住人口，优化社会领域公共资源配置，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切实解决城乡贫困群众的基本生活问题。积极推动有关农村社区建设、社会组织发展、户籍制度改革等政策措施的出台。

5.做好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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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创新经营管理体制,实现可持续发展

理顺管理体制,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是农村信用社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

一是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重点提高公司治理的有效性。要把公司治理结构的有效性作为设计公司治理结构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要适应社区性金融机构特点,建立“形式灵活、结构规范、运行科学、治理有效”的公司治理模式,在运行方式上,全面推进现代经营机制,包括有效的治理机制、良好的救助机制、现代的经营手段、多样的业务种类、统一的品牌效应、强大的开发能力、高效的销售体系等各个方面,继续完善法人治理,切实提高法人治理效能,以和谐、有效的内部运作带动改进对外服务方式,促进支农服务功能,真正实现向现代金融企业的转型。

二是充分发挥“三会一层”的职能作用。强化社员股民维权意识和参与能力,尊重“三会一层”决策、监督、执行的权利,使其真正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要求,实现农信社改革目标,使之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同时,要进一步加强“三会一层”执行制度的监督,保证其职能作用得到充分的发挥。

三是建立健全行业服务体系,进一步增强行业服务能力。行业管理部门应加强对农村信用社的管理、指导、协调和服务,出台优惠政策,对农村信用社在税收及相关收费方面给予减免,增强其支农实力,在准备金率、准备金利率、利率政策、再贷款等货币信贷政策方面给予农村信用社一定的优惠和支持,督促农村信用社牢固树立扎根农村、服务“三农”的意识,同时应尊重农村信用社的民主管理和经营自。

四是注重管理创新,提高盈利水平。建立健全农村信用社决策机制、激励约束机制、内部控制机制,以县级联社经营等级考评考核为抓手,完善县级联社经营绩效考核体系,综合运用多种方式和手段加强对领导班子考核,形成正向激励效应,促进支农服务质量和经营效益的不断提升。应高度重视城区业务发展,按照竞争、效能、安全、发展的原则,整合城区网点资源,转变“重农轻城”、“重农弃城”的观念,把城区与农村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统筹规划,协调发展。

五是加大改革力度,激发支农服务活力。继续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积极探索建立有利于贯彻“三农”服务宗旨、推动又好又快发展的农村信用社管理体制、组织形式和经营机制。鼓励基础较好、符合条件的农村信用社组建农村合作银行或农村商业银行。深化人事制度改革,进一步增强发展后劲。要建立科学有效的员工考核任用机制,改革传统的用人制度,将人才的开发、使用、创造业绩置于良好的管理环境和公平竞争的氛围之中,激励有为青年员工注重自我提高,积极向上,奋力拼搏。加强全员合同管理,健全员工养老保险机制,加强员工职业生涯规划和管理,积极引进和培养适应事业发展需要的各类人才,不断提高班子和队伍整体素质,努力造就一支善于学习、勇于创新、业务精良、作风过硬的农信队伍。进一步改进和加强基层社管理,运用好基层社经营点多、人熟地熟、反应灵快的优势,发挥好基层社在农村信用社改革发展中的基础和前沿作用。

二、创新信贷服务品种,提高市场竞争力

按照优先“三农”原则有效配置信贷资产,积极引入和开发多样化、有特色的金融产品,着力改善农村金融服务方式,切实提高市场竞争力。

一是探索降低信贷门槛新形式。按照“多户联保、分期贷款、分期还款”的原则,在办理联保贷款程序上坚持“农户自愿组合,信守联保协议”的办法,实行农户联保贷款。适当提高小额农户信用贷款的额度,相应延长贷款期限。进一步完善农户联保制度,将联保机制延伸到中小企业、专业合作社等其他领域,更进一步满足农业的贷款需求。

二是创新信贷品种。在防范信贷风险的同时,探索农房抵押贷款、农机工具抵押贷款;探索同相关学校协商,推行学校、农户、子女三方共担的助学贷款;探索农业专业生产合作社、农村合作医疗等贷款;加强同业合作,积极发展社团、银社、银团贷款,提高支农资金的规模供给能力;创新抵押担保方式,将集体林权和其他有效物品或权益纳入质押抵押品范围,积极尝试开办最高额抵押循环贷款,更好地适应农村信贷需求特点和要求;大力推广仓单质押贷款、出国劳务贷款、住房消费贷款、汽车消费贷款、“家电下乡”消费贷款、国家助学贷款业务,努力提高金融服务水平。

三是培育各种合作经济组织。提高农业组织化程度,解决小生产与大市场矛盾,促进农村信贷良性循环。农村信用社可以利用自身扎根农村,服务农民的优势,以信贷为纽带,努力培育各类合作经济组织,创新信用合作机制,把专业化发展中利益各方组织起来,形成信誉共同体。加强与各级政府、涉农部门和各类基金组织、专业协会、担保公司等新经济组织的合作,形成各类信用共同体,开展贷款新业务,解决农村信用社贷款营销难和农村分散经济难贷款的矛盾,解决农村融资难的问题,促进农村经济社会的良性互动,和谐发展。

四是以“新一代工程”开发为契机,加强信贷业务和会计业务流程建设,做到服务差异化、流程简明化、运营集约化,完善农户贷款“绿色通道”,全面推行贷款上柜台,实现支农服务方式与农村金融需求的有效匹配。

五是加强农村信用体系建设,改善金融生态环境。各级地方政府应发挥主导作用,培育和建设良好的信用环境。加强企业、个人征信系统在农村地区的推广建设,继续深入开展“信用村(镇)”、“信用户”创建活动,树立诚实守信的良好风尚。严厉打击恶意拖欠和逃废债务行为,帮助农村信用社清收盘活不良贷款,维护农村信用社的合法权益。

三、创新金融服务方式,完善金融服务功能

农村信用社若要在现今的金融市场竞争中站稳脚跟,必须在日常业务扎实做好的基础上,完善服务功能,创新服务方式,运用适应时代的科技力量去增强服务水平。

一是积极开拓银行卡业务,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一卡通”。应以发展农民工银行卡为切入点,改善农村支付结算环境,建立网上银行、实现多种网络支付,为农民工开设专门的“金融服务通道”。合理布设ATM机、POS机等自助设备,抓好信通卡刷卡消费促销活动,提高交易量和收益水平,进一步改善农村地区的用卡环境,实现银行卡之间实时转账,方便持卡人资金结算,促进银行卡业务的快速发展。不断完善丰富借记卡的各种应用功能,积极开办贷记卡业务,逐步构建以借记卡业务为基础、以贷记卡业务为核心、以联名卡等各类卡种为补充的银行卡产品体系。

二是加快发展电子金融新产品。借鉴外资银行的成功做法,积极推进网上基本理财服务、网上股票买卖、网上按揭、网上保险、网上基金等业务,大力发展网上支付、移动支付等电子支付工具,即能大大提高服务效率,又能为信用社实现收入的增加。全面改进票据支付模式,建立安全、高效、快捷的集中票据处理系统。借鉴他行票据集中处理的建设经验,结合农村信用社业务实际,努力探索适合农村信用社建设和发展票据集中处理系统,实现以县、市或省对提入、提出票据的集中核验、分发处理,提高支票处理效率,有效防范系统分散核验引发的支付风险。

三是大力开办外汇业务。外汇业务是农村信用社新的效益增长点,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和空间。要通过创新思路,搭建平台,完善外汇贸易融资业务品种,积极开办进出口押汇、进口开证、打包贷款、提货担保等业务,实现外汇业务的快速发展。对优质外汇企业在综合考虑企业的资信状况、财务状况、经营状况、履约能力以及本年度对外贸易业务量的前提下,按照农村信用社有关法人客户统一授信管理暂行办法,在落实担保的前提下,为借款人核定授信额度和期限,明确授信业务范围,建立“综合授信,一次审批,最高额控制,周转使用”的授信新模式,减少审批环节,提高工作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