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的主要特征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金融危机的主要特征，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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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危机；宏观调控；财政

1 金融危机的影响

(1)背景。2008年下半年以来,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风暴快速席卷整个国际金融市场,演变成全球性金融危机,世界经济出现明显下滑,进而使发达国家几乎整体陷入衰退。日本、欧洲一些国家都出现了经济衰退,世界经济增速放缓,悲观的情绪在市场上蔓延,国际经济环境的剧烈变化使

(2)国内影响。金融危机引起世界经济衰退对我国经济产生较大影响。我国经济的主要特征是对外依存度高,我国出口占gdp比率约为40%,外贸依存度约为70%,世界经济衰退会降低世界市场需求,使得我国出口导向型经济受到严重冲击,经济增长面临下行的风险。危机从外部增大了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压力,显示了我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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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全球化;银行;金融体系;金融风险

金融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我们探讨国内银行业发展的一个重要背景。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尤其是中国加入WTO后金融行业的逐步开放,中国相对封闭的银行业开始了融入全球化世界金融体系的征程。可以说,金融全球化对于一国银行业的发展是一柄“双刃剑”,它在给予银行业更多机遇的同时,也加大了银行业发展的风险性。由此,理解金融全球化这一大背景以及认识此背景给银行业的发展带来的风险,显得尤为重要。

一、金融全球化及其主要特征

金融全球化是一种金融现象,其表现为:金融业跨国发展,金融活动按全球同一规则运行,同质的金融资产价格趋于等同,巨额国际资本通过金融中心在全球范围内迅速运转,从而形成全球一体化的趋势。这种趋势体现在,世界各国、各地区在金融业务、金融政策等方面相互交往和协调、相互渗透和扩张、相互竞争和制约,进而使全球金融形成一个联系密切、不可分割的整体。大规模的跨境资本流动、快速的资本流动、衍生市场的迅猛发展和广泛的金融自由化等是金融全球化的主要特征。

金融全球化促使资金在全世界范围内重新配置,不仅使欧美等国的金融中心得以蓬勃发展,而且也使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获得了大量急需的经济发展启动资金。世界经济的发展离不开金融全球化的推动。但是,金融全球化所体现的金融业的全球性合作也有其另一面。随着金融全球化的不断推进,国家债务危机、区域性和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的频率逐渐加大,对于全球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影响也逐渐加深。如拉美债务危机、墨西哥金融危机、东亚金融危机、由美国开始并波及全球的次贷危机,以及近期的迪拜金融危机等,不仅对当地经济造成全方位、多层面和深层次的影响,更使得全世界经济受到极大的影响。面对金融全球化的利弊,经济学者一致认为融入全球化金融体系是发展和壮大中国银行业的必经之路,要使得中国银行业稳定和快速地在全球化金融环境中良好的发育,其关键是要理清在此背景下,尤其是在当前世界金融危机还没有消亡的情形下,中国银行业面临的风险。

二、金融全球化背景下中国银行业面临的主要风险

银行处于中国整个金融体系的核心,同时也是中国金融体系中最为薄弱的环节。改革开放30年的时间里,中国银行业一直遵循有计划、有步骤、分层次、分阶段的审慎开放原则,逐步融入世界金融体系。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尤其是中国加入WTO后金融行业的逐步开放,中国银行业融入全球化世界金融体系的速度加快。在此情况下,尤其是在当前世界金融危机还没有消亡的情形下,中国银行业面临着诸多风险。

(一)海外业务拓展过程中的潜在风险

在金融全球化的推动下,中国部分商业银行在积极应对外资银行竞争的同时,也在积极地开展海外业务,并将其视为应对全球化银行市场竞争的重要举措。值得注意的是,当前的金融动荡为中资银行走出去,特别是参与国际并购提供了较多机会。随着外资金融巨头在金融危机中遭受损失,中国银行业在海外逐步显示出优势,海外业务呈现快速发展的态势。

海外并购和设立海外分支机构是中国银行海外业务的主要形式。工商银行于2006年收购印尼哈里姆银行,完美进军南亚。2007年工商银行收购澳门最大本地银行诚兴银行。2008年工商银行悉尼、纽约分行相继开业,完成“突破美澳”阶段性战略目标;收购非洲最大银行南非标准银行股权打开非洲市场大门;迪拜子银行和多哈分行成立,填补中东地区的空白。截至2008年末,工商银行境外机构资产规模较上年同期增长了约15%,盈利能力继续提升。截至2008年底,中国银行已在全球29个国家和地区建立800多家分支机构,并与1500家国外行及其47000家分支机构保持了业务关系。数据显示,截至2007年末,中资银行海外资产已达到2727.6亿美元,比1987年的123.2亿美元增长了22倍。

然而,在良好的发展态势下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海外发展是一盘极具挑战的棋局,其间充满了许多风险。一方面,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法律制度,“落棋子”方式各不相同,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银行复杂的财务情况极有可能会将中资银行拉入深渊;另一方面,海外扩展必然会受到来自当地银行业的猛烈冲击,尤其是在新一轮的国家或地区保护主义抬头的趋势下,中资银行的海外业务必将受到一定程度的挤压。

(二)信用风险凸显

目前中国商业银行的存贷款利差收益占银行总收入的85%以上,由此可以看到,信用风险仍是银行业的主要风险。现代意义上的信用风险不仅包括传统意义上的贷款违约风险,也包括借款人违约可行性发生变化而给银行资产造成损失的风险。长期以来,中国银行业不良贷款率居高不下。2002年,中国银行业不良贷款率高达23.6%,不良贷款余额达26300亿元。2007年年底,不良贷款率虽已降为6.7%,但不良贷款余额仍高达12684.2亿元,其中,全国农村信用社不良贷款率仍高达9.3%,历史存量不良贷款包袱还有6900亿元,其中贷款损失约在4000亿元,这些不良贷款给中国银行业带来了巨大程度的信用风险。同时,在保增长、促发展的金融政策的指引下,以及面对息差收窄和资本市场不景气所带来的非利息收入减少的压力,商业银行仍然钟情于有政府背景的贷款项目,这必然带来对国有大型企业、各级政府重点项目的信贷集中投放,势必会给银行埋下潜在的信用风险。同时,受金融危机和经济运行下行的影响,行业风险日益凸显,特别是以房地产、出口型企业等为代表的与经济周期密切相关的行业信用风险加大。

值得注意的是,银行业的发展具有典型的顺周期特征。从2003-2007年,中国GDP已经连续5年保持两位数增长,年均增长10.8%;与此同时,银行业机构资产规模年均增长17.35%,税前利润年均增长96.28%。近两年来良好的经营环境极大地改善了国内银行业的资产质量,主要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由2003年的17.9%下降到了6.7%。截至2008年9月末,国内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1.27万亿元,比年初减少30.2亿元;不良贷款率5.49%,比年初下降0.67个百分点。虽然整体不良贷款水平持续“双降”,但是正因为银行具有亲经济周期性的特征,在当前宏观经济下行周期中客户的偿债能力的下降使银行业的信用风险上升,这主要反映为过去几年中所表现出的不良贷款率、不良贷款余额的“双降”良好态势难以继续维系。数据显示,从2008年第二季度开始,银行不良贷款余额有上升势头,关注类贷款向下迁徙的趋势增强,这都将最终影响银行的信贷资产质量。

(三)操作风险突出,盈利能力将会受到挑战

目前银行内控还不完善,操作风险问题也比较突出,近年来部分银行相继发生了一些违规操作和重大的操作风险案件。目前来看,无论是大型银行,还是中小银行,无论是经济发达地区,还是经济欠发达地区,内控是银行风险管理中的一个短板。过去几年以来,银行利差在逐步缩小,目前,中国银行的利差还保持在2%-3%的较高水平,长期来看此水平也是比较高的,竞争激烈的国际银行利差要远远低于这一水平。此外,金融脱媒将是一个长期的趋势,国内信贷渠道占绝对主导地位的形势将会有所改变,直接融资包括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将会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种趋势总体上说会有利于中国金融市场的深化,但对银行业而言竞争和盈利的压力会越来越明显。

三、金融全球化背景下中国银行业应对风险的措施

(一)依据实际情况调整海外业务战略与策略

随着中国银行业的海外业务拓展的速度加剧,所遭受的预期阻力也会越来越多。为此,中国银行业应该做到以下几点:第一,海外业务的开展应立足于长远的、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思路。中国银行业拓展海外业务、实施国际化战略的必要前提是坚持可持续发展的道路。面对当前的金融形势,中国银行业需要立足自身发展,摒弃机会主义投资思维,以企业长远战略作为国际化经营的基础,理性的战略投资才是明智的选择。第二,中国银行业的海外业务必须建立在价值投资的基础上,应做好对国外情况的深入分析,并将海外业务风险纳入银行的风险管理体系中来,对可能面临的风险进行科学的分析和评估,并实施有效的监控。第三,积极与外国政府和金融机构的交流、沟通和磋商,做好宣传攻势。中国大多数开展海外业务的银行都具有国有化背景,因此,在开展海外业务时,其商业行为常常被“扣上”政治的帽子,这些从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国银行业海外业务的开拓。因此,积极地宣传对于打消外国政府对国有商业银行身份的疑虑是一种有效的手段。

(二)积极防范信用风险

目前中国银行业潜在的信用风险主要表现为:中长期贷款比例偏高、大额贷款比例偏高、政府背景类企业贷款比例偏高。由于中长期贷款占比上升,定期存款占比趋降,存贷款期限结构错配压力开始显现。要使得信用风险得到有效防范应采取以下措施:第一,重点防范房地产贷款的违约信用风险。中国银行业要从美国次贷危机中吸取足够的教训,要高度重视防范购房者和房地产开发商贷款违约的信用风险。必须认真执行人民银行和银监会的相关规定,必须严格房地产开发贷款管理。第二,银行要定期对大额贷款施行信用评估,对于新产品或业务风险,银行应制定恰当的风险管理程序和风险控制措施。第三,必须坚持在授信标准下运营,并且对单个交易对象和关联交易对象群体都建立授信限额。第四,在防范衍生产品的信用风险方面,是要选择能守信的交易对手与其交易,同时从事衍生产品业务的金融机构必须有能力每天对信用风险、交易头寸和市场变化进行监控,能及时发现风险,及时采取止损措施。

(三)加强操作风险管理,大力推动金融创新

操作风险管理方面,中国银行业要从内控入手,大力防范操作风险。要进一步完善中国银行业治理结构,建立健全内控机制,严肃案件查处制度,落实责任追究,加快建立防范案件风险的长效机制。同时,要积极应对金融脱媒挑战,大力推动金融创新。中国银行业要根据新形势,积极调整发展战略和信贷结构,加大持续创新力度,大力开拓以增加非利息收入为基础的中间业务。同时,必须考虑到投资者经验不足、风险承受能力较低的现实国情,循序渐进,要着眼于明显增强自身的竞争优势和核心竞争力。

参考文献:

1、万建伟.金融全球化过程中中国金融业面临的风险及应对措施[J].河南社会科学,2009(1).

2、刘海.金融全球化给中国带来的金融风险分析[J].商场现代化,2009(9).

3、高海红.金融全球化与国际金融体系:对东亚的挑战[J].当代亚太,2008(2).

4、钱海刚,李建军.国有商业银行海外业务拓展的进程、问题与对策[J].银行家,20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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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国际货币体系，美元本位制，IMF，国际汇率

一、金融危机的起因

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2008年9月危机急剧恶化，掀起全球金融海啸，从而最终演化为一场席卷全球的自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从深层次来看，这一切又与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息息相关。因此，随着危机的不断发展，蔓延，人们开始思考金融危机背后国际货币制度方面的原因。

二、国际货币体系

国际货币体系又称货币制度，是指“各国政府为适应国际支付的需要，对国际货币在国际范围内发挥世界货币职能所确定的原则，采取的措施和建立的组织形式”从历史上来看，国际货币体系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国际金本位制，布雷顿森林体系和牙买加体系三个阶段。

（一）国际金本位制。国际金本位制是以一定成色及重量的黄金为本位货币的制度，历史上第一个国际货币制度，是19世纪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相继推行的货币制度。它的主要内容包括：（1）黄金是国际货币体系的基础，可以自由输出输入国境，是国际储备资产和结算货币；（2）金铸币可以自由流通和储藏，也可以按法定含金量自由铸造，各种金铸币或银行券可以自由兑换成黄金。

（二）布雷顿森林体系。1994年7月，在美国新罕布尔州布雷顿森林召开国际经融会议上通过了美国主导拟定的“布雷顿森林协议”。布雷顿森林体系主要内容为：1、确定了国际储备货币――美元，美元与黄金挂钩：①官价：35美元=1盎司黄金；②美国准许各国政府或中央银行随时按官价向美国兑换黄金；③其它国家的货币不能兑换黄金。 2、建立永久性国际货币金融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3.规定美元的发行和兑换方式，4.确定固定汇率制，5.提出了资金融通方案。借此美国成了世界金融的霸权。

（三）牙买加体系。牙买加体系从布雷顿森林体系70年代崩溃后沿用至今。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1976年IMF通过《牙买加协定》，确认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浮动汇率的合法性，继续维持全球多边自由支付原则。其具体内容为：1.黄金非货币化：黄金与各国货币彻底脱钩，不再是汇价的基础。2.国际储备多元化：美元、欧元、英镑、日元、黄金、特别提款权等。3.浮动汇率制合法化：单独浮动、联合浮动、盯住浮动制、管理浮动制。4.货币调解机制多样化：汇率调节、利率调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干预和贷款调节。

三、国际货币体系出现的问题

（一）以美元为本位货币的国际货币体系放纵了美国的负债消费。美元本位是对美元霸权地位的一种描述，有相关数据可以看出美元是国际储备的主要货币，所以以“美元本位”为主要特征的国际货币体系形成美元本位使得各国大量储备美元可以不受任何类似于黄金的实物支持。由于可以倚仗美元作为各国主要的外汇储备货币的特殊地位，美国没有了“先储备，后消费”的任何负担，完全可以靠政府和私人部门的举债进行消费。美国政府负债由1973年的5000亿，到达2007年末的9万亿多。然而美国的负债消费进一步加大了美国的进口，将美元输出到世界各地。

（二） 国际汇率失衡。现行的汇率制度主要分为两个层面：一是美元，欧元，日元三者之间的浮动；二是其他工业化国家及发展中国家与三者之间保持相稳定的汇率水平。然而主要国际货币国家通过汇率调整掌握着全球资源配置和国际竞争力调整的主动权；国际支付手段的供给由国际储备货币国家的货币政策和国际收支状况决定，而不按照国际经济基本面的客观需要提供相应的国际流动性，这造成国际货币体系的失衡。

（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局限性。IMF的作用始终受到发达国家的制约，使得它在危机中的表现捉襟见肘：首先，IMF作为国际货币体系监护人的角色缺失，IMF对发达国家金融市场既不能实行国别监督也不能实行跨国监督，因而对美国有毒资产的泛滥有重大责任；其次，IMF在金融全球化过程中的角色错位，作为了华盛顿共识的“吹鼓手”成为此次美国金融危机跨国传递，从而掀起全球金融风暴的重要推手；再次，IMF作为国际谁会最后贷款人和救助者的角色缺失，IMF对遭受国际收支危机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提供救助贷款时，往往无视这些国家的实际而非常苛刻的条件，许多受到美国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的国家，没有得到IMF及时有效的救助和支持。

四、国际货币体系改革途径

（一）加强对国际金融市场的监管。缺乏完善的 国际金融监管制度，是导致国际金融危机的又一原因。因此，建立和完善国际金融市场的监管已成为当务之急。一要公开披露有关信息，减少信息的不对称性；二要加强对国际投机资本的管理；三要加强对跨国银行的监管。

（二）改革现行的IMF。首先改革不合理的份额制，增加发展中国家的份额比重发言权，更多地体现透明与开放的原则。第二，要培养IMF事前监控和时候控制的机制：一方面，当成员国外债不断增加，国际经济出现泡沫的时候，IMF应适当对成员国及其公众提出忠告，与此同时，作为但当对成员国进行资金融通重任的IMF还要放宽带快条件，目前IMF在援助时，贷款具有鲜明的政策性和较为苛刻的条件。

（三）完善汇率体系。完善的汇率体系可以品以汇率的大幅度波动，长期以来汇率波动剧烈的原因有许多，如各国经济发展不平衡，国际收支恶化，现行的国际金融体系缺乏公正性，公平性和有效性等等，因此，为维护汇率稳定，必须加强地区和世界的金融合作，维护正常的国际金融秩序，共同防范国际游资过度投机的冲击，以创造良好的金融环境。

参考文献：

[1]韩玉珍 国际金融[M] 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2002

[2]孙杰 汇率与国际收支―现代西方国际金融[M]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9

[3]冯畅 姜文景 [A]危机下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思考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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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国际资本流动 国际金融危机 应对策略

国际资本流动是指资本在国际范围内的不同国家或地区之间的流动，可以用国际收支平衡表的资本帐户反映，资本流动分资本流入和资本流出两种情况。国际资本流动可以采取很多形式，最常见的有国际直接投资、国际融资和国际负债三种。

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资本的国际流动日益活跃，成为许多重大经济事件背后的关键影响因素，这同国际资本市场的发展和完善有着密切关系。这些情况其实也不外乎一种非常简单的需求与供给的平衡关系。从需求角度来看，一是发达国家的老龄人口增加推动了养老金规模的逐步扩大，国际资本市场成为其投资和获取增值收益的主要场所；二是中产阶层人口增加，他们的经济实力强，对投资的需求旺盛，又理解而且愿意为获取更高投资收益而承担更高的风险，于是，其收入积蓄从传统的银行储蓄流向更高收益的股票市场，从而推动了共同基金的迅速发展；此外，世界各主要金融市场的管制从80年代中期以来逐渐放松，客观上推动了国际资本市场，特别是衍生金融产品市场的快速发展。

国际资本市场的现状

资本市场的组成不外乎两个方面：市场的参与者和市场上的产品。20年前，商业银行构成了整个金融市场的主体部分，而今天，尽管银行类机构仍然是清算体系的使用者和主要管理者，但是从资产规模来看已经远远低于投资类机构，如养老金和共同基金等。

国际资本市场的参与者和产品两方面同20年前相比已经大大丰富，从组成模式来看当前的国际资本市场呈现出一种部分之间相互联系紧密的格局，也就是说网络化。在这种日益凸现的网络化趋势中，一个重要的现象引起人们的高度警惕，这就是一些传统的风险监测和管理手段受到严峻的挑战，特别是所谓的对银行8%最低资本充足比率的要求，现在看来并不“充分”，因为银行仅仅有8%的“垫底资本”并不足以抗御日益增加的资本市场风险和信用风险。后果就是：实际生产部门所面临的一些困境对银行领域的“波及效应”被网络大大放大了。另外一个因素：电子交易手段的成熟和不断更新带来了更复杂的资本流动形式和更大的市场波动性，大大提高了全球资本市场的资本流动速度。更多的资金以短期获利为目的，导致市场波动性不断增加。70年代因为石油危机导致全球发生债务危机时，如果人们对当时全球各个分割的市场之间的连锁反应(chain reaction)还有惊诧的话，那么，在21世纪，如果由于全球资本市场体系中的某一个市场发生问题而导致整个体系陷入危机，估计大家不会再惊诧了。因为全球经济和金融一体化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没有哪一个市场会在全球危机的状态下而再独善其身。

导致国际资本市场资本流动加快的另一方面原因还在于进入90年代以来开始的放松管制策略的流行。各国放松金融管制造成的直接效应就是交易成本降低，跨境资本流动大幅度增加，最直接的后果之一就是全球各地市场上的金融资产价格的剧烈波动。

对于中国而言，虽然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资本市场的开放程度很低而且市场规模很小，但已经能够非常明显地感觉到外部市场变化的波及效应。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介入全球经济一体化程度的加深，资本流动壁垒和保护墙将逐步减少直到最终消失，这些波动的影响将变得更为直接和明显。所以国际资本流动可能引发的问题从现在起就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国际金融危机及其成因

国际资本流动和国际资本市场对推动全球经济发展，促进资本和技术在各个地区之间的合理配置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随之而来的波动和因此而导致的国际金融危机的风险也日益增加。全球化、网络化和信息化的国际资本流动以全球金融市场的急剧动荡为主要特征，金融资产价格波幅之大，传播范围之广，为前所未见，这种剧烈的波动及其附带的扩散效应就是国际金融危机产生的根源。

国际金融危机一般有3种表现形式。货币危机指一国货币在外汇市场面临大规模的抛压，从而导致该种货币的急剧贬值，或者迫使货币当局花费大量的外汇储备和大幅度提高利率以维护现行汇率；外债危机是指一国不能履约偿还到期对外债务的本金和利息，包括私人部门的债务和政府债务；银行危机是指由于对银行体系丧失信心导致个人和公司大量从银行提取存款的挤兑现象。

国际金融危机离中国并不远。从历史上看，上个世纪末是金融危机多发时期：从最早的1992年欧洲金融危机到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再到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最近的有2000年的南美金融危机。其中以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最具备国际金融危机的特点，当然破坏力也最具全球性质。

作为现代经济的血液传导输送系统，国际资本市场的安全性和效率非常令人关注。亚洲金融危机及其触发的全球范围的市场动荡不安给世界经济造成巨大的破坏，直到今天其影响仍在继续，这足以说明国际资本流动而引发的金融危机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对它的成因以及对策的研究是关系到国家乃至世界经济稳定和发展的重大问题。

国际金融危机的成因如果简单的列举，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经济过热导致生产过剩；贸易收支巨额逆差；外资的过度流入；缺乏弹性的汇率制度和不当的汇率水平；过早的金融开放。但是在实际中这些因素往往是综合起来起作用的。以亚洲金融危机为例子来具体分析就不难看出，是内部和外部的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结果导致了金融危机的总爆发。具体的原因可以归结如下：

经济发展过热，结构不合理，资源效益不佳。东南亚国家的经济从70年代开始相继起飞，增长很快。但长年的高速增长也积累了严重的结构问题，这些国家都注重于推动经济的新一轮的增长，忽略了对结构问题的解决。

“地产泡沫”破裂后造成银行坏帐呆帐严重。东南亚各国在过去十几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期间房地产价格暴涨，吸引银行向房地产大量投资，银行呆帐的增加大大影响了东南亚金融体系的稳定，在危机之前一些金融机构已经濒临破产。

从外部看，其它资本市场，如日本股市的复苏和美元的持续走强，都使得一部分原来流入东南亚的外资撤离，构成了对这些亚洲国家货币的强大压力。在这种形势下,巨额国际资本的高流动性和高投机性终于搅起了这场空前的金融动荡。

国际金融危机具有广泛和巨大的影响。以亚洲金融危机为例子，它对各国都产生了程度不同的负面影响。由于在进行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中国政府的调控和管理得当，那次亚洲金融危机并没有对中国造成直接影响。但是不管如何，我国仍然感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种种间接影响。

我国防范未来金融危机的策略

六年后的今天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已经减弱了很多，但是其余波仍未完全消除，国际经济仍然在为成功摆脱衰退回归繁荣而努力。另一方面国际资本市场的波动性和不可预测性仍然存在，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性，不同国家金融、经济乃至政治上的缺陷都可能造成下一次金融危机的爆发。对于成功抵御了亚洲金融危机直接波及的中国而言，分析其产生原因我们可以从中得到不少有益的启示。同时如何抓住机遇调整结构制订策略，防范甚至提前化解下一次金融危机也是我国金融业今后发展的重要课题。

笔者认为，我国防范和化解未来金融危机的策略可以归结如下：

防范金融风险的最佳途径是优化本国经济结构，强化本国经济。各次金融危机的教训表明，发展中国家只有优化国内经济结构，才能真正改善长期国际收支的状况，确实保护自身不受国际资本流动无常变化的影响。

有计划有步骤的开放资本市场。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资本项目对外开放要慎之又慎。发展中国家追求经济快速发展，为了吸引外资流入，往往在条件不具备或者准备不充分的情况下，贸然实行资本项目的自由兑换。殊不知当允许国外资金自由流入本国时，同样也必须允许自由流出。当国际游资流入时，如果运用不当将使本国经济陷入困难，如果一有风吹草动，大量资金外流时本国将面临对外支付的困难。因此我国今后资本项目实行自由兑换应放慢步伐，慎之又慎，待条件比较充分时再实行资本项目自由兑换。

中国的开放必须是在保证国家经济安全的条件下的开放。国家经济安全是在世界经济越来越融合的情况下很多国家必须考虑的问题。国家经济安全是指大国、小国共同地融在一个大的市场经济环境中，它们的地位是不同的，抵御越来越一体化的世界经济风浪冲击的能力也是不一样的，这种保卫自己的能力就是一国的经济安全度。经济安全的保卫需要本国一整套的系统，既要开放，又要在金融的管制、进出口资金的管理方面使本国的企业、政府和银行人员的经营能力与发达国家拉平，有在管理、经营、投资各方面和发达国家同等素质的人才、系统、制度。

开放金融市场要做好准备和试点，应该采取谨慎的步骤和策略。即使在加入WTO的今天也要清楚认识到我国与发达国家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我国的情况不能与发达国家进行简单对比。发达国家在实现资本自由流动方面也经历了若干历程。发达国家的资本自由流动是与其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完善程度和金融监管水平相适应的。同时，也是金融创新和技术进步的产物。我国由于市场基础和市场规范还很不完善，金融监管水平也需要在开放中的动态博弈中逐步提高，对于资本自由流动这把双刃剑，在带来利益的同时也包藏着巨大风险，因此在目前我国不能像发达国家那样，让资本自由流动。但是资本全球化、资本自由流动是大势所趋，因此在目前我们就应该积极进行准备，有步骤地有计划地实现金融市场和金融制度的调整，为中国安全、成功的融入全球资本市场打下坚实的基础。

为了促进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中国融入全球化市场是历史的必然。如何在这个过程中既享受国际资本市场和资本自由流动带来的种种好处，又同时防范和化解由此产生的金融危机风险就成为中国的金融界乃至政府需要关注的重大问题，它给中国金融机构、中央银行和政府都提出了许多政策上的挑战。对此，只有未雨绸缪早作准备才是应对挑战的正确策略。通过制定正确的政策措施，笔者相信中国一定能够健康、顺利地实现经济的更大发展。

参考资料：

1.姜波克，《国际金融新编》第三版，August,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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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危机；宏观调控；财政

1 金融危机的影响

(1)背景。2008年下半年以来，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风暴快速席卷整个国际金融市场，演变成全球性金融危机，世界经济出现明显下滑，进而使发达国家几乎整体陷入衰退。日本、欧洲一些国家都出现了经济衰退，世界经济增速放缓，悲观的情绪在市场上蔓延，国际经济环境的剧烈变化使中国经济正经受着严峻的挑战和重大考验，全球经济步入寒冬。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由于我国经济长期依赖的出口需求的萎缩，我国经济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

(2)国内影响。金融危机引起世界经济衰退对我国经济产生较大影响。我国经济的主要特征是对外依存度高，我国出口占GDP比率约为40%，外贸依存度约为70%，世界经济衰退会降低世界市场需求，使得我国出口导向型经济受到严重冲击，经济增长面临下行的风险。危机从外部增大了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压力，显示了我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中国经济涉足美国经济程度毕竟不很深，中国金融体系相对独立和稳定，中国工农业生产形势稳定，内需强劲，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日益提高。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内部困难不少，经济持续增长外部因素的不确定性也在加大。毕竟美国是巨大的经济体，对华尔街危机的影响还要继续观察，现在，华尔街危机对我国影响有向实体经济蔓延的势头。所以，要办好自己的事，强身健体，提高警惕，谨慎应对，加强监管，防范风险，稳定社会经济发展预期。

2 我国应对金融危机出台的财政政策

当前全球经济危机环境下，我国经济正面临一个短期经济快速下滑的风险，长期面临经济由外向型向内需型转变、非均衡发展向协调可持续发展转型的巨大压力。为了防范经济景气指数持续下滑，也为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创造有利的条件，最近政府各部门高强度、高密度地出台了大量的宏观调控政策，其中主要包括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投资政策、消费政策、外贸政策、价格政策、农村政策、就业政策、区域政策、经济改革政策。其中动作最为明显的可以简括为以下几点：

首先，财政政策及时掉头。众所周知，1998年之前宏观调控基调是“从紧”，不仅财政从紧，货币政策也从紧。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政府为拉动内需，当机立断改行积极(扩张)财政政策。

其次，适度放松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国家调控宏观经济最重要的两大政策工具，在宏观经济面临不利的外部环境和较大滑坡风险情况下，国家决定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就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内涵而言，实际上是适度放松银根，降低融资成本，为企业提供较为宽松的融资环境，以此来促进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

最后，稳定人民币汇率。上次亚洲金融危机后，周边国家货币一边倒，纷纷贬值。而中国政府一诺千金：人民币不贬值。当年朱总理说，人民币不贬值，一是中国要担负大国责任；二是中国的出口结构不同于周边国家，出口会受影响，但无大碍；三是可迫使国内企业实行产业调整与升级。现在看，朱总理做得好，完全对。设想一下，要是当时不稳住汇率，让人民币贬20%，那么现在就得升50%，大量投机热钱涌入，局面恐怕更难应付。

3 策略的弊端

(1)弊端。首先，政府没有及时减税。经济学说，刺激投资应有两个重点：一是政府采购订货；二是为企业减税。财政发债增加政府采购，无疑可减少企业压库，但中国的企业多，而政府采购有限，鞭长莫及，政府不可能关照到所有企业。所以对多数企业来说，减税更管用。可遗憾的是，国家虽允许出口退税，但主体税率却未作调减。其次，把物价问题看得太重。物价事关民生，不论东西方，政府都重视物价，没有错。但如果把物价看得过重，则势必会影响政府的大政决策。想当年，为把CPI控制在3%以下，政府始终不敢放开物价。不料后来物价负增长，通货紧缩，令原本疲软的消费市场雪上加霜。其实，消费者有个心理，买涨不买跌。商品涨价就抢购；降价则持币观望。最后，没有大幅加薪。平心而论，朱总理当年是有意加薪的。记得2000年秋天朱总理来中央党校演讲，正好我在场，那天朱总理说，三年内要给公务员涨工资，涨三倍。可结果呢？还是雷声大雨点小，不了了之。我想过，之所以会如此，是政府没法给职工涨工资。官涨民不涨，必引发社会矛盾。另一层原因，政府未减税而加工资，会加大企业成本，抑制投资。 转贴于

(2)改良措施。第一，义无反顾地减税，刺激民间投资。实际上，只有民间投资才能显现出中国经济的真正活力，在央企利润好转的情况下，应把新一轮经济刺激方案的重点放在民企投资上，全面减税。只有减轻企业负担，才能释放企业的活力，尤其是民企。同时，这也是鼓励民企投资的重要手段。第二，放松信贷与利率管制。一个非常重要的趋势，应当是降低对于行政管制措施的依赖，逐步引入市场化的调控措施，巩固前一阶段主要通过行政管制措施取得的调控成果。第三，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曾说过多次，相对10%的GDP增长率，消费物价涨5%不算高，关键是工资增长要跟上物价。提高最低工资标准还对扩大内需、促进消费、倒逼企业提升管理水平有益。提高最低工资标准要渐进地、不断地进行；要综合考虑物价、经济增长等各方面情况；更重要的是需要通过监管，保证落到实处。

4 迎难而上——抓住危机中的最佳机遇

2009年第一季度，中国经济GDP的6%增速，虽然与全年8%的增速有一定的距离，但在全球经济负增长的环境下，中国经济的这一增速仍然是令人振奋的。虽然全世界都在鼓吹未来中国将是新的救世主，中国也毫不掩饰自己是负责任的大国，然而此时，中国却是“有心无力”。中国现在紧要的问题是面对“楼市寒冰难融”、“港口业将遇十年低谷”、“中国外汇储备面临双重风险”、“严峻就业形势”、“外贸出口压力增大”等种种经济难题，也急需寻找医治的良药。

中国经济复苏的速度和质量要想突围，不但与国际经济危机的发展程度直接相关，更重要的是取决于国内宏观调控的着力点和力度。从内部和外部经济环境综合看，处于世界“金融恐怖平衡”一端的中国经济，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结构调整需求，外部是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全球经济增长格局的调整，及由此形成的外部需求下降，内部则是中国经济长期存在的结构性失衡带来的转型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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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影子银行 金融危机 监管

一、研究背景

本轮全球性金融危机，给世界各国都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其破坏力之大，波及范围之广，冲击力之强，传播速度之快，都超出了近年来的各次金融危机，纵观历史，仅有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能够与之相比。正是这次危机，使一个新名词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影子银行。

影子银行的概念最早是由美国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执行董事保罗·麦考利于2007年9月在美联储的年度会议上提出的，之后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创始人比尔·格罗斯再次提及，并使之一夜成名，成为世界性热门话题。美国影子银行体系的产生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联邦住宅贷款银行系统的建立，但其迅速发展则主要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进入21世纪以来，美联储在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时忽略了其可能对金融系统造成的影响，在数量众多且资产规模不断扩大的机构投资者的助推下，影子银行体系实现了膨胀式发展。到2007年，美国包括投资银行、货币市场基金、结构性投资工具、对冲基金在内的整个影子银行体系资产已多达10.5万亿美元。相比之下，美国五大银行资产总额却仅有6万亿美元。影子银行的资产已远远超过了美国传统的银行控股公司。

虽然影子银行在金融危机之前就已经发展成为金融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一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直到本轮金融危机爆发后，影子银行才真正进入监管者的视野。危机前，宽松的经济环境促进影子银行膨胀的同时，其蕴含的风险也逐渐积累和显现。随着市场风险的逐步增大，大量投资者从资本市场撤资，进而生成一种自我增强的资产抛售循环，最终酿成金融危机。因此，影子银行一定程度上被认为是造成此次危机的始作俑者，在危机的产生和传播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金融危机后，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德国前央行行长韦伯，以及欧洲央行及金融稳定委员会等，均明确表示，今后将加强对影子银行的监管力度。因此，影子银行体系对评估金融监管改革、预测将来全球经济发展以及制定各国监管政策有着重要意义。

二、影子银行的主要特征

影子银行，是指那些与传统的接受中央银行监管的商业银行系统相对应的，但在监管程度上远远小于传统银行的金融机构，它在交易方式、运作模式以及监管制度等方面都与传统银行完全不同，但所行使业务与传统银行基本相同。具体来说，影子银行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一）影子银行的监管相对较弱

由于影子银行被划入非银行类金融机构，所以他们不会受到政府对传统商业银行相对严格的监管；同时它们没有存款保险制度等保护机制，这使得其潜在经营风险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同时，金融衍生品交易大都在场外柜台交易市场进行，因此影子银行的产品结构繁杂，而且很少向公众公开披露信息。

（二）影子银行自由资本有限

由于金融监管机构对影子银行没有存款准备金和资本充足率的监管，导致影子银行资本运作的杠杆率很高。一般商业银行杠杆率约为10～15%，而影子银行已经普遍达到20%～30%。高杠杆率使得当市场出现逆向波动时，系统风险得以放大，降低了其风险承受能力。

（三）影子银行业务具有表外特征

传统银行与影子银行一般都有着密切的合作关系，以实现多方共赢。例如，影子银行允许商业银行参与其结构化投资和资产证券化，但由于监管机构对影子银行的参与并不关注，而且这些业务都不在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中列示，导致影子银行跨越传统商业银行的业务边界。

（四）影子银行的信贷中介过程比传统的商业银行体系更加复杂和专业化

一方面，影子银行融资渠道相比于传统商业银行更为广泛。传统银行体系以吸收存款和发放贷款作为融资渠道和资金运用渠道，而影子银行体系的融资渠道主要是批发融资，资金运用方式则主要依靠资产证券化产品。另一方面，在资金运用上，影子银行通过将各种贷款进行证券化和分级打包卖出，增强资金流动性，有效减少资金成本从而加速回流，实现了风险转移与分散并且丰富了资金来源，这也是其不断扩充资产负债表的原动力。

（五）影子银行蕴含金融风险

1.影子银行是金融机构逃避监管的重要工具。由于影子银行可以通过信贷市场向消费者提供过度流动性资金和金融杠杆，使得人们可以通过资本市场证券化的方式获得资金。当资产价格上涨时，它可以分散风险，但是当资产价格下跌时，它却会无限地放大风险。

2.影子银行掩饰了银行资产负债表的真实情况。运用影子银行体系中的金融工具，可以使一些有毒资产被打包出售，而且，一些金融衍生工具又使银行承担很多资产负债表上无法反映出来的风险。

3.影子银行体系本身具有高杠杆比率、高流动性以及信息不对称性等内生脆弱性。

4.内部控制为主、外部监管为辅的监管方式容易导致外部监管失灵。目前，各国普遍实行的多头监管机制无法适应影子银行的混业经营模式，且这种机制会出现各监管部门同时监管或同时不监管的情况，容易导致影子银行积累风险。

三、对中国的启示

本次金融危机发生后，世界各国纷纷提出了各自改进金融监管的方案和建议，如美国实行了《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英国《特纳报告》和《金融市场改革》，欧盟委员会提出了《场外衍生产品监管提案》，以及巴塞尔委员会实施巴塞尔协议Ⅲ等。这些举措对中国今后规范国内的影子银行体系具有很大的启示作用，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严格界定影子银行的业务范围，禁止其私自扩张

对于金融创新，不可禁止，但也不能急于求成。我国金融业应在产品和系统设计中兼顾各方利益，循序渐进地推动金融产品创新。严格界定影子银行的业务范围，防止影子银行私自进行业务扩张。例如，对于银信合作理财产品，要严格控制创新工具的泡沫，尤其要控制以房屋为抵押的次贷的产生，加强对其是否符合再包装投放风险标准的监管。对于典当行及民间信贷、小额贷款公司，则必须严格规定其只能发放贷款不能吸收存款，同时，禁止高利贷、非法集资等不法活动。

（二）限制大型金融机构的高风险活动，限制影子银行体系与传统银行体系互相之间的业务渗透

本次危机后，美国金融监管当局引进了沃尔克规则，不允许由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保险的金融机构直接进行自营业务，限制另类投资总规模不能超过银行有形股权的3%，银行投资私募股权基金和对冲基金的规模不得超过银行一级资本和基金资本的3%；要求银行机构将能源互换、农产品互换等高风险的非传统衍生品交易业务拆分到子公司，只进行外汇互换、利率互换以及金银互换等业务。英国当局则要求加强各监管机构之间的协作，降低银行与其他金融体系之间的结构性套利可能。这些措施都可以被中国所借鉴。

（三）强化影子银行系统风险动态监管

1.在宏观层面上成立专门部门对投行业务进行监管。各监管部门之间要增加沟通相互协作，充分运用各种模型对产品风险、投行业务、风险管理水平进行分析和评价，对分级业务准入条件进行合理设立，抵制不符合要求的产品和银行机构进入高端投行市场，实行奖励机制，让风险管理水平更高的产品和银行获得更多的风险溢价，稳定市场，推动产品进步。

2.在微观层面上降低影子银行系统内部风险，避免因放松监管标准助长资产价格膨胀、过度杠杆化，实时监测影子银行杠杆化水平，并通过监管进行风险动态监测，把握单体资产市场变动，建立风险预警机制。

3.调整监管力度，对不同影响范围的影子银行业务实施动态比例监管。对于影响小、风险低的影子银行机构，采取市场自律监管方式，而对影响大、风险高的银行则需要纳入监管范围，进行严格监管。

（四）改善影子银行系统信息披露机制

引入信息共享机制，加大信息披露力度。充分发挥监管机构、证券业协会、交易所的作用，定期或不定期将数据进行汇总和分析，并力争以简明的方式让投资者迅速准确获取相关信息，减少投资者与影子银行间的信息不对称，降低或防止衍生品市场风险隐患。

（五）建立健全法律法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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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金融危机影响，贸易保护主义开始显现。美国财政部长盖纳在候任期间曾指责我国操纵人民币汇率，这与布什政府拒绝认定我国为汇率操纵国的态度显着不同。但美国当前的主要目的，是要迅速走出金融危机、摆脱经济衰退，而人民币汇率制度安排总体上有助于美国达到这一目的，起码不悖于这一目的。因此，新一届美国政府在危机中应不会对人民币汇率制度采取实质性的对抗行动，从摆脱实体经济衰退的角度看，人民币大幅升值对美国缩小贸易逆差不会产生实质影响。当前以中美贸易差额为代表的全球经济失衡问题，根源于美国有较大的储蓄缺口(储蓄不足)，而包括我国在内的东亚新兴市场经济体则有较大的投资缺口(储蓄过剩)。从全球经济平衡的角度来看，拥有较高储蓄率的东亚新兴市场经济体是集体性地被迫与储蓄率较低的美国保持贸易差额关系。显然，这种失衡根源于全球经济的结构性失衡，即使人民币大幅升值至我国对美贸易顺差大幅下降的程度。鉴于美国的储蓄率在短期内难以提高，其贸易逆差将依然存在，只不过转变为对其他国家的逆差而已。上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美国的贸易逆差一直存在且愈演愈烈，只是其贸易顺差对手国顺次由日本转变为“亚洲四小龙”、“亚洲四小虎”，然后转变为我国而已。

从摆脱金融危机的角度看，人民币大幅升值并非美国解决金融危机的出路。近期，西方学术界流传着一种“祸水东引”的谬论，即将人民币汇率制度与美国次贷危机直接联系起来。认为人民币汇率低估是我国对美贸易顺差的主要成因，我国将积累的大量外汇储备投资于美国国债，这压低了美国长期利率，进而低利率刺激了美国金融创新并使其金融机构过度承担风险，最终引发了次贷危机。大量事实表明，金融发展和风险认知之间的不匹配才是当前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上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的金融创新和金融发展不断深入，尽管金融风险认知在同一时期也有进步，但明显滞后于实践的需要。金融发展和风险认知的不匹配大大降低了原有金融稳定安排的效力，金融机构内控、市场纪律和金融监管的效率下降与此均有密切关联。从这一视角看，次贷危机爆发具有必然性，它与人民币汇率制度没有必然联系。

事实上，维持现有包括人民币汇率制度在内的中美经济模式，对美国化解金融危机是有利的。当前，美国政府在实体经济和金融领域同时展开行动来化解危机。在实体经济领域，美国主要通过扩张性财政政策来稳定经济增长;在金融领域，美国主要通过金融机构救助、收购金融机构有毒资产、为市场提供流动性三种方式来稳定金融系统。美国的危机化解方案需要耗费大量资金，这迫使美国政府不得不大量发行国债。在美国国债投资需求中，外国投资者的地位举足轻重。2008年，美国政府净发行国债1.47万亿美元，其中外国投资者就购买了7720亿美元。中美之间的经济交往模式以人民币“软”钉住美元、我国对美保持大量贸易顺差和我国持有大量美国国债为主要特征，这一模式有助于美国筹集资金、稳定国债市场。应当说，危机加强了中美经济模式的“捆绑性”，即我国需要美国市场实现劳动力就业，美国则需要我国的资金来稳定其金融系统。破坏这一模式的稳定性，对中美双方都没有好处。

二、金融危机不会根本威胁我国外汇储备的安全

次贷危机爆发后，我国外汇储备的安全问题引起国人广泛关注。部分国内学者认为，美联储向金融体系不断注入流动性，使得美国未来经济发展面临巨大的通货膨胀威胁，我国外汇储备也极有可能因此遭受重大损失，人民币汇率制度应该加速弹性化改革。为应对危机，美国货币当局不断放松其货币政策。美联储的最初反应是，通过更积极的储备管理使短期货币市场利率与目标水平一致。随后，为缓解定期货币市场和回购市场的压力，美联储延长了银行再融资期限，扩展了合格抵押品和交易对手的范围，扩大了证券融资范围。鉴于金融市场混乱还在继续且实体经济出现衰退，美联储迅速调整了其货币政策立场，将联邦基金利率在短期内由5.25%下调至0-0.25%。在缺乏利率下调空间的情况下，美联储开始实施所谓“数量宽松”的货币政策，即货币政策直接关注货币投放数量而非利率。从货币供应量的角度看，以上货币政策操作并无特别之处，所有操作都是中央银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向市场注入流动性。当面临通货膨胀时，中央银行可以通过出售其当前购买的国债和其他类型金融资产以收缩流动性。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在美国这样一个贫富较为悬殊而又实行议会民主的国家，美联储不可能为了损伤我国外汇储备价值而故意推动通货膨胀。转贴于

主要是发达国家金融自由化和发展中国家金融改革，刺激了投机性货币需求的增长，这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流动性膨胀对通货膨胀的压力。全球在次贷危机中投放的大量流动性在危机后大部分不会直接进入实体经济，它们中的绝大部分极有可能是从谨慎状态转为投机状态，这为全球收缩流动性提供充裕的反应时间。我国没必要进行大的储备币种结构调整。反而，由于我国在美外汇储备数量较大，任何急切的币种结构调整很可能会因交易成本过高和外汇市场的博弈性反应而损害我国外汇储备的价值。例如，如果我国迅速将美元国债储备转换成欧元储备，则大量抛售很有可能会使美元国债收益率迅速上升，这将导致我国继续持有的美元储备的贴现值下降。更何况，在当前全球主要储备货币中，美元的安全性仍然居于首位。

三、不宜采用人民币大幅贬值来摆脱当前经济紧缩

关于人民币汇率的合理均衡水平，理论界存在很大争议。一种常见的观点认为，人民币汇率的合理均衡水平应该有利于实现国际收支平衡。从我国的国际收支状况看，人民币应该大幅升值。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增长是我国宏观经济管理的根本目标，包括人民币汇率政策在内的一切宏观调控政策都须以此为最基本的出发点。换言之，人民币汇率的合理均衡水平应该首先有利于实现国民经济增长的总目标，其次才能考虑平衡国际收支。

次贷危机爆发以来，我国经济出现了剧烈下滑，对外出口和投资的增长率同比皆有大幅下滑。由于投资下滑主要是由出口下滑导致的，此轮我国经济紧缩可以归为外部需求冲击型的经济紧缩。为保持经济增长，我国政府及时有力地出台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在汇率政策领域，我国迄今为止尚未采取大的举措。我国是否应当采用人民币大幅贬值来摆脱当前经济紧缩，这也是我国汇率政策需要思考的重要问题。

世界贸易组织的统计表明:全球真实GDP增长率从2007年的3.5%下滑为2008年的1.7%，其中，除了中东的真实GDP增长率上升了0.2%，北美洲、中南美洲、欧洲、独联体、非洲和亚 洲的真实GDP增长率分别下滑了1.0%、0.9%、1.8%、2.9%、0.8%、1.0%和2.9%;全球真实商品贸易增长率从2007年的6%下滑为2008年的2%，其中，北美洲、中南美洲、欧洲、独联体、非洲、中东和亚洲的真实商品出口增长率分别下滑了3.5%、1.5%、3.5%、1.0%、1.5%、1.0%和7.0%。全球真实GDP和真实商品出口的全面萎缩表明，在所有导致我国出口紧缩的原因中，贸易对象收入的全面下降肯定居于首位。

在人民币“软”钉住美元的汇率安排下，美元2008年对日元和欧元大幅升值，间接推升了中国的实际有效汇率。可以讲，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相对稳定在危机期间恶化了我国的贸易条件，中国当前具有人民币贬值的潜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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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全球化正以不可遏制的趋势逐步推进。1992年意大利里拉和英国英镑受到冲击，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1995年英国巴林银行投机失手造成银行倒闭，以及1997年开始的东南亚金融危机，都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之后发生的。这充分说明，在以金融资本国际化为突出特征的经济全球化浪潮中，金融风险比过去任何历史时期都加大加重了，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存在着金融风险，只不过是发展中国家的风险更为严重一点罢了。我国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中能够免受波及，并不表明我国金融行业就是经济全球化浪潮中一叶稳如泰山的安全之舟。据有关人士分析，我国之所以能避开金融危机的灾难，其中有两个原因不可忽视，一是金融体系尚未完全开放，保护了不甚健全的金融监管体系;二是银行拥有大量储蓄资金，抵销了银行体制存在的严重问题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然而，我国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会不断走向开放，金融体系迟早会完全开放，这也会导致居民投资观念发生根本性变化，投资选择自由度逐步加大，因而直接影响我国银行体系运行。可见，在经济全球化趋势日益加强的今天，如何建立和健全防范国际金融风险的机制，不断提高抵御国际金融风险的能力。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尤其是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我国亟须研究和解决的课题。

一、经济全球化的主要特征及其对金融安全的影响

经济全球化的因素，在19世纪中晚期就已出现，当时经济、贸易、投资甚至人员的跨国、跨地区活动就相当频繁。不过，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尔后的“经济大萧条”的出现，刚刚兴起的经济全球化被迫中断。二战后，经济全球化重新发展，特别是70年代初期布雷顿森林体系带来了全球资本市场的新生，从而极大地推动了经济全球化广泛而迅速的发展。

正在进行中的经济全球化已呈现出以下几个明显的特征:

第一、世界贸易重新展现自由化的新趋势。如果说过去贸易自由化主要是通过交易国双边协定来实现的话，那么，今天贸易自由化则是通过世界贸易组织等多边机构来进行的。随着世界贸易组织的建立，特别是信息科学技术促使全球范围内全方位、多层次的信息网络的逐步形成，世界各国的国内市场被逐步联结成为统一的世界市场。加上被少数西方发达国家所控制的国际性组织，在驱动经贸自由化方面不断给发展中国家施加压力，如加快开放国内市场、修改某些贸易规则等，这也不仅使关税壁垒大大调低，而且也使非关税壁垒大大削减。这也不仅使物质产品贸易进一步向自由化发展，而且将服务贸易和知识产权也纳入了贸易自由化的框架内。即使目前有许多国家为了在国际贸易市场上展开竞争的需要，设置了“绿色壁垒”的贸易障碍，但它还是不能阻止世界贸易越来越自由化的发展趋势。

第二、在对外直接投资迅速增加的同时，金融资本进一步国际化。战后，生产和资本的国际化主要表现为产业资本的国际化，即对外直接投资增长快猛。据有关资料统计，1970年全年投资额为400亿美元，80年代末迅速增长到1700亿美元，如今每年世界的平均投资额为2000亿美元。[1]不仅发达国家之间跨国界兴建厂矿、兼并企业已蔚然成风，而且新兴工业化国家也开始对发达国家投资，比如韩国最近几年来在西欧、北美的投资呈上升势头。当前，在对外直接投资继续保持高于同期国民生产总值增长速度的同时，金融投资即在证券、股票市场上的投资更趋活跃。据有关资料显示，全球金融资本的交易额1980年为5万亿美元，1992年增加到35万亿美元，预计到2000年将达到83万亿美元，相当于经合组织成员国国内生产总值之和的3倍。[2]

第三、跨国公司成为贸易、资本等经济因素流动的重要桥梁，是当代经济全球化的主要组织力量。跨国公司，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开始产生，二战后得到了迅猛发展。截止1995年，全世界共有跨国公司3 9万家，在国外的子公司达27万家，遍及160多个国家和地区，销售总额达到6万亿美元，其中最大的跨国公司销售达千亿美元以上。[3]目前跨国公司主要集中于美、欧、日等发达国家，它们拥有世界生产总值的1/3，世界对外直接投资的70%，世界贸易额的2/3，世界高新技术的80%。更为重要的是，跨国公司正以其资金、技术、管理和高科技的优势，不断扩充其发展规模，日益支配和控制许多发展中国的部分产业、市场甚至是整个国家的经济命脉。经济全球化日益强劲的发展趋势，对世界经济特别是对国际金融具有积极的影响。它有利于经济资源在全世界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从而推动世界生产力的发展和世界经济的快速增长。对发展中国家来讲，可以借调整换本国产业结构，引进一批先进技术，获取较多的经济信息，吸收大量外资，加快本国经济的发展。但是，它对各个主权国家的经济安全特别是金融安全也带来了不容忽视的负面影响。在这方面，发达国家尚且如此，发展中国家就更不用说了。归纳起来，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金融安全的消极影响主要有:

第一、削弱一国经济主权，冲击国家金融监管的调控能力。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随着国内市场逐步与世界市场接轨，民族国家调控本国经济的作用和能力日益缩减。建立在信息技术基础之上的国际金融市场，不仅使资本能够以光一样的速度从世界某地转移到世界他地，而且将国际金融融合成“网络金融”。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国家或地区稍不谨慎发生某方面失误，都会威胁到其金融安全。一旦某一个金融机构出现危机极容易在整个金融体系中引起连锁反应，引发全局性、系统性的金融风暴，并可能导致整个经济、社会生活及至政治动荡。发展中国家发生金融危机之后，势必会向被少数发达国家控制的国际经济组织救助。国际经济组织在对这些国家进行“援助”或贷款的同时，必定提出诸多十分苛刻的条件，比如调低经济增长速度、削减财政预算、取消对农产品的补贴、实行国企私有化、提高利率、降低进口关税、大幅度开放国内金融市场、放宽对外商投资或持股的限制、关闭或兼并部分金融机构，等等。显然，国际经济组织的“援助”，集中体现了少数发达国家的意志，使受援国出让或丧失了相当大一部分经济主权，削弱了这些国家中央银行的调控能力。

第二、贸易条件日趋恶化，国际支付能力下降、引发债务危机。经济全球化是在国际经济旧秩序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获得政治独立后实行的是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而且绝大多数初级产品是面向欧美日发达国家的市场。在冷战结束后日益激烈的经济、科技竞争中，发展中国家科技基础薄弱，在研究开发中投入不足，加之自主研究开发成本越来越高，知识和技术更新越来越快，创新能力越来越集中到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技术创新能力之间的差距日益扩大，从而导致初级产品与工业制成品的价格“剪刀差”越来越大。此外，国际贸易的一些新规则对发展中国家也越来越不利，从而导致贸易条件恶化。金融与贸易密切相关，逆差逐步扩大，外汇收入大减，外债负担加重，导致本国货币币值不稳定，从而引起资本大量外流。这样就使发展中国家无力偿还债务，信用制度崩溃，最终以金融危机的形式爆发出来。战后，特别是80年代以来，债务危机是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经常出现的一种现象，是影响这些国家经济安全特别是金融安全的一个重要因素。国外一些学者研究结果显示，多数发展中国家在金融危机爆发前一年贸易条件明显恶化。[4]

第三、国际金融市场自由而开放，金融投机便捷而频繁。资本所追逐的就是利润的最大化。世界资本市场的形成，为投资者提供了更多的套利交易机会。在汇率不变的条件下，投资者能够无风险地获得高额利润。70年代初期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国际金融市场开始变得动荡不安。随着发达国家将竞争重点转向金融领域，国际金融市场的竞争愈演愈烈。英、美、德、法、日等发达国家相继取消对资本进出口的管制，对金融市场实行自由、开放的政策。在发达国家的压力下，许多“新兴工业国家”也纷纷推进金融改革，金融市场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进程显著加快，国际资本市场骤然扩大，资本流量急增。特别是金融工具不断衍生和创新，使股票、债券、期货、期权、外汇等各种传统的或派生的金融资产交易额正以惊人的速度迅速膨胀，并在绝对数上成倍地超过了相应的实际社会财富。这既能给全球投资带来更多便利，又会形成大量游资。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球游资高达7 2万亿美元。如此高额的游资必然对一国金融市场形成巨大的冲击力。而且，国际垄断资本为了追求最大利润，已经不再满足于商品贸易的盈利了。还投机于国际金融市场。如果发展中国家自身存在问题，就会被投机资本冲击成功，酿成金融危机。需要指出的是，投机资本的冲击往往体现少数发达国家的政治意图，是为其全球战略利益服务的，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要制裁某些“不听话”的发展中国家，没有比冲击其金融更隐蔽、更致命的了。

二、确保我国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保持金融安全的措施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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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次贷危机；金融危机理论；最新研究

一、 这次金融危机发生的背景

1. 传统银行和证券化的银行。2007年~2008年由次贷危机引起的金融市场的混乱被看作是自从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这次金融危机是一次系统性的银行挤兑现象，与以往历次不同是因为它不是发生在传统的银行系统，而是发生在证券化的银行系统。传统的银行是以银行存款为主要资金来源，通过发放贷款，并持有贷款到期为主要业务，传统银行的挤兑是由存款者引起的；证券化的银行是以打包和出售贷款为主要的资金来源，证券化银行的挤兑是由回购合约的挤兑引起的。证券化的银行业务大部分都是投资银行经营的，例如贝尔斯登、雷曼兄弟、摩根斯坦利、美林等，但是商业银行也会少量涉及以作为对传统银行业务的补充。

2. 证券化程度不同。美国的金融创新是以资产证券化为主要特征的。为了降低风险，银行创造出被称为抵押债务凭证的结构化产品。创造过程为：第一步，形成分散化的资产组合，这些资产包括抵押贷款、其他形式的贷款、公司债等；第二步，将这些资产分为不同的等级，然后把不同等级的资产卖给不同风险偏好的投资者。通过证券化，银行从资本市场获得了大量的短期资金，使负债的期限大大缩短，银行的杠杆率大幅度上升。

3. 金融危机发生的市场环境。金融危机之前，美国经济经历了一个低利率的环境，这不仅是因为大量的资本从国外流入美国（尤其是亚洲国家），而且美国政府本身采取了低利率的货币政策。由于东亚金融危机的教训，亚洲国家通过购买美国的证券盯住美元以增加本国出口。美国网络泡沫破灭以后，中央银行担心经济增长放缓，实施了宽松的货币政策。（Brunnermeier，2009；Diamond & Rajan，2009）

二、 这次金融危机时的几个显著特征

1. 流动性和市场枯竭。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在金融系统中起着调剂银行间流动性余缺的重要作用，也是中央银行实施货币政策的媒介，因此，该市场的功能的完善对金融系统的稳定起着关键作用。在这次金融危机中，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显得尤其混乱，不少学者对同业拆借市场的无效率问题进行了一系列新的研究，主要有――Allen，Carletti和Gale（2009）认为，当银行不能够冲销总体流动性风险以及个体流动性风险时，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会因此产生过多的价格波动性。但是，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固定短期利率，中央银行能够缓解价格波动的程度，并且达到有约束的帕累托有效。Acharya，Gromb和Yorulmazer（2008）指出，当金融危机发生时，同业拆借市场具有道德风险、信息不对称以及市场垄断等一系列问题。他们认为，在危机发生时具有多余流动性的银行相对于流动性不足的银行具有更高的议价能力，为了诱导流动性稀缺的银行低价出售自己的资产，流动性盈余的银行会战略性地向同业拆借市场提供较少的流动性，这样资源配置就处于一种无效率的状态。为了使资源配置更有效率，中央银行的角色就是使流动性稀缺的银行可以有更多获取流动性的渠道。Freixas和Jorge（2008）研究了金融市场的不完美性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影响。他们的模型中，公司面对流动性冲击并且从银行筹集外部资金。公司受到外部冲击后会产生对信贷的需求，而银行间的流动性冲击可以通过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解决。同业拆借市场的信息不对称扰乱了流动性的有效配置，如果中央银行实施紧缩的货币政策，流动性较少的银行就会被迫缩减它们的贷款。

受这次金融危机的启发，一些学者也试图解释流动性和信贷的枯竭现象。Diamond和Rajan（2009）认为信贷市场枯竭与银行对非流动性证券过剩有关。当市场中资产的数量很多，但是买方数量有限时，未来的流动性需求冲击可能引发资产的折价出售。资产未来折价出售的可能性压低了资产现在的价格。在他们的模型中，银行更倾向于冒着资不抵债的风险持有非流动性资产，而不是卖掉非流动性资产以确保在未来能够持续经营。这样就创造了持有现金和流动性资产的高预期回报，进而减少了定期信贷的数量。Acharya，Gale和Yorulmazer（2009）指出滚动式债务市场的枯竭，例如资产支持商业票据市场，依赖于有关资产质量信息的实现方式。若每一期“坏消息”的实现概率是个常数，并且在没有坏消息的情况下，资产具有非常高的价值。相比之下，若每一期“好消息”的实现概率是个常数，并且在没有好消息的情况下，资产的价值非常低。在第二种情形下，资产的融资能力在基本面价值以下，并且随着清算成本和滚动频率的增加而减少，在极限情况下，若滚动的次数趋于无穷，即便对于非常小的违约风险，资产的融资能力也趋于零。

市场枯竭的另一种解释依赖于信息不对称，Hoerova and Holthausen（2009）分析了当同业拆借市场存在非对称信息时该市场的功能。当银行面临个体流动性冲击时，流动性盈余的银行可以通过同业拆借市场临时贷款给那些流动性短缺的银行，这是同业拆借市场的一个重要角色。然而由于长期投资时有风险的，银行间的信贷有可能不能够被偿付，这样就产生了对手风险。对手风险的信息不对称提高了同业拆借市场的价差，在极端的情况下可以导致整个市场崩溃。Bolton，Santos和Scheinkman（2008）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研究了中央银行提供流动性的问题。在他们的模型中由于中介机构对他们自己持有的资产质量相对于其他中介机构有信息优势，所以存在逆向选择问题。这样，中介机构要想卖出资产，必须有个折现率，并且资产的期限越长，折现率越大。如果中介机构受到流动性冲击，要么他现在以折现价卖出资产以获得流动性，要么不卖资产努力度过危机。第二种做法的危险性在于，如果危机持续的时间比预期的要长，那么中介机构将必须以更低的折现价出售资产。Brunnermeier和Pedersen（2009）区分了市场流动性和融资流动性。市场流动性反映了通过出售资产（而不是以资产作为抵押）获得资金的能力；交易者提供市场流动性，他们提供流动性的能力依赖于他们资金的可获得性。相反，交易者的资金，即他们的资本和保证金需要的数量，依赖于资产的市场流动性。他们指出，在某些条件下，保证金导致了市场的不稳定，并且市场流动性和融资流动性相互加强，最终导致市场流动性螺旋式下降。

2. 脆弱性和传染。大量文献指出，金融系统具有脆弱性和不稳定性。一个小的冲击，起初可能只影响某个地区或部门或几个机构，能够变成系统性的危机并迅速蔓延到整个经济。次贷危机之前，有关传染的文献主要集中于检验金融机构间资产负债表的直接联系和间接联系。主要文献包括：Allen和Gale（2000b）；Freixas，Parigi和Rochet（2000）；Leitner（2005）；Eisenberg和Noe（2001）；Lagunoff和Schreft（2001）；Cifuentes，Ferrucci和Shin（2005）等等。次贷危机之后，理论研究主要集中于金融机构之间的联系是如何形成的以及不同的联系方式对金融系统脆弱性的影响。Allen，Babus和Carletti（2010）在具有信息外部性的条件下，金融机构为了分散化自己的个体风险，通过互换投资项目建立彼此之间的联系。这些联系导致了两种不同的网络结构，即集聚网络结构和非集聚网络结构。如果机构进行长期融资，那么两种网络结构的福利是一样的。相反如果机构进行的是短期融资，那么福利就与网络结构有关。随着金融机构未来违约的信号的到达，投资者更新他们对机构可清偿性的预期。如果他们的预期比较低，那么所有的机构都不会进行滚动融资（Roll Over Debt），整个金融系统面临系统性风险。Babus（2009）研究了银行之间的联系是如何决定的，即金融系统中网络的形成过程。Zawadowski（2010）指出，通过对冲合约联系在一起的银行不能够内部化自己破产带来的负外部性。在他们的模型中，如果市场参与者没有几个大的交易对手，他们不会对低概率的对手违约进行保险，即使这种保险是社会最优的，因此，单一市场的崩溃会导致整个金融市场的崩溃。Boyson，Stahel 和Stulz（2010）利用对冲基金1990年~2008年的数据，证明了对冲基金之间存在很强的负外部性。Castiglionesi和Navarro（2010）研究了金融（银行业）网络是如何形成的。由于各个银行未来的流动性需求具有不确定性，网络的存在能够对这种不确定进行相互保险，所以金融网络对各个银行是有益的。然而，由于银行具有用存款人的钱冒险的激励，网络具有一定的脆弱性。一家银行的破产对与之联系的其他银行有负的影响。模型证明无论是有效的金融网络还是分散化的网络都具有边缘结构特征。然而，两种网络结构的联系程度不同。在不允许银行资本转移的假设下，他们指出如果对手风险充分小，这两种网络是一致的。同时证明了银行资本转移不能够避免无效金融网络的形成。

此外，也有很多学者研究了金融创新对系统性风险的影响。Parlour和Winton（2008）分析了当银行想冲销信贷风险时所面临的两个选择，即信贷违约互换（CDS）和出售贷款资产。若选择信用违约互换，始发银行仍然具有贷款的控制权，但是不在具有监管的激励。若选择出售贷款资产，贷款的控制权转移到贷款资产的买方，这时候买方有监管的动机。该模型认为，当资本成本不高时，出售贷款是占优的，然而当资本成本很高时，信用违约互换和贷款资产出售同时存在。Shin（2009）研究了证券化对金融稳定的影响。因为证券化使整个金融系统的杠杆率上升、信贷膨胀，这样很可能降低信贷标准，使金融系统更加脆弱。Allen和Carletti（2006）也指出，信贷风险转移为目的的金融创新会使个部门之间相互传染，进而降低社会福利。

在系统性风险的测量和配置方面。Adrian和Brunnermeier（2009）提出了一种CoVar测量方法，他们定义每个金融机构对系统性风险的贡献为，金融机构处于困境时的CoVar与金融机构处于中间状态（Median State）时的CoVar。他们通过对能够被观察到的金融机构的CoVar估计，量化了各个特征量，例如杠杆、规模、期限错配等，对系统性风险的贡献大小。此外，他们指出，预测的系统性风险贡献是逆周期的。Huang，Zhou和Zhu（2010）创造了一个系统性风险指数，这个指数基于信贷违约互换（CDS）价格，用发生系统性危机的保险价格衡量。Acharya，Pedersen，Philippon和Richardson（2010）关注高频率的边际预期损失作为系统性风险的测度。然而，这些测度并没有很好的强调由于同时期风险测度所引起的顺周期性，忽略了风险是在经济繁荣时形成的，在危机时实现的事实。还有些文献扩展了CoVar方法。例如Fuss和Gropp（2010）利用分位数回归，研究了包括对冲基金在内的金融机构之间的溢出风险。Zhou（2009）利用多变量极值理论提供了一种预测CoVar的方法。

三、 金融监管改革的方向

1. 宏观审慎监管和系统性资本充足率。尽管一些学者早就指出，金融监管体系的设计应该着眼于整个金融系统，而非单个金融机构（Borio，2002；Gauthier & St-Amant，2005），但是目前的银行监管仍然基于单个金融机构的视角，而没有考虑任何外部性问题，即单个金融机构面临冲击时对整个金融系统产生的影响。次贷危机之后，改革金融监管体系尤其是资本充足率的呼声越来越高，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宏观审慎监管的重要性。Gauthier，Lehar和Souissi（2010）比较了目前文献中提出的将系统性风险分配到各个金融机构的方法。他们用一个明确包含了金融机构的传染外部性问题的模型预测总的风险，并利用加拿大银行系统的数据指出系统性的资本配置不仅减少了单个银行的违约概率，也大大降低了整个金融系统出现危机的概率，因此，系统性的资本充足率监管可以有效的提升金融系统的稳定性。Huang，Zhou和Zhu（2009）提出了一个测量金融系统中系统性重要的金融机构的系统性风险的分析框架。基于一个结合的宏微观模型，他们的压力测试技术充分考虑了美国的主要重要金融机构的健康与宏观金融系统安全问题。Hart an Zingales（2009）针对那些具有“太大而不能倒”特征的金融机构设计了一个全新的资本充足率的实施方案，该方案易于操作，具有很强可实施性。为了保证大的金融机构不会违约，模型要求大的金融机构持有一个资本缓冲账户，该账户持有的资本要足够的多，以保证他们的信贷违约互换价格在某个临界值以下。如果信贷违约互换价格在这个临界值以上，金融监管部门就要求其增加股份，直到信贷违约互换的价格重新跌倒临界值以下，如果该金融机构在实现规定的时间内没有发生股份，监管部门就会直接干预。他们指出，这种机制能够保证大的金融机构总是有偿付能力的。Kashyap，Rajan和Stein（2008）通过对金融危机成因的分析指出金融机构的公司治理问题以及过多的短期杠杆是造成2007年~2008年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并且这两个原因是相联系的。他们设计了一种保险合约，这种合约可以在发生系统性危机时增加风险资本的可获得性。Acharya（2009）在一个多期的一般均衡模型中指出银行的有限责任和一个银行的失败对其他银行产生的负外部性导致了系统性的风险转移激励，使得所有的银行从事具有较高相关性的投资项目，进而增加整个经济总的风险。这样，如果银行破产政策以及资本金充足率等监管方式仅仅基于单个银行自己的风险，那么总的系统性风险转移激励将会加强，实际上会增加系统性风险。稳健的金融监管应该同时考虑银行与其他银行的联合相关风险和其个体风险。Danielsson，Shin和Zigrand（2009）也指出基于银行的个体最优风险的的监管规则可能不是最优的。

2. 减少银行证券化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通过证券化来转移银行的信贷风险不是一种新的现象，但是最近的证券化浪潮广泛的应用复杂的金融工程技术。Duffie（2008）指出，与传统证券相比，结构化证券更加不透明， 即便是有些金融专家也不能对其合理定价。这种信息的不透明是导致金融危机发生时市场混乱的一个重要原因。为了监管银行的证券化活动，监管部门已经提出了几个监管措施，其中最为重要的两个是信贷保留率要求和信息披露要求。

3. 减少金融监管的顺周期性问题。Brunnermeier等（2009）分析了造成金融系统顺周期性的三个原因：（1）逆向风险测量；（2）随时间变化的波动率；（3）逆向选择。谢平，邹传伟（2010）指出了金融系统的顺周期性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是资本充足率监管的顺周期性；第二是贷款损失拨备的顺周期性；第三是公允价值会计引起的顺周期性。针对这三个方面，作者提出了改革金融系统顺周期性的三个方向，第一是建立逆周期资本缓冲机制；第二是建立前瞻性和你周期的贷款损失拨备；第三是改革公允价值会计。FSF（2009）指出金融系统的顺周期性有两个来源，第一是风险测量的局限性，风险的测量以及在实际测量风险时的一些潜在假设使得金融系统具有高度的顺周期性。第二个来源是激励的扭曲。首先这种扭曲来源于银行资金的提供者和使用者的利益冲突，即委托问题。其次，金融机构的某种行为可能从自身的角度来说是最优的，但是可能危害到整个金融系统的稳定。

参考文献：

1. Brunnermeier， M.， and L. H. Pedersen， Market Liquidity and Funding Liquidity，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2009，22（6）：2201-2238.

2. Allen， F.， A. Babus， and E. Carletti， Financial Crises：Theory and Evidence，SSRN working paper，1422715,2009.

3. Gorton， G.， and A. Metrick，Securitized Banking and the Run on Repo， Yale ICF Working Paper,2009:9-14.

4. Gorton， G.， Slapped in the Face by the Invisible Hand： Banking and the Panic of2007， Prepared for the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Atlanta's2009 Financial Markets Confer- ence： Financial Innovation and Crisis，2009: 11-13.

5. Demyanyk， Y.， and O. V. Hemert， Unde- rstanding the Subprime Mortgage Crisis，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2011,24（6）：1848-1880.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号：11101225）；南开大学2011年社科处转重大攻关项目配套经费项目（项目号：ZB100102）。

篇10

一、以宏观调控能力建设平衡国家与市场的关系

从本质上看，国家与市场是人类社会的两种最基本的组织形式，也是推动和影响经济发展的两股强大的力量。人们对于国家与市场关系的认识在总体上经历了自由市场——市场失灵——国家干预——政府失败——对市场重新肯定及对国家重新评价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国家与市场在不同的时期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双方力量的对比。从现代经济发展来看，市场不是万能的，国家也不是“灵丹妙药”，国家和市场有着各自不可替代的作用，关键是在两者之间如何平衡、如何整合各自的优势，趋利除弊。也就是说，只有国家与市场在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中达到动态平衡，才能够共同促进经济的发展。国家宏观调控与市场机制有机地结合是现代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国家宏观调控与市场机制的有机结合，既可以弥补市场缺陷，克服市场失灵，又可以避免国家对经济的过度干预或不足，从而实现社会资源最优配置。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美国政府对经济运行与金融市场的宏观调控缺失。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政府及其经济主管部门对经济运行与金融市场一直实行自由放任政策。这种以“市场化”、“自由化”和“私有化”为基本特征的经济运行模式致使市场力量被无限放大，由于市场自身的局限性以及国家宏观调控的缺失，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经济动荡与金融危机的爆发。因此，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各国政府重点加强国家宏观调控能力建设，以此平衡国家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国家宏观调控能力是国家对国民经济进行调节与控制的能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宏观调控主要体现为以政府实施的政策措施来调节市场经济的运行。由于市场不是万能的，有些领域不能单纯依靠市场来调节，需要国家宏观调控加以补充，同时，由于市场本身所具有的盲目性、自发性等缺陷，容易导致“市场失灵”，进而导致市场秩序紊乱，从而引发经济整体失衡与滑坡，所以需要国家进行宏观调控，从而保证市场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实现经济发展的良性运行。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国家宏观调控能力建设要重点突出对金融市场的调控能力建设与对市场秩序的调控能力建设。当前，加强对金融市场的调控已经成为全球共识，由此，国家必须提高金融调控能力。国家必须实时掌握经济发展态势，及时对经济发展状态进行评估，并建立金融危机的预警机制，从而使危机发生时能最大程度地缓解危机所造成的严重影响，同时，加强金融调控立法，促进金融体制改革，加强金融机构的自律，从而在根本上提高国家的金融调控能力。调控市场秩序能力是国家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者、维护者制定和执行市场经济运行的“游戏规则”的能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个健康、有序、公平的市场秩序是经济正常运行的重要保障。只有在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下，才能够实现国民经济最优化和国家经济利益最大化。国家调控市场秩序并不是取代市场机制，而是为了弥补市场功能的不足和纠正市场机制的缺陷，从而为竞争主体提供规范的市场秩序。加强宏观调控能力建设要正确运用经济、法律乃至行政等手段，及时采取有效调控措施，大力加强市场服务和监督；同时，国家宏观调控还要符合市场规律，合理定位，做到调控适度，收放自如。正如诺思所指出：“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国家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1]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既要充分发挥国家的积极作用，又要避免国家对于经济发展的消极影响。加强国家宏观调控能力建设，可以弥补市场缺陷，避免“市场失灵”，同时也可以防止国家对经济的过多微观干预而制约经济发展。总之，经济发展是后金融危机时代世界各国发展的重心，加强国家宏观调控能力建设，合理调整国家与市场的关系，是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同时也是考量国家经济管理水平的重要标准。

二、以社会治理能力建设促进国家与社会均衡发展

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上，新自由主义所奉行的消极国家观认为，国家与社会必须分离开来，国家是中立的，国家不能任意干预社会中的事务，必须给予社会以足够的独立发展空间。也就是说，新自由主义强调的是一个自由竞争、独立自主的社会，而不是一个处处受国家控制的社会。这表明，新自由主义仍是在国家与社会相互对立的角度来看待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从而导致了国家对于社会管理程度的削弱，进而致使国家的社会治理能力极为有限。事实上，国家本身具有着社会管理职能，“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持续下去”。[2]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特别是治理理论的提出，为重新理解国家与社会关系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路，国家与社会可以相互合作共同治理。这就需要加强国家的社会治理能力建设，以此促进国家与社会的均衡发展。从现时代的社会发展趋势来看，后金融危机时代的社会治理能力建设应重点加强维护社会秩序能力建设、社会整合能力建设与社会协调能力建设。维护社会秩序能力就是维持社会稳定的能力，也是维护法律与社会公理的能力。国家社会治理能力的核心价值取向是公共秩序的实现。一个失序的社会必然是一个动荡的社会，一旦社会动荡，经济增长与现代化建设及公众幸福将无从谈起。正如亨廷顿指出：“首要的问题不是自由，而是建立一个合法的公共秩序。人当然可以有秩序而无自由，但不能有自由而无秩序。必须先存在权威，而后才谈得上限制权威。”[3]因此，“秩序”成为了人类社会恒定的基本理念之一，维护社会秩序的能力也成为公众对现代国家的基本诉求之一。社会整合能力是国家以其公共权力对社会资源进行正当的公共分配，以实现国家意志的本领和力量。社会整合能力既不能是完全国家主义的，又不能是纯粹个人功利主义的，而是需要平衡公私、兼顾各方，才能实现公共和谐。特别是对于社会转型时期的发展中国家而言，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及分配方式的变革导致了社会利益格局的重新调整，经济发展成果如何公平分享，社会资源如何合理配置，如何调整不同阶层的利益等重大社会问题都凸显出来。因此，必须加强社会整合能力建设，通过资源与政策整合来平衡各阶层利益，实现社会正义；通过观念与文化整合来为国家提供合法性论证，形成社会发展合力；通过政治沟通与政治力量整合来消除社会矛盾和利益冲突，促进社会民主发展。社会协调能力主要是国家通过伙伴关系、合作协商、确立认同与共定目标等方式来实现对公共事务的管理，其实质是建立在公共利益、市场原则与认同基础之上的合作能力。在社会治理中，国家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公共管理的惟一主体，它只能作为核心主体，通过其合法性权威的施展来调动一切可以利用的社会资源并与之通力合作。国家通过协调政府与社会、公民、市场以及公共部门与私人部分之间的关系来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合作治理，以求得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后金融危机时代的社会治理能力建设要建立在合法性与合理性基础之上，要以社会承认为前提，要与社会发展方向相一致。若出现社会治理错位、越位及缺位的现象，则是国家能力低下的表现。加强国家社会治理能力建设，可以提高资源综合利用率，提高国家治理效能；可以缓解公共矛盾，维护社会秩序与社会稳定；可以有效平衡公私权益，增进公共利益，促进社会公正。总之，在现代社会，国家以和平方式的社会治理能力取代了传统的暴力统治方式而成为社会发展的主导性力量。通过国家的社会治理能力建设，可以促进国家与社会的均衡发展。

三、以公共服务能力建设促进国家与公民的和谐

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以新自由主义理论为指导进行新公共管理改革，一致强调并致力于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新自由主义认为，过去一直由国家提供的公共物品，包括交通、电力、水利、通信、教育、卫生、环保等都可以由私人机构通过市场机制进行提供。应该明确，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丰富了公共服务的多元供给模式，为公民选择公共服务方式拓展了空间并注入了活力。但从总体上看，西方国家的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大多没有达到预想的效果，因为市场机制不可能提供公民所需要的全部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而且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国家对于提供公共服务的责任推脱，并整体上削弱了国家公共服务能力。由于国家公共服务能力的弱化，国家与公民处于一种紧张的对立关系之中，致使公民对国家的信任程度不断下降，从而爆发了西方国家的“信任危机”与“合法性危机”。因此，在后金融危机时代要加强国家公共服务能力建设。从本质上看，国家在行使国家权力的过程中，是以“公共权力”的代表而出现的，是“公共权力”的象征，代表公共利益行事。也就是说，现代国家除具有政治性、强制性、法定性等属性外，其突出的属性是公共性。这是因为，公共利益与公民需求的存在是国家存在的基础前提。所以，国家要积极实现公共利益、满足公民需求。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公民需求的内容与层次不断丰富与深化，对国家提供公共服务的诉求更加迫切，因此，需要国家迫切提高公共服务能力。特别是随着社会治理模式由统治型向管理型继而向服务型转变的过程中，国家对社会进行治理的同时，也要为公民提供各式各类的服务。由此，国家公共服务能力日益凸显出来，国家公共服务能力在国家能力体系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在后金融危机时代，面对自然灾害、环境污染、公共交通、教育卫生、人口素质等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公民需要的公共服务不是越来越少，而是越来越多。在现代社会，向全体公民提供公共物品是国家最为主要和重要的职能。国家向公民提供公共物品，不是对公民的赐予，而是用来自纳税人的税收为公民提供公共服务。有效地提供公共服务，不应视为国家的负担，而恰恰是国家职责所在和重要的活动目标，既是维护社会公平的需要，又是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需要。因此，对于现代国家而言，必须通过强化公共服务意识、规范公共服务职能、改革公共服务方式、创新公共服务体制等措施不断增强国家公共服务能力。从时展来看，人类社会的主题已经由战争与革命转换为和平与发展。暴力、对抗、冲突已经逐渐被和平、合作、协调所取代，武力斗争与阶级矛盾已经不是政治生活的主题与社会生活的主要方面，满足公民的多元需要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生活的主要议题。特别是在当代社会，建设服务型政府已经成为现代中西方国家政府改革理论与实践的共同目标，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基本要求就是要加强国家公共服务能力建设。国家公共服务能力是衡量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标准，是国家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促进国家与公民相和谐的有效切入点。

四、以国家创新能力建设提升国家竞争力

从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来看，几乎每一次世界性经济危机之后，往往会催生一场以“剧烈的生产方式变革和产业结构调整”为主要特征的技术革命。“1857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引发了以电气革命为标志的第二次技术革命，1929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引发了战后以电子、航空航天和核能等技术突破为标志的第三次技术革命。这次经济危机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过度依靠金融投机，过度依靠超前消费，过度依赖监管缺失的虚拟操作，导致金融与经济泡沫破裂。依靠科技创新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新的就业岗位和新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是摆脱危机，创新经济增长的根本出路。”[4]由此可见，全球性金融危机往往催生重大科技创新突破和科技革命。从历史发展与现实经验来看，经济危机与科技创新有着密切的关系，一方面，经济危机的爆发在很大程度上是科技创新能力不足的结果；另一发面，克服经济危机最终还要依靠科技创新。由此，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国家创新能力对于应对金融危机以及促进经济发展至关重要，这就迫切要求民族国家加强国家创新能力建设，以此提升国家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