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的主体责任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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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大学社会责任履行模式是大学作为一种独特而重要的社会组织承担并实现社会责任的抽象概括，体现出大学社会责任履行的治理特征、履责优势与客观局限。宏观层面主要存在着自由主义模式、利益相关者模式、委托模式、主导型模式。不同的履责模式可视为结构、过程、互动关系所组成的网络，通过网络治理视角，研究大学社会责任履行模式的完善，有助于研究解决目前中国大学存在着的各主体责任履行不协调、各类责任履行不均衡等突出的矛盾问题。

关键词：网络治理;大学社会责任;履行模式

中图分类号：G5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

10085831（2015）05019705

中国大学能否在履行社会责任方面主动作为、有所作为，对于高等教育能否在新常态下实现高水平、可持续的发展具有比较重要的意义。目前，中国大学的社会责任履行，依然存在着各主体责任履行不协调、各类责任履行不均衡等突出的矛盾问题。笔者尝试将网络治理理论引入大学社会责任实践领域，剖析大学社会责任的治理方式，以期提出完善大学履责模式的建议。

一、网络治理与大学社会责任的履行

大学社会责任是一个历史性的概念，是一个开放性的概念。大学社会责任作为一种理念，强调的是大学功能的作用方式，其核心在于明辨大学本原价值与社会价值。大学社会责任作为一种职能，强调的是大学必须履行的社会义务，其核心在于明辨大学职责的层次、类型及其范围。大学社会责任作为一种实践方式，强调的是多元公共行动主体彼此合作、共同承担和实现社会责任的过程，其核心在于大学与外部社会之间的关系。广义的大学社会责任是指大学通过透明和伦理方式，有效管理其活动对利益相关方和环境所产生的影响，实现大学、社会、人与环境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与行为＼[1＼]。

笔者研究关注的“大学社会责任的履行模式”，是大学作为一种独特而重要的社会组织承担并实现社会责任方式的抽象概括，它体现出结构、过程、互动关系所组成的网络，网络中有序流动着人、资源、权力、价值、信息等。笔者对“模式”的研究，是将其作为一个客观的存在，来看其内部如何运作，进而通过履行模式揭示出大学社会责任的治理特征、履责优势与客观局限，这将有利于推动大学承担社会责任的实践。此类研究是目前国内外文献中较为缺乏的。在笔者前期的研究中，提出较为理想的daxue模型特征是不同类型的大学通过多层次社会责任理念与多样化实践路径，通过责任主体与动力机制的紧密互动、主体行为边界与利益偏好调整，综合驱动各类高等院校均衡履行各项社会责任，实现最佳的社会效果＼[2＼]。

“网络治理”（network governance）是国内外公共管理研究的前沿课题，最早由美国学者斯蒂芬・戈德史密斯和威廉.D.埃格斯提出，它是一种通过政府、非营利组织和企业之间的广泛合作，共同参与公共服务的新治理模式＼[3＼]。网络治理是网络组织中关键资源所有者围绕协作目标进行的制度设计与过程＼[4＼]。随着现代大学履行社会责任的范畴日益丰富，大学各机构在履行社会责任过程中与多元公共行动主体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逐渐形成一个广阔的责任履行网络。在这样的背景下，大学社会责任的实现必然要求多元公共行动主体在相互依存的社会环境中密切合作，而网络治理研究的重点是多元异质的互动关系与结构关系，以此为视角探索大学社会责任的履行模式不无裨益，这也是本研究的创新之处。

二、现代大学的社会责任履行环境

近年来，欧盟高等教育委员会指出，重视大学社会责任是未来学术界最重要的内容，它是引导大学将知识生产转化为公民福利的一个质的飞跃，将有助于改变人们长期以来认为大学是“孤立的空间”的传统观念。大学及其社会责任既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同时又随着环境的变化与时俱进。现代大学并不是在孤立的空间中承担社会责任，而是通过组织与外部环境的持续互动，实现大学师生个体与组织的偏好与社会责任行动以某种方式保持的动态平衡。例如，近年来随着高投入、高能耗带来的生态环境问题日益严峻，大学的师生、管理者、学者开始对环境责任敏感起来，大学的“绿色”行动开始从可有可无变成必然。

21世纪初至今，世界经济、政治、社会、技术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变化着，这些因素产生的影响相互混杂与激荡，极大地影响着大学社会责任的履行与变革。在知识经济社会，全社会对先进科技和高素质人才需求日益增加，经济发展将主要依靠创新驱动，现代大学重新审视其社会责任，不再仅仅满足于培养负责任的社会公民，而是通过大学教育目标、课程计划调整、不断寻找更好的教育途径培养创新型高科技人才，并从终身教育的角度使他们更好地融入全球知识社会。对于现代大学和国家而言，人才是知识创新的前提条件，但是否有知识创新又是人才培养的关键。如今，大学的知识创新与技术创新也将更多地依靠网络化的团体组织来完成，这也必然伴随着各种主体利益的纵横交错，增加了大学治理的不确定性因素。社会发展潮流也在变化，尽管大学具有明显的结构惯性，但是也必须要进行自我变革，这些变革有时还相当剧烈。

在这个创造的时代，环境变化为大学履行社会责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今日社会之环境固然更为有利于大学社会责任的实现，但是面对知识经济社会爆炸式增长的外部需求，大学履行社会责任面临的矛盾也愈加突出。在高等教育层次结构尚不明晰、大学发展目标定位趋同化的国家，这种挑战和冲突更为明显。基于可利用的资源和高等教育问责制，各类高等教育机构面对着各自不同的急切需要。越来越多的大学面临着资源依赖性问题，为竞争各项运行资金被推向准市场舞台，各种形式的关键性利益、各种形式的利润寻求，总是在影响着大学社会责任的履行。

三、现代大学的社会责任履行模式

现代大学面对自身的复杂任务与充满变革的环境，致力于探索一定的行动范式来实现其承载的社会责任。借鉴大学治理理论并结合各国大学履行社会责任的主体角色、动力机制等特征，本文归纳演绎得出四类大学社会责任的履行模式，分别为自由主义模式、利益相关者模式、委托模式、主体主导型模式。

大学履行的社会责任与众多社会主体的利益紧密联系，大学同网络中的个体和组织存在广泛的共同利益，现阶段中国大学社会责任履行模式还存在着局限性，使得大学实现其社会责任面临着压力与困境。

（一）自由主义模式――如何避免责任履行不全面

在全球化背景下，大学社会责任日益增加、履责环境复杂多变，依靠自由理性和市场机制来推动大学履行社会责任有时会面临捉襟见肘的局面，在一定的经济社会条件下，受资源条件所限，会产生大学规避或逃避社会责任的现象，引发大学社会责任的履行不全面。网络治理理论强调利用市场的多主体来刺激履责主体提高服务质量和效率，这样不仅可以发挥不同社会网络的作用，而且能够发挥网络中各主体的比较优势，从而实现整体协同效应的最大化。

网络治理理论为这一履行模式带来的启示是，为发挥各主体优势，避免责任履行的无序和偏差，可依据大学社会责任的类型，组建不同的网络模块，当大学提供具有私人产品属性的公共服务时，那么就可以组建基于市场竞争的网络;当大学提供具有纯公共产品属性的公共服务时，则可采用政府为核心行动主体的治理网络;当提供基于大学的“学术性”特征的准公共物品服务时，大学自身应在承担社会责任过程中处于中心地位，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和市场机制下认真履行自身职能。本研究建议推动基于社会责任的高校信息公开制度，这是在自由主义模式下大学得以全面承担社会责任的一个关键路径，能够在客观上保障大学合理利用有限资源，接受社会公众的评价与监督。

（二）利益相关者模式――如何突破责任履行不均衡

网络治理强调多中心的公共行动体系，其实践形态根据运用范围的不同，分为不同层次上的主体之间的多层网络模式和同一层次上不同类型的主体之间的网络治理模式，需要通过一系列的硬性制度约束和软性伦理要求，建构问责机制、绩效评价以及实施退出制度，实现多元主体的治理。网络治理要求更多地将治理方向放在多元利益主体的嵌入上，强调利益相关者的嵌入度，在组建网络时，塑造网络参与者之间的互动结构及其网络规则，构建一个以多样化服务为特征的多中心格局＼[6＼]。大学承担社会责任面临多元化的利益诉求和不对称的资源、权力，导致社会责任履行不均衡的问题，构建多元参与、协同决策的治理结构可以保持多方力量均衡，克服单中心治理的局限，有利于解决利益相关者模式中目标冲突及其社会责任履行不均衡问题，获得协同效应。从这一意义上讲，大学应该敢于和善于推动体制机制的创新，进一步释放办学的活力，实现更为广泛的社会责任。

（三）委托模式――如何防止责任履行不稳定

委托模式对承担社会责任的组织的责任意识和履责能力具有较高的要求，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防止社会责任履行不稳定。网络治理理论认为，网络作为一种管理结构，存在非正式的制度架构，行动者之间形成的关系是非正式组织的、非科层的、互惠的、相对稳定的互动关系和形式，致力于多元异质的网络主体间关系的管理，致力于实现主体间良性互动和互利互补的合作＼[7＼]。委托模式下，可以通过网络法治、网络制度、合作文化三个层面，将委托方置于责任网络中，从而减少机会主义的动机，更大程度地减小人的选择偏差和权力滥用，激励人实现委托人目标的动机，实现委托人对人的监督、约束，以保障大学在与政府、科研机构、企业及其他社会组织的合作过程中责任履行的稳定。同时，信任机制是网络的运作基础，是实现良好协调的前提，行动者要自觉约束利己的一面，弘扬利他的一面，勇于承担社会责任。如果大学一如既往保持高质量的公共服务，其他社会主体会基于信任而更加乐于加入“网络”，各行动主体需在价值层面尽可能地达成共识，行动者之间建立基于信任的委托关系，更为稳定地、目标一致地展开深度合作以履行社会责任。

（四）主导型模式――如何克服责任履行不协调

主导模式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使主体利益和整体利益在发生冲突时得到合理协调，并制约和监督处于核心地位的主体权力。网络治理具有治理主体多元化、治理结构扁平化、治理手段多元化的特性。协调机制是大学社会责任履行网络的保障，不仅要关注大学、政府、企业等部门之间的横向协调，而且也重视社会主体之间的分权分工与合作互动。借鉴这种方式，一方面，应用主导型模式的国家及其大学应关注履行社会责任的责、权、利的统一，尤其要防治居于重要地位、拥有丰富资源的核心主体的权力异化和权力滥用，避免损害教育公平和公共利益的腐败现象。另一方面，发挥主导作用的核心主体仍然需要积极发挥协调各责任主体的关键作用，而不是仅仅作为资源和权力分配主体。大学组织自身也要更加注重创新发展，而不是拘囿于原有利益格局和固定模式套路＼[8＼]。例如政府机构、大学、企业、科研院所等在协同创新项目中，各方尤其要重视通过价值协同、信息共享、制度设计等，构建较为完善的协调机制，这将突破社会责任实现的瓶颈，有利于更广泛的公共利益实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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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achievement model of university social

responsibility at the perspective of network governance

KANG Le， GE Erchang

（Institute of Higher Education， Dal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Dalian 116024， P. R. China）

Abstract：

篇2

一、公共治理的基本含义

1989年世界银行在概括当时非洲的情形时，首次使用了“治理危机”（crisisingovernance）一词，此后“治理”便广泛应用于政治发展研究之中。对于“治理”，治理理论创始人之一罗西瑙（J.N.Rosenau）将其定义为一系列活动领域的管理机制，它们虽未被赋予正式的权利，却能有效的发挥功能[1]；库伊曼（J.kooiman）和范·弗里埃特（M.VanVliet）指出“：治理的概念是，它所要创造的结构和秩序不能由外部强加；它之发生作用，是要依靠多种进行统治的以及发生影响的行为者的互动。”[2]

学者们的表述不一，但较为权威和最具代表性的是1995年全球治理委员会在《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的研究报告中所作的界定：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是不同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过程。它有四个特征：治理不是一整套规则，也不是一种活动，而是一个过程；治理过程的基础不是控制，而是协调；治理既涉及公共部门，也包括私人部门；治理不是一种正式的制度，而是持续的互动[3]。英国学者罗伯特·罗茨曾说过：“治理意味着统治的含义有了变化，意味着一种新的统治过程，意味着有序统治的条件不同于以前，或是以新的方式统治社会。”[4]它打破了传统上的公共与私人、国家与市场的两分法，模糊了国家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分界线。治理与传统“统治”相比，在管理的主体、方法和职能方面都作了拓展。公共治理，就其构成而言，是由开放的公共管理元素与广泛的公民参与元素整合而成的，“公共治理=开放的公共管理+广泛的公众参与”，二者缺一不可。其中，开放的公共管理是前提，主要用来发挥集体选择的优势；而广泛的公众参与是基础，主要用来发挥个人选择优势，公共治理模式试图通过这种整合来同时拥有两种优势[5]。它是以政府为主体、多种公私机构并存的新型社会公共事务管理模式，是建立在市场原则、公共利益和相互认同基础之上的国家与公民社会、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公共机构与私人机构的合作。概而言之，公共治理是多元化的公共管理主体为了实现和增进公共利益，基于互动和合作而形成的一种公共行动体系。

二、公共治理的主要机制

根据系统论的观点，所谓机制（mechanisms），是指系统内各子系统、各要素之间相互作用、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形式和运动原理及内在的、本质的工作方式[6]。经济学上的机制理论发端于20世纪早期，以米塞斯、哈耶克等为主要代表人物。它是一种比较典型的实证理论，其前提假设是理性“经济人”的机会主义行为，理论目的在于分析什么样的治理机制的设计，能够解决“经济人”的机会主义行为。而公共治理机制主要是指在公共权力制度化条件下，完成公共事务的治理主体之间关系和结构的安排。它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参与机制

政治基本上是参与性的，它需要与社会关系、社会生活、集体行动以及民众的社会治理愿望有机的联系起来。参与机制的建立是公共治理过程中实现民主价值的重要途径。民主参与能够促进人类的发展，提高人们的政治效能，培养对公共问题的关注，有利于培育积极、富有知识并能对政府事务具有敏感性兴趣的公民，从而形成一个参与性社会[7]。

从政府与公民社会关系的角度看，有效的公民参与能够提高政治系统的代表性和回应能力，增进政府与公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信任，消除二者的疏离感。此外，公民参与还可以促进政府政策制定和执行的合法化，并使公民更加理解和服从公共政策；能够发展公民个人的思想感情与行动力量，体验公共生活的价值，引导和促进公民政治参与文化的发展。彼得斯则在讨论参与式政府治理模式时，概括了公共参与本身具有的促进信息开放和交流，增强公民独立决策和影响政府决策方向的能力。

在当今的公共治理中，治理网络体系，更多的是以公共政策执行或公共问题解决为中心建立的。进入公共政策领域的多元利益主体围绕着特定的政策问题，经由共同问题关注、利益碰撞、协商对话、斡旋调停过程，继而达成共识、形成愿景，在积极参与的基础上，建立起联盟合作、共同治理的互动网络关系。完善的参与机制往往由利益相关的多元行为主体构成，包括地方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生产者组织、消费者团体等。一方面，各行为主体在资源上相互依赖、共同分享、彼此互动、分担责任，建立了互相作用的关系结构。另一方面，由于进入参与网络的各个行为主体均具有自身利益偏好与目标选择，行为主体往往出于理性考虑，依据其拥有的关键性资源，与其他行为主体进行策略性互动，以增强其影响力，实现其利益。这样就必须建立某种维持网络运行的制度化机制，有效规范和解决成员间相互竞争、冲突、讨价还价的问题，从而保证行为主体互动关系的稳固和持久。在治理网络中，这种保障机制并不来源于权力强制或者集中控制，而是依靠一定规则下的对话、协商、斡旋等途径，渐进的调适利益关系，整合价值认知，建立共识基础，增强角色间资源、信息、知识的互补，形成双赢局面[8]。

2.网络机制

罗茨认为公共服务的传递是由政府、私营部门、非政府组织共同组合而成的相互依赖关系的“网络”[9]。网络是一种非正式的制度架构。在网络中，行动者之间形成的关系是非正式组织起来的、非科层的、互惠的、相对稳定的互动关系和形式，以此实现共同利益。在这个过程中，行动者遵循共同的规则来对网络成员的行为进行制约，以产生共同的结果。这就可以减少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增加相互的信任，减少不确定性和风险。由于以上这些功能，网络成为了协调公共行动者和私人行动者的理想制度框架。在网络中，公共和私人的行动者有着共同的利益，互相依赖，形成优势互补的资源交换。在许多欧洲国家中，网络治理的形式已经被普遍认可，成为一个复杂、多层而碎片化的社会中一个有用的治理机制。

网络代表的是一种“多对多(many-to-many)”结构关系，与等级制下的“一对多”(one-to-many)的关系不同。“多对多”的关系描绘出了网络的密度和相互关联的紧密程度。即使在“一对多”的结构中也存在着网络关系，但网络密度是稀薄的，关联的程度是松散的。所以网络治理的第一个特点是在权威或权力行使的过程中，政府是其中的一个主体，它与国际组织、地区组织、其他层级的政府、企业和公民社会等形成一种“多边关系”。在网络组织模式中，已经不存在某种绝对性的支配力量，政府仅仅是网络结构中的一个节点，它把许多行动者结合到一起来，承担经纪人(broker)的角色。它的任务是确定目标和政策，成为回应社会的战略制定者(strategy-maker)。在政策和目标面前，动员各方参与、协商和合作，以便共同获益。

网络是公共治理的新形式和结构基础。网络治理的核心思想在于，没有任何国家或社会一方的行动者能够单方面地决定公共政策过程和治理过程，这些行动者需要形成合作关系，实现资源组合的优化，最终达成社会善治[10]。网络机制的运转本质上也是一种交换关系。对于市场交换关系而言，交换双方都可能精确地计算出互惠换的价值以及评估交换的收益和损失。公共治理过程中交换关系的特点是无法精确地计算出互惠的价值，因为网络关系的价值是长期的，而且由于是多方之间的交换，呈现出高度社会性和扩散性的特点。在克里斯·安塞尔看来，公共治理领域里，交换主要呈现出扩散性的特点[11]，这是网络机制的一个重要特征。

3.合作机制

在近代政府治理的研究中，合作问题日益受到学者的重视。一般来看“，合作就是行为者为了达到一定目标而采取的行动”[12]，是“关系的均衡与平等，共同分享的政治观点，技能知识的互补，相互了解与信任”[13]。皮埃尔·卡蓝默认为，“合作的能力是一个社会中社会财富的一个方面，说到底是社会发展的主要条件之一”，公共治理主要是公共权力的重新配置和交往关系的重塑，这种交往体现为合作。

合作治理是公共治理运作最主要的实践形态，“基于合作精神的社会治理必然是政治平等、利益惠普、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保障因素”[14]。公共治理强调的不是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对抗关系，而是多方主体之间的合作，特别是公共权力主体、社会组织和利害关系人之间的合作。按照社会治理机制的一般理论来看，合作机制的理论模式主要是一种制度矩阵模式，这一理论模式主要通过对形成合作治理理论要素的制度化安排，使得公共治理运作获得一个制度逻辑载体。合作机制具有如下几个方面的特征：第一，结果导向，以解决问题为目标；第二，利害相关人参与决策过程的所有阶段；第三，渐进式的决策过程；第四，超越传统公私划分的责任机制；第五，灵活而充实的行政机关。

合作机制在本质上是一种伦理制度安排。合作机制理论模式的伦理属性，使得多中心的公共治理运作机制有别于传统社会治理“中心-边缘”结构下不公平、不平等的协作机制，也在根本上区别于市场运作中以抑制机会主义行为为制度目标的合约机制。它不仅是制度建构上的差异，也是行政文化解构-重构的历史过程[7]。从公共治理角度看待合作问题，其核心仍旧在于如何把握权威治理主体与社会治理主体的关系。善治实际上是国家的权力向市场和社会的回归，表示政府、市场与社会之间的三边互动和良好合作。

4.责任机制

公共治理结构本质上是一个分担公共责任的治理结构，不同的治理主体在多中心治理运转中承担最优化的公共职责。公共治理不可避免将公共责任问题置于理论探讨的中心，缺乏公共责任实现的机制的公共治理，并非是程度较低的治理，实质上根本就不是公共治理。因此，责任机制是公共治理良性运作的重要保证。

公共责任的履行模式关注承担公共责任的具体方式，即向谁和以什么方式承担公共责任。罗彻斯特从履行责任方式的角度，划分了公共责任的三种类型：全面责任（意味着追究和制裁的权利，责任会导致不同形式的惩罚）；解释责任（即解释行为和决策的正当性，对责任主体来说是一种义务）；回应责任（意味着主体的回应和响应）[15]。传统国家管理模式中的法律责任体系失之片面，公法重职权、轻职责，重追求个人违法责任、轻追究国家机关违法责任。有鉴于此，公共治理的责任体系应当力求全面，无论是个人或组织滥用权力都应当承担违法责任，无论是国家机关还是社会组织违法行使职权都应当承担违法责任。以此为前提，建构一种严密、分散、多样化的公共治理责任机制[5]。从过程来看，责任机制的目标总体上包括控制、回应、对话三个方面。责任的控制含义主要是确保公共权力不被滥用。在现代框架内，公共机构的运行必须以授权为基础，公职人员的工作也是以自由裁量权为基础。如何保证公共权力不违背授权的目的，确保权力不被滥用，这是建构责任机制的首要问题。回应旨在提高政府对民众需求、偏好的反应速度，并提供服务的准确性。对话要求公民积极介入公共管理过程，提出问题，进行判断、评估并提供合理建议，要求公职人员回答问题，解释原因，证明其行为的合理性[16]。

三、公共治理机制的整合途径

整合是某个系统为实现系统目标将若干部分、要素联系在一起使之成为一个整体的、动态有序的行动过程[17]。整合可以克服特定子机制的固有缺陷，产生协同效应。公共治理各个子机制旨在从某一方面对公共活动发挥作用，因而每种机制有其自身固有的局限性，任何子机制的单独应用都可能难以全部发挥出这种机制的潜能。实现公共治理主要机制的整合，利用不同子机制获得对公共治理不同方面的作用，进而在各个方面作用之间建立关联，使之相互协调、相互支持、相互补充，从而形成整体优势，有助于提高整体公共治理的活动绩效。

1.明确各机制的作用和地位

公共治理运动倡导公民广泛的参与，通过开启双向社会沟通渠道，征求和获取有关公共政策的信息。公民则根据政务公开的信息和自身的立场，不断的进行对话和讨论，形成一定的利益表达的网络，争取对公共政策产生实际的影响。参与不仅是公民的一种政治权利和要求，更是公民实现自身社会责任的一种直接行动。建立良性的参与机制，是公共治理其他各机制运行的重要基础；网络是公共治理的新形式和结构基础，它强调行动者之间的平等和自由裁量权，网络机制中的行动者之间有着相互依存的、相对稳定的结构；合作机制建立在参与的基础上，在公共规则的约束下，各行为主体经由网络相互协商和沟通，达成有关公共问题解决的一致行动和相互信任；责任机制贯穿于整个公共治理过程，规定了各个行为主体的权利和义务，为各机制的运行提供重要的保障。公共治理的参与、网络、合作和责任机制四者环环相扣，形成一个完整的过程体系。其中，参与机制是基础和前提，网络机制是组织结构和运行形态，合作机制是核心内容和主要特征，责任机制是重要保障。它们是一个有机整体，缺少了任何一个机制，都会使公共治理的战略目标难以实现。

2.强化公共性的价值理念

发展公共性是公共行政改革的价值路标，公共事务的多元共治主要体现为公共性理念和价值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扩展。只有围绕公共性，才能使参与、网络、合作和责任机制有机的统一于核心的价值理念，而不至于相互矛盾，缺乏协同。公共性可以从下面两个方面理解：第一，公共性在对象性关系、主客体关系意义上体现为“公”，公共治理代表的是社会的共同利益，目标是为了实现和有效分配社会公共利益。第二，公共性在行为意义上体现为“共”，即公共治理主客体之间共同协商和行动，它不是指公共领域的某一个、某一种治理，而是公共领域各个不同主体之间的分工协作，形成高度协同、统一、形成合力的治理[18]。公共治理在公共性本质上要求以民主为基石，强调追求人民、公民权利、人性尊严、社会公正、公共利益、社会责任等多元价值。如果过分强调对效率和工具理性的追求，必将使公共行政无力反省自身的根本价值和目标，难以担负起公共管理和捍卫民主政治的责任，从而沦为执行和管理的工具，最终丧失公共性[19]。“公共性”必须以民主制度为依托，因为“民主政治培养了对公共行政的理智性理解”[20]。只有在民主制度下，公民才能真正自觉自愿地参与到行政过程中来，行政主体权力的合法性也才能得到保障。20世纪90年代以来，政治学家和行政学家开始在“治理理论”中引入“协商民主”的新元素，倡导公共治理中的对话和协商、美德与公益精神、公民参与意识，主张建立一种新型的“民主治理社会”。这种体现公共行政“公共性”本质的“民主治理”理论，必然是未来公共治理进行制度建构的重要基础。在我国，基层民主治理的创新蕴含着公共性价值理念的丰富养分。如浙江温岭的民主恳谈，从2001年开创以来，在不同领域推广深化，历经对话型民主恳谈、决策型民主恳谈、参与式预算民主恳谈的三步转变，并日益显示出其蓬勃向上的生命力。民主恳谈将政府权力置于群众的监督和约束之下，切实保障了民众的知情权和参与权，成为实现政府与民众对话、满足不同利益群体需求、达成社会共识的典范形式。它一方面促进了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和谐，另一方面拓展了我国民主政治的生长空间，是我国基层公共治理领域的一项重大创新。

3.形成多中心的公共行动体系

在当代治理语境中的“多中心”主要是指“多中心性”，其对立面是“中心-边缘”性，“多中心”意味着存在多个独立的行为主体。就公共治理主体而言，这种模式主张所有的公共关系主体都是治理主体，其不仅包括各类公共权力，如政治组合和社会组织，还包括私人组织如经济组织以及公民个人等权利主体。各种治理主体在公域之治中扮演不同角色，平等参与公共治理过程，各展所长、各得其所，形成多元治理格局。

（1）政府组织。在所有的治理主体中，政府虽然不再是公共物品的唯一提供者，但政府的某些传统的责任和职能是不能放弃的，某些公共物品仍然只能由政府来提供，其在城市治理中的作用应该是宏观管理和协调各个治理主体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2）经济组织。主要是企业。企业是以盈利为目标的经济组织，是政府以外的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的治理主体。一些与公共利益休戚相关的公共物品，如科技、教育、医药卫生、公共交通供水、供电等应由企业通过市场化的竞争向社会提供。

（3）社会组织。主要是第三部门。第三部门在概念上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它是除了政府、其它公共组织和企业以外的一切志愿团体、社会组织或民间协会。第三部门应当弥补政府的缺位和市场失灵时公共物品供给的不足。

通过主体的界定，目标在于形成一个多元主体分工不掣肘、既有效竞争又密切合作、充分体现主体间性、纵横交错、实现全方位良性互动的主体结构。多中心公共行动体系意味着在地方的社会生活中，存在有民间和公民的自治、自主管理的秩序和力量，这些力量分别作为独立的决策主体围绕着特定的公共问题，按照一定的规则，采取弹性的、灵活的、多样性的集体行动组合，寻求高绩效的公共问题的解决途径。针对我国的实际情况,我们需要创造一系列条件，发挥市场和第三部门的积极作用。一方面，政府要主动为非政府组织创造一个良好的制度环境，减少政府对其它社会行为主体的管制和控制，更多的给予规划、引导、协调、服务和扶持；另一方面，政府应注意培育一种良性的合作氛围，以此激发更多的非政府组织介入公共事务的热情，例如可通过加大对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项目投入，扩大非政府组织的收入来源，以促进其发展。

4.培育相互信任的公共文化

篇3

关键词：社会危机；治理；价值分析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723（2012）09-0057-05

著名学者约瑟夫·熊彼得曾说，社会发展的过程必然包涵着“建设性破坏”，我国社会结构调整的阵痛和各种潜在危机正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这一表现，社会体制转型本身具有的社会振荡容易与其产生共振，从而导致利益调整难以到位，各种危机状况频发。从某种意义上说，危机在促发社会结构调整的同时，也实现着社会的价值变迁。不同的价值观背景下，政府与社会应对危机的理念与范式往往各异。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规避与化解危机正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价值。

一、社会危机治理的价值分析框架

危机治理是现代社会的常性概念。人们对于社会危机的关注，源于危机对于社会生活的破坏和对既有秩序的冲击，社会危机可以影响人们的生存状态和行为方式，并通过极端的方式促进社会治理的完善。现代社会频发的危机，推动了人们对于社会危机的科学认知，并逐渐使之成为发展中的人类社会的常性方式。因此在社会危机层面提出治理概念，应该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应有之义。显然，危机治理理念的确立，是建立在公平、正义的公共利益基础之上的。治理视野下，实现公共利益不仅仅是官方单向度的责任，政府、市场、公民社会都是实现公共利益的主体，即公共利益的实现需要政府、市场与公民社会等共同构成的社会危机治理体系，如图1所示：

图1 社会危机治理网络体系框架

如图1所示，社会危机治理的价值分析框架是一种典型的多元治理结构，在博兰尼关于“多中心性”概念的解释中，他认为，主体间的链接关系构成一个六边形，框架上各顶点的相互移动即形成了“多中心秩序”，各主体在这种秩序下追求一种静态的平衡。显然，这种交互式网络没有单一的中心，而是由治理的多元主体构成网络的结点，每个结点之间都是互通的，并且这种互通也是双向的。

当然，这种结构并非僵硬不变，而是具有特殊弹性。我们形象地将社会危机治理网络看成是一个六边形，政府、企业、非政府组织、公众、社区和媒体这些主体分别处于这个六边形的各顶点上。在内部因素制约或外部压力施加的情况下，六边形架构可以向横向、纵向、斜向拉伸。尽管处于中心位置的公共利益是相对固定不变的，但是各主体之间仍然同时存在着某种私利关系，并都希望自己能够成为最大受益方。另一方面，危机治理的网络结构下复合主体所呈现出的互动态势使得每一合作方都能够在信息传输与接收、决策制定与执行、权力的分配与平衡的过程中做出相应的回应或调整，从而在不同需求的指引下实现多边形结构框架的适度回倾。这种危机态势下的网络型权力结构及其弹性使得网络型权力结构更为平衡、更为合理。

（一）治理的起点：政府角色的定位

多元治理理论趋向于将政府的角色定位为中介者，即制定多元治理制度中的宏观框架和参与者的行为规则，同时运用经济、法律、政策等多种手段为公共物品的提供和公共事务的处理提供依据和便利。政府作为社会危机治理中最主要的角色，直接承担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共利益的责任，以法律、法规为依据，运用社会管制等强制性权力，消除与缓解导致社会危机产生的因素和社会问题，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这一基本价值。

（二）治理的平衡点：公共利益

政府、企业、非政府组织、公众、媒体与社区都有自身的发展动向，也有不同的利益诉求，它们的利益并非完全背离，而是有着固定的交叉点，这个交叉点就是公共利益。公共利益的目标诉求在社会危机治理中具体体现为共建社会良性秩序并实现利益均沾，这样的公共诉求具有公共性、合理性、正当性和公平性。它是多元主体网络化治理得以运作的内在动力与支撑点。当然，要实现多元利益的均衡协调，构建完善的利益表达机制是非常重要的。政府要将利益冲突控制在体制内解决，使各种利益诉求都能够上升到利益协商和对话的平台，其他主体也应当建立起公共利益诉求的收集机制，完成公共利益现实化、具体化的过程。

（三）治理的实质：均衡分权

治理的核心理念就是将原本过度集中的权力进行相对分散的排布，治理的权力中心不再单一，而是由复合主体通过权力的分配及组织体制的构建来实现对公共职能的重新定位。只有均衡的分权才是多元治理的实质所在。罗伯特·贝内特认为：“多中心”治理要求的分权化指的是不同层级政府部门在公共事务管理和公共服务中，将相关权力、责任向市场与公民社会转移的过程，表现为政府、市场和公民社会的关系结构。这种多元治理理念下的分权化就是要求政府在危机治理的过程中综合考虑治理主体的比较优势、各主体应对危机及治理的能力及效率、危机事件的紧急性、影响力及辐射范围等因素的基础上向体制外放权，并通过各主体合力的发挥建立权力分配的均衡架构。毫无疑问，均衡分权的网络治理结构不仅能够强化公民的责任及自我服务意识，而且还能拓展社会组织活动的空间；不仅可以促进非政府组织的繁荣与发展，而且还能够建立起政府与公民之间、利益集团之间多元化的、战略性的合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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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食品安全；多元治理模式；主体功能

一、食品安全多元治理的重要性

食品安全问题不仅给人民的生命健康带来了严重的威胁，而且在社会范围内造成了恐慌，引发了人们对政府或相关食品企业的信任危机，因此需要建立多元治理模式，发挥全社会的监督力量，对于食品安全问题的解决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食品安全多元化主体共同协调治理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维护正常的食品交易程序，保证食品供应的安全，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更是为了更好维护社会稳定。政府单方面对食品安全治理虽然具有强制力、威慑力等优点，但是存在的弊端也是不可忽视的。发动企业、消费者和非政府组织积极有序地参与到食品安全规制中来已经成为食品安全治理的必然趋势。多元主体共同协调治理的模式是以我国的各级政府为主导，在发挥政府监管的力度之外提倡多元规制主体之间的相互监督和相互促进，分享公共权力，共同管理公共事务的过程，是一种调和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矛盾、冲突，促成联合行动的持续过程。由政府监管转向构建多元主体治理新体系，从而达到全方位的监管和治理过程。转变传统的政府单方面监管模式，实现我国食品安全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模式的创新。

二、多元主体治理面临的挑战

1.食品安全多元主体间发展不平衡

尽管实现多元主体的协同治理是化解目前食品安全治理问题的关键所在，但是在现有的体制框架内实现各主体的协同与合作仍然存在着诸多挑战。首先就是与食品安全问题相关的多元主体之间发展不平衡问题。虽然政府在食品安全治理的众多责任主体中居于主导地位，但是仅仅依靠政府的单方面努力是无法解决当前问题的。需要政府、企业、市场和社会多方面多个主体在共同的价值目标导向下共享社会资源、共同协作才能实现。我国传统的体制造成了政府强、社会弱的格局，致使政府在力量不断扩张的同时，市场和社会等参与主体受到了极大的制约。政府利用多种手段严格控制其管理体制和资金来源，同时又削减和控制其他主体的财政支出，严重限制了非政府主体的发展，使其功能萎缩，无法实现治理主体功能。

2.多元主体间权责界定不清

我国食品安全治理中各个主体的权力界定不清、责任分配不够到位，相互之间不能很好的制约，无法将每个主体具有的功能全方面发挥出来。对企业而言，权责界定不清，企业治理行为的动力不足，在其追求自身利润最大化的心理作用之下，企业的社会责任就会面临严重的确实状态。对于行业协会、消费者协会和新闻媒体等社会主体而言，在权责不明的情况下都会出现对市场食品安全监管无力的现象。这给食品安全多元主体协同治理带来了严峻的挑战。

3.多元主体治理缺乏社会基础和组织基础

传统模式下，强有力的垂直控制、命令式的统治和管理是其主要特点，相对于传统治理模式而言，现代的公共治理理论更多依靠的是存在于公民社会中的社会资本力量和政府、公民、企业以及社会组织之间的相互信任与积极合作的态度，从而让理论走向实践。然而在治理过程中，这些要素也成为了资源共享、组织协调、有效沟通和伙伴关系形成的内在社会基础。但是目前我国的政府与公民之间的信任、合作程度均有待提高，同样也致使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实现过程存在重重的障碍。

社会网络组织体系是治理理论的重要组织基础，能够很好地将分散的力量汇聚到一起，从而使其发挥更大的效用。面对食品安全问题时，社会网络组织体系能够促使政府、市场和公民自治组织等治理主体围绕着食品安全这一公共问题，通过协商、谈判和妥协等集体选择和集体行动来实现信息的互通和功能的协调。但是在目前，我国在食品安全治理中由于长期受到来自政府单方面监督管理模式的影响，未能建立起网络合作组织体系，从而没有办法将分散的力量更好汇聚起来，使得组织之间能够实现有效结合而发挥其最大的作用。

食品安全多元治理主体之间存在较大的协调难度，虽然在一些食品安全事件中，各类非营利组织、新闻媒体、企业以及公民都参与到了治理之中，但是各自的行为方式存在不同，其发挥的功能也不尽相同，甚至在价值追求上也存在着差异，致使治理过程中非常缺乏协调性，各自为政，甚至相互之间还有可能存在矛盾和冲突，这样就更加为食品安全治理留下了空白和缝隙。

食品安全多元主体协调治理的重点就是研究透彻各主体的功能，并使其分别发挥好相应的效用，达到最终的协调治理目标。构建一个企业自律、政府高效、第三方力量合作、社会大众共同监督的良好食品安全治理环境。

三、食品安全治理中的多元主体功能

食品安全治理的主体包括政府、消费者、企业、非政府的社会组织以及新闻媒体。

1.生产者应是首先负责食品安全的主体

食品安全法中明文规定：食品安全生产者应当具有社会责任感和道德感，依法和依照标准从事生产销售等经营活动，保证食品安全并主动接受社会的监督。同时国家也确立了相应的制度从而保证食品安全生产者履行法定义务。

2.消费者是对食品安全具有天然需求的主体

是使用生产者生产出的产品并对其进行消耗进行生活消费的人。食物的消费又是消费者的最基本的消费。从法律上讲，消费者是为了个人的目的购买或者使用和接受社会服务的社会成员。消费者是安全食品的直接受益者也是非安全食品的直接受害者。为了对消费者的利益进行保护，国家制定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对消费者的权益做出了明确的规定，规定消费者享有安全权、消费者享有知情权、消费者享有自主选择权、消费者享受求偿权、消费者享有结社权、消费者享有获得有关知识权等。消费者是食品安全的直接受影响者，具有维护食品安全的根本动力。但是由于缺乏有效的利益表达机制和投诉回应机制，使得对检举不法生产者的积极性不高，如果根据举报内容和事故的严重程度给予民众一定的奖励。将会极大地提高消费者参与监督治理的积极性。作为食品安全问题的利益相关者和参与者，法律赋予这部分群体的权力使得在食品安全治理中，消费者聚集起来的能量是不可小视的。

3.政府是食品安全的掌舵手

广义上的政府是指国家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等公共机关的总和，代表着社会的公共权力，狭义上是指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其实在生活中政府往往被看做一种为了实现有序统治，制定和实施公共决策的机关。政府的特点是以公共利益行为目标，以公共领域为行为领域，机构具有整体性，宗旨是为人民服务。我国的政府主要有四大经济职能：经济调节、公共服务、市场监管和社会管理；社会公共服务职能，国家提供基础公共五福，对社会管理职能加以完善，这类事务一般是指靠市场自身的自我调节无法完全解决的具有社会公共性事物。这些特点和性质体现了政府在食品安全治理过程中的重要性和关键性，决定了政府在食品安全治理中的必要性。

4.非政府组织是对食品安全治理的具有巨大推动力的主体

非政府组织是独立于政府之外，不以盈利为目的，由志愿者自愿组成的公益性社会团体。自主服务社会，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与服务。非政府组织的活动是团体性活动，它不是个人行为，相较于个人力量而言团体性活动更具有影响力，这种特点为其组织自身的发展以及为社会公众做一些有益的活动奠定了基础。非政府组织具有公益性、自治性的特点，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行业协会是同行企业的自律性和公益性组织，介于政府和企业之间，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引导行业协会推进企业的诚信建设，从而协助行业协会组织和开展对企业进行食品法律法规培训的各项活动。不断深入完善食品安全的相关工作，通过对相关数据进行分析和汇总，帮助政府在食品安全监管工作中做出科学、合理的决策。能够向政府反映和申诉意见，同时政府也需要一个组织能将自己的声音传达到企业中去。

我国目前的检测机构主要是隶属于政府的技术服务、鉴别和验证机构，我国目前具有将近7000家食品相关检验检测机构，其中大部分都是隶属于政府的卫生、质检、农业、食品药品监管和环保部门。这些机构大都各自建设、资源分散、利用率低且区域差距比较明显，存在基层技术力量薄弱和东西部地区差距较大等问题。民间的检测机构主要有不以盈利为目的的非政府组织和以盈利为目的的专业检验机构，都在顺利传递着有效的信息，降低监管制度的均衡成本，而且减少了制度需求和制度供给平衡的周期和品徐，降低了制度均衡成本。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第三方组织必将成为食品安全监管与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的社会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有一定的数量，但是没有完全独立的法律地位。应充分发挥社会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的监管作用要求切实提高第三方组织的法律地位，通过政策扶持第三方组织的发展，并且通过各项规定认可他们组织的成立，从而保证第三方组织检验检测结果的权威性。

5.新闻媒体是对食品安全快速扫描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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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471

关键词：公共危机；高校危机；危机治理

【中图分类号】G647

随着经济全球化、社会复杂化和文化多元化的到来，我国社会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结构性的系统风险加剧了各种类型危机发生的可能。在这样的制度变迁的历史时期，学校内部的管理制度、人员观念、市场机制引入等因素的共同影响下，以往的社会危机事件逐渐扩散到校园并频频发生，其特征有别于其他传统的危机事件。可以说，高校面对危机事件的发生已经在很大程度不能单靠事发学院或几个部门应对，需要危机治理这个更为广泛的框架下将相关责任的主体纳入到解决危机的过程中。因此，我们应该认识高校公共危机治理及其内涵和特征？相关责任参与主体如何参加高校公共危机治理？社会各个方面的力量又如何在正确看待这些危机？

一、危机治理：高校危机管理的必然选择

危机在人类后工业时代不可避免的社会系统性风险，高校作为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可避免地同样暴露在风险之下。只有认识到公共危机的内涵及特征，依靠危机治理把力量都也投入处理公共危机中，才能有效提高高校公共危机管理。因此，公共危机治理是高校公共危机管理的必然选择。

高校公共危机内涵应该从“公共危机”、“高校危机”、“高校危机管理”、“危机治理”这个几个关键词入手。公共危机是指对一个社会的基本价值和行为准则架构产生了严重威胁，并且要求以政府为主体的公共部门在极短时间内和不确定性极高的情况下作出关键性决策的事件。[1]危机处于不同制度环境，赋予了高校危机不同的内涵，因而高校危机是指，“由于自然的、人为的或者社会政治的原因引发，在高校内部突然发生的，对高校的教学、工作、生活秩序造成一定干扰、冲击或危害，甚至造成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的重大事件。”[2]面对危机的发生，高校的管理部门为应对危机而采取的一系列的行动，这个过程被称为高校危机管理，“高校危机管理是一种有组织、有计划、持续动态的管理过程，高校针对潜在的或者当前的危机，在危机发展的不同阶段采取一系列的控制行动，以期有效地预防、处理和消弭危机。”[3]

总之，从危机事件的责任主体来看，高校作为权力主体对发生在高校内危机进行管理，强调的是权力和责任的一致性，强调危机的处理结果。不同历史时期高校危机事件有着各自的特征，在网络媒体、学校扩招、政府放权、独生子女等社会背景下，高校危机事件除了具有突发性、紧急性、决策的非程序性等社会公共危机的共同特征，还具有群体性、不确定性和社会敏感性。

1.群体性。学生是学校的最广泛的群体，学习和生活在同一区域，人群较为集中。学校是学生驻留时间最长，流动范围最小的区域，居住范围较为集中，并且紧张的学习生涯又以班级、社团等各式各样的组织为行为单位，使得学生人群短时间在较小区域内流动性大。学生的群体性特征使得暴露在公共危机风险下，受到伤害和影响的可能性大，同时，也不利于控制危机的次级危害。

2.不确定性。大学时期学生的生理和心理都处于较为重要的发展时期，同时脱离父母权威监管，在面临新的学习和生活环境，人生挫折和无力感很容易使学生做出一些出乎常理和意外的不理智和放纵的行为，这表明高校危机的产生是和学生行为动机是有密切联系的。

3.社会敏感性。高校已经不是“象牙塔”式的学术圣地，从招生、接受教育、毕业工作无疑体现了社会市场的紧密联系。社会思想价值变迁和市场对高素质人才的需求对学校办学理念、人才培养、师资队伍建设、教育资源投入产生了巨大影响，然而，人们对高校的认识还停留在“精英教育”的阶段，社会仍把大学学历作为衡量人才素质的标准或录用条件。

高校危机事件的特征表明，除了在处理危机时应具有快速反应、责任性、透明性和合法性等原则的同时，也必须强调高校危机管理系统中参与主体的多元性，最大可能地吸纳各种部门和其他力量，调动各种资源共同应对危机，形成高校整体的危机应对网络。

二、一元治理：高校公共危机的困境

高校危机是市场、政府关系联动变迁的产生结果，可以把市场外部环境的变化看作高校危机产生的外部原因，政府管理权力下方和高校自主性逐渐增大看作内部原因。但是，高校危机管理离不开职能部门的支持，权力与责任相一致，而各个职能部门似乎陷入了“集体行动的困境”，面临一些理论上的困境与实践中的难题。

1.高校公共危机治理主体单一，各个相关利益主体参与不足。

从危机发生、发展、结束三个简单的过程来看，涉及的人员包括主要受害人（一般都是学生），受害人的同学、朋友和老师，学院、学校组织部门的相关责任人。但是，从危机事件的特征来看，社会其他主体也应该是治理主体之一，如新闻媒体、公安、卫生部门等有助于危机事件解决的主体。一系列的校园突发紧急事件表明，高校形成了一种全权处理危机事件的惯性思维模式，把危机事件看作内部管理的意外风险，因而不愿意当面回应社会公众的质疑，力图在学校的范围“控制”危机的全过程。高校对于处理校园危机持一个消极的态度，与事件相关的部门就不愿正面回应，容易产生“踢皮球”式的处理方式，使得在当前危机治理体系中，公共危机治理主体单一，学校组织部门参与不足，社会公共部门介入的渠道和范围有限，增加了危机治理成本，不利于危机治理的成效。

2.缺乏完整有效的公共危机“预警―治理”系统。

危机不仅需要及时处理，更需要事前预防，高校作为较为特殊的公共部门其体制改革落后于其他社会组织，公共危机下各利益相关者及部门缺乏强烈的危机参与意识和治理危机的共同利益，被动地接受上级指令和处理方案，危机爆发以后临时组成领导小组，而不是建构预警防范的长效机制，从事后处理转为事前预防，可以肯定的是，事前预防的治理成本要远低于事后处理。从H1N1流感预防事件过程可以看出，高校临时仓促的预防工作，采取下派任务式的检查方案，学校预防小组校医院院系学生干部学生，经过层层任务下派，“指令信号”衰减、目标与责任不一致、专业水平降低及利益不相关性致使预防流于形式。

3.高校公共危机的应对需要一个容纳各方的综合协调治理框架

随着社会与高校的双向扩张，高校出现社会内部化的趋势，学校的围墙只是一个象征的作用，而公共危机治理的成本转嫁考验着学校的应对能力。社会相关组织与高校之间、学校各部门之间、院系之间、教师与学生之间缺乏制度化合作机制。严峻的事情再次说明，利益相关的范围早已超过以组织权力界定的范围，高校组织功能分化的加剧，上下级部门的高权力距离，使得高校权力主体之间协调与合作的弹性僵化，应对危机时“强制指令性”的合作，不过是各自承担责任的一种分配，表明很好地处置危机并不是一种激励性工作，这也与平时很少听到某高校部门或个人因对处置危机有贡献而受到表彰的消息。

三、多元参与：高校危机治理的路径选择

高校传统行政化的管理体制不断探索“去行政化”的改革，在缺乏权力中心的管理下，高校公共危机治理的路径应该怎样选择？在此之前，有必须先了解治理的概念。所谓治理，是指“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机构和个人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6]有效的高校危机治理，不仅要依靠高校管理部门，还需要各个院系、师生和有利益相关的主体全过程的参与，高校危机治理结构建构应从高校引导地位确立、与参与者互动沟通、保持社会的联系三个方面着手，形成多元治理的路径选择。

1.强调高校在危机治理中的引导地位

高校作为学校的管理者，有责任维护学校稳定与解决危机的职责。团队组织的力量要大于单一主体的力量，建立危机管理小组并通过划分部门机构和配置固定人员，制度化具体的责任及处理办法，建立透明、公开、及时的联系通道，保障从学生到教师到学校各个部门都能获取到危机管理小组的人员组成、职责分配、联系电话，从而起到网络化管理中心的作用。一旦危机发生，危机管理小组立即预警信息，危机管理小组成员立即进入相应的应急工作状态，发挥危机事件状态下的相互合作整体能力。这就要求危机管理小组具有协调其他部门的能力和协作权威，因而小组成员应该包括这些小组人员既包括各系（院）的教师代表、辅导员和学生代表的比例，又要考虑学校的后勤服务、保安、心理咨询、医院等相关部门专业人员，并由学校领导负责（校长或副校长），在专门设立的办公室内面对面直接沟通，针对各种可能状况拟定必要的应变计划，并指导定期与不定期的演习操练。

2.保障高校危机事件参与者之间的沟通

信息沟通是高校危机管理首要解决的难题，决定着事件参与者的行动策略。保障高校危机事件参与者之间的沟通，要在以下三个方面进行。

第一，学生与教师的沟通。教师是与学生的直接联系人，可以在短时间集合全体学生，并较为容易地进行面对面的交流，而且相比学生，教师更为客观看待危机事件，理应有责任在第一时间里组织学生并告知学校发生了什么事和应该做些什么事。

第二，家长与学校的沟通。家长总是关心学生的，然而学校担忧家长过于担心的紧张心态会产生不利影响，消极对待家长的担忧情绪，但家长的担忧无疑导致危机管理遭遇外部干扰，因而要克服家长的恐惧心理，只有通过与家长建立良好关系，在危机管理过程中得到家长的支持和理解。

第三，学校与媒体的沟通。学校指定专门人员担任学校新闻发言人，客观、及时地让新闻媒体获得真实消息，占据信息的制高点，成为信息的权威中心，同时对不实谣言应予回应与驳斥，还可设立专线电话或开辟专门的临时的媒体采访室。

3.高校与社会联合建立危机管理机制

高校危机早已不再是校园内的危机，高校与社会联合建立危机预警机制形成“多元共治”的治理模式。联合建立危机管理机制已然成为消弭无缝隙管控的路径选择，这就需要学校与这些机构保持日常联系，共享彼此的资源，长期保持制度化沟通与联动机制，由此组成危机管理社区中心。高校由危机管理小组成员作为危机管理社区中心的联络人，制定和公布学校、社会一体化的管理事项和应变措施，建立定期的会议制度，形成全方位的危机管理机制，将来校内外危机参与者及治理力量都纳入事件当中，并且引导这些主体致力如何采取行动才能推动危机解决，而不是仅仅只是“告知”，需要相互认可了解提升全体达成一致的可能为共同的目标行动的愿望，从而全面实现危机的系统防御。

参考文献

[1]张小明.论危机管理研究中的术语规范问题――从SARS危机引发的思考[J].术语标准化与信息技术，2004（1）：24

[2]高校危机管理的现状及对策研究罗晴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10年第4期P159

[3]纪宝成.从“非典”防控看高校的危机管理[J].中国高教研究，2003，（8）

[4]刘霞，张小进.试论公共危机治理中多元参与主体的博弈及制度选择[J].学术论坛，2005年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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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教育法律体系；社会教育责任；教育治理；缺失

在当前的法律体系当中，教育责任的治理就是建立一套合法的对公共事务进行管理的制度体系。在我国社会教育责任的治理中，要深刻的围绕当代教育的法律体系，提倡构建和谐社会的原则，共同的加强社会教育责任的治理。同时，在治理中，其主体也要多元化发展，在教育的治理中，不仅政府作为管理者要起到主导作用，还要包括社会、家庭、学校等各个方面，共同的围绕教育治理的目标来进行构建，正确的处理好政府与社会、家庭、学校之间的关系，使社会能够参与到教育治理中，加强人们的社会责任感。

1当代教育法律体系中社会教育责任的缺失

法律体系是一个国家发展和建设的基础，也是规范人们行为活动和提高法制观念的基本保障，维持着社会的和谐和稳定。教育法律体系是规范国家教育活动的根本，起到一个监督约束性的作用，实现教育治理，首先要使教育法律体系能够实现多元化的主题共同的参与合作。在我国教育法律体系当中，社会教育责任的缺失主要分为两个层面，即校外教育机构和其他在社会中组织机构的教育责任的缺失。

1．1校外教育机构在社会教育责任的缺失

校外教育机构教育责任的缺失，对我国的教育法律体系发展有着很深的影响。在我国法律制度建立早期，就有校外教育机构的管理条例，明确的规定要建立良好的社会环境，保障学生的健康成长。这些相关的教育法律政策的相继出台，诠释了学校教育和校外教育之间应该建立良好的互补关系，相互联系［1］。在实际的应用过程中，这些法律政策如何构建联系和补充并没有提出有效的解决策略，在建设出现问题时，往往存在更多的自主性和盲目性。这就容易导致校外教育机构在教育责任上存在缺失，不利于学生的健康成长。

1．2其他社会组织机构在社会教育责任中的缺失

在教育法律体系当中，本身在校外教育机构和学校教育中就没有形成相互合作的局面，而且教育法律条例中也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这就会使得在其他社会组织机构中也很难在教育的法律条例中找到其相关的法律责任，使社会教育在责任上并没有一个真正的主体。从本质上讲，国家要倡导终身教育的理念，要想在社会上普遍实施，这就需要社会各类组织机构应当承担起各自的教育责任，相互配合共同推进各类教育的群体。但在国家的法律条例中，对社会教育机构在教育中应承担何种形式的责任并无规定，使得应届毕业生在社会教育上严重缺乏，就业困难。其根本原因在于，社会教育与学校教育存在严重脱节，同时，这些社会组织机构也不愿承担起教育责任［2］。例如，在法国颁布的《终身职业培训和社会对话法》中有明文规定“个人接受培训权”“在履行不定期合同的工薪者中，每年可以享有接受20个小时个人培训权利，并且这一年度权利可以累积”。个人享受培训权，在社会教育当中，各种组织机构都有着提供培训内容及时间的责任。

1．3思想观念对于社会教育认识的缺失

在教育的发展中，人们已经逐渐认识到教育的重要性，教育不仅仅只是停留在学校范围内的教学任务，同时也需要得到社会各界的支持。因此，人员必须清楚的认识到让社会参与到教育的发展中来，不再局限于学校范围内的教育，避免学生与社会严重脱节，不利于学生的发展及和谐社会的建设。建立教育治理的核心理念，即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使社会各类组织机构拥有教育的权利，获得参与的机会及途径，让过程更加的规范化、合理化、合法化，实现多元主体的参与治理，构建更加完善的社会教育法律体系。

2社会教育责任在教育法律体系中的明确

在国家现代化治理的举措当中，明确国家现代化治理标准，要紧紧围绕法制的不足和制度的创新进行开展。深切落实教育领域，对教育体系进一步的建设和完善，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

2．1思想观念上的解放

对于社会教育责任的明晰，首先要从思想观念上的解放开展，冲破传统的思维方式和教条的束缚。法律的改进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逐步完善的，传统的观念不变就会对社会的发展起到阻碍作用，教育的发展其责任的主体是国家政府，教育实施机构是学校，这些传统的观念在人们思想中已经根深蒂固，而社会的教育责任一直被人们所忽视［3］。因此，必须从思想上解放出来，明确社会组织机构的教育责任，在教育的法律体系中确立起来。同时，在思想观念上，要破除官本主义观念，它与现代的国家治理和政治文明严重不符，与社会主义文明发展背道而驰，必须采取措施破除官本主义的思想观念，否则在教育治理上依旧只是统治管理。破除官本主义观念，才能够有效的实施公民权利的本位，在法律制度中明确各个主体的权利与责任，落到实处，保障社会教育治理能够在多元化主体的协同合作中顺利实现。

2．2构建立法层面，保证教育法律体系的完善

在我国教育的法律体系下，其法律法规很多，但通过仔细的分类整理后，经常出现法律体系在立法层面上的缺失。而在社会教育责任的领域中，其法律体系尚未完全确定。在我国法律中，社会教育责任应该具体体现在终身教育法之中，在相关的政策中，在近几年来，各地省市陆续的颁布了终身教育的促进条例，有了进一步的发展［4］。但在根本的法律制度中，终身教育的法律法规始终处于难产阶段，没有国家法律的支撑，地方性法律条例依据不足，同时，反过来考虑，将来我国的终身教育法是否要依照地方性法律条例而确立，其过程是不可逆向实施的。

2．3强化公共利益，限制维护个人权利

在教育的法律法规中，应当赋予教育行政部门及学校教育机构一些权利，依法为了公共利益而限制个人自由的权利。当发生教育纠纷时，行为人很难在应对部门中去维护自己的权利，同时，行政部门缺少执法权利，使得教育纠纷往往得不到有效的解决［5］。

3结语

在我国教育的发展中，要完善教育法律体系，在实施社会教育过程中，要坚持多元主体的认同、尊重和参与，从教育法律上逐步提高社会教育，使终身教育的理念在我国发展起来。在教育法律上赋予更多的权利和义务，让校外教育机构、学校教育及其他社会组织机构共同承担教育责任，形成一个科学有效的教育体系，促进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陈大文，孔鹏皓．关于高校法制教育定位问题的思考［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3，(7):4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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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在总结分析无锡高架桥坍塌事故原因的基础上，发现了超限超载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并运用公共管理中的治理理论提出了超限超载的创新管理办法。主要结论如下：

一、当下，我国治理超限超载问题已久，治理力度也不断加大，取得了不错的问题，但仍然存在部分政府机构责任落实不到位，执法标准不统一、执法依据不完善，源头治理不到位、路面执法成本高，计重收费收缴矛盾突出，市场主体分散，组织化程度低，社会主体参与程度低、诚信教育水平不高等问题。

二、政府治理占主体，使用现代化监管网络。

在当前的经济社会背景下，超限超载运输治理过程中，处于主导地位的政府要进一步落实主体责任，首先应完善“政府主导，部门联动”的治理机制，其次要通过完善治超方面的法规条例、推行低成本高效能的执法检查、完善收费工作等方式来实现遏制超载超限运输行为的目的。

三、市场入手，更好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

要完善道路运输市场诚信体系，加快货运行业转型升级发展，严格货运市场准入标准，推动货运车辆技术升级，优化运输组织管理模式；要加快公路产权改革，使公路产权进一步明晰，以便更好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

四、社会协同治理，营造良好治超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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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推动依法合规治理的外部压力不足

当前，治污设施“建而不用”、治理“做而不实”等问题比较突出。根源在于排污单位守法意识不强，法律法规对违法的处罚过低，执法不够严。环境处罚与实际违法和造成的环境损失相比，还是杯水车薪，这往往又导致排污单位产生侥幸心理，守法意识更为淡薄。

2委托第三方治理的内生动力不足

国际经验表明，基于市场机制的第三方治理，主要驱动力是排污单位在达标合规前提下的成本导向。其中既有标准的技术可达性问题，也有治理的综合经济成本比较。现行政策在这两方面对排污单位都缺乏足够的推动。尽管部分行业实施了特别排放限值或严于国家的地方标准，但是标准水平总体不高，排污单位无需多少技术或成本就可达标；同时，排污费标准也远低于社会平均治理成本，例如在上海SO2、NOx、COD、NH4-N的社会平均治理成本分别为8.0元/千克、9.0元/千克、5.0元/千克、6.0元/千克，约为现行收费标准的5～7倍，排污单位缺乏进一步减少污染排放的动力。

3第三方治理市场环境不够规范

一方面，排污单位、第三方治理企业的责任义务不清晰，制约机制不健全，相关方权益难以得到有效保障，存在低价竞争、忽视责任义务、出现问题推诿扯皮的现象，有的甚至相互勾结偷排漏排。另一方面，市场监管和行业诚信自律体系尚不健全。特别是2014年初，环境污染治理设施运营资质许可取消后，尚未及时构建有效的政府监管体系，行业协会等尚未承担起市场自律的主体作用。

4第三方治理缺乏有实力的参与主体

第三方治理企业总体上规模小，专业化、规范化水平参差不齐，难以承担引领行业发展和规范自律的重任。这既有产业发展阶段性问题，也有现行政策不够配套的问题，突出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现行生产业、节能环保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都有配套支持政策，但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服务没有明确列入支持名录，各地区、各部门对政策解读不一；二是污染超量减排、污染治理设施建设改造等激励政策对象是排污单位，而实际承担治理的第三方企业未能享受政策优惠；三是缺乏市场培育机制，部分有技术的企业因缺乏资金而拿不到项目，抗风险能力弱。

二、攻坚破难，加快推进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

推进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作为生态文明制度改革的关键点，既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更是现阶段环境治理和管理转型的需要。上海将继续主动作为、攻坚克难，坚持发挥市场机制作用与加快政府职能转变相结合，坚持强化约束机制与完善政策引导相结合，坚持市场培育与规范管理相结合，在试点基础上加快推进完善排污者负责、第三方治理、政府监管、社会监督、排污者和第三方治理企业通过经济合同相互制约的市场运行机制，以推进第三方治理加快推动环境治理机制改革，不断提升环境治理水平。

1完善责任体系

落实《环境保护法》，完善地方性环保法规，强化排污单位和第三方治理企业的责任机制和制约机制。一是在强化排污企业主体责任的同时，明确第三方治理的法律地位和引导方向；二是明确第三方治理企业依照法规标准和排污单位委托要求开展有效治理的责任，以及对因管理不善、弄虚作假造成污染的行政法律责任和连带责任；三是建立健全排污单位和第三方治理企业间依据市场规则确定的合同法律关系、相互监督制约机制和赔偿补偿机制。

2强化约束监督

通过技术、经济、执法监管、社会监督等多个方面形成合力，增强排污企业依法治污和委托治理的动力。一是按照严于国家、接轨国际的要求，以大气和水污染防治为重点，抓紧出台锅炉、餐饮油烟、挥发性有机物、电镀等行业性和大气综合地方排放标准；二是按照逐步反映治理社会平均治理成本的原则，提高排污费征收标准，按照排放水平实施阶梯收费，对淘汰和限制类产业实施惩罚性差别收费；三是进一步扩大污染源自动连续监测的实施范围，推进建筑工地和餐饮油烟在线监测，加强污染排放的实时监控和数据应用。四是按照法规标准，严格执法追责，对逃避监管行为严厉惩治，对排污单位和第三方治理企业一视同仁；五是推动污染治理和排放信息公开，按月公布环境违法信息，同步公开涉及的第三方治理企业，强化社会共同监督。

3完善政策引导

积极创造条件培育市场，促进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的健康发展。一是整合聚焦现有生产业、节能环保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新技术产业等支持政策，做好支持名录的细化和解释。二是优化调整污染治理设施建设改造补贴、污染超量减排奖励等环保激励政策支持对象，由排污单位转为治理单位，发挥政策效益；三是研究出台政策性融资担保等培育政策，鼓励商业银行、商业性融资担保机构和保险公司开展第三方治理企业融资担保相关业务，支持第三方治理主体和市场发展；四是聚焦污染治理重点领域，支持第三方治理企业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五是政府和国企带头，并在政府购买服务上加大支持。

4推动行业自律

依托社会公共服务平台和行业组织，加快形成开放、规范、有序的良性竞争市场环境。一是强化第三方治理企业诚信管理，将不规范经营和运营设施未达环保要求等信息纳入企业征信系统和社会公共信用服务平台，并与融资担保等政策挂钩；二是依托行业组织，建立行规行约和自我约束机制，加强行业自律；三是研究出台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管理办法，建立第三方治理合同登记、政府部门之间、政府部门与行业协会之间的信息互通和协调联动等管理制度，依法加强市场监管，保障市场规范运行。

5加快试点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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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互联网管理模式的调整与“治理”趋势

我国的互联网管理属于典型的重规制模式，这在一定程度上对互联网起到了管制作用。但是我国的网民规模大、素质良莠不齐，使得互联网环境呈现出比较复杂、混乱的局面，政府的力量始终有限，政策的滞后也无法适应快速变化的新形式，需要建立新的管理模式来应对。从我国的现状出发，虽然不能完全照搬发达国家那种以行业自律为主的轻规制模式，但可以在现有的政府主导型管理模式的基础上做一些渐进式的微调，从权威管理走向共同治理。中国特色的互联网治理模式应当追求一种开放的思维模式，力求动员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形成政府主导下的，各利益相关方共同参与、多元互动的综合治理模式。

一方面，政府要对社会可以解决的问题逐步放权，并动员社会力量参与互联网治理；另一方面，政府对于社会解决不了的问题必须配置充分资源予以解决。在向共同治理模式转型的过程中，政府还应该建立符合产业特性的互联网治理机制以及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明晰各参与管理主体的权利与责任，加强部门协调，鼓励市场竞争，大力推进互联网信誉体系建设，加强国际合作等。让非政府组织、企业以及个人参与到互联网管理中来，这与公共管理理论中的“治理”理念不谋而合。面对互联网上逐渐凸显的各种问题，我国需要借鉴发达国家普遍采用的“治理”理念，其含义是“最低限度的国家干预、企业管理模式、新公共管理、社会控制体制以及自组织网络”。

“全球治理委员会把治理定义为：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公共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过程。这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以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制度安排。”治理不是控制，而是协调、合作与自律，虽然在治理理念中，国家仍然发挥主要作用，但这一概念也超越了国家权力中心论，强调必须和其他管理主体合作，形成多元主体的互动机制。治理中的权力运行包括上下互动、合作和协商等，其方式不仅包括法律法规，也包括自律、教育。因此治理方式弥补了政府规制那样的树状或金字塔形的自上而下管理方式的缺陷，互联网具有开放的网状结构，需要多元主体形成一个具有多重责任体系的自主网络来治理。

在我国，新的共同治理模式正在形成：政府的立法执法工作逐步加强；互联网服务企业和行业协会正在成为互联网治理的关键环节，在屏蔽不良信息、引导舆论、制定企业内部管理规范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大量非政府、非营利组织涌现并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网民也开始发挥积极作用，进行社会监督、管理论坛、举报不良信息、提高媒介素养等，各管理主体初步形成了我国的互联网共同治理体系。

中国互联网行业自律机制待完善之处

行业自律是互联网治理的重要方式，是采用轻规制模式的发达国家治理互联网的主要手段，我国互联网共同治理方式的实施主要体现在行业自律机制的完善方面。行业自律给予业界更多的灵活性来应对迅速发展变化的网络环境，强调各管理主体的自觉性，其主要含义有：自我约束、自我保护以及自发举报不良信息。互联网用户和业界都是行业自律的主体，他们有两种任务：一方面，代表本行业的整体权益，向政府争取尽可能多的利益；另一方面，不断推动本行业实施自律，迫使违法、违规者改正错误。我国的互联网行业自律发展到现在，已经形成了具有自律规范、自律组织、自律技术和热线等元素的比较成体系的自律机制。

然而由于媒体行业自律规范本身是不具有法律强制性的道德行为准则，自律组织也不具有国家强制性的特征，互联网自律措施的执行并不十分容易。我国的行业自律机制相比发达国家来说还处于萌芽阶段，存在的问题也更多，比如：

组织体系角色冲突。行业自律组织应属于具有“公共责任和监督机制”的非营利组织，应该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而我国目前的状况是这些组织受政府控制比较多，实质上是一种政府主导下的准政府组织，其自身具有官方性质和民间性质并存的二重性特征，产生了明显的“角色冲突”，无法真正实现与政府之间的平等参与和分权合作。

各组织沟通不畅，各自为政。目前国家、地方层面的网络媒体行业自律组织之间没有直接的业务上的衔接关系，而且在地方自律组织中受到的处罚也没有可以继续上诉到全国性自律组织的正常渠道，组织间各自运行，导致各类自律行为的重复操作。

规范体系适用性差。虽然我国近年来各行业自律组织的自律规范比较多，看似包罗万象，但没有一个系统的、有延续性的框架。规范出台程序简单，缺乏足够的讨论研究，数量多而滥，新旧规范之间内容雷同、相互交织，这导致每一则规范的分量下降，难以深入人心。

责任模糊、机制欠缺。现有的行业自律规范未能精准地界定各类自律主体的不同责任，并且大多缺少《实施细则》之类的操作性规定以及处罚机构和处罚细则等。全面而长远的预防机制并未建立起来，行业自我主导型的平行监控、自我管理机制仍然缺失，缺乏社会公众力量的“横向联网”式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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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企业需求层次 社会责任 公司治理 社会制度环境 社会公共利益

伴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现代化进程，企业作为社会经济活动的基本单位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与日俱增，如何将企业社会责任机制引入公司治理结构，使之得以有效运行是理论界与实务界关注的重要课题，也是本文探讨的目的所在。

一.公司治理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共性基础

（一）企业生产经营与社会制度环境

企业是社会市场经济活动的主体，以追求生产利益为目标参与社会资源配置，企业经营活动有赖于社会环境提供生产要素与文化要素。一方面，企业从社会自然资源中获取生产要素，其经济活动对社会的影响显著；另一方面，企业从社会自然资源中获取文化要素。正是基于企业经营活动产生的社会效应，使之无法摆脱与社会制度之间的边界关系，一是企业受到政治、经济与法律制度的硬环境约束，它决定了企业从自然社会中获取生产元素的条件、方式与过程，要求企业承担社会经济责任与法律责任；二是企业受到社会习俗与道德规范等软制度环境约束，它决定了企业追求经济利益的范围与底线，要求企业承担社会道德责任。因此，企业生产经营与社会制度环境的共生性决定了公司治理应与承担企业社会责任相结合。

（二）企业需求层次与社会责任体系

企业最低需求为生存需求，企业在履行法律责任与义务的基础上追求经济利益，保障自身生存空间；当企业基本生存环境得以确立便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需求，此阶段企业开始关注资本的积累，重视形象的塑造，为自身争取更加有力的市场竞争地位；当企业生产经营发展到一定高度时，物质财富的积累促使企业脱离单纯的经济利益追求，转而为企业社会价值的实现而奋斗。企业生存需求、发展需求，以及社会价值的实现需求对应着完备的社会责任体系，在生存需求阶段，企业履行的是最基础的社会责任，比如遵守法律法规；在发展需求阶段，企业产生了追求更高社会责任的动机，比如主动建立与政府等非直接利益单位的关系，用以树立良好社会形象；在实现社会价值的需求阶段，企业正式肩负起对社会道德的守护与践行责任，比如从事公益活动、慈善事业等等。可见，承担社会责任伴随着企业发展的每一步，是公司治理的必然选择。

（三）公司治理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

公司治理是企业自我管理的决策机制，企业通过公司治理监督与控制经营者，统筹制度安排与协调利益关系。一方面公司以盈利为宗旨，公司治理涉及对公司内部利益相关者的有机整合，包括公司资本投资者、公司融资渠道人、创造公司财富的员工与经理层等等。他们与公司存在着明显的利益关系，公司治理必须维护内部利益相关者的权益。另一方面，公司治理的利益有短期经济利益和长远发展利益之分，公司治理的长远发展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一致，企业如果片面追求内部经济利益，忽略社会公共需要，不重视营建公司运作的外部环境，公司的可持续发展便无从谈起。因此，公司治理必须建立在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基础之上，主动引入企业社会责任机制，促使不同利益主体的协调化。

二.基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公司治理途径

（一）承担企业社会责任的制度安排

基于企业生产经营与社会制度环境的关系，公司治理应建立有效的承担企业社会责任的公司制度，一是完善公司治理的内部机制，二是强化公司治理的外部机制。在公司内部机制的完善方面，比如执行股东提案制度，促使小股东拥有平等发言权，打破一股独大的被动决策局面；又比如在公司董事会设置企业社会责任委员会，代表公司长远的发展利益而非单纯的股东利益，参与与社会责任相关的公司治理事宜，如设置环保董事，应对企业生产可能会造成的环境污染问题。再比如健全企业职工代表制度，保障职工董事与职工监事参与公司治理的合法权利，维护职工知情权、表决权、权。在公司外部机制的强化方面，比如建立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评价制度，将社会责任标准纳入经理人评价体系，约束企业生产经营行为。又比如建立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信息反馈制度，除生产经营的社会成本信息、社会收益信息外，还应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反馈信息进行分析、采集与回收，用于全面评价企业经营成效。

（二）公司治理对社会责任体系的践行

基于企业需求层次与社会责任体系的关系，公司治理不可脱离社会责任体系。根据企业的生存需求，公司治理要体现企业对员工的责任、对消费者和客户的责任，以及对合作伙伴的责任。比如坚守《劳动法》、《安全生产法》的法律底线，保障员工职业健康；完善售后，增强产品附加价值，维护消费者法定权益；认真履行与供应商或加工方的合同协议等等。根据企业的发展需求，公司治理要体现对政府的责任、对社区的责任。比如企业积极响应政府的宏观管理与调控，既合法经营又依法纳税；促使自身成为社区活动的组织者与参与者，包括提供社区就业机会，进行社区公益宣传等等。根据企业实现社会价值的高层次需求，公司治理要体现对生态环境的责任，主要表现为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严格控制污染排放量，改进生产技术，减少能源消耗，积极投身自然环境保护，为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贡献力量。

（三）构建利益相关者的共同治理模式

基于公司治理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的关系，公司治理应努力构建利益相关者的共同治理模式。一是除公司股东利益相关者参与公司治理外，还应确立非股东利益相关者的职能范围。比如债权人代表对公司财务拥有监督权，客户代表对公司产品拥有监督权，供应商代表对公司运营拥有监督权，员工代表在企业董事会中也可行使监督权与决策权。二是依靠公司治理的法制化进程，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应强化公司的司法建设，我国通过立法形式颁布了《公司法》、《环境保护法》、《劳动合同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明确规定了公司股东、债权人、消费者、职工、供应商等利益相关者的合法权利，公司治理可广泛开展法律普及教育活动，在提升利益相关人的维权意识的同时，营造公司接受政府、员工、社会公众监督的舆论氛围。总之，公司公共治理模式的构建有助于公司广泛地汲取社会意见与建议，从而切实履行企业社会责任。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