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特色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社会治理特色，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不仅首次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而且首次确立了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因此，初步探索生态风险视域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治理，具有重大意义。实际上，在全球化时代，工业社会既为人类创造了安逸舒适的生存环境，也将人类置身于充满危机和风险的社会之中。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U.Beck）指出：“在发达的现代性中，财富的社会生产系统地伴随着风险的社会生产。”[1]15当前，在风险社会中，生态风险日益威胁着人类生存的自然根基，人类“生活在文明的火山上”[1]13。虽然中西所处的生态治理语境不同，但面临的生态风险问题却是大同小异的。全面认识中国的主要生态风险，深刻剖析中国生态风险的主要来源，科学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治理的路径，这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有着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一、我国面临的主要生态风险

生态风险（ecological risk）是指在一定区域内，由环境的自然变化或人类活动引起的生态系统组成或结构的改变而导致生态系统结构或功能损害，危及生态系统安全的可能性。生态风险既表现为全球气候变暖、自然灾害频发等全球化现象，也表现为人炸、资源浪费、能源危机、环境污染和生态恶化等区域性现象。现代化的生态风险具有一种内在的全球化的趋势，“风险的普遍化伴随着工业化生产的全球扩张，不管风险在哪里被生产出来，实际上，食物链将地球上的每一个人联系起来，它们超越了国界。”[2]36在生态风险全球化背景下，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当代中国的生态风险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人炸

人炸是指世界人口增长率的急剧上升和人口基数呈指数增长的现状。中国是世界上第一人口大国，2010年末总人口为13.41亿人。人口问题在我国已经成为弱化一切优势，冲淡一切成就的公分母。当前我国人口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有：一是人口数量对可持续发展的压力仍然较大。二是人口素质正成为提升国家竞争力的瓶颈。三是人口结构性矛盾成为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四是人口分布不合理影响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人口空间分布与经济布局不协调，与资源环境承载力不适应[3]。总之，为了满足大量人口的消费需求，中国对生态资源进行过度开发，造成了资源供给紧张，导致生态环境破坏，形成了对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压力。

（二）资源浪费

资源浪费就是资源的配置的方式不合理或是资源配置的机制不科学所产生的浪费；因资源的未充分利用或过度消费性使用造成的损失。自然资源是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的根基。但是人炸势必加大自然资源的压力，出现资源短缺，这对社会经济发展形成了全面性的压力和危机。然而，资源浪费更是加大了中国的生态风险。首先，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快速推进阶段，重化工业的发展，将需要更多的资源投入，从而加剧资源供求的紧张状况。其次，居民的消费结构升级也需要消耗更多的资源。再次，城市化推动了房地产业的迅猛发展，大量占用了宝贵的土地资源。最后，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资源综合利用和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严重滞后。

（三）能源危机

由于石油、煤炭等目前大量使用的传统化石能源枯竭，同时新的能源生产供应体系又未能建立，导致交通运输业、金融业和工商业等产生一系列问题，这就是能源危机。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是一个能源生产和消费大国。近年来能源安全问题也日益成为国家生活乃至全社会关注的焦点，日益成为中国战略安全的隐患和制约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瓶颈。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带动了能源消费量的急剧上升。自1993年起，中国由能源净出口国变成净进口国，能源总消费已大于总供给，能源需求的对外依存度迅速增大。煤炭、电力、石油和天然气等能源在中国都存在很大缺口，其中，石油需求量的大增以及由其引起的结构性矛盾日益成为中国能源安全所面临的最大难题。

（四）环境污染

环境污染是指人类活动产生的有害物质或因子进入环境，引起环境系统的结构与功能发生变化，危害人体健康和生物的生命活动或者破坏生态与环境的现象。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环境污染状况日益严重，复合型环境污染加剧。具体来讲，水环境每况愈下；大气环境不容乐观；固体废物污染日益突出；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低，二次污染严重。同时，环境污染已从陆地蔓延到近海水域，从地表水延伸到地下水，从一般污染物扩展到有毒有害污染物，形成了点源与面源污染共存、生活污染和工业排放叠加、各种新旧污染与二次污染相互复合的态势。在某些区域已出现大气、水体、土壤污染相互作用的格局，对生态系统、食品安全、人体健康构成了日益严重的威胁[4]167-168。

（五）生态恶化

我国的自然生态系统本来就很脆弱，由于无序开发和高强度的人类生活，导致因盲目开发带来的自然对人类的报复越来越多，适宜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减少，生态系统整体功能下降。原始林已所剩无几，森林质量降低；草地退化，湿地萎缩，土地沙化和石漠化加速，沙尘暴现象频现，水土流失严重；地下水位下降，地面沉降；生物多样性锐减，有害外来物种入侵频繁，生态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导致各类自然资产损失与自然灾害造成的人民生命财产和国家财产的直接经济损失日益增大。

二、防范生态风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治理路径

在当代中国，生态风险日益加剧，环境问题逐步突出。应对生态风险，建设生态文明，我们必须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治理之路。

（一）预防式生态治理贯穿生态文明建设的全部过程

所谓预防式生态治理，就是指治理贯穿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全部过程，不仅要治疗已经出现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而且要前端预防各种潜在的生态风险，防患于未然。源头严防，是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的治本之策，也是预防式生态治理的具体体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初步构建了源头严防的制度体系[5]321-322。首先，要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这是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中的基础性制度。其次，要健全国家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最后，建立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监测预警机制。此外，我们还要完善污染物排放许可制，实行企事业单位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制度，切实从源头上预防各种生态风险。

（二）系统性生态治理融入生态文明建设的有机体系

所谓系统性生态治理，就是指生态治理主体将自然生态当作一个有机系统，统一协调各层级各地域管理主体的行为，共承治理任务，共担治理责任，共分生态风险，共享生态安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加快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完善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制度，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其中，首次明确提出了系统性生态治理的一些基本制度，它包括：坚定不移实施主体功能区制度；建立空间规划体系；落实用途管制；要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之，系统性生态治理将融入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有机体系。在全球化时代，整个人类共同面临着生态危机，已步入了世界风险社会。全球生态治理迫在眉睫。我们要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公平原则、各自能力原则，同国际社会一道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为全球生态治理做出应有的贡献。

篇2

作为江心教育的教育人，我们一直在思考着要把江心的明天带往哪里。我们在不断地学习、思考、实践。从校情出发，发挥地域优势，努力将我校办成特色明显、质量显著的现代特色乡村学校，是我们的回答。

一、 发挥地域优势，深入实施生态教育，体现办学特色

一所好的学校，它最迷人的地方，不是外在的现代化建筑，而是弥漫于校园优美环境的文化气息，具有鲜明的办学特色。

为了体现办学特色，江心的教育人一直艰难地探索着、前行着。从20世纪末开始，我们研究了市“十五”课题――《开放课堂教学空间，培养学生实践能力》，接着开展了市“十一五”课题《源于乡村生活的情境化教学》以及省“十一五”子课题《江心洲生态家园实践基地的开发和实施研究》。在这些课题的研究中，我们逐步明白了自己的努力方向，那就是――利用江心的地域优势，打造生态教育，让教育回归自然，让生命在自然中找回属于自己的精彩。面对新的形势，如何深入地实施生态教育，进一步体现办学特色，是我们新的任务。

江心洲有典型的长江湿地原生态，由于地域的原因，城镇化的影响较小，仍然以传统农业的生产方式为主，有上规模的无公害水果、蔬菜基地，这是我们的生态资源优势；重视学生的人文素养的培养，融洽和谐的校园人际关系，这是我们的传统。因此，将这一切进行整合、开发是我们进行学校特色创建的必由之路。

党的十报告也首次专章论述生态文明，首次提出树立善待自然、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态文明理念，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基于以上考虑，我从“江岛农业”和“基地建设”入手，申报了江苏省第十批教研课题――《依托江岛农业实践基地，开发和实施校本化课程的研究》。以此着力解决两个问题。① 如何发挥地域优势将农村中小学的环境教育课程、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和校本课程进行整合。② 如何以江岛农业背景下的校本课程的开发和实施为依托进行学校特色化建设。并从三方面入手，第一，利用江心洲的地域特色，开发基于江岛农业背景下的九年一贯制学校的校本课程，按年级形成有梯度的校本课程教材。第二，利用农业实践基地，带领学生广泛深入地接触大自然，开设校本课程，开展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使学生了解基本的农业耕作技能，熟悉农作物的生长习性，培养学生的农业情怀、环境意识，初步的劳动技能和实践素养。第三，建设一支具有校本课程开发与实施能力的教科研团队，形成学校独特的文化，彰显学校办学特色。

校本教材是课程的重要载体。课题开始研究一年以来，我们挑选了一批勇于承担重任且有一定开发能力的教师组成校本教材开发团队，主体为我校各科骨干教师。编写过程统一要求，分工互作，各负其责，共同完善，充分发挥学校资源功能，优化学校课程结构，打造学校特色品牌。校本教材的编写以江心特色资源为基础，以发现美、保护美、创造美为主线，以综合实践活动指导方案为呈现方式，最后所展现的教材涵盖“江岛人文”“江岛田园”“江岛美食”“江岛生态”四章节。教材的编写完成，使我校的生态教育，彰显学校办学特色，有了进一步的保障。（附校本教材结构图）

二、 立足校情，开展校本化教研，提高办学质量

学校无论大小，质量是一所学校的生命线，我校生数少，规模小，我们尝试在“小”上做文章，开展校本化的教学研究，不断提高教学质量。

（一） 建立九年一贯制的校本教研体系

我校是一所九年一贯制学校，每个年级都是单轨，教学研讨很难开展。以前，各种教学研究都是单兵作战。如何改变这种现状，我们也在思考：小学和初中教师的教学各有特色；小学和初中的教学重点虽然各有侧重，但也有很大的联系；学校小，人数少，组织起来开展教研活动起来相对简单。因此我们完全可以发挥这些优势，打破小学部和初中部的界限，成立跨学部的学科教研组，建立九年一贯制的校本教研体系。首先是初中部和小学部互派教师交叉任教，开展集体教研。根据学科特点，我们首先从语、数、外三门学科开始试点。每位教师上教研课，所有的同学科教师都要听课，当天所有的听课教师都要参与评课。随着活动的不断开展，每次教研组的研讨不断深入，中小学教师突破了原有的限制，在一次次的活动中融合、共生，智慧的火花在这里不断闪现，初中教师感受到了小学教学的生动活泼，小学教师领略到了中学教学的深厚广博。

在集体研讨中，让我们这个小集体变成了和睦的大家庭，并从教研走向了科研。我校的青年教师于2012年11月自发成立了一个青年教师学习型社团――奋青俱乐部，以“青春因奋斗而精彩，欢聚为江实寻未来”为口号。着力于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团结青年教师，在民主自由、快乐和谐的氛围中增强每个青年教师的教科研能力。每天有专人负责专题读书时间，每两周有专题读书交流汇报会，每月有论文随笔评选。我们还举办了江心实验学校奋青俱乐部趣味运动会，托运球、百发百中、两人三足、跳长绳……运动会项目丰富多彩。棒棒糖做奖品，高高的领奖台，亮晃晃的奖牌……赛场上到处洋溢童真童趣，一张张笑脸尽情绽放。

诸如此类的活动还有很多：厨艺大赛、环岛自行车赛……通过丰富多彩的活动，让教师永葆一颗童心，教育就能拥有不竭的创造力，每一个富有创造力的个体就能在合作与互动中团结起来，学校就会成为一个能量场。

（二） 深入开展小班化教学

这两年随着城镇化建设步伐的加大，外迁人口越来越多，我校生数大幅减少，大多数班级人数都在20-30人之间，实施小班化教学的机会可以说是不请自来。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契机，是我们实施素质教育、提升教育质量的极好机会。机遇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可我们原来的准备还不够充分，并没有有意识地开展这方面的研究。从2012年开始，我们将生态课堂的建设与小班化教学有机结合起来。老师们认真学习，积极开展小班化生态课堂实验，从改变教学方式、学生的学习方式、评价方式等入手，取得了良好的效应。

从前传统的讲授式模式下，我们常常力不从心，总在感叹，教师的力量是多么的渺小，新课改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改变学生的学习方式。我校数学教研组提出：如果将一个班集体看成一个自然的生态系统，并努力在这个生态系统里扶植、促进、构建一个广泛联系、良性互动的立体发展式关系网，我们的教育教学便进入一个全新的天地，这绝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小组互助学习。其他教研组的老师紧随其后进行了初步的研究探索，惊喜地发现：当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学生与自我的角色在互动中发生转变时，创造就不再是单方面的事，它就变成了无数个点，以及这些创造点之间的碰撞、分裂、融合、变异与发展，像细胞一样拥有了生长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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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三进” 路径分析

[中图分类号] D6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3437（2013）14-0122-02

“党的理论创新每推进一步，理论武装就要跟进一步。”在高等教育领域，新时期以来，党的理论创新成果 “三进”，即进教材、进课堂、进学生头脑，始终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的工作主线和改革发展原动力。党的十继十七届四中全会再一次提出了“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的战略部署。本文拟立足于十报告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新精神，结合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的工作实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三进” 路径进行初步分析，以抛砖引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新时期党的理论创新成果的集中概括。

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三进”的形势透视

十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精神与当前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的发展状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三进”路径分析的出发点、依据。

（一）十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贡献

十政治报告以一系列新论断进一步系统地阐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历史地位、现时方位、基本内涵、精神要义，实现了党的理论创新阶段性成果的贯通，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具备了完备的理论形态，并揭示了其基本特征。与以往阶段性理论创新成果“三进”相比，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形势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三进”工作将给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提出全新的要求。十报告指出：“九十多年来，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把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取得革命建设改革伟大胜利，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 这就要求我们应当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主线，以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渊源、形成过程、基本内容及对大学生成长的要求为内容，对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体系中的四门课，即“基本原理概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思想道德和法律基础”的教材进行整体编写，完善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体系。

（二）当前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的发展状况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05”教改方案实施以来，从教材、师资、机构、学科等方面全面而系统地进行了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工作并取得相应的成效。但总体看来，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建设还停留在参照一般专业课发展模式具有“补缺”性质的发展水平上，还没有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发展格局。问题突出表现在：教师的职业发展与课程教育教学疏离。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是一个通过理论教育引致学生思想变化，进而培育学生的政治信念的过程，思想政治理论课各课程都具有突出的跨学科性。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要求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从教学实际出发，进行广泛的学术研究，特别是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教学研究，而大多教师由于自身的学科背景，通过“窄化”的学术研究，积淀职称进阶的学术成果，实现自身职业的发展。这样，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教学得不到学术的有力支撑，并在现有的职称评定规则下渐渐呈现出“副业化”趋势。学科建设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缺乏应有的媾和关系。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三进”的路径分析

克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三进”的新要求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发展的滞后性之间的矛盾，寻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三进”的现实路径，必须从理念到方法上改进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工作。

（一）明确课程的性质、根本要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三进”的前提

思想政治理论课是一个通过对大学生进行系统的理论教育，发挥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主渠道作用的课程体系，其最为显著的特征是理论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的统一。是发展的科学，它的生命力就在于同各个时代、各个国家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实现理论创新。理论创新成果体现着的立场、观点、方法，与一脉相承，是的时代体现。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三进”体现着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程性质，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的根本要求。因此，在思想政治理论课中开展理论教育，必须突出作为新时期党的理论创新成果集中概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教育。“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认识真理永无止境，理论创新永无止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党的理论创新活动始终保持旺盛的活力，党的理论创新成果“三进”工作将贯穿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的始终。同时，在思想政治理论课中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教育，理论教育必须服从于、服务于思想政治教育，必须把帮助大学生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信念作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全部工作的根本目标。

（二）“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三进”的保证

只有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才能打造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体系，才能在教材中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生命力、战斗力、感染力；才能在课堂上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教育上升到情感的高度，使理论“灌输”在师生间达到情感共鸣；才能依托自信力有效地培育大学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信念的意志力。做到“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必须充分认识到，九十多年来，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坚持社会主义方向，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在中华民族复兴道路上取得的在人类发展史上十分罕见的成就和展现出的十三亿人口的国度实现现代化的辉煌前景。从而，坚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一条具有鲜明特点和独特优势的强国之路、富民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是指导党和人民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原则，符合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顺应了和平、发展、合作的时代潮流，具有巨大的优越性和强大的生命力。

（三）反对错误的思想倾向，引领社会思潮，是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三进”的要求

在国内，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对外开放的扩大，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和差异性进一步增强。思想的多元化局面开始形成，非的意识形态也有所滋长。国际上，冷战结束后，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思想文化领域里的斗争依然深刻复杂。同时，多元的社会思潮借助于互联网影响开始由知识阶层向社会公众渗透，其中，大学生是受影响较大的社会群体。因此，党的理论创新成果“三进”工作面对的是一个受思想多元化影响的群体，并不断经受各种非意识形态的挑战。只有有力地回应各种非意识形态的挑战，才能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魅力，才能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说服力，才能展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令人信服的力量。

（四）思想政治理论课整体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三进”的条件

党的理论创新成果“三进”工作是一个系统工程，只有深入开展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整体建设，充分发挥各方面、各环节的合力，才能不断提升工作成效。在进教材方面，应以十精神为指导，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主线，以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渊源、形成过程、基本内容及对大学生成长的要求为内容，对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体系中的四门课，即“基本原理概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思想道德和法律基础”的教材进行整体编写。在进课堂方面，各课程要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核心内容，在不同的领域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教育教学活动，实现课程间教学活动相互衔接、彼此支撑，营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教育教学的整体气氛。

[ 参 考 文 献 ]

[1] 涂小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向度分析[J].思想理论教育，20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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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共享发展 贫困治理 主动脱贫 【中图分类号】C911 【文献标识码】A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正式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坚持共享发展理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内涵的重要体现，是未来加快推进农村贫困治理，实现农村全面脱贫致富，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理念指引。

我国农村贫困治理模式的演变态势

农村贫困治理主体的转变：政府主导向社会多元化转变。农村贫困治理的主体行为模式，对治理效果产生重要影响。以往，我国农村贫困治理的主体主要是政府，是一种政府主导农村贫困治理的模式。当前，这种治理模式正不断发生转变，开始转向社会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农村贫困治理的模式。在我国改革开放的起步阶段，由于农村地区的贫困人口基数大，贫困覆盖面广，农村贫困治理的形势非常严峻，于是党和国家采取了以政府为主导的治理模式。在这种模式下，政府既作为农村贫困治理的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又作为农村贫困治理效果的评估者。政府主导型的农村贫困治理模式，对我国农村的建设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也存在治理过程督查不足、评估不力等弊端，进而引发了资源浪费、资金挪用等低效率问题。

r村贫困治理模式的转变：粗放式救助向共享发展转变。随着我国经济社会不断发展，人们对农村贫困现象的认识也不断深入，在农村贫困治理历程不断演进过程中，治理模式也在不断发生转变。以往，我国农村贫困治理的模式主要是以单一的社会救助为主，是一种粗放型的治理模式。这种治理模式主要是直接对贫困人口给予物质性救助，以缓解面临的贫困状态，比如对农村贫困人口发放“低保”。在我国早期的农村贫困治理中，这种粗放式救助模式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随着农民生活质量不断提高，这种单一的救助型扶贫模式似乎已无法实现全面扶贫。

共享发展理念是我国农村贫困治理的重要选择

共享发展理念作为新时期我国农村贫困治理的重要选择，主要反映在共享发展的内在本质，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共享发展理念是我国社会公共治理的价值需求。农村贫困治理是全球公共治理的重要方面，虽然不同地区贫困的表现、约束、治理方式等存在差异，但政府的责任和义务都是社会公共治理的共同价值需求。农村贫困治理，一方面需要发挥政府对市场失灵的调控作用，但更重要的在于政府通过发挥公共职能和做好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发展。社会实现公平发展，是社会公共治理的内在价值体现。农村贫困问题在我国一直存在，这是我国社会公平未能充分实现的重要表现，它表明了我国政府在农村贫困公共治理方面仍没有完成社会公平发展机制的架构。另一方面，政府治理的合法性，主要由社会群体对政府行为的满意程度来刻画。农村贫困不治理好，显然会影响农民及全体社会成员对政府的信任。只有坚持共享发展，做好政府服务，才能赢得民心。

共享发展理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体现。共享，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性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的最终目标就是要实现共同富裕，但是受到城乡二元体制的约束，我国农村发展明显弱于城市发展，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无论是收入、生活还是教育、医疗等方面都存在明显差距。因此，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来看，就要求我国政府加快推进农村的治理，尤其是贫困治理。当然，社会主义建设的关键是发展，若发展的成果无法实现共享，无法全面惠及民生，那么也就无法与社会主义发展的最终目的相适应。

共享发展理念是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现实要求。目前，我国仍处在社会转型的过渡时期，收入分配制度、城乡社会保障制度、就业制度等有关社会公平发展的制度仍然不够健全，因此难免会出现社会发展矛盾，尤其是当前与农民利益相关的矛盾不断凸显出来，包括农村教育和医疗等公共服务制度缺位、农村基础设施更新缓慢、农村拆迁安置的公平制度不到位等。部分地区的农村居民无法享受到改革发展带来的成果，从而影响社会和谐。共享发展能够加速社会公平发展，实现改革发展成果全民普惠共享，体现了和谐社会的现实要求。

坚持共享发展，有效推进我国农村贫困治理的对策建议

注重激发农村贫困群体的整体脱贫主动性。农村贫困群体作为我国农村贫困治理的重点对象，其参与农村贫困治理的主动性强弱，对我国农村贫困治理的效果具有关键的影响。因此，坚持共享发展，推动我国农村贫困治理，就要注重激发这一类群体在参与农村贫困治理方面的主动性，形成贫困农民主动脱贫致富的良好格局。现阶段，我国农村贫困地区仍存在理念上的落后局面，贫困农民的乡土观念仍然很强，习惯于守旧而不愿向外看，农民的受教育水平也偏低，普遍存在依靠政府救助来脱贫的意识，依靠自身脱贫致富的主动性明显偏弱。因此，国家应从宣传教育方面切入，激发起农村贫困群体脱贫致富的主动性。首先，政府要积极强化农村脱贫的宣传和教育，强化农民的教育兴农、科技兴农意识。其次，政府要继续加强农村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的投入力度，积极举办各类技能培训班，提升农民素质和职业技能水平。

注重治理行为主体的治理能力提升。在共享发展下，我国农村贫困治理的主体主要包括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其中，政府是这项治理工作的主要力量。政府参与治理农村贫困是否有效，关键在于政府农村贫困治理的理念是否先进。之前我国在农村贫困治理中主要采用单一救助和治理的理念，导致在农村贫困治理中出现了较多的弊端。因此，坚持共享发展理念推进我国农村贫困治理，首先就要更新发展理念。一是要坚持农村扶贫和经济社会发展互相协调的理念，激发农村贫困地区的自我发展潜力；二是要坚持农村扶贫和社会保障相互协调的理念，通过农村贫困治理，不断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三是坚持精准扶贫和连片开发相结合的理念，不仅要针对扶贫问题，因贫施策，同时也要注重贫困地区经济发展，提高经济效益。其次，除了更新发展理念，还要全面提升农村贫困治理水平。积极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农村贫困治理，形成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农民共同参与的多元化治理格局。

注重打破农村贫困治理的制度性约束。要推进农村贫困治理，就应该注重农村贫困治理的制度性。我国仍有一些贫困地区存在，本质上就在于制度供给问题。在共享发展下，要全面实现农村脱贫，就要打破制约农村贫困治理的制度枷锁，重点在于冲破城乡二元制度供给壁垒。首先，应加快推进城乡户籍制度改革，破解农村居民在享受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福利方面的制度性瓶颈，消除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制度性约束，加快推进农民市民化。其次，应积极完善农村公共服务制度，加大政府对农村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就业等方面的扶持力度。最后，应加快建立健全政府财政转移支付的制度，引导财政资金积极向农村贫困地区转移，确保农村贫困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平稳增长。

（作者单位：西南医科大学）

【注：本文系泸州市社科联“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村转移人口社会保障问题研究”（项目编号：LZ15A50）的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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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第二课堂；价值；原则；路径

一、开设思想政治理论课第二课堂的价值

本文中的第二课堂是相对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主渠道教学而言，且并非专指哪一门具体的课程，而是指在思想政治理论课主渠道课堂教学环节以外的，由学生自愿参加的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教学活动总称。而特色主题活动指的是在思想政治理论课第二课堂中主题色彩鲜明、风格与众不同、符合校情学情特点、开设持续事件较长的课程形式或活动形式，属于主题和特色均比较鲜明的第二课堂形式。

第一课堂在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上发挥着主渠道、主阵地的作用，但由于其规范性的教学内容，规定的课时限制，较为固定的教学环境，相对单一的教学方式，导致其存在着教学内容上关注热点问题不够，教学形式上灵活性不高，教学互动性不足，实践性教学无法开展，部分教师缺乏将教书与育人有机结合起来渗透、融汇到教学中的想法和做法，教学效果难以保证主渠道作用的发挥。同时，课堂教学也往往难以使学生获得更加真切的体验，从而难以产生心灵的震撼和感动。而“第二课堂则是建立在有形教育与无形教育之间的、在时间与空间上更加开阔的、可以承载更为丰富多彩的教育形式和内容的教育阵地和渠道，具有丰富性、开放性、自主性、互动性、灵活性、实践性、创造性等特点”。

二、以特色主题活动为载体创设第二课堂的基本原则

1.形散神不散，服务主旋律

贯穿于第二课堂的弘扬主旋律的思想主线的原则不能放弃。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强调：“切实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转化为人民的自觉追求。积极探索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有效途径，主动做好意识形态工作。”这就是新时期党的宣传思想工作的指导方针，就当前的形势而言，则应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要求，以紧贴学生思想实际和心理特点的课程内容和形式，引导学生自觉树立的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以及社会主义荣辱观为主要的努力方向。

2.科学合理定位“两个课堂”的关系

以现有四门主干课程为主体的“第一课堂”教学，是各高校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渠道和载体，而“第二课堂”的创设，其活动的范围、频率、工作投入等方面应有必要的限度。应科学合理地定位两个课堂之间的关系，我们认为，第二课堂不可或缺，但重视第二课堂不能越俎代庖，其作用和角色应是第一课堂的重要有益的补充和辅助。一是要补充第一课堂教学中的某些不足，诸如感性素材少，实践性、互动性不足等。二是要辅助第一课堂的学生的课下自主学习、课外拓展学习以及师生互动学习等，进一步强化和优化第一课堂教学的综合实效性。

3.着眼长效，重点选择，突出特色

可持续性不高可以说是当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第二课堂创设运行中普遍存在的弊端，某些高校的第二课堂呈现短期效应，

主要表现在：一是贪大求全，重点不突出，活动形式开设了很多，一哄而上，一股子热情，之后便淡化、淡出、淡忘，在择优选择、重点突破、突出特色上做的工作不够；二是创设之初缺乏科学设计和长远眼光，某些第二课堂在教学内容和形式上的设置不合理，无法切合学生思想实际和心理特点，导致师生参与度不高，又不愿意主动灵活调适，造成师生的双重疲劳，无法维系。因此，我们认为，在第二课堂开设之初，就应明确精品意识，特色意识，长远意识，并在具体的实行过程中依据其实效进行有针对性的调整，把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起来，真正形成促使第二课堂持续有效开展的良好机制。

注：本文为2011年燕山大学“‘红色旋律’与意识形态研究”学科梯队建设成果。

参考文献：

刘大允.基于优化第二课堂活动设计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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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既重视国土安全，又重视国民安全。

3、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

4、既重视发展问题，又重视安全问题。

5、既重视自身安全，又重视共同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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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研究生；思想政治理论；探究式教学

中图分类号：G641.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5）17-0192-02

探究式教学是20世纪50年代由美国著名科学家、芝加哥大学资深教授施瓦布在“教育现代化运动”中提出来的。法国、美国、日本、韩国等发达国家已普遍应用于教学实践，并取得显著成效。具体来讲，探究式教学是指教学过程是在教师的启发诱导下，以学生独立自主的学习和合作讨论为前提，以现行教材为基本探究内容，以学生周围世界和生活实际为参照对象，为学生提供充分自由表达、质疑、探究、讨论问题的机会，学生通过个人、小组、集体等多种形式的解难释疑尝试活动，将自己所学知识应用于实际问题的一种教学形式。与传统的教师主导的接受性教学相比较，具有学习内容的综合性与开放性、学习过程的参与性与自主性、学习成果的创造性与多样性、学习评价的多元性与社会性等特点。可以说，探究式教学模式是全球化和知识经济时代来临对人类发展所带来的终身学习和开放性学习要求的必然结果。

一、研究生公共政治理论课探究式教学的重要性

在研究生公共政治理论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教学中开展探究式教学，对于提高教学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知、信、行”三位一体的教学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1.有助于深化学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认识和理解。理论源于实践，又在实践中得到检验、修正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在回答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提出问题的过程中不断向前推动和发展的。因此，要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主动性，必须引导学生关注实践，在运用理论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认识和理解。

2.有助于学生学习积极性的提高。研究生是社会的高层次人才，相对于本科生而言，他们有更强的自我意识，面对当今日新月异的社会，他们渴望由自己的眼睛来认识事物，通过对问题的独立判断来体现主体价值。因此，在研究生中进行探究式教学，在老师指导下，通过自己的研究，验证书本理论的正确性或用理论来解释、说明甚至提出一些解决问题的合理方案，相对与教师单纯外部灌输而言，更能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增强教学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3.有助学生综合素质的提升。探究式学习的目标在于塑造大学生的完美人格，尤其强调学生的发展能力，有利于学生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相融合和自身素质的全面提升。具体表现为以下六个方面：①促使学生关注现实。如：通过对低碳经济、教育均衡、户籍改革等社会热点问题的关注和探究，增进学生与现实生活的联系，增强其运用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②有利于学生创新精神的培养。探究式学习改变了以往被动接受的学习方式，创造了能充分发挥创新潜能的宽松环境，使学生能积极主动地去探索、尝试，从而培养了学生的创新精神，增强了学生的创新能力。③增强学生的科研能力。在探究式学习过程中，学生必须围绕既定主题，积极参与并亲自实践才能完成相关研究。通过实践，学生逐步树立积极的科研态度，掌握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与过程，养成良好的科研习惯并且培养优秀的道德品质。④增强学生获取和处理信息的能力。开展探究式学习，如要撰写某一专题的调查报告，学生必须综合运用多方面的知识，这就有效地培养了学生通过互联网、图书馆、人际交往等多渠道获取信息的能力和处理信息的能力，从而改进学生的学习方法。⑤提高学生的人际交往能力。开展探究性学习，学生的人际交往更加频繁，学生之间、指导教师之间、受访对象之间的沟通交流大大增加，增强了学生与他人交流、合作的能力。⑥增强社会责任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课的探究式学习主要围绕社会经济、政治或文化发展的问题展开，学生通过社会实践更深地理解和掌握相关理论，同时也更加关心社会的进步、祖国的前途和人类的命运，大大增强了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

4.促进教师综合素质的提升。在探究式学习中，教师的学术权威取决于教师的学习经验、知识积淀和教育智慧。因此，探究式学习的开展对新时期的教师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师必须具备精深的专业知识和广博的相关学科的基础知识、良好的心理素质、深厚的人文素养、较强的教学研究和探索能力，才能对学生的探究式学习进行有效的组织和指导。因此，探究式学习在教学中的深入实践，对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教学科研能力是一种挑战，更是一种机遇。此外，开展探究式学习还将促使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逐渐掌握必要的现代教学技术，灵活运用各种信息搜索途径，以顺应学生的学习习惯，顺利地指导并协助学生完成对预定主题的研究。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探究式教学实践及效果

目前，研究生公共政治理论课一般都是大班教学，每个班的学生数一般在100人左右，有的高校甚至300多个学生在一个教室上课，大多数教师仍然采用满堂灌的教学模式。由于缺乏师生之间的交流，学生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难以在课堂上得到有效的讲解，加之大部分教学内容在中学和大学都已接触过，因此在政治理论课上经常出现教师授课慷慨激昂，兴致盎然，而学生反应漠然的现象。虽然有一些教师尝试采用探究式教学，但由于缺乏具体可行的操作细则和科学的评价体系，结果也不尽人意。为提高大班条件下研究生公共政治理论课教学效果，在教学实践中，我们遵循了科学性、时事性、实效性三原则。科学性就是在教学内容、教学手段和教学方法改革中遵循教学规律和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特点；时事性就是紧跟时展脉搏，关注社会热点和学生关注的焦点；实效性就是能最大限度地达到教学目的。该课程的教学目的就是让学生坚定社会主义信仰，树立对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和理论自信，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依据以上三原则，我们在推进探究式教学过程中，重点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指导学生进行研究课题的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课具有很强的时政性，学生对国际国内发生的最新事件和相关内容也最为关注。因此，在教学活动中，我们在指导学生进行课题研究时，注重社会热点、难点问题、中央近期重要会议文件及精神并从中选题，以引导学生关注现实，深化学生对一些重要改革方向的把握和相关政策的理解。

2.分组研讨，提高学生的团队精神和合作意识。相对于本科生而言，经过多年的政治理论课学习和熏陶，学生已经有了一定的政治理论素养，许多研究生自主意识较强，对一些事情有自己独立的思考，也愿意和老师、同学们进行一些理论上的探讨。在教学活动中，我们根据学生的专业特点和学生关注的一些重点、难点和热点问题，组织学生进行分组讨论并进行讨论汇报。一般是5～10人一组，先在小组内讨论，然后每个小组推选出一名代表，在班级进行小组讨论汇报。学生对该项活动非常积极，许多小组都写出了较高质量的研究报告，在班级汇报时绝大多数小组都做出了较好的汇报课件，有的还链接有相关视频，有的小组在汇报结束后赢得学生长时间热烈的掌声。如食品工程专业的学生汇报题目有《从舌尖上的安全谈我国食品法规的完善和企业家道德建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历届三中全会及其影响》等，机电专业学生汇报的题目有《从嫦娥奔月看我国太空技术的发展及创新》、《从我国不同时期的主流歌曲的社会影响看文化建设的重要性》等，题目新颖，论点明确，论述充分，汇报时不仅语言流畅，有课件、相关视频，并且还设置了提问等互动环节，效果很好。课程结束时老师进行了问卷调查，98.7%的学生认为这样的教学方式很好，加深了学生对课程内容的理解，增强了学生的合作意识，提高了学生的写作能力和演讲能力，有的学生在调研问卷上写道：感谢老师给我们提供了这样的平台，通过小组讨论和课堂演讲，自己得到了很大的锻炼。

3.改革考核方式。考试方式是学生学习的指挥棒，好的考核方式不仅能真正考核出学生对教学内容的掌握情况，还对学生的学习方式、行为习惯有一定的引导作用。为提高学生参与课题研讨的积极性，我们把学生平时参与小组研讨状况、小组代表在课堂上的课题研究汇报、提交论文的水平等与最终成绩挂钩，探究性学习成绩占到总成绩的30%。实践证明，这种考核方式还是比较有效的，学生分工合作，精心设计调研问卷，搜集相关资料，认真撰写研究论文，深化了对理论的理解，提高了运用理论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促进了学生知、信、行的统一。

探究式教学是对传统教学方式的变革。实践证明，探究式教学要达到预期的目的，需要教师不断提高自身素质，认真研究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规律，同时也需要校领导和学校各相关职能部门的有机配合。只有各方重视，形成合力，才能达到预期的教学效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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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大学生的必修课。高校要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主渠道作用，通过及时、有效地实施当代中国理论进教材、进课堂、进学生头脑的一系列举措，推进实现当代中国的大众化。首先，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要做到内容科学。思想政治理论课要以教学大纲为依托，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重点，用当代中国的理论武装青年大学生的头脑。其教学内容的设计，既要突出其特有的政治导向功能，又要适应当今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变化和新要求，科学回应时展变化需求和大学生关注的社会热点难点问题，使青年大学生真正从情感上认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相信党的理论。其次，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要不断创新教学方法。科学的教育教学方法和手段，可以使教学活动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要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和学生的主体作用，改进教学方法，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效性。要在遵循教育教学规律的基础上，结合青年大学生认知特点和思想状况，探索启发式、参与式、研究式教学和专题讲授、案例教学等多种教学方法。最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要不断改善教学手段。思想政治理论课要在继续发挥传统教学手段优势的基础上，认真探索，充分利用多媒体、网络技术等现代传媒手段，精心设计和组织教学活动，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生动鲜活的事例、新颖活泼的形式，来活跃教学气氛、启发学生思考，提高当代中国理论的吸引力和说服力。

(二)以学科建设为支撑，丰富当代中国理论的内容

理论学科建设是推进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的重要支撑。作为理论学科建设的重要阵地，高校要以学科建设为支撑，依托理论学科优势，总结学科发展经验，探索学科发展的规律，推进当代中国大众化的研究和发展。首先，通过学科建设整合高校当代中国理论研究和宣传队伍。推动当代中国大众化需要一支高素质的理论研究和宣传队伍。高校要以理论学科建设为依托，通过提高待遇、重点培养等各种措施，有效整合校内资源，组建一支高素质的理论教学研究骨干队伍，推动当代中国理论研究、现实问题研究和各种理论研究学术成果和通俗读物的出版，为提高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质量，推进大众化提供支撑。其次，通过学科建设来回答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理论学科建设，特别是中国化研究，要把在中国发展的最新成果贯穿始终，要关注、分析和回答实践发展过程中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学科建设要肩负起学术使命，关注和回答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用科研成果为党和国家咨政，为党的理论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做宣传，为广大学生释疑解惑。最后，通过学科建设为课程建设提供理论支撑。强化学科建设为课程建设服务的理念，使论文选题、研究方向服务于当代中国大众化需要。用教材研究、教学方法研究、教育条件研究等理论研究成果，促进特色课程、精品课程、优秀课程建设，推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发展和当代中国理论的普及。

(三)以校园文化为载体，创新当代中国大众化的形式

“校园文化是学校在长期的办学实践过程中逐渐积淀、创造形成的一种独具特色的文化现象，具有凝聚、激励、导向、约束以及辐射等功能”［2］。校园文化体现了一个学校的精神风貌。优良的校风、教风和学风，体现社会主义特点、时代特征和学校特色的校园文化，是高等学校推动当代中国大众化的重要载体。充分利用各种校园文化形态，不断探索创新当代中国大众化的形式，是实现当代中国大众化的又一重要途径。首先，加强校园文化软硬环境建设。健全的规章制度，完善的活动设施，非明文规范的行为准则，以及校园建筑设计、校园景观、学校传统、集体舆论、心理氛围都可以成为当代中国的有效载体，规范师生行为习惯，引导师生价值取向。因此，要加强校园文化环境建设，把当代中国理论寓于各种校园物质的、非物质的文化形态之中，陶冶学生情操、启迪学生心智。比如，可以借助校刊、报栏、宣传栏、宣传板、校报、校内广播、广场电影和学校出版社等媒介，培养师生的道德标准和信念信仰。其次，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校园文化活动。开展丰富多彩、积极向上的学术、科技、体育、艺术、娱乐活动和主题教育活动，通过这些丰富多彩、生动有趣的校园文化活动，寓当代中国理论教育于活动之中，促进大学生思想政治素质的提高。比如，可以通过赋予传统节庆日、重大事件和开学典礼、毕业典礼活动以特色鲜明的教育主题，也可以通过直接组织开展富有吸引力的理论研讨会、报告会和讲座等，推进高校当代中国大众化。再次，创建红色网站。在加强校园网建设与管理的基础上，创建红色网站，主动占领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新阵地，使网络成为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和实现大众化的重要形式。创建融思想性、知识性、趣味性、服务性于一体的主题教育网站或网页，围绕理论学习，开设网络课堂，设置讨论驿站、时事专题和辅导员信箱，了解大学生思想状况，加强与大学生的沟通与交流，及时回答和解决大学生提出的问题，并密切关注网上动态，严防各种有害信息在网上传播。最后，用先进的校园文化引领、辐射全社会。高校校园是各种文化碰撞、交融地。因此，校园文化不仅要成为先进文化创新和发展的前沿阵地，而且要发挥导向、引领、辐射作用，推进社会的共享。校园文化要走出校门，以传授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为己任，牢牢把握政治思想导向，宣传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为社会大众答疑解惑，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影响社会大众，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团结社会大众，使社会大众自觉地融入到当代中国大众化进程之中。

(四)以社会实践为平台，增强当代中国理论的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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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管理学理论可知，学校管理是一项双向互动的不断交流与反馈的动态过程。其中，学校校长、各处室负责人以及学校教职员工是学校管理的施行者或一定意义上的管理者，人、事、财、物是学校管理的对象，而组织机构和规章制度则是学校管理的手段。在此管理架构上，人是学校管理的核心和难点，因为财、物、事的管理都不能离开人的管理而单独存在。人既是学校的管理者又是管理对象，其双重身份往往导致管与被管的践行障碍和现实冲突，造成学校管理秩序混乱、机构臃肿、效率低下、人浮于事的尴尬局面。究其根本原因乃是学校管理者管理理念的陈旧和管理方式的落后，肆意放大或单项强化学校管理中的“管”之作用而忽视“理”之功效。

升级是管理理念的转变，路径是现实定位的提升。教育督导下的学校管理升级需从管理理念着眼，从现实定位入手，从“三大维度”切入，在教育督导下树立“三大理念”，进行“三大定位”，找寻到一条适合国情、区情、校情的学校管理升级路径。

一、以“物”为用：树立法治理念，依法治校

《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第八条规定：“人民政府教育督导机构对义务教育工作执行法律法规情况、教育教学质量以及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状况等进行督导，督导报告向社会公布。”就此可知，教育督导的任务就是通过监督、指导、评估、反馈四大职能的履行来理顺人（教育教学质量）、事（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状况）、物（法律法规执行情况）的法治关系，其中物是根本，人是核心，事是归宿。

这里的“物”是相对于“人”和“事”而言，既包含具体的办学条件和硬件设施，又囊括抽象的教学资源和管理机制。《易经》有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形而下”乃有形之物，“器”乃工具也。就学校管理而言，“物”的工具性本然就决定了对“物”的管理乃是学校管理的最低层级。

教育督导的任务之一是直接从“物”的维度来监督和评估教育方针政策贯彻执行下的教育公共资源的现实弥合情况，从而强化国家对教育公共产品的有效控制和公共治理。因为“物”只是教育实施和发展的服务工具，是教育督导最容易静态监控和现实考量的教育客观存在。而作为教育公共资源及其产品载体的学校理应成为社会公共治理的对象，因为多元化治理主体是教育作为公共产品属性的内在要求。所谓社会公共治理就是要在民主理性的指引下输入科学理性，从而发挥二者最佳治理效能，建构多元主体法治管理的治理模式。因此，国家方针政策、教育法规制度乃学校立校治校的根基和罗盘，只有树立法治理念，依法治校，才能保持办学的正确航道。

二、以“人”为本：树立服务理念，和谐兴校

教育督导的目的是要促进督导对象的发展，其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乃教育督导之最终目的，因为教育督导就是通过对教师工作绩效的发展取向性评价来实现管理者与教师的双向互动，从而“以动态的、可持续的标准来督促教师的发展”，进而有力地推动学生和素质教育的全面发展。

在教育督导过程中教师既是教育督导的对象，又是践行教育的主体，然而在学校管理过程中教师又身兼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双重身份。身份的重合导致角色的多元，角色的多元容易带来人际的冲突。因此，学校管理升级离不开人的参与，须从“人”的维度出发，以人为本，尊重人的发展，强调人的合作，理顺人的关系，维护人的权益，调动教职工的积极性，强化其主人翁意识，构建多元化的治理模式和良好的干群关系，走和谐兴校之路。

为此，学校管理者应树立服务理念和大局意识，放下领导架子，甘当良师益友，从学校管理细节着手，时刻关注师生诉求，适时下放管理权力，任人唯贤，集思广益，群策群力地为学校和教职员工的发展福祉服务。

三、以“事”为道：树立创新理念，特色强校

事之本义乃是泛指自然界和社会中的现象和活动，而道乃为成事之道理或规律，事只有在道的指引下才能成就其事;道只有在事的累积质变中才能升华其道。教育督导的创设初衷就是要在教育之道的指引下成就教育之事。

《教育督导条例》第一条明确规定：教育督导旨在“实施素质教育，提高教育质量，促进教育公平，推动教育事业科学发展” 。本身蕴含着全面发展（或协调发展）、公平发展和科学发展的价值取向。在教育督导下，学校要通过“实施素质教育”来促进师生全面发展，通过“提高教育质量，促进教育公平”来实现其公平发展，通过前两者的有机结合来实现其科学发展，即关涉教育之人、物、事三者关系量的优化发展，只有妥善厘清三者之维才能成就教育之百年大计，这才是教育发展之正道。

然而，“道可道，非常道”，正是普遍客观的教育之道往往会僵化人的思维而使其缺乏创新，束缚人的主观能动性而使其丧失活力。因此，欲求教育科学发展之硬道理，实现学校管理升级之路径唯有树立创新理念，与时俱进，自我剖析，充分深挖校内外资源，走学校自主发展、个性发展和特色发展之路，这“既是素质教育的必由之路”，又是教育督导的新课题，因为发展特色学校的本质就是“对教育‘以人为本’理念的认识和回归，是促进学生个性发展、创新发展和全面发展”，学校特色发展之“特色”乃是全面贯彻国家教育方针、落实国家教育法规、全面推行素质教育基础上的特色，而不是仅仅为求创新形式的标新立异和哗众取宠，这与教育督导的指导原则和方向目标暗相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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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大学治理；大学校长；管理专业化；

作者简介：宣勇(1965-)，男，浙江诸暨人，浙江工业大学现代大学制度研究中心主任，浙江农林大学党委书记，教授，从事高等教育管理研究；

作者简介：钟伟军(1976-)，男，江西赣州人，浙江工业大学现代大学制度研究中心副教授，政治学博士，从事地方政府与地方治理研究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高等教育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中的重要领域，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一直以来都是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孜孜以求的目标，这一目标的达成毫无疑问地必须通过不断完善大学的治理体系、提升大学的治理能力来实现。然而，在我国特殊的制度框架体系中，在现阶段复杂的利益互锁网络里，在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惯性逻辑下，如何寻找最为有效的切入点和突破口，在有效达成目标的同时规避剧烈的摩擦成本是一个核心问题。从大学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来看，管理专业化是大学从传统到现代转型的重要推动力。而在中国特色的大学体制中，不管是外部治理结构中的政府与大学关系，还是内部治理体系中的多元主体关系，校长都扮演着“结点”的角色，因此校长管理专业化是中国特色大学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切入点。

一、我国大学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及其困境

什么是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从普遍意义上来说，就是国家、政府和其他组织适应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消除现有管理体制、职能和行为中有悖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因素，从而更好地适应新环境的过程。[1]具体到大学治理来说，就是大学在面临日益复杂和多元的经济社会环境时，如何通过制度创新的方式革除传统体制所遗留的思维模式和行为习惯，不断提升自身能力，逐渐建立一种新的对外界保持高度回应性的大学治理机制的过程。由于大学治理包含着外部治理和内部治理两个不可分割的重要层面，因此，大学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过程自然包括外部和内部两方面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过程。就大学外部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过程来说，其中最重要的是转变政府与大学之间的关系模式，强调多中心治理和合作治理的观点，强调从政府对高等教育的垄断控制向个人和其他组织开放，通过协商合作的方式共同管理大学[2]；就内部治理来说，这种现代化的过程主要是指更加强调大学管理的专业化能力，更加强调治理方式的多元民主参与以及治理过程的规范化和程序化。对中国现阶段的大学治理来说，要实现现代化的转型，必须解决两个核心的问题：就外部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来说，最关键的是如何实现政府对大学和社会的合理分权，推进政校分开和“多中心”大学外部治理结构的建立；就内部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来说，关键是如何实现大学内部民主和多元治理，也就是摒弃单一中心的管理方式，以专业权威替代行政权威、以民主协商替代命令指挥、以规章程序替代个人意志。

目前，我国大学治理正处于从传统走向现代的重要转型阶段，与其他国家的大学相比，我国大学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显得更加特殊和复杂。之所以说“特殊”，是因为现代大学这一概念是在西方的话语体系中被提出来的，现代大学的价值理念和制度机制是镶嵌在西方的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结构之中的。大学正是在知识、文化和社会秩序领域中获得自己的空间，大学所受到的最重要影响来自于知识模式的变化和社会秩序的变化。[3]但是，我国的大学治理传统受计划经济体制的惯性影响，同时内嵌于有中国特色的制度框架体系之中。而之所以说“复杂”，是因为我国大学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外部环境，我国大学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过程伴随着经济社会转型的复杂过程。大学内部的治理也同样因为改革的深入面临着各种利益的交织，所有这些因素相互缠绕在一起，并在大学治理过程中表现出来，从而使大学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面临着更大的挑战。当前我国大学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困境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从外部治理的角度来说，我国大学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困境主要表现为政府的管制化。改革开放30多年来，尽管我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从未中断，扩大和落实高校办学自主权，为大学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一直都是改革的主线；尽管政府已经退出了大学内部的诸多具体治理过程，但过多的政府管制、政府权力支配大学的自主性权利依然是我国现阶段政府与大学关系的重要特征，依然是我国大学治理能力走向现代化过程中的最主要的制度性障碍。在我国现阶段，大学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政府的次级行政单位，政府垄断着大学生存和发展的各种稀缺性资源，并掌控着这些资源的占有权和分配权，大学要想更好地生存和发展，就必须按照上级政府主管部门的行政规则运作，实现政府下达的计划和相关指标。[4]政府没有实现对社会组织的有效分权，政府权力仍然以各种专项检查和评比等方式进入大学的教学科研等活动，现代大学治理中管、评、办相分离的结构体系在很大程度上被整合在单一化的政府权威框架之中。在这种外部治理结构中，大学的治理能力很大程度上被政府的权力所压抑，如不解决这一问题，我国大学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就是一个难以达成的目标。

另一方面，从内部治理的角度来说，我国大学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困境主要表现为大学的行政化。从根本上说，大学的行政权力是建立在服务于学术这一合法性的身份基础上的，是从属于科学活动、真理探究活动的，当大学行政组织超出了其应有的从属性、服务性，越过了自己应有的边界，也就产生了过度行政化问题。[5]但是在我国大学内部治理过程中，官本位思想依然根深蒂固，行政系统依然扮演着支配性和主导性的角色，并形成了一种自上而下的等级分明的行政权威体系。大学习惯于以行政化的方式实现内部的决策，以行政化的手段干预教学和科研、获得并支配各种资源，以行政化的标准衡量大学内部的各项绩效，习惯于以权威的方式整合内部矛盾纠纷和不同意见。这种无所不在的行政触角在很大程度上扭曲了现代大学的理性和民主价值，异化了大学的基本功能，抑制了大学应有的创新活力，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大学的治理能力。如何有效地去除大学内部的行政化现象是我国大学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必须解决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

外部的政府管制化和内部的行政化是相互嵌套在一起的，不能有效地解决政府管制化的问题，内部行政化问题的解决也就失去了外部制度环境，而不解决内部行政化问题，政府的去管制化也就无法找到有效的支撑点和落脚点。然而，最关键的问题在于，在现阶段到底应该从哪里入手，有效地破解我国大学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这两个层面的困局，这需要切实有效的切入口。

二、大学校长是我国大学内外部治理结构中的重要结点

对于我国大学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来说，关键在于如何有效地解决政府的管制化和大学的行政化问题。而大学校长管理专业化正处于这两个复杂而又特殊层面的结点，所有关于中国大学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问题都无法脱离大学校长这一关键性的角色。

首先，从大学与政府的关系来看，校长是二者互动的交汇点。政府与大学的关系是我国大学治理结构中最为重要的关系之一。在我国特殊的体制中，政府与大学之间缺乏有效的隔离机制和缓冲地带，基本上属于一种直接的互动模式，大学校长显然处于这种直接互动的“第一层面”，一头联结着政府，一头联结着大学。校长代表大学接受来自政府的各种资源，有责任运用好这些资源，并接受政府的各种监督和检查。从大学的角度来看，校长是大学的法人代表，《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都明确规定大学组织是独立的法人，高等学校的校长是高等学校的法定代表人。校长同样有责任和义务维护大学自身的利益，维护大学应有的自主权力，代表大学与政府进行互动和博弈，并争取更多的资源。可以看出，不管是作为政府政策的执行者还是大学的法人代表，大学校长都扮演着关键性的角色。

其次，从大学与社会的关系来看，校长不仅仅是大学的最高管理者，还是大学的形象代言人，更是大学精神和公共责任的体现者。大学所有的行为和表现在公众的眼里都会最终投射在大学校长身上，而校长的个人行为也会被公众与其所在的大学直接联系在一起。在我国现阶段，大学校长是公众头脑中关于现代大学最为具体的镜像，一方面承载着公众对大学的创新能力、高深知识生产和一流人才培养的期待，另一方面承载着公众对大学公共责任、大学精神的期待。因此，一位优秀的大学校长不仅仅需要致力于大学内部事务的有效治理，也需要积极回应社会的需求，满足公众的期待。从这个角度来说，校长是大学与社会之间连接互通的重要窗口，一头联结着大学内部的多元治理主体，一头联结着社会大众。公众透过这一“窗口”窥探大学的担当和责任，而大学也透过这一“窗口”回应公众的期待。当前我国大学校长的这种“窗口”角色并没有扮演好，社会大众对大学的观感普遍不够理想，这在很大程度上与校长在满足公众期待方面的落差有很大的关系。

再次，从大学党委与行政的关系来看，校长是两种权力的结合体。党委与行政的关系是中国大学治理中最为特殊且最重要的关系之一，是中国特色大学制度的核心体现。党委和行政既分权分工、相互制约，又相互配合、共同负责。[6]党委领导、校长负责是对这种关系最简洁而准确的描述。在这对关系中，大学校长扮演着核心的纽带角色：一方面，校长是党委班子的重要成员，直接参与和影响大学的改革、发展以及基本管理制度和重要决策；另一方面，校长是大学行政系统的领导者，有义务接受学校党委的领导，并执行和落实党委的各项决定。校长依法享有大学行政事务的指挥权，并承担行政事务的首要责任，但是行政事务中的重大问题和事项必须向党委汇报，进行集体研究。校长一头联结着党委，另一头联结着行政系统，是两种不同权力的耦合体。正因为如此，校长的角色和功能在很大程度上关系到两种权力的协调性和规范性，关系到党委如何更好地领导、校长如何更加有效地负责，更关系到这一中国特色治理机制的最终效能。但目前这一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地解决，从而使得我国现代大学治理的目标难以达成。

最后，从大学内部主体关系来看，校长是各种利益的整合者。现代大学是多元巨型大学，治理主体日益多元化，利益关系更加复杂化，如何实现各种利益的整合，维护多元主体之间的平衡是校长非常重要的职能。尽管在现代大学治理过程中，各种利益主体之间已经建立了各种博弈机制和互动程序，但在出现利益冲突和对立的时候，校长总是成为整合者。大学校长要维护普遍利益，通过程序工作，就被摆到了中心地位。对自己的下属运用科层技术，这时他是头儿；对学术人员和管理同事使用协商技术，这时他是船长。[7]在我国现阶段，大学制度正处于转轨的过渡阶段，利益主体更加复杂多元，既包括一般治理结构意义上的学生、教师和行政人员之间的利益关系，也包括由于大学体制改革带来的新旧两种不同的利益格局，同时，由于社会转型产生的各种利益冲突都会以各种形式在大学内部呈现出来，有时这种利益冲突甚至会非常激烈，如发生群体性事件等。校长作为行政系统的核心，维护大学的基本稳定、有效地协调各种利益关系是其义不容辞的重要职责。

从以上几个方面可以看出，校长是我国大学治理中连接各种关系和主体的核心行动者，科学地定位大学校长的角色和职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成败。从西方大学治理变革的实践来看，推进校长管理专业化是在日益复杂和多元的治理结构体系中充分发挥校长角色和功能的重要途径，是大学治理变革进程中的“结点”性问题。当前我国大学面临着更加复杂和不断变化的内外部环境，面临着要求变革的强烈的社会呼声，如何有效地提升大学校长的能力，推进校长管理专业化的进程显得越来越重要。

三、校长管理专业化与大学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大学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并不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必须依赖行之有效的推动力和契合实际的具体路径，纵观现代大学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进程，校长管理专业化就是其中最为重要的推动力和路径选择。所谓大学校长管理专业化，包括两个基本层面的含义，即政府管理大学校长的专业化和校长在管理大学过程中的专业化。[8]政府管理大学校长的专业化意味着政府必须在深刻把握大学组织的特殊性和学术的内在逻辑基础上充分理解大学校长的角色和职责，从专业化分工的思维和知识生产的内部规律审视和对待校长的权力，充分尊重校长在管理大学方面的权威性，授予校长在大学管理方面的专门权力，并对这种权力进行刚性化的确认和规范化的保障，政府是大学校长职业化的制度供给者。校长在管理大学过程中的专业化意味着校长必须具备胜任现代大学管理的专业素养，必须经过专门的历练，具有管理、经营大学及教育科研、开发大学的专业技能，能够深入了解大学治理的结构和过程、多元化的治理主体以及整体的制度性，从而真正把握大学治理的真谛。可以看出，大学校长管理专业化的两个层面正好对应着现代大学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两个层面，政府管理大学校长的专业化是大学外部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条件，而大学校长在管理大学过程中的专业化过程也是大学内部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

大学校长管理专业化内含大学治理能力现代化所必需的权力、能力和动力，是大学治理从传统向现代转型过程中最重要的内驱力，校长管理专业化的过程与大学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相伴相随。首先，推进校长管理专业化，让校长有治校的专门权力是大学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制度基础。在所有主要的制度领域，角色分化和专门化成为重要的特征，个人扮演的各种角色呈现出专业化的分离趋势，尤其是职业角色与政治角色，以及这些角色与家庭和血缘关系角色的分离。[9]由于分工的差异和大学作为学术组织的特殊性，越来越多的国家意识到应该摒弃大学是政府和政治领域延伸的信念。[10]提高政府在管理大学校长方面的专业化水平，明确政府的权力边界，赋予校长治校的自主性权力，并通过法律法规的方式建立大学校长管理的专门化权力体系，这是各国在推进大学尤其是公立大学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共同做法。例如，德国和法国在20世纪下半叶后逐渐打破过去以政府官僚为中心、对大学校长全面控制的模式，通过诸如《大学自由与责任法》等重新定义大学校长的管理权限。[11]在大学自治传统浓厚的美国，政府不直接干涉大学的具体事务，由董事会替代州政府任命大学校长，并把许多权力委托于校长，而保留其余权力和最终的法律控制权。[12]而在日本，通过法人化改革，政府对大学的控制大大削弱，校长的管理权限在选举方式和辅助体系改革后得到了明显的扩张和确认。正是这种制度化的专门性权力保证了大学校长可以凭借自身的专业素养，按照自己的理念推动大学各个层面的有效治理。

其次，推进校长管理专业化，让校长具备治校的专业能力是大学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核心要素。校长是大学治理中的核心行动者，决定着大学治理的成败。现代大学校长与传统大学校长一个最主要的区别在于能力素养要求，现代大学治理面临的复杂的内外部环境要求大学校长必须具备一流的专业素养和能力结构。任何一所现代的一流大学必须拥有一位一流的大学校长，一流的大学校长必须拥有一流的专业化治理能力。在早期，大学规模、功能和结构相对简单，正如博克所言，1900年以前“美国大学只是些刚刚具有现代雏形的小学校，它们的主要功能就是向社会提供强调思想戒律、信仰虔诚和严格管理学生的大学教育”[13]，这使得大学的管理似乎并不需要特别突出的专门能力。而随着大学规模和内部组织结构的不断扩大，在面对一系列复杂的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的同时治理一个如此复杂的机构难度可想而知。[14]这对大学校长在专业能力和素养方面的要求越来越高。因此，校长必须拥有专业的管理知识和现代的管理理念，掌握科学的管理手段，并能够在复杂的情况下具备敏锐的辩证思维能力和逻辑判断力。

最后，推进校长管理专业化，让校长有治校的职业动力是大学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活力源泉。校长管理专业化离不开有效的动力机制，如何让大学校长有志于并乐于投身大学管理，并积极地提升自身的专业化能力，这是校长管理专业化中必须解决的核心问题。解决这一问题最根本的方式就是建立职业化的制度机制，通过利益诱导和市场化竞争让校长有充足的动力不断提升自己，彰显自身价值。大学则通过有效的遴选机制寻找经验丰富、能力突出，并符合本校基本治校理念的人作为大学校长，并以职业化的薪酬体系、有效的职业流动和保障性的退出机制最大限度地激发校长的积极性和潜能。可以看出，若无职业化的制度环境，校长管理专业化就不可能真正地实现，大学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也就失去了最为有效的动力源泉。因此，离开校长的职业化来谈校长管理专业化是没有意义的，职业化是专业化的题中之义。

校长管理专业化对于现代大学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它把科学管理的原则、学术的内在逻辑和市场的竞争机制有机地整合在了一起，重新理顺了大学治理中纷繁复杂的多元主体关系，规范了大学治理的基本过程。正因为如此，大学校长管理专业化是大学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切入点。

四、以校长管理专业化为切入点推动大学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从根本上来说，要实现我国大学治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推动大学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必须下大力气解决外部治理中政府过度管制化和内部治理中过度行政化的问题。由于校长是我国大学内外部治理结构中各种主体和关系的交汇点，因此，以校长管理专业化这一“点”作为我国大学体制改革的突破口，有利于带动大学与政府、社会关系以及大学内部关系这些“线”的改革，并不断深化高等教育体制的各个“面”的革新，最终在整体上实现大学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而要解决好中国大学校长管理专业化的问题，必须基于中国特殊的制度框架，在新的内外部环境下重新理顺大学治理结构中与校长管理这一结点性问题息息相关的各种关系，通过制度建设有效地解决大学校长管理的权力、动力与能力问题。

首先，转变政府职能，明晰党委决策与行政执行的权职边界，让校长有负责任的权力。

大学校长管理专业化的前提是拥有边界清晰的不受干扰的专属性权力，就我国目前来说，要满足这一条前提，最重要的是建立有特色的大学校长权力规约体系。这种规约体系的建设要求我们重新梳理并规范两组重要的关系，也就是政府与大学以及学校党委与校长的关系。就政府与大学的关系而言，政府必须适时更新对大学管理的思维逻辑，从高校独立法人代表的角度而不是准行政官员的角度理解校长的角色和功能。在此基础上积极转变政府职能，把管理大学的权力还给校长，并建立更加刚性化的政府权力约束体制。因此，政府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有必要重新厘清自身的权力范围，把自身的职能严格限制在宏观政策、外部监督和相关服务供给方面。为了更好地保障大学校长的专属权力，有必要把政府权力规范纳入大学章程中，通过更加严肃的立法形式规范政府的权力范围并确立大学校长不受侵犯的权力范畴。同时，政府应该积极改变高校的资源配置模式，斩断打着各种项目资助名号的政府“无形之手”，因为这种项目制的资源配置模式严重地削弱和干扰了校长在大学资源整合和教学科研管理方面的权力。因此，要减少并撤销大量不必要的各种专项项目，改为更多地以大学为主体、由校长统筹的资源配置形式。另外，有必要建立政府与大学的隔离机制，如成立类似大学拨款委员会的机构等，并不断完善政府权力的运行程序。就大学党委与校长的关系来说，必须坚持并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改善党委的领导方式，让校长更好地负起学校管理的责任。这其中最重要的是要有效地规约党委书记的权力，更好地发挥集体领导和党内民主的优势，通过完善党委的人员结构和议事程序，把党委职能定位在大学决策机构的层面。校长则对党委负责，扮演决策执行和落实的角色，拥有管理学校的各项具体权力，党委书记不干涉校长具体的行政事务。

其次，完善遴选机制，推动职业化进程，让校长有负责任的动力。

职业化是大学校长管理专业化最重要的制度诱因和动力，可以让校长把大学管理作为一项志业，并心甘情愿地全身心地投入其中，而牵引这种动力最重要的纽带就是有效的遴选机制。目前中国自上而下的行政任命方式把大学校长视为行政官员来看待，把校长选拔视为政府封闭体系内部的事情，从而使得校长与职业化的市场之间的有效连接纽带被剪断，职业化的动力机制无法有效地发挥出来，这是我国大学校长管理僵化、被动以及不专心的重要原因。尽管近年来，教育部开始有意识地推动大学校长遴选机制的改革，但是总体上来说，这种改革依然没有跳脱行政化的逻辑。对中国的大学来说，如何在现有的中国特色体制中不断完善校长遴选机制并建立职业化的动力体系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很显然，中国大学校长的遴选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完全移植西方大学的做法，关键是在现有的制度逻辑与职业化的逻辑之间找到均衡点，把政府和组织权威与民主化、竞争性的遴选有机地结合起来。大学校长的遴选必须坚持必要的组织权威，但是这种组织权威逻辑不能支配甚至替代专业化和职业化的逻辑。就目前来说，政府应该打破大学校长为行政职务的观念，而应该视其为一种职业，并积极推动校长的遴选机制改革。在遴选过程中，政府应该把职能定位在资格条件和相关程序规范的制订、资格审查以及对大学自主遴选出来的校长人选的最终确认等环节，而具体的遴选过程则应该更好地交给大学自身。以此为切入点推动大学校长的去行政化和职业化过程。

最后，提升校长素养，强化职业培训，让校长有负责任的能力。领导力和领导风格是大学有效治理的关键。[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