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计学决策规则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统计学决策规则，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 科学决策 市场调查 假设检验

假设检验是一类重要的统计推断方法，它是利用样本统计量并按一种决策规则对零假设H0作出拒绝或接受的推断，决策规则运用了“小概率”原理。

一、理论基础

设每次试验可能出现的结果为，相应的概率分别为,且;进行了次独立试验，记出现的次数为。显然，在次试验中，事件出现的频数与期望数有差异，卡尔・皮尔逊提出了这种差异程度的统计量

并证明了如下的定理。

定理当为总体的真实概率时，由上式定义的统计量的渐近分布是自由度为的－分布，即其密度函数为

在上面的定理中，我们假定是已知的，但是在实际问题中，通常依赖于个未知参数，而这个参数需要用样本估计，这时皮尔逊定理不再成立。不过，1929年费歇证明了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先用极大似然估计方法估计这个参数，然后再算出，这时统计量

当时还是渐近服从－分布，不过自由度为。

二、应用实例

石市万方商城准备在东开发区几个大中专学校内建连锁店，商城文化用品专柜销售经理安娣要为本专柜在各连锁店内的投资规模提供资料，供决策层参考。于是，对准备建连锁店的几个学校的学生进行了抽样调查，其中某大专学校每月生均消费（本文中专指学生用于购买文化用品的支出）的资料如下：

解:(1)统计假设:

(2)对水平，查自由度为的－分布得临界值,故拒绝域为[)

(3)计算统计量的观测值

(4)作判断：由于，故接受零假设，即此大专学校学生的每月人均消费（本文中专指学生用于购买文化用品的支出)X服从正态分布。据此推断结论，再综合其他因素，销售部经理、商场决策层等最后商讨在此校开连锁店事宜。

参考文献：

[1]魏宗舒等：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6月

[2]吴远芬:浅析抽样调查在应用中的局限性[J].商场现代化，2006年8月总第475期

篇2

【关键词】粗糙集方法；医学影像学；诊断准确性

粗糙集理论是一个交叉融合多种学科形成的新学科，已被广泛用于各个行业包括：市场营销、卫生、电信、金融、农副产品、互联网语言的识别以及知识管理系统等等。粗糙集理论在很多的领域已取得令人骄傲的应用效果。在医学影像学领域中，随着影像学数据信息不断的增长，在医学影像学诊断中运用粗糙集方法，能客观地展现出海量数据信息以及高维资料的背后的真实情况，更好的帮助医生做出客观、准确的判断，有利于临床诊断正确性的提高。

1 简要论述粗糙集方法

1982年波兰数学家首次提出粗糙集概念，这是以等价关系为基础的，用于分类问题的研究，用上集合与下集合生成一个相逼近的新集合，新结合的边界线被定义为上下近似集的差集。是继概率论、证据论之后有一个不确定性问题的处理工具，是一种新型的软计算方式。

这种建立在分类机制前提下的粗糙及理论，可以把分类解释成为一定区域中的等价关系，这个区域正是由等价关系进行划分的。将知识归纳为数据的划分，被划分后的集合定义为概念。充分利用已知的信息库，对不确定或不精确的知识通过已知的信息库进行近似刻画。无须提出数据集合以外的一切知识，因此，对于问题的描述比较客观、比较具体，再加上粗糙集理论不包含不确定或不精确原始数据机制，与证据理论、概率论等有较强的互补性。

粗糙集合理方法适用于研究不定型问题的工具，作为集合理论的扩展，粗糙集理论主要用来研究不完整的信息数据挖掘技术。它可以在缺乏数据的先验知识前提下，用考察数据分类的能力解决模糊不定的数据并加以分析处理，与此同时粗糙集算法简单且容易操作，现在以它为基础的数据挖掘工具也非常多，粗糙集理论其出发点是假设所有研究对象都涉及一些的信息。随着粗糙集理论的广泛应用，其有效性被越来越多的证实，成为了现阶段人工智能研究的重点。

2 医学影像学诊断中粗糙集方法的应用实例分析

收集了2011年1月-2012年1月来我院进行胶质瘤诊断治疗的50例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详细研究，其中，29例男，21例女，患者年龄在23岁-77岁之间，平均年龄为58.7岁。其中，11例WHO I级，25例WHO II级，9例WHO III级，5例WHO IV级。对上述患者进行MRI检查，平扫TIW1横断面与矢状面得出影像学资料。由放射科专业医生对上述患者的MRI影像学资料进行分析研究，包括病灶位置、形状、囊变、TIW1、T2W1、水肿、钙化、出血、性变等等，按照影像学特征对不同指标进行分类。并通过粗糙集方法、Logistic二元回归方法与分类回归树方法对影像学资料进行研究。具体粗糙集方法：将决策表导入专门的Rosetta软件，通过软件对病例进行规则约简与属性约简。在条件属性核产生的基础上，得到决策规则库，通过规则库过滤，达到知识的精简。通过10折交叉验证方式测试胶质瘤数据，通过测试结果的诊断灵敏性、覆盖率、阳性预测值、特异度、阴性预测值等提取诊断性能，绘制ROC曲线。结果显示，粗糙集方法的诊断准确性为85.2%，特异度为92.7%；决策树方法诊断准确性为83.0%，特异度为91.3%；Logistic二元回归方法诊断准确性为83.2%，特异度为85.6%。充分证实了，在临床影像学诊断中，粗糙集方法能够得到更多的确定性规则，进一步提高临床诊断准确率。

3 医学影像学诊断中粗糙集方法的应用的优点分析

3.1 粗糙集方法应用便捷、结果准确性高

粗糙集方法不需要预先设计概率、不需要建立相应的因变量函数关系，直接运算集合中的对象，直接获得不可分辨的矩阵，直接得出结论。通过粗糙集法分析，其结论呈现的方式是以IF….Then…的形式出现，呈现结果不仅具有非常高的价值，而且呈现形式非常明确。

3.2 粗糙集方法能客观地展现出海量数据信息以及高维资料的背后的真实情

这种基于数据集合的挖掘方法，在临床影像学诊断中，粗糙集方法能够发现隐藏在现象背后的知识。例如，在在对胶质瘤影像学资料进行规则提取以及属性约简时，整个过程都是客观的，不受外界因素、人为因素的干扰，获得的胶质瘤级别诊断比较容易理解、诊断规则比较清晰。Logistic二元回归方法与分类回归树方法，是通过训练集方式生成一个新的测试函数，通过函数分析方法，计算不同对象的可能发生概率，进而预测对象的分类。Logistic二元回归方法是基于数理统计基础上的，通过笔数比筛选具有价值、有统计学意义的不同变量，将这些变量通过模型方程形式进行计算，比较计算前后实际结果与预测结果两者的差异性，从而进一步确定自变量的入选，同时，还可以计算出自变量的重要价值。决策树方式是通过地规模与分层模式进行的，也就是根据不同的对象建立不同的树分支。在不同分支的子集中建立重复的分值和下层节点，从而生成了决策树。再对决策树剪枝，再对决策树进行规则处理。但是，这种基于概率的分类结果，是根据概率进行判定的，对于高级别胶质瘤的诊断率比较低，这种决策树分析方法很容易受到人为因素的影响，比如说决策树的修建、决策树的增长、选择父节点数以及子节点数等等，都会影响到分析结果的准确性。

4 结语

粗糙集方法是将观测到的庞大数据集加以分析研究，其目的是找的未知的关系及数据拥有者能够理解且有价值的新方法来总结数据，经粗糙集方法推导出的准确率较高，在临床医学影像诊断中应用价值较高。

【参考文献】

[1]马常杰，陈守余.数据库中模糊关联规则挖掘研究进展[J].计算机工程与应用，2010，12（11）：752-753.

[2]田军章.基于PACS的结构化报告（SR）模块的设计与实现研究[D].第一军医大学，2011，4（09）：141-142.

[3]王小凤，周明全，耿国华.一种基于模糊粗糙集理论的算法及其在医学影像中的应用[J].计算机应用研究，2012，11（5）：369-371.

[4]王国胤.Rough集理论在不完备信息系统中的扩充[J].计算机研究与发展，2012，5（17）：1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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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农业生产；数据挖掘；数据仓库；决策支持系统

0 引言

我国作为农业大国，三农问题一直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各项工作中的重中之重，随着科技的进步以及计算机技术在农业生产中的广泛应用，农业科技人员在研究过程中积累了大量有价值的农业数据资源，其中包括各种作物的苗情、土情、肥情、病虫害、气象、灾害和市场行情等诸多方面。但是由于农业生产的复杂性，使得这些农业数据资源具有大量、多维、动态、不完整、不确定等特性，使得从这些海量的数据中抽取模式、找出数据变化的规律和数据之间的相互关系、建立农业决策支持系统等工作变得越来越困难，这产生了所谓的“数据丰富而知识贫乏”的现象。[1]在农业生产决策支持系统中引进数据挖掘技术，从这些海量的农业数据资源中挖掘出一些随诸因素动态变化而产生的新的指导农业生产的规律，农业科技人员可以根据这些规律确定正确的农业生产策略，从而推动农业生产，产生更大的经济效益。

1 数据挖掘技术概述

数据挖掘（Data Mining，DM）[2]，就是从大量的、不完全的、有噪声、模糊的、随机的数据中，提取隐含在其中的、人们事先不知道、但又是潜在有用的信息和知识的过程。数据挖掘是一个融合了数据库技术、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统计学、知识工程、面向对象方法等新技术的多学科交叉的研究领域。从商业应用的角度看，数据挖掘是一种崭新的商业信息处理技术。目前，国内外在农业领域数据挖掘的研究涉及面不广，研究还不够深入。对于将数据挖掘技术应用到农业生产决策支持系统的中的研究，关注度较小，有些研究还处于探索阶段，并且对挖掘算法的研究还是不系统、不全面，分析原因，主要是与农业信息化建设的滞后，有着一定的联系。

2 数据挖掘技术在农业生产决策支持系统中的应用

决策支持系统（Decision Support System，DSS）是基于计算机的信息系统，其主要目的是为知识工作者提供奠定明智决策的基础的信息。[3]农业生产决策支持系统主要是指以一个区域的农业经济为研究对象，以农业可持续发展为决策目标，综合运用计算机数据挖掘技术、管理科学、农学、农业系统工程以及运筹学等多种科学知识，针对农业生产中的非结构化或半结构化决策问题，通过对以往农业技术人员积累的大量的数据资源进行模型计算、列举可能方案等方式，为农业生产的管理者做出正确决策提供帮助的计算机管理系统。[4]

2.1 农业生产决策支持系统的总体设计

针对农业数据资源的特点，在农业生产决策支持系统中引入数据仓库技术，从而建立基于数据仓库的农业生产决策支持系统，决策支持系统的基本结构如图1所示。用户可以通过客户端子系统登录系统，提出一些农业生产方面的决策问题，通过人机交互形式输入到计算机中，由决策支持系统产生决策规则。农业生产决策支持系统的内部结构主要是：由以往农业生产数据库积累的各种数据资源，经过对数据进行的抽取、清理、转换、载入等操作建立面向农业生产为主题的数据仓库，根据决策的需要，确定挖掘的任务和目的，并应用各种数据挖掘算法对数据仓库中的相关数据进行精简、提取和预处理，最终挖掘出新的、有效的信息、知识或规则加入到知识库中，以便决策者进行查询请求，最后形成决策结果到交互系统中。

2.2 农业生产决策支持系统数据仓库模型

数据仓库的逻辑数据模型是多维数据模型，这也正好适合农业生产数据信息的多维性的特性，常见的由星型模型、雪花模型、多主表结构等，操作人员可以根据数据的具体情况选择适合的数据模型。根据对农作物数据库的分析，确定数据仓库的基本主题有：作物生长时间、室外气候、作物生长状态、病虫草害以及田间管理。根据农作物生长的多维数据特点，本文选取星型模型，这种模型建模方便，并且支持用户从多个维度对数据进行查询分析。作物生长时间、室外气候、作物生长状态、病虫草害以及田间管理这些关于农作物的数据信息就构成了星型模型中的事实表，维表则是围绕农作物数据信息的扩展。数据仓库模型见图2。

2.3 建立农业生产决策支持系统

首先对于联机分析处理（OLAP）模块的建立，本文利用Microsoft OLAP Analysis Services服务端组件，根据星型数据仓库中的事实表和维表，对数据仓库中的数据进行切片、切块、钻取和旋转等操作，从而完成对气候维、生长时间维、生长状态维、病虫草害维、田间管理维的建立和处理。OLAP模块对数据仓库中的多维数据进行数据分析，并能以图形、报表等形式展现分析结果。

数据挖掘系统能够挖掘多种类型的模型，以适应农业生产中农作物星型数据仓库的需求和应用。使用SQL Server 2005 Analysis Services（SSAS）创建关于农业生产方面的复杂的数据挖掘解决方案。本系统根据农作物的数据仓库模型的应用需要，对模型进行了决策树分类分析、关联分析、聚类分析等类型的挖掘。

2.3.1 决策树分类分析。决策树（decision tree）是一个类似流程图的树型结构，树中包含三种节点类型：根节点、内部节点以及叶节点。其中树中的每个内部节点都代表着对一个属性的测试，用以区分具有不同特性的记录。叶节点则代表某个类或者是类的分布，最上面的节点就是根节点。决策树构造的输入是一组带有类别标记的数据，往往构造的结果是一棵二叉树或多叉树。在农作物发生病虫草等方面的分析，可以通过决策树分类分析对农作物灾害数据资料中大量的历史数据处理、挖掘出蕴含其中的对防治病虫草害有价值的信息，从而为诊断和防治提供更准确的决策服务。

2.3.2 关联分析。若两个或多个数据项的取值之间重复出现且概率很高时，它就存在某种关联，可以建立起这些数据项的关联规则。在大型数据库中，这种关联规则是很多的，需要进行筛选，一般用“支持度”和“可信度”两个阈值来淘汰那些无用的关联规则。在农作物信息数据仓库中，SSAS提供了关联算法，可以根据农作物以往发生病虫草害的疾病和特征分析，挖掘出在一段时间内，气候环境与特定农作物发病之间的关联规则。

2.3.3 聚类分析。聚类就是把一组对象按照属性值划分成一系列有意义的子集的过程。它所采用的划分原则是保持最大的组内相似性和最小的组间相似性，即不同的聚类中的数据尽可能地不同，同一聚类中的数据尽可能相似。所以，聚类有助于建立集合的细分。SSAS提供聚类的分段算法，先对农作物数据仓库模型中的关系进行标识，并根据这些发生病虫草害的病例数据分组为包含类似特征的分类组。

3 结论

本文对数据挖掘技术在农业生产决策支持系统中的应用进行了研究，构建了基于数据仓库和数据挖掘的农业生产决策支持系统模型，并对该模型进行了介绍。该系统具有一定的辅助决策功能，用户可以通过联机分析处理模块和数据挖掘模块从多角度、多侧面地分析数据库中的数据，通过该系统可以挖掘和发现隐含的信息，对信息作出决策树分类分析、聚类分析以及关联分析等一系列数据挖掘操作，从而获得对农业生产有决策作用的信息，指导人们进行农业生产实践。

参考文献：

[1]李增祥，数据挖掘技术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J].微计算机信息，2010，6-3：150-151.

[2]Jiawei Han and Micheline Kamber.数据挖掘概念与技术[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1：2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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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模型人、理性、选择、背景、过程

Foundations of Migration theory:

An Analytic Framework of ‘ Verstehen Demography’

1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Beijing School of Administration， Beijing 100044，China; 2 Institute of Population Study，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3 Institute of Population Study ， Renming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4 China National Committee on Ageing， Beijing 100011， China;5 China National Committee on Ageing， Beijing 100011，China)

Abstract: Generalizing and advancing the new research paradigm of population theory provided by Brujin. This paper provides an analytic framework of “Verstehen Demography”. Synthesizing some study fruits of population migration and different research methods， it also brings forward a interdisciplinary theory perspective for the study of migration behavior from such four levels as the conception hypothesis， inchoation， context and time dimension of migration behavior.

Key words: model of man、ration、choice、context、process

前言

人口学家研究出生、死亡和迁移等人口现实，过分专著于数据开发和统计描述这样的定量分析，而对人口的概念和理论解释似乎重视不够。尽管数学模型和统计分析是人口学学科的重要特征，但不论定量分析多么复杂和完善，单独的定量分析对于解释、理解和预测人口现实，进行人口干预和制定人口政策还远远不够，定量分析本身并不能完全实现作为一门的人口学所有任务。人口学理论不仅仅是一个学术，他还可以为有关的人口政策提供适当的理论基础。最近一个时期，政府出台的与人口领域有关的政策（如农民工问题、独生子女家庭养老问题等），把目标从完成人口目标转向人口福利，这是一个强烈的信号，说明对人们决策和行为方式进行基本的和科学的理解的重要意义。而这恰恰是人口学今后一个时期需要重点研究的课题。

布如金先生[1]在他的《人口理论的基础：选择、过程、背景》中，提出了人口理论研究的新范式，本文对其概括和扩展，并将其定义为“理解人口学”的分析框架，同时，综合部分迁移研究成果，为分析人口迁移行为提供一个交叉学科的视野。

1.“理解人口学”的分析框架

科学的任务是对人类行为以及它的可预料到的和未预料到的后果进行理解。理论框架的一个重要作用是阐述与研究课题有关的变量和实体之间的关系。社会理论中，理解的功能是回答为什么存在这样一种关系的问题。充分的理解需要整合不同的分析层次。关于分析层次，林得伯格[2]-[3]提出了学科的“分析首位”的概念（analytical primacy）：理论首位和分析首位。他认为，在社会学和微观学中，分析首位在宏观层次，而理论首位在微观层次。

按照林得伯格的划分法，人口学的分析首位在宏观层次，它首先关注的是对宏观层次的要素的解释：人口规模、年龄和性别分布、分年龄生育率、迁移和死亡率、结婚模式，以及按照社会经济和社会文化标准划分的亚人口群体的差异。而人口学的理论首位则在微观层次，集中解释个人的行为。宏观层次的人口现象是微观个人行动和相互作用的结果。受微观经济学和社会学几个重要分支学科的，人口学的理论探讨需要整合微观层次的分析，这是达到对研究主题理解的必不可少的研究设计。总之，社会理论的视角有助于人口学形成理论分析框架。

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社会理论的起点是“理性选择理论”，“理解人口学”也采用相同的起点。科尔曼[4]方法论个体主义的认为，为了理解社会现象，我们必须强调产生这种现象的因果机制。宏观层次和微观层次的描述遵循科尔曼的思想。人口学的结果（如迁移量）位于社会层面，而联系结果和决定因素的过程则处于个人层次，这种考虑关注对人口行为的理论思考，涉及需要形成关于产生迁移模式和规模的个人行为的理论。尽管这里的理论探讨采用微观方法，但不排斥宏观层面上社会环境的结构的重要影响。它只规定评估背景对个人行为影响的理论方法必须与对个人行为的描述相一致，以及背景与个人行为相互作用的方式。除了确定个人行为转变为社会结果的机制外，科尔曼提出了综合解释社会现象的三个主要理论任务：一是评估个人行为的背景的理论方法，二是背景影响和构建个人行动的机制，三是个人行为的理论。与方法论个体主义相一致，科尔曼认为解释社会系统，直接关联宏观层次的单个命题分解为三个：一是描述社会特征的独立变量和描述个人特征的依赖变量；二是描述个人特征的独立变量和依赖变量；三是描述个人特征的独立变量和描述社会特征的依赖变量。这种探讨意味着理论框架中几个分析要素的意义：评价个人行为背景的理论方法（宏观层次）；背景影响个人行动和使个人行动结构化的机制（宏观与微观的连接）；个人行为的理论（微观层次），转变机制（微观与宏观的连接）。一个完整的理论应包括这四个要素，但实际上很难做到，这就意味着要接近对人口现象的充分解释，我们必须依靠局部理论，这样，不可避免地导致分析的不足。

在微观层次与宏观层次转变上，方法论个体主义与理性选择理论提倡的基本理论框架遇到两个问题：社会文化背景和社会经济背景影响个人的方式，一致的个人行为如何转变为社会的或集体的现象。这两个问题涉及微观和宏观的鸿沟，也是人文社会科学关注的核心。人口学的理论分析也不例外。因此，“理解人口学”的解释计划包括：个人行为理论，背景以及背景与个人行为的关系，此外，时间和个人的概念也被考虑进来，以便更多从动态，而不仅仅是静态的角度探讨。

像其他形式的人口行为一样，迁移可以被看作总的现象，也可看作是个人行为。前者探讨迁移的模式和趋势，区分迁移者的特征，探讨与人口迁移有关的社会经济和生态因素。后者则分析微观层次个人的迁移选择。尽管探讨的角度不同，但都是为了理解人类的社会行为。与方法论个体主义一致，遵循科尔曼提出的命题的基本安排，我们使用的理论框架实际上是多层次的，具体包括：

I. 迁移行为的概念假设

(i) “模型人”假设（model of man）

(ii)理性概念和构成

II.迁移行为的发端：选择

(iii)信息在选择和背景中的作用

(iv)选择的动机

(v) 决策的方式

(vi) 控制

III.迁移行为的外部环境：背景

(vii) 制度观点中的背景：制度的分析方法

(viii)赋予意义和指导行为的制度和规则

(ix)制度的类型

IV.迁移行为的时间维度：过程

(x)静态与动态的探讨:时间因素

(xi)生命进程的分析方法

(xii)个人的发展阶段与迁移

2.迁移行为的概念假设

象经济学中“经济人”假设一样，以下的分析首先从假设开始，因为预先设立的假设是理论分析框架中对概念进行选择和阐释的关键。

2.1模型人假设

人口学与社会和行为科学一样，需要探讨人类行为。分析人口行为主要基于“模型人”的假设，“模型人”概念是关于“人的本性，基本能力和局限以及行为的驱动力”的基本假设，“模型人”最重要的作用是为分析和研究提供理论的指导，它不仅影响所要研究的主题，还影响探讨最有意义的分析要素所使用的工具。评价“模型人”概念恰当性的主要标准是：它能否准确地说明人们的行为[5]。 作为对人类行为的一种抽象，“模型人”的功能不是阐述一个具体个人的行为，而是人们一般行为的主要原则。

像任何社会科学一样，人口学依靠关于人们通过行为引起人口现象产生和变化的具体假设。模型人概念构成一套基本假设，对于理解人类行为，特别是迁移行为具有意义。模型人假设涉及人类行为中精神力量的作用，决策中动机和理性的重要性，个人的社会嵌入，个人发展中的时间依赖等等。在考察人口行为的时候，我们还需要注意，行动者在唯意志论和决定论的连续体中所处的位置。唯意志论的“模型人”概念首先强调人的内在的方面，如个人动机、内在的反应和创造力；决定论的“模型人”概念认为外在的和内在的动力影响人们的行为，这些动力通常按照环境的限制和内在的驱动分别定义[6]。

2.2理性概念和构成

在社会科学研究和日常生活中，理性被作为解释、理解和预测行为结果的准则。理性的要素一般被假定为构成行为，特别是决策的基础。尽管如此，理性仍是一个含糊的概念。在科学研究和日常世界中，理性的概念是有差别的。依据的领域，理性具有描述的、规范的和规定的内涵意义，如在决策领域，理性有时指选择的过程，有时指选择本身[7]。相应地，理性可以分为效用最大化的理性，或从广义上讲，有过程理性、有限理性、背景理性和表达理性等等。社会科学中如此多的理性观点，问题是：理性行为意味着什么？，或更具体地说，理性选择意味着什么？有这么多的理性概念，哪种理性概念更好地用于理解人口行为，以及它的局限是什么。

不同理性概念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它在分析人类行为中的手段与目的时，处于中心位置。本文重点阐述以下被用于分析人口行为的四个理性概念。

第一，实质理性：理性行为的基础。实质理性，或者叫工具理性，是社会科学中运用最广泛的概念。实质理性指在给定的条件和限制下，以最优的方式完成既定的目标的行为[8]。实质理性概念在新古典经济理论中最大程度地被运用，同样在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特别是理性选择社会学中被运用。在实质理性的决策探讨中，理性人是追求效用最大化者，他对可利用的手段及其后果有清醒的认识，并有能力按照偏好顺序评价它们（偏好次序对于决策问题来说，通常被假定是稳定的、一致的、精确的和外生的）。

第二，有限理性和背景理性。理性行为只能在决策背景中，按照目标、机会和限制来评价。这些条件和限制可能是客观的环境特征，可能是被知觉的特征，也可能是决策者本身的特征。类似地，目标可能是行动者的目标，社会系统的目标或者观察者赋予的目标[9]。需要注意的问题是：真实世界的客观抉择与决策者所考虑的是否一致，观察者从以完成的行为中推断的偏好与推动行动者行动的意图时候一致，特别是在复杂情形下，真实的环境与行动者感知的环境可能有相当大的差距。

第三，过程理性。如果我们接受有限理性这个命题，承认真实世界与决策者感知的世界有差距，那么选择理论必定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思考所选择实质，二是形成行动者对于决策问题的主观描述的过程。换句话说，理论必须解释现实的特殊方面，而不是其它方面，如何引起决策者的注意。偏好的形成和次序如何显现，推理过程如何运用于引出如此描述的后果。过程理性指形成行动者对于决策问题的主观描述的过程。过程理性的引入有三个方面的意义：一是它为决策和行为引进了动态的观点。二是过程理性把选择嵌入到更广阔的社会和背景中。三是涉及研究和分析方法的转变。

第四，表达理性。表达理性与过程理性一样具有动态的特征。过程理性关注形成和改变决策者的手段-目的框架的过程，如果说过程理性更多关注手段的话，表达理性则更多关注目的，在表达理性的观点中，目标本身成为评价和选择的主题。

2.3小结

为了更好地解释和理解人口迁移，我们需要理解迁移行为的性质，因此，采用微观的视角是最恰当的方法，因为这种观点把个人行为看作是理解人口迁移现象的主要工具。根据上述，本文假定个人迁移是自由决定的和理性的，迁移者理性遵循上述理性原则。为了分析的方便，本文只分析自愿迁移，而不考虑受强制的迁移。3.迁移行为的发端：选择

作为理解人口行为的一般，选择不只是探讨决策概念，我们从涉及模型人、相互紧密联系和部分重叠的四个方面阐述选择概念。一是宽泛的理性概念的；二是在更宽泛的认知视角中探讨选择所处的位置，而认知观点探讨人口行为中信息和认知的作用；三是在结构化信息的背景中选择决策的状况；四是选择的观点适用于特殊的人口领域。在这个概念模型中，信息提供了综合效力。认知计划的概念作为个人思考和精神上构建的信息，进入决策过程，并将信息、选择和行为联系起来。李 [10] 认为，迁移不可能不具有选择性，选择的种类各不相同，对某些迁移流讲是积极的，对另一些则是消极的，把迁移者归在一起，选择往往具有双向性。

3.1信息在选择和背景中的作用

信息可以被定义为存在的和传送的知识。信息作为一个解释概念，整合各种与选择、背景和相联系的观点。使用这样的中层概念引出了许多：信息包含什么，信息的内容，我们如何理解人们知觉和行为的信息，在注意、选择、加工和自制信息过程中，哪种认知被包含在其中等等。阐述信息概念，目的是为解释构成概念框架的各种要素和过程提供一个共同的根基。这样一来，信息概念不仅保证框架内某种程度的协调一致，而且在更高层次上，作为整合各种行为的一种手段。大多数决策理论的不足是他们忽视了思考是如何产生的这样一个问题，另外，许多选择理论的弱点是采用静态的观点，忽视了个人思考是不断变化的问题。

信息概念应当包括情感成分，然而，许多理论倾向淡化或忽视情感的作用。如果情感被看作行为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那么概念框架就应当整合情感因素，因此，从过程理性考虑，情感是决策的一个内在因素。另外，认知计划(cognitive schemes)也应被纳入分析中。

迁移决策受到两种基本信息的影响，一是信息不能用钱购买，而与时间相关，如在“行动的未来后果”的决策模型中，未来向量和未来效用函数。二是在迁移决策中可以用钱买到的信息，这种信息与“精神映像”(mental map)和“意识空间”(awareness space)紧密相连。有表明，朋友、亲属、市场、大众媒体和政府是迁移选择的主要信息来源[11]。学家用不完全信息、信息不对称、风险厌恶、不确定性等概念研究迁移选择。

凯兹和斯达克[12]分析了信息不对称对迁移的影响，信息不对称可以从定性和定量上改变迁移人口的分布，并会降低迁移者的技能水平，恢复信息对称的办法对迁移模式有十分重要的影响。阔克和莱兰德[13]用劳动力市场的信息不对称理论模型研究发展家“脑流失”现象，发现本国劳动力市场信息的不完全性，将驱使本国优秀的毕业生到国外留学深造，但是当这些优秀的毕业生在国外完成学业时，本国的劳动力市场又不能够吸引其中最优秀的群体归国，本国所需要的优秀毕业生群体绝大部分就因此而流失了。迁移行为不仅是理性的，也受到情感的影响。“决策的冲突模型”强调迁移决策过程中情感构成成分的意义，把紧张作为决策冲突的源泉，把生理和心理的紧张和社会症状归因于预知的由决策导致的预期损失[14]。

3.2动机

如果我们研究的目标是理解人口迁移行为，那么，我们必须对动机的内容、结构和起源做具体的说明。根据社会学家、心家的经验研究，动机的内容概括为：身体福利（如良好的健康状况等）；物质福利；安全；归属（如爱、亲密等）；社会地位（如社会赞同、威望等）；权利；自我尊重；内在的愉快状态（如满意，不确定性的降低等）；创造力。行为的产生来源于环境事件和生理的或情感的状况。社会理论认为行为的动机产生于情感的唤起、个人的经历，观察到的他人的经验，社会学习理论承认动机的内在的和个人的背景，以及环境的背景。此外，一些共同特征（如生命进程的经历）和直接的交流（如个人交流、信息传递等）对人们的动机产生结构性的影响。

奥兰博格[15]提议用这样一个考察迁移的构架： 以个人支持迁移的动机和个人迁移的障碍因素作为发展迁移理论的起点。还有学者认为，迁移动机理论有经济最大化理论、社会流动（追求社会地位）动机、居住满意动机、生活方式偏好动机等，但要充分理解迁移决策和随后的行为，需要整合社会层次的因素和个人层次动机，“价值-预期”模型是研究迁移动机和决策的有前途的框架，在这个模型中，迁移被看作是一种工具行为，与迁移有关的价值（目标）包括财富、地位、舒适、激励、自由、归属和道德观七个方面 [16]。这里，我们需要进一步将社会心理学的理论方法引入迁移动机的研究中，研究价值如何形成这样一个问题。

3.3作为过程的决策

尽管有许多关于决策的不同观点，但它们有三个共同的基础。一是面向选择的一套可供替代的抉择；二是评价这些可供替代的抉择的后果；三是按照一些规则和标准选择一个特别的方案。这三个划分只是为了分析的方便，实际上它们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关于第一个方面，最重要的问题是：谁的抉择，什么样的抉择和为什么是这些抉择。第二个方面直接触及人类行为的动机方面。第三个方面涉及决策规则的问题，被嵌入到关于决策方式的更广阔的视野中。大多数选择理论用静态的方法描述决策，通常认为在决策过程中，时间和次序对于理解选择和选择的结果没有什么影响，很少考虑选择的动态方面。作为过程的选择，至少要包括三个方面 [17]。一是具体的选择和决策规则的构建。二是“序列决策”，即在动态的生命进程中作为经历成分的连续决策。三是作为过程的决策，它的阶段顺序。

鲍格[18]认为传统的“推-拉”理论对迁移微观研究的解释力有限，因为个人迁移决策中包含经济的和非经济的因素，所以用“成本-收益”方法取而代之。达万佐 [19]把迁移看作人力资本投资，认为迁移收益需要一段时间的积累，才能得到。他进而建议在迁移决策研究中，使用纵向调查数据、收集影响迁移决策的信息，分析迁移者个人特征对迁移的影响、建立变量解释谁迁移和为什么迁移、解释迁移者对目的地的选择等等。

3.4控制

对选择理论一个最近的贡献是加入了“控制”概念，控制机制对人们的决策和至少部分独立于动机之外而实施的某种决策有显著的效应。将控制融入选择理论的一个重要后果是它可以减轻影响行为的被决策赋予的唯意志特征。

有的学者批评选择理论过分依赖模型人，在选择概念中，或明或暗地，处于中心位置的动机突出强调个人想做什么，而不是他或她能做什么，决定做什么和最终做什么。通常出现在选择理论中作为外部因素的行为限制，对决策过程没有什么影响，只对行为结果有影响。这就严重限制了选择理论对理解和解释行为的应用性。选择理论加进控制概念有两个意图： 一是增加研究非动机行为解释和理解的重要来源，二是在依赖、无知和不确定的环境下，在运用于行为的决策中增加保留空间。

几位心理学家强调人类行为中知觉控制的作用，罗特 [20]区分了内在的和外在的控制中心，并将其作为对某种行为和随后的表现进行选择的决定因素。在人口学中，控制的内在-外在中心被运用到迁移研究 [21]。另一个概念是自身效力（self-efficacy），它直接调节动机和表现 [22]。经验研究表明，如果缺乏自身效力，人们的行为趋向无效，即使他们知道要做什么。

4.迁移行为的外部环境：背景

对于迁移来说，宏观影响因素的重要性不仅仅局限理论意义，并且有直接的政策意义。因为政府按照他的性质来说，一般从宏观角度制定政策，以影响人口的分布和流动。通常影响迁移的宏观因素分为经济、、社会态度、文化、制度气候等等。弗里德曼[23]区分了两种宏观变量，一是背景变量（contextual variables），指总的个人特征（如人口的水平）；另一个是环境变量(setting variables)，指整个人口的特征 [24]。宏观因素如何与微观迁移行为分析相连接，是一个有意义的课题。

4.1制度观点中的背景：制度的分析方法

社会科学和行为科学，越来越意识到：要理解学科研究的对象，至少要把所要评论的现象，部分嵌入到产生此种对象特殊的背景中去。不论这些现象是社会系统和制度或个人选择和行为，学科关注的兴趣越来越倾向于这些对象所发展的过程。在各种社会学科中，制度的方法开始占据着突出的位置，制度方法的发展展示着社会科学研究中出现的新范式的特征。尽管人口学的分支领域研究呈现相当大的异质性，但制度的方法通过一些人口学家的努力，似乎已经有了立足之处。制度的概念被用于分析个人行动的社会环境的结构和意义。制度概念的属性不仅包括诸如大学、公司等这样的背景实体，也包括共同的语言等。这些制度构成个人用特别的方式进行选择和行为的微观世界。制度概念还包括更抽象的诸如民主、宗教、性别、政策等社会建构。编制社会背景的制度按照共同的规则来解释。社会背景不能被解释为静态的，应被看作是动态的影响行为的社会建构。在迁移行为研究中，制度的方法对于分析社会背景要素，如市场、亲属关系、、教育系统、迁移政策等对于迁移行为具有重要意义。

4.2赋予迁移意义和指导迁移行为的制度和规则

认知的观点认为，可按照共同的规则来解释社会环境中的制度。社会制度组成一套相对一致的构建现实和指导行为的规则。在对社会环境的认知-制度解释中，规则设想背景如何成为个体决策者有意义的背景的机制。有学者将规则区分为四种，即或然的、工具的、规范的和解释的规则[25]。或然的规则与习惯行为相联系，这种规则太习性化，不能解释迁移行为的社会模式，除非它有规范性的含义。工具规则指完成任务的技术上的有效性。规范规则指行为受到外部力量加强的影响，它体现了规则的特殊意义，涉及社会规范、惯例、行为准则等。解释规则指关于行动者、参与者和情境的限定和分类的主观信息，以及关于行动者、目标、事件和条件之间关系的信息。从社会理论的观点来看，规范和解释的两种规则在描述和解释不同社会背景中的行为模式最重要，他们分别被称为指导行为的规则和赋予意义的规则。这些复杂的行为指导的规则和意义赋予的规则为与迁移行为有关的认知、动机结构、决策方式和知觉控制提供了解释的背景。

4.3制度的类型

从广义上讲，制度通常分为四类：社会的、经济的、文化的和政治的。制度的方法承认社会复杂的结构和组织以及具体的环境影响迁移行为。本文重点阐述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对迁移行为的影响。社会制度特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家庭。家庭结构和功能通过影响动机四个组成部分中的任何一个影响迁移决策，即激励（或目标）、动机、可能性和预期（目标实现的可能性）。动机的四个构成可以被看作联系环境、社会文化、家庭和个人实际决策过程的“中间变量”。家庭有三个功能影响迁移动机：一是家庭作为生计单位，他给家庭劳动力安排不同的角色等等；二是家庭作为社会化，培养家庭成员的态度、价值观、责任感和适当的行为，对迁移行为有重要的影响；三是家庭作为社会群体和社会，特别是扩展家庭在地理上的不同分布，对迁移决策过程产生影响。强调家庭在迁移决策过程的重要性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是制度结构和功能的变化对迁移决策的意义；二是用动态的观点考察对制度结构和功能变迁以及对迁移研究方法论的意义 [26]。政治制度是指权利的关系和资源的可得性。中国长期实行二元结构和严格的户籍制度，在这种政治背景下，迁移选择的机会有限。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政府正在逐步消除二元社会结构，放松户籍制度，人们的迁移选择的余地越来越大。如果条件允许的话，我们需要从动态的角度研究制度变迁与迁移选择转变的相互作用关系。当然，制度的分类知识为了分析的方便，实际上，社会的、经济的、文化的和政治的制度是交织在一起的，共同对个人的迁移行为产生影响。5.迁移行为的时间维度：过程

人文和科学把结构和过程视为它们学科两个相互依存的方面。在一些学科中，过程取向甚至是占据主导地位的。科学和行为科学关注的兴趣越来越倾向于现象的过程。虽然过程的意义在不同的学科或分支学科中是具有差异性的，并且过程的意义也与变迁、发展、变革呈现出不同程度的联系，但是有一点是具有共性的，那就是“时间因素”。尽管时间在人口和人口变迁的中占有显著地位，但是通常对它的理解是相当机械的；并且通常孤立于潜藏在人口变迁之下的社会和行为过程。

5.1静态与动态的探讨：时间的概念

5.1.1静态与动态的探讨的意义

动态和静态方法对它们所要研究的课题采取具有根本性差异的理解取向。静态视角关注结构和结果，并以静止状态去描述它们的研究对象。动态视角强调结构和结构由过程演化而来，并以动态演化过程去描述它们的研究对象。

无论是静态方法还是动态方法都运用时间概念，但是其含义是不同的。时间这一概念的内涵，可以理解为时点，也可以理解为变迁。静态视角把时间理解为时点，依赖于这种静态方法的解释持有这样的潜在假设：历史是无足轻重的，过去和将来的作用是一样的。然而动态方法，把时间视为动态变迁的过程。时间和发展、演化具有强烈的亲和性。时间可以被理解为衡量变迁的尺度。这种含义上的时间根本上区别于物理时间之处在于它们对所描述过程的不同理解：过程具有不可改变性，还是过程具有路径依赖性。

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课题中，静态意义的时间是没有充分解释力的。对动态研究方法日益高涨的关注可以解读为社会科学领域研究范式的转向。虽然在人口学中，这种向动态研究方法靠拢的趋势是可见的 [27]，然而威莱肯斯[28]认为人口学的标准还没有显现出这种范式的转型。他推断，动态过程方法（process approach）无论是对人口预测还是人口政策研究的改善都是一种主要的需求。他的著述的精华也被人口学之外的学者所采纳。

我们这里所想要说的是，如果概念框架能够转变向动态的概念框架，那么对迁移行为科学洞察，并且对这种洞察的实际运用，都能够获得提升。然而，以这种真正的动态解释并不是简单的加入时间因素，而是加入动态意义上的时间。在这样一种动态的视角中，事件的顺次或变迁被视为发展过程，在此过程在中，结果是早期环境的结果，而且环境是随时间变迁的。

5.1.2时间概念

时间维度可以划分为：一是历史时间，这是最具包含性的时间概念。二是制度时间，即指组成这些社会环境的各种各样制度的发展。三是社会时间，即隐含于年龄系统中的时间。四是个体时间，即与个体生命周期相关的时间尺度，个体时间代表着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动态时间概念，因为生命阶段，事件或现在的性格均被认为是生命过程中一个即时性的点，在生命过程中随后的结果是生命周期中早期环境、事件和经验的结果 [29]。五是过程时间，即在生命周期中，发展可以解释为生理、社会、心理方面的扩展，大量过程的组合建构出生命周期的具体形态和。由于本文研究一开始就采取微观层次的方法，因此个体时间维度，占据着核心地位。个体时间维度与动态概念框架的契合可以包容动态的选择和行为概念，这些选择和行为都是发展过程的结果。宏观环境变革的效应被假定为主要通过对个体生命周期的而发生作用。

在行为研究中，尤其是人口统计学研究中，年龄通常被当作一个主要的标准用来判断行为的时间调配，以及用于对情景和事件进行分类。然而必须清楚的是，年代学的年龄并不是个体行为的决定因素。年代学的年龄不能代表真正意义的导致特定生命周期模式的年龄概念。年龄不能解释行为，或者说不是变迁的原因；事实上年龄只不过是时间的流逝以及发展序列的阶段标志，同样年龄只不过是潜在发展过程一个简略的代表性术语。年龄及与年龄相关的行为和变迁仍然是时间的静态解释，除非年龄是意指潜含在其下的发展过程。行为被解释为过程，不是年龄，而是经验（过去的或预期的）划定出人们某个生命发展阶段的能力、观点和动机。段成荣 [30]认为，“时间因素”在人口迁移研究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只要资料允许，就应该千方百计按照事件发展的真实时间顺序来处理研究资料。

5.2生命进程的方法

人口学中的行为和隐含其中的个体选择，如果它们的定位蕴涵在个体生命沿革过程的状态背景之中，那么这些行为和选择能够增进解释力。生命周期的方法提供了一种关于个体行为动态视角的适当解释。生命进程的解释力在于它以时间和发展的概念框架来组织相关的事件和因素，从而简化理解行为逻辑一致性的尝试 [31]。然而，应该注意的是，生命进程的分析不能够取代行为理论，由于生命进程本身并不能提供任何关于个人行为形成的假设，以及过程和事件之间的因果解释或机制。生命进程的概念应当理解为行为研究中的组织原则。

尽管学科方法的差异，但是大部分学科认同这一解释：即生命是以具有某种逻辑顺序的阶段发展结构呈现出来。生命进程分析提供了发现这些变迁结构的卓越分析工具，但是生命进程分析的局限之一是，它不得不依靠其他理论视角来解释隐含在这些变迁和结构之下的机制。主要是在这种情况下，不同学科对生命进程的理解出现了分歧。就人口学研究而言，鲜有运用生命进程的分析方法去深入探讨行为的逻辑原则。如果生命进程分析把生命细化为相关的组成过程或生涯，那么就能增大生命进程分析的分析潜能。生命周期的分析方法和生涯的概念，与勾画人们生命的社会、心理和生理的时间和发展概念相联系。关于个人行为的动态视角的细化包括生命周期的历史或纵向的含义，也包含生命周期的横截面的含义。

生命进程方法的本质是：分析单位为处于地理、社会、历史和空间的个人，家庭户或家庭的研究成为与生命进程连接在一起的研究。通过研究个人，生命进程分析承认人生经历的不同形式，并不试图把标准的或理想的生命路径强加给个人。另外，生命进程的核心概念不是“阶段”概念，而是“转变”概念[32]。

穆尔德 [33]用生命进程的方法研究了迁移行为，他提出迁移经历从属于“并行经历”（parallel careers）：Ⅰ发动经历（triggering career），指并行经历产生的迁移寻求达到的目标。包括：ⅰ事件依赖(event dependence)：在并行经历中如结婚、离婚、上大学或换工作，一个事件发生所产生的效应。ⅱ状况依赖(state dependence)：在某种经历中处于某种状态产生的效应。按照距离、方向和目的地的选择，不同的发动经历也会引起不同类型的迁移，事件和状态不仅影响迁移决策，也影响流动的类型。不仅如此，并行经历也会产生个人的资源和限制，这被称为条件限定的经历（conditioning careers）。如职业经历决定个人的收入和储蓄，家庭户经历限制个人迁移的自由，居住经历的投资可能限制随后的流动。

5.3个人的发展阶段与迁移

生命进程可以解释为包含各种发展阶段的发展过程，每个阶段都有其独特的表征，内化以前的经验并影响后来的发展。生命过程中某个个人位置反映了一组特殊能力，与他人关系，动机，责任，义务，约束以及对世界认识的集合。这些体现为在不同社会环境下人们生活过程中的可识别的各种各样的行为模式或发展轨迹 [34]-[35]。确切的发展性理解是以动态的时间视角定位行为和事件，把这些行为和事件看作是早期情况的发展延续。以动态的视角看，生命进程中，行为及其意义依据不同生涯的发展而改变。我们这里的任务是要概化这一机制：个人通过这一机制接受他人和社会背景资源的信息，组织和处理这些信息，赋予行动意义，并把生命发展起伏过程中的不同生活领域和阶段与其他领域和阶段相调适。

对生命进程的认知性解释可以视为个体行为及选择的动态背景。这种认知解释对不同生涯中以共时和历时形式所建构的经验进行解读。这种对个人历史的动态性评估是潜含在人的行为决策之中的认知图式建构的决定性因素。这些认知图式不是静态的，而是随着生命过程的发展不断建构的。虽然个体生命过程是个人信息流过程，但是它完全是嵌入社会之中的，不仅是因为对人们发展历史的解释要依靠社会建构的意义规则，而且是因为，生命进程的组织反映了先于生命进程发展的特殊社会环境的影响。就这个意义上，以人们的心理表现所体现出来的个体发展历史，拥有两个基本的时间维度发展轨迹：制度时间和个人时间。

迁移与生命进程存在密切联系，有不少研究集中于生命进程模式对迁移决策的影响 [36]。有研究表明，那些有可能改变住所意图的迁移者正是那些处在生命进程中发展阶段并有向上流动潜能的人[37]。罗格斯与沃特肯斯 [38]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在生命转变的过程中，即儿童早期、进入劳动力市场早期、退休和老年晚期四个年龄段是迁移的高峰。影响迁移的具体的个人生命进程转变主要包括：ⅰ离开父母的迁移决策。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必须进入好等机构；二是为了寻找第一份工作；三是组建新的性生活单位。ⅱ结婚或离婚影响迁移。ⅲ生育与迁移。许多经验研究证实家庭户迁移是为了调整适合家庭规模的居住空间。ⅳ退休与迁移。在许多国家，养老金制度允许退休者停止工作，而不担心陷入贫困，寿命延长和健康水平提高允许老年人积极参与流动和迁移。许多老年人迁移决策的核心是为了与亲属住得近或是为了能有人照料。

评论

人口统计学需要理论基础，但作为一个以描述人口与人口变化为核心任务的学科，它本身并不是以追求理论为目的，也不需要复杂的理论来阐释呈现各种事实状况的统计数值。但是，要对人口现象和人口变化进行恰当解释，它却需要行为理论为背景。这种理论背景对解决不断循环出现的问题是不可缺少的，原因就在于它为回答这些问题提供了解释的框架。本文的解释模式没有给迁移提供彻底的、无所不包的理论，但就扩展学科理论基础，融合不同研究方法而言，他的确为迁移研究提供了理论深度。笔者大胆设想，本文的分析框架可以用来分析的生育率（布如金先生已对生育理论和印度的生育状况进行了分析）、出生性别比，甚至对分析老龄问题也有意义。

[1] Bruijn， Bart J. de. Foundations of demographic theory: Choice， process， context. laThesis， 1999.

[2] Lindenberg， S. How sociological theory lost its central issue and what can be done about it. In: Lindenberg， S.， Coleman， J. S. and Nowak， S. (eds.): Approaches to social theory.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New York，1986.

[3] Lindenberg， S. Homo socio-economicus: the emergence of a general model of man in the social sciences. 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and Theoretical Economics. Vol.146， No.4， 727-748，1990.

[4] Coleman， J. S. foundations of social theory.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1990.

[5] Sears， D. O. Implications of the life-span approach for research on attitudes and social cognition. In: Abeles， R. P. (ed.): Life-span perspectives and social psychology. Lawrence Erlbaum， Hillsdale，1987.

[6] Alexander， J. C. and Giesen， B. From reduction to linkage: the long view of the micro-macro debate. In: Alexander， J. C.， Giesen， B.， Münch， R. and Smelser， N. J.(ed.):The micro-macro link.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eley，1987.

[7] Simon， H. A. Rationality in psychology and economics. In: Hogarth， R. H. and Reder， M. W. (ed.): Rational choice. The contrast between economics and psycholog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25-40.

[8] Simon， H. A. The meaning of causal ordering. In: Merton， R. K.， Coleman， J. S. and Rossi， P. H. (ed.):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social research. Papers in honour of Paul. F. Lazersfeld. The Free Press， London， 1979:65-81.

[9] Simon， H. A. Models of bounded rationality， Vol. 2: Behavioural economics and business organization. The MIT Press，Cambridge. 1964.

[10] Lee， E. M. A theory of migration. Demography No.3，47-57，1966.

[11] Goodman， John L. Information， Uncertainty， and the Microeconomic Model of Migration Decision Making. In: De Jong， Gordon F. and Garadner， R. W.(ed.) Migration decision making. Pergamon press: New York..1981.

[12] Katz， Eliakim. And Stark， Oded.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under Asymmetric Information. The Economic Journal 97(September)， 718-726， 1987.

[13] Kwok， Viem. and Leland， Hayne. An Economic Model of the Brain Drai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No1:91-100. 1982.

[14] Janis， I. L. and Mann， L. Decision making. A psychology analysis of conflict， choice and commitment. The Free Press， New York.1977.

[15] Uhlenberg， P. Noneconomic determinants of nonmigration: Sociological consideration for migration theory. Rural Sociology，38，296-311，1973.

[16] De Jong， Gordon F. and Fawceff ， J. T. Motivation for Migration: An Assessment and a Value-Expectancy Research Model. In: De Jong， Gordon F. and Garadner， R. W.(ed.) Migration decision making. Pergamon press: New York..1981.

[17] Fawcett，J. T. Psychology as a population science: a twenty-year perspective. Graduate School of Research in Demography， Amsterdam.1991.

[18] Bogue， Donald J. A Migrant’s Eye View of the Costs and Benefits of Migration to a metropolis. In: Brown，Alan A. and Neuberger， Egon.(ed.): Internal Migration. New York: Academic Press.1977.

[19] Davanzo， Julie. Microeconomic approaches to studying migration decision. In: De Jong， Gordon F. and Garadner， R. W.(ed.) Migration decision making. Pergamon press: New York..1981.

[20] Rotter， J. B. Generalized expectancies for internal versus external control of reinforcement. Psycho-logical Monographs， Vol. 80， No.1，1-28，1966.

[21] Hanson， R. C. and Simmons， O. G. The role-path: a concept and procedure for studying migration to urban communities. Human Organization， Vol.27， No.2，152-158，1986.

[22] Bandura， A. Self-efficacy: toward a unifying theory of behavioral change. Psychological Review，Vol，84，No.2，191-215，1977.

[23] Freedman， Ronald. Issues in the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world fertility survey data. Paper No. 62， Honolulu:East-West population Institute，1979.

[24] Gardner， Robert W. macrolevel influences on the migration decision process. In: De Jong， Gordon F. and Garadner， R. W.(ed.) Migration decision making. Pergamon press: New York..1981

[25] Hargreaves， D. H. Common-sense models of action. In: Chapman， A. J. and Jones， D. M. (eds.) Models of man. The British Psychological Society， Leicester，1980.

[26] Harbison， Sarah F. Family structure and strategy in migration decision making. In: De Jong， Gordon F. and Garadner， R. W.(ed.) Migration decision making. Pergamon press: New York..1981.

[27] Crimmins，E. M. Demography: the past 30 years ， the present and the future. Demography， Vol. 30， No. 4，579-591， 1993.

[28] Willekens， F. J. Demographic forcasting; state-of-the art and research needs. In: Hazeu， C. A. and Frinking， G. A. B.(eds.): Emerging issues in demographic research. Elsevier Science publishers，1990.

[29] Mayer， K.U. and Tuma， N. B. Life course research and event history analysis: an overview. In: Mayer， K.U. and Tuma， N. B.(eds.): Event history analysis in life course research.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90.

[30] 段成荣. 我国省际人口迁移的个人特征—兼论“时间”因素在人口迁移中的重要性[J]. 人口研究， 2000，(4):14-22.

[31] Abeles， R. P. Schemas， sense of control， and aging. In: Rodin， J. Schooler， C. and Warner， K. W. (eds.): Self-directedness: cause and effects throughout the life course.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Hillsdale. 1987.

[32] Boyle， Paul. Halfacree， Keith. and Robinson， Vaughan. Exploring Contemporary Migration. Longman 1998.

[33] Mulder， Clara. H. Migration Dynamics: a Life Course Approach. Thesis Publishers， Amsterdan，1993.

[34] Elder， G. H. Life course dynamics.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5.

[35]同[29]

[36] Jansen， C. Some sociological aspects of migration. In:Jackson， J.A. (ed.) Migra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9.

篇5

关键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

中图分类号:F062.6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02-0011-03

一、西方公共产品理论观点及其发展

由于西方国家的城市化水平较高,城乡差别小,西方对于农村公共产品的专门研究文献比较少见,大多将其纳入公共产品的一般研究当中。由于西方国家尤其是欧美发达国家,社会经济发展较为均衡,城市和乡村公共体系较为完善,基本没有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重大差异问题,因此西方较少采用“农村公共产品”表述方式。

(一)公共产品理论概述

1954年,萨缪尔森在《经济学与统计学评论》上发表了《公共支出的纯理论》一文,提出了至今仍被广为接受的、经典性的公共产品的定义:每个人消费这种产品不会导致别人对该产品消费的减少。奥尔森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中给出的公共产品定义是:“任何物品,如果一个集团X1、X2……Xi……Xn中的任何个人Xi能够消费它,它就不能适当地排斥其他人对该产品的消费”,则该产品是公共产品。布雷顿根据公共产品地理区域将公共产品划分为地方公共产品、区域公共产品和国家公共产品。布坎南提出了“俱乐部产品”概念:就是这样一类产品,一些人能消费,而另外一些人被排除在外。布坎南的“俱乐部产品”拉近了“公共产品”与现实的距离,具有较强的实用性和操作性。

西方公共产品理论的发展经历了两个时期:第一时期从亚当・斯密开始到1954年萨缪尔森发表《公共支出的纯理论》为止,古典和新古典理论在政府财政税收的限度内探讨公共产品问题,把公共产品本身作为政府设计税收政策的重要参考依据。第二个时期是从1954年萨缪尔森发表《公共支出的纯理论》至今,这一阶段是公共产品理论形成并得到发展的时期。公共经济学家运用新古典传统对公共产品进行研究,从公共产品的内在属性出发,通过揭示公共产品与市场机制的内在矛盾,提出了针对不同的公共产品,采用不同的制度安排来供给的观点,形成了多主体提供公共产品的理论。

(二)西方公共产品理论发展进程

公共产品思想渊源,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学者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说。我国著名财政学家张馨教授曾经考察过公共产品理论的起源,认为最早对公共产品的论述可以追溯到英国学者霍布斯1651年出版的《利维坦》。现在一般认为,国外最早对公共产品的分析可以追溯到大卫・休谟。其次是亚当・斯密从国家职能角度对公共产品展开研究,奠定了财政学的理论框架。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除了阐述“看不见的手”原理外,特别指出政府必须提供某些公共服务:建立国防、设立司法机关、维持公共事业和维护公共设施等。1882年,瓦格纳提出了“公共支出不断增长法则”,或称“政府活动扩张法则”。这一观点后来被人们称为“瓦格纳法则”( Wagner’s Law)。瑞典人林达尔(Lindahl,1919)在其博士论文《公平税收》中正式提出“公共产品”一词。1919年产生的林达尔均衡是公共产品理论最早的成果之一。林达尔均衡的功绩之一在于从理论上论证了公共物品(包括信息商品)的市场均衡价格原理与私人物品的市场均衡价格原理之间的差异,为进一步探讨信息商品的价格问题找到了强有力的理论依据。同时其解决了公共产品供给所需费用的来源问题,极大地促进西方公共财政理论以及公共产品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真正赋予“公共产品”形式化定义始于保罗・萨缪尔森。萨缪尔森在“公共支出的纯粹理论”一文中将公共产品定义为这样一种产品:每一个人对这种产品的消费并不减少任何他人也对这种产品的消费。这一描述也成为经济学关于纯粹的公共产品的经典定义。根据萨缪尔森的定义,可以将公共物品概括为三个特征:(l)效用的不可分割性。 (2)消费的非竞争性。 (3)受益的非排他性。对公共产品的研究学者们对公共产品的定义,几乎都是在萨缪尔森定义的三个特征的基础上做出界定的。

随后詹姆斯・布坎南、斯蒂格里茨等学者对其进行了极大丰富,如詹姆斯・M.布坎南与戈登・图洛克、肯尼思・阿罗等人创立了公共选择理论,成为现代“公共部门经济学”的起源。而布坎南在萨缪尔森等人研究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俱乐部产品”。1965年,布坎南在《俱乐部的经济理论》一文中指出,萨缪尔森定义的公共产品是“纯公共产品”,现实社会中,大量存在的是介于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之间的“准公共产品”或“混合商品”。布坎南的“俱乐部产品”拉近了“公共产品”与现实的距离,具有较强的实用性和操作性。20世纪50年代末期,美国著名学者马斯格雷夫出版了堪称经典的《财政学原理:公共经济研究》一书,第一次引用了“公共经济学”的概念。至此,成熟的公共产品理论体系框架已经完全形成了。

从上面可以看出,西方经济学关于公共产品理论的研究可以说源远流长,产生了不同的流派,建立了不同模型,内容庞杂,十分丰富。当前,西方经济学、管理学关于公共产品理论的研究方兴未艾,并随着时间的推移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包括公共产品供给效率评估的数量化;公共产品研究的国际化;关注现实问题解决的多元化。

二、国内农村公共产品研究与进展

(一)农村公共产品定义与特征的辨析与明确

国内学者对于农村公共产品的的定义大都基于萨缪尔森1954年在《公共支出的纯理论》中对公共产品的定义:“纯粹的公共产品或劳务是这样的产品或劳务,即每个人消费这种物品或劳务不会导致别人对该种产品或劳务的减少”,即农村公共产品是相对于农村私人产品而言,是用于满足农村公共需要的产品的总称。张军、何寒熙(1996)和雷原(1999)认为,农村公共产品是由消费的非排他性和供给的连带性定义的。徐小青(2002)认为,农村公共产品是农村地区农业、农村或农民生产、生活共同所需的具有一定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产品或服务。王国华、(2003)、冯海波、郑婷婷(2005)和杨卫军(2005)都认为农村公共产品是相对于农民的“私人产品”而言,用于满足农村公共需要,具有不可分割性、非竞争性、非排他性的产品。石玲红(2008)认为,农村公共产品是指在农村地域范畴内私人不愿提供或不能提供的、具有非排他性、非竞争性的社会产品,其范围涉及农村公共设施、公共事业、公共福利、公共服务等各个领域。聂火云,周黎鸿(2008)认为,由于中国农村的特殊性,农村公共产品也有其特殊性。一是绝大多数农村公共产品为地方公共产品,具有一定的地域性。并非所有的公共产品都能覆盖整个国家,更多公共产品的受益范围只能局限于有限的地理范围内。二是满足特定人群需要的公共产品,指对居住在大、中、小城市(含城关镇)以外,居住在乡村的我国约9亿农民需要的公共产品。曾福生、李燕凌,匡远配(2006)认为农村公共产品具有特定区域性、生产的分散性、农民对其强烈的依赖性、供给主体的弱替代性、农村公共产品范围的流动性和生产性消费特征等。该分类摆脱了公共产品特征的一般描述,真正结合了农村农民的实际和特殊性。

(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的模型与数量化

国内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的研究类型相对较多,包括了效率现状、效率低下的原因和存在的问题、解决的途径等。总体上,国内对于供给效率的研究,可分为供给效率的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两大类型。如黄季馄、李宁辉(2004)利用CAPSIM模型分析了农村公共政策在国家层面上对于农业生产消费价格和贸易的综合效率。匡远配(2006)研究了贫困地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的低下导致农村社区公共产品质量堪忧。王磊(2007)借用分级条件下政府供给公共产品最优规模的模型和政府供给公共产品的数据包络分析(DEA)模型,为量化政府供给公共产品的效率提供理论依据;同时根据IMD测度政府效率的指标体系和国内相关的研究和实践,政府供给公共产品效率分析应采用DEA的方法,探讨了公共产品最优供给规模及效率的模型与方法。陈会玲,杨丹,石智刚(2008)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进行了政治经济分析,相应的对策主要是从立法保障、分级体制的建立、产权安排,以及地方政府管理体制的改革等方面提出的。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课题组(2008)从绩效出发研究如何确保农村公共产品高效供给,并提出绩效是实现我国农村公共产品高效供给的必由之路。

当前国内的实证研究较多,如郑洲(2007)以扎囊县德吉新村朗赛林提灌站的建设与维修为例,考察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问题。并指出,政府在有限的财政投入下,在增加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数量的同时,更应注重提高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同时必须建立在广大农牧民群众的实际需求这一根本前提条件之上。并提出了明确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提高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政府努力控制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成本,必须充分考虑农牧民对农村公共产品的实际需求状况,农牧民显示自己的真实需求偏好等建议。刘文勇,吴显亮,乔春阳(2008)构建了这样的模型:Xj=aY+c,其中,Y代表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X代表农村居民消费的产品;j代表农民消费产品的种类,其中包含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 a是边际消费倾向;c是自发性消费。为了消除非线性相关对模型回归分析的影响,对公式1作双对数变换后,有:lnXj=alnY+c。经过实证分析后认为,目前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发挥出的效用水平低于私人属性产品供给发挥出的效用水平。李燕凌(2007)通过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的结合,在翔实的农村调查和权威统计数据基础上,通过构建农村公共品供给“双层效率因素分析”(DEFA,double一decked efficiency factor analysis)等模型,采用微观层面农村公共品供给农民主观评价“满意度”分析、宏观层面县级截面数据包络分析(DEA)等手段,综合考虑农村公共品投入与产出两个子系统功能协调效率问题,揭示农村公共品供给效率现状及其变化规律。并提出了“存量盘活、增量扩大;资源节约、效能升级;分权改革、统筹发展”的农村公共品供给“双层增效创新模式”及其对策建议。

(三)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细化与创新

关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概念。张军、蒋琳琦(1997)认为公共品供给制度是多种具有关联性的规则制度所构成的一个组合或者说体系。这一个体系的每一组成部分都有多种不同的选择,每一种不同的选择就构成了新的一种公共品供给制度。公共品供给制度主要包括公共品供给的决策规则、成本分摊制度、生产和管理制度以及使用(分配)制度。公共品供给制度较为本质性的变迁事实上体现在决策、成本分摊和使用制度的演进之上。

张军、何寒熙(1996)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在改革后的变迁作了分析。他们认为由于农村制度向非集体化的变迁和集体化农业组织的瓦解,中国农村原来的用来提供当地公共产品的供给制度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林万龙(2003)则在《中国农村社区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变迁研究》中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研究了家庭承包制的实施对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变迁的影响,论证了其提出的两个理论假说:(1)家庭承包制的实施是宪法秩序意义上的变革,因而将可能引发农村社区公共品供给制度的变迁;(2)这一变迁包括主导变迁和需求诱致变迁两方面内容。叶兴庆(1997)将通过政府税收来提供公共产品的方式称为制度内公共产品供给,把通过非税收形式提供公共产品的方式称为制度外公共产品供给。建国后,我国以制度外供给为特征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却无实质性的改变。谷洪波(2004)、叶子荣、刘鸿渊(2005)等都认为,现行农村社区公共产品的制度外筹资制度是公社时期制度的延续。陈永新(2005)认为农村公共产品的制度外供给造成了农民负担过重,维持现有制度的成本越来越大,而收益越来越小,出现了制度变迁的迫切性。杨卫军、王永莲(2005)认为一方面,税改堵死了制度外筹资渠道,导致了农村公共产品制度外供给的终结;另一方面,“一事一议”制度仍不完善,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出现了真空。

总体上,国内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研究牵涉到了制度现状、制度不足和缺陷、制度完善和创新等内容,但部分研究在观点上缺乏创新,研究思路上过于宏观和空洞。相反国内也有一些专家独辟蹊径,从某一创新视角或领域进行了研究,如乌东峰(2005)从农村生态环境这一细分公共产品出发,对农村社区机制与农村生态环境保护进行深入研究,并提出了通过调动中国农村社区机制,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参与环境保护,使环境保护成为群众共同行动和全社会的共同事业,是未来解决中国农村环境保护问题的重要选择。朱有志(2008)从“两型社会”出发,对“两型社会”综改区城乡统筹中的机制创新进行了研究,并提出应重点从建立动力机制、协调机制、扶持机制和保障机制着手。

(四)农村公共产品未来研究应在国际视野下脚踏实地

总体上,国内研究成果在理论与实践发展中有了较好研究基础,出现了一批扎实的研究成果,但相关研究仍存在诸多不足:第一,多数研究热衷一般调查和发展战略研究,而应用性和实证性研究偏少,对所研究之问题的理论和现实背景缺乏清楚描述。现状调查和发展战略的确非常重要,但当前的多数成果缺乏新意和创新,并最终流于空乏和空洞;第二,当前研究大多集中发达地区或都市周边农村范畴,边缘农村尤其是欠发达农村地区研究较少。尤其是西部等少数民族地区,其农村具有地理、文化、经济等方面的重大差异和特殊性,其关注度有待提高;第三,缺乏模型分析与数量推导,缺乏多学科多方法的综合视角。现有研究中,以问卷调查法和文献资料法为主,调研数据处理的方法过于简单,缺乏模型分析与数理化论证,应在经济学思想指导下重视数学推导和计量分析的采用;第四,在有关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研究中,对其一般研究较多,有关国内外对比研究等领域较为少见。

参考文献:

[1]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J].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

[2]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集体行动制度的演讲[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

[3] 曼瑟尔・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M].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1995.

[4] 尼古拉斯・亨利.公共行政与公共事务:第7版[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

[5] 柯武钢,史漫飞.制度经济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6]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农村经济绿皮书:中国农村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2007-2008)[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7] 程恩富,胡乐明.新制度经济学[M].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5.

[8] 徐小青.中国农村公共服务[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