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产证券化实施方案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资产证券化实施方案，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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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不良资产证券化的意义

资产证券化作为国际上不良资产处置的重要方式，在金融市场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不良资产证券化是以不良资产的产权所有人作为发起人，以不良资产的处置收益作为偿本付息的担保，并以此担保发行证券进行融资的过程。当前，我国银行的巨额不良资产已经对金融稳定和社会发展造成了不良影响，严重影响了商业银行的健康发展。当前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全面实施不良资产证券化业务，对于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市场的稳定，引领融资方式的变革，促进资本市场的有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盘活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资产，增强抵御风险的能力

不良资产证券化为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开辟了新的融资渠道，在不增加现有负债的情况下提前收回贷款资金，加速了资金回笼速度，提高了流动性水平。另外，缓解了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资产增加过快带来的筹资成本的压力，有助于增强商业银行抵御风险的能力。

2.提升不良资产的处置速度，加强流动性管理

不良资产证券化能够将不良资产转化成流动性较强的现金或者债券，将金融风险大大分散和转移，增强了不良资产的流动性，拓宽了不良资产处置的资金来源，实现的发行收入可以缓解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现金流量压力，进而增强了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处置不良资产的积极性，也有利于进行流动性管理。在资产证券化的过程中，不良资产的处置具有透明性和公开化，可以使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规避道德风险。

3.促进资源优化配置，加快国有企业改革

不良资产证券化是金融市场上的一种创新工具，不良资产证券化对于改善当前市场结构，满足投资者日益正常的多样化的需求，提升市场的运行效率，进而达到优化资源配置的目的都具有重要意义。不良资产证券化的实施，能够大大减轻了国有企业的债务负担，对于加快国有企业的改革，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增强国有企业的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

二、当前不良资产资产证券化存在的问题

1.不良资产证券化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

近年来，我国的法律法规体系不断完善，为不良资产证券化的实施提供了法律保障。但是，不良资产证券化作为金融市场的新鲜事物，在实施的过程中还存在着较多的法律障碍。特设交易载体（SPV）作为证券化交易的中介，其特点是不需要较大的资金投入，对经营场所也没有严格限制，造成了有些公司基于成本的考虑，投入较少形成了“空壳公司”，对于这种实体，我国《公司法》及相关法律没有明确的规定。目前，不良资产证券化缺乏相关的法律法规作为保障，有些法律法规缺乏可操作性的细则，甚至有些规定还会阻碍不良资产证券化的顺利进行。

2.无法组建合规的资产池

当前我国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持有的不良资产与国外用于证券化的资产质量相比差距太远。我国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持有的不良资产是真正意义的不良资产，未来获取稳定现金流的不确定性风险较高。因此，当前我国不良资产证券化的标的资产池中资产“良莠不齐”，使得开展资产证券化的效果大打折扣，因此，当前要对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不良资产要进行适当的分类，剔除获取未来现金流较小可能性的不良资产，只将很有可能获取未来收益的不良资产作为不良资产证券化的标的，从而建立符合证券化要求的资产池。

3.SPV缺位，缺乏规范的金融中介机构

SPV作为资产证券化的核心机构，在资产证券化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是资产证券化顺利运行的根本保障。但目前我国还没有具有SPV功能的机构，现行的法律法规下设立SPV还存在不少的问题，也没有具有操作细则的实施方案。另外，在资产证券化实施过程中，一般要进行初始评级和发行评级两次信用评级。但目前我国还没有从事信用评级的高资质的专业机构，现有的资产评估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对于资产证券化方面的评级问题也缺乏一定的运作规范，造成了资产证券化业务很难满足透明、客观、公正等要求。

4.资产证券化市场有效需求不足，缺乏复合型人才

资产证券化作为一种新兴的融资方式，需要有稳定的资金供给和资金来源，但目前中国资本市场上稳定、持续、大量的长期资金较为缺乏，影响了对资产证券化的稳定需求。由于资产证券化业务的复杂性，个人投资者进行投资缺乏专业知识，风险防范能力较弱，无法根据市场变化及时调整策略，因此，资产证券化往往是机构投资者在进行投资。不良资产证券化程序复杂，专业化水平高，技术性较强，在操作过程中会涉及经济、法律等方方面面。但目前，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这种复合型的人才比较匮乏，这也是造成资产证券化开展缓慢的重要原因。

三、完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不良资产证券化的策略

1.完善法律法规体系，为资产证券化提供法律保障

当前，继续推进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不良资产证券化工作的前提和保障是完善法律法规体系，解决我国资产证券化的诸多法律障碍。根据资产证券化发展的实际情况，可以分阶段，分步骤的进行资产证券化的立法，完善法律法规环境，提高政策的透明度，为资产证券化的实施提供保障。SPV作为资产证券化的核心机构，要进一步明确该机构的法律地位，并对其性质、发行、流通转让等相关制度做出具有可操作性的规定。另外，要加强体制建设，对各类资产证券化业务，包括与资产证券化相关的会计、评估等制度和政策做出明确规定，降低资产证券化的不确定性和交易成本，更好的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推动资本市场的发展。

2.规范金融中介，营造良好信用环境

当前，我国的信用体系尚未完全建立，政府担保在市场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专业的金融担保公司出现不久，也不太规范，伴随着不良资产证券化的不断推进，政府在其中的监管者的角色也越来越重要。目前，我国还没有权威性的信用评级机构，政府要积极成立担保机构，通过政府为抵押贷款提供保险，利用外部信用增级手段推动金融创新。从国外的经验来看，资产证券化初期，政府担保等在推进资产证券化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但采用政府担保作为信用增级的手段交易成本较高，因此，随着市场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外部信用增级的手段在减弱，利用国外成功资产证券化总结出的内部增级方法是大势所趋。

3.改善交易结构，完善资产市场和定价机制

当前，我国证券市场发展还不成熟，一个良好的交易结构对于降低产品的流动性溢价，增加产品的可交易性，提高产品的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在不良资产证券化交易过程中可以适当增加提前赎回，产品质押等功能，增强流动性，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另外，资产证券化还需要良好的市场环境来配合。要建立起高效的投资制度，强化内外部评估结合，建立合理、规范、有效的定价机制。最后，随着市场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市场化的定价原则要逐步引入到不良资产处置中来，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要要按照公正、合理的原则具体评估方式，根??项目的具体情况，谈判情况，综合确定资产处置的价格。

4.培养专业复合型人才，丰富理论和实践经验

资产证券化是金融领域的创新，涉及到证券、评估、会计、税务、法律等很多学科和专业，既需要扎实的理论知识，又需要丰富的实践经验，其复杂程度对专业人才的素质提出了很高的要求，目前国内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缺乏具备高素质的复合型专业人才。今后，在人才培养方面要注重人才的选拔和培训：一是要广泛引进人才，可以从发达国家和地区引进不良资产处置方面的专家，将他们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带入到实践中，二是加大对现有专业人才培养的力度，领导要重视对现有人才的培训力度，着力打造一支专业素养高的人才队伍。另外，资产证券化的参与主体除了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还包括中介机构、投资者、监管机构等，这些机构也需要相应的提高各自人才的素质，形成合力才能为不良资产处置打下良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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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资产证券化；融资效应；定向增发；策略建议

一、资产证券化的融资流程

资产证券化，是将缺乏流动性、但具有预期稳定现金收入的资产，通过在资本市场上发行证券的方式予以出售，以获取融资，其最大的效用是提高资产的流动性。

资产证券化的融资流程需要经过以下步骤：

（1）证券化资产池的构建。发起人根据融资需求确定融资目标，选择适合于证券化的基础资产组成资产池。基础资产的选择要遵循3个标准，即风险分散度高，风险可测性强，风险控制性好。基础资产池也应该达到一定的规模，以摊薄昂贵的构建费用，实现规模经济。

（2）建立特殊目的的法律实体SPV。发起人将被证券化的基础资产转移给SPV(SpecialPurposeVehicle)。SPV是资产证券化运作的关键性主体，其处于发起人和投资者之间，从事购买证券化资产、整合现金流、信用增强与评级、担保并发行证券等一系列业务。

（3）信用增级。由于资产证券的偿付依赖于被证券化的资产所产生的未来现金流量能否顺利实现，对投资者而言存在一定的风险。通过信用增级的方式，可提高资产证券的信用级别，改善发行条件，降低融资成本。

（4）信用评级和发售证券。资产支持证券的评级主要考虑资产的信用风险，为投资者提供证券选择的重要依据。SPV聘请信用评级机构对资产未来能够产生的现金流量进行评级，进而对信用增级后拟发行的证券进行评级。评级机构还需后续跟踪监督，随时根据资产信用质量的变化对证券评级进行调整。至此，SPV作为发行人通过银行或证券承销商等各类金融机构，向投资者销售资产支持证券。

（5）资产池的管理与服务。SPV需要对基础资产组合进行管理，收取、记录资产组合中产生的现金流收入，并把全部收入存入事先指定的受托银行或者专门账户，以按时向投资者支付本金和利息。

（6）清偿证券。按照证券发行时的约定，当资产支持证券到期后，由资产池产生的收入在还本付息、支付各项服务费之后，若有剩余，按协议规定在发起人和SPV之间进行分配。

二、资产证券化的多赢效应

1.发行者视角：低成本融资，提高了资产流动性和盈利能力

资产证券化，对企业要求的门槛比发行股票和债券方式相对要低。经过信用增级后发行的证券，可以使发起人取得比自身更高的信用评级，从而可以获得低成本的融资机会。

资产证券化对于银行意义尤为重要，首先，经过资产证券化，把银行“本金+利息”这种可能长达几十年的贷款一次性打包，作为证券产品售出，增强流动性。其次，在惜贷现象和高额储蓄并存的局面下，用出售资产的方式分流掉部分储蓄资金，能够降低资金成本，增加利润。再次，对于像住房抵押贷款和基础设施贷款，可以通过金融创新工具，使长、短期资产的转换更为便捷，在必要时对冲头寸敞口和规避利率风险。因此资产证券化在改变金融资源配置结构的同时，也改变了金融风险的配置结构，实现银行信贷风险的“减压”。

2.投资者视角：拓宽了投资渠道，分散风险并提升收益水平

由于风险隔离制度将资产支持证券的信用风险与发起人的信用风险隔离开来，在资产证券化中，资产被真实出售给了SPV，这使得发起人的破产不会影响到资产支持证券的清偿，因此投资者只需要监督证券化资产池的风险，没有必要全面监督发起人的财务状况，而信用增级机构和流动性便利也为投资者提供了保障，降低了对资产池的监督成本。同时资产证券化产品具有较高的投资收益率，对于进行中、长期投资并要求投资收益稳定、风险较小的保险公司、社保基金和养老基金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3.券商视角：拓展了理财业务，提供了全新的盈利机会

作为资本市场中重要的参与者和组织者，在资产证券化产品设计、发行及上市交易的整个过程中，券商都可以作为产品设计人、承销商、交易商、做市商、财务顾问、投资咨询机构、机构投资者参与资金运作，其中蕴含着极大的创新机会，代表了市场扩张的可行性和获利性。

4.监管当局视角：加强了对金融机构的监督，改善了金融机构的质量

对于金融机构推出的资产证券化品种，经过信用增强和信用评级，更有利于相关资产风险的透明化，有助于金融监管当局的监管。而金融机构资产流动性的增强，会提升长期沉淀资产的质量，降低金融机构的流动性危机，改善金融机构的质量。

三、我国资产证券化的发展潜力

我国具有庞大的适合证券化的资产，使得未来的资产证券化发展潜力巨大。

（1）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据统计资料显示，近10年来，我国房地产住房抵押贷款的规模不断扩大，已成为银行贷款的主要方向之一，特别是个人住房抵押贷款，目前已接近20000亿元大关。住房抵押贷款的期限长且流动性差，而住房抵押贷款的资金来源为存款负债，期限短且缺乏弹性，这类资产与负债期限的不匹配极易使金融机构陷入资金周转不畅的困境。因此大力发展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MBS）已迫在眉睫，这样既能解决一直困扰商业银行“短存长贷”的流动性问题，提高住房抵押贷款一级市场上的资金供给量；又能及时调整银行业的资产负债结构，降低财务风险；还能为投资者参与房地产业提供全新的投资方式。

（2）商业银行不良资产证券化。银行不良资产具有“冰棍效应”，即损失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加大，虽然近年来，我国商业银行对不良资产的处置速度在加快，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目前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比例仍较高。因此，采用资产证券化，通过结构融资安排，发行不良资产担保证券，可以在较短时间内，按照低成本、高效益的原则，对不良资产采用批量处置或打包出售。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不断发展和完善，资产证券化将成为解决金融不良资产问题的重要途径。

（3）全流通时代定向增发是资产证券化的创新举措。资产证券化不仅包括众多衍生产品，而且还能根据我国实情进行创新。股权分置改革后，随着股份全流通进程的加快，上市公司大股东采取定向增发方式将优质资产注入企业，把流动能力差的土地、厂房等资产转化为流动性强的证券资产，实质就是大股东的资产证券化。为了确保股权利益最大化，大股东不得不考虑所注入资产的持续盈利能力，这样，中、小股东的利益无形中得到了保护。而对上市公司而言，受让公司的优质资产，有助于提升其资产的协同效应，提高资产的盈利能力，同时也避免关联交易，提高信息的透明度。这无疑将极大促进我国上市公司与大股东特殊关系的解决，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上市公司质量。

四、完善资产证券化融资效应的策略建议

（1）加快资产证券化的法律、法规建设。资产证券化作为从国外引入的一种创新品种，其特有的交易结构和构成要素与我国现行有关法律、法规存在着一些不衔接、不协调的问题。如SPV设立和“破产隔离”监管等问题还不能完全从法律层面上得到有效保障。SPV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法律实体，实际上是一个“空壳公司”，经营业务往往仅限于证券，存续期也有限，这显然与《公司法》的某些规定相冲突。关于“破产隔离”监管，应考虑两个层面：一是SPV购买的资产必须与发起人实现“破产隔离”，即这些资产不会因为发起人破产而作为清算资产；二是SPV需要与自身破产风险相隔离，即SPV不会遭受自愿的或强制性的破产，这也与现行《破产法》的规定存在矛盾。因此，我国应当在总结国内资产证券化实践的基础上，借鉴国外相关立法经验和做法，对资产证券化的特殊问题作出明确规定，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2）开拓资产证券化的品种和提升质量。现行我国进行证券化尝试的资产主要有住房抵押贷款、基础设施收费、出口应收款、不良资产、银行信贷等。其中，不良资产和银行信贷资产的现金流稳定性和信用能力距离资产证券化要求还有很大的差距；而住房抵押贷款、基础设施收费、出口应收款的资产性质比较符合证券化操作对标的资产的要求。但是要全面开展资产证券化业务，仅这些资产在种类和数量上都十分有限，况且目前资产证券化的门槛很高，只能对部分信誉高、现金流稳定充足的大型企业开放，中、小企业则很难受益于这种融资方式。因此，拓展资产证券化的种类和提升质量已刻不容缓。

（3）打造金融机构的专业理财服务品牌。金融服务机构的主要障碍是中介机构专业服务不够，尤其是信用评级专业服务的缺乏。目前我国金融中介机构的质量不高，且只有少数券商有资格提供服务，因为存在信用度差等问题，影响并阻碍了未来资产证券化产品的推出。资产证券化产品属于信用敏感的固定收益产品，信用评级机构对产品的信用评级报告是资产证券化产品信息披露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资产本身历史记录原因和对资产信用评级标准的缺乏，信用评级服务还远远不能满足资产证券化发展的要求。因此，随着法规制度、市场环境的逐步完善，资产证券化愈发显示出其个性化特征及其便捷的融资效应，决定了金融机构必须以全新的理财方式推出多元化的资产证券化产品，竭力打造高质量的专业理财服务品牌。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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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确立发展住房抵押贷款（MBS）的模式之前，最基本的步骤就是要建立证券化的专门机构（SPC或SPV），来组织和引导MBS在我国的顺利试点和推进。通常来说，根据房地产抵押贷款证券发行主体的性质不同，其证券机构一般可以有三种基本模式：一是政府管理的住房抵押贷款证券机构；二是政府支持、社会公众或法人机构持股以商业方式运作的住宅贷款证券公司；三是纯粹由社会法人机构，甚至是私人持股的住宅贷款证券公司。对此，有以下三方面的基本判断：

由政府主导设立证券化专门机构。发展住房抵押贷款(MBS)隐含着很多公共政策目标，如支持中低收入居民购房、促进住宅金融体系的稳定和住宅产业发展等等，这都是政府应当承担的职责。因此，在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西方国家，政府都在MBS运作中起着核心作用。从美国的几家SPV来看，政府给予众多优惠政策，这类政府信誉的隐性担保，对于MBS的顺利开展和交易成本的降低都是十分重要的。当然，政府主导还体现在其他方面，例如加强对MBS过程和相关主体的监管、制定相关的财务会计制度予以规范等。

把建立政府背景的证券化专门机构作为推进MBS的出发点，是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方面，首先建立政府背景的证券化专门机构，可以为住房抵押贷款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的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另一方面，有助于防止民间自发性试点所带来的额外改革成本，也有利于充分体现政府公共政策的具体目标。

证券化专门机构的出资方式有两种考虑：我国成立推进MBS的证券化专门机构，可以考虑两种出资方式，一种是参照中央汇金公司的模式，利用外汇储备进行注资。另一种是把发展MBS纳入国家政策性金融体系，由现有政策性银行注资成立证券化专门机构。国家开发银行是政府的开发性金融机构，具有准级的国家信用。由国家开发银行来发起成立证券化专门机构是非常不错的选择。由于住房抵押贷款债权自身存在风险，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的实施。为了维护个人住房抵押贷款业务，美国政府设有政府性质的信用保险机构来专门为个人申请住房贷款提供经济担保或保险。住房贷款债权证券化后，美国政府及各保险机构又及时对该类证券及其发行主体进行较为全面的信用担保。同时制定各种法规来防范金融机构在开展住房抵押贷款及其证券化过程中存在的众多风险。正是有如此健全完善的住房贷款证券保险制度，使以住房贷款权为基础的证券资产风险得到最大程度的合理控制，住房贷款证券的发行和交易才得以顺利展开。

目前建设银行推出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业务，将银行的一定规模个人房贷资产筛选集合信托于受托机构，由受托机构以上述资产所产生的现金流为基础发行证券。这一证券产品将以债券形式在银行间债券市场上发行并流通。

建立信用保证体系

已收购的抵押担保债权组群，由政府信用加强，为保险公司等其他信用保证机构作担保，使之能按时支付本息，从而获得较高的信用评估。

首先,我国要建立独立的评估体系。由于住房抵押贷款的证券化会以打包的形式进行,标的比较大,也有可能把不同地域的房屋组合在一起。因此,在缺乏有影响力的独立资产评估公司的情况下,对地价、地面建筑质地的评估,显然会有一定的技术难度,所以我国有必要建立独立的评估体系。同时,我国目前并没有完整的资信体系,要尽快建立健全个人信用制度,包括个人信用登记、评估、风险防范等一系列制度，也对个人的偿债能力进行评估。这些都是推广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的必要措施。

其次，确保担保中间人的信用，降低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的风险。在美国，基于住房抵押贷款的证券必须具有全国公认的统计评级机构所评定的两类最高级别中的一类的资格，为了得到这种评定级别，通常必须提供某些形式的信用提高。20世纪30年代美国就设立了联邦地产贷款银行委员会，由其与政府国民抵押协会、联邦国民抵押协会、联邦房屋贷款抵押公司和商业银行共同组成一套完整的抵押贷款体系，对住房抵押信贷业务采取了一些优惠措施。而我国目前除了建立住房公积金制度以外，还没有完整的住房金融体系和相关的保险体系。现在，住房信贷不仅是银行质量最好的资产，而且增长速度也很快，如果没有完整的信用担保体系，大面积推行住房信贷资产证券化，将是银行潜在的风险。

在我国现有的特殊情况之下，我们更有必要得到政府的积极支持甚至主导。政府的主导主要体现在支持或者直接参与设立证券化的专门机构（SPC或SPV）、制定各种方针政策、法律法规、制定各种标准等。政府主导运作方式在我国的好处，一是有利于体现和落实政府的各种公共政策。二是政府通过影响SPV可以间接调控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三是有利于降低按揭证券化运作成本，主要是免除了昂贵的信用增级费用，便于按揭证券化起步。四是按揭证券化运作主体比较集中，有利于形成统一的按揭证券化市场，有利于促进全国或整个地区范围内的按揭贷款标准化。五是我国现阶段各种中介机构的信用等级都比较低，诚信度也有待于进一步的提高，在这种情况下，由政府出面进行证券化，可以增强市场的信心。

构建住房抵押贷款一、二级市场

建立完善、坚实的住房抵押贷款一级市场

一个完整的住房抵押贷款市场包括住房抵押贷款一级市场和住房抵押贷款二级市场。抵押贷款一级市场即按揭贷款市场，是指购房者（按揭人）以房产作抵押向金融机构申请贷款，银行对其进行严格审查后发放贷款的市场。在一级市场,通过证券承销等中介机构作用，将抵押债权证券在市场上转为广大投资者、企业法人、金融机构所拥有。

一般情况下，投资房地产抵押债权的投资者并不是一级市场的购房者，一般为证券投资者。一级市场形成的银行拥有的房地产抵押债权通过金融市场转让给这些证券投资者，从而取得再进行房地产抵押贷款的资金。

抵押贷款一级市场涉及到银行的安全性、盈利性和流动性。一是银行贷给按揭人的资金是银行对储蓄者的负债。储蓄期限一般较短，而按揭贷款的还款期限较长，银行长期资产与短期负债不匹配，就不能化解未来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二是资产的流动性和期限呈反方向变动，期限越长，流动性越低，住房抵押贷款本身的特性决定了其流动性较差，因此目前各银行都严格限制贷款期限；三是风险大，由于按揭贷款是期限很长的债权资产，银行面临的利率风险就很大；另外，当客户因某种原因失去偿还能力或者认为违约产生的利益超过违约所产生的损失时，就会发生信用风险。由于上述原因，银行开展住房抵押贷款业务的积极性不高。这也是目前银行普遍“惜贷”的一个重要成因。鉴于此，为提高银行的积极性，可参照发达国家的作法，努力推动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发展房地产抵押贷款二级市场。

筑构完善的、流动性较强的抵押贷款二级市场

住房抵押贷款二级市场可以分为证券化市场和非证券化市场两部分。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即抵押债权证券化，是房地产证券化的一种，它是指住房抵押贷款机构将其所持有的抵押债权汇集重组为抵押组群，经过政府机构或私人机构的担保和信用加强，以证券的形式出售给投资者的融资过程，由此而形成的资金流通市场，称抵押贷款二级市场。非证券化市场是指由投资者直接买断住房抵押贷款，从而实现相关债权主体的直接转换。

美、加的共同特点是，先有一级市场的住房抵押贷款保险和担保，在一级市场比较规范的基础上发展二级市场。由于有一级市场的保险和担保，二级市场对MBS担保的风险大大降低。目前，美、加住房抵押贷款利率与MBS利率间的利差一般只有0.5个百分点，其中包括了服务费和二级市场的担保费。如果一级市场不规范，个贷风险很大，那么二级市场对MBS担保的风险就很大，或者对MBS进行信用增级的成本就很高，就会削弱投资者对MBS的兴趣。另一方面，二级市场的发展又进一步促进了一级市场的规范。

要发行抵押贷款证券必须建立完善的、流动性较强的抵押贷款二级市场。包括：首先，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只有保证正常的交易秩序，住房抵押贷款证券才能有效流动，其效应才能真正得以发挥。目前，我国证券化方面的法制建设还很滞后，推行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有关管理部门面临着建立和完善有关金融市场和房地产市场法律、法规的任务。其二，深化金融改革。在国有银行商业化的同时，应大力发展人寿保险公司、养老基金、投资银行、抵押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建立多元化的投资融资机构，推进金融机构经营机制的转换，扩大住房信贷资金来源。其三，开发新的贷款种类。目前我国房地产抵押贷款的形式主要是职工住房抵押贷款，形式单一，且限制条件严格，这严重制约了住房抵押贷款市场的发展。针对这一情况，我们应学习国外经验，吸收一些适合国情的贷款形式，如分级偿还抵押贷款、可调整价格抵押贷款等，从而推动住房抵押贷款二级市场的发展。

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模式的构建

关于模式的选择一直是国内银行界争议不断的话题。在建设银行和工商银行以往上报的方案中，都采取的是表内融资模式。2002年底，央行希望商业银行能提出表外融资方案，一步到位地推进房贷证券化。而对于银行所热衷的准表外融资模式，由于中国法律上不允许银行出资成立相关机构，所以表外融资模式已成为银行进行房贷证券化的惟一通道。近来，建行最终方案采用了表外融资模式，即在银行外部设立特殊机构（SPV），用以收购银行资产，实现资产的真实出售。SPV一般分为特殊目的公司（SPC）和特殊目的信托（SPT）两种形式。由于SPC不符合《公司法》的规定，建行将采用SPT方式，在公开的债券市场上进行招标，基本上是发行基于中长期信贷资产的信托计划或者债券，为的就是将中长期资产变现、提高流动性、减少信贷风险。

国际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模式

“模式之争”曾是房贷证券化实施方案的一个焦点。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的模式选择，在国际上有三种通行模式：一是北美模式(以美国、加拿大为主)，也称表外融资模式，即在银行外部设立特殊机构（SPV），用以收购银行资产，实现资产的真实出售；二是欧洲模式（如德国模式），也称表内融资模式，即在银行内部设立一个机构，由这个机构运作证券化业务，资产的所有权仍属于银行，保留在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中；三是澳大利亚模式或亚洲模式(香港、日本等)，也称准表外模式，即由银行出资成立SPV，再将资产剥离出去。其中最为成熟、完善、久远的是北美模式。

北美模式强调由政府或准政府机构做信用担保，由于有政府信誉的担保，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在美、加被评定为三A级证券，几乎可等同于国债为无风险证券，在证券市场上占据了半壁江山，形成了和传统的股票、债券等证券业分庭抗争的局势。加拿大没有专设证券发行机构，其贷款发起人和证券发行人往往是同一机构，在加拿大抵押住宅公司(政府机构，负责审批监管该证券市场，并为证券提供信用担保、为证券市场提供支付和托管等金融服务，并从中提取保险费、担保费和资格审查费)的审批认可下，凡从事政府担保抵押贷款业务的金融机构，均可成为证券发行人。这样做的优势在于，避免了政府担保机构资产负债不平衡，需靠发行债券来融通资金的风险，从而有效地实现了“真实出售”。其通过资格认定以加强监管，降低了抵押贷款证券化的运作风险，依靠收取保费补偿了拖欠风险，保障了证券利息的及时支付。北美住房抵押贷款证券以其信誉高、品种多、流动性强和收益稳定的特点，成为金融市场上各类债券定价的参照标准。

欧洲各国的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市场，多为金融机构以自持的住房贷款为基础发行抵押贷款证券，在没有政府信用担保的前提下，依赖于信用机制的增强来提高信用等级，该证券的低收益率和较高风险率，很难博得投资者的青睐，因此其发展大大落后于北美国家。

香港金融管理局作为债券发行的管理人和人，注资成立了香港按揭抵押公司，由该公司担任抵押贷款证券的发行人，专门从事抵押贷款证券化运作，它通过从金融机构购买抵押贷款，建立起“贷款库”以发行、担保抵押贷款证券。为提高信用等级，降低经营风险，该按揭抵押公司与保险公司联合发起了住房抵押贷款保险计划，通过与有实力的保险公司签署再保险协议，为投资者提供了信用担保。按揭证券公司(HKMC)正是通过抵押贷款的买卖、逆向回购、贷款与债券转换，调控货币供给，减少了港元利率的波动。

制度引领市场，我们看到，北美的政府主导型模式优势显著，它在规范市场运作、提高住房抵押贷款证券信誉等方面所做的工作极具成效。房地产-[飞诺网]

国内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选择模式

当前在我国推行MBS，有以下三种具体模式可以选择：

HKMC模式：所谓HKMC模式，就是指参照香港按揭公司发展的基本经验，即首先由政府主导成立公司形式的证券化专门机构，并由政府给予一定的融资支持。在发展MBS的初期，该证券化公司一方面购买并持有住房抵押贷款(BuyandHolding)，另一方面引导和促进抵押贷款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的完善，从而为将来发行MBS产品创造条件，并满足政府针对住房抵押贷款和住宅金融的宏观调控目标。在未来各方面条件（包括法律和制度条件）成熟之后，即由该证券化公司通过新的SPC或SPV来发行抵押贷款证券，实现MBS的表外操作。

FannieMae模式：所谓FannieMae模式，是指参照美国FannieMae公司发展的基本经验，先由政府成立证券化公司，该证券化公司的基本职能定位于实现政府在住宅金融体系发展中的部分政策性金融目标。在未来条件成熟之后，由该公司在有效的外部条件下发行真正的MBS产品。每个MBS都由一个经分散化的抵押贷款组合或抵押参与证书组合的支持。

CMHC模式：所谓CMHC模式，是指参照加拿大抵押住宅公司的经验和职能定位，来确立所成立证券化公司的未来发展模式。早在1945年，加拿大联邦政府就成立了CMHC，到1987年，CMHC经营范围进一步扩大，成为加拿大抵押贷款证券业务主管机构。在这种制度安排下，凡从事政府担保抵押贷款业务的金融机构，包括银行、信托公司、保险公司、贷款公司和信用社等，经加拿大抵押住房公司资格认定，均可成为抵押贷款证券的发行机构，但每次发行需要得到CHMC的审批。所有金融机构都可以成为抵押贷款证券的投资者。加拿大抵押住房公司委托蒙特利尔信托公司（CPTA）作为中央支付和汇兑机构，负责从发行机构收回抵押贷款本息，向证券投资支付收益，并向CMHC提供市场交易、价格等方面的信息。

在这种模式中，没有特设证券发行机构（SPV），但有效地实现了真实出售，即已出售资产与银行资产的真实剥离。如果借鉴这种模式，那么证券化公司的未来业务就应当定位于两方面，一是对MBS市场进行监管，二是负责贷款的保险、证券按期支付的担保，从中提取保险、担保费和资格审查费。

我国应借鉴加拿大模式，通过立法成立全国性住房抵押证券公司(政府机构)。由其作为业务主管机构负责审批、监管证券市场，并为证券提供信用担保；为市场提供支付和托管等金融服务。在设计抵押证券市场框架时，应将抵押证券市场与整个金融市场有机结合起来，将住房信贷与一揽子货币供给有机结合起来，这样才有利于优化金融结构、融资结构，促进整个金融业与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首先，住房抵押证券公司可以根据市场的需求，创建多样化的金融产品：一是尝试推出抵押贷款的批发买卖业务，即当银行资金短缺时，抵押证券公司可以通过收购抵押贷款，向银行注入资金，以缓解银行的流动性风险。当市场利率下降，银行资金充裕时，抵押证券公司可以通过“逆向”操作，出售抵押贷款，让银行继续享有抵押贷款所带来的稳定收益，以利于银行改善资产结构；二是尝试银行抵押贷款与证券公司债券的置换，即银行向证券公司出售抵押贷款以换取其他有价证券。这种置换一方面可以避免银行出售贷款后资产的萎缩，另一方面银行可以从持有债券中获得固定收益和贷款服务费收入。其次，构建市场供需网络，建立标准化的抵押担保保险合约，通过完善证券交易过程中的中介服务，降低信用风险，从而更好地防范抵押证券市场的运作风险。最后，住房抵押证券公司可以与商业保险公司联合推出抵押贷款保险业务，建立全国统一的抵押保险计划，以弥补各城市置业担保公司业务运作不规范、专业水准低、抗风险能力弱的弊端。将一级市场的抵押贷款信用保险与二级市场的证券担保有机结合起来，从源头上(抵押一级上)降低抵押贷款的信用风险，使抵押证券公司向投资者提供的偿付、担保力更加坚实可靠。

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模式构建中应注意：首先，建立健全完善的运行机制和法律体制是消除不确定性，保障MBS顺利运行的关键。其次，当抵押贷款人不能偿还银行贷款被抵押房被没收或强制拍卖之后，其居住是个很大的社会问题。第三，我国运行MBS的另一个重要问题便是银行有无房贷证券化的需求。因为证券化的最大意义在于通过市场将有限的资本转化为无限资本，提高资金周转率。我国的商业银行因为资金充足即使不将贷款证券化也不愁没有资金，故需求不旺，潜力巨大。所以，建议先针对公积金贷款推行证券化，随着商业化个人住房抵押贷款业务的不断增长，再推行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最后，因为证券投资人看不到证券资产且不是亲自经营这些资产，便会形成一种“人”的风险，这个风险必然要求一定的代价，所以资产转化为证券之后会有价值的流失，影响投资者选择证券。这也是推行MBS面临的一个问题。

我国推行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不仅是为了一种工具创新，更重要的是要实现一种制度创新，它将为更多金融产品创新提供动力机制，在满足各种金融机构优化资产结构、获取利润降低风险的同时，引导社会资金流向与居民生活密切相关的普通住宅市场，从而拉动国民经济的增长。

内容摘要：住房贷款证券化是指将银行的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这可以使银行迅速收回滞留在长期住房抵押贷款上的资金，使银行有更多的资金周转用于发放住房抵押贷款，银行用较低的成本来调整自己的资产负债结构，消除短存长贷现象，更好地参与住房金融市场和进行业务创新。进行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还可以开拓住房金融二级市场，解决一级市场自身无法解决的有关流动性、资金供给等一系列问题，进而形成一个较为完备的住房金融体系。本文重点探讨了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的实质性内容和模式构建。

关键词：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信用保证体系证券化市场模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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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碳金融；低碳经济；制度体系；产品创新

中图分类号：F830.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4392（2011）01-0018-04

一、我国碳金融的发展现状

（一）相关法律政策体系

碳金融的实质是利用金融手段实现环境保护的目的，与此相关的法律政策可以分为两大方面：

1.法律和政策依据。作为仅次于美国的排放大国，中国政府始终把节能减排、控制温室气体排放作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和长远战略方针，并因此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和政策性规定。我国政府先后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清洁发展机制项目运行管理办法》、《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中国清洁发展机制基金管理办法》等法律和规范性文件，为节能减排和排放权交易提供了法律和政策依据。此外，《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还规定了二氧化硫、化学需氧量等污染物的控制指标和严格的排污许可证制度，为开展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排放权交易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制度基础。

2.金融服务政策。我国早在1980年就制定了“开发与节约并重,近期把节约放在优先地位”的能源发展方针,明确规定将节能作为我国一项长远的战略任务,将其纳入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中。为此，我国通过制定一系列的财政税收优惠政策、金融贷款服务政策和节能奖金制度等激励措施推动减排。其中，金融贷款服务政策有：

1981年,国家计委的《关于使用中国人民建设银行节能贷款有关事项的通知》和《关于使用中国人民银行节能中短期专项贷款有关事项的通知》中规定对节能项目实行优惠贷款利率；1984年，国家出台的《关于环境保护资金渠道的规定通知》中明确提出环境保护资金来源的八个渠道，涉及到很多银行信贷方面的规定；1995年，国家环保总局印发的《关于运用信贷政策促进环境保护工作的通知》和中国人民银行的《关于贯彻信贷政策与加强环境保护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中明确要求各级金融部门在信贷工作中重视资源和环境保护，把生态保护和防治污染作为信贷的主要考虑因素；对有利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产业和产品，金融机构要予以积极贷款支持；1998年中国人民银行的《关于落实国务院确定的专项贷款有关问题的通知》规定国家节能专项贷款由节能主管部门向商业银行推荐项目，银行统筹安排专项资金，经项目评估后实施；2004年，国家发改委、中国人民银行和银监会联合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产业政策和信贷政策协调配合控制信贷风险有关问题的通知》；2005年底，国务院的《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中规定对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环保标准的企业停止放贷，为建立健全有利于环保的信贷制度提供了有利支持；2007年6月国务院《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指出，国家鼓励和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节能技术改造项目的信贷支持，优先为符合条件的节能项目提供直接融资服务；6月29日《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改进和加强节能环保领域金融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强调国家金融机构将着重支持节能技术创新和改造，加大基础产品和衍生产品的创新力度，多角度拓展节能环保企业的筹资渠道，降低其筹资成本；同年7月，国家环保总局、中国人民银行和银监会联合颁布的《关于落实环保政策法规防范信贷风险的意见》中提出了实施绿色信贷等具体要求； 2008年1月，国家环保总局与世界银行国际金融公司（IFC）签署合作协议，开展“赤道原则”标准研究与推广项目，计划推出针对污染减排重点行业的“绿色信贷”指南，使商业银行在审查信贷项目时能明确有关行业环保要求。

（二）我国碳金融的现有实践

1.清洁发展机制。目前，中国已经成为CDM的最大卖家,根据世界银行数据，截至2009年底，中国CDM的交易份额已经扩大到72%，有学者估计该份额今年将达到75%。预计到2012年，中国在联合国EB组织注册的CDM项目的二氧化碳减排总量将达到15~20亿吨；排除价格波动和中介利润，按国家的最低限价是8欧元/吨（可再生类项目为10欧元/吨）的平均市场价格来算，这些CDM项目将为中国带来105~140亿美元的收入。

2.绿色信贷。目前，国内的银行关于碳金融的实践主要集中在绿色信贷领域。绿色信贷是指银行等金融机构依据国家的环境经济政策和产业政策，对研发、生产治污设施，从事生态保护与建设，开发、利用能源，从事循环经济生产、绿色制造和生态农业的企业或机构提供贷款，扶持并实施优惠性的低利率，而对污染生产和污染企业的新建项目投资贷款和流动资金进行贷款额度限制并实施惩罚性高利率的政策手段。

2007年，《关于落实环境保护政策法规防范信贷风险的意见》的颁布标志着“绿色信贷”这一经济手段全面进入到我国减排领域。江苏、浙江、河南、黑龙江、陕西、山西、青海、深圳、宁波、沈阳、西安等多个省市的环保部门与所在地的金融监管机构，联合出台了有关“绿色信贷”的实施方案和具体细则。据不完全统计，五家大型银行2007年共发放支持节能减排重点项目贷款1063.34亿元，支持节能减排技术创新贷款38.78亿元，节能减排技改贷款209.41亿元，收回不符合国家政策的企业贷款39.34亿元。

2006年兴业银行与IFC签署了《能效效率融资项目合作协议》（CHUEE），成为我国首家推出能效贷款的银行，除了向节能减排企业提供融资支持外，还提供财务顾问服务，并帮助企业挖掘碳交易机会，2008年10月31日，兴业银行宣布接受赤道原则，成为首家中资赤道金融机构。

3.碳基金。目前，中国主要的碳基金包括中国清洁发展机制基金（CDM基金）和绿色碳基金。2007年3月，由财政部牵头、七部委共同运作的CDM基金开始正式运营。CDM基金是由国务院批准建立的、兼顾政策性与开发性的，具有长期性、公益性的开放式和不以营利为目的的国有独资基金，由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金融组织的赠款和合作资金、个人捐款、国家从清洁发展机制减排项目中获得的一定比例的收益，CDM基金管理中心开展基金业务取得的运营收入以及国务院批准的其他收入组成；由设在财政部的CDM基金管理中心进行管理；由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外交部和科技部等部委组成的审核理事会对CDM基金支持的项目进行审核。

中国绿色碳基金是在中国林业管理部门的倡导和组织下，以自愿参与为原则，由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首先注入3亿元人民币，用于专门开展碳汇活动。由中国绿色碳基金投资的林木归属于农民所有，林木固定的二氧化碳将计入投资者的账户，并在网上进行公布。绿色碳基金设在中国绿化基金会下，作为一个专户进行管理。

国内很多银行在碳基金理财产品方面也进行了大胆尝试。2007年8月，中国银行推出挂钩二氧化碳排放额度的基金。同年9月，深圳发展银行推出与二氧化碳排放权挂钩的本外币理财产品，至2008年9月到期时人民币和美元产品分别实现了7.345%与14.125%的收益。这些创新为客户提供了投资绿色环保类金融产品的机会,也为碳金融的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

二、我国碳金融存在的问题

（一）缺乏碳金融的直接法律依据

纵观国际碳金融的成功实践，碳交易和碳金融的发展离不开法律制度的支持，我国政府虽然已经签署了《议定书》，但目前并没有从立法上强制要求减排，而且减排目标的落实还需要后续的额度分配、监测、考核、问责等配套政策支持。因此，只有通过立法，在统一的社会规范和协调的法律体系下，通过构建碳排放的约束环境，才能真正促进低碳经济的发展，使为低碳经济服务的碳金融有生存之本。

（二）缺乏专门的约束和激励政策

发展碳金融的主要目的是加强环境监管与信贷管理，实现资源消耗指标和碳排放指标的金融化，从而实现低碳经济发展。但是，目前在我国环境保护法律体系中，尚没有关于碳交易和碳金融的明确规定，法规政策中涉及银行义务的条款大多为建议性质，缺乏对相关机构的基于法律保障的约束和激励机制，严重影响了企业加大环保投入和银行开发低碳产品的积极性。因此，在实践中，部分地区尤其是欠发达地区，“三高”企业和国家宏观调控产业大多为当地的税收大户和支柱产业，是银行的主要客户和民间资本争夺市场的重要对象，导致环保严重违规企业的资金链难以切断，弱化了信贷对污染企业的影响，加上地方保护主义盛行，对环保违规企业的惩戒不到位，难以真正制约污染企业、鼓励节能环保企业。

（三）缺乏配套法规和实施细则

目前关于绿色信贷的标准多为综合性、原则性的规定，缺少具体的指导目录和准入、技术、排放、能源消耗和循环利用能力等标准，环保、健康、安全等绩效评价指南等尚不完善，银行难以据此制定相关监管措施及实施细则。虽然赤道原则为银行提供了很好的操作指南，但是赤道原则属于自愿性规范，不具有法律约束力，而且其具有的巨大灵活性加大了操作中的不确定性和违规的可能性，大部分银行仍停留在审查借款人或项目环境守法信息的初级阶段，尚未形成系统、规范的环境和社会风险管理流程和制度，加大了银行风险识别和管理难度。

（四）产品单一

目前，我国碳金融产品主要限于CERs（经核证的减排量）、绿色信贷和碳基金，虽然我国是国际上CER的最大卖家，但是由于中国缺乏碳金融中介服务机构，致使现有的项目几乎都依赖于国际碳基金或中间商。这些中介机构凭借其强大的资金实力和技术优势，通过低价买入CDM的产品CERs，在国际碳交易市场上进行现货或者各种衍生品的交易，获取丰厚的利润，使得中国再次成为世界金融工厂低端链条中的一环，承担了为他人做嫁衣的角色。此外，还造成中国CDM的注册率较低，且主要集中在HFC-23等对我国可持续发展无益的项目类型。

虽然中国CDM基金和绿色碳基金是在结合中国现状的基础上，将国际碳基金移植到中国的有益尝试，但是无论从其资金来源还是资金用途方面都与国际碳基金相差巨大，两者均不能直接进行碳减排指标的交易，这也是导致我国在碳交易市场仍然处于比较被动的地位，无法真正发挥碳基金的引导和支持作用的主要原因。

三、我国碳金融发展的路径选择和实施建议

（一）建立和完善现有的法律政策体系

1.进行碳减排的专门立法。我国应当将减排目标以法律形式予以明确，引入绿色GDP的评价体系，将环保指标纳入地方政府考核体系，规范地方政府行为，避免地方保护主义对绿色信贷的扭曲；并制定倾向于低碳信贷的激励政策，创造公平的政策和市场环境鼓励银行等金融机构向低碳产业和企业倾斜，通过价格、税收、利率和保险等经济手段鼓励企业建立一套长期有效的低碳发展机制。

2.完善配套法规建设，规范碳金融发展。第一，加快环境税、生态补偿、绿色贸易、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等环境经济政策的研究步伐，以经济利益杠杆调节企业环境行为，与碳金融政策形成合力；第二，建立与环保机构的协作机制。推进碳金融必须加强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之间的协调合作，建设统一的信息沟通机制，降低信息取得成本，提高信息的及时性、全面性和使用效果。环保部、人民银行、监管部门应继续加强合作，引导和督促银行认真落实国家产业政策和环保政策，进一步完善环保征信系统，构建信息交流与共享平台，完善信息沟通和共享机制；第三，加强碳金融专业人才建设。碳金融业务不仅涉及市场交易、国际金融、投资咨询等金融专业知识，还涉及许多碳专业技术内容，这就需要借鉴国外环境风险评估和管理的有利经验，加强碳金融专业人才建设，培养碳金融领域的高素质团队。

（二）完善银行内控制度体系

1.制定与“赤道原则”配套的操作性规则。第一，出台“绿色信贷”实施方案和具体细则，加强制度约束的刚性和可操作性，使银行支持或约束企业影响环境的行为建立在更严格的法律基础上；第二，建立初始环境评审制度、可持续发展政策、组织结构及人员配置、项目融资交易的环境管理程序与标准、贷款合同管理制度、内部信息和培训制度、外部报告制度、监督审查制度、纠正行动制度、磋商和同意制度以及独立的问责制度；第三，根据国家的绿色信贷指南，积极接受环保与监管部门的窗口指导，不断优化和理顺企业环保信息的披露渠道，要求企业编制环境与社会审查报告，提出规避环境影响的方法。

2.构建二维低碳信贷体系。一维是低碳企业的贷款，二维是CDM的CERs贷款，两维体系可以相互促进，和谐共生。通过向CDM项目下CERs进行贷款，引进发达国家节能减排技术和资金援助的同时，又可促进低碳企业对能源的高效利用和清洁开发，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同时，商业银行可以借助该体系创新碳金融产品，研究开发碳基金以及证券化的金融衍生产品，寻求新的碳金融发展机遇。

（三）构建统一的碳交易市场和交易平台

碳金融与碳交易是分不开的，碳交易是碳金融发展的基石。虽然我国北京、上海和天津也相继成立了排放权交易所，成为中国最早的碳交易平台，但目前还仅限于二氧化硫、COD等排污权指标以及节能环保技术的转让交易，中国碳金融市场的建设还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因此，我国应加快对国际碳交易制度、交易规则和定价规律的研究，尽快建立类似于欧盟排放交易机制下的碳交易市场和交易平台，为买卖双方提供充分的供求信息，降低交易成本，实现公平合理定价。此外，还应当积极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使人民币成为碳交易计价的主要结算货币，增加中国对国际货币体系的发言权。

（四）建立以低碳基金为中心的碳金融体系

1.建立低碳引导基金和各种产业碳基金。作为碳交易市场的主体，碳基金对碳金融市场的拓展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国际碳基金通过购买CER和转手交易，增加了项目的资金融通能力，降低了资金风险，从而获得巨大收益。鉴于碳基金所发挥的巨大资金杠杆效应和对CDM项目领域的引导作用，我国有必要借鉴国际碳基金的经验，通过改革现有的中国CDM基金的运作模式，将其定位为低碳引导基金，引导我国CDM项目的健康发展，使中国的碳基金能够逐渐参与到国际碳金融市场中，为构建我国的碳交易市场奠定基础。

2.开发新型碳金融产品。一是实施排放权抵押贷款。排放权抵押贷款最早出现于2008年浙江省嘉兴市，排放权许可证的抵押贷款按照交易额的70%予以授信并享有在同等条件下更加优惠的利率。截至2010年4月14日，嘉兴银行排污权抵押贷款客户总授信额达到3240万元，贷款额为1330万元。银行可以利用排放权抵押贷款开发碳基金理财产品面向普通客户，将其闲散资金集中起来用于为具有良好信用记录和发展潜力的企业的排放权提供融资，收益则来自于出售CERs取得的利润，不仅可以有效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困境，而且拓展了银行的业务范围，有利于潜在客户的挖掘和培育。

二是提供可持续发展项目的投融资服务。为支持低碳经济发展，很多发达国家企业开始转向对环境友好型项目，如环保技术、节能、水循环设施、垃圾填埋、环境管理系统等以及再生能源项目，如风能、太阳能、潮汐能等的投资开发。据估计，其中仅减排技术市场规模就近4000亿美元，无疑为银行业提供了广阔的信贷市场。碳金融产品的特点是对环境融资产品的创新。环境融资项目一旦被开发成为环境融资产品，银行业的信贷杠杆效应将进一步深化。具体而言，我国金融机构可以通过与国际金融机构合作，通过融资租赁、BOT、现金杠杆、能源合同管理、设备供应商买方信贷、设备供应商增产和公用事业服务商模式等方式对项目提供融资，针对特定环境问题加大研发创新力度，不断推出新型环境融资产品，充分发挥杠杆效应，为自身带来丰厚收益。

三是推行资产证券化。在美国，各种能产生未来稳定现金流的资产都被改造成为证券化的基础资产，资产证券化已经作为一项重要的创新在金融领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不论是碳排放权还是循环经济项目，都能直接或间接体现为会计效益，形成一定现金流和资产池，而信托公司在资产证券化方面已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可以借助资产证券化技术，通过对现有的一些存量CDM项目打包，组建资产池，在金融市场上发行资产支持证券，从而盘活现有的项目资产，提高企业的现金流，为继续发展新能源项目提供资金支持。通过担保等手段的信用升级，为证券化产品提供信用保证，有利于吸引社会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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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基于A集团战略目标的实现，从A集团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分析了A集团财务资源的优劣势、多元化经营和资本运作的经验和不足，然后提出资本运作推动集团多元化经营配套的思路、模式和路径，为集团的多元化发展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和保障，从而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的目标。同时A集团资本运作的模式和经验，可以给同行业的企业以启迪，对行业资本运作提供一种借鉴，给企业带来更多的发展机遇和空间。

【关键词】

A集团；多元化经营；资本运作

随着多元化企业集团的蓬勃发展，资本运作已成为国内外学术界的重点研究领域。西方学者对此进行了深入有效的研究，取得了大量极具借鉴意义的研究成果。20世纪70年代初Williamson对联合大企业进行研究时提出内部资本市场的概念，之后许多国外学者对其进行了深入的跟进研究，使内部资本市场理论日趋完善、成熟。其理论以成为研究集团内部资金配置的主要理论[1]，内部资本市场可以提升企业集团的绩效。而一些学者认为内部资本市场的存在会制约公司治理水平的提高，Stein认为联合大企业能以更低的成本从外部资本市场融资[2]。Grtner等认为，内部资本市场与外部资本市场有本质区别，表现在：在内部资本市场中，公司总部拥有资金使用部门资产的所有权和剩余控制权；在外部资本市场范围内，出资者并不拥有资金使用部门资产的所有权和控制权。这一特性也就决定了在资源配置方式等方面内、外部资本市场的差异点[3]。20世纪90年代中国也开始研究这些理论，结合中国自身特点，然后运用在我国的经济发展中，形成了实质性的进展和成果。总结为四个方面：一是理论建模；二是文献综述；三是实证检验；四是案例研究[4]。企业经营多元化是美国专家安索夫著的《公司战略》中提出的企业4个基本的经营战略之一。

其内容是指企业通过新产品的开发,进入新的市场,也称为产品线扩张战略,目的是实现企业的快速扩张[5]。国家改革开放30多年来,特别是近几年,为适应企业发展壮大所需及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入发展,企业多元化经营发展战略已逐步登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6]。A集团公司作为X省能源战略实施和能源发展、改革、创新平台，肩负着保障X省能源生产、安全、利用能源优势带动X省产业经济发展的重大使命。文章在分析A集团公司多元化经营和资本运作情况的基础上，基于集团战略目标的实现，探讨资本运作的模式和效应。同时A集团资本运作的模式和经验，可以给同行业的企业以启迪，对行业资本运作提供一种借鉴，给企业带来更多的发展机遇和空间。

一、A集团多元化经营分析

（一）多元化经营模式A集团自成立以来，通过投资和并购等多元化方式，逐步建立起以电力、油气为能源主体性业务，以煤炭、产业园区、能源装备、能源科技、能源贸易为能源支撑性业务，以金融、引水工程、信息化工程、国际化及其他业务为能源协同性业务的发展业务构架和格局。A集团收入和利润主要来源于电力生产及销售、煤炭生产及销售、能源物资贸易和其他四大板块，以及对其企业的投资收益。

（二）多元化经营分析A集团组建后将X省目前现有分散的、固化的存量资产进行了整合，以电为主转化为以能源为主，集团实现了向省域大型龙头企业迈进的重大跨越，成功地为X省掌控了一批电力、煤炭资源，形成了“以电、煤为主，相关多元发展”的集团化业务板块布局，初步形成了以水电、火电、新能源为主的电力板块，及煤炭、油气等能源资源开发，同时积极推进国际能源合作及高端电力装备制造、物流、贸易的集团化业务发展格局。

二、A集团资本运作分析

（一）资本运作方式A集团2012～2014年采用的资本运作方式包括：1.股票收购。收购X上市公司股票，持有上市公司不低于40%的股份，成为第一大股东，实现借壳上市。2.发行债券。发行了点心债、短期融资券、超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永续债、私募债、理财直融。3.银行贷款融资（含集团担保的贷款）。4.融资租赁。5.投资组成金融服务公司。6.其他融资方式。

（二）资本运作分析A集团通过认购X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的股份，成为了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主要目的是在市场化原则下，拟通过上市平台，进一步深化国企业改革，促进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强化资本运作能力，全面提高企业资产的质量与效益。在保证集团稳定和长期发展的基础上，加快A集团的产业发展建设，实现集团的战略发展目标，从而实现集团价值最大化。通过债券的发行，A集团用较低的成本募集资金，提高了集团权益资本比重，有效降低了集团的资金成本，改善了资产负债结构，降低了集团资产负债率。将资金投入到在建项目的运行中，加快了项目的建设，使项目能尽快的投产，促进了集团的发展。但是，随着集团的快速发展，举债规模逐年增大，资金筹集与投放的匹配与节奏，风险与收益的控制与管理，长期偿债压力增大，资本运作经验不足等是需解决的问题。基于集团发展战略和资本运作规划目标，强化集团资本运作的团队建设，优化集团资本运作的人才，通过高端人才汲取更多的外部合作机会，引进先进的资本运作经验来快速提升投资并购的项目经验与专业能力。通过外部专家与机构的培训及情报共享，扩大集团资本运作人才的视野，加快人才对创新性知识与先进经验的吸收，来逐步提升资本运作人才的核心能力，全面推进集团资本运作的整体水平。

三、资本运作推动A集团多元化发展的思路

（一）A集团实施资本运作的思路随着A集团的不断发展，公司规模的不断扩张，公司控股项目建设的推进、参股项目的注资和贸易业务的发展，公司债务和资产负债率呈逐年上升态势。根据公司的规划，未来几年公司仍将有较大规模的资本支付需求，预计公司仍将维持较大的融资规模。所以要靠自己实现多元化快速发展的战略，现有的财务还难以支持，集团只有强化集团资本运作，优化集团资本运作人才的建设，通过资本市场推动多元化发展实现战略目标。

（二）资本运作推动A集团多元化经营的模式1.以“主动的资本运作”为目标，充分发挥集团化管控效应。集团制定的战略，要围绕“发掘投资机会、强化融资能力、价值管理增值”，加强协调和研究策划工作，把重点工作转到形成优质项目、发现投资机会、运作上市。各公司执行战略，要围绕“投资－项目建设－管理/经营增值－效益最大化－做强做大主业”，提出实事求是的投资项目计划和商业计划，多渠道吸引优质合作伙伴，把工作重点转到进行市场化运作、专业化管理、发掘投资机会、资产增值增效、经营业态创新上。2.集团管控推行精细管、扁平化管理模式。在集团管理中，要推行扁平化，精干队伍，减少管理层级，积极分工合作、重组资产、协调利益，从日常工作、项目中解开来，有效推行绩效机制和财务考核。3.实施集团总部风险控制委员会及投资决定委员会工作制度。A：在进行项目投资时，要调动有关部门和中介机构，用建立融资退出渠道为出发点，实施高水平项目策划及实施方案和二级公司体制的论证选择，严把投资项目决策的操作实施的可行性和科学性。B：进行资本市场对接时，中介机构要提供专业的、全面、稳定服务，条件具备时集团应组建“投资决策委员会”，引入国内外外部专家，专业、科学决策，同资本市场保持紧密联系，同优秀公司、企业家全力合作，以利用资本市场多元机制优化和整合经营。C：进行风险控制时，建设集中统一的监督体系和风险控制体系，成立“项目内核委员会”，加大监督力度，近量做到事前事中事后风险防范。4.直接融资平台打造优质资源以实现双优上市。A：直接融资平台直接融资平台主要有出售或回购、公开上市、清算等形式。上市是集团资本运作的最佳选择。B：在优质增量上市时，先积极培育，后择机注入在以后的项目投资上，解决政策性业务和经营性业务动态平衡，对低风险的经营性业务进行开发。因战略需要外，项目投资应该转移到能够上市或注入上市的投资项目为重点。C：存量上市时要优化，应该先构建通道，然后再带动整体在对集团资产结构进行优化时，应确保对既有的板块和重大项目建设顺利推进，通过对优质资产的重组整合，努力打造上市直接融资平台，建构上市通道，为以后的资本运作打下基础。D：“两化融合”产融结合与资产证券化产融一体化是集团产业、金融业通过股权、资金、人事等进行内在结合或溶合。资产证券化是直接融资平台打造和优质资源掌控并举的最终形式，体现在鼓励项目公司积极打造上市平台，还要充分利用上市平台经营、融资、风险规避、价格发现的功能。应实施“合作战略”建立广泛的“经济统一战线”，积极发展多元化营。探索资本运作和金融服务、多元化经营等多种方式，开创条件解决多元化经营问题。同时寻找优秀合作者，利用合作者的专业技巧，发挥各自优势以取长补短。E：全面构建“资源－资产－资本”模式，即资源资产化模式、资产资本化、资本证券化、资源资产化。有效利用X省优势资源，积极打造产业板块和所属骨干企业，为培育出盈利能力强、产业规模大、投融资渠道通畅的产业及平台打下基础。资产资本化。对掌控的优质资源进行重组改制，对有效资产进行整合。资产证券化。积极打造直接融资平台，进行多方融资，提高集团的融资能力和产业规模，有效推动集团资产的快速扩张。

（三）资本运作推动A集团多元化经营的路径A集团资产大致有3种资本运作方式。一是可以上市优质资源的上市，二是不适合上市的优质资源采用能源产业基金等资本运作模式，三是通过金融资产的发现功能培育PE项目。

（四）资本运作推动A集团实现的目标1.建立A集团资产-资本的循环机制。作为X省政府所属最大的能源平台以及市场主体，A集团属下有很多子公司，集团应根据各个子公司情况，分别整合发展各板块资源，适度相关多元，稳步产融结合，做强核心业务，在制定资产经营规划时，增强内部资金池的作用，形成资产－资本的良性循环机制，建成稳固健全的资金产业链，以促进集团的长远发展。2.实现A集团能源金融控股集团的目标。当前X省金融业发展相对滞后，地方金融业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省市两级持有的金融牌照单一，金融业人才储备、管理经验都非常少，资产规模较小，还不具备组建地方金融控股集团的条件。A集团将来产业运营发展，当务之急是通过资本运作培育和搭建金融业务平台，扩大金融投资领域，拓展金融牌照和金融资产规模，最终成为X省的能源金融控股集团。3.实现A集团价值最大化的目标。A集团经过几年的发展，按照战略角色定位划分为三大功能性板块，即：能源主体业务、能源支撑业务、能源协同业务。并在此基础上，加快内部资产重组，优化产业结构布局，理清业务发展重点，建立项目筛选机制，最终实现主业优势突出、辅业支撑有力、其它业务高效协调发展的能源产业多元化组合布局。同时，利用香港国际自由港及金融中心的资源优势，成立了全资二级子公司香港X国际有限公司，将大力发展对外投资、工程承包、国际贸易、服务咨询等几大业务板块，并优化融资渠道和条件，创新资本运作和金融投资模式。通过合理的资本运作，采用最优的财务政策，充分考虑资金时间价值、风险、报酬的关系，在保证集团稳定和长期发展的基础上，实现集团的战略发展目标，从而实现集团价值最大化。

四、结论和展望

篇6

我国金融法律虽然规定银行、证券、保险要实行分业经营，但原有的经营理念、经营模式已明显不能适应当前激烈的竞争。上海作为我国的金融中心，金融各行业开拓市场、业务创新推出许多更合理的金融衍生产品，开展了许多新兴的中间业务。今年3月份，兴业银行上海分行推出第二期“万汇通”外汇资产管理顾问业务。工行上海市分行新一期个人外汇理财产品-“资多星”产品定于2004年2月26日至3月15日在该行的200多家理财网点公开认购。2002年9月，央行重新受理了中国建设银行经过修改的资产证券化方案-个人住房按揭贷款资产证券化，银行资产证券化已是箭在弦上，一触即发。中国保监会主席吴定富在全国保险工作会议上表示，将尽快制定保险资金以各种方式直接投资资本市场的实施方案，支持保险公司发行次级债券。华安基金管理公司总经理韩方河透露，公司经过长时间准备的ETF基金产品方案在上证所专家评审中获得好评，并已接到上证所关于共同开发该产品的通知。此外，公司正在与国际著名银行及资产管理集团进行技术合作，共同开发一揽子创新型的基金产品，如以金融衍生工具为投资标的的基金产品等。混业金融控股集团，已经成为不少上海本地证券公司如海通、国泰君安证券的定位。整合上海乃至全国的金融资源，特别是利用上海在金融行业的优势，以具有行业龙头地位的证券公司为主组建金融控股集团，将迅速优化金融产业结构，加速上海金融中心的形成。在这一系列新兴的金融衍生产品推出的背后，我们不难看出银行已不在是简单的提供存贷的信用工具，其正积极的证券、保险业务，保险资金的直接入市，将成为证券市场上重要的投资力量。银行、保险、证券等相互融合，混业经营的趋势势不可挡。

英国和日本“大爆炸”后轰轰烈烈的金融改革，美国《金融服务现代法案》的签署，为一家金融机构提供一条龙的全方位服务创造了可能性，提供了法律依据。银行间的兼并一浪高过一浪，特别是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证券公司）的加速融合，世界呈现金融混业的趋势。我国已加入WTO，根据承诺，我国在“入世”后五年内，逐步取消外资银行地域限制，外国银行将同我国银行一样享受国民待遇，在所有地区面向个人开展本外币零售银行业务。而我国民族金融业基础较弱，总体规模较小，可以预见在面对像花旗银行这样的金融“巨无霸”，我国金融业的竞争力将受到极大的挑战，可能影响金融业的安全与稳定，甚至影响整个国家的安定和繁荣。所以适应世界金融体制的改革，在中国有条件的逐步推行混业经营将是中国金融业发展的必由之路。由于我国地域广阔，经济发展不平衡，全面推行混业经营是不适应我国当前多层次生产力水平。但我们认为在上海，这个未来的国际金融中心，从已有的金融资源来看，逐渐推行混业经营，还是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可能性和现实性，并且其实施的经验可以为将来的立法提供实践经验。当前若以上海作为试点，推行混业经营的方针，无论从国家的政策、法律还是从现有的金融体制、规模、资源、手段，都可为其提供有力的保证。

1.政策与法律的支持。2004年2月的《国务院：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和稳定发展的9点意见》，在涉及下一步经济改革与发展的纲领性文件中，清晰地强调中国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发展，还属首次。该意见强调健全资本市场体系，丰富证券投资品种，建立以市场为主导的品种创新机制。此外我国还颁布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为混业经营的发展赋予法律上肯定。1999年8月，人民银行批准了有条件的证券公司和基金管理公司进入全国银行间同业市场，不久，又允许在银行同业拆借市场进行国债回购业务，以弥补短期头寸不足。2000年2月，人行、证监会联合了《证券公司股票抵押贷款管理办法》，允许符合条件的证券公司以自营的股票和证券投资基金券作质押向商业银行贷款，实际是商业银行与证券公司连接起来。允许保险资金通过证券投资基金进入股市。允许银行人寿保险业务。2001年7月《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暂行规定》明确商业银行在经过央行批准后，可以开办金融衍生业务、证券业务，以及投资基金托管、信息咨询、财务顾问等业务。这一系列法律法规为银行、证券、保险，在资金和业务上相互渗透提供了法律的基础。

2.金融机构的规模的扩大和治理结构的合理。上海现在有上海金融业增加值达到629亿元，同比增长7.6%.截至2003年末，上海金融机构总数达到423家，比2002年增加了77家。在所有金融机构中，银行80家，证券公司16家，基金管理公司15家，保险公司41家，信托公司、资产管理公司、财务公司、中介机构以及各类代表处270家。2003年，上海市中外资金融机构本外币存贷款余额分别达到1.73万亿元、1.32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3.8%、24%.银行间同业拆借和债券市场成交17.2万亿元，同比增长44.25%；上海证券交易所有价证券累计成交8.28万亿元，同比增长71%，占全国市场份额的87%；上海期货交易所累计成交6.05万亿元，同比增长269%，占全国市场份额的56%；外汇市场成交1511亿美元，日均成交量6.02亿美元，同比增长54.26％；上海黄金交易所成交金额达到245亿元。全市保费收入289.9亿元，同比增长22.02%. 如此相对发达和极具潜力的资本市场，可为推行混业经营试点提供广阔的平台。“混业经营要求金融机构产权明晰，有科学的企业治理结构。金融机构有较强的风险管理和风险控制能力，风险控制措施有效。” 当前我国正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建立四个资产管理公司，逐渐剥离四大国有银行的呆帐、坏帐，改善财务状况，促进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改革的总目标是，改革管理体制、完善治理结构、转换经营机制、 改善经营绩效，建设成为资本充足、内控严密、运营安全、服务和效益良好、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股份制商业银行。虽然我国金融机构还没有完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但与过去相比，已经有了实质性突破。改变了过去国有银行一统天下的局面，出现了第一个民营银行-民生银行。金融机构的产权正逐渐清晰、管理相对规范，建立了比较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能够保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同时金融机构还通过与国外的金融机构合作，引进了西方发达国家的管理和监控经验，建立良好内控制度、风险管理能力和自律能力，金融机构的经营效率和竞争力得到了有效的改善。规范的金融机构是实现混业经营的必要前提。

3.监管的完善。混业经营制度是以先进的信息和通讯技术为基础的，要求建立严密的金融风险防范监控体系。当前监管的格局是直属监管，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统管监管权力，实行集中监管。金融监管当局具有极高的监管权威。同时中国改革开放已20多年，我国充分发挥后发优势，吸收了国外许多成熟的监管经验和先进的监管手段，大大提高了监管效能。如刚刚制定的《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就大量参阅了巴塞尔委员会的指导性文件以及美国、英国、德国等国家和地区银行业的法律制度。《银行业监督管理法》明确要求建立监管机构的内部和外部监督机制；加强对股东资格的审查；通过制定和实施对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审慎经营规则，实现监管方式从合规监管向风险监管的转变；加强现场和非现场监管手段；建立与银行业金融机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监管会谈制度；建立监管评级体系和风险预警机制；加强信息披露，强化市场约束等等。《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为提高我国银行监管的有效性奠定良好的法律基础。在证券领域，中国证监会的监管手段主要有以下三种：①法律手段。指通过制定一系列的证券法规来管理证券市场。这是证券市场监管的主要手段，约束力强。②经济手段。指通过运用保证金比例等经济手段对证券市场进行干预。这种手段相对比较灵活。③行政手段。指通过制定计划、政策等对证券市场进行行政性的干预。这种手段比较直接。这些全方位监管模式、监管手段一定程度上符合了我国当前金融市场对监管的需要，对今后混业经营所需的更为完善、全面的市场监管提供了经验，打下了夯实的基础。

4.入世和国际竞争的推动。我国已正式成为WTO的成员国，根据我国的承诺将逐渐开放金融市场，实现国民待遇。我国金融业将平等的参与国际竞争，而实行分业经营的金融机构将不得不面对混业经营制度下的“全能银行”、“金融超市”，分业经营模式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就会显现出来。外资银行如花旗银行，将银行、保险、证券、信托等业务全面融合、交叉，金融创新能力强，其全面的服务和组合经营的低成本，将使国有金融机构处于极为不利的局面，而且如果允许国外银行在我国实行混业经营，而我国的金融机构仍墨守成规，则存在对国有金融机构不平等竞争问题。因此，适应世界潮流和保障国家金融安全，以上海为龙头逐渐在全国推行混业经营制将是一个完全的明智之策。

从国际形势和我国的现实需要，可见混业经营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人们所说的金融业分业经营与混业经营问题，是金融业经营模式的内核。广义上理解金融混业经营，即银行、保险、证券、信托机构等金融机构都可以进入上述任一业务领域甚至非金融领域，进行业务多元化经营。 金融业是一个极具高风险，高投机性领域，对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股市是国民经济的晴雨表”。1993年之前，我国实行的是混业经营，银行、证券、保险、信托机构的业务交叉。由于我国当时正处在经济转型时期，经济刚刚起动，资本市场规模较小。市场上投机过度，价格波动剧烈，由于当时缺乏行业监管，导致了当时整个经济陷入了盲目的虚假繁荣，助长了泡沫经济的发展，直接危机了我国的金融体系的安全和稳定。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我国才推行了“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模式。当前我国正如火如荼的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政府在经济中角色也应该得到归位。以前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金融机构实际上是政府的附属企业，企业缺乏自主权。政府既是市场的参加者，又是市场的管理者，这种双重定位导致我国的国有金融企业效率低下，经营效益差。因此，我们认为政府在金融领域也应作到“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从现代世界经济发展的总趋势，政府在金融领域的作用是确保建立一个开放、统一、竞争、有序的市场。市场业务的开拓，金融衍生产品的创新，应该是各个金融企业在平等的竞争中逐步发展和完善的。政府的任务是最大限度的减少金融领域的系统风险和非系统风险，保证金融的安全和稳定，其功能的实现主要通过对金融领域的监管实现，包括事前、事中、事后全方位的监管。

我们认为若以上海作为试点推行混业经营，必须首先解决对混业经营的有效监管问题。没有有效、健全的监管体系，只会使我们重蹈覆辙。我们认为我国金融监管立法应当顺应金融自由化潮流，放松金融管制，但放松监管并不等于放弃监管，我们当前的任务是提高监管的质量。在规制金融监管结构安排，我们要考虑以下几个基本问题：

1.自律监管与政府监管相结合。金融业的自律监管是指自律组织根据全体成员共同制定的行为规范，实行自我约束、自我保护。自律监管是与政府监管相对应，其有自身的特点，发挥着特殊的作用。一般而言，自律监管能降低监管成本，具有相对灵活性和及时性，迅速解决金融市场上遇到的问题。同时自律组织拥有一批具有知识、技能和经验的人士，能够发挥专业优势。目前有一个引人注目的新变化，即官方监管机构在加强规范化监管的同时，也在尽力帮助和推动金融机构提高自身风险监控能力，完善自律监控机制。这说明监管观念己发生新的变化，从传统的监管者包揽一切责任的做法转向激励被监管者主动承担更多的责任。也就是说，在金融混业的环境下，规范化的官方监管和市场的自律监控并重，已成为当今金融监管结构安排的主要特征。 目前我国全国和地方性银行同业公会、保险同业公会及证券业协会等自律组织己建立，但他们在金融监管中作用形式大于实质，在我国金融监管体系中还是政府监管起主导作用，如何发挥自律组织的功能，辅助政府监管将是今后改革的重点。根据我国的金融现实发展情况，政府仍承担主要监管职能。我国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金融监管激励不相容。激励相容的金融监管，强调的是金融监管不能仅仅从监管的目标出发设置监管措施，而应当参照金融机构的经营目标，将金融机构的内部管理和市场约束纳入监管的范畴，引导这两种力量来支持监管目标的实现。激励不相容的监管，必然迫使金融机构付出巨大的监管服从成本，丧失开拓新市场的盈利机会，而且往往会产生严重的道德风险问题。 金融市场的全球化，已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金融监管并不要在某些范围内取代市场机制，而只是从特有的角度介入金融运行，促进金融体系的稳定高效运行。“放松监管”与“监管重构”，成为了历史发展的趋势，也成为我国今后监管立法所追求的目标。

2.机构监管与功能监管。功能性金融监管概念是由哈佛商学院罗伯特。默顿最先提出的。所谓功能监管（functional regulation）主要指金融监管从通常地针对特定类型的金融机构（针对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不同金融机构实施监管），转变为针对特定类型金融业务（针对银行业务、证券业务、保险业务分别加以监管），而对“边界性”金融业务亦明确监管主体，同时加强不同监管主体间合作的监管法律体系。 在我国，各金融领域日益相互融合、相互渗透，完全割裂银行、证券、保险业务领域，是不现实的。即使是在完全实行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中国金融市场，仍存在全能化的金融企业。如初具形态的光大集团和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分别代表了金融控股公司的两种不同模式。中国光大集团可谓是中国金融混业经营的尝试者，也是纯粹金融控股公司的代表。光大集团目前拥有中国光大银行、光大证券和光大信托3家金融机构，同时持有申银万国证券19%左右的股权，成为其最大的股东。光大集团同时还拥有香港上市的3家上市公司-光大控股、光大国际和香港建设公司，此外还直接、交叉控制着境内外银行、证券、信托、实业等涉及各行业的上市、非上市公司分别19家和10家，间接控制的孙子公司几十家。1999年12月15日，中国光大集团总公司和加拿大永明人寿保险公司宣布组建中加合资人寿保险公司，可以说，光大集团目前的业务格局就是一个全能化的金融控股公司。机构监管是针对不同金融机构类型进行监管，由相应金融监管者对特定类型的金融机构实施监管。对全能化的金融控股公司，如果仍按照机构监管的模式，必然会出现监管重复、监管空白的现象。这给此类金融控股公司利用信息不对称的优势，逃避监管带来了可能。所以，在金融混业经营的趋势下，单纯的机构监管是低效率，甚至是无效率的。我们主张在上海可以试验推行功能监管。银行监管强调的是保护投资者和存款人的利益，增强公众对银行的信心。证券监管的目的在于保护投资者；保证市场公正、有效和透明；减少系统性风险。根据经济功能分配法律权力，能大大减少监管职能的冲突。金融创新消除了各类金融机构之间的区别、模糊了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界限，传统的以金融机构类型作为监管划分尺度的法律体系将无法应对现代金融市场，并使金融监管的实施更加困难。而功能监管实现了全方位金融监管，尽可能地消除“监管真空”以构筑公平、稳定的金融环境，保持金融业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美国《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将“功能监管”以专章加以规定。 我国金融监管立法应当顺应金融自由化潮流，借鉴外国立法经验，重构监管职能，由金融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模式向混业经营、功能监管的模式转变，提高金融资源利用效率和金融运行质量，降低金融风险，维护金融体系安全和稳定。

篇7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看到监管机构前所未有地推出大量监管新规，鼓励银行更审慎地承担风险，建立资本和流动性缓冲，并制定应急计划以确保银行在未来能够增强抵御风险的能力。

与以往不同，本轮监管改革浪潮的特点在于，国际社会在制定和落实监管标准方面所表现出的精诚合作精神。

各国相信，要维护全球金融的稳定，单靠金融危机重灾区――美国和欧洲的经济复苏和市场秩序恢复是不够的，全球各主要参与者(尤其是中国等重要经济体)必须同心协力落实相同的措施，令公司治理、风险管理、资金和流动能力，以及监管水平等能同时在全球每一个主要市场得到提高。

过去几年中，中国以《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即包含第二版和第2.5版《巴塞尔协议》在内的协议内容）国际准则为指引，以提高银行业整体的公司治理和风险管理水平为目标，逐步推进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在中国的实施。

在推行的过程中，中国的银行监管机构始终秉承着审慎监管的宗旨，确保银行在风险管理领域提升水平的同时，也能够持续不断地为推动经济的快速发展提供资金和金融服务。

本次金融危机之后，巴塞尔委员会针对危机暴露出的资本监管框架的不足，对《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作出了重大修订。

2010年末颁布的《第三版巴塞尔协议》正式确立了微观审慎和宏观审慎相结合的金融监管新模式，提高了金融机构的资本充足率监管要求，建立了全球统一的流动性监管量化标准，并要求各成员国经济体于2019年前全面达标。

在《第三版巴塞尔协议》颁布之后，中国银监会整合了《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和《第三版巴塞尔协议》的监管要求，于2011年4月了《中国银行业实施新监管标准的指导意见》（银监发 [2011] 44号)（下称《指导意见》）。

《指导意见》与原先监管框架的一个明显的区别，就是将监管适用范围推广到整个银行业，而不是像过去那样，仅仅要求大型商业银行施行。

根据《指导意见》的规定，中国内地所有银行业金融机构 (包括中资银行和外资银行) 都必须对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流动性风险、资本管理和压力测试的一系列监管要求，进行全面的差距分析；在此基础上编制影响分析报告，分析未来三年至五年间的风险资产、资本以及流动性是否能够达到监管要求；并编制一份切实可行的实施规划，列出各类监管指标的达标时间表和阶段性目标。

中国银行业挑战

新规的颁布为监管机构和银行都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对于大型商业银行而言，由于它们起步较早，所以基本上已经具备落实《第三版巴塞尔协议》的平台。

但是，对于许多中型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来说，它们的风险管理基础相对薄弱，同时实施《第二版巴塞尔协议》和《第三版巴塞尔协议》意味着较大的挑战。

我们可以根据银行的不同类型，来对国内银行实施新监管要求的现状进行仔细分析。

对于大型商业银行来说，它们的进步已经非常明显。这些银行已经实施了《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开始使用高级的计量方法来计量信用风险，并正在运用高级的计量方法以计量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这些银行大致上能够符合《第三版巴塞尔协议》中有关资本水平的新要求。

但是，由于《第三版巴塞尔协议》中的流动性风险管理框架与中国银行业的现行管理模式不尽相同，前者的管理框架是基于对现金流的管理而搭建的，而中国的银行在流动性风险管理上还需要提高。

一些银行业人士认为，在监管机构推行改革，要求提高资本充足水平的情况下，有些银行可能由于资产规模迅速扩大，在三年至四年内可能出现资本短缺的问题。如果缺乏在资本市场筹集巨额资金的能力，银行需要另外考虑解决之道。

其中一个可能的解决方法，就是鼓励发展资产证券化，让银行能够产生新的资产而不需要在资产负债表内持有这些项目。但鉴于其在全球金融危机中所扮演的角色，资产证券化的重新发展不可能没有阻力。

对于中小型银行而言，尤其是大部分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仍然有大量的工作需要完成。

虽然这些银行可以选择采用较为简单的方法计量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但由于本身基础薄弱，即便是实施简单方法对它们来说仍然意味着相当大地挑战。

这些银行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投入大量精力，才能在风险的计量、管理以及公司治理方面达到监管要求。

中小型银行的发展对中国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这一类银行机构的蓬勃发展，能够为经济发展中最富创造力和灵活性的民营经济提供良好的资金支持。

这类银行机构一般以特定类型的企业 (如中小型企业) 或地区作为重点服务对象。这类企业或地区是否能获得充分的资金供应，这些银行将起到关键作用。

在中国设立的外资银行也存在其本身独特的问题。它们需要努力兼顾母国和中国监管机构在监管要求和重点关注事项上的差异。即使它们在满足新的资本监管要求方面可能没有问题，但部分已进行影响分析的外资银行显示它们面临另一潜在问题，即中期流动性(或资金)紧张。这反映出对位于中国内地的外资银行来说，目前的融资选择相当有限。

在《指导意见》推出以后，中国银监会于2011年8月推出了《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的征求意见稿，提出了新监管框架下的一系列管理细则，明确和细化了监管要求，为银行提供了具体的合规指引。

但迄今为止，管理办法的正式文件尚未颁布。

监管机构再平衡

一个经常被提及且颇有些争议的问题是，中国为什么要施行《巴塞尔协议》？对于一个经济和金融体系仍然主要处于发展阶段的国家来说，这些监管措施是否全部必要，是否适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呢？

不同人士对中国是否应推行银行监管改革，有着不同的见解。

由于中国在国际经济和全球金融体系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采用国际准则并与国际社会共同携手，全力维持金融市场的稳定，已经不再是可选择的――而是必须进行的工作。

如果中国的监管制度和银行的合规标准与最新的国际标准接轨，将有助于进一步提升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声望和地位，拓展其影响力。这对中国来说非常重要，因为中国的金融机构和其他企业正积极走出国门，寻求在国际市场拓展新的业务空间，并视其为未来增长的主要动力。

资本管理办法的最终稿迟迟未能正式颁布，也引发了人们的猜测――中国是否将放缓实施《巴塞尔协议》的步伐。

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

原来的观点认为，至少中国最大型的银行会选择尽早实施《第三版巴塞尔协议》的内容；但由于目前全球经济仍未恢复元气，国际以及亚洲的一些监管机构对于是否继续大力推进金融监管改革持谨慎态度。中国监管机构对此也必然有所考虑。

最终监管机构的目标将致力于寻求平衡，即一方面推动监管新规的实施；另一方面尽量降低监管新规对借贷和其他银行服务所造成的潜在阻碍，确保银行业能够持续提供资金以推动经济发展，服务大众。

监管机构在考虑国际实施新规大环境的同时，还要小心衡量所选择的实施方案对中国和国际社会带来的利弊影响。

中国在计划实行《第三版巴塞尔协议》时需要考虑的另一个因素，就是中国银行已经被认定为全球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 (G-SIFI)，需要遵守额外的监管要求，例如制订复原及解体计划 (RRP)，并加快实施步伐。

中国监管机构有可能要求国家层面系统重要性银行 (D-SIFIs) 参照执行这些额外监管要求，以此打造公平的经营环境。

国际社会密切关注着各国实行《第三版巴塞尔协议》的进度。最新的报告显示，中国在推进落实《第三版巴塞尔协议》的同时，还要同时推进《第二版巴塞尔协议》的全面实施。银行仍有许多需要开展的工作，包括流动性风险管理领域。

由于国际监管新规是以发达市场的具体情况为基础制定而成，而中国市场处于十分不同的发展阶段，因此，中国的监管机构需要在流动性领域仔细衡量国际监管新规是否适用于中国市场，特别是如果中国推动利率市场化改革，则需要将重点放在维持市场稳定上，所选择的流动性监管和控制手段可能会与已全面实现自由化的成熟市场有所不同。

总体而言，中国在实行监管新规方面已取得良好的进展，包括已经就资本和流动性的主要领域了多个监管指引草案，领先于许多国家。中国国内大多数大型商业银行已经基本达到了比国际标准更为严格的资本质量标准。

但是，中国银行业仍然需要加强综合风险管理实力，积累在市场化条件下的管理经验，并提升全体人员的风险管理意识，将其融入自身企业文化，这是一个必须长期为之的任务。

篇8

船舶项目的特点决定了其融资具有周期长、资金需求量大、高风险和阶段性特点。中国当前船舶项目融资面临着融资金额高、风险高的特点。项目融资作为一种重要的、为大型资本密集型项目筹集长期资金的一种手段，能够提高项目成功可能性。在船市低迷的情况下，帮助中国船舶项目进行融资是解决当前中国船舶行业发展困境的有效途径。本文在简要分析船舶项目融资存在的风险的基础上，提出利用担保、保险等各种信用保证工具，将风险在船舶项目各参与方中进行分配，为船舶项目融资搭建信用保证结构，解决其融资难的问题。

关键词：船舶 项目融资 风险 对策

中图分类号： F407 文献标识码： A

船舶市场基本上属于买方市场，造船企业考虑到进口方的付款能力，在结算方式上通常按照造船进度付款。付款多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交船前（即建造期）的进度款，一般以里程碑式按造船节点支付――在交船前付30%-40%，交船时付60%-70%；第二阶段是交船后一定时间内投入运营后的运营收入作为还款来源。这种付款方式对造船企业而言，前期需要垫付大量的资金来采购原材料、配套设备等，如此大量的资金被长期占用，容易造成造船企业的资金短缺。在船舶市场萧条的期间，造船企业订单量减少，并且还要面对进口方购船预付款减少的问题，以及进口方剩余购船款是否按时支付的问题。当进口方后续资金出现支付困难，而在建船舶还要继续建造时，造船企业就很容易陷入经营的困境[1]。因此，造船企业在出口贸易过程中很需要融资支持。

船舶项目融资是指投资者对一个大型的船舶项目贷款或投资，该船舶项目建成后，再用船舶项目的经营收入来偿还贷款。船舶项目融资，一般以银行贷款为主，也有通过融资租赁、债券发行等辅助方式进行融资的。2007年美国的次贷危机对整个航运市场的影响十分巨大，很多银行大幅收缩了对船公司的授信，而中国作为世界第三大船舶制造国，其所受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目前只有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和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有资格获得国内银行的保函抵押贷款，其他新兴民企只能“望洋兴叹”。那么船舶融资究竟有怎样的风险？如何在可控风险的前提下帮助造船企业融资？这是本文所要探讨的。

一、我国船舶项目融资的风险

船舶项目融资的风险主要体现为行业系统性风险、抵押物减值风险、汇率风险以及企业经营风险、财务风险等。

1.行业系统性风险

船舶行业的系统性风险泛指因船舶运输供大于求而使得运营成本上升等系统性矛盾，导致航运市场中较多企业出现经营困难甚至亏损的风险。

通常，一艘船舶可以正常运营20-30年。但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我国承接的新造船订单量不断攀升，大量新船投入航运市场，使得航运力供给过剩的情况持续至今。2013年1-6月份，我国承接新船订单229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13.2%。2013年6月底手持船舶订单10898万载重吨，比2012年底增加1.9%，中国的造船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分别已占世界的44.2%、43.1%。而近年来世界经济增长乏力、航运市场供求关系未得到根本改善等负面因素则使船市尚未复苏。同时，大批投机者在船市繁荣时集中涌入，在低迷时集中退出的情况，进一步加剧了市场波动，严重削弱真正航运经营者长期收入的稳定性。因此，市场供需关系、同业竞争状况等基本因素成为决定航运企业能否正常经营、合理获利的关键因素，如影随形的市场风险也成为影响企业偿还银行贷款的决定因素。然而，当前低迷的市场状况无疑带给船舶融资银行较大信贷资产安全隐患[2]。

2. 抵押物减值风险

如果抵押船舶遭受灭失、损坏或过快经济折旧等，就可能使资产价值下降以致无法覆盖抵押贷款余额的情况出现。对于银行而言，这种担保措施受到极大削弱，风险敞口增大。

据统计，2011年1月至2012年6月，超大型原油轮、阿芙拉型油轮、好望角型散货船、巴拿马型散货船等常见船型二手船价格下跌24%至40%不等。将以上船型作为抵押物的贷款项目，已然面临抵押物减值过快、抵押率难以达到贷款协议规定下限，借款人处于违约状态等一系列问题。

3. 汇率风险

国际金融市场不稳定，人民币的升值预期提高。船舶项目是中长期项目，且订单金额巨大，汇率的变动很有可能“吞噬”掉船舶项目的正常利润，使得部分造船企业亏损，风险增加。大部分造船企业的仪器仪表、船舱设备、锚链设备等多依赖进口，汇率的变化也会影响这些设备的采购成本，进而影响企业的资产负债表。

4. 企业自身的经营风险

本文所指的经营风险是船舶制造企业因经营决策错误而未能达成经营目标的风险。目前，航运市场回暖的迹象仍不明朗，船舶制造企业如果制定了不恰当的经营发展战略，将可能使得公司的资金投放、还贷能力受到影响，甚至影响公司的正常运营和长远发展。

5. 财务风险

财务风险是指企业在各项经营活动中，由于各种难于预料或无法控制的因素的作用，使造船企业的经营出现波动，实际收益率与预计收益发生背离，企业偿债、盈利、运营等能力明显下降的风险。船舶项目往往有较大的债务负担，一旦企业陷入经营收益短缺而又无外部资金注入的情况，可能就会走向破产，致使银行贷款出现坏账。

二、我国船舶项目融资的主要方式

中国出现的船舶融资方式主要包括以下几种：

1.政府贷款渠道

近年来，国家在建造出口船舶、国内建造远洋船舶的贴息、信贷优惠、税收优惠上给予了一定的扶持。我国的船舶项目因为资金需求量大、专业性要求高等特点，主要贷款行是中国进出口银行、国家开发银行。

中国进出口银行可以为船舶项目提供出口卖方信贷、外汇担保等服务。从2002年开始，中国进出口银行还开展了为船舶出口提供“供应链融资”模式的“一站式”融资服务。即在船厂交船前，由进出口银行提供出口卖方信贷，同时提供所需的履约和预付款等保函服务，满足企业在建造船舶时对资金的需求；在交船后，根据船东及担保情况，或提供出口买方信贷，或继续提供出口卖方信贷，使造船企业和船东从生产、销售、使用得到全方位的融资服务。2006年初，该行又推出了针对中小企业（包括中小航运企业）的贸易融资与保函授信业务，以加快资金流通，扩大出口[3]。

国家开发银行主要为船舶公司高新技术和技术改造项目提供优惠贷款，支持国家产业政策鼓励发展的船舶工业项目，如：高技术、高性能、特种船舶和10万吨级及以上大型船舶设计及制造；万吨级及以上客船、客滚船、滚装船、客箱船、火车渡船制造；5000立方米及以上液化石油气（LPG）、液化天然气（LNG）船制造；3000标准箱（TEU）及以上集装箱船制造；船用动力系统、电站、特辅机制造；大型远洋渔船及海上钻井船、钻采平台、海上浮式生产储油轮等海洋工程装备设计制造；船舶控制与自动化、通讯导航、仪器仪表等船用设备制造等。国家开发银行的贷款是以保本微利、有偿使用为目的，利率与商业银行贷款利率基本相同，但贷款期限略长。对于长期使用开发银行贷款的国家重点支持项目，项目贷款利率可适当下浮。

2. 融资租赁

国际上还有一种重要的造船融资方式――船舶融资租赁。融资租赁指出租人根据承租人对租赁物件的特定要求和对供货人的选择，出资向供货人购买租赁物件，并租给承租人使用，承租人则分期向出租人支付租金，在租赁期内租赁物件的所有权属于出租人所有，承租人拥有租赁物件的使用权。租期届满，租金支付完毕并且承租人根据融资租赁合同的规定履行完全部义务后，租赁物件所有权发生转移，转归承租人所有。

融资租赁将融资与融物相结合，如果出现问题，租赁公司可以回收、处理租赁物，因而在办理融资时对企业资信和担保的要求不高。融资租赁是指目前中国最大的船舶融资商业银行是工商银行。

大型船舶融资租赁公司是推动船舶融资租赁业务开展的关键要素之一。目前，中国船舶融资租赁刚刚起步，主要是以使用设备为目的的简单融资租赁。此项业务特点是技术含量较高，一般银行难以开办。国外流行的转融资租赁、合成租赁、风险租赁等方式都尚未登陆中国，厂商背景和银行背景的融资租赁公司在中国一片空白。

3. 其他融资途径

其他的有效融资方式还有：证券融资（主要包括股票和债券融资）、船厂信贷、民间集资和联营融资等形式。

通过证券融资方式得到的资金长期且比较稳定，但进入证券市场门槛较高，只有大公司有能力证券融资，中小航运企业进入证券融资市场较难。例如：中集集团、中海发展、天津海运、宁波海运等都已在国内股票交易所上市交易。这些公司如果做出了买船或者造船的投资决策后，在符合国内有关法律规定的条件时，可在股市增发新股来筹措资金。

船厂信贷是指船厂为承揽订单在付款方式上对船舶订造方做出的让步，通常船厂同意船东以分期付款的方式支付船舶价款，并在交船后延期支付船舶价款。在实务中，目前中国船厂的船台计划都排得很满，在此种市场行情下，船厂一般都要求船东在交船时结清所有船价，否则船厂有权不交付船舶，向船东提供船厂信用的较少见[4]。

民间集资。此种融资的方式在浙江和福建较流行。船东通过聚集大量民间零散的资金，用于船舶项目。民间资本一般利息较高，贷款利率通常高于银行的5%，按月结算，以至借款方甚至可以借钱作本金。

企业联营。一些大型的班轮公司为避免恶性竞争、扩大经营规模进行联合经营，联盟企业间通过合并、收购控股、资产重组等方式达到融资的目的[5]。如1993年10月5日中远集团在新加坡收购一家上市公司，它通过海内外上市、发行商业票据和资产证券化、船舶融资租赁等形式成功的进行资本运作，逐步实现了5：4：1的合理资金来源目标（即50％来自资本市场、40%来自银行、10%来自自身积累）[6]。

三、积极运用保险手段帮助船舶项目融资

船舶制造业既是装备工业又是重要的国防工业。2013年7月31日，国务院印发了《船舶工业加快结构调整促进转型升级实施方案（2013～2015年）》（简称《实施方案》，提出鼓励金融机构加大船舶出口买方信贷投放、加大信贷融资支持和创新金融支持政策。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作为我国唯一的政策性保险公司，适时大力推进项目险和特险以帮助船舶项目融资。

银行作为船舶项目融资的主要渠道，其所顾虑的风险可以通过承保出口信用保险来转嫁。

1.承保买方信贷保险

出口买方信贷保险是以贷款协议为承保标的，保障水平类似于融资担保，是由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向贷款银行提供还款风险保障的一种政策性产品。买方信贷产品的投保及融资成本都由买方承担，我国的造船企业可以实现即期收汇，改善造船企业的财务报表，提升其的管理和经营水平。造船企业发货后就可以从贷款银行获得应由国外船东支付的货款，可以实现即期收汇，同时规避了汇率风险。另外，贷款是由银行向国外船东提供的贷款，我国的造船企业不必直接承担进口国的政治国别风险。欧债危机以后，欧美银行的贷款收缩，很多船东无法在本国获得贷款，而出口买方信贷保险相当于帮助国外船东在我国融资，受到了船东的广泛欢迎。运用出口买方信贷支持船舶出口的风险相对能够得到有效控制，银行信贷风险降低。

2. 承保卖方信贷保险

出口卖方信贷保险是由银行直接向我国的造船企业提供贷款，由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向造船企业提供还款风险保障，并将赔款权益转让给银行的一种政策性产品。这种产品属于国家级信用，银行认可度高，有利于造船企业提高项目的竞争优势，有利于中国造船企业抢抓国外订单。

3. 承保融资租赁保险

海外融资租赁保险是帮助出租人规避东道国政治风险以及/或承租人违约风险而开办的一种政策性产品。融资租赁具有操作灵活、融资便利等特点。

中国造船企业资产负债率较高，可用于融资抵押的资产较少，使得很多银行都在考虑“贷或不贷”的问题。通过承保出口信用保险来增加担保条件、转嫁风险，可以有效的降低银行的贷款风险，帮助船舶项目融资。

主要参考文献：

1 商业银行应对出口船舶融资的博弈策略研究，江苏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6，第11卷 第2期；

2 刘成成 船舶买方信贷防身术，中国船检，2013.5；

3 郭晓合 我国船舶融资现状分析 2008（9）；

4 张磊，陈建东．船舶融资新途径[J]．水运管理，2005(7)：31―34；

5 张杰，张德海．我国船舶投融资现状分析[J]．中国水运・学术版，2006(6)：204―205；

篇9

（1.西南科技大学法学院，四川绵阳621010；

2.河北大学政法学院，河北保定071002）

［摘要］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相对于过去的高污染，高耗能的能源，人们对新型的低能耗能源开始关注，并加大了技术研发力度。作为一种新型节能改造机制——合同能源管理应运而生，开始在全球推广。但是，由于合同能源管理的投资收益周期长，导致节能企业出现融资困难的局面，也影响了我国节能业的健康发展，节能服务企业的融资问题逐渐成为我国经济建设重视的焦点之一。本文就立足于现实，分析了合同能源管理融资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并结合实际分析了问题产生的原因，对如何拓宽节能服务业融资渠道、解决融资困难等给出了见解，希望能对节能服务行业融资提供参考。

［

关键词 ］合同能源管理；融资；措施

［DOI］10.13939/j.cnki.zgsc.2015.22.255

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一种基于市场的、全新的节能新机制“合同能源管理”在欧美等市场经济成熟的发达国家开始逐步发展起来，基于这种节能新机制运作的专业化服务公司（ESCO）也迅速发展，在美国、加拿大等国家，已经发展成为新兴的节能产业［1］。但在我国，合同能源管理机制推广相对缓慢，资金短缺成为其发展的主要障碍，因此，为提高能源利用率，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合同能源管理专业运作服务公司融资问题，并将合同能源管理机制引入我国能源业，对我国的经济建设有重要意义。

1合同能源管理简述

合同能源管理机制（Energy Performance Contracting，EPC［2］），是一种以节省能源的费用支付节能项目全部成本的节能投资方式，用户可以使用节能收益来对工厂和设备升级，降低运行成本，提高能源利用率。在实施合同能源管理项目时，一般不要求企业自身对技能项目进行大笔的投资，可与盈利性的专业化的能源管理公司签订合同，以推动节能项目的进展［3］。也可以将合同能源管理看作是一个成果导向系统，即将投资、融资、技术运用、能源分析、能源管理等看作一个整体的系统，并以此来指导企业的各项管理与商业活动。一般不要求企业自身对技能项目进行大笔的投资。

合同能源管理机制下的节能企业业务流程模式为：首先，专业化节能服务公司（ESCO）与用能单位接触，了解用能单位的用能状况，确定改造意向；其次，对用户各种耗能设备和环节进行能耗诊断，提出改造方案，并与用户沟通；再次，在诊断的基础上，设计出改造方案，包括项目实施方案和改造后节能效益的分析预测，并告知客户使其充分了解能源改造后的效果；然后，ESCO与客户进行服务合同谈判，并签署协议，约定经济收益分配。一般来讲，节能服务公司承担主要风险，在合同期内收益大部分归ESCO所有，合同到期后，公司不再分享收益；然后，合同签署后，ESCO开始对项目进行投资改造，其费用由公司全部支付；最后，项目完成后，ESCO进行全程服务，并对人员进行培训，对能耗、节能量进行监测，并按照合同约定进行收益分成。

2我国合同能源管理现状

虽然我国合同能源管理起步较晚，但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在国家政策地支持下，节能产业也持续快速的发展，并不断走向成熟，从2006年到2010年，EMCA会员增长了5倍，从业人员从1.6万人增长到17.5万人，产业服务规模也从47.3亿元增长到836.29亿元，在“十一五”规划期间，节能服务产业拉动社会投资资本超过1800亿元。同时，到2015年，专业化节能服务公司将发展到2000多家，产业总产值将达4.5万亿元。节能服务产业逐渐形成了以节能服务为核心的配套产业链，成为国家七大战略型新兴产业的朝阳行业。

但是，在节能服务业蓬勃发展的背后，也出现了种种问题，如管理落后、融资困难等现象，影响了专业化节能服务公司的发展，进而影响了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4］。

3我国合同能源管理融资问题的分析

目前，合同能源管理的融资问题已经成为制约我国能源管理发展的主要因素，一方面，虽然合同能源管理发展迅速，但由于机制问题导致融资困难；另一方面，从节能服务企业自身来看，我国节能服务产业发展时间短，各项制度不完善，同时经营规模小，信誉等问题普遍存在，导致企业的形象不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ESCO的融资［5］。另外，由于合同能源管理项目的投资收益时间长，市场机制不完善，节能服务企业多而不精，实力差距大等，造成用户的怀疑，同时改造风险也较大，被银行等金融机构列为高风险投资项目，为融资进一步添加了困难，虽然私人投资渠道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资金的短缺，但是私人的投资规模相对较小，很难满足企业的需要，也不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而民间借贷不规范，风险大、成本高，使合同能源管理融资的渠道进一步缩窄。我国合同能源管理融资问题已成为其发展得主要障碍，对其问题的产生有必要进一步分析：

（1）节能服务企业自身的不足。①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竞争激烈，企业的经营状况往往属于机密，不能将信息公布于众，而是有选择性地带有一定目的的对部分信息进行披露，使信息质量和披露范围都不能满足融资的要求；②节能服务企业规模相对较小，资金不雄厚且各项管理制度不健全，存在不透明的现象。此外，节能服务企业的信息披露平台水平较低，导致信息不对称，限制了其信息的生产能力，进而限制了企业的融资渠道，增加了ESCO的资本成本，影响了其健康发展。

（2）节能服务企业缺少担保渠道。一方面，由于EMC项目节能投资收益周期较长，往往需要ESCO预先垫付资金，这就需要有充足的资金支持，使得融资成为节能服务企业发展壮大的关键；另一方面，由于我国很多节能服务公司还处于起步阶段，除了如中节能、信合节能、天壕节能等服务企业，大部分是规模小，经营分散，实力弱等特点，银行资信评级低，导致银行需要提高担保，而企业本身的担保资源又有限，无法提供土地、设备等实物担保，造成了银行授予额度低或者直接不予信贷等局面［6］。此外，虽然部分银行推出了节能融资专题项目，但是要求条件高，很少有节能服务企业具备所要求的条件。

（3）风投者选择谨慎。由于合同能源管理项目投资收益长，短期获益力差，负债率高、缺少核心技术等特点，造成风险投资者持观望态度，投资谨慎。这又进一步将节能服务公司推向实力不强、没有信誉的坏形象一面，进而造成融资的困难。

（4）银行对节能服务业的认识不足。鉴于我国能源合同管理起步较晚，发展水平相对落后，银行对其业务流程和运作模式都不熟悉，加之节能服务业成本回收周期长，项目收益主要来自后期，导致银行在对节能企业评估时不够准确，进而列为高风险项目拒绝贷款［7］。此外，节能服务企业与银行衔接机制也不够完善，一方面，银行在发放贷款时，需要经过长时间审核，增加了企业经营运行成本；另一方面，在对节能企业进行风险评估时，没有对未来的发展潜力进行系统的测算，仅以企业目前的资金状况进行评估，最终以高风险、偿还能力不佳而拒绝企业的融资申请。

（5）国家的政策支持不够。虽然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的节能减排鼓励政策，并扶持相关节能服务产业的发展，但由于合同能源管理自身的局限性和投资的复杂性等限制，在其回收成本之前需要缴税，不利于节能服务企业的发展，也进一步影响了金融机构的投资热情，造成融资困难的局面。

4针对合同能源管理的问题，构建多层次融资体系

针对上述合同能源管理的问题，我们应该具体问题实际分析，构建多层融资体系，拓宽节能服务企业的融资渠道［8］。

（1）国家从政策上加大对合同能源管理的支持力度。首先，国家应该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研究相应的鼓励发展节能服务企业的具体政策，设立专项的节能服务项目担保基金并建立相应的运作机制，例如，担保基金可以让银行托管，每家会员企业每年上缴一定的风险基金等，根据企业的缴存记录，分配不同贷款额度，这样最大限度降低银行对ESCO贷款的风险，或者担保基金由政府财政支出，以示政府对该项事业的支持，但不利于企业的创新发展，可采用企业缴存和政府财政支出并用、地方政府分层次、分级的管理的方式建设担保基金，这样分工管理有利于提高整个节能服务企业的发展水平，避免发展不平衡的现象；其次，将各地政府建立的“后补助”资金改为融资担保基金，同时扶持中小节能服务企业的创新发展，这样就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节能企业对合同能源管理融资的问题。

（2）加强银行对合同能源管理项目的认识，为EMC节能项目设计多种融资渠道［9］。银行一方面要改变过去的评估方法，应当对节能服务企业的信贷业务进行独立核算，并综合考察项目的风险以及未来的发展潜力；另一方面要与ESCO公司建立良好的互动关系，充分了解节能服务企业的运行机制，并与企业建立经济合作关系，如资金储存与流通等经济业务往来，为企业融资提供良好的环境。此外，商业银行应当根据实际情况设计多种EMC项目融资渠道，例如，以偿还贷款仅限于项目的本身的项目融资方式、以银行在提供服务中获得专有信息进行的关系专用的关系型融资方式，以企业自有专利权质押进行融资或者通过发行高档债券将资产证券化的融资方式，或者设计合理的租赁融资方式等，以构造多层次、多渠道的融资体系，创造有利于ESCO公司融资的环境

（3）节能服务企业自身制度的完善。首先，ESCO公司引港建立完善的信息披露制度，消除银行对企业信息了解的不对称；其次，在市场经济中，借鉴国内外成功的先进经验，提高自身的经营水平和管理水平，并根据不断变化的市场，更新技术，采用新方案，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在激烈的竞争中占得一席之地，逐渐扩大自己的规模；再次，树立良好的信誉形象，加强宣传，提高大家对节能服务企业的认识，为融资创造良好的氛围；最后，对企业自身的发展潜力进行科学的评估，加强与用能客户的沟通，建立良好的关系，提高企业的资信程度。

5结论

合同能源管理虽然在我国起步较晚，但是作为一种新型的节能机制，它分工更加细化，运作更加专业化，对降低能耗，节省能源有重要作用，在我国经济的发展中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目前，我国合同能源管理融资渠道狭窄，各种机制还都不健全，影响了融资渠道的畅通，使节能服务公司受于资金限制，不能很好的扩大经营发展，也不利于我国经济持续健康的发展。因此，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应当根据我国国情，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适当拓宽能源服务业的融资渠道，构建多层次节能服务企业的融资体系，促进合同能源管理项目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韩民，孟祥源.多层次的合同能源管理金融市场体系设计［J］.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13（4）：87-91.

［2］马洪超.经济诱因型节能法律制度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3］吕婉菁.合同能源管理融资问题解析及应对研究［J］.经营管理者，2013（7）：231-232.

［4］段小萍.低碳经济情境的合同能源管理与融资偏好［J］.改革，2013（5）：120-126.

［5］于鲁平.论我国合同能源管理中融资租赁机制的合理构建［J］.法制与社会，2014（4）：184-185+187.

［6］ 马一多，任宏，胡锋，等.基于造价控制的建筑合同能源管理融资模式选择［J］.城市住宅，2014（12）：118-120.

［7］郜丽波，罗运涛.合同能源管理项目资产证券化融资模式研究［J］.项目管理技术，2012（11）：90-94.

［8］温瑶，张有峰.有效解决合同能源管理的融资问题［J］.经济导刊，2010（11）：12-13.

［9］曾爱红.合同能源管理融资问题探讨［J］.工程经济，2013（12）：13-15.

篇10

下面我就近一段时间金融、保险领域的会计改革和监管发展谈三点意见，同各位一起探讨。

一、金融工具国际会计准则正在经历重大变革

21世纪以来，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在致力于建立一套髙质量、全球公认会计准则的道路上迈出了实质性步伐，国际会计准则的影响力迅速扩展，许多国家和地区通过直接采用、准则趋同等方式采纳了国际会计准则。此次金融危机爆发后，会计标准，尤其是金融工具会计准则和公允价值计量模式承受了巨大压九2009年4月，在G20伦敦峰会的联合声明中，会计准则的改革被纳入到了改革金融体系的框架中，并且呼吁会计准则制定机构与相关监管机构共同改善有关公允价值和贷款损失准备的会计标准。之后，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针对G20的要求提出了一整套解决方案和分阶段实施方案，建立了与监管部门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对话机制，与巴塞尔委员会定期举行相关会议。

目前来看，国际会计准则对金融工具会计标准的改革主要有三方面：一是降低金融工具会计准则的复杂性。针对目前金融工具分类标准和减值模型过于复杂而且不统一的问题，全面修订《国际会计准则第39号：金融工具》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7号-金融工具：披露》，制定新的会计标准《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9号：金融工具》，简化金融资产的分类和计量，采用单一的减值模型，简化套期会计处理；二是缓解公允价值会计的顺周期效应。改革金融资产减值模型，探索以预期损失模型（ELM)取代已发生损失模型（ILM)的可行性，为缺乏流动性的金融资产提供计量指引，允许对因流动性缺失导致有价无市的特定金融资产运用内部模型进行估值和计量，允许在业务模式发生变化时进行重分类，赋予公允价值计量选择权（FVO)，以减少会计计量错配效应；三是提髙金融机构财务信息的透明度。改进风险披露准则，强化对合并报表的管理，尤其是特殊目的机构（SPV)的合并。完善终止确认标准，大幅提髙资产证券化业务的终止确认门槛。

二、保险国际会计准则的改革和我国的实践

由于保险合同的长期性、现金流的不确定性和产品的多样性，长期以来，保险合同的会计处理，尤其是准备金的计量，缺乏足够的透明度，而且各国做法差异较大，会计信息使用者普遍反映保险公司的财务报表难以理解。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改组成立后，大力推进保险会计准则的改革。在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应G20峰会的要求，为了提髙保险会计准则的透明度，国际保险合同会计准则第二阶段的工作进度也明显加快，在保险合同准备金计量的基本原则等关键问题上实现了突破，近期将有关征求意见稿。

保险合同会计准则的改进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对保险合同的界定，二是保险负债的计量。在保险合同的界定方面，为了增强不同行业之间会计信息的可比性，保持金融会计准则内在逻辑的一致性，使得不同金融机构销售的相同或者类似金融产品采用同样的确认计量标准，将保险合同界定为转移了重大保险风险的合同，保险成分较少的合同不能认定为保险合同。对于那些转移多种风险的混合风险合同，则必须将其中的保险成分、金融成分和服务成分等拆分开来，分别适用不同的会计标准。在保险负债计量问题上，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在2004年了保险合同项目第一阶段成果《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4号：保险合同》后，于2007年5月了第二阶段讨论稿，提出了保险负债公允价值计量的思路。经过近3年的反复研讨论证，基本确定了采用“现行履约价值（CurrentFulfillmentValue)”来计量保险负债的思路。“现行履约价值”计量模式的主要特征是：基于保险人通常会履行保险合同的假设；采用与可观察到的市场价格尽可能一致的估计（MarketConsistent)；对未来现金流量，采用明确的当前估计（ExplicitandCurrentEstimate)；反映现金流量的时间价值（TimeValue)；包括明确的附加值（ExplicitMargins)。新的保险负债计量模式采用了和其他金融负债逻辑一致的计量方法，提髙了会计信息透明度和可读性，使得保险负债更加符合财务会计概念框架。新的计量模式基本颠覆了现行传统的保险负债评估模式，对保险公司和监管都提出了巨大挑战。

按照中央关于我国会计准则与国际全面趋同，以促进深化扩大对外开放和在国际经济体系中获得有利战略地位的要求和部署，我国于2006年2月25日了与国际趋同的新会计准则，保险业于2007年1月1日起实施，成为第一个全行业全面实施新会计准则的行业。为彻底消除境内外会计报表差异，2008年8月，财政部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2号》（以下简称《2号解释》)，要求境内外同时上市的公司对同一交易事项采用相同的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进行确认、计量和报告。2009年12月25日，了《保险合同相关会计处理规定》，明确了保费确认的新标准，建立了新的财务报告下的准备金计量原则。

我国这次保险会计改革充分借鉴和吸收了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保险合同准则第二阶段研究中已经达成的共识、结论和先进做法，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对保险合同进行界定，明确保费收入确认的标准。要求对混合风险合同进行分拆，对不能拆分的其他合同进行重大保险风险测试。拆分后的保险成分和通过重大保险风险测试的合同可以认定为保险合同，相应的收入计入保费收入，其余的合同分别认定为投资合同或者服务合同，适用相应的会计准则。二是制定了财务报告下保险合同准备金的计量原则和方法。采用和目前国际保险会计准则最新成果基本一致的做法，要求以合理估计金额为基础，采用和市场信息一致的当前信息为基础计量保险合同准备金。从2009年年度报告的执行情况看，这次会计改革执行顺利，实现了新旧政策的平稳过渡。

这次保险业的改革消除了保险公司境内外会计报表差异，实现了保险会计准则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实质性趋同。同时也立足我国保险业实际，有利于促进保险业结构调整，增强保险业核心竞争力；有利于增强保险行业会计信息的透明度及与其他行业的可比性；有利于客观公允地反映保险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吸引更多资本进入保险业。

三、积极参与会计准则改革，及时进行监管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