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治理的困境及对策范文
时间：2023-08-03 17:29:37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社区治理的困境及对策，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韩国社会保障体系和福利治理
城市养老院老年人自杀意念初探
婚姻中的贱农主义与城市拜物教
特殊民族的贫困治理何以可能
农村老年人社会形象的自我认知
韩国社会福利法人的组织特性研究
社会工作本科培养模式的本土化构建
社会治理的核心要素及其相互作用
郑杭生教授对中国社会学发展的四大贡献
创新社会治理与实现和谐善治的“中山经验”
边疆多民族地区基层社会服务机制创新研究
中国土地制度:农民工与工业化、城市化
统治治理自治: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
单位共同体变迁与基层社会治理体系的重建
论残障儿童家庭支持利政策与服务体系建设
政府主导型殡葬改革与厝棺土葬传统的变迁
农村现代化进程中的宗族变迁与慈善复兴
民办非企业单位发展困境的核心问题及其应对
体弱老人虚弱程度与其亲属照顾者精神健康的关系
时空社会学:中国社会发展研究的新视角
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民工犯罪时空结构探析
贫困儿童的生活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农民工培训政策:一个分析框架与顶层设计
权威的构成:乡村治理秩序的古与今
社会组织管理制度规范性变迁的影响因素
项目下乡与基层环境治理——桂西M镇个案研究
农村集体土地征收的社会工作介入研究
社会倡导视角下社区公民利益表达机制研究
经济特区社会组织发展创新:探索、问题与对策
社区养老服务的供需失衡问题及对策研究
韩国跨国婚姻家庭生育及养育支援政策研究
论当前我国社会建设的实质内容及若干关键问题
福利体制研究中的二维视角——评艾斯平·安德森
我国城乡居民的环境友好行为及其综合影响机制分析
学贯中西,联系实际——对郑杭生老师的追思和悼念
红十字会应急救护培训联动管理的定位、边界与模式
社区工作与社会治理创新——对S市M社区的个案研究
中国农村居民社会福利意识研究——基于北京市的抽样调查
台湾社区型社会企业之资源连接与社会影响:兼论其可持续性发展
社会学如何培养专业人才——怀念作为教育家的郑杭生先生
倡导理论自觉,研究中国问题——郑杭生教授对中国社会学的贡献
始终保持高度的社会责任感——郑杭生先生的精神遗产与人格风范
追求至善之境——郑杭生先生后期学术事业与基金会事业的二三事
从“一体化”向“良性互动”发展:治理结构中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演变
韩国社会服务供给体系的发展:社会经济模式的理论背景和政策意义
社会工作介入社区矫正机制的研究——基于天津实践经验的分析
篇2
“扫黄打非”运动式治理的困境与出路
文化艺术产业与旅游产业的融合:过程、模式和效应
文化视角下的儒家思想持久性与边缘化
战略协同型政府模式的缘起、途径和特征
层级视角下的低碳政治
国外政绩评价的兴起、价值及启示
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机制:结构、效应及构建路径
居民自治与业主自治:两种社区自治机制的比较——基于公共事务自主治理理论的视角
非典型税收国家:当代中国的表现与陷阱
2011年中国公共政策学研究新进展
清末自由权样态分析
美国展会知识产权纠纷及应对
现职公务员为何不得作为听证代表
行业协会自治权基本法律问题浅议
制造业结构变动与大学生就业关联性分析
大学精神的“本土化”资源——以省思书院精神为视角
促进广东现代产业发展的金融模式探析
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思想简述
改进社会管理重构四个机制
公民身份视阈下的社会排斥与公共治理
执政环境与地方政府涉政公共事件分析
我国政府微观治理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论突发事件中的危机修复——以9·10江西宜黄拆迁自焚事件为例
建立农村基层民主绩效的测量指标探讨
政治信任的研究缘起、逻辑基础及分析范式
论网络政治动员及其功能与趋向
美国的利益集团规制:理论、经验及启示
对我国执行公开的思考
行政规范性文件评估中合理性标准的运用
促进农民增收的政策悖论与完善
广东特色农业区域内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转型发展策略探析
我国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影响因素:基于我国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
广州商务服务业区位布局分析
以文化共识为基础建设幸福广州
职能分工:我国市区政府间关系再造的新思路
地方环境治理中政府合作的实践探索
官僚制批判研究:起点、进程与归宿
公共政策的代际负外部性:发生机理、影响及其内在化
政策监控视域中公共政策滞后之防范
县级政府执行力纠偏问题探讨
论公共性的特质——兼论市民社会与公民社会
西方政党政治中的弱势群体正义与协商民主
现代国家的建构逻辑及面临的责难
自卫权国际法理论与实践的可能趋向——围绕美国“先发制人”口号的分析
行政法上不确定法律概念之解释
公民参与预算的法治建构:从规范到制度
工伤保险与民事侵权赔偿适用关系立法模式选择
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的平衡——基于马克思经济理论框架下的研究
生产业对产业集群竞争优势提升的重要效应分析——兼析珠三角的相应对策
美国在华直接投资的经济效应分析与对策
我国企业慈善事业发展路径探析
论高等法律职业教育课程体系改革
篇3
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评析
立足治理建立现代财政制度
论我国省际人口流动的主导动因
新常态下的财政政策规则与目标
积极稳妥推行中期财政规划管理
构建政府购买服务运行机制研究
主要市场经济国家税制特点及其启示
廉政的制度约束效应国际比较研究
对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的几点认识
财政支出的政治周期与激励机制
中国社会保险财政补贴责任研究
转移支付、政府偏好与公共产品供给
从国际比较看我国直接税与间接税比例关系
促进低碳农业发展的财政政策研究
中国城镇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变化趋势
我国城乡居民医疗保健服务消费实证研究
合作博弈视角的农村基础设施最优投资结构研究
社区银行缓解我国小微企业融资困境的机制研究
“营改增”背景下的山东现代服务业发展分析
加快构建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财政体制
新型城镇化建设中的事权划分研究
进一步优化税制结构的操作路径解析
大道至简:我国现代税收制度建设的“黄金法则”
浙江省推广PPP的实践与财政思考
主要市场经济国家遗产税经验及其启示
新常态下促进创业就业与完善分税制改革的思考
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
“法治化”取向下的历史潮流与经济社会转轨
西方现代财政制度:理论渊源、制度变迁及启示
财政在国家治理中基础和支柱地位的理论分析
现代公共治理、现代财政制度与法治财政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测算与分担研究
人口变化对财政收入的影响——以山东为例
双重双轨制再分配模式运行缺陷及改革思路
关于清理规范税收优惠政策变更的调研与思考
分权视角下的中国环境税收体系设计研究
推进我国直接税制度建设的障碍与破解对策研究
澳大利亚中期预算和绩效预算管理的启示
基于成本视角的城镇化投融资模式创新研究
预算法修订背景下开展政府决算审计的思考
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县级财政保障压力与缓解对策
分税制改革、城镇化进程与地方税体系完善研究
财政支农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的概念界定与实践现状
关于中央金融企业国有资本经营预算问题的几点思考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土地财政的两难困境与代偿机制研究
转型升级背景下我国应对知识产权壁垒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地方政府政策性担保支农政策有效性及风险研究
篇4
>> 温州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优化的实证研究 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均衡 农村公共服务有效供给的路径选择 我国农村电视公共服务的供给现状 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与完善 我国农村社区公共服务供给的思考 分配正义――新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理论参照 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现状分析 探析教育公共服务供给中的政府取向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短缺的经济因素探析 新农村建设背景下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探析 基于契约制的公共服务供给研究 基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视角下的我国服务型政府建设 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提升之探讨 云南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创新 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机制问题分析 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机制探索 农村体育公共服务供给关系探讨 公共服务社区化保障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必然选择 政府一元供给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
[6]王习明.农村公共服务并非越多越好[N].学习时报，2012-04-24.
[7]姜秀敏， 孙洁.中国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大连海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9（5）：38.
[8]吴业苗.需求冷漠、供给失误与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困境[J].人文杂志，2013，（2）：99-107.
[9]李小群.乡村“善治”问题辨析与破解[J].安徽大学法律评论，2010，（1）：163.
[10]罗志红，朱青.促进我国城乡居民消费公平的财政支出结构优化分析[J].华东经济管理，2013，27（2）：38-41.
篇5
本文作者：焦俊峰作者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治安治理资源整合的社会基础考察
治安治理作为国家政治的一部分，其过程必然涉及权力在国家和社会中的具体分配。治安治理决策的制定、实施、评估、调整等环节，反映了国家和社会的结构性关系。同时，国家和社会的结构性关系反过来也影响治安治理的效果。因此，本文主要从市民社会理论层面理解和使用“社会基础”一词，即与国家相对并部分独立于国家，不能与国家相混淆或不能为国家所淹没的社会生活领域［7］。前述以国家和社会为载体的治安治理资源的整合，需要考察市民社会基础。作为有威权统治传统的中国，整合社会治安资源应注意中国社会的发育程度，即中国基层社会是否拥有维护社会治安的力量、能力、方法和制度资源等。市民社会的发育程度对治安治理资源的整合有重要影响，其核心在于基层社会和公众参与治安治理的深度和广度。除了公众参与，社会结构、社会信任、社会关联类型等也会影响社会治安治理的运行过程。具体而言，可以从三个层面分析基层社会对治安治理资源整合的影响：一是在基层社区范围内，从微观层面考察基层社会和公众在治安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二是在县域范围内，从中观层面分析社会力量对治安治理的影响；三是在国家范围内，从国家与社会的结构性关系宏观层面分析市民社会在治安治理中的地位和功能。从当前中国基层社会的政治现状考量，治安治理资源整合面临的困境在于：社会资本存量的匮乏和市民社会发育状况不理想。①首先，虽然中国的社会力量在改革开放后获得了较大的发展空间，但建国后高度发达的行政体系以及改革开放后社会流动性对基层社会结构的建设性破坏导致市民社会尚未构建起来，国家力图培育的基层民主与预期目标之间仍有较大差距，村民自治和居民自治尚不成熟，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治安治理在基层社区的运行，社区警务、社区矫正以及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等实践中遇到的困难即是例证；其次，市民社会的不成熟往往伴随着社会资本的匮乏，社会结构的调整也在一定程度削减了静态社会结构下遗留下来的社会资本存量，导致当前中国的社会资本总量比较匮乏，社会参与的热情、广度、深度均不够，缺乏制度化的手段和途径。由于社会的转型，我国缺乏长效的制度和机制调动社会力量、整合社会资源开展治安治理工作，这是社会参与的实践困境。在国家治理理论中，发达的公共精神是良好社会治理的决定性因素，但传统中国的治理模式无法孕育发达的公共精神，而公共精神的缺乏又导致传统中国无法实现更好的社会治理。在当今中国，治理模式的转变为公共精神的培育提供了有利条件，同时也对发达的公共精神有了更为迫切的需求［8］。对于治安治理而言，社会参与的贫弱也就意味着治安治理效果的下降。解决这一问题，必须以社区为依托，从培养社区的“公共精神”着手。治安治理能够取得成效的基础和关键不在于政府及其警察，而在于社区及社区公众。一方面，社区公众对安全的诉求是警察开展工作的动力和方向，社区公众是公共安全的直接受益者，对日常生活中存在的治安问题有最为直接的感受，他们的意见和建议是警务决策重要的信息源；另一方面，社区公众参与是治安治理的重要内容，不仅仅是提供建议和意见，更重要的是直接参与到治安治理中来，社区公众能否参与、参与的范围与程度是否合理、参与方式是否科学是治安治理能否取得效益的关键所在。由于力量的分散和组织能力的相对缺乏，公众的参与并非顺理成章，而必须依靠政府及其警察的组织、协调，以整合社区公众的力量，发挥社区公众的作用。因此，必须有意识地培养“公共精神”。公众参与治安治理必须使其意识到：作为社区成员，社区治安事关自己切身利益，诸多治安问题仅仅依靠政府及其警察难以解决，自己有义务参与治安问题的解决。参与治安治理不是代替政府及警察，也不是简单的协助，而是作为主体之一共同解决治安问题。所以，公众在配合警察搞好治安管理和犯罪控制中除了能给自己带来更大的社区安全系数和心理满足外，亦能提升自己的公民观念［9］。与西方相比，我国社区公众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普遍不高。社区公众的参与分为两类：一是动员性参与；二是自觉性参与。在我国，动员性参与一直是主要的参与方式，但这种参与方式的持久力不够，随意性较强，难以保持长久的效力。据托马斯•海贝勒2003年至2004年在中国沈阳、重庆和深圳的一项调查（调查对象为38名市、区、街道办事处、居民委员会的各级地方官员和140名经筛选出来的社区居民），社区参与程度普遍不高。比较而言，沈阳的社区参与程度最高，其中大部分人是大型国有企业的员工，邻居之间相互认识，人们对国家的期望很高，党员在社会参与中占有较高比例；重庆的社区参与程度处于中等水平，人们对国家的期望明显小很多，党员在社会参与中的比例也较低；深圳的社区参与程度最低，原因是移民城市内部缺乏地域性联系，人们相互不认识，而且由于收入和文化素质相对较高，作为社会中间阶层的群体具有较强自我意识的生活态度［10］。虽然该项调查不能说明整个中国的社区参与状况，但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由于传统中国是一种威权统治，在这种统治模式下，民众习惯于服从而不是参与，造成当前培养“公共精神”存在一定的困难。实际上，即便是在以邻里守望为主要方式推行社区警务的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家，随着时间的推移，社区公众对邻里守望的参与热情也在下降。这说明，即使在社区参与程度较高的西方发达国家，治安治理中的社会参与也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在我国，必须通过制度创新解决官僚体制下国家力量效率低下和社会力量发育不足的现实难题，通过各种政治活动、文化活动、社区自我管理活动等，培养社区公众的参与精神，并使传统的动员式参与逐渐转化为自觉性参与。只有社区发育成熟了，自我管理和自我组织才能作为制度固定下来并得以自觉自发地长期实施。
治安治理资源的整合路径设计
在治安治理实践中，我国一贯重视对治安治理社会资源的挖掘，注重发挥群众在治安治理中的作用。但从具体实践看，这种做法存在两个问题。其一，社会参与治安治理在某些情况下意味着安全责任的转移，即本应由政府完成的维护治安的职责被转移到基层社区，这种做法从政治上和法律上受到质疑。从理论上看，政府在将治安治理的某些责任转移给市场化的组织后，可以集中精力于必须由政府完成的工作。但是，公共安全供给的市场化与私人化一方面缺乏相应的政治合法性，另一方面则使原本由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具有私人产品所固有的差异性和不平等性，有公共安全富人化的嫌疑。因此，在社会转型中，市场组织和社会组织作为辅助力量，与政府协作提供公共安全可以弥补国家治理资源贫弱的结构性缺陷，但政府必须牢牢掌控治安服务的质量标准和监督权，以弥补和遏制治安服务市场化与私营化的消极后果。其二，由于制度创新的缺失以及分散化的改革导致社会资源的整合效果比较有限。从全国来看，不少地方根据地方治理经验创造出了适合本地实际的整合机制，但作为常态化的制度并未系统性地确立下来，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社会治安治理资源的运用。的确，由于性质、权力内容的不同以及具体方法的区别，治安治理国家资源和社会资源发挥的空间和效果存在一些差异，这就需要用具有实践操作性的制度进行整合，优势互补，以取得良好的治安治理效果。治安治理资源的整合分两个方面：一是国家力量和基层社区之间以警察为纽带，建立长期的协商沟通机制，将双方的力量有机整合；二是国家力量与市场化组织、基层社会与市场化组织之间以契约方式由市场化组织完成对公共安全产品的生产供给，为治安治理提供市场化的补充。通过制度创新和市场化手段，在新的社会形势下发动基层社区的力量开展治安治理。首先，这种模式坚持依靠国家现有的制度资源，充分发挥基层自治组织的协调作用，使警务工作围绕着基层自治活动展开，避免了公安机关直接指挥带来的抵触和对抗情绪，也使居委会的凝聚作用有了充分的发挥。其次，这种模式根据不同情况通过方法创新充分挖掘基层社区的力量，即一方面充分利用市场化的保安组织，将公安机关的工作与小区物业、大型商贸城、娱乐场所、金融单位和重点企业等区域的保安工作联系起来，有效整合利用这些区域的治安治理资源；另一方面则通过有偿服务以及动员方式发动下岗职工、低保人员、退休人员、治安积极分子组成专门的安防队、义务巡防队，整合社区的人力资源。再次，这种模式坚持立足社区，根据社区的具体问题提出对策，将社会矛盾与社区问题解决在社区，以保证社区的稳定和谐，从根源上解决犯罪诱因，增强社区的凝聚力及其对抗犯罪的能力。具体思路是：在社区外的公共空间，国家力量利用法律赋予的权力资源和方法资源，继续提供公共安全产品，通过日常巡逻和案件查处，维护社会治安。但这种方法提供的是无差别的安全服务，仅仅靠政府及警察的服务难以满足社会公众日益层次化的安全需求。对此，可以通过自治化和市场化两种方式予以弥补。自治化是在政府及警察的指导下，基层社区组建自己的力量开展治安防范。但这种传统方式在市场经济比较发达的地方实施起来有一定的难度，需要融入一定的市场化手段。如湖北省荆州市沙市区治安治理资源整合机制的创新中，通过宣传、发动群众重组了324支共计1614人参与的义务巡防队负责社区白天的门栋（店）关照和义务治安巡逻。并在对传统的义务性群防组织人员结构进行调整的基础上，着力加强安防队、保安队、义务巡防队的建设。以每月由社区统一筹资发给适当报酬的运作方式，从社区下岗职工、享受低保的群众中挑选了520名年富力强者组成260支安防队。①更为普遍和可行的做法是，根据“谁出资谁受益”的原则，通过市场化的机制推行保安有偿承包安防责任制，即以契约的形式将局部区域的治安治理活动交给保安服务公司。当然，这种方式下，国家力量并非不再参与治安治理，而是通过定期的治安联席会议方式与社区代表、保安组织沟通协商，共同参与治安治理。事实上，在这种模式中，警察组织和社会力量无法割裂，社会力量参与治安治理必然需要借助于警察组织的各种资源，否则其合法性以及治理效果都将存在问题。这种模式涉及国家资源、自治资源和市场资源三个主体和指导协商、市场契约两种合作机制，其性质各不相同。政府及警察和社区之间是协商指导关系，而社区和市场化的保安组织之间是契约关系，为了确保机制的有效性，必须明确各方的权利义务。从目前来看，上述模式运行较好的社区代表有武汉市民意街社区，其具体做法是经费由社区收取、管理和监督，安保队的组建也由社区自己负责，派出所只对具体的技术进行业务指导，并对具体的责权利分配进行监督［11］。这种做法既避免了公安机关重复收费的嫌疑，又充分发挥了基层社会的积极性和能动性。基层社区存在差异，具体的治安问题也有其独特性，作为国家力量的警察组织由于其工作的普遍性难以深入了解和充分考虑这种差异，作为社会力量的基层社区又缺乏警察组织所拥有的权威性治理资源，无法充分利用官方资源去解决所在社区的治安问题。合理的解决途径是，在充分协商的基础上进行资源整合，双方通过对公共利益的考量、对自我利益偏好的修正、对具体目标方法手段的选取最终形成共识，充分利用各自的优势资源实现治安治理目标。从笔者掌握的资料看，基层治安状况较好的社区，警察组织与社区往往有比较好的互动，这些社区可能没有正式的协商制度，但非正式的沟通与交流同样可以起到协商的作用。通过有效的协商沟通，代表国家权力的派出所与基层社区达成共识，以此为基础建立长效合作机制。在“群防群治”理念的指导下，有效整合治安治理资源，形成科学的治安治理资源结构。这种资源整合机制运行的结果使得多元主体在治安治理中的关系出现多样化，凸显了治安治理主体之间的互动过程，具体表现为由警察组织主导并以平等的地位与社区进行交流与协商，根据各自的价值需求达成治安治理目标上的一致。在目标的指引下，双方利用各自的资源优势通过具体的方法手段实现既定的治安治理目标，以维护社区良好的治安秩序，满足警察组织的职能要求和社区公众的安全需求。
篇6
【关键词】第三方社会组织 社区治理 物业管理 徐汇区
随着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对房屋的使用，并不仅仅停留在居住这个基本层面，社区服务质量、物业管理水平等越来越成为业主们考虑的因素，业主需求与实际得到的服务产生了差距，造成了很多矛盾。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其中很重要的一个理念是“多元共治，合作包容”，提倡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广大人民群众、媒体等主体共同参与社会治理，以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徐汇区对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物业管理的探索开始得较早，并在2012年相继成立了三家第三方物业管理社会组织，在矛盾化解、物业事务指导、居民自治等方面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一、关于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理论研究
根据“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理论，社会组织的兴起从某种程度上说源于“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市场失灵论体现在西方公共财政理论和福利经济学中，认为完全市场的竞争环境能使社会资源进入帕累托最优状态，但是市场的缺陷显而易见，由于市场主体的逐利本质和注重眼前短期效益，“市场失灵”引发了市场垄断、恶性竞争、公共产品缺乏等一系列的问题。面对“市场失灵”政府就必须出面解决这些问题，因而开始介入到了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但是政府的介入并不是能解决所有问题的，政府失灵论认为，政府按照平等的原则只是提供一般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显然不能满足社会群体更加多元化和个性化的服务需求。政府失灵的主要表现形式包括公共政策失效、信息不对称、公共服务供给效率低、寻租现象以及腐败滋生等。 在“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状态下由于政府与市场的局限性，迫切需要社会组织参与其中，这就为以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方式引入社会组织参与提供了有力的事实和理论依据。根据公共治理理论，公共治理模式是“通过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国家与公民社会、各种公共机构与私人机构互动与合作，共同行使公共权力，在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过程中调解冲突和融合利益，最终达到实现和增进公共利益目的的新型社会管理模式”，强调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治理权力的多中心化、政府权力的有限化，参与与合作是公共治理的精髓。服务的提供或安排与服务的生产之间的区别是明显且十分必要的，这是公共服务多元化供给的前提。公共治理理论阐明了公共服务多元化供给的可行性和必要性，认可了社会组织在公共服务供给中的作用和地位，并且认为政府购买社会组织公共服务是多中心治理模式的制度安排之一。
二、徐汇区第三方物业管理社会组织发展基本情况
（一）机构简况
2012年初，徐汇区田林街道、枫林街道和徐家汇街道相继成立了“和房家园物业管理事务指导中心”、“汇枫物业管理事务指导中心”、“嘉汇物业管理事务指导中心”。按社会组织管理的相关要求，三大机构都按注册资金10万元的标准，由民间出资，在区社团局正式登记为民办非企业单位，属非营利组织性质，由相应的街道办事处进行业务主管，办公场所与办公用品也都由各自街道提供，机构主要通过向街道与房管办购买与物业管理相关的社区服务获得活动资金，在组织上与政府部门不存在上下隶属关系。
目前各机构的全职工作人员为3至4人，都是从街道市政科、房地局或房地办及与物业管理紧密相关的政府部门新近退休、富有经验的工作人员。
（二）业务状况
三大机构的业务范围大致相当，包括：①业主大会组建和换届改选;②业主委员会培训指导;③小区物业服务标准评估;④小区物业矛盾与纠纷调解;⑤物业公司选聘、解聘;⑥小区零星工程项目咨询等几大方面，但目前的主要工作集中在前四大业务上。各机构的业务重点也有所区别，“和房家园”与“嘉汇”在社区物业矛盾的调处上耗时最多，而“汇枫”的工作重心则主要在业主大会的组建与业主委员会的改建上。在具体业务的工作方式上，各机构也不完全一样，如：“和房家园”对业主大会的组建和换届改选主要起牵头协调和督促进度的作用，而“汇枫”对业主大会的组建和换届则起到主导作用，只有在遇到组织无法完成的困难时，才向街道和房办寻求援助。
各机构的经费来源可包括注册启动资金、项目运作经费、社会各界赞助和其他合法收入，但目前的活动经费主要是向政府购买服务获得，年度合约资金在20万-30万元之间。
（三）主要成就
由于三大机构具有：①人员业务熟悉、经验丰富;②与街道、房办和居委等相关部门的对接顺畅;③非营利性的公益组织不掺杂部门利益，能更加客观、公正处理事务;④项目化打包合同制，使工作方式更为机动灵活、工作效率更高等特点，各机构运行以来，对各街道居民小区的业委会成立起到了明显的推动作用，都超额完成了合约目标;对小区物业矛盾的调处效果也很显著，一年来，这些街道的小区物业矛盾和上访事件，明显减少;而且节约了物业管理成本，物业管理的乱象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约束。以田林街道和房家园为例，到2014年10月底，共接待咨询来访人员597批1341人次，召开协调会167次，帮助解决各类矛盾与纠纷个案40例。组织开展居委、业委会座谈会及培训指导60次，对21个居委会书记、主任及管辖61个小区的业委会主任和副主任进行业务培训，参加培训人员达920人次。各项工作都初见成效，最重要是得到居委会、物业公司、业委会和居民的认可。
三、组织发展主要困境
前三大机构在组织结构和运营管理上面临的困境主要有如下方面：
在组织结构方面，一是机构仍很弱小。机构人员偏少，最多的也只有4人，且年龄偏大，都是退休员工。二是招贤纳士难度大。由于专职工作者多属退休人员，“和房家园”与“汇枫”每月给工作人员只发放两千多元的劳务费;“汇枫”尽管按工资发放，但每月也只有三千元左右，而且不交纳四金，这种收入水平很难吸引年轻人加入团队，对机构后继者和接班人的培养不利。三是老百姓对机构的身份仍存质疑。在实际工作中，老百姓容易将机构认为是政府的一个分支机构，是政府管理的延伸。加之长期以来多数老百姓形成了政府管理部门与物业公司利益更为一致的观点，机构往往需要对自身的性质反复做出说明。
在机构的运营管理方面，一是税收偏高。由于相关管理体制的问题，社会组织尚不能享受营改增的政策，目前的营业税达 5.75%，尤其是年度节余款需按20%交所得税，迫使机构不由不为财物而调整业务。二是业务缺乏拓展空间。目前，从服务的半径来看，业务范围局限于街道内部;从经费来源来看，主要靠向街道购买服务，但街道并没有形成购买此类服务的长期政策，这些不利于机构的发展和壮大。三是各类业务缺乏物价给付标准。物业管理社会服务本身工作难以量化，目前主要通过粗略估计的方式打包决定项目费用。
四、外区相关经验
从全市范围来看，虹口区新家园建设与合作事务所是较为成熟的物业管理服务类社会组织，特将其发展情况和徐汇区同类组织做了对比。
新家园建设与合作事务所（以下简称“新家园”）位于虹口区凉城新村街道，2011年4月开始试点，2011年10月20日正式揭牌成立，成为一家由街道政府通过契约化管理方式购买服务、培育扶持的公益性民办非企业社会组织。目前机构有全职工作人员6人，大部分是从社保、房办等与物业管理工作相关部门退休的成员。业务主要包括：①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组建和换届改选;②牵头协调、组织开展物业服务达标补贴等住宅小区综合管理和服务工作;③推进公共服务项目的研究开发和推广实施及其他相关事宜;这些业务主要通过接受政府部门委托进行项目化运作。成立三年来，年度合同经费逐年上升，分别为26万元、33万元、36万元。今年年底，类似“新家园”的物业管理类社会组织将在虹口区地区办和房管办的共同推进下，在更多的街镇逐步推开。
从整体来看，“新家园”的运作模式有以下几点值得借鉴：一是多层次的人力资源保障机制。“新家园”尽管全职工作人员少，但机构除了专职的具有丰富经验的工作团队外，还聘请了相关业务领域的专家提供决策咨询，并有一个庞大的社区志愿者团队作为支撑。二是已经初步建立起物业管理服务项目的物价管理机制，为进一步推进物业管理服务类社会组织、规范政府购买物业社会管理服务奠定了重要的基础。三是购买服务的渠道更加多元，业务存在拓展空间。新家园的业务开始尝试向区内其他街道延伸，通过与其他街道政府签订项目合同的方式，推进业务的不断拓展。当然，他们在与外区县的合作上也存在瓶颈，目前服务半径也局限于虹口区范围内。
五、未来发展建议
徐汇区的第三方组织参与物业管理服务，提高了社区物业管理社会服务水平，对建设和谐社区初步显现了重要意义，同时也提高了公共财政的投入效益，是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重要体现。下一步应当继续加强探索、认真总结、适度加快推进政府购买物业管理社会工作服务。
1. 尽早出台政府购买物业管理服务的业务范围细则目录。业务是机构的生存之本和壮大之源，通过进一步明确政府购买物业服务的业务范围目录，规范政府购买物业管理服务的流程和规则，使机构具有长期的业务保障，这不仅有利于机构的发展和壮大，也是顺应时代所需、变革政府管理模式、提高政府管理绩效、满足社会服务专业化需求的重要路径，同时也与徐汇区正在加快推进的政府购买社会服务步伐相契合。还有，政府也要鼓励机构多元发展、自谋业务，增强对社会物业服务需求多样化和个性化的服务能力。
2. 进一步研讨物业管理服务中心的服务半径。当前，各个物业管理指导中心都以街道这一行政区划界线为服务范围，由于物业管理指导中心购买的是街道所需的社会服务，且因为物业管理与行政管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需要行政管理的通力合作，因此目前跨界服务极少发生。尽管有外街镇、甚至外区县也有社区来申请开展业务，但出于种种考虑，都未予接纳。服务的半径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机构的规模和机构的设置个数，需要有关部门加大这一问题的研究和设计。
3. 研究和借鉴物业管理服务项目收费制度。目前，尽管各机构都未提到政府合同经费不够的问题，各机构也认同合同打包的购买方式，但缺乏规范的服务收费制度，并不利于机构的发展和壮大，也不利于政府规范服务项目收费、提高公共财政的利用效率。建议要结合业务范围细则，尽快形成各类服务项目的收费标准目录，为组织的可持续发展提供良好的保障。
篇7
【关键词】进京务工人员；参与式治理；志愿活动
据统计，目前北京市的农村外来务工人员（以下简称务工人员）已经超过200万。他们多从事技术含量低，以体力劳动为主的职业，因此工资待遇普遍较低，就业过程中面临各种困难。同时，因为新的城市社会网络的不完整，这些在京务工人员缺乏与北京市民互动的机会和平台，无法获得城市居民的信任和接纳。因此，这些在京的务工人员往往是游走于城市边缘，很难主动实现民利、维护自身利益，属弱势群体。
一、进京务工人员面临的困难
1.就业困难
获得经济收益是这些进京务工者从农村走向城市的根本原因，获得在城市的工作机会是让“挣钱”的梦想成为现实的唯一合法途径。当这些在京务工人员作为一名职业谋求者进入北京时，他们需要进入城市之前的，已经形成的亲戚和朋友提供工作的机会，以提供在北京维持生活的机会。但当这些进京务工人员希望以第一份工作为基础，有更进一步的职业流动，从而谋求获得更多经济收益时，原来的社会网络就不足以满足他们的要求，他们必须对其做出扩张。进京务工人员如果希望获得更多、更好的经济收益，必须做出指向不同的或者更好的与自己不属于同一社会阶层的资源拥有者的理。他们必须冲破最初的社会网络，主动寻求异质群体的交往，寻找异质群体内的社会关系对自己的社会网络做出弥补。只有这样，他们才能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源，从而走出工作的困境。因此他们迫切的需要与异质群体——城市居民形成互动。
2.标签带来的歧视
在我国，由于户籍制度而引发的城乡二元割据的现象已经由来已久，与之相关的教育、卫生、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体制等都将众多的来北京务工的农村外来人口排斥在城市的无形大门之外，从而被贴上了“非北京人”的标签，不具有北京市民的身份。外来人口融入城市社会的主观愿望与城市体系对这一群体客观的排斥，形成了一道巨大的鸿沟。这样的“标签”表示这群特殊群体因为在出生背景的异他性，从而必须要遭受个人品质的怀疑。他们不是以个体被排斥的，而是作为一个群体无法得到北京市民的认同。
不可否认，少数在北京的务工人员因刚到城市种种的不适应确实曾做出一些危害城市安全的事情，但城市居民将这种个体行为和想象不合理的扩张到了整个群体之中，从而导致了对整个外来群体存在的偏见，并把它们视为城市的异类和危险群体。这样就阻碍了进京务工人员和北京市民之间的深入沟通和了解，降低了双方对彼此的认同感，无法形成新的社会网络。因为缺乏新友缘和业缘关系的补充，进京务工人员的社会网络将会始终处于不完整状态。他们不但得不到来自城市机构和市民的支持和帮助，反而还会遭遇各种歧视与刁难。
正是因为进京务工人员与北京市民分别属于不同的社会阶层，彼此之间缺乏传递信息的桥梁，无法实现深入的沟通和了解，才会造成这样的现象。我们需要搭建一个平台，使双方可以进行有效的沟通，补充进京务工人员的所缺失的社会网络关系，消除他们因既有标签带来的歧视。
3.陌生城市中的情感缺失
刚到北京的务工人员的个体社会支持网络中提供社会支持的关系人，城市人口数量极少。进入城市后，他们通过工作和生活所建立起来的新的社会网络中，主要仍是乡土关系和亲属关系，其交往对象和范围也都极其有限，限于同质人群之间。因此，这些在京务工人员很难得到城市居民的支持，从而缺少了外部的社会亲和来源，生活在城市但没有与市民的交流。在京的进京务工人员在新环境下沟通渠道不畅，无法得到他人的关心和支持，心里不免产生孤独感和无助感。
在刚到北京之初，他们原来的社会关系网络和社会支持力量都由于时间和空间的因素，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断裂，使他们处于一种网络的游离状态，游离于各种支持和帮助之外，因此在生活和工作中陷入不同程度的困境。因为自身文化水平和能力素质的限制，这些在京的进京务工人员，很少能有机会与北京市居民进行经常性的有效的互动，他们需要一个平台能与城市居民建立尽可能多的接触和沟通机会。
出于亲和目的、主动为社区及居民服务的志愿行动在此时客观上成为了这种互动的平台，增加并扩大了这些“外来者”与“北京人”的接触机会，双方除了简单的行为互动之外还有情感的交流，并逐渐建立了一套新的社会关系网络体系，使这些在北京的务工人员有了可以利用“志愿者”的身份与自己的异质群体建立联系，从而逐渐建立起了可以利用的弱关系，获得北京社区居民提供的社会支持，获得城市提供的各种资源。
二、以志愿服务为载体重构社会网络
1.进京务工人员的志愿服务
在京务工人员刚刚来到北京的时候，社会网络关系确实没有合理的群体归属，缺乏从群体角度对于自我的定义，因此很难以组织的形式或组织中成员的身份向社会提供志愿服务。他们仅仅是在日常生活中，为北京市民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服务，从助人的本能出发，以个体的身份帮助北京社区居民，开展日常志愿服务。他们通过这样独特的方式，在客观上形成了与城市居民互动接触的平台。利用这样成本较低，对个人能力要求不高的自主行为，为社会网络的重构提供一个有效的途径。
随着这样自发的志愿行为的深入，这些进京务工人员逐渐被社区及社区居民所接纳，并通过社区居委会的帮助，成为一名社区志愿者，形成了与部分北京社区居民的沟通与互动，补充了一定的社会资源。
2.以志愿服务为基础搭建互动平台
当以个人的好人好事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志愿服务上升到社区志愿服务，这些在京务工人员就可以通过社区居委会的合理组织和安排，利用自己的一技之长，帮助社区的城市居民，从而形成了二者的良性互动平台。主要的表现形式有在日常生活中为居民提供服务和利用自身技术为居民提供服务。
（1）在日常生活中为北京居民服务
由于这些外来务工者自身素质的限制，他们所能提供的志愿服务内容大部分都是以出卖体力为基础，以日常生活为内容的志愿服务。
大多数北京的外来务工志愿者都是基于自己的亲社会行为开始自己第一次志愿行为的，而他们以个人的名义，提供以日常帮助为内容的志愿行为。虽然他们所能提供的服务内容及技术含量较低，但是确实解决了不少北京市民的生活难题。
通过提供这样的日常服务，增进了“外来者”与“北京人”之间的了解，不但如此，外来志愿者还收获北京市居民的一定的信任与尊重，逐渐消除城市居民对进京务工人员的固有认识，形成了人际交流网络，建立了良好的友缘关系。
（2）利用自身技术为北京市民服务
在北京，这些进京务工人员的一技之长，不仅仅是他们谋生的根本，同时也是他们与这些城市居民沟通的一种工具。以技术服务为载体，形成了社区居民认识外来者的渠道。居民之间的相互了解，使得外来者可以为更多的社区居民所熟悉，扩大了外来者的人际交往范围。
由于社区居委会的保证，以其志愿者的身份为基础，他们的人品得到了居民们的普遍认同，而不再简单地将他们视为“就是挣钱”的人，而是依靠个人技能和服务，为社会居民提供服务的志愿者，个人身份得到改观。进京务工人员志愿者，通过自己的技能技术，为社区居民提供服务，与居民之间建立了良好的技术网络，在一定程度上建立了扩充了原有的业缘关系。
（3）重构社会网络
进京务工人员以志愿服务为载体，在城市社区中重构了自己的人际网络与职业网络，两个网络交互作用，构成了其在城市生存的新的社会网络支持，积累了社会资本，实现了从以亲缘、地缘为纽带的社会关系网络逐渐向友缘和业缘为纽带的社会关系网络的转变，建立了具有异质成分和制度因素的弱关系，为在城市中的长期生活开辟了获取信息、机会和资源的渠道。在与城市居民交往互动过程中，进京务工人员的城市归属感和价值观逐渐发生了变化，从而产生了对城市的认同和亲近感，获得心理上的满足，建立起人际网络和职业网络。
三、参与式治理
1.志愿活动与参与式治理
“参与式治理”是“城市治理”的一个新型方式，核心是“参与”，广义上来讲包括关于公民的公共利益、公共事务管理等方面的参与；既包括社区层面的政治参与，也包括社会公共管理中的参与。我们发现进京务工人员随着参与志愿活动的深化，他们已经不单单的满足于帮助他人、服务他人的简单内容，而更倾向于以城市主人的身份进行城市的管理，进行“参与式治理”。
志愿活动为这些北京的进京务工人员搭建了一个平台，让他们有更多的机会与北京市民互动，以此建立新的友缘和业缘社会关系，构建新的社会网络。基于新的社会网络，在京务工人员建立起了对于北京的归属感，从而不单单的满足于服务“北京人”，而希望的是保护自己的家园——北京。因此，“参与式治理”可以视为是“志愿活动”的一种升华，一种由服务到管理的升华，而这样的升华是基于这些在京务工者新的社会网络的完善和个人归属感建立的基础上的。
2.参与式治理与人文北京建设
（1）对社区管理的作用
基于这些进京务工人员主动自愿的参与式治理行为，社区居委会可以对他们进行有效的管理和利用。进京务工人员进行“参与式治理”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自我教育和群体影响过程。在进行“参与式治理”治理的过程中，他们立足于社区，依附在整个社会的管理工作之下，通过社区居委会的教育和培训，构建了新的文明道德观念、遵从北京市民的普遍规范，同时以志愿活动为基础形成管理平台，将这种有效的品质得以发扬光大，完成进京务工者市民化的过程。通过这样的管理和教育模式，使这些进京务工者可以主动的完成参与并完成这一过程，而非被动，行为举止、个人心态都会有转变。他们会更遵从社会的对这一特殊群体的管理条例，更积极的配合社会的建设和管理。通过参与式治理制度的不断完善，这一特殊群体已经逐渐从城市社区的一个不稳定因素，转变为社区建设和安定的一个核心力量，更加有利于社区管理作用的展开。
（2）与北京市民的互动
随着经济市场化的推进，无论是北京市民还是进京务工人员，都已经逐渐由单位人转变为社会人，所要求的支持网络也从单位转变到了社区。因此，社区已经成为北京市民和这些外来务工者之间的一个良好的互动平台。由于进京务工者的社区志愿服务，二者对社区的依赖逐渐演变成了对彼此的依赖，有效的突破中国特有的户籍制度下形成了城乡二元割据的天然屏障，为创建和谐社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我们可以发现，随着进京务工志愿者“参与式治理”的展开，他们与北京的社区居民之间已经有原来的次级群体逐渐转变为一个初级群体。他们是一个规模较小的非专业群体，而且彼此之间有很亲密的关系和直率的沟通。当该群体中的成员，无论是进京务工人员还是北京市民陷入困境的时候，这一群体会是他们最重要的认同来源和安全来源，并给予必要的情感支持。
（3）对政府的保障作用的呼唤
就目前进京务工人员参与式治理工作的开展情况来看，政府在其过程中的作用并不是很明显。但是，这些进京务工人员却为政府解决了许多燃眉之急。应该指出的是，在进京务工人员开展各项工作的工程中，政府可以提供法律、制度和政策等方面的支持，保障他们真正平等的融入城市社会中，享受与北京市民同等的待遇和权力。同时，已经参与到城市治理的进京务工人员可以通过其与那些未加入到城市治理的进京务工人员之间的亲缘、地缘、友缘等多方面的关系，产生正向的影响作用，推进政府管理事业的进程。
四、促进进京务工人员“参与式治理”的对策
1.转变意识
在市民中明确进京务工人员的市民主体地位，肯定他们为城市建设所做出的贡献，摈弃原来对于他们是“过客”，“外来者”甚至是“入侵者”的错误认识。我们发现，所有参与到城市志愿活动的进京务工人员周围的北京市民对他们的态度都是进行着一个从排斥到接纳的过程。
同时，社区的管理者的态度有着决定性的作用。首先他们要认可外来务工者对于城市建设、小区建设的价值。同时还要充当好他们与小区居民之间的桥梁，建立起有效的沟通机制。
2.提高社区自治水平
社区居委会作为最基层的群众组织，应该成为进京务工人员和广大市民交流的有效媒介，由社区搭建平台，往往是最容易被接受和认可的。“参与式治理”的特点就在于立足于社区，强调社区对于整个社会管理的作用，以社区作为管理基础，通过个人或群体的活动形成管理平台，并且将重点放在社会的边缘群体和弱势群体，突出他们的作用。
3.进程务工人员组织化
进京务工人员个人力量相对单薄，以组织的形式完成“参与式治理”更为有效。一方面更便于社区、政府等相关部门对其进行管理，另一方面，组织内部会形成由众多强关系组成的社会初级群体。大家在一起工作即便很辛苦、很危险，因为有彼此的鼓励也不会有任何的抱怨。这就是组织的力量，进京务工人员是先建立起对组织的认同感，才逐步建立起自己的市民意识，进而完成“参与式治理”的过程。
4.政府保障作用
政府的保障作用在整个进京务工人员“参与式治理”进程中的作用都十分关键。无论是之前的初次来京的无工作的安顿工作，还是外来志愿者的组织工作，亦或是外来务工者市民化完成后的城市治理工作都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和帮助。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可以从法律、制度和政策等方面的支持，保障他们真正平等的融入城市社会中，并行使他们的民主参与权利。从细节处着手，帮助这些进京务工人员真正的完成心理的接纳和认同过程，从主观和客观两方面建构其北京市民的身份。
总之，进京外来务工人员的社会支持网具有传统和现代的双重特征，外来务工人员在以血缘、地缘关系为基础的初级关系上，不断拓展和重建具有工具理性色彩的次级社会关系，尽管这个过程很艰难。但是，基于社区志愿活动的展开，他们还是建立了与北京市民的互动，形成了与他们的友缘和业缘关系，形成了新初级群体，完成了自身社会网络的重建。基于新的社会网络关系，进京务工人员完成了他们自身的市民化过程，由一个“过客”的身份变成了北京的“主人”，进而发展了“参与式治理”。也正是基于这样的特殊的城市“治理”过程，社区、政府等相关部门寻找到了一个对外来者的一个新的管理平台，促进了和谐社会的建立。然而，一个现代社会，社会网络资本这种非正式的资本只应该用来为制度性资本作候补，而不是替代。所以，政府应该在最大程度上承担制度性资本的建设，做好立法和制定相关政策的工作，才能真正消除或疏导外来务工人员流动带来的种种问题，切实实现和谐社会。
参考文献：
[1]王敬尧.参与式治理———中国社区建设实证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6：12-14.
篇8
【关键词】社区居民自治；业主委员会；发展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公民住房体系中公有住房占主体地位开始解体以及私有住房社会群体的兴起，使得社区的依法自治开始具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必然性。但随之而来的居民小区治理问题却成为了社会普遍感到困惑的地方之一。因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政府如何顺势而为，规制和引导以社区业主共有产权为纽带而建立起来的业主自理自治组织，充分尊重和发挥社区自理自治组织的功能，以最大限度地节约政府公共管理资源，并取得社区治理中政府与业主互动的最佳效果，是摆在我们面前重要的重要课题。
一、我国社区居民自治和业委会的发展情况
社区居民自治，是建立在社区、自治含义基础上的一个综合性概念，涉及到社区居民自治的主体、客体、目标几个构成要素。在21世纪的中国民主政治建设中，完善居民自治制度，全面推动城市居民自治，是一项重要的政治发展战略。在现代化发展的整体推动下，城市居民自治发展将成为基层群众自治发展的主导。业委会是有业主选举产生的管理社区日常活动的居民自治组织。现阶段，我国城市基层民主建设正处于由单一的行政管理向社区居民民主自治的发展过程，居民自治组织的发展还有不完善的地方，自治的实际社会影响力还比较有限，在自治过程中还存在转统体制对自治的发展的限制，社区居民参与率低、参与机制不完善等问题。
二、桂林市七星区业主委员会的发展现状及其问题
在业主自理自治过程中成立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的目的在于使物业管理区域里的全体业主通过制定和遵从共同的契约和规章，能够依据国家和地方法律法规对属于业主们自己的房产物业进行业主的自主治理和自我经营。但是，由于各种原因，目前桂林市各小区的业主委员会的发展状况还不容乐观。
笔者共走访了桂林市的七个小区，分别为桂林电子科技大学西区教职工住宅区、花园林涧、漓江花园、朝阳社区、五通社区、东岸枫景、广西师范大学育才校区教职工住宅区。经调查居民满意程度最高的为漓江花园小区。这七个小区已经成立业委会的有六个小区，占调研小区数的百分之八十五。经调查居民满意程度最高的是漓江小区，朝阳社区的满意程度最低。根据调查发现，漓江花园业委会已成立了11年，每年都会召开一次业主大会，其业委会有少量经费，解决问题效率低下，成员由爱心人士兼职，目前三年一届，业委会主任可连任也可被罢免。朝阳社区有两个业主委员会，由居民投票产生，且有固定办公地点，业委会有法人代表资格，能竞聘物业公司，属纯商业型小区，业委会成员有工资，存在各种利益关系和矛盾。桂林电子科技大学西区教职工住宅区是事业单位型小区，而处于城乡结合部的花园林涧由于居住成员复杂，问题较多。五通社区有三个业委会，成员无工资，一年召开一次业主大会，时间自定。东岸枫景小区业委会组成人员复杂，其办公场所与居委会合用。广西师范大学教职工住宅区业委会成立不久，也在业主自理自治的过程中缓慢前进。
从笔者目前所走访调查的情况来看，桂林市业委会在自理自治的道路上还存在许多问题，待解决的问题有以下几方面：
（一）缺乏必要的经费支持和办公场地
在笔者的实地调查和走访中发现，居民业主委员会普遍存在办公经费来源不稳定的问题。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有：一是业委会不同于居委会，居委会是政府行政权力的末梢，因此不像居委会那般拥有稳定的经济来源。二是业委会不同与物业公司，业委会没有权力收取费用。三是业委会没有经济收入或经济收入少。缺乏经费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的业主委员会的经济独立性，不能有效地开展管理工作。另外，笔者在所走访的小区中发现43%的业委会没有办公场所。由于没有固定的办公场所，导致了业委会成员上班不便以及与业主交流难等问题。
（二）业主委员会委员构成不合理
笔者在调研过程中发现了一个现象，即业委会成员中男女失衡及成员人数占小区人数比例不协调。例如漓江花园有420户居民，按照比例应有业委会成员7人或9人，但漓江花园业委会成员实际上只有5人。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有：年轻的居民需要外出工作，只有老人有闲暇时间。选举业委会成员没有合理的选举条例办法，是否当选业委会成员只看得票率高低，没有能制定出根据人员比例选出成员。因此造成了业委会委员构成不合理。
（三）业委会与业主关系松散，业委会成员责任意识不高
笔者在实际调查中发现业主只有在权益受到侵害时才会想起业委会，另一方面，业委会委员出任此职位是出于一种爱心及无薪兼职的情况下，所以部分人员在工作中不积极、不认真与业主交流解决业主投诉的问题业委会成员的责任意识是有待提高。例如桂电羊角山小区居民反映的垃圾场与老人平时活动的地方太过于接近问题，羊角山小区业委会并没有及时解决该问题。
（四）业委会与其他社区治理主体间的权责关系不明确，法律地位模糊
在社区治理中，小区的治理主体有居委会、业主委员会以及物业公司三个。许多业主对物业管理的认识还不足，对业主委员会的作用更是含糊不清，缺乏相应的专业知识，也没有进行过针对性的学习，有些业主对自己在业主委员会及物业管理中的地位、作用、权利和义务不太清楚，因而很容易造成职责不明确。
（五）业委会自我宣传力度不够，业主对其缺乏了解
业委会宣传工作不到位一是由于宣传方式单一，业委会主要通过粘贴公告的方式让居民了解小区的相关信息，其方式简单单一。二是宣传成本过贵，没有经费来源的业委会负担不起。如东岸枫景小区安装的电子显示屏，由于耗电量过高以及维修成本过高等原因电子显示屏平时都是关闭的。而业主对业委会信息了解不够的原因有二：一是业委会的宣传力度不够，二是业主缺乏相应的权利意识。
三、改善业主委员会工作现状的对策分析
街道办是社区居委会的上一级部门，而社区居委会与小区业委会的关系又是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所以可以说，业委会是有相关指导部门的。因此，笔者认为要解决业委会资金来源不稳定的问题必须得从制度上入手，在相应部门建立相应的专项资金以供使用。只有经济基础稳定业委会才能更好地开展工作。
要解决业委会成员不合理的问题得从源头入手。要完善相关条例规定，如年龄区间、男女比例、以及业委会成员数占的比例等。关于业委会与业主关系松散、业委会成员责任意识不高的问题，要加强对业主的宣传力度，让业主明白他们所拥有的权利与义务。其次，以生活补助的名义、以及考勤的方式向业委会成员们发放一定的资金。最后。拟定相应的值班表。这样，委员们可以更有动力，也更有效率地去为小区业主服务。
针对业委会与其他社区治理主体间的权责关系不明确，法律地位模糊的问题，只有相关职能部门才能明确划出他们的职能范围、人大才能明确他们的法律地位。
针对业主委员会工作宣传力度不够以及业主对其信息了解不够的问题，笔者的对策是开发用于小区的日常信息的手机报。手机报是一种简单有效低成本的方式，老人小孩都可以使用。
四、结语
随着住房商品化的发展，以及在当前市场转型过程中，处于转型过程中的传统社区管理不再完全依靠居委会的一元行政管理，而开始转向居委会、业委会与物业公司的三维框架，业主委员会是业主进行自我管理自理自治的有效形式之一。业主委员会的自理自治之路并不平坦，它需要更多的完善与发展。因此，在住房改革的大背景下，业委会的自理之路也会随之变化，前途光明。
参考文献
[1] 刘安.业委会发展的困境及其突破[J].城市问题，2012 （3）：98-102.
[2] 闵学勤，黄灿彪.适度的社区自治及其路径选择―基于香港和内地社区治理模式多的比较[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12（2）：42-46.
篇9
[关键词]：垃圾分类；资源化；回收体系；公众参与
1、 前言
城市垃圾产量逐年上升，不仅占用土地，且伴随着二次环境污染风险等问题。据环保部、住建部统计数据显示，全国超过三分之一的城市正遭遇“垃圾围城“现象，已侵占土地75万亩[1]。十二五期间，杭州市市区生活垃圾日均处理量8356吨，年均增长率为6.5%，现有垃圾处理设施已无法满足城市发展的需求，破解垃圾围城困境已刻不容缓。垃圾源头分类收集是垃圾有效管理的必要前提，也是实现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的关键环节，是提高垃圾循环利用的最有效手段[2， 3]。2016年12月的《“十三五”全国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规划》明确规定，到2020年底，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和省会城市生活垃圾得到有效分类，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达到35%以上。2000年，杭州被列入住建部制定的全国垃圾分类收集试点城市以来，一直致力于探索形成高效的垃圾分类回收体系。后G20时代，杭州正向国际化都市迈进，给市容环境管理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西湖区作为杭州重要的主城区，其垃圾分类工作成效直接关系到杭州市垃圾分类试点工作的成败，如何提高垃圾源头分类实效已成为当前需要着力解决的重要课题。
2 、垃圾分类现状
自2010年3月正式启动垃圾分类工作以来，西湖区通过以下五方面工作的开展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一）通过多种形式宣传垃圾源头分类收集，积极营造良好的宣传舆论氛围，引导公众参与垃圾分类收集。（二）建立垃圾分类长效管理机制，构建区、街道、社区三级目标责任体系，通过考核评比、选差通报等手段落实垃圾分类目标任务。（三）组建垃圾分类志愿宣传队伍，定期开展垃圾分类培训宣传活动。（四）积极探索垃圾分类创新途径，实施生鲜垃圾专线清运，解决农贸市场空余场地少、分类质量差等问题。（五）创建垃圾分类示范小区，鼓励社区采用激励手段、第三方服务试点等挖掘公众参与垃圾分类收集工作的积极性。目前，已有10个镇街、74个社区、354个小区近18万余户家庭加入到垃圾分类行动中，区属112家机关事业单位已经全面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全区垃圾分类小区覆盖率达到约83%，主城区除部分城中村外实现了生活小区垃圾分类全覆盖。
3 、垃圾分类存在的问题
3.1 政策法规不健全，约束性与激励性动力不足并存
当前，法律法规中关于城市垃圾分类收集方面的法律主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弃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为了结合杭州市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更好地加强生活垃圾管理，近年来，杭州市陆续出台了《杭州市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杭州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进一步细化了垃圾分类收集管理的具体规定，但仍存在如下几方面问题。首先，立法过于原则，缺乏可操作性。《条例》对于如何进行垃圾分类、如何丢弃、如何收集、如何处置，以及如何实施处罚措施等未能给出具体的规定，这种政策的模糊性给市民、企事业单位、以及相关管理部门在实施条例时带来一定难度，从而使得执行力度大打折扣。其次，缺乏相应的实施细则和配套政策。《条例》指出鼓励单位和个人减少生活垃圾的产生，鼓励经营者或管理者设置便民回收点，但是缺乏具体的鼓励措施，也没有给出奖励、补贴等激励政策相应的具体规定，这对于公众参与垃圾源头分类与减量化缺乏实质的激励作用。再次，规定了监督及惩罚措施，但是当前的垃圾分类收集现状下，一定时期内在执法上显然存在一定难度。此外生活垃圾处理收费制度未能体现“多生产、多付费”的原则，无法体现垃圾减量化的激励作用。
3.2 末端处置与前段分类脱节，垃圾收运与处置能力亟待提高
城市垃圾除了可回收垃圾、厨余垃圾、其他垃圾、及有害垃圾等生活垃圾外，还包括建筑装修、大件杂物、园林绿化等非生活垃圾。当前，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由焚烧场处置，但其面临着消纳处理能力有限的问题；可回收垃圾中具有高价值的部分由企业回收，而大量低价值可回收物（包括玻璃、木头、陶瓷等）面临无人收运的尴尬境地；虽然有害垃圾数量极少，市环保局指定的处置企业仍无法完全满足当前的处置需求。非生活垃圾的消纳存在一定问题，其中建筑装修垃圾、大件杂物垃圾主要依靠外运，而部分园林绿化垃圾被混入生活垃圾处置渠道。自2009年推进垃圾清洁直运以来，垃圾清洁直运的推进减少了各垃圾中转站周边的污染，但也因为清运距离的增加带来了清运频次减少、垃圾满溢现象时有发生等问题，同时清运过程中存在将分类的垃圾进行重新混合收集运输的现象，直接影响了居民进行垃圾分类的积极性。
3.3 垃圾处理经费保障不足，资金渠道有待拓宽
城市垃圾治理需要投入较多的资金。当前城市垃圾治理的经费主要来源于财政拨款，外加卫生费，尽管杭州已实行生活垃圾收费制度，然而收费标准相对较低，收缴率并不如意（仅为50%左右），垃圾所收费用并未随着垃圾的增长同比增加，资金无法满足垃圾分类收集处置所需，导致了沉重的财政负担。同时，实际工作中缺少生活垃圾分类减量专项激励经费，无法对分类减量成效显著的社区、单位及市民进行有效激励。同时，随着垃圾分类覆盖面的拓展，对前端垃圾分类设施保障也有了更高的要求，需要投入越来越多的资金，才能建设足够数量的无害化处理处置工程，使城市垃圾的无害化处理率达到预定目标。但仅靠国家和地方财政专项拨款解决，很难达到预定目标。
3.4 公众参与后劲不足，参与深度与有效度有待提高
城市中80%以上的生活垃圾来源于家庭[4]，社区居民是生活垃圾的最主要排放主体，因此居民在垃圾源头分类和收集中的执行情况直接影响垃圾分类、废弃物的利用率、运输成本、末端处置难度等。居民垃圾分类行为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包括环保价值观、环境态度、公共宣传教育、具体环境知识、感知到的行为动力心理因素等。尽管已经开展了多元化的垃圾分类意识宣传、培训等工作，已大大提高了环保意识和垃圾分类意识，但是居民在实际日常操作中分类意愿尚未深入人心，正确分类投放有待提高，参与热情和参与有效度亟待提高。
4 、对策及建议
4.1 加快制定垃圾分类实施细则及配套政策
为了提高城市垃圾源头分类、回收、运输、及处理的管理水平，相关部门应进一步协同推进法律法规体系的完善，加快制定垃圾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垃圾分类、收集、运输、处理技术规范，垃圾处理收取制度等立法工作，以提高垃圾分类的可操作性；同时要切实制定鼓励垃圾分类的配套政策，明确奖励机制、资金来源渠道，实施细则，监督机制等；此外，在制定相关政策时要结合实际情况建立相关目标的激励约束机制。
4.2 完善垃圾分类管理制度体系
完善垃圾收费制度，强化垃圾排放者的责任和义务，推行延伸生产者责任制度，建议进行分类计量收费制度，将垃圾分类阶梯收费制度延伸到普通居民，以提高公众垃圾分类及减量化的积极性。建立有效的垃圾分类减量考核机制，垃圾分类涉及单位部门众多，小区内需要住建部门协调物业企业，农贸市场、商场等涉及商务、市场监管部门的协同配合，医院、学校的垃圾分类需要卫生、教育部门的协同组织，而目前虽然我区垃圾分类领导小组制定了对镇街和各部门的考核办法，但此项考核并不具备强有力的约束力，难以达到部门联动的效果。建议动员社会组织介入，加强第三方监督力量的体现。建立垃圾分类信息通报制度，促进各部门对分类工作的执行力度与相互监督。
4.3 构建多元化畅通的回收网络，规范现有回收设施
除了小区内设有垃圾分类设施外，还应在人们经常光顾的公共场所设立可循环物质回收网点，如在超级市场，便利店、停车场等，同时鼓励以互联网等创新方式进行垃圾回收利用的模式，构建多元化畅通的回收网络，对于加入回收网络的网点主体给予一定的回报。规范现有回收设施，垃圾回收设施应有统一标准，并在不同颜色标注的垃圾桶上注明回收的类别和简要使用说明，指导消费者使用。对于有条件的社区，建议可回收垃圾进一步细分，如分别回收废纸、塑料、玻璃、金属和布料五大类。
4.4 继续拓展宣传渠道，持续深入推进垃圾分类教育
前期环卫部门通过宣传橱窗、电视、网络等开展了各N宣传活动，但垃圾分类尚未引全社会高度重视，需要政府加大力度引导市民正确认识垃圾分类重要性和紧迫性。一是加强与教育部门合作，从幼儿园、学校开始抓，将垃圾分类积分列入学生社会实践活动；二是在机关、事业单位生活垃圾“三化四分”活动中，成立生活垃圾“三化四分”讲师团，优先在领导干部中开展垃圾分类，带动其他成员自觉养成垃圾分类习惯；三是积极与“双11”、“双12”活动电商平台合作，阐明垃圾对社会生活造成的严重危害，宣传垃圾分类的重要意义，呼吁消费者积极参与，推出绿色消费，创建绿色消费单位。
4.5 采用利益驱动方式推动公众参与
对于政府而言，应该关心的不是公众是否知道如何进行垃圾分类，而是如何激励公众为了社会的利益而行动。通过积极的激励方式来推动垃圾分类往往可以有效促进公众参与垃圾分类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在收取垃圾处理费时，按照垃圾量的多少，以及是否主动进行垃圾分类进行分别计费收缴。对于垃圾量较少、主动进行垃圾分类的居民收取较低的垃圾处理费，反之则收取较高的垃圾处理费。可结合最新的互联网技术，如通过“绿色账户”、“垃圾智慧分类模式”等，将居民信息与垃圾分类进行关联，对垃圾分类行为进行积分，积累的积分可以兑换各种奖励，如购物卡、话费充值卡等。此外，对于垃圾分类执行不力的个人、单位、及管理部门进行举报的行为给予相应的奖励，这也有助于弥补现有垃圾分类监管力量不足。
4.6 拓宽资金渠道，发挥市场竞争机制
当前，政府应利用经济激励手段促进市场机制在垃圾分类治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充分发挥市场竞争，引入多个社会主体承担垃圾收运与处理责任的实施，向公众提供一个设施更加齐全、环保质量更高、运作更加高效的服务体系。通过减免税、贴息、专项资金等方式对致力于垃圾分类、收集、运输、处置的机构进行激励。这一方面可以通过市场竞争机制充分挖掘垃圾治理产业链上各企业的发展潜力，提高垃圾治理服务质量和能效，另一方面可以培育新型企业的发展，同时也解决了政府资金负担大的压力。
5 、结语
面对城市垃圾逐年增加，处置瓶颈日益显现，加之公众对环境质量的要求日益提高，需要改变传统的垃圾回收处理模式，进行垃圾源头分类促进垃圾的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垃圾分类管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只有不断完善管理制度体系、构建高效的回收网络体系、发挥市场机制、调动各参与主体的积极性形成多层次协同共治的局面，才能破解垃圾分类实践困境。
[参考文献]：
[1] 信息评论， 我国超三分之一城市遭垃圾围城 侵占土地75万亩. 我国超三分之一城市遭垃圾围城侵占土地75万亩信息评论.
[2] Sinclair， R.G. and R.C.O. Ontario， Solid waste reduction through recycling ： an examination of program design. University of Ottawa， 1987.
篇10
［关键词］摊贩；城市管理；问题及对策分析
1我国城市管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1.1城管的角度
（1）城管处罚方式强硬，易激发矛盾。在对流动摊贩的调查中，流动摊贩表示若城管发现其摆摊，首先便是驱逐，城管采取的方法有没收东西和罚款两种基本形式。对于城管的做法，有64．67％的人采取忍气吞声的的对待方式，而有22．23％的人则选择寻求部门协助，10．10％的人则选择与城管对着干。当问到摊贩对城管这种做法的态度表示，30．32％的被调查者表示相当不满，自己起早贪黑做生意实属不易，城管的做法太不近人情，25．18％的人表示不理解，但也无可奈何，但有33．23％的人对城管的做法表示理解，他们认为治理摊贩是城管们的工作，城管也有城管的苦衷，他们这样做无可厚非。
（2）法律地位模糊不清。城管的性质和地位，法律一直没有给予明确。城管到底属于什么性质的执法机构？法律赋予它的权力范围和执法范围是什么？城管的责任是什么等等问题，一直悬而未决。由于法律未对城管的权力和责任予以明确，城管的工作常常得不到社会的认可。
（3）城管的社会舆论压力。城管作为城市执法部门的一员，行驶权益尚未明确，但作为政府部门的一员，在其位谋其政。随机访谈路人统计显示，75．67％的普通市民觉得城管有存在的必要性，77．67％的商贩支持城管的设立，也就说明社会上对城管的期望还是很高的，对城管的职能是予以肯定的，所以在行驶执法职能时在情义与责任之间，城管所受外界压力还是很大的。
（4）制度设计不完善。相比较其他政府部门序列的成熟有序，城市管理执法部门的管理体制至今仍然没有统一的模式。到底城管的职责是什么，应该管什么，不应该管什么，至今在国家层面还没有一个机构能“站出来”解决这个问题。城管的合理性、合法性也因此屡受争议。
1.2摊贩的角度
（1）食品卫生问题。经实地考察，经营油炸、油煎、水煮、食品等的流动摊贩接近八成都没有卫生许可证、健康证，出售“三无”食品，人们吃了这些食品，不可避免会产生各种不适或疾病，尤其不利于中、小学生的身体健康①。
（2）不利于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由于流动摊贩不办理营业执照，所以不必依法纳税，并且由于流动摊贩无固定门店，不需支付店面费用或摊位费及管理费等。这对正规的市场造成一定的冲击，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经营秩序，不利于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3）交通堵塞问题。调查显示摊贩地点选择人多道路的占39．41％，选择广场附近的占40．42％，数据分析得出上、下班高峰时间人流量大的繁华地段和在清晨、中午、傍晚期间在集贸市场周边的城市道路两侧及广场是商贩们的活动首选地点，这些地方本身道路狭窄，更加重了拥挤状况。
（4）流动摊贩管理困难②。流动摊贩为逃避城管执法队员的处罚，在实际设摊经营中积累丰富的经验，采取“你进我退、你退我进”的迂回战术，与城管执法队员打游击战。整治结束后，流动摊贩又恢复继续设摊经营。
2我国城市管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原因分析
2.1以城管的视角分析
（1）执法依据不足。《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仅是城管制度产生的法律依据，缺乏与之配套的相关法规，致使执法范围等问题基本上是由上级政府决定，在执法过程中，城管执法人员常常是借位执法，而这对于执法相对人来说也没有说服力和震慑力。（2）执法监督机制不健全。城管执法队伍内部虽有考核评价机制，但由于制度设计时没有将责任落实到具体个人身上等原因，考核评价机制形同虚设。监督制约机制的不健全只会使得暴力执法者无法得到应有的惩罚和教训。（3）执法外部环境不良。舆论环境不良，由于城管执法面对的大多是弱势群体，而市民群众出于本能会同情弱者，加之城管根深蒂固的负面形象，市民群众难免会对城管执法有所偏见；新闻媒体环境不良，许多媒体主观报道，为迎合大众“口味”，吸引读者，不负责任的进行负面报道。③
2.2以摊贩的视角分析
（1）流动摊贩地位弱势。临沂市兰山区是江北第一大物流中心，外来人口有70多万，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有7．8万人，流动摊贩普遍为低收入者，外来务工者，郊区农民等，数据显示，70％流动摊贩为初中学历及以下，学历水平低，文化素质较低。（2）流动商贩组织散乱。流动商贩摆摊地点分布在人多道路的占39．41％，广场附近的占40．42％，家近地方占8．8％，数据分析人多道路和广场此类人群聚集点是商贩们的活动首选地点，实地走访中，大部分商贩都选择在人多的道路两旁还有广场两侧。流动摊贩没有固定组织，他们常常因地制宜，流动，散乱是无证摊贩的主要表现形式。（3）缺乏相关知识培训。流动摊贩缺乏食品卫生方面的知识，政府及相关部门没有针对食品卫生给予商贩们进行教育和培训，督促卫生证健康证方面也有互相推诿现象。通过调查数据显示，81％的商贩愿意接受食品安全卫生知识教育，政府部门应该组织相应的讲座提高商贩们的食品卫生方面知识水平。
3关于优化我国城市管理执法模式的建议及对策分析
3.1转变执法观念，树立以人为本的人性化执法理念
政府不能为了改善环境维持秩序而“一刀切”似的坚决取缔，因此我们需要探索一种新型的管理理念，要体现“以人为本”，体现保障人权，这就是人性化执法观念首先通过行政指导、劝告、教育等方式向当事人宣传相关法律法规，让当事人认识到其行为的危害性，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引导当事人自觉守法。在当事人拒不配合的情况下，再考虑对其进行相应处罚，大力倡导柔性执法。
3.2加大宣传力度，创造良好的社会舆论环境
要想做好城管执法工作，首先要得到群众的理解和支持。城管执法部门可以开展多种形式的城管执法宣传，比如设立城管执法宣传栏，组织城管执法人员进社区开展城管执法宣传活动，举办城管执法讲座，让广大市民群众认识和理解城管执法工作的职责和根本目的。
3.3规范城管执法，提高城管的执法水平
从法律上清楚划分城管的工作职责、承担的义务以及享有的权利，规范城管执法，使城管执法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建立对城管的执法的长期培训机制，提高城管执法水平。加强制度约束以及监督机制，同时，设立专门的监督监察机关，对城管的执法进行定期不定期检查。落实责任追究制度。对待城管在执法过程中出现的执法粗暴、等问题，上级主管机关要对当事人进行责任追究，主持社会的公平正义。
3.4重视社区力量
④以社区为单位，让小区居民投票决定流动摊贩的经营地点、经营时间等问题，与此同时，政府可以对社区行为进行适当的指导，将其引向更加规范合理的方向。比如建议社区内部进行监督评议机制，即对社区附近的流动商贩实行集体监督制，定期评选优秀商贩，减少其摆摊费用或者在其摊位上颁发奖章，吸引小区居民购置该摊位物美价廉、信用度高的商品。
3.5计分考核方法
即城管可以对批准设摊的商贩实行统一“积分考核”治理模式，建立违章档案，统一考核。“计分考核”采用累计十分制，每次有违纪现象就扣除相应的分数，扣分定期清零并对分值为负数的商贩进行罚款处分，或取消其设摊资格。在实行这一治理模式时，应简化流动商贩注册的程序和环节，对流动商贩设定具体特定的时间与地点，规范其交易行为，提高劳动利用率与方便消费者并行。再者，也应该对这些商贩进行不定时的检查，以便更加规范流动商贩的交易行为即不定时抽查。定期评比最佳商贩，采取奖励的办法逐步规范商贩们活动。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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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魏玉军．人性化管理流动摊贩［J］．中国建设信息，2006（20）.
［3］张本效．城市管理学概论［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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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张玉磊．我国城管执法的现实困境与对策［J］．山东行政学院山东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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