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协同发展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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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中图分类号] F06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461(2008)09-0059-03
本文是徐州市科技情报所项目《徐州生态环境对城市化建设承载能力的评估研究》的研究成果。
一、引 言
近年来,中国经济得到了迅猛的发展,而发展背后所面临的环境问题日益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在经济发展初期,我国用资源高消耗和生活高消费来刺激了经济高速增长,为了追求资本生产率与利润最大化,忽视了资源利用率与环境的损失。现在中国虽然成为了制造业大国,同时也成为了世界上自然资源损耗和环境污染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这并不是我们所要追求的目标,我们的目标是经济与环境的协同发展。许多发达国家的经验告诉我们,尽管环境污染和破坏日益严重,但环境与经济最终是可以协同发展的。
二、协同学理论
协同学[1](Synergetics)是由赫尔曼・哈肯(Harmann-Haken)在20世纪70年代创建的一门交叉学科,它是研究开放系统通过内部子系统间的协同作用而形成有序结构机理和规律的学科,是自组织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表示在一个系统发生相变时,会因大量子系统的协同一致引起宏观结构的质变,从而产生新的结构和功能。赫尔曼・哈肯对协同学概念和研究对象的表述是:“协同学是一门横断学科(交叉学科),它研究系统中子系统之间怎样合作以产生宏观的空间结构、时间结构或功能结构(即怎样产生“自组织”,它研究由完全不同性质的大量子系统所构成的各种系统。通过子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整个系统将形成一个整体效应或者一种新型结构,这个整体效应具有某种全新的性质,而在子系统层次上可能不具备这种性质。赫尔曼・哈肯还强调:协同学从统一的观点处理一个系统各部分之间的相互作用,导致宏观水平上结构和功能的协作。协同学的理论核心是自组织理论(研究自组织的产生与调控等问题),这种自组织随“协同作用”而进行。“协同作用”是协同学与协同理论的基本概念,实际上就是系统内部各要素或各子系统相互作用和有机整合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强调系统内部各个要素(或子系统)之间的差异与协同,强调差异与协同的辩证统一必须达到的整体效应等。据哈肯协同学的役使原理,系统在相变点处的内部变量可分为快、慢驰豫变量两类,慢驰豫变量是决定系统相变进程的根本变量,即系统的序参量,系统由无序走向有序的机理关键在于系统内部序参量之间的协同作用,它左右着系统相交的特征与规律。系统协同度正是反映这种协同作用的度量。因此,仅研究少数序参量变量的方程,就可以确定系统的演化行为。
三、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分析
普林斯顿大学的经济学家格鲁斯曼(Gene)和克鲁格(Alan Krueger)在对66个国家的不同地区,14种空气污染物和水污染物质12年变动情况进行研究中发现,大多数污染物质的变动趋势随人均收入增长先增加,后下降。污染程度的峰值大约位于中等收入水平阶段。他们首次提出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2]。即环境与经济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库兹涅兹曲线之所以有如此高的地位,就是因为它与人们的感觉相符,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的历史相符。
经济发展与环境的相互促进关系虽然社会可以在一定阶段用牺牲部分环境的方式去换取经济的发展,但到一定阶段,这种关系会发生逆转。那时,经济的发展不仅必须以环境的不断改善为前提,而且必须以牺牲部分自身的发展为代价。当环境的恶化到达一定程度时,它的继续恶化不仅不能换来经济的继续发展,反而会严重阻碍其发展。因为环境是经济发展的自然基础,如该基础被破坏,必然使经济的发展失去支撑。此外,由于技术的进步,环境的改善变得相对容易一些,这也是经济发展为环境改善带来的物质和技术基础。所以,当经济发展到较高水平时,环境与经济发展对福利的重要性发生变化时并由此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念时,社会会将牺牲环境来换取经济发展的做法转变为以适当降低经济增长速度来换取环境质量改善的政策,这时经济发展才能与环境的改善相一致。所以当经济与环境不协同时,会促进整个社会的发展会受到受到一定的制约,而如果经济和环境协同发展则会促使
四、徐州经济与环境协同发展的实证分析
1.徐州经济发展与环境现状
(1)经济发展概况
徐州市位于江苏省西北部,现辖4县、2市、5区,面积11258平方公里,总人口934.73万人,其中市区面积1038平方公里,人口167.33万,是国务院批准的全国较大城市,也是江苏省重点规划建设的四个特大城市和三大都市圈核心城市之一。近年来,徐州市的国民经济保持了持续快速增长的良好势头,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产业结构,为各地客商来徐投资创业创造了较为优越的基础条件。2006年全市生产总值达到1212.15亿元,财政收入145.26亿元,经济发展跨上了高速增长的起飞平台。2004年徐州入围了“中国十大经济活力城市”的20个候选城市,并被提名为“公众最向往的城市”;荣登《福布斯》2004年度“中国大陆最佳商业城市”排行榜;被台湾对大陆投资环境与风险调查评估权威机构评为台商14家“极力推荐投资城市”之一。
(2)环境现状
徐州是以能源和资源消耗为主的工业城市,是国家113个大气污染控制重点城市之一,结构性大气污染比较突出,粉尘、烟尘、扬尘等“三尘”污染和二氧化硫污染严重。近年来,徐州启动了“蓝天工程”,大力实施大气环境综合整治。截止到2006年末,已成立各级环境监测站11个,建成烟尘控制区23个,面积274.95平方公里,比上年增长6.6%。对重点排污单位进行了排污达标治理。全年完成环境污染限制治理项目44个,工业废水排放总量23500万吨。工业废气排放总量1658.85亿标立方,工业粉尘排放量6.6万吨。
2.徐州经济与环境协同评价计算过程与分析
(1)计算过程
①系统子系统的序参量与子系统的有序度[3][4][5]
设其子系统发展过程中的序参量变量为ej,ej=(ej1,ej2,……ejn),其中n≥0,βij≤eij≤αij,(j=1,2)。不失一般性,假定ej1,ej2,……ejl的取值越大,系统的有序度越高,其取值越小,系统的有序程度越低;假定ej(l+1),ej2,……ejn的取值越大,系统的有序程度越低,其取值越小,系统的有序程度越高。则可以计算ejt对sj的有序度uj(ejt)为:uj(ejt)=i∈[1,l]i∈[l+1,n](1)
由uj(ejt)取值的大小,可以说明ejt对sj有序的贡献程度。当然在实际的系统中,会有若干ejt,其取值过大或过小都不好,而是集中在某一特定点周围最好。对这类ejt总可以通过调整使其成为上述两类中的一类,从而用上式计算其贡献值。例如,设ejt的取值以接近于标准值e为准,则定义=(2)
可见的取值越大,系统的有序度越高。
采用几何平均法计算第j个子系统的序参量对第j个子系统的有序度的“总贡献”,即:uj(ej)=[uj(eji)](3)
同样uj(ej)∈[0,1],uj(ej)越大,ej对系统有序度的贡献越大,系统有序的程度就越高。
②系统协同度模型
设对给定的初始时刻t0,各子系统序参量统有序度为u(ej),(j=1,2)),则对整体复合在发展演变过程中的时刻t1而言,若此时各子序参量的有序度为u(ej),(j=1,2)),定义cm为复合系统协同度: cm=θu(ei)-u(ei)(4)
式中:
θ=(5)
(2)实证分析
本文选取经济系统与环境系统的指标均从徐州市统计年鉴上查到或经过二次计所得,同一城市不同年份之间可以进行比较(见表1)。表1. 经济系统与环境系统指标
(3)经济与环境系统协同发展分析
根据系统协同的模型的步骤,首先以根据原始数据计算出的标准化值为基础,结合每个指标的权重,计算出每年的经济系统和环境系统的有序度,根据公式计算出两系统的协同度如表2。 表2. 经济系统与环境系统的有序度和协同度表
根据表1数据,作如图1。
图1、徐州经济系统与环境系统协同度图
从上图可以看出,1996年到2004年经济系统的有序是一直处于发展态势,由1995年的-0.947到了2006年的1.512.而环境系统的有序度却没有明显的规律性,反而在1995和1996年期间,处于较高有序度,而到1997到1998年又出现了有序度的降低,在1998和1999年环境系统的又出现了有序度出现了提高,而2001和2002年却有出现了负值,与经济系统的一直处于上升态势是完全不同的。而经济系统与环境系统的协同度也可以看出环境系统和经济系统两系统的协同发展没有一定的规律性,在1996-1997年是处于上升趋势的,而1997-2001年处于协同度是逐渐上升,说明经济系统与环境系统是处于协同发展的阶段,但在2002年由于环境系统的有序度较差,又出现了明显的下降趋势,说明经济系统与环境系统的发展出现了不协同的现象。过了2002年以后二者的协同度大幅度提高。这说明环境和经济之间协同关系处于极不稳定状态,开始随着经济的发展,环境的有序度开始降低,在1995-1997年间,然后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环境状况有所改变,1998-2001年间。但到了2002年以后,环境系统状态开始有所反复,总体来看,十二年来,徐州经济系统与环境系统二者之间的协同关系是波浪形。
五、结 论
通过对利用协同学的观点,徐州1995-2006年以来经济系统和环境系统分别计算其有序度,然后计算经济系统与环境系统之间的协同度,经济系统的有序度是一直处于逐渐上升的阶段,而环境系统的有序度却是处于不断波动,且波动的幅度不等,有加大趋势,二者的协同度分析可以看出徐州的经济系统与环境系统二者之间的关系是处于波动的阶段,没有明显的倒U型曲线而属于波浪型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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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earch on Synergetic Development between Economy and Environment in Xuzhou
Zhang Jing
(School of Environment Science & Spatial Informatics, 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and Technology,Xuzhou 221008,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researches the synergetic relation between economy and environment in Xuzhou from 1995 to 2006 by using the synergetic method and calculates the order degree and synergetic degree between them in that period. The research has found that the economic system order degree develops steadily, by contrast the environmental system order degree is unstable, and the synergetic degree between economic system and environmental system fluctuated in those 12 years.
篇2
关键词:农村经济 农村金融 协同发展
中图分类号:F32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0)07-028-02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作出了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大决定,提出实施以“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为内容的新农村建设战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是统筹城乡发展和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基本途径,是缩小城乡差距、扩大农村市场需求的根本出路,也是解决“三农”问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战略举措。
要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必须落实科学发展观,明确任务、科学规划、分步实施、强力推进,用科学规划引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中央对“三农”问题的重大决策,位列我国未来五年科学规划的十大方略之首,涵盖了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的方方面面,必须以全新的视角、系统的思维审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新背景、新内涵和新特征。
一、我国农村金融发展的现状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对新农村建设提出了“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20字方针,描绘出一幅新农村的美好蓝图。这20字方针,既是我国新农村建设长期的奋斗目标,也是新农村建设的必由之路,各个方面相互联系、互为因果,主要包括发展新产业、建设新村镇、构筑新设施、培育新农民、树立新风尚等方面的丰富内涵。发展新产业,就是要打牢物质基础,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农民持续增收,这是全面建设农村小康社会的着力点。建设新村镇,就是要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使农村的发展得到合理规划。构筑新设施,就是要改善农村的生产生活基础设施,包括清洁安全饮水、道路交通、电力、信息网络及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等。培育新农民,就是要加强基础教育和职业培训,推进农村科技推广和医疗卫生体系等,造就“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守法纪、讲文明”的新型农民。树立新风尚,就是要加强和完善农村民主法制建设,创造和谐的发展环境,倡导新风尚。我们必须全面理解和把握社会主义新农村之“新”的内涵,切实做好“新”的文章。
就我国目前的情况看,正规的金融机构,如商业银行和信用社,在贫困农村地区的信贷市场上所发挥的作用也是有限的。根据清华―汇丰农村金融项目2006年对西部四省区的调查,商业银行基本退出了农村贷款市场,商业银行在农村的贷款,实际只是对城镇居民提供的住房按揭贷款和对农副产品收购企业,以及一些风险可以控制的中小企业提供的贷款,很少向农户提供小额贷款。而作为当前农村金融服务的主要提供者的信用社,虽然对高收入客户有较高的覆盖率,但是对低收入农户的覆盖率比较低,大部分低收入客户无法从信用社获得贷款。我国农村金融组织体系包括正规性金融组织与非正规性金融组织两大类。目前它存在诸多问题,如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正在淡出农村金融市场、农发行的政策性金融功能弱化、合作金融的“互助共济”性的缺失及非正规金融组织中的高利贷。现阶段为了适应农村经济发展新形势的客观需要,必须在坚持“五农原则”的基础上建立以政策性金融组织为基础、合作金融组织为主导、商业金融为发展方向的分工协作的农村金融组织新体系。
农村、农业和农民即所谓的“三农”问题,始终是中国的根本问题,也是中国政府历来关注与解决的问题。诸多“三农”问题的解决,核心是增加农民收入,实现途径是培育和完善农村要素市场、推动农村劳动力转移,保持农业的稳定、持续发展,农村经济发展,所有这些都直接或间接依赖于农村金融的发展和支持。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农村金融改革在政府主导下围绕农村金融组织更好地服务“三农”这一中心而展开,包括恢复农业银行、扩大农村信用社自、创立农业发展银行、农村信用社与农业银行脱钩、促使农业银行成为真正的商业性金融企业、取缔农村合作基金会、恢复农村信用社合作金融组织、2003年下半年开始的农村信用社明晰产权和完善管理体制的改革等,基本确立了农村金融主体运作的基本规范,建立了农村金融市场框架。近年来全国蓬勃开展的新农村建设也急需金融的支持,但从1999年金融体制改革以来,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基本取消了县一级分支机构的放贷权,只保留了吸储功能;占据大片农村金融市场的邮政储蓄也只吸储不放贷,使得本来急需资金支持的广大农村得不到现有国有商业银行的支持的同时,农村资金通过银行、信用社和邮政储蓄等渠道流反而流向城市,严重阻碍了农业、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民福利改善。而加入WTO使我国农业面临着严峻的生存挑战,特别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农产品出口造成巨大影响;同时外资金融机构的进入,必将以其资金、技术上的优势占领我国的农村金融市场,这将直接威胁到我国农村金融体系的存亡;而金融业存在的诸如农村金融组织不能完全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承受着较沉重的不良资产的负担、缺乏有效率的企业治理结构和竞争政策、金融机构享受着来自政府的隐含担保等导致的中国农村金融供求结构问题也必将面临全面的改革与转轨。因此,要很好地解决“三农”问题,大力实施新农村建设规划,就必须关注和研究我国农村金融组织与业务发展,这在目前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二、各国农村金融体系的构成及发展
农村金融是指农村货币资金的融通。即以信用手段筹集、分配和管理农村货币资金的活动。历史上最早的金融活动产生于原始社会瓦解时期,条件是私有财产和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从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农村由自给、半自给经济转变为商品经济,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交换日益频繁,调剂资金和组织货币流通日益重要,信贷、汇兑、结算等金融活动迅速发展,银行成为主办金融业务的机构。德国是世界各国中建立农业金融制度最早的国家,在1770年成立了土地抵押信用协会。19世纪50年代以前,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农村金融业务主要由国家银行和商业银行办理。1849年德国建立了农村信用合作社,习称雷发生合作社。以后许多国家纷纷建立类似的合作金融组织和农业专业银行。
由于各国情况不同,农村金融体系的构成也各不相同。在中华民国时期,中国农村金融为地主、富农所左右,都市和城镇的钱庄、商铺也有很大的操纵力量,其金融活动主要是放高利贷,剥削贫苦农民。政府办理农村金融业务的主要机构是中国农民银行,为当时的四大银行之一。它提供的农业贷款和农业建设投资大量转为地主、富农发放高利贷的资金。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社会主义农村金融体系由全民所有制的中国农业银行和集体所有制的农村信用合作社所组成。前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历史上曾发展过农村信用合作组织,以后其业务为国家银行所代替。在日本,农村金融基本上由政府指导和资金支持的合作金融组织所独占;在法国,省和省以下合作金融组织占主要地位,中央一级农业专业银行则为国家银行;在英国,主要由商业银行和农业专业银行(农业抵押公司)办理;在美国,商业银行、合作金融组织、农业专业银行,以及一些政府机构下属的金融组织都起重要作用。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创立了办理农村金融业务的世界性组织。最早的是联合国于1945年组建的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即世界银行集团),该集团中的世界银行和国际开发协会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农村发展贷款。主要项目有:灌溉和排水、林牧渔业、多年生作物、科研推广、农产品加工、耕地开发,以及农业信贷等。1974年联合国召开的世界粮食会议决定成立国际农业发展基金,该基金是联合国国际性的农村金融专业机构,其任务是为世界上最贫穷地区的农业和农村发展提供贷款和赠款。此外,还有一些世界性和地区性政府间共同建立的金融机构,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亚洲开发银行等也办理农村金融业务。
农村金融活动是信用活动、资金运动与贷币流通这三种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范畴的统一。在中国,其活动范围主要是:(1)信贷资金本身的调剂,如农村存款的吸收与支付,农业贷款的发放与收回;(2)信贷资金与农村各类资金(包括国家财政用于农业的资金,商业部门的预购定金,有关业务部门用于农业的资金,农村集体经济和农户的自有资金)之间的融通和调剂;(3)对农村货币流通(包括现金流通和非现金转账结算)的调节与管理。
农村金融机构的可持续性是农村金融发展的关键,我们看到印度和孟加拉的微金融机构正在实现可持续的发展。我国的农村金融体系应该是多层次,但不同层次的农村金融机构都面临可持续性的问题。尽管微金融模式对我国大部分农村地区未必是合适的模式,但是印度和孟加拉保证农村金融机构可持续发展方面所采取的一些做法是非常值得我们借鉴的,特别是对我国村镇银行。采取何种组织手段,保证比较高的还款率,如何进行信用风险的管理等问题,都需要根据我国农村地区的具体社会、文化等方面的特点,进行创新。有关研究表明,要使农村金融机构实现机构的可持续性,政府需要在基础设施和技术培训等方面提供支持;重新界定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政策性金融业务范围,增加资金投入;建立以政策性金融组织为基础、合作金融组织为主导、商业金融为发展方向的分工协作的农村金融服务组织体系;制定“合作金融法”对农村合作金融加强监管;增设新型农业保险组织,提高农业抗风险能力;建立中小农业担保公司等。总体而言,国内的研究比较一致地认为农村金融组织与业务的创新发展对于中国新农村建设和构建和谐社会至关重要。
三、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大力发展现代农业,是加强农业基础地位、繁荣农村经济的首要任务
虽然我国近30年来各地农村从自身实际出发,采取多种形式开展工作,现代农业和新农村建设扎实推进,农业农村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但问题还很多,新农村建设从何抓起,力量往哪里使,工作的突破口在哪里?现在地方党委、政府绝大多数都认识到,农业发展水平低,农民增收缓慢,这是新农村建设的主要矛盾,新农村建设首先要发展现代农业。思想认识的统一,使发展现代农业有了牢固的思想基础。
发展有了新思路。绝大多数省市区,特别是农业大省,开始跳出农业抓农业,用工业理念来发展现代农业。湖南省提出从六个层次发展现代农业,即发展设施农业、效益农业、安全农业、生态农业、旅游农业、循环农业。沈阳市沈北新区以引进和培育农业龙头企业为突破口,构建生产、加工、销售有机结合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加快了新农村建设进程。 新农村建设和发展现代农业,要解决“钱从哪里来”的问题。多数地方对农业农村发展的投入力度都普遍加大。沈阳市沈北新区在运作建设资金方面进行了大胆的尝试,建立了三大体系:一是放开要素市场,建立民营资本投入体系。将供电、供水、供热等可经营类项目全部市场化,引入民营资本参与基础设施建设。二是集中使用财政资金,建立“支农、惠民”公共财政体系,集中财力办大事,使财政资金重点向具有长期性、基础性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建设项目倾斜。三是拓展融资渠道,组建国资公司、土地储备交易中心、建设开发公司三大融资平台,与金融机构建立稳定的合作关系,吸纳银团资金参与新农村建设。但在看到我国现代农业发展与成绩的同时,更要分析存在的矛盾与问题。
1.发展现代农业的投入大与农业比较效益低的矛盾。农业比较效益低,难以吸引资金投向农业;社会上的资金多数投入城市和二、三产业,这是制约现代农业发展的根本原因。
2.发展现代农业与分散小农经济的矛盾。我国农户土地规模小,农民经营分散、组织化程度低、抵御自然和市场风险的能力较弱。这是发展现代农业规模化生产、集约化经营必须面对的问题。
3.发展现代农业与地方财政紧张的矛盾。农业大县、工业小县、财政穷县是我国农业地区的基本特点。农业县区既要保人员工资,又要解决一些必需的社会发展问题,无力增加对发展现代农业的投入。同时,发展现代农业对促进当地经济增长、增加财政收入花费时间长,效果不明显,由此而导致一些地方在一定程度上缺少内在的积极性。
四、处理好金融与农村经济发展的关系,确保农村金融稳健运行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处理好金融与农村经济发展的关系,确保农村金融稳健运行,既是促进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保障,也是关系经济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金融所提供的服务遍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金融服务功能的拓展,金融已经成为当今社会经济资源配置的核心。金融服务业的发展为世界各国经济的运行与发展不断注入新鲜的血液与活力。
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关系密切,表现为农村经济决定农村金融,农村金融影响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生产力发展水平与农村商品经济的发育程度决定农村金融活动的规模与发展程度。农村金融在整体经济的关系中一直居于从属地位,其基本功能是满足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生产需求、投融资需求和服务性需求,它绝不能凌驾于农村经济发展之上,不能脱离农村经济和农业生产状况而盲目追求自身的发展。反过来,农村金融又是农村经济运行的中心,通过融通农村货币资金,优化配置农村社会资源。它既关系到农村物质技术基础、生产条件的改善、生产要素投入的增加及其组合利用程度,又关系到现代科学技术的应用以及农村资源开发利用和农业生产结构的调整,影响农村经济市场化和现代化的进程。推进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和创新,加快培育新型农村信用合作组织,以发展小额信贷为重点,培育民间金融组织。2007年中国改革调查问卷报告显示,对于如何构建农村金融体系,专家们主张扩大国有商业银行对新农村建设的支持力度、扩大农信社职能、发展外资农村银行的比例分别为19.57%、13.94%和10.99%。大多数的专家认为,应该以小额信贷为重点,发展农村民间金融。只有通过放松市场准入管制、创新农村信贷抵押担保形式、大力发展适合农户需求的“草根性”小额信贷组织等直接为“三农”服务的多种所有制的金融组织,才能解决农村中小企业难以找到有效的贷款抵押资产而造成农村贷款难等问题,有效发挥民间借贷对正规金融体系的补充作用,支持促进农村经济的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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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
内容摘要:京津冀经济圈合作是中国统筹区域发展战略之一。京津冀经济圈为破解经济圈发展难题,创新、整合和协调各方资源,促进该区域整体发展提供了可能并初见成效。本文根据区域经济合作发展的经验规律,结合京津冀的特殊地理区位和各自区域发展状况,探讨建立“环境同治,区域合作,政策互利,信息共享”的可持续协同发展的京津冀经济圈的必要性。
关键词:京津冀经济圈 区域可持续发展 协同发展 政府间协作
近年,京津冀经济圈发展问题引起了广泛关注,许多专家和学者围绕京津冀经济圈发展问题提出了很多具有实际参考价值的见解。本文从环境上的可持续战略、区域规划上的协同持续发展战略和政府政策连续性三个方面分析京津冀经济圈可持续协同发展战略。
根据可持续发展和区域协调发展的概念,可以将京津冀经济圈可持续发展定义为:京津冀三省市在生态环境的改善和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在区域合理规划的保障下,在具有连续性的政府政策的支持下,实现经济互利、产业合作、相互配合、协调发展、促进共赢的目标,从而实现自身的协同可持续发展。
京津冀经济圈发展现状与存在的问题
(一)“区域限批”限制产业发展,企业亟待转型
区域限批启动以来,环保总局已经关停了很多严重违规项目,其中包括河北省唐山的新联钢铁、宝业实业集团、滦南华瑞钢铁的3个钢铁污染项目。今后,“区域限批”与“行业限批”的内容与范围将进一步扩大。
根据区域一体化中的增长极理论,其增长极定为三类,第一增长极是北京,第二增长极是天津,第三增长极为河北的石家庄和唐山。这三点基本可以辐射到整个京津冀地区,其能够抵制区域发展中“飞地”的形成,可见,唐山作为经济增长极的重要战略和现实意义。唐山地区的项目被叫停可以体现出国家在注重环保利益方面的战略部署。在京津冀的规划区域内,很多企业项目在环保、治污、减排等方面仍然存在严重问题,如果在未来的发展中不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不能将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放在同等高度,甚至将后者放在优先地位,那么协同发展将会因为“区域被限”而受阻,甚至出现不均衡和差距。
(二)区域经济整体实力不均衡,缺乏核心和辐射能力
京津冀地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区域经济整体实力不强,没有整体的核心竞争力,同时也未能形成像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那样具有强大辐射作用的经济中心,适应现代经济发展的经济体制和有竞争力的经济区域。
同时,核心城市与周边联系薄弱。大北京地区在城乡人力资源的开发、教育发展水平、城乡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差距较大。北京的经济发展未能带动整个京津冀地区的繁荣。区域差距的加大,使经济落后地区不仅个人收入偏低、群众生活困难,而且城镇建设、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等发展所需的资金严重短缺,并进一步加剧了发展的不平衡,使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之中。
(三)政府行政划分限制经济合作,政策间断性制约持续发展
目前,京津冀地区政府参与市场竞争多,政府主导型经济比重大,这就促使不同行政区划往往首先考虑本行政区的利益最大化;其次地区不平衡阻碍了京津冀区域间要素的畅通流动,北京的人才一般只集中在北京,向周边省市的流动较少。另外,京津冀地区特殊的区位特点也减弱了合作动力,共赢效应还没充分显现出来。
大北京地区范围内行政地位或经济实力相当的城市之间畸形竞争,存在行政隶属关系的城市之间利益冲突,无行政隶属关系、经济实力不相当的城市之间不规范竞争。这一方面恶化了北京与周边城市的经济关系,另一方面也扭曲了北京的城市职能,加剧了首都的资源供给紧张和环境负荷加重的局面。与此同时,京津冀合作中很多政策都是时断时续,缺乏连续性,在一些领域的政策也具有时效性,没有后续考虑或者战略意识,这就造成了区域持续发展的困境和难题。
京津冀经济圈可持续发展的策略
(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建立生态发展模式
京津冀地区是一个由坝上生态屏障、燕山、太行山水源涵养地、下游九河末梢湿地、北京湾平原以及滩涂海湾组成的一个完整的流域生态系统和大气污染物敛散的生态单元,建立生态发展模式成为必然选择。为了实现环境和经济的协调,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成为发展中的必然选择。为了确保生态环境的质量和经济圈的发展,京津冀三方应尽快建立生态环境和减污治污机制。在各方政府的共同监管和三地企业的共同配合下,建立长效机制,形成专项基金,为京津冀经济圈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为国家的经济和环保事业贡献区域力量。
(二)利用区域优势,形成区域规划框架
根据中国社科院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中国区域发展蓝皮书,即《2006-2007年: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报告》的观点,京津冀城市群总体结构应采用“点―轴”发展模式。京津冀城市群“点”的发展即是以核心城市和次中心城市等为主要“节点”,统筹发展;“轴”的发展就是城市群内外主要交通走廊和产业带的发展。三增长极,即北京、天津、河北的石家庄和唐山为三点,连线形成三轴,在轴线的规划内形成合作面,在此基础上进行辐射,涉及周边地区,防止出现边缘化区域和人群,不能共享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利益。各个区域根据自身的强势项目、优势资源、科技实力等特长方面与其他区域进行配合,如唐山的资源优势,廊坊的地缘优势,保定的文化旅游优势,张家口、承德的环境优势,各城市应该充分利用各自的比较优势,错位发展,共同带动整个区域经济的发展,促进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使京津冀一体化战略有条不紊的展开,最终形成资源共用、信息共享、优势互补的经济圈。
(三)加强政府指导,形成连续政策体系
京津冀经济圈是由三个不同的经济实体组成的一个共同发展的整体,如果只以市场来协调三方的利益关系,促进京津冀一体化的发展是不现实的。正因为如此,政府指导和相关政策法规就显得尤为重要。
在充分考虑区际利益自的基础上,制定一系列有利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政策、法规,调动各方生产的积极性,对京津冀经济圈发展将会产生重大影响,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京津冀经济圈是一个由多城市组成的复合型经济区,其内部一直存在着非常激烈的区际竞争和巨大的落差,整合过程也是一个协调和统筹过程。在区域市场转型中,塑造“市场拓展型政府”以帮助区域市场的创生成为必然选择。
(四)整合环保政策、区域定位、政府政策,促进持续协同发展
在京津冀经济圈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规划中,环境上可持续发展,区域协调同步发展,政策要有连续性就构成了支撑京津冀协同可持续发展的三个必须要素。这三个要素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相互制约,相互联系的,应该在发展规划中同步进行。环境上的可持续发展是重要的外部环境,更是“十一五规划”的强制要求;区域的协调同步发展就是要在发展过程中,充分、全面的考虑京津冀区域的所有地区,尤其是部分边缘化的贫困和欠发达地区,最终形成区域内的共同发展;政策的连续性是制度保证,由于跨省份进行经济合作,三个独立实体必然存在经济增长点的竞争,那么如何在协调中出现竞合,平衡经济利益,共享经济成果,就成为政府政策制定的指导原则。
综上所述,京津冀经济圈的发展不仅关系到内部各地区的社会经济一体化,同时对全国的统筹区域发展会产生相当大的影响。加强京津冀经济圈合作既存在理论上的必然性,又是区域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必然要求,因此建立“环境同治,区域合作,政策互利,信息共享”的可持续协同发展的京津冀经济圈至关重要。在京津冀经济圈可持续发展过程中,要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突出增长的平衡性、增长方式的节约性,通过加强京津冀合作交流,实现区域统筹、协调发展,完善经济发展体系,最终实现京津冀经济圈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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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子柱,刘晓蔚.对京津冀都市圈协调发展的若干思考[J].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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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社区银行;二元结构;市场定位
中图分类号:F832.3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3-7217(2007)03-0012-05
社区银行(Community Bank)是指在一定的社区范围内按照市场化原则自主设立、产权明晰、独立运营、主要服务于中小企业和个人客户的中小银行。
一、社区银行在美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重要作用探析
由于大型企业及跨国企业主要集中在发达地区,这些大型跨国企业不会依赖社区银行进行融资。而欠发达地区的经济支柱则主要是中小企业和农业,这些企业主要依赖社区银行进行融资。所以,美国社区银行对于推动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美国社区银行对弱势群体和欠发达地区经济的拉动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体现。
(一)社区银行在欠发达地区有大量分布
根据美国独立社区银行协会(ICBA)的数据统计,美国社区银行10%分布在东北部、10%分布在西部、16%分布在西南部、20%分布在东南部、20%分布在中西部、24%分布在中北部,如图1所示。
社区银行按人口比例在全美国基本上是均衡分布的,无论是发达地区还是欠发达地区,都有自己的社区银行。这对于拉动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是十分重要的。图1 美国社区银行区域分布图
(二)美国社区银行对中小企业和农业的支持
在欠发达地区,主要的经济支柱一般是中小企业、农业、私营业主等。而社区银行由于自己的经营性质,其主要客户群体也正好是中小企业、农业和私营业主。美国社区银行对中小企业、农业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它们的贷款支持,对消除美国二元经济现象、推动区域间相对均衡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从表1可以看到,资产规模小于10亿美元的社区银行,对于中小企业的贷款占其自身资产的比重都超过了17%,最高的达到了20%,而大银行的该比重都在12%以下,资产规模超过100亿美元的,该比例甚至仅为6%。银行中小企业贷款占整个商业贷款的比重也随着银行资产规模的增大而逐渐减少;资产规模在1亿美元以下的达到了93.44%,资产规模在1~5亿美元的也达到了77.65%。这两个层次的社区银行达7 204家,占社区银行的绝大多数。而资产规模在100亿美元以上的大银行对中小企业的贷款仅占商业贷款的33%。反映资产规模小的银行更愿意将资金贷款给中小企业。
由表1还可以看出,社区银行小额贷款的单笔平均数额比大银行要高,但是贷款总数额却不如大银行。例如,资产规模小于1亿美元的社区银行单笔100万美元以下的贷款平均单笔数额为54.593万美元,而资产规模大于10亿美元小于100亿美元的大银行单笔100万美元以下财经理论与实践(双月刊)2007年第3期2007年第3期(总第147期)彭 路:社区银行与地方经济协同发展的战略思考的贷款平均单笔数额仅为13.523万美元。通过分析可以得出结论,社区银行投放于中小企业的小额贷款主要用于生产用的启动资金,而大银行主要用于临时性的周转资金。
表2 社区银行在农业贷款中的占比(2002、6)社区银行对农业的贷款数额(十亿美元)社区银行对农业的贷款占所有农业贷款的比例(%)农业固定资产23.964.6单笔小于100000美元11.082.6单笔100000到500000美元9.664.9单笔大于500000美元3.337.2农业经营费用28.460.6单笔小于100000美元16.082.2单笔100000到500000美元8.764.4单笔大于500000美元3.726.4
资料来源: Reports of Condition and Income Loans,2003.6, fdic.gov/
从表2可看出,无论是对农业固定资产投资还是农业经营费用,社区银行对于单笔数额越小的贷款,其在所有银行对该类贷款中所占比重越大,对于单笔小于10万美元的贷款,两者的比例都达到了82%以上。这充分体现出社区银行对于普通农户家庭和小规模农业产业化企业的资金支持。社区银行对农业固定资产的贷款占比达64.6%,对农业经营费用的贷款占比达60.6%,这两个数据也充分体现了社区银行对美国农业发展的贡献。二、美国社区银行发展的成功经验(一)政府的支持
从美国社区银行的发展历史可以看出,在社区银行成立的初期,政府的保护性政策使得尚未成熟的社区银行取得了蓬勃的发展。尤其是1863年美国颁布的《国民银行法》,规定开办银行的最低资本金只需2.5万美元。这极大地繁荣了社区银行的数量[1]。当然,这也与美国当时特定的金融生态环境有关系。
美联储一直没有专门针对社区银行的限制性政策。只要社区银行有能力,大银行能做的业务社区银行也能够做。当然,对大银行的风险控制措施同样对社区银行成立。比如风险投资比例,虽然在绝对数上社区银行允许的投资数要小得多,是由于其自身的资产规模造成的,允许的风险投资比例与大银行是一样的。(二)独立社区银行协会的扶助
美国成立了独立社区银行协会(ICBA,The Independent Community Bankers of America),其宗旨是为社区银行服务。一方面,可以向美联储或者国会传达社区银行的意见,维护社区银行的利益;另一方面,可以加强社区银行间的联系,促进合作。同时还对社区银行的经营行为起到一定的引导作用。在社区银行发生危机的时候,该联盟可以集中其它社区银行的力量来对有问题的社区银行实施紧急援助。这样,社区银行虽然在经营上相对独立,但是由于有了独立社区银行协会作为后盾,它们可以紧密地团结起来,形成一股较为强大的合力,在美国的金融产业中占据一席之地。(三)社区银行注重自身的市场定位
美国的社区银行都有准确的市场定位。社区银行有自己特定的客户群体――中小企业、农场主、个人借贷者等。社区银行之所以将他们锁定为自己的目标客户群,一方面,社区银行的贷款很大程度是依赖于关系型贷款。大银行拥有很大的资产规模和雄厚的资金实力,它们评价一家企业往往是依赖财务报表等硬信息。对于大银行来说中小企业与其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如果想要了解一家中小企业的真实情况必须花费大量的信息收集成本。所以大银行更愿意将贷款投向财务状况良好、信誉佳、风险低的大型企业。同时根据它的财务状况和风险状况给予其优惠贷款利率。如果社区银行也要去争夺这些大客户的话,相对于社区银行自身的资金实力来说,很低的优惠利率社区银行是承受不了的。相反的,社区银行基于自己的软信息优势,对于当地的经济情况、借款人道德品行和经济实力的真实情况等都比较了解,所以中小企业、农场主、个人借贷者的贷款对于社区银行来说不一定是高风险贷款。社区银行不需要花费太大的成本就能了解当地一家中小企业、一个农场主或者个人借贷者的真实状况。这些客户由于无法或者很难从大银行取得资金支持,他们常常只能依赖社区银行作为自己的融资渠道,因此,社区银行可以在合理的范围内向他们收取较高的利率。根据自身的特点,社区银行将目标客户锁定在这样一个群体当中可以为自己赢来低风险高收益的利息收入,与社区内的中小企业、农场主、个人借贷者取得双赢发展。另一方面,美国中小企业和农场主的经营用款具有很强的时效性。大银行冗长的决策链条使得他们的经营用款时常不能得到及时的批复,社区银行则恰好能够满足他们的时效性贷款需求。社区银行可以根据自身的特点,将目标客户锁定在社区内的某一特殊群体,更加专业、周到地为其服务。以南加州的国泰银行为例[2],作为南加州第一家华人社区银行,它在处理个人贷款业务上效率非常高,在申请当日便可完成对汽车贷款的回复,在一个工作日内可通过对房屋贷款的申请。即使是面对小企业的银行服务也往往是量身订做的。(四)与所在社区协同发展
社区银行遍布美国的小集镇、超市、小商品购物中心、学校、地方产业中心、新兴开发区,为当地的中小企业和社区居民带来了融资便利,极大地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也为社区银行自身赢得了发展空间。社区银行与所在社区协同发展有一生动的例子得到说明,这就是财产抵押贷款(Mortgage),即以住房、土地等物产作抵押发放的贷款,这一贷款用于购置住房、土地或其它物产[3]。美国居民大部分都有自己的独立住房(别墅),但上世纪初还远不是这样的情况,其生活条件的改善与银行提供Mortgage有极大的关系。美国居民通过取得银行的抵押贷款提前住进高档别墅,快速提高了生活水准,高消费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银行也从中获得了无尽的商机。美国居民获得的财产抵押贷款,大都是由当地的社区银行提供的。当一居民到某社区购新房时,当地社区银行就为其办理期限可达20~30年的住房抵押贷款。可以说,社区银行在美国各地的均衡分布,为缩小以至消除经济的城乡差别及区域差别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三、我国设立社区银行的战略思考
我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国民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3 624.1亿元增加到2006年的299 047亿元。但是,我国经济结构的二元性并没有随着GDP的增加而减弱,而是经历了一个先弱化后加剧的变化。以二元对比系数(即农业部门和非农业部门比较劳动生产率的比率)来反映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的基本状态。二元对比系数曾经从1978年的0.16弱化为1984年的0.26,即农业部门与非农业部门差别缩小了。但到了2004年,二元对比系数又下降到了0.18,这说明现在农业部门与非农业部门的差距与1978年的状况相差无几。
与经济的二元经济结构问题相对应,金融的二元结构问题也相当突出。根据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分析小组公布的《2004年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2004年末东、中、西部全部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占全国比重分别为63.9%、18.1%和15.3%,东、中、西部地区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占全国贷款余额的比重分别为61.6%、19.1%和16%。这与该年东、中、西部地区GDP占全国的比重依次为58.4%、24.7%和16.9%大致相吻合。
根据我国的现实情况,为了有效地解决二元经济结构问题,认为应积极推行非均衡协同发展战略。非均衡协同发展战略的基本内涵在于:在国家战略发展的初期阶段实行非均衡发展模式,有重点地开发和投入,但这种“重点”不是永久性的,一开始就应建立在协同发展的战略思维基础之上[4]。“协”是指较发达地区要通过扩散效应带动落后地区和落后产业发展,“同”是指全国各区域各产业共同发展。当经济发展到了一定阶段(例如人均GDP达到了一定的水平),就应适时实行战略转移,更多地关注落后产业和落后地区的发展。我国人均GDP已达到2 000美元左右,处于社会矛盾高发的过渡时期,应适时实行战略转移,以和谐为重,更多地关注落后产业和落后地区的发展。社区银行作为地方经济发展的强有力金融支撑,应得到全社会的高度关注,成为近期金融业发展和改革的重点。
在我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经济水平高度不均衡的发展中大国,在弱化二元经济结构的过程中,仍应继续推行“发展极”模式,但不是像过去那样主要重视国家级的“发展极”和大区级的“发展极”建设,而是要重视多层次发展极的建设。具体说来,今后应特别重视县域发展极的培育,包括县城、乡镇、县域内开发区甚至村的发展极建设。通过这些分布于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星星点点的发展极的聚集和扩散效应,实现国民经济的均衡发展。在这些县域发展极的形成、发育和作用过程中,离不开地方金融机构的资源聚集和配置的整合功能。社区银行能够成为这些县域发展极最合适的金融支撑。
对于社区银行如何界定,国内学术界和实业界并非一致,但绝大多数认同如下特点:(1)规模小;(2)服务对象是社区范围内的中小企业、农户和居民;(3)不跨区经营;(4)资本金以民营资本为主;(5)产权清晰;(6)分支机构少,管理高度扁平化。符合以上特点的社区银行,才有比较充足的条件为当地的中小企业、农户和居民提供有个性化的金融服务,才有可能与当地的中小型民营经济血肉相连、协同发展。我们赞成社区银行以民营资本为主,是因为上面所论述的社区银行是商业性经营的。在大银行国有资本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社区银行为保证服务对象的需要,以民营资本为主是重要的产权基础。既然县域经济是我国经济发展中的薄弱环节,是解决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的关键,为适应建设县域发展极和县域经济的需要,我国的社区银行经营的区域应以县域范围(或城市中的区)为宜。在县域内经营应成为我国社区银行的重要特点。在县域范围内经营,社区银行将以其得天独厚的条件,利用县域经济发展的大好时机,获得空前的发展,取得县域经济与地方银行机构的双赢。
目前,我国的城市商业银行、城市信用社、农村信用社、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都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以上社区银行的特点,但都存在不符合之处。例如,按以上社区银行标准衡量,城市商业银行资产规模普遍偏大、政府或国有企业股份普遍偏高、经营区域普遍过大。所以,我国的城市商业银行不是典型的社区银行。农村信用社、农村合作银行在许多方面更接近社区银行,但仍存在定位不当、产权不够清晰、政府作用过大等诸多问题。例如,农村合作银行大多存在跨县域经营的动机,国内还有动议把各省范围内的农村信用社统一整合成省级农村合作银行。至今,大多数农村信用社的公司治理机制还不完善,存在诸多问题。所以,我国的上述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最多只能称为“准社区银行”。
基于以上战略思考,为加快社区银行的建设,一方面应把部分准社区银行改造成真正的社区银行,另一方面须花大力气在县域范围内(也可在乡镇范围内)组建符合上述特点的社区银行。四、 我国社区银行发展面临的问题及其对策
(一)社区银行应加强与社区的联系,充分挖掘软信息
除了少数当地十分有名的大型企业之外,我国相当多的地方中小银行对于当地众多中小企业、农业从业者和个人贷款者的情况并不十分了解。所以,当这些贷款申请者到准社区银行申请贷款时,地方中小银行常常像大银行一样主要依据财务数据、信用记录等硬信息来判断该笔贷款是否能够执行。
因此,社区银行具有的软信息优势在我国准社区银行还没有充分地体现出来。根据前文的论述,社区银行的主要优势之一在于软信息,而在资产规模、跨区服务方面不能与大银行相抗衡。因此,我国的准社区银行在未来必须加强与当地社区的联系,真正融入到当地社区中去,以充分挖掘软信息。(二)社区银行要进行准确的市场定位
目前,我国的地方中小银行尽管有一定比例的贷款投向了中小企业和农业部门,但是指导思想还是和大银行一样争夺大客户,限制了产品的创新和业务的开展。大银行比起地方中小银行来说有更加雄厚的资金实力和品牌优势,他们可以用更加优惠的利率和附加条件去争夺这些优质客户资源。而地方中小银行去与大银行争夺这些优质客户很多情况下是低利润甚至是负利润经营。这样,社区银行应该把目光更多地放在中小企业和农业部门,与大银行差别化经营。
(三)社区银行应该开发具有当地社区特色的金融产品
全国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是很不一样的,各个地区的金融服务需求也是有很大的不同。大银行的运作往往由总行统一调控,分支机构很少有自。而社区银行因为立足当地社区,在金融产品开发自上就有很大的优势。社区银行应该针对地方各个不同的企业量身定做适合企业发展的金融产品。还要利用银行信息广泛和拥有相关专业人才的优势,在企业发展过程中提出建议或者帮助其拿出开发的具体方案。(四)我国准社区银行产权结构有待理顺
由于历史的问题,我国城市商业银行大多由以前的城市信用社发展而来,而农村商业银行和农村合作银行由以前的农村信用社发展而来。农村信用社又分别经历过由人民银行和农业银行管理的阶段。产权结构比较混乱,不利于今后工作的开展。准社区银行的产权制度改革不宜采取一刀切的办法,而是应该根据各地区经济发展的差异,采用不同的改革模式。对于产权形式的选择,农村信用社在经济发达的地区,因为市场化程度较高,社员之间关系较为松散,资金交易规模较大,施行商业化的股份制改造会使经营的交易成本减小;在经济欠发达地区,继续施行合作制或者股份合作制有利于交易成本的降低。
(五)社区银行应该加大中间业务发展力度
我国的准社区银行大多业务比较单一,缺乏中间业务,必须抓住自身发展特点与经营优势,增强业务竞争能力,创新金融工具,开展多元化服务。
比如帮助企业工资,帮助通讯、邮电、水电等公共设施企业代收代缴相关费用。社区银行不但可以为农户提供贷款,还可以为农户提供农业技术支持。
社区银行可以将自己的“软信息"优势利用到存贷款业务以外的其它领域。比如社区银行可以在当地社区开展征信业务,充当信用信息搜集、组合、存储与供应的中介机构,协助政府机构为当地社区居民和企业建立信用档案,并在有特定需要的情况下,通过合法程序将这些信用信息有偿提供给信息需求者。值得强调的是,由于“软信息"的存在,社区银行在征信上将比大型商业银行具有更大的优势,可以通过更低的成本获取更准确的信用信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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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彭建刚,周行健.双重二元经济结构视角下的经济发展成略[J].内蒙古社会科学,2005,(6):108-112.
Strategic Thinking on the Collaborative Development of the
Community Bank and the Local EconomyPENG Lu
(School of Economics,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China)Abstract:American community banks provide a high percentage of financial services for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agriculture and individuals. Community banks have played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pulling up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lessdeveloped regions and underdeveloped sectors. It is worth drawing on their successful experiences. Now China is implementing the harmoniousnessoriented unbalanced collaborative development strategy. In order to deal with the duality of the economic and financial structure, community banks should become the financial support of the county's economic development, by that way, the collaborative development of the local economy and community banks can be reach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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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转移指的是知识从一个个体的头脑向另一个体转移的过程,或是某组织向另一组织转移、应用的过程。知识转移主要包括共享和吸收两个阶段。要想实现知识转移,必须先进行知识共享,而这个活动可以通过个体之间的交流来实现,也可以通过邮箱、知识库和阅读文献等方式进行。知识吸收主要指的是个体将他人的知识转化为自身的知识,或将去他组织的知识运用在自身组织中。要想实现知识转移的目标,必须要兼顾知识的实用性和前瞻性,动态性和稳定性,教学目的性和趣味性。只有这样才能使知识满足高校发展的要求和学生成长的需要,进而促进区域经济的增长。包容性增长的概念最早是亚洲开发银行提出的,并且经历了一定的发展阶段,即便如此,当前对包容性增长的定义,学术界还是尚未达成一致意见。笔者在参考其他文献的基础上,经过总结得出,包容性增长实际上就是对传统理论的批判与反思,对经济发展模式的督导。包容性增长主要包含以下要素:第一,知识的共享、公平和公正是包容性增长的核心所在,意在强调广大社会成员都有权利享受经济发展的成果[2]。第二,包容性增长的核心是人,开发高校人力资源,促进学生就业是包容性增长的主要内容,而使所有社会成员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则是包容性增长的主要目标。第三,在包容性增长过程中,要兼顾经济社会发展,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社会进步和生态文明建设,促进人力自然和谐发展。由此可见,包容性增长是一种促进社会不同方面协调发展经济模式,具有全面性、广泛性和共享性等特点,并且包容性增长在促进高等教育和区域经济协同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体现了自由、平等、公正的原则[3]
二、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协同发展下的知识转移策略
科学措施既能促进高等教育和区域经济协同发展下的知识转移,又有利于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进步,促进教学资源的共享,提升广大学生的知识水平和技能水平,提升我国的教学质量和人才培养水平。
(一)双“管”齐下,保证“教”与“学”水平共同
提升教师和学生作为高等教育的主体,在教学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教师和学生的知识水平和知识结构以及教师与学生的关系直接影响我国高等教育知识转移的质量和效果。因此,在高等教育和区域经济协同发展视角下,要想实现知识转移的目标,必须对教师和学生“双管齐下”。只有这样才能不断提升教师的教学技能,并使其熟练掌握现代化的教学手段,根据区域经济发展的现状及时更新教学理念和知识结构,培养学生探索空间知识的能力。同时对学生也要按需培养,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开拓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为学生提供及时的帮助与支持,对学生的学习效果进行及时评价,使学生对学习充满信心。
(二)明确目标,确保知识转移有的放矢
一切社会活动都是有目的的,在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条件下,知识转移也必须有明确的目标。在笔者看来,知识转移的目标就是让其在一定的区域经济中产生良好的利益效应或价值效应。因此,一方面在高等教育过程中要设计相对应的教学目标,并使其与人才培养目标和区域经济发展目标相一致,另一方面需要搭建多样的知识转移通道,为知识转移创造良好顺畅的条件[4]。
(三)设计情景化教学模式,提高学生实践能力
设计情景化的教学环境,有利于激发广大学生的学习热情和积极性,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促进学生对教学内容的认识与理解,从而锻炼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这也是高等教育教学设计的主要内容。在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条件下,教师要定期开展企业实践活动,及时获取学科发展的最新信息,为高等教育情境设计提供广泛素材。在情景化教学环境设计过程中,教师要根据区域经济发展的状况和企业工作实际,设计相应的教学情境,使学生能够身临其境,增强学生的实践体验。
(四)促进合作与交流,实现教学过程的相通相融
合作是学生团体内部成员之间进行学术讨论和交流的活动,在合作过程中学生能够进行深入的沟通和交流。著名教育学家维果斯基重点强调了社交活动在个体心理机能发展过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在他看来,个体认知活动的发展程度受最近发展区的影响。最近发展区指的是学生在外界因素的帮助下所能达到的行为范围。由此可见,构建学术共同体,促进不同认知水平学生的交流与合作,对于良好的学习环境的塑造十分重要。通过开展合作学习,能够使不同个体陈述自身意见的同时,分享其它个体的智慧成果。
(五)运用多样化教学手段,提高知识转移效率
定期对教学过程进行评价,提高高校的教学管理水平。随着科学技术发展,各种新型的现代化教学手段不断出现,对于提升高校教学水平方面具有重要作用。高校要充分利用多媒体技术和远程教学等手段,使学生在有限的时间内,学习丰富多彩的文化知识,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丰富学生的教学体验,提升高校的教学水平。除此之外,高校还可以利用多样化的教学手段,对教学过程进行评价,使教师能够及时发展自身不足,促进教师教学结构的更新和教学水平的提升,促进知识转移的效率。
三、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协同发展下实现包容性增长的策略
教育和经济作为发展共同体,彼此相互促进,相互制约。不论是从高等教育的发展角度,还是从区域经济发展的角度,高等教育和区域经济都应实现协调发展。因此,在这种情况下,高校要制定相应的发展对策,促进高等教育和区域经济的协同发展,实现包容性增长的目标[5]。
(一)构建与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高等教育教学机制
从当前我国发展现状来看,就业岗位与人才结构不匹配,经济增长和日渐突出的教育矛盾是高等教育和区域经济发展脱节的重要体现,要想高等教育为区域经济发展服务,促进二者的协同发展,高校必须建立一套完善的教育教学机制。首先,建立多层次的与区域经济发展相适应的高等教育教学体系。在高等教育和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条件下,将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和基础教育融为一体的教学体系才是完整的教育体系。要正确认识政府与高校之间的关系,充分发挥政府宏观调控的作用,根据地方经济发展的需要,进行产业结构调整,整合高校教学资源,构建与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高等教育教学体系。高校要积极把握地方经济发展的方向,优化高校教学结构和专业设置,提升高等教育的教学质量和人才培养质量,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大量优秀人才。其次,促进教学资源的优化配置。高校要根据区域经济发展的实际,对教学资源进行优化配置,为更多的社会成员提供受教育机会。最后,要改革高校招生机制,在保证社会成员享有平等受教育权利的基础上,共享高校教学资源,提高广大学生的实践技能和竞争力水平[6]。
(二)建立健全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评价体系
目前,在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条件下,人们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高等教育的发展规模、教育资金的投入比例和人才结构供给与企业人才需求等方面。但是,用这些指标来衡量高等教育和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效果是不准确的,并且缺乏相应的发展机制。从一定程度上来讲,高等教育和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的不匹配与高等教育的评价体系存在一定的联系。因此,高校要完善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评价指标,建立相应的考核机制,纳入高校责任考核体系,促进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的协同发展;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评价指标要由高校、政府、企业等共同制定,以便使考核结构更加公平、公正;在考核机制方面,高校要使专业设置与区域经济发展相适应,并将专业人才的培养质量与区域经济发展的诉求纳入高校教育评价中;要想建立科学、完善的评价体系,政府相关部门要充分发挥宏观调控作用,对高校评价体系建设进行监督。与此同时,建立专业的组织团体,及时收集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发展的相关信息,为评价标准的制定提供考核依据[7]。
(三)创新产学研合作模式,增强教育与经济的互动
要想促进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协同发展,实现高等教育包容性增长的目标,高校要完善教育的社会服务职能,使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机构调整紧密结合起来,创新产学研合作模式,促进高校与企业之间的良好互动,增强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的联系。高校要和企业合作,建立灵活的办学机制,例如签订人才培养模式,使高校学生能够到企业进行实地考察,丰富学生的实践经验,以便高校根据产业发展和岗位需求调整人才培养方案;加快产学研体系建设,利用高校丰富的教学资源,依托高新技术产业研发中心的优势,创新产学研合作模式,拓宽人才培养的渠道,丰富产学研教学内容,建立完善的教学体系,在促进高等教育和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实现包容性增长的目标。现如今,传统的高等教育教学模式已经不能满足地方经济发展的需要和企业人才培养的要求。在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条件下,知识转移和包容性增长已经成为高校重要发展目标,因此,高校要转变教学理念,制定相应的发展对策,完善高等教育人才培养体系,实现知识转移和包容性增长。
作者:洪宇 单位:南京医科大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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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共生理论 地区经济 商贸流通
商业贸易流通发达程度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具有很强的依存关系,前者构成后者的支撑和推动力量,而后者则在多方面对前者提供保障和稳定的发展环境。在现阶段,批发零售贸易、仓储业、物流业以及餐饮业等共同构成我国商贸流通的组成单元,社会生产和消费的中介转承任务也由商品市场和贸易流通来负责完成。同时,城乡间、农工间以及区域间的经济纽带依赖于传统商贸流通行业。在社会化生产条件下,地区商贸流通直接引导经济运行的效益与发展速率,是经济繁荣与否的外在展现窗口,商业贸易流通发达程度衡量着一国经济的市场化发育水平,只有完善的地区经济环境与搭配有序的商贸流通体系共生协同发展才能促进整体经济实力的提升,二者的融合具有自然优势属性。
经济学共生理论与地区经济对商贸流通的保障机理
(一)共生经济理论
经济共生是指在性质和规模互有差异的经济组织之间、政府与企业之间、金融和地区经济发展之间在同一共生环境下的多样化交互及协同和谐发展过程,包括共生单元、共生环境和共生模式三种基本要素。经济共生单元泛指同一经济环境下的经济组织基本单位,包括个人、企业以及各种盈利机构等;经济共生环境指经济单元协同发展的软性载体,一般以行政地区划分为表现形式;经济共生模式指各种共生单元在共生环境下的不同合作路径,包括单边依赖、互惠共存以及一体化组织等多种状态。
一般情况下,共生经济包括共享互补和竞争互补两种基本类别,前者是基于“优势资源互补”的各方放大经济共荣状态,也是最为常见的经济共生表现形式,经济单元彼此之间的相互依赖性越强,其共生效益就越好;后者是经济单元之间以整体竞争关系而建立的相互联系,但是在合作领域具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因此其共生环境经常呈现出一种非均衡的结构形态,各单位之间的资源梯度很大,稳定性较差,以“合作-拆分-重组”形式出现的频率非常高。地区经济与商贸流通之间的共生发展是属于第一种的共享互补类型。
我国学者袁纯清(1998)最早以小型经济为研究对象而引入共生理论考察体系,定义和创新了一系列地区经济的协同发展概念,建立了共生经济分析的基本框架;刘荣增(2006)认为,在“十一五”发展期间,我国对于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协调发展政策具有结构和战略上的兼顾系统性,国家选取的互相支撑、互为依靠的共生经济发展策略具有平衡地区发展、缩小收入差距方面的谨慎性考虑;徐乔梅(2012)从共生理论的学科来源角度对地区经济和商业贸易的相互依赖因素进行了讨论,指出了分别以第三产业增长值与地区零售行业作为双向指代指标的经济与商贸协同发展特征,同时也为本文引荐为基本研究切入点。
(二)地区经济发展对商贸流通的保障机制
资金周转保障。大宗商品贸易流通需要大量的前期资金投入,只有地区整体经济和金融环境的稳定才能够为其提供持续的资金周转支持。地区经济环境对于经济单元资金需求的满足程度成为了评价经济增长潜力的重要指标,企业流动资金分布于每一个价值环节的数量和运用质量构成支撑区域经济运作和深化区域经济、金融一体化的微观调节砝码。
贸易效率保障。地区经济发展向好可以有效提升商品贸易流通的效率,原因在于:在一个相对充满活力的地区经济环境下,货物和商品的流通周期时间必然极大缩短,相应的流通速率也会得到同比例提升,流通速度和流转周期无疑是涉及到货物到达率与资金回收率的重要因素,繁荣的地区经济环境可以提供保证贸易效率所需要的一切硬件与软件载体。此外,从经济制度角度来看,与地区经济伴同完善的经济和法律制度也为商贸流通提供了组织和秩序方面的规正手段,以强制性的行政命令和行业公认的商贸流通规则进行经济活动,通过组织秩序过程来消除混乱经营造成的效率损失。
商贸流通对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作用机制
(一) 商品与资金流通作用机制
商品、信息、资金以及技术作为流通经济的基本组成单元,对地区经济的发展发挥重要作用。商品贸易流通的核心是商品,通过在市场上交换各种劳务性产品,各种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都得以进行最优配置。我国现代化商品流通经济的起步阶段较晚,并且是在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之后以伴随形式逐渐发展起来的,相对于贸易的交换功能,更加突出商品流通的增值作用。实物贸易是我国流通体系的最基本表现形式,作为宏观和微观经济体系的主导结构成分而促进社会化大生产的工具多样化选择。如今,“贸易-流通-经济”的传导模式已经取得了很好的联动基础,持续维持实体经济运转。
商贸流通对于地区经济发展的另一种促进作用在于资金流通,大量的货币资金伴随商品流动而实现了自由交换,从而远远不断的为地区经济输送血液。在地区经济的协同发展过程中,费用率、增值率、流转周期、环节复杂程度以及流通网络发达程度都是商品化交易需要格外注意的因素。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商贸流通经济以农村和城市进行了二元化划分,至2012年,我国流通业贡献全国税收比例已经达到18.8%,新吸纳就业人员13035.1万人,占据GDP比重高达13.1%,全国性的城乡流通经济网络初步建成,然而示范性物流及信息交流主体架构还有待完善(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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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传统出口贸易增长方式与循环经济之间的矛盾
长期以来,我国一直遵循传统的线性经济发展模式。外贸出口只注重数量扩张,未能注意到出口商品结构对资源的过度依赖,资源利用效率严重低下,“两高一资”(高能耗、高污染、资源型)产品在出口产品中占有很高比例。这种出口商品结构带有明显的“资源环境输出”的特征,如果在贸易过程中环境的价值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反映,或环境的损失没有得到应有的补偿,那么,这种贸易本身是存在着严重的环境外部不经济性,而环境外部不经济性将会导致贸易的虚假利润,而且会导致更加严重的环境损害,出口商品结构的可持续发展面临困境。
二、我国出口贸易与循环经济协同发展的对策
(一)出口贸易要树立循环经济理念,实现我国外贸出口的可持续发展
要改变我国粗放的出口增长方式,全面而深刻地认识国际绿色贸易的性质及其正负面的影响,参照国际环境准则,结合我国国情,努力提高我国环境标准,如企业环境管理标准和环境质量标准等,使之与国际标准接轨,实现我国外贸出口的可持续发展。
(二)出口增长方式变环境输出型为生态修复型,实现贸易与环境的双赢
所谓以生态修复为使命的出口贸易增长方式,是指把改善环境、恢复生态作为我国出口贸易发展的一种新使命和新任务,建设一个与科学发展观相一致的新的出口贸易体系。所以我们首先应控制和减少资源和环境消耗型产品在出口总量中的比重,缓解我国环境压力;其次是通过调整出口商品结构,从绿色产品贸易、环境友好型技术贸易和其他有利于环境的贸易活动中赚取经济利益。
(三)出口商品结构应有序调整,抑制环境输出
我们应积极发展绿色产品和绿色服务出口,从绿色产品和绿色服务的贸易中找到更大的盈利空间。例如绿色食品,就是因为环境标准提高后采用新型的技术和工艺生产出来的新产品,代表了一个新兴的产业。如果说我们过去主要靠传统食品来赚取贸易利益,现在则可以通过培育绿色食品产业来赚取更大的贸易利益。又例如我国过去靠采伐林木制成工业品(如家具)来出口创汇,我们现在可以通过养育青山来发展旅游业,把外国游客吸引到中国来消费,这是一种低环境消耗的贸易方式,既赚钱又能维护生态,是新型贸易方式所要达到的目标。此外,还有生态工业、生态农业、循环经济等,都是可以既产生贸易利益又养护生态环境的好途径。
(四)出口企业应遵循循环经济发展观,实现生态优良型发展
循环经济理念实施的主体是企业,只有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实施循环经济,才能把它落到实处,也才能实现企业的生态优良型发展。出口企业也应如此。为此,首先要确立生态企业的经营思想和理念。出口企业应将可持续发展观作为经营指导思想,把循环经济作为自己的经营理念。其次,应选择先进的生态生产方式,按清洁生产方式组织生产。第三,强化环境管理和加强环境建设,创建生态型企业文化,使生态观念深入人心。
(五)政府有关部门应建立和完善政策法规支撑体系,引导我国外贸出口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1、政府的法律约束和政策导向体系
制定《循环经济法》、《清洁生产法》、《绿色消费法》、《可再生资源利用法》、《生态系统修复法》等;用政策大力扶持第四产业――高技术产业和第五产业――再制造产业,用政策鼓励高新技术的选择,(高新技术既是循环经济体系建立的动力,又是其可靠保证),保证能够充分利用市场的价格杠杆作用,促进循环经济体系的建立和运行。
2、建立和完善我国的生态经济核算体系,尽早实行生态成本内在化制度
应进一步建立和完善我国的生态经济核算体系,实现出口贸易和自然生态环境的协同发展。生态成本也应计入生产成本。当我们进行经济生产给自然生态系统带来破坏后,再人为修复所需要的代价就是生态成本。一直以来,我国在制定产品价格时没有考虑生态成本,即是说企业的私人成本是小于社会成本的,私人收益大于社会收益,由此我国的资源也成了可以廉价出口的商品,这不仅导致出口贸易容易受到环境贸易的限制,更为严重的是损害了国家的长远发展利益,造成生态环境的严重失调。因此,我们要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把不可再生资源的损耗、可更新再生资源的消耗、环境的破坏与修复改善、污染的治理等作为社会成本列入核算体系,逐步做到资源与环境的商品化、价格的合理化和资源消耗与破坏的有偿化、实现资源的集约使用和有效管理,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3、构建有利于循环经济发展的财政、金融政策支持体系
在财政政策方面:首先,政府应加大对环保产业的投入,加快环保产业的迅速发展。其次,政府应实施绿色采购政策,并以此来影响消费者的消费方向和企业的生产方向,同时帮助企业建立ISO14000认证体系。其次,对那些技术含量高,资源利用率高以及对环境产生的污染小的出口企业实施财政补贴政策,以此来鼓励其他的出口企业提高自身的技术含量,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减少对环境的污染。第三,扩大征税范围。逐步增加水资源税、开征森林资源税和草场资源税等税种,并逐步提高税率。分期分批开征大气污染税、污染源税、垃圾填埋税、生态补偿税等一系列专项新税种,促进对外贸易与环境的协同发展。第四,强调资源税的特殊性惩罚性。为了保护有限的资源,针对滥用资源的企业征收惩罚性税收――累进制征收方式。第五,实行税收优惠政策。对那些出口创汇多,而对环境污染小以及资源利用率高的企业实行税收优惠,以此激励我国的出口企业都向绿色生产发展,跨越西方国家的绿色壁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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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丝绸之路经济带;县域经济;协同发展
一、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提出
丝绸之路经济带于2013年11月12日提出,基于古丝绸之路的区域范围,其包含了陕西、新疆等地方,与亚太经济圈、欧洲经济圈相连接,被喻为“世界上最长最具发展潜力的经济大走廊”。
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提出,有利于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全方位扩大对外开放,促进地区经济协同发展,缓解经济下行压力,消化富余产能,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与产业升级。县域经济仍是我省发展的最大短板,存在问题不容忽视。我省应应紧抓“丝绸之路”建设新机遇,加强我省县域与丝路沿线地区的交流,扩大产业合作,释放优质产能,实现县域对外开放新突破,使得“丝绸之路经济带”更好地服务于我省县域经济的协同发展。
二、陕西省县域经济发展的现状
1.县域经济实力不断增强
根据陕西省统计局数据显示,2016年县均生产总值由5年前的78.72亿元增加到111.60亿元,增加了32.88亿元,县域GDP最高水平从2011年的771亿元,发展到2016年的904.8亿元,县域人均GDP达到38898元,与2011年相比增加了11102元。
2.工业主导作用依然突出
根据陕西省统计局数据显示,五年来,我省各地以“工兴县”、“以工强县”,坚持工业强县战略不放松,大力开展招商引资,积极承接产业转移,集中力量建设重点县域工业集中区,加快培育市场主体,不断壮大工业规模,县域工业获得快速发展。2016年,我省县均工业增加值53.72亿元,县域工业五年来年均增长10.1%,高于全省工业增速0.1个百分点,对县域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依然突出。
3.陕南县域经济突破发展
2016年,关中、陕北、陕南县域经济占全省县域经济的比重分别为44.7,%、32.1%、23.2%,与2011年相比,关中、陕南占比分别提高6.4%和6.3%,陕北县域下降12.7%,三大区域县域经济发展更加平衡。尤其是陕南地区,面对复杂多变的宏观经济环境和环境制约因素,始终坚持发展为先,2016年陕南三市25个县实现生产总值2067.4亿元,较上年增长9.7%,增速比全省水平高出2.1个百分点,比关中、陕北高出1.0、5.5个百分点,领跑全省县域经济。与2011年相比,陕南县均GDP82.7亿元,县均工业增加值32.37亿元,县均固定资产投资86.14亿元,分别是2011年的1.9倍、2.4倍和3.5倍,县域经济综合实力显著增强,成为全省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
三、陕西省县域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
1.经济增长县区差异较大
根据省统计局数据显示,在2017年第一季度,我省经济发展总体趋好的同时,县域之间差异较大,增长快的县生产总值达到17.6%,而慢的县则下降了7.1%。特别是服务业,全省78个县(市)和29个区服务业增幅分别低于全省平均水平0.6个和0.7个百分点,经济增速持续上升但仍有压力。
2.经济增速趋缓,结构性问题突出
“十二五”以来,全省县域经济增速呈逐步回落态势,从2010年的15.7%、2011年的14.9%、2012年的13.2%、2013年的10.3%、2014年的10.1%,回落到2015年、2016年的7.4%,连续两年低于全省平均水平。同时,012年,全省县域经济占全省比重为历年之最,达到52.2%,其后逐年走低,从2013年的51.6%、2014年的48.0%、2015年的46.8%,降到2016年的46.6%。2016年,全省县域经济一二三产业占比与全省相比,呈现“两高一低”,第三产业占比低于全省10.6个百分点。非公经济占比低,全省县域非公经济占比47.7%,低于全省水平6.1个百分点。城镇化水平不高,全省县域城镇化率43.6%,低于全省11.7个百分点。区域发展不平衡,2016年全省生产总值最高县为904.8亿元,是最低县的105.7倍。人均生产总值最高县为196078元,是最低县的11.9倍。县域地方财政收入最高县为53.06亿元,是最低县的146.7倍。
3.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较大
近年来,虽然农村居民收入增幅远高于城镇居民,相对差距逐渐缩小,但绝对差距在不断拉大。2013年全省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为15254元,2014年为16434元,2015年为17731元,2016年达到19044元。2016年全省有49个县(市)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于全省平均水平,占全省县域总数的61.3%。
四、陕西省融入“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对策
针对陕西省县域经济的现状以及问题,本文以丝绸之路经济带为视角提出相关对策:
1.抓好县域对外开放
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的实施为我省农业出口拓展了通道,充分利用我省农业资源丰富、天然条件好、地理位置优越的特点,积极发展外向型农业。我省大部分的高铁站点以及城市机场分布在城市郊县。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的实施后,这些城市交通节点的作用将日显突出,郊县可以辅助政府部门做好站点的服务工作,充分利用好这一机遇,进而推动县域经济的协同发展。同时,加强我省县域与丝路沿线地区的交流,扩大产业合作,释放优质产能,实现县域对外开放新突破。大力开展招商引资,以资源、产业优势吸引和调动沿海发达地区优质生产要素为我所用。
2.加强产业集群化发展
依托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大力发展县域旅游业,抓好重点人文景观,以及农业休闲游、体验游、生态游等多种形式的乡村游,推动旅游向健康、养老产业延伸,把旅游产业打造成县域经济发展新支点。大力发展县域电子商务产业,加快电商培育、人才培养、基础设施建设,推进电商与实体经济对接,形成电商带动物流、快递等关联产业相得益彰的新局面。发挥市场竞争机制,推动交通运输、商贸批发、住宿餐饮等传统产业提升层次、做大做强,实现县域服务业规模新突破。针对资源县工业偏重的现状,坚决淘汰违规产能和低效产能,加快资源深度转化,推进资源类产业向中高端化发展。抓好省级县域工业集中区建设,围绕核心企业、龙头企业和关键项目的产品延伸配套,做强做大县域工业集中区,提升规模经济效益。针对多数农业县域支柱产业不大不强的现状,积极培育和发展农副产品加工业,形成区域性农产品加工基地,实现县域经济实力新突破。
3.加快农产品“走出去”步伐
借助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政策红利,让我省的特色农产品“走出去”,引进国外先进的农业设备以及农业技术,加强与周边省区接壤、毗邻经济区的经济合作,推动区域优势资源有效整合、区域产业协作与共享发展。改变部分县域经济相对落后的现状,提高我省县域经济的整体增长。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农产品贸易通道,拓展我省农产品市场以及农产品贸易范围,进而提高我省农产品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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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区域物流;区域经济;协同关系
[中图分类号]F2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432(2014)31-0024-02
经济一体化加剧了地区之间的竞争,也凸显了现代物流的战略意义。现代物流系统的形成能促使商品以最优的速度、时间、组合完成由生产到消费的转移过程,最大限度地节省流通费用。四川省地处西南腹地,是承接东部产业转移和西部资源输出的重要枢纽,在全国经济布局和物流产业发展格局中占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
1区域物流能力与区域经济协同关系分析
区域物流能力是指在一定时期内,区域内物流供给主体通过有效、合理地组织和运用其物流系统内部的各种资源,向区域内物流需求主体提供所需物流服务的综合体现。综合来看,区域物流能力包括区域物流服务的供给能力和需求能力。区域物流能力与区域经济的协同关系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1区域物流竞争力的提升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增长
区域经济是一种聚集经济,是人流、商流、资金流等各种生产要素聚集在一起的规模化生产。物流成为各类产业和消费者之间相互连接的纽带,缺乏物流作为保障必然会造成区域经济发展的停滞。提升区域物流竞争力,能提高区域经济活动的效率和水平。物流能加强交易各方的沟通与协作,简化交易流程,降低交易风险,减少交易费用,从而推动区域经济的发展。
区域物流的发展有利于促进其他相关产业的发展,从而达到优化产业结构的目的。产业结构发展方向是由第一产业占优势比重逐渐向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占优势比重演进。区域经济竞争力的提高与产业结构演进程度关系密切,区域物流的发展能极大推动这些产业结构的演进进程。物流业实现优化资源配置的功能促进了商流、资本流、信息流、技术流向高层次产业集聚,容易形成优势明显的产业集群,而这些产业集群已经成为区域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同时,物流供应链使得供应链上所有节点企业形成合理的分工与合作,互利共赢,在此基础上提高自身核心竞争力,有效降低了社会交易成本,推动区域经济竞争力的提升。
1.2区域经济推动区域物流的发展
区域物流的存在和发展是以区域经济的存在和发展为前提的,并直接影响着区域物流需求总量、区域物流体系和水平。以第三产业为主的国际化大城市必然更加注重国际物流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国际物流业务的发展。
区域经济的发展水平决定着区域物流的发展规模。一般而言,经济越发达对物流业的发展要求就越高,越有可能为物流业发展提供比较雄厚的经济基础和优越的物质技术条件。
同时区域经济一体化也促进区域物流的发展。区域中心城市是商品集散和加工中心,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中心城市相对于周边地区会形成一种优势辐射,不断扩大商品流通,从而促进该区域物流的发展。
2影响四川省区域物流能力的主要因素分析
四川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但与中东部发达地区相比较,区域物流能力还相对较弱。影响四川物流能力的主要因素有以下几个方面。
2.1物流经济发展类
综合反映了区域物流的发展的社会经济基础。区域经济状况对该地区的货运量有较强的相关性,一般来说,经济发达可以用该地区的国民生产总值来表示,国民生产总值越大,该地区的物流需求就越大。主要包括地区生产总值、工业总产值、第三产业总产值等指标。根据《2013年四川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四川省2013年全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GDP)262608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100%。第三产业增加值9256.1亿元,增长99%。人均地区生产总值32454元。
2.2生产消费流通类
分别从生产、消费等角度反映了区域物流服务的需求状况和需求规模,包括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工业总产值、进出口总额、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批发零售业年末商品库存总额等相关指标。2013年四川省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03554亿元,全年进出口总额6459亿美元,比上年增长92%。其中,出口额4195亿美元,增长9.1%;进口额2264亿美元,增长95%。
2.3物流基础设施类
公路密度、交通运输、仓储等指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区域内物流发展的基础设施水平,对该区域物流发展起到基础性作用,也体现了该地区的物流运营能力。2013年四川省全年公路、铁路、航空和水路等运输方式完成货物周转量24375亿吨千米,比上年增长8.1%;铁路营运里程3518千米;高速公路通车里程5046千米;内河港口年集装箱吞吐能力262万标准箱。
2.4信息服务能力
区域物流能力的提升需要各物流要素的密切配合,以及物流设施设备等资源的有效合理配置。为了实现有效衔接,必须有强有力的信息服务平台作为支撑。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四川省的通信水平有了很大的发展,2013年四川省全年邮电业务总量7702亿元,比上年增长11.1%。其中,邮政业务总量83.3亿元,增长15.1%;电信业务总量6869亿元,增长108%。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823万户。
3四川省区域物流发展建议
3.1构建综合交通运输平台
现代综合交通体系的完善和发展关系到现代物流的发展,健全的现代综合交通运输平台是现代物流发展的基础和保障。满足各种物流服务系统的需求是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完善的基本目标之一。必须加强各种运输方式之间的组合和联系,发挥各自的优势,初步构建区域交通运输平台并逐渐完善,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和先进设备,建立现代化物流网络,在加快综合交通运输平台建设的同时促进现代物流的发展。
3.2通过政策引导,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加快物流的现代化进程
《四川省道路运输业现代物流“十二五”发展规划》,要求四川省道路运输业现代物流“服务一个支撑,加强三个建设、形成三大体系”即支撑四川省西部经济发展高地的打造以及西部综合交通枢纽、西部物流中心的建设;加强道路运输业物流管理体制和服务体系建设,物流园区、中心及货运场站建设以及交通物流综合信息服务平台开发建设;形成以成都为中心,以道路运输网络主骨架,链接四川省各市、州以及周边重庆、西安、贵阳的多式联运服务网络体系和快速、高效的出川通道体系。
3.3调整产业结构,提升经济竞争力
四川发展物流,除了打造自己西部物流枢纽地位的同时,还必须生产具有自身竞争力、自身特色的产品。四川企业物流业的发展离不开区域经济的支持,物流发展必须与区域经济发展的步伐协同一致。四川急需通过调整产业结构,提升整体经济竞争力,加快中心城市建设,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缩小城乡差距,促进经济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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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2014年2月26日,听取专题工作汇报时强调,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一个重大国家战略,要坚持优势互补、互利共赢、扎实推进,加快走出一条科学持续的协同发展路子来。此后近三年时间里,京津冀相互融合、协同发展,跳出“一亩三分地”的思维定式,加快推进产业对接协作,优化城市布局和空间结构,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合作,构建现代化交通网络系统,加快推进市场一体化进程,抱成团朝着顶层设计的目标一起努力。
在京津冀协同发展成为重大国家战略3周年之际,本文围绕重点工作进行解读,并就热点问题采访三地发改委等部门负责人,展示发展进程,回应群众关切。
北京甩包袱?河北留不住人?
北京是不是在甩包袱
记者:有论调认为:无论是产业转移,或是人口调控,是为了缓解北京压力,却增加了其他两地的承接压力。北京如何处理好协同发展关系?
北京市发改委党组成员王海臣: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并不以大小、高低为标准。三地之间定位不同,按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就是一核双城三轴四区多节点,做更大空间上的布局。
北京不是在甩包袱。我们这几年关停了1341家企业,主要是高耗能、高污染、高耗水企业,没有把所谓的低端企业丢给河北、天津。但高端制造业中,不具备竞争优势的制造环节,要疏解。
疏解过程中,也包括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在2015年基础上,2016年北京向津冀的技g输出额达154亿元,同比增长38.7%。可以看出,京津冀协同发展绝不是向天津、河北疏解北京压力,而是更好地谋划三地产业发展。
实际上,河北产业结构亟须调整升级,承受着去产能等压力。京津冀协同发展能助力河北的产业升级。3年来,这方面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天津比较优势在哪里
记者:协同发展过程中,天津的主要功能体现在哪里?比较优势是什么?
天津市发改委主任薛新立:天津的主要功能体现在中央给予我们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北方国际航运核心区、金融创新运营示范区、改革开放先行区的4个定位。
这反映了对天津比较优势、城市功能、发展方向的科学把握,赋予了天津更大责任和更多期望。
记者:有媒体报道,一些高新技术开发区大楼等硬件建好了,但出现空置。如何改变现状?
薛新立:天津主动承接非首都功能疏解,科学安排功能承接布局。围绕建立分级分类对接机制,防止同质竞争和资源浪费,实施产业、平台和项目“三级清单”管理。
河北靠什么留住人才
记者:有人认为,河北、天津留不住人才。怎么看待这种说法?现实情况如何?
河北省人社厅相关负责人:京津冀协同发展推动了河北人才在三地间的交流合作。专业技术人员职称资格互认协议等政策打破了区域限制。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园、博士后成果转化基地等京津冀人才创新创业基地落户河北,为河北人才带来更多创新创业机会。
但我们也面临人才流失加重考验。与京津相比,河北缺乏先进技术、资金支持,产业结构欠佳、技术水平较低、经济发展滞后,难以吸收优秀人才。随着京津冀户籍限制放松、城际交通完善,河北优秀人才流失可能进一步加剧。
为此,河北全面实施人才强省战略和人才兴冀工程:人才引进上,放宽外省市人才到河北工作的户籍、学历等条件限制,实行“先落户后就业”。通过直接引进、公开选拔、聘任、挂职等办法,畅通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各方面人才流动渠道。
人才激励上,不断完善人才评价激励办法,给予业绩突出的专业技术人才相应的荣誉和待遇,深化改革职称制度。
薛新立:三地交通日趋便捷,人才流动更方便。既有离津去北京、河北的,也有离京来天津、河北的,这属于人才自由流动。
做好人才工作,天津做了不少努力:第一,与京冀联合开展引智引才活动。第二,推动实现人力资源服务业从业资格互认互通,共建劳务用工基地。第三,简化人才引进审批流程和手续。第四,发挥示范性高职院校专业优势,为京冀培训了大批院校师生和企业职工。第五,实施三地居民身份证异地受理服务措施,实行居住证持有人异地办证便利举措。
协同发展还有哪些难点
记者:按照3年工作目标,哪些没有实现?难点问题是什么?
王海臣:按照纲要,2017年是近期目标的目标年,是重要时间节点。北京市委市政府确定了3年工作要点,按年度任务,每年制定的重点项目、重点工程都实现了,而且都达到了比较好的预期效果。有些任务还在年度持续推进过程中,比如交通工程、城市副中心、新机场等建设。我相信,今年底,疏解非首都功能尤其是三地协同发展产业方面会取得显著成效。
河北省发改委相关负责人:河北认真落实纲要,出台实施河北省总体规划、功能定位规划和27个专项规划。积极承接非首都功能疏解,打造芦台・汉沽津冀协同发展示范区等重点承接平台,交通一体化格局加快构建,生态环境保护深入推进,产业转型升级稳步推进。
目前主要困难是区域空气污染形势依然严峻,雾霾未见明显好转,与群众期待相比,差距很大。
此外,由于北京条件优势,“虹吸效应”依然存在,吸引各类资源进入,一些不符合首都功能定位的企业还在观望,加大了疏解难度。津冀承接非首都功能还需加快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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