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要素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社会治理要素，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城中村治理；政府协同；社会网络分析

[中图分类号]C936；D630 [文献标志码]A

中国社会的转型是整体性、综合性和系统性的结构型社会变迁，其实质是覆盖政治制度、经济生产、社会生活与文化习俗领域的全面社会变革与社会大转变。在这个社会全面变革与社会大转变的过程中，城中村无疑是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发展进阶的热络地带。城中村见证并直接推动了中国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由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转变，由乡村社会向城市社会的转变。正因如此，城中村成了社会各种矛盾的交汇区，是社会矛盾与社会冲突频发的地区之一，同时也是城市政权组织和农村政权组织利益博弈的集聚点。城中村具有流动人口急剧膨胀、违章建筑四处泛滥、基础设施破败落后、安全隐患层出不穷、社会矛盾日益集中、社会冲突此起彼伏、健康风险规避困难等特征，是我国稳步推进城镇化健康发展必须解决的痼疾。由于城中村问题多、治理难，加上受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以区、街道办（部门）为代表的城市政权组织与以县、乡镇政府（部门）为代表的农村政权组织对其均存在某种程度的排他性，影响了城中村治理的健康发展。德国著名物理学家H.哈肯认为：“组成社会环境的各个元素存在相互影响又协调一致的关系，通过协同会使社会环境从混沌变为有序。”同理，组成城中村治理大环境的城市政权组织和农村政权组织两大元素之间，存在既相互影响又协调一致的关系。找出并解决影响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协同的关键要素，推动城市政权组织和农村政权组织的协同契合，是完善和加强城中村治理的重要途径。

国内外学界对城中村治理进行了大量的研究。H.Canter第一次把城中村理论引入城市地理学中；J.W.R.Whitehand认为城中村是介于城市与乡村之间的特殊区域，具有不同于城市和乡村的特征；加拿大学者麦基用Desakota来概括城中村这一空间模式；希腊学者瓦西利斯・斯古塔斯认为应把重心转移到城市边缘正面的潜力上来，指出土地是核心问题，必须加大城市边缘的规划和政策扶持，运用“适宜技术”维护城市边缘秩序；J.W.R.Whitehand还认为应注重对城市边缘区人口和社会的城乡过渡性等方面的研究。国内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城中村治理的理论与内涵、体制与制度、问题与对策等方面，针对城中村治理中之政府协同作用的研究仍比较薄弱。本文拟从政府协同这一新视角，对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协同的要素进行调查和分析，以推进城中村治理中城乡政权组织协同行动，形成优势资源最优化利用的协同治理格局。这对推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基层现代社会组织体制，扩大基层民主，激发基层社会活力，增加基层和谐因素，减少基层不和谐因素，营造和谐社会环境等工作的相关政策制定，有着重要理论意义与应用价值。

一、研究方法

一项基于加利福尼亚州阿拉梅达县6 928名居民为期9年的随机抽样调查显示，“缺乏社会联系及社区联系的人，与那些有着广泛接触面的人相比，死亡率更高”。同时，“保有一个广泛的联系网络，会使患普通感冒的概率大大降低”。另一项研究显示，若与组织中的不同群体的人保持网络联结，会产生或获得更高的绩效评分。以上关于网络联结的探讨给我们的启示是：个人或组织嵌入到关系网络，会对其开展的活动产生积极影响，甚至会对活动的成败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社会学理论认为，社会是由网络构成的，网络中包含结点（行动者）以及结点之间的关系（关系纽带）。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简称SNA）是通过分析网络中的关系来探讨网络的属性和结构，并在此基础上来探究网络改进策略的一种社会科学研究方法。B.韦尔曼（BarryWellman）指出：“网络分析探究的是深层结构――隐藏在复杂的社会系统表面之下的一定的网络模式。”SNA具有通过用不断丰富和发展的运算方案、法则、程序等来分析网络关系的特色，通过对构成社会网络的多个结点和各结点间连线关系的状况进行简单分析，然后运用Ucinet、Pajek等软件进行计算，对各种关系进行精确的量化分析，以探究出网络组织的深层结构。本文拟运用SNA中的网络中心性分析法，以影响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协同的要素为网络结点，以各个要素之间的关联为关系纽带来分析各要素之间的关联，从中找出影响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协同的关键要素，进而找出改善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协同的对策。

二、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协同现状调查

为了对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协同的基本状况有更真实全面的认知，本文采取立意抽样的形式，从湘潭市雨湖区选取了300个调查对象，向雨湖区政府、雨湖路街道、羊牯塘街道、中山路街道、窑湾街道5个城市政权组织部门，鹤岭镇、楠竹山镇、昭潭乡、护潭乡、响水乡5个农村政权组织部门以及雨湖区城中村的基层群众，共发放调查问卷300份，其中有效问卷263份，有效回收率为87.67%（见表1）。将问卷进行编码之后，运用SPSS 18.0社会统计调查软件进行分析。调查问卷主要涉及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协同的满意度、重要性及基本现状等。

从雨湖区城中村治理的现状来看，认为城中村治理非常好的只有4.6%，认为差和非常差的却占到了38.0%（见表2）。不难看出，雨湖区城中村治理现状堪忧。在调研过程中，我们看到雨湖区城中村的道路交通设施、环境卫生、生活服务设施以及社会治安状况等存在很多问题。可见，当前亟需进一步完善和加强城中村的治理，而加强政府协同是改善城中村治理的重要路径。

事实上，城乡政权组织间的协同契合对城中村治理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调查发现，有53.6%的调查对象认为加强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协同非常重要，认为重要的占到了35.7%，认为不重要的只占3.1%（见表3）。加强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协同可以实现城市政权组织与农村政权组织的资源共享，为城中村的治理提供更多保障，从而不断提升城中村治理的效率及质量。但是，另一项调查数据显示，当前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协同的群众满意度较低，感到非常满意的只占11.8%，基本满意的也只有28.1%，而不太满意和很不满意的却占到了60.1%（见表4）。

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协同的满意度较低，表明其重要作用并没有得到有效发挥。因此，找出并解决影响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协同的关键要素，推进城市政权组织和农村政权组织之间的协同行动，对完善和加强城中村治理非常重要。

三、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协同的关键要素分析

根据社会网络分析方法，运用网络中心性分析，通过要素分析、关联分析、矩阵分析来逐步确立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协同的关键影响要素。首先，对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协同的各项要素进行综合分析，确定一套反映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协同要素类别的指标体系。根据调查结果、文献探究和规范分类原则可以构建起基础设施建设、基本结构划分、基本发展现状、组织基本构成、各种相关保障5个一级要素指标类别，每类一级要素指标中包括多个二级要素指标，二级要素指标由具备不同主体、内容、视角等属性的具体要素指标构成。其次，对已经确定和识别下来的各要素之间的关系进行系统分析，确立起各要素间的关系网络，构建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协同要素的邻接矩阵。因为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强弱不同，所以必须根据各要素之间影响程度的不同来判断关联值（0代表无联系，1代表弱联系，2代表中等联系，3代表强联系）。通过关联分析和专家论证，最终构建起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协同要素的邻接矩阵。最后，通过对已构建的邻接矩阵进行分析，识别出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协同的关键要素。要识别关键要素需要借助网络中心性分析法中的度数中心性分析方法，运用ucinet软件来测算邻接矩阵的内接中心度和外接中心度，而关键要素的基本特征是“具备较低的内接中心度和较高的外接中心度”。

邻接矩阵构建的科学性和可靠性是识别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协同关键要素的先决条件，也是重中之重。为了对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协同的要素进行科学的关联分析，本课题组对邻接矩阵的每一个关系结点的关联值进行了多次论证，并形成了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协同要素的邻接矩阵设计初样；之后，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和学者、城乡政府部门代表、社会公众等参与邻接矩阵设计初样的认证讨论会，后经课题组修改完善，最终形成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协同要素的邻接矩阵模型（见表5）。

根据已构建的邻接矩阵，借鉴美国弗里曼教授运用内接近中心度和外接近中心度测量企业智力资本核心要素的方法，对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协同的关键要素进行识别。通过运用ucinet软件进行计算，将那些具有较高外接中心度（90

四、结论与不足

通过对湘潭市雨湖区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协同的现状调查，可以看出当前城中村治理的现状不容乐观，人们对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协同的现状感到不太满意。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我们构建了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协同要素的邻接矩阵，识别出了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协同的关键要素。

首先，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协同受经济发展水平以及人才、制度、信息技术等关键要素的影响。从表6可以看出，经济发展水平、人才保障、制度保障、信息技术保障等是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协同的关键要素。因此，要不断加快城中村的经济发展步伐，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和特色经济的创新发展，同时进一步加强和完善人才、技术、信息、制度等相关保障。

其次，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协同受社会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城乡区域划分等关键要素的影响。城乡区域划分一直是影响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协同的重要要素，受区域划分的影响，城中村承受着不同于城市和农村的文教体卫、治安管理、社会保障以及生产生活方式等压力。社会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完善是推进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协同的重要保障，包括社会福利设施、文化教育设施、医疗卫生设施、商业服务设施等。

篇2

[abstract] Corporation governance structure is the station of the allocation of the corporation’s residual control right and residual claim right among its members. In the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corporation， on the corporation governance structure， our eyes are caught by two phenomenon. At the same time stage， even under the same external environment， the governance structure of different corporation is different. During different time stage， there are different patterns of corporation governance. How to comprehend these phenomenon? On the ground of Hayek’s duality viewpoint of the society order， this paper gives a primary comprehension.

[关键词]哈耶克、社会秩序二元观、企业治理结构、演化

[key words] Hayek， duality viewpoint of the society order， corporation governance structure， evolution .

一、引言

企业是协调社会分工的一种组织形式，其运作的核心问题就是在企业参与者之间合理配置与企业运行有关的权利、责任，（主要是企业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以确保他们之间合作及竞争关系的存续和扩展，这就是企业治理的实质。所谓企业治理结构就是企业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在企业参与者之间配置的状态。从企业发展的历史看，关于企业的治理结构，两大现象引人注目：一从共时性看，不同国家、地区那怕是面临着类似技术和市场参数的同一产业领域内的企业的治理结构也是千差万别的；二从历时性看，企业的治理结构有一个发展演化的过程，从单边治理到多边共同治理出现了多种的企业治理模式。对于两大现象的解释，很多学者主要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有关理论从节约交易成本的角度进行分析，认为企业治理结构共时多样性是因为企业面临的外部环境不同，认为企业治理结构历时多样性是不同企业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追求交易成本最小化的结果。这样的分析是有缺陷的，要害的问题在于：一他们把参与经济活动的个体当做抽象的理性人（有限理性）看待，而忽略了其嵌入其中的社会结构的影响；二把企业概念化为理性的行为者，而忽视了企业作为组织协调内部成员利益差别的复杂的政治过程，也就是忽视了企业治理结构内生演化的方面。结果是，他们既不能很好地解释企业治理结构的共时多样性问题，因为按照他们的逻辑，在竞争的作用下，面临着类似技术和市场参数的同一产业领域内的企业治理结构应该收敛于某一种最节约交易成本的结构，而这与观察到的事实明显不符；也不能很好地解释企业治理结构的历时多样性问题，因为他们只能静态地、逻辑地比较给定条件下不同治理结构交易成本的差异，而不能从动态和历史的角度令人信服地说明治理结构的演化问题，这样的分析本质上仍然是一种技术选择论（邓宏图，2003）。正如周业安教授所指出的那样：“制度安排的比较静态分析仅仅告诉我们，在给定某类条件下，哪种制度安排更有效或更好，至于一种制度安排为何会变成另一种制度安排，其实并没有答案（周业安，2001）”。 哈耶克是20世纪西方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也是最重要的经济学家之一，曾获1974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社会秩序理论是其经济学的核心内容，是其经济学理论的基础部分。这一理论的核心观点就是社会秩序二元观：即社会秩序是由自发秩序与人为秩序在各自运动的基础上互动所致。哈耶克社会秩序二元观为解释上述两大现象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想，可以避免单纯从节约交易成本角度分析的缺陷。本文试图以此为基础，对于这两大现象给出一个初步的解释。

二、哈耶克的社会秩序二元观

社会是由个人组成的，而个人又是不同的，包括个人的追求、知识结构、技能等等，人际之间的冲突和摩擦在所难免，但为什么社会总体上看起却是井然有序的呢？在哈耶克看来，这是“人类行为的结果，但不是人类设计的结果”，也就是说，这不是由某些人理性设计的制度调节的结果，而是由社会中个人的互动形成的。个人的互动最终达致了这样一种社会状态，“其间，无数且各种各样的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是极为密切的，所以我们可以从我们对整体中的某个空间部分或某个时间部分所作的了解中学会对其余部分作出正确的预期，或者至少是学会作出颇有希望被证明为正确的预期。”(哈耶克，2000)，这就是所谓的社会秩序。个人的互动是怎样形成社会秩序的呢？哈耶克是这样分析的：

首先，社会秩序形成所需要的知识是分布在社会中个人之间的，任何一个人在很多方面都处在“必然的无知”状态（哈耶克，1999）。一个人拥有的知识分可以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是明示知识，这些知识是标准化的、可以言传的，可以通过一定的途径在社会成员间传播，可以依靠学习获得；另一部分是默示知识，这些知识是个性化的、不能言传的，难以为他人理解，只能在实际的操作和人们的互动过程中去感悟和把握。由于默示知识的存在，任何一个人不可能拥有完全的知识，社会成员之间的互动就会存在障碍。因为他们在很多场合无法理解他人行动的确切含义，合作难以达成，社会秩序就难以形成。

其次，为了克服自身知识的局限性，社会成员在互动过程中形成了一定的规则。这些规则实质上就是社会成员互动自发形成的、并愿意共同遵守的共同知识的集合，是知识的浓缩器。有了这些规则，社会成员依此正确地预期其他成员的行动，并按照这些规则强化自己某些方面的重要特征（如技能和倾向等），进而更好地推动成员间的互动，形成“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哈耶克，1988)。根据哈耶克的解释，规则来自于惯例，惯例被采纳之初可能是因为其他原因，甚至是偶然原因，之后，这些惯例之所以能延续，主要是因为它们使采纳它们的群体在生存竞争过程中好于其他群体。这种经成员互动自发形成的规则，被哈耶克称为自发秩序。外部环境的变化、以及自发秩序之间的竞争，社会成员在互动过程中，某些成员为了获取更多的收益可能会采取新的行动策略，并通过一个类似惯例产生的自然选择机制，产生一个在新环境下成员更好互动的自发秩序，从而导致自发秩序的演化；也可能由于成员对规则的过度依赖产生规则锁定，从而使得成员不能应付环境的变化，最终导致秩序的瓦解。

再次，为了避免由于人们知识的局限性可能出现的“锁定”效应或降低由人们错误决策造成的“失衡成本”（青木昌彦，2002），社会成员可能形成组织来加以补救，这就导致了外部规则的出现，也被称为人为秩序。它是一种通过“认知分工”部分地克服成员知识有限性的设置，通过人为设计的部分规则，更有效地处理分散化的“关于特定时间和环境的知识”（青木昌彦，2002）。人为秩序以命令的方式把特定的任务、目标或职能赋予组织定的个人，从而可以支配组织成员的行动，它一经创立出来，就会按照自身的规律运转，它不像自发秩序那样是目的独立和普遍适用的，而往往只是服从于组织或统治者的特定目的。它的优势在于弥补社会成员与内部规则互动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一系列失误、促进社会的分工和专业化水平、具有较强的信息搜集能力及制度供给方面的规模经济优势等；其局限性在于常常会出现制度刚性和组织僵化，也常常因为信息不对称和机会主义行为而导致组织失灵。由于组织之间存在着竞争，竞争将推动人为秩序的演化，演化的机制跟自发秩序的演化类似。

最后，自发秩序与人为秩序的互动形成总体的社会秩序。一方面，一些人为秩序是在自发秩序的基础上形成的，是将自发秩序法律化和条文化的结果；另一方面，人为秩序也会影响到自发秩序的演进，某种自发秩序的形成完全依赖于人为设定的规则是完全可以想象的(哈耶克，1988)。随着环境的变化，自发秩序与人为秩序之间不断发生互动，可能相互耦合，也可能相互冲突，最终达成一种多重均衡状态。至于收敛于那一均衡状态，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往往由互动开始时的状态、互动的路径及互动过程中的突发事件等多重因素共同决定。 三、企业治理结构共时多样性的根源

按照哈耶克的社会秩序二元观，企业首先表现为一种人为秩序，它是由生产要素所有者互动形成的一种生产性和交易性组织。为了克服个人认知方面的不足，它以命令的方式把特定的任务、目标或职能赋予组织定的个人，从而可以支配组织成员的行动，权威、奖励、认可和协调形成了企业的组织特征(西蒙1991)。但经济活动的参与者是嵌入在社会之中的，本质上是一个社会行动者，其特殊之处就在于他是经济领域中的活动者，其行动就必然是社会化的、要受到人为秩序约束的。这样，我们可以认为企业是在人为秩序下由企业参与人互动形成的一种自发秩序，是自发秩序与人为秩序的统一。由此，我们就不难得出“企业的治理结构是由自发秩序、人为秩序共同决定的关于企业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在企业参与者之间配置的状态”的结论。由于从企业的现实运行看，企业不过是要素使用权交易契约的履行过程（谢德仁，2002），这样，具体企业的治理结构就是在给定人为秩序条件下，参与企业的生产要素所有者共同谈判的结果。给定的人为秩序往往给出了谈判的初始规则、要素所有者初始的权利设定，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要素所有者的目标、偏好、非正式组织状况等等。比如有的国家特别重视劳动者权利的保护，比如德国公司法便明确规定，企业董事会必须有职工代表参加等。在此基础上，每一个参与人具体的权利和义务状况由该参与人的谈判能力决定。在企业设立时，生产要素所有者谈判能力的大小主要取决于以下因素：

1、要素所有者所提供给企业的生产要素可能在企业中发挥的作用。一般来说，发挥的作用越大，该要素所有者获得权利就越大、责任越大，反之，则反是。比如拥有高专有性生产要素的所有者，其谈判能力就相对较高，所谓“专有性”(exclusive)生产要素就是指这样一些生产要素，一旦它们从企业中退出，将导致企业团队生产力下降、组织租金减少甚至企业组织的解体，生产要素专有性程度是决定生产要素所有者分享组织租金的谈判力基础。（杨瑞龙、杨其静，2001）。

2、生产要素所有者对其生产要素不进入企业生产过程而闲置所产生的机会成本的承受能力。承受能力越大，谈判能力越强。比如在那些资本短缺、劳动力供给过剩的发展中国家，拥有资本的人的谈判能力就强，而那些只能提供简单操作劳动的人的谈判能力就弱。

3、生产要素所有者所拥有的通用性生产要素的稀缺程度。由于稀缺，该生产要素的可替代性就低；由于通用，他就不怕闲置，因此生产要素通用性越强、稀缺程度越高，他的谈判能力就越强。比如我国东南沿海地区，一些高级技工严重缺乏，他们的收入甚至比部门经理的收入都高，有些企业为了留住他们甚至给他们股票期权。

在企业存续阶段影响参与企业的生产要素的所有者的谈判能力的因素，除了上述因素外，还包括：对该生产要素绩效衡量的难度和监督生产要素所有者机会主义行为的成本，难度越大，成本越高，该生产要素所有者的谈判能力越强。

在外部环境变化不大的情况下，上述谈判结果的主要特征就会被当作企业的惯例稳定下来成为组织的记忆，使企业参与者休战而进入合作状态（纳尔逊、温特，1997）。企业参与者按照上述惯例强化自己的技能、认知、倾向等，使得企业治理结构的主要特征得到强化，从而在一段时期内保持相当的稳定性，直到外部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或企业参与者的构成发生重大变化时将之破坏为止。

从上面的论述我们不难看出，同一时段内，不同国家、地区，不同的企业面临的人为秩序不同，也就是所嵌入的社会结构不同；加之，同样人为秩序下，由于不同企业内部各生产要素所有者谈判的结果不同，因此，同一时段内，企业的治理结构是千差万别的。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从技术层面上（产业领域、企业规模、各生产要素的相对稀缺程度）看大致相同的美国企业和日本企业，企业的治理结构会差别很大，根源在于其背后的自发秩序和人为秩序的不同。

四、企业治理结构历时多样性的一个粗略机制

由于外部环境的复杂性、人们的有限理性，企业运作过程中的不确定性肯定难以消除，这样在一定的人为秩序下，企业作为一个要素使用权交易契约之履行过程，就是参与企业的生产要素所有者不断再谈判的过程。随着内外环境的变化及其交互作用，其治理结构就必然会处于不断的演化过程之中。其演化遵循这样一个粗略的机制，鉴于篇幅的原因，本文只给出该机制的主要内容以求抛砖引玉，而不用企业史资料加以印证：

1、企业运营绩效差异的持续性。在某一时期、一定市场范围内，即使是面临相同或类似外部环境的企业，由于参与企业的生产要素和其所有者的异质性以及由此决定的企业治理结构的差异，在竞争过程中企业的运营绩效会出现差异。另外，当外部环境发生变化时，如生产技术的重大突破、市场的扩大或人为秩序发生较大变化时，所引起的不同企业自发秩序的变化是不同的。有的企业可能通过创新形成新的更适应新环境的自发秩序，当然适应的程度有大、有小；有的企业则可能由于路径依赖作用而锁定在旧的自发秩序之中，而难以从外部环境中获取物质和能量等；这也会带来企业运营绩效的差异。尽管企业间的模仿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企业运营绩效的差异，但是由于关键资源缺乏弹性和企业组织惯性等原因，产生了一种模仿的阻隔机制，单凭简单、机械的模仿是难以消除这种差异的。结果是企业运营绩效的差异就具有了一定的持续性（邸强、唐元虎，2004）。

2、适应性学习。在一定市场范围内，在企业之间多次竞争过程中，企业经营绩效的差异具有一定的持续性。一些企业因经营绩效太差不能从外部环境获取能量、资源等而被淘汰，竞争过程中始终保持优良绩效的那些企业就会成为企业“明星”。那些绩效较差的企业在生存压力的推动下，启动了适应性学习的过程。这个过程包括两个层面：一是搜寻，就是通过各种途径在企业已知的明星企业治理模式中寻找自己所需要的，然后加以引进、模仿；一是创新，就是经过成员互动创造崭新的企业治理模式。经过适应性学习，一些原先绩效较差的企业可能通过创造性模仿或创新脱颖而出成为后来居上的企业明星。经过一定时间的市场竞争和适应性学习，与明星企业治理结构有关的一些显性知识便会在一定市场范围内扩散开来，成为公共知识。在这个过程中，竞争起到了“获致知识的途径和程序”的作用（冯兴元，2002）。

3、市场选择。经过多次竞争，市场上就会出现老牌明星企业和后来居上明星企业的若干种企业治理模式共存竞争的局面。哪种治理模式将为主流模式，将接受市场的选择。市场在选择的时候，往往遵循一个所谓的“战略互补性”的机制（青木昌彦，1999），即社会上的企业采用某治理方式的比率越是上升，对每个企业来说，采用该模式的战略优势就越大，该模式就会被当作一个惯例稳定下来。这类似于威特（Witt）所讲的“频数依赖效应”，即一个个体对创新者是模仿还是反对取决于群体中已有多少成员作了这种选择（盛昭瀚、蒋德鹏，2002）。随着环境的重大变化，企业在应对环境变化的过程中，有些企业可能会冲破 “频数依赖效应”的束缚对已成为惯例的治理结构进行重大的创新，由于路径依赖和企业适应性学习能力的差异，创新也会呈现多样化的态势，于是进入新一轮适应性学习和市场选择的过程，在经过一个一定的阀值或频数后，某种治理模式成为主流模式并流行开来，形成新的惯例。当然，由于默示性知识的存在，各个企业只能获得那些关于该治理模式的显性的知识，各个企业的治理模式不会完全相同。

通过这样一个粗略的企业治理结构演化机制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若干新制度经济学家如詹森等人提出的“最小化成本的组织形式会流行起来”的观点是错误的（弗罗门，2003）。我们认为，流行的不一定是最优的，流行的企业治理结构模式可能只是比较优秀的，也就是说是次优的。它们只所以流行，与其说因为是最优（效率最高），不如说是因为有更多的人选择了它们。

五、几点启示

综上所述，对我国企业治理结构的创新而言，我们认为要注意以下几点：

1、企业的治理结构是自发秩序和人为秩序共同演化的结果，并不存在唯一的所谓最优的企业治理结构，现实生活中存在更多的是次优的治理结构，在相应的环境约束下，各种次优的企业治理结构都可能是有效的，具有适应性效率的。那种追求唯一的所谓最优的企业治理结构的努力是徒劳的。

2、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推进企业治理结构创新时，需要借鉴发达国家自发积累的关于企业治理结构演化的信息，通过有效地模仿发达国家的企业治理结构，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企业治理结构演化过程中由知识的有限性带来的限制，加快企业治理结构的演化进程，这是我们的后发优势。但是由于其中很多信息属于默示知识的范畴，无法完全移植，机械地模仿结果只能是“淮橘为枳”，这就会变成我们的后发劣势（杨小凯，2000）。因此，不能将某一国家的主流企业治理模式当作我们企业治理结构创新的目标，我国的企业治理结构必然是具有中国特色的。

3、在企业治理结构演化的过程中，政府作为一种人为秩序，要摆脱那种认为可以人为设计出最优制度安排的被哈耶克称为“致命的自负”的束缚，充分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放手让广大企业去探索、去进行组织实验，为企业治理结构的演化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如促进产权主体多元化、打破垄断、促进市场竞争等等，用杨小凯的话说就是“政府注意的重点不是立法，而是案例形成和创立与成例不合的新案例的程序的公正性”（杨小凯，2000）。以自发秩序为主、人为秩序为辅，是今后我国企业治理结构创新的最优策略选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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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冯兴元.知识、竞争与制度演化[Z]，经济学家网，2002.

[14]盛昭瀚、蒋德鹏.演化经济学[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

[15]邸强、唐元虎.企业绩效差异的动态演进[J]，经济管理，2004（2）

篇3

关键词： 一流大学 叙事 治理结构转型 研究型学院

一、伪形叙事——一流大学建设的价值取向缺失

建设一流大学这基本上可以说是当下中国的一个重要的叙事共识。

何为一流大学？简而言之，是“由一群世界一流的教授吸引了一大批世界一流的学生，在世界一流的办学理念和办学条件下，培养这世界一流的人才并从事着世界一流的科学研究的大学”。［1］

在此，一流大学的所指与能指，作为一个硬币的两面的意义和功能应该为我们所认可。然而事物的符号象征意义（所指）不是由这个事物天生的素质决定的，而必定是被国家体制、时代状况和具体的文化语境等因素所共同赋予（能指）。当今一流大学的存在及其为我们所能直观的治理功能模式，主要是多个世纪不断积累的西方的社会、文化习惯的产物，是一种逐渐形成的知识生活下的学术程序；是一种地域性的学术生活的经验。因而，一流大学所指与能指的文化学意义上的原形意涵，切入不同的社会语境下，发生伪形的概率就不低。其关键就在于作为异域的后来者，建设一流大学在观念的引领上，如欠缺一个良性治理所需的价值取向上的合理性把握，建设一流大学就成为一种新叙事或重新叙事，而将一流大学的意义承载变成了对西方社会的想象，将建设一流大学作为表征某种存在的心理诉求。在当下新叙事的主线就是大学治理结构的转型。

就治理来讲，是指一系列的价值、政策和制度，通过这些，一个社会可以来管理它的经济、政治和社会进程。这意味着治理应从全面的、整体的角度把握。即治理既是开发社会资源过程中实施管理的方式，同时又是制定和实施决策的过程；治理还被界定为限制和激励个人和组织的规则、制度和实践的框架。因此，从上述对治理的理解来看，西方一流大学治理功能模式的原理乃是蕴藏于、隐含于、内在于一个社会共同体的历史文化传统、道德信息、制度规范和学术实践之中的。而其中学术道德作为学术文化的核心力量，恰恰在于能降低学术制度的运行成本。即效率的追求立足于“正义”之基上，尽管“正义”也是相对的观念。由此西方一流大学的形成和演化就构成了一种原形叙事。

与此相观照，当下建设一流大学如其叙事合法性的取得，在于通过一种意识形态（强国）确立一种理念（建设一流大学），从而论证凡是符合这种理念就是合法的话，其间隐含的风险就是合法性替代真理性。如果理论的作用是为实践提供合法性的依据，合法性不是靠真理性（或正义性）来保证，而是靠强权来支撑；叙事的呼声愈高，叙事者就争得越多的话语权。这一点已为大学治理结构转型中的行政主导化所印证。建设一流大学应警惕徒具制度规范性框架的治理转型伪形叙事倾向。

二、要素调控——治理结构转型的主要误区

当下一流大学的建设除了上述的通过信而非思来跳过关键性一步的迷思外；另一种观念是基于复杂事物一经分解定会变得简单这样一种默许的信念（世界观或自然观）。即当前建设一流大学在治理结构转型上的主要举措就是要素调控，其理解是建立在通常系统的“元素法”的基础上，它总是先将现象分解为要素，然后研究要素的性质及要素间的相互作用，从而获得要素间的基本法则，最后再根据要素间的基本法则理解现象的本质。［2］

以此观察，最具普遍性的高校教师人事制度改革基本上是管理层在追求建设国际一流大学目标框架下，针对提升学术竞争力的制度设计，其基础和出发点就在于设计者从最薄弱处突破的系统观。不仅大学转型中存在这样的认识，就大学的管理，以大学行政楼为统率的要素控制观，同样也被认为是不容置疑的。

而如果我们认可大学治理包括一系列的价值、政策和制度，则我们首先要认识到大学中诸如人才培养与因材施教、知识创新与学术自由、学术评价与学术逻辑等成正比或正性相关的内在联系；尽管这些“确定关系”同样在很大程度上也只能意会，但其作为普遍性的内在规则存在于大学的治理结构中，并适用于大学知识生产的所有单元或子系统。其次，在大学系统内耦合的大量单元或子系统，不仅在专业、学科的学理上具有多样性；而且知识的形式上既存在厚积薄发的常态，又有醍醐灌顶式的体味、灵光乍现式的顿悟。这就赋予大学的治理既要把握系统中的确定性与普适性的规定，又能于知识过程的多样性中包容随机性。

大学系统内知识过程确定性与普适性的规定是其治理的结构要求，而知识过程的多样性、随机性又是其治理的结构形式需要。前者体现大学系统中治理的稳定性和基础性，后者体现大学系统中结构形式的不规则性、复杂性。现实中的大学治理如以大学层面的要素管理调控为主导，事实上将人为地扭曲了大学作为复杂系统的存在。显而易见地，作为大学层面上规范性的制度设计，基本上只能求得最大化的最低水准，体现整齐划一的底线刚性。同时以建设一流大学的角度看，这种自上而下、整齐划一的大叙事将因欠缺弹性，更因抽离了利益相关者参与变革的结构之间、过程之间，以及传统之间的互动，而压抑大学系统内大量子系统、个体的小叙事参与。将一流大学的建设叙事扭曲为强制推行的一厢情愿或迫不得已。

可见，现行的治理机制结构——行政主导的要素调控既欠缺大学成其为大学的平等价值之基，又不能面对大学系统的复杂性、平等原则与差异原则的同时欠缺。事实上一流大学建设叙事可能导致旧病不去，新疾又来的局面。这样不论大学当下的治理还是处于转型中的议程，都必然要作路径上的转型。

三、研究型学院——一流大学建设的路径选择

我们应该看到，不管多复杂的系统，总是存在着诸多确定的“关系”，这些关系是结构与结果之间的必然规律，系统通过这系列关系，获得其基本特性。［3］

因此，大学治理转型遵循的前提就是首先确立大学治理结构“理想类型”。而其建构的原则则应是“上善若水”、“水因地而制形”——体现出大学内生于学术共同体的历史文化传统、道德信息、制度规范和学术实践之中的基本特性，确立大学成其为大学的一系列基本价值。

其次，遵照治理所关涉的权力、关系、责任的原则，划定权利的边界。确立权力谁行使、规划谁作出，以及问责如何进行的基本治理结构框架。

再次，大学系统中，知识如何成为可能是最为根本的问题。这就需要在治理的结构形式上进行把握和调整。

根据以上的原则次序，以及大学自身的系统复杂性，建设一流大学的治理转型应倾向于大学层面发挥学术价值、学术道德、学术评价、政策规范调整等基础性、整体性特性的确立、引导作用，以满足大学结构要求上的稳定性、传承性。

而针对大学知识过程的复杂性和差异性，在治理转型的结构形式上，资源要素的组合权力、科研教学的组织安排、管理调控的行为运作等要层级下放，并以制度的形式和规范性确认和推进中下层级和相关个体的参与与自组织。

以上内容既体现了一流大学历史演化的传统，又为建设一流大学提供了治理转型的路径选项。

从国外一流大学的发展演化看，以剑桥大学等为代表，实行独立学院制的方式，将学术及学术竞争的自交由学院；以老牌的斯坦福大学、英国新秀卡福迪大学等为代表，实行的是先打造有限的几个强势学科，尔后进行扩张或交叉整合形成优势学院，并带动全校实力的提升。虽然治理方式上，两者有差别，但在学术竞争力的生成和提升上都遵循着一条相同的基本路径，即以知识分化构成的学科学院作为基干，以其发展状态作为大学学术声誉的来源和院校间竞争的基础。其实践的经验就在于作为大学子系统的学院，既分有大学的学术性，又可在相对同一的学理上实现子系统的要素自主组合。

因上，在当前国内大学自有所扩大的背景下，建设一流大学完全有可能以部分优势学科学院为基点进行试点，通过在大学内部首先生发成长出一些局部的、新型的学术生态进而汇聚成一种新型的大学形态，以局部创新建设的渐次扩展，推动大学治理结构和功能的重构，向一流大学的目标迈近，实现大学脱胎换骨的变革。以优势学科学院与一流大学尤其是一流研究型大学建设的直接性、关联性，我们倾向于将其定位为研究型学院这一概念。

这样研究型学院的建设就在一流大学建设的治理转型上，既产生小叙事的作用，又丰富了大学治理的结构形式。它适应当今大学规模扩张和组织结构日益庞杂对管理重心下移的要求，通过分权和整合资源配置，有利于在大学内部逐渐形成扁平化的管理结构，提升效率。同时，通过大学治理中责权下放调动基层组织的积极性，有利于院系层面在自主办学和管理科学化方面进行探索。［4］

可以说，个案研究的方式、以小见大的思维往往是宏大叙事不着边际状况下比较理性的选择。因此，建设研究型学院就其意义来说也成为一流大学建设的一个路径摹本。

参考文献：

［1］睦依凡.高等教育强国：大学的使命与责任［J］.教育发展研究，2009，（23）：23.

［2］屈世显，张建华.复杂系统的分形理论与应用［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26-30.

［3］肖永健.复杂系统的确定性——模式的确定［Z］.价值中国网，2007-6-27..

篇4

【关键词】 公司治理； 内部审计； 组织架构； 企业文化； 人力资源

1988年，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审计准则公告第55号》，第一次正式将控制环境纳入内部控制的范畴，认为内部控制结构由控制环境、会计制度(或会计系统)和控制程序三个要素组成；1992年，美国COSO委员会的“内部控制――整体框架（Internal Control－Integrated Framework，IC-IF）”认为，内部控制由控制环境、风险评估、控制活动、信息与沟通、监控五个相互影响的要素构成；2004年，COSO委员会了“企业风险管理――整体框架（Enterprise Risk Management，ERM）”，对原来的五个要素进行深化和拓展，将其演变为八个要素，分别是内部环境、目标设定、事项识别、风险评估、风险反应、控制活动、信息和沟通、监督。

2008年，我国颁布的《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下称“基本规范”）规定，内部环境是内部控制的五要素之一；2010年，我国颁布的《企业内部控制应用指引》（下称“应用指引”），分别阐述了组织架构、人力资源和企业文化等与内部环境相关的内容，进一步补充和完善了基本规范。

一、中美内部控制环境的内涵比较

IC-IF认为“控制环境决定了企业的基调，直接影响企业员工的控制意识。控制环境提供了内部控制的基本规则和构架，是其他四要素的基础。控制环境对企业行为架构、目标设立和风险评估的方式有潜移默化的影响。控制环境包括员工的诚信度、职业道德和能力；管理哲学和经营风格；权力和责任的分配、人力资源政策；董事会的经营重点和目标等。”

ERM框架指出，内部环境包含一个组织的基调，影响其员工的风险意识，同时还是企业风险管理所有其它组成部分的基石，提供纪律和结构。内部环境影响企业战略和目标的制定、业务活动的组织和风险的识别、评估和执行，还影响企业控制活动的设计和执行、信息和沟通系统以及监控活动。内部环境因素包括风险管理哲学、风险文化、董事会、诚信和道德观、能力承诺、管理哲学和经营风险、风险偏好、组织结构、权力和责任的分配、人力资源政策和实务等。

我国基本规范认为：“内部环境是企业实施内部控制的基础，一般包括治理结构、机构设置及权责分配、内部审计、人力资源政策、职业道德修养与胜任能力、企业文化、法制意识等。”应用指引指出，内部环境是企业实施内部控制的基础，支配着企业全体员工的内控意识，影响着全体员工实施控制活动和履行控制责任的态度、认识和行为。

可以看出，中美都认为内部控制环境是内部控制其他组成要素的基础，是有效实施内部控制的保障。但是，美国COSO框架①是通过阐述控制环境在内部控制中的地位和作用来进行解释的，认为控制环境应当包括两大方面或具备两大职能，即设定一个组织的基调和提供内部控制其他要素建立的基础。而我国基本规范没有强调设定一个组织的基调是内部控制环境的重要职能，也没有说明内部环境是内部控制其他要素的基础。应用指引中虽然比较全面认识了内部环境的作用，但没有厘定控制环境的内涵。

美国COSO框架中对控制环境因素的划分主要是以控制环境因素责任主体的不同进行的，除了人力资源和实务具有间接影响性之外，其他环境因素都有直接影响性。我国内部控制规范中规定的内部环境因素较多，对其划分参考美国COSO框架的痕迹较明显。在应用指引中还提出了如公司治理结构、发展战略、社会责任等热点概念，但没有充分考虑内部环境的本质，看不出这些因素提出的理论依据和分类标准，并且同一体系下的分类明显不一致，使得设定的环境因素显得不够严密和成熟。

二、中美内部控制环境因素比较

中美对内部控制环境内容的规定相互交叉，相互重叠，但侧重点各有不同，有所差异，二者相互关系如图1所示。

（一）中美公司治理结构比较

公司治理是企业内部控制环境的最高层次，科学的公司治理结构包括民主、透明的决策程序和管理议事规则，高效、严谨的业务执行系统，以及健全、有效的内部监督和反馈系统。中美对公司治理结构的规定有以下不同。

美国采用市场导向型公司治理模式，是“一元制”的公司治理结构，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由股东大会和董事大会组成，不设监事会，公司治理中的常设机构是董事会，负责制定决策；执行工作由经理层负责，独立董事负责监督执行董事及经理层；我国公司治理结构采用的是“二元制”，即单独设监事会负责监督董事会和经理行政管理系统，并全面规定了股东、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之间形成的权责分配、激励与约束、权力制衡关系，以及他们在公司治理中的职责。图2、图3对中美两国的公司治理结构进行了比较。

美国侧重于规定董事会与审计委员会相对于管理层的独立性、成员的经验和声望、对企业活动的审查参与度和其行为的适当性，以及他们在内部控制中的作用；我国则侧重于规定公司治理机构的设置和权责分配，分别规定了董事会与审计委员会在内部控制中的职责。

（二）中美内部审计比较

美国IC-IF中指出，由于在企业中的组织地位和权威性，内部审计在监控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内审人员在评价、维护企业内控系统有效性方面起着重要作用。ERM框架也指出，内部审计人员在企业风险管理的监控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他们的业绩质量依赖高级管理者、下级管理者或部门执行人员的特殊要求，通过对管理者风险管理过程的充分性和有效性进行监控、检查、评估、报告和提出改进建议来帮助管理者和董事会或审计委员会。

我国基本规范规定，企业应当加强内部审计工作，保证内部审计机构设置、人员配备和工作的独立性。内部审计机构应当结合内部审计监督，对内部控制的有效性进行监督检查。内部审计机构对监督检查中发现的内部控制缺陷，应当按照企业内部审计工作程序进行报告；对监督检查中发现的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有权直接向董事会及审计委员会报告。

美国相关规定中没有专门对内部审计作明确规定，只是在组织结构中提及了内部审计的重要性，将内部审计部门的设置作为组织结构中的一个例子，对内部审计多在《萨班斯法案》中作出规定。我国基本规范和应用指引中则有明确规定，专门特别强调了内部审计部门的设置、权责配置和职能发挥要求。

（三）中美组织架构比较

建立和完善组织架构可以促进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有效防范和化解各种舞弊风险，为强化企业内部控制建设提供重要支撑。

我国应用指引中的组织架构包含公司治理、组织结构和权责分配三个方面，相对应于美国内部控制环境中董事会和审计委员会、组织结构、授予权利和责任的方式三个方面的内容。

中美组织架构在规定上详略不同，侧重点也有所不同。一方面，美国的规定理论性较强，内容比较详细，将二者分别进行规定，侧重于对组织结构、授予权利和责任的方式涵义的解释和设计，以及其对内部控制的影响；我国应用指引的规定则带有很强的原则性，侧重于根据企业内部控制需要来设计组织结构和权责分配，将二者结合在一起进行规定，强调内部控制对组织结构和权责分配的作用。另一方面，美国对内部审计部门的设置作为权责分配的例子，对其规定很简略；而我国则专门强调了内部审计部门的设置、权责配置和内部审计在内部控制中的重要作用。

（四）中美企业文化比较

企业文化是指企业在生产经营实践中逐步形成的、为整体团队所认同并遵守的价值观、经营理念和企业精神，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行为规范的总称。

我国应用指引中所指企业文化主要包括企业的整体价值观，高级管理人员的管理理念、经营风格与职业操守，员工的行为守则等，这与美国COSO框架中管理哲学和经营方式、员工的诚实性和道德观是相对应的，但是二者侧重点不同。

美国COSO框架中规定了风险观念、正规化观念、会计观念等一些对内部控制建设和运行有直接影响的方面，没有涉及法律法规遵循性的观念，以及其对整个企业内部控制基调形成的重要性；我国基本规范则强调企业法治观念，要求企业有积极向上的价值观和社会责任，营造一种良好的企业文化氛围，但规定过于宽泛，缺乏企业文化应当包括的行为规范方面的规定，对管理理念和经营风格的规定也不足。

（五）中美人力资源比较

良好的人力资源管理制度和机制是增强企业活力的源泉，是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基础，也是实现发展战略的根本动力。

美国的人力资源规定主要从企业员工的角度出发，其内容包括员工的诚实性与道德观、员工的胜任能力，以及人力资源政策和实施三个方面，皆在强调各自的重要性，相关规定的范围比较广；我国则认为人力资源是企业组织生产经营该活动而录用的各种人员，包括企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全体员工，重点强调人力资源政策，对员工职业道德的规定不明确。

COSO框架主要从对内部控制影响的角度来阐述员工的诚实性与道德观、胜任能力，以及人力资源的建设，强调诚信与道德价值对内部控制的重要性；我国的规定则弱化了人力资源与内部控制之间的相关性，侧重于强调人力资源的建设，甚至包含了如关键岗位员工的休假和轮换制度、机密重要岗位员工的离岗限定性规定等属于控制活动的内容。

三、完善我国内部控制环境建设的几点启示

综上所述，中美内部控制环境规定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二者内容详略不同，所含要点相互对应，又略有差异，各有所长，但由于中国的内部控制建设起步较晚，还有很多不成熟的地方，应进一步完善和改进。

（一）完善法规，使基本规范与应用指引的内容相一致

我国基本规范的目的是对公司内部控制的有效性进行自我评价，应用指引、评价指引和审计指引是基本规范的配套文件。但是，我国基本规范中规定内部环境因素包括治理结构、机构设置及权责分配、内部审计、人力资源政策、职业道德修养与专业胜任能力、企业文化、法制观念等；应用指引中的内部环境因素则包括组织架构、发展战略、人力资源、企业文化和社会责任等，二者存在明显的差异，在应用指引中看不出基本规范的指导作用，使其显得依据不足。因此，相关法规制定部门应进一步完善基本规范与应用指引，使二者紧密相关，互相补充，相关指引应以基本规范为依据，更好地服务于企业内部控制环境的建设。

（二）明确内部环境要素内涵，避免相互间重复交叉

在应用指引中，组织架构、发展战略、人力资源、企业文化和社会责任五个因素中所涵盖的内容互有重复交叉，缺乏明确的划分依据，不便于规范，也不利于明确责任。例如对员工的相关规定，在人力资源、企业文化和社会责任中都有交叉，员工的道德价值观影响企业文化氛围，也影响他们的社会责任感，更是企业选拔员工的人力资源政策；再如，企业组织架构的设计，与企业文化中公司的经营管理风格相重复等，这些都使得各要素相互之间的界定不够明确清晰，内容冗余重复。因此，应细化相关指引，明确各个要素的内涵，尽量避免对相关指引笼统的规定，使之更加合理具体。

（三）分别规定公司治理与组织结构的指引

虽然我国基本规范作为一个单独的内部控制环境要素进行了规定，但是，我国应用指引中用组织架构取代了基本规范中公司治理、组织结构和权责分配三部分内容。尽管组织结构和权责分配包括公司治理结构的设计和权责分配，在内容上有所交叉，但各自的重点、主要工作和主体不同，应当是两个互相独立的要素。公司治理层和管理层在企业中所承担的角色和工作任务不同，公司治理主要是治理层对内部控制的指导和监督责任，而组织结构的权责分配主要是管理层的责任，其工作重点是经理层的组织结构设计和权责分配。因此，应将二者分别制定指引，既有利于明确治理层和管理层的责任，也便于发挥好它们各自在内部控制中的作用。

（四）细分企业文化中对治理层、管理层和员工的 规定

企业文化是一个含义广泛且不确定的范畴，是企业在生产经营管理过程中形成的，为企业多数员工所认同的道德价值观、管理理念、经营风格和企业精神等。它的主体涵盖了从治理层到普通员工的各个层级，企业的每一分子都会对企业文化的营造产生影响，很难把握其具体内容和边界，这将无法厘清治理层、管理层和员工分别对内部环境要素的关系。企业文化的内容不都属于内部环境因素，有些属于内部控制活动，将企业文化作为内部环境因素之一太过笼统，且具体指引中规定的企业文化侧重于对企业法治观念的规定，要求企业有积极向上的道德价值观和社会责任，这与社会责任指引有所交叉。因此，应对企业文化指引进行具体细分，厘清企业治理层、管理层和员工在内部环境要素中的作用，将三者分别作为内部环境因素进行规定和建设。

【参考文献】

［1］ 杨瑞平.企业内部控制环境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0：51-76.

［2］ 陈留平，张珊珊.基于公司治理的现代企业内部审计架构［J］.江苏大学学报，2010（6）：77-81.

篇5

[关键词]公共治理；网络治理；善治；公-私伙伴关系；新公共管理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863（2013）12-0052-05

在过去二十多年间，“治理”一词频频出现在公众的视野，治理似乎成了一种潮流。但是治理被赋予了太多的意义，“治理可以指很多事情，它可以是一个流行词汇，一种时尚，一种框架设计，一个联结各学科的、伞状的、描述性的并且模糊的概念，一个空洞的符号，……”。[1]治理似乎是万能标签，可以贴在任何地方。概念的模糊性已然成为治理正统性的严重障碍，Sartori指出：无法否定的概念是万能的，可以指任何事物，没有清晰的边界，就无法确定它的种类，由此容易导致混淆和难以捉摸。[2]为了规范治理的概念，使学术界在研究它时有一个更加清晰的认识，本文梳理了相关的治理概念，归纳了治理理论所包含的关键要素，分析了目前治理概念之所以泛滥的四种可能原因，最后归纳了治理的内涵。

一、治理概念的演变

治理是一个不断被丰富的概念，它大致可以分为传统治理与新治理两个阶段。治理概念最早起源于希腊语（Kybernan）与拉丁语（Gubernare），都包含着领航、掌舵或指导的意思。我国“治理”一词的词源学历史悠久，西汉的司马迁就提出了“礼乐刑政，综合为治”的治国理论。总而言之，传统的治理（我们称之为旧治理）是“统治”的同义词，两者可以相互替换使用。

自20世纪80年代，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公共事务的复杂性、动态性和不确定性增加，一种新的治理机制诞生。一般认为，新旧治理的分水岭是1989年的世界银行报告。世界银行在探讨撒哈拉以南非洲发展问题的报告中，把非洲当时的情况称之为“治理危机”。新旧治理的区别在于：旧治理一般是指“政府以及它的行为”，新治理是指“政府与社会之间的伙伴关系”。[3]

治理概念的丰富与发展表现在治理概念频频出现在不同学科的文献中。学者们试图从不同的学科解读治理及其理论，以应对目前普遍出现的范式危机。不同学科间治理的研究虽然丰富了治理的内涵，但也出现了包罗万象的局面，治理似乎成了什么都可以指向的东西，已经到了泛滥的地步，因此迫切需要对治理的概念进行重新审视，以规范其研究途径。

（一）治理概念在国外的演变

Van Kersbergen K.和Van Warden F.[4]分析了9种治理概念，是目前比较全面的分类。我们将这9种概念进一步概括为四大类。

1.善治

善治这一概念首先由世界银行提出，从字面意义上可以理解为良好的治理。就这一点来看，善治可以将私人部门的善治（法人治理）和公共部门的善治（新公共管理）纳入进来。虽然这三种形式分属不同的学科，但其实质都是市场精神在不同领域的实施。

（1）一般意义的善治。世界银行所提出的善治，主要是指有效率的管理，最初只是一个“政治中性”的定义，但是后来这个概念不断丰富，逐步涵盖一个国家民主政治的善治。善治的主要理论主张包括：增加政府与公共事务的透明和责任，减少公共支出的浪费；增加基本健康、教育和社会保障方面的投入；通过规制改革提升私人部门的力量。这些措施强调合法性与效率的政治、行政和经济价值。[5]

（2）私人部门的善治：法人治理。法人治理出现在上世纪70年代，它是市场经济中的竞争、制度和激励原则在企业管理中的运用，是指所有者（主要是股东）对经营者的一种监督与制衡机制，即通过一种制度安排来合理地界定和配置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的权利与责任关系。公司治理的目标是保证股东利益的最大化，防止经营者与所有者利益的背离。

（3）公共部门的善治：新公共管理。虽然法人治理为商业部门产生了良好的治理实践，但新公共管理同样将善治引入公共部门组织。将私人的管理手段应用于政府部门达到了善治的结果，这些手段通常包括：顾客至上，增加回应性，加强绩效管理，服务外包与私有化，区别掌舵与划桨。

2.没有政府的治理

没有政府的治理，关注政府作为一个政策行动者的角色问题。政府在政策中的角色分为三种情况：第一，政府中心视角。在这种极端情况下，政府完全主导政策；第二，社会中心视角。在这种极端情况下，政策制定完全由私人和非营利组织主导，形成了“没有政府的治理”体系；第三，政府、私人和半官方组织形成伙伴关系的治理，它是“有政府的治理”。需要说明的是，“没有政府的治理”并不等于“没有政府参与”的治理，而是没有政府权威的治理，是一种自愿的治理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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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社会责任; 利益相关者理论; 财务会计基本理论; 公司治理

一、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必要性

构建和谐社会,实现科学发展是我国新时期社会建设的主要任务,而承担社会责任是企业参与和谐社会建设,实现自身科学发展的重要途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速度举世瞩目,但必须承认不少企业在扩大经营规模、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存在污染环境、忽视职工生活、逃避债务、产品和服务质量低劣等社会责任问题。既阻碍了整个社会经济的和谐发展,也影响了企业自身的可持续发展。而这些问题在传统会计体系中却得不到全面反映。面对我国新时期建设和谐社会的任务,作为企业管理重要组成部分的会计,必须建立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并重的理念,在反映企业经济责任的同时,披露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情况。

利益相关者管理理论被认为是研究社会责任时最重要的理论武器。该理论认为企业是各利益相关者缔结的“一组契约”(Jensen and Meckling,1976;Freeman and Evan,1990)。任何一个企业的发展都离不开各利益相关者的投入或参与,因此,企业追求的应当是利益相关者的整体利益,而不仅仅是股东的利益。这些利益相关者既包括企业的股东、债权人和员工,也包括顾客、供应商、政府、普通民众、自然环境等受到企业经营活动直接或间接影响的客体,企业的经营行为必须考虑他们的利益或接受他们的约束。因为企业外部的利益相关者为企业提供了日常活动所需要的环境和资源,同时也消化了企业的产出。企业只有在这样的良性循环中才能发展壮大。特别是在当前企业大规模并购扩张的形势下,许多公司的行为不仅对资源配置、环境保护、市场稳定及经济增长有直接作用,甚至还会影响到社会的安定团结。因此,承担社会责任是社会对企业的必然要求。

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可以和各利益相关者保持良好的关系,得到各利益相关者的信赖,从而帮助企业获得各种外部资源,优化经营环境,提高竞争优势并转化为稳定增长的财务收益。同时,强化企业员工的荣誉感和归属感,提高他们的工作积极性。所以,从长远看,企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是“既利己也利他”的双赢选择。

二、引入社会责任对财务会计基本理论的影响

(一)对财务会计目标的影响

关于财务会计目标,当前比较流行的观点是受托责任观和决策有用观。但无论赞同哪种观点,社会责任的引入都会改变它们的内涵。就受托责任观看,引入社会责任后,委托方由单一的股东变成了企业所有资源的提供者,企业的受托责任包括了经济责任和社会责任,企业必须在提高经济效益的同时进一步提高企业员工的福利待遇、产品质量、政府税收、社会公众的就业以及生态环境保护等社会效益。与此相适应,会计必须向股东和其他的利益相关者同时反映经济责任和社会责任的履行情况。就决策有用观看,引入社会责任后,信息使用者的范围进一步扩大,从潜在投资者、债务人到政府监管部门、行业协会甚至普通的社会民众都可能成为企业信息的使用者,而且对信息的质量要求也不断提高,因此,会计必须为更多的信息使用者提供更加全面的会计信息。

从发展趋势看,社会责任的引入必将促使财务会计目标从受托责任观、决策有用观向综合效益观发展,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高度统一。

(二)对财务会计假设的影响

引入社会责任,一是会扩大会计主体的范围。因为进入会计核算范围的不只是传统会计中那些影响企业经济效益的交易和事项,一些与企业经济效益没有直接关系的事项也需要进行会计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二是挑战现行的货币计量假设。因为要想正确地反映企业的社会效益和社会成本,必须广泛使用劳动量度、实物量度和其他计量形式;三是需要引入环境价值假设。因为传统的会计核算体系中,企业仅对直接消耗的生产要素付费,而没有对间接消耗的环境资产进行会计核算,社会责任的引入,要求企业必须对所占有的环境资产,所承担的环境负债以及所取得的环境效益进行全面核算,而其前提是必须承认环境资源的固有价值。

(三)对财务会计要素的影响

按照利益相关者理论的解释,各个利益相关者投入或付出的资源,都可以在广义上理解为是一种资产,包括人力资源、生态环境资源等,它们都将作为企业的资产进入会计核算范围。因此,引入社会责任首先会扩大“资产”这一会计要素的范围;其次,利益相关者理论基础上的利润反映的是企业生产活动所增加的总价值,而不仅仅是政治经济学中的剩余价值。不管是股东、债权人或员工的个人利益还是政府的公共利益,都内含在公司的增加值之中,而企业从事社会公益活动形成的效益也属于增加的价值。可见,引入社会责任将对“利润”这一会计要素产生直接影响。此外,企业的负债、收入和费用等会计要素的外延也会扩展或进一步细化。

(四)对会计确认与计量的影响

会计确认是将某一项目纳入会计核算系统的过程。社会责任的引入,一是会减少会计确认的限制条件,例如不一定强调必须采用货币计量;二是由于会计要素内涵扩展而扩大会计确认的范围,凡是与企业社会责任相关的资产、负债、成本和效益等,都将纳入会计确认的范畴。

引入社会责任对会计计量的影响主要表现为计量单位的多元化和计量方法的创新。目前计量企业社会责任的方法主要有:(1)调查分析法。指通过对那些享受了企业效益或者承担了社会成本的个人或组织进行调查,搜集有关信息,通过对信息的分析来确定社会效益和社会成本的数额;(2)替代品评价法。当某项社会成本或社会效益无法直接决定时,可以通过估计替代品(某些与所要估计的项目大致具有相等效用或牺牲的项目)的价值来确定;(3)历史成本法。是按取得某项资产时实际支付的现金数额或其等值来计量该资产的价值;(4)复原或避免成本法。是指根据恢复原状或预防损害所需的成本进行估计的方法。

(五)对财务会计报告的影响

基于前面的变化,引入社会责任必然对会计报告产生相应的影响。例如:由于利润要素的拓宽,企业必须单独反映其社会收入、社会支出和社会净收益,或者改进现有的利润表,增加反映这些内容的项目;又如:资产和负债要素的扩大,至少要求在原有的资产负债表中增加环境资产、环境负债、环境成本、环境收益等项目。

三、公司治理机制重塑

广义的公司治理,是指通过一套包括正式或非正式的内部和外部的制度或机制,来协调公司与所有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关系。公司治理和企业社会责任具有一定的历史渊源。公司治理是企业社会责任得以实施的重要途径,企业社会责任则能够推动公司治理的有效改善与良性发展。由于会计最终输出的数据正是综合考虑各种利益关系后的结果,所以社会责任要想在会计信息系统中得到应有的反映,必须改变现行的公司治理机制。

现行的公司治理结构是按照“资本雇佣劳动”的理念设计的,主要关注的是股东和管理层的关系。引入社会责任后的公司治理结构,应当能够更好的协调所有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为此,必须从以下方面改善现行的公司治理结构。

首先,优化股权结构,改变一股独大的局面。因为一股独大时,大股东往往会利用优势资源(如地位、关系、财产等)和竞争手段片面追求股东利益最大化,而不顾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这样的股权结构,难以形成持续稳定的利益共同体,既不利于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也不利于保护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同时有可能影响大股东的最终利益。

其次,完善现有的董事会结构。应当改变股东至上的董事会结构,倡导股东和各利益相关者分权,建立共同治理机制,以便更好地发挥各利益相关者在企业生存发展中的作用。各利益相关者应当通过共同独立董事或民间组织等形式积极参与企业的经营决策。

第三,完善考核体系和激励机制。为了促使管理当局在经营决策时更多考虑社会责任,建议在考核指标体系中增加或细化客户满意度、员工满意度、环境保护、社区参与度等一系列社会责任指标。并建立长期激励和短期激励相结合的机制,鼓励企业管理当局认真履行社会责任。

第四,强化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公司治理的本质是分权和协作,强化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不仅会缩小股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促使各利益相关者更多地关注企业的经营行为,更好地参与企业的经营决策,而且会降低分权和协作的成本。

【参考文献】

[1] 李心合.嵌入社会责任与扩展公司财务理论[J].会计研究,2009(1).

[2] 刘长翠,孔晓婷.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的实证研究[J].会计研究,2006(10).

[3] 田昆儒,康剑青,宋东亮.中国社会责任会计问题研究综述[J].会计论坛,200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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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贸易低碳化下的产业水资源承载力改善 

开展对外贸易现在已经从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都提倡低碳化，水资源限制条件自古以来就是生产力发展面临的最重要问题，关系着工农业生产和人力资源要素生活用水。我国流域面积超过1000平方公里的流域有1000多条，这些流域广阔，跨行政区域乃至跨国的流域很多，目前中国境内水质不能达标的河流占总河流数的45%。污染分点源污染和面源污染。城市、工厂形成水污染的点源污染，我国两大流域之一的长江流域点源污染在1970平均污染量为100亿吨/年，1980s平均污染量为150亿吨/年，1990s平均污染量为200亿吨/年，2000s平均污染量为300亿吨，但全国污水处理率不及三分之一。面源污染主要来自农业污染和流域附近的垃圾排放，相比较点源污染，面源污染占中国污染总量的3/5。氮肥和磷肥已经成为中国河流湖泊富氧化的主要来源，1980s平均污染量为315亿吨，1990s平均污染量为350亿吨，2000s平均污染量为415亿吨。《管子》中有言道，治理国家，水、旱、霜、疫、虫中，最大的害为水患，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大禹治水成功后人类社会开始过渡从原始社会进入奴隶社会，大禹的儿子姒启建立中国第一个奴隶社会，禅让制结束，进入世袭社会。在整个奴隶社会水资源都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水资源关系到政权稳固，是人命关天的大事。进入封建社会水灾是最大的灾害，因为人们都聚居在水资源丰富的江河湖泊流域，一旦发水灾，就杀掉童男童女祭奠河神，平息天怒。现代社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开始循环经济的研究，循环城市成为据智慧城市之后又一政府重点关注领域，我国十一五规划开始湖南、湖北的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十二五中北京开始循环城市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的重要选择实施战略。 

二、府际权力与中央权力的水资源治理投资博弈 

转嫁污染造成“上游污染中游，中游污染下游，下游污染河口，河口污染海洋。”转嫁污染的产生是由于环境保护属于属地治理，跨府际管理涉及地方保护主义，有上级关注的水污染事件会有较好的进展，省级交界地带成为水污染的重点地区。针对这一现象，2007年环保总局开始形成区域限批政策，就是一个地级市有重点污染现象，那么这一个市的新建项目暂停审批，直至污染改善完成。2007年环保总局对长江、黄河、海河、淮河四大流域的重点污染地区进行限批。地方政府针对中央的治理措施提出如下对策进行零和博弈。用于环境治理的费用已经从2001年的1020亿元增加到2013年的5010亿元，其中污水治理从2001年的600亿元增加到2010年3000亿元。这说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治污投向上是不一样的，而废水恰恰是流域污染的来源所在。对中央政府而言，需要考虑地方政府的这种外部性，中央和省级政府用于环境治理的总投资，在此条件下，中央的最优决策总是优于地方的最优决策。怎样才能彻底解决转嫁污染？需要从源头抓起，保护水源地的生态文明，青海和西藏是关键，尤其是三江源的青海要限制污染工业发展，重点依靠一带一路的丝绸经济带发展商贸。中游中国中部，目前面临中部崛起，污染严重，自从长株潭两型示范区2007年成立以来，节能减排，见效明显，应该在中部推广这一绿心做法。下游是中国东部和南部，污染已经很严重，要借助海上丝绸之路把不愿改进技术的高耗能、低产能企业逐步在中国淘汰，形成科学的国际产业链条。走出去，不要瞄准第一世界，其实很多第三世界国家更加渴望中国制造。通过对上游、中游和下游的治理，河口面临的将仅仅是清除淤泥和生活垃圾，中国海洋将更加安全、清洁和自然。这将是中央政府既定政策下的极度水资源承载力投资收益，将造福人民，富国强省。 

参考文献 

[1]“一带一路”中国的马歇尔计划？[J].金玲.国际问题研究.2015/1 

[2]我国贸易隐含碳测度及贸易低碳化路径研究[J].桑建军.2011/11 

[3]孙富行，郑垂勇，王志红. 水资源承载力综合分析评价[J]. 人民黄河. 200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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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餐厨垃圾 治理 产业 机遇 挑战

中图分类号：X799.3 文献标识码：A

“十二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也是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推动科学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符合我国基本国情和发展阶段的新特征。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目的，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而发展循环经济、加大环保力度是实现“两型”社会目标的重要支持。随着科学发展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理念的深入人心，我国的餐厨垃圾治理问题日益为社会所关注，开始成为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未来3—5年将会进入集中发展期的严肃课题之一。

通常意义上所讲的餐厨垃圾属于居民生活垃圾的组成部分。餐厨垃圾以其所含成分及处理方法上的不同，主要区分为两部分：厨余和泔脚。厨余指的是食品加工过程中产生的残余；泔脚则指的是饮食消费后的食物残余。从一般意义上讲，餐厨垃圾治理的任务遍及城乡每个有人群居住的地方。但是，由于我国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城镇人口密度在不断加大，并仍处在继续增长的趋势中，这就使得餐厨垃圾治理问题在城镇显得尤为突出，所以目前餐厨垃圾治理的重点在城镇。

一、我国城镇餐厨垃圾现状及危害

依据国家统计局2011年人口统计最新数据显示，全国大陆总人口（不包括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以及海外华侨人数）为134735万人，其中，城镇人口为69079万人，占总人口的51.27%；如果以城镇人口每人每天产生餐厨垃圾0.1kg计算，2011年末全国城镇人口每天产生餐厨垃圾6.9万吨，全年产生餐厨垃圾449万吨。若按照我国城镇化率到2020年达到60%的发展预计，届时城镇人口将达到8亿，那么每天产生的餐厨垃圾将达到8万吨，全国城镇年产生餐厨垃圾约合2920万吨。

大量产生与存在的餐厨垃圾，不仅严重地影响着城市的人居环境，极大降低了人们的生活卫生水平，而且阻碍了人们生活质量的不断提高，更重要的是造成了人与环境之间循环污染恶性链条的形成，带来了我国食品安全问题的隐患，也影响了和谐社会的建设。基于此，城镇餐厨垃圾治理已成为当务之急，而发展我国餐厨垃圾治理产业也成为应时应运之所需。

二、“十二五”期间餐厨垃圾治理产业发展面临的机遇

（一）产业发展所依赖的社会基础初步形成。

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带来了人们对生活质量要求相应的不断提高。环境、健康、卫生、食品安全等关乎生活质量、生存环境的词汇已成为当下社会流行的热词，生态文明观念也随之走进当代中国人关注发展的视野。生态文明追求的是人类对客观规律的遵循以及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人与自然界、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良性互动的状态。它虽然是一个1995年才由美国的罗依.莫里斯首次提出的年轻概念，但是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生态文明思想却并不少见，以“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为代表的朴素的生态文明思想亦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极具特色的内容。

在一系列包括“地沟油”、“垃圾猪”等在内的食品安全事件连续曝光后，不仅社会对现代生态文明的认识从理论走到了现实，而且蕴含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文明思想也重新觉醒，于是餐厨垃圾治理的迫切性日益凸显并成为民心之所系。这表明社会范围内生态文明观念的树立与日益普及，也意味着社会范围内解决餐厨垃圾治理问题的时机已然到来，昭示着餐厨垃圾治理产业发展所依赖的社会基础初步形成。

（二）产业发展日益受到中央和政府的高度重视。

虽然社会的普遍关注给餐厨垃圾治理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基础，但中央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却是有效解决问题、推动产业发展的关键。

自1995年中央首次提出可持续发展战略后，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上又进一步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在这一发展理念的指导下，2005年十六届五中全会则明确提出了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发展目标，在全社会倡导科学发展、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十七大再次严肃指出了我国“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的不足，也再次重申了“科学发展观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强调了“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和中华民族生存发展”，并提出了“主要污染物排放得到有效控制，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的目标要求。上述发展战略的制定、发展理念的提出、发展目标的明确，都为餐厨垃圾治理产业的发展营造了最为有力的宏观政策环境。

在中央对我国全面小康社会的发展与建设做了清晰的规划后，国务院进一步对“两型社会”建设、循环经济发展等领域提出了明确的发展要求和方向。就餐厨垃圾治理问题的解决，国务院明确提出了必须从制定有关政策法规、加强管理、统筹规划、培育垃圾治理产业等方面进行综合治理的要求，并且提出了减量化、无害化和资源化的“三化”治理方向，而且“餐厨废弃物”也作为一个独立的概念首次出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中。治理要求和治理方向的明确，将促使我国的餐厨垃圾治理由单纯治理阶段进入综合治理阶段，餐厨垃圾治理产业由初级的低水平粗放式发展阶段进入以科技为主导、更加环保的高层次发展阶段。

（三）产业发展的制度体系正在逐步完善。

自2005年始，餐厨垃圾治理产业发展的相关制度体系开始建立。这一年，国家颁布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国务院了《国务院关于做好关于建设节约型社会近期重点工作的通知》、《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循环经济的若干意见》。2007年，建设部颁布了《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和《建设部关于公布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试点城市的通知》。

2010年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其中《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加大环境保护力度》已被作为第六篇《绿色发展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中独立阐述的两章。这两章中，明确提出了“建立健全垃圾分类回收制度，完善分类回收、密闭运输、集中处理体系，推进餐厨废弃物等垃圾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理”等具体要求。

2011年4月，国务院颁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了我国生活垃圾处理的“十二五”目标和方向。《通知》中提出了到2015年所要达到的一系列具体目标要求。其中包括直辖市、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生活垃圾全部实现无害化处理以及全国无害化处理率达到80%以上的目标；提出了城市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比例达到30%以及直辖市、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达到50%的目标；提出了每个省（区）建成一个以上生活垃圾分类示范城市的要求；同时还提出了50%的设区城市初步实现餐厨垃圾分类收运处理等方面的要求。

2011年8月，国家发改委、财政部、住建部联合印发了《关于同意北京市朝阳区等33个城市（区）餐厨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理试点实施方案并确定为试点城市（区）的通知》，正式批准33个城市作为首批餐厨垃圾试点城市进行餐厨垃圾治理的探索。并且为引导社会资金的投入，国家发改委、财政部还印发了《关于印发循环经济发展专项资金支持餐厨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理试点城市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提出了利用循环经济发展专项资金支持餐厨垃圾治理试点工作的具体部署，安排6.3亿元循环经济发展专项资金对33个试点城市（区）给予支持。在《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十二五”规划中，也提出要在“十二五”期间，全国建设餐厨垃圾处理设施240座，处理规模3.0万吨/日。并强调开展分类试点的城市以及人均GDP达到6000美元以上的城市都要开展垃圾分类工作。

这些相继颁布实施的法律法规，不仅使我国在餐厨垃圾综合治理领域中的目标和措施得到初步具体化，也使我国城镇餐厨垃圾治理的制度体系走向完善。到目前为止，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上述法律法规和条例，各省市相关法规也都在酝酿出台和进一步完善的进程中。

（四）产业发展的保障手段开始引入重点。

强有力的保障手段是产业健康有序发展的必需。在餐厨垃圾治理产业发展之初，国家同样引入了重典来保障和规范其发展。2012年2月，为确保严惩“地沟油”犯罪的实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下发《关于严惩“地沟油”犯罪的通知》，要求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依法严惩“地沟油”犯罪活动，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对于从事“地沟油”犯罪活动者最高可判死刑。既体现了国家在保障食品安全、打击犯罪活动方面的决心，也彰显了以重典来维护产业发展的正常秩序、保障治理有序进行的思路。

三、“十二五”期间餐厨垃圾治理产业面对的挑战

餐厨垃圾治理产业虽然发展时机已经凸显，产业本身也始见雏形，但是却远未形成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较为系统完善的产业体系。产业发展还面临着诸多严峻且长期的挑战。

（一）产业发展所需的文化要素尚不成熟。

餐厨垃圾治理产业的发展，需要全社会的积极参与和持续支持。社会的参与和支持，首先体现在主动意识与自觉行为上。当前，尽管产业发展的必要性、必然性已被社会认可，但是由于我国人口众多、社会成员文化素质普遍偏低、长期形成的传统饮食观念与习惯的影响以及社会责任意识较欠缺等诸多原因，所以短时间内社会还难以形成推动餐厨垃圾治理产业健康发展的社会文化氛围，人们传统观念的改变以及相应文明行为的养成、责任意识的培育等还需假以时日。比如，当前社会还较为普遍地存在着在餐厨垃圾治理问题认识上的差距；社会还未形成有利于餐厨垃圾减少和回收利用的行为链条，包括日常的垃圾分类行为习惯等；在监督和治理的空白地带，还存在着许多缺少责任约束的不文明行为等等。

（二）产业发展所需的制度要素尚不健全。

完善的制度体系是产业发展成熟的标志，也是产业发展的保障。当前，餐厨垃圾治理产业发展所需的制度体系仅只是雏形，距离完善还很遥远。虽然国家已相继颁布实施了一些法律法规及条例，部分省市也陆续有相关法规条令等制定颁布，但是到目前为止，国家尚未制定出台关于餐厨垃圾治理的专项法规。餐厨垃圾治理问题基本都包含在诸如对环境保护、循环经济、城市生活垃圾处理等问题的要求中。部分省市所制定的有关法规大多也都属于探索性和预设性的，并非较为成熟的实践经验的总结。所以，目前已有的制度体系尚不能够有效推动产业的有序发展，所以，逐步、尽快建立健全制度体系显得十分迫切与必要。

（三）产业发展所需的激励约束要素尚不具备。

社会的需求、国家的扶持，是该产业发展的必要条件。但是，产业的出现归根结底还是社会分工细化的结果，所以产业必须在市场运作中来加以发展与完善。因此，遵循市场规则构建产业发展的激励约束机制当属必然。激励约束机制是激励与约束的相结合，以激励来调动各方积极性，以约束来强化各方的社会责任，这两者相辅相成，在产业发展中缺一不可。而激励约束机制的构建，关键要解决五个问题，那就是：激励约束的主体、激励约束的对象、激励约束的方法、激励约束的方向以及激励约束的条件。目前，激励约束主体体系未构建、激励约束对象不明确、有效的激励约束方法没有建立、激励约束的方向不清晰、激励约束的条件也不充分，表明该产业发展所需要的激励约束要素尚不具备。

（四）产业发展所需的部分生产要素尚不到位。

产业发展目前存在着资金、技术、人才等方面的总体不到位状态。由于资金短缺，特别是起步资金不足，国家的扶持资金没有完全落实到位，产业发展起步较为困难。技术水平也总体落后，我国传统的生活垃圾处理普遍采用填埋处理方法，这一方法技术含量较低，属于粗放式治理，既不适合中国土地资源紧缺的基本国情和环保要求，也不利于产业的可持续发展。特别是，由于我国未实行垃圾分类回收制度，导致垃圾成分比较复杂，所以，完全采用国外垃圾处理技术与工艺，对于我国的餐厨垃圾治理并不完全合适，还需要依据实际情况进行改造。因此，现有技术工艺不足以支撑“三化”目标的实现。人才队伍也较单薄，产业发展所需的各类各层次专业技术及管理人才较为缺乏，在人才培养与队伍建设上面临的压力同样很大。清华大学施一公教授曾说过：“中国社会已经到了必须向低能耗、低污染、高技术、智力密集型的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的关口，这种转变最重要的保障就是世界一流的科学技术人才。”

综上所述，餐厨垃圾治理产业在“十二五”期间面临着机遇与挑战并存、动力与压力同在的形势。把握机遇、应对挑战是必然的选择。就当前而言，应就诸如如何构建产业发展的激励约束机制、如何完善产业发展的制度体系、如何促进产业发展的社会文化氛围形成、如何提升产业发展的生产要素水平等进行重点思考与解决，以此更好地推动餐厨垃圾治理产业健康有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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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简化为市场经济或货币经济的经济活动必然是扭曲的，这部分反映为证券市场的“活跃”程度，上市企业的绩效“好”“坏”、业务宽窄、高级管理层（简称“高管”）薪酬高低与货币链长短成正比，与民情社情、国情世情之真实与否无必然联系。是故不难理解为何会出现上市企业遭金融危机重创，高管却照享丰厚俸禄的“奇景”（此刻，上市企业的绩效“好”“坏”与管理层薪酬高低呈负相关关系或互不相关）。

人们对上述“奇景”产生怨恨属感情的自然流露，说明贯穿人类心灵的礼义廉耻链或道德链仍发挥着省身克己的作用。在货币链未完全取代道德链之前，社会各界尽快达成深刻认识经济活动、市场经济、货币与货币链、上市企业、管理者（或企业家）精神内涵的共识显得尤为必要，其正是透析上市企业高管薪酬迷局的关键及价值所在。

跳出经济活动、市场经济、货币与货币链、上市企业、管理者精神的有形、无形框框（特别是西方经济学框框）反听内视，经济活动等事物的内涵才有可能获得精确识别。其实，“古来经济才，何事独罕有”（杜甫《上水遣怀》），“以文章节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经济为己任”（《宋史・王安石传论》）已给出经济活动的最好界定：以道德为准绳进而经纶济世、经邦济民。试图将经济活动庸俗化为无节制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市场经济，以及无节制地为“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货币化创造条件的货币、货币链、上市企业和管理者精神，均无法担当经纶济世、经邦济民的大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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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指导思想

以党的十七大、十七届五中全会精神为指导，认真学习贯彻中心经济工作大会精神，具体贯彻科学发展观，认真践行社会主义法管治念，以维护人民好处为基本，以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为目的，以服务经济发展为大局，全力推进三项重点工作，为推进我镇民主法治建设供应服务。

二、工作目的

1、深化化解社会矛盾，大力增强人民调解工作，最大限制地削减不好谐要素。一是认真学习贯彻施行《人民调解法》，依法增强人民调解组织建设和人民调解队伍建设，特别是完善和稳固辖区企业和居民小区人民调解组织收集建设；二是狠抓人民调解标准化建设，使居村、企业人民调解组织收集、调解阵地、调解队伍、调解顺序、解调文书均到达标准化的要求，村居、企业建有标准化的调解室；三是增强对村、居、企业、居民小区人民调解员的培训，全年培训调解主任1—2次；四是扎实开展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做到调处率100%，调处成功率到达96%。

2、努力探究社会治理创新，加大普法宣传力度，具体启动法治工作。一是认真总结“五五”的典型经历，具体启动“六五”普法工作；二是紧紧围绕科学发展主题和加速改变经济发展方法主线深化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大力开展多条理，多领域的法制宣传工作；三是充分依托县“六五”普法成员单位的力量，加大各类专业司法、法律的宣传力度；四是抓好普法试点工作；五是稳固完善政（村、居）务、财政两公开，镇、居村治理民主，决定计划正当。

3、积极参加社会治安综合管治，最大限制地添加和谐要素。一是以加强公民思想防备为主线的安全创立工作，深化居（村）民的防备认识；二是共同县政府、公安部分积极开展各类专治活动，为的发展发明优越的和谐情况；三是积极参加不稳定要素、安全隐患的排查整治，保证不发生重特大群死群伤、越级上访、集体上访事情，最大限制地发明和谐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