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的定义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社会治理的定义，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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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社会行动 战略制定 单元行动

一、引言

在经济全球化，技术日新月异，新的经营方式不断涌现以及信息交流过程发生根本性变革的背景下，企业要想求得生存和发展，就必须将眼光放长远，以未来为目标，做出统筹全局的规划。资源和技巧方面的最初优势并不是决定性因素，企业战略起着重要作用。企业战略是企业以未来为基点，为寻求和维持持久竞争优势而做出的有关全局的筹划和谋略。能否为企业制定一个有效的战略成为企业战略成功与否关键的一步。本文将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以社会行动的“行动参照构架”来分析战略制定这一行动。

二、战略对于企业的重要意义

企业战略确定了企业在一段时间内的总体目标和企业资源配置，并以战略目标的实现情况为依据对资源使用效率进行监督和评价。企业战略使企业不仅能对竞争对手、顾客和技术等环境的变化做出反应，同时也使企业具备影响市场环境，进而主动影响市场环境变化的能力。

从宏观上看，一个企业制定的战略不仅对于单个企业而言关系到其能否取得和维持竞争优势，而且深刻影响着企业所处行业的行业结构、市场竞争态势和总体布局，进而对该行业的获利水平产生影响，这一点从近几年的家电大战中可以得到有力的证明。从微观上看，一个企业制定并实施战略管理，对于企业本身而言，也是保持企业旺盛生命力、实现企业长远发展的内在要求。企业实施战略管理可以促使企业改进决策方法，优化组织结构，并保持组织结构与战略的匹配性，增强整个组织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三、社会行动理论的“行动参照构架”

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塔尔科特・帕森斯在综合马歇尔、迪尔凯姆、帕累托和M.韦伯等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社会行动理论，他认为社会行动的基本单位是单元行动。一般来讲，单元行动具有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与行动的主观方面即行动主体相对应的有两个因素:目的―行动过程所要达到的未来状态;规范―与行动目的相一致的价值标准和行动规范。与行动的客观方面即环境相对应的也有两个因素:条件―环境中不能为行动者所控制的因素;手段―环境中能够为行动者所控制的因素。这四种因素的组合即构成了所谓的社会行动的“行动参照构架”。

环境与行动的关系极为密切。一方面，环境作为行动的客观方面参与了行动参照构架的形成，也就是说，社会行动不仅是有目的的，而且它总是在一定的客观环境中进行的，这种客观环境有时作为条件限制行动的取向和范围，有时又为行动提供手段或工具。另一方面，环境也不是自在和孤立的，而是在和行动的关联中存在和发展，其对行动的条件限制和手段提供只有在和行动目的相联系时才能成立，才有意义。

四、战略制定的行动参照构架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战略制定这一行动具备了单元行动性质和关系结构特征。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行动或行动系统，战略制定也必然具备行动参照构架的特征。也就是说，在战略制定行动中，它必然要以其主观方面即战略制定的目的与规范同其客观方面即战略制定的手段和条件之间的关系来建构自己的行动构架。这一方面表明，战略制定行动不仅有着自己特定的目标指向，而且必然存在于一定的环境之中并与之发生关系，它或者受到环境的限制而调整自己的行动路线和范围，或者从环境中获取资源和能力以达成自己的行动目标，并在此过程中同时也参与对环境的重建（如图所示）。

战略制定这一行动所处的环境是企业所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系统，可以分为企业外部环境和企业内部环境。企业是外部环境中的一个子系统，各种外部因素都会对企业产生影响。但是不同产业类型的企业，有不同的外部相关环境因素。外部环境中对企业战略产生影响的关键因素称之为战略环境因素，按照战略环境对企业的影响层级不同，外部战略环境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一般战略环境、产业战略环境和企业战略环境。内部战略环境是企业内部与战略有重要关联的因素，主要包括企业资源、能力和管理水平以及利益相关者（如表所示）。

内外部环境因素对于企业的影响可以最终归结为外部的机会、威胁，和内部的优势、劣势，这些因素或者作为手段为战略制定的行动主体所把握，或者作为条件因素制约着行动目标的达成。战略制定行动与环境之间是互动交换的关系，行动不仅受着环境因素的制约和促进，它同时也可以影响和重建环境。例如当企业在准备进入一个封闭型市场时，面对不利的外界环境，通常可以制定非市场战略来改变自己的处境。封闭型市场是指在这种市场上，现有的参与者和批准者设置了种种障碍，使得那些能够提供类似的甚至更好的产品和劳务的企业难以进入，无法经营。一般意义上来讲，这是典型的条件因素。这种封闭型市场随着国际市场竞争日益激烈，许多国家的政府干预加强以及因此而导致的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而日渐普遍。企业为了成功地进入特定市场并在那里从事业务经营，在战略上就要协调地运用经济的、心理的、政治的和公共关系的手段以博得外国或当地若干参与者的合作和支持。甚至当企业采取非市场战略有效地处理与政府关系时，还可以影响政府政策的制定，引导有利于自己的社会规范的形成。由此可见行动对于环境的重建作用。

行动主体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是以文化为中介的，文化指的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它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心理文化三个方面。文化为行动者提供了行动规范，行动规范是指行动者在确立目标、选择手段、克服障碍时所遵循的社会标准。文化不仅广泛地影响着战略制定行动的各个环节和层面，不仅涉及了战略制定行动的具体行动方向，还深刻地影响着从事战略制定行动的企业家及相关人员的心理定势、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企业在制定战略时对经济利益的追逐行为不是单纯的，而是要受到道德伦理、风俗习惯、文化传统、社会制度和社会关系等的制约。此外，企业文化也会对战略制定产生影响，规范着战略制定行动。企业文化是企业独特的传统、习惯和价值观的积淀，它与企业的生产过程、产品形式与服务手段密不可分。重视企业文化特色，按照自身特点去制定能够有效实施的战略，将意味着企业在文化环境方面的优势。

参考文献:

[1]王璞:战略管理咨询实务[M]．机械工业出版社，2003

[2][美]C.W.L.希尔，G.R.琼斯．战略管理[M].中国市场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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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非政府组织 治理 教育公共治理

近年来，教育公共治理需求多元化与教育供给不足的矛盾日益突出，政府和市场作为提供给公共产品的主体存在局限和不足，导致政府管理和市场调节在教育公共治理中的频繁“失灵”，非政府组织参与教育公共治理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如何使非政府组织在教育公共治理中发挥积极作用，为教育公共治理注入新的活力已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新课题。

一、核心概念的阐述

1.非政府组织（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缩写为NGO）一词最早出现在1945年联合国的文件里，被定义为“不以营利为目的、主要开展各种志愿性的公益或互益活动的非政府的社会组织”，后来成为官方用语被广泛使用。现联合国的官方网站上定义为：“非政府组织是在地方、国家或国际级别上组织起来的非营利性的、志愿性的公民组织。”美国学者莱斯特，萨拉蒙（Lester.Salamon）教授提出非政府组织的五特征法，即将具有组织性、非政府性、非营利性、自治性、志愿性的组织可界定为NGO，其中非营利性和非政府性是其最基本的特征。这是从功能和属性的不同角度把握和定义的。1995年，北京举办世界妇女非政府组织论坛，该词在中国开始使用。

2.治理（governance）源自古希腊语，原意是控制、引导和操纵。学界从不同角度有不同理解。彼埃尔・德・塞纳克伦斯认为治理是指各国政府并不完全垄断一切合法的权力，政府之外，社会上还有一些其他机构和单位负责维持秩序，参加经济和社会调节。罗西瑙（J.N.Rosena）在其《没有政府统治的治理》著作中将它定义为一系列活动领域里的管理机制，它们虽未得到正式授权，却能有效地发挥作用；与统治不同，治理是一种由共同的目标支持的活动，这些管理活动的主体未必是政府，也无须依靠国家的强制力量实现。1995年全球治理委员会把它定义为“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国内学者最早介绍“治理”是智贤的《Governance：现代“治道”新概念》一文中，将Governance翻译成“治道”，认为治道是关于治理公共事务的效能，驾驭经济发展的能力。俞可平认为：它是指在一个既定的范围内运用权威维持秩序，满足公众的需要。从国内外诸多学者对治理的不同定义可以看出，对治理概念界定的范围、角度及侧重点是有所差异的，治理的概念至今没有一个统一定义，只能。

3.教育公共治理的定义至今没有得到统一共识。托马斯・J・萨乔万尼在其所著的《教育治理与管理》一书中认为：“教育治理关注的是联邦机构、州教育厅和地方学区等政治单位所行使的权力和工作职能，并关注作为管理功能和管理职责的复杂的政治制度、法律体系及各种社会习俗。”国内学者姜美玲认为教育公共治理是指政府、社会组织、市场、公民个人等主体通过参与、对话、谈判、协商等集体选择行动，共同参与教育公共事务管理，共同生产或提供教育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并共同承担相应责任。她强调的是对教育的公共治理的责任。目前，对于教育公共治理的定义还没有一个普遍认同的准确概念。

二、国外非政府组织参与教育公共治理的研究述评

国外对非政府组织参与教育公共治理的研究较早，成果较多，涉及的领域主要有：

1.美国在政治法律制度、信息制度等方面。如在20世纪60、70年代，克拉克・克尔总是代表卡内基教学促进基金会经常被邀请参与美国会有关高等教育提案的听证会；1966年，教育信息资源中心建成，为美国非营利研究机构的研究提供条件，这为非政府组织参与教育公共治理提供较完善的保障机制。

2.非政府组织积极参与私立学校、工程教育建设工作方面。上世纪70年代，美国教育公共治理改革的主要策略之一就是在教育多元中心治理方面进行了实践尝试，有效弥补了政府、市场的缺失和不足。美国学者琼・迪杰吉尔在《非政府组织与教育的合作：机遇与挑战分析》中指出非政府组织在诸多教育发展项目中发挥重要作用。如上世纪70年代末，美国大力促进私立学校的发展，以私补公，弥补政府教育资源的不足；同时以美国工程与技术鉴定委员会（ABET）和美国工程教育协会（ASEE）等为代表的非政府组织在美国工程教育改革中扮演重要角色，是对工程教育影响最大的外部力量。

3.在加拿大，非政府组织参与教育公共治理领域也取得较多的研究成果。如1997年成立的安大略省教师管理协会，不受省政府的直接行政干预，依法实行自治，非政府组织已成为教育公共治理的重要力量和有益补充。在日本，选拔民间企业人士担任校长，教育公共治理主体主要以学校、家庭和社区的联合教育等，非政府组织成为教育公共治理多元主体之一。这些经验对我国非政府组织参与教育公共治理的探索与实践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三、国内非政府组织参与教育公共治理的研究述评

我国的非政府组织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就非政府组织参与教育公共治理的研究问题主要涉及以下几个领域。

1.非政府组织参与教育公共治理的主体研究，学界已得到初步认同。非政府组织与政府、市场、公民等众多利益主体之间是相互依赖的平等协作关系，共同生产或提供公共教育产品与服务，共同承担相应责任。如李涛认为“教育治理的主体转型应该由单纯政府―公立学校模式转向政府―非政府组织、‘第三部门’―公立学校与私立学校并存；从而确保多元社会主体的多元教育需求”。金绍荣、刘新智认为非政府组织俨然已经成为公共教育治理中不可或缺的一股重要力量，提出三个转变路向，即从“局外人”到“局内人”、从“外在培养”到“内在修炼”、从“单一作为”到“多元整合”的转变。国晓华从非政府组织参与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进行探究。也有学者认为，由于国外的NGO其性质的相对独立，因此与我国半官方性质的NGO在参与教育公共治理中必然存在一定的差异性。

2.非政府组织从政策层面参与教育公共治理方面的研究。何珊云以21世纪教育研究院为例，对非政府组织从政策层面上参与教育公共治理机制创新进行探析。李涛认为非政府组织主要是从教育公益性社团、教育企业等角度展开，运用社会手段加大对教育政策实施中的公平性弥补，独立而客观地作为教育评价主体，参与教育政策设计、教育社会解释、教育过程监督、教育结果评定之中。从国家层面看，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纲要（2010―2020年）明确指出：“积极发挥行业协会、专业学会、基金会等各类社会组织在教育公共治理中的作用”；在地方出现类似教育公共治理的积极探索和实践，如上海浦东新区“尝试建立政府、市场、社会、学校和公民个人共同参与的教育公共治理格局”，为非政府组织参与教育公共治理提供政策支持。

3.非政府组织参与我国高校治理方面的研究。有学者从非政府组织对高校就业服务、资助贫困生、参与高校学生教育管理、高校环保非政府组织的发展等方面进行研究，取得较丰富的成果。如汪育文和邹治等人分别从非政府组织应对高校毕业生就业困境的作用、非政府组织参与大学生就业创业工作的可行性与路径选择方面进行了研究；徐楠等则认为非政府组织对贫困生的支持和帮助在一定程度上较好弥补政府职能的缺位与社会公共资源的先天不足；张志忠、陈少平认为高校是我国开展非政府组织研究与实践推广的重要力量，NGO的相关研究机构在各高校内陆续出现和成立。如1998年，清华大学成立NGO研究所、北京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非营利组织研究所、中山大学公民社会中心等，这些非政府组织在参与高校学生教育管理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

4.对国外非政府组织参与教育公共治理经验的借鉴方面。如杨红霞对美国教育领域中影响力较强的高校协会、认证机构、跨地区组织及基金会等四个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和作用进行了描述和剖析。潘希武认为美国教育公共治理是持守教育公共性的前提下对教育官僚制缺陷的自我调整和弥补，实现公共性的转型。

目前，我国非政府组织参与教育公共治理的积极探究和有益实践对有效弥补政府、市场治理公共教育的失灵和不足，满足多元教育需求健康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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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风险管理 理性计算 反思与批评 风险治理

一、风险管理的发端及其基本意涵

风险，从广义的角度讲，伴随着人类的整个发展历程，凡是存在不确定性的和灾难性后果的地方就存在风险。风险管理与人们天然地渴望降低不确定性的本性相联系。但风险的观念以及风险管理的观念并非始终为人们所理解，Judith Green（1997）从对“事故（accident）”系谱学地分析出发，认为风险观念是人们摆脱了决定主义的命定论并接受了理性的因果分析时才得以产生。Gray等（2001）认为，风险管理扎根于资本主义发展初期，但只有到了20世纪40年代后，风险管理才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所以也有人认为现代风险管理起源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统计方法在大规模生产中的运用，在二战中随着数学概念在军事领域的运用而得到发展，直至五十年代，决策科学作为一门确切的学科出现后，风险管理的一般观念才得以出现。不同的人或组织对风险管理可能形成不同的界定，但在任何定义中，风险管理都包含三个基本要素：风险管理的主体、风险管理的对象、风险管理的方式和原则。故本文将从这三个方面简要勾勒出风险管理理念的演进和发展。

二、以理性计算为基础的风险管理

风险管理的出现建立在概率论在管理科学中的系统运用，起初的风险管理建立在理性计算的基础之上。以理性计算为基础的风险管理大致包括两个视角，即风险管理的技术视角和经济学视角。风险管理的技术视角，就是力图通过对大量数据的统计分析在风险暴露和风险后果之间建立联系，形成风险分析的技术模型，其基本的内容大致包括数据收集、风险分析和风险应对措施的采取。经济学视角的风险管理与技术视角的风险管理最为接近，其基本的理论假设是成本—收益原则和预期效用理论。

早期（从20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以理性计算为基础的风险管理，对风险采用了一种客观实体主义的定义，即将风险视为可能发生的对人类造成负面伤害的事件。这种定义在保险业和化学工业中最广泛地被采用，风险本身是可以通过数据的收集、模型的建立而得到估算的，比如在保险业中的风险评估和管理。应对风险的方法大致包括风险处理、风险规避、风险转移等。

在这一阶段，即风险管理主要以理性的计算为基础阶段，风险管理的主体是单一的，即作为管理者的个人、企业或者政府（或者说是风险分析和管理的专家）；管理的对象，亦即被定义为风险的事物，也是明晰的，对何谓风险在这一阶段并没有太大的争议；而风险管理的原则和方法也是命令式的。

以理性计算为基础的风险管理，其最大的优点在于其模型的简单性和明晰性，尽管这种简单性与明晰性可能获得一种方法论上的活力，能够分析数据、风险描述和价值判断，但其最大的不足之处也正是在于由于其简单性和明晰性而无可避免的狭隘性。

三、对以理性计算为基础的风险管理的反思和发展

进入上世纪70年代，人们开始对这种以单纯的理性计算为基础的风险管理提出了大量质疑和批评，不同的视角和理论被引入了风险研究之中。下文主要介绍三种主要的理论视角，即心理学视角、社会学视角和文化研究视角，及其对风险管理的反思和发展。

心理学视角的风险研究强调人们对风险的感知，即对风险的主观判断和评估，风险认知是风险管理者在风险认定和策划风险排减措施时必须考虑的因素。由于风险感知的引入，风险管理开始从纯粹客观的分析，转向开始关注人们主观对风险的判断，风险管理也开始转向一种来自于底层的视角，对风险的认定也并非仅限于专家的视角。

社会学的视角将风险的定义由实体论层面拓展到了社会定义和社会建构层面，“真实的”风险后果总是包含着社会诠释并与群体的价值和利益相联系。Zinn 和Taylor-Gooby（2006）概括了社会科学中五种风险研究的理论路径：理性选择路径、反思性现代性路径、后现代视角、系统理论视角、批判理论路径。理性选择路径将后果的不确定性与管理决策联系起来，强调不同的个人偏好与组织文化价值对风险的可能性和后果的理解。反思性现代性理论假设现代性的元理性基础已经失去了其合法化力量，经典的现代性转向了反思性的现代性，包括生活方式的个体化、知识和价值的多元化以及个人生活计划不确定性的增长等。系统理论视角将风险视为一种与社会定次级群体紧密相连的基础性社会建构，社会系统不断内在化外在威胁，将外在威胁转化为风险，风险的接受者和承担者之间存在非连续性。批判理论强调发达的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悖论和自反性后果，强调政治权力运用造成不平等的风险分配。后现论家发展了一种最为激进的建构主义观点，何谓风险、何谓收益及其何种程度都依赖于社会力量的塑造作用，重视社会框架和文化偏见的作用。

风险的文化视角将风险视为由社会中结构性力量所决定的社会建构，诸如健康威胁、不平等、公平性、控制等问题都不是有科学分析可以决定的，而只能是社会中不同行动者信念和理性的再建构。这些建构反映了不同风险领域中各个群体或组织的利益与价值以及这些群体之间共享的意义、文化产品和自然现象。风险政策是所有行动参与者持续斗争的结果，是将各自对风险的理解纳入公共日程之中，并强加给他者。自我利益之间需要做出妥协以实现群体自己的现实，不同群体之间为了建构有意义的现实有必要进行沟通，决定可能的现实建构的范围和界限。

各种研究视角的引入，丰富了人们对风险管理本身的理解，风险认知、风险沟通、风险参与等概念的提出，打破了原有风险管理的狭隘界限。风险管理的主体的单一性和明晰性受到质疑，风险的界定也成为一个建构、商讨甚至斗争的过程，风险管理的方式也开始变得更为复杂。

四、风险治理：风险管理理念的综合演进

对传统的以理性计算为基础的风险管理受到了多重挑战：风险感知挑战了理性风险分析的理想模型，技术性的风险分析也面临挑战，科学专家的权威开始受到挑战，政府在风险管理中的合法性也开始受到质疑。1992年英国皇家协会了一份关于公共风险感知和风险管理过程的报告，首肯了风险的可接受性之于科学的风险管理的重要性，企图将风险分析的技术科学观念与风险感知的社会和心理分析整合起来。90年代后，国际政治、经济、社会的巨大变迁也要求一种更为综合的风险管理框架，风险治理的观念开始出现。

治理（governance）的概念在90年代中期以后在有关国际关系、比较政治科学、政策研究、环境与技术社会学以及风险研究的文献中大量出现，涉及风险治理的组织和机构也大量出现。从国家层面来看，治理阐述了涉及到政府与非政府行动者的集体决策的结构和过程，现代社会中的治理被视为政府机构、经济力量和市民社会行动者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在全球层面，治理意味着一种横向组织结构，包含了政府和非政府行动者，这些行动者在没有更高权威组织的情况下做出决策，非政府组织扮演了一种至关重要的角色。风险治理包含了横向和纵向两个为维度，横向上看，风险治理包含了政府及其机构、行业（或企业）、科学和学术团体、市民社会（或非政府组织）等行动者，从纵向看，风险治理包括了地方性风险治理、区域性风险治理、全国性的风险治理、跨国的风险治理以及全球性的风险治理。风险治理成为一个多维度、多元行动者的综合的风险管理框架，风险治理要求考虑各种情境性因素，诸如不同的制度安排以及包含不同风险感知的政治文化。

2001年欧盟委员会，提出了良好的风险治理必须遵循的几个原则：开放性、参与性、责任性、有效性、一致性、均衡性与辅。2005年，基于传统的风险分析和风险管理的路径和有效的风险管理的基本原则，国际风险管理委员以风险治理的概念为基础，提出了一个整合了的风险管理框架。这个整合的框架力图提供一种综合的方式以整合风险认定、风险评估、风险管理和风险沟通，弥补之前风险治理中的不足。这个框架包含了风险预评估、风险评估、可忍受性与可接受性判断、风险管理以及伴随以上每一个阶段的风险沟通。

五、小结

从摆脱决定主义的命定论观念到以理性计算为基础的风险管理理念的出现，再到更为强调主体的多元、对象的不确定以及原则和方法上的协商和参与的风险治理框架的出现，风险管理理念经历了其自身的发展和变化。随着现代化、信息化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人们一方面享受着社会快速发展所带来的各种好处，但另一方面，人们也更加深刻地认识到社会快速发展背后所隐藏的危机，风险管理理念的演进也恰好体现了这种现代性自身的困境。如何走出这种现代性的困境，走向何种理念和原则的风险管理，有待于我们进一步地思考。

参考文献：

[1]Green， Judith， Risk and Misfortune（1997）.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Accidents， London： UCL Press

[2]Gray， P. C. R. and Wiedemann， P. M.（2001） 'Risk management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mutual lessons from approaches to the use of indicators'， Journal of Risk Research， 2： 3， 201—218

[3]Aven，Terje and Renn， Ortwin（2010）. Risk Management and Governance： Concepts， Guidelines and Applications， Heidelberg： Springer

[4]Zinn， J. O.， & Taylor-Gooby， P. （2006）. Risk as an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area. In P. Taylor-Gooby & J. Zinn （Eds.）， Risk in social science （pp. 20–53）.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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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文章首先综述了国内外各种机构和学者对公司治理的各种定义，指出了公司治理研究的分歧所在。在此基础上给出了公司治理的概念，指出公司治理是包括内外部治理体系的一个综合概念，而治理目标的界限取决于组织本身行为所带来的外部性程度.最后简单探讨了公司治理和公司治理机制的关系.

一、公司治理;国内外观点

公司治理问题研究至少可以追溯到伯利(Berie)和米恩斯(Means)1932年的大作《现代公司和私人产权》，在这部著作中，两位作者对美国的主流公司做了大量的分析研究后得出了结论，美国的公司已经不再是投资者所有，公司的控制权已经被转移到了管理者手中，而管理者的利益同所有者不同，由此产生了问题，这被称为是公司治理问题的发端。随后经济学家们从不同角度揭示了管理者和股东之间的利益差异，从而得出要在公司中推行各式各样的激励约束机制，以使经理人按照出资者的意愿来追求利润最大化，最大程度降低成本。

迄今为止，研究公司治理的文献汗牛充栋，公司治理成为最为受人关注的学科之一。但关于公司治理的准确定义，学术界却存在较大分歧，至少在公司治理的内涵与外延上，学术界迄今没有形成共识。利奥·赫泽尔(Leo Her-zel)在《新帕尔格雷夫货币金融大辞典》关于公司治理(Corporate Governance)的词条中，先后描述了并购市场、董事会、产品竞争、资本市场、贷款人(债权人)等经济主体对公司治理的影响，并对今后上述各情形下的公司治理状况做出了预测。但遗憾的是，在长达四页的词条中，他并没有给出公司治理的准确概念。

由此看出，要对公司治理作出一个精确的定义是比较困难的。“很难找到一个词像公司治理那样，既引起人们的极大关注，也给人们带来极大的混乱”。尽管如此，国内外很多组织和研究机构对公司治理的做了说明，一些国内外著名经济学家们也提出了他们对公司治理的看法，比较典型的有以下几种。

1.国际组织对公司治理的定义。诸多国际组织对公司治理作出定义和说明，其中以英国的卡德伯利报告(Cadbury Report)和DECD出台的公司治理原则最具代表性。

1992年12月，英国制定了世界上第一份公司治理报告，即卡德伯利报告((Cadbury Report)。卡德伯利报告认为，公司有效管理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实现公司的内部控制。“公司治理是指导和控制公司的纬度，董事会负责公司的治理”。报告建议董事们对公司内部控制的有效性进行描述，同时规定建立审计委员会，并对公司的内部控制声明进行复核。从上述看出，在卡德伯利报告中，公司治理就是是指公司内部的经营控制制度。

DECD认为，公司治理是提高经济效率的关键因素，它包含管理层、董事会、股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一整套关系。公司治理决定了公司的架构，该架构决定了公司的经营目标，分配现有资源以达成目标，同时监督控制执行情况。良好的公司治理应该能形成适当激励，使得董事会和管理层能够作出有益于股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决策，并提供有效监督，从而鼓励公司更加有效的利用资源。

2.国外学者对公司治理的定义。国外很多著名学者从各种角度对公司治理做出了定义。比较典型的有以下几种。

詹森和麦克林(Jensen & Meckling，19’76)提出，由于股东和经理人员存在目标不一致性，公司治理的目的就是为了协调经理人员和股东的诱因和动机，并使由于无可避免的自利行为而产生的总成本降到最低。哈特(Hart ，1995 )提出了公司治理理论的分析框架。他认为，只要有以下几种情形存在，公司治理就必然在一个组织中产生。一是有问题存在，即组织成员(可能是所有者、职工或消费者)之间的利益诉求不完全一致;二是交易费用太大，以至于不能通过合约来解决;三是当合约不完全时，一旦发生合约事先中没有约定的情形时。公司治理可以被看作一种机制安排，用于制定那些事先未能作出的决策，治理结构分配公司非人力资本的剩余控制权，即资产使用权如果在初始合约中未做出安排，治理结构决定其将如何使用。柯克伦和沃特克(Cochran & Warick ，1988)提出，构成公司治理的核心是，一是谁从公司决策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行动中受益;二是谁应该从公司决策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行动中受益?当上述两种行为的“是什么’，和“应该是什么’，之间存在不一致时，公司治理问题就会产生。迈耶(Mayer，1995)认为，公司治理可视为赖以代表和服务于它的投资者利益的一种安排，它包括从公司董事会到执行人员激励计划的一切东西，公司治理需求随着市场经济中现代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所有权和控制权相分离而产生，一定程度上讲，公司治理可以看作是现代股份制度的运行代价。钱颖一(1995)教授认为，公司治理是一套制度安排，用来支配若干在企业中有重大利害关系的团体，包括投资者、经理、工人之间的关系，并从这种制度中实现各自的经济利益。公司治理结构应该包括:如何配置和行使控制权;如何评监督和评价董事会、经理人员和员工业绩;如何设计实施激励机制。什莱弗和维什尼(Shleifer&Vishny，1997)认为，公司治理就是资金提供者如何确保其投资可以回收的一种机制。

3.国内学者对公司治理的定义。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深人开展，国内很多学者也对公司治理展开研究，他们依据国际上对公司治理的最新研究成果，并结果我国国情对公司治理做了定义，主要代表性的有以下几种。

吴敬琏(1994)是最早提出公司治理概念的国内经济学家。吴敬琏认为，所谓公司治理结构，是指由所有者、董事会和高级经理人员三者组成的一种组织结构。在这种结构中，上述三者形成一定的制衡关系。通过这一结构，所有者将自己的资产交由公司董事会托管，公司董事会是公司的最高决策机构，拥有对高级经理人员的聘用、奖惩及解雇权;高级经理人员受雇与董事会，组成在董事会领导下的执行机构，在董事会授权范围内经营企业。

张维迎(1996)认为，从狭义角度上讲，公司治理结构就是指有关公司董事会的功能、结构、股东权利等方面的制度安排。从广义上讲，公司治理结构是指有关公司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分配的一整套法律、文化和制度性安排，这些安排决定了公司的目标，谁在什么状态下实施控制，如何控制，风险和收益将如何在不同企业成员之间分配这样一些问题。因此，广义的公司治理结构等同于企业所有权安排。

林毅夫(1997)认为，公司治理结构是指所有者对经营管理和绩效进行监督和控制的一整套制度安排。公司治理结构最基本的问题是如何通过竞争性的市场所实现间接控制和外部治理，在竞争性市场上，经营者的绩效通过企业利润率来显现，从而达到对经理人员的激励和约束。

杨瑞龙(1998)认为，企业治理结构本质上是一种契约制度，通过一定的治理手段，合理配置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以在企业形成科学的自我约束和相互制衡机制，协调企业出资人、债权人、经营者和生产者之间的利益和权力关系，促使其长期合作，以保证企业的决策效率。企业不仅要重视股东利益，而且要重要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并通过一定的机制来保证利益相关者利益得到重视，这就需要在董事会和监事会中设置利益相关者代表，如职工、债权人代表等。

李维安(2002)认为，公司治理是个多角度多层次的概念，它是一个由主体与客体，边界和范围、机制和功能、结构和形式等诸多因素构成的体系。从公司治理的产生和发展来看，可从狭义和广义来理解。狭义上的公司治理，是指所有者对经营者的一种监督机制和制衡机制，其目标是要保证股东利益的最大化，防止经营者对所有者利益的背离。广义上的公司治理则是涉及到广泛的利益相关者，包括股东、债权人、供应商、雇员、政府和社区等与公司有着利益关系的集团。从这个角度上讲，公司已经不再是股东的公司，而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公司治理的不仅仅要局限于协调内部股东、董事会、经理层之间的内部治理，而是一个利益相关者通过一些列的内部、外部制度来实施共同治理。因此，公司治理的目标不仅是股东利益的最大化，而是保证公司各方面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最大化，公司治理要实现从权力制衡到决策科学、从治理结构到治理机制的转换。

二、公司治理概念的定义分歧

上文中，既有国际组织对公司治理的定义，也有国内外著名专家学者对公司治理的定义，总的看来有以下几种。

强调公司治理的相互制衡作用，如吴敬琏、吉尔森和罗。认为所有者、董事会、经理层之间的权力制衡是实现公司治理的关键。只有公司内部之间明确了责权利关系，公司治理结构才能被建立起来。

强调企业的所有权安排是公司治理的关键，如张维迎。公司治理在广义上就等同于企业所有权，而企业所有权包括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公司治理问题的关键是如何使企业的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相互对应。只有这样，才能对公司中的个体性成最大激励，最终使得公司作出利润最大化的行为。

强调利益相关者在公司治理中的权益应该受到保护，如杨瑞龙，李维安、世界银行等。企业治理结构表现为一系列契约的集合，这些契约签订方不仅有股东、董事会和经理人，还应该包括消费者、投资者和债权人。因此企业很好得履约，不应当只去维护所有者的利益，还应该照顾到市场上利益相关者的利益。

强调市场机制在公司治理中的决定性作用，如林毅夫。企业要获得健康发展，最主要是看能否形成一个良好的市场利润率，一个合理的市场利润率恰能正常反应企业经营者的经营水平，这种市场监督和约束构成了公司治理结构的关键。 强调科学决策在公司治理中的关键作用，如李维安。公司治理不是为制衡而制衡，衡量一个治理制度好坏的标准，不仅仅是看公司内部的权力制衡状况，更主要是如何使公司最有效的运行，如何保证公司各方参与人的利益得到维护满足。“公司治理的目的不是相互制衡，至少最终不是制衡，他只是保证公司科学决策的方式和途径”。

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对公司治理定义的分歧之处在于公司只能对股东(出资人)负责，还是应对包括股东、债权人、供应商等等一些列利益相关者负责。围绕前者出发，公司治理主要是指内部治理，强调公司内部股东、董事会和高级经理人员之间的相互制衡。围绕后者，公司治理则是一套包括内部治理和外部治理的一系列约束和激励机制。各种国际组织倾向于从宏观角度来定义公司治理，要求公司治理的范围应扩充到公共政策方面，强调公司治理的好坏关涉到宏观经济的稳定，由此认为公司治理应该对整个社会上的利益共同体负责。而有些学者则从微观角度定义，认为公司治理是在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强况下，出资人如何保证最大化其投资收益。公司为了最大化其股东收益，在必要情况下施行有损于其他利益相关者的措施是合理的。

三、公司治理:本文的观点

基于上文中国际组织和国内外学者们对公司治理定 义，及对各种定义分歧的分析，笔者认为，有以下三点值得 注意。

第一，究竟是只应该由股东参与治理还是由股东和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治理，取决于“治理”两字前面的“公司”性质。如果公司的行为在多数情况下可以内部化，那么公司治理只应该由股东来参与;如果公司的经营行为产生了较强的外部性，在很大程上影响到了经济稳定，那么公司治理仅仅有出资者来参与是远远不够的。特别应该指出的是，由于各国发展程度不同，基础设施和政府服务程度不同，同样的公司行为在不同的国家可能导致的绩效不一样，在市场制度完善的国家，公司的行为可以借助于市场机制内部化;而在市场制度不完善、政府职能缺陷的国家里，很多公司的行为并不能完全借助市场来内部化，此时 由政府来参与部分治理是很有必要的。

第二，治理和公司治理是两个概念，将治理等同于公司治理是不合适的，治理概念的界定涉及到公司治理的定义界定。如果我们将二者等同，那么家族企业治理很可能就是一个伪命题，公司治理问题出现在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之后的企业，而家族企业基本不存在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问题。而我们知道，家族企业治理是当今学术界公认的受关注率最高的话题之一。一种解释是，公司治理的研究范畴有了扩展，而事实上也是如此，现如今公司治理的研究范围已经不仅仅局限于经营者的问题，而是扩展到了诸多领域，公司并购、产品市场竞争、大股东侵占小股东利益等也被列人公司治理的研究范围。以上情形不仅仅涉及到公司各种内外部行动对经理人的激励约束作用，而是从更广泛意义上来探讨公司的科学决策和健康运行问题。从这个角度上看，这是任何一个企业所面临的问题，因此，这也是家族企业治理提出的原因所在。

第三，国内学者关于公司治理的定义多数集中在“公司治理结构”问题上，这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因为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如何改变以往国企中的计划经济行政化思维，改变“一言堂’，的决策方式，成为多数经济学家关注的焦点，而要改变这种方式，其中关键一环就是建立一种制衡机制，对国企中的行政化决策起到制约约束作用，这成为公司治理结构提出的背景。这种内部治理体系的建立也相对便于操作，于是就有了后来政府报告中关于“现代企业制度”的阐述。而整个企业的外部治理体系，包含产品市场、资本市场、经理人市场等等，这些体系相对于“内部治理结构”来说要困难的多，因此并未被列人“治理”的范围，但是作为完整的公司治理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应该被包括在内的。

综上，本文将公司治理定义为，公司治理是公司内部由激励体系和约束体系组成的一系列制度的总和，这套制度用来调节公司内部的股东与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其最终目的是为形成一套制衡体系，以达成科学决策、保证企业健康运行发展。这其中包括产权结构、资本结构、制衡机制、竞争性产品市场、资本市场等等。

四、公司治理和公司治理机制:一些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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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全球化；全球治理；现实背景

随着人类社会文明的进步，全球化，尤其是以生产、资本、贸易和技术广泛流通为特征的经济全球化对世界各国的影响日益加深，全球性机遇和问题也不断出现，这时没有哪个国家和民族可以置身事外。世界各国家、国际组织等正在朝着协作分工的方向发展，中国也一直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为解决国际问题做出了独有的贡献，不但主张和平解决问题，而且极大发展了国内经济，因此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具有重大意义。

一、全球治理的概述

（一）全球治理的定义

全球治理概念初始于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各国学者对全球治理均有不同的解释，因此这样一个概念的定义还存在争议。美国经济学家詹姆斯将全球治理与评价权威在多种层次上和领域中以再定位的方式联系起来，让其成为简易的术语，也有国外学者将全球治理定义为国际政治活动中的区域管理机制，通过个体之间的利益调整带动组织和国家的利益发展，最终形成人类的利益。在中国，学者普遍认为全球治理指的是通过具有约束力的国际规制解决全球性的经济、冲突、生态、粮食、疾病等问题，以维持正常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可见人们对全球治理的界定是广泛的，基于此，有专家对全球治理做出新的理解：全球治理是指国家和非国家组织在没有强行权威干预下，利用被广泛认可法则，解决诸如移民、人权等问题，从而促进世界经济政治发展，维护世界各个国家的共同利益。

（二）全球治理的主客体

全球治理的主体可大致分为各国政府、国际组织、包括环境、动物保护等组织在内的非政府组织，这三类是制定和实施全球治理规则的主要机构，他们能够从不同的角度和方式进行全球治理，借此保证全球稳定。然而，全球治理客体没有固定对象，主要指的是影响全人类的问题，这些问题依靠独立力量很难解决，因此必须依靠全世界的共同努力。

二、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现实背景

（一）中国作为世界上负责任发展中大国的必然要求

中国参加全球治理是中国勇于承担世界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相应责任的重要体现，担负安理会常任理事国、G20成员国等重要角色，中国在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等方面有着巨大的贡献。如今世界格局变化迅速，中国势必参与全球治理来贡献自身的力量。当前中国逐渐走入全球治理的深处，参与IMF、WB、联合国等机构投票权改革、决策机制改革，主动构建平等公开的议题设置体制，把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转化为中国智慧贡献给世界，谋求建立真正代表更多第三世界国家利益的治理体系，努力做到中国贡献、中国地位和中国担当相统一，彰显了世界大国应有的风范和形象。

（二）中国参与解决全球问题的实际需要

随着人类社会文明的进步，全球性问题不断暴露出来，国际面临着恐怖危机、生态破坏、资源短缺等一系列严重危机人类生存的问题，这些问题关乎人们的利益，没有谁可以置身事外，再加上全球化推进，可以说世界各国都在命运共同体中。面对2008年经济危机，中国坚持走出破解难题的发展之路，成为全球反经济危机的先锋，为世界面对困难树立了信心。在经济危机之后，中国实施了4万亿元的经济投资计划，有效的拉动了周边国家的经济恢复。因此可见中国有能力和实力参与全球治理，全球问题的解决离不开中国的贡献[1]。

三、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重要意义

（一）织密中国与世界的“联系网”

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使得中国与世界各国的联系进一步加强，可以说在这张“系网”中谁也离不开谁。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中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都与国际建立了紧密的联系，而中国的发展也几乎与世界格局变化是同步的，因此中国已经成为国际社会中的重要成员，国际影响力逐渐加强，一举一动都受到世界的关注。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将这种联系变得更加密切，这让全球治理更具有代表性和公正性，相信未来中国的参与一定会进一步推动全球治理的变革，这种中国与世界的相互作用肯定会进一步扩散，在国际体系变革和全球治理领域也将会不断显现[2]。

（二）推动中华民族的复兴路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中国逐渐加入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在这个全球化发展的新高度，国家的发展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在全球治理的视野下，我们可以清楚看到中国的国际地位正在不断地提升，对外部格局的改造能力逐渐加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可以有效维护本国利益，尤其在国际规则制定、机制改革问题上，中国更加具有话语权，这将让中国更好利用国际资源服务国内发展，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世界发展做出巨大贡献。总之，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是世界和历史的选择，不仅对中国的稳定和发展有利，而且对于世界的和平与繁荣也有巨大的促进作用[3]。

综上，随着经济发展，中国已经在国际上占据重要的地位，面对国际性问题，中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繁荣稳定也离不开中国，因此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对内对外都具有重大的时代意义。

【参考文献】

[1]李世财.全球治理视野下的G20研究[D].上海社会科学院，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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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合作；地方政府；公民社区

[中图分类号]D63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09)08-0048-02

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地方治理运动逐渐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展开。这是在世界各国受到经济全球化冲击，分权化改革、市场化推进的背景下，政府组织为有效回应社会环境的变化和面临的危机、挑战而选择的一条新型发展道路。地方治理运动的发展促进了地方政府角色的转变和职能的调整，也促进了公民社区的发展和日趋成熟，从而使得地方政府与社区之间在地方经济与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关系越来越密切、越来越复杂。这是因为“治理本质上是地方性的，地方治理是最贴近社会和公民的生活、直接向公民提供公共服务、与公民日常生活最密切相关的治理层次”。在这样的背景下，怎样处理好社区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发挥社区的天然优势，实现社区公民的权利，搞好社区建设，是每个社区都面临的问题。

一、地方政府的角色定位与转变

对于地方政府的概念，一种观点认为，地方政府是位于中央政府与中间政府(州、地区、省政府等)之下的最低一级的政府体系或是中间政府的分支机构，而另一种观点则将其视为中央政府的分支机构或除中央政府以外的各级政府。这两种观点对地方政府的定义均定位在与中央政府相对应的、且位于其层级以下的政府或政府机构。在这里，为了更明确地界定和使用地方政府这一概念，有学者把地方政府定义为：一个国家出于政治、经济、社会的管理需要而在某一地区设置的具有垄断性地位的管理组织。这在一定意义上更具有概括性。

当今地方政府面临着经济全球化、社会可持续发展、公民对公共服务要求不断提高的压力。为了适应地方上内外环境变化的要求，化解来自各方的压力，地方政府应围绕着如何适应社会新环境下的角色和职能变化，服务于政治发展、经济发展、文化发展、社会发展与自身创建服务型地方政府的需要，促进地方政府的创新，提高地方利用资源的能力，增强地方政府管理公共事务的效能，就成为不容回避的政府改革的使命与任务。同时，地方政府还必须致力于地方经济发展、分权化政策的实施、地方公共服务水准提高、资源有效分配、公共问题解决、公民参与和政治稳定等目标的实现。

在地方，最大的社会变化就是公民社区的快速发展。公民社区的发展打破了以往地方政府进行地方治理的传统，以往的治理模式已经不能适应时展的要求。因此，地方政府不得不重新审视它在地方治理中的角色。这种突出的变化把地方政府吸引到更加关注公民社区、更加关注社区内的公民上来。从而地方政府也由地方政府主导型的角色转变为地方政府与公民社区共同治理型的角色，以适应公民社区建设与发展的根本要求。

二、公民社区的功能定位

社区这一概念有多种定义。具有代表性的是美国学者罗吉斯和伯德格在《农村社会变迁》一书的定义，社区是一个群体，它由彼此联系、具有共同利益或纽带、具有共同地域的一群人组成，其成员之间的关系是建立在地域基础之上的。这一定义强调共同的利益、地域、群体。从社区的诸多定义来看，基本上都是从社会学意义上、地域意义上或人口学意义上来界定社区的。这些定义只是赋予社区这一概念一种最基本的内涵，并未涉及到它的高层次的意义。社区的高层次的涵义应该是治理意义上的社区，因为社区不仅仅是人们的居住地、生产和生活的场所，而且它还要依靠良好的社区治理来提升人们生活的品质，更好地实现人们的公民权利，使社区处于有序的发展状态。

公民社区功能应定位在：一是根据社区成员的实际需要而提供公共服务，这种公共服务应作为地方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的一种有益的补充；二是为了维护公民利益而作为公民利益的代表参与或监督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的公共政策；三是基于公共管理需要而对社区公民和公民组织进行的组织与管理；四是促进社区公民热心参与社区治理与发展，进一步提高社区人们的生活质量和文明程度，扩大社区民主，维护社会政治稳定，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五是与地方政府处理好关系，积极与地方政府合作，为社区提供优质、高效的公共服务，营造良好的社区治理与发展的环境。

三、地方政府与公民社区间的合作关系

地方政府和公民社区之间合作是因为共同的公共利益与共同的公共责任所致，并且两者的合作有着现实的契合点，那就是公共服务的提供。公共服务是以公民社区为中心的，地方政府为公民社区提供公共服务，公民社区为社区内的公民提供公共服务。这就要求地方政府与公民社区之间在公共服务的提供上，必须加强合作，这样既可以全方位提供公共服务，又可以避免公共服务的重复提供；既可以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又可以降低公共服务提供的成本。

地方政府与公民社区之间的合作是非零和的，两者之间应建立起互动与合作的关系以达到双赢目标。地方政府与公民社区的这种互动与合作关系意味着，一方面，对于地方政府而言，要体现在对地方上全局性的社会事务和公益事业的组织管理上，体现在地方政策的制定上，体现在对社会组织管理上，体现在对公民社区的管理、协调和监督控制上；另一方面，对于公民社区而言，要体现在对社区内部的、具体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的组织管理上，体现在依法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上，体现在对社区内的公民和公民组织的关切上，体现在对地方政府处理公共事务的配合上。

谋求公民社区的良好发展是地方政府长期的目标，也是公民社区自身的根本要求。事实上，只有公民社区得到了有效的发展，才能促进地方政府治理目标的实现，同时，公民社区公共事务的开展也能够弥补地方政府行政机制运行的内在缺陷。地方政府与公民社区之间的合作是实现双赢、多赢的基本途径，选择合作模式正是对日益强大的社区公民和公民组织的回应，也是最具活力和效力的社会选择与时代诉求的结果，更是开展地方治理运动的最佳促动形式。

四、地方政府与公民社区的合作要求

当今的社会发展日益复杂，全球化浪潮席卷所有国家，各国的分权化改革逐步地进行和完善，市场经济已经成为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经济发展的主流，这对地方政府与公民社区之间的合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地方政府与公民社

区间的这种合作关系要求它们之间必须密切配合，共同努力。这种合作必须建立在民主与法治的基础上，以围绕公共服务的提供为基本切入点，以对社区公民负责任和社区公民权的实现为前提，以形成能够产生双向互动的、有效的合作机制为目标。

1　对地方政府的要求

首先，地方政府应以增强其自身的管理能力和强化管理责任为自身改革目标，以提供优质高效的公共服务为根本宗旨，以协调、解决涉及公民社区的特定公共问题作为基本工作内容，以协调、化解公民社区间的矛盾和冲突为解决问题的根本手段。同时也应关注社区公民的利益和需要，正如珍妮特・v・登哈特和罗伯特・B・登哈特夫妇所说，“地方政府应该鼓励社区公民关注更大的社区，鼓励公民致力于超越短期利益的事情并且愿意为自己邻里和社区中所发生的事情承担个人的责任。”

其次，地方政府对公民社区的管理，应打破以往的行政全能主义的倾向，体现公民社区的内在价值及其社会地位，为营造现代意义上的公民社区新型管理体制奠定坚实的基础。地方政府应赋予公民社区一定的创新空间和适度的权力，但这绝不是说，地方政府对公民社区的建设与发展可以完全放手，而是要进一步在公民社区中发挥重要的作用，科学地推进公民社区的建设和发展，因为它不但是公民社区建设与发展不断前进的推动者和维护者，而且还要承担着相应的责任。

第三，把地方政府与公民社区有效地整合进地方治理结构中，地方政府应始终牢记在地方治理结构中的特殊地位。在依法、民主的基础上与公民社区建立彼此协商和合作的关系。一方面，要明确地方政府对地方公共事务的社会与道德责任的约束，形成地方政府与公民社区间共同愿景；另一方面，还必须建立地方合作治理制度化的规则，其中包括在治理结构下的分权和利益分配机制，建立地方政府与公民社区之间的平等对话和冲突解决机制。而这一解决机制又可以通过促进公民社区良好发展来实现，因为“一个健康社区的存在本身就是消除冲突的一种工具”。

2　对公民社区的要求

第一，公民社区建立的基础是关怀、信任和协作。公民社区是由社区内的公民和公民组织组成的，公民之间、公民组织之间及其相互之间应建立起一种和谐的关系，形成一种融洽的气氛，使他们在社区中有家的感觉。现在，社区中流行的一句口号是“社区是我家，建设靠大家”，这也是公民社区精神的真实写照。它需要通过一个强有力的有效沟通和冲突解决系统的结合。公民社区要增强他们之间的互动性，为他们进行交流和平等对话提供一个平台。这不仅仅是公民社区建设和发展的本质，也是公民社区民主的本质。

第二，作为地方政府辖区内的一个组成部分，公民社区应制定科学、合理的社区规划来推动社区的建设和发展。所谓的社区规划是关于一定时期内社区发展的目标、社区发展的框架、社区发展的主要项目等的总体性计划及其决策过程。在制定公民社区发展规划时，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从社区的实际出发，切实做到与国家和地方的经济社会发展计划相适应，与社区自身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相适应，致力于公民社区的可持续发展。那么，对于公民社区规划来说，就必须以公民为本位，更应以社区内的公民与公民组织的健康发展为前提。这样做有助于提高公民社区发展的自主性与能动性，有助于优化社区结构及其功能，有助于协调社区内外关系和资源整合，有助于增强公民的社区归属感和社区认同感，有助于促进社区公民的参与数量和质量，有助于促使普通意义上的或传统意义的社区向真正的公民社区的转变。

第三，公民社区要为社区公民和公民组织参与各种社会事务、实现不同社会价值和公民权利提供便利的场所，要为社区公民的生活质量的提高、公民的社会化的实现以及公民的社会福利、社会保障与社会安全等提供可靠的社会支持。公民社区存在和发展的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要让社区居民逐渐获得真正意义上的公民身份，使他们明白应该如何成为社区的一员，如何参与公共生活。他们参与的目的是为了自身的利益而参与，为了影响那些决定他们生活质量的决策而参与，为了公民社区的发展而参与。

参考文献：

[1]孙柏英，当代地方治理――面向21世纪的挑战[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2]刘亚平，当代中国地方政府问的竞争[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3]蒋满元，区域可持续发展中的地方政府竞争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7。

[4]窦泽秀，社区行政――社区发展的公共行政学视点[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3。

篇7

城市环境治理是指多元利益主体对环境污染这一公共事务进行管理的过程，以达到有效解决城市环境污染问题，维护人们享有清洁环境的公共利益。学术界普遍认为利益相关者概念最初是由斯坦福研究院于1963年提出的，并将其定义为“组织没有这些群体的支撑将无法存在”，包括股东、员工、客户、供应商、债权人和社团。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学者们提出了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定义，其中Freeman（1984）的定义最具影响力。Freeman将其界定为“能够影响一个组织目标的实现，或者受到一个组织实现其目标过程影响的所有个体和群体”，这个定义被应用于许多研究中。由于环境问题的复杂性和重要性，尤其是牵涉到一系列利益，利益相关者管理开始流行于环境治理领域。城市环境治理利益相关者管理能够提出一套分析框架，分析者可以据此勾画出城市环境治理多元利益主体的行为关系，通过理性地处理这些关系，达成“共赢”的合作方案和环境“善治”的目标。随着社会-政治学理论（如治理理论）在某些关键主题上的概念化，如自反性现代化、协商民主、彻底的多元主义和生态民主等，该理论逐渐融入到传统管理理论中，以提供一个更好治理环境风险的分析框架（Benn等，2009）。利益相关者管理理论的发展是遵循着个体-关系-网络的逻辑线索，体现了研究者对于利益相关者管理行为的理解和认识是一个渐次发展的过程（林曦，2010）。这也反映了相对于个体视角和关系视角的研究，网络视角更加符合实际的利益相关者管理情境。但是，这并不是意味着排斥个体和关系视角的研究，因为个体和关系是构成整个网络的基本单元，而应将其作为网络视角的基石。因此，城市环境治理利益相关者管理理论的构建和发展也应围绕着网络视角展开，并且个别学者已在该领域进行了初步的探索。

二、利益相关者网络结构形态模型再思考

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前提条件是清楚的，即一个好的运行环境是有利的，而一个坏的运行环境则是有害的。但是，针对组织问题和目标，人们喜欢聚焦于利益相关者及其关系的影响，而尽量简化利益相关者所处的混乱和复杂的背景环境。许多学者就这一问题展开了激烈地讨论，并且Vidgen等（1996）将利益相关者定义为能够影响一个人类或非人类组织单元的政策，或者受到一个人类或非人类组织单元的政策影响的所有人类或非人类组织单元。虽然此定义可能有失公允，但是其目的是想引起人们对利益相关者所处环境因素的重视。尽管Rowley从社会网络的视角切入了对利益相关者管理理论的研究，重点关注了网络密度和中心性，实现了对于二元关系视角的超越（Rowley，1997）。但是，他过分关注网络的整体属性而忽视了利益相关者分析所坚持的主体属性分析，使得网络中节点间互动关系中的结构和行为要素无法进入分析范围。林曦以企业为研究对象，通过融合关系行为和网络结构维度，得出了一些整体结构分析无法得出的结论和启发（林曦，2013），但是她并无法清晰阐释利益相关者互动行为的发生机理及其过程。这种情况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该利益相关者网络结构形态模型缺乏对利益相关者主体行为的影响、承受和表现载体的考察，即利益相关者行为运行环境。基于此，本文试图引入行动者网络理论重新构建利益相关者网络结构形态模型，弥补传统社会网络模型的缺陷，拓宽对于利益相关者及其行为分析过程的理解。ANT有利于帮助匹配影响组织成功的利益相关者（人类主体）和其运行环境（非人类主体），其贡献在于明确了利益相关者网络结构及其形成机理，因为它强调谈判和协商的作用，并承认非人类主体作为组织、群体和个体环境的重要性，将人类主体和非人类主体共同纳入网络结构形态模型当中。

三、行动者网络理论及城市环境治理转译过程

20世纪80年代中期，由法国学者MichelCallon、JohnLaw和BrunoLatour为代表（巴黎学派）的社会科学家共同提出了行动者网络理论，为诸多学科领域的研究带来了新的思想和理论。ANT认为应该平等地看待“人”与“非人”的网络要素，通过“异质性”网络模型刻画社会实体之间的关系，并认为网络结构环境对单一行动者提供了机会和限制，以及个人、群体或组织的行为受到了其他网络行动者关系的影响。此外，ANT强调联合整个行动网络的价值，重视行为主体之间的利益协调与整合，主张通过社会行动者之间的沟通、谈判、协作等社会互动行为来将社会冲突转化为秩序，为研究利益联盟网络的形成提供独特的视角和方法（王爱民等，2010）。行动者网络理论是以三个核心概念为基础，分别为行动者、广义对称性和转译。ANT将有主观目的和意图的人类主体和非人的观念、资本、科技等主体认为是行动者，即任何可以改变事物状态的东西。这些“异质性”行动者构成了网络的基本要素，具有一定的影响能力。广义对称性认为应该克服传统社会学中的二元划分，整合自然系统与社会系统，以完全平等的方式对待网络中的“异质性”行动者，打破以人类行动者为中心的传统思维。转译概念是ANT的中心，是事实建构者给出关于他们自己的兴趣和他们所吸收人的兴趣的解释，反映了行动者之间相互作用的途径以及其网络形成的过程，并且刻画出在构建网络过程中利益嵌入的特征。转译成功的关键在于每个行动者都获得满意的角色，将处在各个领域的异质性行动者联结起来，构建起一个处于动态稳定的网络。行动者网络理论，又称为转译社会学，认为只有过转译才能构建起行动者网络。行动者网络的构建并不是原有预定的行动者简单组合，而是每一个行动者的利益、角色、功能和地位都在新的行动者网络中重新加以界定、安排和赋予。1986年，Callon通过对圣柏鲁克湾的海扇贝养殖案例的分析，描述了一个由海洋学家、渔民、海扇贝、海湾以及多样的技术等元素所构成的网络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并辨出五个转译的关键环节，分别为问题呈现、利益赋予、征召、动员和异议。在此转译过程中，还应设立一个强制通行点（ObligatoryPas-sagePoints，OPP），OPP是指核心行动者的问题成为实现其他行动者目标或利益的必经之点，是所有行动者进入网络的唯一选择。在此研究基础上，许多学者通过结合特定的研究问题和情景进行了对应的行动者网络转译分析，那么针对城市环境污染问题，城市环境治理异质行动者网络的转译和构建过程可如图2所示。根据图2可知，城市环境治理异质行动者网络的人类行动者包括政府、企业和公众，分别代表国家、市场和社会力量，而非人类行动者则包括生态、政策、资金和资源等，并且一般由政府部门承担着核心行动者的角色，因此OPP可设定为治理环境污染，实现清洁环境。尽管这些转译环节看似分开的，但是它们并不总是可分的，有些环节可能会重叠。此外，成功转译后所构建的网络也有可能遭到某些因素的破坏，并且一旦网络结构发生变化，新的转译将重新开始，更多利益需要再次协商。总之，转译是一个实体引导其他实体朝其所期望的目标前进而必须经过的路径，并最终说服其他行动者被征召和动员进网络。

四、城市环境治理利益相关管理过程分析

城市环境治理是一个基于“满足-理解-管理（Meet-Understand-Manage）”的过程，其中多方利益相关者的诉求和知识将被关注和采纳，而不仅仅只是规则制度（Parr等，2003）。城市环境治理的概念内涵表明其需要解决两个基本问题：多元利益主体的作用范围和正当角色；多元利益主体采取什么样的行为来达到城市环境治理的目标。同时，多方利益相关者参与过程还应充分考虑某些条件影响因素，如社会文化、政治、法律、技术、时空和生态等。也就是说，城市环境治理利益相关者管理应该符合地方背景和实际环境情况。那么，行动者网络理论通过平等地看待人和非人行动者，将所有影响核心组织目标实现的要素纳入到网络中，因此城市环境治理也可认为是人类和非人类行动者网络组构过程，即多方利益相关者的不同利益取向和行为方式在其运行环境背景和条件下透过转译建构起一个动态稳定的异质行动者网络。基于此，本文提出了一个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城市环境治理利益相关管理过程分析框架，并说明了其具体步骤和详细内容，请见表1。根据表1可知，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城市环境治理利益相关管理过程试图将治理理论、利益相关者管理理论和行动者网络理论融合在一起，通过良好的城市环境治理利益相关者管理，提升城市环境治理效率和水平，以期创建一个推进城市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践过程，其具体步骤如下：

1.明确治理对象并界定所需解决的核心问题。

目前，我国城市大气、水和土壤污染治理最为紧迫和重要，并以大气污染治理为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考虑到不同的环境污染问题具有不同的属性特征，如污染来源、途径和方式等，明确具体的治理对象是有必要的。ANT表明应该将问题呈现作为转译的第一阶段，而问题呈现是围绕核心行动者进行的。尽管政府不再是城市环境治理的唯一主体，但是以政府主导的国家力量依然是城市环境治理的核心主体，是不可替代的组织者和指挥者。因此，以政府环保部门为代表的国家力量应认定为核心行动者，即核心利益相关者，其急需解决城市环境污染问题，以实现城市环境清洁的目标。然后，根据核心行动者的目标，设置一个强制通行点（OPP），将核心行动者的问题成为其他行动者目标实现的必经途径。

2.识别利益相关者的关键利益以及各自差异。

城市环境治理要求治理主体多元化，即除了政府外还需要其他行动者参与到治理过程中。Carole提出在城市治理过程中政府应将更多基础设施和服务的提供义务和责任转移给其他组织，如企业、NGO和公众，强调开发和管理不同类型的组织间网络的必要性（Carole，2001）。同时，国家、市场和社会三元理论也表明了城市环境治理不仅只是政府干预，还应该发挥市场和社会的调节作用。基于这一宏观选择范围，并结合核心行动者的问题，辨识出城市环境治理的利益相关者，并明确各自的关键利益。其次，界别利益相关者在资源、权利、意识和知识等方面所存在的差异，有利于进行合理的利益赋予、征召和动员。此外，还应明确利益相关者在网络中为了达到其所期望的目标所需排除的主体障碍。

3.勾画人和非人异质行动者的网络关系图谱。

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要求城市经济、社会和环境三者协调稳定发展，并且这种平衡会在一定程度上约束城市环境治理利益相关者的行为取向和选择。因此，城市发展过程中的经济效率、社会公平和生态和谐三者应该确定为异质行动者网路的系统属性，即系统行动者。一般而言，利益相关者行为分析包括利益相关者的实际行为、合作意愿和冲突威胁。那么，这就有必要首先界定和明确利益相关者的行为选择范围和行为期望，并且辨识出能够影响利益相关者行为的其他非人类行动者，包括政策、资金、资源和其他等。最后，在人类行动者和非人类行动者的基础上，初步勾画出行动者之间的网络关系图谱。

4.赋予利益并进行网络行动者的征召和动员。

根据资源依赖理论，依赖体现了组织与其环境之间的利益交换关系，并且这种利益交换是在资源稀缺的条件下进行的。分析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资源依赖，有利于理清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关系和行为关系，以进一步识别利益相关者行为支持/反对态度和认知相似度，为转译过程中的赋予利益环节提供可靠的基础依据。然后，根据核心行动者的目标，赋予其他网络行动者利益或角色，以激起其加入网络的兴趣，并召集所有异质行动者，进行初步的讨论和协商，以达成行动共识。从国家、市场和社会的逻辑出发，设计人类和非人类异质行动者的互动机制，并动员所有行动者进入到治理网络当中，实现城市环境治理行动者网络的初步建构。最后，辨析和评估核心利益相关者目标与其他利益相关者目标的内在契合度，并重新识别和定位利益相关者群体的核心价值，以巩固和稳定异质行动者网络。

5.制定具体的利益相关者管理策略和计划。

如何制定利益相关者管理策略是利益相关者管理研究的重要问题，特别是不同利益相关者类型匹配不同的管理策略。因此，结合异质行动者网络建构过程，分别从个体（合作意愿和冲突威胁）、关系（兼容性和必要性）和网络（网络密度和核心组织的网络中心性）角度，制定具体的利益相关者管理策略。然后，分别针对整体和具体的利益相关者，制定详细的利益相关者管理计划，以利于城市环境治理工作的有序进行。此外，通过采用听证会、座谈会和专家论证会等，评估城市环境治理利益相关者管理策略和计划可行性。

6.执行决策和监测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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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治理的重要性

为了能够系统深入地对网络治理进行讨论，我们应先对其下一个定义。网络治理是指对网络的运行状态进行监测和控制，使其能够有效、可靠、安全、经济地提供服务。从这个定义可以看出，网络治理包含两个任务：一是对网络的运行状态进行监测，二是对网络的运行状态进行控制。通过监测了解当前状态是否正常，是否存在瓶颈题目和潜伏的危机;通过控制对网络状态进行公道调节，进步性能，保证服务。监测是控制的条件，控制是监测的结果。从这个定义可以看出，网络治理具体地说就是网络的监测和控制。

随着网络技术的高速发展，网络治理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第一，网络设备的复杂化使网络治理变得复杂。网络设备复杂有两个含义：一是功能复杂，二是生产厂商多，产品规格不统一。这种复杂性使得网络治理无法用传统的手工方式完成，必须采用先进有效的手段;第二，网络的经济效益越来越依靠网络的有效治理。现代网络已经成为一个极其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它的运营、治理、维护和提供越来越需要科学的方法和技术手段。第三，先进可靠的网络治理也是用户所要求的。当今时代，人们对网络的依靠越来越强，普通人通过网络打电话、发传真、发邮件，企业通过网络产品信息，获取贸易情报，甚至组建企业专用网。在这种情况下，用户不能容忍网络的故障。同时也要求网络有很高的安全性，使得通话内容不被泄露、数据不被破坏、专用网不被侵入、电子商务能够安全可靠地进行。

网络治理的对策

网络的治理既需要政府对网络社会公共秩序进行规范，也需要广大网民及社会力量对网络社会公共事务的积极参与，同时还需要互联网运营企业、信息服务商的行为自律。可以说，解决网络社会公共秩序管理问题是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网民自律和社会参与的一项系统工程，建立多中心治理格局才能进一步促进问题的解决。

首先，要创新网络社会管理理念。第一，政府要树立为网民服务的理念。网民是人民在网络社会的存在状态，在现实社会中政府为人民服务，在网络社会就是为网民服务。这就意味着政府要放弃“官本位”观念，在网络社会管理制度设计和操作方面把网民的利益放在首要位置。第二，政府要用多元思维和开放的理念管理网络社会。多元思维就是要打破单一思维和定向思维的习惯，适应网络社会主体多元化和参与形式多样化的实际情况，从政府与网民的良性互动中寻找管理支持，在复杂的网络挑战中提高政府管理网络公共秩序的能力，用开放的观念去应对开放的网络社会，发挥政府作为网络社会公共秩序维护者的主导功能，为网民提供和谐有序、自由选择和共同分享网络资源的环境。

其次，要创新网络社会管理组织形式，建立具有快速反应能力的网络管理委员会。该会应该有足够的权力和权威，能够协调现有的网络管理资源，最好由国务院领导牵头，并赋予该组织统一的网络事务管理权，明确政府在管理网络公共秩序中的主导地位。在政府主导下，形成网络管理的多中心治理格局。在网络公共秩序的多中心治理中，政府的主要功能是制定公共秩序规范;进行合理的网络资源调配，协调网络运营商之间的利益;提供网络政策引导，构建充满活力的网络竞争环境;维护网络用户的利益，纠正网络违规和违法行为，维护网络社会秩序的和谐稳定。

再次，要创新网络社会管理规范，制定《网络公共秩序管理法》和《公民隐私保护法》。在网络社会公共秩序多中心治理中，政府的主要作用是推动国家立法机关尽快出台网络公共秩序管理法律，健全政府网络管理行政法规和地方规章，为网络公共秩序管理构建起规范体系，这一体系的核心就是《网络公共秩序管理法》。这一法律规则应该包括：总则，说明网络公共秩序管理的含义、立法目的、法律适用范围等;管理主体的权力与责任;网民的权利与责任;罚则等内容。政府在积极促进网络秩序管理立法层次提高的同时，还要协调国家有关部门制定出台相应的管理办法和地方性配套规章，使网络社会公共秩序的治理在主体、范围、手段、途径、标准和目标上都有法可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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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网络 谣言 协同治理

作者简介：何冲，长江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谣言是没有根据的传闻，或是凭空捏造的消息。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希布塔尼认为，谣言是在非正式交往中形成的一种传闻，这些传闻未经官方证实，但却被大多数感兴趣的公众所接受的一种信息、语言或者解释。奥尔波特则将谣言定义为“一种通常以口头形式在人群中传播，目前没有可靠证明标准的特殊陈述”。 上述两个定义科学地揭示了谣言的两大特征，即谣言是未经证实且是公众感兴趣而又乐于传播的信息。网络谣言属于谣言的一种，它是互联网和谣言结合的产物，它的传播借助了日新月异的网络科技平台，微博就是这诸多网络平台中的一种。一方面，微博作为一种全新的网络平台给予用户前所未有的客户体验，但另一方面微博超密集的信息流量以及几近为零的信息传输成本在为人们创造美好生活的同时，也成为了网络谣言传播者的首选渠道。网络使得旧有的社会规范面临瓦解，传统的社会控制机制陷入困境，政府对社会的控制力减弱。

一、 协同治理模式：微博时代网络谣言治理模式的理论创新

二、 网络谣言的协同治理实践：协同理论的应用

三、治理模式创新：微博时代网络谣言的协同治理模式构建 为了更加有效地治理网络谣言，我们必须建立一个由政府主导，包括公民、家庭、社区、非政府组织以及企业等诸要素共同参与共同协调的新型治理模式。有鉴于此，政府必须转变传统观念，建立健全协同治理模式，激发各种社会力量参与对网络谣言的共同治理。

（一）由一元化的政府管制转向多元化的社会协同

（二）网络谣言协同治理模式的构建

为了更加有效地对网络谣言加以治理，其重中之重是构建一套科学完整高效的网络谣言治理机制，并以此为契机，不断强化政府及整个社会应对处理网络谣言的能力。

第一，培育网络谣言协同治理模式的社会资本。社会生活中那些表现为网络、互惠规范和信任的特征构成了一个社会的社会资本。在网络谣言协同治理的系统当中，除了正式规则以外，还包括某些非正式规则。网络谣言治理不仅要以法律、设备、资金、技术等硬件设施为保障，而且要以社会心理、民众的道德感、非正式制度、社会结构、信息沟通为软条件。这就要求社会公众的积极响应和热情参与，建立新时代积极健康向上的互联网文化，将信用和承诺作为网络用户进行信息交流的行为准则，完成社会资本的再积累。政府则必须做到以下几点，一是实现信息共享，提高政府行为的透明度，增加政府公信力。二是要以人为本，倡导理性思维，引导公众建立积极健康的价值理念。三是构建更多的社会公共利益，公共利益会成为维系公民正确行为准则的一条纽带。

第二，建立健全网络谣言协同治理机制。对于政府而言，如何建立起一个全面的整合的危机管理体系，不断提升政府和社会的危机管理能力，是公共危机管理的最大挑战。为了建立多元主体共治的网络谣言治理系统，政府必须在治理过程中转变自身角色，积极引导其它治理主体发挥实际其作用，宏观上整合社会资源，通过网络技术进行充分的信息协同与共享，保证信息流在政府部门内部，政府和公民，政府和各社会组织之间的畅通流转。

第三，不断完善突发事件预警机制。德国学者贝克指出，“现代世界已经演变成了这样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我们按照可以测算风险的语言进行思考和按照可测算风险的语言采取行动的两者之间已经呈现出巨大差异；在这个世界中，我们用与技术发展相同的速度创造出无法测算的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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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风险管理；内部控制；内部审计

一、引言

现阶段人们将风险的概念集中在以控制为基础的社会竞争上。Fukuyama认为自由民主和完全流动市场优于其他经济和政治体制的讨论已经结束了。相反，经济和社会资源的控制正在不停的演变，这些特点从公司治理的各种行为中就可以发现。几十年前，争论主要集中在各种制造产品的资源到底是应该是由国家控制还是私人控制。20世纪70年代的英国，国家所有不再是强有力的政治力量，进入80年代后在私有化的影响下，资源的争夺已经从所有权过渡到由“谁”控制，争夺的焦点不外乎就是国家和公司的管理层。在此过程中，“风险”逐渐演变成公司治理的核心，并直接与内部控制相联系，这对于公司治理本身算是一个重大的变化。

二、风险的概念

最初的风险一词的含义，要追溯到中世纪，那时的风险是指超过人类预测的自然事件。而现今的风险管理已和过去的含义相差甚远。17世纪盛行的唯理主义认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应当接受科学探索：一旦人类掌握预测和计量风险的技术时，一些损失就可以避免。风险就变成了人类行为中意料之外的行为，而不是简单的出自“上帝之手”。由于发达的科学技术已经能够抵御部分风险，针对个人、组织和社会，风险管理又产生了对“风险计算”的需求。Douglas（1992）认为，责任是社会和组织结构的中心，风险管理技术变成权利的源泉，会让各种利益团体在未来的各种影响下得到保护，最终让这些风险演变成他们期望的结果。

三、内部控制是如何变成风险管理的

在英国，公司治理的重点集中在财务方面，他们寻求提高财务控制和财务报告的质量，借此强化董事会对股东的责任。涉及财务上的风险通常是潜在的财务舞弊，即便识别了所有的风险，财务舞弊也不会完全消除，人们普遍认为，内部控制系统可以起到对舞弊的一种震慑作用。自从美国公共会计师协会在1949年定义了内部控制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该定义没有发生任何实质性的变化，直到八、九十年代才发生了少许变化，我们将其归结于两方面的因素：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审计技术的改变。新技术使得数据库能够进行广泛的实时更新，关系数据库的出现降低了访问成本，也增加了操纵数据库的风险，系统修正变的更加频繁，传统的过程控制例如批量汇总也变的相对滞后。每个数据库系统通常是根据每个公司量身定制，对于这些系统产生的文档除了公司内部人士以外，外界人士几乎无法接触，以至于根本不知道他们是如何工作的。

与此同时，政府干涉行为在不停地减少，外部审计人员也处于一个相对劣势的位置。80年代末期外审人员面临消减薪水，这使得他们更加“勉强”的管理他们的客户和商业风险。审计人员另外一个弱势在于客户更倾向于使用激进的会计政策。审计人员迫于压力降低成本进行审计活动，有很多细节测试都被省略掉了。这样的外部条件，促使了人们越发重视内部控制的作用。在英国，Cadbury委员会建议经理们应当报告他们公司内部控制的有效性。为了促进此举，会计人员被委任开发一系列的有效性评估标准。Cadbury委员会认为，内部控制应被视为一个系统，并且建议由专职会计人员制定评估有效性的标准。他们的第一份涉及英国公司治理的公开文档强调了内部控制和商业风险的关系：风险管理是内部控制的一部分，但是Cadbury委员会并没有确切的将两者联系起来，看起来这两者的关系还是比较模糊。加拿大特许会计师协会认为控制应当识别并且减轻风险；IIA对内部审计的定义是控制并不是单独存在，控制是协助组织管理风险并且能够提高治理过程的有效性。风险管理的焦点在于识别风险的技术，我们应该跳出只拘谨在财务报表上的禁锢。Hampel认为内部控制应该是公司的基础，他强调内部控制应该与战略相联系，并且能够支持战略。有不少公司将工程师和市场营销人员挂上内部审计师的职责，由此将公司运营中的风险告知董事会。

四、内部审计的演变

历史上，内部审计被认为是起到监督的作用，是组织控制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对于达到组织的目标也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内部审计外包逐渐流行起来，特别是在企业流程设计技术的应用下，内部审计的成本经常受到核查，外包成为了促进内部审计改变的驱动力，大型的会计师事务所也因此看到了商机。Bruce（1996）认为高层管理者将风险管理纳入战略的一部分，以期整合外部和内部审计，但是独立的外部审计师对此看法表达出强烈的抵触。Fogarty和Kalbers（2000）探索了内部审计的专业范围，包括识别独立性，自治是内部审计的一个重要属性，另外内部审计也不可避免的会出现与其他业务的“角色”冲突的情况。Power（1999）认为在内部审计的影响下，公司治理也出现了很多实质变化，比如从“高层”的管理变成了“公司内部”的管理。风险管理被整合到一种新的“自我管理”的模式中，对于管理者而言可能会使风险最小化。

在美国，毕马威会计师事务对一些高级主管和高级内部审计师进行了调查，其中大多数内部审计师希望内部审计能在识别和估计风险上取得进一步的发展。而大部分高级主管则认为内部审计应该增加风险管理的价值。内审师们认为现有的能力可以做到提高风险管理的价值，相对而言，高管们希望提高这一领域的能力。人们增加对公司治理的关注度，对于内部审计有着很大的益处，内部审计师通过各种报告和声明强调他们判断的客观性和独立性。内部审计这个职业也从最初仅仅关注遵循性演化到需要用职业判断来评估公司行为。

五、结论

文章介绍了自我管理的优势，相较于控制资源，股东们更期望参与到自我管理的过程。自从风险管理被认为是公司管理的一项责任后，风险管理也成了学者们讨论的焦点。风险管理成了内部控制最紧密的“盟友”来共同管理风险。但是，内部审计也面临着一系列的威胁和机会。就威胁来说，公司结构和业务流程对于传统“服从式”的内部审计来说变化过快，当然，这也是酝酿于其中的机会，内部审计可以通过衍生或者制定新的标准填补公司治理的“真空”区域。内部审计师在风险管理中有着很重要的作用，因为他们的功能可以贯穿组织边界，无论对于管理层、董事会还是股东，这都颇有益处。

参考文献

[1]Bruce,R.(1996)‘They should be:are they’Accountancy June,p.64.

[2]Douglas,M.(1992),Risk and Blame:Essays in Cultural Theory,Routledge,London.

[3]Fogarty,I.J.and Kalbers,L.P.(2000),“An empirical evaluation of the interpersonal and organizational correlates of professionalism in internal auditing”,Accounting and Business Research,Vol.30,No.2,pp.125-1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