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社会治理现代化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城乡社会治理现代化，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在这样的背景下，江苏苏南地区提出了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概念和指标体系，提出一个阶段性的、至2030年的整个发展进程的阶段设计，非常了不起。这实际上就是在江苏、在苏南首先回答：中国道路还能走得下去，还有新的、巨大的空间。苏南是要走出一条跟过去30年有所不同的新的发展道路，这在战略上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不是空洞地去回答中国道路是否走得下去，我们是用实践来回答。

那么这样一条道路，除了规划设计以外，还要回答我们中国道路中目前面临的一些尖锐问题。如果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现代化就能实现，中国道路就走下去了。

第一个是城乡二元结构的问题。城乡二元结构的问题是中国现代化中的普遍问题，苏南是最可能解决这个问题的地区。解决的方法是城乡公共品质量的同质化，包括教育、医疗、社保、治安四个大的方面。公共品的同质化其实是整个社会发展程度高的一个标准。很多地区在城乡公共品里忽视治安这一项，农村和城里同样的面积或人数，投入的治安力量是完全不一样的。还有就是城乡基础设施的一体化，城乡收入的均等化和城乡居民流动的自由化。这四个方面如果做到了，城乡二元结构问题就解决了。

第二个是收入分配的难题。现在全国都出现了收入分配不均衡的问题，那么在什么条件下苏南能够实现相对均衡呢？关键就是中等收入阶层的比例。不可能100%的人都收入一致，最高的20%和最低的20%可能有很大差距，但是中间的50%-60%是相对均衡的，它必须能体现出总体的收入水平。这是一个方法。第二个实现收入均衡的方法就是保证合理的税率和税制。第三个就是建立起三次分配体制，这是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准。三次分配是指企业内的一次分配，通过财政税收的第二次分配，和通过第三次的慈善和社会公益的分配。这三个分配机制如果完成，可以使最高收入的人通过第三次分配使收入再均衡一次。

第三个是产业结构的问题。苏南的产业结构一直是比较先进的，但现在也存在出口导向和劳动密集的产业结构问题。产业结构除包含一、二、三产业的比例以外，还包括各个产业内传统和现代的比例（如服务业和现代服务业，传统制造业和现代制造业，传统农业和现代农业）；内里的产业链条和企业内研发、制造、投资的比例等，都是需要注意和解决的问题。

第四个是人力资源的难题。现在中国处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转变的时期，但这个转变时期首先出现的是一个奇怪的矛盾——低端劳动力的短缺和中端劳动力的过剩。大学毕业找不到工作，但是低端劳动力短缺，这就是说大量的低端劳动力的知识结构升到中高等教育了，但是中高等的产业没有足够的提供。有人说中国人力红利正在消失，这是不对的，我们的中高等人力红利大有潜力，但是产业结构没跟上，结果出现了保姆比大学生贵的这种新的劳动力倒挂问题。

第五个是解决生态平衡的难题。工业化的前期都是大面积的生态破坏，在现代化后期，要实现大面积的生态平衡，到后现代化了，就是要实现生态比工业化前还要好。

篇2

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

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得到充分保障，基本建成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

建成文化强国、教育强国、人才强国、体育强国、健康中国，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达到新高度，国家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

广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碳排放达峰后稳中有降，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美丽中国建设目标基本实现；

形成对外开放新格局，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明显增强；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中等收入群体显著扩大，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显著缩小；

平安中国建设达到更高水平，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篇3

“地位”是事物同外部环境相互关联的具体表现。对于农村信息化的历史定位，可以从“信息化”的角度来认识，也可以从“农村”的角度来认识。

（一）从“信息化”的角度考察农村信息化的地位考察思路可以循着“农村信息化—信息化—经济现代化—现代化”的逻辑关系展开。从上述概念界定已知，“农村信息化是信息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明确了二者的种属关系，信息化包含着农村信息化，农村信息化是信息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信息化的地位也就决定了农村信息化的地位。所谓信息化就是指人类社会由工业社会进入信息社会的转变过程。目前，尚没有完全实现信息化的国家。也就是说，信息化是20世纪中后期发端于发达国家的超越工业化的革命性社会变迁过程，在21世纪处于蓬勃发展之中。由于近几十年的信息化过程大体上属于原生形态，是一个内生的、自然的过程，它已给人类社会经济生活带来了十分巨大的影响，但已经引起人们特别是理论界应有的足够重视。从历史角度看，信息化正是产业演化过程中新兴的信息产业逐步占居统治地位，进而引起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发生根本性转变的过程。根据我国学者的研究成果，现代化是具有阶段性的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经济现代化是整个现代化过程的核心内容。经济现代化的主体是工业化和信息化。近现代以来，现代化从生产力角度可划分为工业化和信息化两个阶段。在当代，人类已经进入了信息化时代。发达国家是先工业化再信息化，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的不同阶段就不得不接受信息化的挑战，不得不将工业化和信息化相结合进行［1］。但无论现代化水平和进程如何，信息化作为当代经济现代化的主体，不可避免地摆到了世界各国面前。可见，农村信息化作为整个信息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经济现代化的主体之一。由于经济现代化是现代化的核心内容，在目前的信息化时代，包括农村信息化在内的整个信息化，在当代现代化过程中处于轴心地位，是富有生命力的时代骄子和历史宠儿。

（二）从“农村”的角度认识农村信息化的地位这里主要是考察农村信息要素与其他要素的相互关系，实质上是考察农村信息化在整个农村发展和农村现代化过程中的地位。首先，农村信息化是农业现代化的核心要素。“农村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两个概念之间是交叉关系，它们通过“农业信息化”被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农业信息化是农村信息化不可分割的主体，也是农业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毋庸置疑，受现代化一般规律和后发优势支配，我国的现代化和农业现代化呈现出“重叠”、“结合”的特征：从现代化的核心即经济现代化看，由于发达国家是先工业化之后再进行信息化，其农业也是先实现农业工业化之后再进行农业信息化；我国则是工业化与信息化“重叠”、“结合”进行，农业工业化和农业信息化“重叠”、“结合”进行。可见，农村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二者互为要素、相互制约、相互依存。同时，由于我国目前已进入网络和信息化时代，信息化引领工业化，农业工业化也需要农业信息化来引领，农村信息化便在农业现代化过程中处于核心要素的地位。其次，农村信息化在农村经济增长和新农村建设中处于引领地位。中国农科院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其一，农业和农村信息化要素改变了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投入对农业和农村经济增长的弹性，进一步强化了人力资本的作用，而且它本身也成为影响农业和农村经济产出的重要因素，从而全面地转变了农业和农村经济增长的方式；其二，农业和农村信息化要素提高了农业和农村经济增长的规模报酬率，已经成为农业和农村规模经济的源泉”［2］。从整体上判断，农业和农村信息化已经对我国的农业和农村经济产生了重要而积极的影响，我国的农业和农村经济已经呈现明显的信息经济特征。农业和农村信息化的发展水平直接影响到我国农业生产的发展水平和农村经济的发展水平。最后，农村信息化对于城乡一体化发展来说是一条可行之路。我国正处在信息化的时代，信息化是当代现代化的引领和枢纽。大力发展农村信息化，为城乡一体化发展架起信息化的桥梁，是落实“四化同步”战略的重要任务。农村信息化是城乡统筹发展的切入点，是连接城乡的重要纽带，发展农村信息化可以有效促进农村和城市生产要素、经济要素、生活要素合理配置和双向流通。农村信息化对于发展现代农业来说是一个核心要素。大力发展农村信息化是发展现代农业、促进农民增收、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是繁荣农村经济、推进农村文化建设、提高农民整体素质、提升农民生活质量的重要手段，进而是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城乡共荣的根本途径。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农村信息化是农村现代化的轴心，是现代农业发展的核心要素，是实现城乡一体化的可行之路。

二、农村信息化的重要作用

事物的地位和功能决定着事物的作用，作用是地位功能的体现。因此，农村信息化的重要作用说到底是由其地位和功能决定的。农村信息化作为当代农村现代化的轴心，主要具有引领、支撑、桥梁、推动四大作用。

（一）农村信息化的引领作用“引领”是信息化的首要作用。农村信息化的引领作用主要表现为日新月异的信息技术引导着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方向，引领着农业和农村的发展路径。科学技术创新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推动力，这种推动力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就表现为引领作用。信息化的引领作用源于信息技术的不断创新和发展，不断推动着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在农村信息化过程中，必须把最新的信息技术成果应用到“三农”领域，可以看作是一个充分利用信息技术的过程。具体来说，就是将现代信息最新技术和智能工具全面运用到农业生产、流通、消费的各个环节和农村经济、社会、技术、生态发展的各个领域，就是农业的科学化、网络化、智能化的过程，也是乡村治理科学化、网络化、智能化的过程。在当前国际国内环境下，我国农业发展离不开信息化的引领［3］。就农村信息化而言，当前和今后一定时期具有集成化和专业化、网络化和多媒体化、实用化和综合化的发展趋势。实践证明，通过农业信息化来撬动农业现代化，进入跳跃式发展，积极追赶发达国家，是一条可行的道路。如韩国、墨西哥、巴西等国，之所以较快地接近老牌发达国家农业的水平，是与其超常发展的信息业分不开的［4］。

（二）农村信息化的支撑作用“支撑”是引领作用的直接延续和深化。农村信息化是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支撑手段。从理论上讲，没有农业信息化就没有农业现代化，没有农村的信息化就没有农村的现代化。特别是在目前网络化和信息化的时代，农业的工业化要求以信息化为引领，农业生产要走精准化、集约化、智能化、规模化之路，需要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的普及推广和推动；农村生活和乡村治理的现代化，农村社会和组织方式的变革，也离不开农村信息化的支撑和保障。发达国家农业和农村现代化的发展实践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一点。目前，我国正处在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四化”融合发展的新时期，农业和农村的现代化迫切需要农业和农村信息化提供技术支撑和保障。不论是发展科技农业、精准农业、集约农业、智能农业等现代农业，促进农民增收，还是推进农村管理民主和文化建设，推广农业科技知识，提高农民整体素质，提升农民生活质量，都离不开农村信息化的发展予以支撑和保障。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条件下，农村土地、宅基地、小城镇建设等改革和发展，也需要农村信息化建设予以配套推进［5］。

（三）农村信息化的桥梁作用“桥梁”也称“纽带”作用，是信息化的基本作用。农村信息化的桥梁纽带作用，主要是指它为农业和农村发展提供桥梁和纽带，具体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实现产销对接，在农业生产与市场之间架起桥梁。在现实生活中，“增产不增收”、“农产品销售难”等现象比比皆是，长期困扰着广大农民。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完全消除这种现象是不可能的，但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发挥农村信息化的桥梁纽带作用，开发农产品物流配送、供需信息、交易信息等系统平台，掌握市场供需状况和价格走势，促使农产品实现由产品向商品的转变，帮助实现产销对接。特别是有机绿色农副产品，可以借助信息化的可视手段和物联网平台，实现产销的直接见面，具有广阔前景。二是通过各种信息服务，在农村和城市之间架起桥梁。毋庸置疑，从数字地球到智慧地球，是信息化的不同乐章。信息化和网络时代，本质上要求资源共享，农村与城市间的数字鸿沟必将不断缩小，全面现代化实现之时，也就是城乡鸿沟消除之日。通过互联网等多种信息传播方式，建设“多网合一”的农村信息服务体系，为农民提供各种信息服务和平等发展机会，不仅能够促进农村城镇化发展，促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而且有利于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三是通过开展农村远程教育，在农民和优质学习资源及市场就业机会之间架起桥梁。在信息化和网络时代，在幅员辽阔的广大农村，远程教育和网络培训大有作为。通过建设各种农村信息接收终端，开发农村远程教育系统，制作和提供网络培训课件，就可以为广大农民提供各种各样的技术培训、技能培训和就业培训。这不仅为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扩大就业创造了条件，而且有利于促进城乡统筹发展，促进农民收入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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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北京2016年7月11日电 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统筹推进县域内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要求按照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加快缩小城乡教育差距，促进教育公平，统筹推进县域内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改革发展。《意见》提出，……到2020年，城乡二元结构壁垒基本消除，义务教育与城镇化发展基本协调；城乡学校布局更加合理，大班额基本消除，学校标准化建设取得显著进展，城乡师资配置基本均衡，乡村教师待遇稳步提高、岗位吸引力大幅增强，乡村教育质量明显提升，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到95%，县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和城乡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基本实现。

【理论分析】

1.物质决定意识，意识是物质的反映，要求我们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

在许多地方，城乡二元结构矛盾仍然突出，乡村优质教育资源紧缺，教育质量亟待提高；城镇教育资源配置不适应新型城镇化发展，大班额问题严重。因此，国务院要求统筹推进县域内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改革发展。

2.掌握系统优化的方法，要着眼于事物的整体性、注意遵循系统内部结构的有序性、注重系统内部结构的优化趋向。

用综合的思维方式来认识事物。深化义务教育治理结构、教师管理和保障机制改革，构建与常住人口增长趋势和空间布局相适应的城乡义务教育学校布局建设机制，完善义务教育治理体系，提升义务教育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3.矛盾具有特殊性，要求我们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针对东中西部、城镇类型、城镇化水平和乡村实际情况，因地制宜选择发展路径，科学规划城乡义务教育规模，保障教师按需配置，引导学生合理流动。

4.主要矛盾在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处于支配地位、对事物的发展起决定作用，要求我们抓重点，集中力量解决主要矛盾。

义务教育是教育工作的重中之重，是国家必须保障的公益性事业，是必须优先发展的基本公共事业，是脱贫攻坚的基础性事业。

【创新试题】

1.近年来，在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下，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取得了积极成效，但在许多地方，城乡二元结构矛盾仍然突出，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统筹推进县域内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要求按照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加快缩小城乡教育差距，促进教育公平，统筹推进县域内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改革发展。《意见》的出台表明（ ）

①物质决定意识，意识是物质的反映②发挥主观能动性是认识事物的基础

③思维能够正确认识存在④意识是对客观对象本质的反映

A.①②B.③④C.①③D.②④

2.统筹推进县域内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改革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要深化义务教育治理结构、教师管理和保障机制改革，构建与常住人口增长趋势和空间布局相适应的城乡义务教育学校布局建设机制，完善义务教育治理体系，提升义务教育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这体现的哲学道理或给我们的启示是（ ）

①用综合的思维方法认识事物

②看问题要分清主流与支流

③立足整体，统筹全局④部分的功能之和大于整体功能

A.①②

B.①③

C.③④

D.①④

3.各地要在县域义务教育基本均衡的基础上，促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探索市（地）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实现路径，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在更大范围开展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改革发展试点，发挥引领示范作用。这一要求的辩证法依据是（ ）

A.矛盾的个性与共性相互联结

B.矛盾的个性寓于共性之中

C.矛盾的个性优于共性

D.矛盾的个性在事物发展中起决定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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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面提振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精气神。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是时代赋予的庄严使命，是常熟文化的内在要求，也是推动又好又快发展的本质要求和改善民生的必然要求。历史上，常熟一直以风调雨顺、物产丰饶、文化丰厚而闻名于世，薪火相传的文化沉积使常熟涌现出了一大批杰出人才，激励和鞭策着一代又一代常熟人不断实现自我突破和自我超越。改革开放以来，每当面临重大的发展机遇，常熟人总能应时而变、顺势而为，先后闯出了“碧溪之路”、“富民之路”、“腾飞之路”，在“第一个率先”征程中，我市又在全省首批建成全面小康社会，使常熟始终保持全国同类城市的领先地位，综合实力一直并列全国第一。省第十二次党代会明确要求，苏州市要在“十二五”期间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常熟作为苏州的重要板块，应理所当然地承担起这一历史重任，为全省基本现代化大局做出率先实践，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应有贡献。伟大的实践呼唤伟大的精神。在推进现代化进程中，我们绝不能有丝毫的满足和陶醉，绝不能有半点的松懈和麻痹，坚持为荣誉而战、为地位而战，大力弘扬“崇文、尚和、创新、超越”的常熟城市精神，进一步提振“敢于争先、永争一流、勇于担当、刚毅坚韧”的精气神，为“第二个率先”提供不竭动力，再创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常熟之路”。

二、加快突破基本实现现代化指标体系中的薄弱点。对照省定基本现代化四大类30项44个指标，到去年底，我市还有部分指标实现程度低于80％。这些指标差距集中反映出在转型升级、产业结构、科技创新、生态环境和民生保障等方面，仍有较大的提升发展空间。我们将按照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时间节点，找差距、找不足、找原因，定目标、定措施、定进度，集中精力补缺补短补软，努力把发展中的不协调、不全面降到最低限度，使解决矛盾问题的过程成为高标准落实基本现代化指标任务的过程。

1、善创新，把产业结构做得更优。坚持新兴产业增量扩张与传统产业存量提升“两手并举”、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双轮驱动”、工业化与信息化“两化融合”，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系，促进全市服务业发展提速、结构提升、占比提高。加快科技创新步伐，强化企业主体地位，加强载体平台建设，加大政府对研发活动的支持力度，推进创新创业人才引进和培育工作，不断完善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人才为支撑、产学研结合的区域创新体系。加大制度创新力度，稳妥推进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等社会领域的改革，力争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突破，率先形成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

2、敢突破，把生态环境做得更美，强化绿色低碳发展理念，着力推进化工、造纸、钢铁、电镀、食品、纺织染整六大行业的提标改造，继续关停并转一批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益企业，形成相应倒逼机制促进目标完成。把削减排污总量、降低单位GDP能耗和降低主要污染物排放强度作为约束性指标，对重点耗能企业采取限期治理、排污收费、限制用电等措施，加强节能管理和监测预警，确保全面实现节能减排任务。加快推进一批环保基础设施工程，有效解决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环境问题，切实加大水污染、空气污染治理力度，加强道路绿化、河道绿化和城镇绿化建设，使常熟的天更蓝、水更清、山更绿。

3、重统筹，把城乡一体优势做得更大。坚持城乡布局统筹规划、建设资金统筹安排、重大项目统筹推进，着力提升中心城市功能和“小城市”建设水平，加快缩小城乡建设差距，为城乡互动发展、共同繁荣构筑更高平台。统筹发展居家养老和机构养老，提高人口素质，构建覆盖城乡、结构合理、功能健全、实用高效的公共文化体育服务体系。提升城乡大环境整治水平，创新农村社会管理模式，完善社区服务中心公共服务功能，推进村组管理向社区管理转型。实施居民“收入倍增计划”，落实积极的就业创业政策，注重优化劳动力结构，促进产业层次和劳动力素质“双提升”，努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更加注重挖掘文化资源，更加注重人的精神建设，积极开发本土文化，融合外来文化，努力提高市民的文化素养和文明素质，不断增强城市的亲和力、凝聚力和美誉度。

三、切实提升群众对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满意度。群众是现代化建设的参与者，更是现代化成果的享有者。是否基本实现现代化，群众感受最直接，体会最真切，最具有发言权。我们将坚持“现代化的蓝图请群众一起描绘，现代化的过程请群众一起参与，现代化的进展请群众一起监督，现代化的成效请群众一起评判”，努力让发展的成果更多更好更快地惠及全体市民，不断提高群众对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满意率。

1、富民惠民是基本导向。牢固树立以人为本发展理念，在工作思路上突出为民，在经济发展上突出富民，在公共服务上突出惠民，在社会管理上突出安民，让群众看到更大变化、得到更多实惠，让百姓感受到“看得见、摸得着”的现代化。持续加大民生财政投入，积极落实公共普惠政策，健全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加快发展各项社会事业，推动政府资源向公共服务领域倾斜。坚持民有所呼我有所应、民有所盼我有所为，下大力气办妥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难事，解决好收入、就业、教育、住房、医疗、环境保护等群众最关心的现实问题，加快构建帮扶弱势群体长效机制，努力让群众的生活更好一些、满意度更高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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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转型升级；综合交通；城乡统筹

1 规划背景

“十三五”时期，是江苏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关键时期和决战时期，也是全面深化改革、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与“十二五”相比，“十三五”发展的内外环境、方式、需求、重点等诸多方面有本质的区别，面临新的形势。如改革与稳定、发展的关系，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全方位的对外开放，区域经济格局的变化，传统产业的提升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科技创新、信息技术、物联网的发展，分布式能源的突破，资源环境的约束，人们对科学、民主、平等的诉求，对交通运输现代化的期盼等等，这些新的形势都对交通发展提出多层次、多样性、高水平的要求。

江苏省提出推进“苏南率先发展、苏中融合发展特色发展、苏北跨越发展”新一轮区域协调发展，新型城镇化和城乡发展一体化加速推进，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任务更为紧迫，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面临着更高的要求。连云港市作为实施《江苏沿海地区发展规划》的龙头地区、国家主体功能区规划的重要战略点、江苏省加快发展重点地区，已形成快速发展的政策叠加效应，必将迎来新一轮跨越发展的黄金时期。灌南县作为沿海大开发战略发展核心区域、连云港加快发展的重要区域之一，将以转变发展方式为主线，提升核心竞争力为工作重心，坚持城乡统筹，坚持绿色发展，坚持民生优先，着力打造为苏北地区精细化工为特色的新材料生产、研发、冶金铸造产品出口和船舶工业基地、重点生态农业示范区和农产品出口加工贸易区、生态休闲旅游胜地。

这些形势对交通运输行业的发展而言，既有积极的推动作用，也有刚性的制约作用，影响重大，必须深入研究、准确把握，以改革创新精神和科学务实态度提出面向未来五年发展的新思路新举措，更好地指导交通运输稳定、健康、快速的发展。

2 发展趋势

“十三五”是我县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转型时期，也是全县经济社会发展向更高水平迈进的关键时期。

2.1 经济现代化发展与改革的深化要求交通行业转型谋求新发展

经济社会开启现代化发展新征程，要求交通行业更加注重服务的要求。从“十三五”起，我省、连云港的经济社会将开启现代化发展的新征程。《江苏基本实现现代化指标体系（2013年修订）》中明确提出了针对交通的两项现代化指标都是以服务为核心的指标，这就明确了我们交通行业将逐步从建设转为服务，从行业行为转为政府行为，这是“十三五”期间最大的行业转型。

国家全面推动和深化各项改革，对交通行业发展的方式路径和管理体制机制提出新的要求。十八届三中全会后，我国开启了全面深化改革工作。其中，行政体制改革、事业单位分类改革、财税体制改革、综合执法、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等方面的改革，对现有交通行业的发展理念方式、管理体制、管理方式都提出新的要求。“加快建立政府购买服务机制”等理念已经深入人心，随着行业的各项事权和管理体制的逐步理顺和清晰，将对交通行业发展的方式路径和管理体制机制提出新的要求。

2.2 沿海开发、长三角一体化等国家战略要求交通引导连云港、特别是灌南的区位条件提升

全面提升灌南对外开发能力，成为将区位优势、资源优势和产业基础整合、转化为现实竞争优势的必然选择。“十三五”期间，灌南县需要切实融入“江苏沿海”、“一带一路”、“长三角”等重要的国家战略中，充分享受政策机遇。“长三角”，构筑与上海、苏南地区直接便捷联系的运输通道，其核心是城际铁路的建设；“江苏沿海”，顺应沿海开发战略，加快沿海港口的建设；“一带一路”，紧密联系连云港港。

2.3 强化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要求转变发展方式，促进交通绿色低碳发展

十首次将“生态文明建设”提升到国家层面。江苏省委省政府要求率先建成全国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同时灌南土地资源紧缺，环境承载力弱的县情，也要求灌南“十三五”交通运输更加要把生态文明观念贯穿到交通建设始终，以推进绿色低碳交通运输体系建设为抓手，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交通运输行业，交通运输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发挥表率作用，转变交通发展模式，加快发展水运、铁路交通，加强综合枢纽建设，大力发展公共交通，鼓励绿色节能运输装备和技术的应用，加强交通需求管理，重视多式联运等高效运输组织方式的推广，打造以绿色低碳为特征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2.4 城镇化发展要求城市交通服务能力与城乡交通服务水平不断提升与完善

于灌南县而言，城市综合服务功能的增强和品质的提升必须以便捷高效舒适的优质公共交通为基础。主城区辐射功能提升，对人流、物流、现金流的凝聚力增强，对运输服务的品质要求也进一步提高。完善服务城市的主城区综合运输体系，满足多样化的出行需求，是提升城市品质，夯实区域性中心城市发展基础的必然要求。逐步完善城乡交通的服务水平，引导城镇发展和城乡集聚，由城乡差距明显的二元模式向城乡协调的一体化发展模式转变，逐步形成以主城区为核心，构建体系完善的“一级城市-二级城市-重点镇-一般镇”的城乡空间结构。

综上所述，灌南交通在“十三五”期间需要通过综合交通体系规划研究，统筹协调各种运输方式、合理配置交通战略要素、发挥综合运输整体效能，针对交通运输发展面临的现实问题和外部约束条件（资源和环境压力），通过对各种运输方式调整、优化和提升，促进交通资源的空间最优配置，发挥各种运输方式在约束条件下的比较优势和整体效率，真正实现交通运输又好又快发展。

3 发展思路

“十三五”期，灌南县交通运输发展将进入“综合运输一体化、城乡交通一体化和交通运输现代化”发展阶段，发展重点向“优化交通运输结构和提高管理、服务水平”转变。

一是，加快交通运输结构调整。整体把握好灌南铁、公、水的发展节奏，加强对铁路交通的倾斜力度，大力提升水运交通的发展力度，继续巩固公路交通的基础地位。

二是，完善多种运输方式衔接。综合运输一体化发展的关键环节之一在于综合运输枢纽建设，也是灌南利用铁路资源，推进交通现代化发展的有力抓手。综合运输枢纽建设，将以实现客运零换乘、货运无缝衔接为目标，突出加强交通运输枢纽的整合，引导各种运输场站共建共享和加强连接性设施建设。

三是，强化区域交通一体化发展。一方面，突破行政区划界限，建立和完善边界区域交通规划建设的协调机制，加强与相邻兄弟市、县交通网络的衔接；另一方面，抢抓区域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机遇，强化对接，“跳出灌南看交通”，深度参与沿海经济带的发展。

四是，加强城乡交通一体化发展。突破城乡交通的壁垒，强化城市交通与乡村交通的衔接。积极发展城乡公交，大力推进运输管理、服务的一体化，最终实现城乡道路运输一体化；推进农村道路与客运站点的建设，提高农村交通公共服务水平，实现城乡基本交通服务均等化。

4 发展目标

4.1 总体目标

2020年，灌南交通运输基本实现现代化。围绕“六个交通”建设，有效支撑和保障灌南率先实现全面小康和基本实现现代化进程。交通基础设施能力充分、结构合理、衔接顺畅，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城乡居民出行更便捷、更公平，货运与现代物流业更具竞争力。信息化、智能化有效引领行业转型升级。交通运输治理能力显著提升，法治交通、安全发展和绿色发展深度融合于全过程各领域。改革与创新成为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驱动力。

4.2 具体目标

一是，建成布局完善、衔接紧密的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形成公路、铁路、水运综合协调发展的现代化、一体化交通网络，构建更适应城乡经济社会统筹发展的公路网络、高效便捷无缝衔接的铁路网络、海河联运全面通航的水路网络，促进以公路为纽带的各类运输方式充分融合，快速铁路和高等级航道在基础设施中占据重要位置。

二是，建成快速便捷、城乡一体、多式协调的综合客运体系。构建面向长三角区域主要城市的城际客运体系，城际客运保障快速出行，形成与周边市县半日往返的快速客运系统。实现铁路与城市交通的无缝衔接，提供乘客方便的换乘条件，实现公交与个体交通的有效转换。构建市、县、乡三级换乘体系，加强县、乡客运站和乡镇公交站、回车场建设，实现居民出行零距离换乘。城市公交更具吸引力，城乡客运普惠民生，镇村公交开通率达到100%。构筑与小伊机场的直达运输通道。

三是，建成分工合理、衔接高效、运行安全的综合货运体系。依托运能充沛的交通通道，以灌河口港区为支点，通过高速公路、干线公路、铁路、内河航道与主要物流园区的沟通，建成能源、原材料等大宗物资的分工合理、衔接高效、运行安全的综合货运体系。

四是，构建高度融合、开放兼容的信息应用体系。现代信息技术在交通运输各领域全过程高度融合，现代交通运输信息平台基本建成。内河干线航道船闸ETC和沿海港口EDI系统覆盖率达到100%，普通国省道重要节点测覆盖率均达到100%，交通行政权力网上公开透明运行，交通行政许可在线办理率达到90%以上，联网售票和交通运行实时查询水平提升公众出行效率。

五是，构建法制文明、绿色安全的交通治理体系。交通运输文明素质普遍提高，法治交通水平明显提高，依法行政水平和行政效率明显提高。安全成为交通运输发展的基础价值理念，安全监管能力显著增强，安全运营水平显著提升。绿色循环低碳的价值取向贯穿交通运输发展的全过程和各领域，单位周转量能源消耗和碳排放量相比现状大幅减少。基础设施管理维护水平和运行质量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六是，构建改革突破、创新主导的发展驱动体系。通过改革突破交通运输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在转变政府职能、交通运输管理体制、投融资体制等方面改革取得重大突破。通过体制机制创新，有效调动整合资源，推动交通运输发展；通过管理手段创新，促进行业规范化文明化发展；通过工程建设创新，保障工程建设质量。

到2020年，灌南交通运输发展水平将更上一个台阶，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初步构建，发展的协调性、系统性和可持续性显著提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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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a's reform and open and modernization promotes social transformation, which accelerates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in countrysid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floating population in countryside is large number, large scale, complicated structure, and diversified cause, which brings about serious governance predicament in countryside such as unstable population, hollowing out population structure, decentralized authority, and low integration. In this historical process, analyzing carefully and objectively, the author thinks that the resolution of them is building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security system in countryside, stepping up effort to invest in countryside, accelerating the speed of urbanization construction, narrowing th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constructing the flow mechanism of land, strengthening the effort to develop rural education resources, and intensifying the endogenous variables of rural management, ect.

关键词： 社会转型；农村；人口流动；治理困境

Key words： social transformation; countryside; floating population; governance predicament

中图分类号：C924.24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1）05-0328-02

1农村人口流动的现状及成因分析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高速增长和波动比较明显的社会转型时期，伴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农村人口流动波涛汹涌，令人关注。

1.1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人口流动现状

1.1.1 流动规模大、速度快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的流动人口急剧增加，不仅数量大而且速度快。进入本世纪后，就近几年的情况来看，一方面，全国范围内的流动人口数量大增。各地流入人口数量除极个别地区略有下降外，其余都在剧增；另一方面，各地区本县、市内的流动人口数量仍在大幅上升。

1.1.2 流动者以农村剩余劳动力为主，流向上仍旧是从农村涌向城市，从欠发达地区流向发达地区据农业部调查统计，截至2007年，我国外出务工的农民已经超过1.5亿人，部分乡村由于精英流出太多，以致在家乡务农的人主要成为“603861”部队，即老人、妇女和儿童。国家统计局的相关统计资料亦显示，我国流动人口从流向上呈现以下特征：①以近距离的省内流动为主体；②从经济欠发达地区向经济发达地区流动；③主要从乡村向城镇流动。

1.1.3 流动者素质、技能水平并无明显提高，从事的基本上仍是“3D”职业“3D”是英文单词“Danger、Difficult、Dirty”的缩写。所谓“3D”职业即指危险性大、做起来比较困难、对城市人来说相对肮脏的职业。农村流动人口外出后的主要职业大多是城市人或国有企业的人不愿意从事的体力工作。他们外出只是从原来的乡村换到另一个可以赚钱的地方而已，而且由于职业的性质，他们自成“圈子”或成为城市的“边缘群体”，很难与城市人融合。因此流动人口的素质的技能并没有在高频的流动中得到提高。

1.2 农村人口流动的成因分析

1.2.1 社会全面转型是人口流动的总背景社会转型是指人类社会由一种存在类型向另一种存在类型转变，意味着社会系统内在结构及其各方面全面而深刻的革命性变革。从社会形态变迁上看：中国社会正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封闭性社会向开放性社会的社会变迁和发展。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农村人口流动速度日益加快，数量越来越大。

1.2.2 国家有关政策的放宽和城市门槛降低是农村人口流动的前提条件政策在中国经济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和地位历来是十分重要的。对于人口流动来说，政策的威力是强大的。长期以来，受户籍制度和劳动用工制度的影响，人口的流动，特别是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受到了人为的限制。改革开放从政策上为城乡人口流动开了绿灯。

1.2.3 剩余劳动力大量增加是农村人口流动的根本原因随着改革开放和在农村的普遍推行，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人口与土地资源的矛盾日渐突出。以四川省为例，全省人均耕地已不足0.9亩，只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2/3，全省4500多万劳动力一年中约有一半时间没活干。同时，全国农村中每年还有大批青年男女陆续进入流动年龄。1978年以来，农村新增劳动力平均每年在900万人以上。农村对剩余劳动力的巨大“排斥力”逼迫他们向非农产业转移，向城镇转移。

1.2.4 城市建设或城市化发展对劳动力的大量需求使农村人口流动成为可能八十年代中期，城市经济改革与发展全面展开，城市开发建设的一系列投资优惠政策出台。按照1978年的价格口径，从1980年到1987年的七年间，城市投资额年均增长率为17.30%。固定资产投资额的逐年递增，导致基本建设规模迅速扩大，从而造成城镇建设对农村劳动力的大量需求。到1988年，建筑业人数中农村劳动者达总数的60.39%。在新增劳动者中，来自农村的达86.46%。

1.2.5 经济利益的诱惑是农村人口流动的直接动力长期以来，农村生活条件差，经济来源路子窄，经济利益诱惑、外出打工赚钱成为农村人口流动的直接动力。杜鹰、白南生等曾在《走出乡村――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实证研究》中即充分论证了“农民工外出的动机绝大多数是赚钱”。

2农村人口流动造成的新时期乡村治理性困境及其表现

人口流动意味着人力、资金、技术以及需求等资源的再配置，因此是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变量。近代以来，中国的人口流动大致经历了这样三个阶段：“不离土不离乡”、“离土不离乡”、“离乡又离土”。而改革开放以来，绝大多数农民离开农村离开土地以后就不想再回去了，这样就造成了乡村发展的相对“空心化”，给乡村治理带来了一系列问题。

2.1 高频人口流动使乡村稳定备受挑战首先，农村流动人口外出的主要动机是挣钱，但是他们不一定都能够寻找到正当的挣钱的机会，其预期目的与现实会产生差距。其次，由于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因素，农村流动人口往往得不到公正的对待，甚至处于被歧视的地位，从而激起内心的不满。第三，现代意义上的自由是做法律允许做一切事情的权利，自由必须守法。但从乡土社会的角度看，自由就是不受任何制约。农村流动人口作为挣脱了土地束缚的“自由人”，对现代自由的真谛理解很少。第四，传统乡村较稳定，是建立在有劳有得，欲望不高的基础上。他们进城后，发现城市人并不比他们劳累，生活却比他们好得多，城乡差距使他们的心理失衡；城市的繁华生活使他们的欲望急剧膨胀，而他们的消费能力十分有限，从而加剧心理失衡。第五，由于城市管理规则的不完善，农村流动人口的正当权益得不到保护，甚至经常上当受骗，他们往往只能寻求最原始的方式――暴力来处理各种纠纷。只要稍加分析，我么就能看到，在现有体制下，进城农民真正“进城”的是其廉价的劳动力，而劳动力的医疗、教育、住房、培训等社会权利却被拒之“城”外。绝大部分流入城市的农民并没有融入城市主流社会，而是作为“边缘人群”处于有流动无规则的态势。当许多人被迫回流于乡村后，他们把传统乡土秩序已经遗弃，而现代城市文明规则和秩序却尚未内化。因此，他们作为特殊群体，便严重冲击着乡村社会秩序，影响社会稳定。

2.2 大量人口流动使乡村人口结构“空心化”趋向严重所谓乡村发展的“空心化”，是指支撑乡村可持续发展和文明转型的资金、技术、知识、人才和需求等资源大量流失，乡村治理可利用的手段严重匮乏，从而陷入乡村发展的困境。不可否认，在农村人口流动中，一些农民精英往往寓资金、技术、知识和人才于一身，并对城市文明形成强大的亲和力。他们与农村的联系仅仅是户籍和身份证，随着户籍制度改革，他们与原住地的联系会完全中断。在这样的情况下，农村人口结构日益趋向“空心化”，留守农民中就出现了“603861”部队，即老人、妇女和儿童，从而严重制约乡村的发展。

2.3 土地经营分散化和使用权的绝对化大大限制了三农问题的解决农村人口流动并未带来农地经营的“规模化”。20世纪90年代形成的“民工潮”，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我国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局势。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大规模流动，成为农村土地通过规模经营获取社会平均利润的必要条件，但并非充分条件。实践表明，在当前我国农村土地制度仍旧实行家庭承包制的情况下，农村人口流动并未带来土地流动。造成如此窘境，原因主要是国情所致。我国一直呈现人多地少的紧张局面，人地关系“剪刀差”式的发展趋势直接造成我国耕地资源结构的严重失衡。在人口压力下，土地对于农民而言，首先表现为“生存资料”，活命的基础，而不是“资源优化配置”的生产要素，农地所承载的社会保障功能在逐渐“超越”其生产功能。土地的家庭承包，不仅造成土地的细碎化、分散化，难以形成“规模经营”可持续发展，而且造成土地难以流转，难以按资本、技术、知识相对优势来配置土地。农民流动造成的土地撂荒、抛荒等现象，直接影响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村的健康有序发展。

2.4 人口流动加速了乡村社会的分层，社会整合程度降低，治理难度加大流动加速了农民经济收入差距的拉大，进而加速了乡村社会的分层，这种贫富差距带给留守农民更大的“失衡感”。而流动使农民的现代性提升传统性下降，诚如周晓虹所说：“农民流动本身就是一所培养农民现代性的大学校。”国内外学者的实地调查研究也表明，流动会促使农民现代性增强与传统性削弱。城市生活参照系的绝对优势使未流动农民内心逐渐产生并积聚起一种强烈的“不断增强的受挫感”。“他们感受到的是他们与城市居民之间的生活差距并非因经济发展而带来一种缩小，现实使未流动农民的‘期望―收益比’变得无法弥合”这些都直接导致了农民对现有权威政治的疏离和文化认同下降，加大了社会治理难度。

3多措并举，共同架设走出乡村治理困境的桥梁

在构建现代社会的进程中，乡村治理结构的重建，亟待政府、社会及乡村等对现有社会资源重新配置和组合，尤其是政府要不断完善已有制度安排并适时进行制度创新，加快城镇化建设的速度，加大对农村的投资力度，尽快走出农村的治理的困境。

3.1 加快建立健全乡村社会保障制度，规范乡村社会结构改革开放后，随着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农民的医疗、教育、养老等社会保障也逐步“土地化”。高频的农村人口流动改变着农村原有的社会结构，伴随着乡村精英阶层的外流，长久居住在农村的人口已一步步趋向老龄化、妇女化和儿童化。因此，政府应加快乡村社会保障体制的建设，尽快建立健全财政投入机制和出台制定社会资金回流乡村的导向性政策。全面保证政府对乡村财政投入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充分发挥政府在社会资源配置中的作用。

3.2 加大对农村农业的投资力度，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当前农村农业发展滞后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资金缺乏，科技落后，农村精英的大量流失。因此，政府部门应加大对农村农业的投资力度，建立健全农村的公共卫生设施，教给他们资金运作和赚钱的方法，加大对农村各项政策实施情况的监督，同时辅以科技扶持，引导农民在技术创新上走出发家致富路子，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3.3 加快城镇化建设步伐，缩小城乡差距，促使社会资源有序流动城市化是现代化的重要特征。缩小城乡差距已成为乡村治理走出困境的必然选择。由于我国特殊的国情，我国城市化的道路应当以积极发展小城市为主，走小城镇化之路。为此，各级政府就应该在统一规划的基础上，制定优惠政策以吸引那些有经济实力但不再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聚集到小城镇。通过小城镇建设促使社会资源有序流动，不断缩小城乡差距。

3.4 建立健全农村土地流转机制，促进土地“规模化”经营建立在土地的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的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是中国农业的基本经营制度。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家庭经营的内涵发生了变化，农业生产的专业化、商品化、市场化程度大大提高。因此，面对农村人口大量外流，部分土地无人经营、管理的现象，政府应加速建立健全农村土地流转机制，从根本上促进土地的专业化和规模化经营，解决流动人口面对土地的困境。

3.5 加强乡村教育资源开发力度，塑造现代农民，强化乡村治理的内生变量乡村的主体是农民，农民的状况如何，将直接影响乡村治理的成败。加强乡村教育资源开发力度，不断提高农民素质，塑造新型农民，已成为乡村治理成败的关键。只有改造农民、教育农民、提高农民素质，才能改变农民的地位，实现农民的解放，才能释放作为乡村治理主体的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才能在此基础上由传统农民过渡到现代农民。目前就是要大力推进农民的教育培训，逐渐消除农村的文盲半文盲现象，培养一大批有知识、懂技术、会管理、明法律的农业劳动者。并通过教育破除各种陈规陋习、等级观念、封建残余，树立民主、法治、平等的现念，全面造就具有现代商品市场意识的新型农民。使农民成为乡村治理的真正主宰。

总之，乡村治理不能离开农民来进行，而不改变农民长期以来形成的某些落后观念和行为方式，不仅难以提高农民的社会主义觉悟，也谈不上乡村的现代化。作为乡村社会主体的农民综合素质的提高，不仅是乡村社会全面发展的重要保证，而且也是乡村治理的重要内容和乡村治理成功的重要标志之一。

参考文献：

[1]徐斐．社会转型时期的行政改革与发展观[J]．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00，（2）.

[2]张晓山．简析中国乡村治理结构的改革[J]．管理世界，2005，（5）．

[3]杜鹰，白南生等.走出乡村――中国农村劳动力实证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

[4]徐勇．挣脱土地束缚之后的乡村困境及应对――农村人口流动与乡村治理的一项相关性分析[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2）．

[6]周晓红.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农民[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

篇8

（一）完善政策体系。

编制市建筑产业现代化“十三五”发展规划和产业布局规划；开展建筑产业现代化立法调研；按照市政府要求，制定钢结构推广应用实施方案；开展建筑产业现代化管理机制创新研究；推动出台装配式建筑招投标实施细则；研究装配式建筑相关企业财税激励政策。

（二）开展工程示范。

大力推进装配式建筑发展，重点突出钢结构推广应用，在国有投资或国有投资主导的公共建筑、市政基础设施以及社会投资的工业厂房和公共建筑等方面，启动一批示范工程。

（三）健全标准体系。

制定钢结构工程建设地方标准体系框架，加快编制钢结构民用建筑、工业建筑、人行天桥、城市立交、跨江大桥、停车楼等系列标准；继续完善装配式混凝土结构地方标准体系；出台装配式建筑系列技术导则、指南、图集。

（四）强化技术创新。

组建建筑产业现代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充分发挥龙头企业、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作用，开展装配式建筑技术路径和共性关键技术研究，研发符合实际的装配式建筑技术体系和部品构件配套产品体系，助推建筑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组建科学技术委员会钢结构专委会，加强钢结构产业发展技术指导，提高协同创新能力，推动本地企业加快形成技术优势。

（五）培育产业发展。

发挥建筑产业现代化联盟的作用，整合资源，支持本地装配式建筑施工企业及配套部品构件生产等相关企业做大做强，提高产业集中度，培育市级建筑产业现代化示范基地20个以上，鼓励申报国家级建筑产业现代化示范基地；鼓励装配式建筑部品构件生产企业申办专业承包资质，支持相关企业资质升级；开展住宅部品认定，住宅部品认定目录。

（六）提升实施能力。

开展多种形式的宣传培训，培育适应建筑产业现代化发展需求的管理、技术和产业工人队伍；开展装配式建筑系列技术和标准培训，提高行业管理、建设、设计、施工、监理、检测等实施能力；编制建筑产业现代化从业人员配备标准、职业技能标准和技术工人培训教材，加强装配式技能培训，推动农民工转型为产业工人。

（七）服务区县发展。

建立市区工作联动机制，积极支持区县城乡建委开展建筑产业现代化工作，鼓励区县出台建筑产业现代化相关政策措施，推进装配式建筑监管创新；指导区县错位发展、优势互补，培育相关产业，推进工程示范，培育建筑产业现代化试点区县5个以上。

二、抓好工程建设标准化

（八）完善工作机制。

推进工程建设标准化工作改革，优化标准体系，强化标准实施与监督，增强标准化服务能力；修订规范性文件；组建设科学技术委员会标准化专委会，为工程建设标准化工作提供支撑。

（九）健全标准体系。

推进建筑产业现代化、新型城镇化、智慧城市、海绵城市、绿色建筑及地下综合管廊、集约化停车设施、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等方面综合性和骨干性地方标准和技术导则编制；开展强制性标准的清理评估；推进先进技术、专利成果转化为标准，更加注重标准的先进性、适用性；推动符合条件的地方标准上升为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指导建立企业标准化工作体系，鼓励企业积极参与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编制。

（十）强化标准实施。

建立标准实施监督和评估制度；加快推进施工现场标准员岗位设置工作，继续开展标准员岗位培训和标准员管理体系建设；推进我市承担的住建部工程建设标准实施指导监督重点项目研究；开展标准实施监督检查，推动标准有效实施。

三、强化科技创新

（十一）深化科技体制改革。

编制“十三五”发展规划；健全科技创新的市场导向机制和政府引导机制，发挥建设科技委、行业企业、产业联盟、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和社会组织的作用，加强产学研协同创新，激发企业创新内生动力，加快行业创新体系建设。

（十二）推进重点领域创新。

贯彻“适用、经济、绿色、美观”的建筑方针，落实以人为本、尊重自然、传承历史、绿色低碳等理念，围绕新型城镇化、建筑产业现代化、绿色城市、气候适应型城市、“互联网+城市”等重点开展研究攻关，推进城市设计、城市治理、开放式街区、工程质量保险等方面的研究，促进相关成果推广应用；积极争取住建部和市级重点研发项目对城乡建设事业的支持。

（十三）推广应用新技术。

健全建设领域新技术推广应用工作机制，推进钢结构、装配式混凝土结构、BIM设计、预拌砂浆、高性能混凝土、高强钢筋、智能家居等新技术应用，促进相关产业发展。

（十四）开展试点示范。

启动建设领域创新型企业评价，培育创新型企业；培育建设新技术产业化基地；推进建设新技术示范工程建设。

四、推动行业信息化

（十五）推进国家智慧城市试点。

建立智慧城市试点指标体系，加强国家智慧城市试点组织协调工作；对试点城市开展监督检查，总结经验，推广先进做法；积极争取新增试点城市。

（十六）推进民生服务智慧应用。

编制城乡建设“互联网+”“十三五”规划，促进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等现代信息技术与城乡建设管理服务融合；加快编制智慧地下管线、智慧小区等系列标准；开展智慧管网、智慧建筑、智慧建管等智慧城市专项试点；推进智慧小区建设，提升小区治理和服务水平。

（十七）强化信息安全。

健全城乡建设领域信息系统、门户网站、信息数据的风险评估机制，落实信息系统等级保护工作要求，提升行业信息安全水平。

（十八）整合信息资源。

加强数字化平台建设和功能整合，完善行业数据仓库，实现信息数据的科学分类和应用，促进行业信息资源整合与共享；协同推进委系统信息化系统集约化迁移顺利实施。

五、做好教育培训

（十九）完善工作机制。

修订建设行业教育培训相关管理制度；继续完善建设教育培训信息化管理系统；修编专业人员考试题库，进一步扩大专业人员信息化考试岗位范围；探索建立有利于培养造就建筑产业现代化产业工人队伍的培训考核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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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城乡规划；生态视角；规划管理

【中图分类号】TU985.11 【文章标识码】B 【文章编号】1326-3587（2014）01-0080-01

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建设和社会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但也迅速改变着地球上的生态系统，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困扰着人类社会，我国的生态环境污染问题是与工业化、城市化相伴而生的。环境污染的中心是城市，但是如今也蔓延到乡村中来。坚持城市和乡镇是相互依赖的统一整体进行规划，构成一个经济复合生态系统。

一、生态型城乡规划的概念

城乡规划是按照城乡的性质、规模和条件，确定各个功能区的布局和各要素的布置，为城乡建设的各方面制定措施。统筹城乡的和谐发展，就要将乡村地区的建设活动尽可能纳入到规划管理的范围内，加强编制相关规划或建设指引，引导合理建设布局，抑制城市污染向农村污染转移，另外要加强城市和城市边缘的规划和改造。生态城乡发展是人类文明的一种形式，以尊重和维护生态环境为主旨、以可持续发展为依据、以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为着眼点，以自然系统和谐、人与自然和谐为基础的自然生态良性循环、经济高效、社会和谐的人类居住区。

城乡生态化意味着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因为它不仅涉及到城乡物质环境的生态建设、生态恢复和生态重构，更涉及到发展观、价值观、生活方式、政策法规等方面的根本性转变。我国是发展中国家，综合国力、科技水平、人口素质、意识观念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这些因素都将影响到城乡的生态化发展。上千年的生态退化和人口众多、资源相对短缺的国情更要求我们必须现在就行动起来，以新的生态视角开辟一条非传统式又非西方化的城乡生态化发展之路。

二、如何进行生态型城乡规划

合理的城乡规划对保护生态环境问题具有重要的影响，因此，我们要树立生态理念，在生态的视角下进行城乡规划。最根本的就是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形成良好的人地关系。我们从整个社会的整体利益出发，坚持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注重城市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节约和高效利用能源资源、治理城乡污染。这样以建设“生态城市”、发展“低碳经济”作为目标，规划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态平衡发展模式。科学合理的城乡规划，必须以政治文明为前提。没有政治文明，就不可能有体现生态文明的城乡规划。我们要在实施《城乡规划法》的过程中，进一步完善城乡规划的编制、审批、实施程序，并合理、有效地协调社会各阶层的意愿和利益，使其能更加透明，为公众参与创造良好的条件。

首先，城市政府要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例如改变以GDP为核心的考核体系，引入资源、能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的指标，为地方政府执政提供更明晰的指导方针，逐步建立有利于营造城市良性合理发展的行政管理体制，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城市公共治理模式，丰富对地方政府的监管和激励手段，为促进低碳生态城市发展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变发展型政府为监管型政府，变管制型政府为服务型政府。

其次，社会公众要参与到城乡规划中来，探索实现城市公共治理主体多元化的途径，推行信息公开，使得城乡规划更能体现公众参与的性质，反映社会各个阶层的利益。

最后，各个部门要加强联系，在城乡规划中加强部门协作，发挥和增强人大与政协对行政职能部门的监督作用，并聘请相关专家进行咨询，实现科学决策。可以实施环境效益评价体系，对于规划过程中出现的影响生态的问题要进行相关的对策和措施研究，并进行全过程的动态控制。

城市是大多数人民赖以生存的环境，也是创造生态文明的集中地。既然城市污染是影响生态环境的中心，那么生态型的城乡规划也必然以城市为中心来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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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我国城市化率达51.27%，城市常住人口首次超过农村常住人口，这表明我国开始进入以城市社会为主体的新时代。党的十报告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道路。我国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面临诸多问题和挑战，对相关的热点问题作出正确的分析与解释关系到我国城市化的自觉和城市化进程的顺利推进。

一、城镇化与城市化：区别何在？

为了强调小城镇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我国中央文件多用城镇化的提法，意在强调小城镇的作用。小城镇是城乡接合部，发挥农村地区发展的龙头作用，但小城镇在生产、生活方式上已与乡村有质的不同。小城镇与城市的区别只在于人口和产业聚集的规模较小，而没有本质的不同，所以小城镇是城市规模结构体系的基础组成部分，城镇化和城市化是同一内涵。从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出发，我国必须走集中型的城市化道路。所谓集中型的城市化，一是较高的城市化率；二是大城市的率先发展，即大城市人口占城市总人口的较高比重；三是若干个不同等级的城市密集区的形成与发展；四是城市空间的紧凑型布局。我国现有的2万余座建制镇是行政区划设定的产物，其中只有少部分有成长为小城镇的可能。过度强调小城镇在城市体系中的作用，甚至奢望小城镇在城市化进程中发挥主体作用，与城市化大规模高度聚集的规律相悖，将支付极高的分散城市化成本。

二、新型城市化：新在何处？

所谓新型城市化是指不同于发达国家已经走过的城市化老路。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城市化大致包括以下几点：首先，我国城市化是以人为本和城乡居民平等分享城市化成果的城市化。城市化的根本目的是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高全民福祉，而不是为少数阶层发财致富、独享城市化成果的城市化，更不能是掠夺殖民地和剥夺本国农民的城市化。其次，我国的城市化是以政府主导、发挥公有制为主体的制度优势作用——由上而下推进，又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匹配、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由下而上推进，是两者相互结合的城市化。由此既有利于协调城市化过程中的各种利益矛盾，减少内耗，形成合力，又有利于减少行政配置资源的失误，提高效率。第三，我国城市化是内在动力和外部动力共同推进的城市化。一方面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国际要素的进入加快开放地区城市化进程，另一方面，国内要素跨区域流动，推动后进地区的城市化进程。第四，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的城市化。以科技进步为支撑，注重资源环境效率的提升，建设环境优美、宜居宜业的城市，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是我国新型城市化的重要内涵。第五，跨区域的城市化。以城市化为契机，立足于全国人口布局的优化，实现农民就近进城和远距离的跨区域的进城，是我国新型城市化的重要特征。第六，多元动力推进的城市化。城市化的根本动力是人们为了追求更美好的生活。已经完成城市化的国家多是单一工业化推动的城市化，而我国城市化除了工业化的推动以外，交通物流、文化教育、旅游休闲等服务业需求的发展亦成为城市化的重要推动力量。

三、城市病：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

作为一个过程，城市化是农村人口向城市的集中；作为一种状态，城市化是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和工业化的载体与依托。城市的本质是人口和非农产业在一定地域空间上的大规模高度聚集，是以空间换时间。城市化提高社会要素的整体配置效率，城市是人居中心、产业中心、知识创新中心和社会财富创造中心。城市是节能减排、发展低碳经济、循环经济的重心，依托于城市的污染治理工程才有更高的效率。城市有更细的社会分工和更快的技术进步，能够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为人的自由发展和阶层流动提供更广阔的空间，因而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主体。拥挤、污染、占地、公共安全风险等城市病是城市化之弊，但在很大程度上又是取得城市化收益必须支付的成本。城市之利大于城市之弊，是城市存在和发展的依据。城市化是我国低成本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通过技术进步和调整发展路径，我国可以把城市病的负效应降到最低，过度夸大城市病的负效应无异于因噎废食。在这一最高层次上作出正确判断，提高城市化自觉，才会有正确的城市化政策取向。

四、城市化态势：冒进还是滞后？

形势判断是政策出台的基础依据。多年来我国城市化过快，冒进之声强劲，对高层决策颇有影响。有城市化过快、冒进的形势判断，就会有城市化刹车、减速之举。判断我国城市化过快、冒进的依据无非是大规模农村人口进城没有做到“有序”，城市基础设施不堪重负，城市拥挤、污染加剧等，但这恰恰也可以成为判断我国城市化滞后的依据。2000～2010年我国城市化率每年增加1.37个百分点，城市化速度较快，但判断为过快依据不足，更不应称之冒进。2010年我国产业非农化率已近90%，就业非农化率已达63.3%，而城市化率还不足50%，远低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客观要求的应有水平。事实上，一个大国的城市化本质上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城市化政策只能对其起延缓或者加速作用，但顺应客观发展规律的城市化政策将对抓住战略机遇、减少城市化成本产生重要影响。以往10多年的城市化水平快速提高，既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又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亦与我国多年被压抑的城市化能量集中释放密切相关。我国城市化总体上滞后于工业化进程的基本态势还没有得到改变。与此相对应，我国的城市数量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城市规模也不是大了，而是小了。我国的城市数量和平均规模将同向增长。预计2050年我国城市化实现之时，全国城市人口将达12亿左右，城市数量将达2000座以上，将有十几座千万人口级以上超级城市，数十座300万至1000万人口级的特大城市和上百座100万～300万人口级的大城市出现于中华大地之上。

五、城市化转型：速度导向还是质量导向？

我国经济社会正处于全面转型时期，转型之说风靡各行各业和各个领域。我国城市化水平快速提高，面临着以农民工市民化滞后为主的诸多问题，包括交通拥堵、环境污染、基础设施供给不足、公共安全隐患、分配不公、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亟待改善、房价高涨等诸多现实挑战，必须下大力气去解决。但我国在城市化水平快速提高的同时，城市化质量也在不断提高，上述城市化发展中的问题正在得到逐步的不同程度的解决（尽管速度和程度还不能令人满意），也是不争的事实。相对于完全的城市化，大量进城农民没有获得平等市民身份的“半城市化”（准城市化）是严重的缺陷，必须尽快采取措施加以解决。但“半城市化”毕竟比“农村化”前进了一步。以半城市化为由，为农民进城设置门槛，以期达到有序进城是南辕北辙，以农民工派生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否定农民进城更不可取。近年来我国土地的城市化速度快于人口的城市化速度是事实，但应视为快速城市化阶段的一种正常现象。因为土地是以宗地、小区、集中连片为单位转变为城市用地的，而农村人口是以自然人为单位进城的，城市土地扩张先于人口进城在快速城市化阶段具有必然性。至于建设低碳城市、生态城市等理念的实现，要依据不同的条件，分阶段推进，还要支付一定成本，要依据不同的发展阶段，赋予经济、社会、生态环境等因素以不同的决策权重。所以现阶段，我国是否有必要刻意出台城市化转型政策要慎重研究。以延缓城市化速度为条件向城市化质量转型，还是在积极稳妥地推进城市化进程中提升城市化质量，笔者倾向于后者。

六、城市化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相辅相成还是非此即彼？

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为主线是关系到我国发展全局的战略选择，深化体制改革是加快经济、转变发展方式的关键。城市是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政策要在城市出台，因为加快发展方式转变的重点行业集中在城市。城市是知识创新和科技进步的中心，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主要平台在城市。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是推进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扩大内需是战略基点，而城市化是最大的内需，更是扩大国内需求的主要载体。以每年城市人口增加1500万人、城市建成区面积扩大1500平方公里计算，仅城市新增公用基础设施建设和满足城市新增人口生产生活服务需求即有6万亿元人民币的市场规模。城市是加快战略新兴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和先进制造业发展，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主要依托。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良性互动，是低成本实现新型工业化的基本途径。建设下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发展现代信息技术产业、健全信息安全保障体系、推进信息网络技术的广泛应用，城市是重心。同时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建设引领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的开放区域，城市又是战略高地。所以，积极稳妥地推进城市化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相辅相成的关系，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没有城市化就没有真正完整的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七、城市化与生态环境保护：彼此对立还是互为前提？

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建设生态文明、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关系人民的福祉和中华民族的未来。伴随城市化进程的人口和非农产业的大规模聚集而来的是资源能源的大规模集中消耗和三废的集中排放，这种三废集中排放超过了自然净化能力，又必然造成环境的污染和生态系统的退化。随着人们的环境质量意识和健康诉求的提高，城市污染越来越多地成为公众关注的社会事件。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即城市的这种集中排放和污染又为进行集中治理污染、规模化治理污染提供了条件。城市是环境保护的重心，所以依托于城市的污染治理工程建设会更有效率，也更具有可持续性。城市产业集中，又是节能减排的重心，因而依托于城市发展循环经济和资源综合利用、集约利用更具经济性和可能性。此外，城市人口集中，共用基础设施配套完善，享受同等生活水平消费在城市比在农村更节约。国家选择武汉都市圈和长株潭城市密集区作为推进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试验区，正是对这种城市化与资源环境保护相互促进规律的顺应。回顾城市发展的历史，科学技术的进步、发展路径的调整，是可以把城市污染降低到更低程度的。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城市污染是一个长期积累过程，治理污染也需要一个过程，我国要有所作为，积极创造条件缩短这一过程。但创造条件也需要条件。例如，治理机动车尾气污染，限车限行只能治标，不能治本。提高发动机性能和燃油标准、改进交通设施、规范行车是治本之策，但需时日。另外，我国人地矛盾尖锐，不改变数亿农民以土地为生的格局，环境脆弱和生态敏感地区退耕不能与退人同步推进，建设美丽中国的目标将难以实现。而改变多数农民以土地为生的格局的根本途径是城市化，生态脆弱、敏感地区移民的基本出路是进城。

八、城乡一体化：如何统筹发展？

我国三农问题的难点和重点在于农民增收难，农民增收难的根源在于农民的数量庞大。调整农业结构、发展乡镇企业、减轻农民负担等对农民增收不具全局性的持久意义。要富裕农民必须减少农民，而减少农民的根本途径是城市化。破解三农问题的总钥匙不在农村，而在城市。我国农村的相对不发展，根本原因在于城市的相对不发展，在于城市带动农村的能力还不够强大。以城带乡的前提是城市的率先发展，是城市的率先强大。在当代，农村再也不可能脱离城市，自我循环、自给自足地发展。农村土地、资金、劳动力等向城市聚集是社会生产力要素的优化配置，具有阶段性的必然性。其对农村发展的负面影响是暂时的、局部的，正面影响则是持久的全局的。农村的发展要依赖城市为农业提供市场、为农村劳动力提供就业岗位，为农村和农业的发展提供物质技术基础的支撑。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核心是城乡居民平等分享发展成果，而不是农村向城市看齐，也不是城乡同步发展。一个长期受到补贴的农业是没有竞争力的，也是不可持续的。所以和以农补工一样，以工补农只能成为暂时的权宜性政策。城乡一体化发展政策的基点，一是农村居民享有迁居城市的自主选择权，二是已经进城且有稳定工作的农民工平等享有同城市民权益，三是城乡公共服务的逐步均等化。但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要考虑农村人口正在大量减少的因素，要与增强城市综合承载力统筹兼顾。统筹城乡发展要改变的是城乡二元制度，而不可能是城乡二元结构。我国的城乡一体化发展受到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和二元土地制度的强烈制约。不改变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就不可能顺利推进城乡统筹和城乡一体化发展。

九、城市化与农业现代化：怎样相互协调？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是客观规律，必须遵循。但以农业为基础是方针，是政策，具有阶段性，必须随着时代的变化而调整。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是非农业发展和城市化的物质基础，农业基础稳定才有城市化的稳定发展。由于持续几十年的农业基本建设积累和家庭经营体制的建设，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农产品基本供求关系发生根本性变化。目前，我国工农关系和城乡关系的主要矛盾格局虽然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城市化推进的硬约束已经解除，但我国农业还面临着生产成本上升、资源环境约束趋紧、品种品质结构升级、对外依存度提高、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经营体制和流通体制有待改善、技术装备和生产资料供给有待加强、科技和金融支撑能力有待提高等诸多挑战，实现农业现代化才能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固本强基。农业现代化的主要标志是先进的物质技术装备、完善的经营体制和流通体制、较强的基础设施保障、较高的劳动生产率，以满足社会基本需求的农产品稳定供给和生态环境功能的充分发挥。必须看到，农产品市场需求在一定时期内有一个合理的上限，大规模净出口不是我国的市场优势；农产品是有机物，不能长久储存，农业不具物质财富的代际承传和积累功能。农业现代化发展必须与城市化对农产品市场需求相适应，与工业化和城市化对农业技术、装备提供的支撑能力相适应。城市化过度超前于农业现代化，由于失去基础而无可能性；农业现代化过度超前于城市化和工业化，也是资源的一种错配，由于缺少支撑条件亦无可能性。

十、城市化用地：会否威胁我国的农业安全？

土地是城市化的物质载体。城市化进程也是土地利用结构大调整的过程。满足合理的城市化用地对农业生产有一定影响，但不构成对我国农业安全的威胁。其一，合理的城市化用地是更集约的用地。以城市化率80%、城市人均用地100平方米计算，我国城市化用地的上限约为12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不足1.3%，但容纳了80%以上的人口和90%以上的社会产出，不仅是国土利用结构的优化，而且成为保护农业用地的重要前提。其二，在城市化用地增量与农村建设用地减量之间，存在着后者大于前者的置换关系。我国目前农村建设用地约16万平方公里，城镇用地不足5万平方公里。实现城市化之时，若农村建设用地与农村人口同比例减少，则理论上将有10万平方公里可转变为农业用地，而城市化用地增量仅为7万平方公里。当前城乡建设用地没有能够实现及时增减置换，主要是因为城市化政策和土地使用制度调整滞后。其三，近十年来，我国耕地确有快速减少情况，但主要是退耕还林所致，另有农业结构调整、基础设施建设占地以及灾毁等原因，因为城市化用地而减少的耕地只占7%～8%。城市化要坚持节约用地、集约用地，抑制不合理用地，查处违规用地，惩处违法用地和以土谋私，但以保证农业安全为名限制合理的城市化用地则是本末倒置。

十一、城市征地拆迁：何以引发？

满足建设用地需要是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顺利推进的前提。我国实现城市化的用地增量按7万～8万平方公里计算，大约涉及近郊农村地区人口5000万人。我国城市现有建设水平较低，建筑物质量大多不高，规划布局多有不适应发展需要之处。危旧房、城中村、棚户区的改造关系到公共安全和民生改善，公用设施改造升级，也要以拆迁为前提。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征地和拆迁是现代化建设的必要条件，也是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一种阶段性的必然现象。城市建设征地和拆迁是土地利用结构的变动和利益结构的调整，必然引发一系列社会利益矛盾和各种思想观念的冲突。回避或夸大征地拆迁中的矛盾冲突，均无助于问题的解决；以维护社会稳定为名，否定征地拆迁，更没有出路。正视利益矛盾和冲突，采取正确的政策措施，协调征地拆迁中的利益关系，化解社会冲突，我国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才有光明的未来。分析城市征地拆迁中的相关利益主体及其诉求，矛盾冲突的根源不外乎对自身利益的诉求，核心问题在于征地拆迁后土地升值收益的合理分配，重点在于失地农民合法权益的保护。这里的直接相关利益主体既包括近郊农村居民和城中村（或半城中村）居民、企事业单位、地方政府、征地拆迁和开发企业，以及土地的最终使用者，也包括间接相关利益主体，即整体的市民和整体的农村居民。各个相关主体的利益诉求没有谁是谁非的区别，只有合理度的把握，关键要通过对话沟通，达成对土地收益分配的共识，而关键中的关键是地方政府既要代表社会整体利益，实现土地税费收入的最大化，又要创新制度和机制，协调相关主体的利益诉求，做好征地拆迁中规则的制定者、执行者和监督者的多重角色，实现和谐征地、共享共赢。

十二、农民工现象：是社会的进步还是倒退？

满足合理的城市化用地不会危及我国的粮食安全。同样，大规模的农民工进城也不会危及我国的农业安全，因为限制农民大规模进城的依据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即已不复存在。进城的农民工是农业劳动力剩余部分，对农业劳动力的供给影响甚微，我国农民工进城与农业稳定增长多年并存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青壮农民工进城降低了从业农业劳动力平均素质，但随着农业技术装备水平的不断提高又为“3861部队”胜任农业生产提供了可能。对于一个家庭来说，青壮年外出务工，妇女老人在家务农，农业收入不减，又有一笔务工收入，这是家庭成员的合理分工；对于社会来说，较高素质的农民工就业于非农业岗位，由“3861部队”从事农业生产，是社会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我国农民工回乡创业，会有出现，但只是少数，不会成为主流。农民工进城就业、创业的空间和成功概率远较农村为大，但农民工进城就业与市民就业的正面冲突概率较小，因为农民工就业的多是市民不愿意从事的岗位。农民工已经成为城市产业工人的主体，城市的运行和发展再也离不开他们。与农民工现象伴生的农村留守儿童、空巢家庭和夫妇分居等问题，是社会之痒，但是属于发展中派生的问题，根源在于滞后的城市化政策。农民工进城是理性的自主选择，为的是追求更高的收入和美好的生活，是社会的进步，而不是社会的退步。应该看到，农民工现象的存在客观上降低了城市用工成本，提高了城市效益，但派生的社会成本往往由农民工及其家庭单方面承受，凸现了我国社会政策的深层结构性矛盾，加剧了城市化政策调整的紧迫性。

十三、农民工市民化：关键何在？

农民工的市民化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对于防止城市内部出现新的二元社会结构、构建和谐社会具有关键意义。农民工融入城市的主要障碍不在于农民工自身，而在于城市的接纳，在于城乡制度的壁垒。农民工融入城市的主导权掌握在城市政府之手。由于体制的惯性和利益结构的刚性以及改革的难度，农民工的市民化将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分步实施的过程。农民工平均素质较低，主要就业于低端工作岗位，收入水平受到限制，其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也有一个与城市相适应的过程。第一代农民工必须接受的这种城市化洗礼，是痛苦的，充满着社会不公，但客观上又使农民工进城变得相对容易，成为第二、第三代农民工融入城市、成为市民平等一员的阶梯。基于现行体制制度和城市公共财力的可能性，作为第一步，可以考虑首先对在城市工作年限较长、岗位和收入相对稳定的农民工实行市民化政策，优先解决他们的社会保障和子女上学等现实问题。同时积极创造条件，拆除城乡户籍制度壁垒。以土地换社会保障、换职业培训不失为促进农民工市民化的一种社会震动较小的方案，其要义不在于对农民工土地合法权益的剥夺与否，而在于是否由农民工自主选择，但关键还在于农民工流入的城市与流出地区之间利益关系的调整，在于有大量农民工进入的城市政府的决心及其公共财力的可扶持能力。

十四、鞭笞“城市化不等于房地产化”：背后动机何在？

国家推进城市化政策取向更加明晰以后，学界即出现了“城市化不等于房地产化”的立论。何为房地产化，未见定义，除立论提出者以外也未见任何人使用过。众所周知，房地产行业、房地产政策、房地产调控等与房地产化不是同一概念，且也未见有人主张“城市化等于房地产化”，所以“城市化不等于房地产化”的立论虽然正确，但属无的放矢。笔者猜想，鞭笞“城市化不等于房地产化”的背后动机在于告诉世人，即使积极稳妥地推进城市化，房地产被严重挤压的地位也不能改变，最严厉的房地产调控政策也不能松动。事实上，房地产业是否被政府政策（文件）和教科书赋予基础产业或支柱产业无关紧要，但房地产业是上下游关联度高的产业，是为人民生产生活活动建设场所的部门，则是确定无疑的。城市的外在物理表象是各种建筑物的排列组合，房地产业把各种要素组合起来，建设成各类房屋等建筑物，满足社会需求，是为城市化提供物质基础的重要产业。房地产业虽被划为第三产业，但符合实体经济定义，而非虚拟经济。房地产业的主要产品是住宅，住宅首先是消费品，其次才是置换品。我国居民购房的主体是自住需求，保值增值是第二位的。在我国居民吃穿等物质消费基本得到满足的情况下，改善居住不仅成为消费结构升级的重点，而且是普通家庭的第一消费支出。在城市化加快阶段，房地产业是扩大内需与改善民生的重要节点。我国房地产业的快速发展是完成工业化、实现城市化阶段的必然要求，与经济过热、产能过剩、通货膨胀等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房地产政策不应、也不可能成为宏观经济调控的应急工具。房价、地价背后是复杂的社会再分配关系，土地财政是实现社会再分配的杠杆，关键是如何改进和用好的问题，而不是简单的贬损和否定。套用发达国家已经高度资本化的房地产市场参数，误判我国房地产形势，甚至把房地产妖魔化，除了发泄情绪、吸引关注以外，不会有任何正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