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社区治理问题研究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城市社区治理问题研究，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政府参与；市场参与；草根参与；第三方参与；多元参与

城市社区治理是指在城市社区这一地域范围内，由政府、社区自治组织、非政府组织（NGO）、赢利组织、非赢利组织、辖区单位以及社区居民共同对社区公共事务进行管理，通过有效供给社区公共物品，满足社区需求，优化社区秩序的过程与机制，从而推进社区持续发展的活动。目前很多学者在这方面进行了研究，取得了很多学术成果，但也存在一些研究空白。本文将从五个方面对本领域的研究现状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我国未来的研究方向。

一、政府参与型治理模式研究

政府参与型治理模式，即积极发挥政府多重角色的扮演、多样职能的行使，由政府主导、居民参与、自上而下推行的社区发展模式。赵晓芳等（2009）分析中国城市社区治理模式基本采用的是政府主导型模式，政府是社区建设的强力推动者，强调了社区治理要求社区与政府共同承担起社区建设的责任。[1]陈蕾，高芳（2010）提出中国城市社区建设应在政府主导下，通过弱化街道和居委会的行政特色，培育社区自治组织，增强社区参与程度等治理手段，完善社区自身发展的动力机制，形成政府与社区组织合作的城市社区建设模式。[2]田阡（2012）提出政府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者，是城市社区管理的最重要主体，其主导作用的有效发挥，直接关系到城市社区管理整体水平的提升。[3]王永红（2011）提出“即使将来社区和社区自治组织发展成熟了，政府依然不能完全退出对社区和社区自治组织的扶持，政府在社区的建设和发展中依然是社区建设的指导者，是社区公共服务的供给者，是社区公民社会的培育者，是社区自治组织的监督者。”[4]从以上研究可以发现，学术界基本都认同政府在城市社区治理中的作用，但是究竟如何参与，却不得而知。

二、市场参与型治理模式研究

西方国家在对“市场失灵论”、“政府失灵论”的认知和差异对比中，选择在公共部门中引入市场机制。在成本-收益分析法的选择比较中，市场参与社区治理模式在某些职能里可以带来更快的社会总产值增长，市场参与社区治理模式在一段时期受到了众多学者的青睐。宋梅（2009）提出物业管理作为一种市场化的社区管理模式，利用市场自身的力量以及社区民主参与的形式开启了我国社区治理过程中市场、政府、社区居民三方有效合作的新时代。物业管理作为社区多元治理主体中的一支重要力量所采取的市场手段和政府治理所采取的行政手段都是为了更加有效率得配置资源，政府和市场依托社区这个基础平台，把自身的管理触角伸向基层，使社会矛盾在基层得到有效的调节和控制。[5]政府在此模式中扮演催化剂、规划者、监控者或购买者的角色，市场作为社区治理的主体，通过充分竞争为社区的和谐发展提供发展模式。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出，现有的研究也仅仅是提出可以通过市场这种模式来进行社区治理，却少有具体的实施机制。对于物业管理这种社区治理、市场参与治理的主要形式，也少有研究。

三、草根型治理模式研究

草根型治理模式是政府用法律规范社区的运行方向，对社区建设进行宏观控制，社区居民自发合作治理。埃莉诺·奥斯特罗姆（1990）创建了自主组织和治理公共事物的制度理论，证明了在一定的条件下，自发的合作治理是可能的，也是可以实现持续发展的。[6]戴维·奥斯本与特德·盖布勒（1996）指出，通过参与式民主给公民授权，社区靠自身的力量来解决社区内部的问题。[7]吴志军（2003）认为，社区治理模式是以社会中介组织为主导，以街道办事处为主，以社区为辅助的基本管理模式，他的理念是基于自治和服务的视角[8]。李秀琴、王金华（1995）指出：自治性是指居民委员会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在国家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拥有一定的自和自决权。[9]实行社区居民自治也就是说居民有权依法管理自己在社区内的事情。[10]从以上研究也可以发现，目前学术界都认同社区居民可以自己管理相关的社区问题，但是如何建立一个科学合理的运行机制是管理的关键，而这个方面的研究却甚少。

四、第三方参与型治理模式研究

第三方组织为介于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之间的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等。非营利组织扮演着社区发展提供者的角色，协调政府与社会力量。[11]瓦思（VasS，1999）认为社区工作机构或者组织常常处于政府和居民的中间位置，着力于解决居民的困难和保护居民的利益，不断为居民争取福利。学者Levitt（1973）将从事政府与私营企业不愿做、做不好或不常做的事，处于政府与私营企业之间的社会组织统称为“第三方组织”。[12]徐晞（2012）认为如何发挥非营利组织在我国社区治理乃至社会管理创新方面的作用，应当引起国内的高度重视。[13]从以上研究也可以看出，大部分研究都认为第三方参与有助于社区治理，但是第三方如何参与，其作用的机制是什么，却很少研究。

五、多元治理模式研究

从这个领域来看，王英伟（2003）提出了多元型治理模式，她认为城市社区治理应该“以政府为主导，以社区理事会为载体，以社区成员参与为核心”。[14]孙肖远（2012）提出了复合治理概念，他认为进入风险社会，社区治理单纯依靠任何的单个治理主体都无法实现良性运作，应通过“共建共享”从协调社区利益关系入手，将社区多元治理主体以利益和情感为纽带连接成一个社区治理主体群，从而构建了一个由多个、多层、多界和多域等行为主体结合或联合而成的社区复合治理体系。[15]胡祥（2009）认为社区治理需要通过合作关系将政府、社区自治组织、第三部门等团结起来，整合各自的资源，形成社区内部的共同合力，来有效的解决社区公共事务问题。[16]王筱桢（2011）就城市社区治理主体问题进行了研究，认为城市社区治理应通过构建主体之间合理、互动的关系，在有效的社区资源整合和良好的制度设计中，真正走向“善治”，实现构建和谐社区的目标。[17]蔡小慎、卢鹏展运用合作博弈理论构建了社区多元治理主体互动网络的动态模型，把多元治理作为城市社区自治的基础和前提，要实现合作共治必须建立多元治理主体之间的合作模式。[18]

六、总结与展望

从以上研究来看，当前学者从不同角度对社区治理进行了丰富的研究，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但与此同时也可以发现，城市社区治理中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亟待进一步深入的研究。

1.治理机制研究。无论是政府参与模式、市场模式、第三方治理模式、草根型治理模式，还是多元治理模式，大部分研究阐述了这种治理模式的合理性，但是很少有研究回答了具体如何运行，即政府、市场、第三方、社区居民通过什么方式来进行参与或者主导治理。这些问题的回答将对我国城市社区治理模式研究的发展与实践起到直接的推动作用。

篇2

关键词 城市社区治理域 域动力 合成

中图分类号：F299.2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00/ki.kjdks.2016.07.077

Abstract Based on the "field" theory proposed by Pierre Bourdieu， a French sociologist， the concept of "urban community governance domain" is a system which contains many aspects. On this basis， the separation of urban community governance innovation， "the four major areas of power"， namely： the grass-roots government， community enterprises， community residents， community organizations， such as the four main body. The four main body has its own specific role and function， but it is not absolutely independent of each other， but interrelated and interact with each other.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urban community governance domain domain dynamic function， need to build four domain dynamic of innovation of urban community governance action and influence the synthesis mechanism to realize benign operation an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urban community governance.

Key words urban community governance； domain dynamics； synthesis

社区是城市的细胞，是社会管理系统中最基层的构成部分。而社区治理，是指一定的社区内部各种机构、团体或组织，为维持社区正常秩序，满足社区居民物质、文化需要，促进社区发展，而进行的一系列管理活动。面对社会发展的新形势，社区治理需要尤其注重社区治理创新，以促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与和谐社区构建。

1 “城市社区治理域”的内涵界定

“城市社区治理域”的概念是基于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的“场域”理论提出的。布迪厄将以各种社会关系联系起来的社会领域作为场域，场域是由社会成员按照特定的逻辑与规则共同建构的，由依据特定位置所产生的力量所组成，并包含着各种力量的比较与运动而存在。虽然场域中存在社会成员、组织和规则等因素，但其本质是这些构成要素之间的关系，是“社会网络”。这个社会“网”的每个结点就是组织和社会成员在这个网络中所占据的“位置”，谁占据“位置”谁就拥有社会资源及权力。场域具有能动性，它不仅为社会成员及组织提供了社会互动的空间，也通过调整各种要素的功能而使自身获得特定的结构与秩序。而在多元管理主体构建的合作网络下，社会成员的参与式管理，加之城市社区治理中的组织和规则等因素则共同建构了“城市社区治理域”。“城市社区治理域”是由社区成员按照特定逻辑要求共同构建的，是社区个体参与社区治理活动的主要场所，是集中着符号竞争和个人策略的场所。在“城市社区治理域”中的符号竞争是围绕着各主体的利益而展开的，各主体从自身利益出发而采取不同的策略，如一项措施能使社区居民受益，那他们会采取拥护和支持的策略，反之，如若利益受损，则会表现出反抗的态度和行为。场域是一种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社会空间，在“城市社区治理域”这个特殊的社会空间中，社区治理围绕着特定的逻辑与规则开展，继而由社区治理行动者和社区治理组织采取具体的社区治理行动。

2 “城市社区治理域”的动力构成

在“城市社区治理域”中，不同的行动者或组织占据着不同的位置，占据这些位置的行动者或组织为控制在这一场域有的合法形式的权威而相互竞争，从而形成种种关系，即特定的客观关系结构。依据各主体占据不同的位置和资源，可分离出城市社区治理创新的“四大域动力”，即基层政府、驻社区企业、社区居民、社区社会组织四大主体。

2.1 基层政府

基层政府由于其所处的独特位置，使其在宏观调控方面具有优势。在“城市社区治理域”中基层政府扮演着领导者、决策者、协调者、教育者等多重角色，各个角色之间彼此交错，构成了基层政府在“城市社区治理域”中的角色集，其多重角色中，最主要的作用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规划社区发展。基层政府凭借其对社区信息和资源的掌握，可以较客观、全面地评估社区的环境与社会的形势，从而确定社区发展的使命与目标。社区不仅有社会目标，同时也有社区自身的特有目标，因而在社区治理的过程中，一则遵循社会总目标的指导，二则挖掘社区自身的特性和独特的目标追求，结合本社区自身的特色来完善城市社区治理。其次，协调社区平等。政府拥有着宏观调控的能力，运用这种调控优势可以有效调节社区资源。“城市社区治理域”内各成员因为历史积累缘故，在城市社区治理过程中彼此间存在着一种起点的不平等，对此，我们需要在过程和结果平等方面着手，以实现社区资源满足社区成员需要的目标。基层政府应在社区基本生活保障资源、社区公共资源的分配等方面，做好政策上的规定以及实施上的落实。

2.2 驻社区企业

驻社区企业是处于社区地理区域外，但处于“城市社区治理域”的企业，在这些企业中包含着一定数量的社区成员，而数量的比例情况无法确定。由于企业具有运用各种生产要素的特性，因而驻社区企业内部拥有一定的资源，以及对这些资源的调控能力。借助驻社区企业的力量，可以使得社区内部资源得到发挥与延展，如将社区内部的特色资源借助驻社区企业这一平台向外推广。

驻社区企业与社区之间是相互依存的关系。社区的居民在驻社区企业中工作，实现自我需求的满足，在社区内生活，满足自身安全、尊重的需求。而当社区居民暂时无法在工作中获得自我实现需求的满足时，社区会对失业人员等弱势群体提供相应的帮助，减少“集群事件”的发生，从而减轻企业压力。此外，当社区居民在驻社区企业中实现自我价值，则会激发其生活热情，有更多的动力和精力去参与社区事务，促进社区的稳定与和谐，为社区创造价值。

2.3 社区居民

在社区治理中，社区居民的自我评估是社区治理需求分析的重要信息源。由于社区居民亲身经历社区生活的缘故，他们对社区的生活环境、文化环境以及社区中存在的问题等具有较深入的了解。此外，社区居民还可以通过社区居民委员会等平台表达自己的意愿与诉求。

社区居民由不同的年龄、职业的人群组成，日益呈现多元化的态势。多元化带来的是多元的需求，这便加大了社区治理的难度，对此，可将社区居民依据某种特性进行分类，并发挥各群体的特性来满足某群体的需求。如，按职业进行分类，将社区内的老师组织在一起，对社区内的在读学生群体在周末开展相应的课业辅导，或由社区内的医务工作人员定期为社区居民开展志愿体检活动等，这样既能充分利用社区内的现有资源，又能加深社区居民间的互动，增强共同意识。

2.4 社区社会组织

伴随着社区建设的纵深发展，我国的社区社会组织也开始步入前行的快车道，不断实现着“量”的扩展和“质”的提升。所谓的社区社会组织，特指的是城市社区社会组织，是以社区居民为主要成员，以满足社区居民的多元、多样需求为目的，由居民自发成立并自觉参与、以公益或共益为目的的社会组织形态。在组织形式上，大约可以分为社区文体科教类、社区环境物业类、社区服务福利类、社区医疗计生类、社区治安民调类、社区共建发展类等六大类。社区社会组织为实现政府行政管理与居民自治的有效衔接和互动，提供了组织平台，对锻炼居民基层政治参与和有序公民社会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

3 “城市社区治理域”的动力合成

正如力学的合力一样，“城市社区治理域”动力的合成也是多个力的共同作用的结果，各个力的方向的一致与背离则决定了合力的大小。因而，要想达成合力最大化，需要设定“城市社区治理域”的发展主线，在此基础上，明确四大主体的职责，进而达到合力最大化的效果。在发展主线的设定上，一方面，需要保证符合社会发展目标的基本要求，这是主线设定的基础；另一方面，需要充分考虑城市社区作为独立个体的自身发展需求。依据四大主体自身存在的资源优势，以及其对社区特定部分惯习的影响作用，四大主体在域动力合成中，基层政府在社区治理是引导、协调动力，驻社区企业是支持动力，社区居民是内驱动力，社区社会组织是整合动力，如图1。

具体表现为，基层政府从宏观方面着手于规划社区的发展，为社区指引方向，并且运用宏观调控的力量来缓和与协调由于多重原因造成的社区不平等；驻社区企业凭借其独特的资源优势，借助市场发展的平台扩展社区的发展，并通过企业与社区的良性互动促进社区的稳定；社区居民作为社区需求的信息源和社区惯习的传承者，以自身的多元来包容和满足社区的多元需求；社区社会组织作为一种特殊组织，可以更广范围地扩大社区资本的作用。四大主体之间既相互独立，又彼此关联，彼此间相互作用。例如，基层政府在社区政策方面发生转变，那么驻社区企业等其他三个主体则需要做出相应的调整，以达到相互关系的动态平衡。此外，由于变化的永恒性与绝对性，域动力的合成并不存在最佳值，只存在相对最优值。基层政府、驻社区企业、社区居民、社区社会组织各司其职，各尽其责，相互协同，再加之信息技术的整合，为“城市社区治理域”的各方面输入动力。

参考文献

[1] 宫留记.布迪厄的社会实践理论.河南：河南大学出版社，2009.

[2] 郭学贤.城市社区建设与管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3] 曹广存，刘珏，曹春梅.城市社区治理主体权力的协调.城市问题，2006（8）.

[4] 周业勤.场域论视角下的城市社区建设.上海大学学报，2006（4）.

篇3

关键词：新公共管理理论；城市社区；公共服务

城市社区公共服务作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福利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自从它出现以后便受到了中西方国家的广泛关注。西方国家在不断探索和完善的过程中形成了一套以社区公民为核心的社区公共服务自给体制，并有着各自的特色值得我们学习借鉴。而相比较西方国家相当完善的城市社区公共服务体制，我国在这方面由于政治改革和经济支持等问题，社区公共服务水平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因此建立完善的城市社区公共服务供给机制，提高社区公共服务的水平和质量有有利于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环节。[1]

一、城市社区公共服务供给的困境

1.资金短缺导致基础服务设施硬件条件不健全

虽然社区提供的公共服务中包括一些基础健身设施或者娱乐设施，但是由于资金和场地等问题。而现在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居民生活也在提高，居民对于生活关注的不再仅仅是温饱问题，居民也在追求着生活质量的提高，但是一方面社区活动的形式和内容缺乏吸引力，无法满足居民需要。[2]另一方面，由于资金短缺社区基础服务设施缺乏，很多单元楼没有活动场地，不能满足居民就近活动、多元化活动的需求，一些老人反映晚上想要锻炼还需要走到离社区几公里的公园，根本不方便，同时服务项目比较单一，服务水平和服务质量不高的问题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影响着居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改善和对社区公共服务能力的认同。

2.以政府为主的单一社区公共服务提供主体

我国现在的城市社区公共服务供给主体是以政府为主导的街道办事处，由街道办事处领导下辖的社区提供公共服务。理想情况下提供社区公共服务的组织应包括承担社会服务职能的政府部门。政府同时作为社区公共服务的提供者，还是社区公共服务的生产者，导致的问题是因为没有竞争，社区公共服务效率差，效果不好。[3]政府工作是唯一的生产者，供应者，在提供社区公共服务的时候就容易松懈，态度不端正。

3.居民社区公共服务建设的参与度不高

由于城市社区公共服务主体的单一，政府作为公共服务提供的主体，居民委员会很难发挥其自治的作用。另一方面居民参与感和参与度不够。我国的城市社区建设仍处于初级阶段，居民脑海里对社区的认识还不够彻底清楚，再加上社区公共服务的发展也不够完善，随着而来的就是居民的社区意识的不足，居民的社区认同感和社区归属感也无从提起。居民的社区参与度当然不够，也缺乏参与的积极性和参与意识。城市社区作为居民自治的重要一部分，现在面临的问题是社区逐渐变成政府的处理一些基础社会事务的组织。

4.政府职能行政化倾向严重

这样的话，社区承担了大量的行政管理事务，根据中办、国办《关于加强和改进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建设工作的意见》规定，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的主要职责就包括社会治安、社区矫正、公共卫生、计划生育、优抚救济、社区教育、劳动就业、社会保障、社会救助、住房保障、文化体育、消费维权以及老年人、残疾人、未成年人、流动人口权益保障等工作，在某些社区承担的也许更多。[4]这样社区居民委员会本身的自治职能逐渐被淡化，居民慢慢的不再是社区居民委员会的服务对象，社区居民委员会实际成为了中州路街道办事处的下属行政机构。

二、城市社区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的创新途径

1.建立完善的财政体制

多方面吸纳资金建设城市社区公共服务社区公共服务在发展阶段需要大量的资金的支持。社区公共服务的资金主要来源于政府的支持，如果想让社区公共服务健康发展，就需要建立完善的财政体制支持，让社区公共服务效率最大化。首先政府应建立一个完整的财政体制，根据社区的实际情况发放资金，同时可以建立一套绩效奖励机制，如果完成了限定的绩效目标，政府可以在下一季度适当增加财政支持，激发社区公共服务的积极性，从而提高社区公共服务水平和服务质量。[5]其次政府建立完善的监督体制，让居民可以通过不同的途径了解资金的流向，并可以质询和问责社区居委会，督促社区公共服务质量的提高。

2.建立多元化的社区公共服务主体供给模式

现阶段的公共服务供给中，政府占据主导地位，但是单元的社区公共服务供给模式由政府决定提供什么类型的公共服务，很难考虑到居民的实际需要，居民也没有选择的余地只能被动的接受服务。由于没有其他的社会组织与政府竞争，很容易存在公共服务效率低下的问题。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这样的社区公共服务供给模式已经无法满足居民的需要，急需改革。一方面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政府应逐渐从公共服务提供者的身份中抽离出来，引入市场力量参与到社区公共服务里来。

3.积极推进居民参与，增强社区归属感和认同感

居民作为享受社区公共服务的主体应该被政府所重视。以前居民的真正需求经常被忽略，导致社区公共服务供给效率低下，不到位，缺乏等各种问题。城市社区在我国发展年数还少，仍处于基础阶段，居民对社区的了解还是不够完善。另一方面政府可以丰富居民的社区生活，开展各种各样的社区文化活动，一方面寓教于乐，增强居民的凝聚力，提高居民对社区的认可感和归属感，另一方面为居民参与社区公共服务打下了良好的群众基础。

4.避免行政化趋势，划分清楚职能

政府应将职能明确细化，不管是提供公共服务的公共部门，还是街道办事处社区都有一套完整统一的规章制度并将职责分配到位，不管居民在哪里享受公共服务都能“有法可依”另一方面政府应完善社区自治以减少行政化趋势。[6]在城市社区公共服务中，政府影视政策的制定者，监督者而非执行者。正如公共财政经济学家理查德A.马斯格雷夫所说：公共需要的供应“并不要求它必须有公共生产的管理，正如公共生产的管理并不要求它必须有公共需求的供应。在决定各自的适当范围时，应根据各自不同的标准”。[7]在社区公共服务发展的前期需要政府的引导，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政府应当逐渐抽身，由社区自己承担起自治职能，让社区公共服务活力迸发。中国的城市社区公共服务兴起起于改革开放后，随着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城市社区公共服务在人民的生活中占得比重越来越大，但随着也出现了很多问题亟需我们解决，通过结合中西方理论研究和其他地区的实例分析，我们得出结论城市社区的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应从以政府为主导的一元制模式逐渐转变成多元化的社区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充分利用市场的力量，激发社区公共服务的活力，改善城市社区公共服务的水平和质量。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和其他的社会组织，在政府的正确引导下，实现城市社区服务的效率最大化。

作者:徐春光 单位:河南大学民生学院

参考文献:

[1]吕慧敏.社区公共服务的供给现状及对策研究[J].东方企业文化，2012，3(19):8-10.

[2]陈浩天.资源下乡：农户需求治理与政府治道变革的服务转型[J].学术交流，2014（9）.

[3]陈浩天.政府民生治理：公共权力的合法性运作与演进谱系[J].湖北社会科学，2015（8）.

[4]戴维∙奥斯本，谭功荣，刘霞.译.再造政府[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5]陈浩天.农户土地流转需求意愿的假设证伪与模型建构：基于全国20省236村2998个农户的实证调查[J].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15（10）.

篇4

关键词：失管精神病患者；社区治理； 多方缺位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949X（2008）-08-0041-02

精神病患者失管现象是中国城乡社区管理中较为受到忽视的部分。中国城市社区建设是在国内改革开放与国际全球化的双重时代背景下出现的潮流，不少城市，例如上海、北京、深圳都在实践中发展出一定的社区发展模式。同时，学者们又进一步在理论层面上进行学理性探索，在对城市社区建设进行全面理论分析基础上，明确提出了政府、社区组织、社区成员三方合作的理论架构。然而，在对于失管的这一部分精神病患者来说，他们恰恰同时被这三方所“遗弃”，处于这一时期被社会结构性整体排斥的状态，在人们日益重视对弱势群体关注的今天，这一群体却处于无政府部门、无社会团体或组织或社会成员自发参与进行干涉和管理的状态。

一、政府能力的有限性及管理机制的滞后性

由于历史文化因素，中国在经历了几十年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之后，深切感受了政府高度集权、政府职能无限扩张所带来的弊端。在各类有关现代社区的研究指出，现代社区发展的方向是“非国家化”，即不再是国家行政层次，而成为同国家行政相分离的市民社会的一部分。因此，社区自理和自治成为当下理论及实践中为各界所关注的趋势，在这其中，有必要认识到政府职能所具有的有限性。

首先，政府能力赖以建立的物质基础是有限的。目前，捉襟见肘的财政正是我国公共事业严重落后的重要原因。政府筹集资金的途径在正常的情况应该主要依靠税收。但税收的数量是有限的，过高的税率将会严重影响经济的正常发展。因此，政府的物质基础是有限的，有限的物质基础所能支撑的政府能力必然也是有限的。就针对精神病患者的治疗方面看，据了解，目前上海市共有42所精神卫生机构，有11000多张病床，也就是说，只有十五分之一的重性精神病患者能够长期入院治疗。因此，不难看出，物质方面现在城市政府对这一群体所拥有的物质资源十分有限。

其次，政府能力赖以建立的信息资源是有限的。由于政府管理的权威性、集中性、综合性和全面性，政府管理对信息的要求是非常高的。但在社会的流变性愈来愈大的当今社会，准确、全面和迅捷地收集信息是一项极为困难的工作，信息的局限性必然严重制约政府能力的形成和发挥。同时，由于精神病患者社会资本往往急剧缺乏，又无向他人求助的行为能力，加之亲属往往愿意将其病情进行隐瞒，他们的实际状况难以得到有效的表达，目前政府对其信息获得及管理处于近“真空”状态。

由于以上各种原因，当前政府部门，例如街道、派出所对于精神病患者难以采取有效的监管，这实质上是其“失管”的直接原因。不可否认，未来社区发展的总体趋势是“自治”的模式，然而仅仅就目前中国城市社区发展现状而言，主要的权力运作仍然是由政府带头引导的阶段；和其他弱势群体类似，对于精神病患者的救助，并不能完全依赖于所谓的市场化模式，这其中，政府具有着不可推卸的重要责任。

二、专业化社区组织缺乏

近20多年来，我国社会经历急剧变迁，社会对心理健康的需求日益增加，精神卫生事业有了较大进步。然而，从学科及专业发展来看，虽然近年来，精神卫生问题开始受到我国社会的空前关注，但是由于既往没有受到足够重视和支持，心理－行为科学长期缺位，由于受到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的制约，作为医学分支的精神病学发展相对缓慢，水平较低；心理学作为一级学科曾经在很长时间里被取消，其社会作用相对于国外而言，在我国仍然受到一定的限制。

除了在学科专业性方面的不足之外，诸如社会工作者协会等专业化参与社区治理的社会组织，需要在拥有一定的专业从业人员和组织架构的基础上才得以建立。而这两方面正是当前心理精神专业化组织难以形成的关键。第一，从业人员少，而且缺乏规范、系统、扎实的教育培训。心理咨询治疗需要长期、正规的院校教育、继续教育及持续不断的临床督导。目前，大多数医学和心理学毕业生都不愿去心理卫生机构工作，因为除了若干个学术中心外，一般精神病院的工作学习条件、薪酬远远不如综合医院和其他专科，而除了一些发达城市以外，多数地区的综合医院也较少设有精神科或临床心理学专业科室。第二，从国家制度层面看，国家没有统一的专门管理机构和制度，专业人员无明确定位。心理学界为此进行多年努力，在劳动与社会保障部系统内争取到开设“心理咨询员”和“心理咨询师”考试的制度。但此项制度面临诸如对医疗服务部门无约束力，不能与卫生行政管理等部门接轨，从业人员不能在医疗机构工作，不能合理收费等诸多问题。这些在客观上造成了精神病患者难以得到有效的重视。

三、社会资本降低导致社会成员参与度降低

失管精神病患者问题如能得到解决，虽然应当主要依靠政府和社会组织来完成。但实际上社会成员的个体因素与现代城市社区组织团体的培养与建立，以及如何形成这类团体与政府之间的互动模式，有着密切相关的联系。社会成员的社会资本的下降导致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发生结构性变化，可以说是造成目前社区发展中各类问题中的关键因素，失管精神病患者也在其列。

1980年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提出“社会资本”概念后,众多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如科尔曼、罗伯特・普特南等分别对社会资本下定义。综合来看，城市社区社会资本是城市社区内部的个人和组织在长期的内外互动中形成的,在互惠和特点规则规范下的互利关系。全球及中国范围内来看，社会成员的社会资本下降已被不少研究者所关注。罗伯特・D・普特南曾向美国社会提出了警告：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的人有可能越来越孤立无援。其研究的真正意义是让人们反思当代城市社会生活会出现的问题。如果我们假定“城市社会”具有普遍的共性，那么90年代的美国城市社会生活的问题同样有可能在中国城市出现。

事实上中国城市居民的社会资本已经在破坏和丧失之中。在剧烈的社会变迁过程中，无论是信任、规范还是网络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原有的信任破坏了，新的信任尚未建立、原有的规范已经失去效力了，而新的共识性规范未能确立，原有的社会网络被打破或不再有效了，新的社会网络不能发挥效用或尚未形成。总之，社会生活中物质财富的积累在增长，但城市居民彼此愈来愈冷漠，愈来愈孤立。改革发展在城市中带来的重大变化之一，是总体性单位体制被打破。“单位”和“关系”是改革前城市居民社会资本的主要提供者，改革后，一方面不少城市居民逐渐失去了“单位”的社会资本资源。另一方面，“关系”从改革前的情感交换倾向转变为非情感交易倾向，使得城市居民对“关系”对象的信任被金钱交换所取代。由此带来的根本性问题是新的社会资本依托方式或源头又没有建立起来。居民的社会资本不可避免的丧失而又得不到补偿，社会生活的活力和城市社会的社会效率因此而受损。

伴随这一趋势，社区参与程度也随之减弱。社区发展的内源性也决定了其最终动力来自于社区居民的广泛参与，要在人口众多且高异质性和高流动性的现代城市中促进市民之间的交往并进而建立起平等交换的规范和互信，推动公共物品缔造的机会，就需要建立市民参与的网络如社会团体和社区组织等，以促进社区居民之间的合作。而在目前这样一种状况中，失管的精神病患者较之老年人、社区青少年而言，更难引起周围社区居民的主意，绝大多数人采取同情或躲闪的态度和行为，更难谈起社区自发建立市民组织针对这类群体，在政府及社会其他组织均无力的状态下，失管精神病患者同样遭遇到社会成员个体及自治组织团体的忽略，几乎完全处于被整个社会所排斥的群体。

四、结语

面临城市社区内对失管精神病患者的治理缺失，尽管部分地区，如汕头、海口等地区的政协会议已经有代表提出了有关精神病患者救助体系的议案，然而在大部分地区，政府的实际行动十分有限，相关的社会团体几乎难以形成。当前，一些城市基本上具备了借鉴国外先进经验的能力。许多国家正视社会对精神卫生服务的巨大需求，已经形成比较完备的服务体系。例如在费用支付问题上，通过提供服务可以从医疗保险、政府资助、自付费用等多渠道进行。西方国家及一些重视精神卫生的发展中国家，在其公共卫生、教育和社会事务管理体制中对精神卫生均有具体、细致的规定，有相应管理部门，有接受国家管理且自律功能强大的行业组织，使该领域有法可依，有服务社会的机会与责任，有自我发展的空间。在中国城市社区内，失管精神病患者问题迟迟难以得到解决的现象，也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当前社区发展中各方的权利与义务之间难以平衡及有效协调的现状，值得进一步思考及探索。

参考文献：

[1] 王思斌.体制改革中的城市社区建设的理论分析[J].社会学，2002(2).

[2] 姚永平,梁平.走向善治-中国基层民主治理模式探析[J].探索，2004（01）.

[3] 隋广军,盖翊中.城市社区社会资本及其测量[J].学术研究，2002(7).

[4] 罗伯特・D・普特南著,虞大鹏、赵世涛、栾斌译.独自打保龄球：美国下降的社会资本[J].规划师,2002(8).

篇5

关键词：社会管理创新；城市社区建设；社区参与

中图分类号：D63-3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29-0229-02

社区是城市社会管理实践的一个微观场域。随着全球化、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加快，社区治理的重要性更加凸显。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民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新格局”，明确了社会管理不只限于政府主体，还包括社会组织、公民个人等多元主体的合作共治。与这一社会变革相适应，城市社区治理模式亟须向社区参与导向转型。社区参与，指“社区居民、社会组织自愿参加社区活动和社区事务的管理、决策和运作的过程”[1]，是整合社会资源，形成治理合力，加快城市社区建设的内源性动力。

一、城市社区参与的实践功能

（一）拓展居民间的社会关系网络，培育社会信任

城市社区是以地域为基础形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然而，现代社会的深入转型使社区关系网络呈现出人际关系疏远、淡漠和社区自组织发展不足等特点。社区参与可以拓展社区成员间的社会关系网络，增进彼此了解，培养社会信任。

其一，在社区参与的过程中，原本处于原子化状态的个人相互联结形成各种社会关系，人们容易产生互动和情感认同，形成较强的责任意识，提高社区自治能力，从而有效解决集体行动困境、合理分配公共资源，协调邻里人际关系，扩展居民的公共生活空间，并促进社区自组织发展。而且，这种网络内部成员的信任关系可以通过中间人扩展至整个社区，乃至整个社会。

其二，居民在参与各种社区志愿活动中，能够提升自己和受助者双方的公德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久而久之，小范围之间的救助行为会进一步向整个社区和全社会扩散。这种公共道德精神是形成社会信任不可或缺的道德源泉和人格基础。

其三，通过社区参与，社区居民与居委会进行良好的沟通和互动，表达和实现合理利益诉求。这种互惠合作的搭档关系，能够促进公众对居委会的信任。

（二）实现公共产品与服务的合理生产和分配，提升民生福祉

社区公共产品的供给和分配有赖于政府与各利益相关者的共同参与，而社区组织和居民的参与对于实施的合理性至关重要，直接影响到民生福祉。一是社区居民是公共产品的最终消费者，可以及时、准确地向相关供应者反映自身需求，有效衔接需求—供应链；二是社区居民通过志愿参与的服务覆盖了社区安全、卫生、教育、环保、慈善等各个方面，是公共产品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三是社区组织能够整合社区公共产品和服务方面的资源，将分散化的参与意愿与资源有效整合，提升资源利用率；四是社区组织具有独特的优势，能够有效弥补政府与市场在公共产品供给中的双重失灵。

（三）完善基层民主，实现多元利益诉求

社区参与是公众表述自身需求、满足多元化利益的机制和平台。现代社会民众的需求日益多元，包括物质生活质量、精神文化和自我实现等方面。在社区参与的框架下，通过多元主体之间的互动与协商，人们只需付出很低代价就能解决问题、摆脱困境、满足自身需求，必定大大增强制度化维权和参与的意识。一旦民众的利益诉求得到满足，就会进而增强社区归属感和认同感，甚至衍生出更广阔、更抽象的社会公平感和安全感，更乐意参与公共事务。因此，不但社区内务和利益冲突可以在社区层次加以解决，国家和社会管理事务也可以在此付诸讨论，由此扩大基层民主，实现社会有序稳定。

二、中国城市社区参与存在不足

社区参与总体上推进了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的进程，但参与的现状并不如政策设计时预期的那样乐观，也并未实现学界理论研究所期待的目标。

（一） 参与主体分布不平衡，总体参与率也较低

调查显示，当前社区活动的参与群体主要为离退休人员、中小学生和低保居民。而占社区成员主体的中青年，因忙于工作生活，鲜少主动参与社区活动[2]，导致居民总体社区参与率偏低。

（二）参与领域不平衡，参与层次较低

在当前政府行政主导的社区治理模式下，社区参与局限于非政治性参与，如环保卫生、文体娱乐等目标层级较低的活动，很少参与社区事务的决策、管理和监督。“即使参与居民代表选举和民主决策活动，也大多流于形式，权力集中于居委会和少数几个社区积极分子手里，社区参与呈现表层化、形式化、工具化。”[3]

（三）被动式参与为主，参与渠道单一

事实上，“中国的社区建设主要由街道和居委会等权利精英来宣传和推动，社区事务也主要是由社区管理机构来解决。”[4]社区居民自主参与的意识不强，相当大一部分是在社区管理机构的行政指令下才会参与社会事务，显然不利于社区参与的发展。此外，居民很少以个人、正式组织成员等身份参与到社区发展中，大多通过参加志愿者组织来参与各种社区活动。

追根究底，社区参与不足的主要原因归结为几点：一是社区建设中的行政化趋向和现行社区管理体制抑制了居民社区参与的热情。政府是社区建设与服务的主要推动者、提供者，社区居民在一味被动的接受服务过程中，极易将社区事务视为行政事务而袖手旁观。而在现有的社区管理体制下，居委会实际成为“国家行政链条的末梢”，承担了繁重的行政事务而未尽其能，难以满足居民的个性化和多元化需求，直接挫伤其参与社区事务的积极性。二是社区居民与社区的利益关联薄弱，缺乏对社区的归属感。利益是人们行为的根本动力。居民与社区利益的关联越是紧密，参与的意愿就越强烈，反之，就越低。在旧有单位体制的影响下，多数居民“单位意识”很强，而缺乏“社区意识”，认为“城市居民的社会资源主要在社区外的组织中获得，社区只是其休息之地而非主要活动场所”[5]；社区成员的需求不能有效从社区服务中得到满足，则难以建立对社区较强的归属感和依赖感。相应地，居民的参与度就较低。三是社区参与机制不健全，社区工作方法单一。虽然很多社区管理机构对居民的社区参予以了重视，但参与机制还不完善，影响了居民参与：居委会的工作方式较为封闭，透明性和民主氛围不足；缺乏社区参与的操作性、规范性和程序性，使社区参与渠道不畅；社区工作者缺乏专业性，工作内容与方法陈旧、单一，使得后者普遍产生疏离感，难以融入到社区生活和社区事务中。

三、城市社区参与的实现理路

基于前述分析，要在城市社区建设中扩大公众的有序参与，有效发挥社区参与的功能，应注重采取以下几项措施。

（一）增强社区成员的社区意识，充分调动社区参与的积极性

强烈的社区意识是实现社区参与的思想基础。培育居民的社区意识，社区管理者要重视满足社区居民的共同需求和共同利益，重点解决好群众的实际需求和普遍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培养起“社区即家”的归属感；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使人们真正了解社区建设状况和活动内容，充分意识到社区参与是实现其利益需求的有效途径，促使居民理解和关爱社区，积极参与社区建设活动；组织开展多种参与技能训练，增强居民制度化参与社区事务的素质和能力，充分发挥社区精英参与的示范与带动作用。

（二）培育和完善社区组织，扩展社区参与的渠道

一是应积极培育和发展多样化的社区非营利组织，扩展社区参与的广度和深度，搭建社区居民多元利益诉求的参与平台，有效弥补居委会在“居民自我组织与服务、整合社会信息与资源、调解社会纠纷、综合治理社区环境、维护公共设施等群众自治组织功能方面的欠缺”。因此，政府应在社区非营利组织的准入门槛、税收、管理费等方面提供良好的资源与政策支持，为其创造宽松的发展环境，更好地为社区居民提供优质服务。同时强化对社区非营利组织运行的规范化、程序化的监管，确保其服务质量和效能，使其成为居民参与的良好载体。二是建立和完善社区参与机制和渠道，促进居民参与持续发展。完善相关法规制度，保障居民参与的各种权利；建立社区参与的激励机制，比如，确定参与者可以优先享有社区服务的权利等，激发居民广泛、持续参与的热情。

（三）创新社区管理体制，增强居委会的自治职能

一是创新社会管理体制。基层政府要明确与居委会的关系，转变自身职能，对居委会进行宏观的指导、调控和监督，合理整合和配置社区资源，确保其有效利用；向居委会合理赠权，使其能够为本社区“量体裁衣”，自主制定有关社区服务、管理、运行等规章，强化社区居委会的自治职能，为居民提供更优质的服务。二是增进社区民主。优化居委会的自组织功能，增强居民的参与意愿和政治参与度；注重社区事务的民主决策与民主管理，通过议事会、听证会、论坛等多种渠道扩大社区参与，同时，加强监督问责和回应机制建设，推进社区参与的良性发展。三是加强社区人才队伍建设。对现有社区工作者进行全覆盖培训，提升其专业素质，并有计划引进一批社会工作专业的大学生，使社区服务走向专业化，吸引居民参与社区事务。

值得注意的是，社区参与模式并不意味着将政府排除在社区治理之外，相反，更应该重视发挥政府的效能，尤其是在提供基本保障和培育社会力量方面，政府依然无法被市场和社会所取代。在这一前提下，充分发挥社会自我组织、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自治功能，达到社区“善治”，实现社会和谐，这应是社会管理创新的题中应有之义。

参考文献：

[1] 朱淋.城市社区参与研究述评[J].法制与社会，2010，（1）：177-178.

[2] 张亮.上海社区建设面临困境：居民参与不足[J].社会，2002，（1）：4-6.

[3] 章永兰，颜燕.现阶段城市居民社区参与表层化的原因及矫治对策[J].江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2）：105-107.

篇6

关键词：人口问题社区养老服务取向问题及对策

一、问题的提出

伴随城市规模不断扩大，人口持续增长现象普遍，人口老龄化、空巢化趋势明显，人口老龄化对城市发展和家庭生活造成了巨大影响。人口数量的增长，造成家庭户总量增长幅度较大但家庭户规模不断缩小[1]。加上现代社会年轻人学习、工作等竞争压力大负担重，这些现实情况削弱了年轻人照顾老年人的时间和精力，养老问题难上加难。越来越多的家庭一对夫妻在抚养一个小孩的同时，还要赡养至少四个老人，加重了养老压力，无论何种养老机构都无法承载，同时老人不愿意离开居住地养老，也为养老服务行业提出挑战。

二、社区养老概念及服务取向

（一）社区养老

社区养老是以家庭养老为主，社区机构养老为辅，在为居家老人照料服务方面，又以上门服务为主，托老所服务为辅的整合社会各方力量的养老模式[2]。因此，这是一种不同于传统的养老方式，不再单纯依靠家庭或社会力量，摆脱“养儿防老”观念，使老人生活的更幸福，更有尊严。

（二）社区养老服务取向[3]

1、家政服务中心

社区可为老人适当提供一些家庭事务服务，减轻家庭养老的负担。

2、社区医疗服务中心

改变医疗服务机构集中于市区以及需求较大的区域，提供社区内看病取药服务，满足老年人基本医疗需求。根据经济条件开设家庭医生或病床，做到上门就医送药，解决老年人晚年健康问题。

3、文体活动中心

包括兴建老年人活动场所，也可根据实际情况开设老年大学，老年人充分利用空闲时间培养兴趣和业余爱好。

4、社区日间照料机构

城市人口老龄化、家庭规模小型化趋势加剧，发展日间照料机构、托老所等老年服务机构意义重大。

三、城市社区养老服务存在的问题

（一）社区提供老年人日常生活需求服务不足

社区是否设有为老年人提供日常生活服务的场所或机构，要么只有一小部分老人知道该场所或机构的存在，要么完全不知道。一方面表明城市社区提供养老日常生活服务的缺失和不足，也表明了老年人养老服务具有发展潜力和市场。

（二）社区医疗服务和老年保健有待完善

将提供实惠、基础性的医疗服务作为社区立足的基本要求。目前大多数社区并没有提供较为专业的医疗服务诊所，经常是自己凭经验到药店自行购买药品。同时，老人们十分支持社区能提供家庭病房和医生上门服务，这将极大解决老年人的医疗需求。

（三）社区活动缺乏组织性和社会参与性且内容单一

目前老年人的主要休闲活动是老年人在社区提供的场所与其他老人下棋或打牌，聊聊天、跳跳广场舞。社区老人能打发闲暇时间的的休闲活动比较少，而且大多数活动都是一两个老人单独参与，缺乏相关组织性和其他社会主体的参与。

（四）政策落实不到位，服务缺乏专业化

一方面老年人不清楚社区的针对性养老政策，一方面形式主义情况严重。加之有些社区没有提供上门服务的专门机构或服务人员，老年人在生活上遇到困难时，没有专门人员上门照顾。

（五）老人观念固化，养老工作展开难

老年人更关注养老金以及更多的经济补贴，认为这是保障生活的最大“好处”；而至于一些对老年人的服务，如对上门服务，专人照顾以及精神生活方面要求不高，政府不能有效提供这些方面的需求。

四、完善城市社区养老服务的对策建议

（一）强化政府对社区养老服务事业的管理和投入

根据社区养老的社会性、福利性，这在很大程度上仍属于政府行为，因此政府应高度重视社区养老服务事业的发展并加强对其领导。在财政上加大资金支持，用于社区老年服务事业发展及完善相关设施[4]。

（二）整合社区资源拓宽老年活动内容

社区要注重对所在辖区内各类资源进行整合利用，具体做法是联系辖区内相关企事业单位，鼓励其承担社会责任，为社区老年人提供老年活动场所。此外，社区负责人可组织老年人成立老年活动队，丰富老年人晚年生活。

（三）推动城市社区养老服务走向社会化和专业化

单单依靠社区力量或政府支持来发展城市社区养老服务难以长久维持，因此要充分调动社会力量的参与，发挥联动效应。主要包括以下参与力量：服务主体、客体、服务队伍、资金凑措来源[5]。

（四） 鼓励家庭成员配合社区养老服务的提供

倡导社区养老服务，并不单纯只是依靠社区及社会力量，更多的还需要家庭成员的理解与支持。社区养老是以居家养老为依托的养老方式，老人还是生活在属于原居住地，因此家庭成员也是提供社区养老服务的参与者，应得到家人的大力支持、鼓励和宣传。

（五）树立城市社区养老服务典型

发达城市或国家，如上海、日本、美国、瑞士等，为城市社区养老服务树立了标准化和专业化典型，可学习借鉴其经验并建设具有地域特色的城市社区养老服务。

五、结论

积极发展城市社区养老服务对解决老年人养老，缓解人口老龄化问题，推动城市和谐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政府和相关服务机构须面对现实，充分调动各社会主体的力量，协调行动，逐步形成由政府主导、社会主体参与兴办，落实法规政策，改变传统观念的专业化程度高的城市社区养老配套服务，使老年人晚年生活得到保障，构建和谐健康城市。

参考文献：

[1]王志理 中国家庭户规模和结构状况调查报告[R] 中国国情网 2015年

[2]马凯刘凤至 社会网络嵌入视角下的社区养老模式[J] 四川理工学院学报 2011年

[3]曲绍旭 福利效能视域下社区养老服务主体之功能优化研究[J]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 2012年

篇7

随着城市社区的变迁，我国出现了城市社区阶层化趋势。这一变化对于社会管理及带来了机遇也带来挑战，城市社区阶层化将有利于社区管理、社区服务专业化和产业化以及政府社区建设工作的针对性。另一方面也将带来新社区的建设难题，加大了社会整合的难度。这无疑给城市管理提出了新课题，要求在城市管理过程中，要加强对房地产市场的指引和监督、加强对城市公共空间资源的有效控制、遏制贫民区化，同时，注意调适各阶层的心态以及地位秩序，针对不同阶层社区采取不同的社会政策。

【关键词】社区阶层化； 社会管理

社区是构成社会的基本单位，对其变迁和发展的研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尤其是我国八十年代中后期以来，随着人口流动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居民收入分化和居住空间分离，社区的空间和内部构成要素都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城市社区正处在重构的关键时期。在当前城市社区阶层化的发展趋势下，探讨社区社会管理的新机制对引导社区良性发展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1 城市社区阶层化的基本涵义及其表现

说起城市社区阶层化的概念，目前大多数人还比较陌生，但是如果提起今天我国大城市中已经出现的越来越多的“富人区”、“白领小区”、“高档社区”现象，相信人们并不陌生。虽然在我国城市中出现这种现象已有多年，但似乎还未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所以至今还没有统一和确切的定义。为了讨论的方便，先做一个初步界定：所谓城市社区阶层化，指的是由内部异质性高的原生态社区向内部同质性高本文由收集整理的阶层型社区转化，最终城市逐渐分化出一个个空间上相互隔离的地段或单元。对其发展趋势进行分析并作出正确的判断。

?2 城市社区阶层化的发展趋势

虽然目前还未形成社区阶层化的普遍性事实，但它预示或代表着一种趋势，一种势不可挡的趋势。这正是我们今天探讨这个问题的意义所在。

2.1 城市居民的收入分化越来越明显。一方面极化的趋势将进一步加剧，另一方面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中间层次的人群将进一步分化成若干层次。收入的阶层化虽然并不必然导致居住空间的阶层化，但它肯定是是前提。

2.2 城市商品房价格进一步分化。未来城市住宅建设肯定会扬弃今天这样千楼一面、百区一面的格局，无论是住房本身还是居住环境，都将实现彻底的分化，以满足对住房的各种层次的需求。尽管目前国家在采取各种政策和办法限制别墅区的开发，鼓励经济适用房的建设，但住宅品格以及和品格相适应的价格的分化是必然的。

2.3 社区的分化将更加明晰。目前我国城市的居民区之间虽然有差别，但除了一些特殊社区外（比如某些权力单位的家属区、个别的所谓高档居住区），大多数居民区的品格其实并无质的差别。差别更多的是体现在住房的面积和质量上。但未来的社区将会出现质量和品位的高度分化，不仅住宅的品格不同，而且小区的设施、管理、文化氛围将大有差别，真正的社区阶层分化而不是住宅阶层分化将出现。

?3 城市社区阶层化对社会管理带来的影响

城市社区阶层化对社会管理带来的影响可以从两个方面去看。从积极的方面去看：

首先，有利于社区管理。相同阶层的居民必然会有更多的相通之处，相互之间也容易达成共识。这对于社区管理是一件好事。今天的社区，由于大多数处在过渡阶段，给社区管理工作造成一些困难。比如，社区委员会组织的活动，层次高的人不屑于参加，层次低的人没有能力参加。许多事常常因为众口难调而无法举办。而阶层化的社区就可多少避免这类问题。

其次，有利于社区服务专业化和产业化。今天的社区，由于成员的异质性，为了照顾大多数人的需求，社区服务业很普遍但层次低，专业化程度差，所有的社区服务大同小异，小而全，一些居民的特殊需求无法在社区得到满足，而同时一些有特色的服务因为居民分散、效益低下而无法开展。如果形成阶层化的社区，这类情形就可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变，这种趋势一旦得到快速发展，对城市第三产业的发展也将产生重大影响。另外我国目前的社区服务主要侧重于无偿和微偿的福利，服务的对象主要是孤老残幼等民政对象，服务的形式和内容比较单一，这种状况已不能适应城市发展的需要。今后，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速，民众对物质、精神生活需求还将不断提高，这必然要求社区服务进一步扩大服务对象和范围、扩展服务形式和内容、提高服务水平和质量，以适应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需求。

第三，有利于政府社区建设工作的针对性。近些年政府对城市社区建设工作不可谓不尽心，但有两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政府：一方面经费不得不“撒胡椒面”，一方面对社区的指导缺乏针对性，导致本来应该是高度多样化的社区建设工作也和其他工作一样，上下一般粗，左右一样大。出现这种问题的原因与社区居民没有分化有关。社区阶层化后，这类问题可以得到缓解，有的社区可以放手使其实现高度自治自管，有的社区则需要重点扶持，大力投入；有的社区重点抓好扶贫济困，有的则鼓励引导社区文化。

然而，城市社区阶层化可能给社会管理带来的困扰也不可轻视。主要包括：

第一，新社区的建设难题。阶层性的社区，居民之间的相似点多但相关性并不强，社区成员是“一盘散沙”，缺乏传统社区建立在业缘、地缘、亲缘基础上的那种有机联系和紧密关系，因此，尽管社区的物质条件和人员素质不低，但社区活动不一定就容易搞。地位越高的阶层越不热心社区活动，这个“规律”已经得到许多研究的证明。所以，本文前面所说的“有利于社区管理”并不是绝对的，在社区意识的培养、社区活动的参与等方面，阶层性社区将面临新的问题。

第二，加大了社会整合的难度。社区的阶层化形成封闭的阶层意识和社区意识，在阶层间发生冲突时，为了阶层共同的利益而联合，这不仅强化了这种封闭，同时也加大了认同性整合的难度。封闭的阶层及社区意识的形成又给不同阶层成员贴上了该阶层及社区的标签，使阶层间交往难度加大，阶层间的隔离又强化了这种封闭的阶层意识，从而形成一种恶性循环，结果是阶层内部趋于平等，而阶层间的距离拉大。“在一个普遍存在不平等的社会，各个大社会圈的近似平等会抑制阶层之间的社会交往，因此阻碍这些阶层的整合”，“各社会阶层间的空间隔离会增强不平等对不同阶层的人们的交往所产生的消极影响”，使社会整合愈加困难。

?4 应对城市社区阶层化的社会管理机制建设

综上所述，城市社区阶层化是诸多因素综合作用下的必然趋势，它给社区建设和城市发展带来机遇的同时，又带来诸多挑战。我们既要认识到城市社区阶层化趋势的不可避免性，同时也要求社会和政府以政策力量来控制管理。只有这样才能在顺应城市社区阶层化趋势发的同时也保证社会公共资源的合理分配，实现功能互补，互惠共生，促进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首先，要加强对房地产市场的指引和监督。这样才能防止住宅市场对弱势群体微妙或公然的歧视，确保根据居民的经济收人层次确定不同模式的住宅生产和消费。对高收入者按市场价供应商品房，不限住房的规格和面积数量；对中上等收人阶层供应微利、无利住房；对中等收人的工薪阶层，供应有一定补贴的解困房；而对根本没有能力购买廉价房的弱势阶层，供应一定数量的住宅，以低于成本的租金租赁居住，真正做到“居者有其屋”。

第二，要加强对城市公共空间资源的有效控制。防止市场为迎合高收入阶层所谓对品位、环境等方面的追求而对城市稀缺资源的侵占和蚕食，以免引发各阶层间的不满和对立；政府应继续加大对高级住宅区建设的调控力度，防止出现大面积的“富人区”。这样做，不仅仅是从土地利用角度考虑，也是从社会后果考虑。在目前我国城市还存在大量贫困人口，各种社会矛盾越来越尖锐，社会风险越来越突出的情况下，放任住宅领域的两极化，存在着引发社会冲突的危险。

第三，遏制贫民区化。所谓贫民区化就是指一些社区由于居民的不断迁出而变得越来越衰败的过程。这个问题目前在我国城市还不是特别严重，但从发达国家城市发展的历史看，十分普遍。要强化在老城区和“城中村”改造中的指导作用。充分维护弱势阶层的权益，根据实际情况对弱势阶层进行实地或异地安置，防治弱势阶层被完全过滤出去而导致“贫民窟”的产生。对于一些由于各种原因而走下坡路的社区，政府不应任其自生自灭，也不宜简单地用所谓改造的方式一拆了之，拆迁改造换来的是新的建筑，但丢失的是长期积淀下来的社区文化。国外学者主张用非贫民区化解决这个问题。这里的“非”不是在物质方面去否定贫民化，而是遏制贫民化趋势，“成功的非贫民化的过程是指有足够多的人愿意呆在这个地方，表现出对这里的依赖，而且也是指现实条件能够让他们在这里待下去。”??[1]?这种非贫民区化的思路值得我们借鉴，我们的城市不能永远处在拆了建、建了拆的循环中，通过设施改造、提高服务等办法解决老社区的问题，应该是城市住宅建设中值得考虑的选择之一。当然对那些新形成的以外来流动人口为主的贫民区，可采取另外的办法。

篇8

关键词：城市现代化；社区建设；公共精神

一、现代城市社区建设和公共精神培养的价值关联。

社区是我国城市管理实施“两级政府三级管理”的行政框架内最基层单位，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体制改革和户籍制度的改革，地域界限打破，人口可以自由流动，基层单位实体渐渐分化和消解，原来传统的“单位人共同体”“地域人共同体”已渐渐变身为“社区人共同体”。 现代社区共同体是由来自于不同地域环境和行业的具有不同价值观念的差质人口所组成的， 特别是长沙作为省会和中部发展快的城市，吸引了来自于各地、州、市和全国各地的人才定居或参与长沙现代城市的建设，这些不同异质的人共同生活在同一社区，因为个体差异降低了邻里关系情感认同，增加心理上误会和矛盾，其认同危机影响社区共同体建设。加之社区行政化倾向导致居委会工作模式成就、工作方法简单，社区居民大多是在不了解前提上被动性参与社区事务，随意性大，导致居民对社区事务参与意识淡薄，社区公共精神上弱化和忽视，影响社区公共精神提升。

特别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各级部门越来越受重视社区建设。在城市化进程中，长沙城市化快速发展拆解原有的地域关系纽带，单位集体记忆和情感归属日渐远去，个人与社会关系网络发变化。为适应长沙新形势社区建设需求，培育社区公共精神以促进社区建设与和谐发展，进而提高长沙市基层社区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此课题研究具有重要实际意义。

二、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概况

（一）西方：学术界针对社区研究有的两种不同倾向：

①一种是针对城市社区中邻里关系变化进行研究所形成两种对立的社区消失与继存的理论。以滕尼斯、韦伯等社会学家为代表的社区消亡论和以美国社会学家甘斯、刘易斯为代表的“继存论”；。前者认为社会分化结果是人们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差异增大、社会认同感降低使得传统社区存在基础丧失。后者认为认为传统社区不能完全否定和消亡，在城市化过程中城中村居民生活方式和精神情感与外面的世界并无多大影响。②另一种是社区解放论。费舍尔、费尔曼和雷顿在20纪70年代运用社会人类学网络研究的理论研究城市社区的变化。强调现代城市社区人际关系应从地域局限中解放出来，有应该更广网络，开启了新的网络研究视角。

（一）国内在中国社区概念的研究上：、吴文藻等人创立了“社区”概念和研究社区的范式。对社区研究近年来有几种不同观点：

①，社区共同体包括地域性共同体、文化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和精神的共同体，社区精神文化是从生活共同体提升到精神共同体的关键。社区自身就可以实现自我管理、教育、服务、约束来实现社区公共生活有序化。

②公共精神是一个庞大的体系，是社会成员在公共生活中对人们共同生活行为准则、规范的认可，并体现于行动上的遵守和执行。从道德上而言，公共精神是以利他方式关心公共利益的态度和行为方式。有的学者认为它是超越个人狭隘界限和个人直接功利目的关怀公共事务的精神境界和行为态度，它孕育并镶嵌在特定的社会架构和文化土壤当中，并不断地影响、修复、变迁着特定的社会结构。有的学者认为公共精神是孕育于人类公共生活之中的，位于人类内心深处的基本道德和政治秩序观念，态度和行为取向，以公共性作为价值基石，表现为社会成员对公共事务的积极关怀和参与，对公共生活的热情融入和，对政治社群的虔诚认同和归属。

综合来看，国内外这些学者的相P研究，对课题组展开社区共同体建设与公共精神培育研究颇具借鉴价值和启发意义。国内著名学者如秦宣、韩庆祥、张雷声、刘书林等近年来也高度关注城市化社会发展、共同体建设和核心价值观提炼与培育等问题，深刻回答了城市化社会发展的诸多重大问题，其观点不仅为此课题开启了研究思路，而且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

国内外研究尚存在些许不足和遗憾：①侧重社区共同体或公共精神某一方面的研究，欠缺综合性的研究；②；对应到长沙社区公共精神的培育路径研究还较缺乏；③长沙社区公共精神培育策略的评价指标体系缺乏研究。

三、长沙社区建设中公共精神的现状分析

长沙作为省会和中部发展快的城市，吸引了来自于各地、州、市和全国各地的人才定居或参与长沙现代城市的建设，这些不同异质的人共同生活在同一社区，因为个体差异降低了邻里关系情感认同，增加心理上误会和矛盾，其认同危机影响社区共同体建设。加之社区行政化倾向导致居委会工作模式单一、工作方法简单，社区居民大多是被动性参与社区事务，随意性大，导致居民对社区事务参与意识淡薄，社区公共精神上弱化和忽视，影响社区公共精神提升。

（一）社区公共精神培育包含培养独立人格、民主法治精神、公平正义、社会责任、社会公德、自控自律意识六个方面。但是长沙社区存在公共精神缺乏现状：

首先是社区意识比较单薄，从而存在对社区的认同危机，从1996年至今长沙实行单位住房货币化，原单位的福利房通过房改后成为人们有使用权的私有房，住房都是单位人，后来随着房地产的飞速发展，人么需要换更大更好的房子，所以出现将原有从单位购买的房子进行转手买卖，这样使得原来的单位人集中居住的状况变为各种外来人员杂居的现象，这样彼此因为不同的需求而再生的居民社区成分相对复杂起来。经过对社区居民的100份问卷调查结果分析：其中因为邻里彼此不熟悉，即使门对门也不往来不熟悉的占40%。甚至因为工作的时间不一，有20%的问卷说几个月都没看见邻居。这样一来，因为居民间彼此陌生，对房前屋后和楼道的的公共卫生、共有园林的保护等公共环境也漠不关心，缺乏对居住环境的爱护和维持的公共情怀，乱放乱丢垃圾的现象常见。邻里之间缺乏相互帮扶和相互关照的共同意识，还因为出租房客的成员复杂性，以及其不同的生活习惯，更增加了相互交流和沟通难度。这种复杂情况得邻里相互很难融入在一起，引发了社区共公共精神的认同危机。

其次社区居民公共参与公共活动的自觉度不多，更难得经常性开展。为了增加社区粘合度和凝聚力、增进交流和邻里情感，即使有社区热情发动居民一起参与的社区公共活动，也常出现参与度很少，多数居民抱着看热闹的心理或不理不睬的尴尬局面，收效不大。

再次是社区建设的困境：社区主体、社区自治、社区服务、社区参与、社区文化等困境。

社区主题因为社区主体的结构先对变化，原来有单位管理的变成了社区自治，社区管理机构一般带有政府行政性，社区划分不够合理，管理的区域比较大，人员与管理区域不匹配，加上社区工作人员素质偏低，工作方法简单、宣传较少，基础设施不足，提供的服务还不能满足社区居民的需要，供给缺口大；加之社区机构与政府和住区物业管理理顺不足，一有问题，就是“临时抱佛脚”，解决问题也是出现“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现象。没有形成规范的社区管理机制。城市社区的行政化严重常常限制了社区自制能力的发挥。

最后社区法制建设滞后，与社区配套的法律法规还不够完善，社区建设的运行缺乏良好的法制环境。导致社区生活、社区服务、社区公益保障、社区的公共精神的加强缺乏制度保障，公共活动难以开展，居民的公共文化难以普及。

（二）是长沙城市现代化建设中需要加强社区公共精神的构建。

随着长沙城市的发展现代化，长沙市政府确立了“建设国家级中心城市”的宏伟规划，迫切需要加快长沙城市的的现代化建设体系；而作为长沙城市建设的的重要内核构成细胞就是的社区建设，可见社区现代化建设尤为重要。而社区公共精神的缺乏现状与现代化社区建设是极其不协调的，所以加强对社区建设，重点是社区公共精神建设，才能带动公共意识、公共服务、公共设施的完善和公共文化的和谐，构建和谐的现代社区。社区公共精神的建设对策和路径有如下几点：

1、营造浓厚的社区意识，搞好社区服务，增强社区居民参政议政的积极性。建立社区通信录和社区现代QQ群和微信群，加强社区公共活动的广泛性，提高消息发散性和居民知情权，扩大活动的居民参与度；建设齐全社区公共服务设施。

2、理顺社区建设管理体制，加强居民自制组织建设，争取处理好社区自治组织与政府和物业之间关系。加强社区法制建设和立法工作，重视社区制度化建设。争取处理社区和政府行为之间的联系，加强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选拨优秀的专业社区管理和服务人员，提升社区管理质量，引导居民参与社区的公共事务。

3、社区要加强所辖居民区的物业和业主委员会之间的联系和沟通，通过协同合作加强社区建设，发展社区服务，增强社区服务的多样性、社会化和产业化。

4、推社区管理创新，加强社区民主自治。学习广州和香港等地的社区公共精神建设的经验。建立以政府为主导，建立社区与非政府组织的物业和业主委员会为主体的社区管理体制，突出政府的服务职能，形成以民生为重点、以服务为导向的公共服务体制，丰富社区建设的服务内容的宽度和广度，构建以儿童入园、一站式医疗服务和康复、学习和生活娱乐健身等多形式的服务体系。按权力下放中心下移原则，制定法律法规，协调社^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

5、建立社情民情表达机制，充分发挥老龄群体对公共精神余热的作用。重视大学生公共精神。充分发挥中国传统文化的作用、彰显社区管理善治理念、构建地域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和意义共同体、加强行政性复合与自主性合作、结构异质性与社区凝聚力包容共享致力形成社区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组织体系和氛围。

6、加强社区的资金和人才投入，设立社区服务基金，大力培养非政府的社会服务组织，形成以“政府投入为主，社会支持”为辅的多元体制。

7、加强社区队伍建设，推进社区人员向职业化和专业化的发展，从而推进社区公共精神建设。充分发挥党和政府引导作用。政府介入方式转变维护和体现了社区共同体及其成员的自主性。培养社区意识，重建公共精神，这也是社区核心和关键。充分发挥居民公共精神与社区意识的能动性和创造性，建设一个充满尊重、关心和爱护的和谐社区，是解决认同危机的关键。让公共精神成为是社区建设中不可估量的无形资产。

篇9

1、各级政府要充分认识完善养老的重大意义：

养老在发展过程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效，同时也出现了一系列问题，在受到各方面质疑时，我们更加需要清醒认识养老的重大意义：

①政府机构转变职能的尝试之举

在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中，加快转变政府职能中提到：“推广政府购买服务，凡是属于事务性管理服务，原则上需要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政府购买养服务作为一种创新的养老，不仅仅是政府对于解决养老问题的积极探索，更体现出政府在寻求职能转变的道路上迈出了尝试的步伐。

②政府是解决养老难题的金钥匙

社区养老因其投入大，服务人数多，服务种类丰富等独特优势倍受老年人的欢迎和认可。作为一种典型的养老形式，其发展必须紧跟社区服务，而这些仍暂时得不到满足，需要政府在这方面的重视。

2、针对城市社区养老出现的资金困境的建议：

①由中央、省级或市级财政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支持；

②多渠道筹集资金；政府在拨款的前提下，充分动员社会力量，利用各种形式将福彩和体彩收益以及社会捐款等收入，为老年人提供相应的服务，以减轻政府在养老资金方面存在的压力。

3、针对参与养老的企业管理和监督不到位的问题建议：

①成立老年人自治组织

建议在每个社区选举有能力、有影响力和有意向的老年人，成立专门的老年人自治组织，并由相关管理部门对其赋予一定的权力，使这一组织可以代表绝大多数老年人对企业提供的服务进行考评，同时也可以与政府部门进行沟通，当然还可以充当政府政策的宣传者、社会矛盾的协调者。〖JP〗

②将养老院以社会招标的形式委托给专门的管理企业来管理

政府对参与养老的企业监管不当，主要是由于政府部门自身特殊性的角色所决定的。因此建议政府部门应该招聘专业的管理人员，引进市场竞争机制，用企业经营的相关经验来实现对养老院的管理，以提升养老院的运作效率，从而降低养老院的经营成本。

③政府定期召集各方利益代表开展关于养老的工作会议

政府应该每月召集老年人自治组织、参与养老企业联合会和企业的相关负责人定期开会，汇报和总结上个月工作的具体情况，从中发现并及时解决问题。这样就大大减轻了政府的工作压力，也便于及时发现在养老模式运行过程中所出现的相关问题。

结语

社区养老是家庭养老的重要补充和载体，切实考虑老年人养老的不同需求，为他们提供多层次保障，多样化服务是社区养老服务的出发点。鉴于我国目前社区养老还处于起步阶段，因此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城市社区养老保障体系是解决我国养老问题的根本。加强社区养老服务事业，进一步完善社区养老服务质量，推动社区养老向产业化、专业化和规模化方向发展，使其发展成为符合我国城市养老需求的新型养老模式。（作者单位：民族大学）

参考文献：

[1]朱新林，田旭.城镇社区治理[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4.

[2]康之国.构建城市和谐社区与社区治理研究[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

[3]吴群刚，孙志祥.中国式社区治理―基层社会服务管理创新的探索与实践[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11.

[4]刘素卿.完善城市社会化养老事业的思考[J].理论界，2004.

篇10

所谓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村社区治理创新，指的是在根据当地城镇化过程中新产生的农村社区，在新型城镇化的内涵的条件下，结合社区治理的特殊性，通过治理理念、治理方式、治理手段的创新变革，从而实现社区良好治理的过程。具体来说，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加强农村社区治理创新 

一、根据城乡统筹发展，站在构建新型城乡关系的高度，有序变革新型农村社区治理。 

城乡发展一体化是统筹城乡发展的根本目标。但城乡发展一体化并并不是城乡发展一样化，而是通过加大农村公共服务建设力度和农村治理变革，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建造新型城乡关系。在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过程中，各级政府要切实提高投入力度，特别是在水、电、燃气等基本生活设施公路、绿化、社区卫生、安全保卫等公共实施建设方面，要按照不低于城市社区公共服务平均水平的要求为农村社区配置资源，以保障其生活的基本运转；结合新型农村社区现有的社会发展条件，考虑农村社区居民公共需求的多元化特点，有针对性地提供商贸、教育、医疗、养老、文化、健身、娱乐等服务，提升村民的生活质量；从实际出发，按照新型农村社区治理的特殊性要求，逐步健全组织管理体制，完善工作机制，探索适合新型农村社区特征活设施以及管理方式，提高管理水平。 

二、根据新型农村社区各自本身的特点，重置农村社区治理体系。 

社区管理体制是社区管理主体在社区资源配置、社区事务管理、社区关系调适等领域中的地位、作用以及相互关系、运作方式。新型农村社区治理中存在三个主体：村居民群众、社会组织和乡政府。 

顺应城镇化发展趋势，根据新型农村社区的特点，探索构建社区服务中心、社区建设协调委员会和社区社会组织等组织框架，形成以社区服务中心承接政府公共服务、社区建设协调委员会主导社区民主协商和社区自治、社会组织参与自治和社会协管为内涵的社区组织管理体制，完善农村社区治理体系，促进社区居民的社会融合。 

三、理顺政府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的关系，实现政府社会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良好而有效的衔接。 

乡村关系是村民自治的核心问题之一。新型农村社区治理要坚持以社区自治为基本原则，首先要调节好好村民自制体系与行政管理体系之间的关系，依法完善关系定位，理清乡村关系。其次，新型农村社区是介于农村和城市社区之间的特殊形态，其自治到底是依据哪项法律尚未明确。但在群众自治与政府管理的关系问题上基本精神是一致的，这就是乡镇政府与社区之间是“指导与协助、服务与监督”的关系，这意味着政府对社区负有指导和服务的义务，社区则代表居民群众对政府部门的工作予以协助并进行监督。据此，实践中要对乡镇政府与社区之间的所有相关工作进行明确的清理，划清在这些基层管理和服务工作中，乡镇政府及其部门与社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严格分清政府与社区的各自 

职责。 

在理清政府与社区关系的基础上，要以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为纽带，建立起政府社会管理和社区自我管理有效衔接、政府依法行政和社区居民依法自治良性互动的新型农村社区治理体制。这就要求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建设服务型乡镇政府，促进政府工作重心下移，加快公共管理社区化步伐。乡镇服务型政府建设的首要任务就是发展农村社会事业，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做好农村社会管理，而农村社区建设的首要内容也是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有效的社区治理。乡镇政府和社区自治组织的工作在这里有农村社区治了交集，为理顺乡村关系，构建政府与社区的衔接和互动提供了可能。 

四、注重社会组织的培育，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善于引进市场和社会力量参与社区治理。 

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增强社会自治功能，这是新型农村社区治理极其主要的一个环节。社会组织能够凝聚社会力量，引导居民参与联结，实现利益表达有序化，能够在反映民众诉求、维护弱势群体权益、满足公共服务多元化需求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基层政府要努力培育并发展公益类、慈善类和服务类为重点的社会组织，使其与政府管理形成合力，共同推进基层社会治理创新。 

农村社区治理离不开政府和社区自治组织，但市场和人民的力量也不应该忽视，在发达地区的社会管理实践中，市场和人民的力量不仅参与社区的管理和服务中，而且作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社会力量隐藏在广大群众之中，积极依托和运用社会的力量包括市场力量进行社会治理，是实现社会治理有效性的重要途径。要采取有效措施，鼓励和动员社区居民变被动管理为主动参与，引导和激励社会力量和市场力量参与社区治理，构建民众表达和联结的载体，形成广泛持久的社会合力，推动社会治理创新。 

作者简介：第一作者：程乙悦（1991-），女，汉族，硕士研究生，云南农业大学，基本原理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