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治理概念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社区治理概念，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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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轻度认知功能障碍 认知训练 穴位按摩 社区护理

老年轻度认知功能障碍（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MCI）是指老年人出现轻度记忆或某项认知功能障碍，而不足以诊断为老年性痴呆---阿尔茨海默症[Alzheimers Disease，（AD）]的临床现象，介于正常衰老和老年性痴呆之间的一种中间过渡状态[1]，是老年性痴呆的早期阶段。老年轻度认知功能障碍患者以每年10%～l5%的速度发展为老年性痴呆，而正常人每年转化率仅为1%[2]。老年性痴呆的病死率居老年人病死原因的第四位[3]。迄今为止，由于对老年性痴呆尚无有效的治疗手段，且轻度认知功能障碍病因无法由神经精神疾病状况或已知的医学知识解释[4]，但是轻度认知功能障碍是可以改善的，早期发现、积极防治可延缓或阻止老年性痴呆的发生和发展，使老年人的医疗预防保健工作更须加强。而对轻度认知功能障碍患者的护理干预以预防和延缓其向老年性痴呆的转化显得尤为重要。社区护理是社区保健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维护老年人的健康是社区护理工作的重点。

1.社区护理的重要性

1.1社区护理是社区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

社区护理作为社区卫生服务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理论来自护理学和公共卫生学。社区护士是社区服务团队的骨干力量，身兼照顾者、咨询者、指导者、协调者、管理者和研究者的多重责任，服务范围从医院走向了家庭和社区，工作内容从帮助病人恢复健康扩大到预防保健和提高人们生活和生命质量等多方面。

1.2延缓或防止向老年痴呆的转变

老年人口的迅速增加，使得随着年龄增长老年人认知障碍也逐年增多，其中阿尔茨海默症目前已获得人们的普遍关注，但作为阿尔茨海默症的前期（轻度认知功能障碍）应尤为引起重视。大量医学研究证明轻度认知功能障碍患者为阿尔茨海默症的高危人群。人口老龄化带来许多相应的社区保健需求。对轻度认知功能障碍患者实施护理干预延缓或防止其向老年痴呆的转变显得尤为重要，这其中社区护理将会发挥很好的作用。

1.3社区护理可随时发现患者存在的健康隐患

医院内的健康教育对阿尔茨海默症患者是远远不够的，社区护理干预是护理工作的延续，工作重点更有针对性可以随时发现患者存在的问题，尤其针对于缺乏医学知识的家庭，定期开展有针对性的健康教育十分关键，可提供恰当的指导和帮助。同时在社区护理干预中，注重加强家庭对患者的支持，更利于患者的康复。因此轻度认知功能障碍患者控制其疾病的发展，尤其是日常生活能力方面，离不开家庭的支持，更利于协助患者建立规律的生活秩序，以减少发病危险因素[4]。

2.社区护理具体措施

2.1饮食护理

有资料表明某些神经递质、微量元素的传导是大脑神经系统的功能活动的基础，且这些物质可以从食物中摄取得到。因此，对老人进行饮食知识宣教，指导其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合理的补充大脑所需的各种营养物质，可以有效延缓和防止老年性痴呆的发生。社区护士可指导老年人多摄入新鲜绿叶蔬菜、水果和坚果类食物，其中绿叶蔬菜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A、维生素C，可防止自由基侵害大脑神经细胞;新鲜水果中含有丰富的镁、钾、钠、锌、铁、钙、硒、铜等矿物质，是活跃大脑的必要元素，可以防止记忆力退化和神经系统老化，增强系统对自由基的抵抗力;坚果类食物中含有卵磷脂、核酸等物质有助于增强记忆力。

大脑中海马细胞的功能衰退，是老年人记忆力下降的组织学原因，日本研究人员研究发现，老年人多做咀嚼运动能预防记忆力衰退，由于在咀嚼时可增强大脑内的海马细胞活动信号，刺激海马细胞功能。尤其是对于缺失牙齿的老年人应尽早镶上假牙以恢复咀嚼功能，指导他们养成良好的咀嚼习惯，这也是预防和延缓认知功能衰退的一个重要方面。

Giuseppe等[5]研究发现，对于饮酒无需严格限制，女性每天饮酒少于40g，男性每天饮酒少于80g可降低MCI的危险，但是过量饮酒可增加认知功能的损害。

2.2心理护理

有针对性的制定护理措施，改善患者的心理环境。良好的心理状态能使老年人的智力功能保持在较好的水平，同时也对认知功能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帮助老年人树立正确的生活态度，积极、乐观地生活态度。但是由于老年人做事反应慢、易健忘等情况，容易被人嫌弃，极易产生自卑心理，因此合理地应用沟通技巧，不要指责、嘲笑，要给予鼓励和尊重，做好心理疏导工作，动员老年人多与人交谈、多参加社会活动、与外界接触，保持良好的社会互动。同时，尊重老年人的意愿，让具有自理能力的老人适当去做力所能及的家务、学习和活动，使其获得自我信任感和控制感[6]。另外，做好家属的思想工作，鼓励子女多与老人沟通，加强邻居、亲戚、朋友间的互相走动，鼓励有配偶的老人夫妻两人经常共同做一些如购物、锻炼等事情[7]，使其在情感方面获得支持，排解心中的孤独寂寞感，减少抑郁等心理问题的发生， 从而保持良好的心理健康水平。

2.3穴位按摩

穴位按摩主要是通过刺激穴位处末梢神经，促进血液、淋巴循环及组织间的代谢过程，以协调各器官、组织间的功能，从而提高机体的新陈代谢水平[8]，宋丽淑等[9]认为自我按摩可以预防老年期痴呆的发生，主要包括预备式、搓手摩面、手指梳头、震耳孔、按摩耳朵、对按头部、揉按太阳穴、按揉百会穴、按揉四神聪、按揉神庭穴和按揉风池穴等十节内容。患者每日自我按摩2次，早晚各1次，按摩用力要平稳，由轻渐重，以局部皮肤微微发热为宜。

2.4认知训练

记忆力训练。记忆力训练包括故事回忆、地点回忆、人物回忆等，训练者反复给患者讲解字、文字、图片、实物，让患者反复记忆;鼓励患者回忆往事，反复讲述过去生活、工作中最难忘、最感兴趣、印象最深的往事，以激发患者的远期记忆;定时看电视、报纸，了解国内、外大事，保持良好的社会互动，可获得更多的信息。

定向力训练包括时间、地点、人物的训练。每日多次对病人重复当时的时间、地点和人物，强化病人的认识。由于患病老人适应新环境的能力减弱，因而要尽量避免移动家具和迁居，让患者逐渐形成时间、地点和人物概念。

益智类活动训练老年患者智力损伤后恢复很慢，重点是促其多用脑、勤用脑，以刺激大脑的思维活动，并给患者制订切实可行的认知训练计划，老年人可多做一些简单且适合老年人的集体活动如打太极拳、读报、折纸等，既能增长知识、接受新事物，又可使大脑产生一种能活跃脑细胞、增强脑功能的物质脑啡肽，这种物质可使人思维敏捷、智力增强，并且能提高人体免疫力，从而延缓大脑的衰退。

逻辑联想、思维灵活训练从儿童玩具中去寻找一些有益于智力的玩具，比如七巧板，一开始可指导老年人拼凑出一些简单的图形，之后让老能人自己发挥想象力拼凑出不同的图形，从而对其逻辑思维能力得到很好的训练。

手指运动训练手指运动操作简单、随时随地、方便易行，尤其适合于老年人。从中医学角度来看，手上集中了许多与健康密切相关的穴位，关联着全身的各个脏器，经常以手指为中心进行各种活动，刺激这些经络穴位，可以使大脑皮层得到刺激，有助于改善老年人的认知功能和记忆力水平，保持神经系统的活力，预防老年性痴呆的发生[10]。

日常生活能力训练训练患者日常生活自理能力[11]，由于MCI患者的复杂社会功能存在一定的轻度损害，且患者完成相同日常活动耗费时间明显长于正常老年人，因此家属注意不要因为老年人动作慢就什么事情都替老年人做，应尽可能让老年人自己料理生活，如进食、穿衣、洗漱、人厕等活动，必要时可给予一定的帮助，但应尽量鼓励老年人自己独立完成。

体育训练老年人应适度参加适合自己的体育锻炼，以有氧运动为主如散步、太极拳、健身操、广场舞等，能增强机体的功能，加速血液循环，提高血氧含量，从而促进脑细胞的新陈代谢，延缓大脑衰退，利于大脑皮质的分析和综合功能的发挥[12]。

3.讨论

3.1在社区，由于大众防病及保健意识淡漠，认为“能吃、能睡、能工作即是健康”。且现在老年病、慢性病越来越多，但由于种种原因，很难得到及时有效的医疗保健。因此自我保健对于老年人非常重要，只要能合理安排好自己的生活，注意自我保健，保持心情愉悦，乐观开朗，在情绪稳定的状态下更利于器官功能趋于正常[13]。

3.2大多数老年人由于出现大脑萎缩因此影响其认知、记忆、定向等能力，而基于人大脑的可塑性以及中枢神经系统的结构、功能重组等原理，早期规范的康复训练可刺激神经细胞，使其树突增加，形成新的神经通路[14]，有效改善老年人的认知功能和记忆力。

4.小结

由于目前对阿尔茨海默症患者尚无有效的治疗手段，因而对MCI这一早期特殊阶段的研究，有助于辨别痴呆的高危人群，为老年性痴呆患者寻找最佳的干预时间。通过社区护士参与帮助老年人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 在预防阿尔茨海默症的发病中就显得尤为重要。社区护理干预对提高阿尔茨海默症患者的遵医行为及提高患者的认知能力和生活自理能力上有重要作用[15]。因此积极有效的社区护理干预对延缓轻度认知功能障碍向老年性痴呆的转化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展丽.老年痴呆病人的护理[J].家庭护士，2008，6（3A）：612.

[2]Petersen RC. Clinic M，Rochester MN.Mihl Cognitive Impairment： Transition From Aging to Alzheimers[J].Neurobiol Aging，2000，21（1S）：1.

[3]Petersen Rc，Thomas RG，Grundman M.etal.Vitamin E and done―Pezil for the Treatment of Mild Cognitive Impairment[J].N Engl JMed，2005，352：2379-88.

[4]苏艳美，陈秀霞.社区护理在老年性痴呆患者康复中的作用[J].护理实践与研究，2008，5（5）：88-89.

[5]Giuseppe g，Graziano O，Claudio P，et a1.Dose-related Impact of Alcohol Consumption on Cognitive Function in Advanced Age： Results of A Multicenter Survey[J].Alcohol Clin Exp Res，2001.25（12）：1743-48.

[6]朱宏霞，张彩华.老年患者轻度认知障碍的影响因素及护理干预研究进展[J].护理研究，2009，23（9）：2447―49.

[7]王曙红，刘风兰，冯晓敏等.社区轻度认知功能障碍患者生活质量及影响因素[J].中国老年学杂志，2013，33（5）：1121-23.

[8]付平，王燕平，刘飞.针灸治疗老年性痴呆的临床研究进展[J].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中医临床版），2006，9，13（5）：24-26.

[9]宋丽淑，曾慧，王曙红等.自我按摩保健操对社区老年人认知功能的影响[J].中国老年学杂志，2011，31（7）：1131-33.

[10]苏艳美，陈秀霞.社区护理在老年性痴呆患者康复中的作用[J].护理实践与研究，2008，5（5）：88-89

[11]张立秀，刘雪琴.手指操训练延缓老年轻度认知功能障碍[J].护理学杂志，2008，23（3）：61-62.

[12]唐云菊.社区护理干预预防早期老年性痴呆症的作用[J].护理实践与研究，2009，6（19）：121-122.

[13]水英，曾惠，张群.老年人认知功能的研究进展及对[J].护理研究，2008，22（2A）：285-287.

[14]林菊英，主编. 社区护理[M].北京：科学出版社，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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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是指政治统治者的地位保护盒阶级压迫功能逐渐淡化,代之以将行政权力主要运用在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福利等方面的政治意志执行过程。政治是国家意志的体现,而管理则是这一意志的执行。对于什么是治理,许多机构和学者都作出了自己的界定。比较典型的是全球治理协会和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定义。全球治理协会的定义是:治理是个人与机构、官方和私人治理其共同事物的总和,多种多样互相冲突的利益集团可以借此走到一起,找到合法的办法。它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既可以是对立的或各异的利益彼此时应,也可以是人们同意或接受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安排。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定义是:治理是运用政治权威管理和控制国家资源,以求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具体而言,治理是有许多不具备明确的等级关系的个人和组织进行合作以解决冲突的工作方式,它灵活的反映着多样活的规章制度甚至个人态度,以上定义非常典型地反映了治理理论的主要特征,概括起来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1 自我调节的协作方式。即国家、组织、个人之间通过谈判实现自动协调目的的方式。

2 多样化的行动者。国家责任范围逐渐缩小而公民享受更多的责任,包括政府部门、私营部门、第三部门以及广大公众都可以参与治理。

3 互动过程。致力于集体行动的组织依靠互相依赖的权利和资源关系实现互相促进和支持,形成协作性的合伙伙伴关系。

4 国家的主导角色。国家在制度设计和战略制定方面具有根本性作用,这是其他机构不能代替的,国家的作用充分体现在其宏观调控和组织协作上。

二、善治的内容

善治是指一种良好的治理。这是治理理念和相关机制建立并运用到实践中所导致的良好的绩效。它应该是社会治理发展的目标。善治只要是指治理能够收获到良好的技校,这种绩效表现在治理的政治效果、管理效果、经济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方面。整治效果主要是通过治理达到了公民与公共机构之间的良性互动,公民的责任精神得到提升,公民对公共事务有着广泛的参与,社区团结性达到非常高的水平。管理效果是通过多元角度的参与和互动,社区和组织的治理取得良好的管理效果,形成了共同治理的机制,提供了最大效率的公共服务。经济效果主要是指通过治理直线了社区和组织资源最大化的利用,并确定了良好的经济收益,给社区居民带来了更好地福利。而社会效果则包括文化观念、环境保护、社区安全、邻里照顾等方面都产生良好的小郭,社区成为安全、幸福和文明的居住地。就一个国家而言,职责意味着国家实现有效的制度构建、公民创造力得到激活、政治文明程度高,意味着国家不仅在经济上去的稳定而快捷的增长,而且在综合效益上公民生活质量得到了不断提升,社会和自然都实现了和谐共进的目标。

三、公共治理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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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创新；社会治理

一、对社会治理的概念和内涵的认识

党的十以来，就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在这样的基础上，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崭新概念和重大任务。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社区治理是社会治理的一个基层单元，是社会治理的工作重点。国家治理必须突出民主与法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市场、法治社会、法治公民一体化建设。

在我国，社会治理就是指在执政党领导下，吸收政府、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社区以及个人等多方面社会治理主体参与，通过多种管理手段和方法，依法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规范和管理的过程。按照十报告，我国的社会治理是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总体格局下运行，努力形成党政善治、社会共治、基层自治的社会治理良好局面。

二、我国创新社会治理中存在的基本问题

（一）基层社会治理行政化、机关化现象严重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口流动性增强，“单位人”大量地转变为“社会人”，社区成为我国社会服务和治理的新载体。然而，事实上我国社会管理整个体系中，行政部门的职能并未削弱，甚至呈现相反的倾向，在政府的职能没有彻底转变的情况下，政府的职能部门仍将社区居民委员会当成是基层行政部门，他们承担着大量的社会和行政事务，社区居委会全部工作几乎都要接受上级党委、政府等各部门的监督和考核。

（二）基层社会治理忽视了社会组织的作用

社会治理的改革创新需要我们继续协调社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充分释放社会发展的活力。社会力量和社会组织的成长与兴盛是社会前进源源不断的动力，更是基层自治最直观的表现。从社会协同方面来分析，我国的社会力量还没有被充分地组织起来。随着当前我们国家的社会结构和利益主体的多元化不断发展，不同的社会组织与社会力量所代表的是利益诉求，不同的主体就有了表达利益诉求的渠道和途径，这样会有效的在社会矛盾转化为政治矛盾之前，通过诉求的合理表达以及协商的方式将矛盾化解，面对不同群体日益不断增长的物质与文化公共需求，不同的社会组织可以满足不同群体的不同需要。但是，基层组织结构过分行政化、机关化抑制了基层社会力量与社会组织的生长和壮大，进而影响到基层社会组织服务和治理职能的发挥。

（三）基层社会治理所需财政资金的投入不足导致基层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不完善

健全的基层服务体系必然包括政府、市场、基层自治三方服务体系，基层公共服务供给“往往不能适应群众不断增长的需求”。基层公共服务配套设施在覆盖率和供给上依然处于老旧和供不应求状态，很大程度上不能满足居民的需要，基层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不完善的最直接原因是财政资金的不足。

（四）基层社会治理缺乏相关的法律支持

十的报告中明确指出，法律是社会管理最根本保障。然而，过去的很长时间里，我国在社会管理的途径和方式总体相对单一，很多时候采取的是强制性手段和行政性手段来解决问题和矛盾，忽视法律规章制度的建设。目前，我国正处于加快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相应的法律法规并没有及时作出对应的改变，在很大程度上束缚了创新社会治理的发展进程。

三、新形式下创新社会治理的对策、建议

（一）社会化运营

在发展基层社会组织时，要有效利用社会力量，使得社会上的资源得到较好利用，形成多方参与的良好局面，从而建立起良好的共建机制、协调机制和市场机制。既要发挥出市场在优化资源配置和加速要素流动上的作用，同时还要发挥出政府的服务作用，通过合理的税收政策和激励政策，有效利用社会性资源，让更多的企业、组织和社会力量参与到社会治理中去。

（二）组织化拉动

探索组织服务组织的工作模式。要对社区内的高端公益事业性组织机构和基础性组织机构进行必要扶植，常见的有社区组织发展中心、社区公益事业发展中心等，让这些组织的作用得到更好的发挥，特别是在策划公益事业、扶助社区组织和培训相关负责人等方面有明显的效果。要号召社会组织通过建立起公益组织孵化器的方式，给被孵化的社区组织提供必要的创业资源，帮助社区创立的公益组织更好地成长起来。

（三）多元化发展

社会组织服务要适应多元化的趋势，建立更多的社会组织类型，以此满足不同阶层居民对多元化生活的需要，从而让更多的居民参与到社会组织建设中去，真正把社区当成“家”。此外，还要加强社会组织之间的合作和联系。社区在发展社会组织时，要通盘考虑，突出重点，推动社区治理向多元化方向发展。社区内的社会组织要有“走出去”眼光，加强与其它社区的交流学习，让活动样式更加丰富，同时为广大居民参与活动搭建更大的平台，让社会融合力和多元发展格局得到有效拓展，让社区居民更好地融入社会。

（四）法制化监管

建立与社区组织发展相适应的法规制度体系，并加大和推进法制化建设的落实力度，营造良好的法律环境和政策环境。对社会组织的登记注册制度进行改善，帮助社区组织更好地发展。同时，还要加强自我约束机制的建设，让社区组织自我评估意识得到不断强化，内部监管得到有效加强，让社区在财政收支、社会捐赠等方面的信息更加透明。注重互律机制建设，加强社区组织之间的沟通和联系，切实通过相互的交流、监督和合作，实现社区组织共同发展、全面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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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社区治理；社区居民自治

一、城市社区治理的问题

（一）城市社区治理的“应然”定位

社区是指聚居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人们所组成的社会共同体。它具有以下几个特征：1、社区有地域性，具有明确的地理边界；2、社区是一定范围内居民社会生活的共同体；3、社区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整体，辖区内居民因居住于此而产生社会交往；4、在一定程度上获得的公共服务具有同质性。在社会管理领域，城市社区治理是指在是地域性社会实体一定地域范围内地方政府、社区组织、社区居民共同管理公共事务的活动。在危机管理的意义上，社区是指同一范围内居住和生活，具有共同的危机风险和减灾目标，由一定人口和家庭组成的区域，与此社区对应的是社区治理指的是危机应对。综上，城市社区的“应然”定位应该是治理主体多元化、治理方式协商化，且社区满足各参与行为主体的公共利益的公共利益，最终获得社区发展。这里的“多元”不仅指参与多元，还是指可以在多种解决冲突、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进行选择。

（二）城市社区的“实然”作用

在我国，城市发育状况不同，治理理念发展路径不同，实际制度环境不同，所面对的实际情形不同，导致城市社区治理程度不同，但又体现出共同的问题，举例说明：

西安市的经济开发区高新区为例，高新区逐步向“城”的概念发展，所以社区的概念刚刚兴起。社区内同时有社区居民委员会、物业公司、业主委员会。社区委员会方面，高新区已初步建立其辖区内社区的组织结构与人员配备体系，并逐步开展各项职能活动，初步形成了社区的雏形，开始履行部分基本公共服务与社会治理的职能，为居民的生活、工作提供了便捷。但简单来说，即居民认为社区的基本职能就只是盖章审批，即承担了街道办事处的职责，并不能承担其他职责。社区内的物业公司负责社区内部水电气等硬件设施维护及维持治安。业主委员会发挥的作用并不明显。

以上两个实例都说明一个问题，社区是一个基层性组织，它的职能发展有赖于政府职能的建设和发展，即政府主导的特性。社区的发展和城市的发展同呼吸、共命运，在不同的时期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它服务大众，支撑着政府。但是，基层社区挂牌多，承接大小行政事务多，经受考核多，证明盖章多已是众多社区的形象缩影，本该是“对下负责”为社区居民提供公共服务，却成为“对上负责”的行政机关的延伸。

二、社区居民组织自主治理社区

现有的困境和解决路径不免显得悲剧色彩十足，一个良好的治理体系包含了很多方面，可是细数我们自己的却都还没有发展起来。如果接着从政府主导的角色出发，提出来的建议就是：培育自治组织，形成政府、市场、自治组织多元治理体系。但是，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的研究打破了解决公共池塘资源治理的唯一途径是实行完全的私人财产权或集权式的政府规制，这让人们意识到“非政府”“非市场”的巨大魅力。这种思想放到社区治理中来说，就是享受同质公共服务的社区居民，他们是有着地缘并且相互联系的共同体，由社区内部是有可能内生出一种有别于政府主导和市场主导的第三种选择。首先，政府在社会治理的角色弱化，而作为一种社区治理的外部政治制度环境存在，而社区所有事物的责任承担者。其次，社区居民同时实现私人理性和公共精神相平衡的心理和行为才能实现现代社区治理的目标。换句话来说，在别无他法的情况下（即没有由政府主动提供、完全提供公共服务，还充当居民冲突的协调者等一系列假设前提下），社区居民可以找到一条路实现社区治理发展的目标。

实践表明，在社区服务中，单纯的政府供给模式或是市场供给模式都无法为居民提供有效的服务。这是因为，如果一个社会一端是单一的个人和家庭，另一端就是正式的政府机构，由于政府对居民分散而琐碎的需求信号反应很弱，政府面临公共服务持续供给的巨大压力，而且政府自上而下、整齐划一的行政供给模式也无法触及居民生活的方方面面，显然不能满足居民的需求，很多问题也无法得到迅速化解。市场供给模式由于遵循利润最大化原则，因此在抵偿或者无偿供给方面就显得有些林捉襟见肘，如有学者指出，坚持福利宗旨对于密切社区关系、增强社区凝聚力和居民的归属，也有着相当重要的作用①。只是，如何激发居民参与社区事务？如何在每个人都有搭便车享受良好的公共服务而不愿参与到公共服务的供给中来？解决社区治理中这些问题，主要需要分析的是作为特定社区环境特征的变量。

有研究指出，随着民主参与和社区服务的扩大，人们发现社区中的弱势群体中社区公共事务和社区服务站的参与认同，包括志愿服务队参与认同，却高于在职职工等社会主流群体②。我认为奥斯特罗姆的这句话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这种现象发生的原因，即人们对避免损失的重视程度要高于潜在收益的重视程度，相对应的，人们对避免未来损害的预期收益大大胜过对生产未来产品的收益的重视③。社区居民虽然是生活在一个有边界的范围之内，但是有着不同的经济实力和社会生活背景。当参与社区公共事务和社区服务站可以使自己避免一些生活困境时参与的积极性就较高。而之所以在职职工等社会主流群体则没有意识到自己某个时刻生活质量变差等类似这种威胁的存在，他们认为参与到社区治理过程中需花费大量的时间然而这个过程带来的显性收益微乎其微，所以这类群体的参与认同感将大大降低。假设政府职能转变，政府鼓励社会力量参与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也就是说，社区自治得到政府鼓励而不受外部政治制度的消极作用。另一方面，政府作为一种将部分社会服务职能转交由市场企业、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承接，从而使其能够有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制度法律制定和政策法规建设中。那么，在这种假设下，社区组织、社区居民如何来承接这样的职能，提升自治能力？

本文认为，原有的制度惯性会使得社区治理演变的过程较为漫长，假定以治理能力较弱的社区为基础，首先：应该从较容易引发居民共鸣、缩小居民潜在危机的角度培育社会组织，激发出社区的自我调节和解决冲突的能力。例如，提升社区应急能力的社团组织构架，社区调解组织。由社区自生出的社团组织，虽然培育速度较慢，但是也有生命力强，根基稳的特点。倘若，社区居民能在某一方面的事务进行良好的组织，则可以实现很好的辐射带动作用，扩大自治范围。其次，实行“居站分设”制度，即分别设立社区工作站和居民委员会。在短时间内，社区处于政府的行政末梢端的地位不能改变，则应该将行政事务严格划分出来，一部分政府行政事务的执行者即社区工作站，方便基层政府在社区治理过程中承担行政职能和责任以及自身工作的展开，增强了社区行政事务管理的执行力，保证工作人员的专业化。除去社区行政事务外，均作为居民委员会自治部分，有一定的自治空间和需要将是居民委员会自治能力提升的必要条件。（作者单位：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注释：

① 李迎生.对城市社区服务发展方向的思考[J].河北学刊，2009.1.136～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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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社区治理 居民参与 利益 经济人 市民社会

一、利益的相关概念

居民作为参与社区治理的统一命名群体，实质上还是一个个单一的个体，而作为个体，必然会基于所采取行动带给自身的利弊决定此项行为的实施与否。即就是说，当居民个体发现参与社区治理这个行为能带给自己更多的益处，其参与积极性和效能大幅度提升，反之，则大幅度下降。在这项行动中“利益”成为最重要，最关键的考量因素之一。本文以“利益为最基本，最重要的居民驱动力”这一观点为前提，展开居民参与社区治理问题中居民参与的动力问题的研究。

（一）利益的界定

推动个人或组织做出某种行为最基本的动力或者动机就是利益。这里指的“利益”包含着非常复杂的内容，并不简单地指个人的经济利益。本文倾向于以下对利益的界定：即利益是人们生存，享受和发展所需要的资源和条件。具体来说：（1）利益同时具有客观性和主观需求性。当主体的需求相契合于满足需求的客体时，利益就发挥了最大的作用，行为动机也由此产生，相应的行动也会随之开展；（2）利益的表现形式不仅有我们所熟知的物质利益，也有不以实体状态存在的精神利益，精神利益和物质利益相结合，能够最大限度的激发参与者的行为需求；（3）利益具有交换性。利益的本质，即资源和条件本身都可以在特定的环境下用于交换，而条件和资源相比，其作为利益的一种特殊形式，更应受到人们的关注；（4）利益具有普遍性，合理性。社会中，一切活动的开展或多或少都掺杂着利益因素，现实生活中，只要是人，都有生存和发展的需求，也都有利益要求。同样，利益的合理性表现在利益能够满足人和组织生存发展的需要。以上对利益的概念界定，必然可以为我们分析人类行为的内在动力和纷繁复杂的人类行为提供一个有力的解释框架。

（二）社区治理中的社区利益

具体到城市社区治理来看的话，利益也和居民的生活息息相关。首先，我们要承认社区利益的客观存在性。在公共管理的动态发展过程中，众多利益主体间的矛盾冲突愈来愈显示出复杂化趋势，社区治理也不例外。如何化解各个利益主体间的利益矛盾，实现作为社会利益核心的公共利益与具有组织分享性的共同利益以及私人独享性的个人利益间和谐发展，越来越彰显出其重要性和迫切性。

对于社区来说，其本质上就是某种利益基础上形成的人们生活的共同体。这里的利益主要指的是社区利益。社区利益在主体上包括社区成员（居民）的个人利益，社区组织成员之间的共同利益。个人是利益主体的基本单元，也是社区利益的基本构成要素，居民作为参与主体，更多的关注的是参与的实效性，即居民在参与目的上存在一定程度的偏差，居民是否参与取决于对参与的预期收益和成本的估量，取决于对自己实现目标的力量和可能性评估，而“共同利益”在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是由作为“私人”的个人造成的。因此，如何提升整个社区公共利益的维护，就应当着眼于微观角度上居民个人利益的有效维护。

二、居民参与社区治理动力不足的微观探讨

本文把利益作为居民参与最重要的驱动力的出发点是人性。所谓“人性”是指人的本质属性，它包含人具有动物本能的自然属性和人受社会影响的社会属性两个方面，决定着人的行为动机。而人的行为动机是建立在人的认知基础上的，人通过认知建立一个标准，以此标准做出行为动机的选择和判断，即判断标准是动机的核心，行为选择是动机的结果表现，整个过程就是动机产生的过程。不同学科中对人的行为分析总是要对人性的假设作为基本前提，因此，人性假设是学科中人的行为分析的逻辑起点，同样，如果不从人性入手，就很难明确社区中居民的心态和动机所在。本文试图将“经济人”假设和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相结合，以期分析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动力问题。

（一） 经济人假设

“经济人”作为一个公认的科学的概念，最初是由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提出的一个假设。指不抱除经济利益以外的其他动机，只按经济原则进行活动的行为主体。具体来说，“经济人”假设的核心是：人的行为目的是获取最大的经济利益，人的行为是合乎理性的，力求以最小的投入获取最大的回报。

在现实的社区生活中，对多数居民而言，是否参与取决于参与的实际功效，而非参与的民主理念。在涉及到居民个体或群体利益相关的项目时，居民的参与热情和实效行动则会大幅度提升。如，社区的整个绿化和卫生状况，社区健身器材的购买，停车位的安排等，相关涉益居民都会有倾向性的投入与其关联性最大的项目，而这个过程是自发的不是政府或者其他主体有意识的进行强行推动的。因此，具体到居民参与中来，在居民最基本的经济利益在社区中未获得满足的情况下，我们不能奢望其能够自觉，主动，积极地参与到社区治理中来。我们不得不承认，除了部分特例之外，这是符合人的本性要求的。但同样，我们也必须承认，当居民较低层次的物质利益获得满足的情况下，还有被尊重，归属，自我实现等高层次的精神利益得以被需求，不可否认，精神利益带来的行为效力的持久性是远高于物质利益的，这就需要引入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予以分析。

（二）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

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在其1943年出版的《人类激励理论》一书中，初次提出需求层次理论，1954年又在《激励与个性》一书中，对该理论做出进一步阐述，该理论的基本内容是：（1）需要的多层次。马斯洛于1943年把人的需要分为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友爱和归属需要，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这五个层次。（2）人最迫切的需要是激励行为的主导动机。这种某一时期最迫切需要的强烈程度取决于其相对重要性。（3）激励是动态的。当低层次的需要逐渐满足，高层次的需求则会慢慢影响行为判断的标准。（4）各基本需要的心理强度是按由高到低逐级上升的，但这种秩序不是完全固定的。（5）人都潜藏有各种需要，只不过在不同的时期所展现的强烈程度不同而已。如图1所示，为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

图1

居民本质上是“经济人”，兼有实现尊重，归属感和自我实现等高层次需求。首先，低层次的社区需求，指低层次的生存和安全需要。在城市社区内，生存需求指居民对设施完善，交通便捷，环境优美和生活便利等需求；安全需要，即指居民可以保护自身的生命和财产安全，防止意外事件的发生。其次，中间层次的社区需求。即交往需求，也就是居民对社区的归属感的建立，与其他居民保持良好的人际关系，彼此信任的需求。最后，高层次的社区需要：尊重和自我实现需要。在社区内，尊重需要指的是相互关心和尊重对方权利，社区责任感和自我约束。自我实现需要指的是能够体现人格魅力，展现组织能力，获取社区声望的需求。因此，我们可以看出，低层次的社区需求基本上关联密切物质利益，集中体现在经济，社会参与中，中高层次的社区需求则是与精神利益关联密切，集中体现在政治参与中。

（三）边际效用下分析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动力问题

边际效用递减规律作为微观经济学得一种分析方法，用于分析消费者购买某种商品数量所带来效用增减变化的影响。也即就是在一定时间内，在其他商品的消费数量保持不变的条件下，随着消费者对某种商品消费量的增加，消费者从该商品连续增加每一个消费单位中获得的效用增量是递减的（图2）。

图2 边际效用递减规律

居民作为社区治理的主体，其自身利益需求是多样的，现今有较多的社区指采取较为单一的需求点所延伸出的政策方法一成不变的实施，根据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则可分析出居民的参与热情和行动积极性会由刚开始的效用最大化到逐渐失效，也即政策的实效性只能维持一段时间而不能持久的发生效应。居民个体对某种需要对象的占有量持续不断增加时，这种需要对象带给居民的满足感在一开始时是逐渐上升的，但单一的一昧只满足这方面的需求，居民的需求点在达到饱和后便会下跌甚至会产生负效用，就像一个人口渴时，喝水能带给他满足感，但一昧的喝水，喝水的人反会呕吐，这也就能较为合理的解释为什么有些社区治理政策在刚开始时发挥了很大作用，但在一段时间后会逐渐失效甚至带来负面效果。此规律要求社区治理宏观政策的制定一定要遵循实际情况，因地制宜的阶段性调整，且要着眼于居民需求多样性的点来制定相关的政策和实施方法，关注居民的多元性需求利益。

总之，促使居民做出行为的动机是多方面的，居民最基本的物质利益需要，是使个人决定是否参与社区治理的最直接动力，也是最基本动力，当个人物质利益在社区或其他领域中得到基本满足，失去最强动力以后，其他较高层次的需求就会浮出水面，特别是精神利益，如追求尊重和自我实现等就会取而代之，由间接动力转变为促使居民参与的直接动力。

三、微观层面建构居民参与的动力机制

一般对社区居民来说，其参与社区治理的广度和深度受到多种因素影响，但从根本上看，参与是居民个人的事情，因而要从居民参与行为本身来寻找解决居民参与不足的对策，建构居民参与的动力机制。

（一）居民利益由个体利益向公共利益转化

基于个体利益追求基础之上的公民参与行为在多方之间的竞争与合作中逐渐达成对公共利益的认同，这是一个递进的过程。居民本质是“经济人”，因此利益是其从参与的最重要驱动力。当居民感到社区治理与其利益尤其是物质利益息息相关，参与能够有效维护其利益时，自然就会萌生出参与社区治理的动机与期望。反之，则会出现不参与或者假性参等现象。因此，如何将居民与社区利益更加有效的关联，使二者呈现正相关关系，是本文研究的关键所在。

1、社区政治功能的强化

（1）扩大政治参与。政治参与是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一个重要途径，具体体现在社区选举和民主瓶以上，通过社区内的政治活动，满足居民在单位外政治参与的需要。各地一重要的实践就是开展社区直选活动，让居民的政治参与权利真正落在实处而不是流于形式。

（2）强化社区党建工作。现金社会，城市居民与社区的关系愈渐密切，其“单位人”属性逐渐弱化，“社区人”属性逐渐增强，因此更需要提升社区党建工作的地位，现阶段，社区党员的数量与日俱增，原有的体制已经无法进行有效教育和管理，建立以社区为主的党建工作势在必行。

2、社区福利保障功能的强化

就我国目前市场，社区发育不足的现状来说，我国只能实行市场偏重型社区福利保障模式，即一方面强调居民的自我投资，使社区服务商业化，同时实现社区服务价格的社区补偿；另一方面强调对孤寡老人、残疾人等的无偿服务和安置。降低职工与单位间的依存度，使居民除工作外的其他利益关系都能在社区中得到体现和保障。

（二）“市民社区”的建构

1、强化非政府组织的作用

社会资本形式可分为政府创造的社会资本和民间创造的社会资本，而后者包括共同价值观、规范、非正式沟通网络及社团型成员资格等方面。这个分类方法告诉我们，社会资本的投资需要从公民个人、公民社团、国家三个层面努力。具体到社区治理中的居民参与上，通过培育社会资本来实现居民高层次需求的社区化。而个人层面涉及到社区社会资本的构建，正好和我们所探讨的居民参与是重合的。因为，扩展居民参与是社区社会资本投资的最直接方式。

非政府组织以居民的彼此需要为联系纽带，以信息沟通为切入口，以双方的满足为社区认同的感情基础，能有效突破居民间存在的陌生感和生疏感，缩短心理距离，增进相互了解，催生彼此感情，最终形成社区联系。

从外部效应来看，其将居民各自分散的力量得以整合，与其他较为强势的如政府等主体进行有效的博弈，方便了居民利益表达和利益集合，提升了居民参与的热情和积极性，有效促使居民参与。

从内部效应上来说，当个人从属于有多元目标和多样化的“横向”组织时，他们的态度将因为组织内的互动和互交压力而变得温和，也更容易培养居民的集体参与感和意识，进而形成有社区特色的社区文化，反作用力推动于居民参与。

2、社区认同感的构建

物质利益的满足其助推力的时效性是有限的。精神利益的驱动相对是长久性的。那么，如何建立有效的社区认同感则是我们的研究所在。

一方面，社区参与的重要动力源于持久有效的社区动员和民众教育，使居民转变观念，产生内在的主动参与意识和理解支持社区建设的现代化行为。另一方面，社区掌握了居民的能力和潜力，做宣传教育和发动工作时就能有的放矢，社区活动对居民有吸引力，居民自然就会产生同类认同，愿意参与。

具体来说，社区认同力的构建需要以下五个方面社区文化的构建：（1）充分发挥民间团体文化、文化精英等在文化建构中的有效作用，关注弱势群体文化需求，激发居民参与社区文化的“内生力”；（2）充分利用社区的各种资源，打造沉淀性强且独特的社区文化，彰显社区的独特魅力；（3）充分发挥中介组织、非政府组织的作用，构建“以人为本”的社区文化评价机制；（4）切实举办各种吸引力、实效性强的文化体育活动，让每个居民都能切实参与并从参与中获取一定参与实效，达到双赢；（5）协调好社区主流文化和亚文化质之间的关系，既尊重亚文化，有切实抑制并改造其负面成分。

总之，社区居民的共同利益，首先是经济利益，其使社区具有内在向心力，在这种向心力凝聚成行为规范的同时，构建社区特有的文化、生活方式，增强社区居民的社区“归属感”，并结合社区政治功能加以改造，同时增强社区福利功能。其次，有效发展非政府组织，构建“居民、社区组织、政府”三点一面的结合性攻略，形成“自信、互惠、民众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的“市民社会”，才是从根本上解决居民参与不足的对策所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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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宋林飞.西方社会学理论[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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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魏娜.我国城市社区的治理模式[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3（5）.

[6]潘鸿雁.社区治理新模式：共治与自治互动[J].学习时报，2013（6）.

[7]任晓春.论当代中国社区治理的主体间关系[J].中州学刊，20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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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集体合作 社区 协作治理

当前社会发展过程中，基层社区如何实行优化治理成为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传统的居民委员会模式碰到了各种困难和难题，尤其是如何最大程度发挥社区居民的参与和贡献成为重点。那么，如何达到这一目标，实现所有社区居民共同治理的最大化呢？这就要求我们要寻找一种新的集体合作方式。集体合作是完成协作治理的关键环节。无论什么时代的公共治理，要想实现一种最大化和最优化的目标，就必须在与治理密切相关的主体客体关系上达到一种和谐共赢的状态。只有主客体对象的融合与合力才能确保治理方案的有效实施以及各种要素的力量的最大化发挥。集体合作正是这样的关系。

集体合作是通往协作治理的必经之途。集体合作能够在公共协商获取了充分信息、问题磋商、议题商订和方案抉择之后予以展开。集体合作是决策执行环节的重要条件。即使经过多重反复商议的决策如果没有公众的集体合作仍然不能够保证它按照公共的利益要求来执行下去。集体合作包含了社区中的公民、责任委托的代议者和专业服务人员，必须是多重力量的互相支持和互相取长补短才能取得成功。集体合作不是抽象的概念争论，而是具体项目的执行，所以集体合作表现为一系列的具体的政策项目，在这些项目中相关团体提供各种条件支持，帮助政策项目的顺利执行。集体合作常常是在微观层次的社区中展开，它切近每个公民，成为公民认知政治民主性与合法性，体验政治价值的直观经验。集体合作也是对公民认识能力和参与政治能力水平的检验，不具备良好参与能力的人也不具有合作能力，反过来，没有较好合作能力的人也不具有较好的政治参与能力。如果属于这种情况，那么地方和社区的民主水平显然需要大力提高。

在社区治理实践中的集体合作包括专业化合作、民主化合作、社区化合作几种方式。几种方式分别从不同角度要求集体中的成员根据不同标准来合作执行政策项目。所谓专业化合作是指根据社区项目的特殊要求，大力吸收专业人才提供专业。这些专业人才扮演着提供帮助者角色。专业化合作试图改变专业知识人员和社区公众之间隔离的关系，改变专业知识精英高高在上的垄断者角色，向广大公众提供在地的、平等的、专业的服务。专业人才在协作治理中不再成为知识技术的专制者，而是将知识技术努力普及，帮助普通公民接受和学习新的知识技术，共同进行社区的专业性治理工作。专业化合作要求专业人员走出狭窄的专业性机构，将自己的技术特长和社区服务结合起来，和社区公民一起致力于良好的和谐社区建设的工作。专业技术的开放直接带动了社区公民治理能力的提高，社区公民不再完全依赖于专业人员的工作，而是通过自己的学习逐渐学会在有限的领域内自我治理、自我服务。专业化合作包括社区医疗、教育、卫生、环境保护、安全、经济等方面，专业化合作的全方位展开还能够带动社区的文化整合，有效地专业服务直接推进社区间的互相支持、互相了解，从而形成一种互相依赖的地区亚文化。专业化合作也能够创造出一种自我治理、自力更生的独立的亚文化，促进社区公民之间的认同和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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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区域产业集群品牌具有“产业集群社区俱乐部产品”属性，其产权类型表现为“产业集群社区共有产权”，呈现主体多元化、内部非排他性和外部排他性、不可分割性、不可让渡性、模糊性特征。

关键词：集群品牌 集群社区 俱乐部产品 产权

研究背景

产业集群是特定区域内大量关联企业（供应商、成品商、客商）及支撑机构（中介服务机构、规制管理机构）相互作用，所形成的类似生物有机体的产业群落。关于“区域产业集群整体/集体品牌”现象，国外学者多采用“集群声誉”概念术语称之，中国学者多采用“区域品牌”、“集群品牌”等概念术语描述和研究，其科学、严谨的规范术语应为“区域产业集群品牌”（简称“集群品牌”）（吴传清，刘宏伟，2008），它是特定区域的特定产业集群发展到成熟阶段所累积的产业知名度、美誉度、忠诚度以及产品市场占有率等“三度一率”声誉，一般采用“地名＋产品通用名”词组表述（如“浏阳花炮”、“金华火腿”、“龙口粉丝”等）。“区域产业集群品牌”是中国学者开创的一个产业集群研究新领域和前沿理论论题，也是产业集群发展实践中的热点问题。目前学术界关于区域产业集群品牌的公共产品、产权等经济属性特征的研究成果，多侧重于一般性的界定、描述，尚缺乏学理上的分析、阐释。

区域产业集群品牌的公共产品属性特征

关于区域产业集群品牌的公共产品属性特征，学术界众说纷纭，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以下三种：

“公共产品（public goods）”说。中国学者普遍强调区域产业集群品牌是一种“公共产品”，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夏曾玉等（2003）最早探讨了区域产业集群发展所形成的“区域品牌”所具有的“公共物品”经济属性特征。此种观点在学术界流传最广。

“准公共产品（quasi-public goods）”说。首倡“产业集群”（Industrial Cluster）概念的美国学者波特（1998）强调产业集群发展累积的集群声誉是一种“准公共产品”。宋永高等（2008）将“集群品牌”的公共产品属性折衷地表述为“集群品牌是一种公共或准公共产品”、“集群品牌是（准）公共产品”。

“地方性公共产品”说。周云峰（2010）认为 “区域产业组织的整体品牌”（区域品牌）是“公共品牌”，对区域产业组织内的任何成员而言，在消费上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区域品牌”存在“私有性”元素，对区域产业组织之外的其他组织而言，在消费上具有排他性和竞争性；区域品牌是其所属集团的“私人产品”，从收益覆盖范围而言，属“区域的公共产品”、“地方性公共产品”。

此外，还有部分学者将“集群品牌”或“区域品牌”的公共产品属性表述为“公共资源”、“公共资产”等等。

根据公共经济学的公共产品分类理论，上述表述均显笼统、失之准确。

公共经济学根据产品是否具有消费的排他性和竞争性标准，将产品分为四类（表1）。与“私人产品”（private goods）对应的“公共产品”（public goods）分为“纯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两类，“准公共产品”又分为“公共资源”（common resources）和“俱乐部产品”（club goods）。“俱乐部产品”是一种介于私人产品和纯公共产品之间的“准公共产品”。俱乐部是由一定数量的成员组成，其成员必须具备某种资格，且遵守俱乐部规则。俱乐部产品仅供俱乐部成员共享，具有消费上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排斥非俱乐部成员共享，具有消费上的排他性。

“产业集群社区”（简称“集群社区”）是产业集群研究者借鉴社会学视域中的“社区”概念（“社区”是指地域相对较小、社会经济文化活动比较相似、社会功能相对完整的“共同体”）而倡导的一个新概念。郑广和陈雪梅（2006）根据日本发展经济学家速水佑次郎关于“社区是在加强人际关系和相互信任基础上引导社区成员进行自愿合作的组织”的论述，倡导将产业集群视为一种社区的“集群社区”概念。马斌和徐越倩（2006）采用“社区性产业集群”概念分析研究了民间商会组织在产业集群治理中的作用机制。陈文华（2007）从产业集群治理视角提出了“产业集群：一个具有经济功能和社会功能的跨行政区划的产业社区”命题。产业集群社区理论强调，产业集群区域是相关联的集群企业组织、中介组织及居民（具有相关技能的劳动者等）所组成的地域性生产、生活共同体，集群企业之间的合作激励既是基于市场交易下的利益性互惠合作，也是源于地缘、血缘、业缘等因素以及习俗、信任、承诺等非正式制度安排。

根据公共经济学的公共产品分类理论以及产业集群理论视域中的产业集群社区理论，可将区域产业集群品牌的公共产品属性特征进一步准确地表述为“产业集群社区俱乐部产品”（简称“集群社区俱乐部产品”）。这种表述的优点表现在：一是精准地揭示了区域产业集群品牌的“公共产品”属性特征―“准公共产品”之中的“俱乐部产品”属性特征；二是精准地揭示了区域产业集群品牌收益覆盖范围的空间特征―“产业集群社区”。

获得产业集群社区俱乐部成员资格的集群企业均可平等共享区域产业集群品牌，任何成员企业无法排斥其他成员企业享用，具有消费上的非排他性特征。尽管集群企业之间存在着竞争关系，但某一成员企业对集群品牌的使用并不影响或减少其他成员企业的享用，具有消费上的非竞争性特征。产业集群区域内未获得俱乐部成员资格的集群企业、产业集群区域外的非集群企业均为非集群社区俱乐部成员，无权共享集群品牌，具有消费上的排他性特征。

区域产业集群品牌的产权属性特征

（一）代表性观点

与企业品牌的产权归属单一主体―企业所有不同，区域产业集群品牌的产权归属多元化的集群成员所有。学术界关于区域产业集群品牌的产权特征存有两种代表性的观点：

1.产权模糊说。张屈征等（2003）最早探讨了由某一地区厂商共享的“区享品牌”所具有的“产权模糊性”和“利益共享性”特征，强调为品牌所在地共有的“区享品牌”无明确的权利主体，共享企业不得独占，政府也无权注册。熊爱华（2009）借鉴上述“区享品牌的产权模糊”论表述，从区域产业集群视角探讨了“区域品牌”的产权特点，强调“区域品牌”为区域“公共权利”，产权模糊，区域内相关企业可免费共享品牌使用权和品牌收益，企业不可独占，政府也不可能拥有。从学理的严谨性视角而言，上述“产权模糊说”仅揭示了区域产业集群品牌产权的部分特征。

2.产权分类说。刘红艳和何慧爽（2009）借鉴产权理论，根据品牌主体性质的不同，将区域产业集群发展所形成的“区域品牌”产权分为政府产权（区域政府和行业协会为主体的区域品牌）、社团产权（若干企业联盟组建的区域品牌）和私人产权（龙头企业主导的区域品牌）三类。实际上，后两类“区域品牌”实为企业联盟所形成的企业共同品牌，而非区域产业集群整体品牌；“政府产权（区域政府和行业协会为主体的区域品牌）”的表述也不尽科学、严谨。

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理论是分析研究区域产业集群品牌产权特征的重要理论基础。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理论认为，产权是一种包含所有权（归属权）、占有权、支配权（处置权）、使用权等内容的“权利束”；产权根据归属主体不同分为“私有产权”和“共有产权”两类（表2）；产权的属性特征分析涉及排他性、可分割性、可让渡性和清晰性等方面。

（二）显著特征分析

基于区域产业集群品牌的“产业集群社区俱乐部产品”属性，区域产业集群品牌在产权类型上表现为“产业集群社区共有产权”，产权由集群社区共享共有，其“共有”边界仅限于产业集群区域，排斥产业集群区域外的经济主体共享。因此，区域产业集群品牌产权具有一定的“私有性”，是一种“产业集群社区私有产权”，是一种“相对不完全的共有产权”。

区域产业集群品牌产权的显著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产权主体的多元性。区域产业集群品牌产权归属产业集群区域内的地方政府、行业协会、集群社区俱乐部成员企业及其它利益相关者等多元化集群成员。

产权的内部非排他性和外部排他性。区域产业集群品牌是一种集群社区集体性专用权，仅供集群社区俱乐部成员企业平等共享，彼此不具排他性，但排斥集群社区内不符合集群社区俱乐部相关准入条件的集群成员企业（非集群社区俱乐部成员）以及产业集群区域外的经济主体（政府、行业协会、企业）共享。

产权占有的不可分割性。区域产业集群品牌是一种集群社区共享的集体产权，产权专属集群社区俱乐部成员组成的产业集群集体而不属于单个集群成员，符合集群社区俱乐部相关准入条件的集群企业均可享用集群品牌,但均无权独占、分割集群品牌产权；产权的不可让渡性。区域产业集群品牌不能脱离特定区域的特定产业而独立存在，具有极强的地域根植性和产业依附性，其产权既不能在地域间进行品牌资产交易，也不能在产业间进行品牌资产让渡。

产权的模糊性。尽管区域产业集群品牌产权的归属主体是确定的，但又是多元的，并非唯一，因而产权主体具有模糊性。

结论

概称区域产业集群发展所积累而成的“区域产业集群整体品牌”现象，最为科学、严谨的规范术语应为“区域产业集群品牌”，可简称“区域集群品牌”或“集群品牌”。将区域产业集群品牌的公共产品属性特征表述为“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地方性公共产品”、“公共资源”、“公共资产”等，均失之精准。借鉴公共产品理论、产业集群社区理论，科学、严谨的表述应为“产业集群社区俱乐部产品”， 可简称“集群社区俱乐部产品”。借鉴产权理论，可将区域产业集群品牌的产权属性表述为“产业集群社区共有产权”，其具有主体多元化、内部非排他性和外部排他性、不可分割性、不可让渡性、模糊性五大特征。

参考文献：

1.吴传清，刘宏伟.区域产业集群整体品牌现象的名称术语规范探讨[J].中国经济评论，20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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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陈文华.产业集群治理[M].经济管理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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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研究对“社会公共安全”的概念界定

按照对社会安全事件的分析，并结合我国对公共安全的四个方面的分类，围绕社会治安与犯罪预防等相关事务，应对社会公共安全作相对狭义的理解。本研究认为，社会公共安全是与国家安全、政治安全、经济安全、信息安全、食品安全、生态安全等相并列的公共安全的一种。社会公共安全是指在一定社会共同体内，基于对犯罪活动的有效预防控制及实现良好的社会治安秩序，使社会公众免于遭受生命、健康、人格尊严或财产方面的侵害，并能获得较高程度的安全感和可靠的安全保障。社会公共安全涉及在一定社会共同体内，是与公众的生命、健康、人格尊严、财产等与社会治安秩序相关的安全，其实质是对法定的以生命和公私财产为核心的安全利益的维护和保障。

二、西方安全与社会公共安全研究路径

国外对于社会公共安全的研究总体分布于多个学科领域，且多自成体系，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视角的研究。

（一）基于宏观社会冲突与社会秩序的安全研究社会秩序理论一直是社会学研究的核心问题。西方社会秩序理论中的基本线索之一是：构成社会秩序的各个结构之间的关系如何，是冲突为主还是一致为主？冲突范式是西方社会秩序理论的研究范式之一，主要注重社会结构内部的冲突性，强调社会异质性对于社会秩序的自我调节、整合或者社会秩序的变迁所起的作用。如刘易斯•科塞（LewisCoser）将社会冲突分为现实性冲突和非现实性冲突、亲密关系的冲突、内群体冲突与外群体冲突、意识形态的冲突等，他指出，“许多通常被看作是对社会有破坏作用的过程，如暴力、抗争、越轨和冲突等在特定条件下，同样也可以看作是在加强着社会体系的整合基础，同时也在加强着社会体系对环境的适应能力。”①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Fukuyama）在其著作《大分裂：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的重建》中认为，西方社会在工业化社会向后工业化社会的第三次浪潮中经历了大分裂，这期间西方世界的犯罪率在升高，作为社会合作最基本单位的家庭出现了破裂，而人们对他人、对公共机构、对政府的信任在下降，这打破了原有的社会秩序和社会规范。②社会冲突与社会秩序的研究不直接涉及安全问题，却为安全问题的研究提供了宏观背景和思维基础，是对安全研究的思想基础。

（二）国际关系领域的安全研究国际关系领域对安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安全观的研究上，安全观研究分为以下几种视角：一是以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Wilson）为代表的理想主义安全观，主张以集体安全模式取代以往的均势模式来寻求国际社会的安全与稳定，强调规范主义和律法主义。二是以汉斯•摩根索（HansMorgenthau）为代表的现实主义安全观，认为保持权力均衡是国际安全与稳定的基本因素。三是新自由主义安全观，特别是近年来以基欧汉（Keohane,R.O.）和奈（Nye,J.S.）为代表的新自由制度主义安全观提出“复合相互依赖”的安全理论，主张影响国际安全的因素不仅是政治因素，还有经济、社会、生态等多方面因素，国家间的共同利益尤其是国际安全只有通过制度下的安全合作才能够得以实现。四是建构主义安全观，把认同作为安全的一个重要变量进行考察，如哥本哈根学派的“语言——行为”（speechact）安全分析认为，如果人们知道谁能够、在涉及什么问题和条件下“制造”安全，就可能调整行为主体间的互动，并抑制“安全困境”；同样，一个行为主体适应其他行为主体对一种“真正”威胁内容构成的认知，也塑造着国际体系内的安全互动。新自由主义安全观和建构主义安全观都强调了安全领域的互动与合作的重要性，是安全协同研究的思想源泉之一。

（三）基于犯罪预防的社会公共安全研究国外学者基于犯罪预防的社会公共安全研究，其代表性的研究路径有零容忍警务政策、安全节点治理模式、多中心治理与第三方警务等。第一种路径：纽约警察通过处理轻违法行为来应对和控制犯罪的零容忍警务政策。这一政策以破窗理论（BrokenWindowTheory）为基础。由美国政治学家威尔逊（JamesQ.Wilson）和犯罪学家凯林（GeorgeL.Kelling）于1982年提出，它主要表达这样一个思想：即一栋建筑物的一扇窗户玻璃破烂后，没有及时维修，就会暗示，这栋建筑物没人关心，与这栋建筑物一起的街道也无人管理，从而纵容更多的人去砸烂这栋建筑物更多的窗户玻璃。破窗理论生动地揭示了社会失序与犯罪行为之间的一种潜在相联关系。这一理论引用到犯罪学上，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某一社会失序的蔓延必然会导致犯罪的滋生和猖獗。根据这一推理，人们又得出这样一个理论：维护社会秩序与解决犯罪问题同样重要，严肃处理小偷小摸等轻微犯罪行为能够预防更多的严重犯罪。从这一理论出发，针对纽约市严重的社会失序与犯罪活动猖獗的现象，美国纽约警察局提出了零容忍警务政策。它的基本含义是：通过对各种轻微犯罪（特别是公共秩序犯罪）和违法犯罪活动决不容忍，坚决打击，即通过在警务工作中加强对日常侵犯行为的控制和管理，有效防范更为严重的犯罪类型的产生。在策略层面上，对轻微犯罪和社会失序行为方面，要有更加灵活的执法手段。英国学者诺曼•丹尼斯（NormanDennis）认为，实践零容忍政策的指导性原则是“防患于未然”，确保这种控制不要有任何程度的侵犯性；通过上述两种方式减少轻微犯罪，将有助于预防更严重的犯罪。①第二种路径：英国学者约翰斯通（Johnston，L.）和希林（Shearing，C.）提出了安全节点治理理论。他们认为“社会”的一般性概念，从理性治理（即作为政府干预的对象和机制）的角度看，将逐渐被更为中心消解的概念“社区”所取代。作为这种发展模型的一部分，他们认为政府提供安全的权力减少了，在很多情况下，政府现在只是诸多提供安全角色中的一个。节点治理的核心思想认为，国家在安全治理上所扮演的角色正在发生根本的改变，公共警察机构的功能正逐渐变成收集和分析从其他机构得来的信息并把这种信息到警务网络系统的其他节点上。②这一路径重新审视了国家与社会在安全供给领域的角色和关系，提出了新的安全治理模式。第三种路径：多中心治理与第三方警务研究。较有代表性的包括基于都市警察服务的多中心治理研究。奥斯特罗姆（Ostrom）等将警察服务当作公共经济的产业，从多中心治理的框架对警察绩效进行评估，认为制度安排会对警察服务绩效产生影响，与较大规模的生产者相比，小规模、直接服务的警察服务生产者效率往往更高。③洛林•梅热罗尔（LorraineMazerolle）、珍妮特•兰斯莉（JanetRansley）提出通过改变第三方日常行为的活动方式实现犯罪控制的第三方警务，并认为，“在第三方警务中，许多合作伙伴是人为锻造出来的且主要是用于犯罪控制的目的，这种合作伙伴关系在本质特征上是松散的、偶然性的，紧紧围绕遵守规则和解决当前面临的犯罪问题这个中心展开活动。”④上述主张为社会公共安全协同供给提供了基础性理论设想。以上三种路径都主张，伴随风险社会的出现，基于犯罪控制与预防社会公共安全供给的责任不仅归国家一方，而要由社会多方共同承担，而在社会公共安全供给中的发起者、多方协作的方式、进程、焦点等方面有所差异。

三、中国学者对社会公共安全研究的不同视角

国外对于社会公共安全的研究路径对我国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但由于政治制度、行政体制和警察职能的差异，我国的安全研究还要结合自身的体制和环境特点加以分析，相关理论的运用要注意本土化的适应性问题。我国学者对公共安全及社会公共安全的研究主要有以下五种视角：

（一）对维护社会稳定的研究维护社会稳定是社会公共安全供给的重要方面，我国学者对维护社会稳定的研究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展开：一是从政治学视角对社会稳定的类型及地方政府维稳困境的研究。学者们普遍认为，当前中国压力维稳的模式存在成本扩大化、价值预设与行为结果的背离等困境，需要改革当前的维稳方式，“国家的政策取向应当从压力维稳型向改革维稳型解决模式转变，维稳成本向改革成本转移，变被动改革为主动改革。”⑤二是从管理学视角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体系的研究。学者们认为，当前中国需要加强对于重大事项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制度建设。虽然全国范围内已经建立起相关制度，但主要是围绕项目或决策的合法性、可行性、合理性、安全性等内容实施评估，这种做法不够科学严谨。应以风险为核心设置评估指标，将风险与政府风险控制能力分别评估，在此基础上确定实际风险值。①当前从量化视角考虑风险评估指标体系的研究是相关研究的发展趋势。

（二）风险社会下社会公共安全事件或应对研究风险社会下社会公共安全事件或的应对研究近年来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近年来，对社会公共安全事件或的研究总体呈现高涨趋势，且对公共安全的关注维持在较高水平。对于社会公共安全事件或的研究，近年来国内学术界主要从内涵、特点、原因、对策等几方面进行了分析探讨。对策措施的研究中包括许多对农村、城市或某一类型的具体对策研究，宏观对策分析中较有代表性的有：有学者认为首先要以积极推进党内民主和基层民主为主要手段，加强地方政府的责任性和回应性；其次积极推进政府职能转换，调整政府与市场、社会及政府与企业、公民的关系；再次要建立利益表达和协商机制。②此外，还有学者从当代的后果出发，对后果性质评估的“肯定论”与“否定论”分别进行综述，认为我国目前后果研究相对稀薄，国内研究迫切需要注重界定抗议行动的后果、拓展抗议行动结果的研究方法、探寻抗议后果的因果机制等问题。③近几年对社会公共安全事件或的研究呈现以下特征：一是对网络的研究呈现上升趋势，学者们分别从公共管理、公安工作、传媒、信息技术、传播学等不同视角进行研究。二是研究的视角呈现多学科趋势，学者们从风险社会下政策冲突、社会资本、群体行为模式、协商民主等众多领域研究社会公共安全事件或问题。三是对社会公共安全事件或的性质评价研究出现了争论，出现了“肯定”与“否定”两种不同立场，特别是将与社会抗争、民主转型、政府政策、社会变迁等问题联系起来，这无疑扩展了对分析的视野。四是出现对社会公共安全事件的量化模型研究。以往或社会公共安全事件主要以定性研究为主，近两年有学者尝试进行了实证研究或模型研究。如有学者提出在对社会公共安全事件进行概念界定和突变分析的基础上，构建社会公共安全事件的尖点突变模型，指出社会公共安全事件发生过程是连续性和突发性的统一，突跳值大小决定了社会公共安全事件的危害程度，政府应针对控制变量进行政策研究。④

（三）城市公共安全与危机管理研究近年来，对于公共危机管理综合性研究呈上升趋势，学者们纷纷对危机及与危机管理相关的概念进行界定，对公共危机类型划分、公共危机的诱因、研究领域和范围以及公共危机管理体系（机制）的构建等进行了分析，并形成了“制度论”、“公共关系论”、“经验论”和“全面整合论”等不同分析视角。但从公共安全的角度出发的危机管理研究主要集中于城市范畴，主要从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的视角，对我国社会转型期的城市安全管理现状加以评价，并提出城市公共安全资源的整合及公共安全管理机制的完善路径，并尝试构建城市公共安全相关模型。如有学者运用可靠度理论，探讨系统可持续发展指标的量化及其模型建立；以Logistic修正模型为例，提出了系统评价预测研究的方法论，共同构建城市公共安全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基本框。⑤

（四）社区安全问题研究社区安全问题的研究主要涉及社区安全的治理机制、评估体系和安全建设等领域。中国80年代开始社区警务改革，并于2004年在全国大中城市全面实施社区警务。我国学者借鉴西方社区警务的理论与实践，就社区警务的合作、预防、服务的内涵进行了界定，并就社区治理与社区警务、社区警务的模式与工作机制、社区警务与犯罪控制等问题进行深入探讨。有学者认为，我国社区安全建设中存在政府唱独角戏的弊端，需要调整府民关系，具体来说，要促使政府从社区安全建设主导者逐步变成引导者，最后成为监督者和评估者；同时整合各类社区安全建设方案，从而减少基层管理者承担的“运动式”的工作任务。①有学者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探索城市社区安全评估模型的建立。通过采用在指标权重赋值基础上的多指标综合评价方法，遵循科学性、标准化、实践性、发展性、可行性原则构建城市社区安全评估模型，对制约社区安全状态负面指标决定的静态安全状况与促进社区安全正面指标决定的动态安全状况进行综合评估。评估模型指标（因子）权重采用专家调查法确定，指标（因子）水平采用标准化方法确定，并可在定量评估的基础上进行定性等级评估。②有学者以治理机制为分析视角，对台北市内湖社区安全促（协）进组织的发展历程进行了描述，着重对其在社区安全治理机制建设上的表现及作为进行了实证分析，提出以内湖社区为代表的台湾社区安全治理机制重视横向维度的建设，这值得大陆地区在开展安全社区建设活动中参考借鉴。③

（五）公共安全管理综合模式研究这类研究从总体上较少。有学者提出了进一步改进中国各级政府综合公共安全管理的对策应重点关注完善安全信息共享体系；公共安全管理的纵向、横向与综合协调机制；建立发展规划的风险评价制度；鼓励非政府组织参与建立社区综合公共安全管理体系；建设区域综合风险防范关键技术示范基地等思路。④在社会治安供给领域近期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是聚集于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保持社会稳定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着重研究其组织网络，认为在充分吸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兴社会和市场组织资源的基础上，建构起比较有效的组织化调控体系，是中国社会实现平衡转型的关键所在。此外，有学者借鉴西方的相关评价体系，从“脆弱性——能力”的视角构建公共安全评价框架，提出区域公共安全综合评价核心指标体系应包括：脆弱性指标（包含暴露性和敏感性指标、易损性指标）和应对能力指标（包含基础设施、管制能力、社会防御和经济能力四个方面的二级指标）。⑤这些研究对于我国公共安全服务供给模式、社会治安的供给现状、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政策发展等进行了较好的梳理，关注社会公共安全供给的协同机制，则是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领域。

四、当前公共安全与社会公共安全研究的主要进展与不足

社会公共安全研究涉及面广，目前这一领域的研究取得了以下进展：一是公共安全及社会公共安全领域在近年来受到多学科的普遍关注。近年来，以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管理学、公安学为代表等，许多学科为与社会公共安全问题相关的基本理论问题，如风险社会理论、协商民主理论、危机管理理论、社会冲突理论、治理理论等提供了较为完整的分析框架和理论体系，这些为社会公共安全研究向纵深发展提供了前提和基础。二是基于犯罪控制与预防的社会公共安全研究出现多元化视角。基于犯罪控制与预防，社会公共安全理论研究出现了零容忍警务、安全节点治理模式、情报主导警务、多中心治理与第三方警务、问题导向警务、社区警务等多元化研究视角或实践战略，为社会公共安全领域研究向纵深扩展奠定了基础。三是出现了对社会公共安全问题的量化研究。在社会公共安全评价体系的研究中，一些学者开始运用数学分析模型，尝试设计社会公共安全的评价指标体系，或进行定量评估基础上的城市社会公共安全系统研究。这些量化研究成果为寻找中国社会公共安全供给之路提供了有益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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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村镇银行；集约发展模式；公司治理能力

中图分类号：F830.3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06-0064-02

村镇银行集约发展模式主要通过提高资本管理能力和经营管理能力，通过提高生息资产的质量和效益来实现经济增长。村镇银行集约发展模式在在资产管理能力方面表现为经风险调整后良好的资产收益率和资本收益率；在业务发展模式方面表现为充分发挥“小银行”优势，提升小企业金融服务效率。在生产要素组合方式上，与粗放模式下依靠人员和机构扩张相比，集约化发展更强调劳动效率的提高，强调人员结构的优化和管理效率的提升，强调标准化和流程化管理能力的提升，强调以提高效率和效益为要求的“内涵增长”。

一、公司治理能力、可持续发展与集约发展模式

村镇银行的成立之初，在制度设计上就重视公司治理能力建设，这与集约发展模式在导向上相一致。公司治理是近年来银监会强调的一个重点。在银监会的《村镇银行暂行管理办法》中，强调村镇银行应根据其决策管理的复杂程度、业务规模和服务特点设置简洁、灵活的组织机构。在《中国银监会关于加强村镇银行监管的意见》中，监管层强调了对村镇银行公司治理监管的原则和要求。公司治理模式等监管要求的引入，将促使村镇银行增强公司治理的水平和能力。

可持续发展是一种注重长远发展的经济增长模式，简言之，是指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能力，可持续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之一。

对于村镇银行来说，可持续发展强调业务发展和商业模式的可持续性。村镇银行可持续发展模式主要通过提高资本管理能力和经营管理能力，通过提高生产要素的质量和效益来实现经济增长。村镇银行以可持续业务为基础，稳健发展，形成与城市金融不同的特色金融服务模式。在可持续的发展模式下，村镇银行资产质量、资产负债结构，各项风险监管指标向银监会要求的“优秀银行”靠拢，村镇银行将成为多层次银行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集约发展模式和提高公司治理能力、探索商业可持续在理念上和谐共存，集约化管理是现代企业集团提高效率与效益的基本取向。集约化的“集”就是指集中，集合人力、物力、财力、管理等生产要素，进行统一配置，集约化的“约”是指在集中、统一配置生产要素的过程中，以节俭、约束、高效为价值取向，从而达到降低成本、高效管理，进而使企业集中核心力量，获得可持续竞争的优势。集约化强调通过以业务流程改革为核心，创造性的运用标准化和精细化的管理技术，促进机构整合和优化要素配置，以提高工作效益和效率。

二、美国社区银行集约化发展的特征

社区银行概念起源于美国，通常使用定义为：社区银行是在一定地域的社区范围内按照市场化原则自主设立、独立运营、主要服务于社区中小企业和个人客户的中小银行。村镇银行通常的定义为：在农村地区设立的主要为当地农民、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提供金融服务的银行业金融机构。村镇银行与社区银行具有概念内涵上的一致性，而美国社区银行业在实施集约管理、服务社区客户等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客户定位聚焦于家庭及小企业客户。集约发展模式要求社区银行将优势资源聚焦核心业务，形成核心竞争力。美国社区银行将当地家庭、小企业视为主要服务对象，大中银行则主要面向高中端企业客户。这种差异化的市场定位为社区银行带来了集约化经营的优势。在业务范围上，集中优势资源进行错位竞争，在大银行不愿干的居民小额零星贷款、住宅抵押贷款、中小企业的短期融资及不动产贷款等方面，发挥主导作用。在此过程中，逐步培育和积累自己的独特能力和核心竞争力。

2.金融服务聚焦于小额储蓄和传统贷款。美国社区银行充分发挥在小客户群上的竞争优势，以小额储蓄和传统贷款为主业。首先，社区银行在小企业贷款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社区银行和大银行相比，在发放小企业贷款方面更具集约化的优势，因为社区银行更容易获取企业及当地市场信息，且能与借款者保持长期的、密切的关系。其次，美国社区银行也是非住宅不动产项目贷款和家庭农场贷款的主要提供者。最后，美国的社区银行更依赖个人储蓄作为其资金来源，因此对小额储蓄者提供服务更感兴趣。

3.高效的运营效率。社区银行的业务运营免除了相对复杂的环节和程序。由于社区银行的运作都在本地，因而社区银行作出信贷决策相当迅速。相反，大型银行则需要经过必要的内部审批程序，耗时自然较长。许多社区银行对个人客户的零售业务方面提供了相当全面的业务选择。

三、坚持以创新传统存贷为主业

中国商业银行综合化经营趋势逐渐增强，银行业务发展呈现多元化。和商业银行“大而全”的发展方向相比，村镇银行在地域范围、规模、资金结算、市场环境等方面不具备综合化发展的条件，而且银监会发展村镇银行的制度设计的初衷是在县域经济范围内支持三农。因此，村镇银行在发展理念上不能贪大求全，而是要利用有限的资源和经营范围，强调生产要素的集中，坚持以创新传统存贷业务为主业，实现集约式发展。

村镇银行业务首先可以分为资产业务、负债业务和中间业务。资产业务和负债业务是商业银行传统的存贷业务，以“吸收存款，发放贷款”为主要方式，依靠存贷利差来实现盈利，利差收窄或扩大的基础是县域经济范围内金融供给和需求的相互作用。中间业务不占用村镇银行资金，依靠收取手续费来实现盈利。

村镇银行在发展的初期，由于社会认知度及监管政策的限制，不具备开展中间业务的优势，且在人员数量及素质上也无法提供更大范围的中间业务，而传统存贷业务在村镇银行存续的特定范围内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农村经济地区的客户对象决定了传统存贷业务更适应该地区经济的发展。因此村镇银行必须走传统存贷为主业的发展道路，在此基础上开展业务模式或者流程的创新。

传统存贷业务类型需要集约化的发展模式。对于中间业务来说，村镇银行的规模和系统支撑都不具备竞争优势，在发展初期如果即以中间业务为主业，反而是好高骛远，脱离了制度设计的实际和要求。而传统存贷业务对规模和系统的要求相对较小，特别是零售贷款即个人和小企业贷款业务，是村镇银行集约发展的主要方向。相对于其他客户，小企业和个人客户议价能力较弱，零售贷款的收益率则相对会较高，且发展零售贷款有利于降低贷款集中度，减小信贷系统风险。近年来，监管部门接连出台鼓励中小企业贷款的政策，特别是强调农村中小金融机构要充分发挥支农主力军作用，全力以赴做好三农和小企业金融服务工作。

四、建立可持续的村镇银行集约化发展模式

为提升村镇银行可持续发展能力，必须发挥村镇银行在零售贷款方面的比较优势，以此为依托能够更快捷的建立可持续的村镇银行集约化发展模式。

1.促进小企业金融的集约化经营和专业化管理。实现小企业金融的集约化经营和专业化运作，有利于提升村镇银行小企业服务的效率：一是有利于形成专业化团队，为不同类型的小企业客户提供差异化的服务；二是有利于形成专业化产品，村镇银行可以推出专门针对小企业的个性化产品，以满足不同类型小企业客户的金融需求；三是有利于开发专业系统，为小企业业务提供技术支持；四是促进专业化考核，调动从业人员拓展小企业业务的积极性。

2.建立高效的业务流程。业务流程的科学设计对于提升服务质量及业务市场竞争力至关重要。村镇银行集中力量发展零售贷款业务模式，有利于针对不同需求、不同状况的小企业客户分别设定标准业务处理线和业务处理环节，细化每个环节每个人的工作内容，加强业务处理的专门性和针对性，最终实现业务流程的规范性和科学性。因此，村镇银行应将零售贷款业务作为其发展的主业，探索建立适合零售贷款发展的新的业务操作模式——“信贷工厂”，采用合理、简化、标准、端对端的“流水线”运作方式。

3.提供专业的个性化服务。与城市金融不同，村镇银行处于农村金融或者城乡金融的特定环境中，城市和农村经济环境、信用环境等方面的不同要求村镇银行迅速适应农村或城乡金融市场，在已经存续的城市或县域小额信贷技术的基础上，通过创新实现改进型产品和当地经济建设的契合度，由专业的客户经理和产品经理共同为小企业或零售客户提供量身定做的金融产品，全方位满足企业的不同融资需求。

4.快速的审批机制。村镇银行应聚焦于探索建立与小企业贷款特点相适应的新的贷款发放与审批程序，探索建立符合小企业贷款特点的评级授信标准。主要从授信审批程序、依据及重点内容等方面提高了小企业贷款的审批效率，对小企业融资业务的营销策略、准入条件、产品配置、产品定价、授信额度、授信期限、尽职调查要点、审查与审批要点、后续管理要点及会计核算等各方面的工作，提出了详细具体的发展方式。同时，针对小企业资金需求“急、少、频、短”的特点，在政策允许、风险可控的前提下，积提高贷款审批效率，通过“信贷工厂”式标准化流程管理，缩短贷款审批周期，全面满足中小企业“短、频、快”的融资需求特点。

参考文献：

[1] 周鸿卫，文慧.基于小银行优势影响因素的中国社区银行改造研究[J].上海金融，2011，(6):101.

[2] 李果仁.美国社区银行的发展及对中国的启示[J].上海商学院学报，2009，(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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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公民治理；社区自治组织；公共服务功能

理查德·C ·博克斯在《公民治理： 引领21 世纪的美国社区》一书中提出了公民治理模型，认为社区居民是自己社区的“提供者”，居民自己应该决定提供什么样的公共服务和如何运营这些公共服务，公共服务职业者在社区公共管理生活中的角色应该是提供服务和支持，而不是成为公民的上级，他们应该和公民站在一起，这才能形成一个社区。

一、相关概念涵义

1. 社区与社区自治组织。“社区”一词由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于1887年在《社区与社会》一书中首次提出，其含义是指人们生活的共同体和亲密伙伴关系。自20 世纪80 年代末以来，逐渐受到诸多领域内的专家学者们的关注，对于“社区”一次的理解也呈现“百家争鸣”式的发展。笔者比较认同滕尼斯对于社区的定义，“社区是聚居在共同地域内的人所组成的具有共同的认同感和价值取向的社会生活共同体。”

2.公民治理理论。公民治理理论的主要观点和基本主张集中地体现在美国学者理查德·C·博克斯，博盖森等人的系列文献中。他们从不同角度强调，以公民与官僚合作为特征的公民性政府是现代行政的必要途径，公民应积极参与到公共管理中，扮演主人翁的角色。 公民治理理论的价值观是建立在对新公共管理理论某此缺陷的批判基础之上，在一定意义上对新公共管理理论的一种超越。美国学者博克斯在《公民治理：引领21世纪的美国社区》一书中明确提出“公民治理”行政模式，对公民治理理论框架进行了较为完善的建构 。

二、公民治理角度的自治组织功能分析——以上海新途社区为例

我国城市经济社会的发展同时带来了人民民主自治精神上较以往有很大的提升，而城市社区治理中存在的主体差异性和职责不清等问题迫切需求理论的指导，而治理理论便在这种需求下在我国城市社区治理中的兴起。其领域涉及社区流动人群、老年人、失能人群 、孕妇、妇女儿童社会服务、就业服务、社会救助、心理健康服务等。通过发展社区内居民成为机构会员，定期为社区居民提供就业技能培训、健康检查、心理辅导等培训课程。经过六年的发展，已经成为当地具有影响力的民间基层自治组织。它所体现的显著功能主要有以下几点：1. 更有利于形成一致的集体行动，凸现治理绩效。在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中提到西方社会学家西梅尔的观点，“比起大集团来， 小集团的行动更果断， 而且能有效地运用他们身边的资源，向心组织的小集团一般总能发掘并使用其能量， 而在大集团中， 能量经常是潜在的。” 城市社区自治组织较于政府部门是范围更小的集团，且更易促使社区居民采取一致的集体行动，从而带来更好的治理效果。 经过笔者在新途社区健康促进社旗下的品牌之一新市民生活馆的调查发现，社区小范围的组织机构比当地居委会等政府派出机构更能够组织社区居民采取果断有效的行动。例如，为促进当地小范围内的经济发展，新市民生活馆为当地外来人口的“生意人”举办小型的“商业交流会”，探讨各自的“生意经”及个人经历，很好的促进了当地人的人脉交际；定期为社区居民开办就业职能培训，如烹饪技术教学、淘宝店铺经营等技术，来促进社区居民的就业，这些是当地政府所无暇顾及的。2.更有效的实现社区共享资源的自主治理。公共管理中的典型案例“公地悲剧”以及奥尔森提出的集体行动的逻辑形象说明了社会生活中，人们往往只关心自己的利益，而忽视公共事务的治理。个人理可能导致集体行为的非理性结果。在此理论下认为社区公共资源的使用者只关注自身得到的利益，而管理者则为了实施有效的管理限制使用者获得自身利益的权利，故二者难以就社区共有资源的治理采取一致有效的集体行动。政府与市场一直以来被视为解决公共事务治理问题的两种途径，相应的市场调节和政府干预也就成了解决公共事务各种问题的两种方式。然而，无论哪种途径，都无法完全解决资源共享者的自主治理难题。 从这一角度出发，社区作为一个自主治理的单元，由社区自治组织协调社区内居民共同治理来解决公共资源治理的难题不失为一个有效的措施。3.有利于社区居民形成共同意识。目前，社区居民普遍缺乏社区意识，对社区公共事务淡漠。这是由城市发展进程中社区的产生和构成方式决定的。我国大多数的城市社区为了方便基层部门的管理，多半由“划片”产生，只是这种方式下产生的社区中居民共同意识淡薄，缺少归属感。 而社区自治组织多半是由居民依照共同喜好自上而下自发组织产生的，为居民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公共活动领域，有助于强化居民的社区意识 。同样，笔者在对上海新途社区设立在上海浦东新区三林镇归泾村的新市民生活馆的调研过程中发现，以新市民生活馆为活动的组织场地，为社区居民组织举办各种免费的就业技能培训、政策宣传，心理辅导讲座和社区内流动儿童英语辅导班等各类团体组织活动，并在每月举办一次社区主题型活动，使社区人心凝聚，社区居民的共同意识得到了强化。

三、 当前社区自治组织发展面临的困境及对策建议

1. 社区自治组织发展面临的困境。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转型，各种社区自治组织涌现，虽然在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的提供上，政府开始向社区自治组织开放，但起到的作用仍然是“拾遗补缺”，社区自治组织的发展主要受一下几个因素的制约：（1）地位合法性问题。 国家对社区自治组织实施控制管理，允许有限的结社自由 。但笔者认为，这种自由的空间仍然是有限的，国家的态度决定着社区自治组织发展的前途，此外还要受到法律和行政机制的约束。（2）活动经费筹资困难。笔者在对设立在浦东新区的新市民生活馆调研中发现，维持馆内运营的资金主要来自于企业的赞助、政府的招标项目，而且资金有限，通常需要组织的筹资部门对外联系筹集资金。经费缺乏是社区自治组织发展中相当普遍和严峻问题，大多数的社区自治组织由于资金来源渠道有限，创收能力弱，随时面临关闭的危险。

2.对策建议。社区自治组织的健康发展对我国城市社会的发展和政府职能的转变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首先，从政府角度来说，社会组织对社区事务的参与治理可以减少政府管理公共事务的负担，还权于社会，让政府集中精力在真正的“大事”上面；其次，从社会组织角度来说，参与到社区治理中与政府形成平等合作共同治理的局面，有利于促进社会组织自身能力建设的发展，同时还有利于推动公民社会的发展 。对此，笔者认为，促进社区自治组织的健康发展，首先，政府管理部门应加强相应的社区自治组织政策支持，把区别对待、分类指导的方针落实到实处，使社区自治组织健康有序发展的轨道；其次，在社区自治组织注册登记上予以较低的“门槛”，并在后期发展中通过对社区自治组织购买服务的方式提供资金扶持；最后，监督管理上充分发挥外部监管的作用，将其纳入规范有序的管理轨道。

参考文献：

[1] 周玉忠；王宇飞等.城市社区组织培育研究[J].社团管理研究.2008.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