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的危害性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金融危机的危害性，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零售业企业 海外战略

星巴克作为全球最大的咖啡零售商在全世界53个国家与地区拥有17420家零售店。星巴克于1971年成立，最初为优质咖啡豆的经销商，后再公司现任董事长霍华德・舒尔茨先生的带领下转型为同时提供咖啡豆与现磨咖啡饮料的综合型咖啡零售商。自1987年霍华德・舒尔茨先生收购星巴克后，在这短短的二十几年的时间内，星巴克咖啡已经发展成全球最大的咖啡零售商。星巴克出品的咖啡豆已经成为了咖啡品质的保证，同时星巴克咖啡也成为了一种从美国蔓延至全球的咖啡文化。目前在我国大陆地区星巴克咖啡店的数量已经超过了600家，并且在未来几年内还会保持快速增长。

星巴克的成功并不能归功于某一点的成功。事实上无论是企业文化，品质控制，员工培训，营销策略等各方面星巴克都为零售企业提供了很多值得借鉴的经验。但是对我此次参观而言，我最感兴趣的是探究星巴克在金融危机企业受到严重打击之后，对公司的经营战略如何进行战略调整。与众多美国企业恢复缓慢相比，星巴克在遭遇到08年金融危机后，仅仅在09年一年表现出了业绩滑落，10年的业绩收入就迅速恢复到08年之前水平。因此探究星巴克如何在金融危机后如何成功开发海外市场对我国零售型企业未来的发展具有值得借鉴的作用。

星巴克海外战略的成功是星巴克自金融危机以来的主要业绩增长点。在海外战略上，星巴克采取直营店加加盟店的形式。直营店可以保证公司在一些重要城市的市场占有份额，同时可以使其能够更好的跟踪市场走向以及顾客需求。加盟店可以帮助公司减少资金压力，同时分担风险。

继在日本获得巨大成功之后，星巴克将海外扩张的重点放在中国，印度和越南三个亚洲国家。截止2012年5月，星巴克在中国大陆已经拥有超过600家零售店，并计划到2015年底再开1500家零售店，其中绝大多数新店都将位于各二线城市。同时为了配合各国对咖啡以及轻食的不同口味，星巴克会根据各国消费者的偏好作出适当的调整。例如星巴克根据欧洲消费者对咖啡豆烹煮方式的不同作出了一定的调整，并增加了多种浓缩型的咖啡品味。在中国，星巴克调整了各种甜品的口味来配合中国人饮食习惯。此外，星巴克为了能够更好的融合各国建筑风格在装修风格也会根据当地建筑进行一定的调整。但是会继续保持星巴克咖啡所特有的元素和装饰风格。

当然星巴克还会利用其零售店和其他销售渠道推广期包装类产品，尤其是最新的VIA系列。VIA系列推出两年半之后，在美国市场上已经超过3亿美元的销售收入。因此星巴克将在加拿大、英国以及日本市场上加大对VIA系列产品的推广。同时也会根据各国的节日习惯，推出一些特殊节日的产品。例如在中国市场上所推出的端午节粽子以及中秋节月饼就获得了很好的市场反应。

当然作为高品质咖啡饮品零售商以及咖啡文化的传播者，星巴克根据亚洲消费者对咖啡认知缺乏这一特点，推出各种咖啡讲座和培训以及在各零售店都推出各种咖啡知识的宣传手册，提高消费者对咖啡产品的认识，加深其对星巴克咖啡品质的认同感。这将有助于星巴克建立消费者的品牌忠诚度。此外，组织一些消费者前往星巴克咖啡产区参观等活动也能向消费者提供其对品质控制的重视程度。

星巴克的海外战略较其他美式快餐类餐饮相比，要落后很多，但是却能够后来居上。其快速有效的扩张策略，适度的本土化以及对消费者的适当引导使的星巴克在很短的时间内开拓出巨大的咖啡消费市场。事实上，很多跨国连锁企业都会面临本土化的挑战。如何在本土以及保持自身原有风格中找到一个合适的平衡点是这个挑战的关键。星巴克之所以成功，是其在本土化之余，始终保持其品牌的核心竞争力---咖啡品质以及星巴克咖啡文化。星巴克所采用的咖啡豆是原产地委托种植和生产，这将最大程度的控制了咖啡豆的品质和供应量。同时虽然在店堂装饰，轻食等方面会根据各国文化、饮食习惯作出调整，但是为顾客提供轻松舒适的休闲场所这一星巴克咖啡文化却在世界各国的咖啡店内保留了下来。

篇2

关健词：金融危机；出口结构

自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经济危机已经席卷全球，此次经济危机具有较强的外部性、溢出传染性以及极大的危害性，对我国乃至全球的经济都造成了较大的影响。由于我国经济的外贸依存度高达60％，GDP的40％左右也是由出口拉动的，所以在金融危机阴影下，我国的外贸出口受的冲击最大。

2008年10月，中国出口同比增长了19％，11月陡然下滑至一2.2％。时光进入2009年，降幅从个位数扩大至两位数，5月份达到了，-26.5％，创下了当年月度最低值。

十年前的亚洲金融危机时，中国外贸出口也曾经一度遭受重创，但当年外贸出口仍实现了0.5％的增长。而据海关统计，2009年中国出口累计降幅达到16％，为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最低点。全年贸易顺差1960.7亿美元，减少34.2％。

金融危机的爆发虽然给外贸出口带来较大压力，但是并不意味着外需随之消亡，外贸随之被忽视，其实是为中国提供了一个优化外贸结构、扩大市场的良机。

20世纪90年代，宏基集团的创办人施振荣先生提出了著名的“微笑曲线” (Smile Curve)，阐明了产业链上附加价值的分布规律。微笑曲线分为三段：左段为研发、设计，中段为组装、制造；左右段为服务、品牌。这三类产业结构构成一个类似笑脸的符号，左右两段为附加价值高的区域，中段为附加价值低的区域。它们对应的产业模式分别为：左段为原始设计制造商(ODM)，中段为原始设备制造商(OEM)，右段为自有品牌制造商(OBM)。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正好处于微笑曲线的中段，也是微笑曲线的底部，是附加价值最低的部分。产业升级的主要方向就是朝两端发展走研发或者品牌经营的道路。

在金融危机到来之前，由于人民币升值、原材料价格上涨、新劳动合同法推出等因素的冲击，处于“微笑曲线”底端的中国制造业已经表现出难以为继的态势。我国长期依赖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及其出口产业链收到极大的冲击。造成我国处于一个低端位置的原因主要在于我国前期处于新的一轮经济快速增长期，这一期间的主要表现就是重化工业。日本在50年代70年年代的经济结构也是处于此种状态。重化工业是经济快速增长期的特征。

另外出口贸易企业自主研发能力不强，对科研开发不足，导致大部分企业都是作为OEM为国外企业做贴牌加工，企业自身竞争能力不强，抗风险能力较差。

总而言之，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对产业结构调整提出了内在要求，金融危机又为产业结构调整提供了外部条件。事实上，产业结构调整(无论是市场驱动的还是政府主导的)在金融危机到来之前就已经开始，并且将沿着原有轨道继续下去。 由于产能限制，在一段时期内许多企业没有拓展欧美以外西方国家的市场，此次危机导致的欧美西方国家市场大幅萎缩产能过剩也是积极开拓多元化的海外市场的良机。据海关统计，2009年前10个月，我国向美、日、欧出口明显减少。欧盟、美国和日本一直是我国前三大贸易伙伴，受金融危机影响，2009年向这三个市场的出口明显回落。而2009年前8个月，巴西与我国双边贸易总值为254.1亿美元，跻身我国前10大贸易伙伴行列。拉丁美洲、南亚、南非、土耳其等国家和地区的近年来经济发展也较快，进口需求也越来越大，这些都值得我国外贸出口企业加以关注，大力开拓新的海外市场。因此，要缓解美国金融危机对我国出口造成的压力，就应该摆脱单一的贸易依赖，考虑更加广阔的出口渠道。只有通过优化出口市场结构、积极开拓多元化的出口市场来拓宽我国产品的国际市场空间，增加贸易渠道，才能分散我国出口过度集中少数发达国家的风险。

就企业而言对于新市场的开拓除了在营销手段上要有区别于欧美(充分考虑当地的环境)对于产品开发也要根据当地的消费水平、风俗习惯进行有差异化的设计与开发。以我国手机为例我国手机由于价格低廉，性价比高在印度市场占有率超过了60％，原本已经过剩的产能得到了有效的分化。

篇3

【关键词】民间融资 社会危害性 规制 理念 限度

【中图分类号】D924.33 【文献标识码】A

民间融资问题是当今社会的一个热点问题。从河北的“孙大午案”到“吴英案”再到社会普遍关注的互联网金融，民间融资一直牵动着社会各界的神经。公权与私利该如何平衡？民间融资的罪与非罪的界限何在？可以说没有哪个问题能像民间融资这样引起法学家、经济学家、企业家乃至社会公众如此广泛的关注，没有哪个罪名能像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那样受到前所未有的质疑和诟病。刑法的效力既取决于规范本身的合理性，又取决于社会成员对其认可度，后者是影响法律效力的终极决定性因素，因此审视民间融资的刑法规制问题不仅事关民间融资的健康发展，也事关刑法规范自身的正当性和合理性。

民间融资犯罪化的制度动因

民间融资是一种基于民间信用关系的资金往来关系，在我国现阶段存在着民间借贷、民间票据融资、社会集资等多种形式。它处于国家金融监管当局监管之外。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民间融资规模有扩大的趋势，政府加大了对民间融资的管控力度，但民间融资仍然繁盛。

民间融资的存在机理。对于民间融资的存在原因，学界公认的是美国经济学家罗纳德・I・麦金农和肖提出的“金融抑制理论”。除此之外，我国民间融资存在机理还包括下列方面：

一方面为融资结构变迁的必然规律。任何一个国家的金融体系都包括两部分：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正规金融以国有大型金融企业、银行为代表，非正规金融以民间融资、借贷等为体现。从企业的融资源头来看，可以分为内源融资和外源融资。外源融资是向银行或在资本市场通过发行有价证券来融资。从总体来说，外源性融资能促进企业的持续成长，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①据世界银行的统计分析，在过去40多年中，在很多发展中国家，政府引导正规的金融机构向民间提供贷款几乎都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因此有必要发挥民间融资的作用，这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

考察世界各国近三四百年经济和金融的发展历史可以发现，各国的融资结构变迁均呈现出从间接融资向直接融资转移的态势。但各国在处理融资结构战略上，存在着自然演变型和政府干预型两种不同类型。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属于自然演变型，以美国、英国等为典型。日本和韩国则是政府干预型的代表。②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发展的过程中，融资结构必然会经历由间接融资向直接融资的变迁过程。从长期看，我国融资结构战略是从间接融资主导转向直接融资主导，短期内我国适合采用自然演变型的融资结构发展战略。我国目前的民间融资发展正是这一历史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另一方面，民间融资是社会变迁的结果。随着社会的变迁，现代国家的金融社会化和社会金融化的特征日益明显。一方面，金融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成为资源配置的重要方式，社会各类主体对金融有现实的需求，金融成为其获取资源的重要管道与途径，应该面向普通大众提供便捷的金融服务;另一方面金融活动成为市民社会生活的基本需求，金融活动呈现出主体更具包容性和福利上更具普惠性的特点。金融成为全体成员共同参与的常态社会生活，追求财产性收益成为百姓的普遍要求。在当代中国，居民收入的持续增加刺激了长久以来隐藏的“追求财产性收益”的欲望，民众要求更多的投资和理财渠道，金融社会化有广泛的群众基础。

同时，我国社会金融化程度逐步增强，这表现在社会经济活动过程中金融资产规模与金融活动规模都在不断扩大。据相关研究发现，民间融资的规模、发展水平和民间投资的规模、发展水平息息相关，民间投资水平越发达，民间融资活动越是活跃，“民间投融资”共生演进，二者在规模、结构等方面相互适应，从而通过分工、合作提高彼此生存和发展能力，使二者都获得同等的发展提高机会。实践证明，民间融资的存在有着客观的经济规律，是在有限或无限的平民百姓和中小企业之间自发形成的，是人类社会世代相传经由选择演化而来，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理性的限度。

社会危害性：民间融资危害了谁的利益？根据我国刑法学界的通说，民间融资侵犯了国家的金融管理秩序和公私财产的所有权。但在具体的民间融资案件中，率先向司法机关报案的往往不是集资群众，而是当地垄断金融机构，“受害群众”对司法机关的“积极作为”并不领情，出现刑法打击和社会公众认同的背离。民间融资为什么被群众认可但却被司法机关贴上“犯罪”的标签？民间融资究竟侵犯了谁的利益？又具有什么样的社会危害性？

“犯罪生成是社会事实与法律规定的整合。”③犯罪所具有的社会危害性，是统治阶级把某种行为规定为犯罪并对之动用刑罚的根本原因。“对于社会危害性的理解，可以从政治属性和阶级属性着眼，也可以从社会属性和经济属性入手。但从终极意义上讲，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最终体现为对社会生产力的阻碍或破坏。”④在犯罪圈的界定上，要求立法者以生产力标准评判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之有无和大小，把是否有利生产力的解放、发展、保护，作为检测、评断、衡量行为之罪与非罪的终极标准，凡是与现行生产力发展水平不相适应，阻碍生产力发展的行为，都是立法上必须加以否定的、应该认为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

在我国，生产力标准又可以解构为四个具体标准：改革开放的标准;发展经济的标准;科技进步的标准和公平竞争的标准。⑤以此标准来衡量民间融资行为，民间融资正是伴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发展和繁荣。以发展经济标准来衡量，民间融资行为发源于民间，是典型的契约行为，急需资金的中小企业通过灵活的民间融资获得发展所需要的资金，是完全有利于经济发展的行为;以科技进步的标准来观之，好的法律制度必须既符合客观规律，又符合人性，民间融资的产生和发展有着客观经济规律做支撑;公平竞争标准要求法律尤其是刑法为社会主体构建公平、正义的环境，打击、制裁不公平的竞争行为。

以此四个标准来衡量民间融资行为，民间融资行为完全是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行为，何来社会危害性？现行刑法对民间融资行为的打压显然是从政治属性和阶级属性定位犯罪的体现，认为民间融资侵害了国家的金融管理秩序，实际上是损害了国有垄断金融机构的利益，却完全忽略了民间融资行为的社会属性和经济属性，看不到民间融资行为产生的客观必然性和发挥的积极作用。刑法应当客观公正看待民间融资行为的性质，如果漠视民间融资行为的客观性和民众的正当需求一概将其犯罪化，必然得不到社会成员的支持和认可，也损害自身的权威。

刑法规制民间融资的理念

虽然民间融资行为总体上是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行为，但并不意味着刑法应当远离民间融资。出于维护国家经济安全，降低金融风险和维护公共利益、保护公民合法财产的考量，刑法应当对民间融资进行规制。而刑罚本身的“双刃性”决定了刑法在规制民间融资时必须在惩罚犯罪和保护人权之间进行谨慎的理性选择。

确立保护公民财产权利的理念。现代刑法应当以保护公民权利为己任。基于国家保护尊重国民和基本人权的原则，生命、财产等个人法益等应当是刑法优先保护的对象，而经济安全、公共利益等社会法益不应当被认为是超越个人的统一的社会利益，而应看作是个人利益的集合体。市场主体的平等地位和享有的经济自由权利，决定了刑法对市场主体经济自由的限制应当限于其滥用经济自由对其他平等主体或社会、国家公共利益造成伤害（或危险）的场合。而大多数民间融资行为本身并不存在具体的法益侵害，本质上违反的只是政府的行政命令，不应纳入刑罚惩罚。如果坚持认为民间融资侵害了现有的金融秩序而将其犯罪化势必扼杀公民的财产权利。刑法应当重视保护公民的财产权利，因为保护公民应当首先是保护其权利，而不是保护其利益。

尊重民间融资背后的客观经济规律。现代刑事立法越来越讲求科学、理性。事实也无数次证明，与客观经济规律相悖的法律不会长久。科学、理性要求刑法在规制市场经济时，应当基于市场经济的发生机制和作用机制，尊重其背后的客观经济规律，而民间融资背后有着复杂的客观经济规律，“金融抑制性”、融资结构的变迁规律以及金融社会化和社会金融化在我国是长久存在的，刑法应当对其予以充分的尊重，否则不仅公民民间融资的正当权利被剥夺，同时社会经济秩序的正常发展也会受到阻碍。

秉持适度包容意识。刑法是最后法，刑法的这一属性决定了刑法应当比其他部门法更具有包容性。“生产力和经济模式变化，是社会前进的根本动力和首要标志。同时也会引起危害行为的种类、数量上的变化，而且行为的法律评价也取决于社会发展水平，它是确立行为犯罪化、非犯罪化的最终依据。”⑥犯罪变化、犯罪圈的伸缩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内在的、深层的有机关联。如果犯罪圈太大，会在遏制犯罪的同时挫伤主体的创造性和积极性;犯罪圈太小，则可能助长经济犯罪从而最终破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经济犯罪界定的这种利弊交织的“两难局面”要求立法者在圈定经济犯罪时要与时俱进，及时地实现行为的犯罪化和非犯罪化。如果说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出台“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有助于维护国家金融秩序，有其历史必然性的话，那么现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后，国有金融机构的垄断地位无人可以匹敌，甚至有的已经成为世界500强的背景下，仍然固守落后的观念和思维方式对民间融资行为进行打击则实属不必要。刑法应当树立适度包容的意识，尤其不能成为阻碍民间融资发展的绊脚石。

刑法规制民间融资的限度

公权力的行使是要在社会需要的限度内，重建自由秩序，并不是为了给权利和自由设置枷锁和羁绊。考察民间融资的刑事治理效果可以看出刑法的适用完全脱离了刑法的本性，变成了垄断金融机构维护自身利益的“御用工具”。而刑法的本性和地位决定了民间融资的刑法治理应当保有必要的限度。

最后性原则。刑法谦抑的理念指引着刑法发展的方向，刑法应当有所为，有所不为。法益的保护不仅仅只通过刑法，而应当通过包括民商事法律、经济法律和行政法规在内的法律体系来实现。基于刑法最后法的地位，刑法对民间融资的调整应当在其他部门法无力调整或无法调整时才出手。究其本质，民间融资过程本身是订立契约、履行契约的过程，是公民、企业之间意思自治的行为，只要形式合法，要充分依靠市场自身的调节机制对民间融资行为进行调整。同时制定完善有关民间融资的民商事法律，加强对民间融资的行政监管。只有在市场本身无法有效调节，民商事法律无力调整，超越了行政监管的范围，才考虑运用刑事制裁的手段，从而为民间融资创造一个宽松的环境。

有限性原则。刑法所要维护的秩序是社会秩序的底线。刑法对行为犯罪化之前应当进行充分的论证和谨慎的权衡。对于民间融资这样内生性、自发性的行为，因为其行为客观上本来就没有多大的社会危害性和物质损害，社会公众又普遍对其予以认可，立法者应当及时将其非犯罪化。当前首要的是限缩民间融资入罪的范围：

一是融资手段的限定。民间融资行为本质是一种出租或出借资金的行为，其行为的成立必定包含融出方和融入方两个主体。对于融入方来说，为了能够融到所需要的资金，必定会采取合法或非法的手段，其中当然包括融资之前明确如实告知时间、利率风险的合法行为和采用诈骗融资的非法手段。笔者认为，对于前者，司法机关实在没有干预的必要，而对于后者，则需要刑法果断出手。要摒弃从结果来推主观的现行司法定罪模式，对采用欺诈型手段融资的行为予以犯罪化。

二是从资金用途上限定。现代经济学理论认为，现代信用是建立在商品生产和商交换基础之上的，其运动过程是以产业循环为核心。信用资金的正常归还特别是利息的支付显然应当需要以剩余价值的生产为前提，否则，信用难以为继，信用链条会随时断裂。⑦对于融入方来说，如果用于正常的企业生产经营，从经济学角度和法律角度来说融资者并无非法占有的恶意，也具备偿还本息的能力，即使因为正常的经营风险无法偿还也应当非犯罪化。而如果用于违法犯罪活动，则理所当然应当犯罪化。

被动性原则。基于刑法“以恶止恶”的本性，刑法本身运用不当就可能成为社会的灾难。自由是刑法追求的价值之一，刑法对自由的追求是通过对自由限定范围并在其范围内保护自由来实现的。这就决定了刑法应当在保护自由和限制自由之间保持必要而恰当的平衡。民间融资活动有其存在和发展的规律，刑法如果主动介入的话，势必会破坏市场经济活动，扼杀公民的自由融资权，因此刑法应当在融资活动造成具体损害即有具体的法益侵害时才出面，其前提必须是有所谓的“被害人”报案，要求公安司法机关介入。而如果没有被害人的报案，刑事司法机关完全可以放任不管。

总之，民间融资的存在和发展有其客观规律，刑法不应当也不应该过分干预。刑法应当纠正长期以来对民间融资的过度干预问题，控制其介入的广度和深度，以适度性证成其正当性。当然，“每一个法律的改变，都要求一场针对既存利益的斗争。”⑧这依赖于刑法的宽容，更依赖于政治上的宽容。

（作者为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山东财经大学法学院讲师;本文系江苏省普通高校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资助项目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CXLX13-325）

【注释】

①⑦朱新蓉主编：《货币金融学》，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10年，第50页，第47页。

②劳平：《融资结构的变迁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2～23页。

③④⑥许发民著《刑法的社会学分析》，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157页，第99页，第107页。

⑤陈兴良：“论生产力标准及其刑法意义”，《当代中国刑法新理念》，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78～179页。

篇4

关键词:金融监管;全球化;中国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21-0046-02

随着经济全球一体化步伐的加快和金融形势出现的新变化,以及愈演愈烈的金融危机频繁爆发,中国金融监管改革问题也成为中国金融市场健康发展迫切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国际金融监管改革呈现的新趋势、新特点要求中国在顺应国际金融潮流变动的同时,应尽快着眼于本国金融业现状,以确保金融安全为目标,稳健运营为宗旨,大力健全和完善金融监督体制,为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提供更坚实的基础与保障。

一、国际金融监管新发展

美国的金融危机,暴露出全球金融监管在风险防范、协调合作等方面存在着问题,金融危机呼唤着国际金融监管改革。面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弥漫,美英率先进行了金融监管改革,从而引领和昭示了全球国际金融监管发展的新理念和新趋势。

第一,金融危机的不确定性、隐蔽性、易变性和复杂性、危害性增加,波及范围扩大,蔓延至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及全球范围。影响到不同国家和地区的银行、保险、证券、金融机构等许多相关行业,使许多国家、地区的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遭受重大损失,导致银行、金融机构破产,进而影响该国的经济社会稳定发展,其破坏性和危害性极大。国际金融危机的复杂化客观上要求丰富国际金融监管方式,实行灵活多样,务实高效的金融监管。所以必须改革监管模式。实现广泛的国际协调,进行合作监管。第二,国际大型复杂银行合并和跨行业业务的发展及大型复杂银行合并浪潮的未来持续,势必在日益动荡不定的国际金融市场上开展复杂的金融业务活动,提供复杂的金融服务和产品,其技术和操作难度增加。监管方式运用应具有针对性、适用性、安全性与效率性,以适应混业经营的安全需要。要求金融体制的组织结构体系向部分混业监管或完全混业监管的模式发展。第三,随着金融国际化的发展及不断深化,各国金融市场之间的联系和依赖也不断加强,金融机构及其业务活动跨越了国界的局限。由于各国监管政策的不一致,为跨国银行利用遍布全球的分支机构逃避各国监督,从事高风险甚至非法经营活动创造了条件,同时金融风险在不同国家之间相互转移、扩散,单靠一国或一家银行控制金融风险已变得力不从心,需要将各国独特的监管法规和惯例纳入一个统一的国际框架中,提倡各国银行联合监管,保持合作与交流。各国对跨国银行的监管趋于统一和规范,因此金融监管法制应逐渐走向国际化。第四,由于金融市场的不断发展,金融业的创新和变革,金融创新产品的层出不穷,如金融衍生产品交易,网上银行交易等创新业务,它们在增加收益的同时也增大了风险,且更易扩散,对金融市场的冲击也更加直接猛烈。最后,国际金融监管的另一个重要趋势是完善金融机构内部控制制度,提高自我监控水平。监管强调外部控制与内部控制制度的有机统一,监管当局通过审查银行内部的风险和资本管理程序,保证资本充足性和自己对风险的评估,建立完善的内部评估和管理系统。

总之,在金融国际化的发展下,国际金融监管的方向将是国际协调与合作,并不断向集中统一、全面灵活、公开透明、务实高效的方向发展。

二、中国金融监管面临的问题

第一,中国已加入WTO,随着外资金融机构的不断涌入,中国将在更大范围内、更大程度上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国金融业将进一步融入国际金融体系中,这对中国的金融监管也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如何正视中国金融监管的国际差距和存在的问题。从金融业长期稳定发展出发,深入研究如何建立既符合中国国情,又适应现代化要求的金融监管体系,是目前中国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金融问题。与国际金融监管的发展相比,中国目前金融监管存在着许多现实问题:如1998年中国进行了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形成了中国人民银行、证监会、保监会分别监管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的分业监管体制,这种体制适应了当时中国分业经营的金融体制结构。但随着中国金融业的发展,分业经营的模式逐渐显现出不相适应的方面。突出表现在银行资产项目过于集中,券商融资渠道不畅,保险资金投资效益低下,于是管理层逐渐放松了管制。如允许券商进入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允许保险基金以购买投资基金形式进入股市以及允许券商股票质押贷款等,呈现出混业经营趋势,近年来事实上金融控股公司的出现(如:光大集团、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以及加入WTO后外资金融机构混业经营的出现都需要对纯粹的分业监管进行完善。中国目前需要加强人民银行、证监会及保监会三大金融监管合作就是适应这种要求的变革,这项改革是未来金融监管发展的长期趋势。

第二,中国金融监管偏重于对金融机构经营进行合规性检查,这种检点主要集中在规范经营和规范操作上,对金融机构潜在的资产风险重视不够。而资产质量的风险是金融业深层次的风险,它的产生和发展将危及金融机构安全。同时金融监管内容存在漏洞,对金融创新业务的监管滞后,一些新的金融业务未及时纳入监管视线,一些准金融机构和金融业务未纳入监管范围。

第三,监管缺乏创新理念,监管手段落后,管理人才缺乏。中国金融监管缺乏主动性,依法监督的观念不强; 同时监管手段落后,仍以直接监管为重,大量运用行政手段,而法律手段和经济手段运用较少;监管方式不科学,现代化的监管方式运用得少,监管方法跟不上业务发展的需要;还有监管人员中掌握现代金融业务的人少,从事金融监管研究的人少,复合性人才缺乏,尤其是既熟悉国际惯例又懂计算机、法律及国内金融业务的综合型监管人才十分缺乏。

第四,中国信用环境被破坏,道德风险严重。监管新体制运行以后,没有其他机构可以对三个专职监管机构开展工作的合规性和效率进行监督和制约,监管缺乏合作和统一性,失去应有的制约机制。监管责任不十分明确,对监管者缺乏必要的责任约束,构成监管机构自身的腐败和监管行为的非规范性运作。在经济一体化背景下,中国的监管模式,无法消化大量的不良资产,业务面窄,监管内容狭小,出现了许多监管真空、盲点和重复监管问题,降低了监管运作效率,并导致信用环境差、道德风险产生。

中国金融监管存在上述诸多问题,有历史的沉淀、体制的原因、金融机构自身自律性不强、脆弱性增加、经营管理能力低下、社会经济因素等多种原因造成。为此,根据国际金融监管的发展趋势和中国的金融监管现状,应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值得研究和重视。

三、中国金融监管的策略选择

1.改革金融监管框架。经济全球化要求中国金融业必须遵循国际规则,中国的金融监管体制也必须实行跨越式改革,目标定位也应在世界金融业发展和监管的最新趋势上:成立金融监管委员会,保留现有三大监管体,适应混业经营要求,专门负责管理、协调三大监管体制主体的监管工作。建立分合自如,目标一致,运行高效的金融行政监管委员会,对从事混业经营的内外金融机构实行联合监管。这种新的金融监管组织体制模式既能满足实行混业经营后金融业对监管体制的要求,也能适应现阶段分业经营向混业经营过渡期对监管的要求,因此是一种较为理想的选择。

2.将合规性监管与风险性监管相结合,以合规性检查为前提,风险性监督为主,二者并重;建立银行信用评级制度,进行合规性和风险性评级,以强化银行对其经营和风险程度的识别和管理,增强自我约束力,同时便于中央银行准确掌握银行经营状况,并根据不同等级银行采取不同监管措施;加强银行创新业务的监管,如网络银行业务应正式列入金融机构管理范围,建立专门的网络银行准入制度,制定网络安全标准,建立安全认证体系等。应注意加强监管不能扼杀和阻碍金融创新,运用现代科技对金融运行实施动态、实时、持续的风险监管,以便及时化解风险,提高监管效率。

3.提高监管对象的自律性,要提高监管工作的效率,就要倡导、帮助、督促银行机构建立健全内控制度,客观地评价其在防止舞弊,消除风险,严守监管法规方面的可靠性和有效性,加强对内控部门的独立性、人员素质等方面的检查力度。及时督促修订有缺陷的内控制度并考核其执行情况,负责检查评价的部门应当具有相当大的权威性和公正性,合理设置内控机构,建立金融机构内部控制的稽核评价制度。使金融监管体制逐步向功能型监管转变。

4.进一步完善金融监管法律体系。金融监管应以法规为依据,并严格依法监管。抓紧修改、整理、完善各项金融法规,取消分业经营的限制,允许各金融机构扩大业务范围,建立统一的会计规则,统一会计科目,报表格式和信息披露制度;借鉴国外经验和国际通行的监督规则,根据金融电子化和信息化业务迅捷发展的要求,及时制定和调整金融法律法规,事先进行规范性监管程序设计,建立独立的金融司法体系,重塑信用秩序。

5.加强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加入WTO后,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的程度不断加深,为有效地防范和控制金融风险,必须与各国金融监管当局开展有效的双边和多边合作,建立定期的磋商和交流制度,加强对金融机构的跨境监管,这既包括外资金融机构在中国的分支机构,也包括中国在外国设立的分支机构。同时,还应该积极参与国际性和区域性金融监管组织,如巴塞尔委员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活动,积极参与有关国际监管规则的制定,以便更好地维护中国金融业的整体利益。

参考文献:

[1]中国金融监管的现状与对策分析[J].集团经济研究,2007,(9).

[2]金融混业趋势下的中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J].重庆科技,2007,(9).

[3]金融监管:科学 创新 务实――十六大以来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科学有效监管,保障金融业又好又快发展[J].中国金融家,2007,(10).

[4]美国金融监管体制的启示与借鉴[J].西部论丛,2007,(10).

[5]英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及其对中国后WTO时代的启示[J].集团经济研究,2007,(0Z).

[6]金融危机后的亚洲三国金融监管[J].新世纪领导者,2007,(9).

[7]美国印象[J].决策与信息:财经观察,2007,(3).

[8]混业经营趋势下的金融协调监管[J].新疆财经,2007,(5).

篇5

关键词：资贷危机商业银行风险管理

美国次贷危机，全称是美房地产市场上次级按揭贷款的危机。“次贷危机”是自2007年初开始，由于“次级债”大量逾期违约引发全面性的信用危机。特别是2008年，随着华尔街贝尔斯登、美林证券、雷曼兄弟公司、高盛和摩根士丹利五大投资银行的全军覆没，将危机推向了，已演变为一场全球性的金融风暴。在这场危机中，越来越多的国家、金融机构以及大型企业遭受重创，使世界经济陷入了衰退的时期。

金融的本质是信用，金融创新的泛滥导致了信用的滥用，给社会经济埋下了祸根，引发了次贷危机。如何认识和应对这次危机，就成为我们金融内审工作者当前探讨、分析的热点问题。

一、美国次贷危机产生的机理

次贷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美元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和美国消费的过度膨胀。特别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全球形成了以美金为本位的信用货币体系，而美国则进入了无约束的美金泛滥时期。

美国次贷危机产生的原因除了以上大的宏观经济因素以外主要还有以下原因：

一是政府对经济运行缺乏必要的监管。美国一度放纵经济泛滥增长，在宏观层面对经济运行缺失必要的监管，甚至在某些领域没有实施监管。无政府状态是导致次贷危机的根本条件，由于对房贷市场缺失必要的监管，使其无限膨胀，形成了巨大经济泡沫。美国是世界经济，在当今全球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这个巨型经济泡沫一旦破灭，势必对全球经济产生巨大冲击。

二是金融机构内部的风险控制机制十分脆弱。盲目追求扩张发展，追逐高额利润，忽略了风险管理，使次级抵押贷款标准降低，并一降再降，最终导致风险失控。

三是过度扩张金融衍生产品。在前几年美国楼市最火爆的时候，很多按揭公司为了扩张业务，牟取更高利率，介入了次级房贷业务，从而促使金融新产品无限度的不断扩张，在很大程度上掩盖和隐藏了次级房贷的危害性。特别是次级房贷证券化，信贷违约掉期等不透明的复杂金融衍生产品的推波助澜，构筑了房地产市场空前的虚假繁荣。

四是金融机构对投资者缺乏尽职调查。由于高额利润的驱使和非常火爆的销售市场，使房地产开发商不顾社会实际需求状况，没有重视必要的市场调查，盲目扩张业务。很多金融机构也没有实施可行性的市场需求调研，在利润最大化的诱导下，忽略了对实体经济发展的真实需求及日益俱增的市场风险控制，不断推出新金融衍生产品，最终使这些金融业务纯粹变成了金钱游戏，与分散风险的初衷背道而驰，更加加剧了信用危机。

五是各个环节的信息披露不充分。特别是在贷款证券化过程中，信息传递链条过长，导致信息披露不全面，不准确，层层失真，包括发行人、承销商、资产管理人、信用评级机构和投资者很难获得足够真实的信息。

六是信用评级严重脱离实际，使评级结果不够真实、准确。在经济利益诱导下，信用评级机构受自身利益驱动，在主观上存在听任自然的不尽职尽责的现象。另一方面由于当时房地产市场异常旺盛，使各类经济实体以往的经营业绩普遍向好，由此形成的风险管理模型和宏观计量经济学模型，所反映的是好时期的数据，数据具有片面性，提供的信用评级结果是虚假的，没有真实地反映经济实体机构的经营状况及本来面目，从而潜藏了巨大的金融风险。

二、金融危机对我国金融业的启示

美国次贷危机对全球银行业界来说都是一个深刻的教训，我国银行业应充分借鉴，特别是对我们商业银行内控管理及内审工作来说，有以下几点启示：

(一)有效控制金融风险是金融企业安全、高效、稳键经营的基本保障。金融业应尽快建立和完善全面的风险管理体系，风险管理流程设计等多方面的制度基础。次贷危机引发了百年罕见的金融危机，与以往历次危机相比，次贷危机的不确定性、扩散性、加速性更加明显。世界经济日趋一体化的趋势，加速了全球金融一体化。特别是世界经济结构及金融市场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决定的复杂关系，导致金融危机的全球化已成必然。近几年，我国工、农、中、建、交五个大型国有商业银行中，工、中、建、交四个大型国有商业银行完成股份制改造后已在境内外成功上市。农业银行目前也已完成了股份制改造，正在积极准备上市。我国银行业的经营管理模式已与国际接轨。如何加强风险管理，进行多元化经营和提升国际竞争力，是我国金融业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

美国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已经构建并发展了世界上最发达的金融体系，而在这次次贷危机中，美国的金融机构和金融体系却不堪一击，一筹莫展。面对当前的这次金融危机，我国金融业应当很好地进行反思和总结，我们既要学习借鉴国外成功的内控管理经验，也要从次贷危机中汲取深刻的教训。特别是在经营管理和风险控制方面，要研究如何坚持具有中国特色的优秀传统经营管理模式，屏弃陈旧落后的不适应国际化经营管理模式。要把国际金融业最成熟的风险管理理念与我国优秀的传统管理经验有机地结合起来，在风险管理和经营方略上应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绝不能重蹈美国的覆辙。

(二)深刻研究和认识金融业务发展与金融产品创新。多年来，我国大型金融企业基本上都是国有的，在国内金融市场上占据着绝对统治地位，银行业的兴衰决定着中国金融体系的命运。因此，我国金融业一直受到国家积极保护和高度监管。就目前金融危机影响来看，我国银行业受到全球金融动荡的冲击较小。但是，随着我国金融改革步伐及对外开放步骤的日益加快，与国际化接轨是我国金融业面临的必然趋势，我们在看到内在优势与良好发展机遇的同时，还要看到所面临的严峻形势和许多不足。我国金融业今后将面临三个方面的挑战。一是银行业必将向混业经营模式转变。其经营模式或业务模式必将影响我国金融业的发展格局，使银行业处于多元化的业务竞争当中。我国金融机构应及早与国际接轨，探索混业经营的内控管理和风险控制对策与措施，在综合化经营的同时，实现效益最大化的目标，进一步提高国际竞争力。二是金融创新与金融衍生产品必将得到大力快速的发展。目前，我国金融业务发展及金融衍生产品创新还处于起步阶段，为适应金融业务国际化需要，今后，我国必将加快金融创新及金融衍生产品的发展。这次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之一，就是金融创新导致的信用过度扩张。因此，我国应高度警觉和及早控制金融衍生产品创新所带来的风险。三是国家对金融业的监管模式及银行业务管理手段必将进行革新。随着金融全球化步伐加快，国家对金融业监管模式必将进行重大变革。在金融业内部应尽快探索和制定与国际接轨的内控管理及风险防范机制。

(三)亟待探索和提高风险管理技术。过去，我们总认为美国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方面的技术是最先进的，近些年来，我们一直都在学习和借鉴美国内控管理经验和模式，并引进了许多管理理念和内控管理方法。但经过这次金融危机来看，美国的风险管理技术和内控管理机制，并不是完善可靠的，还存在诸多弊端和不足，尤其对风险隐患揭示和控制还缺乏必要的手段，以致引发了金融危机。同时，从世界各国来看，近年来，虽然国际风险管理技术大力发展，各国对风险管理都有所重视和加强，但在本次金融危机中也未幸免于难。因此，必须改革和创新风险管理技术，在国际上建立统一的金融监管组织架构，以及建立适度有效的监管手段和标准已经成为必然趋势。另外，我国要积极探索和提高具有中国特色的，并能够适应国际金融一体化的风险管理技术，尽快健全和完善风险管理机制，以确保在金融国际化的发展轨道上健康稳健运行。

三、商业银行强化风险管理的对策与措施

面对金融危机持续蔓延的严峻形势，以及我国金融业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我国商业银行要审时度势，应最大限度的提高风险防控能力，及早建立与国际接轨的科学规范的风险管理机制。

(一)强化金融监管力度，有效防控金融风险。商业银行业务广泛涉及到社会经济各个领域和个人，在整个社会经济体系中的地位非常特殊、非常重要，对社会经济影响巨大。我们国家应借鉴美国次贷危机教训，研究和制定适合当前金融全球化模式的金融监管机制，进一步强化金融宏观调控，促进商业银行强化风险管理力度，严防突发性、扩散性等重大金融风险事件的发生。

(二)商业银行应培育良好的企业文化。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是商业银行安全、高效、稳键经营的基本保障，商业银行应把风险控制当作首要任务。特别是要加强内控管理基础性工作，构建良好的内控环境，培育优秀的企业文化，要进一步提高全体员工的风险防范意识，使风险管理工作融人到银行业务的每个环节。特别是要调动员工参与并推进内控建设与风险管理的积极性、主动性与创造性。

(三)完善内控制度，加强风险管理。内部控制作为商业银行经营管理活动的基础，不仅是防范控制金融风险、保障业务稳健发展的一个重要手段，也是提高经营效率、实现经营目标的一个重要保障。一是要在全体员工中树立内控优先的理念。内控理念是内控体系的灵魂，只有增强全体员工的风险防范意识，认真主动地把内控理念贯彻落实到银行各项日常工作及每一个业务环节，才能提升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的效率与效果。二是要建立和完善内控制度和风险管理机制。内控制度是规范行为的准则，是内控建设和风险管理的基本内容。商业银行要按照“完整性、系统性、科学性、超前性和有效性”的要求建立健全内控制度体系。要根据我国金融管理的基本法规，参照国际金融惯例建立和完善内控制度与风险管理机制。特别是要对重要业务及重点环节的关键控制点制定出规范合理，适度有效的监督制约制度，以严防各类风险事件的发生。三是要建立风险防控体系，切实发挥“三道防线”的功能。第一道防线是自控防线。要完善对各个业务操作环节的监督防控机制，注重对银行从业人员道德素质的修炼及制度观念的培养。第二道防线是互控防线。要利用现代化的技术手段，构筑起对全部业务操作过程的监控体系。业务部门要配备专职或兼职检查监督机构和监督人员，对该控制的风险点都能不疏不漏地进行有效监督。第三道防线是监控防线。要建立健全内部审计监督机制，要对各个营业机构、重要岗位、重要环节实施现场或非现场的事前、事中、事后的全过程监控和审计检查。

(四)发挥内审合规部门的功能。内审合规工作承担了监督、评价的职责。特别是对风险政策的执行情况、业务规章制度合规情况等评价，这对于风险管理至关重要。内审合规部门要坚持对各项经济指标完成的真实性、合法性、合规性和规章制度执行情况进行长期不懈地检查鉴证。不仅有问题要开展检查，没有问题也要进行检查，发现问题及时制止和纠正，把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作到警钟长鸣，积极督促各部门把防范风险的具体措施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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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后金融危机；会展业；影响机理；对策

中图分类号：F062.9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32－0043－03

中国的会展业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经过二十几年的发展，已经具有了一定的规模和水平。会展业虽然已经从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中慢慢恢复起来，但此次金融危机对会展业的发展所造成的现实影响以及一些后续影响是不容忽视的。因此，在后金融危机阶段，不仅应尽量减少损失，更要总结经验教训，从而进一步探讨应对我国会展业的短期危机及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的策略。目前，国内外针对这方面的研究尚未给予足够的关注，比较侧重的是对自然危害（地震、海啸等）、突发传染病（如SARS）等方面的危机应对研究。因此，本文针对金融危机背景，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次提出促进会展业持续发展的相应策略具有重大意义。

一、金融危机对中国会展业的影响

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波及面广，负面效应明显，构成了对于中国会展业的发展及管理工作新的威胁。本文从会议业、奖励旅游、展览业三个方面，分析世界金融危机对于中国会展业的影响与冲击。

（一）会议业

会议业因其广泛的影响、高额的利润和巨大的发展潜力，引起了越来越多国家和地区的关注。在各类会议中，公司会议和协会会议占整个会议市场80%的份额[1]。受世界金融危机影响，商业环境恶化，业务量下降，大量企业甚至倒闭，企业为此削减了差旅费、商务会议及年会开支，因此，世界会议业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是显著的。但国际性的大型会议一般由政府主管部门审批，一旦运作，则较小受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因此，在后金融危机阶段及其以后，类似于政府会议、国际组织之间一些会晤、论坛等形式的交流（如全球金融峰会、夏季达沃斯论坛等）仍会开展。

（二）奖励旅游

奖励旅游是高品位、高消费、深寓文化内涵的享受型特殊旅游活动，其在调动员工积极性、增强企业凝聚力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国外得到了充分的重视和发展。但此次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国外企业受到的危害较大，使得大部分外企在实行奖励旅游时很少将目的地选在其他国家。上海的一些旅行社的资料显示，往年“十一”后逐渐进入高峰的奖励旅游，2008年在国内外包括机票、饭店大幅降价的情况下仍显平淡，部分企业则降低了奖励旅游目的地的规格，将境外游改成国内游，原本在国内一线城市举行的会议则改到了二、三线城市等[2]。

（三）展览业

世界金融危机对于各个行业不同程度的影响，对于产业关联强的展览业更是不可避免。2008年中国贸促会批准组展单位出国举办的经济贸易展览会有1 800多项，但实施办展的只有1 000项，实施率约55%，与2007年相比，实施率下降了5%。国内展览方面，在全球金融危机的作用下，展会数量、展览面积与参展企业都在减少，招展困难情况突出。如2008年的“佛山陶博会”，华夏陶瓷城会展中心一楼展位约有1/4没有售出；2009年第105届广交会第一期与第104届第一期相比，出现了境外采购商人数、累计出口额双下降的现象。上述影响的后果是导致了展会组织的扭曲，形成展会市场交易的障碍与阻力，从而阻滞了我国会展业国际化发展的进程。

二、世界金融危机影响中国会展业的机理

自20世纪80年代会展业在我国迅速发展起来，会展经济以年均近20%的速度递增。虽然会展业发展的步伐不可阻挡，但上述分析表明我国会展业受到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是不可摆脱的事实。本文试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对其影响机理进行深入探究。

（一）宏观机理――关联模型

在世界经济日趋一体化、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会展行业产业化、竞争力提升的路径已形成了国际化趋势。会展业是个关联度极高的产业，会展业与餐饮业、物流业、国际旅游业、批发零售业、邮电通信业、航空业等都有较强的联动性，关联度分别为0.8557、0.6698、0.7379、0.7513、0.4624、0.7297[3]。因此，在这场金融危机中，这种关联性使得各产业受到的影响也会表现在会展业中。

基于上述分析，设ER（Exhibit Revenue）代表我国的会展经济收入， 则ER受以下几个变量的影响： 国外会展市场（X1）、餐饮业（X2）、物流业（X3）、国际旅游业（X4）、批发零售业（X5）、邮电通信业（X6）、航空业（X7）、国家政策性因素εERn。ER与其他经济单位的关联模型可表达为：ER = f（X1，X2， X3，X4，X5，X6，X7） + εERn。其中：εERn表示第n个国家的政策性因素，如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汇率政策及有关发展会展业所颁布的法律或采取的措施等。

上述关联模型有助于解释世界金融危机对会展业的传染机制，可用下列的图示分析。

图1表明，关联模型中前7个因子与会展收入都是成正比的，在金融危机中，这些产业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冲击；国外会展市场所受影响尤为明显，国外参展商的减少既不利于国内大型会展的国际化发展，也阻碍了中国企业走向海外办展。在政府方面的因素中，如果国内外政府应对危机的措施乏力，势必影响各国的会展市场。

（二）中观机理――增长极理论的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

增长极理论是法国经济学家弗朗所斯・佩鲁于1955年提出的，该理论认为，区域经济的发展主要依靠条件较好的少数地区和少数产业带动，把它们培育成经济增长极，通过增长极的极化和扩散效应带动周边地区的发展[4]。“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会展经济带应是中国会展业发展的增长极，这三个经济最发达地区受到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也是最大的。依附于经济发展的会展业受到这种“负向”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的影响，可能的结果是这三个增长极不仅没有得到稳固反而弱化了其应有的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

（三）微观机理――羊群效应和恐慌效应

在世界金融危机冲击下，企业均本能地从各方面节省开支。一些大企业若判断参加某个展会的效果并不如预期的那么明显，就会撤出。而由于搜集和处理信息的成本较高，大多数小企业并不倾向于独立搜集和处理某个会展国家的信息，这就会导致小企业随大企业撤展而撤展，加剧会展市场波动，形成会展市场的“羊群效应”。 恐慌效应理论认为，其他人作出与自己不同的决定时，便会恐慌，为维护自己的利益也会效仿他人的行为[5]。利用恐慌效应理论也能对这一现象作出解释：在世界金融危机中，若一个潜在参展商发现大批企业取消参展，便会担心自己如果参展利益就会受损，从而产生恐慌心理，当大量企业有类似想法时，便会出现一个自我强化的恐慌链，导致越来越多的企业取消或逃避展会。

三、后金融危机背景下会展业持续发展的策略

在后金融危机阶段，为有效排除金融危机的阻扰并促进我国会展业的可持续发展，应从反影响机理视角提出应对策略。

（一）宏观策略――构建针对世界金融危机的治理环境

1.同业联盟和产业融合相结合

除了一直强调的会展行业内部的联合发展外（如珠三角会展业联盟），为营造一个更有利于应对世界金融危机的氛围，会展业与其他产业的异业联盟在现阶段也是十分必要的。由各行业与会展业的关联模型我们已经得知，会展业所受到世界金融危机的巨大冲击是和餐饮业、物流业、国际旅游业、批发零售业、邮电通信业、航空客运业紧密相关的。因此，我们认为中国的会展业可以走异业联盟之路。会展业与这些产业的联盟可使其影响不断扩大，并通过信息容量的扩充与共享而有效拓展市场发展空间，降低经营成本，提升广告效应。

2.法规建设和行业自律相结合

我国会展业危机应对能力的不足与我国会展行业法制不健全是密切相关的。虽然2005年至今，已出台了国家性的法规《出国举办经济贸易展览会审批管理办法》以及地方性法规如《上海市展览业管理办法》等[6]，但仅有这些法规是不全面的。政府主管部门应加紧完善、健全相关的法律和法规，对会展业进行有效的监护和规范，使会展业在一个有保障的环境中有序、健康的发展。同时，应尽快在全国建立统一的会展自律性组织，制定会展行业标准和行为规范，定期权威信息，保持与政府的经常性对话，以维护业界的利益，提升业界的形象和定位。

（二）中观策略――提升后金融危机格局下会展业的发展能力

1.培育适合的会展产品发展模式

我国会展市场上重复、模仿办展的现象比较突出，一些展会因缺乏产品发展模式而深受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因此培育适合的会展产品发展模式是当务之急。通过依托本地及周边地区的资源、产业和市场优势，重点发展为区域经济建设服务的展会，培育各种特色会展产品。包括：资源依托型发展模式，即通过依托城市自然、人文旅游资源来推动会展产业的发展，并形成自己的优势，我国的杭州、海南、昆明、博鳌等省市都适合该种发展模式；产业依托型发展模式，通过依托城市的优势产业来推动会展产业的发展，并形成自己独特品牌的产业依托型发展模式，如我国义乌、东莞、青岛等地的会展产业；政策依托型发展模式，即通过国家政府给予的政策倾斜和特别扶持发展会展业，我国西部和区域内欠发达地区可以采取这一发展模式。

2.加快会展增长极的品牌建设

根据增长极理论，现阶段不仅要巩固我国现有的“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会展增长极，而且更要加强其极化机制，即要着力品牌会展的建设。在我国，真正能在全球有一定知名度的展览几乎全是专业展，如上海的汽车展、深圳高交会和珠海航空展等。而截至2005年底，我国只有22家展会成为“UFI”的正式会员[6]。所以，会展机构部门一定要高度重视专业展，在我国的会展增长极地带迅速形成一批具有较高影响力和竞争力的、得到国际业界认可的著名会展品牌和大型公司。品牌保障不仅可以提升自己在世界金融危机下的发展能力，同时也能将自己的资源、人才、技术等扩散交流，辐射到周边二、三级城市，形成带动效应。

（三）微观策略――提高会展企业的防御与应对危机的能力

1. 建立会展危机预警制度

危机是突发性的，但会展工作是有计划的，而大型品牌展会更是一个长期、周密计划的工作，因此，会展的危机管理工作也可以进行制度化的管理。会展企业应强化危机预警制度建设，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建立会展危机预警系统，该系统会根据会展特点，将会展活动中可能出现的危机进行分类并设计相应的会展危机指标体系，根据危机危害性的大小定级，从而进行有针对性的特殊应对指引，当一种危机达到警报状态，即会对本企业或该会展活动产生明显的负面作用时，会展企业应预计所需经费，准备相关物质，明确责任人选，对症下药，预防危机对会展活动产生危害。

2. 加强与外界的及时沟通

良好的外部沟通，有利于获得有关方面的协助和支持，特别是当发生危机时，与外部进行及时和有效的沟通就显得更为重要。由影响机理的分析可知，在世界金融危机的背景下，羊群效应与恐慌效应都会对预期或潜在参展商产生影响，因此，办展办会机构应及时与客户、其他利益攸关者和媒体沟通，将该展会的优势与机遇表达清楚，以消除潜在参展商的恐慌心理，削弱羊群效应的作用。另外，会展企业要加强与政府主管部门的沟通，取得这些机构和部门的理解和支持，是顺利办展办会的有利条件。

3.实现会展业的电子商务化

会展企业应重视网络技术的应用，密切关注网上会展业的发展趋势，将最新的信息技术、网络技术应用在展览场馆、展会组织、展会服务等方面。在世界金融危机对实物展览的冲击下，我国会展企业要尽快建立与参展商及其所在行业品牌网站、协会网址之间的链接，获取最新的信息及传播自己的信息，并打破时间与空间的局限，在网上洽谈贸易，拓展电子商务化模式，实现会展业实物办展和虚拟办展的有机结合。

四、结语

在后金融危机阶段，中国会展业想要加强应对危机的能力，就必须做出思考和总结。本文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分析了金融危机对中国会展业的冲击和影响，认为，我国会展业为在后金融危机阶段获得长远发展，必须结合影响机理积极探索相应的途径。首先，政府、协会要构建针对世界金融危机的治理环境；其次，各会展城市、重点会展区域要提升会展业的发展能力；最后，会展企业要提高自己预防与应对危机的能力，通过三方的共同努力提高我国会展业应对危机的能力和促进我国会展业的可持续健康发展。由于篇幅限制，本文未就培育我国会展业的危机管理能力及可持续发展能力（如法制化、市场化、国际化、专业化等的实现）展开具体探索，因而这些还有待深化研究。

参考文献：

[1] 龚平，赵慰平.会展概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2] http：//省略/readnews.asp？id=1809，2009-02-24

[3] 路红艳.我国会展经济发展的经济学分析[D].北京：北京物资学院，2002.

[4] 江志君.培育区域增长极促进会展业大发展浅析[C].//沈丹阳.中国会展经济前沿理论与政策思考――中国会展经济研究会论文集.北京：中国商务出版社，2008.

篇7

关键词：热钱；国际资本；资金流动；汇率机制

中图分类号：F83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6）009-00000-02

国际热钱，又称国际游资、逃避资本，是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短期流动的投机性资金，短期性、流动性和投机性是其主要特征，这些国际游资流动的目的只为追求短期利润和逃避风险，所以也成为引发市场动荡和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根源。国际热钱通常通过经常项目，资本项目和地下钱庄的形式流入我国，有研究认为，目前在我国沉淀下来的热钱规模已达万亿美元，每年流入的热钱也在千亿美元以上，这些热钱一般会进入我国的楼市、股市等市场，获取足够利润后又迅速撤离，对我国经济造成冲击。

国际热钱为什么要争相流入我国？当然是为利而来。

1.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机会颇多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迅速，目前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GDP已经连续保持十多年7%以上的高速增长，做为世界最大的新兴经济体，国内各类市场蓬勃发展，各种投资机会层出不穷，各项政策制度又还不尽完善，正是在这样的宏观背景下，海外热钱抱着到中国市场捞一笔就走的心态涌入了我国。

2.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

人民币升值也是吸引国际热钱进入的一个重要因素，如果把人民币当做一种资产，那么她的升值必然吸引更多的资金投入，国际热钱瞄准了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汇率差，将人民币作为一个很好的投资标的，在不断推高我国外汇储备的同时，也推动人民币陷入了一个“升值―预期升值―再升值”的循环当中。

3.人民币与其他国际货币利差较大

即使美联储在2015年末加息后，美国的联邦基准利率依然维持在0.25%-0.50%的区间，欧元区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利率长期徘徊在0左右，甚至已进入负利率时代，而我国在经历2015年的连续降息后，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依然有1.5%，而且由于放开了利率浮动上限，部分商业银行实际存款利率要高于基准利率。所以即便将钱放银行什么都不做，依然有利可图。

4.国内资产价格上升趋势不减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各类以人民币计价的资产价格都有不同程度的上涨，特别是我国从90年代开始实施房地产市场化改革以来，房地产市场经历了一个真正的黄金时代，部分城市的房价从最初的一两千元一路飙升到几万一平米，尽管目前速度有所放缓，但在一些一二线城市，房价依然居高不下，房地产投资热度不减，这里面的利润空间不可小视，所以楼市成为国际热钱流入的重点领域。中国的资本市场起步晚，投资品种较少，资本市场各项制度有待完善，投资者投资经验不足，心理不成熟，易受操控，热钱可使证券资产价格短期内大起大落而获利颇丰。

国际热钱为了逃避金融监管和资本管制，往往通过隐蔽的方式流入我国。

1.通过虚假贸易，国际游资与国内的外贸公司合作，伪造贸易合同，编造出口项目，或在报关时虚报出口商品数额，让热钱资金通过贸易公司的银行账户，进入中国市场。

2.通过FDI（外商直接投资），国内很多地方政府急于发展经济，对招商引资有着不可抑制的冲动，对外商投资一直持鼓励甚至争抢的态度，自然放松了对外商投资项目的审批，资金用途的监督，使得国际热钱可以堂而皇之的以投资名义流入中国市场。

3.通过地下钱庄等灰色渠道，地下钱庄分别在境内外开设帐户，通过货币互换的方式将国际热钱引入国内。

如此多的热钱流入我国，对我国经济造成危害是显而易见的，国际热钱对我国经济的不利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对我国金融体系的冲击，在开放的经济环境和国际金融制度下，大量热钱的无序流动，对市场冲击很大，大量投机性套利资金流入市场，牟取暴利，赚够钱撤离时，留下“一地鸡毛”，给国际收支平衡和金融稳定带来严重危机，同时加剧外汇占款压力，扰乱货币政策正常实施，影响宏观经济稳定。

二是影响国内资本市场，导致股票价格剧烈波动，证券市场动荡不定。我国证券市场起步晚，制度欠完善，投资者不成熟，容易受到热钱冲击而大起大落，热钱炒高证券资产价格，使得市场指数短期内快速上升，赚得盆满钵满，撤出资金时又使指数快速下跌，造成国内资本市场剧烈动荡，甚至有可能引发局部的系统性的金融危机，目前已有观点认为国际游资与2015年的“股灾”有一定联系，危害不容小觑。

三是加大了人民币升值压力，08年金融危机后，世界很多经济体，比如美日欧等，经济乏力，货币贬值，在中国目前对外贸易长期处于国际顺差的状况下，外汇储备较多，人民币升值预期大，所以国际热钱纷纷涌入，抛本币，买人民币，又推动了人民币升值，最后形成恶性循环，人民币升值，会导致出口下降，产品积压，企业经营困难，升值带来的汇率差，又会让热钱赚足利润迅速撤离，引发经济动荡。

四是推升了房价物价，热钱涌入国内，总要兑换成人民币才能进行相关经济活动，这就加大了人民币兑换量，增加了市场对人民币的需求，迫使央行被动增加货币投放量，通过货币乘数放大，造成市场流动性过剩，引发通货膨胀；相当部分的热钱流入了楼市，推高了本已泡沫较大的房地产市场价格，如果泡沫破裂，造成的大量不良资产必然影响金融系统稳定，也会带来社会动荡。

了解分析了国际热钱的形成机制和流动渠道，以及对我国经济的影响，我们可以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来减少热钱流动的危害。

（一）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

继续坚持市场化的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依靠市场机制调节实现均衡汇率，逐步实现人民币独立浮动，减少人民币单边升值预期，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SDR）后，有助于形成更为灵活的汇率形成机制。同时积极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有效降低以套取利差为目的的热钱涌入。

（二）保持资产价格稳定

运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必要时实施行政措施，对金融资产和实物资产价格实行调节，加大房地产市场调控力度，深化土地制度改革，积极发展资本市场，开发更多金融产品，拓宽居民投资渠道。遏制资产价格短时间内快速上涨，严防资产泡沫膨胀。

（三）完善金融监管，打击国际热钱炒作

有效遏制国际热钱流入我国，需要各部门间通力合作，从外汇管理局，一行三会再到海关，工商和公安部门，发挥各自职能特点和专业优势，加强政策协调，形成监管体系。加强渠道管理，严查各类进出口贸易真实性，严查地下钱庄等外汇非法流入渠道，完善外资投资项目准入制度，对外资增资、并购等实施管理，加强对外商直接投资入境后资金实际用途，资金流向的监管。

（四）运用税费手段调节

通过有针对性的调节税收政策，能够起到改变资本流动性的作用，征收与货币兑换有关的交易税，抑制过渡投机，同时调节外汇交易手续费，可以有效缓解国际资金流动，特别是短期投机性资金流动规模剧增造成的经济波动。

（五）改变贸易政策，改革外汇制度

为改善国际收支不平衡，重视出口同时，也应该鼓励进口，不盲目引进外资，对外商投资加强审核，鼓励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主的长期资本投资，遏制短期资本投机，提高外商直接投资质量。鼓励企业和个人海外投资、消费，改变强行结售汇制度，进一步放宽对企业和个人的持汇购汇限制。

（六）加强资本管制，监控热钱流出

国际热钱的危害性体现在短期内的一进一出之间，应强化跨境资金流动监测机制，对资金短期内大规模流出要重点监控。

（七）引导热钱有序流动，为我所用

资本总是逐利的，无需对资本的逐利天性多加批判，目前世界上还没有哪一个国家或地区能够完全阻挡热钱入侵，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对外开放不断深化的大背景下，热钱流入有其必然性，让热钱为我所用，趋利避害是值得我们重点研究的。要引导国际热钱由短期资本变为长期资本，流入有助于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却又资金短缺的行业；完善合格的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制度，逐步增加QFII额度；积极推进沪港通，深港通，基金互认等资本市场制度建设，引导热钱以公开合法的渠道进入我国资本市场。

综上可述，国际热钱虽然对我国的经济带来了一定危害性，但并不是“不可防，不可治”的，甚至在有效的政策手段引导下，也可以为中国经济服务。随着中国宏观经济环境和政策的不断变化，国际热钱问题会更加复杂，值得我们密切关注。

参考文献：

[1]张童凌.热钱流入对我国的影响及应对措施[J].科技信息，2010（23）：895-895.

篇8

关键词：新贸易保护主义；我国对策

中图分类号：F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04-0-01

目前世界各大经济体都面临复苏无法持续的危险。美国失业率居高不下，内需重振乏力；欧洲受债务危机冲击，不得不提前退出经济刺激政策，经济复苏步伐明显放缓；日本经济因日元持续走强受损；而复苏势头一直保持强劲的新兴发展中国家，近来经济增长也已显著放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于2010年9月10日发出警告，全球经济复苏下行风险正在加大。为应付经济增长放缓甚至严重衰退的压力，各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持续加剧。中国面临的国际贸易环境更加复杂和艰难，出口形势不容乐观。

一、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理论渊源

在国际贸易发展的不同时期，贸易保护主义理论都为各国政府实行市场干预和贸易保护提供了理论依据。其相关理论主要有：一是重商主义的贸易保护理论。重商主义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准备时期建立起来的一种经济学说，推行的政策是禁止货币输出、奖出限入、保护关税政策和发展本国工业，其实质是贸易保护理论。二是汉密尔顿的保护关税说。为了保护和发展制造业，汉密尔顿主张政府加强干预，实行保护关税制度。该主张对美国政府的内外经济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也为落后国家进行经济自卫与先进国家相抗衡提供了理论依据。三是保护幼稚工业理论。国外对华贸易保护主义的现状和特征

我国一直是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重点区域。金融危机后，一些国家对华贸易保护手段更加频繁，保护手段更加多样化。

（一）贸易摩擦案值越来越大

金融危机后，各国纷纷采取奖出限入的贸易手段保护国内经济，我国很多出口产品遭到贸易保护主义的限制，贸易摩擦案值越来越大。

（二）贸易保护手段多样化和综合化

贸易保护中的主要手段。全球金融危机下，我国遭到贸易救济调查数量呈上升趋势，而反倾销和保障措施仍是国外对华贸易救济调查的主要手段。

2009年国外对华发起116起贸易救济案件，比2008年增加9起，反倾销和保障措施是国外对华贸易救济调查的主要手段，二者合计占对华贸易救济调查总数的88.8%。2010年1至8月，国外对华发起反倾销调查50起，反补贴9起，保障措施13起，特保7起，共计79起贸易救济调查，同比增长16.2%。各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升温，使我国解决贸易纠纷、促进出口发展面临更大的困难。

面对经济复苏缓慢、强势美元衰退，国外为转移经济矛盾而对华贸易摩擦加剧和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下，我们要从实质上加以认识。

（一）贸易保护主义是对被保护国的一种财富掠夺

实行新贸易保护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贸易保护国凭借所谓的国际惯例和金融规则，利用金融工具和汇率手段等合法形式来掠夺别国的财富。最近几十年世界上先后爆发的拉美经济危机、墨西哥金融危机、日本经济衰退以及东南亚金融危机，都是发达国家借国际收支不平衡或推动汇率巨幅波动进行的国家间巨额财富转移，而被迫接受汇率升值和国际收支调整的国家都承受了惊人的财富损失和巨大的经济发展衰退。因而以贸易摩擦加上汇率升值的要挟在本质上也是一种掠夺，只是更为隐蔽，且持续时间更长，危害性更大。

（二）贸易保护主义使保护国承受损失

根据国际贸易理论，贸易对双方是“双赢”的，而不是“零和”游戏。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只能打破互惠互利的利，不仅无助于其经济的发展，也无助于其就业的改善。根据有关数据计算，每1亿美元案值，将会有1.5万人的就业受到影响。以2009年9月美国对我国轮胎实施特保措施为例，美国轮胎自由贸易联盟测算，这一措施每保护一个就业岗位，美国就将另外损失25个岗位。同时美国消费者每年还要多支出6-7亿美元。因此，贸易保护国在对别国实施贸易保护主义时，其本国也承受着巨大的损失。

二、我国应对贸易保护主义的对策

目前，贸易保护主义仍在全球蔓延，文章认为应根据形势的变化及时研究各种对策措施，以应对更加复杂的国际贸易形势。

（一）建立贸易摩擦预警机制并积极应诉

面对日益增多的贸易摩擦和各种各样的贸易保护措施，应积极建立贸易摩擦预警机制并积极应诉。首先，必须加快建立并完善以相关的政府部门为主导，行业组织、企业和消费者个人积极参加的贸易摩擦预警机制，紧密跟踪重点出口的国家和地区的情况，及时了解国外某些贸易壁垒的动向。其次，检验检疫机构应积极利用信息优势，增强对出口商品价格的分析能力，及时发现低价竞销的信息，提供给有关决策部门参考。最后，企业要充分利用政策扶持措施，及时了解掌握国外贸易救济措施的动向和技术标准变化的情况，不断适应出口国的技术标准。

我国很多出口企业缺乏运用国际法律武器来维护自身利益的水平和意识，在国际贸易摩擦案件中的应诉太少，直接导致国外针对中国产品的贸易救济诉讼案在各国迅速蔓延泛滥。企业要积极应诉，一旦掌握不公平进口行为对企业生产经营造成影响的证据，就及时向调查机关申请贸易救济，要勇于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权益。

（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并推进自主创新

我国一直处于全球产业链条的低端环节，极易受到贸易壁垒的冲击。此次贸易保护主义迫使我国调整出口产品结构，进行产业升级。

为此，政府应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大力推进自主创新战略，鼓励企业向低碳、品质方向努力，实行差别化、多层次的出口政策导向，加大对中小企业出口的金融支持，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和品牌建设。同时，企业也要充分利用政策扶持措施，扩大现有产品优势，加大科研投入，开发附加值高的产品，依靠技术领先占领市场；鼓励一般贸易发展，推动加工贸易转型升级，以便在更大的领域和更深层次上参与国际市场竞争。总之，着重提升企业自身的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是提高抵御风险能力的根本。

（三）实行汇改并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

金融海啸加速了美元贬值，给我国外贸出口带来了压力。对此，应稳定人民币汇率，避免美国等发达国家市场通过汇率向我国出口企业转嫁风险。

参考文献：

[1]陈柳钦.金融危机下的新贸易保护主义思考[J].广东经济，2009（9）.

篇9

    一、问题的提出:金融危机背景下对金融资产公允价值计量的质疑

    自2007年次贷危机爆发后,有人认为,会计准则对于金融资产公允价值计量的规定放大了金融危机。因为在美国爆发次贷危机后,金融机构持有的相关金融资产市值大幅下滑,不得不对其计提大规模减值损失,引发市场对相关金融机构丧失信心,进而出现对其金融资产恐慌性抛售。

    金融机构陷入了交易价格下跌———提取准备、核减权益———恐慌性抛售———价格进一步下跌———必须继续加大准备计提和继续核减权益的恶性循环。金融资产公允价值计量在危机中造成了顺周期效应,即市场高涨时,由于交易价格高,容易造成相关金融资产价值的高估;市场低落时,由于交易价格低,往往造成相关金融资产价值的低估。

    (一)有关公允价值的定义

    各会计准则制定机构对公允价值的定义不尽相同。2006年9月19日,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了《财务会计准则公告第157号———公允价值计量》,将公允价值定义为“在报告主体交易的市场上市场参与者之间的有序交易中,为某项资产所能接受的价格或为转移债务所支付的价格。”《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认为,公允价值是指:“在公平交易中,熟悉情况的当事人自愿据以进行资产交换或负债清偿的金额。”我国会计准则的定义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相似,只是作了“在公平交易中,交易双方应当是持续经营企业,不打算或需要进行清算、重大缩减经营规模,或在不利条件下进行交易”的补充。

    (二)目前对金融资产公允价值计量的压力

    在全球金融危机的特殊背景下,目前对金融资产公允价值计量的压力,主要集中在计量方式、表内外项目的确认和计量、以及信息披露等方面,其中最重要的是金融资产公允价值计量方式。公众质疑的焦点并非公允价值计量方式本身,而在于产生公允价值的过程,尤其在不活跃、或者无秩序的流动性匮乏的市场上。流动性简单来说,就是指资产或者金融工具可适时交易变现的能力。这一含义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可交易性;二是交易变现的能力。美国会计准则第157条款规定的公允价值计量,主要建立在市场活跃而有秩序的基础上。

    而2007年美国次债危机的爆发,引发流动性收缩,进而殃及全球金融市场。其危害性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对金融本身的发展带来阻碍和扰乱的后果,比如金融体系本身会在危机中遭到破坏,金融创新也会被监管部门更严格的抑制等。第二是打乱经济秩序并引起财富缩水效应和再分配效应,在这种坏的局势中某些金融资产会消失,其财富所有者受到损失。第三,对经济发展严重阻碍,在短时期内难以恢复,甚至引起经济的倒退。在金融危机面前,很多金融机构会为了尽快变现财产,在无秩序的市场上甩卖产品,出现”流动性黑洞”,如果再用市场价值来作为账面资产的计价方式,就会产生不公允的情况。

    在各种压力下,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出台新规:会计主体可自2008年7月1日起,以成本计价代替以公允价值计价,来计算非衍生金融工具(例如股票和债券)的资产价值。根据这一决定,银行等金融机构将不必再按当前市值记录资产负债表上的资产价值,同时允许金融机构将违约风险考虑在内对其资本进行估值,从而避免资产价值在市场动荡中被过于低估。2008年9月,美国监管机构已提出暂停金融机构采用“按市计价”准则。欧洲议会和欧盟成员国政府决定修改欧盟现行会计准则中有关按市值计算资产价值的规定,来帮助金融机构更好地应对当前的金融危机。

    二、金融危机背景下金融资产公允价值计量属性的缺陷

    由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与金融资产公允价值计量确实有一定关系。如何看待金融资产和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是MarkettoMarke,t还是MarkettoAssets,这造成了发生危机的潜在可能性。同时,由于会计中的公允价值实际上是统计学中的点估计,点估计既不能够说明估计的准确度,也不能说明估计的精确度,而只是对价值做出的概括性说明,用以代表价值的一般水平,它能反映变量值的集中趋势,而变量值之间还有差异的一面,即离中趋势。这是许多人士抱怨公允价值“不公允”的根源之一。

    (一)金融资产公允价值计量的运用规则

    根据我国《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第五十一条的规定,存在活跃市场的金融资产,活跃市场中的报价应当用于确定其公允价值。活跃市场中的报价是指易于定期从交易所、经纪商、行业协会、定价服务机构等获得的价格,且代表了在公平交易中实际发生的市场交易的价格。

    1、在活跃市场上,企业已持有的金融资产的报价,应当是现行出价;企业拟购入的金融资产的报价,应当是现行要价。

    2、企业持有可抵销市场风险的资产时,可采用市场中间价确定可抵销市场风险头寸的公允价值;同时,用出价或要价作为确定净敞口的公允价值。

    3、金融资产没有现行出价或要价,但最近交易日后经济环境没有发生重大变化的,企业应当采用最近交易的市场报价确定该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

    最近交易日后经济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时,企业应当参考类似金融资产的现行价格或利率,调整最近交易的市场报价,以确定该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

    企业有足够的证据表明最近交易的市场报价不是公允价值的,应当对最近交易的市场报价作出适当调整,以确定该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

    (二)金融资产公允价值计量在非流动市场中运用存在的问题

    按照美国证券监管规定,金融机构所持有的大量次级债金融产品及其他较低等级的住房抵押贷款金融产品,每天应根据市场价值来确定其资产负债表上相关资产的账面价值。次贷危机发生后,由于次级抵押贷款违约率上升,造成次级债金融产品的信用评级和市场价值直线下降,从而使得这些公司持有的次级债证券化产品的市场价值迅速下跌。如果无法将债券继续销售给投资者,而不得不把这些债券留在它们的资产负债表上,那么,或者它们将可能出现资金短缺,或者巨额资产减记将严重侵蚀这些公司的资本金。在这种情况下,一旦没有及时注资来补充资本金,这些公司很快就将陷入资不抵债的困境。

    公允价值计量的运用存在问题,尤其是在出现“流动性黑洞”的非流动市场上,金融资产被大量抛售,整个市场只有卖方没有买方,被抛售资产的价格急剧下跌与卖盘持续增加并存,金融资产价格严重背离其内在价值。比如显着提高现金流风险的新型抵押贷款的性质和数量发生了变化时,按照公允价值计量,流动性的缺失会引起表面上资本充足率良好的金融机构出现问题。在当前金融危机背景下,市场严重缺乏流动性,会计准则却要求各金融机构须将抵押贷款支持债券按市值计价,从而导致重大损失。而金融机构则认为,由于住房等实物资产价格下跌的势头终将扭转,因而,这些损失只是暂时的,应根据对相关债券长期价格的内部估计来定价,而不应依照动荡市场下的价格。如果金融机构不必按市值给其资产定价,金融危机就会消退。公允价值计量的使用低估了在非流动市场上证券的真正价值,夸大了损失程度。

    三、金融危机背景下,对我国会计准则中金融资产公允价值计量的改进建议

    对于在当前金融危机中受到越来越多压力的会计准则,特别是公允价值计量导致的金融资产减计问题,笔者认为,金融危机并不是由金融资产公允价值计量引起的。公允价值计量及时反映了资产的状况,随着时间推移产生的金融资产减值并不能说明金融机构错误的估计了当时资产的价值。因而,即使是价值的下降,也应进行真实可靠的会计记录和充分有效的披露。公允价值计量提供了一个时间性的价值,若没有此价值则可能导致投资者等财务报告使用者的决策失误。

    但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计量确实对市场信心和市场秩序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不利于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因而,在金融危机背景下会计准则对于金融资产公允价值计量应当予以改进:

    (一)增强披露公允价值变动信息的相关性

    相关金融机构反对金融资产公允价值计量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将导致收益的易变性”,而企业管理层需要追求收益的平稳性(或者稳定性),因此对超出管理层控制范围的因素(如市场因素)引起的收益变动不应进行报告。因此,区分由市场因素变动引起的未实现利得与损失、已实现利得与损失和由信用风险、合同约定的未来现金流量变动引起的未实现利得与损失便非常重要。当然,也应防止“人为的波动”或“人为的稳定”对投资者可能产生的重要影响。

    (二)扩大允许企业拥有公允价值选择权的适用范围

    会计实务中,以公允价值计量和以摊余成本计量这种混合的计量属性往往使企业的财务报告表现出远高于经济实质的波动性。国际会计准则允许企业拥有公允价值选择权,其目的正在于减轻企业财务信息的波动性,同时又豁免了企业为实施套期会计方法而必须准备的各种文档。

    而我国企业会计准则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第19条规定“企业在初始确认时将某金融资产划分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人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后,不能重分类为其他类金融资产”。该条款同时指出:(1)企业仅能在初始确认时使用公允价值选择权;(2)一旦应用公允价值选择权,就是不可取消的。我国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准则还规定了企业在初始确认时将某金融资产划分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后,不能重分类为其他类金融资产。

    但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市场缺乏流动性,市场价格不能真正反映金融资产的真实价值。因而,我国应扩大允许企业拥有公允价值选择权的适用范围,在对金融资产初始初始分类后,可以允许金融机构在非常时期把非衍生金融工具调离财务报表中的买卖类别,将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重分类为按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以区分由市场因素变动引起的未实现利得与损失。

    同时要求企业管理层书面声明企业对相关金融资产的重分类的原因及对财务状况的影响,并按相关会计准则的要求进行充分披露。这样可防止相关金融资产价值因随市价调整而导致盈利更大幅度的波动,也有助于加强金融机构的资本充足率,改善企业风险管理,增强市场信心,稳定市场,避免金融危机的进一步恶化。

篇10

无论是国家债务危机还是人民币汇率问题都是今年G20峰会或中国战略与经济对话中重点被讨论的话题，但不管讨论的过程怎样，中国都要坚持自己的底线一中国金融的核心利益，警惕这一利益被损害。

中国金融危机的潜在因素——第二次国际金融危机

以2009年底迪拜债务危机为先导，2010年春季希腊危机为标志；从美国次贷危机演化为欧洲国家债务危机，欧盟和北约的过度扩张，金融投机高杠杆、高福利、高消费，人口老化，已造成社会严重的腐朽和停滞。可以预见，欧洲国家债务危机将会继续扩散，影响到英国和美国。

国际金融危机已发生过多次，至今中国没有被卷入，其基本原因是中国金融体系开放程度较低，货币没有完全自由兑换。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国得益于提前进行“软着陆”，坚决打击北海房地产泡沫，控制通货膨胀，经济已提前达到平衡，因此有能力保持人民币稳定。1998年在投机资本集中冲击香港联系汇率，我国断然在香港实行强硬干预手段，切断投机资本自由进出。后来，索罗斯总结自己失败的教训是“没有想到中国政府不守规矩”。

1998年以后，国际资本认识到中国的稳定能力，在“人民币升值”的预期下大举进入中国，换取人民币进入股票房地产市场，购买国企产权，至今已有11年，进入的国际资本估计有数万亿美元，超过中国国家外汇储备。这样的一个国际收支结构，反映的基本格局是：

第一，国际私人资本，包括直接投资和货币资本流入，中国的国家资本流出，对于中国而言，总资本是净流出的，这与储蓄大于投资，国际收支经常项目顺差是一致的。

第二，国内资本和国际投机资本对流，国内腐败资本流出“洗钱”，然后再作为国际资本流回。在国家资本项目严格管制的条件下，大部分国内腐败资本还没有来得及把自己洗干净。只要放弃资本项目下的外汇管制，就意味着公开放纵腐败资本出境洗钱。

第三，长期实行“重商主义”政策，以静态比较利益理论为指导，实行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导向，依赖发达国家市场，把产业链定位在国际低端，延误了科技发展与产业升级。

第四，人口年轻和教育成功，造成货币财富大爆炸，自2000年以来连续11年经济高速增长，平均速度超过10％。在市场经济利润导向下，过剩资本难以流向实体经济，而是进入股市房地产，造成资产泡沫化。

从当前的状况来看，中国发生金融危机的危险性要比1998年大得多。

首先，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是中国与美国联手抵御的，而2007年是美国爆发危机并且向世界转嫁，其压力对中国而言要比1998年大得多，中国无力独自抵御危机。

其次，美国向中国转嫁危机不仅是收缩国内市场打击中国出口，更加严重的是，迫使中国把自己的国家外汇储备大量购买美国国库券。美国政府借新债还旧债等于不还，中国并不能无限制地在国库券市场上抛售。如果外资集中撤资，中国无法抽回这笔巨额债。

第三，中国经济的繁荣与开放程度比13年前要高得多，国内经济已丧失均衡，通货膨胀尤其是房地产泡沫的危险性相当高。

第四，启动内部需求所必须的国内利益格局调整，国内政治与社会改革，市场经济的完善，由于国内利益集团的阻挠，难以真正启动。

第五，“精英层”包括决策层、理论界、媒体界等，所受到的新自由主义影响也要比13年前要大得多，他们把对于美国金融危机的报道控制在技术层面，拒绝反思。不排斥国内特殊利益集团与国际投机资本相配合，利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失衡，制造金融危机的可能性。

中国30年经济高速增长的“黄金时期”，将随着人口老龄化而逐步降温。金融的“超前过度反映”将会在某个时点出现，这就是说，中国经济与社会结构的一系列调整势在必行，自身就孕育着金融危机的因素，而一场金融危机的爆发，往往是宏观与结构失衡难以主动调整，最后被迫强制调整的一种形式。金融危机强制性地将经济增长打断，迫使社会进行利益结构的调整，如再不成功，中国就难免走上长期衰退的道路。

汇率之争的实质不是贸易顺差，而是制造人民币升值预期

美国逼迫人民币升值的公开理由是中国贸易顺差太大，贸易顺差不是中国压低币值造成的，而是30年来国际产业结构调整的结果。如果依靠升值来平衡中美贸易顺差，就是升到1:4，也还是解决不了。

随着中国进口结构的调整，人民币不用升值，贸易顺差也会减少。去年，中国的贸易顺差下降了4个百分点，未来，还会下降直至消失，只要国内经济继续高速度增长，这就是一个必然的趋势。

喧嚣一时的“把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的问题似乎因欧洲危机的爆发而告一段落，但实质不然，因为美国的政客与经济学家们都明白，贸易顺差只是一个借口，真正的目的已达到，即制造人民币升值的预期。

升值预期诱发、利益集团垄断、房地产泡沫是中国最大危险。

不可不防的是，那些专门以“新自由主义”药方搞垮他人的政客和理论家们，制造“汇率操纵国”的目的，不在于纠正贸易顺差和转移国内危机，而是蓄意强化人民币升值预期，逼中国走当年日本的泡沫经济之路。

一场泡沫过去，日本经济停滞20年，人口平均寿命达到83岁，就难以恢复。其实中国人口老化速度极快，现在已经开始，我们还有10年宝贵的时间。目前爆发的货币财富有两条出路，一是纳入国家战略发展实体经济，二是以“市场导向”，实际是利益集团垄断和投机资本误导下造成经济泡沫，在崩溃中烟消云散。

在当前经济未完全复苏的情况下，由于担心出口滑坡，今年初中国政府未让人民币升值，但其实真正的危险不在于人民币小幅度升值，而在于美国已经成功地制造了升值预期，越不升值，升值预期越强，而升值预期是引起房地产泡沫的重要经济根源。

货币升值预期可直接引起资产泡沫，并不一定需要国际资本进出和套利套汇。这就必须深入理解实际汇率理论。

名义上汇率扣掉货币因素，称为实际汇率。人民币中期升值趋势是非货币因素决定的，就是实际汇率20年以来升值大约40％。

实际汇率，又表示为可贸易品与非贸易品之比。可贸易品即可以移动并参加国际贸易的商品，其价格不断下降，非贸易品即房地产、旅游、医疗等不可移动的商品与服务，其价格不断上升。决定价格涨跌的非货币因素，称为“生产率比工资弹性”。在可贸易品部门，由于引进外国先进设备，生产率提高速度非常快，而工资基本不涨，所以可贸易品价格年年下降。在非贸易品部门，生产率难以提高，但工资却在提高，非贸易品价格年年上升。这样，用可贸易品价格去除以非贸易品价格，分子越来越小，分母越来越大，实际汇率的值就越来越小；人民币是采用直接标价的，1美圆所兑换的人民币越来越少，就说明人民币的实际汇率在升值。

具体地说，在可贸易品价格中间，出口品价格不断降低数量扩张，进口品价格不断提高数量萎缩，导致贸易条件恶化，贸易顺差增加，就要求名义汇率升值。

名义汇率如果不跟随实际汇率升值，称为“汇率错位”，就会产生升值预期，引导国际投机资本进入，国家被迫收购外汇使外汇储备剧增，造成人民币基础货币过度发行，再使用货币政策予以冲销，这就是10年以来中国发生的实际情况。

根据“金融超调”规律，如果政府不控制，人民币名义汇率会超额升值，以后升值预期变为贬值预期。如果政府控制名义汇率，就长期存在升值预期。

就是说，实际汇率升值引起名义汇率升值预期，长期存在的名义汇率升值预期引起股市房地产价格的升值预期，并且在“超前过度调整”规律的作用下，加速上升，即使严格控制外部资金流入也不能避免。只要国内储蓄大于投资，国家追求经济高速增长，采取积极的财政货币政策，有充足的货币供给，政府又不控制资金流向，资产泡沫就会发生。

有专家总结日本的历史教训，泡沫经济发生的深层次根源，是经济高速增长的惯性阻碍了经济转型。在外部压力下宣布日圆升值，即产生严重的升值预期，国际投机资本大量涌入，促使日圆升值过快，造成两个弊端：盲目投资海外造成严重亏损，国内资产泡沫形成。此时政府仍追求经济高速增长，采取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使资产泡沫更加严重。最终，在“日本买下美国，日本第一”的喝彩声中轰然塌陷，萧条长达30年。

有人说中国不会走日本的老路，因为我们有国内需求。但是我要强调的是，潜力不等于现实。启动内需，特别是提高人民群众消费，需要社会与政治改革。必然遇到既得利益集团的强烈反抗，如不能进行有效的利益格局调整，过剩资本会流向房地产和国外，而不会启动内部需求。

要从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来维护中国的核心金融利益

维护国家核心金融利益主要包括：

第一，全面认识美国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危害性。人民币不升值不是最重要的，主要是不能升值过快。

第二，人民币不能公开宣布自由兑换，也不能私下里放弃对于资本项目的外汇管制。

第三，限制外资控制我国战略产业的股份，如已经被控制的，国家应以外汇的形式回购回来。

第四，金融机构与企业进行海外投资，必须在国家战略指导下进行，主要是控制资源，收购竞争对手，切不可进入房地产和金融投机。

第五，在人民币升值预期下，坚决打击房地产泡沫。目前政策力度不够，应该宣布对不动产征税。税率不能高，其关键作用，是实行不动产实名制，暴露并清查腐败性房地产投资。所担心的，这样的政策很难推行，恐将会受到既得利益集团反对，但是一般的经济政策又难以奏效，正如许多“经济学家”断言的那样，房价小降大升，最终在中国酿成大患。

第六，严防国际投机资本兴风作浪。索罗斯对于投资理论有重要发展，他认为，均衡市场虽然到处存在，但对于投资者来说没有意义，因为他只能得到平均利润，只有非均衡的市场特别是金融市场，才可能带来超额利润。他坚信金融市场的非均衡性质，就是垄断和预期能够改变供求关系，从而使股票房地产暴涨暴跌。他的投资理念是寻找宏观经济的不均衡。进一步讲，如果资金量足够大，就可以在不均衡的经济中进一步制造新的不均衡，利用经济的不均衡赚大钱。这不是阴谋论，而是市场经济规律基础上的资本运作，而美国国家政策和主流经济理论，又往往与投机资本形成巧妙的配合。

我们必须警惕，国际投机资本利用经济不均衡，在中国制造金融危机。其方法可能是制造和利用人民币升值预期，鼓励房地产泡沫，也可能在适当时机，转而制造人民币贬值预期，使已经出现严重泡沫的房地产崩盘。这样的事件，如果在人民币宣布自由兑换，或者中国政府在实际上放弃了资本项目外汇管制，同时某个国际著名投资银行发表报告：中国人口老化，经济高速增长即将终结，或者说房地产泡沫过大等等，此时如果美国宣布加息，等于一个动员令，号召投机资本和腐败资本外逃。金融危机的发生，关键就是预期的改变，而预期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人为操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