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范式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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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社会工作；社会支持；研究范式

中图分类号：C 9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623X（2013）03005808

自1915年亚伯拉罕・费雷克斯纳（A Flexner）提出“社会工作是一门专业吗”[1]的问题后，就引发了人们对社会工作学科地位的反思与探索，并促使社会工作界就社会工作要成为一门学科就需要自己的科学理论体系与实务方法的观点达成了一致。正如大卫・豪（David Hower）所指出的，任何专业如果没有理论的支撑都只能停留在粗浅的层次，所有的实务工作都不可能达到其目的。[2]而就社会工作理论的重要意义，沃尔什（J.Walsh）非常直白地表示：“如果没有理论做依据，社会工作者所能看到的只有自己接触过的案例，甚至这些案例还会使社会工作者迷糊。社会工作理论的意义就在于，其可以预测和解释案主的行为，并为社会工作者提供关于案主与问题情境的一般化判断，为社会工作介入提供结构和秩序。”[3]因此，有学者提出理论是社会工作的基础，要立足于理论的建构，去发展一门社会工作科学。而且，就规范的意义而言，完整的理论体系的构建是一门学科成熟的标志，也是判断学科专业合法性的重要依据。

社会支持作为一种人类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以及作为社会工作领域的专业实践活动，其对事实的观察与理解，并以此为基础而开展的社会工作实务，已经形成了一种科学的“范式”。它不是社会工作理论与实务的简单堆砌，而是在整合的基础上，形成系统的理论前提、实务模型与操作方法，这种“范式”的转换，对于促进社会工作专业的成熟和促使社会工作形成具有“自身面相”的学科共同体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一、社会支持理论的科学基础与形成过程（一）社会支持理论范式的科学基础在社会生活的场域中，随着社会生活的多元化发展、社会流动的急剧加速、社会角色的集丛化、人际交往的理性化、生活方式的更新，导致现代人“内在精神世界的崩塌以及自然生活共同体的瓦解，导致原子化与物质化的个体的出现，导致身份认同的危机，导致本体性安全的缺乏”[4]。这种“生活世界的殖民化”[5] 导致了现代人以及现代社会的社会支持网的断裂，从而导致各种社会问题。因此，以社会支持为视角，来解释现代人与社会的问题，并依此寻求干预的策略，可以有效解决当前社会工作模式多元化的困境，促进我国社会工作的本土化进程，从而有助于解决社会工作的专业认同度不高、专业性质定位不准、专业社会工作者核心能力不突出等问题。当然，社会支持理论的建构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论与实践依据。

首先，生活世界中丰富的社会支持实践是社会支持实务理论重要的经验基础。社会支持的实践是社会支持理论赖以发展的社会基础和生活基础，虽然人们的社会支持实践动机可能多种多样，但是这些社会支持都在宣扬一种利他动机，并以此建立一张庞大的社会支持网络。在纷繁复杂的社会世界中，生活世界的变迁、风险社会的来临，使人在日常生活中常常会遇到各种生活的困境，此时，人往往会向自己生活世界中的他者寻求帮助，以渡过难关；而作为同类，当周围有人向自己伸手求助时，也往往因为作为同类的一种“同理心”，抑或是自我实现的一种需求，会向他人伸出援手，无论他是陌生人或是熟人。诚如俗语所说“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人们之间的这种彼此关照，彼此扶持就是社会支持。这种社会支持实践随着人类社会的存在就一直存在着，而人类社会的持续与和谐发展则需要更加广泛和紧密的相互支持。

其次，专业社会工作模式的多元化发展为社会支持实务理论构建提供了理论素材。佩恩（Panye）认为，社会工作的相关理论应当包括三种含义：实践模式、理论解释和基本视角。实践模式是一种概括描述，而理论解释则要解释因果关系，基本视角则意味着基本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立场。[6]19世纪末20世纪初，作为一门在盎格鲁―撒克逊文化背景下诞生并逐步发展起来的社会科学与专业，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积累了众多的社会工作经验，在实践模式上形成了十几种不同的社会工作模式，包括心理与社会治疗模式、行为修正模式、任务中心模式、问题解决模式、危机调适模式、完型治疗模式等；在理论解释方面，有生态系统理论、精神分析理论、符号互动论与社会建构论等；在基本视角上包括优势视角与增能框架、证据为本的干预策略等。其整个发展的历程经历着社会工作从社会诊断迈向社会干预的变迁。[7]而无论这些实践模式、理论解释和基本视角发生何种变化，都仅仅是知识与工作技巧的变化，其对社会支持网的重新构建的工作本质并未发生变化。相反，这些丰富的实践、理论和视角恰恰丰富了社会支持的内涵，为社会支持实务理论的构建提供了素材。

再次，后现代社会工作理论与实务的反思为社会支持实务理论的构建提供了契机。现代社会工作一直把专业知识看成是理性秩序的体系，并试图建立起普遍有效的和适用的理论体系，以通过现代社会工作教育体系加以传播和推广，但是社会工作在发展过程中大量借用其他学科的理论与知识，并没有完全形成自己独立的理论体系，于是在其理论体系内部产生了理论排斥问题。这为后现代社会工作理论的发展提供了文化动因，诚如后现代主义者罗缔所指出的，“元叙事”已经不存在了，每个人都是后现代文化中的一员，没有特别的问题需要解决，没有特别的方法可以运用，没有特别的标准可以遵循，也没有人能够拥有能够说明一切的奥秘。[8]后现代社会工作理论试图在差异化、多元化、解构和权变语境下构建不确定性的社会工作提供模式，但是它更注重工作模式背后的价值，更关注案主自身的能力与资源网络，其实质仍然是以案主为中心发现支持网络、并通过增能等重构案主的社会支持网络。而这种后现代解构权威的追求恰恰揭示了即使在权变语境下，社会工作理论与实务依然存在其不变的内核和具有普适性的框架，即社会支持网的构建。

总之，社会支持理论作为一个立足于中国本土实践的社会工作理论本土化尝试，在知识体系、价值理念、实务操作等方面还需要进一步的提升与总结。但是由于社会工作作为一种具有普遍性又具有本土性的社会实践活动，从本土的社会工作实践来促进社会工作理论范式的变迁，必将成为社会工作专业化发展的路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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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菏泽市城市综合开发办公室，山东 菏泽 274000）

【摘要】社会管理失范是常见的社会问题，对档案价值管理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本文通过对社会管理失范进行论述，并分析了社会管理失范对档案价值管理产生的影响，从而提出了提升档案价值的方法，具体阐述如下。

关键词 社会管理；档案价值；影响

社会失范主要指不规范的社会行为，而人们对行为规范标准有着不同的理解，社会失范管理状况对档案价值影响颇深。档案是企业运行轨迹的真实反映，也是了解信息资源的有效途径。因此，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档案的价值，必须加强对社会失范行为的管理工作。

1　社会管理失范概述

从字面意义上讲，社会失范就是没有或缺少社会规范。从社会学方面讲，就是由于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不平衡引起的社会现象，即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发展速度较快，而精神文化程度有待进一步提升。总之，社会失范是对人们价值观的反映，社会失范是任何社会时期都会存在的一种现象。当社会分工发展水平和道德发展程度不相匹配，某些方面受到不到有效控制，从而产生了失范现象。在被动遵守行为向主动拥护转化的过程中，人们处于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中，他们赖于生存的准则与规范失去了意义，人们的生活环境和价值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同时现行文化和道德中没有明确规定达成目标所应采取的方法和形式。当人们不能用符合规定的手段去实现这些目标时，就会通过虚构、机械服从、形式主义、逃避以及反抗等方式来达到目的，社会失范因此产生。

2　社会管理失范对档案价值管理产生的影响

2.1　档案记录形式呆板，缺少创新性

管理形式雷同性强是社会失范的突出症结之一，也称作“形式主义”。社会管理失范促生了呆板的档案管理形式，严重降低了档案的内在价值。现阶段，信息互动频率逐渐增加，单位之间的信息互补性进一步加强，因此，档案管理方案和管理模式范本就会流行于各个单位之间。会议和文件是管理的主要方式，无论是领导的言论，还是文件的内容都要求具有真实朴质的特点，严禁出现“套话”和“管腔”等形式主义的语言模式，然而受社会中形式主义的影响，领导演讲和文件中大多出现了缺乏实用性、创造性的观点，从而导致档案中出现重复记录的现象。比如在不同级别的文件中屡次出现“科学发展”、“人本主义精神”和“和谐团队”等方面的内容，极大地降低了档案的保存价值。档案管理方式也是提升档案价值的关键因素之一，然而单位档案管理模式多是沿用社会上通用的管理模式进行管理，对增强单位竞争力无益，不利于企业的个性化发展。

2.2　档案信息失真，可靠性降低

真实性体现了档案的基本价值，但由于受各种社会失范形式的影响，档案管理中出现明显的信息失真和浮夸现象。比如，在现代社会中，某些单位为了逃避税收，篡改经济数据；有些行政领导为了减少自身责任，少报或者隐报管辖内的安全责任事故或者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从而致使档案记录缺乏真实性，不利于国家及时做出指导政策。为了局部利益而背离客观事实的做法较为常见，是形成管理失范现象的根源之一，客观的社会实践记录才是确保档案生命力的源泉。档案失真包括两个方面，即记录内容失真和管理过程失真，后者是前者的保障。内容失真主要是指档案记录没有真实反映社会实践过程和实践情况，以造假和虚构出的文字或者数字记录活动情形，无实质性的档案价值。管理过程失真，是为达到某种不正当的目的，而将真实的记录进行销毁或者更改，弱化档案的原有属性，不能真实地反映不规范的实践过程。

2.3　档案内容缺失，完整性差

在现实的社会活动中，管理理性程度较弱，严重影响了档案管理内容的完整性。社会失范易导致人们做出一系列的不规范行为，比如，在会议上，某些单位领导为了推脱自身责任，而使用模棱两可的语言作为处理意见，或者谈话时避重就轻，甚至要求相关记录人员对自己的发言不予记录。在这种情况下，档案内容缺失较大，一些重大事项的处理决策和方案没有得到及时、完整的记录，或者方式较为含糊，不能为日后提供的参考依据。在社会管理缺失的环境下，各级领导对档案管理工作的重视程度普遍降低，因此，不利于日后成绩的发展。

受管理缺失的影响，由于各种背景因素的影响，档案记录长期处于一种片面的记录状态，若不加以制止，不但降低了档案价值，而且容易造成档案管理短板，人们对档案完整性的追求也会逐渐消退，对社会的长远发展及其不利。

3　提升档案价值的方法

3.1　优化管理内容，改变虚假的记录习惯

在不同的社会中，档案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传统的档案是密闭的、独有的，档案中的技术和经验可以成为企业对外竞争的优势，也容易导致企业陷入孤独的境况。在现代社会中，随着信息公开程度逐渐加深，档案内容日益透明化，单位之间的信息互动越来越多，并在相互借鉴中取得共同进步。如何使公共的档案管理经验成为单位特有的竞争性力，必须结合单位实际情况，对档案管理办法进行革新。比如，对于单位内外部的技术文件、重大过失的处理方法进行收录，并进行长期保存，然而，档案的保存期限并不是越长越好，对于价值较为一般的档案通过鉴定文献类型，设定保存期限，同时按照国家相关档案保存管理条例，定期评定档案的价值，及时更新和消除“过期”文件。

3.2　建立档案管理体制，灵活创建管理机构

开展档案工作，必须要有相应的组织机构保障，专门的档案管理部门也是提高档案价值的重要途径。一般情况下，档案管理组织形式分为以下两种，即集中式和分散式，档案管理形式必须与企业的发展情况相对应。目前，管理体制均有了很大的转变，从单位的发展趋势来看，一方面，单位内部各部门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朝着团队化组织方向发展，企业档案的管理权逐渐公开化，单位领导需要进行统一设定设置专业的管辖部门，强调档案管理的独立性。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单位采取单位总部档案管理和项目管理档案管理相结合的方式，即单位内部设立自上而下的档案管理机构体系，任命总部的管理人员为档案部门主管，各项目的档案管理员为部门成员，进行综合管理。

3.3　创新档案管理方法，吸收时代元素

档案管理方法关系到信息的有效收集量和保存价值的大小，单位应不断更新档案管理观念，及时吸纳优秀的管理方法。传统的档案管理方法已经成形若干个范式，并在相应的时期促进了单位的发展。但是随着社会的不断前进，信息化逐渐成为当今的发展趋势，又创造出更多的档案实体形式，为了更好地开展实体档案和电子档案工作，人们进行了多次尝试，但管理效果仍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要向同时做好不同类型的档案管理工作，管理人员应根据不同的档案种类，确定相应的档案管理方法。比如，对于数量较大的、使用频率高的档案，使用胶片或者磁盘的形式进行存储，对于数据原始档案，通过建立数据库进行存储，对于机密性较强的档案则可利用以上两种方法进行储存。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文中主要通过“档案记录形式呆板，缺少创新性”、“档案信息失真，可靠性降低”、“档案内容缺失，完整性差”三个方面论述了社会管理失范对档案价值的影响，并提出相应的方法，以提高档案管理工作的质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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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 要： 本文拟将从社会学视角出发，探讨用社会学理论——“行动者网络”理论来指导现阶段的翻译研究，并将其用于对高校外事翻译进行分析，进而验证这一理论指导高校外事翻译的可行性。

传统的对高校外事翻译研究相应地受各个范式的翻译观的指导，在结构主义语言学阶段，高校外事翻译多从语言层面上着眼，强调字面上的对等。在多元范式翻译观的指导下，有学者用关联理论、功能论、目的论等理论来探讨高校外事翻译策略，视角多将译者或观众作为出发点或中心。在结构主义范式阶段，翻译研究被禁锢在文本对比和语言（信息）转移的范围内，有关翻译活动中那个最活跃的成分——翻译主体的主观能动作用研究就被完全忽视了。解构主义阶段，研究成果的共性都在于对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分解上，由此，译者为了实现这些目的总会按照自己对读者和译语需要的理解去制定自己的翻译策略。由此可见，以上阶段的高校外事翻译都出现了自身的局限性。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在社会学领域，更确切地说，在科学知识社会学领域，一种全新的“行动者网络”理论在消除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长期存在的对峙、分裂局面上给出了合理解释，创造了新的平台。这一理论的提出者拉图尔、卡龙不仅用这一理论解释科学、技术，而且将其运用于一般意义上的人类行为各领域。那么，我们可否用其研究我们的翻译行为呢？笔者现在就从这一理论的发展背景出发，来剖析其用于知道高校外事翻译的合理性。

“行动者网络”理论指出，人们做任何事情都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必然受到周围各种因素的影响，因此，人们的行为应该和这些因素一起加起来考虑，这就是行动者网络所要完成的任务（黄德先，2000：4）。“行动者”是广义的，既可以指人，又可以指非人的存在和力量，它们可以是任何的东西，如经济、意识形态、历史环境等。“网络”由特定关系实体构成，它们之间没有预设关系，其性质和关系有网络来定义。网络不仅由人类，而且由机器、动物、文本、金钱与建筑物等组成。“行动者网络”就是由诸多不同的、互动的行动者通过异质工程建立起来的联系，行动者网络并非外部世界中预定行动者的简单组合，而是由具有不同利益、身份、角色、功能、位置的行动者构成，它们在网络中重新得到界定。这个界定、安排、赋予的过程就是“转译”。只有在相互利益关系“转移”的基础上，才能构建起一个稳固的网络。这种“转译”的过程关注信息转换过程中人类与非人类的对等性，它们都扮演着积极的角色，应同等对待。“物”不是一味地受人塑造，而是反过来也会对人的行为产生影响。“物”被建构的状况反过来也会建构人的利益和状况，以及决定它们会采取的行动（库恩，1981：200）。

翻译的生产过程也类似于“行动者网络”理论中的知识生产过程。翻译也是在网络中生存的。翻译行动中的各个行动者是在相互协商、转换过程中形成一个翻译网络，并为实现这个翻译目的而共同维系这个网络。在这个翻译网络中，行动者有译者、作者、读者、原文、译文、编辑、出版商、评论者、审查者、政策、组织机构等。要分析存在于网络中的翻译，研究者必须把翻译过程参与翻译事实建构的各个行动者纳入进来。

而当我们将“行动者网络”理论用于对高校外事翻译进行研究时，我们发现，在高校外事翻译活动的网络中，“行动者”除了包括那些与一般文本翻译相同的因素如原文文本、译者、译文文本、读者、听众之外，还包括一些特殊因素，如政治因素、意识形态、民族差异，国家政策，以及教育机构、科研机构间的利益，等等。研究高校外事翻译就是要同等对待这个网络中的各个行动者，重新审视其在翻译网络中的作用，把行动者和翻译行为本身连接起来，把原文在本地语境中与新的信息、思想观念、生产技术、时代特征、政策等因素相连接，生产出最合时宜的语篇。

比如说，在高校外事交流中，经常要翻译“中国大陆”，我们将其译成“Chinese Mainland”（China’s Mainland or the Mainland of China），而不能说Mainland Chinese，究其原因，我们发现，正是这张行动者网络里的各个行动者如政治因素及国家政策在行动过程中发挥各自的作用才得出这个结论，因为如果说“Mainland Chinese”，就会让人认为既然有一个“大陆中国”，就可能有一个“岛屿中国”，那就是背离一个中国的原则了。同样，“中国台湾”应该怎么翻译呢？在政治因素、意识形态及国家政策这几个行动者的共同作用下，我们知道，这个词的翻译必须体现“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的概念，必须防止出现任何可能引出“两个中国”、“”或“”的含义。因此，我们最终把它翻译成“Taiwan，China”。 再比如，在高校外事翻译中，我们有时会翻译到国家今天奉行“开放政策”。当“开放政策”最早译成英文时，在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的指导下，有外国专家建议翻译成“Open-door policy”，但是，在今天看来，显然不妥当，因为“Open-door policy”为“门户开放政策”，这是19世纪帝国主义提出来的侵华政策。在时代背景、政治因素、国家政策等行动者的共同作用下，译者决策显然会改变，不会再把“开放政策”和“门户开放政策”这两种性质截然不同策相提并论和互相混淆。所以“开放政策”今天我们译成“Open Policy”，或更完整地翻译成“Policy of Opening to the Outside World”。

翻译网络可以突破人们惯常的原文、译文对立，译者、作者分离，通过翻译网络，可以把各个结点上的行动者相互链接，把分散开的资源转变成一张无所不能的强大网络。在这个网络中，既没有译者这个中心，又不存在原文中心、译文中心等终极根据，在翻译网络中，各行动者都应同等对待。以前那些被看成是外部的、社会的、文化的因素也应重新审视其在翻译网络中的作用。一旦一个翻译网络建立起来，且非常稳固，就会把翻译的社会行动者和翻译行为本身连接起来，那些和翻译生产相关的翻译实践、翻译准则、翻译目的、翻译策略等因素就会和文化语境、社会概况、译者决策相连接。翻译生产不仅仅是从一个语境中引进某种信息、思想观念或者技术，而是这些新的行动者如何在另一个语境中跟本地的信息、思想观念和技术生产连接，创造出新信息、新思想观念、新技术。翻译并非仅用目的语再现原文，而是和各种社会行动者创造新的关系，征召新的行动者，形成新的网络，是一个知识、社会、实践与操作形构的过程。

再看一个例子：“我谨代表江苏省教育厅，预祝河海大学与西澳大利亚大学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取得圆满成功!”现在被翻译成：“I，on behalf of the Education Department of Jiangsu Province，wish a great success of the joint program between Hohai University and the Western Australian University!”其中，“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是近年来出现的一个新名词，有的地方译为“Chinese-foreign cooperative program in running schools”。这种译法本身没有什么错误，但我们发现，在不同行动者的作用与运作下，当文化语境、社会概况等行动者发挥作用时，译者则略去繁冗的语言信息，直接将此表达翻译成简单明了的“joint program”，以适应译入语体系的习惯，取得更直观易懂的效果。

再比如：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resumed the exercise of sovereignty over Hong Kong，and Taiwan is a part of the sacred territory of our country.在历史因素、国家政策、政治影响等行动者的共同作用下，我们发现句中“恢复”是绝不能忽略的，否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国一直对香港拥有主权的历史事实，台湾是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inalienable）一部分，是对“”言论的严正否定，所以最终翻译成“中国政府恢复了对香港行使主权，台湾是我国神圣领土的一部分”。在行动者网络的作用下产生的这些关键语言在任何外事交往中都要始终正确使用。

翻译是一种社会系统，一种被认可的社会现象（胡牧，2006），而现阶段翻译学的研究本身也具有跨学科的性质及系统性。在翻译学研究转向的新时期，前人已用文学、哲学领域的理论探讨了对翻译研究的指导意义，但如果我们从另一角度出发，用社会学理论关照翻译研究将行动者网络理论用于对高校外事翻译的研究，则发现这一尝试与探讨可以促进高校外事翻译在新时代能更好地适应社会发展需求，更契合高校外事工作需要，从而能推动高校外事翻译走上一个新的台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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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库恩.必要的张力：发现的逻辑还是研究的心理学［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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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击虚假宣传 需社会共治

互联网电商市场交易基数巨大，参与商家众多，复杂的网络环境给监管提出了很大的挑战。与假冒伪劣产品相比，虚假、违规宣传更加隐蔽，界定更难，欺骗性和危害性同样严重。《新广告法》的颁布，正是为了对虚假宣传问题进行更清晰地界定与监管。但电商平台的宣传内容是海量的，靠传统监管模式只会陷于疲于应付的局面，必须寻找创新与突破。

据（100EC.CN）获悉，电商企业拥有云计算、大数据等互联网技术，能够通过技术手段对违法违规行为进行追踪、挖掘、锁定。但由于企业没有执法权，往往对于违法者难以形成根本威慑。工商监管部门有遍布全国的监管体系，有执法能力。但以前的监管模式更适应线下市场的管理，而尚不适应网络平台的监管。实际上，监管部门与电商企业进行政企配合、实现社会共治，不仅是非常必要的，而且是切实可行的。

在治理电商平台上商家违规行为的过程中，单纯对电商企业进行追责也是不够的。因为前面所述的原因，电商企业能够对违规商家的信息进行快速梳理，但由于缺乏执法能力，容易导致违规商家逍遥法外。只有找到打通电商平台与商家，跨越线上线下、地域界限的治理方式，才能真正解决电商平台违规问题。

政企配合 打造线上线下治理新模式

为了更有效治理第三方商家虚假、违规宣传问题，切实保护消费者利益，北京市工商局与京东商城合作探索，共同完善工作机制，对此类案件依法移交至商家工商注册地执法部门处理，追究商家违法责任，并通过信用惩戒等手段，加大对违法商家的综合治理力度。属地原则的移案处理方案，使得线上的网络空间与线下的工商执法体系无缝对接，能够从根本上堵住网络监管的漏洞。

据了解，此举的创新之处在于，既发挥了京东在数据信息方面的优势，又发挥了工商监管体系属地治理的执行力优势。在此之前，京东商城本着为消费者负责的态度，将第三方商家的违规责任都先承担下来，然后由京东对第三方商家进行追责。由于电商平台在追责权限上的局限性，实际上反面助长了部分第三方商家恶意违规的气焰。而通过移案处理，工商部门根据京东方面提供的丰富信息，可以更有效地对违规商家进行处罚。从这个角度讲，京东电商平台在遏制违规行为中发挥的价值更大了。政企配合的治理模式，是“治标又治本”的手段。

据悉，近日京东重磅推出了治理虚假、违规宣传的六大措施，包括：一、加强对合作伙伴正面宣传与教育，明确传递“京东对虚假、违规宣传也是零容忍”的态度；二、与全部合作伙伴签署《诚信经营承诺书》，明确经营的雷区；三、加大对合作伙伴的法律法规、京东管理制度的培训及考核；四、通过“正阳门”页面审核师系统加强系统监控能力；五、通过技术手段向消费者公示商家违规信息，削减违规商家商业权益；六、加强黑名单制度，加大处罚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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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风险社会；犯罪圈；犯罪化；非犯罪化

中图分类号：D91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8-0134-03

当今社会，人们在享受现代科技带来实益的同时，也愈发感觉到人类生存的危机正在如影随形般降临。自德国著名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1861年首次在《风险社会》一书中将风险社会作为理解现代化社会的核心概念，各国学者开始在多个领域反思并积极寻求应对社会风险的积极举措。作为实践部门法的刑法，其发展不能与社会变迁脱节，必须对所处的社会环境做出合理的回应。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应如何回应所谓风险社会的呼唤，是继续扩大犯罪圈以推行犯罪化，还是在刑法谦抑性原则的指引下，限缩刑事犯罪圈，以实现非犯罪化？

一、问题提出：我国刑事犯罪圈划定的犯罪化与非犯罪化之争

（一）何谓犯罪圈

犯罪圈是刑法规定的犯罪的处罚范围，是罪与非罪的界限，犯罪圈的制定过程是立法者依据一定的标准对各种危害社会行为进行选择的过程。基于刑法谦抑的要求，立法者划定的犯罪圈应当是必要且最小的 [1] 。传统刑法学理论认为，刑事犯罪圈的划定应以社会危害性和可谴责性为依据。但犯罪圈的划定是动态的，当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国民观念，以及社会利益自身的需要发生改变，犯罪与非犯罪的立法评价也会相应发生变迁。将过去某种在法律上不被认为是犯罪的行为在法律上作为犯罪处理，使其成为刑事制裁的对象，谓之犯罪化，将某种一直以来社会危害性不大的犯罪作除罪化处理，排除在犯罪圈之外，谓之非犯罪化。犯罪化和非犯罪化是作为刑事政策特别是刑事立法政策确定刑法干预范围、划定犯罪圈的一体两面，分别代表了两种不同的刑事政策方向：犯罪化代表扩张刑法干预的扩张主义的刑事政策方向，非犯罪化代表收缩刑法干预范围的缩减主义的刑事政策方向 [2] 。

（二）犯罪化与非犯罪化的理论争鸣

在风险社会的时代背景下，刑法理论界在刑事犯罪圈的划定上，存在着世界范围内的“犯罪化”与“非犯罪化”之争。在风险社会背景下，乌・金德霍依泽尔教授提出了安全刑法的概念，但传统刑法与安全刑法孰优孰劣，当今刑法设计是否应由罪责刑法转变为安全刑法在德国也存在着长久的争论。自风险刑法、安全刑法的概念传入我国，就刑法如何应对风险，学者们展开激烈的争论。坚守传统罪责刑法对自由的追求，还是将刑法作为防控现代社会风险的有力手段不断对其加以扩张，何为刑法的理性选择？有学者主张我国当下刑事立法的发展方向应该是力倡刑法的谦抑性，拒绝进一步的犯罪化，实行有条件的非犯罪化 [3] 。但有更多学者主张，我国在刑事立法层面上的非犯罪化空间不大，甚至就目前我国犯罪圈的划定范围来看，相当长时间内刑法立法的重心不应是非犯罪化而应是犯罪化，因为我国刑法当前的实际保护范围与刑法调控社会的应然需要相比，可能还存在一定的距离 [4]；在犯罪化与非犯罪化之争中，犯罪化为立法者和理论界多数学者所推崇。学者们主张犯罪化的重要理由在于：其一，借鉴德日刑法轻罪入刑的做法，有利于严密刑事法网，由“厉而不严”向“严而不厉”的立法结构转变，实现刑事法治；其二，出于对社会风险的控制，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已经进入风险社会，传统刑法正在向风险社会的安全刑法转向，故而应采取犯罪前置化、法益抽象化，扩大抽象危险犯的范围，增设严格责任等措施；其三，随着科技的发展，产生了很多新型犯罪，处于规制犯罪的现实需要，有必要推行犯罪化。

（三）犯罪化：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刑事立法的绝对主导方向

我国从1979年刑法到1997年刑法，刑事罪名的数量大幅度增加。而以1997年颁布的刑法典为开端，八个刑法修正案、三十多个新增加的罪名更体现了我国刑事立法以犯罪化作为绝对主导方向。犯罪圈的扩张与收缩是国家刑罚权力与公民自由权利之间进行博弈的结果，我国犯罪化的立法轨迹体现了立法者扩大国家刑罚权力，限制公民自由权利的价值取向。即使是以较大规模的废除死刑与重视刑罚的人道化而获得高度赞誉的《刑法修正案（八）》（以下简称《修（八）》，在犯罪圈的划定上，也同样体现了对“犯罪化”的慷慨与对“非犯罪化”的吝啬，增设了危险驾驶罪、虚开发票罪，持有伪造的发票罪等七个罪名。纵观八个刑法修正案，除了增设新罪名，也有通过扩大原有罪名的犯罪构成，降低入罪条件来扩大犯罪圈的，表现为：扩大主体范围、将犯罪的成立标准前移、扩大犯罪对象或增加入罪行为方式。现代社会中个体权利意识的增长与刑法日益成为应对风险的工具之间存在天然的矛盾，因此，犯罪圈的扩大与收缩之争在风险社会的背景下显得尤为突出。日本二战以来刑法理论与立法的变迁，也正体现了偏重国家主义的刑罚观与偏重个人主义的刑罚观两者较量的结果。具体体现在通过单行刑法、行政刑法把比较抽象的法益列入刑法的保护范围，刑法犯罪类型相应增加，刑法保护时期提前化[5]。这种状况也是对日本经济衰退，社会状况不断恶化，国民不满等因素妥协的结果。

当然，近年来的刑法修正案在犯罪化的进程中，除强调刑法维持社会秩序的功能外，也突出了对民生与弱势群体权利的保护。如《刑法修正案（七）》增设了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保护公民个人的信息权，《修（八）》增设危险驾驶罪，将醉驾、飙车行为入罪；增设“协助强迫他人劳动罪”，修改了强迫劳动罪；完善了相关法律，加强对食品安全、用药安全的刑法保护；增设了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保障劳动者获得劳动报酬的基本权利等。但对刑法修正案关注民生予以赞赏的同时，也应避免激情立法、报复立法，明确社会公众权利保障的边界所在。

二、风险社会语境下我国刑事犯罪圈扩张的现实动因

（一）转型时期我国面临的社会风险

随着科技发展，社会变革，现代社会进入了充满风险的社会，以自由法治为理念的传统刑法此时显得有些力不从心，不再能适应一个社会安全政治任务下对法益保护的需求。以刑法介入时间提前，刑事犯罪圈扩大为基本特征的风险刑法得到了一些学者青睐。

然而目前，针对风险社会本身是否存在，风险社会是否能反映社会的真实状态，我国是否进入风险社会这些前提问题尚存争议。“风险社会并不是社会的真实状态，而是文化或治理的产物，不应将风险社会当作刑法必须做出反应的社会真实背景” [6] 。要对风险做出回应，首先应回答中国社会究竟存在哪些风险？风险社会的风险包括经济、政治、生态和技术风险，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可谓各种不同类型的风险并存。除了世界普遍面临的风险外，中国社会风险主要体现在：第一，社会风险相对复杂，各种社会问题交错。传统社会遗留的问题，社会结构转型时期引发的问题，人类社会普遍面临的风险问题，重叠交织，人与自然、传统与现代、个体与个体、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间的矛盾与冲突凸显。第二，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社会分层日益严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社会利益结构分化加快，社会资源分配不均，导致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社会底层群体由失落、焦虑到心理失衡，进而产生对抗情绪，极易引发社会风险；第三，社会管理制度体系不完善，缺乏危机的应对与解决能力。社会管理制度体系在错综复杂的社会问题面前，出现制度真空、制度冲突乃至制度失灵，国民在诉求无法解决，权益无法保障情况下，产生对国家公权力的信任危机，容易导致相对严重的社会风险。

（二）中国社会抵制犯罪的现实需要

在刑法理论界开始关注风险社会并将其引入刑法领域之前，中国刑事立法中的犯罪圈就已成不断扩大之势。犯罪圈扩张的重要原因在于中国社会控制犯罪的现实需要，如1995年通过的《关于惩治虚开、伪造和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的决定》中增设了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并规定该罪的法定最高刑为死刑，就是基于此原因。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由于自身风险控制能力不足，防控社会风险，保障公共安全，缓解公众忧虑的任务愈来愈依赖政治国家完成。刑法日益成为防控未来社会风险的重要工具。而刑法的威慑性，在一定程度上也确实起到较好的社会效果。如《修（八）》中增设了危险驾驶罪，醉驾入刑后，酒驾的数量明显减少。据公安部提供的数字表明：截至2012年4月30日，全国公安机关查处酒后驾驶数量同比下降41.4%，醉酒驾驶同比下降44.5%；2011年因酒驾导致交通事故3555起，死亡1220人，分别比上年下降18.8%和37.7%[7]。立法者对刑法威慑功能的重视也与国民缺乏规则意识有关，国民更倾向于“服从命令”而非“遵守契约”，规则似乎唯有提高到刑法的高度才会起到威慑作用。

（三）民意对犯罪化的积极推动

中国刑法不间断的犯罪化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当下民意高度期盼之体现。现代科技的高度发展、社会生活的复杂化，使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人们处于忧虑不安状态，在相关社会问题出现，对既有的社会秩序造成威胁时，国民首先想到的是用刑法来规制之，这一方面是由于犯罪化乃至重刑化符合中国重刑轻民的法律文化传统，另一方面也是由于转型时期国人对自身、社会、国家公权力困惑、失落、无奈、焦虑乃至愤怒后的“新罪情节”，国人普遍钟情于立法中心主义而非释法中心主义，不断提出增设新罪的要求，处罚危险犯的呼声高涨。立法不可能不考虑国民观念，于是，立法者与社会公众在犯罪化问题上出现了难得的契合。

三、我国刑事犯罪圈的合理限制

（一）刑法在我国社会风险调控中的应然定位

一个社会对行为的调整与控制体系具有复杂的层次和结构，对行为的调控具有规范调整与非规范调整之分。对于的规范调整又有法律规范的调整，与非法律规范的调整之分 [8] 。法律规范本身是融合多级层次、多个部门的规范体系。在调控社会风险的多元化手段中，以犯罪与刑罚为基本内容的刑法只能作为其他调控手段无效时的最后性的手段。法益保护与保障人权是刑法所追求的基本价值目标，要实现法益保护与人权保障间的平衡，就必须坚守刑法的谦抑性，慎重利用刑罚资源。

（二）我国应进行非犯罪化的积极探索

有学者认为，我国当下应当采取犯罪化与非犯罪化并进的方式，在现有的刑法规范的基础上，应适当扩大非犯罪化的适用范围。刑事立法中非犯罪化的积极探索可从刑法总则与刑法分则两方面把握，在刑法总则中，可探索增加期待可能性与不能犯的规定，为司法实践中个案处理实现事实上的非犯罪化提供立法依据。1997年刑法修订后，刑法分则中非犯罪化的空间已不大，学者们多把研究视角放在侵犯通信自由罪、私自开拆、隐匿、毁弃邮件罪，聚众罪、赌博罪等罪名。

（三）我国刑事犯罪圈扩大应审慎进行

从立法层面上看，我国刑事犯罪圈在一定时期内仍将继续扩大，但必须谨慎进行。

1.明确犯罪化的实质基准

风险刑法观念的兴起对传统罪责刑法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但离开传统刑法的坚守，如何避免立法者的激情立法、报复性立法？明确我国刑事犯罪圈的扩大与合理限制的标准成为立法者与理论界迫切需要考虑的问题。在一些学者力倡抽象危险犯，《修（八）》也增设了抽象危险犯的立法模式，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由实害犯变为危险犯，生产、销售假药罪由具体危险犯变为抽象危险犯，还增设了具有抽象危险犯特征的危险驾驶罪，但对于抽象危险犯的作用领域与边界限制却不甚明确。抽象危险犯的立法实际上早而有之，其不必然与风险社会相连，德国刑法典、法国刑法典，1907年日本刑法典都有抽象危险犯的规定。如果不对抽象危险犯的边界予以反思，刑法将很容易在风险社会控制社会风险的外表下，最终沦为立法者实现其价值需求的工具。

犯罪化与非犯罪化的实质基准应如何确定？对刑事违法性实质的不同认识导致了学者们观点的差异，针对刑事违法性的实质，学说史上存在着法益侵害说、规范违反说与综合说。法益侵害说认为，刑事违法性的实质是对法益的侵害或威胁，基于此，在犯罪化与非犯罪化的基准问题上，大谷实教授认为，“在实施犯罪化之际，应充分认清其保护法益，只有在作为保护该法益的方法，除了创制刑事法规，诉诸刑罚手段之外，别无选择的情况下，才能说进行犯罪化。”[9]规范违反说则认为，刑事违法性的实质是违反国家、社会的伦理规范。依据此说，犯罪化与非犯罪化的基准在于对国家或社会伦理规范的违反。综合说则认为，刑事违法性的实质是违反国家、社会的伦理规范，给法益造成侵害或者威胁 [10] 。上述学说，法益侵害说体现了结果无价值论的观点，规范违反说反映了行为无价值论的观点，综合说则与二元论的观点相契合。有学者在对上述观点加以评判基础上，提出严重脱离社会相当性理论。认为严重超出历史所形成的社会伦理生活秩序范围，而为社会通念所不许可的法益侵害行为是应当予以犯罪化的行为[11] 。本文认为，犯罪化与非犯罪化仍应当以法益侵害说作为实质基准，法益论具有限制刑罚处罚范围的机能，对行为做出刑法回应只能以行为对法益造成的侵害或危险为标准。尽管风险社会语境下，抽象危险犯数量增多，刑法介入时间提前，刑事犯罪圈的范围不断扩大使法益论的命运令人担忧。法益论陷入两难境地：要么因坚守不再适应社会发展需要被摒弃，要么因变革而使法益内涵抽象、模糊而无形扩大了刑罚处罚范围。其实，法益的内涵自产生以来便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在不断地丰富、更新，和任何其他理论一样，法益也需要重新解读，克服自身的障碍而不断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2.注重发挥刑法解释的功能

刑法解释的重要作用在于司法必须在法律条文与个案事实之间找到契合点，在创设新的罪名前，应充分考虑拟设罪名和刑法分则中已有罪名的关系，如果通过对已有罪名的扩大解释就能够将相关行为入罪，则没有必要再设新罪名。

参考文献：

[1]张笑英、谢炎.动态犯罪圈的扩大.法学杂志[J].2009，（3）：87-90.

[2]梁根林.刑事法网：扩张与限缩[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217.

[3]刘艳红.我国应停止犯罪化的刑事立法.法学[J].2011，（11）：108-115.

[4]黄京平.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时代含义及实现方式.法学杂志[J].2006，（4）：83-94.

[5]黎宏.日本近年来刑事实体立法动向及其评价.中国刑事法杂志[J].2006，（6）：103-107.

[6]张明楷.风险社会若干刑法理论问题反思.法商研究[J].2011，（5）：83-94.

[7]公安部.“醉驾入刑”一年酒驾致交通事故死亡人数大降[N].法制日报，2012-05-14.

[8]梁根林.论犯罪化及其限制[J].中外法学.1998，（3）：51-63.

[9]大谷实.刑法总论[M].黎宏，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177-178.

篇6

为了进一步规范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加强对职业资格证书规范化管理，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启用〈职业资格证书〉有关问题的通知》（劳社厅函〔1999〕44号）、《关于职业资格证书核发与管理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劳社培就司发〔1999〕29号）和《关于印发〈职业资格证书填写要求〉的通知》（劳社培就司发〔1999〕39号）精神，结合本市实际，现将启用《职业资格证书》的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本市执行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将原《技术等级证书》、《技师合格证书》和《高级技师合格证书》统一更名为《职业资格证书》的决定，并于1999年7月1日启用由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统一印制的《职业资格证书》。届时，原证书一律停止办理和核发，此前按本市有关规定核发的仍然有效。

二、职业资格证书由各鉴定机构按要求填写。

（一）职业资格证书（以下称证书）填写内容的汉字、数字、日期从规定日期开始一律采用打印机打印。

证书各项内容所填写的汉字使用仿宋小四号字体，数字使用仿宋小四号阿拉伯数字。姓名超过6个汉字的可以按照两行填写。

文化程度应分别填写：小学、初中、高中、中专、技校、职高、大专、大学、研究生。

（二）证书职业（工种）名称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中规定的名称分两行填写，第一行为职业名称、第二行为工种名称。未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的职业（工种），各主管部门应在接到本通知后15日内报我局，经请示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批准后，方可使用。

（三）理论知识考核成绩和操作技能考核成绩采取百分制填写。

评定成绩填写合格、良好、优秀。成绩在60--79分的为合格，在80--89分的为良好，在90--100分的为优秀，评定成绩按两项考核成绩中最低成绩确定。

（四）证书照片处须贴本人近期2寸免冠黑白照，并在左下角加盖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职业技能鉴定专用章（钢印）。凡由国家统一命题或从国家题库提取试题鉴定合格者的证书，须在照片右上角压贴国家统一命题鉴定合格证签。

（五）证书发证机关处应盖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职业技能专用章（红印）。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印）处应盖北京市职业技能鉴定中心职业技能鉴定专用章（红印）。日期处应填写考核成绩审定的日期。

（六）实行国家统一鉴定的职业（工种），其鉴定合格人员统一使用套印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培训就业司职业技能鉴定专用章和部职业技能鉴定中心印章的证书。

（七）证书应在考核成绩审定后的15日之内发放，证书发证日期处应填写发证机关审核批准办证的日期。证书自发证日期起生效。

（八）证书身份证号处按本人实际身份证号填写。现役军人和“两劳”人员由市职业技能鉴定中心统一编号。

（九）证书填写内容必须按上述要求执行。各机构要抓紧做好相应技术条件的准备。从10月1日起，一律采用打印机打印，打印软件由市职业技能鉴定中心统一提供。未按照上述要求填写与验印的证书，一律为无效证件。

三、证书编码根据《职业技能鉴定证书编码方案》（劳培司字〔1997〕44号）规定采用13位数字编码，从左至右的含义是：

（一）第1——2位为证书核发年份代码，取核发年份的后两位数字，2000年代码从00开始，每年顺排。

（二）第3——4位为发证地区或行业代码，北京地区代码为01.（三）第5位为鉴定机构标识代码，取值为1——6，依次表示：

1--北京市国家职业技能鉴定所；

2--地方职业技能鉴定站；

3--行业特有工种职业技能鉴定站；

4--工人考核委员会；

5--行业技师考评委员会；

6--市职业技能鉴定中心。

（四）第6——8位为鉴定机构，编码由三位数字（不足三位时在前面零补足）组成。工考委用许可证代码后三位数字表示；行业技师考评委员会按北京市劳动局通告（1996年第5号）公布的序号表示，北京市职业技能鉴定中心编码为“000”。

（五）第9位为证书等级代码，取值为1——5，依次表示：1——初级、2——中级、3——高级、4——技师、5——高级技师。

（六）第10——13位表示证书核发顺序编码，每年度按鉴定机构分等级从0001——9999依次顺序取值。

遗失证书补证的证书编码由北京市职业技能鉴定中心统一编号。

四、加强证书管理和统计工作。各职业技能鉴定机构要坚持职业技能鉴定统计报表制度，按劳动部办公厅《关于实行职业技能鉴定统计报表制度的通知》（劳办发〔1996〕262号）的规定程序和时间做好上报工作。各鉴定机构应于每年6月15日、12月15日之前上报鉴定统计报表（软盘）。市鉴定中心应按规定时间汇总上报，并报职业技能开发处。根据全市职业技能鉴定开展情况，市职业技能鉴定中心于每年6月、12月中旬以前提出证书需求计划，填写《职业资格证书需求审核表》（见附件），经市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核准后到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鉴定中心办理领取证书手续。

五、应严格对申请参加职业技能鉴定人员的资格审查。各职业技能鉴定机构，在受理申请参加职业技能鉴定人员报名时，应按《职业技能鉴定规范》规定的报名条件，严格进行资格审查；实行全市统考职业工种，必须依据北京市职业技能鉴定通告确定的统一条件进行资格审查。参加鉴定每位考生填写的《北京市职业技能鉴定申报表》（见附件），一份存入本人档案，一份由鉴定机构保存，试卷均应保存半年备查。

六、境外就业、对外劳务合作人员统一使用中英文对照的证书。凡因出国需要办理证书公证的，需由本人提交以下材料到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审核验证。

（一）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原北京市劳动局）核发的职业资格证书；

（二）本人所在单位的出国、跨地区交流证明（无工作单位的由户口所在地街道办事处出具证明）；

（三）区、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市属局、总公司劳动部门（中央在京单位，驻京部队持单位上级主管部门）介绍信；

（四）本人二寸免冠近期黑白照一张。

对经过技能鉴定复核合格人员，按原市劳动局、司法局《关于办理北京市工人技术等级技师证书涉外公证的通知》（京劳培发字〔1991〕591号）规定的办法并出具相应证明。

七、补办证书和外省市调京人员办理更换证书手续按市职业技能鉴定中心有关规定办理。

八、各机构在办证中由于证书质量问题或填写损坏，须交回市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集中销毁，并报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相应机构备案。

九、新的《北京市职业技能鉴定申请表》和《北京市职业技能鉴定花名册》（见附件）自本通知印发之日起开始使用。

  附件1

                       北京市职业技能鉴定申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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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性别：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

｜－－－－－－－－－－－－－｜－－－－－－－－－－－－｜    照      ｜

｜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              ｜            ｜

｜－－－－－－－－－－－－－｜－－－－－－－－－－－－｜            ｜

｜文化程度：                ｜身体状况：              ｜    片      ｜

｜－－－－－－－－－－－－－－－－－－－－－－－－－－｜            ｜

｜现有职业资格证书职业（工种）名称：                  ｜（二寸黑白）｜

｜              级别：        编号：                  ｜            ｜

｜－－－－－－－－－－－－－－－－－－－－－－－－－－－－－－－－－｜

｜本工种工作年限：                                                  ｜

｜－－－－－－－－－－－－－－－－－－－－－－－－－－－－－－－－－｜

｜申报鉴定职业（工种）名称：                          级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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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定成绩：理论知识              操作技能                          ｜

｜－－－－－－－－－－－－－－－－－－－－－－－－－－－－－－－－－｜

｜职业资格证书编号：                                                ｜

｜－－－－－－－－－－－－－－－－－－－－－－－－－－－－－－－－－｜

｜    职      ｜                                                    ｜

｜    业  培  ｜                                                    ｜

｜    工  训  ｜                                                    ｜

｜    种  简  ｜                                                    ｜

｜    工  历  ｜                                                    ｜

｜    作      ｜                                                    ｜

｜－－－－－－｜－－－－－－－－－－－－－－－－－－－－－－－－－－｜

｜    本  理  ｜                                                    ｜

｜    人      ｜                                                    ｜

篇7

关键词：营销渠道；；渠道研究；研究范式；中国企业

中图分类号：F27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4）07011206

渠道是一个多元研究介入的领域。在渠道研究中，经济学、管理学、法学、社会学、地理学和沟通学等多个学科从不同的视角介入，使渠道研究成为一个异彩纷呈、成果丰硕的领域。但是，这些学科领域涉及渠道的相关研究及其知识几乎都是独立发展，缺乏有力的整合。由于不同学科体系对渠道研究的介入，导致了不同研究方法的广泛应用，从质性研究的田野作业，一直到规范的数量模型或者模拟，呈现了一种多元化的局面。

现有渠道研究主要有两个基本范式：第一是微观经济学的范式，这个范式通过微观经济学的分析提取营销渠道的功能和制度要素，加以分析和重构，形成分析框架。由于经济学与营销研究传统的关系，这个方面的努力历来不绝如缕[1]。第二是行为范式，通过对渠道成员的行为分析，形成相关的框架和理论，以应用到渠道建设中去[2]。有学者补充认为，除了上述范式之外，在营销渠道的研究中，还存在一个管理学的范式[3]。不过，至少到20世纪80年代之前，对于营销渠道的研究，一直是在多种范式之下展开的，包括传统的经济学范式，从成本效益的角度对渠道进行研究，也包括了管理学范式，从计划和组织角度对渠道组建和运行加以研究，还有一些跨学科的研究，如从社会学和心理学提出的渠道问题[4]。

一、中国企业营销渠道研究的缺陷与不足

尽管学者们对中国企业的营销渠道进行了不断地研究，但由于商业环境、社会文化的差异，中国的渠道研究面临着特有的问题。而且，由于出发点不同，学术界与企业界对于渠道研究的关注点存在一定差异或错位，因此，渠道研究从整体上来看存在明显的问题。

第一，渠道研究所覆盖的范围过小。

渠道研究是营销研究的一部分，本来有多种不同范式，主要是经济学、管理学和行为学的三种范式，但是，目前顶级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第三种范式上，而放弃了管理学和经济学这些本来更为传统和更为成熟的范式，这导致了一些有中国特色的问题被放弃了。例如，中国作为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国，渠道建设从一开始就与运输、库存等实体问题联系在一起的，而这些问题的解决很多都是依靠管理的。同时，面对广阔的国土面积，任何全国性企业的渠道构建都需要中间商的配合，是对中间商的管理和控制问题。这些本来是渠道研究的核心问题，但是，在现在的渠道研究中，管理范式被边缘化了，渠道构建和控制问题被忽视了，而供应链问题则成了一个渠道之外的问题。

第二，忽略了其它学科的研究成果。

单纯从渠道研究的理论看，解释力很高的新制度经济学范式在目前的研究中只占有一个边缘的位置。该研究范式的解释力强大，已经成为国际上渠道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析框架，但是在中国目前研究中却仅占有很小的空间，这反映出在渠道研究中，行为范式的流行把对渠道相关的经济学研究课题交给了经济学界。例如对于纵向限制的研究和对于超级终端兴起的研究，没有纳入到渠道研究中来，而是在其他领域得到关注。渠道研究不仅不愿与实业界交流，也很少与其它相关的研究领域交流。

第三，误植问题。

现有对渠道的学术研究把西方研究中的理论范式和研究对象同时引入，尤其是后者，是把西方研究者面对的问题直接移植到中国来。这种问题移植，实际上是用西方的问题取代了中国的问题，在移植过程中有意或者无意地遮蔽了中国企业面对的实际渠道问题，学术研究变得与中国实际的企业进程无关。例如，二元经济条件下的农村市场开拓，一直是企业关注的问题，但是，这个问题长期在学术界的视野之外，我们不知道大量的中小企业是如何生存的，何以能够在大品牌的挤压下长期发展。

第四，缺乏理论的原创性。

渠道的学术研究不仅误植了问题，而且在理论研究上缺乏全面性，更没有原创性。大量的现实观察、深入的记录和完整的访谈，这些耗费时日的方法，现在正在被冷落。中国企业在渠道建设上积累了大量的独特经验，这些经验在渠道学术研究中没有得到反映，甚至被放在研究者的视野之外。

我国目前的渠道研究存在上述缺陷和不足，解决问题的方法自然是对症下药，从研究方法、研究范式和研究对象等角度将中国企业的渠道问题引入渠道研究之中，这样的研究才能真正对企业发展产生帮助，也才能真正地将实践问题提升到理论高度。

二、营销渠道的多元研究范式

渠道研究是在多种范式、多个学科之内展开的，因此，呈现为一种百花齐放的局面[5-6-7]。

关于营销和渠道研究的范式与学派，学术史上有过多种不同区分。最早开始营销理论史研究的Bartels提出了六个维度区分不同的营销知识，包括结构、知识、时间、空间、跨学科和个人等不同维度，营销知识就是按照这些维度组织和展开的。Shaw等区分了十个学派，Thorelli提出的“网络范式”（network paradigm）认为渠道之间是网络竞争。国内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中，强调结构和行为的两个学派。这个意见最早是庄贵军2000年提出的。而随后有几篇论文对研究范式的划分进行了讨论，最新的是邵昶等的文章，把渠道研究分为结构和行为范式，其中引用了澳大利亚学者Wilkinson的文章，认为这种区分方法来自他。实际上，Wilkinson区分的是经济学和行为科学两个范式。李春成和李崇光在其论文中提出了结构范式、行为范式和关系范式的分类，并且认为前两个分类就是经济学范式和行为范式。对这个区分，作者没有给出来源。这些引用文献大部分没有广泛参考西方的营销学术史研究文章，在少数被参考的文献中，也没有发现作者指出的经济学范式。但是由于学科之间存在着学术藩篱，大量的学术研究成果相互隔绝，没有形成统一的结果，局面显得支离破碎。

经济学是渠道研究和市场营销研究的一个母体，但是，从微观经济学范式转向政治经济学范式，最终转向交易成本的新制度经济学范式，虽然一直在经济学内徘徊，但对渠道研究的内容已经面目全非了。相比之下，行为学范式形成较晚，所研究的专题主要是社会学的权力、冲突、合作；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的信任；沟通学的沟通等等。这些研究为理解渠道的行为提供了新的变量，但是，行为学范式无法全面覆盖不同的渠道研究。相比经济学范式，行为学范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一些专题探索上。虽然占据目前渠道研究的中心位置，但是，并没有主动谋求建立统一的分析框架，因此，作为知识体系显得有些凌乱和破碎。管理学同样是渠道研究的母体之一，现在的渠道研究和市场营销研究早期就是脱胎于管理学的研究。在20世纪50―60年代，管理学范式形成了对营销学科的全面介入之后，作为一个范式的发展反倒停止了，并没有更深入地进入渠道研究，仅仅在一些渠道管理的基本命题上徘徊，没有更多的成果。

三、我国营销渠道研究的新综合范式

在对上述不同范式以及相关问题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构建了一个新综合范式的分析框架。建立这个分析框架的主要目的是对现有的渠道研究主题进行比较全面的总结和归类，理清各个不同学科形成的渠道主题的相关关系和相对位置，建立渠道研究的整体图景。进一步在渠道研究的大框架下，审视渠道研究的全貌，从而发现中国现在企业和市场发展的背景下，哪些主题是最值得研究，并且为如何展开相关研究提供清晰的建议。

1渠道研究的新综合范式框架

新综合范式的核心是制度（institution）概念的建立和扩展。这个概念来源于康芒斯和凡勃伦的制度经济学，经过新制度经济学的采用和对概念的推广，目前这个概念已经广泛地被社会科学不同学科所采用。至少在经济学中，新制度经济学区分了委托―理论、交易成本理论和制度变迁理论等不同分支。这些分支共享制度这个概念，而对于这个概念的运用，不同学者作了共同努力。关于制度的研究成果早已渗透到了渠道研究中，但是，人们习惯采用新制度学派的交易成本理论来概括渠道研究的范式[8]-[12]。随着对渠道研究中不同知识的归纳和注视，我们发现现有的交易成本理论无法概括全部领域，需要对研究范式加以扩展和调整。新制度概念的引入，可以有效地提高现有研究范式有效性[13]-[15]。

为此，本文将渠道研究的新综合范式构建为包括一个横轴和两个纵轴的坐标系，用以描述不同研究主题的分布和相互关系（见图1所示）。本文接受新制度学派的交易成本概念，把这个概念作为一个衡量维度作为横坐标标示在坐标图中（这个横轴为交易成本大小，实际上是从交易成本和管理成本角度展开）。

按照科斯的看法，交易活动是有成本的。威廉姆森进一步认为企业和市场之间存在着一种替代关系，这都可以看做是一种制度或者治理机制的选择，治理机制的关键是节约交易成本。按照德姆塞茨的看法，交易成本与企业的管理成本之间存在一个替代关系，当企业的管理成本过高，就会选择外包的方式，把相应的业务活动交与市场，相反则企业会从市场手下接受业务，全赖交易成本与管理成本之间的关系。因此，在本模型中，横轴就是交易成本和管理成本。这个轴的中点是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TC）等于管理成本（managerial cost，MC），也即：TC=MC。在这一点的左侧（即TCMC的区间），则是作为等级制组织的企业的活动空间。在本文中，这个坐标的左右两侧同时代表了经济学和管理学两种不同范式。

在横坐标的两侧各有一个纵轴，分别表示不同范式的研究方法。左侧是经济学研究规范方法向实证方法的过渡，而右侧则表示管理学研究从质性研究方法向数量研究方法的过渡。渠道研究的主题主要分布在两个纵轴之间。依照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式的分类，不同的研究主题分布在这个狭窄的空间中，其位置就是主题形成的区域，而每一个研究主题上的箭头，方向上下的，是指研究主题在方法上的演化，例如权力、信任等主题都是在社会学的质性研究中形成个概念，但是随着研究深入，越来越借助实证研究的数量方法了。左右的箭头则是指主题在不同范式之间的转化关系。例如，电子商务是在市场与企业之间形成的，但是，其研究向左右两个方向转变，意味着对电子商务的研究从企业和市场交易两个角度展开。供应链的研究本来是作为企业的物流体系构成和作用展开的，但是随着技术发展和经济环境的变化，现在越来越向市场交易的方向转化。

图1中，在两个纵坐标之间的中间部分，是行为范式的研究主题，包括但是不限于权力、冲突、信任和沟通，上下排列反映了研究的成熟程度，越靠上的主题研究越成熟。从方法的角度看，意味着早期题目的提出采取质性方法，构建规范的理论，而随着研究的展开，更多研究采取数量的实证方法。靠近右边纵坐标的研究主题是管理学范式下展开的，主要包括渠道的构建策略，销售人员、经销商和分支机构的管理等等，其中对营销要素中渠道与产品、价格和促销等要素的关系研究，也是渠道管理的重要课题，因为这些要素不仅是营销的要素，同时也是渠道治理的手段。而纵向限制、渠道成员的管理和环境研究，则是在经济学的范式下展开的。相比之下，供应链的研究本来是在管理学范式下形成的题目，但是现在逐渐向经济学方向转移，而电子商务则向两个方向扩展其研究空间。

2治理―新综合范式的核心概念

新综合范式虽然与交易成本理论是同一个来源，共享相同的资源，但是，它把核心从交易成本转向了制度。这个微调导致了对渠道研究不同范式核心概念的综合，可以成为一个融合不同范式的扩展范式。其核心是提取的一个关键概念：治理。以治理来统摄交易和管理概念，成为了新范式的核心。

作为经济学的关键词应该是供求导致的交易，而企业作为等级制组织运作的关键词毫无疑问是管理。但是在管理和交易之间，还存在广阔的中间地带。这里起作用的往往既不是单纯的交易，也不是单纯的管理，而是新制度经济学贡献的“治理”概念。从新制度的新范式角度看，在左边纵坐标之外，是完全被交易控制的空间；在右边纵坐标之外，是完全被管理控制的空间；而在两个纵坐标之间，则既存在交易也存在管理，不过大量占据中间位置的是治理。

交易是通过平等的交换实现双方的目标，管理是等级制组织内通过权力和规则实现目标，而治理是通过更为复杂的组织或者非组织手段促成双方的目标达成。这样，行为学范式的大量概念，如信任、沟通和权力等概念，就在治理的概念下取得了在新综合范式下的存在空间。而交易成本理论贡献的机会主义防治问题以及专用资产投资等问题，都具有了治理的含义。在这些内在含义被确定之后，就可以有效地区分交易和管理的作用区间，为渠道内不同成员之间关系处理的研究和阐释提供了基本的分类方式，从而提供了进一步研究方法指南和运用指导。

新综合范式的重要作用就是要恢复被交易成本理论范式所忽略的管理问题。交易成本理论作为一个经济学的范式，虽然有很强的解释力，但是在渠道研究中，对在管理范式下形成的知识体系的处置显得力不从心，最终只得推给管理概念。但是，渠道本质上是厂商与经销商的关系，而这个关系只有在纵向一体化情况才能真正转化为管理关系，在日常的交往中，这个关系还是一种契约规定的长期关系。这里采用治理的概念则非常贴切，治理的概念可以包括对一次易的安排，也可以转化为短期交易的制度安排，更可以概括长期渠道交易和制度安排。在传统的管理概念下，计划、组织手段都勉为其难地起到概括作用，但是，这不是厂商双方的实际关系，而是一种对管理概念的扩展使用。而治理概念在这里可以贴切地描述企业在渠道中面对的任何情况。

概言之，治理的核心概念是通过不同的正式契约或者非正式的制度安排来调节渠道中不同成员的利益关系，这个概念的核心是目前行为学和交易成本理论贡献的机会主义、合作、沟通等等手段，以及相关的冲突、合作等概念。传统管理范式下使用的计划、组织和协调等概念，经过简单的拓展，可以包含在治理这个概念中，成为治理这个概念的一个扩展概念使用，并且也为管理留下了存在的空间（右边纵坐标右侧）。这样，就可以把原来渠道研究的经济学范式、行为学范式和管理学范式在“治理”概念之下统一了起来。

从营销渠道的构成看，渠道的本质是渠道成员的关系，而这种关系的特征不是一次易，因此，在渠道研究的新综合范式上，交易区间不是渠道研究所覆盖的。从渠道结构角度看，成员之间的关系或者是长期契约的关系，或者是一体化的关系。一体化关系是管理行为覆盖的区间，而各种契约关系构成的渠道是治理区间。换言之，这个区间的关系本质上是契约关系，大部分管理手段是失效的，只有各种治理手段才能发挥作用。

3对渠道研究新综合范式的学术史检验

新综合范式的有效性可以从学术史的角度，看范式的发展和与现有范式的契合程度。

早期的营销研究中，分销占据着中心地位。研究首先脱胎于经济学，主要是对交易和分销作用的分析。这种分析把分销看成是一种交易，更多的研究是为分销作用寻找社会存在的理由。此类研究脱胎于经济学，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依然坚持着经济学的一些基本假设和前提。例如，厂商和中间商，包括批发商和零售商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交易关系，并没有长远的考虑，虽然在现实中，这些关系已经发展起来了。显然，这时候的研究主要是在交易的概念下占据着模型的左边。随着厂商和经销商之间关系的不断密切，在现实的商业世界上，发展了很多企业与中间商的长期合作关系模式。尤其是随着管理理论和方法的发展，在厂商主导的情况下，渠道的建设更多地渗透了管理思想，渠道的设计、成员选择和激励等问题都是传统管理范式的贯彻。显然渠道研究已经移向了模型的右边，进入了管理范式。随着厂商和经销商关系的不断演变，研究者更关心厂商与经销商关系的微观机制解剖。这样，更为精细的研究逐步展开，行为学变量开始进入渠道研究，把相关的研究转向了管理和交易之间的微观行为分析。一些学者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在相关管理和营销刊物上，不断地利用经济学分析对渠道问题展开研究，这些研究包括渠道的一体化研究[16]，交易媒介之间的结构平衡问题[17]，以及渠道成员之间的揣测与利润关系等[18]。虽然在这些专题上取得了相应的成果，但是恢复经济学理论作用的努力并没有取得扭转局面的作用。显然，传统的经济学分析无法承担统一渠道研究局面的大任，这样就需要发展新的分析范式。

交易成本理论生逢其时地提供了这样的范式。相关的渠道研究通过交易成本理论重新纳入到了经济学的框架之下。从图3可以看到不同主题的历史变化。

在图3中，从左向右的箭头表示第一次范式转移，而中间的箭头表示第二次范式转移。这一次范式转移的情况是行为学论题的出现，但是最终是统一在交易成本的概念之下了。

不过，这个统一是不完满的，在交易成本的概念之下，传统的渠道管理知识失去了存在的余地和空间，大量的纯粹交易活动也被从研究范式中放逐。虽然管理和交易在渠道研究中无法占据中心的位置，但是，这些研究所积累的知识需要在一个统一的范式下得到安置，并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这就需要“制度”这个概念以及与其紧密相连的“治理”概念出场了。

四、结论

渠道研究的新综合范式框架综合了经济学、管理学和行为学研究范式，将渠道研究统一到治理区间加以规范。在这个研究框架下，我们可以有效地排列渠道研究至今形成的各项知识和命题，确定不同命题的相对位置，了解不同学科形成的关于渠道知识的相互关系，为进一步在渠道研究中形成各种知识的融会贯通提供初步的概括。同时，新综合研究范式针对中国目前渠道研究中存在的盲点和缺陷具有明确的指引作用。

目前国内关于渠道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治理的核心区域内，包括对权力、冲突、信任和沟通的研究。实际上，交易成本理论带来的机会主义等变量也可以纳入到这个研究范围。从研究主题分布上看，目前关于渠道研究的管理区间缺乏高层次研究，分支机构管理和营销要素研究等方面根本就没有高层次研究的支持。但是，恰恰这些部分是业界关注焦点。渠道成员、供应链和电子商务方面是实业界和学术界共同关注的问题，只是学术界的关注度不高，或者不是渠道研究关注的主要问题。而零售终端研究、市场分布研究和纵向控制研究则是与渠道相关的问题，但是这些研究分布在其它学科领域中，渠道研究的学术界和实业界均未给予注意。从上述分析可见，虽然实业界对管理问题给予了极大地关注，但是学术界的努力方向却并不一致。因此，根据新综合范式的研究框架就可以看出国内营销渠道学术研究需要拓展的领域，这既是学术研究的需要，也是实业界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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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关键词】 不完全契约理论；财务契约；财务治理；研究框架

一、研究背景

企业作为一种契约关系的联结，在组织形式上表现为通过对企业契约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的对应配置而形成的治理结构。同时，企业作为生产要素及其所有者之间的契约耦合，要受到要素所有者为实现其自身利益的行动驱使，而企业各要素所有者作为理性的经济人，都会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作为经济决策的依据，这必然在各要素所有者之间产生利益冲突，这种利益冲突在企业运作过程中最后必然表现到企业的财务冲突上。因而对企业契约参与者财产权利与义务进行界定、财务活动的反映和控制便成为企业整体契约机制得以运行与生存的关键所在，这要求企业建立科学和具有效率的财务治理结构安排。然而在现实中，企业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财务冲突在世界范围内不同的制度环境中具有普遍性。我国正处在经济转型阶段，企业面临外部产权制度的不完整、市场的非均衡更显著，同时，大规模企业产权改革使我国企业普遍存在尖锐的财务冲突。在外部制度不完善甚至缺位的情况下，构建我国企业内部财务冲突的协调机制迫在眉睫。

近年来，我国对财务问题的研究，尤其是旨在协调企业各产权主体的财务冲突，探寻均衡的制度安排的“财务治理”问题成为我国会计领域新的研究热点，且方兴未艾。但是，目前尚未形成成熟而统一的研究范式，另外，对于财务治理的核心问题即财权配置的具体方式、途径、方案设计也很少涉及。这种研究不足导致财务冲突与治理在我国理论研究与现实应用中存在较大的差距，反过来也制约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因此研究企业财务契约冲突及其协调机制是当前财务理论与实务的迫切需要。

二、 财务治理研究现状及趋势

国外关于财务冲突的形式、原因与治理的一般机理研究较为深入，也形成了较为成熟的研究范式，并且发生了问题研究的范式转换，从早期的内生性完备契约理论范式演变为目前的不完全契约理论范式。

完备契约理论范式研究企业财务冲突与治理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认为关系或企业冲突是成本的必然逻辑结果；二是认为可以事前通过设计一份体现“激励相容”的完备契约来解决问题，控制成本。该研究范式的理论流派及代表人物主要有：成本理论（Jensen和Mechling，1976）、债务契约理论（Smith和warner，1979；Haugen和Senbet，1979，1981；Townsend，1979；Diamond，1984；Gale和Hellwig，1985）、财务信号理论（Ross，1977，1978；Leland 和 pyle，1977）、融资啄序理论（Myers，1984）等。

现代契约理论的贡献之一是建立了更能反映实际状况的不完全契约理论。正式的不完全契约理论是由Grossman和Hart（1986）以及Hart和Moore（1990）建立的。以不完全契约理论为基础研究企业财务冲突与治理主要反映在资本结构的控制权流派。早期的控制权理论是从静态配置角度研究企业剩余控制权的争夺对资本结构的影响，代表学者有Harris和Raviv（1988，1989，1990）、Stulz（1988）等。但是真正意义上将不完全契约理论应用到资本结构理论探讨中，学界普遍认为是Aghion和Bolton（1992）。Aghion和Bolton构建出一个二期控制权配置模型，认为剩余控制权应当依据事后可验证的信号在管理者和投资者之间动态转移才是符合效率的，这就是所谓的企业控制权的状态依存（state contingent）。以Aghion和Bolton的控制权转移模型为基础，此后的控制权理论基本转到以“不完全契约”理论分析框架中进行分析。我国学者李心合、杨淑娥和雷新途等深入研究了企业的财务治理问题。

但是，无论是从完备契约范式还是不完全契约范式，研究的共同特征是对“财务契约”的内涵定位在狭义层面，即“债务契约”或“融资契约”，而非联结企业所有产权主体（财务主体）的、完整的财务契约。由于长期研究中将财务契约概念狭义化，财务冲突与治理的主体局限在股东、经营者和债权人之间，对财务治理的机制研究也是局限于规避三者之间机会主义行为的契约安排，而对更为广泛的企业利益相关者财务契约冲突形式、原因与治理机制研究则相对不足。

三、不完全契约视角的企业财务治理：研究框架的构建

现代契约理论认为，企业是一组契约关系的联结；不完全契约理论认为，契约都是不完全的，因而企业内部的契约同样是不完全的。企业内部的财务治理也是一种契约安排，它通过一定的治理手段，合理地配置产权未能明确界定的企业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在企业内部形成科学的约束机制和制衡机制。从企业契约交易的角度看，企业财务交易的性质是一系列不完全财务契约的缔结和履行过程。根据不完全契约理论，财务治理契约不可能完全事无巨细地规定契约各方全部契约利益和行为方式，具有信息优势和资源禀赋的契约主体可能侵害其他契约主体的利益，从而形成企业内部的财务冲突，财务契约的不完全性是导致企业财务冲突与治理问题的基本逻辑起点。因此，以不完全契约理论研究企业财务冲突与治理问题，能够很好地研究企业资金运动过程中各个财务主体（产权主体）的博弈和制度安排，并将交易费用、制度、产权、契约等因素正式纳入企业财务理论研究范畴，从而形成新的研究范式。不完全契约的财务治理研究的具体研究内容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一）基于不完全契约理论的企业财务冲突与治理的规范性分析框架

利用不完全契约理论，对企业财务冲突与治理的理论形成和发展过程的重要文献进行综述性梳理。在此基础上，利用不完全契约理论，研究企业财务冲突的一般形式、原因，财务治理的主体、客体，财务内部治理和外部治理的机制与层次；研究财务治理引导下的财务体制、财务行为，财权纵向和横向配置的目标、机理和实现路径等具体内容，以建立起基于不完全契约理论的企业财务冲突与治理的规范性分析框架。

（二）企业财务冲突的现状与原因研究

分析企业财务契约（股权契约、债权契约、报酬契约、税收契约、商业契约、社会责任契约）缔结环境、缔结主体、缔结客体的特殊性；研究企业财务契约不完全性的一般原因和特殊原因；研究企业财务冲突的形式、频率、幅度和强度，这可以结合某类型企业的实际情况做实地调查和实证研究。

（三）企业财务相机治理机制研究

即依据不完全契约理论的状态依存机制原理，研究企业剩余财务收益权和财务控制权的相机配置机制，包括企业股东相机财务治理机制、债权人相机财务治理机制、经营者相机财务治理机制、员工相机财务治理机制、客户相机财务治理机制、社区相机财务治理机制、政府相机财务治理机制。

（四）企业财权横向配置研究

具体研究企业决策机构的财务组织与财权配置，执行机构的财务组织与财权配置，监督机构的财务组织与财权配置，对现阶段我国企业的股东会、董事会、经理层、监事会的内部治理结构的财权配置进行结构优化研究。

（五）企业财权纵向配置研究

研究适合企业的财权纵向配置的契约结构（即总分公司间、母子公司间重大财权配置结构），包括企业投资决策权与资产处置权配置、融资决策权、收益分配权与担保管理权配置、成本费用管理权与预算审批权配置、财务绩效考核权与薪酬福利分配权配置、现金调配权和资本运营权配置。

（六）企业外部财务通用契约优化研究

将财务契约缔结和履行的外部环境视为正式和非正式的通用契约（即财务相关的法规制度、文化、舆论、习惯等）的联结，以不完全契约理论视角，对我国企业财务通用契约进行优化研究，以此提出旨在提高契约效率的政策建议。具体包括企业财务契约不完全类型与政府的干预政策（政府战略模糊性研究）、我国企业社会责任契约结构优化（正式契约和非正式契约的重构）、我国企业财务外部关系型治理（文化、舆论、习俗、观念引导与培植）。

四、研究意义

本文的研究以不完全契约理论为基础，构建一个财务冲突与治理的理论分析性框架。对我国企业财务治理理论发展和财务治理制度设计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是选择“不完全契约理论”为研究的基本理论分析工具，构建一个“基于不完全契约理论的企业财务冲突与治理的规范性分析框架”，为我国财务治理建立成熟的研究范式进行有益的探索，同时，将企业财务的性质概括为“一系列不完全财务契约的缔结和履行过程”，可以拓展财务契约的内涵，以完善我国内生性财务理论体系。基于不完全契约理论的相机财务治理机制，对重大财权从横向与纵向进行具体配置方案的设计，有助于深化我国财权配置的研究。

二是对我国企业财务契约缔结环境、缔结主体、缔结客体以及财务契约冲突的形式、频率、幅度和强度进行实证研究，可以揭示我国企业财务冲突与治理的现状、问题以及优化治理的方向。

三是依据不完全契约理论的状态依存机制原理，建立起适合我国企业剩余财务收益权和财务控制权的相机配置机制，包括股东相机财务治理机制、债权人相机财务治理机制、经营者相机财务治理机制、员工相机财务治理机制、客户相机财务治理机制、社区相机财务治理机制、政府相机财务治理机制，将对我国企业财务治理结构规范起到实际的指导作用。

四是本研究设计出我国企业财权配置的具体方案，对现阶段我国企业股东会、董事会、经理层、监事会的内部治理结构的财权配置进行结构优化，将合理引导我国企业内部具体的财权配置，为企业管理水平和经济效益的提升起到实际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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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公共伦理；公务员；行政人格；道德经济人

中图分类号：D63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2）07-0004-05

一、引言

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公务员录用人员不断增加（见表1），公务员行政伦理失范、行政人格异化现象比较严重，政府职能面临巨大挑战。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提高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的能力，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需要塑造和完善作为行政主体的公务员的行政人格。行政人格的研究实质上是公共行政中人的行为研究。威尔逊（Woodrow Wilson）[1]、古德诺（Goodnow）[2]的“政治与行政二分”理论将行政人定位为行政意志的纯粹执行者。随后，一些学者加入了行政组织中人或人格的讨论。如韦伯（Max Weber）认为行政人员具有工具理性和非人格化；[3]达尔（Robert A. Dahl）指出公共行政学的创立须对人的行为进行科学研究；[4]库珀（Terry L. Cooper）认为公务员的道德品质是行政机构有效运转的必备条件；[5]弗雷德里克森（H. G. Frederickson）指出公共行政需构建公务员遵循的价值规范与伦理准则，保证政府治理的有效性。[6]国外的研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对行政人格的进一步研究具有借鉴作用。

在国内，学者们从心理学[7]、法学[8]、伦理学[9]、公共行政学[10]等视角对行政人格进行了探讨，主要包括公务员行政人格的内涵与特征、行政人格的类型与要素、行政人格的影响因素与现状、行政人格的完善途径等，但其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入。公共行政学发展和逻辑演进到公共管理阶段，越来越涉及到行政价值问题，提出了对政府进行伦理思考与道德定位。公共伦理学的产生和形成，是公共行政学发展的逻辑必然，是与公共管理范式相适应、相匹配的学科拓展。本文拟立足于正在形成的公共管理范式，从公共伦理的角度探讨公务员行政人格的内涵及其塑造途径。

二、公务员行政人格的内涵与特征

1.行政人格的内涵。行政人格在学术界是一个比较新鲜的学术概念，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对其进行了解释，目前尚无统一的定论。心理学角度的行政人格强调公务员“统一的结构性自我”，法学角度的行政人格强调公务员“有存在价值的自我”，伦理学角度的行政人格强调公务员“崇高的自我”，哲学角度的行政人格强调公务员“有自由价值的自我”，社会学角度的行政人格强调公务员“持久的自我”，公共行政学角度的行政人格强调公务员“公共服务的自我”。[9]

公共伦理的价值目标，是培养和完善公共伦理人格。本文认为公共伦理视角下的行政人格是公务员区别于其他社会群体的内在规定性，是指公务员的伦理尊严、伦理规范、伦理品质、伦理境界依据职业要求和角色规范在公共行政领域中行使公共权力、维护公共利益、实现公共行政伦理价值而形成的道德意识、职业责任、智能结构的统一。行政人格是公务员作为群体之格在公共领域与作为个体之格在私人领域的有机统一。

2.行政人格的特征。公共管理作为一种新型的范式，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在伦理精神、原则和理念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新的社会治理模式。[11]公共行政学发展和演进到公共管理阶段，提出了对政府进行伦理思考与道德定位，并将更加关注公务员的行政价值、道德准则与伦理规范。因此，本文认为立足于与公共管理范式相适应的服务行政的背景下的公务员行政人格具有如下特征：

第一，行政人格是公务员行政道德意识、行政职业责任、行政智能结构的内在统一。行政道德意识是公务员作为伦理主体资格的拥有者和道德规范的践行者在公共行政领域实现的道德意识品格。行政职业责任是公务员在公共管理活动中，履行行政义务、承担行政责任、维护公共利益而形成的职业角色意识。行政智能结构是公务员在公共管理活动中遵循行为规范和伦理要求而凝聚成的行政智慧与能力。第二，行政人格是公务员在公共管理过程中的伦理道德问题，是公共伦理观和行政价值观在公共行政主体中的体现，即行政人格具有伦理内涵。公共伦理视角下的公务员行政人格，是公务员作为公共事务管理主体在公共管理活动中公共伦理观与行政价值观的共同实现，是公务员的观念、意识、心理、理想等与公共行为相统一的总体性存在，是公务员行政价值、行政尊严、行政规范、行政品格、行政境界的伦理存在。第三，公共伦理下的行政人格是“公共人格”、“责任人格”、“服务人格”、“廉政人格”、“公仆人格”的统一，是公务员追求的目标。公共伦理是与服务型政府模式、公共管理范式相适应的范畴，其视角下的公务员行政人格是摒弃了“官僚制”体制的高层次行政人格，是与服务型政府相匹配的行政人格，理应成为公务员追求的目标。

三、公务员行政人格的历史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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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主义是伴随着上世纪中后期西方国家社会转型和环境变革而产生的一种新的社会文化思潮。作为现代主义的辩证的“反面”，后现代具有强烈的反叛意识和鲜明的解构特征。它将批判的矛头直指自启蒙运动以来到20世纪现代主义的思想文化成果，倡导与现代性理论、话语和价值观相决裂，并致力于对现代性的发展理念、范式进行廓清和修正[1]。相对于以理性、高效著称的现代工业文明所彰显的同一性、本质性和封闭性等发展特点，后现代主义则扮演着反叛和纠偏的角色，将被现代性所忽视的诸如：差异性、开放性、去中心化、边缘化、创造力等特征作为其研究的焦点，深入挖掘和反思工业文明所带来的种种负面效应，从而以更加独特的视角全面地审视社会的发展。后现代公共管理理论是在后现代文化思潮和话语体系出现并跨领域进行传播、使用的背景下形成的。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转型都强有力地冲击着传统公共管理的理论基石，导致现代公共管理遭遇着巨大的理论危机。以福克斯、米勒和法默尔等为代表的一批美国公共管理学者遵循后现代的分析方法和研究思路，对传统公共管理理论体系和方法论进行了深刻的质疑和批判，目的旨在消解传统公共管理的思维禁锢和理解障碍，探寻其治理模式的困境与失范之成因，通过建构全新的公共管理话语体系和发展模式，为社会的多元发展提供新的范畴、理论和机理。后现代公共管理核心的创新在于将公共管理活动的本质定性为一种话语范式，通过真实、坦白和真诚的对话和沟通，以达到反抗等级制度、反对权威话语、释放民主价值和超越僵化理性的公共管理目标，最终使公共管理的前进方向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趋势相一致。

二、后现代公共管理分析方法的框架和功用

后现代公共管理的分析过程就本质上而言是对作为“元话语”的现代性理论在宏大叙事制约的背景下进行的怀疑和否定过程，事实上是文化代码在语言层面上的解码和再编码。作为以否定和批判为特色的研究方法，后现代公共管理拥有自身独特的话语分析框架和研究模式。以福克斯和米勒为代表的建构性后现论认为，随着行政环境的变革，传统行政管理运作的负面效应日益显现，大量社会问题已然无法在现代性的分析框架内获得解决。更有甚者，传统的治理“惯性”还强大地消解着诸如主义、社群主义等替代模式的发生，为此必须用后现代反思和批判的理念去重构公共管理的价值体系，以此引导和塑造行政体系新的行为模式、管理方法等。建构性公共管理分析方法的核心在于“倡导开放、平等、注重培养人们倾听、学习、包容和尊重他人的美德，鼓励多元的思维风格，提倡对世界采取家园式的态度等。”直击现代性行政统治所导致的“单向度独白”和异质性“次文化”盛行所造成的语言和理解障碍，有针对性地构建了后现代的分析架构。首先，引入了“公共能量场”的概念，为话语的沟通打造了良好的情境。“公共能量场”是公共政策得以制定和修改的社会场所，即将公共事务还原到由人的意向性控制的现象学的在场[2]。通过这一场所，公民和政府可以进行各种对抗性的讨论和“面对面”坦诚的交流，使具有不同意向性的政策话语在实践语境中有目的地进行争论。其中，“对话的基础是充分的信任、学习和倾听，其话语规则是交谈者的真诚、表达的清晰、表达内容的准确以及言论与讨论语境的关联性。”毋庸置疑，该话语体系和对话机制的确立能够有效地保障公共管理公正、民主的发展价值，从而端正公共管理的发展航向。其次，建构性公共管理理论还对现实中的政策对话种类进行了剖析。它认为“少数人的对话”和“多数人的对话”形式都存在着客观的缺陷而无法满足公共治理和政策话语的要求。

而“一部分人的对话”形式因为拥有切合情景的意向性与真诚性等突出的优点，故其更加接近真实话语形式和政策网络建构的要求，在现实中更具有应用价值和可操作性。解构性后现代公共管理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法默尔，他将后现代公共管理视为“对现代性之核心思想的否定”[3]，认为后现代的研究方法的本质是一种解放的尝试，它要求公众积极参与公共管理并实现充分的对话，提倡一种反行政的精神，打破传统公共管理中僵化等级体制和非人格化管理模式，消除官僚独占话语的种种特权。法默尔认为采用解构性的后现代方法能够质疑据以建立现代公共管理的理论基础，开辟一种新的思维观念，为摆脱传统理念之定势束缚而扫清障碍。同时，随着现代公共管理不可治理性日益增加，作为一种解释和催化的力量，其能够用一种反思性的话语分析视角去超越和弥补现代性行政范式的缺陷。为了给后现论构建一个分析架构，法默尔深入考察了现代公共管理之特殊主义、科学主义、技术主义、企业精神以及解释学在具体应用中的偏失，对其进行了科学的解构，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解构性后现代主义的四个核心要件，据以推动公共管理范式的转换。其中，“想象”作为后现代主要的特征语词，是一种不依赖现代主义正统规则和程序的行政精神，它对于拒斥官僚体制范式的影响和培育新的理论作用巨大。“解构”的价值在于透视和反思现代公共管理的支撑理论和基础假定，使我们更好地认知当代政治和官僚体制的符号特征，从而在批判的基础上扩大公共管理的语言体系。“去领地化”的本质在于消解现代公共管理僵化的思维方式和管理理念，结合公共问题的情境破除垄断和隔栅，从而为探索公共管理话语体系的创造力服务。“变样”则通过反行政概念的描述，鼓励一种公共管理体系反叛态度的塑造，即以质疑和批判的思维去审视所有现存的政府制度和官僚机构。上述四大要件彼此作用和相互配合，促使公共治理活动持续突破传统统治思维和方式的限制，也为公共管理改革路径的探索提供了不竭的研究动力。尽管两种研究方法在分析路径和视角上存在着差异，但就总体上而言，二者在“反”的理论立场上却是相同的。其目标都在于将公共管理的发展与公共政策的运行置于崭新的研究框架之中，从而推动其研究视阈的转换和价值的重塑。首先，在研究方法上做出了变革。后现代一改传统公共管理的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结合客观情境提出了更为系统的研究方法，即知识获得的解释方法。该方法“更加关注价值（而不只是关注事实），关注主观的人类意义（而不只关注客观的行为），并且更加关注现实人们之间的关系所蕴涵的各种情感”[4]。从而促使人们以更加全景的视角透析公共管理的演进规律和发展目标，从而纠正了将民主、公正等价值排除在公共管理研究之外的狭隘思维。后现代分析认为，当前公共管理面对着的是一个多元化发展的社会，公共利益的复杂化和公众需求的多样化，必然要求公共管理在发展目标中全面回应效率、民主、公正等多种价值追求，在管理和宪制之间寻找平衡，做到事实与价值的相互协调和并行发展。其次，在治理方式上进行了创新。后现代公共管理反复强调了多元参与的重大价值。面对着复杂多变的行政环境，传统公共管理所强调的中心性、一元性以及等级观念、权威统治的理念已然过时。对此，无论是建构性还是解构性后现代主义都认为必须要开辟新的思维模式，摆脱传统行政发展定势之束缚。在其研究方法中更加强调多元共生，主张打破绝对主义，消解一元化垄断和等级隔栅，实现对立面间的差异共存和互动参与，使其后现代时期碎片化、开放化和多元化的生态特征相匹配。其中，最为典型的便是从“公共领域”到“公共能量场”的转向，即通过公共能量场的打造，实现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相互交织、彼此博弈，使具有不同意向性和利益诉求的群体得以对抗性的交流和争论，在广泛参与和真诚对话中决定政府行为与公共政策的内容，保证公共管理的平等、公平和正义。再次，在管理重心上实现了转移。传统公共管理的研究基础是自由主义，其以代议民主为其治理模式，并始终将理性和高效作为公共管理追求的目标，从而过分关注其工具性价值。而随后产生的社群主义，则以集体主义为其理论的基石，以参与式民主为治理模式[5]，一定程度上批判和纠正了自由主义的“效率至上”价值偏颇，但由于其在制度设计上缺乏统筹理念以及在应用中脱离体制的路径依赖，最终也变为了空洞的政治理想。后现代分析方法对前述两种模式均进行了批判和解构，认为攻克上述难题的关键在于形成一种新的话语体系。

福克斯、米勒等人认为在传统公共管理效率至上的目标规制下，导致行政权力至上，政府和官员垄断了公共话语权，而公民往往处于被支配的状态，这种“单向度独白”的对话形式与治理的要求背道而驰。对此，建构性后现代公共管理认为政府必须摒弃以往自身作为唯一话语者的角色，推崇开放性的思维方式，广泛倾听社会力量和公民的呼声，并通过持续不断的话语交流来实现善治。同时，解构性公共管理也持类似的观点，法默尔认为后现代公共管理作为对现代性的反叛力量，其应当致力于深刻解释和修正传统的官僚体制，而最有效的途径便是反思性语言范式的应用，即通过一种具有游戏性和协调性的对话过程，来弱化传统公共管理的正统教条，彰显公共管理的民主价值，从而为公共管理的研究开辟了新的道路。最后，在研究范式上进行了转换。后现代公共管理分析方法通过自身的语言体系和话语系统的构建，推动了公共管理认知和研究范式的转变。在批判传统公共管理认识论的基础上，后现代主义提倡将语言和话语作为公共管理研究的核心问题。其中，法默尔将公共管理视为一种独特的语言体系，认为可以通过对行政信息的解释、整理和安排来分别从公共管理语言的表层和深层探讨公共管理理论的发展。这种新的范式作为语言的解码和再编码，其实质就是公共官僚机构语言的潜在内容进行反思、协商和交流的过程，进而为公共管理的发展探寻解释和提供催化之力量。而福克斯、米勒等人则从另一视角论证了语言、话语体系对于认知和建构公共管理理论的重大价值。他们在梳理和归纳现存话语体系和对话案例的基础上，提出了政策网络中的“一部分人对话”的核心理论，修正了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理论中“元话语叙事”的框架。他们认为在公共能量场中，对话的达成必须有规则，这些规则必须确保公共话语的正当性，而“一些人的对话优于少数人的对话和多数人的对话，其针对特定语境的话语和不愿遭受愚弄与任意差遣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参与，切合语境的意向性和真诚性的提高大大超过了它的缺点[6]”。因此，部分人的对话形式一方面消解了自由主义的范式，使单向度的独白让位于了切合语境的多元对话；另一方面又防止了缺乏制度规约的社群主义以及无政府状态，最终形成了一个卓有成效的对话平台和共治系统，推动了现代公共管理的理论基础和研究范式的转型。

三、后现代分析方法对我国公共管理发展的启示

后现代主义作为对现代性发展的一种辨证的“反”，其开放的思维方式和独特的话语分析视角，以及所提出“去中心”和“多元化”的建构主张均对我国当前的公共管理学研究和发展产生着巨大的指导和推动作用，其中以下方面尤其值得关注：第一，后现论及其研究方法与公共治理的理念和分析框架自然吻合，有助于推进我国治道变革之进程。后现代研究方法高度关注客观行政环境的特征考察，结合公共事务复杂化和公共利益多元化发展的时代特征，其尤其强调开放化、差异性和多元整合的价值理念，致力于打破一元化垄断和等级隔栅的传统统治模式，提倡不同治理主体间的多元共存和合作共治。它在科学地整合了新公共管理理论和新公共服务理论之合理内核的基础上，主张构建“通过合作、协商、伙伴关系，确定共同的目标等途径，实现对公共事务的管理”的新型社会治理模式，从而致力于推进社会权力分配格局的重大改变。上述分析思路对于正处于社会转型和行政改革攻坚阶段的我国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后现代分析方法力图使公共管理变成一个多元主体共同参与话语系统和行动体系，政府在其中不再是公共资源唯一的享有者和分配者，也不是公共管理的“元话语”，而应当将自身的职能收缩在理性的疆域之中，并积极支持和培育社会力量的发展，将垄断的权力合理地分放、让渡于市场和社会，整合各种力量，将各类民间资源有效地导入国家和社会发展的行列，打造权力共享、责任分担、各司其职、各守其位的合作治理局面和多中心互动的公共话语体系，从而高效地解决公共问题和最大化地增进公共利益。

第二，后现代研究方法有助于科学探索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模式和策略。后现代的公共管理的研究方法，批判了传统公共管理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在信奉“对话”的理论基础上，尤其强调解释方法的应用，促使人们更加关注公共管理发展的终极价值。它科学地调试了管理主义和宪制主义辩证关系，将民主、正义等价值植入公共管理的范式研究中，纠正了公共管理发展的偏向，并在批判和整合多种分析理论的前提下，结合情境设计了合理的发展范式和对话方式。我国的行政发展既不能完全照搬西方自由主义的唯理性的行政模式，也不能重新回到古老的唯价值的社群模式。而正确的方法是将自由主义的合理性和社群主义的合价值性统筹起来，寻找一条居间的改革、发展道路。具体而言，行政改革要始终遵循行政发展的民主化价值取向，即在公共管理中始终坚持开展广泛和真诚的对话，建立政府和民众良好的沟通与合作关系，做到以民为本、以民为先，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和公共服务的高品质。另外，应加大体制改革、制度建设和机制创新的力度，积极借鉴工商业界和西方国家的公共管理策略、技巧和方法，从而持续管理的水平和绩效，彰显公共管理的工具性价值，以在效率、民主、公正的关系统筹和平衡中，稳步推进我国行政体制改革之步伐。

第三，后现代研究方法所建构的全新的公共管理话语理论，对于我国公共决策的理论发展和实践应用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后现代研究方法将“公共能量场”作为其话语理论的核心，“场”具有显著的意向性和目标性，其反映到实践层面便是政府的行为、政策和公共物品必须符合特定的情境和公共利益的需要。“公共能量场”的提出为公共政策的制定、修改以及各话语主体进行对抗流提供了场所，秉持着开放、民主的治理思维，后现代方法倡导多元主体在政策制定和实施中能够持续进行互动参与和坦诚讨论，从而彻底改变传统模式下政府垄断话语权之“独白”状态，要求政府制度化的保障民众的知情和参与权，认真倾听一切人的“声音”，真正做到集思广益。在上述思路的引导下，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事实上形成了一种科学的结构模式，其功能在于持续协调和整合不同主体的利益诉求，形成多元主体权力共享、责任共担的合作格局，从而有效推进公共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最终消除政策执行中的各类阻滞因素。同时，后现代研究方法还对公共政策中管理者单向决定和民众多元选择两种模式的矛盾境况做出了分析，其中，作为精英政治的“少数人对话”，往往使公共政策制定权过于集中，从而令其民主性、正当性丧失，并且直接影响其科学性；而“多数人的对话”是理想化的政策模式，但由于实操性差和规则的欠缺，又往往易于导致无政府和无秩序之状况。因此，两者均无法与现实环境的要求相对接。基于此，后现代便提出了“一部分人对话”的理论，即从特定的语境出发将公共政策的制定、执行以及反馈置于由一定数量的政治参与者协调、对话和博弈的过程之中，克服了集权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双重弊病，使做出的公共问题解决方案既不失公共政策的权威性和稳定性，又确保了公众的意向性和目标性，从而有效地拓展了公共政策理论发展的路径。

第四，后现代分析方法向公共管理者和参与者提出了更高的权责要求。后现代研究方法的中心目标是要打破管理的绝对主义、独占和等级隔栅，并通过对抗流和真诚的对话，实现公共部门和社会力量的良好合作，从而最大化地增进公共利益。这一目标的实现客观上要求公共管理者必须具备更高的行政伦理水平，即“在公共治理的过程中，政府应积极地为‘公共能量场’的形成创造条件。”政府应保障公民参与的权利不受非法干预，并调动一切手段促成对话的实现。政府人员的公共责任不仅仅在于满足民众的需求，更重要的是进行理念的更新，即由管制性思维向服务性思维转变，牢固树立服务为民、民生为先的伦理观念。政府应当确保政治对话的自由度和对话空间的开放性，倾听公民的心声、获悉民众的诉求，将与民众良性的沟通和合作内化成自身的职业习惯。同时，充分采用现代化的通信工具和技术手段，消除时空、层级、等级之限制，形成相互理解、相互配合、相互尊重和相互协调的共赢治理状态，推进善治之进程。另外，政府应当大力培育和强化民众的权利意识。政府的公共管理活动应以回应公民需求为导向，通过不断提升其服务的品质和效率来增强民众的主体意识。同时，民众的政策主张和意见表达应切实地为政府等管理部门所重视和尊重，其知情权、话语权、表达权、协商权、辩驳权应受到制度和法律的严格保障，真正营造权为民所享、利为民所谋的社会氛围。此外，在法律制度的设计上还要凸显便民之精神，通过制度的配套和机制的跟进，切实增强民众参与的热情和监督的效度，实现权利逻辑的合理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