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碳经济存在的经济学问题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低碳经济存在的经济学问题，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低碳经济;多边外部性;政府规制;碳交易

一、 前言

随着人类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对能源的需求不断上升,大量化石能源的开发和使用,人为地增加了大自然的二氧化碳浓度,打乱了地球生态系统的平衡,导致全球变暖的温室现象。

根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internation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ipcc)会的第四份气候变化评估报告,在过去的100年(1906年~2005年)中,全球平均气温升高0.56℃~0.92℃,由于二氧化碳、甲烷、氧化亚氮等温室气体(ghg)造成的温室效应使全球平均地表气温上升了0.3℃~0.6℃;预计21世纪末,全球平均气温(与1980年~1999年相比)将继续升高l.8℃~4.0℃,平均地面温度可能会升高1.1℃~6.4℃(ipcc,2007),这种全球的气候变化将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带来一系列问题,包括冰川融化导致海平面的上升,干旱、洪水、飓风等极端气候现象和自然灾害频发,生态系统退化等。

由于人们无节制地排放所引起的气候变化引起各国政府的高度重视,1979年,第一次世界气候大会上,气候变化首次作为一个引起国际社会关注的问题提上议事日程。1988年,联合国建立了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监测和报告全球气候变化。1997年,在日本京都由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中制定的《京都议定书》(kyoto protocol),明确提出:“将大气中的温室气体含量稳定在一个适当的水平,进而防止剧烈的气候改变对人类造成伤害”的目标。2007 年,制定了《巴厘岛路线图》。各国政府就碳排放问题制定了一系列的战略政策,并推进碳交易市场的发展。因此,本文认为有必要对低碳经济的一些经济学问题进行分析研究,为低碳经济的发展提供必要的经济学理论基础。

二、 低碳经济中的外部性(externality)及公共品性质

外部性往往是在缺乏相关交易的情况下,当社会成员(包括组织或个人)在从事经济活动时,其经济行为影响了他人的福利,却没得到相应补偿或承担相应义务的经济行为。sidgwick(1883)在研究灯塔问题时首次提出这个概念,灯塔之光可以为路过的船只提供方便,却很难向这些过路船只收费。低碳经济中存在着外部性,当一个国家积极植树造林,增加碳汇时,这就是正外部性(即外部经济);另一方面也存在着负的外部性,可以明显地表现为消费者或生产厂商向空气中排放温室效应气体(ghg)时,所产生的温室效应降低了整个社会的福利。英国的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nicolas stern曾指出:“不断加剧的温室效应将会严重影响全球经济发展,其严重程度不亚于世界大战和经济大萧条。要求世界各国必须从国内生产总值中拨出 1%,约合1 840亿英镑对抗全球变暖,否则全球经济将付出比治理这一问题高5倍~20倍的代价。世界每排放1吨二氧化碳,会造成至少85美元的破坏”(nicolas stern,2006)。这就是温室气体的排放所带来外部性的经济损失,就构成了社会总成本的一部分。

低碳经济中的外部性同样存在一些特性:首先,在低碳经济外部性产生前,是无法产生任何交易行为的。例如,企业排放温室气体前不会与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受害者进行讨论还价,以确定这种行为的产权形式或者交易方式,对于外部性的范围和补偿支付,双方当事人也没有在事前进行任何的谈判。第二,低碳经济中外部性存在产权的缺失,使事后的补偿和谈判存在困难。在外部性的情况下,每个人对自己的权利和责任的边界的界定是模糊或者至少不明确的(张维迎,2005),环境资源具有某种不可分割性,即任何个人都不可能排他地消费、生产环境资源以及附属污染物(marshall,1890)。因此,当企业将未经严格处理的废气排入空气时,企业所污染的空气是很难定义其产权,而这种产权的缺失却使排污者过度使用这些物品,不考虑其他人的公共权利。第三,存在个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的不一致,或者是个人收益与社会收益的不一致。产生负外部性的产业的产量,比社会最优状态下要高,而产生正外部性的产业的产量,比社会最优状态下要低(pigou,1920)。当存在外部经济时,边际社会收益高于边际个人收益,社会是最优产量高于产业最优产量,当植树造林产生的碳汇,所产生的社会收益会高于边际个人收益。在外部不经济时,存在边际社会成本高于边际私人成本,社会的最优产量低于产业的最优产量。低碳经济中存在的是外部的不经济,当汽车排出的废气污染了空气,这种危害形成的成本加上企业的成本就构成社会总成本,环境污染的边际社会成本将高于碳排放企业的边际个人成本。

低碳经济中的外部性属于多边的不可耗竭的外部性,这种不可耗竭的多边外部性具有公共品的特征。公共物品是相对于私人物品而言,在消费上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产品,低碳经济中的碳排放、碳汇、能源安全等都具有公共品的特性:第一,非排他性。在竞争性市场中,商品的使用具有竞争性,当一个经济主体对某种物品使用时会限制其他经济主体对该物品的使用,例如消费者购买了某件牙膏、衣服,其他消费者就不能使用其购买的物品。但是在低碳经济中温室气体的排放,植树造林产生的碳汇、能源安全都具有非排他性,即就是一个经济主体增加或减少对该物品的消费和使用不影响其他人对该物品的消费和使用,也不会使它的供给成本增加,第二,非竞争性。在竞争者性市场中,每增加一单位该商品的使用,将会增加其供给成本,无论消费购买的是衣服还是食品都会增加厂商的成本,边际成本不会是零。对于公共品在给定的生产水平下,提供额外产品的边际成本为零。例如,每增加一个人使用灯塔,不会再增加成本。清净的空气和能源的安全都具有非竞争性的特性。

由于公共品具有消费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可以认为公共品是外部性的一种特殊形式(baumol,1977),公共品不能仅仅依靠市场力量达到资源的最优配置,非竞争性使配置资源的价格机制失去作用,例如,由于公共资源和环境的非排他性,任何人都可能会过度地使用公共的资源和清洁的环境,这就产生了“公地悲剧”(hardin,1968)。公共品也会使消费者产生“搭便车”的动机和行为,消费者的“搭便车”动机,即理性的个人有降低或隐瞒自己对集体消费品的偏好的动机,依靠分散决策的价格机制无法使集体消费品(公共品)的数量保持在最优水平,以价格为核心的市场机制无法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出现了“失灵”(萨缪尔森,1954)。因此,由于低碳经济中存在的外部性和公共品特性,这就很容易从经济学的角度解释为什么进入工业化社会以来,化石能源的排放引致了气候的变化这样的“公地悲剧”,而且由于“搭便车”动机存在,使减排的国际谈判往往陷入僵局,难以形成一致意见。要解决低碳经济的外部性和公共品特性所带来的不利后果,目前做法主要有政府的干预和产权交易。

在《斯特恩报告:气候变化的经济学》中提出应当把目标设定为将温室气体含量稳定在450ppm～550ppm二氧化碳当量的范围之内,如果目标高于上述范围,就会大幅度地增加带来严重危害的风险,当前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水平或存量相当于大约430ppm二氧化碳(nicholas stern,2006)。纯粹以市场的方式,不会产生社会的最优解,而且由于外部性的公共特性,对于每个消费者可能存在负效用,在任何一个讨价还讨解中,会存在免费搭便车的问题。因此,当前国际社会已普遍考虑碳交易和政府干预的混合解决办法,同时加强国际的合作与协调也是低碳经济中重要工作。

三、 低碳经济中的政府规制政策

政府管制是一种制度安排,是政府对经济行为的管理和干预。规制往往发生于以下情况,产生缺乏公平竞争、环境污染、消费者权益受到损害、投资者被期骗等一些不良产业行为,而且这样的不良产业行为不能被市场机制调整,即就是不能在市场的调整下实现帕累托的改进,当出现这些市场失灵现象时,政府就通过行政干预矫正这些行为,通过政策法规的执行,重新进行制度的安排。规制的过程也可以看作是消费者和厂商对规制政策及其后果所进行的讨价还价的博弈过程,政府这种对市场配置机制的干预会改变商品和服务的生产、消费和分配行为,甚至会影响市场供给与需求的圴衡,影响交易的特征和买卖双方的契约关系的条件。

由于低碳经济中存在的外部性和公共品特性,使得人们无节制地排放温室气体,导致的温室效应,这是一种市场失灵现象。而且这一现象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管制已不仅仅只是局限于一个国家内部各利益集团的博弈,而是全球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各国利益之间的博弈。当前政府的经济与干预主要包括:一是政府管制。政府管制大都包括一些激励性的规制政府:规定限额、技术标准、转移支付的补贴等,其也还有处罚、命令等一些强制性的规制方法。例如,欧盟在能源、水泥、造纸、钢铁、电力等行业执行二氧化碳的限排制度,规定这些行业二氧化碳的排放限额,超过限额的企业进行罚款,英国还实施可再生能源配额证策;美国针对供电商实行可再生能源发电配额制(rps);日本对高耗能企业制定严格的能耗标准。我国目前的减排政策也主要集中在政府管制政策,包括自20世纪70年代未以来不断实施和完善的三同时:排污收费、环境影响评价、环保设施与主体工程“三同时”,以及目前的各项环保制度: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定量考核制度、污染集中控制制度、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排污申报登记与排污许可证制度、污染限期治理制度等。二是征税。征收各种与能源环境有关的税收。欧盟是最先采用税收手段控制温室气体的区域,1990年芬兰征收碳税,1999年法国征收生态税,2001年英国征收气候变化税,其他挪威、荷兰、瑞典和丹麦也相继征收了与碳有关的税收。2007年日本也就对能源产品中的碳储量征收环境税。三是金融手段。也有许多国家采用金融手段,如英国的碳基金,其来源中英国的气候变化税,该基金用于促进研究与开发,加速技术商业化和投资孵化器。总之,无论政府采用那种规制方式,社会最优的排碳水平是很容易在政府规制的情况下达到,如果情况不是这样,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的情况时,低碳经济中各个经济单位会就排碳的问题进行博弈,经过讨价还价,最终达到次优的碳排放水平。

四、 碳交易中的产权分析

除了政府干预以外,解决外部性问题另一个解决方式是产权交易,使涉及外部性问题的各方就外部性的水平达成一个最优的协议。科斯(coarse,1960)提出著名的科斯定理,如果不存在交易成本,在法律权力得到某种安排后,当事人之间都可以通过市场交易达到资源的最佳配置;在交易费用为正的情况下,不同的权利配置界定会带来不同效率的资源配置,所以产权制度的设置是优化资源配置的基础。同时,在交易成本大于零的情况下,由于考虑到政府干预的成本可能会低于社会交易成本,因此,政府选择某个最优的初始产权安排,就可能使福利在原有的基础上得以改善;并且这种改善可能优于其他初始权利安排下通过交易所实现的福利改善。在低碳经济中,如果我们能明确碳排放的产权,是可以通过碳交易实现社会福利的优化。碳交易就是对温室气体排放权的交易,可以在约定或规定一个国家或企业排放限额的基础上通过购买合同或者碳减排购买协议(erpas),排放超过限额的需求方通过交易购买排放低于限额的供给方,获得温室气体的排放额度。早在1997年的《京都议定书》中就明确环境合理容量是有限的,碳的排放权和减排量额度(信用)是稀缺资源,导致碳资产成为有价资产。

目前,碳交易中存在三种减排机制:清洁发展机制(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cdm),联合履行(joint implementation,ji)和排放交易(emissions trade,et),根据这三种机制存在两种型态的碳交易,一是配额型交易(allowance-based transactions),是指在规定的配额总量管制下所产生的对超额减排量的交易,是一种现货交易,可以由管制者制定、分配和拍卖减排配额,例如,欧盟排放贸易系统(euets)的“欧盟排放配额”(european union allowances,euas)、《京都议定书》中的分配额度(aau)。二是项目型交易(project-based transactions),是指因进行减排项目所产生的减排单位的交易,通常以期货方式预先买卖,例如,清洁发展机制(cdm)下的“排放减量权证”、联合履行机制(ji)下的“排放减量单位”,主要是通过发达国家与发展

五、 结论

低碳经济中存在着多边外部性,解决这些外部性问题的办法一是政府干预,二是碳交易。在信息完全的假设前提下,无论政府采用哪种规制方式,都可以达到社会最优的排碳水平。而在碳交易中,无论产权如何界定,通过相应的机制设计,碳交易也可以达到低碳经济的福利最优。因此,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只要有合理的制度安排,碳排放是可以通过政府干预或者碳交易的市场机制达到帕累托最优。

但是,在现实世界中的低碳经济发展涉及的问题非常复杂,各个经济单位之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国际上国与国各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复杂多变,国内各种利益集团的利益分配和博弈也是很难协调,我们可以进一步用不完全信息或者不完全合同的理论来研究低碳经济中排碳量的次优解。由于上述情况的存在也会加大低碳经济的交易成本,产权界定更加困难,因此低碳经济中存在政府直接干预和产权交易两种机制并存的混合形式。科斯(coarse,1960)也指出,在交易成本大于零的情况下,由于考虑到政府干预的成本可能会低于社会交易成本,因此,政府选择某个最优的初始产权安排,就可能使福利在原有的基础上得以改善;并且这种改善可能优于其他初始权利安排下通过交易所实现的福利改善,“在某种意义上,政府是一个超级企业(但不是一种非常特殊的企业),因为它能通过行政决定影响生产要素的使用”。因此,随着低碳经济的发展,国与国之交流与协调加深,碳规制政策与战略构想也将会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建立一个信息透明的碳交易国际市场将是今后发展的重要趋势。

参考文献:

1. alfred marshall,principles of economics: an introductory volume,1890.

2. baumol,w.j, on the proper cost tests for n- atural monopoly in a multiproduct industr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77,67(12):809-822.

3. coase, r.h, 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 jo- 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1960.

4. garrett hardin.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science,1968,162(3859).

5. nieholas stern. the economies of climate c- hang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papers & proc- eedings,2008,98(2):1-37.

6. nicolas stern. the stern review on the ec- onomics of climate change,2006.

篇2

关键词：产业结构升级；创新驱动；新兴产业

作者简介：洪银兴，男，南京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宏观经济研究。

中图分类号：F06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4）01-0057-06

我国经济发展进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阶段。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主攻方向。其中产业结构调整是经济结构调整的中心任务。市场和创新将成为现阶段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两大杠杆。

一、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新起点

在当前阶段研究中国的经济发展需要明确经济发展的新起点。中国GDP的总量达到世界第二。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由经济总量转向经济结构，尤其是产业结构。在这个新起点上，经济发展的着力点需要由速度转向结构。从现在起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将结束持续多年的10%左右的高速增长期，转向8%左右的中高速增长期。增长速度减缓固然有外部市场的原因，但更应看作是主动调整。这是产业结构调整给长期的稳增长提供的机会。

过去人们特别重视企业竞争力，这是需要通过改革和企业制度创新来解决的问题。发展的实践证明，产业竞争力比企业竞争力更重要。就如波特所说的，竞争力以产业为度量单位。对企业来说，产业的机会与威胁决定了竞争环境。这种环境既伴随着风险，又隐含着回报。一个企业的竞争战略目标在于使公司在产业内部处于最佳定位。对国家来说，国家的竞争力在于其产业创新与升级的能力。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竞争优势，最为重要的是发展该时代处于领先地位的新兴产业，特别是主导产业的更新，形成具有自主创新能力的现代产业体系。[1]

国内经济环境的变化直接决定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方向。第一，在我国GDP总量达到世界第二的同时，我国的人均GDP 2011年达35083元（约5432美元），标志着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这意味着我国的产业结构应该由原来的低收入国家水平向中等收入国家发展水平提升。第二，2011年，我国的农业比重降到10.1%；工业比重达46.8%；与此同时，城市化率达到51.27%。这意味着中国已经从农业国变为工业国，并且进入城市化中期。这意味着我国的产业结构具有了新兴工业国的产业结构特征，进一步的发展就是建立以城市为主导的产业结构转型，服务业的作用相应凸显。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调整产业结构需要有全球视野。就像过去把世界分为三个世界一样，全球经济格局就产业结构特征也可分为三种类型国家：一类是消费和服务主导型国家，以美国为代表，这类国家又富又强，但面临就业压力；一类是制造业和出口主导型国家，这类国家经济体大，就业充分，但不富不强；一类是资源型国家，其中有的是石油输出国，富而不强，有的国家则十分贫困。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经济格局都发生转型：消费和服务型国家针对就业问题，趋向发展制造业和出口。特别说一下美国的产业转型。美国在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为了解决其就业压力先后推出三大举施：一是要求出口5年翻一番，目标是创造200万个就业岗位，主要措施有：逼贸易剩余国提高汇率，为其出口腾出市场；放松对高科技产品的出口管制。二是再工业化。过去美国为了降低成本实施去工业化。现在提出再工业化，依靠制造业来吸纳就业人口，主要措施有：大力发展自动化和精细化，以节约劳动成本，通过技术突破（如页岩气）降低燃料和原材料价格，支持国内制造业朝高科技方向发展，吸引高科技企业回流。三是发展绿色经济，开发新能源，使绿色产业成为支柱产业。制造业和出口型国家针对大而不富问题，趋向消费拉动和发展服务业（尤其是金融）；资源型国家减轻对外国的依赖性，倾向发展制造业。

很显然，世界经济结构转型共同的取向是发展制造业和扩大出口。这种结构转型对我国这样的制造业和出口主导型国家的影响是巨大的。首先，国际市场竞争压力加大，制造业产品的国际产能过剩也在进一步凸现，更不用说发达国家出口的制造业产品科技含量更高、附加值更大了。其次是制造业的国际资源供给环境进一步恶化。各个国家都在发展制造业，国际资源供给不仅不足而且价格飙升，这对制造业大国的影响巨大，同时也在倒逼中国产业结构的转型。

长期以来一国的产业结构安排有比较利益之说，也就是按照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安排产业结构。按此学说，我国基本上是发展劳动密集和土地、环境资源密集的产业，即使是利用外资的高科技产业也是主要利用我国劳动、土地和环境资源的环节。这种产业分工虽然能够在国际贸易中获取一定的贸易利益，但冻结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当我国进入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达到中等收入国家发展水平后，产业结构定位就要由比较优势转向竞争优势，需要通过产业创新培育产业的竞争优势。其目标就是波特所强调的“一国产业是否拥有可与世界级竞争对手较劲的竞争优势”（波特，1996）。如果还要使用比较优势的概念，决不是指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而是比较竞争优势。按此要求，我国的经济开放不是单纯要求参与国际分工，而是服从于提升自己的产业竞争优势利用国际资源，把技术进步和创新作为思考的重点。

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战略重点

根据十的部署，我国当前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方向涉及三个方面：一是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健康发展；二是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三是推动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发展壮大。对其必要性，可分服务业和制造业两个方面来说明。

我国服务业的问题主要有三个：一是服务业比重太低，2011年三次产业构成比重分别是：第一产业10.1%，第二产业46.8%，第三产业43.1%。这种产业结构有明显的低收入国家特征。主要表现是服务业比重明显低于中等收入国家水平（50%），更低于高收入国家水平（70%），连我国台湾地区都达到了68.5%。二是服务业结构具有低收入国家特征，表现为生产业太落后。三是国际服务贸易比重太低。

制造业的结构性问题主要有以下三个：

一是产能过剩严重。这是长期追求GDP的发展方式所导致的。尤其是在水泥、钢材、玻璃等传统制造业领域。产能过剩造成竞争费用太高，资源的浪费严重。再加上能源原材料成本不断上升，造成了高产值低收入的产业结构。

二是制造业水平低。尽管我们的制造业产量名列世界前茅，有的处于第一位，有的处于第二位，但是国际竞争力不强。第一，科技含量和档次低，美国在飞机制造、特种工业材料、医疗设备、生物技术等高科技领域占有更大份额，而我们是在纺织、服装、化工、家用电器等低科技领域占有更大份额。第二，制造业产品中，“中国创造”部分少，品牌也是用外国的多，这意味着中国制造业处于价值链的低端，附加价值不高。

三是高耗能、高污染。能源、资源、环境供给不够持续，增长效益低。据2009年数据，GDP占世界比重，我国为8.6%，美国为24.3%，日本为8.7%；消耗的世界煤炭，我国为46.9%，美国为15.2%，日本为3.3%；消耗的世界石油，我国为10.4%，美国为21.7%，日本为5.1%。就国内资源来说，人均耕地为世界平均水平的40%，人均淡水资源占有量为世界平均水平的25%，人均石油、天然气可采储量为世界平均水平的7%。这一方面说明，我们的人均供地水平、人均淡水资源、人均石油天然气开采量等都是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国内资源也无力支撑高资源占用和消耗的制造业。另一方面从统计数据可以看到，我们的GDP占世界比重并不很高，但我们消耗的煤炭、石油占的份额却很大，按照我国目前的能源消耗水平，我国的GDP如果要达到美国水平，全世界的石油和煤炭都给我国消耗都不够。或者说，如果按照目前的这种模式发展的话，全世界的资源都给中国都不够用。

过去，我国以制造业为主的结构之所以能够支撑较长时期的发展，主要靠的是国际市场和国际资源。现在以制造业为主的产业结构竞争力明显下降，世界性危机和产业转型又导致国际市场产能过剩，国际市场竞争过度又导致保护主义越来越严重，中国制造品频繁遇到各种方式的打压和惩罚，资源和环境的压力也造成了制造业增长的极限。这意味着，在当前的国际经济背景下，我国经济长期增长的引擎由外转内，也就是扩大内需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基点。与此相应，我国的产业结构也应该由外需型结构转为内需型结构。外需型结构指的是以参与国际分工为目标的结构，内需型结构指的是以国内发展为目标的结构。这种产业结构真正建立在质量和效益的基础上，更有竞争力，更可持续。具体表现是经济发展更多地依靠现代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带动。这种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反映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入中期阶段后，内需型产业结构的重要特征是服务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的快速增长。其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首先，客观规律是在工业化进入中后期时，服务业增长更快，服务贸易较产品贸易增长更快。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发展潜力和增值空间大于制造业。“微笑曲线”也表明，服务环节的附加值明显高于制造环节的附加值。其次，经济发展由投资拉动转向消费拉动依托服务业的发展。服务业与制造业的明显区别是：制造业的生产地点可以与其市场也就是与消费地点分开；服务业则不同，其服务与消费在地点上不可分离。哪里的消费需求旺，服务网点就到哪里去；反过来，服务网络到哪里，哪里的消费就会热起来。最为明显的是当前的信息消费热就是同信息服务热相互促进的。我们现在正在讨论现代化指标，现代化的许多社会发展目标的实现都要依靠服务业的发展。

服务业本身也有个转型升级的问题。相对于传统服务业，现代服务业是适应现代人和现代城市发展的需求，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具有高技术含量和高文化含量的服务业。金融服务、科技服务、文化服务、国际商务、信息服务等现代服务业对当前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越来越明显。服务业的技术手段也在升级，突出表现是电商对传统服务业的挑战。电子商务已占零售总额的20%～30%，在年轻人中占50%，而且，电子商务也正在以“支付宝”之类的方式进入金融领域。

当前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战略重点与生态文明建设相关。面对工业化初中期阶段产生的生态和环境遭到严重破坏的现状，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的前提是在源头上扭转生态环境恶化趋势，源头就是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其中产业结构最为突出。根据生态文明建设调整产业结构就需要创新绿色产业，淘汰高耗能、高排放产业。创新的绿色产业，不仅是指节能环保产业，还包括替代化石能源的新能源产业、新材料产业等，这些都属于现阶段世界各国都在创新和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

面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战略方向，现阶段调整产业结构不能走传统的调整投资结构的计划方式。创新和市场是产业结构调整的两个杠杆。其中市场调节特别重要。从理论上讲，结构调整的市场作用机制主要是两个：一是市场选择，二是优胜劣汰。只要政府不干预市场的这两个作用，只要政府不保护落后，我国长期存在的过剩产能就能被市场所淘汰。

三、创新驱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依赖于产业创新。人们对这场世界性危机以后即将迎来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已经形成共识，但对这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属于第几次有不同的表述，有的认为是第六次，有的认为是第四次。产生分歧的原因在于历史上发生的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时间和次数并不总是重合的，科技革命的次数多于产业革命的次数。但不管怎么说，正在进行和即将到来的科技和产业革命一定是结合在一起的。

如果说前几次科技和产业革命分别着力于解决机器代替人手，电脑代替人脑的话，那这次科技和产业革命则是破解人类持续发展与自然资源供给及生态环境承载之间的激烈矛盾，解决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可持续发展问题，涉及能源、生命科学和技术问题。就如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获得者闵乃本院士所描述的：以电流为信息载体的集成电路将于2016年达到技术极限，2019年达到物理极限，人类必须发展新一代信息载体和信息产业；人类生产和生活所依赖的化石能源已面临枯竭，温室气体大量排放危及人类自身安全。人类必须发展为生产生活提供廉价电力的新能源，提供代替石油的新一代燃料和高密度储能的材料、器件和技术。[2]人类必须发展生物技术与产业，以确保人类的温饱、健康与生存。与此相关的新兴产业就涉及：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节能环保、新材料、生物技术、生物医药等。

在现实中，自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各国都在着力推进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据有关资料统计，美国着力发展新能源、生物医药（干细胞）、航天航空和宽带网络技术。日本着力发展新能源、新型汽车、低碳技术、医疗技术和信息技术。欧盟国家着力发展绿色技术、低碳技术和新能源汽车技术。巴西、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着力发展新能源和绿色环保技术。

可见，新科技和产业革命以创新知识密集产业和绿色技术产业为标志。由此催生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新兴科技和新兴产业的深度融合，既代表着科技创新的方向，也代表着产业发展的方向。我国过去几次科技和产业革命都没有能够赶上，失去了机会。这次再也不能与新科技革命失之交臂。

战略性新兴产业基本上都是制造业。这对我国这样的制造业大国有特别的意义。过去中国的制造业由于科技水平的原因，在世界上只能在价值链的低端跟着走，即使是技术创新也只能是以引进和模仿的方式进行跟随创新。现在我们的经济总量达到世界第二，制造业规模也在世界上领先了。这个时候就要领着走了，需要在世界范围内由跟随转向领跑，要领着走就要创新，靠研发来进入价值链的高端，也就是需要提高高科技产品和创新产品的全球份额，增加具有国际品牌的“中国创造”产品和技术的数量。尤其是在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有中国创造的份额，甚至在某些领域占领世界科技和产业制高点。

在全球化、信息化、网络化的时代，我们国家同发达国家已经站在同一个创新起跑线上，现在的关键就是要看产业创新，美国、日本、欧洲这些国家所发展的产业，同样也是我们所要发展的产业，你在搞新能源，我也搞新能源，你搞生物医药，我也搞生物医药，大家都在同一个创新起跑线上。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库兹涅茨讲了一个观点：“科技和产业的时代划分是以许多国家所共有的创造发明为依据的，这是现代经济增长的一条特殊真理。”前段时间，全世界都在搞信息化，现在全世界都在搞生物医药、生物技术、新能源，这都是我们要做的。

我国前不久确定的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包括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和新能源汽车。这些同世界科技和产业革命的发展方向是一致的。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世界科技发展日新月异，我国科技创新的谋划和创新的速度要紧紧跟上。就如近年来创新的3D打印技术对中国制造业大国是新的挑战。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优势主要在于劳动力资源丰富并相对便宜。3D打印技术的产生就使制造业技术从设计到模具，到车、钳、刨等工序都被替代，而且更加精细。这样一来，我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优势将消失。这意味着我国的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将更为紧迫。

产业创新实际上是培育国际竞争中的产业优势。所谓产业竞争优势，是指“一国产业是否拥有可与世界级竞争对手较劲的竞争优势” （波特，1996）。这就明确了科技创新的方向和着力点。一方面，科技创新要与产业创新结合，瞄准现时代产业发展方向尤其是战略性新兴产业进行科技创新，加快高科技产业化的进程。另一方面，科技界与产业界结合，产学研协同，解决好创新产业的重大科学问题。再一方面，以科学研究的国际化实现开放式创新。创新没有国界。创新的产业进入国际前沿的前提是科学研究进入国际前沿。科技人才的国际流动、信息通过互联网的流动、科学研究的国际合作，可以冲破各种技术流动的壁垒，使产业创新得到国际最新科技成果的支持。

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创新的成果，其成长不可能一帆风顺，需要不间断的创新。这也是新兴产业成为主导产业的关键性问题。我国光伏产业发展遇到的“滑铁卢”就说明了这一点。一般说来，战略性新兴产业成长的生态环境涉及三大需求：一是科技需求，掌握当今世界最为高端的科学技术；二是市场需求，其产品为市场所接受，实现其价值；三是财务需求，其投入、成本和规模等因素影响财务和利润的核算。目前阻碍战略性新兴产业成长的因素或者说支持其成长的路径主要有以下三个。

一是新产业的规模经济问题。一个新产业一被重视便一哄而上，重复建设，重复投资，在市场上就是过度竞争。解决这个问题的途径就是在制度安排和计划安排上克服重复、分散投资，实现优势集中，并且从研发到制造再到采用形成产业链，达到范围经济。这是产业组织创新。

二是新产业的市场问题。新产业的生命在市场，尤其是其初期阶段。光伏等产业一开始就把市场定位在国外，95%以上的市场在国外，受制于人。其受保护主义打击是必然的。因此，对新兴的战略性产业，其内需市场是首要的，不能只是依靠外需。政府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扶持首先是市场扶持，也就是消费拉动。这是市场创新。

三是新产业的成本控制问题。[3]新产业成长的初期阶段普遍遇到的问题是成本太高，价格处于高位，市场一时难以接受。由此产生的财务压力会使新产业半途而废。降低新产业成本的路径主要在两方面：一是进一步推进创新，发现和创新降低成本的新技术、新材料。二是政府对新产业的技术研发给予必要的补偿和投入，同时也要对新产业产品使用者所产生的沉没成本给予必要的补偿。例如原先使用化石能源的企业现在使用新能源，其与化石能源相关的设备不能再使用了，这就是沉没成本。

对于面广量大的传统制造业来说，也有个在创新中提升的问题。根据熊彼特的界定，创新就是创造性毁灭。传统制造业不创新就要被毁灭，因此其创新更为紧迫。其创新路径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是传统制造业向新兴产业转型。目前大部分新兴产业不是在传统制造业企业中产生的，也就是另起炉灶的。有的是科技创新所孵化的科技企业发展而成的，有的是依靠新投资发展起来的。传统产业企业有技术改造动力，但没有创新新产业的动力。例如新能源产业不是在现有的化石能源企业中产生的。究其原因，除了创新产业成本和风险大外，主要是传统制造业企业阻碍对自身的替代性竞争，产生替代性新产业后形成的沉没成本，成为其产业创新的阻力。实际上，传统产业创新产业是最为有效的。一方面技术上相通，技术上转型方便。另一方面市场渠道已经存在，市场转型的阻力小。因此传统制造业向新兴产业转型的总体财务成本小，市场风险小。IBM从电子信息产业向软件服务业升级就是非常成功的例子。关键是传统制造业真正感受到市场竞争的压力。

其次是传统制造业的技术创新。依靠研发和采用新技术，一方面实现产品升级，例如重化工业向生产新能源、新材料产品升级；另一方面进入新产业的产业链，如装备制造业转向新能源的装备制造；再一方面与信息化深度融合，采用新产业技术，实现高端（高科技）、高效（高附加值）、低碳、低能源消耗。这样，传统制造业就能在创新中得到生存和发展。

最后讲一下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组织问题。结构调整本来就是市场要做的事，市场能做的事要尽可能交给市场，政府不要包下来，市场的作用就是优胜劣汰、市场选择。尤其是依靠市场淘汰落后产能，依靠市场形成创新的压力。当然，产业结构调整不能只丢给市场，政府还是要发挥作用，政府的作用是什么？是支持创新，尤其是更多地支持产业创新，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

参 考 文 献

[1] 洪银兴：《产业创新与新增长周期》，载《经济学动态》2009年第10期.

[2] 洪银兴，蔡昉，刘伟，杨瑞龙：《中国经济学家年度论坛专家演讲稿（二）》，载《当代财经》2010年第2期.

[3] 洪银兴：《迎接新增长周期：发展创新型经济》，载《学术月刊》2010年第1期.

Direction and Impetus in Industrial Structur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HONG Yin-xing

（Business College，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93， 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