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环境污染的问题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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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air pollution not only affects people's health， but also has a certain inhibitory effe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production， so the tasks of environmental detection departments become arduous， they must according to the actual situation ，do a good corresponding work ， develop a corresponding solution to achieve detection and remediation of air pollution.

【关键词】大气污染；环境检测；对策

【Keywords】 air pollution； environmental detection； countermeasures

【中图分类号】X131.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1069（2017）03-0090-02

1 引言

我国工业的快速发展为大气污染带来了毁灭性的破坏，目前我国大气污染的主要特征就是沙尘和煤烟污染，而这些出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大气污染给人们带来的影响值得全社会的关注。为了让社会和经济得到稳定的发展，我们必须对大气污染进行最根本的分析，开展有效的大气检测工作。

2 我国大气污染现状

目前，我国的大气污染非常严重，主要呈现出的特征是煤烟型的特点。在很多城市环境中，空中悬浮颗粒的浓度普遍超标，很多地区都出现了雾霾天气，给人们的出行带来了很大的阻碍；另外空中的二氧化硫水平一直处在较高的水平，主要原因是汽车尾气的大量排放，空气中的二氧化硫水平较高，会引起酸雨的形成，目前我国西南、华东、华南等地区已经形成了酸雨区。在我国，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感受到，大气污染的严重程度跟季节有关，冬季因为空气稀薄，大气一旦受到污染我们就可以很容易地感受到，并且强度很大，可是夏季的污染没有冬季那么严重。另外，从分布的区域来看，我国北方的大气污染比南方更为严重，主要原因可能是地理位置的影响。

3 大气污染形成的主要原因

3.1 环境监管乏力

我国在环境的治理中，监督力度不够，环保部门的工作开展受到具体的限制，这会严重加重大气的污染。比如，政府部门为了提高经济效益会大力扶持一些能源消耗大、大气污染严重的工业项目，给环保部门的工作带来了压力，影响大气环境。

3.2 交通运输

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我国的交通运输事业也得到了进步和完善，多样化的交通运输给我们的生产生活带了很大的便利，如汽车、轮船、火车、飞机等，但是交通运输事业在发展的同时也对我们的环境造成了影响，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汽车的尾气，汽车排出的尾气对我们的大气环境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3.3 工业企业

在大气污染环境的治理中，工业企业是治理的重点，因为它是大气污染的主要来源。随着工业的快速发展，大气污染物的种类和数量逐渐增多，对大气污染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工业企业中的废气排放对大气环境影响最大。

3.4 缺乏实用的治理技术

我国在大气污染的治理中投入了很多的精力，也做了不少的工作，但是实际的效果却不明显，与我们理想的差距还很大，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国缺乏实用的治理技术，实用技术的缺乏直接影响着大气污染治理的效果和进度。

4 大气污染环境检测的主要内容

4.1 对氦氧化物的检测

氦氧化物过多会造成大气的污染，所以在大气污染环境的检测中，氦氧化物是主要内容之一[1]。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和经济水平都得到了提升，轿车成为人们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车辆越多，汽车尾气污染就越严重，氦氧化物污染主要就是来自于汽车尾气，当然汽车尾气也不是唯一产生氦氧化物的途径，化肥工厂制作过程中产生的废气也是氦氧化物污染的主要来源之一。

4.2 对颗粒状物质的检测

近年来，我国空气中的颗粒状物越来越多，对人们的身体和生活都造成了严重的影响。所以对空气中的颗粒状进行检测也是非常重要的。很多地方都报道PM值超标，雾霾天气也逐渐增多，这些都是因为空气中颗粒状物质的影响。很多颗粒物都是有毒的，一旦吸收到人体体内，就会对人的身体产生危害。

4.3 对二氧化硫有害物质的检测

随着我国工业化的发展，工业废气的排放较为严重。我国的工业主要以粗放型为主，生产过程中会使用大量的煤和石油，这种生产方式让空气污染变得更加严重。煤和石油燃烧过后都会产生有毒的二氧化硫，对大气环境造成了严重的影响。所以在大气污染环境的检测中，最主要的就是对二氧化硫进行检测。

5 大气污染问题的对策研究

5.1 加强对大气污染的整治力度

在大气污染环境的治理中，国家相关部门的作用是非常大的，所以应该加强对大气污染的整治力度。相关部门根据实际情况制定环境保护的规范，并且提出环境问题的相关惩治方法，加强对影响大气污染行为的惩治力度。另外，很多企业都是污染物排放的主要来源，政府部门应该采取强硬的措施，规范和惩治企业的不文明行为，同时对影响严重的企业进行罚款处置，如果还是没有任何改善的话，政府部门应该强制企I停业生产，降低生产对环境造成的污染；国家要加大对环保的投入，比如对那些新能源开发，对环境保护有益的企业进行奖励，或者国家采取措施对工业进行合理的布局，把工业生产的地址选在郊区的地方，减少污染对居民的伤害。

5.2 强化节能

能源是社会发展中必不可少的因素，在社会中，能源的使用是非常广泛的，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煤、石油、天然气是最常见的三大主要能源，但是它们都是不可再生的，一旦开发利用，留存量就会减少。所以为了促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我们必须做到强化节能，通过对各种能源的节约和合理利用，减少污染废气的排放，让环境的质量得到一定的改善。

5.3 改善能源结构，提高能源的有效利用率

生活中的能源是各种各样的，但是目前在我国的能源结构中，煤是最主要的能源，占据了整个能源消耗的70%，煤炭在燃烧过程中会释放出大量的有害物质，如二氧化硫、一氧化碳等，对环境造成了很大的影响[2]。要想真正地解决大气污染问题，必须对能源的结构进行改善，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在生活中多开发新的能源，减少对煤的使用，比如太阳能、风能就是比较清洁的能源；但是我国的这种能源结构可能很难一下子实现根本性的转变，所以在煤炭的使用过程中，加大力度推广洗选煤和型煤的使用，减少煤炭燃烧释放出的有害物质。

5.4 加大国家和群众的监督力度，充分发挥媒体的作用

大气污染的治理应该是整个社会的事情，所以每个人都有义务对生活中影响大气污染的行为进行监督。社会中的群众加大监督力度可以让身边的企业提高环保意识，给那些对大气污染影响较大的企业施加一定的压力，让他们自觉地意识到大气环境的重要性，减少对污染物和废气的排放；另外利用媒体也可以给社会带来巨大的影响，通过媒体的介入曝光一些大气污染的问题和对人们造成的伤害，能够唤起人们保护大气环境的意识，加大对周围环境的监督力度，保证大气环境的安全和健康。

6 结语

我们的生活与环境是紧密相关的，特别是大气环境，如果大气环境遭到了污染，我们的生活及身体健康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所以我们在对空气污染进行检测的时候，应该根据实际情况确定环境指标，再制定出相应的解决措施，让环境检测工作得到更好地落实和开展，在解决环境问题的同时，也会人们的生产生活提供更有利的保障，促进生活的健康和安全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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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PPP模式

中图分类号：D920.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35-0074-02

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是国外生态环保实践的先进经验之一。目前第三方治理主要存在企企合作、院地合作、政企合作三种模式，其中企企合作是最大化利用社会资本的途径，也是今后我国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的发展趋势。“企业参与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是指引入第三方市场主体参与环境污染治理，排污方与第三方企业主体签订合同，由第三方企业根据合同有偿提供污染治理和管理服务，使排污方完成减排或污染治理义务。

一、企业参与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的可行性分析

（一）企业参与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的政策支持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建立吸引社会资本投入生态环境保护的市场化机制，推行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这是我国中央政府首次正式提出推行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标志着我国环境管理制度的重大创新。随后，国务院和发改委先后出台《2014―2015年节能减排低碳发展行动方案》《关于2014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任务的意见》，其中都提到“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问题。直接推动“第三方治理”进入环保实践的是国务院办公厅出台的《关于推行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的意见》，该意见就第三方治理机制、治理市场、政策支持、组织协调等方面提出了指导性意见。随后，各省纷纷出台实施意见，贯彻落实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模式。

（二）企业参与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的优势

企业参与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是环境污染治理的市场化途径，并不违反环保法确立的“谁污染、谁治理”原则，相反，是对该原则的创新性实践[1]。

第一，企业参与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可以拓宽环境污染治理的资本筹集途径。即使是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情况下，单纯依赖政府独自承担环境污染治理，也会出现资金短缺的瓶颈，而且实践表明，政府承担环境治理也存在资金利用率低的弊端。可见，在经济发展的新常态下，必须拓宽环境污染治理的资本筹集途径，将社会资本引入环境污染治理，弥补政府单独承担环境污染治理责任的弊端。目前我国正大力推行的PPP机制是引入社会资本的极佳契机。通过引入社会资本，让第三方企业参与环境污染治理，可以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也提高环保资金的融资水平。

第二，企业参与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有利于提高治污效率和治污质量。营利性决定了企业并未将排污作为企业的生产核心环节，因此在资金、人力投入等方面都相对薄弱，也导致企业自身承担排污责任的效果差。而如果实施企业参与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将会由专门从事排污的企业通过专门的资金、技术、设备投入实现排污，这样就大大提高治污的效率和质量，提高应急处理污染事故的能力[2]。

第三，企业参与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可以实现生态环保工作市场化。通过市场优化资源配置，实现排污效益最大化。并且，随着排污权交易制度的完善，可以进一步实现生态环境治理的市场化。

二、企业参与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面临的法律问题

目前，企业参与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在我国还处于探索阶段，还没有完善的与其配套的法律制度，因此，在实施中必然会面临许多法律问题。

（一）第三方治污企业的市场准入问题

以前，我国对环境服务类企业实行资质行政审批制度，但是，现在已经取消了国家的行政审批权，也导致治污企业的市场准入程序简化，条件降低[3]。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治污市场中治污企业层次参差不齐，很多治污企业设施不完备、技术不先进、资金不到位、治污效果差、履约能力低。因此，亟须通过法律专门规范第三方治污企业的资质、确保第三方治污企业规范运行。

（二）第三方治污企业的融资担保问题

第三方治污企业在融资中遇到的最大问题即担保问题。治污企业可提供的担保物有限。首先，治污企业没有土地使用权可供抵押，因为治污所占用土地属于污染企业;其次，治污企业的治污设施不能作为抵押物，因为治污设施与污染企业的生产设施附着在一起。因此，亟需通过法律为第三方治污企业融资担保提供制度支持。

（三）污染责任的承担主体问题

污染企业与第三方治污企业一般通过签订治污服务合同的途径建立法律关系，将治污责任转移给治污企业，但是，这仅仅是存在于污染企业与第三方治污企业之间的合同关系。除此之外，尚缺乏专门的法律规范第三方治污行为。现有的环保法仅仅规定了国家环保部门对排污企业的处罚权，而如果第三方治污企业存在超排等行为，尚无法律规定支持环保部门对第三方治污企业行使处罚权。因此，亟须通过法律专门规范第三方企业治污行为。

（四）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的监管问题

通过环境服务合同将环境污染治理责任转移给第三方治污企业，不可避免地增加了环境污染治理监管的难度。如果没有严格的环境污染治理监管制度，则第三方治污企业可能会倾向于不履行或不严格履行治污责任，进而影响环境污染治理效果。我国在环境监管方面仍然存在基础设施和技术落后、体制不顺畅、人员素质不高等缺陷。因此，亟须通过法律专门规定第三方治理的监管办法、程序等问题[4]。

三、企业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法律问题的解决

（一）完善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企业的市场准入

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企业的资金、设备、技术、人员等要素对污染治理效果起决定性作用，因此明确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企业的市场准入条件，是规范环境污染第三方市场的重要基础性制度，也是确保治污效果的重要制度性保障。使环境污染治理进入市场领域，必然会出现低价恶性竞争的现象，从而导致很多污染治理企业的设施、资金、技术不到位，进而影响治污效果。因此立法应当按照治污类型明确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企业的市场准入标准，从源头上为第三方治理市场规范化运行提供保障。

（二）拓展融资担保渠道

针对从事污染治理业务的第三方治污企业，国家应当支持其通过债权、上市等方式融资。同时鼓励银行创新贷款模式，接受第三方治污企业提供的收费债权、应收账债等权利作为质押标的物提供担保贷款。

（三）立法明确相关主体法律关系

企业参与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主要是在污染企业与第三方排污企业之间存在环境服务合同关系，双方按照合同的约定分别享有和承担一定的权利和义务。该环境服务合同不同于一般的合同关系，合同履行的结果不仅仅只涉及双方当事人，还涉及公共利益，是污染企业是否履行环境义务的标准。因此，环境监管部门要参与到污染企业与第三方排污企业履行环境服务合同的过程中，对合同双方是否履行合同义务以及是否履行适当进行监管。综上，亟须完善第三方治理立法，对三者的权力、权利和义务予以明确规定，以保证环境污染治理效果的实现。

尤其要明确污染治理责任主体。国务院出台的《关于推行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的意见》也指出要明确环境污染治理相关各方的责任。因此，立法应当明确污染治理责任主体应当包括污染企业和第三方治污企业。就排污企业而言，其与第三方环境污染治理企业签订环境污染治理合同的目的即转移治污责任。如果立法确定治污责任转移给第三方企业，则污染企业将不再承担监管责任，可能因为第三方企业的违约等行为不能达到预期合同目的;如果立法确定治污责任仍然由污染企业承担，则污染企业可能不会选择第三方治理，那么现有的污染企业自己治理污染的弊端将无法解决。因此要通过立法明确污染企业和第三方治污企业双方同时为污染治理责任主体。虽然污染企业与第三方治污企业通过签订污染治理合同明确了第三方治污企业的治污责任，但这只是双方合同的约定，在行政法律关系上，污染企业的治污责任仍然没有解除，污染企业仍然要承担环境污染治理的责任。如果第三方治污企业没有履行环境污染治理的责任，则污染企业仍然要承担环境污染治理的责任，这样规定实际上是赋予污染企业对第三方环境污染治理的监管义务，以确保污染治理效果的实现。同时，第三方治理企业根据环境污染治理合同的约定承担相应的合同责任。我国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也明确了排污企业的环境治理责任。根据该规定，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并不能解除排污企业的治污责任[5]。

（四）立法完善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监管机制

建立专门性监管机制。为了确保第三方环境污染治理的模式的正常运作，政府部门应当建立专门性监管机制。根据第三方治污企业的经营状况，由专门的政府监管部门对治污企业进行监控、评估，对没有实现治污目标的企业做出警告处理并帮助改进治理方案，确定整改期限和措施，确保环境污染治理目标的实现。

成立第三方监测机构。由于污染治理具有高专业性，因此，单纯依赖政府监管部门实现对第三方治污企业的监管并不现实。只有成立专业性强、技术性高的第三方监测机构，才能适应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的市场化运作形势。对此，政府可以考虑联合公众、公益性组织、项目投资者等，形成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的社会共治机制。

目前，全国有很多省市都已经启动开展环境保护第三方治理试点工作。在这样的背景下更需要解决企业参与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所面临的法律问题，为企业参与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扫清法律障碍并提供保障。

参考文献：

[1]范占平.我国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机制构建的困境及对策[J].郑州大学学报，2015（2）.

[2]骆建华.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的发展与完善建议[J].环境保护，2014（20）.

[3]第三方治理遭遇瓶颈[J].环境经济，20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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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国环境污染一旦发生,其损害性后果非常严重。一次跨国污染事件可能会波及相邻周边多个国家和地区。例如今年3月日本大地震和地震引发的海啸造成了福岛第一核电站的严重损坏,由此导致的核污染、以及核物质扩散的事件造成与日本临近的中国31个省区和全球多个国家都检测到日本核泄漏产生的微量放射性物质。而且,日本将高浓度放射性物质的污水流入海中,造成日本周边海域的污染以及由此导致的海洋生态长期损害。损害事件发生后,如何确定污染来源国的国家责任,如何妥善解决跨界污染损害问题,成为现代国际社会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

    国际社会目前还没有制定关于跨国环境污染损害赔偿问题的普遍性国际条约,只是在海上石油污染、危险和有毒物质运输、民用核领域、外空活动、工业事故造成的跨界淡水污染等特定危险活动领域或特别方面,达成了关于跨国环境污染损害赔偿责任的全球性或区域性国际条约。

    在确定国家责任时,首先应当对跨界环境损害进行界定。但是跨界环境损害至今没有统一的定义。由于存在着“环境污染”和“环境损害”这两种表述,所以相应的也就出现了“跨界污染”和“跨界损害”两种不同的表述方法。根据1974年11月14日经济合作与发展理事会通过的一项关于跨界污染原则的建议,其中提出的关于“污染”的定义被广泛承认:污染是人类直接或间接将物质或能量引入环境而造成有害的后果,可能危害人类健康、损害生物资源和整台系统、减损环境的优美、妨碍环境的其他正当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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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环保法；环境责任险；环境强制责任险

自2012年8月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修正案已经历三审，同时，随着雾霾现象等环境污染问题的屡次出现，1982年出台的，已经23年无实质性修改的环保法再次备受瞩目。就环保法的修改，专家、学者以及民间环保组织如自然之友等都提出自己的修法建议，而环保部最近提出的修法建议着重提出应将环境责任险写进新环保法。在环境问题突出的今天，关于环境责任险以及环境强制责任险的立法工作受到了广泛关注。

一、环境责任险的性质

（一）环境民事责任的社会化分担

环境是一种具有公益性特征的公共产品，对环境的污染已成为环境侵权责任，也是一种特殊的民事责任，需要行为主体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环境资源法上的侵权责任特殊性在于采用无过错责任原则，而且举证责任倒置。环境侵权责任毕竟有不可预测性，因此环境责任保险也是环境法上风险预防原则的体现，还是“污染者付费，受益者补偿”原则的体现。风险预防原则和“污染者付费，受益者补偿”原则都是环境资源法上的基本原则，而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大多数的工业生产者在没有支付环境成本的情况下营利，环境成本被消费者和社会承担，这样的“外部不经济性”只会在市场激烈竞争下变本加厉。针对这样的问题，我国现行环境侵权责任承担社会化方式有国家救助，公共补偿基金制度，财务保证及担保，以及环境责任保险制度。在环境责任保险中，投保人向保险公司支付一定的保费后，会转移部分赔偿风险给保险公司，即由全体投保企业共同承担，一定程度上减轻公司本身以及国家赔偿巨额损失的负担。保险公司的赔偿正是环境民事责任社会化分担的体现，它将因特定侵权行为所造成的损失转移到社会之上，在全社会范围内或特定的社会群体范围内转移或分散损失的机制，以此实现对受害人进行及时、有效救济。

（二）环境责任险的公益性

环境责任险除了具备分散管理社会风险的功能，还具有一定的公益性。环境责任保险本身追求的是一种正义的思想。首先，在发生环境问题的过程中，必然会涉及到关于公民的环境权问题的讨论，即公民在良好环境中生活并合理利用环境的权利，也会间接的侵害公民的人身权和财产权，而环境责任保险通过专门的保险机构负责管理理赔事项，在公民这些权利受到侵害时，及时从保险呢机构获得赔偿，减少诉讼成本与风险，是公益性的一种表现；其次，环境责任保险拥有责任赔偿主体替代性的特征，保险公司实例雄厚，企业可将损失转化给保险公司，实现不同投保企业之间保险金的优化配置，所以，环境责任保险通过调节企业，政府和个体之间的关系保障各方利益的均衡；最后，保险公司赔偿的及时性可以给受害人带来精神抚慰，给予处于弱势地位的受害者一定的法律倾斜，不仅实现了法律追求的实质平等，同时，通过立法，市场，计划等手段制定的有差别的环境责任保险政策，使企业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维护社会的稳定和谐，体现了公平性。环境责任保险制度的设立，本质上就是为了维护设的公平和正义，不仅保障企业的良好运行，也维护受害者的合法权益，尽快从社会获得补偿。所以，环境责任险具有较强的公益性。

二、环境责任险的现状

（一）立法现状

在我国，环保法目前没有任何涉及环境责任保险的条款，环境责任保险国家层面立法缺失。2007年12月4日，原国家环保总局联合中国保监会了《关于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指导意见》，意见从认识环境责任保险的重大意义，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工作的指导原则与工作目标以及环境责任保险制度的建立和完善等几个方面对环境责任险作出了规定。随后各省市在地方立法上对环境责任保险进行规范，2013年1月21日，环保部和保监会联合出台了《关于开展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试点工作指导意见》，此指导意见再次明确了环境责任保险的意义，并且明确了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的试点企业范围以及其他与环境责任保险相关的具体制度。《关于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指导意见》只具有一定的号召力，引导保险公司开发相关保险产品，鼓励和督促高环境风险企业投保；《关于开展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试点工作指导意见》则要求需投保范围内的重金属等污染型企业应当按照国务院、地方性法规等的有关规定，投保环境污染责任保险。

（二）相关实践

环境责任保险可以分为强制性责任保险和任意性责任保险，我国现行的环境责任保险主要是任意性的责任保险，在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试点区域，企业可以自由选择是否投保。而国家通过立法程序颁布相关法律法规，要求潜在污染环境的企业依法必须向保险人投保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则是强制性责任保险的体现。我国在2007年12月便开始试点推行环境责任险，首例环境责任保险获赔案例是2009年发生在湖南的某农药企业与投保的中国平安保险公司一起对污染事故进行了理赔。在试点工作开始后，各试点省市都推出了相应的保险产品，如湖南省，湖北省等，江苏省还推出了船舶污染责任保险。在《关于开展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试点工作指导意见》之后，更多的省市加入了试点开展环境责任强制险的城市的队伍，比如陕西省出台了《陕西省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试点工作实施意见》，还选择了人保财险、平安财险、大地财险、永安财险四家保险公司和金晟保险经纪公司参与试点工作。

三、环境责任险的意义

（一）环境责任险的优越性

我国传统的单一的环境侵权损害赔偿机制早已无法满足受害人强烈的救济需求，而且，巨额的赔款也会打击企业的生产积极性甚至导致企业破产。如2011年的渤海湾蓬莱193油田发生溢油事故中，农业部，中海油和主要责任人美国康菲公司达成的10亿元赔款仅包括河北辽宁地区渔民的损失，不包括山东地区渔民的损失。像这样个别责任无法救济时，受害群体应该寻找怎样的方式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呢？

相对于其他几种民事救济制度，环境责任险的公益性也体现了自身的优越性，在以前大量有关环境问题的实践中都没有介入环境责任，容易出现发生重大环境污染事故后，事故企业破产，政府花巨资治理或者责任人无力赔偿而无人赔付的情况。如2003年我国首例大气污染中毒事件――湖南安化“5.8”中毒案中村民的医药费大部分由当地环保局和镇政府负担，甚至还拖欠16万元未支付，造成恶劣影响。再如2010年7月的紫金矿业污染事件9100立方米的污水流入汀江，直接导致汀江的部分河段网箱养鱼大量死亡，对当地生态环境和居民的身体健康造成了巨大的影响，渔民损失惨重，事故结果是由福建紫金矿业集团有限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在2010年就此污染问题处理之后，2011年广东又有852名村民近日向紫金矿业等公司索赔1.7亿元接二连三的巨额赔偿对紫金矿业公司的打击可想而知。

（二）环境强制责任险的意义

环境强制责任险是环境责任险的一种表现方式，环境责任保险设立之后，一旦发生了环境事故，可以由保险公司及时给被害者提供赔偿，还可以分散企业风险，减轻政府负担，促进政府职能的转变。任意性的环境责任保险存在着许多问题，除了企业投保积极性不高，投保企业数量少，还存在着保险产品供给不足，保险模式不统一等问题。而推行环境强制责任险，通过地方人大和人民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推进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等来强制重污染企业投保，能有效解决这些问题。如云南昆明实行的是“以强制环境责任保险为主以自愿环境责任保险模式为辅”的环境责任保险模式，2009年01月，昆明市人民政府《关于推行环境责任保险的实施意见》，将全省52个主要污染行业全部纳入投保范围，其中有340家企业被强制要求参与环境责任保险，有65家企业在政策励下自愿参与环境责任保险，投保企业数量多，效果显著。

环境强制责任险也是环境责任保险公益性的基本保障机制。在各国环境保险的实践中，都具有环境强制责任险的内容，如美国在废弃物和有毒物质的处理、处置所可能引发的损害赔偿责任中实行了强制保险制度。德国制定了《环境责任法》，自1991年1月起就开始依法实施环境强制责任损害保险，只要营运中的设施足以引起不利的环境影响或由此造成的对于他人生命，身体，健康或财产的损害，就要采取一定的预防保障措施，包括与保险公司签订损害赔偿责任保险合同，这与我国环境法上的风险预防原则相一致，也类似于“三同时”制度。

四、环保法中需完善环境责任险的原因

传统的环境侵权损害赔偿制度与环境侵权赔偿社会化制度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环境侵权损害赔偿制度缺乏惩罚性的赔偿措施，而且精神赔偿缺乏操作性。在环境侵权赔偿社会化制度中，环境责任保险得不到实质性的发展，缺乏一定的法律保障，而且自愿性的投保无法吸引企业家的眼光，毕竟环境事故具有不可预测性，自然损害难以评估、技术层面尚不成熟；虽然环境强制险的适用对象不宜广泛，但是，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在污染环境十分重大的领域都适用环境强制险。

无论是《关于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指导意见》还是《关于开展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试点工作指导意见》，在谈到如何进一步保障环境责任险的实施时都认为要健全法律法规，在健全国家立法的同时也要有地方配套的法规建设；地方环保部门、保险监管部门应当积极争取将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政策纳入地方性法规、规章，或者推动地方人民政府出台规范性文件，并配合有关部门制定有利于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的经济政策和措施。但是从我国目前的实践来看，对于环境责任保险的立法主要是从地方立法的角度入手，缺乏国家层面的立法。将环境责任险写入新环保法之后，可以为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环境强制责任险提供法律依据和基础。另外，环境责任险在环保法中完善之后也为环境责任险的具体实施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环境保险有民事责任社会化分担以及公益性的特点，还是环境责任保险这一赔偿模式相比于其他环境问题赔偿方式具有优越性，都成为环境责任保险应当在环保法中加以完善的原因。我国正处于经济飞速发展的时期，层出不穷的环境问题也引发了诸多的赔偿纠纷，站在人身和财产受的损害的居民的角度上，站在造成环境污染和破坏需要进行赔偿的企业的角度上，以及站在企业无力负担赔偿时需要进行补偿的政府的角度上，能平衡各方利益的环境保险无疑是最好的选择。

参考文献：

[1]张梓太，张乾红.我国环境侵权责任保险制度之构建[J].载于《法学研究》，2006，（3）

[2]贾爱玲.“国外环境责任保险制度评析与启示”[J].载于《环境保护与循环经济》，2012，（12）

[3]阳露昭，刘艳.“美国环境责任保险制度审视及启示”[J].载于《法学杂志》，2005，（06）

[4]周海涛.“强制保险法律制度国际比较研究”[J].载于《大连海事大学》，2012

[5]任以顺，柳琳.“环境责任保险：环境侵权责任承担社会化的最佳途径”[J].载于《青岛行政学院学报》，2010，（3）

[6]张晓文.“环境责任保险的公益性”[J].载于《政法论坛》，27第4期

[7]韩永奇.“关于首例环境污染责任险获赔案的思考”[J].载于《中国环保产业》，2009，（10）

[8]段琼.“我国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模式的法律思考”[D].湖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4）

[9]刘辉.“论我国环境侵权损害赔偿制度制及其体系的完善”[D].浙江农林大学硕士论文，2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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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发挥积极作用

自2006年《意见》出台以来，全国先后有广东、浙江、重庆、云南等12个省市开展了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试点工作，并在损害赔偿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据《保险报》披露，在2008年12月，环保部向媒体了全国首例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案例，当年9月，农药生产企业株洲昊华公司发生氯化氢气体泄漏事件，污染了附近村民的菜田，该企业赔偿部分村民后，又有120户村民要求赔偿。之后，该企业联系了承保该险种的平安财产保险公司，经核查属实后，该公司及时将1.1万元赔款支付到位。2013年3月，鄞州一家电镀加工厂内的废水处理池地基沉降，导致池底出现裂缝，部分污水渗漏排入附近水域内一网箱水产养殖基地，进而出现鱼苗大面积死亡现象。接到报案后，人保财险鄞州支公司立即派专家赶赴现场了解情况。经查证，确系企业意外造成此次环境污染损害。在结合当地环保主管部门事故鉴定的基础上，保险公司很快与企业达成赔偿协议，并向该企业兑现了环境污染损害赔款5000元。由此可见，投保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保险公司将是污染事故的有力处理者。投保了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若环境污染事故发生，保险公司会进行勘察，勘察属实后，再进行理赔，这样有助于投保方解决环境污染事故，缓解社会矛盾，减轻政府负担。

二、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推广工作难点及成因

（一）企业投保意识不强

据资料显示，平安产险作为较早推出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之一的保险公司，2008年4月，平安产险向保监会备案并正式推出了自行开发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产品。当年9月开始接到保单，当月就签下了3笔保单。但截至目前，根据平安产险统计的综合投保率来看，全国投保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企业数量占排污企业的比率一直偏低。另外，深圳作为全国环境污染责任保险首批试点城市之一，从2008年开始推行环境污染责任保险；2009年，全市仅有8家企业与人保财险、平安产险等保险公司签单；2010年，此8家企业中7家续保。企业投保率偏低已成现实难题，究其原因，首先是企业经营者对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漠视态度。在缺乏法律和行政强制的情况下，企业投保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主动性和自觉性还不够；其次，企业规避责任风险意识不强，污染事件发生后，一方面要接受环保部门的经济处罚，另一方面与受害方的损害赔偿、矛盾纠纷有政府兜底协调，致使其抱有侥幸心态；其三，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费率偏高，企业难以承受。

（二）保险公司承保意愿不高

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费作为一项新险种，具有风险识别和量化难度大的特点，其推行存在“三难一缺乏”：一是保险费率确定难，需要大量的环境污染侵权事实作为基础，来确定每个企业污染风险的等级；二是环境污染损失的评估和责任认定难，同时，环境污染责任制度不健全，污染损害赔偿的标准不明确，保险定损和理赔机制不清楚，这些不健全和不确定的因素加剧了环境保险市场的不稳定性；三是缺乏政府相关政策的支持。其实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和车险、财产险等等大同小异，但主要是它的风险特殊性决定了其推行的难度。环境污染的风险大，往往超过了保险公司应对风险的能力，这把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推向了两难的境地。一方面，保险公司考虑到承担的风险大，而不得不提高投保费率，这就造成了投保人的投保压力；另一方面，保险公司考虑到环境污染的风险特殊性，而对此选择避而不谈，对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承保积极性不高。

三、加强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推行工作相关建议

在实施新型工业化发展进程中，工业三废排放、矿产资源开采对地质和水资源的损害等所形成的环境污染在所难免，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作为一项环境损害赔偿的处理机制，对增强企业环保责任意识，缓解政府处理受害百姓与污染企业的矛盾纠纷具有积极作用。结合环境责任保险发展中面临投保企业积极性不高、赔偿标准尚未完善等诸多问题。笔者认为，要想使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能够顺利推行，应该从以下几方面努力。

第一，尽快完善环境侵权责任相关法律法规，为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的实施提供法律依据。我国关于环境方面的法律法规，如《环境保护法》、《环境保护标准管理办法》、云南颁发过《云南省环境污染损害赔偿纠纷处理办法》还仅仅停留在环境污染防治、资源保护、责任处罚层面，涉及环境污染责任赔偿方面的法律少之又少，更没有关于建立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的专项法律法规。对此，我国应借鉴国外环境立法经验，结合我国实际国情，尽早制定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相关法律，明确环境侵权的法律责任，为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制度的运行提供良好的法律环境。

第二，清晰定位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积极引导理念上的环保。当前，企业对于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的理解还停留在损失补偿上，即企业发生环境污染事件由保险公司来买单，这样就大大扭曲了其设立的目的。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在履行对企业的补偿责任外，更强调的是激励企业履行安全生产、保护环境方面的职责。在这方面，国家可以对企业进行积极的政策宣导，在对此险种宣传和推广的过程中，扶正企业对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的错误定位。同时，保险公司可以发挥自身在风险管理方面的专长，帮助企业做好日常的环境安全管理工作，不定期对企业进行环境安全培训，组织专业人员进行环境污染风险排查工作，督促企业及时整改，最大限度降低企业的环境污染风险。环保部门也应在政策规定、宣传导向上积极配合保险公司。总之，环保部门和保险公司应联合起来，引导企业不仅在实践中环保，更在理念上环保。

第三，各方携手共同解决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技术上的难题。由于环境污染事件的发生具有突发性、累积性、滞后性、转化性等特征，环境污染责任的风险识别和量化难度大，加之保险公司首次“试水”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缺乏相关的经验，这一险种在推行之初有诸多难题需要解决。对此，国家应加快制定明确的环境污染损失认定和评估标准，加强环境污染损害鉴定评估试点建设，设立专业的第三方责任鉴定机构，为环境污染责任和损失确定提供统一的标准。保险公司应在条款和费率制定上加大马力，充分权衡各方利益关系，建立合理的定价机制。可以根据不同行业、不同污染类别设立不同的条款合同和费率标准，保证定价的公平合理。同时，环保部门和保险公司还应积极探索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的经营模式，如对环境污染可能造成损失特别巨大的项目推介再保险公司介入，为原投保保险公司提供巨额赔款保障。

第四，制定合理的激励机制。这包含两个层次：一是国家为经营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的保险公司提供税收优惠，由于这一险种在推行之初有许多未解决的问题，保险公司在经营过程中面临较大的风险。国家应通过税收方面的优惠政策鼓励保险公司经营环境污染限制责任险项目，扩大市场主体。二是保险公司通过费率优惠、安全培训等手段鼓励企业主动投保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由于企业认识不够，投保积极性不高，即使强制投保，也未能从本质上认识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保险公司通过费率优惠，如前一年未发生污染事件的企业，在第二年续保时可以享受一定比例的优惠，以及定期为企业提供安全培训、风险排查等，一方面，可以提高企业的生产安全性；另一方面，也能够强化企业对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的本质认识，推动企业达成环境保护共识。

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虽不能确保环境不受污染，也不能全力抵制风险，但它的推行将有助于运用保险机制改变企业或个人“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模式，形成“保险后再完善”的绿色发展道路。结合华坪县情况，虽然目前没有一家保险公司开办污染责任保险，但随着该险种试点推行且条件成熟后将逐步扩大覆盖范围，向更宽泛的高污染行业、企业延伸，煤炭、石灰石两大矿产资源的深度开采加工对生态及水资源环境污染将逐步显现（并纳入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范畴），由此发生的损害赔偿和矛盾纠纷在所难免，届时推行开办该险种既能缓解政府、企业的压力，也拓宽了保险行业保费收入来源。作为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未来市场发展的前景不可估量，这一保险在促进我们更加注重环保、创建和谐文明环境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国家和政府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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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环境经济政策;环境保护

1.引言

在环境问题日益复杂情况下，环境保护受到重视。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的环境管制方法已经不再使用，而适应这种情况的环境经济政策开始被制定并出台。以下就来阐述环境政策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特点，环境经济政策与环境保护。

2.环境政策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特点

自20世纪80年代后，关于政府政策价值观等问题越来越受人们的关注。在实际中，政策科学或政策分析均拥有两种特性，一种是描述性，另一种是规范性。政策科学或政策分析的描述性主要是对事实和客观存在的因果关系进行分析，而政策科学或政策分析的规范性主要是以价值判断作为评价活动的先决条件。

关于环境政策的基本概念指的是在环境经济学的基础之上，具有市场特定理论价值理念的手段。这种手段的实施目的是解决“市场失灵”、“政府失灵”和“社会失灵”等的问题。最终达到环境、资源和经济相互平衡的目的。关于环境政策它是环境政策的一部分，是环境权威部门根据中央总方针和特定环境所拟定的一种经济手段。环境经济政策的相关伦理在实际发展中必定会得到协调、融合和完善，从而能最大化的消除环境的危险因素，保证全体公民的生存环境质量与身心健康水平。

3.环境经济政策与环境保护措施

3.1大力发展绿色经济

在20世纪后半期所产生的新经济形态主要有以下几个：绿色经济、循环经济、生态经济和低碳经济等。这些经济形态是人类对自身与自然关系的重新认识，是人类对环境危机、资源危机以及生存危机的一种反思，最后在这种反思中总结出一套理论。关于生态经济，其主要包括绿色经济、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这些经济状态是各个国家在意识到环境危机带来的不良后果之后所创立的一种经济发展模式。在气候的变化之下，低碳的发展道路受到了各个国家的欢迎，最后达成一种国际共识。

3.2实行绿色信贷政策

经实践证实，单纯的行政手段是解决不了环境污染问题的，想要从根本上解决环境污染问题，需要从经济政策手段中入手。在现实中，大部分“两高“企业都需要借助银行资金来成长发展。所以，中央银行有必要与银监会和国家环保总局等合作制定出一条绿色信贷机制和绿色金融生态链。这条生态链包括以下环节：银行、政府部分、证券公司、融资租赁资金和专项资金等。2007年，绿色信贷开始出台，这是环境经济体系建设的起始，也是一个有待完善的生态链。为了完善这个生态链，相关方面需要借助国际同行的经验，并将各方面的优势利用起来。只有这样，才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在实施环境经济政策的过程中，绿色信贷立法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不过还需要加强。关于绿色信贷法需要改善的地方主要：修改有关的金融业法律、建立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金融法律。最后，踏踏实实的将这些工作的内容，以及具体有效的措施落实到位，以保证环境资源保护事业的稳健发展。

3.3推行环境污染保险

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又称绿色保险，它的作用是，当企业发生污染事故对第三者造成伤害时，企业所要承担赔偿责任的标的。“绿色污染保险”是继“绿色信贷政策”后所出台的第二条环境经济政策。目前，我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即环境污染事故高发期，为了解决一系列问题，如“企业违法污染”和“社会环境损害”等，国家让保险行业介入，以市场作为平息纠纷的手段，进而降低企业和政府的风险。在2008年2月《关于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工作的指导意见》正是被确立。之后，我国一些省市的环境污染条例逐渐被写入环境污染保险条款之中。不仅如此，国务院政府还将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作为一道重要政策。推行环境污染保险是我国的一道新策略，所以在推行的过程中会有认识不到位，法律不健全、没有具体的实施标准和实施措施等问题的出现，不过这些问题均会在实施的过程中得到解决。所以，在今年，关于环境污染保险的责任保险制度已得到完善，并在会推向全国，这项制度的实施对控制环境污染问题有很大作用。

3.4实施环境绿色证券

上市公司是现代企业的领军者，所以其被赋予更多的责任。绿色证券的作用是在上市公司进行上市融资和再融资的过程中，让环保部门对其进行环保审核。环境绿色证券是继绿色信贷和绿色保险之后的第三项环境经济政策。2008年2月，《关于加强上市公司环保监管工作指导意见》正式出台，这条制度可以作为上市公司的核查制度和环境信息披露制度。它主要由国家环保部们和其他相关部门来推动，最后在此推动下建构一个绿色证券市场。这个绿色证券市场包含绿色增发、绿色市场准入制度和环境绩效披露制度等内容。不过，绿色证券政策目前虽然已经有了核心框架，不过其框架还不完整，所以，关于上市公司环境绩效评估和环境信息披露制度还有待规范。

3.5推广绿色贸易政策

当中国贸易受到西方国家设立的绿色贸易壁垒挤压之后，我国开始调整贸易政策，建立绿色贸易政策。国家在贸易上开始从单纯的追求数量转变为高质量和高环保等，并限制“高污染”和“高环境风险”等行业，以便避免受国外绿色贸易壁垒的干扰。近年来，我国批准了《关于在国际贸易中对某些危险化学品和农药采用事先知情同意程序的鹿特丹公约》，以及《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等的先关公约。这些公约的签订可以限制“双高”企业进行出动，从而改善出口结构。这种措施既有利于我国贸易活动的可持续发展，还有利于我国和我国企业履行国际公约，最终将高能耗、高污染的企业拒于门外。

3.6建立环境税收制度

环境税收制度早已被西方国家广泛采用，从严格上来说，环境税收指的是，单位、个人在经营活动过程中对环境造成的污染和伤害，相关部门便按根据所伤害的程度收取一定的税款。当前，中国还没有专门针对环境保护的税立法。不过，我国在建立环境保护税收制度上面也开始下狠功夫，主要将“三废”措施综合利用起来，将控制污染、促进环境保护、实行加法征收、建立专门税种等作为税收的目标。在此基础上，对排污严重，严重破坏环境的行为予以重税惩罚。引进环境税打击环境污染问题，不仅可以实现税收增加的目的，还可以保护环境，实现社会公平。

4.结论

经经验中得出，想要让全球的环境得到保护，单单依靠行政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它需要建立一套完善完整的环境经济体系。到目前为止，已经有相关的环境经济政策措施，如绿色信贷政策、环境污染保险、环境绿色证券、绿色贸易政策和环境税收制度等。尽管有相关政策出台，不过还不够完善，实施环境经济政策是一个很漫长而艰难的过程。它会牵扯到很多的利益问题，所以不可能一帆风顺，在实施过程中经历坎坷曲折是必然的。不过现实不容许我们后退一步，不论遭遇多大的险阻，将这项政策实施下去是必须的。（作者单位：延安大学）

参考文献：

[1] 丁世敏，王里奥，封享华，胡武洪.我国环境经济政策评述[J].中国西部科技（学术）.2007（05）：6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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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安康市　农村　环境污染

一、农村环境现状堪忧

(一)农村生活垃圾成一大污染源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农村居民生活水平提高，现代化的商品和新的生活方式迅速蔓延到农村，各种无法靠简单掩埋处理的生产、生活垃圾也快速出现。就安康来看，农村生活垃圾处理仍然处于较为随意的状态。有村民告诉笔者，因为没有环卫设施，没有建设垃圾场，垃圾只好堆在河道旁，或者挖个坑埋掉，或者等着涨大水冲走了之。笔者了解，限于基层乡镇财力有限，类似的垃圾处理方式在全市范围都非常普遍。

(二)水质污染影响农民生产生活

作为汉江支流之一，位于白河县境内的白石河全长150公里，流域区共有5个乡镇，23个行政村，85个村民小组，5000多户2.3万人。流域内硫铁矿资源丰富，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县上开始大规模采矿。但废弃的矿洞和的矿渣经雨水冲刷形成“磺水”注入白石河，至90年代后期，流域区存留废矿渣约550万立方米，造成河流严重污染。

(三)土壤污染成为农业发展隐患

据不完全调查，目前全国受污染的耕地约有1.5亿亩，污水灌溉污染耕地3250万亩，固体废弃物堆存占地和毁田200万亩，三项合计约占全国耕地总面积的十分之一以上。就安康来看，一些农村使用的大棚塑料、地膜、农药瓶、化肥袋不能及时清理，随意丢弃在田间地头，造成土地的“白色污染”，农药化肥的频繁或过量使用，也加剧了土壤环境恶化。

二、加剧农村环境污染恶化的原因分析

(一)管理力量薄弱

从管理相关制度来看，我市关于农村环境问题的制约较少，农村环境污染控制政策缺位，没有明确对于农村污染现象的纠正或处罚措施。其次，由于基层乡镇普遍存在的财力紧张问题，对于农村污染防治的资金投入严重匮乏，而且在乡镇机构改革之后，基层乡镇人力紧缺，人员不足，农村很难分建立健全农村环保部门来专门治理农村环境污染。即使一些设立了环境保护部门的乡村，也大多属于“空架子”，仅仅能够靠收取少量排污费维持部门运行，无法保证还有剩余资金可以真正用在治理环境上。

(二)保护意识淡薄

我市关于农村环境问题的宣传主要还是在新农村建设启动以来的近几年，主要根据新农村建设20字方针中的“村容整洁”。但具体实施工程中，对农村环境保护宣传缺乏针对性，农民本身文化程度较低，对环境危害问题认识不到位，没有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有的即使认识到环境污染的危害，却不知道怎样合法维权，加上农村原本污染处理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农村对于环境污染极易滋生从众心理，或对周围环境的恶化逐渐麻木。农村环境污染处于无人管无人问的无政府状态，形成日益恶化的恶性循环。

(三)人口压力过大

农村地区人口比重偏大，加大了农村生态环境的压力。近年来，农民生活条件改善，收入增加，乡镇居民移居城市，而高山上的居民移居乡镇，人口增加使原本不堪负重的乡镇环境更加雪上加霜，随之带来环境问题。

(四)生产方式粗放

乡镇中小企业迅猛发展的同时，由于技术、设备落后，管理体制机制不健全，以及总体布局分散，经营粗放，导致周边环境污染严重。其次，农药化肥的过量使用，除一少部分被农作物吸收以外，大部分则随着雨水流进河道；再次，大部分农民的畜牧、家禽养殖排放出的粪便、污水都在没有经过任何处理的情况下直接排人河内，成为农村水质污染源。

三、解决农村环境污染问题的建议及对策

(一)大力发展生态农业，推进农业集约经营

面对日益严重的农村环境污染现状，走生态农业的发展道路是改善现状的必由之路。应加大先进农业生产技术的推广应用，倡导使用高效、低毒、低残留的新农药，推进集约化畜禽养殖与生态农业农牧一体化发展，不断加大沼气建设力度，努力实现农业产业结构合理化、生产技术生态化、生产过程清洁化、生产产品无害化。

(二)完善环保体制机制，加大污染处罚力度

市农业、环保等相关部门应该对全市农村环境污染问题进行一次全面调查，准确地掌握农村环境总体状况、污染类型、分布特点、污染范围、污染程度、污染种类，完善农村环境保护相关规定，推动农村环保工作制度化、规范化。要加大环境污染惩治力度，对无视农村环境的破坏、污染行为要坚决打击，绝不手软。

(三)加大污染防治投入，加强环保基础建设

应加大对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的资金投入，在乡镇建立环卫站所，并配备专职环卫人员行使保洁和环境卫生监督职责，加强农村环保基础设施建设，为农村配备垃圾收集车、垃圾桶等，做到垃圾统一收集、分类处理。进一步加大对沼气建设的奖补力度，建立农业生态补偿机制。

(四)加强环保宣传教育，提高农民环保意识

农村环境污染防治，关键是要把广大农民群众发动起来，在农村营造一个学习生态环境保护知识、宣传环境保护政策、贯彻落实生态环境保护措施的热烈气氛。充分利用宣传、教育阵地，运用电视、报纸等一切可以利用的形式，培养农民群众良好的生活习惯，加强对农村中小学生的环保教育，积极引导广大农民培养健康文明的生产、生活、消费方式。

(五)控制农村人口数量，提高农村人口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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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过去30年，科技的快速发展大大提高了世界各国的医疗水平和应对各类疾病的能力；然而，伴随着各类药品的广泛使用，不少人_始意识到，人类社会在21世纪面临一个不容忽视的新型环境污染问题即药品环境污染。

②药品环境污染是个全球性问题。《环境毒理学与化学》杂志新近了一份德国IWW水研究中心的研究报告，名为《环境中的药品――全球现状与视角》。该报告中提到，通过对世界范围内搜集的1016篇药品环境污染原始研究文献和150篇综述文章进行分析，在覆盖联合国五大区域的71个国家的水、土壤等环境介质中，发现了631种药品及其转化物。其中16种药品残留在上述所有区域的地表水、饮用水和地下水中，包括多种抗生素、止痛药和激素。在收集的检测数据中，关于地表水和废水中的药品含量的数据分别占了总数的47%和40%，地下水和饮用水占了8%。

③之所以可能发生药品环境污染问题，与药品的设计及其在生物体内的作用原理不无关系，药品在进入人体或动物体内，其活性成分有一部分在性质未发生变化的情况下被排出体外，这些物质可能直接或通过废水系统等进入环境。

④另外，不仅仅是_______这一途径，在药品的生产和废弃过程中也可能会有部分药品成分被排放到环境中。这些废弃药品中的活性成分可能会进入饮水系统，在蔬菜和水产品中蓄积，最终影响环境和人类健康。

⑤在环境残留的各种药品中，抗生素类药物可能具有更为严重的影响。对于公共卫生来说，尤其需要关注日益严重的抗药性病原体问题，如果不采取有效应对措施，估计到2050年，耐药性问题将可能导致每年有约1000万人过早死亡。

⑥残留药品还会对生态系统造成破坏。1999～2007年间，印度的秃鹰数量急剧下降，减少95%以上，人们调查后发现，导致秃鹰死亡的原因是秃鹰食用的家畜尸体中含有止痛药双氯芬酸。在印度政府对这种兽药下了禁令后，秃鹰数量有所回升。

⑦目前，国际社会已经认识到了药品环境污染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并呼吁展开全球行动。解决药品环境污染问题，环境监测和污染治理固然重要，但更有效的方式是加强药品生产、使用和废弃的管理，减少药品向环境中的排放，这需要政府、企业和公众等多方参与，包括执行严格的药品生产经营注册和许可制度，合理适当开处方，改善药品包装设计和减少畜牧业用药等。此外，通过开展宣传教育活动，提高公众合理用药意识，及时回收废弃药品，可以有效控制这一药品环境污染渠道，比如在社区卫生机构设置回收设施，收集来自居民的过期及多余药品，在居民购买药品时向其发放废弃药品污染环境的宣传单等都是有效措施。

阅读回答：

1.选文第①段引出文章的说明对象即___________，本文的说明顺序是___________顺序。

2.选文第②段中两处加点的句子主要运用了什么说明方法，有什么作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根据上下文，在④段横线上填上合适的句子，使该段语意连贯完整。把所填的内容写在下面的横线上。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废弃药品给人类和环境带来了哪些严重影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下列对原文内容理解与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到2050年，耐药性问题会导致每年有约1000万人过早死亡。

B、在环境残留的各种药品中，抗生素类药物可能具有更为严重的影响。

C、环境监测和污染治理是预防和治理药品环境污染问题的必要手段。

D、要解决药品环境污染应及时回收废弃药品，有必要在社区卫生机构设置回收设施。

（命题人：岳海民 内蒙赤峰市宁城县教育教学指导中心）

参考答案及考点解析：

1.药品环境污染；逻辑顺序。此题主要考查“理清思路”。“理清思路”是各种文体考查的重点。说明文理清思路关注的重点是要明晰说明对象是什么，作者是从哪几个方面进行说明的，说明顺序如何等等。本文的说明思路是先指出本文要说明对象是“药品环境污染”，接下来依次介绍了“药品环境污染是一个全球性问题”“药品污染环境的途径”“药品对环境的影响”“防治药品环境污染的措施”等内容，所以是逻辑顺序。

2.列数字。此题主要考查“说明方法及作用”。常考查的说明方法有举例子、分类别、列数字、作比较、打比方、引用、列图表、摹状貌、下定义、作诠释等。列数字的主要作用是让说明更准确。分析说明方法的作用要结合具体的语言环境。

3.经由体内排出。此题主要考查对第③段内容的概括。第③段主要介绍了废弃药品进入自然环境途径是“经由体内排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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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污染环境罪；财产法益；人身法益；环境法益

虽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就把保护环境确立为一项基本国策，但在1997年《刑法》颁布实施之前，我国《刑法》中并没有规定关于污染环境方面的犯罪。1997年《刑法》第338条规定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并以“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为构成要件要素;而且，学界一般把该罪解释为过失犯罪。2011年5月25日颁布的《刑法修正案(八)》对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罪状进行了修改，不仅把原来条文中的“危险废物”改为“有害废物”，删除了“向土地、水体、大气”的修饰语，把“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修改为“严重污染环境”。随后，最高司法机关把“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罪名修改为“污染环境罪”。2013年6月17日，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了《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环境污染解释》)，对《刑法》第338条中的“严重污染环境”做出了较为详尽的解释。从立法机关和最高司法机关对污染环境罪的修改和解释来看，大致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污染环境罪的处罚范围在不断扩大。那么，污染环境罪的法益经过了怎样的发展过程?在环境污染日益严重的今天，应当如何解释污染环境罪的法益才有利于惩治环境污染犯罪?污染环境罪的法益应当坚持什么样的发展方向?这些问题均值得认真分析研究。本文以实质解释为立场，以刑事立法和司法解释的变化为线索，对污染环境罪的侵害法益进行了初步探讨。

一、《刑法》第338条修改前污染环境罪的侵害法益

1997年《刑法》颁布之前，我国《刑法》分则中没有污染环境方面的犯罪，因而无所谓该类犯罪的法益问题。1997年《刑法》到《刑法修正案(八)》颁布实施之前，环境污染犯罪在我国《刑法》上被类型化为“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对于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法益，刑法理论认为包括国家环境管理制度、公私财产权与公民健康、生命安全。①但在笔者看来，这是一种形式主义的解释，理由如下:一方面，《刑法》把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规定在分则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中，而这里所说的“社会管理秩序”是指狭义的社会秩序，即国家对社会日常生活进行管理而形成的有条不紊的秩序，因而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法益首先应当是作为社会管理秩序的国家环境管理制度。另一方面，《刑法》第338条把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结果表述为“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其中，“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的表述为把该罪的法益解释为国家的环境管理制度提供了依据，而“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为把该罪的法益解释为公私财产权与公民健康、生命安全提供了依据。而且，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首先侵犯的是国家的环境管理制度，其次才是公私财产权和人身权。但问题是，侵犯了国家的环境管理制度就一定成立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吗?重大环境污染事故又是如何被度量的呢?修改前的我国《刑法》第338条规定:“违反国家规定，向土地、水体、大气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危险废物，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后果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从这一规定来看，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属于侵害犯，即只有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的，才成立本罪。从法条的表述来看，这里可分为两种情形:一是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并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严重后果;二是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并致使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由此可见，如果仅仅是造成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而没有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则不成立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如果坚持仅仅造成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但没有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就可以成立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那么“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就没有实质内容。2008年6月25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了《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一)》(以下简称《立案追诉标准(一)》)第60条对重大环境污染事故案的追诉标准做出了详尽的解释。从该条的基本内容来看，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追诉标准仅限于对公私财产造成损失的程度和对人身的伤亡程度。②可见，“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本身没有实际内容，必须通过“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来表现。换言之，“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与“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之间实质上并不存在并列关系，后者是对前者解释，即“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就是“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以此来看，认为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法益包括国家环境管理制度、公私财产权与公民健康、生命安全的观点是不符合逻辑的。如果对修改前的《刑法》第338条进行文义解释，并参考相关司法解释，得出的结论只能是: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法益是公私财产权或者公民健康、生命安全。二者之间是选择关系，不是非此即彼关系。把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法益解释为国家的环境管理制度，进而通过公私财产权或者公民健康、生命安全来具体化，显然反映了以人为本的法益观。自近代以来，以人为本是西方各国确立刑法法益的出发点和归宿。对此，德国学者罗克辛指出:“法益是在以个人及其自由发展为目标进行建设的社会整体制度范围之内，有益于个人及其自由发展的，或者是有益于这个制度本身功能的一种现实或目标设定。”③正是基于这种考虑，刑法理论在把法益划分为个人法益和超个人法益的同时，对超个人法益又做了“必须能够还原为个人法益”的限制。④也正是在这种理论指导下，立法者和司法者往往把公私财产权或者公民健康、生命安全设置或者解释为是否构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关键要素。显然，在这种法益观指导下，衡量环境是否受到损害的关键在于人的利益是否受到损害，环境本身不是法益，因而仅仅对环境的损害不被认为是犯罪。

二、《刑法》第338条修改后污染环境罪的侵害法益

《刑法修正案(八)》对《刑法》第338条的罪状部分进行了三个方面的修改:一是删除了“向土地、水体、大气”的修饰语;二是把原来的“危险废物”修改为“有害物质”;三是把原来的“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修改为“严重污染环境”。其中，删除“向土地、水体、大气”的修饰语，从逻辑上看是扩大了环境要素的范围，但实质上是一个立法技术问题，因为所谓排放、倾倒或处置无非就是“向土地、水体、大气”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把“危险废物”修改为“有害物质”，显然扩大了行为对象的范围，因为危险废物的范围必须依据环境保护部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于2008年6月6日的《国家危险废物名录》来确定，但在确定有害物质的范围时，就不受《国家危险废物名录》的限制。把“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修改为“严重污染环境”，显然是扩大了行为和结果的范围。一方面，一些不属于重大环境污染事故但具有积累性的污染行为被纳入了处罚范围;另一方面，一些虽然没有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但危害严重的结果被纳入了处罚范围。⑤可见，立法者修改《刑法》第338条的目的主要在于扩大环境污染犯罪的处罚范围。从实质上看，这一修改的背后正是污染环境罪侵害法益的变化。根据修改后的《刑法》第338条的规定，污染环境罪的成立不再以“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为条件，而是以“严重污染环境”为条件。“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只是严重污染环境的一种表现形式。对此，我国刑法理论的通说已经指出，“严重污染环境”，既包括发生了造成财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环境事故，也包括虽然还未造成环境污染事故，但长期违反国家规定，超标准排放、倾倒、处置有害物质，已使环境受到严重污染或者破坏的情形。⑥换言之，污染环境罪的侵害法益除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可能侵害的法益之外，还包括其他严重污染环境行为可能侵害的法益。如前所述，在《刑法修正案(八)》颁布之前，“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就是指“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而在此之后，“严重污染环境”包括“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但不限于此。所以，修改后的《刑法》第338条保护的法益包括两种:一是可能被污染环境行为侵害而且遭受侵害后对公私财产或公民的健康与生命权造成现实侵害(如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的环境利益;⑦二是可能被污染环境行为侵害但遭受侵害后并未对公私财产或公民的健康与生命权造成现实侵害的环境利益。⑧在《刑法》第338条被修改之后，有学者认为，应当依据《立案追诉标准(一)》第60条的规定来解释“严重污染环境”。⑨但问题是，《立案追诉标准(一)》第60条是对“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的解释，在“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被修改为“严重污染环境”之后，依据《立案追诉标准(一)》第60条来解释“严重污染环境”，就意味着尚未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但已严重污染环境的行为无法受到处罚，相应地，可能被污染环境行为侵害但遭受侵害后并未对公私财产或公民的健康与生命权造成现实侵害的环境利益得不到修改后的《刑法》第338条的保护。所以，坚持以《立案追诉标准(一)》第60条的规定来解释“严重污染环境”的观点，不当缩小了污染环境罪侵害法益的范围是不妥当的。还有学者认为，污染环境罪的法益包括秩序法益、人的生态法益和非人类的其他主体的生态法益。其中，秩序法益是指国家对生态环境的管理秩序。从逻辑上讲，在污染环境罪的判定中，秩序法益的侵害是必要条件，却非为充分条件，即污染行为虽侵害了秩序法益，但没有侵害到生态法益或侵害生态法益的程度不足以达到犯罪边界时，仍不能判定其为污染环境罪。瑏瑠问题是，既然单纯侵害秩序法益的行为不能够成立污染环境罪，那么秩序法益又怎能是污染环境罪的法益呢?可见，根据修改后的《刑法》第338条的规定，应当把污染环境罪的法益理解为环境利益，表现为严重污染环境行为所侵害的利益。其中，“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只是“严重污染环境”的具体表现形式;相应地，可能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之严重后果的行为所侵害的法益只是污染环境罪侵害法益的一种。瑏瑡除此之外，污染环境罪的侵害法益还包括严重污染环境但尚未造成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之严重后果的行为可能侵犯的环境利益。

三、《环境污染解释》颁布后污染环境罪的侵害法益

修改后的《刑法》第338条虽然扩大了处罚范围，但近年来的环境污染犯罪并未因此而有所下降，依然呈高发态势。过去的环境污染主要集中在水资源污染和土壤污染上，近年来大气也被严重污染，形成了大气污染、水资源污染和土壤污染齐头并进的态势，国家整体生态环境受到严重危害。这种态势的形成原因，一方面在于部分地方政府的政绩观、价值取向存在严重偏差，地方政府为了追求GDP而任由企业污染环境，企业纠正违法行为的成本远低于其获得的高额物质利益;另一方面在于法律保护不完善，环境保护部门执法能力较差，公众监督力量弱小。瑏瑢为此，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13年6月17日联合了前述《环境污染解释》。《环境污染解释》第1条对《刑法》第338条中的“严重污染环境”进行了较为详尽的解释。其中，根据《环境污染解释》第1条第5项的规定，两年内曾因违反国家规定，排放、倾倒、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受过两次以上行政处罚，有实施前列行为的，属于“严重污染环境”。我国有学者对此项规定提出了质疑，认为仅有“违反国家规定，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有害物质”的行为，并不直接构成污染环境罪，只有当这种行为造成“严重污染环境”的结果时才能以犯罪论处。然而，《环境污染解释》第1条将受过两次行政处罚后再次实施相同行为的情形直接认定为“严重污染环境”，不仅没有区分行为与结果，而且直接取消了结果要素，这显然不符合罪刑法定原则。瑏瑣事实上，除了《环境污染解释》第1条第5项属于这种情况之外，该条前4项规定均属于这种情况。这四项内容是:(1)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自然保护区核心区排放、倾倒、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的;(2)非法排放、倾倒、处置危险废物3吨以上的;(3)非法排放含重金属、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等严重危害环境、损害人体健康的污染物超过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法律授权制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3倍以上的;(4)私设暗管或者利用渗井、渗坑、裂隙、溶洞等排放、倾倒、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的。其中，第一项和第五项只把排放、倾倒、处置行为认定为“严重污染环境”;第二项和第三项虽然规定了排放、倾倒、处置的危险物质的数量，但达到这一数量的并不必然导致严重污染环境结果的发生。由此来看，《环境污染解释》第1条前五项规定均超出了《刑法》第338条“严重污染环境”这一用语的含义范围，不符合文义解释的基本要求。瑏瑤然而，就当前环境污染犯罪的基本形势来看，《环境污染解释》第1条的规定无疑顺应了人们普遍要求严惩环境污染犯罪的潮流。既然属于超出刑法用语之含义范围的解释，那么就意味着扩大了处罚范围，相应地，也拓展了污染环境罪的法益保护范围。从类型化角度来看，我们可以将《环境污染解释》第1条前五项规定的处罚情形进一步类型化为两类:一是只处罚排放、倾倒、处置行为;二是处罚排放、倾倒、处置有害物质达到一定数量的情形。瑏瑥这两种情形都不必然导致严重污染环境的结果，但均有造成严重污染环境的危险。换言之，《环境污染解释》第1条承认了污染环境罪是危险犯，而且其中的危险是对环境的危险。瑏瑦可见，《环境污染解释》虽然未增加污染环境罪侵害法益的种类，但实现了对环境利益的提前保护，加强了刑法对环境利益保护的力度。而且，《环境污染解释》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即在“严重污染环境”的判断标准上实现了多元化。详言之，《环境污染解释》对“严重污染环境”的判断不再仅以是否造成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为参照，而同时以是否造成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环境要素的功能是否受到损害或者丧失，是否实施排放、倾倒或处置行为为参照，挣脱了人类中心主义的羁绊，迈向了生态整体主义。

四、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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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环境污染侵权民事责任制度完善

一、环境污染侵权责任的主要法律依据

在我国，环境污染侵权责任的主要法律依据分散于《民法通则》、环境基本法与单行法之中。此外，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也与之密切相关。

1986年的《民法通则》对各种侵权行为的民事责任作了原则规定。其中第124条规定：“违反国家保护环境防止污染的规定，污染环境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第107条规定：“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或者造成他人损害的，不承担民事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134条规定：“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主要有；⑴停止侵害；⑵排除妨碍；⑶消除危险；⑷返还财产；⑸恢复原状；⑹修理、重作、更换；⑺赔偿损失；⑻支付违约金；⑼消除、恢复名誉；⑽赔礼道歉。以上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可以单独适用，也可以合并适用”。此外，第123条关于高度危险作业的民事责任规定、第130条关于共同侵权民事责任的规定、第83条关于不动产相邻关系的规定等，也与环境污染侵权责任有关。

在环境法中，我国环境污染侵权责任的法律规范相当丰富。1989年的《环境保护法》第41条规定：“造成环境污染危害的，有责任排除危害，并对直接受到损害的单位或者个人赔偿损失。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的纠纷，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依照法律规定行使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处理；当事人对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当事人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完全由于不可抗拒的灾害，并经及时采取合理措施，仍然不能避免造成环境污染损害的，免于承担责任”；1982年通过、1999年修订的《海洋环境保护法》第90条规定：“造成海洋环境污染损害的责任者，应当排除危害，并赔偿损失；完全由于第三者的故意或者过失，造成海洋环境污染损害的，由第三者排除危害，并承担赔偿责任。对破坏海洋生态、海洋水产资源、海洋保护区，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的，由依照本法规定行使海洋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代表国家对责任者提出损害赔偿要求”；第92条规定：“完全属于下列情形之一，经过及时采取合理措施，仍然不能避免对海洋环境造成污染损害的，造成污染损害的有关责任者免予承担责任：⑴战争；⑵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⑶负责灯塔或者其他助航设备的主管部门，在执行职责时的疏忽，或者其他过失行为”。此外，1984年通过、1996年修订的《水污染防治法》，1987年通过、1995年、2000年两次修订的《大气污染防治法》，以及1995年通过的《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和1996年通过的《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也基本上作了与《环境保护法》相似的规定。只不过前者增加了因第三者故意或过失、及受害者自身的责任所引起水污染损害的免责事由，而后两者没有规定免责条件。

二、环境污染侵权责任立法的评价

通过上述考察，可知我国环境污染侵权责任制度具有如下优点：

1、民事基本法、环境基本法、环境单行法等有关法律对环境污染侵权责任作了不同层次的规定，可以说，我国环境污染侵权责任的法律依据已经比较严密了，环境污染侵权责任制度体系已基本形成。

2、无过错责任立法比较彻底。不论是作为民事基本法的《民法通则》，还是作为环境基本法的《环境保护法》，抑或各环境单行法，都贯彻了无过错责任的立法原则，并且，该原则不仅适用于生命、身体、健康遭受损害的场合，也适用于财产损害场合，这就克服了日本环境法中只对产生于大气污染、水质污染的人身损害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的局限性。

3、鉴于环境污染侵权的复杂性，环境基本法对环境污染侵权的诉讼时效作出了有别于普通诉讼时效的特别规定，其诉讼时效比普通诉讼时效长1年。

4、对环境污染侵权的责任方式，不仅规定了事后补救性质的损害赔偿（包括恢复原状），也规定了事前预防性质的侵害排除（包括停止侵害、排除妨碍与消除危险），且两者可以合并适用，避免了德国、日本等大陆法系国家对损害赔偿与侵害排除割裂开来、分别规定的局限，有利于对受害人的救济及环境的保护。

但是，相对于发达国家环境污染侵权责任制度，其不足之处也很明显：

1、关于环境污染侵权的构成，《民法通则》的规定与环境法的规定不协调。根据《民法通则》第124条的规定，环境污染侵权须以“违反国家保护环境防止污染的规定”为前提，而环境保护法及各单行法的规定并无此要求。国外之通说、判例与法规也认为污染源遵守公法标准并不能成为私法上免责的理由。尽管不少学者为消除其间的矛盾，对该条作了扩张解释，如认为该条所称“国家保护环境防止污染的规定”是指“我国环保法及其相关法律法规所确定的基本原则、规则和制度，而非具体的某项排污标准”；或者“这里违法，即可以是违反了我国宪法和民法的规定，也可以是违反了我国环境资源法律的有关规定”。但在实践中和上，仍然造成了不少的混乱，并且仍有学者把这里的“规定”解释为国家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

2、关于举证责任转移、因果关系推定规则，立法上没有作出规定。关于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的举证责任转移，只有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至于因果关系推定规则，则既无法律规定，也无司法解释。而在环境污染侵权诉讼中，举证责任倒置、因果关系推定规则，对于受害人人身、财产、环境权益的保护至为关键。

3、关于损害赔偿范围，立法上对环境污染侵权精神损害赔偿未作规定，实践中对因环境污染侵权造成的精神损害，法院一般也不认定。这与国际人权保护运动、环境保护潮流不相符合，对受害人来说也不公平。

4、关于责任方式，一是缺乏对排除侵害成立要件的进一步界定，且没有“部分排除侵害”、“代替性赔偿”等过渡性质的责任方式的规定；二是损害赔偿责任的保障制度尚未建立，如国外行之有效的财务担保、责任保险、损害赔偿基金等制度在我国基本上为空白。

5、关于受害人救济的途径也存在明显不足。一是缺乏对仲裁的规定。仲裁作为一种迅速、便利、的救济途径，在国外及国际环境污染侵权责任中都得到了广泛的运用，我国环境法中，无论是基本法还是各单行法皆未明确规定。二是行政调解欠缺具体化的操作规程。，我国大多数环境纠纷都是通过行政调解处理解决，但对诸如调解机构的组成、办案程序、执法权限、资金、处理期限等都缺乏规范，很不完善。

6、关于环境污染侵权的知情权和请求鉴定权尚属空白。这对贫弱的受害人进行举证及请求救济极为不利。三、完善环境污染侵权责任制度的对策思考

了解了我国现有环境污染侵权民事责任制度的不足，就可以针对这些采取相应的对策加以健全和完善。完善的主要方面和途径有：

1、删除环境污染侵权以“违法性”为前提之规定

我国《民法通则》在规定环境污染侵权实行无过错责任原则的同时，又明文规定以“违反国家保护环境防止污染的规定”作为加害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前提，而不少学者也对此加以肯认。这不仅与国外有关通说、判例和立法所持的污染源遵守公法标准和要求并不免除其民事责任的立场或规定相反，而且与环境基本法及各单行法的有关规定相矛盾，不利于环境污染侵权受害人的保护。为此，在今后制定民法典时应当删除《民法通则》第124条关于“违反国家保护环境防止污染的规定”这一前提和要件。

2、适当拓宽损害赔偿的范围

众所周知，损害赔偿的目的在于弥补受害人因侵权行为所遭受的实际损失，因此赔偿必须也应该以实际损失作为确定赔偿数额的标准。就环境污染侵权损害赔偿而言，应特别注意以下几项损害：⑴环境要素或场所恢复费用。如农田污染不仅使农作物减产，还会使农田肥力减退，为恢复原有的土质和肥力，必须经过长时间的改良与追加肥料。⑵人身潜在损害。环境污染侵权具有潜伏性与滞后性，受害人在遭受损害的早期，其损害往往显露不完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损害会逐渐显露。对于这种潜在损害，也应予以赔偿。⑶精神损害。关于精神损害赔偿，我国民法通则及有关司法解释皆已确立，但学界普遍认为其适用范围失于狭窄，应予适当放宽。鉴于环境污染侵权对于人的精神状态、健康状况、生活条件等皆有较大，甚至还可通过遗传因素危及后代，因此，在民法和环境法中明文规定环境污染侵权精神损害赔偿是适当的与必要的。⑷生态损害。考虑到其鉴定、量化的极端困难与生态利益的公共性质，一般不宜通过私法途径给予救济。

3、明确举证责任倒置与因果关系推定规则

举证责任分配的正确与否，直接关涉当事人诉讼命运。考虑到环境污染侵权往往是被告（加害人）一方掌握着所排废物的种类、数量、性质、迁移转化途径和、致害机理等，而且其工艺流程通常都是保密的，因而被告往往具有离证据近、容易取证的方便条件，而原告（受害人）却不易接近证据，因此，在环境污染侵权诉讼中，国外立法、司法普遍实行了举证责任倒置或转移规则。我国有关的司法解释也确立了环境污染侵权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倒置规则，但仍须进一步以立法形式加以明确。

鉴于环境污染侵权行为的因果关系十分复杂，不易查明和认定，为了提高受害人求偿的成功率，及时有效地保护受害人合法权益，在我国的环境立法中应当明确规定因果关系推定制度。具体作法可适当借鉴国外行之有效的“盖然性”、“疫因学理论”及“间接反证理论”。比如在没有排污行为与损害事实存在因果关系的直接证据时，如果该排污行为先于损害事实存在，且危害的严重程度与污染物排放的数量与浓度在统计上呈正相关关系，统计结果与实验和医学上的结论也不矛盾，被告又不能证明损害事实非由其排污行为所致，即可推定排污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4、细化排除侵害的构成与方式

鉴于排除侵害对工商业活动的过大打击，对其运用应当严格慎重，一般只能适用于连续性、反复性及不可恢复性的侵害，且应当进行严格的利益衡量，以兼顾产业的与公众权益的保护。同时，除完全排除侵害外，还应通过立法引进确立“部分排除侵害”、“代替排除侵害的赔偿（即代替性赔偿）”等过渡性质的责任制度，以便法院或执法机关通过对有关利益的比较权衡而对各种排除侵害的方式加以灵活运用，从而更好地兼顾各方利益及公正理想。

5、酌采责任保险与损害补偿基金制度

环境污染侵权往往具有社会性，其受害地域广阔、受害人数众多、赔偿数额巨大，加害者一般都难以承受。对此，许多国家为确保受害人得到充分的赔偿，都对从事有高度风险的进行强制性责任保险。这样，因环境污染侵权而致赔偿责任时，就可通过保险的渠道将巨额的赔偿金分散于社会，从而实现损害赔偿的社会化。这既保障了企业的生产经营安全，又有利于对受害人的及时救济，避免了各种矛盾的冲突及因之而生的社会动荡。为此，我国也应建立环境污染侵权损害赔偿的责任保险机制，对有高度污染危险的企业，实行强制性责任保险，并明确具体地规定承保范围、保险金额、责任条款和理赔程序等。

此外，针对加害主体难以确定、或支付能力有限、或已经破产或关闭，而受害人急需救助等特殊情形，应根据我国的具体国情，逐步建立环境污染损害补偿基金制度。具体做法可适当借鉴日本1973年《公害健康损害补偿法》的立法经验，我国也有学者提出了这方面的设想。

6、授予受害人的咨询权和责任鉴定请求权

环境污染侵权发生时，及时取得有关证据材料，对受害人提讼至为重要。然而，环境污染侵权作为化的产物，往往关涉高度，而受害人又多为没有此类技术能力和专业知识的普通公民，加上加害者出于对工艺流程、专有技术保密的需要可能阻止原告的取证活动，因此，立法明确授予受害人对加害人或有关国家机关就有关机器设备、使用原料、排放废弃物的种类、数量、性质、迁移转化规律及可能的危害后果等的咨询权或向当地环境行政管理机关的责任鉴定请求权就十分必要。

7、完善行政调解制度与仲裁制度

行政调解是我国环境污染侵权纠纷寻求解决的重要途径，但就其运行而言，却又因缺乏具体化的规范，以致有关主管部门不能公正、有效地依法开展工作，也不利于当事人合法权益的维护。因此，应参照日本、地区《公害纠纷处理法》的规定，制定具体的环境纠纷行政处理或调解法，并对有关受案范围、主管机关、处理程序、效力等作出明确规定。

仲裁，作为一种灵活、的纠纷解决机制，在国外及国际环境污染侵权纠纷中都有其运用。我国《仲裁法》第2条规定：“平等主体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发生的合同纠纷和其他财产权益纠纷，可以仲裁。”环境污染侵权纠纷一般都关涉财产权益，把环境污染侵权纠纷解释为“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一种并无不可。考虑到环境污染侵权的复杂性，在损害事实、因果关系、赔偿数额等事项的认定方面，双方当事人往往存在很大分歧，不易达成和解；而行政机关的调解处理有时也不成功，因此，运用仲裁方式解决环境污染侵权纠纷很有必要，我国立法应加以明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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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张新宝著：《侵权行为法》，中国社会出版社1998年版，第532页。

2曹明德著：《环境侵权法》，出版社2000年版，第165页。

3郑立、王作堂主编：《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57页。

4参见最高人民法院1992年7月14日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

5张新宝著：《中国侵权行为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04页。

6金瑞林：《环境侵权与民事救济-兼论环境立法中存在的问题》，载《中国环境科学》1997年第3期。

7安树民、曹静：《试论环境污染的责任保险》，载《中国环境管理》200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