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理论研究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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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社会工作 社会支持理论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25X(2012)O9-0016-01

社会工作理论对社会工作实践与发展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与意义，它在社会工作实践中协助认定社会问题的性质与原因，设定社会工作过程的工作目标，制定工作方法、技巧及行动模式，即“解释、预测、确定干预方法与模式以及发展新的理论”的四大作用。社会工作及其理论的本质性在于其社会性或曰整合性，因此社会工作理论复杂、流派众多。在此，笔者结合自身的工作与实践，浅谈对社会工作理论中的社会支持理论的理解。

一、社会支持相关概念

社会支持（social support）概念是在精神病学的研究中首次提出来的，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引起广泛关注，并逐渐被其它学科所引用。社会支持包括有形和无形支持，但无形支持是起主要方面。所以社会支持在心理学领域被研究的比较透彻和全面。总的来说有四大方面的看法：（1）和谐关系观。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是社会支持的实质。这一观点是从社会互动关系上理解社会支持,认为社会支持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2）“帮助的复合结构”观。这一观点认为社会支持是一种帮助的复合结构。帮助行为能够产生社会支持。(3）社会资源观。社会支持是一种资源,是个人处理紧张事件问题的潜在资源,是通过社会关系、个体与他人或群体间所互换的社会资源。(4)社会支持系统观。社会支持需要深入考察,是一个系统的心理活动,它涉及到行为、认知、情绪、精神等方方面面。

二、社会支持理论述评

1、理论表述

社会支持理论指出:“社会支持是由社会网络、社区、家庭和亲密伙伴所提供的、所感知的和实际的工具性或者表达性支持。”社会支持网络是指“一组个人之间的接触，得以维持社会身份并且获得情绪支持、物质支援、服务和新的社会接触。”社会支持理论是社会工作的重要核心理论之一，社会支持理论启发社会工作者关注以下三个相互关联的领域：个人能力、人和环境之间的关系、社会环境；两个实践：有意识的建立与运用社会支持网络（资源）。

肖水源把社会支持归纳为三个方面:一是客观的、实际的或可见的支持,包括物质上的直接援助和社会网络、团体关系的存在和参与；二是主观的、体验到的或情绪上的支持，主要指个体在社会中被尊重、被支持和被理解的情绪体验和满意程度；三是个体对社会支持的利用情况，有些人虽然可以获得支持，却拒绝别人的帮助。人与人之间的支持是相互的，支持别人的同时，也为别人提供帮助打下了基础。

2、理论内涵

社会支持理论重视人对社会的适应性问题，强调人在社会环境中的感受并且认为个体首先应适应社会环境；与此同时，重视个人对周围环境中的资源的有意识建立与运用。将个人的发展与适应性问题的个人因素和环境因素结合起来,认为人与环境中的各种系统(工作、生活、学习、家庭、社会、市场、政治、宗教等)是相互作用的，认为个人通过对社会资源的广泛利用可以改善目前的生活状况。并通过制定一系列的行为模式，实施相应的干预行动，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个人社会适应问题，为个人的成长和潜力的发挥提供一定支持，也在一定程度上为改善个人的生活状况提供资源。基于此，社会工作者首先是帮助案主有意识的认识到其身边的可用社会资源，并进行评估、分析，进而争取、补足、运用。

三、社会支持理论在实践中的运用

从社会工作的三大传统工作手法的角度看来，社会支持网络的介入可以分为3个层次。(1)个人网络工作。它是指一个人通过亲戚关系以及其他正式或非正式的渠道,与他人发展相互的接触,而这些人际关系形成一个社会支持系统,保护个人免受失调。个人网络的分析内容包括：网络的大小,即自我认为周围可以并愿意伸出援手的人的数量；关系的基础,即来自6个不同影响范围的愿意提供援助的人——家庭、亲戚、朋友、邻里、同事和其它的援助者；(2)自助群体和小组的网络工作。自助群体网络是指一群有意识地界定会籍、目标的人所组成的网络。社会中处于弱势地位，同时又想改变现状的一些群体自发组织一些自助团体。小组工作网络不仅包括自助的群体，还存在为这些群体提供服务的工作人员，将服务的提供者及他们的组织结合成网络,以改善相互的沟通与资源共享。当下社会中还存在一些为需要帮助的一些群体提供服务的非政府团体，如“打工妹之家”等，为农民工提供服务的“工友之家”等团体。(3)社区网络工作。指自然发展的援助被连接起来,形成社区网络,强化了社区的社会构成,并促进社区生活的质量。社区的网络资源充分，可以利用社区中的社会资源改善个人的社会生活质量，并促进社区的照顾功能的发挥。

可见，社会工作者运用社会支持理论在工作过程中主要发挥两个作用：一方面，是以其掌握的正式社会资源为受助者提供直接的帮助，以满足受助者当前比较紧迫的需求；另一方面，帮助受助者建立、补足、争取和扩展其非正式的社会支持网络，帮助受助者提高建立和运用社会支持网络的能力。

四、结束语

社会支持理论重视个人从人际关系中得到的资源，以及社会系统中各种资源的流通、运用于经营。社会支持理论能给有需要的群体提供全方位的服务，能在个人或社会的不和谐因素或矛盾出现后迅速的地做出全面的分析并采取相应的措施与回应。因此，社会支持理论指导下的社会实践可以很好的解决个人的社会适应问题和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不和谐问题。社会支持理论不仅能帮助我们从宏观的层次去分析问题,更重要是从微观的层次介入并解决问题,但它也有其局限性。社会支持理论对个人及社会问题的出现没有充分的理论加以预防，我们在具体应用的过程中,应该发挥社会网络的优势,避免理论的局限,结合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现实实践,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参考文献：

[1]何雪松.社会工作理论[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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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伦理制度；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组织绩效；利益相关者

中图分类号 C93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3）09-0143-06

本文作者在调查中曾经发现，有一些企业老板为加入“狮子会”等慈善组织，动辄捐款几十乃至上百万元，但却不愿为员工购买基本的“五险一金”，履行社会责任常常成为老板们的即兴之举。另有一些企业，在组织文化策划中，明确地写上了企业要对员工负责，对社会负责，对环境负责等等，但是却没有相应的伦理制度和伦理规范。这些现象表明，相当一部分企业，对于企业伦理和社会责任等议题，并非一无所知，而是缺乏长久的规划和制度化的安排，履行社会责任在企业经营过程中仅仅是偶然事件、即兴之举，或者其社会责任理念与行为是分离的。那么，企业伦理制度化与否，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效果是否会产生差异？制度化的企业伦理又能否为组织提供持久的动力呢？我们发现，当前学者们对企业伦理的研究，更多侧重于理念、规范和宏观对策领域，而较少涉及伦理的制度层面和相应的影响路径。基于上述现实问题和理论局限，本研究拟展开相应研究，以厘清伦理制度、企业社会责任行为与组织绩效之间的关系和影响路径。

1 文献综述和研究假设

1.1 伦理制度与组织绩效的关系

有学者指出，卓越伦理以其有价值、稀缺性和难以模仿性，成为可持续竞争优势的一个来源[1]。企业伦理是其它企业难以模仿的核心竞争力，能够提升企业的公众形象，带来整个人力资源管理能力的提升，使企业实现道德和经济的双赢，因此企业的伦理道德逐渐成为企业生产实践管理运作和投资的资本[2]。王小锡认为伦理道德是一种能力，这种能力是能够将之投入到生产过程中并且进一步创造出财富的能力[3]。佩因强调建立在合乎情理的伦理准则基础之上的企业价值体系能为企业带来多项收益，企业伦理是高绩效的基石[4]。

Verschoor研究发现，在年报中公布伦理规范的企业其财务绩效明显高于未报告其伦理规范的企业[5]。Gregory等人研究发现企业对伦理重要性的认知程度与组织的绩效成果是显著相关的[6]。Weaver等人指出企业的伦理道德实践能够很好反映企业的社会绩效[7]，组织的伦理行为也会影响员工的公平感知[8]。Hunt通过研究伦理制度与企业伦理价值的关系，发现伦理制度会影响到员工的组织承诺和员工工作满意度，伦理制度能够更加全面以及值得信任的话，那么往往企业更可能公平对待员工[9]。对此，Vitell通过实证研究证实伦理制度对员工的工作满意度、团队合作精神以及组织承诺产生显著影响[10]。总结近年来一些代表性学者的观点，发现伦理制度对企业的经营绩效会产生一定影响，这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相应的理论基础。但是到目前为止，关于伦理制度与组织绩效的研究多数侧重规范性研究，较少文献实证分析两者之间的关系。本文将重点探讨伦理制度对组织绩效的影响和作用机制。

1.2 企业社会责任行为与组织绩效的关系

企业社会责任行为与组织绩效的关系研究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随着学者对两者之间关系研究的不断深入，研究已从单纯的理论争论逐步转向了更具有说服力的实证研究领域。李纪明统计国外1972年至2009年关于企业社会责任与组织绩效的实证研究文献，结果表明接近一半的研究是支持企业社会责任与组织绩效正相关的理论，而只有8篇研究表明负相关关系，20篇研究结果没有得出明确结论[11]。张剑总结国外90年代以来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财务绩效之间关系的主要国外文献，结果为正相关的文献为18篇，负相关的为3篇，不相关或者无固定关系的为7篇[12]。本文统计了09年到10年的20篇实证研究，其中16篇研究结果显示企业社会责任与组织绩效呈正相关，4篇研究没有得出结论或者认为不相关。本研究认为样本的规模和内在构成也在一定程度上对研究结论造成影响。

1.3 伦理制度与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关系

Frederick等人指出，企业的社会分析和伦理选择对于企业整体发展具有重大贡献，在伦理决策的过程中采用一定的伦理分析工具能够帮助企业做出更有效的决策，同时也为履行对各利益相关者的社会责任提供更坚实的理论基础[13]。Lussier认为社会责任是为所有关系人创造一个双赢情况的自觉及努力，而遵循企业伦理的企业行为也常是善尽社会责任的表现，所以二者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因果关系[14]。王凤生和蔡丰隆研究发现企业的关怀与企业伦理行为存在相关性，企业伦理行为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和响应社会需求也存在高度相关[15]。佘溪水通过对台湾企业调查研究证实，企业通过建立明确的道德标准与行为准则，可以提升企业的社会责任感，进而它们愿意更积极履行对各个利益相关者的责任[16]。制度因素是促使或改变企业社会责任活动的重要影响因素[17] 。通过不同学者的实证分析结果可以看出，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受到企业伦理管理的影响。伦理制度是企业伦理管理的体现，企业的伦理制度必然影响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

1.4 伦理制度、企业社会责任行为与组织绩效的关系

Sean 研究认为公司提供伦理道德规范的培训能够引导员工的伦理行为，进而提高员工的满意度，同时发现企业的社会责任在伦理道德规则与工作满意度之间起中介作用[18]。有学者指出，企业的伦理道德实践能够很好的反映企业社会绩效[6-7]，影响员工的满意度和公平感知[8]。企业对伦理制度的关注程度，与组织绩效成果有显著相关性。也有学者从体现伦理制度的道德标准[16]、行为准则、企业伦理行为[15]等内容出发，研究它们与社会责任行为的关系，发现企业伦理制度与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存在高度相关。从企业伦理的视角看，企业伦理影响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同时又对组织绩效产生影响作用，可见企业伦理在社会责任行为和组织绩效中起着重要作用。

基于上述理论研究，结合制度――行为――绩效这种逻辑影响关系，我们将企业伦理、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组织绩效这三个变量结合起来，提出如下研究模型，如图1所示。

在本研究中，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分为四个维度，分别是企业对员工、消费者、股东、环境的责任；组织绩效包括财务绩效及非财务绩效两个维度。

根据上述文献和模型，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伦理制度对组织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H2：伦理制度对企业社会责任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H3：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对组织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H4：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在伦理制度与组织绩效关系之间起中介作用。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对象的选择及数据收集

此次正式问卷主要是通过纸质问卷和网络问卷两种形式收集，问卷发放地区主要集中在珠三角地区、环渤海地区和长三角地区及其他地区。共回收167份有效问卷。样本组织特征分布情况分别是：民营企业占样本总量的56.3 %，国有企业25.1%，外资独资企业占8.4%，其他类型占10.2%，与我国目前以民营经济为主，多种经济形式并存的现状相符。

2.2 问卷设计及变量测量

伦理制度：主要是反映企业管理者将商业伦理以及社会责任纳入管理决策并制度化的程度，本文主要采用Vitell等人开发的伦理制度量表[10]。利用Brenner的伦理制度研究框架[19]，Jose和Thibodeaux开发了组织内可能执行制度化伦理的方式[20]，具体包括伦理决策意识、伦理奖励、伦理惩罚以及伦理问题沟通、伦理守则、道德培训、伦理管理委员会等。

企业社会责任行为：本文将探讨企业对员工、消费者、股东和环境的社会责任行为，并借鉴晁罡 “企业社会责任取向的结构及其效应”中的企业社会责任行为量表[21]，并作了简化。

组织绩效：组织绩效包括了财务绩效和非财务绩效，财务绩效是企业的经济目标，是企业生存和发展必须要完成的任务，例如企业的市场占有率、市场扩张速度、盈利能力以及整体的竞争实力。非财务绩效主要是体现在企业的人力绩效方面，也就是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对企业目前经营现状的整体满意度，对企业提供的薪酬、工作环境的满意度，以及对未来的发展预期如何。测量量表借鉴刘善仕开发的组织绩效量表[22]。

3 数据分析

3.1 变量测量的信度和效度评价

本文使用SPSS17.0统计分析软件对变量测量进行信度和效度的检验，首先进行了探索性因子分析。在分析之前，对样本的KMO测试和Bartlett测试表明，原始数据非常适合做因子分析。伦理制度、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组织绩效各测量变量的Cranach’s α系数分别为0.888、0.942、0.887，均大于0.7，表明各个测量条款具有非常好的内部一致性。

3.2 路径分析

在模型检验之前，对问卷各个分维度之间进行了相关分析，结果显示，这些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均未超过0.75，表明这些变量之间没有共线性问题。AMOS软件分析结果显示，卡方与自由度之比小于3，表示模型可以接受。另外，RMSEA小于临界值0.08，本模型的拟合指数CFI和TLI都接近0.9，说明该模型拟合结果可以接受。路径分析结果如图2所示。

路径分析结果显示，伦理制度对组织绩效没有直接的显著正向影响（β=0.28，p>0.05），伦理制度对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呈显著正向影响（β=0.81，p

从表1可以看出，伦理制度对组织绩效的总效应等于伦理制度对组织绩效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的总和，间接效应与直接效应之比为0.815×0.570/0.279=166.51%，说明间接效应远大于直接效应，而在此起中介作用的为企业社会行为变量，假设H4得到实证支持。

3.3 全模型检验

为了进一步分析伦理制度对组织绩效的影响，本研究将伦理制度、企业社会责任行为与组织绩效的两个维度进行模型构建。第一次运行部分路径未达到显著，故对模型进行修正，得到修正后的模型如图3。

由图3可以看出，伦理制度对企业社会责任行为、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对财务绩效、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对非财务绩效的路径系数分别为0.78、0.47、0.81在P

4 结果讨论及建议

4.1 结果讨论

（1）伦理制度对组织绩效的影响。通过全模型检验可以看出，企业伦理制度对组织绩效的并没有显著正向影响，但是伦理制度通过企业社会责任行为这一变量的间接效应却是显著的。这表明企业伦理制度的建设与管理并不能直接影响企业的绩效。按照“价值观-行为-结果”这一理论框架，伦理制度属于组织的价值系统，而绩效属于企业行为带来的结果，在二者之间应有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等中介。因此，企业只是有一些想法或制度是不够的，还要落实到相应的行为方式。

（2）伦理制度对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影响。由全模型检验可知，伦理制度对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正向影响是显著的。这说明企业伦理制度建设愈完善，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才能更加彰显，这与佘溪水的研究结果一致。目前，企业社会责任行为一般由企业领导者引发，具有一定的随意性，但是通过伦理制度的建设可推动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落实，使后者更具有长期性、稳定性。企业在伦理制度管理中，通过道德领导及决策，将伦理理念贯

彻到日常的管理活动中，企业整体的道德意识和伦理认知水平得到很大提升，那么必将促进全体员工积极履行和监督企业对各个利益相关者的社会责任行为，而且能有效规避企业的非伦理道德决策及行为的发生。

（3）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对组织绩效的影响。由全模型检验可知，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对组织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企业社会责任行为与组织绩效的两个维度均显著正相关，这一研究结果与田虹等人的研究结论是一致的，即企业社会责任行为越好，组织绩效越高，反之亦然。从实际情况分析，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确会对组织绩效产生显著的正面影响，但是，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对组织绩效的影响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对企业短期绩效的影响有一定的滞后性。如果企业能够通过伦理制度的建设，使企业社会责任行为更加规范化和制度化，保持其履行的长期性，那么对组织绩效即可形成长期而持续的影响。

（4）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在伦理制度与组织绩效关系之间起中介作用。由全模型检验得知，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在企业伦理制度与组织绩效的关系中起完全中介作用，企业伦理制度对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影响是直接，而对组织绩效的影响是间接的，需要通过企业社会责任行为这一中介。这一结论证明“伦理制度―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组织绩效”一路经的成立，同时也验证了Sean、佘溪水的研究。因此，作为企业的管理者，应该充分认识到企业的伦理制度的建设与完善，企业的发展和伦理道德建设应该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企业必须通过对各个利益相关者的伦理管理才能带来整个组织绩效的提升，即伦理制度对组织绩效的影响作用需要依靠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表现才能发挥，企业的伦理制度建设要求企业的管理者必须充分重视企业对各个利益相关者的企业社会行为。

4.2 管理建议

（1）企业应加强伦理制度的建设。根据本文的上述研究，我们发现，在伦理制度、企业社会责任行为与组织绩效这三者之间的关系中，伦理制度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它对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并进而对组织绩效均产生着显著影响，而并非仅仅是一些可有可无的摆设。一家企业若经过伦理精神的塑造，必然对企业产生重要影响，特别是中高层管理人员，他们心目中会有一定的道德底线。如若能够将伦理精神制度化、规范化，使相关伦理精神在企业运营中得到切实地执行，各级员工的行为均可依据相关的伦理条款，做到有章可依，有据可循，那么企业制定战略方案和项目策划，开展流程管理或客户服务时，行为将会更加规范，不会轻易逾越社会伦理的要求。这最终对于企业的绩效和长期发展，将产生长期和持续的正向影响。

孔子曰：“礼以行义，义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节也。”（《左传》）遵守伦理制度以行道义，履行道义则可带来利益，进而可以安定百姓，这是为政管理的重要法度。在现代企业管理中，亦为同样道理，遵守礼义道德和社会责任，最终将有利于企业的绩效和持续发展。因此，伦理建设和经济诉求是相辅相成，不可偏废的，企业应树立义利统一、诚信为本的经营理念。正所谓君子爱财，应取之有道；相反，惟股东利益最大化的观点，已为越来越多的学者和经营管理者所摒弃。

（2）伦理制度只有落实到对多个利益相关者的社会责任，方可最终提升组织绩效。根据上述实证数据可知，伦理制度对组织绩效并未产生直接显著影响，而是要借助企业社会责任行为这一重要中介，才能最终带来组织绩效的提升。因此，企业在构建伦理制度时应具体明确，特别是要落实到对多个利益相关者的责任，落实到具体的行为，如为员工购买法定保险，满足基本的福利，为消费者开展良好的售后服务，保护环境，不排放污染物等。这说明，仅有精神和制度是不够的，还力行践履。惟如此，员工、消费者和社区等利益相关者才可能与企业进行良性互动，互利合作，并最终推动组织绩效的提升。

参考文献

[1]周祖成. 基于卓越伦理的竞争优势[J].南开管理评论，2002，（2）：59-63.

[2]张秋惠，孙鑫.组织伦理对工作满意度影响的实证研究[J].中国人力资源开发，2010， （5）：97-100.

[3]王小锡.21世纪经济全球化趋势下的伦理学使命[J].道德与文明，1999，（3）：22-23.

[4]林恩・夏普・佩因. 领导、伦理与组织信誉案例：战略的观点[M].韩经纶，王永贵，杨永恒，译.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180-181.

[5]Verschoor C C. A Study of the Link Between a Corporation’s Financial Performance and Its Commitment to Ethics [J].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1998，17（13）： 1509-1516.

[6]Gregory J K， Drozdenko R G. Relationships among Perceived Organizational Core Values，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Ethics， and Organizational Performance Outcomes： An Empirical Study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Professionals [J].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2010，92（3）： 341-359.

[7]Weaver G R， Trevino L K， Philip L C. Integrated and Decoupled Corporate Social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ommitments， External Pressures， and Corporate Ethics Practices [J].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1999， 42（5）：539-552.

[8]Trevino L K. Weaver G R. Organizational Justice and Ethics Program ‘Followthrough’： Influences on Employees’ Harmful and Helpful Behavior [J].Business Ethics Quarterly， 2001， 11（4）：651-671.

[9]Hunt S N， Vitell S J. A General Theory of Marketing Ethics [J].Journal of Macromarketing， 1986， （8）：5-16.

[10]Singhapakdi A， Vitell S J. System of Ethics and Its Consequences： A Survey of Marketing Professionals [J].Journal of the Academy Marketing Science， 2007， 35：284-294.

[11]李纪明.资源观视角下企业社会责任与组织绩效研究[D]. 浙江：浙江工商大学，2009.

[12]张剑.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相关性研究综述[J].经济研究导刊，2009，（22）：66-67.

[13]Frederick B， Gandz J. Good Management： Business Ethics in Action Scarborough [M].Ontario： prenticehall Canada inc.， 1991：182-186.

[14]罗伯特・N・卢西尔.管理学基础：概念、应用与技能提高[M].高俊山，戴淑芬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15]王凤生，蔡丰隆.企业伦理气候、伦理行为与企业社会绩效[J].亚太经济管理评论，2003，（2）：103-119.

[16]佘溪水，纪婉仪，张聪钦.企业伦理与企业社会责任对组织绩效的影响[J].公司治理评论，2010， （2）：137-152.

[17]Brickson S. Organizational Identity Orientation： The Genesis of the Role of the Firm and Distinct Forms of Social Value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007， 32（3）： 864-888.

[18]Valentine S， Fleischman G G. Ethics Programs， Perceived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Job Satisfaction [J]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2008， 77（2）： 159-172.

[19]Brenner S N. Ethic’s programs and their dimensions [J].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1992， （11）：391-399.

[20]Jose A，Thibodeaux M S.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Ethics： The Perspective of Managers [J].Journal of Marketing，1999， 57：53-7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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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社会转型期;职业锚;大学生;就业指导

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大学生就业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从“统包统分”到一定范围内的“双向选择”,再到目前的“自主择业”,大学生的就业制度越来越灵活,择业自也越来越大。据统计,很多学生在规划自己的未来职业时有盲目、赶时髦、不符实际的特点,不少毕业生就业前迷茫、就业后频繁跳槽,就业权益受侵害事件也时有发生。因此,大学生合理、科学、理性地进行职业生涯规划在就业指导中的地位越发重要,运用职业生涯规划理论对大学生进行就业指导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社会发展的转型时期,如何发挥在大学毕业生就业指导中的地位与作用,是高校在社会转型期探索就业指导模式的重点。因此,引进西方职业生涯规划发展理论,加强对大学生的职业规划指导,构筑全程式的职业生涯规划就成为高校就业指导工作的重头戏。职业生涯规划与管理学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现在已成为西方国家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内容。近几年来我国高校加强了对它的研究和应用,取得了一定的进展。本文旨在强调高校管理部门应运用职业生涯规划理论,指导学生有的放矢地构筑自己的全程式的职业生涯规划,促进高校就业指导工作的深入开展。

一、职业锚理论的涵义

职业锚理论是一种以个人为出发点的职业生涯选择理论。美国著名的职业生涯管理研究者、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的E.H施恩教授首次提出了职业锚理论,他对“职业锚”的定义是:“指当一个人不得不做出选择的时候,他或她无论如何都不会放弃的职业中的那种至关重要的东西或价值观。”正如“职业锚”这一名词中“锚”的含义一样,职业锚实际上就是人们选择和发展自己的职业时所围绕的中心。职业锚是依据自身的才干和能力、动机和需要、态度和价值观,现实地选择和准确的职业定位。它是个人自我观中的动机、需要、价值观、能力相互作用和逐步整合的结果。职业锚,是个人稳定的职业贡献区和成长区,个人以其职业锚为其稳定源,可以获得该职业工作的进一步发展。

施恩还认为每个人都有适合自己的职业锚所在,每个人的职业选择只有定位在自己适合的职业锚上,才能发挥自己的才能并取得与自己能力相称的业绩,从而获得满足感。

简单地说,职业锚是个人经过搜索所确定的长期职业定位。它的特点是:①通过个人的职业经验逐步稳定、内化下来;②当个人面临多种职业选择时,职业锚是其最不能放弃的自我职业意向。施恩(Edger.H.Schein)指出,职业锚由以下8种职业锚组成:技术/职能能力型(Technical Functional competence)、管理能力型(GeneralManagerialCompetence)、自主/独立型(Autonomy Independence)、安全/稳定型(Security Stability)、创造型(EntrepreneurialCreativity)、服务型(Service DedicationtoaCause)、 纯挑战型(PureChallenge)、生活型(Life style)。

要了解大学生早期逐渐形成的职业锚类型,可以采用问卷调查和个别访谈、行为观察相结合的方式。借助调查表反馈的信息,结合个别访谈的情况和平时通过观察积累的材料,每个学生的职业锚类型就可以十分清楚地显现出来,高校的就业指导工作者就可以设计多种成才途径和提高素质的指导模块来指导各种不同锚型的学生,以帮助各类锚型的学生走上自己良好的职业发展道路。

二、社会转型期运用职业锚理论对大学生进行就业指导的意义

大学生就业指导是教育者根据学生个人特征和社会需要,帮助学生计划职业发展、培养职业能力,选择适宜性职业,以促使学生个人和社会的和谐发展而实施的有组织有计划的教育实践活动。后单位制时代,随着经济市场化和就业体制改革的深入,运用职业锚理论对大学生进行就业指导有着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有效识别个人职业抱负模式和职业成功标准,实现人生价值的需要

职业锚是个人经过搜索,所确定的长期职业贡献区或职业定位。这一搜索定位过程,依循着个人的需要、动机和价值观进行,所以,职业锚可以清楚的反映出个人职业追求与抱负。若某大学生选定的是技术职能能力锚,显现出其志向和抱负在于专业技术方面的事业有成,有所贡献。与此同时,从职业锚可以判断个人达到职业成功的标准。职业成功,无一致的定义,亦无统一固定标准,因人而异,因职业锚而不同。对于抛锚于管理型的大学生来讲,其职业成功在于升迁至高职位,获得全面管理越多人的机会和越大的管理权力。而对于安全型职业锚的大学毕业生来讲,求得一个稳定地位和收入不低的工作,有着优雅的工作环境和轻松的工作节奏,便是其职业成功的标志了。

在现代社会里,人们从事劳动谋求生计,就必须通过就业来实现,必须走上社会就业岗位才能实现。就业不仅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手段,也是人们参加社会经济活动、融入社会、实现自身价值、获得社会承认的主要途径。因此运用职业锚理论对大学生进行就业指导,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就业观,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大学生职业锚的认定可为终身职业奠定基础,是大学生成才的需要

大学生正处于职业发展的准备期和早期阶段,透过对个人职业锚的了解,大学生以及高校获得了大学生个人正确信息的反馈。一方面,大学生认识自己具有什么样的能力,怎样的能力,还需要什么,价值系统是什么,自己属于那种类型的人,把职业工作与完整的自我观相整合的过程,开始决定了毕业后的主要生活和职业选择,在大学学习期间有选择性积累相关的信息和知识。另一方面,高校就业指导者,可以有针对性地指导大学生设置可行的、有效的、顺畅的职业生涯规划,对其将来合理就业,开拓个人美好的职业前程提供帮助。

大学生是未来的劳动者,更是高素质的劳动者和人才,是国家最重要的人力资源。大学生的成才意识虽然非常强烈,但缺乏准确的个人定位明确的成才目标,成才途径越来越窄,考研、考证、考公务员、出国等盲目“赶集”。在大学生就业工作中运用职业锚理论对大学生就业工作进行指导,可以帮助大学生了解社会、明确社会需要人才的状况,并且充分结合学生的学业背景、兴趣爱好、性格特征,提出合理的发展途径和成才方向,在知识结构、能力结构、观念结构上有针对性的建议,有利于学生确立明确的成才目标,成为社会需要的各种人才。

(三)促进预期心理契约得以发展,有利于大学生与学校稳固的相互接纳,是高等学校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职业锚准确地反映大学生的职业需要及其所追求的职业工作环境,反映个人的价值观和抱负。透过职业锚,高校就业指导者可获得大学生正确信息的反馈,这样,学校才可能有针对性地设计多种成才途径和提高素质的指导模块来指导各种不同锚的学生就业。对于大学生而言,各种不同锚的学生要发展自我就必须要变革自我:即不仅要树立明确的目标,而且还要善于有效地实现目标。于是,学校与大学生双方相互深化了解,互相交融,达到深度而稳定的相互接纳。

高等学校的主要功能是培养人才,大学生就业指导关系到高等学校的生存和发展,而大学生就业不能单纯的是“找工作”,他必须是正确的、科学的职业选择和有责任的职业理想规划与实施。应用职业锚理论指导大学生就业,可以促进预期心里契约得以发展,有利于大学生与学校稳固的相互接纳,提高办学效益,培养出更多的“适销对路”人才。这将有利于高等学校可持续发展。

(四)增长职业工作经验,增强个人职业技能,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和工作效率,是社会稳定和发展的需要

职业锚是大学生职业工作的定位,是长贡献区。通过职业锚认定,将确定学生相对稳定的长期从事某项职业,必然增长工作经验;经验的丰富和积累,即使个人知识扩增,也将使个人职业技能不断增强,直接产生提高社会工作效率或劳动生产率的明显效益。

就业问题不仅是经济问题也是重大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就业既是人们维持生活和提高生活水平的需要,也是促进社会平等和社会稳定、维持良好社会心理的需要。近年来,我国高等教育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应届毕业生数量持续上升,应用职业锚理论开展大学生就业指导,切实做好毕业生就业工作是关系到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大事。

三、结语

社会转型期运用职业锚理论对大学生进行就业指导,有利于大学生对自己的职业科学定位,正确认识社会竞争和自身在社会中的价值,引导大学生正确地择业、就业,并向着爱业、敬业、乐业这样一种健康和谐的方向发展。理想的人生就是在谋求和促进社会进步与发展中实现个人的价值,包括实现个人的职业理想。职业锚理论是职业生涯规划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运用职业锚理论对大学生进行就业指导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E.H.施恩.职业的有效管理[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2002.

[2]沈明明.改革发展与社会变迁[M].华夏出版社,2002.

[3]沈杰.社会转型期,中国青年择业心理的多元化取向[J].中国青年研究,2002(3):40-44.

[4]陆桂芹,等.职业锚理论在大学生就业指导工作中的应用[J].中国高等医学教育,2004(3):5-6.

[5]徐凌霄,等.开展职业锚的认定 构筑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J].中国高教研究,2004(3):8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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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支持理论的研究最早可追溯至20世纪70年代，其最先应用于精神疾病治疗领域，而后转向教育研究和社会研究等领域。从社会学角度看，社会支持理论的研究旨在揭示社会群体的社会支持特征及其对个人自身发展的影响。[4]到目前为止，学术界关于社会支持理论没有统一的概念。Shumaker&Brownell认为社会支持是双方进行资源和信息的交换，其目的在于增加对方的福利。[5]殷世东、朱明山认为从国家的政策法规角度来看，社会支持系统由国家、社会、社区、学校和家庭等方面构成。[6]邹泓认为一个完整的社会支持系统至少应该包括以下三个方面：支持源、支持行为和被支持者对支持行为的主观评价。[7]总之，社会支持就是支持源采取物质方式或精神方式对被支持者开展支持行为的总和。各个支持源、被支持的个体，以及他们之间相互作用共同构成社会支持系统。

二、农村留守儿童的社会支持系统构成

在留守儿童教育问题上，留守儿童是弱势群体，社会支持系统由其监护人、外出务工的父母、学校、政府和其他社会支持力量等共同组成。以留守儿童为中心，以直接支持和间接支持为分界线，将与其产生支持关系的支持源划分为近端支持源和远端支持源两大类。在留守儿童社会支持系统里，留守儿童作为被支持者，监护人、父母、学校、政府和其他社会支持力量是支持者，其中监护人和学校被认定为近端支持源；外出务工的父母、政府和其他社会支持力量被认定为远端支持源。在这个社会支持系统中，作为中心的留守儿童既需要接收来自近端支持源和远端支持源主动给予的各种支持，同时也需要对这些支持及时做出反应和回馈。[8]远端支持源和近端支持源之间也是相互作用的，远端支持源的部分支持作用需要近端支持源帮助实现，近端支持源在支持力量不足时也需要向远端支持源寻求帮助。

三、社会支持理论视域下农村留守儿童教育问题的分析

1.近端支持源

（1）监护人支持形式简单在走访中我们发现，隔代教育是农村普遍存在的监护模式，76.5%的监护人为年迈的祖（外）父母。而作为近端支持的监护人，自身文化素质不高，难以在学习和生活上给予留守儿童正确的指导；教育观念落后，只看重学习成绩的高低，而忽略了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性。监护人的这种教育方式致使部分留守儿童从小养成了娇惯任性、不讲礼貌的性格，同时部分留守儿童因从小没有受到足够的心理健康教育，心理发展存在扭曲现象。

（2）学校支持功能缺位在走访调研中发现，学校作为留守儿童重要的近端支持源，存在严重的支持功能缺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第一，留守儿童教育缺乏针对性。学校没有根据留守儿童“被留守”这一特点建立相应的教育机制，并把他们与其他学生“区别”对待，因而导致留守儿童无法在学校教育中获得有针对性的帮助，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留守儿童的健康成长。第二，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之间严重脱节。在调研中发现，作为联系学校和家庭的两大重要纽带———家长会和家访在大多数学校没有形成明确的制度，仅有25%的学校一学期召开1至2次家长会，仅有31%的教师一学期进行1次家访，学校教师和留守儿童监护人之间缺乏充分的交流，在留守儿童教育问题方面没有形成合力，难以对留守儿童进行正确的教育和引导。

2.远端支持源

（1）外出务工父母支持灵敏性差由于父母长期在外地工作，无法陪在孩子身边，与他们面对面进行沟通和交流。调查得知，打电话是留守儿童和父母之间沟通的主要方式，而电话沟通的主要内容集中在学习和安全等较浅层次的问题上，他们并没有多余的时间关心孩子的心理健康状况，忽视了孩子的情感需求。随着父母与子女沟通越来越少，一部分留守儿童表现出性格内向、自闭，父母无法为孩子提供情感支持，孩子也不能体会到父母的关爱。

（2）政府支持的制度瓶颈从留守儿童教育问题形成和发展的深层次原因来看，政府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第一，二元户籍制度限制政府支持的效果：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以及在此基础之上建立的社会保障政策，导致留守儿童无法进城享受公平的教育。尽管我国已经出台《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但是实行了半个多世纪的二元分割制度以及制度背后带来的城乡差异难以在短时期内得到有效的改善。第二，政策支持缺乏针对性。我国针对未成年人已经制定并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建立了比较完整的法律体系，但鲜有针对留守儿童的专门法律来保障他们在生活、教育、安全等方面的确切权益。（3）其他社会支持力量效果甚微第一，不良的社会环境影响留守儿童的健康成长。在调研中发现农村乡镇学校附近多存在网吧等场所，留守儿童自制力差，容易沉迷网络。第二，不良社会思想影响留守儿童健康成长。留守儿童正处在对世界的认识阶段，留守儿童缺乏足够的辨别真伪能力，很容易受到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不良思想的影响，误入歧途。第三，社会公益组织支持力量薄弱，帮扶渠道不畅。根据调查结果显示，80%的人认为当地没有相应的关爱留守儿童的专门机构或人员，这说明社会公益组织支持力量薄弱，整合力度不够。此外，一些社会公益组织不知道通过什么途径才能更好地帮助留守儿童，帮扶渠道不畅。

四、社会支持理论视域下解决农村留守儿童教育问题的对策

以社会支持理论为依据，构建一个以留守儿童自身为中心，包含监护人和学校等构成的近端支持源，以外出务工的父母、政府和其他社会支持力量等形成的远端支持源，为留守儿童提供全方位的社会支持。

1.近端支持源

（1）监护人———基础作用监护人作为留守儿童最亲近和最直接的近端支持，应准确认识和把握留守儿童的特点，切实履行好监护的职责，充分发挥其在社会支持系统中的基础作用，在生活、学习和心理等各方面为留守儿童提供关怀和照顾。由于农村的实际情况，监护人的文化程度是无法改变的客观现实，在这样的背景下，监护人应该积极发挥中介作用，将其他社会支持力量充分调动起来，发挥好监护的基础作用：第一，定期与学校进行沟通，掌握留守儿童的学习状态和思想动态等，努力做到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协调发展；第二，积极寻求社区社会组织或社会义工的支持，营造良好的成长氛围；第三，加强与留守儿童父母的交流，及时向父母反馈留守儿童的情况，同时尽最大努力为留守儿童和父母沟通情感创造条件。

（2）学校———根本作用在整个留守儿童的社会支持系统中，学校是除了家庭之外留守儿童进行社会化的一个重要场所。教师是除了父母之外留守儿童社会化过程中的“重要社会他人”，其一举一动对留守儿童都会产生重要影响。首先，充分调动学校资源，制定完善的留守儿童教育管理方法，规范其日常行为，充分发挥学校的教育作用。第二，把握留守儿童的心理特点，拉近感情距离，让留守儿童在学校感到关心和鼓励，从而快乐学习、健康成长。第三，建立留守儿童健康成长档案，详细记录他们的学习、生活和心理等情况，及时有效地和家长沟通。第四，开设“第二课堂”，丰富课余生活，同时为他们增加一个有效的情感排解渠道，克服心理障碍，健全人格，提高综合素质。

2.远端支持源

（1）外出务工的父母———关键作用父母应尽力保持家庭结构的完整，这样能有效降低家庭结构变化对留守儿童的身心影响，给留守儿童营造一个健康成长环境。在无法保持家庭结构完整的情况下，外出务工父母应通过电话和书信等形式，加强与留守儿童、教师和监护人联系，及时了解他们的学习和生活状况以及心理变化，尽自己的能力去解决他们在成长中遇到的烦恼，共同努力，提升留守儿童的教育水平和心理健康水平。

（2）政府———核心作用政府是留守儿童社会支持系统的核心，政府各部门要统一思想、提高认识，立足当地实际，深入农村调研留守儿童群体的教育问题；加强组织、明确责任，制定具体的工作计划和工作目标，充分发挥好其核心作用。第一，努力破除政策壁垒。加紧制定、出台相关配套政策，充分发挥《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在留守儿童教育方面的实效，保障留守儿童群体的权利和利益。第二，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在留守儿童集中地区，加快寄宿制学校建设，加强校车安全管理，同时对学校的软设备包括师资力量予以政策支持。第三，在政策和物质层面继续加强对留守儿童的支持，同时加快新农村文化建设的步伐，为留守儿童营造一个公正的、和谐的，全社会关爱留守儿童的社会环境。第四，加快城镇化建设，支持乡镇经济发展，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更多的本地就业就会，从根本上解决留守儿童教育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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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社会责任一词起源于美国。一般认为，OliverShddon在美国进行企业管理考察时，于1923年在其《管理的哲学》一书中提出了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美国斯坦福研究所首先对利益相关方进行了阐述，提出企业在经营活动中，与债权人、员工、顾客、供应商、社区等都存在着利害关系。

英国产业联合会(Conlederation of British Industry)认为企业社会责任要求企业认识到自己具有公共责任，不仅仅是它们的经济绩效也应为它们所在社区和环境的质量负责。更广义地讲，企业社会责任应该包括促进人权、民主、社会质量的提高和整个世界的可持续发展。

由此可以看出，广义的企业可持续发展包含了对内具有可持续的竞争力，实现永续经营，对外实现社会总体可持续发展的承诺。而狭义的企业可持续发展仅指企业通过较好地履行社会责任，与各利益相关方保持协调的关系，实现自身的可持续经营。社会责任与可持续发展是统一的，一方面，社会环境的稳定和持续发展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社会对企业的认可度又进一步促进了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企业实施社会责任战略有利于提高包含企业在内的整个价值创造体的竞争力的，保证企业长期稳定和可持续发展。

二、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概念

关于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定义，笔者认为，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是指企业在可预见的未来，通过持续创新，有效配置资源，将追求经济效益持续增长与节约能源和保护环境、促进员工身心健康和维护员工权益、带动区域发展和共建和谐社区相结合，使企业各利益相关方的诉求持续获得满足的能力。

评价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是可持续发展理论研究中的一个难点，研究基于社会责任的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评价指标体系，既能为考核评估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引导并规范企业的经营行为奠定基础，又是强化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意识，促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的有益尝试。

三、可持续发展能力评价指标体系

(一)原则

通过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建设，使企业能够实现资源的更优配置，不断战胜和超越自我，实现长期稳定的发展。其指标体系的建立应基于如下原则：

1.科学性原则。评价指标体系应该既能反映企业的显性竞争力，又能反映其潜在竞争力，为评价企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能力提供依据；同时尽可能避免指标之间的交叉和重叠，使评价目标和评价指标联系成一个有机整体。

2.全面性原则。评价指标体系必须能全面系统地反映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社会、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各个方面，并突出主导要素的影响作用。

3.可行性原则。评价指标体系应该是简易性和复杂性的统一，要充分考虑数据及其指标量化的难易程度，既要保证全面反映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各种内涵，又要有利于推广。

4.定量评价与定性评价相结合原则。评价指标体系应同时考虑定量和定性指标来综合评价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5.循序渐进原则。培育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是一个不断推进的长期工作，因此评价指标和考核标准也是一个不断优化发展的过程。随着企业的进一步成长，对其可持续发展能力的评价考核内涵也会不断深化提高。

(二)维度

传统的企业评价倾向于对企业财务绩效的考评，财务绩效测评方法在工业化时代是有效的，但从企业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审视，财务指标只是企业经营绩效的一个方面，不能全面反映企业满足利益相关方诉求的能力，没有把企业作为利益相关方价值创造的共同平台进行考量，具有一定的片面性。利益相关方对企业经营活动的参与应该贯穿于整个价值链活动之中，因此要从价值链活动着手分析，将可持续能力分解为子能力，并以此设定考核指标。

笔者认为，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可分为六个子能力，分别是运营管理能力、资产经营能力、科技创新能力、市场管控能力、人才培育能力、社会贡献能力。

运营管理能力是指企业总体掌控运营情况，在经济运行、安全生产、职业健康以及信息化建设等方面综合协调，不断提升管理水平的能力。

资产经营能力是企业从资产的成长性、收益性和安全性等方面是否能够实现资产的保值增值，实现资产安全并稳健增长的能力。

科技创新能力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内在源动力，是指整合科技资源、加强自主创新、转化科研成果，以创新产品和服务满足利益相关方需求的能力。

市场管控能力是指企业通过保持并不断提升市场占有率，加强质量管理，维护品牌信誉，不断推进国际化战略等措施，提升企业在市场中的影响力和带动力的能力。

人才培育能力是指企业维护和保障员工权益，建立起员工和企业共同发展的良好机制，增加员工的归属感和工作满意度，发展良好的员工关系，防止出现人才流失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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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相互依赖理论；社会组织；社会建设

中图分类号：C9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309(2012)01－22－03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的决定中提出“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社会组织作为社会协同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社会管理中的重要地位首度获得充分肯定。2011年2月19日，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引导各类社会组织加强自身建设、增强服务社会能力”。“十二五”规划纲要更是将“加强社会组织建设”专门列为一章。社会组织发展已经成为关系国家长远发展、社会建设的重大热点问题。

一、社会组织的概念特征与发展价值

社会组织称谓颇多，如美国的非营利组织、第三部门；英国的慈善部门、免税部门等；我国早期称之为民间组织。香港地区称它为非牟利组织。台湾地区常常使用公益团体、邻里组织等。“社会组织”在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中首次使用，国家为了充分发挥社会力量加强社会建设，科学地提出了“社会组织”这一概念，将政府与企业之外的社会自治组织兼容并包。所以，社会组织可以界定为独立于国家和市场之外的，以服务特定社会公众为宗旨。参与社会管理，不以营利为目的的依法享有免税资格的群众性自治组织。从民政部门依法登记管理的角度划分，分为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与基金会三大类。实际上。客观存在着更大数量未登记的城乡社区社会组织，它们在基层社会管理与服务中也发挥着重大作用。而从本质上讲，人民团体与事业单位也应属于社会组织的范畴。

社会组织的基本特征：第一，非营利性，即不以营利为目的，活动资金不来自于经营所得，实际营利也不得用于成员分配而只能再次投入公益，本身具备有效规避较高风险与较高回报的自我控制机制。第二。非政府性。社会组织具有自治性、独立性，进行自主决策、自治管理与自我监督；具有民主、公开和社会性，是民主治理、公开透明的开放组织：追求核心竞争力、参与市场竞争。第三，社会性。社会组织的资源主要来自社会，包括募捐、接受捐赠、申请资助等，也包括志愿者等人力资源；提供的产品或服务具有较强的公益导向，其受益对象是不特定多数的社会成员或弱势群体或边缘群体：在运作管理过程中要受到来自社会及公共部门的问责与监督。

社会组织发展对于国家发展具有深远意义。第一，社会组织作为社会建设的核心主体，是构建完善的国家、市场、社会三者共同支撑的现代化国家结构的关键之一。第二。社会组织作为公民参与的组织载体，它的发展有利于深入推进民主政治发展。提升社会自我管理能力。更好地保障公民参与的广泛性、有序性、有效性，增强社会归属感。第三，社会组织作为社会管理的主体之一，它的发展有助于推动政府职能转变。弥补政府失灵，完善社会管理新格局。维护社会稳定。第四，社会组织作为个性化、专业化公共服务的提供主体，与政府、市场共筑多元服务体系，能够更好地满足广大群众的不同需求。最后，社会组织发展对于推动经济发展也具有积极意义，如发挥行业协会自我监督作用，有助于实现产业健康发展，而社会组织本身也创造出巨大的经济价值，同时扩大了就业。

二、政府、市场与志愿部门的相互依赖理论

美国学者罗伯特・伍思努(Robea Wuthnow)提出国家、市场和志愿部的三部门模式。这里将社会组织作为志愿部门加以考量。他认为国家是“由形式化的、强制性的权力组织起来并合法化的活动范围”，主要特点是强制性的权力。市场是“涉及营利性的商品和服务的交换关系的活动范围”，“以与相对的供给和需求水平相关的价格机制为基础的”，它主要以非强制的原则来运作。志愿部门为“既不是正式的强制，也不是利润取向的商品和服务交换的剩余活动范围”，主要以志愿主义的原则来运作。

伍思努认为，在概念上。三个部门之间的关系还比较清楚，但在实践中，政府、市场和志愿部门的关系正变得日益模糊。在政府和志愿部门之间，由于政府把一些福利项目承包给志愿组织。并为它们提供资金。政府与志愿部门之间的项目合作也模糊了彼此的界限。在很多情形下，复杂的组织计划把营利性活动与非营利性活动置于同样的管理体制下。志愿部门与市场的关系也很难分清了。不同社会中这三个部门重叠的程度是不一样的。但是。即使边界再模糊仍是三个部门，从本质上看。社会组织的非政府性、非营利性核心特征是不可改变的，否则必然引发各种问题。

伍思努认为，政府、市场和志愿部门之间存在着频繁的互动和交换关系，包括竞争与合作、各种资源的交换、各种符号的交易等。当不止一个部门的组织提供相似服务的时候，就存在着竞争关系。当集中不同的资源来共同解决社会问题的时候。彼此之间就是合作关系。各个部门之间还存在着资源交换关系。组织和管理人员、技术、法律保护、公共关系、资金等往往在部门之间相互流动。社会组织要想发展。必须妥善处理好竞争与合作的关系，三个部门之间必须实现良性互动。进而走向三者“共赢”。

三、当前我国社会组织发展的基本情况与现实问题

我国社会组织改革开放以来数量显著增加。目前，正式登记的社会组织约44.7万，备案的社区组织约24.6万，由于存在大量的城乡社区社会组织未登记备案，保守估计实际量将超300万。1988年以来总量大约增长了100倍。年均增长率在5％－10％。社会组织功能领域不断扩展，几乎覆盖了社会管理与服务的各个领域，如科技、教育、文化、卫生、劳动、民政、体育、环保、法律、中介、慈善等，部分社会组织由单一功能向综合服务发展，服务体系初步形成。据2009年统计报告显示，农业及农村发展类45367个，占18.98％；社会服务类30818个，占12.91％：体育类12623个，占5.29％；教育类12943个，占5.42％等。新型公益模式和新型社会组织不断涌现。随着互联网的高度发展。网民群体的迅速发展壮大，近年来出现了大量的网络型社会组织，同时，以互联网为平台的公益模式逐渐增多。社会组织的社会影响力逐步加大，如6万多个行业协会拥有企业会员2000多万，4万多个学术团体联系专家学者500多万。各类社会组织的经济实力也显著增强。2010年，社会组织拥有固定资产1864亿元，年收入约1525亿元。全国社会组织专职工作人员达618.19万人。兼职工作人员500多万人，注册志愿者2500

多万人。国际活动能力稳步提升。全国性社团已经在122个国际组织中担任领导职务，在92个国际组织中担任理事。再则，社会组织的活动方式基本以信息、宣传和教育为主，活动范围上以市、区、县等行政区划为准。

我国社会组织的发展虽然取得了较大的进步，但整体上还处于初级阶段，且区域之间发展失衡，城乡、东西部之间差异明显。当前发展中遇到的主要问题可概括为政府、市场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不够理顺，相互支持与互动严重不足。在强政府与较强市场的背景下，具体表现为：一是政府态度上又想发展又怕发展，法律法规不健全且原有规定相对滞后，甚至矛盾，严进宽管，登记的成员、资金等约束门槛太高，要么管制过多，要么评估与监督不利，定位始终不够准确，缺乏正式的沟通渠道：二是社会组织政府、市场边界“越线”，一部分“官办”社会组织出现行政化，一部分社会组织俨然发展为营利性机构：三是资金匮乏，公共财政支持力度小。资金来源渠道单一且不稳定，捐赠问题在税收减免上处境尴尬：四是多数社会组织组织建设不规范，基层社会组织更是“小、弱、散”，产权、财务、纪律、人事、民主决策与管理、激励等方面的制度建设不健全；五是缺少专业人才，业务水平低；六是社会可信度低，缺少与政府、企业、广大公众乃至国际方面进行交流与互动的平台和正式沟通机制。

四、加强社会建设、推动社会组织健康发展的对策建议

近年来，在日益凸显的社会矛盾与社会问题的巨大压力倒逼下，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社会建设。伴随着学术界研究的深入，公民社会的自我成长以及国际结社运动的影响，我国社会组织发展迎来了新的机遇。发展社会组织必须坚持以满足最广大公众的公共服务与提升社会管理水平为导向，总体思路就是要“理清与政府、市场之间的边界，理顺彼此之间的关系，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本质优势，加强相互支持、交流与学习，合理地展开竞争，充分开展合作”，当务之急则在于加大政府的扶持力度。

(一)政府部门要彻底转变观念，从战略高度重新认识社会组织

社会组织是政府部门改善社会管理水平、完善公共服务的重要帮手，是加强社会建设的基础，不只是传统的被管理者、竞争者。更不是政府的附庸机构。

(二)建立健全各项法规

建立社会组织统一规范管理的基础性法律，完善三大管理条例，出台一批依据科学分类形成的、体现分类指导、分类监管原则和专业性的专项法规，出台一批操作性强、执行有力的有关社会组织授权、税收减免、人才保障、用房用地等方面的扶持政策，突出加强欠发达地区的支持力度。完善社会工作师制度，加强专业化人才队伍建设。出台落实社会工作人才的培训、工资与基本社会保障政策。

(三)改革传统社会组织管理体制

首先。以公益慈善类、社会福利类、社会服务类社会组织为重点，变“严进宽管”为“宽进严管”，科学分类，适当降低准入门槛，建立登记与备案相结合的管理体系。大胆引入竞争机制，尝试在同一地区放宽注册同类社会组织。其次。为了应对管理任务的空前增加，实现管理的动态化，必须重构登记管理机关的职能体系与管理规范。提升管理机关的管理能力，落实管理责任。最后，搭建社会组织服务的枢纽性平台，按照“政府扶持、民间运作、专业管理、三方受益”的运作模式，借助社会组织的体系建设、公共平台搭建等多种渠道共同培育社会组织。同时，依托平台建立起多元化的正式沟通渠道，逐步建立社会组织参政议政制度。

(四)加大公共财政支持

加大公共财政支持，完善政府公共服务采购制度、以三类社会组织为主加大补贴、健全激励机制。同时，鼓励社会各企事业单位及广大公众捐赠，现有体制下可尝试在民政部门设立捐助中心，按地区、领域甚至具体对象进行定向捐助，由民政部门统一落实税收减免，全程透明、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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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我国财务管理 理论研究 建议

一、引言

随着国家经济的飞速繁荣发展以及财务管理理论逐渐先进化，我国财务管理理论研究正在不断的由多方面创新并且取得不错进展。然而在发展的同时，也逐渐凸显出各种问题。从一方面来看，资本市场上频繁出现例如上市公司投入资金变更等不尽人意的操作事件。从另一方面来看，现有的理论解释能力经常无法对企业在财务管理领域实践创新进行解释。这一系列在独特经济背景下产生的问题更是使得无法直接将西方成熟理论进行搬用借鉴。

究竟是何原因使得我国财务管理理论研究出现与实际严重脱节的问题，以及该如何引导财务管理理论研究走出此局面等一系列问题均是我国目前财务管理理论研究与实际活动中需要解决的重点问题。一部分学者已经就目前我国财务管理理论的发展状况进行了梳理以及总结，然而还需要以此为基础，进行充分且全面的对已有研究经验进行回顾与总结，寻找到尚存不足点，为促进我国财务管理理论研究更好更健康的发展提供支持。

二、我国财务管理理论研究贡献

虽然我国财务管理利用研究相比西方发达国家起步较晚，但是自从步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起便逐渐壮大发展，近几年来更是大批学者积极将西方先进研究范式引入我国进行问题分析，取得了不错的研究成果。

1.经济学以及管理学等理论的发展对财务管理研究内容有了进一步的丰富，并且拓展了其研究视角。目前的财务管理理论研究面临着我国现实复杂多变的经济情况，促进经济学以及管理学等相关理论研究不断发展，自我完善，逐渐成熟，直接促进了财务管理论研究的发展。比如我国资本市场上大股东对小股东利益侵害现象可以引入经济学委托理论进行解释。

2.基础理论以及通用业务理论逐渐形成了意义深刻的研究成果，并且使得我国社会主义特有经济现象进行了一定的解释。通用业务理论以及基础理论样本相加后高达五百二十个，占据了总样本比重的百分之八十二。这些研究过程通常与现实联系紧密，极具解决实际问题的参考价值，例如企业分拆上市与整体上市的原因，企业高层管理人员激励制度等。

3.目前研究将市场经济现象以及因素的相互原因的比重增加，由制度方面，市场方面等对企业提供了有益参考。现有的研究对因素之间关联关系的剖析越来越重视，逐渐发展到由传统的对某一点进行研究发展到对某一链条的研究。如对于筹资问题，许多资料以及文献将其中心挪到资金筹集行为以及所形成的资本结构的影响因素上，进一步的对基本结构以及筹资行为会对哪部分产生影响。同时这些研究内容报刊了企业层面，制度层面以及市场层面等多角度多层面的问题。

4.以规范研究为基础的实证研究逐步受到重视，能够更好的对资本市场数据资源进行利用。随着人们不断证实资本市场效率，近几年利用数量分析实证研究的文献以及成果日益增多，达到了总样本的百分之三十五，约两百二十个样本，为我国企业多方面财务管理理论研究提供了可靠的证据与经验。

三、我国财务管理理论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1. 缺少针对我国财务管理特有环境的系统研究，并且未形成全面系统的分析方式以及研究视角。目前我国的财务管理理论研究的研究方法，研究思路以及理论成果均是以借鉴西方财务管理理论研究为主，对内外环境差异等主要支撑财务管理理论的因素重视程度不足。虽然我国由少数财务管理理论研究所设计到了内外环境，但是其仅占总样本的百分之二左右，因此无法真正做到在研究中将我国特殊背景制度进行融合，更无法做到将零散独立的研究成果转变为更加贴近并且符合现实情况的理论体系。

2.对于企业业绩以及企业治理多以简单数量进行关系分析，缺乏对企业治理，企业价值以及企业财务决策的互动研究。企业价值，财务决策以及企业治理三方面关系可以两两一组并且以不同方向划分为六个环节。虽然目前我国研究已经对其环节有所涉及但是对企业价值，企业财务决策以及企业治理三方面之间因素互动研究缺失，导致其研究成果无法与实际复杂经济生活情况进行匹配。

3.研究内容受到传统领域局限，缺少对新问题的分析探讨。随着现代科技以及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知识资本以及人力资本变的越来越重要，但是目前的财务管理研究无法从数量是对其进行满足，仅有占全部样本比重的百分之三不到。

4.多数研究对象为假定单体企业，对其集团企业内部的资本市场以及控制权问题重视度不够。传统财务管理理论研究主体是单体企业，然而我国不断出现经济集团化现象，使得单体企业研究已经无法满足现实需要，然而目前的有集团化企业角度的研究问题仅有总研究样本的百分之三点五。

5.研究角度多偏于对假定效率市场进行，而对于投资者心理特征角度的财务研究以及管理层财务研究较少。我国学者大多数偏重于效率市场假定分析，目前有二十个样本是以资本市场效率为主的专门研究，以假定效率市场为基础的研究思路更是高达二百多个样本。然而我国目前的资本市场仅做到了弱势有效，与假定效率市场还存在较大偏差。基于管理层以及投资者心理特征的财务研究，仅仅有两个样本。

6.缺乏以中国经济实际为基础的模型构建，多以西方模型借鉴为主，其研究资料也均已公开披露为主，几乎没有实地调查资料。从目前研究情况来看，其基本用西方成熟模型带入我国市场数据进行检验，这样一来的研究成果无法真实有效的说明我国经济市场下所面临的问题。由案例研究方法看，此种适宜多变型经济环境只有四十个样本使用了案例研究，并且在这些案例研究样本中，只有九个样本是以企业实践考察作为基础资料。

四、我国财务管理理论研究的几点建议

1.以我国特有经济转轨时期财务管理环境为基础，将假定效率市场与行为财务理论作为研究的独立欠缺，以企业对兼收并蓄治理作为根本，设立起满足我国国情需要的财务管理理论研究体系。环境变化是财务管理理论更新发展的主要动力。企业治理内容普遍广泛，对企业自身来说，通过企业层面压缩，环境等各类因素都可能变为企业治理问题。企业治理与财务管理之间存在系统与环境的联系，在不同程度治理模式下运转的财务管理必然会受到其影响。更加之西方企业与我国的企业治理在现实拥有完全不同的状态，必须建立起符合我国国情的投资，分配，筹款等研究核心的理论体系，方能发挥出企业财务管理理论研究的总结指导作用。

2.以价值作为标杆，财务决策作为纽带，将企业价值与企业治理融为一体，将传统鼓励，零散的研究成果变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关于企业价值关系以及企业治理的研究文献虽然不少，但是其并没有一套简单明了对因果关系进行分析的定式，因此没有对真正影响机理的实现路径进行触及。企业管理者的决策行为必然受到不同的治理结构影响，进而对企业业绩造成影响。由于这样的因果关系，需要将重心放在企业治理不同假定条件下，对企业三大主要财务决策的影响程度与影响方式，以及财务决策后果对企业业绩的影响。

3.加强对人力资源以及无形资产等探讨分析，建立起符合新形势的资产分析模式与理论框架。目前知识经济时代下，企业最重要资产之一就是无形资产，在市场经济运作下，企业通常巨大经济效益均是无形资产所带来的。人是企业价值增值的重要源泉，企业所有权的未来趋势便是人力资本的所有者。（1）对我国企业进行考察其控制权，对其无形资产安排以及影响进行判断，同时还需要对企业所归属特点内部资本的上市公司无形资产影响进行判断，并且以此为基础对无形资产的规模信息，种类等进行规范披露。（2）建立对无形资产的理论分析和模型构造，并构建适当的评价体系。（3）建立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系统，构建人力资产的收益模型，为人力资产的投资提供好的决策和评价。（4）根据拥有人力资本的人根据其价值的大小协调人力资本和非人力资本的关系；确定相应的分配方式；（5）从人力资本的产权特征入手，明确人力资本的重要地位，建立相应的评价机制。

参考文献：

[1]王化成，程小可.分拆上市与母公司股权价值研究——“同仁堂”分拆子公司上市的实证分析[J]；管理世界，2003年04期

[2]郑江淮.国有股减持中的冲突、股权价值与路径依赖[J].管理世界，2002年01期

[3]王化成，刘俊勇.企业业绩评价模式研究——兼论中国企业业绩评价模式选择[J].管理世界，2004年04期

[4]赵增耀.董事会的构成与其职能发挥[J].管理世界，2002年03期

[5]李志文，宋衍蘅.股权结构会影响筹资决策吗？——来自中国赛格系公司的案例[J].管理世界，2003年06期

[6]谭劲松，黎文靖.国有企业经理人行为激励的制度分析：以万家乐为例[J].管理世界，2002年10期

篇8

关键词：现代企业管理理论；图书馆学；移植现象

1 现代企业管理理论分析

在传统企业管理中，其主要包括两个内容：企业经营管理、企业生产管理。在企业实践中，其管理理论主要包括：古典管理理论，其代表为泰罗与法纳尔科学管理；行为科学管理理论，其代表为梅奥的人际关系学说；现代管理理论，其代表为哈罗德・孔茨的“管理理论丛林”；“新管理理论丛林”。针对前后“管理理论丛林”来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自“新管理理论丛林”出现以来，企业管理理论应用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代管理理论得到了广泛应用。在“新管理理论丛林”应用背景下，现代企业管理理论研究范畴越来越广，主要包括现代企业理论、公司治理理论、信息技术发展、企业组织变革、现代物流管理、知识管理、外包业务管理、企业战略理论、工作流管理等。除此之外，企业竞争力、企业核心能力、组织文化、注意力经济、组织行为等也是现代企业管理理论的重要内容。

2 图书馆学研究与实践中现代企业管理理论的移植现象与应用

随着“新管理理论丛林”的出现，对当前图书馆学研究取向产生了重大影响，很多现代企业管理理论被移植到了图书馆学当中，对图书馆学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使图书馆学研究，特别是图书馆管理学研究呈现了显著的“新管理理论丛林”烙印。据有关实践统计，其产生的移植现象和应用主要包括以下内容：一是，现代企业管理理论发展主要建立在激励理论、契约理论、信息经济学等微观经济学理论基础上。二是，在借鉴企业竞争力概念与理论的基础上，对图书馆竞争力展开定量与定性分析，并且根据企业核心竞争力，提出“图书馆核心竞争力”概念。三是，在图书馆学研究中，引入心理契约、体验经济、注意力经济等新理论，探讨图书馆学研究实践，实施图书馆体验营销，完善图书馆心理契约。四是，在图书馆学研究中引入公司治理理论，提出图书馆治理概念与理论。五是，在图书馆管理中，加强战略管理思想的引进，通过企业战略角度分析，了解信息战略形势，进而对图书馆现状予以改革，促进图书馆的长远发展。六是，在图书馆学研究中引入现代企业管理理论的企业运作前沿理论，主要可以从业务流程重组、企业资源计划、客户关系管理、知识管理、物流关系等方面对图书馆业务问题进行分析，创新图书馆管理方法与手段，为图书馆学的研究提供参考依据。七是，在引进新型企业组织管理理论的基础上，对传统图书馆线性组织管理缺陷予以处理，设立满足现代图书馆发展的管理模式，比如，学习型管理模式、网络化管理模式、矩阵型交叉管理模式、分布式管理模式等。八是，在分析与评估图书馆无形资产的时候，可以引进现代企业管理理论的无形资产管理和品牌价值理论，并且对图书馆知识资本与品牌领域展开研究。九是，在探讨图书馆冲突管理与危机管理问题的时候，引进了现在企业管理理论的冲突、危机管理理论。十是，引入现代企业管理理论中的目标管理、集成管理、文化管理、服务管理等理念与方法，在图书馆管理工作中予以贯彻落实，保证图书馆各项工作的全面展开，为图书馆学的研究提供参考依据。

3 移植背景下图书馆学发展的几点建议

（一）强化市场经济环境下图书馆变革发展的理论研究

随着现代企业管理理论在图书馆学研究中的不断移植与应用，基于现代企业管理理论的图书馆学研究越来越广泛，在很大程度上验证了市场经济环境下，图书馆面对信息竞争的变革发展。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图书馆信息竞争就是将竞争机制引进图书馆工作当中，打破原有的图书馆格局，在原有的“势力范围”内无法形成垄断，提高了图书馆的行业竞争。

在社会信息化建设进程不断加快的形势下，图书馆根基动摇表现为：社会信息化发展促进了知识资本化、信息产业化、信息商品化发展，为此，知识资本化突出了知识消费的竞争性，信息产业化冲击了公共信息服务，信息商品化挑战了信息自由制度，导致图书馆“非竞争性”与“非市场性”产生动摇，产生了准市场机制。在此形势下，图书馆一定会融入准市场，在公共信息服务领域发展中，信息竞争也会出现一些变革，形成图书馆市场化运营模式，突出图书馆服务市场化取向。基于现代企业管理理论，图书馆学与图书馆管理研究兴起就是图书馆学界面对准市场形势的市场化营运模式与服务市场化取向反应，是图书馆学发展的必然趋势。

（二）与时俱进，编写全新的“图书馆管理学”等专业教材

在教材编制过程中，这些教材均是按照传统框架予以组织，即按照管理方法、管理职能、管理对象的关系展开。如1992年出版的《图书馆管理学》，被相关研究学者评价为：“全书内容新颖、体系完整，是20世纪中国图书馆管理学研究的大成之作。”此书按照传统管理学体系编制，阐述了行政方法、经济方法、法律方法等管理方法，分析了图书馆管理的决策、计划、控制、协调等职能，且说明了人员管理、经费管理、社会管理等对象。随后编写的《图书馆管理学教学大纲》也没有突破传统管理学框架，还是局限在图书馆组织与管理体制、计划与目标管理、领导与决策、人员管理、财力资源管理等范围内。由此看出此大纲依然没有摆脱管理职能、管理方法、管理对象这一逻辑主线，缺乏理论创新。

一直到2003年《现代图书馆管理》教材出版，才摆脱传统理论框架的束缚，此书打破了传统管理学研究框架，实现了与时俱进，通过现代企业管理理论的引用与移植，对图书馆管理理论进行分类，主要有理论、战略、专项等，同时在此基础上，在图书馆管理中加强了现代企业管理理论战略管理、全面质量管理、业务流程再造、人力资源管理、服务管理等引进，进而全面的反映了图书馆管理内容，形成了完善的图书馆管理学理论体系。

（三）从“新管理理论丛林”角度探析图书馆学

一直以来，非营利组织的绩效与管理效率都被学者与公众责难，非营利组织效率较低的原因就是非营利组织自身产权不清晰、目标对业务的限定、绩效难以度量、公众与媒体的过分关注、治理结构缺陷等。所以，大部分非营利组织都是借助市场组织运营形式提高自身运营效率，比如，引进竞争机制、实施私有化、借鉴公司治理机制等，对非营利组织治理问题展开重新审视。图书馆作为公共服务的非营利组织代表，在社会信息化快速发展的形式，其“非竞争性”、“非市场化”受到冲击，产生动摇，引进了准市场机制与竞争机制，通过现代企业管理理论的运用，提高了图书馆运营绩效。

4 结束语

总而言之，在移植背景下，可以通过强化市场经济环境下图书馆变革发展的理论研究、编写全新的“图书馆管理学”等专业教材、从“新管理理论丛林”角度探析图书馆学策略的落实，实现图书馆学的发展与创新。

参考文献

[1]周世江.谈图书馆学的研究方法与图书馆学方法论[J].山东图书馆学刊，2012（04）.

[2]岳春杰.ERP理论运用于现代图书馆管理的研究[J].高校图书馆工作，2010（05）.

[3]尉迟晓春.现代质量管理理论在高校图书馆的实践与应斥[J].黑河学刊，201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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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期望效用理论 前景理论 公司治理理论 风险 回报

企业风险对效益的影响是战略管理中一个重要的问题。近年来，风险管理成为企业管理研究的热门话题。其中，传统的经济学理论与前景理论在分析风险回报关系时，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值得我们深思。

一、风险与回报关系研究综述

（ 一 ）期望效用理论的风险与回报关系研究综述 期望效用理论（Expected Utility Theory）是由冯·纽曼和摩根斯坦（Von Neumann and Morgenstern）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的。期望效用理论认为，期望效用值是在不确定条件下各种决策选项的效用的加权平均数，人们作出决策时是根据主观期望效用值的高低来进行的。通过了解概率和一系列决策选项的效用，就可以根据这个模型预测出一个“合理”的或内在一致的选择。期望效用理论成为处理不确定条件下理性人（rational actor）风险决策问题的分析范式。（1）期望效用理论研究的文献回顾。理性人假设是期望效用理论的假设前提。基于期望效用理论，大多数文献在研究中都是假设决策者是风险规避的，认为大多数企业厌恶风险，一般不会做出风险大的决定，除非有高的期望回报作为补偿，即对于高风险的投资项目，只有在期望回报也高的情况下，决策者才愿意投资。由此认为风险和回报必然是正相关关系。如Conrad和Plot kin（1968）选取1950-1965年间美国59个行业的783家公司，以行业影响为变量，得出风险回报之间是正相关的；Cootner和Holland（1970）对1946-1960年间美国39个行业的315家公司，以行业影响和时间为变量，得出不论是公司还是行业水平，风险回报之间都是正相关，而且对于行业水平来说，每一年都有效。（2）期望效用理论的评价。期望效用理论提供了一个标准化的模型，应用起来比较方便。但后来的研究发现期望效用理论与现实决策不符，风险回报关系也并不总是正相关的。正是由于期望效用理论存在的缺陷及其受到的质疑，激发了研究者对不确定条件下的风险回报问题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 二 ）前景理论的风险与回报关系研究综述 1979年卡尼曼和沃特斯基（Kahneman and Tversky）提出前景理论（Prospect Theory）。该理论的主要观点是：一是大多数人在面临获得时是风险规避的，通常小心翼翼，不愿冒险；二是大多数人在面临损失时是风险偏爱的，通常很不甘心，容易冒险；三是人们对损失比对获得更敏感，损失时的痛苦感要大大超过获得时的快乐感。根据前景理论，风险和回报之间呈现非线性的函数关系，大多数的个人既风险规避又风险爱好，这与回报的波动有关。当回报高与目标时，个人会规避风险；当回报低于目标时，个人会寻求风险。同期望效用理论一样，前景理论认为人们在不同的风险预期条件下其行为倾向也是可以预测的。（1）前景理论研究的文献回顾。前景理论为解释人们在风险决策中的奇异表现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但从研究角度看存在一个重要问题，作为研究个人风险态度和风险行为的前景理论能否适用于组织。对于这一问题，Bowman（1980）在研究问题企业（Troubled Firm）的风险倾向时即予以注意，他发现此前的经济学和政治学文献已提出理性行动者（Rational-Actor）模型，并提出组织行为与个人行为相似的命题。Bazerman（1984）则通过对情景与组织行为关联性的考察，证明前景理论可以用于对组织行为的研究。Fisherbu和Kochenberger（1979）、Kahneman和Tversky（1979）在分析风险选择的时候已经强调了参考点（或目标水平、标准）的重要性。Kahneman和Tversky （1979）指出风险的态度不是由结果决定的，而是与一些参照点（即目标水平）有关。以上研究强调了目标水平的重要性，但对于如何确定目标水平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规则。因此，应用前景理论需要解决的另一个问题是确定目标水平。Payne和Crum（1980）描绘了一个在目标回报水平和参考点之间近似的类比，但是对于每一种情况来说，还没有一个通用的规则来界定是否是正确的目标水平。由于目标水平是企业的战略水平。因此，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回到战略管理理论和财务分析理论中去，通过对这些理论的应用对其进行确定。Porter（1985）认为，当不能准确确定竞争对手时，将行业平均获利水平作为企业的目标或制定战略的参照是适当的，并各以通过和该水平的比较来判断企业是否取得了竞争优势。在财务分析理论中，Lev（1974）指出公司使他们的效益与行业平均适应，他强调把公司财务水平与预定的目标相适应，这种预定目标通常是基于行业平均的。Lev还对美国900多家大公司进行了实验研究，证实了假设：公司周期性的使他们的财务比率与行业平均比率相适应。Frecka和Lee（1983）用其他数据研究公司财务比率，结果支持了Lev的假设。现实中，很多企业也是把行业平均水平看作经营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准。不过，在对企业风险倾向的研究中，为了考察企业的风险回报关系，需要进行列联表分析，此时继续使用平均回报作为目标水平就会带来很多问题。因此，自Bowman开始人们更倾向用行业回报的中位数来代表目标水平。曾进（2008）在确定目标水平时，对样本观察期内的企业净资产收益率（ROE）的均值进行排序并确定中位数，以该中位数作为目标水平。通过前景理论知道，风险与回报是非线性函数关系。Cyert和March（1963）试图描绘组织决策的方式，理论集中在内部的组织决策准则和程序，他们对以组织效益和期望水平作为决策的决定因素给予很大关注，指出组织通过多种维度来测试效益，这些维度包括产量、库存、销售额、市场份额和盈利能力。强调任何效益维度的关注程度是由高层管理的优先项目和以前经验来引导的。Mao（1970）指出高管界定风险是以是否没有达到目标水平为标准的。当效益处于一个稳定或稳定上升的情形时，大多数公司部会采取风险行为，如开发新产品，引进新技术，广告等。Neumann，Bobel，Haid （1979）对1965-1973西德334家股票行业的公司，以公司规模为变量，得出在整个样本中风险回报之间正相关。但是样本分成大、小公司两组时，分别是正相关和负相关。但是Bowman（1980）选取了行业内公司进行经验研究，发现大部分公司的风险与回报是负相关的，他将这个研究称为风险悖论。Singh（1986）用前景理论作为研究框架调查组织效益和风险之间的关系，由低于可接受水平的效益所引起的风险和回报是负相关的。March和Shapira（1987）指出当想到风险的时候，被调查的高管中80%只考虑消极的结果。Fiegenbaum和Thomas（1988）用会计数据检验前景理论，以回报的中位数作为目标水平，把公司分成两组：高于目标水平组和低于目标水平组，证实了前景理论的预期，在行业内部亦如此。曾进（2010）应用前景理论对我国上市公司的风险倾向进行研究，发现：业绩低于目标水平的企业，风险-回报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业绩高于目标水平的企业，风险-回报没有相关关系。这一发现说明：我国上市公司中的问题企业同样更倾向冒险；我国上市公司的风险倾向不完全符合前景理论的预期；我国企业较欧美企业具有更强的冒险倾向。微观经济分析松弛是一种资源浪费，所以松弛水平高，回报差。Cyert 和 March（1963）认为尽管松弛对未来回报的直接影响不确定，但是在一些组织决策中，低回报能产生高风险，并且高回报与高松弛并存。这些发现表明回报对风险既有直接关系又有间接关系，直接关系是当回报可观时，风险就会降低，反之亦然；间接关系是高松弛对应着高回报和高风险。Kent D. Miller和 Michael J. Leiblein（1996）基于风险与未来回报以及回报对未来风险的关系建立模型，得出风险和未来回报之间是正相关，并且回报对风险是负向关，对所有时期来说是一致和显著的。支持了下滑的风险和未来效益之间正相关关系和效益对下滑的风险是负相关关系。实际上，当在研究中应用可替代方法时，风险回报的负相关关系就会显现。这些方法涉及到行业性质、时间、公司规模、多样化战略和风险态度。如与采用1960年以后的数据相比，采用1970年以后的数据风险-回报负相关关系更为普遍。Bettis和Hall（1982）、Bettis和Mahajan（1985）基于多样化战略和风险的研究揭示了风险-回报的负相关关系。Fiegenbaum和Thomas（1988）研究表明，分别以行业水平和公司水平作为目标水平时，在目标水平之下的公司，回报越低，风险越大；在目标水平之上的公司，回报越低，风险越小。（2）前景理论的评价。前景理论在解释风险回报负相关关系时认为，目标水平的存在导致问题企业的管理层在面临风险时作出了不同于期望效用理论下的选择，即倾向风险寻求。但这一结果未得到实证研究的证实。如Bowman（1980）研究发现大部分公司的风险与回报是负相关的。1982年他对这种风险回报负相关进行了解释：问题企业（Troubled Firm）需要承担更多的风险。然而通过对公司年报的分析，事实并非完全如此。由此可见，仅仅依据前景理论并不能完全解释复杂的风险决策和风险回报问题。

（ 三 ）公司治理理论的风险与回报关系研究综述 公司治理理论是企业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研究公司治理结构中对经营者的监督与制衡作用，也强调如何通过公司治理结构和机制来保证公司决策的有效性和科学性，从而维护公司多方面利害相关者的利益。由此可以，管理层的风险态度、风险决策及由此产生的风险回报关系不仅受到行为科学的影响，还会受到公司治理结构的影响。（1）公司治理理论研究的文献回顾。从公司治理角度研究风险回报关系的文献还较少。Amihud Y.和Lev B.（1981）通过研究发现，在两权分离的公司治理模式下，由于管理者和股东的信息不对称和利益不一致，管理层有可能会出于赌徒心理拿企业去冒险，或者放弃能够给企业带来正的净现值（NPV）的投资项目而给股东带来损失或机会成本，从而导致企业面临高风险和低回报。Palmer 和Wiseman（1999） 进行实证研究，发行股权对经理人的冒险行为有正向的影响，监督机制不同的企业，其管理层的风险倾向也具有显著的差异；John、Litov 和Yeung （2008）对公司治理与管理层冒险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发现良好的投资者保护与企业的成长正相关，原因是它可以有效地降低管理层出于自利动机而导致的过度避险，进而促使企业承担更具风险同时也更富有价值的投资项目；而在投资者保护较差的国家，企业往往被大股东所控制，利益相关者也会由于趋向保守而向企业施加负面的影响。曾进（2009）从公司治理的角度研究风险回报问题，发现公司治理水平对企业的风险具有负向的影响，对企业的回报具有正向的影响；公司治理水平的高低决定了企业风险-回报的表现。（2）公司治理理论的评价。公司治理理论更多从企业管理者所处的环境出发，分析其做出的风险决策及由此带来的风险回报问题。与前景理论相比，对情景的考虑更加全面。因此，公司治理理论较完美的解释了问题企业中的风险回报负相关关系。

二、结论与启示

国外对风险与回报关系的研究经历了从单一理论到多种理论、从表象到深入实质的过程，形成了大量有意义的研究成果，并在实践中加以应用，使企业高效益、高质量的长期运行。这对我国在风险回报方面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方面都应有所启发。通过风险回报的理论研究有利于风险管理者设计总体风险管理战略，建立详细的风险管理方法体系，寻求更好的方法来了解和控制风险，监督风险管理的应用和效力，保证企业的健康运转。但我国目前关于风险回报的研究还较少，已有的研究大多都是基于前景理论的，虽然这些研究者都是继承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并且在各自的研究中对变量的选择、模型的建立、样本的选择和统计分析等方法上有所改进，但是缺乏对理论的创新和综合运用，制约了研究结论的适用性。与欧美国家相比，我国上市公司还表现出较强烈的风险寻求倾向，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应避免“高风险-低回报”。同时，随着对风险回报研究的重视，企业风险管理者的角色也应引起关注。风险管理者的角色不是让风险从企业中消失，而是促进风险管理的发展，寻求更好的方法来了解控制风险，监督风险管理的应用和效力，协调向董事会的风险管理活动报告，在风险和风险管理之间起导管作用，从而使得企业高效益、高质量的长期运行。

*本文受新疆自治区普通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项目资助

参考文献：

[1]曾进、刘勇：《我国上市公司风险-回报的相关关系研究》，《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3期。

[2]曾进：《我国上市公司的风险倾向研究》，《预测》2010年第4期。

[3]余明江、谭小梅：《行为财务理论：综述与启示》，《新疆财经》2004年第4期。

[4]Jitendra V. Singh Source，Performance， Slack，and Risk Taking in Organizational Decision.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1986 .

[5]Bowman， E. H. a risk-return paradox for strategic management. Sloan Management Review， 1980 .

[6]Bowman， E. H. Risk seeking by troubled firms. Sloan Management Review， 1982 .

[7]Fisher， N.， & Hall， G. R. Risk and corporate rates of return.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69 .

[8]March， J. G.， & Simon， H. A. Organizations.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1958.

[9]Padgett， J. F. Bounded rationality in budgetary research.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980.

[10]Shepherd， W. G. The economics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Englewood Cliffs. 1979.

[11]Bettis， R. A.， & Hall， W. K. Diversification strategy， accounting-determined risk， and accounting- determined return.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1982 .

[12]Fiegenbaum， A.， & Thomas， H. Attitudes toward risk and the risk-return paradox： Prospect theory explanations.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1988 .

[13]Kahneman， D.， & Tversky， A. Prospect theory： An analysis of decisions under risk. Econometrica， 1979.

[14]Lev， B. On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operating leverage and risk. Journal of Financial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1974.

[15]Singh， J. V. Performance， slack， and risk taking in organizational decision making.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1986.

[16]Bettis， R. A.， & Mahajan， V. Risk/return performance of diversified firms. Management Science， 1985.

[17]Cyert， R. M.， & March， J. G. A behavioral theory of the firm.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1963.

[18]Kahneman， D.， & Tversky， D. Prospect theory： An analysis of decisions under risk. Econometrica， 1979.

[19]Crum， R.， Laughhunn， D. J.， & Payne， J. W. Risk preference： Empirical evidence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capital budgeting. In F. G. J. Derkindren & R. L. Crum （Eds.）， Financing issues in corporate project selectionBoston， Mass.： Martinus Nyhoff. 1980 .

[20]Markowitz， H. Portfolio selection.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1952.

[21.Mao， J. C. T. Survey of capital budgeting： Theory and practice. Journal of Finance， 1970.

[22]Kahneman， D.， & Tversky， A. Prospect theory： An analysis of decision under risk. Econometrica， 1979.

[23]Armour， H. 0. AND D. J. TEECE.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A Test of the Multidivisional Hypothesis，" Bell Journal of Economics， 1978 .

[24]MARCH， J. G. AND Z. SHAPIRA "Managerial Perspectives on Risk and Risk Taking，" Management Science， 1987.

[25]Stephen Ward. Exploring the Role of the Corporate Risk Manager .Risk Management， 2001 .

[26]Frecka， T. J.， & Lee， C. F. Generalized financial ratio adjustment processes and their implications.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1983.

[27]Porter M E. Competitive advantage： creating and sustaining superior performance M.. Free Press， New York， 1985.

[28]Kent D. Miller and Michael J. Leiblein， Corporate Risk-Return Relations： Returns Variability versus Downside Risk.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Vol. 1996 .

[29]BazermanMH.The relevance of Kahneman and Tversky’s concept of framing to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Journal of Management 1984 .

[30]Conrad， G. R.， & Plotkin， I. H. Risk return： U.S. industry pattern.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1968 .

[31]Friedman， M.， & Savage， L. J. The utility analysis of choices involving risk.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48 .

篇10

内容摘要：不同的公司治理理论分歧很大，甚至完全背道而驰。将不同的公司治理理论纳入其相应的经济学分析框架之下，其异同源头及鲜明的共性与个性特征清晰可见。本文以不同的经济分析框架为划分依据，探究其不同公司治理理论的源头、评价其共性与个性特征。

关键词：经济学 资源配置 公司治理

从经济分析的角度来考察公司治理问题，就是要探究由公司治理制度所支持的公司资源配置对公司绩效和整个社会经济的影响。公司治理理论所赖以建立的经济学基础决定了该理论对公司资源配置的认识，决定了其相应的公司治理制度。经济学基础是公司治理理论差异的源头所在。股东至上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与组织控制理论作为三种主要的公司治理理论，实际上分别建立在不同的经济学框架之下，有着不同的微观基础，因而对公司资源配置及其相应的治理制度有不同的观点主张。

基于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框架的公司治理理论

20世纪早期公司经济开始兴起之时，新古典经济学早已占据了主流经济学的地位，大批经济学家所接受的教育使他们坚信市场在资源配置的效率方面总是最优的，习惯于把完全市场理论作为经济效率的基准。新古典经济学的资源配置观就自然成为主流经济学家所主张的公司资源配置的基础思想，而公司资源配置观又构成公司治理理论的基础。

（一）交换活动与新古典资源配置观

在西方经济思想嬗变的过程中，当古典经济学的统治地位被新古典经济学取而代之后，经济学的研究重心就由生产领域转向了交换领域。主流经济学家视交换活动为最主要的经济活动，并致力于研究所有互利的交易机会的条件，以实现现有资源的最优配置，互利的交换过程成为主流经济学家视阈中改善经济绩效的唯一方式。主流经济学家对交换活动特征的抽象认识成为新古典资源配置观的基石，进而成为建立在新古典资源配置观及其变体基础上的公司治理理论的微观基础。

新古典经济学家对生产领域的研究持敌对态度，力图使生产服从于交换，并将交换活动的特征抽象为即时的（现在的行为不影响将来）、分立的（个体的独立行为）和确定的（至少是可计算的），由此产生了将资源配置视为可逆的、个体的和最优的资源配置观。可逆性是指现在的资源配置不会对未来的资源配置产生影响，即当期行为只产生当期效应；个体性是指资源配置和收益的性质允许每个经济参与者以其认为适当的方式开发和利用生产资源，而与经济中其他个体的决定和行动无关，即个人行为完全独立于其他人；最优性是指资源配置过程无非是在一定的市场和技术约束条件下，对不同经济结果进行选择，即资源配置过程就是在所有可能出现的结果都是已知的前提下，从中选择最优的。可见，主流经济学家在对交换活动特征进行抽象的基础上，由交换活动的特征逻辑演绎出新古典资源配置观。

（二）新古典资源配置及其变体与公司治理

在由交换活动的特征逻辑演绎出新古典资源配置观的基础上，主流经济学家认为如果资源配置是可逆的、个体的和最优的，那么现有资源的最优利用就只能通过完全的资本、劳动和产品市场实现，即保证资源自由流动的完全竞争市场是最有效率的。在将新古典资源配置思想运用于公司资源配置时，出现了两种情况：第一种是将整个新古典资源配置观完全运用到公司资源配置，并演绎出对公司治理制度的要求，认为理想的公司治理制度是能够支持经济资源自由流动的制度条件，而且各种制度条件的相互结合，将确保经济资源配置的市场控制，股东至上理论即是能够支持公司资源配置由市场控制的公司治理理论，因而股东至上理论实质上是新古典经济学在公司治理中的体现和运用。第二种是新古典资源配置观的变体，通过引入“企业专用性投资”概念，突破了新古典资源配置的可逆性假设，但仍然延用其个体的和最优的假设，进而逻辑演绎出公司治理制度的改革方向，是要保障在进行收益分配时，对进行企业专用性投资的参与者提供适当的激励，利益相关者理论在此思想基础上应运而生。可见，股东至上与利益相关者理论作为当前公司治理争论中的主要理论观点，实质上都是新古典资源配置观全部或部分运用于公司资源配置的产物，这就决定了两种公司治理主张必然有共性也有个性，其共性与个性的根源也都能够一目了然。要深入理解建立在新古典经济学框架下的两种公司治理理论差异的源头、共性与个性，还需要对两种理论的共性与个性做进一步的评价，进而奠定进行比较分析的基础。

（三）股东至上理论与利益相关者理论评价

如前述分析，股东至上与利益相关者脱胎于新古典资源配置观及其变体，因而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研究的核心问题及其对经济绩效的理解成为两种公司治理理论共性的源头。从研究方法来看，两种治理理论都是采用新古典经济分析的静态分析方法，专注于研究公司现有资源的静态最优配置。从研究的核心问题来看，“剩余分配”问题是两种治理理论的核心关注点，其重点在于谁得到剩余收益，及这种剩余分配会对公司业绩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从对经济绩效的理解来看，由于股东至上理论是新古典资源配置观在公司资源配置中的完全运用，因而坚持以完全市场理论作为经济效率的基准，认为能够支持公司经济资源自由流动的“市场控制”型治理是最优的；利益相关者理论通过引入“企业专用性投资”概念，突破了新古典资源配置的可逆性假设，但并未说明产生“企业专用性”的原因及其动态变化过程，因而利益相关者理论所倚重的公司资源配置概念未能超越新古典静态资源配置观，其对经济绩效的理解仍然是以市场绩效为基础，并主张以公司治理制度作为市场的补充，对进行“企业专用性投资”的个人提供适当的激励，以防止对人力资本投资的抑制。

两种公司治理理论在共性凸显的同时，各自都存在鲜明的个性特征。具体来说，由不同的资源配置观所孕育的相应公司治理理论的独有个性可以归结为对委托关系的认识差异、对企业本质的认识差异、公司经营目标差异及公司治理改革主张差异四个方面。

首先，从对委托关系的认识差异来看，股东至上理论基于新古典资源配置观及私有财产的传统逻辑，认为股东是唯一的委托人，倡导维护股东权益，防止经理层对股东权益的侵蚀，形成了在股东对管理层的经典委托框架下分析公司治理问题的研究范式。利益相关者理论引入人力资本理论中的“企业专用性投资”概念，在突破新古典资源配置的可逆性假设的同时，也突破了对委托人范围的认识，委托人不再仅仅局限于股东，而是包括所有进行了企业特定投资并为此承担风险的所有参与者（所有利益相关者），因而管理层作为公司所有利益相关者的人，其责任范围应包括公司所有利益相关者团体。

其次，从对企业本质的认识差异来看，股东至上理论将企业视为纯粹的“投入产出转换器”，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黑箱”。利益相关者理论由于强调个人进行的“企业专用性投资”对于财富创造的重要性，因而将企业视为不同生产要素所有者的“契约联合体”，认为企业正是通过实物和人力资产的组合才形成了“集体生产力”。

最后，从公司经营目标来看，股东至上理论坚持认为公司的目标就是要实现股东价值的最大化，倡导在实现股东利益的同时，必然对整个经济体系绩效的提升也是有利的。利益相关者理论凸显个人进行的“企业专用性投资”对于财富创造的重要性，认为公司应让所有进行了企业特定投资并为此承担风险的所有参与者价值最大化。

由上述分析可见，新古典经济学家在将其视阈囿于交换活动特征分析的基础之上，逻辑演绎出新古典资源配置观。在探究公司资源配置时，新古典资源配置观或其变体被运用于公司，进而孕育了共性与个性都鲜明的当前公司治理争论中的两种主要理论观点―股东至上理论与利益相关者理论。

基于创新经济学分析框架的公司治理理论

奥沙利文（O’Sullivan）的组织控制理论则不落新古典经济学的窠臼，直接以创新经济学为基础，建立起与上述两种理论针锋相对的治理理论，给公司治理理论研究带来了一股清风。本部分将对组织控制理论的逻辑演绎过程及其观点主张进行分析和评价。

（一）创新与创新型资源配置

创新的特征是奥沙利文（O’Sullivan）建立其公司治理理论的逻辑起点，她将创新的特征归结为一个具有累积性、集体性和不确定性的过程。累积性是指创新过程本质上是一个学习过程，生产质量更高、成本更低产品的学习是通过一个累积过程形成的；集体性是指集体学习过程中的个人学习受他人学习的影响，并能合成一个新的、集体性的知识；不确定性是指进行创新的企业因学习过程可能未取得成功或无法取得竞争优势而获得回报，因而面临着生产的不确定性与竞争的不确定性。创新型资源配置建立在创新特征的基础之上，是对支持创新的资源配置特征的概括。创新是集体的、累积的和不确定的，就意味着对创新进行资源配置必须经由一种三位一体的过程：开发性的―必须毫无顾虑地将资源投入到收入不确定的投资项目中去；组织性的―收入是通过人力和物质资源的整合产生的；战略性的―资源的配置要能克服现有市场和技术的条件限制。

（二）创新型资源配置与公司治理

奥沙利文（O’Sullivan）认为，能够催生创新的资源配置过程所具有的开发性、组织性和战略性，意味着支持创新的公司治理制度必须满足三个条件：财务承诺、组织整合和内部人控制，这三个条件将分别为企业创新提供制度支持。财务承诺制度使企业组织能够获得进行生产资源开发和利用的资金来源，并一直持续到可以产生收益、企业可以借此收益提供的财务流动性生存之时；组织整合制度对置身于企业内部复杂劳动分工中的参与者提供激励，使其将技能和精力投入到企业目标的实现中去，将人力和物质资源整合到开发和利用技术的组织过程；内部人控制制度保证公司资源配置和收益的控制权掌握在与产生创新的学习过程结为一体的决策者手中。没有支持组织整合、财务承诺和内部人控制的治理制度，企业就不能通过对集体学习过程的战略投资产生创新。

（三）组织控制理论评价

组织控制理论以创新活动的特征为逻辑起点，由创新活动的特征分析得出支持创新的资源配置特征，进而逻辑演绎出对支持创新的公司治理制度的要求。可见，组织控制理论的逻辑演绎过程与新古典框架下两种治理理论建立的逻辑演绎过程截然不同，这就决定了其研究方法、研究的核心问题、公司经营目标、公司治理改革主张，都必然与新古典框架下的两种治理理论―股东至上与利益相关者背道而驰。

首先，从研究方法来看，组织控制理论运用的是动态分析法。组织控制理论直接以创新活动作为理论的出发点，创新型资源配置的动态性质与新古典静态的资源配置观截然对立，相应的其动态研究方法与新古典的静态研究形成鲜明对比。

其次，从研究的核心问题来看，组织控制理论研究的中心问题是“剩余生产”，探究如何通过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来生产剩余收益。基于创新经济学的组织控制理论将研究的重心由新古典的交换领域转向生产领域，集中关注生产领域中的创新活动，建立支持创新的公司治理制度以产生持续的剩余收益。

再次，从公司经营目标来看，组织控制理论视阈下的公司经营目标是企业的长期稳定和成长，对企业的委托关系并不强调，因而公司的经营目标不是建立在对委托关系认识的基础上，而是直接以其聚集的创新活动为基点，通过持续的企业创新来实现企业的长期稳定和成长。

最后，从公司治理改革主张来看，组织控制理论视阈中理想的治理制度是由财务承诺、组织整合和内部人控制这三个制度条件相互结合所形成的对知识和资金的组织控制，从而支持企业持续的创新活动，这显然与新古典框架下主张保障公司经济资源自由流动的市场控制截然对立。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