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的价值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社会治理的价值，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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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社会危机；治理；价值分析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723（2012）09-0057-05

著名学者约瑟夫·熊彼得曾说，社会发展的过程必然包涵着“建设性破坏”，我国社会结构调整的阵痛和各种潜在危机正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这一表现，社会体制转型本身具有的社会振荡容易与其产生共振，从而导致利益调整难以到位，各种危机状况频发。从某种意义上说，危机在促发社会结构调整的同时，也实现着社会的价值变迁。不同的价值观背景下，政府与社会应对危机的理念与范式往往各异。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规避与化解危机正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价值。

一、社会危机治理的价值分析框架

危机治理是现代社会的常性概念。人们对于社会危机的关注，源于危机对于社会生活的破坏和对既有秩序的冲击，社会危机可以影响人们的生存状态和行为方式，并通过极端的方式促进社会治理的完善。现代社会频发的危机，推动了人们对于社会危机的科学认知，并逐渐使之成为发展中的人类社会的常性方式。因此在社会危机层面提出治理概念，应该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应有之义。显然，危机治理理念的确立，是建立在公平、正义的公共利益基础之上的。治理视野下，实现公共利益不仅仅是官方单向度的责任，政府、市场、公民社会都是实现公共利益的主体，即公共利益的实现需要政府、市场与公民社会等共同构成的社会危机治理体系，如图1所示：

图1 社会危机治理网络体系框架

如图1所示，社会危机治理的价值分析框架是一种典型的多元治理结构，在博兰尼关于“多中心性”概念的解释中，他认为，主体间的链接关系构成一个六边形，框架上各顶点的相互移动即形成了“多中心秩序”，各主体在这种秩序下追求一种静态的平衡。显然，这种交互式网络没有单一的中心，而是由治理的多元主体构成网络的结点，每个结点之间都是互通的，并且这种互通也是双向的。

当然，这种结构并非僵硬不变，而是具有特殊弹性。我们形象地将社会危机治理网络看成是一个六边形，政府、企业、非政府组织、公众、社区和媒体这些主体分别处于这个六边形的各顶点上。在内部因素制约或外部压力施加的情况下，六边形架构可以向横向、纵向、斜向拉伸。尽管处于中心位置的公共利益是相对固定不变的，但是各主体之间仍然同时存在着某种私利关系，并都希望自己能够成为最大受益方。另一方面，危机治理的网络结构下复合主体所呈现出的互动态势使得每一合作方都能够在信息传输与接收、决策制定与执行、权力的分配与平衡的过程中做出相应的回应或调整，从而在不同需求的指引下实现多边形结构框架的适度回倾。这种危机态势下的网络型权力结构及其弹性使得网络型权力结构更为平衡、更为合理。

（一）治理的起点：政府角色的定位

多元治理理论趋向于将政府的角色定位为中介者，即制定多元治理制度中的宏观框架和参与者的行为规则，同时运用经济、法律、政策等多种手段为公共物品的提供和公共事务的处理提供依据和便利。政府作为社会危机治理中最主要的角色，直接承担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共利益的责任，以法律、法规为依据，运用社会管制等强制性权力，消除与缓解导致社会危机产生的因素和社会问题，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这一基本价值。

（二）治理的平衡点：公共利益

政府、企业、非政府组织、公众、媒体与社区都有自身的发展动向，也有不同的利益诉求，它们的利益并非完全背离，而是有着固定的交叉点，这个交叉点就是公共利益。公共利益的目标诉求在社会危机治理中具体体现为共建社会良性秩序并实现利益均沾，这样的公共诉求具有公共性、合理性、正当性和公平性。它是多元主体网络化治理得以运作的内在动力与支撑点。当然，要实现多元利益的均衡协调，构建完善的利益表达机制是非常重要的。政府要将利益冲突控制在体制内解决，使各种利益诉求都能够上升到利益协商和对话的平台，其他主体也应当建立起公共利益诉求的收集机制，完成公共利益现实化、具体化的过程。

（三）治理的实质：均衡分权

治理的核心理念就是将原本过度集中的权力进行相对分散的排布，治理的权力中心不再单一，而是由复合主体通过权力的分配及组织体制的构建来实现对公共职能的重新定位。只有均衡的分权才是多元治理的实质所在。罗伯特·贝内特认为：“多中心”治理要求的分权化指的是不同层级政府部门在公共事务管理和公共服务中，将相关权力、责任向市场与公民社会转移的过程，表现为政府、市场和公民社会的关系结构。这种多元治理理念下的分权化就是要求政府在危机治理的过程中综合考虑治理主体的比较优势、各主体应对危机及治理的能力及效率、危机事件的紧急性、影响力及辐射范围等因素的基础上向体制外放权，并通过各主体合力的发挥建立权力分配的均衡架构。毫无疑问，均衡分权的网络治理结构不仅能够强化公民的责任及自我服务意识，而且还能拓展社会组织活动的空间；不仅可以促进非政府组织的繁荣与发展，而且还能够建立起政府与公民之间、利益集团之间多元化的、战略性的合作关系。

篇2

【关键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思想政治理论课 信仰 教育教学

一、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信仰教育教学的必要性

（1）大学生成长成才的需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需要在大学生成长成才的学习生活实践中，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塑造中，逐渐地理解和接受，并由思想上的相信转化为确信，从而就可以升华为社会的信仰。

（2）教育教学的内在需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只有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才不至于形同虚设，才能为高校学子提供一种精神家园，才能为社会转型期间社会的发展提供方向和精神动力，并以动机的形式来指导高校大学生的行为，从而引领社会转型期间复杂多样并相互冲突的价值观念。

（3）加强主流意识形态的需要。在国内外各种思潮影响下，社会价值观念多元多样多变，大学生思想活动状况的选择性、多样性和差异性明显增强，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中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是应对非思潮威胁，巩固指导地位的有效途径。

二、影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的原因分析

全面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要求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中，研究高校各层面信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现状，有利于针对性地提出融入途径。

（1）师资队伍的建设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工作的基础。由于思想政治理论课自身的特点和性质，无论是教学内容还是教学方式，都对教师的能力和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目前，思想政治理论课师资队伍素质参不齐，部分教师综合知识缺乏，专业知识落后；部分教师政治立场不够坚定，政治敏感性不强；部分教师爱岗敬业精神不强，对教学工作热情不高；部分教师自身素质有待提高，缺乏表率作用，总体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

（2）大学阶段是大学生人生发展逐渐成熟的重要阶段，也是他们“三观”逐步确立的关键时期。处于这个重要阶段和关键时期的大学生，体力和精力处于最佳，独立性逐步增强；认识能力全面增强。但部分大学生存在政治信仰迷茫、价值标准混乱、功利主义盛行、困惑与压力加大、道德水平下降等现象。

（3）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考核方式与方法有待改进。现行的考核方式均以知识测验为重点，对学生能力的考核多是一带而过，而对于学生是否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真正形成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要求的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文化素质的考核，却是流于形式、办法不多。

（4）重视理论层面的考核，对于实践层面的考核却比较欠缺。现有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对学生学习的引导侧重于知识的讲授，对于实践能力的评判则几乎没有一个成型的测评体系，与此相对应的，在考核环节只注重理论知识层面，忽视学生实践、行为层面的考核，这就势必出现学用分离、知行不一的情况。

（5）仅注重课程的终结性考核，忽视了对学生的成长性和过程性评价。当前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考核只重视学生的期末成绩，对学生平时的表现和进步考核得不够，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教与学、评价与被评价过程中的情感交流和相互促进。这样的考核方式并不能够动态地反映学生思想政治素质和科学理论素养的提高，从而导致学生只重视最终的考试结果不重视平时的学习过程，只看重分数高低而不重视素质提升，不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实效性的提高。

三、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信仰教育教学的路径

（一）不断提升高校思政课教师的综合素质

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特点和性质决定了教师必须政治信仰坚定，具备良好的政治素养和较高的政治鉴别能力；必须理论修养较高，具备扎的专业理论素质和广阔的知识面；必须具备出色的教育教学能力。只有对自己宣传的意识形态坚信不疑、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身体力行的教育者，才能真正完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任务。

（二）不断发挥教育教学对象的主观能动性

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想政治理论课要达到人才培养目标，必须认真分析研究学生，树立“一切为了学生”的思想，准确掌握他们的实际状况、心理承受能力和理解接受能力，科学地设计教学计划、安排内容、有的放矢，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培养他们的主体意识、充分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力性。

（三）不断增强教育教学内容的时代性和科学性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不断结合时代特征和实践的需要，把富有时代气息和创新精神的内容传输给学生，与其他各类课程同心同行，形成协同效应，才能真正起到统一思想、激励斗志，约束行为的作用。

（四）不断提高教育教学方法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下，面对新情况和新特点，必须探索有效教育教学的新形式和新方法，增强教育教学的灵活性、针对性和实效性。不断强化大学生的思想、提高他们的觉悟，解决他们的各种实际问题；有效利用影视、网络、手机等新媒体，把丰富的教育教学内容寓于其中，生动而直观地展现给学生，增强教育教学效果。

篇3

关键词：家庭暴力；救助机制；社会类型；社会结构

中图分类号：C913.11

家庭暴力是一个国际性和恒久性问题，但具有显著的民族性和时代性特征。就其民族性而言，各国因其民族文化、法律文化、家庭文化等的差异对家庭暴力的认知不同，家庭暴力救助的范围和干预机制有别。西方国家普遍认为家庭暴力包括身体暴力、精神暴力、经济暴力和性暴力，且部分国家（如英国、美国等）将婚内性暴力罪化。①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国家对家庭暴力的定义范围相对较窄，一般只包括身体暴力，即行为人以殴打、捆绑、残害、强行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其他手段，给其家庭成员的身体、精神等造成一定伤害后果的行为。② 家庭成员间的精神暴力、经济暴力和夫妻性暴力仍不为东方国家社会中的多数所关注，相应的救助机制缺失。就其时代性而言，家庭暴力救助机制随社会类型和社会结构的变迁而变化。传统中国，家庭成员间的地位，特别是夫妻和父子地位不平等，以“三纲五常”为代表的儒家伦理文化规范和调整着家庭成员间的人伦关系，赋予父对子、夫对妻 “生杀予夺”的权力。随着中国社会由传统至现代的转型，亲权由权力向权利义务一体乃至向亲责转变，夫妻地位趋向平等，夫对妻、父对子的家庭暴力在愈益广泛的群体中不被认同，家庭暴力的救助亦由家庭、家族走向社区、社会，由私力救助逐步走向私力救助、公力救助和社会救助等多元救助机制并用。

一、家庭暴力救助与社会类型

法国法社会学家埃米尔・迪尔凯姆（Emile Durkheim， 1858-1917）根据社会结构的特点将人类社会分为机械团结型社会和分工协作型社会。前者是以社会集体意识所维系的社会团结，后者是以社会分工所维系的有机协作型社会。在机械团结型社会，压制型法律通过制裁犯罪，发泄愤怒情绪，以平复心态，达成维护社会集体意识和社会秩序之目的。在契约关系为主导的分工协作型社会，社会集体意识出现分化，人的个性得到发展，个人价值得以认可与弘扬，法律与道德发生分离，法律的主要目的不再是惩罚违背社会集体意识的人或行为，而是为社会集体意识不能有效规范的领域寻求替代机制，法律较其他社会控制手段的优先地位得以确立。[1]26但机械团结型社会与分工协作型社会不是一个纯粹的历史分期概念，其兼具社会类型概念的属性。人类在进入工业化社会之前的农耕社会时期均属于典型的机械团结型社会，但19世纪末期以来，全球范围内的分化加剧，不同社会依据其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分工、意识形态、法律特征及法治状况等或属于机械团结型社会或属于分工协作型社会或是二者的混合。如西方发达国家自进入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已基本完成了由机械团结型社会向分工协作型社会的转变，而直到21世纪，全球范围内超过半数的国家仍然属于机械团结型社会，中国则正处于由传统社会至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之中，即社会转型期。③

（一）家庭暴力界定的社会类型差异

对家庭暴力的关注事实上是对人权的关注，核心是人格权，其中包括一般人格权（如人格平等、人格独立、人格自由及人格尊严）和具体人格权（如身体权、生命权、健康权等）。人权保护是一个历史过程，随经济社会的发展而演进，其保护范围和程度与特定社会类型相对应，具有历史局限性。传统中国是一个高度集权和专制的国家，意识形态高度统一，法治与人权观念淡薄，家庭成员的人格不平等、地位不平等，个人价值不被认同。个人权利，尤其是妇女、儿童的权利不被尊重，夫对妻、父对子实施暴力具有社会集体意识基础，不为伦理、道德和习俗所排斥。

古中国刑罚对家庭暴力犯罪严格区分犯罪主体的身份，实行差别对待。凡以卑犯尊（如臣犯君）、以幼犯长（如儿子、孙子殴打或杀害父母、祖父母等），则入于“十恶”之中，以“恶逆”加重处罚。④夏朝“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商朝“刑三百，罪莫重于不孝”；周朝 “贼杀其亲，则正（杀）之”；[2]汉朝子女如殴打父母，斩首枭之，如谋杀父母，则以大逆论，本人腰斩、妻子弃市；宋律，“伤殴父母，枭首；骂詈，弃市；谋杀夫之父母，亦弃市”；[3]北魏时期，“杀其亲者，之”；⑤隋唐时期，正式列入“十恶”之中严厉打击，宋、元、明、清沿袭如故。

但古中国尊犯卑、夫犯妻则减轻或免除处罚。其中，夫妻之间暴力相犯行为处罚的差异程度虽不似父子、君臣之间的差别大，但差异仍然十分明显。秦朝法律明确规定了夫妻之间的暴力相犯，《法律答问》有：“妻悍，夫殴治之，决其耳，若折支（肢）指、肤体，问夫可（何）论？当耐。”（丈夫殴打妻子，撕裂了耳朵，折断了肢体，处以耐刑，即强制剃除鬓毛胡须而保留头发）。⑥隋唐以后，儒家法律思想的影响深化，夫妻相犯同罪异罚的情况进一步加强，丈夫暴力侵犯妻子的处罚比常人较轻，“诸殴伤妻者，减凡人二等。死者，以凡人论。殴妾折伤以上，减妻二等”。但如妻子殴打丈夫，则：“诸妻殴夫，徒一年。若殴伤重者，加凡斗伤三等。死者，斩”。宋、元、明、清大体同唐。[4]

20世纪后半叶以来，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加快，家庭成员间的地位趋向平等，家庭成员间暴力相犯同罪异罚的现象逐步被消除，家庭暴力受到来自伦理、道德和法律的多重约束。从夫妻地位看，男女平等是宪法和婚姻法等部门法的基本精神，夫对妻的暴力行为不仅为法律所禁止，亦开始不为社会中的多数所认同。“七出”，⑦古中国的休妻制度被废止。从亲权角度看，⑧其已经或正在经历由权力到权利义务一体的转变过程。公权力对亲权滥用的约束加强，亲权的绝对性与支配性减弱，亲权人对未成年子女的人身与财产不再享有自由的处置权，如不得剥夺未成年子女的生命和受教育权，对未成年子女的惩戒仅限于合理适度方式，而亲权人对未成年子女的抚养、教育与保护等责任得到强化，亲权之权利义务一体性，乃至向亲责转变的特征愈益明显。⑨

（二）家庭暴力救助的社会类型差异

家庭暴力的救助可分为私力救助、公力救助和社会救助三种类型。私力救助是指家庭暴力受害人不借助公权力，而依靠自身或私人力量，释除暴力，实现权利的救济方式。私力救助是指“权利遭受侵害时，权利人迳以自己之腕力排除侵害，自行实现其权利。” [5]252公力救助，包括行政救济和司法救济，是指国家机关运用公权力对家庭暴力受害人实施救助或对施暴人予以制裁。社会救助，包括调解（法院外调解）和仲裁，是指依靠社会力量救助家庭暴力受害人的救济渠道，如村委会、居委会、物业小区等新型社区的管理或服务组织及志愿者服务组织等对受害人的救助。

不同社会类型，家庭暴力的救助方式不同。在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主导的机械团结亲密型农耕社会，社会分工少，城市化程度低，人口流动小，人际关系密切。家庭暴力的救助主要是以亲属、邻里、家族等社会共同体基于血缘、亲缘、地缘和业缘关系等建构的社会网络所实施的私力救助。这种救助机制非为中国所独有，而是不同文化乡土社会家庭暴力救助的传统共有机制。[6]204私力救助的基础依据不是制定法或“纸上法”等国家强制性规范而是民间法、习惯法等“活法”规范，即人情、世故、道理等情理。救助的启动往往是救助者主动介入，救助的方式主要是调和与隔离（将施暴者与受害者分离），救助的效力不是现代司法上的强制，而是社会网络的约束。

中国社会转型期，家庭成员间的关系、亲属关系、邻里关系等发生了实质性变迁：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使人们由“家庭人”、“家族人”、“单位人”转身为“社区人”、“社会人”；城镇化带来的人口流动推动中国社会由亲密型至松散型演变；价值观多元化弱化了伦理道德与习俗的规范作用；人治向法治的演进唤醒了人们的权利意识和对个人价值实现的追求。伴随转型期中国社会，特别是中国婚姻家庭发生的一系列变迁，家庭暴力的动因由简单趋向复杂，家庭暴力的定义不断拓展（如身体暴力、精神暴力、性暴力等），家庭暴力的救助方式由单一趋向多元（如私力救助、公力救助、社会救助），传统的依赖血缘、亲缘、地缘和业缘优势构成的社会网络救助家庭暴力受害人的优势日渐丧失，由此呼唤家庭暴力救助机制的革新。

二、家庭暴力救助与社会结构

社会结构是指社会的分层、文化、组织和控制等。家庭暴力的救助模式随社会结构的变化而变化。其中，家庭暴力救助模式与社会分层、社会组织和社会文化呈正比例关系，即社会分层越多，救助模式越多；文化越多元、组织越发达，救助模式越多样化。救助模式与其他社会控制呈反比例关系，即其他社会控制（如伦理、道德、宗教等）越有效，救助模式就越少。从社会结构的角度看，传统家庭暴力私力救助地位的弱化是社会分化与分层加剧、价值观多元化、伦理道德失范及法律规范优先性的结果。

（一）家庭暴力救助与社会分层

分层是社会生活的垂直方面，指生存条件的各种不平等的分配，即贫富程度、权势程度的等级。[7]14 这种等级差距是以分层的数量为依据的。家庭暴力救助模式的变化与社会分层成正比，即社会分层越多，对家庭暴力的态度越多元，家庭暴力救助的方式就越多。在以自然经济为主导的传统机械团结型社会共同体中，社会分工少而简单，商品经济不发达，城市化程度低，社会各部门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不高，人们的经济地位差异较小，社会分层不明显。由于人们的生产、生活及社会交往几乎都局限在具有相同价值观的家庭和相应的家族内部，个人对家庭、家族形成单向的依赖关系，私力救济是家庭暴力救助的核心机制，而对公力救济和社会救助的依赖程度较低。

中国社会转型期，社会分层与分化加剧。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的《中国城市发展报告（4）――聚焦民生》显示，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比由1980年的2.49：1扩大至2010年的3.23：1，成为世界上城乡收入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由于不同社会分层的人们因其享有的社会资源和法律保护差异对家庭暴力救助方式有不同的取向，导致家庭暴力救助方式的多样化。比如，更多高收入群体倾向以法律手段解决纠纷（约30%，低收入群体约13%）；低收入群体更多地倾向通过政府渠道或私力救济解决纠纷（约21%，高收入群体约12%）；中等收入群体依据其受教育程度（教育程度高的人更多地将纠纷诉诸法律）及职业的不同（不同职业享有的社会资源不同）对纠纷解决方式取向各异，但没有确凿证据表明“中产阶级”更多地利用法律解决纠纷。[8]

（二）家庭暴力救助与社会控制

社会控制是指社会生活的规范方面，它规定不轨行为并对不轨行为作出反应。法本身是一种社会控制，即政府对其公民的社会控制，但伦理、道德、习俗、宗教等也是社会控制。法与其他社会控制手段之间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即当其他社会控制较少时，法就越多；当其他社会控制较多时，法就越少。在文化单一、价值观趋同的机械团结型社会，伦理道德的规范作用大于法律制度规范。传统的由家长、族长等尊长及邻里、亲属等社会网络对家庭暴力受害人实施的私力救助具有伦理、道德和习俗等“活法”规范的支持，因而能够获得社会的广泛认同。不仅如此，在人口流动小、人际关系密切的乡土熟人社会，私力救助还具有便利、及时、低耗和高效等优势，是家庭暴力预防与救助，尤其是暴力实施过程中救助的有效机制，有助于防止家庭暴力事件的恶化，更好维护受害人权益。

中国社会转型期，人们的法律意识和权利意识增强，婚姻家庭价值观多元化，婚姻家庭稳定性降低，夫妻人身关系弱化，家庭成员间的关系淡化，伦理、道德与习俗等非法律控制手段对婚姻家庭的规范作用减弱，家庭暴力私力救济的传统优势不断丧失，法律相对于其他社会控制手段的优先地位得以确立。婚姻家庭观念的多元化和个人权利意识的增强使得家庭暴力当事人更多地倾向于通过法律手段解决纠纷，以求得权利救济的权威性、彻底性和强制性。婚姻伦理的自由化、婚姻形态的复杂化以及家庭结构的多样化等使得家庭暴力的动因更趋复杂，形式更趋多样，权利救济的难度加大，传统的私力救助难以适应权利救助的需要，依赖亲情、友情、权力和人际关系的传统私力救助逐步让位于普遍性的、以权利和义务为主要内容的行为规范。[9]49

（三）家庭暴力救助与社会文化

文化可以用来解释社会生活，亦可以用以解释法律。“文化的量因社会环境的不同而变化。在文化稀少之处，法律也少；而在文化丰富之处，法律亦繁多。文化越多，法律也越多：法律的变化与文化成正比。”[7]75文化量的这种变化体现在不同文化以及同一文化的不同社会类型与不同地区之间：整体而言，分工协作型社会的文化多于机械团结型社会的文化，城市的文化多于乡村，开放地区的文化多于封闭地区的文化等，如深圳是个外来人口构成的不同价值理念融合的开放式城市，其文化多于临近的以本土人口占绝对优势及价值观趋同的封闭性城市汕头。⑩文化的单一与多元、封闭与开放、传统与现代等不仅决定着人们的行为，亦决定着行为的规范和规范的调整效果。

多元文化国家或地区和单一文化国家或地区对家庭暴力的理解不同，救助机制也存在显著差异。多元文化的兼容并蓄与宽容使多元价值并存与互动，家庭成员的个人价值得到尊重，个人与家庭、夫妻、父子、兄弟姐妹等的利益通过法律确定的权利义务关系得到规范。当家庭成员的人身权受到侵犯时，受害人更倾向于寻求法律救助，即公力救济。在单一文化背景下，当个人利益与家庭、家族利益发生冲突时，牺牲个人利益，维护家庭、家族利益是当然的选择。传统的重实体、轻程序，重教育劝导、轻沟通协商，重家庭整体利益、轻家庭成员个体利益的家庭暴力私力救助方式依据家庭人、家族人等文化传承对个人的约束干预家庭暴力的实践具有坚实的家中心主义价值观基础。[10]202

三、转型中国家庭暴力救助机制的重构

家庭暴力救助机制的法社会学分析表明，不同社会类型中的人们和不同社会结构中的群体对家庭暴力的态度不同，其家庭暴力的救助机制也存在差异。中国正处于由传统至现代的转型过程中，其社会类型和社会结构不同于西方，因此家庭暴力救助机制的设置不宜照搬西方经验，无论是立法保护、司法救助，还是行政救济均不例外。过度超前的立法只能是“纸上法”，不可能取得预期的调整效果。而超越社会集体意识的司法和行政救助不仅会造成司法和行政资源的浪费，也无法实质上救济受害人。另一方面，转型期中国虽然还不是一个法治的国家，但其正在朝着民主、法治和人权的方向演进。传统的家庭暴力私力救助机制已不能够满足当下社会家庭暴力救助的需要。基于中国社会转型期社会类型和社会结构的特征，构建私力救助、公力救助和社会救助协同的多元化家庭暴力救助机制，有助于强化家庭暴力的预防和家庭暴力实施过程中的救助，提升家庭暴力救助的效果，更有效维护家庭暴力受害人的权益。

（一） 自治组织家庭暴力救助功能的再生

地方自治组织以其近民、便民、及时和高效等优势在化解家事纠纷，救助家庭暴力受害人，维护妇女儿童权益，组织与治理社会等方面起到重要的作用并曾一度成为解决家事纠纷的主要方式。[11]55自治组织的上述功能除了回应国家政权建设中的社会治理问题外，还与前社会转型期中国高度统一的意识形态、单一的文化与所有制结构、单一的组织形式与利益主体密切相关，具有其发挥作用的土壤。随着中国社会由传统至现代的转型，原有的地域和单位组织结构发生了解体和功能转换，自治组织制度设计和运行机制的时代局限性使其无法满足转型期家庭暴力救助的需要，其干预家庭暴力面临的人（自治组织成员的数量和整体素质与转型期家庭暴力救助工作的需要不匹配）、财（家庭暴力救助经费与自治组织成员的付出及作用不匹配）、物（救助设施与家庭暴力救助所需要的食宿安排和隔离措施等不匹配）压力剧增，影响了自治组织干预家庭暴力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和家庭暴力干预的效果。基于转型期家庭暴力救助的实际需要，通过政策支持、经费保障和人力重组，强化地方自治组织在家庭暴力预防和救助中的作用，重新焕发其家庭暴力救助的活力，不仅是转型期家庭暴力救助的现实需要，亦是弘扬自治组织优秀文化传统，善用本土资源，保障家庭暴力受害人权益的理性选择。

1.自治组织家庭暴力救助的物质保障。自治组织家庭暴力救助的物质保障应明确为政府责任，物质保障的范围包括自治组织工作人员的工资待遇、工作经费、办公场所、办公设施、培训费用、激励金、救助金等。物质保障的经费来源可采取国家财政支持和社会筹集资金相结合的方式设立家庭暴力救助专项经费；应建立自治组织家庭暴力救助经费的管理、使用和监督体系，对救助经费实行归口管理，统一划拨。通过专项经费加大对自治组织家庭暴力救助工作的投入，在重点保障家庭暴力救助必需的工作经费和补贴经费的基础上，逐步改善自治组织家庭暴力救助工作的环境、设施和办公条件，完善自治组织家庭暴力救助工作激励机制、人身保险和救助机制。对因从事家庭暴力救助工作致伤致残，无论其生活是否发生困难，当地人民政府均应提供必要和充分的医疗和生活救助。

2.自治组织家庭暴力救助的人力资源保障。当下村委会和居委会的人员结构仍然存在“两低一高”（文化程度低、综合素质低、年龄偏高）的情况，这与转型期家庭暴力救助对救助者专业素质的要求不相适应。转型期家庭暴力的救助不仅要求救助者具有责任感和服务意识，还要求其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政策水平、法律知识和丰富的调解经验和技巧。因此，通过人事、编制、财政等多元化措施，加强自治组织队伍建设，通过管理创新建立长效的培训与管理机制，建立公开、公平和公正的自治组织工作者选拔、考核和激励机制，对自治组织工作人员实行定期培训，持证上岗，分类管理和动态调整，推进自治组织工作者的专业化，提升其干预家庭暴力的能力。

3.明确自治组织家庭暴力救助的职责和内容。自治组织处于家庭暴力救助的最前沿，在家庭暴力救助，尤其是家庭暴力实施过程中的救助具不可替代的作用。其主动、及时干预有助于防止家庭暴力事件的恶化，能有效维护家庭暴力受害人的权益。自治组织家庭暴力救助的功能主要包括：第一，调查、了解所在社区家庭结构、家庭环境、家庭成员关系，特别是妇女、儿童生存状况等，做好家庭暴力预防工作。第二，家庭暴力预防与救助的宣传和教育工作。自治组织可通过村民大会、居民大会、社区媒体宣传及家庭走访等方式宣传家庭暴力的后果、家庭暴力的预防和救济途径，营造反对家庭暴力的大环境。第三，及时救助家庭暴力受害人。对所获悉的正在实施的家庭暴力，自治组织应当第一时间进行干预，化解、劝阻、调处家庭暴力纠纷，转移处于危境中的家庭暴力受害人，对有需要的受害人提供庇护、食宿或为家庭暴力受害人寻求其他救助提供帮助。

4.强化新型社区的家庭暴力救助功能。城镇化是中国社会转型的重要标志之一，也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使家庭、家族和单位的社会职能外移，形成了不同地理、经济和文化的新型社区。社区在家庭暴力救助中起着愈益重要的作用。据天津市社区调查事务所对和平区新兴街的调查，居民在社会事务方面对于社区的依赖已超过对自己工作单位的依赖，50.9%的居民希望通过社区来帮助解决就业问题，76.2%的居民希望社区帮助解决家庭纠纷和邻里纠纷，58.5%的居民希望通过社区帮助来避免家庭意外和不幸事故。因此，如何通过制度创新，发挥以物业小区为代表的新型社区在家庭暴力救助中的作用是家庭暴力救助体系不可或缺的重要地带。

（二）完善家庭暴力公力救助制度体系

公力救助是现代社会家庭暴力救助的主渠道。西方国家通过反家庭暴力法，构建了由政府主导、政策支持、立法保障、司法救济、行政干预和社会参与的制度体系，形成了立法、司法、执法、行政和社会联动的完整救助机制，有效地预防和救助家庭暴力受害人的权益。基于转型期中国社会类型和社会结构的特征，在继承和弘扬传统救助机制的基础上，借鉴、吸收和改良域外经验，完善家庭暴力公力救助制度体系，强化家庭暴力救助的国家责任，明确各职能部门家庭暴力救助的职责，为家庭暴力的预防和救助提供制度保障，是当下我国家庭暴力救助的基础和前置性工作。

1.推进家庭暴力救助立法工作。家庭暴力的预防救助是一项系统复杂的工作，需要多方参与和多部门协作，必须通过立法明确各方和各部门的职责，形成完整有效的运作机制。目前我国尚无家庭暴力救助的专门立法，有关家庭暴力救助的规定散见于婚姻法、妇女权益保障法和未成年人保护法等部门法，系统性不够、可操作性不强，家庭暴力救助存在无法可依或有法不依的情形，致使诸多家庭暴力受害者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救助，比如受害人取证难，家庭暴力的事前预防和实施过程中的救助措施匮乏，各救助主体职责不明确、衔接不畅，社会参与不够，对受害人的救助不彻底以及缺乏对受害人的安全保护措施等等。鉴于此，我国应加快推进反家庭暴力法的立法进程。家庭暴力立法要坚持国际性和民族性的统一、文化传承和创新的统一、前瞻性和现实性的统一，强化立法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通过实证调查和研究，发现转型期家庭暴力的动因、特征，针对常发性重点和要点问题，寻求切合实际的救济措施，通过立法予以规范。就国际性和民族性的统一问题，中国的社会类型和社会结构不同于西方，因此对西方家庭暴力救助制度的借鉴应注重改良和创新，使之符合国情。就家庭暴力救助文化传承和创新的统一而言，应弘扬私力救济和社会网络救济的优良传统，通过文化创新赋予传统救助机制以现代品质，构建完整的私力救助、社会救助和公力救助制度体系。家庭暴力立法还应当坚持前瞻性和现实性的统一，避免不切实际的过度超前立法和消极的滞后立法。

2.完善家庭暴力司法救助机制。司法救助是解决家庭暴力问题的最终救济方式。我国现行法律规定的家庭暴力司法救济途径主要有请求离婚及损害赔偿，提起自诉，追究施暴者刑事责任等，司法救济存在事前预防不够、事中救济不力、事后救济效果不明显等缺陷，宜从下述方面予以完善：第一，完善家庭暴力侵权责任制度，强化施暴者的法律责任，为家庭暴力受害人的人身权和财产权提供有效保障。第二，改革家庭暴力制度。健全家庭暴力公诉制度，弥补自诉制度之不足，更有效维护家庭暴力受害人，特别是无民事行为能力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受害人的权益。第三，重置家庭暴力证据规则。目前，家庭暴力案件适用的是普通民事案件的证据规则，即“谁主张，谁举证”的证据规则，不利于保护受害人权益，应基于家庭暴力的多样性和隐蔽性特征，设立家庭暴力案件举证责任倒置原则。第四，明确家庭暴力案件的审理原则。家庭暴力案件的审理原则主要包括：不公开审理原则；职权探知原则和直接言词原则等。第五，创新和发展家庭暴力司法救助机制，如照护令、监督令、人身保护令等。?

3.设置地方政府家庭暴力救助专门机构。地方政府应设立专门的家庭暴力救助机构，专事研究家庭暴力预防与救助，统筹规划、协调监督和引导落实家庭暴力受害人及其家庭的救助工作。这些工作包括但不限于：第一，根据地方实际，制定家庭暴力预防与救助规划。第二，组织实施家庭暴力预防与救助规划。地方政府家庭暴力救助专门机构应当发挥宣传、引导和组织作用，推进基层组织、志愿组织和新型社区的家庭暴力预防和救助工作。第三，评估家庭暴力受害人救助的实际需要，为有需要的受害人及其家庭提供经济援助、食宿安排，为处于危险中的受害人提供庇护等。第四，对处于地方自治组织、志愿组织、社会福利机构等照护下的家庭暴力受害人进行回访、检查、管理、监督和调整。

4.构建家庭暴力救助通道。家庭暴力救助通道，是指家庭暴力受害人在受救助期间及被救助之后，各有关救助保护主体依据职责分工，为受救助者提供庇护、食宿、心理疏导、咨询建议、回归安置、回访等一体化救助服务计划，确保受救助人完满回归，实现家庭暴力救助标本兼治之目的。对于家庭暴力纠纷，不能简单地劝说了事，而应当根据具体情形，或对施暴者采取强制措施，或对当事人实施有效隔离，或为受害人提供庇护、食宿、心理疏导，或为受害人寻求其他救济（如司法、行政救济）提供咨询建议，或为需要治疗的家庭暴力受害人提供经济援助，或对回归安置的家庭暴力受害人进行回访等。家庭暴力救助通道计划是一项系统复杂的工程，需要各救助保护机构依据职责分工，协同行动，做好各救助环节的衔接，畅通救助渠道，提升救助效率，保证救助效果。

注释：

①Harry D. Krause. Family Law in a Nutshell， 1995 West Group， P147。

篇4

【关键词】价值；法价值；价值体系

通过对法社会学关于法价值的研究，笔者发现法社会学对法价值理论发展的贡献不在于它是否建立了法价值理论体系，而在于它研究问题的独特性，即将法置于社会之中，注重法的实效，用社会学的理论及方法分析法及法价值的独特性。这种独特的方法扩大了我们研究问题的视野和范围，丰富了我们对法价值的认识和理解，也对其他法学流派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使法价值的含义具体化和现实化

法社会学的研究，使理论与社会相结合，使法价值实践这一环节进入法价值理论体系，从而使法价值的含义更加具体和现实。韦伯、庞德、塞尔兹尼克等法社会学家将法价值问题集中在价值的实现途径、评判标准及作用上，体现了法价值重在实践的特点。而的实践论更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在此基础上对法价值含义的理解就应该从三个方面进行：第一、法的客观属性；第二、法价值主体对法的需要及法对主体需要的满足；第三、法价值实践。正是这第三个方面的加入，使得法价值理论更加生动、具体和现实。当代很多学者看到了法价值的这一层含义，都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和研究。

另外，对法价值的含义，法社会学除了将法价值实践引入其中之外，还对“法”做了更广阔的界定，进一步引导我们用社会学的方法来分析法价值。

埃利希作为西方法社会学的“奠基人”和自由法学的创始人，提出了“活的法律”概念。所谓“活的法律”，照埃利希的话说，就是指“支配生活本身的法律，尽管这种法律并不曾被制定为法律条文”。 马克斯·韦伯将法律分为国家法律和超国家法律。韦伯关于法律的定义，打破了传统的“应然与实然”、“事实与价值”、“主观与客观”的二元对立，创造性地提出“社会行动”、“社会常规”等概念作为界定法律定义的逻辑起点，从而构筑其法社会学理论框架。进一步说，法社会学不探究法律体系本身的内在效力，不追问法律内容是否符合社会公平与群体价值，而是以价值中立的态度来探讨法律的应然对社会实践的实然之影响，也是法的实际效果与社会的反应。庞德对“法”的理解被称为“法律社会工程说”。在他看来，法律是一种“社会工程”，是“社会控制”的工具，衡量法律优劣的惟一标准就是社会效果。塞尔兹尼克认为法律是一种权威性的规则。他主张法律概念应与国家概念分开并不是指法律和国家是两个不同的现象，而是指不应将法律看作仅仅是国家制定和认可的；他要将非国家的一切权威性规则都称为法律，也即他所说的法律是狭义的政府和广义的社会控制之间的东西。

通过以上法社会学家对“法”的不同理解，不难看出，法社会学的“法”概念是多元的，打破了“国家法”、“自然法”、“应然法”的界限，更注重研究实然的法，注重法在社会中的实际作用和效果。而在这种对法的理解上，来探讨法价值就会从“应该是什么”而转向“实际上是什么”、“该怎么做”这样具体而实际的问题上。

二 、使法价值的内容更加深化与扩展

法价值是法的属性的体现，是法对人及社会需要的满足及意义，而且法价值不能脱离社会和实践。根据对法价值这样的理解，可以将其内容分为两类，即法的基本价值和法的社会价值。法社会学的法价值研究使法价值含义更加具体和现实，同时也使法价值内容更加深化和扩展，无论是在基本价值上还是在社会价值上。

（一）法的基本价值

法的基本价值是指根据法的属性法应该具有的价值。法的基本价值至少包括秩序和正义。在阐述了自己对“法”的理解的同时，埃利希对“活的法律”的价值做了概括，认为“人类联系和内在秩序不仅是法律最初的形式，而且直到现在为止，还是它的基本形式”；活的法律知识还具有一种独立的价值，它构成人类社会法律秩序的基础。”通过这段话可以推断，埃利希所谓的“活的法律”的价值就在于维护人类的社会秩序。法的这种社会秩序价值在埃利希以后的法学家那里也具有重要的地位。也正因为如此，所以秩序价值总是被放在法的价值的第一位，是法的基础价值，法没有不为一定秩序服务的。在秩序问题上，不存在法是否服务于秩序的问题，所存在的问题仅在于法服务于谁的秩序、怎样的秩序。

正义是法的基本价值，也是法的终极价值。一部法律只有秩序没有正义，就不是一部好的法律。对作为正义的法的基本价值，是自然法学派研究的主要内容。法社会学家塞尔兹尼克大胆地将自然法观念引入法社会学的领域。塞尔兹尼克的理论说明法的正义价值的实现，需要其他价值相配合，其实现程度也受到客观条件的制约。作为终极价值，法追求的不是个别的正义，而是一种普遍的正义。日本现代法社会学家川岛武宜说“......在各种社会领域、社会集团、阶级等层次中，各种价值互相关联并形成为一定的体系，在这些价值之中，法律所保障的或值得法律保障的价值，我们将其称之为‘法律价值’。而各种法律价值的总体，又被抽象为所谓的‘正义’。”法社会学的研究表明，法的这种普遍的正义价值的确立和实现要求适用者要做到“价值无涉”，要将个人的情感置于其外，以社会秩序和社会利益为前提，寻求一种社会整体的正义。

（二）法的社会价值

法的社会价值是法社会学关注和研究的重点，也是法的基本价值在社会中的体现。法的社会价值根据法社会学内部不同派别对法的不同理解而表现为不同的内容，呈现不同的特点，概括为以下三点：

第一，法的社会价值是一个动态体系。法的社会价值是一个变动的价值体系，随着社会的发展及需要，这个价值体系的内容也不断丰富和扩展，到现在，除了自由、效率、利益以外，权利、平等、和谐、道德等也被纳入到法的社会价值之中。这些价值的提出，一定程度上都受到了法社会学研究的影响。川岛武宜就认为法的价值不是一成不变的，它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发生变化。

第二，法的社会价值如自由、平等、利益、人权等都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而且也不是某个人的，应该是针对某个群体或整个社会而言的。马克思、恩格斯将法、个人、自由置于真实的社会之中，放在当时社会背景之下来考察，是唯物主义的，也是社会学的。他们这种分析问题的方法是正确的，得出的结论也是客观的，不管是自由，还是平等、权利、利益等其它价值，都是相对的，都不是针对某一个人的，其实现也要受到社会其它条件的制约。

第二，法的社会价值没有层次之分。不存在自由或平等或其他的某个价值优先于其他价值的问题，或者当社会价值之间发生冲突时应优先选择哪个的问题。法的所有社会价值内容都处于同样重要的地位，是一个并列的价值体系。法的社会价值的动态属性也决定其不能有层次之分，要视具体问题在坚持法的基本价值的基础上来确定取谁舍谁！在进行价值判断的时候，不是根据已有的价值层次来选择，而应该在“价值中立”或“价值无涉”方法的指导下，综合平衡各种利益，做出一种最有益、最合法的价值选择。

三、 使其他法学流派的发展更为社会化

在西方法学流派中，尽管法社会学流派的出现比自然法学派、分析法学派要晚一些，但其出现后对其他法学流派的批判及影响促使其他法学流派的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发展也更为社会化。

篇5

内容摘要：管制刑作为我国独创的刑罚制度，有其存在的独特功能和社会价值，符合当今世界刑罚的开放化、轻刑化、人道化的发展方向。但是，当前管制刑却面临着惩罚性弱、适用范围窄等诸多困境。因此，要从加大管制的惩罚力度、扩大适用范围、建立易科制度等方面来健全和完善管制刑制度。

关键词：管制 社会价值 惩罚 立法完善

在我国的刑罚体系中，管制刑是主刑的一个刑种，它是一种独具特色的限制自由的刑罚方法。管制是指不关押犯罪分子，但是要对犯罪分子的人身自由进行一定程度的限制，是由公安部门执行和依靠人民群众对其进行监督、改造的一种刑罚方法。它与其他刑罚方法相比具有这样的特点：对罪犯不关押，罪犯在社会上处于相对的自由状态，但是限制其一定的活动范围。

管制刑的社会价值

管制刑对完善我国的刑罚体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首先，因为它是一种限制自由的刑罚方法而不是剥夺自由的刑罚方法，它对罪犯不关押，罪犯在社会上处于相对的自由状态，只是限制其一定的活动范围。这样能使罪犯过上相对正常的社会生活，能够使家庭处于稳定状态。

其次，设置管制刑有利于刑罚经济化作用的发挥。所谓刑罚的经济化，就是要求在以追求对罪犯的改造效果为前提，然后要求不管是在刑罚的创制方面，还是在执行方面，都要考虑经济利益方面的问题。这不仅是要考虑国家在司法方面的投入问题，而且还要顾及刑罚的执行者与刑罚的被执行者这两方面的经济利益。有统计资料表明，国家对在押犯人改造投资每人年平均1万至2万元，远远高出国家对中小学生的人均投资。一个3年有期徒刑的罪犯，刑罚执行完后，投入资金至少5万元。而像我国刑罚体系里的管制刑，它是一种限制自由刑，与别的剥夺自由刑相比，它可以节约监狱的开支，从而发挥刑罚经济化的作用。另外还需要注意一点，使用管制刑不剥夺罪犯的自由而仅仅只是限制犯罪分子的自由，这样与剥夺自由刑相比就可以避免发生一些因为使用剥夺自由刑而出现的副作用，比如像剥夺自由刑，因为被长期封闭的关押在监狱内，会发生剥夺自由刑所固有的使受刑人之间的交叉感染等问题。

我国管制刑存在的问题

（一）惩罚性太弱

管制刑作为刑罚体系中主刑的一种，它所体现的惩罚性太弱。所谓刑罚，它与惩罚是密不可分的，而惩罚是通过剥夺违法犯罪行为人的某种利益或者权益来实现的。但是我国现行刑法第39条规定：“被判处管制的犯罪分子，在执行期间，应当遵守下列规定：（一）遵守法律、行政法规，服从监督；（二）未经执行机关批准，不得行使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自由的权利；（三）按照执行机关的规定报告自己的活动情况；（四）遵守执行机关关于会客的规定；（五）离开所居住的市、县或者迁居，应当报经执行机关批准。对于被判处管制的犯罪分子，在劳动中应当同工同酬” 。从这五项内容上来看，被判处管制的罪犯必须遵守的条件并不能体现出管制刑对罪犯的惩罚，没有表现出来被判处管制后所体现出来的作为刑罚的痛苦性。

第一项内容的规定，就体现不出来是对犯罪行为人的惩罚，因为遵纪守法是我们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所以，被判处管制的罪犯当然更不能例外。第二项的内容，这些权利的行使对于一般公民来说也是有限制或者也须经批准才能行使，而被判处管制的犯罪行为人也没有被剥夺行使这些权利，如果需要行使的话，只要犯罪行为人依法申请并且经过执行机关批准，也还是可以行使的，所以这一项内容的规定也没有体现出管制作为一种刑罚方法对犯罪行为人的惩罚性。第三项的内容对被管制的犯罪分子来说，只要他在这个期间没有实施新的犯罪行为，不汇报也没太大关系。如果在这个期间犯罪分子又实施了新的犯罪行为，想让他主动向执行机关自首，这个很难做到。这和一般的公民也没什么差别，任何一位守法公民也不用向公安机关去汇报自己的活动情况，如果实施了违法犯罪行为也很难主动去汇报。所以这项的规定也没有体现出来对犯罪分子的惩罚性。第四项的内容，这一规定的确是起到了一些约束作用。但是，因为管制刑是限制自由刑，而不是剥夺人身自由，所以被判处管制的犯罪分子出于日常需要正常的会客，执行机关也很难对这些进行非常具体的控制和监督。第五项的规定也没有体现出对被判处管制的犯罪行为人有多大的惩罚。如果不出本地不用报批，如果出本地的话，有正当理由执行机关也会批准，只是要办理手续麻烦些。而刑法第39条的第2款所规定的管制犯在劳动中同工同酬，更没有体现出管制刑作为刑罚的惩罚性，因为它和一般劳动谋生没有什么区别。另外更需要注意的是：刑法第39条的内容，只是规定了被判处管制刑的犯罪行为人在管制期间应该遵守什么样的行为规范，但是，如果被判处管制刑的犯罪行为人不遵守或违反这些规定应当承担什么样的后果，刑法对此没做规定，也就是缺乏罚则。所以，事实上关于管制刑的规定并没有对犯罪行为人的行为带来什么影响，也没有表现出被判处管制的行为人由于受到刑罚的痛苦性，没有体现出刑罚的威慑力。

（二）适用范围过窄

刑法规定管制刑是限制自由刑，那么它的适用对象就应该是犯罪较轻，人身危险性不大，不需要判处监禁刑的犯罪行为人。可是，在我国刑法分则中是根据犯罪行为人所实施的犯罪性质，根据犯罪行为人所犯罪行的种类来确定是否判处管制刑，这就不符合管制刑的本质特征。实际上犯罪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的大小与犯罪行为人所实施犯罪行为的种类并没有很大联系。所以就会在实践中出现这种现象，有一些罪犯，他所犯的罪行属于刑法分则中规定的严重犯罪类型，所以尽管其犯罪较轻，人身危险性和社会危害性都不大，但是因为受到刑法分则对管制刑规定的限制，所以没有办法对这些罪犯判处管制刑。具体来说是难以区分管制与拘役的适用范围。在刑法理论界认为，管制与拘役都是适用于犯罪分子罪行不是很严重的情况。两者的适用主要是看是否需要关押，管制适用于不必关押的罪犯，而拘役适用于需要关押的罪犯。根据我国刑法分则规定的罪名来看，有一些罪名只规定了拘役而没有规定管制，但是这些规定了适用拘役的罪名里有的也可能存在着不需要关押犯罪分子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显然缩小了管制的适用范围。

我国管制刑的完善建议

（一）增强管制刑的惩罚性

必须要对管制刑增加一些能够体现惩罚性的规定，充分发挥管制作为刑罚的功能，产生相应的威慑力。劳动改造是管制刑的一种改造手段，应该具有惩罚性，应该与普通老百姓谋生的劳动有所区别。这些区别不仅要体现在作为改造手段的劳动，它带有强制性，而且还要体现在这种劳动的方式和报酬上，从而体现刑罚的惩罚性。国外刑法中也有限制自由刑，如保护观察、社会服务令，这些规定的主要内容就是要求犯罪行为人要进行一定时间的无偿劳动。并且法院还可按照各个罪犯的不同情况，规定一些能够帮助犯罪分子矫正性格，加快改造进程的一些法律义务。比如，可以根据每个犯罪行为人的犯罪原因或者犯罪行为人个人的一些特殊情况，规定比如不许饮酒、不许单独外出、不许与特定的人接触等，这样才能够很好地体现刑罚个别化原则。但是我国刑法中的管制作为一种刑罚方法，惩罚力度太弱，没有体现出劳动改造与谋生的劳动有什么样的区别，这已经严重影响了管制作为刑罚方法的适用效果，所以建议进行修改。

要体现出管制作为刑罚方法的惩罚性，被判处管制的犯罪分子不仅要遵守相关的法律规定，而且在管制期间进行的劳动应该是强制的、无偿的。这样才能体现出被管制的犯罪分子的劳动和普通老百姓的劳动是不一样的，能够对被管制的犯罪分子起到警示作用，所以被判处管制的犯罪分子要用无偿的劳动来回报社会对他的关爱，培养被判处管制的犯罪分子的责任感，希望能够通过他的行为来补偿由于他曾经实施的犯罪行为给社会造成的危害，这样做也更有利于被管制的罪犯健康人格的恢复。具体实施建议如下：被判处管制的犯罪分子在不影响工作和学习的情况下，要按照执行机关的规定，保质保量的完成一定时间的无偿服务、无偿劳动：可以为社区打扫街道卫生，可以对残疾人、没有生活能力的人、医院的病人等进行爱心帮助，还可以去孤儿院和养老院为他们进行爱心服务等。通过这些强制的、无偿的劳动，增强他们的社会责任感，从而恢复他们的健康人格。

另外，还必须规定一些制裁性措施从而保障管制刑的执行效果。首先，被判处管制的犯罪行为人在管制期间如果不认真遵守法律的规定、不想付出劳动或者是有些行为是具有违法性质的，那么就应该认定他还存在一定的人身危险性，对他的管制刑期可以按照规定延长一定的时间。其次，被判处管制的犯罪行为人在管制期间如果多次违反法律规定，实施一些违法乱纪的行为，但是还不构成犯罪的，建议可以借鉴国外的刑罚易科制度，由管制的执行机关报请人民法院，由人民法院根据执行机关所汇报的关于犯罪行为人的情况，来裁决对被管制的犯罪分子是否可以易科拘役刑。

（二）扩大管制刑的适用范围

现行刑法对犯罪行为人判处管制刑的根据是其所实施的犯罪行为的种类，而不是依据其人身危险性来判处。其实，管制刑的适用对象应该是根据犯罪行为人实施的犯罪行为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以及犯罪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来确定。因此，应当对管制刑适用的范围进行扩大。

首先，如果犯罪行为人的犯罪行为对社会危害程度较轻，犯罪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比较小，不予关押不会再危害社会，那么可以不考虑他所实施的犯罪行为的种类，都可以适用管制刑。也可以说是把管制作为一种替代刑种，适用于一切可以处以拘役的罪犯。也可以在法律中明确规定：“对于应当判处拘役的犯罪分子，如果认为不必关押的，可改处管制”。 国外刑法普遍规定了刑罚易科制度，如俄罗斯刑法典第53条规定：“在被判处限制自由的人恶意逃避服刑的情况下，可以用剥夺自由刑代替，其期限为法院判决所判处的限制自由刑刑期”。所以，也可以借鉴外国的刑罚易科制度，对管制刑的规定做这样一些补充：比如，被判处管制刑的罪犯，如果在管制期间不认真遵守相关规定，违反了管制期间应遵守的行为规范，或者实施了严重违反法律规定行为，但是还不构成犯罪的，人民法院可以裁决将没有执行完的管制刑期易科为拘役刑。这样就能使管制与拘役相互替代，形成优势互补，还扩大了管制的适用范围。

其次，对60岁以上的老人和未成年人，也应该尽量适用管制。因为，对于60岁以上的老人来说，本身他的人身危险性相对来说较小，再次实施危害社会行为的可能性也不大，甚至可以说是基本上都没有再犯能力，所以将60岁以上的老人判处管制不会对社会造成太大威胁。另外，一般情况下老年人的身体状况也不适合将其关押在监狱内，因为考虑到他们的身体状况可能要进行保外就医。所以对60岁以上的老人适用管制刑，可以充分体现我国刑罚的人性化。

对未成年人来说，如果犯罪行为对社会危害不大而且人身危险性较小，建议也应该尽量适用管制刑。对于未成年人来说，他们的生理方面和心理方面都正处于生长发育的阶段，相对于成年人来说，他们意志薄弱，心理承受能力也相当差，如果不考虑未成年人的这些身体和心理方面的情况，只是盲目的对他们进行严厉的刑罚惩罚，把他们长期关押在封闭的监狱内，这样做可能会给他们的心理造成很大负担，而且不能接受正常的教育，不能正常的就业，这样会给以后再犯埋下隐患。所以，对未成年人来说，应当给予他们更多的是教育改造，而不是进行严厉的刑罚惩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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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张绍谦.论管制刑的存废之争及立法完善[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5）

篇6

 

关键词:儒家伦理思想;和谐;价值

    每一个民族和国家在历史发展进程中都会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伦理思想与文化传统。五千年来，中华民族以其独特的辩证思维和哲理智慧创造了博大精深的伦理思想文化。其中，追求和倡导“和谐”便是中国古代伦理思想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宝贵遗产。毋庸置疑，对于以伦理道德为核心内容并且一直占据主导和支配地位的儒家思想来说，无论是从它所阐述的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抑或是从它所追求的个人内在修养，还是从它所倡导的人际交往伦理上来看，都无不渗透着“和谐”思想。因而，“和谐”的人文情怀和伦理追求成为儒家伦理思想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古代，这一伦理思想对于培育和塑造中华民族精神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今天，儒家伦理思想的这种追求和实现“和谐”的伦理意蕴对于推进和谐社会建设同样有着重要的启示和借鉴价值。

    儒家伦理所蕴含的和谐思想可以从4个方面来审视，即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及人自身的和谐。

一、人与人的和谐

    人与人的和谐即是在日常生活中的人际交往和谐。实现人与人之间在日常生活交往中的和谐无疑是儒家伦理思想最重要的方面。儒家伦理思想的智慧首先在于它把人看作是处于社会联系中的人，从人与人的不同中求同，从对立中求统一。

    儒家“人和”思想由来已久，它把“和”视为处理人际关系的一个重要准则。追求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也是儒家伦理思想的基本价值取向和基本精神。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儒家文化重视建立融通的人际交往及和谐的人际关系，提倡成己及人、宽和处世等贵和尚中的和谐友爱精神。儒家的创始人孔子把“仁”作为自己哲学的核心范畴，“‘仁’学是孔子思想的核心，也是他的伦理学说的根本。在《论语》中，谈到‘仁’的有58章，‘仁’字出现105个”。“仁”的本意就是指人与人之的相互关系，因而儒家的“仁学”就是一种处理人际关系的学说。儒家把“仁”解释为“爱人”，孟子说:“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阐明了对他人的关爱与尊重的意义，其目的是为了实现人际和谐。对于以“仁”为核心处理人际关系，孔子提出了两条基本原则，一条是“恕”，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最基本的要求，即是说不能把自己的要求强加于人，更不能把不希望加之于自己的要求加之于别人;另一条是“忠”，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进一步要求，即是说要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还要求发挥人的善性，要“善群”、“利群”、“乐群”，也就是要成己及人。从“忠恕之道”出发，儒家伦理思想又进一步提出了需要协调的5种人际关系，即父子关系、君臣关系、夫妇关系、长幼关系等，即所谓“五伦”，强调要以仁、义、礼、智、信、宽、勇、忠、恕、孝等伦理规范来实现人际关系和谐。儒家正是以“忠恕”之道为途径来调整人与人之间的权利与义务关系，从而实现人际和谐的。

    人与人之间的和睦相处是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稳定发展的基础。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交往会愈加频繁，人际关系也更加重要，要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就必须借助于良好的人际关系。然而，在现代社会，伴随着人们个性化意识的觉醒和对物质利益的过度追求趋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显现出冷漠和淡化的境况。人际关系的冷漠、甚至某种程度的紧张，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个人的全面发展，破坏了自身存在的人际交往生态，破坏了社会的和谐。而儒家强调“和”、“与人为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成己及人的思想，倡导仁爱、谅解和宽容，这对于处理好各种利益关系，形成良性互动的和谐人际关系、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和氛围非常有益。因此，作为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宝贵财富，这些思想并不因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变迁而失去生命力和合理性，其内涵与今天构建和谐社会所追求的新型人际关系有着一致之处。

    二、人与社会的和谐

    社会是由人组成的，人是社会活动的实践者，因而在“人和”基础上形成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是社会和谐的重要标志。儒家伦理思想认为人是一种“群”的存在，个人总是生活在群体之中，个人的命运与群体息息相关，只有群体才能够保证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也只有把个体融入群体之中，才能实现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以达到天下大治的目的。正是基于此，许多学者曾指出，儒家伦理思想实质上是一种社会本位的整体或群体主义思想。

    从一定意义上看，公平正义构成个体与社会间关系的核心价值。如何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则是保持人与社会和谐的关键。儒家关于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思想，主旨就是在“民为邦本”的基础上形成“公平正义”的社会结构与体制，其主要思想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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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班杜拉 社会学习理论 德育 价值

【中图分类号】C912.6 【文献标识码】A

西方社会学习理论最早发端于20世纪60年代，代表人物是美国心理学者班杜拉，在其专著《社会学习心理学》（1977）中全面总结了社会学习理论，指出个体和环境的互相作用下成就了人的行为。社会学习理论强调在个体品德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个体通过观察学习、榜样示范和自我效能来获得道德行为，因此，社会学习理论对现阶段德育工作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班杜拉社会学习理论的构成

基础―交互决定理论。班杜拉从理论层面研究了个体、环境和行为之间动态关系交互决定论，“三元交互决定论”将环境因素、行为和主体因素看成是独立而彼此间相互作用的实体，“交互决定”强调人、环境和行为三者间是双向互动、决定关系，存在因果关联。其中，人、环境和行为间并不具备等同的交互能力，三者形成的交互作用模式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三者间的交互影响和作用模式会因情境、个体以及活动形式的不同而出现变化。但大部分情况下，这三者有着很强的依赖性。“三元交互决定论”注重从人、环境和行为之间的动态互动关系中研究人的心理活动和日常行为表现，将人的心理活动作为人、环境和行为间的互动体系，把握了人和环境间的关系，理论上更富有合理性，这三者形成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特别强调人在这个整体因素中的作用，主体性让人的行为、变化和发展中渗透了认知活动。

形式―观察学习。班杜拉指出观察学习属于社会学习的主要形式，观察学习是通过对他人行为的观察和强化结果，所获得的新反应，或者是已经具备的某一行为反应特点获得矫正。观察学习不仅对出现在实际生活中个体行为表现进行观察，又表现在观察者对一组刺激采用一定方式进行组织，从中获得相关行为信息，形成示范刺激。同时，开展观察学习的榜样既有实际的主体，还包含一定行为规则信息环境刺激，也就是说，示范作用出现的方法呈现多样化。人们在进行观察学习过程中，榜样起到的示范作用将转变成个体内部认知表征，而获得该行为学习。

核心理念―自我效能。自我效能是个体对自身能否在特定水平上来完成该活动时，主体的感受和把握。在日常生活实践中，自我效能属于潜在自我因素，是从个体的身心机能发挥的动力学视角来研究主体的作用，是个体以自身作为对象的思维形式。一般情况下，自我效能感强的人会将困难的任务作为挑战，不断设定富有挑战性的一些目标，当面临失败时，归因于自身的知识、技能或者是努力程度达不到要求，而需要在今后的工作、学习和生活中去不断进行弥补。自我效能感强的人能在克服困难的过程中，不断加强个体的自我效能感，不断提升自我，实现人生价值。

班杜拉社会学习理论的价值

观察学习有利于形成好的道德行为习惯。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中，观察学习的主要表现形式是“榜样示范”，这在形成好的道德行为习惯方面起到一定的指引作用。观察学习包含两个部分：相互区别与联系的“观察学习”、“模仿性操作”，其中“观察学习”是行为的习得期，而“模仿性操作”则是行为的具体操作阶段。班杜拉通过行为实验，总结了在榜样示范过程中存在的变量，观察者和榜样在兴趣爱好、价值观和年龄等方面存在相同或相近的特点，就容易让观察者在心理上产生向榜样学习的心理倾向，特别是榜样和观察者在某些方面接近时，榜样的吸引力会增强。

再者，观察者将榜样的示范行为转变成认知表象并能在头脑中存储下来，也非常关键。当观察者进行观察学习后，在榜样不会再出现的情况下，观察者要想获得益处，就要将榜样行为模式采用符号的形式去展现出来，这一能力能让人去学会很多行为，选择性注意在观察学习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能决定个体面对示范性事件前应去观察和学习什么，最终形成何种品行。但是观察对象的特点也是影响到个体做出选择的重要方面，个体在进行观察过程中，容易与和自身类似、新奇或者是与自身相比优秀的榜样，将其作为模仿对象，实际上观察对象对个体产生的影响分成两个方面：正面影响和负面影响，所以，教育者需要净化个体周围环境，营造好的外部环境。因为教育者的特殊身份与地位，教育者就应该给个体树立好的榜样，克服在德育教育过程中出现的重视说教，但轻视身教的情况。教育者在提供榜样时，需提升榜样对个体的正面影响效能，做到榜样是可敬的、可信的，可信才具备真实性，更容易接近生活，才能激发共鸣，可敬才具备权威性。

最后，在“模仿性操作”阶段，观察者只是去观察榜样行为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在进行学习过程中，去实际总结行为，并积极进行自我矫正。示范行为的获取和行为具体操作是存在一定距离的，这充分证明了在实际生活中出现的“知行脱节”的情况。强化虽然不能对获得道德行为产生一定影响，但是能影响个体道德行为的表现。所以，只有在个体具备了充分的动机与激励作用后，处在潜在状态下的“模仿性操作”才能转变为行动，个体内在的动机在道德行为表现和获得中发挥着桥梁作用。

一般情况下，人们往往去接受通过学习榜样示范后对自身有价值的结果，并且对自身行为进行评价时，也会选择令其满意的行为。这需要发挥教育者言行一致的积极作用。社会学习理论指出，对个体开展道德行为上的练习，可采用口头说教的形式，但是更应通过教育者个体的言行示范来完成，所以，班杜拉社会学习理论强调实施道德教育的人员要注重言行一致。假如道德教育者的言行不一致，就会影响到个体对道德要求的遵守程度，也就会出现不好的道德行为。由于个体道德行为本身是受榜样者行为，并不是受到语言表达方面的影响，对个体开展德育教育不只是依靠言语上的单纯说教，更重要的是通过教育者本身的行为开展教育。班杜拉曾经做过一项实验，研究榜样行为与口头说教对个体利他行为的影响，实验结果显示，劝说影响的是个体的口头行为，而对外部行为出现的作用很小;在决定外部行为方面，榜样者开展的具体行动比说教更有效。所以，道德教育者需要不断严格要求自己，使用美的语言、心灵与行为来影响个体的心灵，做到以身作则，表里如一，即便道德方面的道理讲得不多，但是对个体也会产生很大的教育与引导作用。

发挥自我效能，有利于个体自觉投入到道德实践中。前面谈到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中的“自我效能”重点来自三个方面：个体在道德事件中积累的经验，这是自我效能主要路径，多次、反复失败会大大削弱该效能;替代性经验则指在观察别人行为所出现的自我效能;话语规劝，科学有效的话语规劝需要做到与个体实际相符，全面培养个体对自身能力的信念，鼓励通过努力实现成功，相反，消极的语言规劝则会进一步削弱个体的自我效能。

德育工作取得实效的关键是改变个体虽然参加但是并不参与的情况，提升个体的主动性与积极性，让其能从内心出发去投入到德育活动中，这就需要不断提升学生的自我效能。班杜拉社会学习理论认为，虽然个体已经全面认识到该做什么，但也并不经常去努力做该行为，这主要是考虑到自我思维在行动、知识之间的关系中发挥了中介性作用。而自我效能在个体道德行为表现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强的自我效能让学生能投入到道德学习和实践过程中，有利于逐渐养成好的道德品质与道德行为，否则就不利于养成良好的道德品质与行为。个体是否愿意参与，在多大程度上愿意参与或者是在参与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持久力，主要是由自我效能来决定的。在德育教育过程中，应该关注个体在学习、生活上所取得的进步，并对个体行为第一时间内予以认可，提供获得成功的机会，让个体在道德学习的过程中，实现能力的提升，增强自信心，并通过榜样以及言词说服培养个体好的自我效能，增强其道德学习和实践的动机，全面体验到在德育过程中的乐趣，增强自我效能，由消极变积极。

此外，还要突出行为目标本身的动力作用。人是有目的、自觉的行动者，所以人的行为动机源需要有建立行为目标能力。目标能科学指引个体去展开自觉性行动，但是实现目标本身是一个较为复杂的过程。从客观方面来讲，实现目标，还受到该目标的难易程度制约。一般来讲，个体假如不切实际地将目标定位在高水平上，虽然经过了很大的努力，但是最终往往是失败的，这就会降到较低的目标动机上。从主观层面来看，目标也受到来自个体期望水平的影响，在某一特定情况下，个体实现了希望的目标，本身就会产生自我满足感，进而能坚持不懈地去努力工作。但是，成功并不能带来持久性满足，在达到特定成就水平后，一般会不满足于该水平，个体会进一步希望能达到较高的新成就水平。

个体的行动和心理状态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应该将实现德育目标的过程作为动力过程。要全面发挥好目标动力源的作用，还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出发：一是，要提供给个体古今中外的道德典范，让其熟悉道德典范人物的言行，从理性与感性基础上去选取适宜的道德事实，全面分析综合成自己一直向往的道德风貌，当成是理想的行为目标。二是，为个体规划确立道德行为目标时，需要从道德个体发展的个性特点与年龄特征出发，强调实效。如果目标定的高就会容易落空;如果目标定得低，就会失去效仿动机。三是，为个体规定好的行为目标进行细化，细化成能更接近一些的子目标，这有利于保持行为动机的动力源。

最后，还需要注意发挥自我调节的作用。班杜拉指出自我调节本身属于心理现象。自我调节是指个体根据行为内部标准而发展和应用奖惩的能力，是个体内部的强化过程。班杜拉指出，在个体周围环境出现变化时，需要个体去掌握并学习新行为方式，当面临可能的行为反应与后果，要求做出某一抉择时，个体就需要去全面改变这一习惯化的行为反应序列，开展自主性认知加工、自我调节，这一加工过程实际上是个体对外界相关信息开展的搜集、整理、筛选和取舍，并对最后的行为抉择来服务。通过这一系列的认知加工，个体就能实现将本身的行为从原来的呆板形式中解放出来，去面对新情境。从德育工作方面来看，已经习惯了的道德行为有其重要的方面，道德习惯在养成之后，就会转变为内部的驱动力，进而诱发个体去作出好的行为或者是制止坏行为。然而，道德习惯与道德品质并不是完全平等的，只有在和自律意识有机联系在一起时，才能转变成个体道德品质，这主要是考虑到道德行为本身为自觉行为，并不只是对社会准则的服从，也不是习惯，应理解成处在矛盾冲突的道德情境内，主动做出的积极决策，并能适时开展自我调控的行为。

交互决定理论有助于科学利用德育时空影响。个体道德形成和发展是一种全面观察学习榜样的示范学习过程，个体生活环境包括社会、家庭和学校等都会对个体道德的形成与发展，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强化作用。在开展德育培养过程中，要注重保持社会、家庭和学校德育影响与配合的一致性，好的道德行为的形成往往是多个方面协同作用的结果，如果个体在学校或社会上学到的道德行为在家庭中得不到表扬或认可，甚至会受到批评，这样个体就难以养成好的道德行为。实际上，行为、个体和环境间发生相互关系，需要个体采取某一行动。个体主体因素要参与到个体、行为和环境的互动中，参与后发挥的自我效能也渐渐显现出来。因此，德育教育者要善于突破环境、遗传和教育上的理念，全面认识到活动和个体自主能力对个体发展的效能。

再者，在培养个体道德行为中，要限制社会上的消极因素对个体产生的负面影响，特别是网络媒体、社会媒体中存在暴力镜头，让家庭、学校德育面临新的挑战，这需要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全面净化学生的生活环境，精心设计有利于个体发展的各类活动，使个体通过活动能实现进一步发展，教育者通过指导活动来影响个体的发展。将培养个体的自我控制与自我教育能力和识别、利用环境的能力作为重要任务，全面贯彻到德育教育的阶段与活动中。通过一定的社会道德规范来塑造、培养个体品德，养成好的道德行为习惯，让受教育者能了解并掌握社会行为规范，进一步发展道德认知能力，收到好的德育效果。只有学校、家庭和社会的有效配合，才能提升个体德育实效性。所以，教育者在开展德育教育过程中，需要重视个体道德认知能力培养，为个体从他律往自律方向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这也符合个体道德发展的基本规律。

有利于辩证施教，促进个体的道德进步。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主张应辩证看待奖励与惩罚的价值，综合运用好多种德育方法。如果对个体实施过多的褒奖就会让个体感觉到自身的道德水平较高，而使其不能很好正视存在的短处，会导致因为高频率表扬使其对表扬的灵敏度下降，兴趣减弱，使得本来应该具备的强化功能渐渐丧失。从这里可以发现，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告诫人们不要过多使用奖励，过多使用让个体褒奖控制遭到削弱，呈现出一定的危险性。事实上，进行恰当的奖励和惩罚具备重要的价值，这能对个体不良行为起到一定的负强化作用，有效抑制个体的不良行为。另外，滥用惩罚也会出现类似的不良后果，这需要从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出发，适当开展批评与表扬，将两者紧密结合，开展辩证施教，取长补短，有效促进个体的道德进步。

结语

美国心理学者班杜拉社会学习理论主要包含交互决定理论、观察学习和自我效能三个方面的内容，指出个体通过榜样示范、观察学习和自我效能获得道德行为。在个体品德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社会学习理论起到了关键作用，班杜拉社会学习理论中蕴含的丰富德育理念，对当下开展德育研究起到了启发作用，科学使用社会学习理论，对加强公民道德建设，提升全社会公民道德水平，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具体来讲，班杜拉社会学习理论德育价值重点体现在观察学习有利于形成好的道德行为习惯、加强自我效能，有利于自觉投入到道德实践中，交互决定理论有助于科学利用德育时空影响，有利于辩证施教，促进个体的道德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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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立德树人

高校教育的过程中，社会实践活动作为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引导学生提前进入到社会生活情境中，优化学生专业知识，加强学生意志锻炼的一项活动。在社会不断发展的过程中，高校学生成为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需要加大社会实践的改革和创新，使得学生走出课堂走向社会，完成当代大学生的责任和使命。因此，在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中，应当重视立德树人活动的开展，深刻认识立德树人的价值，全面培养大学生的社会素质。

一、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中立德树人的价值体现

1.社会实践活动发挥立德树人的平台作用。大学生实践中，加强大学生立德树人工作，为了保证其系统性，应当加强国家、社会以及家庭和高校之间的联系，构建德育工作的平台，为德育工作提高新的动力，让大学生在良好的环境中健康成长。社会实践活动的开展能够发挥高校育人的功能，引入培养学生的社会和企业资源，成为交流合作的新平台，有利于社会、学校以及家庭等方面的文化融合，是高校立德树人工作开展的软文化资源，保证立德树人工作有效的开展。2.提高高校教师综合能力和职业素养。社会实践活动开展中，不能够采取放养式的方式，应当发挥指导教师的指导作用，参与到各项社会实践活动中，将理论和实践有效的融合，充分理解和分析实践任务，将理论充分应用到实践过程中。通过这样的实践活动，能够有效提高指导教师的教学和实践能力，促进自身研究水平的提升，为高校立德树人工作的开展奠定基础。高校立德树人工作中，指导教师的综合素养和德育教育水平对立德树人工作有着深远影响。3.社会实践活动是立德树人的重要途径。在高校的发展中，社会实践活动是提高教育质量和完成立德树人任务的重要方式。高校结合学校的实际情况，有效开展社会实践活动，让大学生深入了解社会情况，增强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实现个人理想和社会理想的结合，实现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统一。4.提高大学生的创新实践精神。高校学生教育的过程中，应当注重学生能力的培养，提高大学生的实践能力、素质能力以及创新能力。社会实践活动具有开放性的特点，开放性和创新精神具有一定的联系，有利于学生创新精神的培养，要求大学生面对实践问题时，应当将理论和实践有效联系，寻找更多的解决途径和方法，培养学生创新思维。5.提高学生的职业生涯规划能力。高校大学立德树人的教育活动中，借助社会实践活动的开展，能够有效提高学生的职业生涯分析能力和规划能力。在社会实践活动开展中，大学生能够了解自身未来的就业前景，了解岗位的要求，让学生在真实的社会实践中开展实践活动，加强学生职业规划的思考和总结，激发学生的潜力，树立学生正确的职业目标。

二、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中立德树人开展的有效途径

1.紧跟时展，创新理论和实践，提高实践教育的时效性。随着信息化时代的来临，大学生获取信息的渠道更加广泛，信息的更新速度加快。高校应当结合社会精神文明的现状，根据学生的时代特点，不断优化和调整教育策略。强化高校在思想和价值方面的主导地位，在社会实践活动中，加强特色社会主义、爱国主义和民族文化的教育。同时需要不断推进理论和实践创新，引导大学生开展社会实践活动，激发学生的潜在能力。2.社会实践和日常活动有效结合，加强社会基地建设。高校人才的培养应当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社会实践活动的开展不应当仅仅集中在寒暑假的时间阶段，应当贯穿大学生日常的教育和管理工作中，组织学生开展基层体验活动，在企业中加强锻炼，有效开展社会实践活动。在社会实践活动中，加强实践基地建设，促进学校和企业的有效合作，深化社会实践的德育教育工作，使得大学生社会实践走向正规化，加强学生创新能力和思想道德素养培养。3.社会实践和第一课堂有效结合，不断扩展社会实践德育活动。大学生的社会实践活动作为高校的第二课堂，可以结合第一课堂的要求，加强第一、第二课堂的联系，充分发挥两个课堂的育人功能。社会实践活动是第一课堂的有效延伸和扩展，高校应当将第二课堂的成绩融入到高校学生的培养和教育中，社会实践活动和课堂教学有效的统一，促进两者之间的相互补充，激发学生的创造性，实现社会实践课程的多样化建设。立德树人是高校教育的重要任务，结合立德树人的目标，不断创新和探索社会实践活动形式，促进大学生健康成长。4.加强社会实践活动评价，有效开展总结工作。高校社会实践活动中，学生的流动性比较强，因此，需要做好社会实践工作的传承，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加强社会实践活动的组织。同时鼓励和表彰先进的社会活动学生。遵循相关的规章制度，促进社会实践团队不断创新，总结创新探索情况，加强实践之间的交流和互动，不断巩固社会实践活动成果。

结语

在新的社会形势下，社会实践是开展立德树人的有效方式。开展有效的社会实践活动，能够发挥社会实践活动的德育教育功能，加强精心的组织和指导工作，发挥社会实践项目的平台作用，深入发掘社会实践活动的价值，不断丰富和扩展社会实践活动的形式和内容。通过这样的方式，引导学生在校内和校外实践中获取丰富的经验，为社会主义建设和国家发展做出贡献，有效提高大学生的思想道德品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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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泰山文化；社会历史价值；研究；分析

泰山最为突出的特点就是雄伟绵延，其内在蕴含着中华历史，主要分为社会人生内容和政治历史内容以及哲学文化内容等，而世俗观念内容等也被涵盖其中，不同类型意识形态之间达成了相互磨合与相互影响和相互推动，之后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较为独有的泰山文化结构体系。在中华民族不断发展的过程中，泰山和泰山文化的作用都是不能忽视的，其凝聚作用尽显且以影响范围较广，具备很大的社会历史价值。

一、泰山文化特征

（一）包容天下

这是中华民族人文精神的核心体现。应该了解到，泰山文化中，儒释道三教共同存在，且不同教派之间相互交融也相互影响，泰山文化历史要素和泰山文化人文要素二者共存，可谓是水融，泰山文化与泰山自然环境之间也达成了相互融洽，有力彰显出了尊重自然的精神，即为天人合一精神，但是同时也存在和而不同的思想。古语有云，泰山安则天下安，这是一种团结统一的思想与情怀，均与中华民族和谐人文精神相吻合。

（二）兼收并蓄

这是中华文化文明成果的统一体现与彰显，泰山文化内在涵盖了先民智慧和文明之光和宗教文化等，直至与现代文明成果合为一体，便形成了兼容万物和海纳百川的形态，从实际角度而言，泰山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宝库。

（三）自强不息

自强不息的坚忍品质是中国力量的体现，泰山雄伟绵延气势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凸显出了一种正能量和阳刚力量，泰山顶上一青松和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等均是真实写照，之后在此基础上集中反映了此类自强不息精神和较为坚韧的品格力量。

二、泰山文化的社会历史价值

（一）君王“借”泰山以治国

中华民族文化源远流长，政治要素、文化要素和哲学要素以及宗教要素等均充斥在泰山之中，通过其不断的积淀、衍生和发展以及变化折射等，使得泰山在不同时期的历史阶段，都在一定程度上蕴藏着较深的文化底蕴，尤其是在君王治国中起到至关重要作用。诸多君王以泰山为傲，或以泰山形象自居，帝舜时期，有着“岁二月，东巡狩”记录，目的便是肆觐东后，旨在达成加强联系的目的，从而更好更优的进行集散人群统一，形成正规部落，针对此点，帝舜便“协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还有“五载一巡狩，群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从中可得出结论，文治方案在初民社会阶段起到十分重要推动效用，此时泰山的作用不能被忽视，加入最开始的宗教利益要素，从而自身具备一定社会地位，人类影响泰山，但同时也被泰山影响，人类与自然之间和谐相处也正是如此。

（二）泰山有力印证历史

郭沫若先生曾经说过，泰山是历史的局部缩影，杨硕也发表过泰山即为历史画卷的言论。我国文人语言一般情况下均是情绪性铺陈和情绪性描述，但究其根本可以看出，其中还是具备一定道理的，从静态角度进行分析，泰山文物数量众多，诸如秦汉碑刻、唐宋建筑，这些事物均构成了一个“历史博物馆”，文人们将其视为缩影和画卷，也不是毫无道理，但是从泰山文化角度进行分析，其应该是一种文化形式和文化载体，假设在历史循序渐进发展过程中，依旧遵循固有模式而发展，未能跟进历史进程而正向变化，那么泰山文化生命力和影响力二者均会受到阻碍。尧舜宗教观念形成与秦皇汉武求仙，加之光武帝“非刘氏不王”直至唐宗宋祖以泰山为君王形象，明清为民祈福直至求雨祭拜、生辰庆祝等，均突出了泰山文化社会历史价值，宗教和政治等均涵盖在内，这些都证明了泰山在历史中的作用，现有的泰山文化均能够有力印证历史。

（三）“泰山之巅”所赋予的信心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自然不必多说，文人们很喜欢运用叙事的方式进行复杂理性思维表达，一个简单的诗句便可表达其思想，这是一种文化心理态势。无论是诗人、作家还是学者及普通民众，都有仁者乐山的智者乐水的诉求，水上悠悠但却动荡不定，山静而不动，所以就有了稳如泰山的描述，时而踏实，时而勇敢，宏伟凝重且上接青天、下接大地，风雨不动而坚定不移。

“泰山石敢当”等是大众所追求的精神力量，社会需求英雄式力量的鼓舞，做一个顶天立地的人，还有就是高崖深谷、苍松翠柏、深山老林、飞鸟落花、怪石走兽，这些东西不仅能够化解心理的忧愁，在增添快乐的同时，也会学会勇往直前，信心满满。

三、泰山文化建O策略

（一）创新规划

首要一点就是聘请高水平人员对泰山文化进行详细梳理和透彻规划，之后在此基础上将泰山文化各类要素有机融合在一起，将泰山文化资源和大汶口文化资源和水浒文化资源等作为创新开发重点，随之予以详细规划，在学术分类方面，第一需要对核心结构体系框架进行重点找寻，深度理清主线和相关脉络，随之进行大纲制定和目录制定以及内容目标制定等，要将其透彻落实到项目之中，第二是对泰山文化进行普查，此时需要适时增加普查内容，从物质文化遗产角度和对应非物质文化遗产角度进行普查，基于此次普查，给予泰山文化一个准确的定位，重新定位完成后，逐步完善泰山文化保护机制和规划体系，最大限度上取得产业优势，更好更优的促进泰山文化繁荣发展。

（二）产业促进

借助文化资源要素和旅游资源要素等，实施娱乐休闲项目策划，深度发展乡村民俗文化旅游活动，此时需要支持富有文化特色内涵的场地布置，包括特色村镇和旅游度假区，不仅如此，还要加快大众创业步伐，实现万众创新目标，再者就是积极有效的利用好传统文化资源，转化工作应该做好，出台政策环境要得到合理优化，提高项目形成效率和工作质量，扶持对应的演艺企业进行创作生产，深度强化市场服务群众的基本能力。

新型文化形态培育工作势在必行，要进行文化项目集群发展平台创建，建立起专项优秀的项目集聚区域，鼓励对舞台剧、音乐和文化遗产等的数字化创新，互联网产品和移动终端产品均应择优而取。也可定期举办名家画泰山活动，不断的推出美术作用，全方位、多角度的提升泰山美术地位，为泰山文化发展贡献力量。

（三）品牌创建

广泛的组织泰山文化大使选拔活动，对仔细研究泰山文化的学者和名人，要授予其泰山文化大使称号，还就是可以适当进行泰山文化主体活动组织，借助文化讲坛活动，欢迎各界学者来此讲学论道，也可利用登山节来进行泰山文化宣传和泰山文化展示，与东岳庙会习俗特点等相互融合，进行这一类型文化主体活动的有效组织，从而在根本上提高泰山文化知名度和泰山文化感召力等，促进泰山文化的不断向前发展。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社会在发展，时代也在进步，但是我们应做到对中华文化的不离不弃，泰山文化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文化特征分为包容天下和兼容并蓄及自强不息，社会历史价值包括君王“借”泰山以治国、有力印C历史、给予过往和当今人们赋予正能量，所以我们应该大力弘扬泰山文化，巩固其地位，通过创新规划、产业促进和品牌创新等措施进行泰山文化地位巩固及弘扬，为保护中华文化发展的基础奠定而贡献力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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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边微，李翠敏，吴萌荫.浅析白酒广告中的特殊文化定位[J].商业文化（学术版）.200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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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劳动价值变化

研究社会主义社会劳动价值理论，特别是目的和任务的变化，需要我们相应地深化和拓展对劳动价值理论的研究，并且对劳动价值理论要有一些创新性的认识。

一、关于商品价值概念的分析

马克思的商品价值属于经济学上的抽象概念，具有内在规定性。商品中人类劳动的凝结构成了商品价值，劳动时间是衡量商品价值量的惟一尺度。在对商品价值概念的传统认识上，通常只从商品生产者的角度进行考察，而忽略商品交换关系中的另一面，即商品购买者。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统一体，商品生产者要得到的是商品的价值，购买者要得到的是商品的使用价值，商品的供给和需求的统一，才使劳动产品成为商品。如果商品生产者仅从自己的角度关注商品生产过程中凝结的劳动量，仅把商品使用价值简单地看成是价值的物质承担者，而不考虑商品对购买者的实际效用和需求的变化规律，那么商品交换过程就有可能会因为购买者拒绝接受商品变得十分困难。一旦劳动产品在交换过程中无法成交，劳动产品也就失去了商品的本来含义，生产商品的劳动就成为无效劳动，商品就没有价值性可言。因而，在理解商品价值概念时，还必须从市场需求的角度进行考察。就商品购买者来讲，在购买商品时，不是首先去认定商品在生产过程中实际投入的劳动量，而是考虑商品对自己的实际效用，只有当购买者充分考虑过商品对自己的实际效用以后，才会进一步考虑是否承认和承认多少商品在生产过程中实际投入的劳动量。因此，对商品价值概念的理解，就必须充分考虑商品交换关系中的供给和需求两个因素。在对商品价值概念进行解释时，我们可以把商品价值理解为商品生产主体凝结在商品中的劳动和需求主体认可的劳动之间的一种对比关系。从这个层面上讲，商品价值的社会属性，不仅体现了商品生产者之间关系，而且还体现了商品生产者与需求者之间的关系。当然，这里还涉及到价值和价格两个概念的区分问题。价值是就商品供给和需求的总体而言的，价格是就商品供给和需求的具体而言的。从供给和需求的角度来理解价值概念，也是马克思经典作家原有的本意。

二、关于价值劳动的解析

从供给和需求两个角度来理解商品价值概念，并不否定商品价值是人类劳动的凝结，只是认识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从供给角度理解的商品价值，是商品中实际凝结的人类劳动；从需求角度理解，是凝结在商品中被认可的人类劳动。由于商品生产是劳动者在分工的基础上通过共同的劳动过程来完成的。因而商品凝结了生产过程中不同劳动者的劳动，商品价值就成为整体劳动或共同劳动凝结而成的一般人类劳动。尽管马克思有“整体劳动”的概念，但没有联系商品价值做更深入的展开分析。生产商品的整体劳动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理解，如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直接劳动和间接劳动。与此相适应，商品价值就是这些劳动共同凝结而成的一般人类劳动。在社会生产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由于生产力和社会分工发展水平不同，商品价值的劳动凝结所包含的内容有所不同。在简单商品经济条件下，劳动者的劳动以生产人员的直接支出为主，劳动者一般不需经过专门的训练就能胜任商品生产活动，商品价值主要是直接劳动和简单劳动凝结而成的一般人类劳动。在现代经济条件下，商品生产呈现出高度专业化和自动化特点，不少车间变成了无人车间，这时候直接生产人员劳动支出的比重不断下降。相反，经营管理者和科技工作者的间接劳动支出在商品生产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经营管理者和科技工作者是脑力劳动的提供者，他们提供的劳动是高级复杂的脑力劳动。在现代经济中，由于商品价值凝结了更多的经营劳动、科技劳动等复杂劳动，经营劳动和科技劳动单位时间所创造的价值远远超过直接生产劳动，对价值创造的贡献远远高于体力劳动。主要表现在：经营劳动、科技劳动等复杂劳动通过创造新的需求，提高消费者认可的商品中凝结的劳动量，从而使新产品具有较高的价值；通过管理创新和技术创新提供高效率的生产资料或对生产要素进行高效率的组织，使劳动生产率得到不断提高，从而使商品在供给与需求的总体比较中具有较高的价值；通过经营劳动、科技劳动等复杂劳动的传导和复制同时作用于一系列相关的直接生产劳动，使直接生产劳动的效率得以提高，从而使商品在供给与需求的总体比较中也具有较高的价值。

三、关于价值量定义的理解

商品价值是一般人类劳动的凝结，劳动时间是衡量商品价值量的惟一尺度。生产商品耗费的劳动时间，有个别劳动

时间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之分，商品价值的大小，不是通过生产商品耗费的个别劳动时间来衡量的，而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衡量。关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马克思从两个方面做过解释。第一种解释是：“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第二种解释是：“价值不是由某个生产者个人生产一定量商品或某个商品所必需的劳动时间决定，而是由社会必要的劳动时间，由当时社会平均生产条件下生产市场上这种商品的社会必需的劳动时间决定的。”即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对于马克思这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人们通常认为，第一种含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总量商品的价值实现。这种理解显然有失偏颇。第一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从供给的总体角度来考察的商品生产过程中所凝结的劳动量，它并没有考察总体需求因素。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则从需求的总体角度来考察需求方认可的商品生产过程中凝结的劳动量。如前所述，商品是使用价值与价值的统一体，商品交换是供给与需求的统一体。离开需求不存在商品，没有商品也就没有价值。与此相适应，离开需求因素讨论商品价值量的规定性，也没有任何意义，就如同一个人自己与自己比较身高和体重一样。同样的道理，离开供给的因素讨论商品价值量的规定性，也没有实际意义。在商品价值量的规定方面，不单是第一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量，而是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共同决定商品价值量。

四、关于制约价值量的原因分析

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共同规定商品价值量，不能由此推论劳动是商品价值量惟一制约因素，或者说价值量是劳动的一元函数。因为劳动时间的长短是表象，在劳动时间的长短后面存在着一系列影响和制约因素。根据马克思关于第一种含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解释，影响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因素有生产条件、劳动者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其中的生产条件属于非劳动因素，它包括自然资源、科学技术、组织管理、资本等。可见，商品价值量是由劳动、自然资源、科学技术、组织管理、资本等自变量组成的多元函数，不仅劳动决定着商品价值量的变化，而且自然资源、科学技术、组织管理、资本等因素同样决定着商品价值量的变化。制约商品价值量变化的诸因素，主要是通过对劳动生产力的影响来实现的。

五、价值分配关系分析

劳动价值论的研究，最后必然落脚到价值分配问题上，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商品价值包括物化劳动转移价值和活劳动创造的新价值，各生产要素提供者参与分配的价值对象，是活劳动创造的新价值，并且各自遵循着不同的决定机制。劳动报酬由劳动力价值决定，资本报酬由平均利润率决定，土地报酬由土地的所有权决定。马克思认为“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生产方式的性质”。只要生产条件分属于不同所有者，生产要素所有者参与价值分配就成为客观必然。然而，马克思并不认为生产要素提供者参与价值分配有其合理性的一面，他把非劳动要素参与价值分配视为对雇佣工人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的瓜分，是对雇佣工人劳动的无偿占有。事实上，商品价值的形成，是劳动要素和非劳动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劳动离开了其他要素，就不可能生产任何产品，劳动的凝结就没有对象物，价值的形成也就无从谈起。非劳动要素对商品价值形成所做贡献是不可或缺的。不仅如此，非劳动要素还与劳动要素一起通过对劳动生产力的影响，共同制约着商品价值量的变化，规定着超额利润。因而，不仅劳动要素应该参与商品价值的分配，而且非劳动要素也应该合情合理地参与商品价值的分配。各生产要素在参与商品价值分配时，其报酬不应有不同的决定机制，而应有统一的决定机制，即各生产要素对商品价值形成及增长贡献的大小。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人民出版社,1963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人民出版社,19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