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的理论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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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内生增长理论；启示

中图分类号：F12 文献标识码：A

原标题：内生增长理论的发展及其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启示

收录日期：2014年4月9日

一、内生增长理论的演变过程

20世纪四十年代末期，哈罗德和多马分别根据凯恩斯的思想提出了经济增长模型，对发展中国家产生了很大影响，标志着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产生。这一模型假定，一个经济只生产一种产品，而资本-产出比保持不变，同时，储蓄率、人口增长率保持不变，并且不存在技术进步和资本折旧。基本形式为G=s/v。式中，v为资本-产出比；s为储蓄率。模型表示，经济增长率与储蓄率成正比，与资本-产出成反比。哈罗德-多马模型得出的结论是，当实际经济增长等于资本家愿意的经济增长率并且等于人口增长率时，经济才能处于稳定增长状态，但同时认为，这一增长路径是一“刀锋”。新古典增长理论假设各要素边际报酬递减、规模报酬不变，认为经济是稳定增长的，而且这种稳态增长率是外生的，独立于储蓄率。索洛模型通过引入市场机制和改变资本-产出比率为常数的假定，发展了哈罗德-多马模型，但索洛仍然没将技术进步作为重要因素纳入模型，这是一个重大缺陷，因为技术进步在促进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是现实中一个明显的事实。1960年，索洛和米德对该模型进行补充，在原有模型中引入了技术进步和时间因素。修正后的模型被称为“索洛-米德模型”，其基本公式为：

G=aK/K+（1-a）L/L+T/T

上式中T/T代表技术进步。索洛模型和之后的索洛-米德模型不仅体现了凯恩斯主义，而且体现了新古典学派的经济思想，常被称为新古典增长模型，该模型所阐述的增长理论被称为新古典增长理论。新古典增长理论的技术进步率外生的假定不符合现实，储蓄率外生化且与稳态增长率无关结论受到质疑，这些与人们对经济增长问题的实证研究经验存在很大差距，因此在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基础上，产生内生增长理论，弥补上述的三个缺陷。

20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形成的新经济学认为，长期增长率是由内生因素解释的。在劳动投入过程中包含着因正规教育、培训等而形成的人力资本，在物质资本积累过程中包含着因研究与开发、发明、创新等活动而形成的技术进步，从而把技术进步等要素内生化，得到因技术进步的存在要素收益会递增而长期增长率是正的结论。以罗默、卢卡斯等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在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内生增长理论，弥补了新增长理论的缺陷。

二、内生增长理论的主要内容

内生增长理论是产生于20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一个西方宏观经济理论分支，其核心思想是认为经济能够不依赖外力推动实现持续增长，内生的技术进步是保证经济持续增长的决定因素。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在解释经济的持续增长时导入了外生的技术进步，但是外生的技术进步率并没有能够从理论上说明持续经济增长的问题。内生增长理论认为经济的长期增长率是正的，这种正的经济增长率能够解释为什么收益是递增的。内生增长理论的观点是把知识和人力资本引入到经济增长模型中，认为是由于知识和专业化的人力资本引起收益递增，强调了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动力。罗默在阿罗的“干中学”基础上，提出了知识溢出模型，这种模型以知识生产和知识溢出为基础的。罗默假定代表性厂商的产出是该厂商的知识水平、其他有形投入（物质资本和原始劳动等）和总知识存量K的函数，而对于个别厂商的投入该生产函数表现出规模收益不变。但如果考虑K，这一生产函数对于代表性厂商和整个经济会产生不同的含义。对于代表性厂商，它将总知识水平K看作给定的变量，所以生产函数才表现为规模收益不变，但对于整个经济，假定整个经济是由N个同质的厂商组成的，生产函数表现为规模收益递增。在此，把总知识水平K作为外部性的来源。除此之外，罗默还假定了k的增长率取决于k水平和投资数额。因此，罗默模型和“干中学”模型都是通过知识积累产生收益的性质和知识存量产生的外部性得到了内生的经济增长。卢卡斯认为，技术变化是由于教育部门引起的，如果社会能向教育部门配置一定的资源，就能形成新知识或人力资本，形成的新知识能够提高生产率，并且能够被其他部门免费获得，从而提高了产出。所以，根本不需要外在的增长发动机，仅仅依靠人力资本的积累就能够带来人均收入的持续增长。

新古典增长理论是把技术看成是外生的，而内生增长理论把知识或技术看作是一种生产要素，是与传统的生产要素劳动和资本是一样的，而且还是内生的，是由厂商的知识积累推动产生的。一国的经济要实现长期增长，主要是靠内生化的知识积累和人力资本水平来决定的。此外，知识和人力资本还具有外部效应，可以把投资与资本收益率作为知识存量和资本存量的增函数。由此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一个国家当前的知识存量越大，那么其投资与资本收益率越高，这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率也就越高。

三、内生增长理论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启示

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由于知识经济的兴起，各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发生了很大变化，一国经济能否实现持续稳定的增长主要取决于知识的发展。内生增长理论把知识和专业化的人力资本看作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强调了知识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因此，我们应逐步完善促进经济长期增长的政策措施。

（一）增加人力资本投资的政策措施。现在中国一般劳动力并不缺乏，特别是在农村还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但缺乏较高素质的劳动力，只有通过发展教育来加快人力资本的形成，促进劳动力素质的提高。改革开放以来，尽管我国教育投入不断增长，但总体投入水平仍然不足。因此，应进一步完善我国教育财政支持政策，加快人力资本的开发与积累。首先，政府应直接增加人力资本投资，使财政在教育发展中发挥主导作用；其次，政府应该提供税收刺激或财政补贴鼓励企业增加人力资本投资；最后，要优化教育资金的分配结构，促进各级各类教育的协调发展。

（二）增加研究与开发投资的政策措施。在新知识和新技术的创新过程中，由于知识积累和技术创新具有正的外部性，私人成本会大于社会成本或者私人收益小于社会收益，从而使创新活动难以继续维持下去。因此，政府应该制定促进技术创新、弥补私人收益的激励措施。这种措施可以通过产权保护、政府补助、政府和企业签订协议来实现。对于产权保护，内生增长理论认为，由于知识具有很强的正外部性特征，其他厂商只需花很少成本就能从别人的知识中获得利益。比如，当某人完成了一个新的发现，并由此产生更大的经济生产力时，其他的人（或公司）会从中获利。虽然发明者能通过价格收费，但他得到的仅仅是社会从这项发明中得到的全部利益中的一部分，其他厂商会模仿学习他。在个人研究者承担完成发明时，社会得到正的外部利益。如果从发明中得利的每个人都必须向发明者付费，那么将产生远比现在更为强烈的发明动机。因此，当新技术出现时，应通过专利和政府法律保护开发者的产权，增加其收益，提高创新的积极性。对于政府补助，内生增长理论认为企业在知识积累和技术进步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载体。企业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具有外溢效应，能够促进技术的扩散和发展。因此，政府应制定相关的税收优惠政策，比如免除其应缴的全部或部分税款，或者按照其缴纳税款的一定比例给予返还等。这些税收优惠能够降低企业技术创新的私人成本，从而能够抵消由于知识和技术外溢带来的收益减少，能够激励企业加大人力资本的投资。企业在技术的创新和研发过程中，新产品由于具有“投入大、周期长、风险大”的特点，因此研发创新就成为一种持续过程，产品回报期较长，容易面临资金短缺困境。所以，政府应通过直接向企业提供税收优惠或者通过财政补贴，减缓企业开发新技术过程中面临的资金短缺的困境，提高企业增加研究与开发投资的积极性。通过政府与私人企业签订协约，积极引导和推动技术创新活动。对一些基础设施等社会收益率较高的产业或项目，由于其回收期长，前期回收率低，流动性差，又缺乏一定的盈利模式，很难吸引企业去投资，对这些项目应由政府直接投资研究与开发。同时，知识、技术的内生积累与外生扩散是相互促进的，因此政府不仅要对基础研究予以资助，还要对企业的应用研究和技术改造提供财税方面的优惠，从而推动新技术的广泛扩散。

（三）坚持长期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程度的进一步加深，不仅能通过自主研发实现技术创新，并且能够从国外引进先进技术，利用技术的后发优势获得和接触新技术。卢卡斯认为，各国的经济增长是由于产业革命科技扩散引起的。通过引进技术，并在本国积极传播，能大幅度地节约成本尤其是减少时间成本。自主创新是必要的，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合理利用引进的大量技术资源，会大大提高我国的生产力水平，缩短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当然，我们在引进技术时，要进行科学的选择，避免重复引进，经过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和有效扩散，提升产品的竞争力。为了能更有效地引进技术，政府应制定相关的贸易和税收政策，为对外技术交流和合作提供广阔的平台。然而，从引进技术到在经济中扩散、使用，并不是一个简单重复的过程，必须要有制度作保证。因此，政府要构建一个吸收、使用、消化新技术的制度环境。比如，对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加大资助，提供诸如技术信息、技术培训等公共服务，促进新技术的广泛传播和使用；在人才队伍结构方面，既需要高层次的创新人才，更需要大批有文化、有知识并能够将先进科技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职业技术人才和高素质的劳动者。因此，除了要发展普通高等教育外，大力发展职业教育，也成为提高劳动者知识水平和技术素养的重要途径。这对于引进和学习国外先进技术、开发本国技术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四）制定和运用有效的宏观经济政策。内生增长理论认为宏观经济政策应该侧重于推动技术进步，政策不能把注意力都集中在经济周期的治理上，而忽视促进发展新技术的各种政策。随着知识经济的兴起，我国经济增长的格局将会发生变化，会由物质资本主导逐步转变为由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主导。与此相适应，国家应积极调整包括财政政策、产业政策在内的经济增长政策，构建促进技术进步与人力资本投资的激励机制。但研究表明，我国目前经济增长技术进步的贡献率非常低，经济增长主要还是由资本和劳动投入决定的。因此，在制定经济政策时，既要能够刺激资本积累的形成，又能增加人力资本投资和促进技术进步，就是把促进二者共同发展经济政策结合起来。宏观经济政策应同时关注短期和长期经济增长，凯恩斯的经济理论主要关注的是短期的经济增长，而内生增长理论更加关注的是长期经济增长以及相关的因素，内生增长理论认为经济增长不是由外生因素决定的，而是由内生的技术进步决定的，同时强调政府的宏观政策在促进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中发挥的积极作用。

主要参考文献：

[1]丁建微.内生增长理论与我国经济增长.经济研究导刊，200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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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增长；保险发展；协整；预测

中图分类号：F240；F207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2.03.12 文章编号：1672-3309（2012）03-26-03

一、引言

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下，第三产业异军突起，服务业成为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金融业作为服务业的重要支撑，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保险业作为金融业不可忽视的力量，对保险业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考察理应成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Ward、Zurbruegg(2000)研究了OECD 9个成员国保险市场的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发现不同国家保险业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不一样。谢利人（2009）同样从C-D模型出发，指出财产险保险消费对经济增长具有负向作用；相反，人身险保险消费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向作用。饶晓辉、钟正生（2005）基于VAR模型提出经济增长才是促进保险发展的原因。孙健、张春海（2010）也提出经济增长是保费增长的主要促进因素，但是保险发展在长期内对经济增长的Granger因果关系不显著。以上观点皆是来自于对全国保险市场的观察，对地方保险业与经济增长的研究仅有张连刚、李兴（2008）的《保险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基于成都市的实证分析》，高树棠、周雪梅（2009）的《甘肃省保险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和任善英（2011）的《青海保险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等为数不多的几篇。

广东省作为中国保险第一大省，目前以香港的保险业作为赶超目标，以发挥保险业为经济良好运行保驾护航的作用，提升其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本文以广东省作为研究案例，分析经济大省广东的保险业与经济增长状况具有重要意义。

二、实证分析

1.指标及数据选取

为了研究广东省保险行业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联机制，本文采用保险密度作为保险业发展指标，以人均GDP衡量经济增长水平，选取《广东统计年鉴》1985年至2010年的数据作为研究对象。为了消除数据波动和异方差性，对保险密度和人均GDP数值取对数后再进行实证分析，分别记为ln ID和ln GDP。ln ID和ln GDP关系如下：

从图中可以看出，随着时间推移，ln ID和ln GDP序列具有相同的趋势特征，说明两者在长期具有强烈的相关性。

2.平稳性检验

为了避免虚假回归对时间序列分析结果的影响，采用ADF检验方法对序列做平稳性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

注：（C，T，K）表示ADF检验方式是否含有常数项、时间趋势项以及滞后期数，I(1)表示在5% 的显著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该序列为一阶单整。

结果表明，ln ID和ln GDP序列的原序列是不平稳的，只有经过一阶差分后才拒绝非平稳的原假设，不存在单位根过程，故ln ID和ln GDP的一阶差分序列是平稳序列。

3.协整检验

对以上一阶单整序列，选取ln ID做为自变量，ln GDP作为因变量，做回归方程：

作为对比，选取ln GDP作为自变量，ln ID作为因变量，拟合回归方程：

从回归结果来看，两个方程的R2=0.975876，意味着回归方程具有十分良好的拟合精度和显著性。上述两个方程的残差序列平稳性检验结果如下：

方程（1）的ADF值为-2.510小于5%的临界值-1.955，即残差序列具有良好的平稳性。同样，方程（2）的残差也没有单位根，二者都是零阶单整。根据上述检验可以判定，所选取的变量数据具有长期协整关系，所拟合的回归方程具有现实的经济意义。

4.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上文得到广东省保险密度与GDP的长期均衡关系，为了判定二者间内在的相互推动关系，需要进一步做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检验结果如下：

根据赤池信息准则（AIC），最优滞后期为6，表明自1985年以来，保险业对GDP增长的促进作用显著，而GDP增长对保险业并无明显的推动作用。

5.误差修正模型

在上文中，协整结果和方程证明了广东省GDP与保险密度间的长期均衡关系，但是这种长期稳定关系是在短期动态过程中不断调整的基础上维持的。根据Grange（1987）的表述定理推广，对于协整的人均GDP与保险密度，其短期非均衡关系总能由一个误差修正模型表述。另一方面，方程（1）的DW值较低，存在正的自相关。为此，笔者建立误差修正模型，剔除协整方程中存在的自相关问题。采用从一般到特殊的方法，经过多次筛选建立如下误差修正模型：

其中，Δ表示一阶差分，ecmi-1为误差修正项。结果如表4：

各变量的T统计量对应概率值均小于5%的显著水平，说明方程系数具有良好的统计性质。DW值为2.1988接近于2，可知残差不存在自相关，模型的统计检验效果良好。由模型参数可得：在短期内当保险密度上升1个百分点时，人均GDP将上涨0.14个百分点，误差项的修正系数为-0.254395，符合反向修正机制。

6.基于VAR的动态预测模型

上文整理得到的协整方程揭示了ID与人均GDP之间的因果关系，笔者在求得方程的基础上采用VAR动态预测模型模拟2011年到2020年lnID与ln GDP的数值， VAR动态预测模型如下，根据AIC及SC最小化原则选择滞后期为3的模型，则可得：

利用建立的VAR进行动态预测：

（1）对1985-2010的动态模拟结果为：

（2）利用上述VAR模型对lnID及lnGDP未来9年数据进行动态预测，可得未来9年lnGDP与lnID趋势图为：

将lnGDP和lnID转化为人均GDP和ID的绝对数，即二者未来9年的预测值如下：

由图所示，lnGDP动态预测值与lnGDP回归预测值基本吻合，因此，VAR动态预测模型模拟的数值具有可取性。

预测模型下2012-2020年lnGDP和lnID的发展趋势趋于一致。但是二者的距离几乎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动。在预测模型中，GDP在未来9年的增长速度约为8%，这符合中国在未来9年内放缓经济发展的预期，因此动态预测模型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根据动态预测模型，未来9年中广东省保费收入仍能以每年平均11%的速度发展。这说明若广东省保险业按照当前的模式继续发展，只能保证保险业的平稳发展但无法缩小差距，相应的经济地位无法得到提升。如果保险行业能够不断创新品种，改变发展模型，那么保险行业一定能够增强保险渗透力，以超过11%的速度发展，从而增大对GDP发展的贡献。

三、结论

本文对广东省保险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联机制进行了实证的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广东保险业的发展长期内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明显大于短期内的推动作用，即在长期内广东省保险密度每增加1个百分点，人均GDP平均增长0.63个百分点。在短期内保险密度上升1个百分点时人均GDP将跟随上涨0.14个百分点。这反映保险业作为经济发展的助推器和社会稳定器，在保障社会经济平稳运行和健康发展等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但是广东省的保险行业对经济发展贡献的系数有待加强。

第二，广东保险业基础薄弱。保险业起步低，与其他经济部门相比较处于初级阶段。目前广东省的保险业ID增长的速度一部分源于其起点低，理应具有更快的速度才能缩小和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距离。

第三，根据模型的预测值，广东省在未来9年保险密度和人均GDP的关系趋于良性的发展，无论是目前或未来，保险业的发展都将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广东省保险业要取得突破性的发展，就必须在已有政策和发展模式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增加品种，增强对GDP的渗透力，这样才能更加有力地促进GDP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饶晓辉、钟正生.保险能否促进经济增长——基于中国的实证分析[J].上海经济研究,2005,(08).

[2] 曹乾、何建敏.保险增长与经济增长的互动关系: 理论假说与实证研究[J].上海金融,2006,(03).

[3] 谢利人.保险消费与中国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J].保险职业学院学报，2007, (10).

[4] 张连刚、李兴蓉.保险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基于成都市的实证分析[J].商场现代化,2008,(02) .

[5] 高树棠、周雪梅.甘肃省保险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J].湖南财经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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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人力资本 经济增长 中原经济崛起

一、人力资本理论

20世纪50年代末，舒尔茨明确提出人力资本的概念，并首次阐述人力资本投资及所形成的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等方面的作用。舒尔茨认为，对人的教育、培训、医疗、劳动力流动等投资，能提高人的知识和技能，形成体现在劳动者身上可以被用来提供未来收入的一种资本，是指人类自身在经济活动中获得的收益并不断增值的能力，包括人所具备的才干、知识、技能和智力。人力资本包括量与质两个层面：量的层面是指社会中从事有用工作的人数、劳动时间，它在一定程度上代表该社会人力资本的多少。质的层面是指人的技艺、知识、熟练程度与其它类似可以影响人从事生产性工作能力的东西。舒尔茨更强调质的层面，认为它才是人力资本的内涵，即人力资本强调凝聚在劳动者身上的知识、技能及其所表现出来的能力。它对生产起促进作用，是生产增长的主要因素，也是具有经济价值的一种资本。

其后，罗默、卢卡斯、斯宾塞、皮奥罗等人都在不同程度上丰富和完善了人力资本理论。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新经济增长理论更将人力资本理论研究推向新的高峰，标志着人力资本理论应用于分析经济增长进入到一个新阶段。新经济增长理论没有一个完整体系，有多种观点和学派，但他们的共同点是都认为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都强调人力资本的生产比物力资本生产重要。

二、现代经济增长理论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是直接从凯恩斯理论派生出来的。把经济增长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是从英国经济学家哈罗德和美国经济学家多马开始的。他们针对凯恩斯理论短期、静态分析方法的缺陷，提出了对经济增长长期的动态分析方法。在对经济增长的分析过程中，他们用要素之间不可替代的生产函数建立了哈罗德一多马模型。之后，美国经济学家索罗和斯旺用新古典生产函数代替了哈罗德一多马模型中具有要素之间不可替代的生产函数，从而产生了一般均衡经济模型，解决了经济增长路径的稳定性问题。在这个模型当中，经济增长率不仅取决于资本和劳动力的增长率，还取决于资本和劳动对产量增长相对作用的权数，取决于技术进步，由此他得出技术进步决定经济增长的观点。

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罗默、卢卡斯等为代表的经济学家不满于经济增长的外生驱动，致力于将索罗一斯旺模型中的技术进步内生化，开始了一系列新经济增长模型的构建。因此，这一时期的新经济增长理论又被称为是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这一理论在完全竞争的假设条件下证明了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要素对经济增长的内生性作用，自此完成了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内生机制分析的第三次飞跃，诞生了新经济增长理论。

三、人力资本经济增长理论对中原崛起的启示

1.重视人力资本对推动经济发展的作用

人力资本投资是回报率最高的投资，也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因此，在中原经济发展中，各级政府职能部门必须转变观念，充分认识到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发展的意义，通过各种途径加大人力资本的投资力度，以实现中原经济腾飞。

2.变革人才管理机制，加强对人才的吸引

完善人才管理制度最主要的是在人才管理体制改革中要引入市场机制、竞争机制，使这个生产力中最积极、最活跃的因素真正活起来，人尽其才，才尽其用，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吸引人才、稳定队伍，优化人才结构，提高人才素质，最大限度地发挥人才的作用。另外，还要建立健全和完善有关人才流动方而的政策性法规，改造自然环境，优化人文环境，加强中原地区自身对人才的吸引力。

3.加强教育的战略地位，优化教育结构

教育是增加人力资本基础和途径，中原人力资源素质的提高取决于教育发展的整体水平。一方面要大力发展基础教育，推进九年制义务教育，继续保持现有高等教育的规模，以中原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优化高等教育结构。另一方面，进一步优化教育结构，大力发展职业教育。要根据中原建设和市场需要调整中等职业教育结构，通过优化资源配置发挥规模效益，建立职业教育、培训技术的中等职业技术教育新体制。

4.盘活人才资源存量，完善人才市场运行秩序

目前中部地区高级人才、高级技术人才和高级经营管理人才相对短缺，而低素质的劳动人口存在极大闲置的状况，这也是导致人力资本贡献率低的一个主要因素。故首先要立足于盘活现有人才资源存量，推进人才资源结构的优化重组，促进人才价值和合作价值的保值增值。制定相关政策，完善人才引进政策。加大对著名专家、学者、学科技术带头人、高级管理人才等高级人才的引进力度，同时要优化高等院校毕业生的资源配置，加大引进优秀毕业生的力度。同时，充分利用各种人才交流机构的功能，根据小同企业对小同层次人才的需求，定期开办分层次的供需见而会，同时积极主动地搞好社会调杳研究，贮存、分析、推荐、培训各类人才，及时准确地把握人才供求信息，增强人才市场的自我消化能力。对人才市场在发展中出现的问题，要及时加以引导、协调和管理，运用法律、经济和必要的行政手段保证人才市场在引导人才流动方而的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1][美]明塞:人力资本研究[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1年09月第1版

[2]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M].上海：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

[3]王金营: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理论与实证[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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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哈罗德通过研究储蓄与投资的关系，得出了长期中经济如何实现均衡稳定增长的条件以及经济波动的原因。他的理论为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快速发展提供了明确的方向。

关键词 哈罗德 动态经济学 经济增长方式

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一直是世界上许多国家所极为关注的问题，也是众多经济学家经常探讨的问题之一。特别是二战以来，促进经济增长、提高国家整体经济发展水平、实现国家和民族振兴更是成为发展中国家积极探索的最终目标。

1936年，凯恩斯的《货币、就业和利息通论》的问世掀起了主流经济学的一场“凯恩斯革命”，形成并创立了宏观经济学。凯恩斯的“储蓄―投资分析”是一种静态的、短期的分析，要研究长期经济增长理论问题则必须在分析方法上做出一些改进。对凯恩斯理论做出开创性贡献的最早来自罗伊•哈罗德，他是英国当代著名的经济学家，他主张把凯恩斯理论研究“长期化、动态化”，1939年，他发表了《论动态理论》，首次提出了动态经济增长问题。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哈罗德出版了《动态经济学导论》（1948）在动态分析中引入了时间因素，对他的经济增长理论和模型做了系统的论述；1973年，哈罗德又出版了他的《动态经济学》，对他在《动态经济学导论》中相关的内容做了进一本的论述和修补，哈罗德从动态发展的角度，填补了凯恩斯理论的空白。

一、哈罗德经济增长理论的内容

哈罗德在他的《动态经济学导论》中提出了经济增长模型。哈罗德经济增长的基本方程式是由收入增长率G、社会储蓄率s、资本―产量比v三部分组成的，即G=s/v，经济增长率等于社会储蓄率除以资本―产出比，他得出的结论正好证实了凯恩斯投资等于储蓄的观点。他还通过提出实际增长率（ =s/v，实际储蓄率s和实际资本―产出比v）、有保证的增长率（ = ，资本家感到满意并愿意保持下去的增长率）和自然增长率（ ，长期中人口增长和技术进步所允许达到的最大增长率）来说明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条件，以及经济波动的原因。哈罗德分析，三种经济增长率必须满足 ，经济中才会没有失业，也没有通货膨胀，储蓄全部转化为投资，资本积累和人口增长以及技术进步的步伐相一致，这才是最理想的经济均衡增长的条件。但是，现实经济中，储蓄不一定全部转化为投资，总需求和总供给也不一定相等。

二、哈罗德经济增长理论的不足

哈罗德动态经济增长理论将凯恩斯理论的储蓄―投资分析方法进一步长期化和动态化，使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学体系更加完善，这是对凯恩斯学说的一个重大发展。该模型凸出了增长率随储蓄率增加而提高，从而强调了吸引外资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在他的理论的影响下，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大力引进投资、动员社会各种力量进行储蓄，促进了各国民族经济振兴。

哈罗德开创了研究动态经济学问题的先河，同时又由于其经济增长模型本身的一些缺陷，该方程式并不能充分解释经济动态增长的现象。按照哈罗德的说法，三种增长率是由不同的因素决定的，所以三种增长率相等是极为巧合和困难的，因此，经济学家们称这种增长是“刀锋”上的增长。

哈罗德在《动态经济学》一书中为人们所说的“哈罗德刀锋”进行辩解，他说“我从来没有写过（或说过）任何东西可以证明这种提法所表述的是我的观点”。他认为，有保证的增长率是处于“不稳定的均衡”之中的，一旦有保证的增长率与实际增长率发生了偏离，这将会偏离均衡越来越远.他说“一个较好的例子应当是放在草坡上的一个球。要推动它，也许得很踢一脚。但是，一旦滚动了，它会比它放在平地时用同样的力来踢它一脚要滚得更远些，特别是如果这座小山是陡峭的话。它也许会一直滚到山脚下 。”哈罗德的所说的这种偏离有累积性的效应，这就是不稳定原理。哈罗德又解释了为什么这种偏离具有累积性的特点，他举例当经济中有保证的增长率发生偏差（ 或 ），市场都给经济主体一种错觉，促使投资者的预期投资判断方向完全相反，从而导致通货膨胀或经济萧条，继而他将经济波动和危机归因为这种不稳定性。

哈罗德对经济增长理论的分析完全凭借主观心理分析经济活动，忽略了经济生活中一些客观规律和本质，因而，也就无法揭示资本主义产生经济危机的根源。哈罗德将有保证的增长率定义为由 和 所决定的一个固定的值，忽略了影响经济增长的其他许多重要的因素。他的分析仍然仅仅集中在变量的数量关系上，而没有看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复杂的阶级矛盾和冲突。

此外，该模型其中一个假设条件，储蓄能够有效地转化为投资，例如，v=5，s=40%，如果要求充分就业的均衡增长，则要求储蓄全部转化为投资，才不会造成有效需求不足，保证经济增长为G=8%，但是这8%的增长率不仅是国民收入的增加，还有生产能力的提高等。在储蓄率保持不变的情况下，要是增加的生产能力得到充分发挥，必须确保储蓄能够全部转化为投资。再考虑到劳动生产率提高、人口的增长等因素，长期内经济均衡增长的路径的是否存在还有待经验检验。该模型得出结论是资本决定经济增长，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实现经济发展应该获取更多的资本。

哈罗德还提出，正是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运用了货币和财政政策的恢复措施，才使得不景气达到其下限，这就是他所宣扬的扩张主义的政策。他提出，运用哈罗德二分法来遏制通货膨胀，他将国民经济划分为按报酬递增的部类和按报酬递减的部类，“如果货物和劳务的生产总的来说是受报酬按比例递增所制约的话，则旨在用缩减需求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就将抬高成本”，从而会使得货物和劳动的供给者抬高价格。相反，“扩张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却会使得他们能够降低价格”。他认为，为了提高就业，“扩张主义政策运用可能持续很久 ”。他分析，人们把二战以后发生的通货膨胀归因于凯恩斯的扩张主义的政策是偏激的，“凯恩斯之鸭潜入到池塘水底，却给杂草缠住了”。他将通货膨胀划分为需求拉动型和工资拉动型通货膨胀，提出是需求拉动型的通货膨胀引起了二战后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的通货膨胀。显然，哈罗德的观点也是错误的，二战后，发达国家的通货膨胀引起了一场极为严重的经济危机，这实际上是生产相对过剩的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固有的矛盾。他指出，从1969―1971年间，“物价之所以上涨，是由于允许工资过度增长造成的”，⑦他只看到了这个时期工资的增长，而没有看到资本家获取的利润的情况，单凭工资的增长就断然得出这样的结论，也是错误的。

他主张对经济实行国家干预，“失业和通货膨胀两个都是祸害，而前者则是更大的祸害”。对于治理通货膨胀，“针锋相对的办法，就是众所周知的‘收入政策’”，就是“由官方对工资和物价的进程进行干预”，避免把失业作为政策目标之一。他说，“在充分就业时，实际增长率要高于自然增长率是不可能的”，扩张主义的经济政策是解决这种不均衡增长的主要手段。哈罗德十分重视政府在经济中发挥的作用，“当经济正在充分就业的顶点上颠簸而行之际，政府就应该大量地减税 ”。

三、哈罗德经济增长模型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借鉴作用

哈罗德模型重在分析储蓄和投资之间的比例关系，尽管该模型与现实存在众多的偏差，但是他的基本假设和模型得出的结论仍不失为发展中国家实现民族经济振兴的一条途径，这对我国经济迅速地增长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进行经济建设有着重大的启示。

加强制度创新，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要素的自由流动能够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提高资本利润率，合理调节货币流通。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处在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产业结构调整、城市化等将会大大加快经济发展，例如，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将会推动社会就业、创造更多增加值。

参考文献：

[1]蒋自强,史晋川．当代西方经济学流派(第三版).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27.

[2]张远超,孟祥仲.宏观经济学.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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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社会保障 经济增长 理论

收入水平及收入分配是影响消费需求的重要因素之一，我国社会保障收入分配功能的弱化是制约消费需求增长和需求结构升级的主要瓶颈。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强化社会保障收入分配功能，对于改变我国社会收入分配结构、提高中低收入者收入水平，进而提升消费需求增长率和优化消费结构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也是应对金融危机、消除消费梗阻、支撑我国新一轮经济快速增长和经济持续协调发展的战略举措。

有效消费需求的增加主要取决于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和边际消费倾向的提高。在不断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和强化社会保障收入再分配功能的基础上，改善广大居民的未来收支预期、通过增加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来扩大中等收入阶层的比重，是未来引导合理消费和实现消费升级的关键。

中国30年的转型历程与高速经济增长过程中，财政政策尤其是财政支出政策在我国的宏观经济调控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财政支出在地区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而社会保障支出作为财政支出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保障支出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是很有必要的。

一、国外研究现状

早期关于社会保障对经济增长影响的讨论，主要源于新古典增长理论的结论。即一国经济增长速度的快慢取决于一国储蓄水平的高低，因此讨论社会保障制度是降低还是提高一国储蓄率是研究两者关系的关键。由于社会保障的现收现付制和基金制的差异，这对人们储蓄行为产生不同的影响。最终结论是现收现付的社会保障对国民储蓄具有一定的“挤出”效应，降低了国民储蓄率妨碍了经济增长。而基金制可以提高国民储蓄率促进经济增长。以弗里德曼（1957）为代表的经济学家认为，社会保障制度可以减少个人退休后的后顾之忧，也会显著减少人们在就业时期的储蓄需求。Barro（1974）认为人们储蓄目的不仅是保障退休生活，还想为子女留下遗产以提高其福利水平（遗产动机）。其结论是社会保障制度不会影响人们的消费和储蓄行为，对私人储蓄和社会财富积累的作用是中性的。Lainter（1987）在Barro结论的基础上进一步证明，如果子女对父母的赡养大于父母给予子女的财产时，社会保障制度更有利于私人储蓄和物质资本的积累。

20世纪80年代的新增长理论认为物质人力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的源泉。经济学家们从人力资本积累的角度分析在社会保障的引入下，个人预算约束是如何影响人们对人力资本水平的选择，进而对经济增长产生根本性影响的。在探讨不同社会保障制度对人力资本积累影响时经济学家大都偏向现收现付模式，即人力资本的积累有着很强的正外部性，现收现付制可以达到社会帕累托最优的一种手段。老年人获得的养老金是由年轻人缴纳的社会保障税作为支持的，即现收现付

制下的养老金是上一代人对下一代人教育投资的回报。这种联系鼓励了父母对子女的人力资本的投资，而基金制缺乏鼓励人们积累人力资本的激励无法达到这种效果。以Sala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将人力资本与生产能力直接挂钩，讨论社会保障如何通过对当期的人力资本水平发挥作用。Becker、Muphy（1988）认为教育和养老金福利是存在于两代人之间的“社会契约”，即上一代人向下一代人投资―――教育、食物、时间等，同时下一代人在现收现付制度中为上一代人养老供款。kennitz、wigger（2000）认为个人增加教育投资不仅可以提高自身的人力资本水平，也会提高下一代的人力资本水平。

Casey B. Mulligan（2003）认为社会保障的可持续发展需要政府公共政策的支持。关于社会保障支出是否要纳入财政预算，国外学者持有不同的观点。PeterA.Diamond，Peter R.Orszag（2004）认为政府预算的财务不应该被社会保障收支扭曲，社会保障收支应该放在联合预算管理中。但是Martin S.Feldstein（2005）认为收入分配并不是社会保险的特定目的，并且提倡不要将社会保障收支纳入政府的联合预算中。

二、国内研究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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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制度与经济增长二者之间的关系,西方一些经济学家已有所讨论。西蒙・库兹涅茨在关于经济增长源泉的分析上,强调了制度的重要性。他在大量统计资料的基础上,对促进经济发展的各种因素进行综合分析,从数量和结构方面对经济增长的趋势作了说明。他发现了制度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可以定义为“不断扩大地供应它的人们所需要的各种各样的经济商品的生产能力有着长期的提高,而生产能力的提高是建立在先进基础上,并且进行先进技术所需要的制度和意识形态上的调整 ”。发展经济学家和制度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从发展中国家的现实出发,揭示了制度因素在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他认为,“制度促进还是限制经济增长,要看它对人们的努力是否加以保护;要看它为专业化的发展提供多少机会和允许有多大的活动自由”。

新制度经济学,更是将制度视为研究的重要变量。新制度经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诺斯发展出了一种把现代经济增长的起源和制度联系在一起的理论。在诺斯看来在经济增长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制度。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是制度的变迁,一种提供适当个人刺激的有效产权制度体系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

二、国内学者关于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

关于制度变迁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关系,国内有些学者也作了不少分析。其中将制度变迁作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驱动力之一是许多学者的共识。制度变迁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推动力(如刘伟和李绍荣,2001;李萍,2001;韩晶,朱洪泉,2000),舒元、徐现祥(2002)甚至认为制度变迁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引擎。林毅夫、蔡、李周(1994)也从制度变迁历史的视角考察了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成功经验,肯定了制度变迁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

一些学者以制度学派的制度变迁理论为基础将制度变迁作为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因素之一并对之进行量化分析,以我国为例阐述了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由此得出一些改革的建议(唐晓云,2002;韩品,2000;黄晓兴,2002;范方志、李军波 2003)等等。肯定制度变迁是中国经济增长源泉的量化分析的文献还有: 舒元、徐现祥(2000) 提出中国经济增长是遵从A K 模型的, 认为制度对经济增长影响相当大。也有人对C-D 生产函数进行了改进,加入了制度项,用WLS 回归后得到1980―1994年间, 制度和技术因素总和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22.4%,其中制度因素占主要部分(董祥海, 李升, 2004)。

三、现有问题之我见

(一)制度和制度变迁的作用相混淆

制度变迁是新制度产生、替代或改变旧制度的动态过程:作为替代过程,制度变迁是一种效率更高的制度替代原制度;作为转换过程,制度变迁是一种更有效率的制度生产过程;作为交换过程,制度变迁是制度的交易过程。因此,制度变迁作为扬弃或创新是对现有激励水平或交易成本的改变,具有动态性。而制度有优劣好坏之分,“好的制度结构促使人们做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事,不好的制度结构则驱使人们做不利于经济增长的事。”也就是说,只有好的制度才能给人以激励,从而促进经济的增长。反之,则是经济增长的桎梏。

(二)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是直接动力还是间接动力认识并不统一

一个经济系统的增长能力是由经济系统的基本生产要素决定的,即由资本、劳动力及技术水平所决定,这些要素决定了生产的可能性边界。经济制度决定了经济活动的激励水平及交易成本的大小,从而决定能否将生产推进到生产的可能性边界。一个“好”的制度系统通过对技术进步、劳动力发挥、资本数量和效率作用,进而促进经济增长。

一个有效的制度安排减少了对他人创新进行免费搭车的动机,使技术发明创新者进行创新和发明更有利可图。同时激励了人们对技术的投入,也可以引进国外更先进的技术;同样,资本的数量和效率也受制度的影响,如我国改革开放政策保护了外国资本效益从而促进我国FDI等的资本涌入。而从产权角度来说,在排他性产权中效率高于非排他性产权的效率;同时,制度安排的合理与否,直接影响劳动力发挥的程度,制度的演进更能激励劳动力,从而带动经济增长。如果一个社会生产已经达到生产的可能性边界,资本、劳动力及技术水平等已经得到充分利用,那么,制度变迁和创新也不会带来经济的再次增长。

(三)忽视经济增长对制度变迁的反作用

1、经济增长对制度变迁的推动作用

第一,经济增长必然要求制度变迁。在经济得到发展后,技术系统发生变化时,生产的可能性边界向外推移,并且社会上的新生利益集团必然要求从制度安排上保护自己既得的利益;同时为了使自己代表的经济连续得到发展,必然对具有效率的权利进行界定,必然对社会的激励机制、竞争机制进行规定,进而改变制度结构推动体制变革。

第二,经济增长不断对制度变迁提出新的要求。经济不断发展,不断对权利界定、激励机制、资源配置机制提出新的需求;当对制度变迁的需求多过制度创新的供给时,两者就失去了均衡,供需的矛盾必然要求新的制度供给来满足新的制度需求。总之,经济增长对制度变迁具有推动作用。如果制度变迁滞后于经济发展,社会制度就会反作用于经济增长,导致经济发展的滑坡。

2、 经济增长对制度变迁的反作用

经济增长对制度变迁的负相关关系主要体现在:第一,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形成的利益集团达到足够强大时,就会利用政治上、经济上的优势对权利的界定、利益配置等进行有利于自己的制度安排,从而形成社会上的统治集团,成为既得利益集团,于是就对制度的变迁失去了热情,进而使制度变迁处于刚性状态。第二,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产生的创新利益集团与原有利益集团的实力大致相当时,就会导致制度变迁处于相对僵持阶段,使改革进程停滞甚至倒退。这种例子在人类历史上也不胜枚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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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人力资本存量 人力资本结构 经济增长

本文尝试以我国经济非发达典型代表地区为研究对象，采用计量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借鉴Cobb-Douglas生产函数和Lucas的人力资本外部性内生函数，建立我国经济非发达地区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模型，以分析各变量对我国经济非发达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找出主导因素，以更真实反映我国人力资本存量与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人力资本存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本文以非发达西部典型地区的A省为研究区域，其教育资源丰富与经济发展之间的非正向关系具有典型的代表性，期望通过对A省的研究，得出影响人力资源对经济主导因素，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参考。

（一）研究方法

分析人力资本对A省经济增长的贡献，首先要建立相应的生产函数，即以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人力资本水平等作为自变量，把经济增长作为因变量来确定相应的函数关系。本文借鉴了Cobb-Douglas生产函数和Lucas的人力资本外部性内生函数，建立了A省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模型，以分析各变量对A省经济增长的贡献。

1.Cobb-Douglas生产函数。Cobb-Douglas生产函数的基本形式为：

（0

其中Y代表产值，K和L分别代表物质资本和劳动力的投入，A代表技术进步为一常量，α和β分别表示物质资本和劳动力的产出弹性，μ为随机扰动项。

在实际进行运算的过程中，可以将其对数线性化为：

经过转化后变为一次线性模式，便于进行计算。且由于Cobb-Dougias生产函数是一次齐次的，因此（α，β）的取值情况可以反映生产规模的情况：α+β=1，为规模收益不变，即当物质资本和劳动力的投入增加量为n时，产出量也同时增加值亦为n；α+β>1，为规模收益递增，即当物质资本和劳动力的投入增加量为n时，产出量的增加值要大于n，表明在现有的技术条件下，通过扩大生产规模来增加产出是有利的；α+β

根据Cobb-Douglas生产函数可以得到下列经济参数（设p=1）：劳动的边际生产力，表示在资产不变时增加单位劳动力所增加的产出；资本的边际生产力，表示在资产不变时增加单位资本所增加的产出；劳动对资本的边际转换率，表示产出不变时，增加单位劳动所能减少的资本。

2.Lucas的人力资本外部性内生函数。卢卡斯把人力资本因素纳入模型，探讨以内生技术变化为主要内容的新增长理论，用于实证研究的模型建立如下：

其中，Y代表产出量，A代表技术水平，K代表资本投入，H代表人力资本存量，h为人力资本水平。α、β和γ分别表示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存量和人力资本水平的产出弹性系数，μ为随机扰动项，为了得到平稳序列而消除可能存在的异方差，将上式对数线性化为：

上式对于时间t求导数，然后变换为差分方程，即得到：

式中：表示经济增长率，表示综合要素生产率增长率， 表示资本率，表示人力资本存量增长率， 表示人力资本水平增长率。 分别表示资本、人力资本存量和人力资本水平因素的贡献份额，分别除以即得到各因素的经济增长贡献水平。

（二）数据来源

1.实际产出量。采用A省的GDP作为实际产出量，并以1978年作为基期进行标准化。2001-2011年A省地区的GDP数据可以通过该省份统计年鉴获得，通过对比同年的国内生产总值指数，得到以1978年为基期的标准化数据。

2.物质资本投入量。本文选取固定资本存量作为物质资本投入的数据。鉴于数据资料的原因，采用当年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折旧”来反映。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也通过对比同年的国内生产总值指数，得到以1978年为基期的标准化数据；折旧按照5%水平处理。

3.人力资本存量与水平。人力资本存量与水平，如表1所示；经过标准化处理后的数据描述统计结果如表2所示。

（三）实证分析

为了检验变量间是否存在多重共线性，本研究计算了变量间的相关系数，结果如表3所示。可以看出，各变量之间高度相关，因此可能存在共线性。

进一步计算各变量的容忍度和方差膨胀因子，结果如表4所示。一般认为容忍度小于0.1，方差膨胀因子大于10，说明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可以看出，各自变量间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

为了解决变量间的多重共线性问题，本研究进行了岭回归分析。“岭迹”（见图1）显示在k=0.2以后，三个自变量的线形趋于平稳，所以选择k值为0.2。

从估计结果（如表5）可知，整体模型的解释性很好。其中，物质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最高为8.31%，这说明A省的经济增长仍然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物质资本要素的投入，属于典型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人力资本存量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极低，仅为0.11%；人力资本水平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3.37排在第二位。而这三者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之和仅为11.79%。

人力资本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一）研究方法

人力资本结构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基本模型设定，仍然可以利用公式 ：

但是需要对这一公式加以变形，即将H分解，以体现人力资本的结构。具体将上式分解为：

其中H1、H2分别表示为高层级和低层级人力资本的比重；β1、β2分别表示高层级和低层级人力资本的比重对收入的弹性。

由于自变量之间可能存在复共性型问题，所以仍然需要采用无偏估计。同时，原始数据中并未能直接分离出高层级和低层级人力资本的比重，所以还需要对数据进行再次处理。鉴于这两个问题，在此选择主成分回归方法估计参数。

（二）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人力资本的存量结构来反映某一区域不同层次的人力资本占人力资本总量的比例关系和组合状况（见表6）。

（三）实证分析

1.因子分析。对表6中的人力资本结构中的高层次、高中、初中、小学、最低层次的比重等5个变量进行因子分析，结果如表7所示。表7表明，经过正交旋转后的新变量F1代替了初中、小学和最低层次人力资本比重3个变量，可以反映该地区的低层次人力资本比重；F2代替了高层次和高中人力资本比重2个变量，可以反映该地区的高层次人力资本比重。新变量的累计方差贡献率达到了95.006%，说明能够反映原始变量的绝大多数信息。

2.回归分析。由于因子分析已经剔除了变量的共线性问题，接下来采用最小二乘法估计模型中的参数。结果如表8所示。表8中回归分析的主要结果表明：固定资金本的投入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而人力资本结构与水平对经济增长均没能显著影响。这一结果与以上人力资本存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的分析结论是一致的。

结论

结合A省地区人力资本存量和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分析结果，反映出A省地区的经济增长主要由消费拉动，财政投入并未形成有效形成固定资本。相比较而言，人力资本存量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最低，也表明A省地区经济增长本身一方面不依赖于人力资本存量，另一方面也需要与其它要素禀赋相配合共同促进增长。这也与该地区高技术、支柱型产业缺乏，高人力资本投入可能无法取得相应高产出的背景有关。而人力资本水平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相对较高，说明该地区从业人员总体素质有所提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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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马克思经济增长理论;经济发展转型;增长的外延和内涵

中图分类号：F0-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16-0112-02

《资本论》之中关于经济发展方式的叙述，虽然主要是针对典型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运行而言的。但就情况而言，基本上可以适用于市场经济的一般情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发挥市场的作用，而市场的基本运行规律也没有本质性的变化。中央已经提出要将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作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来对待，因此，对于经济学的研究，特别是对于其经济发展方式的研究，显然对于现阶段的经济发展模式转型有较好的促进作用。

一、经济发展转型问题的提出

1.经济发展的转型。经济发展转型对于我国而言是比较迫切的问题，但就更广泛的范围而言，在第三次技术革命开始的时候，那些走在前面的国家已经基本上同步开始了经济发展形式的转型，而且就当下的效果而言，发达国家的转型固然有其产业空心化的过度弊端，但就发展程度和结果而言，也确实是做到了经济整体效益乃至于社会发展的和谐运转，并且成功地做到集约化和全面发展。因此，就当前的情况而言，经济转型是指从原有的粗放式的、投资主导的、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的、以经济增长为主要目标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为集约化的、结构均衡的、资源环境友好的、以经济全方位发展为目的的新的发展方式。

2.马克思经济增长理论对于经济发展转型的论断。马克思最早在讨论农业经营的时候，采用了粗放和集约的概念，并且简单阐述了一下两个阶段的经营差异，即投资是否集中和持续性的问题，可以看作后来的粗放型和集约型差异的滥觞。再者，在讨论再生产问题的时候，马克思使用了经济增长的“内涵”和“外延”的概念，“外延”是指通过规模的扩大来实现扩大再生产，并实现经济增长;而“内涵”对于扩大再生产而言则是通过技术的进步、管理的提高来实现生产效能的增长。通过这一论述也区分了扩大再生产方式的差异，并且进一步可以扩展到经济增长方式上面来[1]。

二、传统经济发展模式的瓶颈问题

我国近年来的经济发展形势总体而言还算好，但是旧的粗放发展模式已经开始遇到瓶颈，有些地方难以寸进，付出的代价和消耗逐渐难以令人接受，而问题的凸显也不能仅仅依靠经济单纯的增长来解决。因此必须通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来优化经济发展的质量。

1.过度依赖投资和国际市场。过度依赖投资和国际市场是原有的经济增长方式持续性不足的一大原因，由于对该投资拉动和外贸利润的过度需求，导致了这样的经济发展存在持续性不稳定需求也不稳定的情况，而一旦这些不稳定的因素有所弱化，就很容易导致经济发展的剧烈波动。企业在运转过程中对于经济形势的依赖是正常的情况，但是如果任由外部因素主导，不去发掘内生性的动力的话，那么很难保证发展的持续性。毕竟投资也好，出口也罢，都是不常有而不稳定的东西，更不可能长期持续地作为经济发展的动力。正如那些不可再生的资源一样，虽然用起来的时候很痛快，但是必须得考虑在没有的时候应当如何去保持、去适应，否则便无法保持持续性的进步。

2.超过资源环境和人的承载能力。资源和环境不友好也是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的一大弊端，由于生产效能比较低，需要足够的产出不得不依靠高消耗高投入，进而导致大幅度地破坏环境，这些都是因为生产方式的低水平导致的。而且，资源和环境的承受能力有其极限性，不可能无限度地进行开发和破坏。如果继续吃子孙饭，超强度地掠夺性发展，那么必然会导致无法持续的后果。同样的，人自身的承受能力也会受到资源环境相关因素的影响，而且这些因素对于人的承受能力也造成了一定的限制。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也必然开始追求更高层次的生活，而这也是粗放式发展方式所不能带来的。

3.产业结构发展不具有持续性。现阶段在产业结构方面也不具有很好的契合性，首先表现是第二产业的畸重，工业的发达本身是好事，但是如果是非正常的发达就未必是什么值得高兴的事情。这在一定程度上挤压了第一和第三产业的活动空间，然而自身的发展粗放，缺少持续空间，更是内部以低附加值的低端加工业为主，自主内生推动的工业部分比较缺乏，可以说在制造业的发展中也是很难过于看好。

而第三产业的发展也不得不说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而我国第三产业的贡献率始终偏低，也很难能够真正完全地发挥作用，更不容易吸纳劳动力，对于产业转型之后的富余劳动力问题也显得滞后很多[2]。就总体而言，第三产业的进步比较有限，发展前景虽然广阔但是现阶段确实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4.科技进步的推动作用不足。需要承认的是，在技术附加值比较高的产业方面我国也只有在少数部分能够达到世界先进水平，而且技术应用率和贡献率也处于一个比较低的水平上。自主拥有和开发的核心技术数量还比较少，能够在实践中发展壮大的更加有限。不得不说在科技水平方面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一大短板，如果不能有效的克服，将会带来相当的阻碍和迟滞作用。

三、马克思经济增长理论对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型问题的指导意义

1.对于社会生产的结构方面。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扩大再生产有着比较详尽的描述，并且通过剩余价值累积率、资本有机构成和剩余价值率作为决定因素构建了资本主义下的经济增长范式。应当说在市场经济的整体框架下，这属于可以通用的东西，也是可以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基础性构建的材料。

2.对于经济发展的类别和应用方面。在《资本论》中，对于经济发展方式的类别和应用同样有一定的研究，通过以小见大，从微观的企业扩大再生产，进而达到宏观方面的社会扩大再生产。以规模的扩大和范围的扩展作为主要增长方式的外延增长和以生产效率和技术改进为主要手段的增长作为内涵增长作为区分，构建了一个比较完善的体系。

同时，通过对于以上的阅读，也可以了解到经济转型方面最需要做的几点。协调全面的发展以及通过技术进步的内生式核心创造，都是值得去注意和深究的地方。

四、在实践中完善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1.注重内生式发展，扩大内部消费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自身的发展才是推动经济持续进步的不竭动力，而在推动经济的三驾马车中，消费一直做得不太好而且畸形化，如果不能够将居民消费向需要的地方引导，反而通过各种方式控制消费，压缩生活成本之外的机动空间，或者鼓励对于生产没有有效刺激的无效消费，则必然会导致消费的拉动提不上来。

事实上随着本身的经济发展，投资和出口的依赖性都会下降，但是对于消费而言，这个因素所占的比率只会不断提高，因此提高和引导消费，对于经济转型而言非常重要[3]。

2.建设资源环境友好的新型经济发展方式。对于经济转型而言，致力于发展的持续性，就必须保证资源和环境的可持续利用。只有在合理的范围内持续性的发展，通过对于资源和环境的合理运用，才能够保证经济发展在数量和质量方面的协调，能够使得经济发展在社会效果方面达到正相关。

建设资源和环境友好的氛围，首先需要从制度上保障，然后要从结构上调节，再者要进行严格的监督和相关的配套措施，保证能够严格地执行下去。在法律和行政手段之外，也应该充分运用引导和鼓励的方式，惩罚对于资源环境的损害行为，保证转型的及时和彻底性。

3.针对情况进行产业结构调整，转变单一的结构模式。在产业结构方面，最主要的就是改变盲目的投资高消耗高污染的小工业企业的状况，改善工业的技术结构，促进产业转移，以避免工业畸形的状况。然后则是通过工业对工业的反哺，以及二、三产业对于多余人口的容纳，促进农业进一步的集约化发展和现代式经营，以及提高第三产业的比例，扩大其覆盖范围，保证第三产业能够推进更多的实体发展。

在总体上，需要保证产业结构的均衡和协调，并且在城镇化进程的同时避免损害到工农业生产，在各个产业之中进行技术革新和改造，就能够有效地推动三大产业的共同进步。

4.加强核心技术开发，推动技术进步对于经济发展的贡献。对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归根结底是要通过科学技术的发展来作为最终的推动力，依靠投资拉动确实有其增长的限制，但是科技的进步是无限发展的，而且只有通过自己掌控的核心技术，才能够保持高起点下一个比较低成本的快速发展。

对于科技水平最重要的就是保持核心技术，增强自主研发能力，并且不断地通过引进和对比来强化自身的开发水平。其次就是对于技术研发的制度方面应当保持一定的弹性和宽容度，并且有足够的实践和鼓励来激发人们的开发热情。在获得研发的技术进步的时候，其效益通过应用是可以达到很大的倍率的。因此，对于科技的进步，是属于经济发展最根本性的依赖对象，作为经济转型的源头活水来对待，是不会有问题的。

总体而言，马克思关于经济增长方式的问题是从抽象的，一般性的构建方面来进行阐述的，因而在进行具体的执行操作的时候，是必须将实际情况加以考量，并且根据理论的结合加以运用的[4]。

五、结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经济上就是经典的政治经济学和中国的具体国情的有机结合，既有传承的部分，也有自身的发展。将经济的增长转变到发展，也不仅仅是词义的变化，更是整个理念的变动，从单纯的经济量的进步，变为实质上的效果的发展，能够做到又好又快的时候，就可以算得上是真正的本质性变化了。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2]王小鲁，樊纲.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换和增长可持续性[J].经济研究，20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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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港口发展经济增长协整理论

一、前言

港口作为水陆运输的连接点，不仅在交通运输网络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而且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现已成为建设现代港口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港口凭借着运输、集散和增值服务功能，在其建设与发展过程中，创造出大量的就业机会，推动了工业、贸易和港口相关行业的发展，增大了国民收入。随着我国港口建设的不断发展，港口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作用将越来越大。

本文通过对港口发展对经济增长促进作用的定量研究，力图客观地揭示港口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作为我国众多港口中的佼佼者，上海港的发展历程极具代表性，综合相关数据资料的可得性等客观因素，本文选定上海港为研究对象。

二、定量分析基础

1.单位根过程

传统的时间序列经济计量学在进行研究时，通常假设经济数据和产生这些数据的随机过程是平稳过程(或称稳定过程)，在此基础上对经济计量模型中的参数作估计和假设检验。然而，经济系统中许多经济指标的时间序列数据并不具有平稳过程的特征，对于非平稳过程生成的时间序列数据，传统的数理统计和经济计量学方法显得无能为力，特别是传统的中心极限定理不再适用。如果一个时间序列的均值或自协方差函数随时间而改变，那么这个序列就是非平稳时间序列。单位根过程是最常见的非平稳过程之一，由于在现代金融学、宏观经济学的理论和实践中的广泛应用，对单位根过程的研究成为了当今经济计量学的主要课题之一。

2.协整的概念

由于非平稳时间序列没有长期均值亦没有返回均值的趋势，因此非平稳时间序列本身不能描述长期稳定关系。尽管就单个时间序列而言是非平稳的，但由两个或两个以上非平稳时间序列组成的系统中，若这些时间序列变量的某种线形组合表现出平稳性，则称这一稳定的线形组合为协整关系。协整关系描述了变量之间的长期稳定关系，刻画了整个系统的稳定特征。

3.协整检验及协整向量的估计

由于协整的许多理论和应用研究均是基于两个变量而展开的，Engle-Granger的两步法正是以两个变量为研究对象而提出的。由于这一方法可以直接扩展到多个变量之间的单一协整关系，因而其理论奠定了协整研究的基础。若协整模型成立，则表明考察的非平稳时间序列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发展关系。变量间协整关系的存在使得可以通过协整模型中一经济变量对另一经济变量的长效作用来影响该经济变量的变化。若变量间没有协整关系，则不存在通过一变量来影响另一变量的基础。

三、上海港发展对上海经济增长促进作用研究

1.样本数据的选取

本文选定上海港为研究对象，采用上海港吞吐量增量（TTLZ）等指标反映港口发展状况，通过宏观经济总量指标上海市生产总值增量（GDPZ）反映上海经济增长，样本数据取自1952年～2003年的年度数据，上海市生产总值经价格指数修正（以1952年为基期）,原始数据来源于历年《上海市统计年鉴》《上海港统计年鉴》，如下图所示。

2.样本数据的平稳性检验

首先针对上海市生产总值增量进行平稳性检验。

软件计算结果表如上表1所示。表1的最上部分给出了检验结果， ADF =-2.3148,大于5%显著性水平的临界值-3.5005。因此，在5%的显著水平下，GDPZ序列是一个非平稳序列。所以应该进一步检验GDPZ差分序列的平稳性。

如表2上部分所示， ADF=-6.3590,小于5%显著性水平的临界值-2.9288。因此，在5%的显著水平下，D(GDPZ)是一个平稳序列,所以GDPZt为一阶非平稳序列。同理，分别就TTLZ的时间序列数据的原序列和一阶差分形式进行检验，检验结果见下表:

由上表可以看出，各变量原水平序列都是非平稳的，而一阶差分后都变为平稳的，这些变量均为I(1)的，即一阶单整的，故不能以传统的回归分析进行估计和检验。故下文采用协整关系检验进行相关分析。

3.协整模型计算及检验

本文采用Hendry模型构建方法，首先选择较多的变量及多位的滞后项构建模型，然后再对模型的各项参数进行检验，逐步剔除无显著性的变量，压缩模型规模，得到最终模型。将样本数据代入模型中，计算过程均在EVIEWS3.1上通过，GDPZ与TTLZ协整模型的具体计算结果详见下表4。

由上表4得到的协整模型如下：

R-squared=0.6639Adjusted R-squared=0.6569F-statistic=94.8342

模型通过总体显著性检验（F检验），各变量的系数均通过显著性检验（T检验），残差序列的D.W检验值为1.9479,表明残差序列非自相关。对于两个协整变量来说，在其基础上构建而成的协整模型的残差必须是平稳的。因此，进一步对模型残差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检验计算结果表5所示。

如表5上部分所示，因为ADF=-6.7919,小于5%显著性水平的临界值-1.9474。因此，在5%的显著水平下，协整模型的残差序列为平稳序列。因此，协整模型是有效的，且模型中表征上海港口发展的自变量TTLZ前系数显著为正。这表明上海市生产总值增长与上海市港口吞吐量增长之间存在着协整关系，港口发展对城市经济的增长起着长效促进作用。

四、结论

协整方程的成立表明上海市生产总值增长与上海市港口吞吐量增长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即长期稳定的均衡发展关系，港口发展对城市经济的增长起着长效促进作用。这表明港口作为一个重要的基础产业部门，其与所在城市经济之间存在着相互依存、互动发展的关系。港口吞吐量的快速增长源自城市经济运行过程中（特别是对外贸易过程中）所产生的运输需求。因此，一方面，上海港发展态势的好坏是由上海整体经济的总体运行状况所决定的，另一方面，上海港作为维系整个社会再生产正常运转的一个重要纽带，其发展程度的好坏在相当程度上也影响和制约着上海经济的稳定健康发展。

协整方程同时显示出前一期的上海市生产总值增长与当期的上海市生产总值增长存在着较强的正相关性，这说明在上海市生产总值与上海港口吞吐量均衡增长的同时，前一期的生产总值增长对当期的生产总值增长有较大的正向促进作用，这表明上海市生产总值的增长过程具有一定的惯性特征，体现出上海市经济增长的长期稳定性。

参考文献:

[1]宗超港口经济:在世界经济新的挑战面前所要研究的主要课题.港口经济，2003(4)

[2]Dr Bernard Francou. impacts of ports and shipping on the economy. world maritime university,2002

[3]孙峻岩单敏贾大山宁涛:浅析港口经济贡献的比较.中国港口,2004(2)

[4]刘南刘国清:上海国际航运中心集装箱港口体系研究.海洋开发与管理,20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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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增长极理论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

增长极是在空间上，在某一个点、片或者是面上，通过技术进步和机制创新实现经济突破性的“极化”增长，并通过“极点”的发散辐射效应带动周边区域的经济增长，这实际上是一个点的发展和扩散的过程。

增长极理论在我国的实践，突出表现为建立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并通过给予这些地区各种优惠政策，集中合力，促进地区经济更快地发展。在东部地区的发展过程中，无论是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4个特区的设立，还是大连、天津、青岛等14个沿海城市的开放，都是增长极理论在我国的具体运用。目前已在东部地区形成了综合经济实力强大的“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三个国家级经济增长极，有力地带动了全国经济的发展。

我国在借鉴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成功经验的基础上，运用增长极理论实施不平衡-平衡的发展策略，进行西部大开发，实施了东部支援西部、城市支援农村，工业反哺农业的战略，从地域、城乡、产业等多层面实现扩散效应，带动相对落后区域的发展，缩小区域差距，实现社会全面协调发展。近年来，针对我国经济“中部塌陷”的局面，中央又提出了“中部崛起战略”，以实现东、西、南、北经济的协调发展。

二、增长极效应的实现条件

佩鲁在他的著述中对增长极形成和建立的基本条件作了概括：一是有一批有创新能力的企业、企业家；二是有高关联度的产业集群；三是一定的规模经济效益；四是适宜的投资、生产环境。

（一）创新的企业、企业家。佩鲁认为，经济增长在不同部门、行业或地区，以不同速度不平衡增长的原因在于——“推进型产业”或有创新能力的企业在一区域集聚并优先发展，形成了“磁场极”似的多功能经济活动中心，亦即增长极。此外，现代企业生产除了资源配置还必须不断发掘新的资源，企业家是经济增长的主体动力，其作用不仅使有创新能力的企业不断发展、壮大，而且能通过其影响，引起周围企业的推崇和效仿，从而产生一批追随、模仿的新企业，这些增长企业在“增长极”的影响和作用下，进而聚集形成“增长中心”。

（二）高关联度的产业集群。增长极能否按理论预期发挥作用，还必须具备接受能力强的受体，即与增长极有高关联度的产业集群。增长极通过推进型产业的吸纳和扩散效应，带动周围地区发展，而推进型企业的发展又以产业综合体的存在为基础。当推进型产业规模扩大时，由于产业综合体中各产业间存在相互依存、互为补充的投入产出关系，因此，就随之带动其他企业的发展。

（三）规模经济效益。“增长极”需要形成规模经济才能有利于“增长极”的能量集聚和集中，更好地发挥“增长极”的“扩散效应”。在增长极发展的初期，极化效应发挥主导作用，其主导部门和创新企业率先发展，对周围地区产生吸引力，促使资本、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向其集中，在极点地区产生并本文由收集整理聚集较大规模经济效益；当极化效应达到临界点后，进入增长极扩散效应阶段，增长极通过资本、人才、产品、技术、信息等向外的传递和延伸活动，把经济能量和创新活动传导到周边地区，实现增长极规模经济效益的扩散和外溢。

（四）投资、生产环境。增长极作用的主要特点是空间传导性，是以经济要素的空间联系和流动为条件的，佩鲁把实现极与极化空间之间联系的物质基础称之为“通道”。优良的投资、生产环境是增长极形成的必要条件，也是有效发挥增长极扩散效应的基础，不仅包括物质形态的“硬环境”还包括非物质形态的“软环境”。硬环境是与投资生产活动直接相关的物质条件。软环境内容包括政治、经济、法律、社会文化等无形的要素。

三、河北省沿海经济隆起带发展对策

（一）加快港口建设，构建港群体系。河北省港口功能较为单一，发展阶段普遍较低，集聚作用还不明显，需要进一步加强基础建设，提升港口功能，构建布局合理、相互支撑的港群体系。首先，抓好基础设施建设。加强统筹规划，扩大码头吞吐量，搞好内外航道建设，进一步完善港通运输体系。其次，完善港口服务体系。包括与港口和临港产业相关的商业、贸易、金融、保险、通讯以及房地产、旅游、餐饮、娱乐等服务性产业。再次，构建港群体系。逐步建立以唐山港、秦皇岛港和黄骅港为主体的港口体系，同时注重与周边大连港、天津港、青岛港等较强实力港口加强合作，实现借势发展，带动产业升级。

（二）推进体制创新，优化发展软环境。软环境的好坏直接关系到硬件作用的发挥。优化沿海经济隆起带经济发展的软环境，要推进体制创新，转变政府职能，优化政企关系，建立“高效政府”；加大政策支持力度，赋权、放权、让利，使沿海地区实现优先发展、突破式发展；完善市场体系，充分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完善投融资政策体系，建立投资主体自主决策、银行独立审贷、融资方式多样、中介服务规范、政府宏观调控有效的投融资机制；推行鼓励创新机制，吸引高科技人才。

（三）优化港城生活环境，促进人力资本积累。结合港口码头建设，抓好港区内外综合管线带、供水、净水厂、污水处理厂等基础工程，搞好港区商业、餐饮、文化娱乐等服务设施建设，及时跟进净化、美化、亮化和绿化工作，努力为港区内企业和工作人员创造良好的生产生活环境，从而吸引大量、优质的人才和劳动力，支撑港口区域的产业发展，增加产业转移的承接能力，形成良性循环。把人力资本作为第一基础设施来对待，建立以引进人才为主导的人才服务体系，制定有利于人才尤其是急需人才向港区聚集的特殊优惠政策和措施。

（四）加强京津冀区域合作，承接产业转移。随着环渤海经济区的加速崛起，围绕“两环”战略的实施和京津产业转移，河北省要顺应趋势，加强与京津地区合作。一方面沿海港口的建设对促进京津冀都市圈资源、市场的统一配置和经济整合进程将起到独特作用，利用国家大力发展曹妃甸的机遇，促进京津冀生产力布局优化重组；另一方面应切实鼓励支持本地企业与京津厂商加强合作，借助京津资金、技术资源、高层次人才融入产业链，有选择地承接产业转移，改变过去只是停留在引进京津企业和为京津提供初级原材料产业分工的局面，最终形成双向合作的空间发展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