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产证券化报告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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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证券化是一项参与主体众多、涉及领域广泛、专业要求很高的工程，不仅需要金融技术和人才，更需要有与之相匹配的法律法规和监管来引导、规范和保障。资产证券化的法律规范和监管涉及多个方面，我们可以从三个角度来分析：

（一）资产证券化的参与主体。

资产证券化的参与主体包含：发起人、特殊目的载体、信用增级机构、信用评级机构、资产服务商、资产管理人、投资人、受托人、投资银行、承销商、会计师、律师等等。每个参与主体在交易中都有自身的利益驱使，在交易中的权利、义务和地位不同。资产证券化的法律法规需要对各个参与主体和这些主体的行为进行规范，保障其应有的权利，同时避免利益冲突和权力滥用。对证券化参与主体条件和行为上的监管限制往往会对证券化产生直接影响。比如，对于银行发起人，资本充足率的要求是银行监管法规中一个重要方面，也是银行进行证券化交易时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以美国为例，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银行监管部门开始建立资本充足率机制，之后慢慢完善资本要求，至1992年开始全面推行巴塞尔资本协定，即以风险加权资产来决定资本要求。在此期间，为减少资本压力，美国的银行开始进行金融创新，寻求新的方式来管理资产负债表，而资产证券化正好满足了这一要求。资本的监管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美国资产证券化的兴起和繁荣。对投资人的产品选择限制和监管是推动资产证券化发展的另一个法律法规因素。美国对各种投资人所能参与的投资产品有比较明确和严格的规定，特别是对某些机构投资人，如退休基金、保险公司、商业银行等。比如，美国的退休收入证券法案（“ERISA”）对美国的退休基金投资有严格限制：退休基金不可以参与很多高风险的项目或行业，不能购买无评级或非投资级的债券等等。该法案对资产支持证券没有特别限制，资产证券化可以把一些退休基金本来不能购买的资产打包成有良好信用评级的资产支持证券，通过购买高级别的资产支持证券，退休基金可以变相地参与本来不能参与的产品或项目。这些机构投资人的参与无疑是资产证券化得以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二）资产证券化的税收。

税收是资产证券化中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对交易的融资成本有直接影响，往往决定了证券化交易的可行性和有效性。税收政策的变化也是推动证券化在交易流程、载体设计和证券结构上不断创新和优化的动力之一。资产证券化的税务政策和法规涉及到发起人、特殊目的载体和投资者等多方的税收问题。

1、资产转让税收

由于资产在不同参与主体间的转让，在资产证券化过程中存在多个可能重复征税的环节，特别是针对发起人的资产转让，国际上常常根据资产转移的方式决定纳税义务的发生，这些转移方式包括真实销售或担保融资。中国资产证券化在资产转移上除了所得税，还必须考虑营业税、印花税和预提税等税收问题。一般营业税和印花税的收取比较简单直观，如果没有特定的法规赦免，且难以规避，就会提高资产证券化的成本；有时就算可以通过某种形式避开，但在规避之后会导致交易灵活性和效率的降低。比如，如果要规避营业税，就必须将证券化交易设计为担保融资，但这样就不能实现真实销售或实现破产隔离，并可能导致证券的信用评级受影响。

2、特殊目的载体税收

资产证券化的核心交易主体是特殊目的载体，对其税收规定必须明确。由于特殊目的载体是一个独立的经济实体，所以存在是否需要缴纳所得税的问题。特殊目的载体的形式可以是信托、公司、合伙或特殊免税实体等，不同的形式在税收上会有不同的处理。一般情况下，如果把特殊目的载体设为纳税主体（如公司），那必然会增加证券化的成本；但是为了避税而采取一定的载体模式（如信托），该载体又有可能在交易行为上受到限制。为了实现破产隔离机制和避免双重征税，资产证券化殊目的载体目前大都选择信托形式。通过对特殊目的载体税收政策的制定和改变，国家可以利用税务权力来推动、引导或抑制证券化的发展和走向。在这一点上，美国资产证券化史上特殊目的载体及其税收规定的演变值得我们参考。

3、投资人税收

投资人的税收规定也对证券化有直接影响。对资产证券化投资人和相关产品的税收政策会直接影响投资人的收益率，从而影响证券的吸引力和投资人的范围。以美国为例，资产证券化中主要有转递结构（pass-throughstructure）和转付结构（pay-throughstructure）两种基本结构。通常转递结构主要以受益权证的形式出现，代表对证券化资产不可分割的所有者权益，属股权类证券；而转付证券主要以债券的形式出现，代表对证券化资产的一项债权，属债权类证券。美国税法中对股权类和债权类证券在税收处理上是不同的，这两种结构证券对不同投资人的吸引力也就不一样。有时，即使是投资同一类资产支持证券，不同投资人也会因为本身适用的税收规定不同而产生不同的税后收益。所以，税收规定可以影响投资人的投资决策和证券化的证券结构设计。此外，不同国家对非居民投资者投资本国资产支持证券的税收规定也不同，从而会决定资产证券化对外资的吸引力。对于中国资产证券化，除了所得税的考虑之外，中国在投资人交易环节所征收的印花税和所得税预提也是外国投资人需要考虑的税收成本。如果考虑到人民币国际化和中国金融产品走向世界的大背景，我国相关部门可以在外国投资者参与中国资产证券化产品的发行和投资等环节的税收处理上进行相应的调整，以配合整体金融政策的推行。

（三）资产证券化的会计。

会计的作用是记录经济活动过程和明确经济活动的责任，并以此来为经济管理提供数据资料，体现其反映、监督和参与经营决策的职能。在不同的会计制度和准则下，对同一经济活动的会计计量和核算方法也会有所不同。在反映经济活动的同时，会计制度的制定和准则的变化也会对经济活动本身产生影响，资产证券化的会计制度和准则也是如此。资产证券化包含了一系列复杂的经济行为，如何从会计上对资产证券化的各个方面进行计量、核算和反映无疑是一个复杂的课题。对资产证券化的会计规范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证券化的交易设计和结构，推动证券化的创新。资产证券化相关的会计中对资产转让、特殊目的载体合并、以及交易后资产负债、留存权益、证券投资等方面的会计处理规定也是资产证券化中各交易主体（特别是发行人和投资人）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在本次金融危机中，会计也是一个备受争议的话题。美国有专家和政客指责会计准则是本次危机的催化剂或导火线。首先，在危机爆发前，由于美国会计准则对资产证券化表外处理的宽松，发行人能够轻易把资产“出售”给第三方，在提前实现利润的同时隐藏风险，从而粉饰了真实的盈利和风险水平。同时，资产证券化的销售会计处理方法对发起人具有非常明显的利益刺激，易诱使发起人弱化资产的风险管理意识，进一步滋生大量低质量的资产池，用于证券化交易，为金融危机埋下种子。第二，从2006年开始，美国开始实施第157号会计准则，要求金融产品在会计上按照“公允价值”进行计量。危机开始后，该准则受到了一些银行家、金融业人士和国会议员的集体攻击，认为在市场大跌和市场定价功能缺失的情况下，该准则会导致金融机构对资产（特别是资产支持证券）过度减值，造成亏损和资本充足率下降，进而促使金融机构加大资产抛售力度，使市场陷入交易价格下跌——资产减值——核减资本金——资产抛售——价格进一步下跌的死循环之中，从而加重金融危机。2008年，60名国会议员联名写信给美国证监会（SEC），要求暂停使用公允价值计量；之后，美国参众两院表决通过稳定经济救援法案，其中确认了SEC暂停使用公允价值计量的权力。在巨大的政治和企业压力下，SEC针对特定市场情况下采用公允价值的会计处理方式了一个指导意见。该意见虽未暂停公允价值的使用，但是允许企业在一定情况下通过内部定价（包括合理的主观判断）来确定其资产的公允价值。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也紧跟着了FAS157-3号公告，对“非活跃”市场下金融资产公允价值的确定提供进一步指导。

与此同时，欧洲议会和欧盟成员国政府也决定修改欧盟会计准则中按市值计量资产的规定，以缓解金融危机对金融机构的冲击。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也公告，对IAS39和IFRS7进行修改，允许金融机构在特定情况下不采用公允价值来计量某些非衍生金融资产。这些会计准则方面的调整和补救措施无疑给了当时拥有大量资产支持证券的金融机构一点喘息的机会。不管这些对会计准则的争议和补救是否合理，会计准则和制度对资产证券化和资产支持证券投资的影响是不容置疑的。经济危机之后，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和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都开始重新审视资产证券化的相关会计准则。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于2009年6月了《财务会计准则第166号公告——金融资产的转让》（FAS166）和《财务会计准则第167号公告——可变利益实体的合并》（FAS167），对资产证券化中的资产转让和载体的合并提出了新的规则。2011年5月，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了新的《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10号——合并财务报表》（IFRS10）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12号——涉入其他主体的披露》（IFRS12），制定了针对所有主体的以控制为基础的单一合并模型和新的信息披露要求。这些新的会计准则都要求对表内或表外的资产证券化交易进行更多的披露。在关于资产证券化载体（特殊目的载体或可变利益实体）的合并方面，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FRS）和美国公认会计原则（USGAAP）在基本原则上更趋一致，都使用类似的控制模型，合并的基础比较统一。在这些新的会计准则下，大多数资产证券化的交易载体（特殊目的主体）将会被发起人合并而回归资产负债表；相应的，大部分转让的资产将不被作为出售，而是作为抵押融资处理。这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资产证券化的转移资产出表，降低资本要求和提高股权收益率等功能，无疑对资产证券化的发展有抑制作用。

二、资产证券化会计处理的对比分析

资产证券化中发起人的会计主要围绕两个基本问题展开：1、交易中的特殊目的实体（SPE）是否需要合并入表？2、资产的转让是否在会计上形成销售？会计法规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对资产证券化有重大影响，会给发起人带来截然不同的会计结果和财务表现。资产证券化的诸多用途和优点都是基于特殊实体表外处理和资产实现销售的假设，比如银行利用资产证券化来转移风险出表，降低资本要求和提高资本收益率等等。一旦SPE需要被合并，资产证券化的这些优势也就不再存在。就算在不必合并SPE的情况下，如果资产不能在会计上形成销售（终止确认），资产也必须回归资产负债表，相应的转让收入也没有办法马上实现。对于财务报表使用者来说，以上两个问题相关的会计规则也非常重要；不了解相关的会计操作的报表使用者难以真正读懂会计报表中关于资产证券化的数据信息。下面结合案例来说明不同会计处理方式对财务报表的影响。下面是一个虚构的银行季末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该银行总资产400亿美元，股东权益50亿美元，未进行贷款证券化情况下预计的季度净利润为1.44亿美元。该银行的资产中有贷款250亿美元，其中有100亿贷款拟在该季度末进行资产证券化。该银行在该季度末进行了100亿美元的贷款资产证券化：交易总共发行了与资产等面值的资产支持证券100亿美元，其中90亿美元有评级的证券由第三方投资者购买，而银行保留了10亿美元级别较低的证券。同时，该银行还保留了超额利差的权利和对所转让的贷款的服务权。以下是该资产证券化交易的经济收益计算。以下是在不同会计处理情景下的财务报表情况：情景一：交易的特殊目的实体无需合并，资产的转让形成销售（终止确认）。在该会计情景下，证券化中转让的贷款不再出现在证券化后的资产负债表上，取而代之的是证券发行的现金所得（89.6亿美元），保留的资产支持证券（10亿美元）以及超额利差和贷款服务权的价值（2亿美元）。该交易对银行的负债没有任何影响。同时，交易的经济获利（1.96亿美元）将会作为资产的销售收入计入当期利润表（为简化，不考虑税收的影响）。

证券化之后，该银行的资产负债表更加健康，现金和证券取代了原来的贷款，总体资产的风险度降低，相应的资本要求也会降低。同时由于资产销售收入的实现，未分配利润增加了股东权益，所以股东权益比例有所提高，从12.81%升至13.24%。利润表中，资产销售收入的确认使季度净利润从原来预计的1.44亿美元飙升至3.4亿美元；资产收益率从1.43%增加到3.37%；股权收益率从11.20%增加到25.43%。这个例子中，资产证券化对银行财务指标的“刺激”作用可以说是立竿见影。情景二：交易的特殊目的实体需要合并或资产的转让不能形成销售（作为借款抵押）。在该会计情景下，虽然证券化中转让的贷款在法律形式上可能已经实现了“真实销售”，但在会计上必须保留在证券化后的资产负债表上；出售证券的所得增加了现金，但同时成为银行的负债（借款）；银行保留的资产支持证券，超额利差和贷款服务权不在表内作确认（也被称作“消失在表内”）。由于这个“担保融资”交易行为，该银行的总资产和总负债规模在证券化后都增加了，而股东权益没有变化。同时，由于资产的转让没有实现销售，该交易对利润表没有任何影响。证券化之后，该银行的资产负债表趋于弱化，虽然总体资产的风险因为现金的注入而得以降低，但是负债的增加提高了杠杆，股东权益比例从12.81%降至10.47%。同时，由于资产的增加，当期资产收益率从1.43%降到了1.17%（虽然只是暂时的）。从以上两个会计情景下财务报表的对比中，不难发现资产证券化交易在财务报表中的“表现”很大程度上是由会计处理方式决定的。在资产证券化的实践中，由于资产证券化复杂多变的结构和形式，很难判定究竟哪一个会计情景更能反映证券化交易的经济本质。资产证券化会计准则的制定就是要决定在什么条件下使用哪个情景下的会计处理方式；而这些条件可能包括资产证券化交易的方方面面，如交易的结构、资产的特点、风险和回报的分配、控制权的转移、资产的服务和管理、交易参与各方的权利和义务、特殊的协议条款等等。美国会计准则和国际会计准则在资产证券化会计上都经历了不同的阶段，有很多成功的经验和理念，但也有很多失败的教训，值得我国相关会计政策制定者和从业人员参考和借鉴。

三、美国的资产证券化会计介绍

（一）金融危机后会计准则的变化。

2007年开始的金融危机暴露了资产证券化特殊目的实体中潜藏的巨大风险，特殊目的实体的合并问题再次成为议论的中心。资产证券化会计特别是特殊目的实体的会计规定，由于没有向财务报表使用者提供及时有用的关于资产证券化的风险和信息而受到指责。为了提高财务信息透明度，重树投资者信心，监管机构迫于压力，开始对特殊目的实体的会计处理和报告进行重新审视和研究。压力之下，FASB也终于选择了废除合格特殊目的实体（QSPE），严格特殊目的实体（SPE）的合并规则。FASB于2009年6月了《财务会计准则公告第166号——金融资产转让》（FAS166）和《财务会计准则公告第167号——可变利益实体的合并》（FAS167）。FAS166是FAS140的修订版，该公告要求提供关于金融资产转让的更多信息，其中包括证券交易以及公司面临的有关转让的金融资产风险方面的信息。该公告取消了QSPE的概念，改变了终止确认金融资产的要求，同时还对额外披露做出了严格要求。FAS166要求资产转让方在财务报告中具体披露其对已转让的资产任何持续参与行为（包括追述、担保、服务等关系），不管该转让方是否合并特殊目的实体。FAS167对FIN46（R）进行了修订，提出了新的可变利益实体（VIE）合并规则。FAS167与FIN46（R）相比，主要有以下变化：•FAS167取消了在FIN46（R）下合格特殊目的实体（QSPE）免于合并的特权，FAS167要求QSPE要重新接受VIE评估；•FAS167要求报告企业进行分析以确定它的可变利益或利益是否给于其在VIE中的“控制性财务利益”，并以此识别该报告企业是否为VIE的“首要受益人”；•FAS167要求对报告企业是否是一个VIE的首要受益人进行持续地重新评估，而FIN46（R）只要求在具体事件发生时才进行重新评估；•在FAS167中，首要受益人的确定基于确定哪一个企业吸收了一个实体的大多数预期损失或接受了一个实体的大多数预期剩余回报；FIN46（R）中确定谁是一个VIE的首要受益人采用的是定量方法在FAS167中已被删除；•当风险权益投资持有人整体上失去了源自该投资的投票权或类似能主导被投资实体的最重大的影响其经济表现的活动的权力时，FAS167增加了一个额外的重新考虑事项以确定一个主体还是不是VIE；•FIN46（R）下，困难债务重组（TroubledDebtRestructuring)不作为要求重新考虑一个实体是不是VIE以及一个企业是否是一个VIE的首要受益人的重新考虑事项，而FAS167取消了这一例外；•此外，FAS167还强化了信息披露。FAS166和FAS167的使得资产证券化交易的“销售确认”和“表外处理”变得非常困难，很多资产证券化的相关参与人（尤其是发起人）被迫对特殊目的实体进行合并，导致大规模资产的回归。以下是美国不在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上体现的消费者贷款总量（不含抵押贷款），这些消费者贷款大都是通过资产证券化交易转移到特殊目的实体中的。2009年FAS166和FAS167的发行使得这笔庞大的游离于表外的资产从超过5500亿美元一下子跌至不足500亿美元。

（二）美国资产证券化现行会计法规介绍。

对资产证券化会计法规的具体介绍还是要再回到资产证券化会计需要解决的两个基本问题上：1、交易中的特殊目的实体（SPE）是否需要合并入表？2、资产的转让是否在会计上形成销售？目前，美国会计准则中的《财务会计准则公告第167号——可变利益实体的合并》（FAS167）和《财务会计准则公告第166号——金融资产的转让和服务》（FAS166）分别是对以上第一个和第二个问题的回答。

1、《财务会计准则公告第167号——可变利益实体的合并》。

可变利益实体根据FAS167规定，满足以下条件之一的任何实体均为可变利益实体（VIE），在该准则的范围之内：（1）在没有额外的次级财务支持下，风险权益投资不足以为实体自己的经营活动提供资金；（2）作为一个整体来看，风险权益投资人缺少下列任一特征：①通过表决权或类似权力，实现对实体经济表现产生最重大影响的活动的主导；②承受实体预计损失的义务；③获取实体预计剩余收益的权利。虽然不是所有的特殊目的实体都符合FAS167中可变利益实体的定义，但是在资产证券化中使用的特殊目的实体几乎都是可变利益实体。如果一个对VIE的投资满足用来承受VIE的部分预计损失或获取VIE的部分剩余收益的权利的条件，那么这个投资可以称为可变利益。首要受益人对资产证券化来讲，实行FAS167的结果之一就是资产证券化的多个交易参与者中可能有一方必须对资产证券化的特殊目的实体进行合并；而且，这一合并方不一定是资产的原始转让方。FAS167围绕“主导对VIE经济表现产生最重大影响的活动的权力”概念确立了新的首要受益人测试程序。FAS167认为：一个持有VIE可变利益的报告企业必须评估它是否拥有对VIE的“控制性财务利益”，如果有，则它就是VIE的首要受益人。“控制性财务利益”有两个特征：（1）主导对VIE经济表现产生重大影响的活动的权力；（2）吸收VIE潜在的重大损失的义务或接受VIE潜在重要收益的权利。FAS167下的VIE合并不存在部分合并。如果一个企业要对VIE进行合并，那么VIE所有的资产和负债（对第三方的）都必须并入该企业的资产负债表，而不只是该企业持有的那一部分相对应的资产和负债。对谁“拥有主导对VIE经济表现产生最重大影响的活动的权力”的判断需要考虑多方面的因素。在资产证券化交易中，对VIE经济表现产生重大影响的一般是基础资产的表现。当然，在有的交易中，对负债的管理也会对VIE的表现产生重大影响，比如商业票据管道。有些对证券化中的基础资产表现能产生重大影响的因素可能不是证券化交易任何参与方所能控制的，比如贷款的提前偿付或抵押物的贬值等等。在一般的证券化交易中，对证券化基础资产的表现产生重大影响的往往是服务商对贷款迟付或违约的管理，或是在CDO交易中，资产管理人对基础资产的选择、监督和处置等。在决定谁对这些活动有主导权时，报告企业必须考虑如下问题：•我拥有的这个权力是单方面的吗？或者，•其他参与方是否也有相关的权利和义务？比如：-是否还有另一方也必须对每个重要决定表示同意？-是否还有另一方有权对我的某些行为进行主导？-是否还有另一方有权替代我，而且无需特定理由？-是否还有另一方或多方也对这些活动有主导权，只是针对资产池中不同部分的资产？-是否还有另一方或多方对信托的另外一些重要活动有主导权？哪些活动更重要？•我的这些主导权是现在就已经可执行还是要基于将来的事件才可以？

2、《财务会计准则公告第166号——金融资产的转让和服务》。

如果资产证券化的特殊目的实体需要由资产的转让方合并，那么实体中的资产就会回归转让方的表内，前述的资产证券化会计的第二大问题也就无须回答。但是，如果资产的转让方无须对特殊目的实体进行合并，那么资产的转让就需要在会计上进行处理，而这个处理往往只有两个选择：（1）销售（终止确认），或（2）担保融资。是否满足终止确认条件在FAS166下，对资产证券化中一个资产，一组资产或一部分资产进行终止确认的要有两个前提：（1）转让方放弃了对资产的控制权；（2）转让方收到了现金或其他对价。控制权是FAS166中的一个核心概念，FAS166规定，只有当以下三个条件同时满足时，控制权才算被放弃了：（1）资产在法律上被隔离开来；（2）资产的转入方有权出售资产或将其作为抵押物；（3）资产的转让方不再对资产保持有效控制。以上第一条中的法律隔离也就是资产证券化中常说的风险隔离或破产隔离。如前所述，资产证券化中资产转让一般分两步走：（1）资产的转让方（卖方）首先将资产转让给一个特殊目的实体。虽然这个特殊目的实体一般由转让方全资拥有，但对实体的特殊设计使得转让方和转让方的债权人对该实体的资产没有追讨权。这一步转让一般不涉及额外的信用增级或收益保护，是法律上的“真实销售”。（2）特殊目的实体将资产转让给一个信托或法律载体。这一步一般都会有信用增级或收益保护措施来取得投资者期望的信用水平。从法律上来讲，以上第二步转让不一定是真实销售，特殊目的实体的破产受托人理论上可能有权对信托中的资产进行追讨。但是由于第一步中的特殊目的实体设计不允许实体进行举债或其他经济行为，其破产风险也就不存在了。所以，通过以上两步，资产证券化的转让资产一般能够实现在法律上的“隔离”或“独立”。需要注意的一点是，虽然律师意见是会计中的一个考虑因素，但是法律上的真实销售并不是资产实现终止确认的决定条件。而在资产的转让方是否对资产还保持有效控制的考量上，FAS166要求对协议条款进行分析，查看是否有以下影响控制的情况：•是否有协议要求资产的转让方在资产的到期日前回购该资产（协议对资产的转让方提出回购的义务和权利，比如一个期货或回购合同）。

•资产的转让方是否有单方面的权力要求特殊目的实体返还特定的资产（除了清理回购），而且该返还会对资产的转让方有不小的利益。

•资产的转入方是否有权力要求资产的转让方以一个有利的协议价格回购所转让的资产，而且由于该协议价格的有利，资产的转入方很可能会实施这一权力。如何计量终止确认如果一个、一组或一部分资产证券化交易不满足销售（终止确认）的条件，那么该资产证券化就会在会计上作为担保融资处理：转让的资产还会继续保留在资产转让人的资产负债表上，但要和其他资产分开列示；出售的资产支持证券的所得将会作为借款计入资产负债表的负债方；相关的资产销售盈亏也不得在利润表中确认。而资产转让方持有的证券化资产支持证券将不再在报表中显示，其经济呈现就是所转让的资产和证券化借款的差额。如果资产的转让满足终止确认的条件，那么就要对资产销售的损益进行会计计量和记录，这其中包含多个会计步骤：（1）归集所转让资产相关的会计要素，包括资产的溢价和折扣、资本化的费用和收入、成本和市价孰低法下的价值准备和资产的损失减值准备等；（2）归集在资产证券化中产生的各项资产和负债；（3）对各个资产和负债进行价值评估。这个步骤往往会涉及到很多主观判断，需要运用到合理的假设和适合的定价模型。对资产证券化中资产转让的销售确认在会计上的处理如下：

•把资产的销售所得（扣除交易费用和相关的负债）和资产的账面价值（扣除溢价和折扣，资本化的费用和收入，价值准备和损失减值准备等）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把交易中获得的新资产计入原资产的销售所得，并以市价计入资产负债表（比如证券投资和服务费权等）；

•把交易中获得的新负债作为原资产销售所得的减项，并以公允价值计入资产负债表（比如担保、回购责任、互换合同、承诺或其他金融衍生工具等）。由于交易的复杂和特殊以及公开市场的有限，资产证券化中产生的某些资产或负债的公允价值评估的难度很大，所以金融定价模型的应用是证券化会计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以会计为目的的价值评估和资产证券化的真正经济价值评估有时是不一样的，必须只考虑已经转让的资产，而不能把将来的资产转让考虑进来。会计处理举例说明最后，我们用两个简化的例子来说明一下FAS166下资产转让的销售确认：例一：住宅抵押贷款资产证券化交易（假设符合终止确认条件）。该交易的基础资产为面额一亿美元的贷款，发起人出售所有的有信用评级证券（A级和B级证券），但保留没有评级的仅付利息证券和超额利差（剩余利息），同时，发行人还保留对所转让资产的服务权。例二：信用卡资产证券化交易（假设符合终止确认的条件）。该交易为一统合信托发行的一系列证券之一，资产转让的也是该信托循环购买中的一次。本次转让的基础资产为面额1.2亿美元的信用卡贷款，账面价值为1.19亿美元，发起人保留0.2亿美元的卖方权益并出售所有的有信用评级证券（A级和B级证券），同时，发行人还出资150万美元建立现金抵押账户来为证券进行增信；现金抵押账户和超额利差（剩余利息）归发起人所有。该次发行的总交易成本为100万美元，本次资产转让所占的比例预计25%。

四、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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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资产证券化；基础资产；特殊目的机构

中图分类号：F830.91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8-4428（2017）02-105 -02

资产证券化是以特定资产组合或特定现金流为支持，发行可交易证券的一种融资形式。根据不同的基础资产类型，按国际上的惯例可分为资产支持证券（ABS）和住房抵押贷款证券（MBS）。资产支持证券的基础资产主要包括汽车贷款、信用卡贷款、学生贷款以及租赁设备贷款等。在美国债券市场中，资产支持证券占比约5.63%，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占比约23.58%，超过公司债，仅略逊于国债市场。

我国的资产证券化业务分类依据主要由监管部门不同而定，具体可分为信贷资产证券化、券商专项资产管理计划以及资产支持票据（ABN）。信贷资产证券化业务由人行和银监会管理，2015年其总规模约占所有资产支持证券发行额的82%，基础资产主要为一般企业贷款，其余也包括房贷、车贷以及个人消费贷。券商专项资产管理计划类型的资产证券化由证监会管理，基础资产主要包括企业应收款、信托受益权、基础设施收益权、租赁资产收益权和小额贷款等财产权利。资产支持票据由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管理，是非金融企业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的类似中期票据的融资工具，由于其对于特殊目的载体的设立为进行要求，因此与标准的资产证券化业务还有一定区别。

2005年人行和银监会《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管理办法》，2012年5月，人行、银监会、财政部发文批准扩大资产证券化试点范围。2012年8月，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资产支持票据指引》，标志资产支持票据业务的启动。2013年3月，中国证监会《证券公司资产证券化业务管理规定》，证券公司券商专项资产管理计划类型的资产证券化业务由试点转为常规业务。2014年11月，银监会《关于信贷资产证券化备案登记工作流程的通知》，信贷资产证券化业务由审批制改为备案制。2015年5月，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个人汽车贷款资产支持证券信息披露指引（试行）》和《个人住房抵押贷款资产支持证券信息披露指引（试行）》，对信息披露以及车贷、住房贷款的资产证券化进行了约定。

一、我国资产证券化业务存在的问题

在实践操作过程中，我国资产证券化业务仍然面临基础资产相对缺乏、二级市场流动性不足、特殊目的机构的法律瑕疵与作用虚化、以及信用评级体系不健全等问题，部分项目为创新而创新，在实际发行过程中仍存在一定问题。

（一）基础资产类型单一

目前市场上存量项目中基础资产类型单一，主要由于可用于资产证券化的有效资产较少，市场准入机制不够完善。例如普通居民难以通过有效途径将个人资产如住房进行资产证券化，民间资产进行资产证券化的规模较小；此外，大部分愿意进行资产证券化的资产，多数属于无抵押或担保的信用贷款，若资金链断裂，便容易形成坏账，与资产证券化的基本要求不符。

（二）二级市场流动性不足

目前资产证券化业务的二级市场普遍不够活跃，流动性溢价偏高，由此导致资产证券化业务难以达到其最初的发起目的-提高资产流动性。二级市场流动性不足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一是缺乏有效途径，根据人行和银监会的《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管理办法》，次级档只能在认购人之间转让，大大限制了普通投资者的投资范围。二是由于项目信息披露不足，投资者难以了解项目实际风险情况，因此无法做出投资决策。因为上述原因，我国资产证券化项目产品的发行主要是由银行间相互购买、持有，导致最终风险仍然在银行系统之中流转。

（三）特殊目的机构的法律瑕疵与作用虚化

我国目前三种不同的资产证券化产品在特殊目的机构的选择上存在较大差异，信贷资产证券化业务要求以信托作为特殊目的机构，券商专项资产管理计划类型的资产证券化业务要求以券商专项资产管理计划作为特殊目的机构，而资产支持票据对于特殊目的机构的类型则未进行约定及要去，实践当中一般采用账户隔离的方式进行操作。上述三种方式从隔离资产的功能和效果来看依次递减。除信托作为特殊目的机构以外，其他两种方式均存在一定法律瑕疵。

此外，我国资产证券化业务还存在着一个普遍现象，作为发起人的银行往往对项目占绝对主导地位，包括资产及整个交易结构的选择，以及项目参与方（包括信托公司、承销机构、评级机构）、费用的分配等。因此，作为特殊目的机构主体的信托公司难以真正发挥其应起的作用，而其他参与方（例如承销机构和评级机构），不但难以尽职完成其本身工作，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存在为按照发起人意愿而操作的道德风险。

（四）信用评级体系不健全

资产证券化业务因为其结构复杂，所以对信用风险极其敏感，普通投资者缺乏专业只是，难以了解产品的全部信息，更无法对其风险作出准确判断。因此，对基础资产进行严格准确的信用评级，对于产品定价具有非常大的意义。资产证券化业务中的信息披露，也要求信用评级机构出具独立、客观、及时、充分的信用评级报告。然而，由于我国资产证券化信用评级业务开展较晚，目前评级体系尚不完善，难以充分揭示产品风险，评级报告对普通投资者关于基础资产风险判断的帮助还有一定提升空间。

二、对策和建议

结合实际业务操作经验和相关交易主体的反馈，建议从以下方面进一步推进我国资产证券化业务的发展。

（一）积极扩大市场需求

市场规模取决于需求，扩大需求是我国资产证券化业务发展的动力。只有对金融模式的不断创新，将良性资本引导进入资产证券化市场，才能正真有效扩大资产证券化市龅墓婺！M时，建议将重点放在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期限较长的消费信贷资产上，加大与大型国有企业的合作。配合相关政策，引入民营、私营、外资企业中的优质资本，以多种渠道扩大资产证券化市场规模。

（二）破解二级市场流动性难题

增加二级市场流动性，可以囊韵录阜矫嫒胧郑阂皇墙饩鲇畔燃缎糯资产支持证券开展质押式回购交易的难题。二是健全做市商制度。三是提升合格投资者跨市场、以及跨境交易投资能力。目前的资产证券化产品限制在单一的交易所市场或银行间市场发行，如果可以跨市场发行或流转，那对于资产证券化产品流动性问题的解决将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四是增加投资者群体，鼓励更多的机构投资者投资资产证券化项目产品。

（三）打破部门监管分类壁垒

由于我国《信托法》对信托的设立、信托财产的性质和效力、信托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均进行了详尽的规定，信托作为我国资产证券化业务中的特殊目的机构具有最高的法律保障基础，建议统一规定信托作为我国资产证券化业务殊目的机构，以降低交易结构的法律风险。同时，建议通过修改相关管理办法的方式，强调特殊目的机构在资产证券化业务中的交易主体作用，加强信托公司的自主管理能力，资产管理能力和对其他中介机构的监督能力，树立信托公司成为资产证券化中的核心地位，真正发挥作为发起人交易主体的作用，如资产的选择、证券参与方的选择、费用的分配等，降低道德风险。

（四）完善信用评级体系

由于我国信用评级业务开展较晚，所以存在包括标准不统一，评级方法未得到有效实践检验的问题。因此，建议相关部门及时建立统一的评估标准，提高评级结果的客观性，真正反映不同基础资产的自身风险。同时，由于传统的信用评级费用往往由发行人承担，所以评级结果很容易受到发行人的影响，评级机构为了获得项目及收入，可能会提高资产的信用评级。因此，为避免利益冲突，保证评级结果的客观性，建议调整传统的付费方式，采用投资人付费。目前我国采用的是“双评级”制度，在信贷ABS的发行评级和发行后续跟踪时，都需要有两家评级机构出具评级报告。采用投资人付费的模式可以充分发挥“双评级”机制下评级机构之间相互监督、制约的作用，有效避免评级机构与发行人之间的利益冲突。

参考文献：

[1]王远卓.我国信贷资产证券化问题研究[J].银行家，2016，（05）.

[2]许屹.中国资产证券化不同路径及其成效研究[J].商业经济研究，2016，（04）.

[3]叶凌风.关于我国资产证券化业务殊目的机构的反思[J].银行家，2015，（12）.

[4]刘迁迁，王乐.我国信贷资产证券化的发展及对策研究[J].当代经济管理，2015，（12）.

[5]刘汪昊.对中国资产证券化发展对策的探讨[J].现代营销，2015，（06）.

篇4

资产证券化是指将一组流动性较差，但可产生可预期的相对稳定的现金流的资产，经过一系列重整组合，并采用一定的信用增级措施来提高其信用质量或评级，以该资产组合预期产生的现金流为基础在金融市场上发行流动性较好、信用级别较高证券的过程。运作机制是指在人类社会有规律的运动中，影响这种运动的各因素的结构、功能及其相互关系，以及这些因素产生影响、发挥功能的作用过程和作用原理及其运行方式。也是引导和制约决策并与人、财、物相关的各项活动的基本准则及相应制度，更是决定行为的内外因素及相互关系的总称。资产证券化交易程序复杂，运作参与主体较多，各主体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形成了运作网络，要保证资产证券化交易目标和任务真正实现，必须建立一套协调、灵活、高效的运行机制。基于前述分析，资产证券化网络运作机制是指在资产证券化交易过程中，由金融监管机构、中介服务机构、专业服务机构以及各参与主体等组织按照一定的规则和协议相互连接，相互合作，以减少证券化交易过程中的各种风险，提高资产证券化交易绩效的交易管理方式。

二、资产证券化网络运作模型的构建

由于资产证券化是一项设计精巧的结构性融资活动，交易结构复杂，参与主体较多，运作程序繁琐，因此资产证券化各参与组织可以看作复杂网络组织的模块化组织进行分析。

1.资产证券化网络运作组织构成

原始债务人：在与原始权益人签订的债权债务合同中承担债务的一方，债务人在资产证券化过程中主要是按照合同来履行义务。原始权益人（发起人）：在与原始债务人签订的债权债务合同中享有债权的一方。在资产证券化过程中，发起人把需要证券化的基础资产出售给SPV，进而实现基础资产的风险与收益的重组优化。特殊目的载体(SPV)：在资产证券化过程中，首先发起人将资产组合转让给独立的中介机构，并由这家独立的中介机构发行证券，最终达到融资的目的。SPV是介于发起人和投资者之间的中介机构，是资产支持证券的真正发行人。SPV是一个法律上的实体，可以采取信托、公司或者有限合伙的形式。服务商：它一般由发起人或发起人自己指定的银行来承担，对资产项目及其所产生的现金流进行监理和保管：负责收取这些资产到期的本金和利息，将其交付予受托人；对过期欠帐服务机构进行催收，确保资金及时、足额到位；定期向受托管理人和投资者提供有关特定资产组合的财务报告等。受托管理人：在资产证券化中，受托管理人主要是作为发行人的向投资者发行证券，并将权益资产的应收款转给投资者，另外受托人需要将服务商提供的报告进行确认并转交给投资者。其主要职责是：一是作为发行人的人向投资者发行证券；二是将权益资产的应收款转给投资者，并且在款项没有立即转给投资者时，有责任对款项进行投资；三是受托人应对服务商提供的报告进行确认并转给投资者。投资者：作为资产支持证券的最终购买者，主要有寻求长期投资机会的保险公司、养老基金和退休基金，需要分散经营风险的商业银行以及谋求高于债券回报的安全投资机会的个人和机构投资者等。信用评级机构：在资产证券化交易过程中，信用评级机构的主要作用是对将要发行证券的风险与收益进行评价，并给出证券的信用等级，为投资者的投资决策提供合理、可靠的依据。国际上主要的信用评级机构除了标准普尔和穆迪外，还有惠誉、达夫菲尔普斯。信用增级机构：它主要是使一个投机级证券的信用等级提高到投资级，进而能够进入到高级资本市场进行融资。一般信用增级机构包括：政府机构、保险公司、金融担保公司、金融机构、大型企业的财务公司等。中介服务机构：它主要为资产证券化的融资提供各类业务指导、充当顾问，中介服务机构主要有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等。金融监管机构是指对金融证券市场进行监督管制的机构，如证监会、银监会、保监会以及法律监管部门等。

2.资产证券化网络运作模型构建

各模块化组织间的如物质、信息、服务、资金等联系，各结点与结点间的复杂关系一起构成资产证券化网络运作系统，图中原始债务人、发起人、特殊目的载体SPV、投资者是资产证券化网络运作的核心运作主体，是必不可少的模块化组组织；资产增级机构、资产评级机构、承销商、服务商、委托管理人是运作过程中的中介服务机构，为核心运作主体提供信息、咨询等服务，这几个模块化组织根据具体的情况可以被替代；证监会、银监会、保监会以及法律监管部门等金融监管机构对资产证券化网络运作过程进行监督管理，规范网络运作市场，提高证券化交易效益。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资产证券化运作网络：第一，资产证券化运作网络是由具有决策能力的资产证券化运作参与组织结点以及结点之间的交易连结方式、信息沟通方式、服务方式等构成的具有网络结构的整体系统。第二，每个结点之间的联系、整个网络的交易与运作以及相互遵守的协议规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资产证券化网络的运作绩效。第三，资产证券化网络能够有效实现证券化交易目标，通过各组织结点之间信息服务、物质资金的传递与合作，达到降低交易风险、提高交易利润的目的。资产证券化运作网络可以看成是以降低交易风险、提高交易利润为目标，证券化各运作参与组织结点之间相互联系、相互监督、相互作用，其间进行着信息、服务、物质等传递与流动，通过双向或多向的各种关系连接，构成的组织有机体。资产证券化运作网络主要是在市场的推动下，在政府的引导监管下形成的，它的规模可大可小，而且动态变化，随具体环境变化而变化。

三、资产证券化网络运作组织特性分析

资产证券化运作网络是证券化各参与组织结点之间相互联系、相互监督下，通过双向或多向的各种关系连接，构成的组织形式。从模块化组织视角来看，资产证券化运作网络是由多结点模块组织构成的复杂网络组织。

1.资产证券化网络运作组织理论分析

关于资产证券化的网络运作，我们从组织理论视角分析证券化网络组织与结点组织的特性问题，不仅有利于证券化网络运作整体的效率，而且有利于结点组织灵活应变能力的提高。根据Langlois的观点，文章认为资产证券化的网络运作具有双重性目标，一方面资产证券化的网络运作依靠与不同的结点组织相互合作与分享来降低风险，进而推动资产证券化的运作与交易；另一方面资产证券化运作网络的各模块化组织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不断提升自身竞争力，是相对独立的交易组织实体。资产证券化运作网络结点组织的双重特性，使得网络运作组织的整体目标与各结点组织的个体目标通常不一致。因此，我们需要建立资产证券化的网络运作机制，从而协调资产证券化运作网络的网络组织整体性和模块组织独立性之间的矛盾，进而达到二者目标的辩证统一。但是，目前的组织理论无法协调资产证券化网络运作组织的整体性达到最优与模块化组织的局部性最优之间矛盾。因此，文章利用网络整体性与模块独立性双重性特征的思想，为具有异质性质的资产证券化网络运作组织之间的合作交易运作提供了可能。

2.资产证券化网络运作组织双重特性分析

随着网络经济以及知识经济的发展，模块化组织独特的结构，使其在创造“新组合”或需求创造方面具有特殊的优势。资产证券化网络运作组织中的结点模块本身是独立的组织，但又与其他的各模块组织进行相互作用，构成了证券化网络运作组织的整体性与模块组织独立性的双重特性。

（1）资产证券化网络运作组织的网络整体性

资产证券化的运作交易组织是由各个模块组织共同作用而形成的复杂网络组织。一方面，各个模块组织要与运作网络中的其他模块组织相互作用与联系，才能实现资产证券化交易的目标。离开了资产证券化运作网络，不仅不能获取网络中的各种资源如信息、服务、资金等，证券化交易目标便不能实现。另一方面，资产证券化的运作网络通过整合利用各个模块组织的资源，促使资产证券化的复杂网络组织实现耽搁组织不能实现的“涌现性”的价值效应，离开了运作过程中的各模块组织，资产证券化的各运作主体便不成为网络组织。因此资产证券化运作过程中的模块组织是运作网络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网络整体性的特性。

（2）资产证券化网络运作组织的模块独立性

与一般的一体化组织相比，模块化组织能够调动内部各利益主体的积极性，进而创造更高的组织绩效与价值。资产证券化的模块化组织本身就是为减少交易风险、提高组织利润的目标而努力的相对完整的利益主体。资产证券化的模块化组织在参与证券化网络整体的交易运作的同时，它也在为实现利益最大化而不断努力。模块化组织相对于资产证券化整体运作网络组织来说，是其中的一部分，但对于其他模块化组织，它却是相对独立的完整的主体。资产证券化运作网络组织具有特殊性，运作网络中的结点组织具有高度的异质性，他们在组织文化、组织目标、运营方式、绩效标准等方面表现出不同的特性，因此运作网络整体性目标与模块组织目标可能存在不一致性，传统的组织理论无法解决此问题，网络组织中的结点模块组织的双重特性为该问题的解决提出了新的分析视角。

四、资产证券化网络运作机制的设计

资产证券化网络运作机制是在参与证券化交易运作过程中的各模块化网络组织相互作用、相互联系运行和操作的原理和方法。资产证券化交易参与主体较多，交易运作结构复杂，我们对资产证券化的网络运作机制将从利益分配机制、监管担保机制、风险分担机制以及激励约束机制四个机制进行深入分析。

1.利益分配机制

利益分配机制是资产证券化交易运作的原动力。在资产证券化的交易运作过程中，运作参与组织的各自利益目标并不一致，如果利益分配机制设计不当，很可能导致运作组织的个体利益偏离整个运作网络的整体利益的方向。因此，资产证券化的利益分配机制设计的目标，就是在确保运作网络整体利益最大化并合理保障各个运作参与组织的个体利益的条件下，尽可能地减少运作组织的个体利益方向偏离的程度。资产证券化运作参与组织是建立在共同的利益基础之上，整个运作网络要得到健康的发展，需要平衡每个参与组织付出与收益的比例。因此一般按照平等互利、风险与利益相匹配、公平兼顾效率等原则进行利益分配机制的构建。利益分配是资产证券化的整个运作流通过程中的，各参与主体的所获得的利益之比。在整个资产证券化运作交易过程中由两个步骤组成：一是由原始债权人将原始债务人的债务资产出售给证券化机构；二是由证券化机构对债务资产进行一系列的重组后，发行证券，使投资者进行购买。因此，在这两个步骤中，完成了各参与组织的利益分配和风险分散。按照我国资产证券化运作机制构建的市场基础，资产证券化运作过程中的利益分配主体主要包括原始债务人、原始债权人和资本市场上的投资者。资产证券化融资工具不仅为原始债务人和原始债权人提供了充裕的资金来源，而且为原始债权人降低了一些风险。原始债务人和原始权益人的利益主要来自本金、利息以及利率差价带来的收益。针对原始债务人和原始债权人的利益问题，主要是通过降低贷款利率、放宽借贷条件等方法来扩大享受这种利益的利益主体的范围，以保证原始债务人和权益人的利益能够得到维持；投资者主要的利益来源是资产的增值部分以及利率差价带来收益，针对投资者的利益分配问题，主要是通过提高资本投资率、健全资本市场、利率市场化等方法来提高资本投资者的积极性，保证资产证券化的正常运作；作为非利益主体的其他中介服务机构主要是利益服务费用的获取。

2.风险分担机制

资产证券化的风险分担机制主要是横向风险分担机制。横向风险分担机制主要是借助投资、借贷等以及应用各种金融工具，进而将投资中的各种风险进行重新配置转移，最终实现“高风险高收益，低风险低收益”。横向风险分担可以规避非系统性风险，通过投资者持有多种资产组合来实现。资产证券化过程中产生的风险通过在各个证券化市场的参与主体之间进行转移和配置，最终实现风险的有效分担。要实现风险有效分担必须做到：证券化过程中产生风险的相关信息需要在市场参与主体之间进行充分暴露和揭示；资产组合中的资产价格需要低相关性；投资者必须是成熟且理性的，如果证券化市场的投资者具有较为成熟的投资行为与心理，并且对证券化过程中产生的风险具有正确的认知，就不会有过强的投机行为；证券化市场的金融监管必须充分有效等。风险分担机制是资产证券化运作的内在推动力，由于在资产证券化交易过程中存在着信息不完全、信息不对称、道德风险、投机行为和不确定性等因素，因此风险性较大。然而通过资产证券化风险可以在市场各参与主体之间进行转移和重新配置，过程如下：风险有效分担的前提下，基础资产质量有保证下，基础资产风险转移到SPV证券发行人；经由信用评级和信用增级机构对SPV证券发行人的资产组合进行信用评级与增级，资产组合存在的风险转移给投资者，实现风险有效分担。

3.监管担保机制

资产证券化整体运作绩效的提高，必须在科学有效的监管担保机制下才能取得。资产证券化网络运作是由原始债务人、原始债权人、投资者、中介服务机构和政府的行政监管部门等共同构成的开放的网络运作系统，是极其复杂的多方博弈的世界。由此可见，资产证券化市场的高效运行离不开有效的监管担保机制。资产证券化的监管担保机制是指证券化网络运作过程中，监管担保各机构中对证券化运作参与组织通过制度安排相互影响、相互协调，共同发挥作用。监管担保机制是资产证券化运作的重要一环，对于资产证券化的正常运作具有重要作用。该机制包括监督机制和担保机制。监督机制用来监督资产证券化运作过程的越轨行为，保障交易主体的合法权益及运作的正常进行，它由法律部门、证监会、银监会、保监会等政府管理部门监督和财务审计等行业协会监督组成。担保机制主要是降低资产证券化运作的可控风险，保证资产证券化正常运作，它包括政府部门担保、商业保险公司以及经营组织机构三重担保体系。监管担保机制是资产证券化交易市场正常运作的关键环节之一，而我国尚没有较为成熟的监管机制，因此针对资产证券化网络运作机制的监管担保机制有如下思考：应结合我国资产证券化运作市场监管担保现状，借鉴国外立法经验，建立科学合理的监管担保法律规范体系；应以强化功能监管和市场约束为导向，明确我国三类机构（证监会、银监会、保监会为主导的政府管理部门监管和由行业协会及交易所负责的自律监管）的监管职责以及政府部门担保、商业保险公司以及经营组织机构三重担保机构的职责；建立资产证券化监管担保信息中心，统一开发证券业监管的操作系统，来取代落后的用手工操作的监管担保工具，以实现统一管理、信息共享、降低监管担保成本和提高监管担保效率，同时加快资产证券化监管担保的电子网络建设，实现运作交易过程的监管担保网络化，增强服务功能和提高监管担保水平；为增加资产证券化监管担保的透明度，我国还应尽快构建证券化信息披露制度的框架等。

4.激励约束机制

激励约束机制，即激励约束主体根据组织目标、人的行为规律，通过各种方式，去激发企业和人的动力，使企业和人有一股内在的动力，迸发出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同时规范企业和人的行为，朝着激励主体所期望的目标前进。激励约束机制是资产证券化在运作交易过程中为实现整体目标效益最大化，进而达到个体利益最大化而设计的机制。激励约束机制主要针对资产证券化各个交易主体的共同目标，分析各交易主体采取积极行为的诱导因素集，从行为导向制度、行为幅度制度、行为时空制度及行为归化制度等方面构建一套具有法律、行政效力和道德约束力的激励约束制度体系，以导向、规范和制约资产证券化运作过程中各交易主体的行为，使交易主体的个体目标与资产证券化交易运作的共同目标达到最大程度的和谐一致，来实现整体利益最大化和个体利益最大化的统一。

五、结论

篇5

资产证券化对会计处理提出了新的要求，为此，财政部了《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会计处理规定》，对各相关机构在实施信贷资产证券化时的会计核算和相关内容的披露，进行了规范。但随着信贷资产证券化业务的正式展开，还会出现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其会计规范将不断走向成熟，并与国际会计惯例趋于一致。

重视资本监管

资产证券化对传统会计的冲击，其核心主要表现在会计确认方面,即资产证券化应作为一项有担保的融资业务而作表内处理,还是应确认为一项销售业务而作表外处理。该问题之所以关键，在于金融企业实行资产证券化目的，很大程度上在于将银行资产以“真实出售”的方式，转移到资产负债表外，减少银行的风险加权资产，从而在不增加资本的情况下，提高资本充足率。

当然，如果风险确实得以转移，银行就无须再为这部分资产计提监管资本；但若还保留了相当数量的风险，就须计提相应的监管资本。事实上，目前大多数国家都将资本监管作为监管资产证券化业务的核心内容。

传统上使用“风险与报酬分析法”对资产进行确认，但该方法在资产证券化条件下，会存在由于概念内涵不一致，而不能够全面反映由于金融工具的发展，使风险与报酬有效分解的状态,同时过于依赖获得资产的交易顺序等问题，难以适应越来越复杂化的金融环境。

面对环境压力，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第125号财务会计准则(SFAS-No1125)《金融资产转让和服务以及债务解除的会计处理》，突破了传统的会计处理方法，而采用“金融合成分析法”，把着眼点放在资产的控制权上,没有像以前那样强调资产所有权和风险。它的原则是,谁控制了资产,谁就该将资产记录于其资产负债表上,不管谁对该资产承担风险,除非谁承担风险的问题，成为判断谁是资产控制者的实质因素。

显然,金融合成分析法将转让与转让所附条件分别进行处理,对“控制”、“风险”、“收益”进行相对独立的反映,使对证券化交易的会计反映更加全面,对证券化交易实质的揭示更加准确。正由于“金融合成分析法”存在这些优点，该方法也逐渐被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认同，并为大多数国家所接受。

在“金融合成分析法”下，“控制”标准的使用更偏向于把转让资产视为销售，而进行表外处理,并对由此产生的新金融工具(金融合约)及时加以确认和计量,实现表外处理(或表外附注形式披露)表内化。

详尽披露信息

由于在资产证券化过程中,复杂的合约安排能使资产的控制权与风险、收益分离,并以各种相互独立的衍生金融工具为载体,分散给不同持有方,为了揭示投资风险,应对证券化资产的收益和控制权进行合理披露，应在重视表内列报的基础上，重视表外披露。

鉴于此,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对资产证券化的披露做出了详尽规定,在IAS-No139中指出：“如果企业进行了证券化或签订了回购协议,则应就发生在当前财务报告期的这些交易，和发生在以前财务报告期的交易形成的剩余留存利息，进行单独披露,披露的内容包括:(1)这些交易的性质和范围,包括相关担保的说明、有关用于计算新利息和留存利息公允价值的关键假设的数量信息。(2)金融资产是否已终止确认。”

除了提供判断特定金融工具余额和交易的特定信息外,IASC还鼓励企业提供关于金融工具的使用范围、相联系的风险、所服务的经营目的和评述等相关信息。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也对证券化资产的披露做出规定,SFAS-No1140新的披露准则不仅要求企业披露有关资产证券化有关的会计政策、数量、现金流量、确定保留权益公允价值的关键假设，及公允价值对关键假设变动的敏感程度,还要求企业披露以下内容:(1)静态资产组合的现状及预计的损失；(2)反映由于提前支付、损失及折扣率的不利变化，可能对保留权益的公允价值减低的重点测试；(3)本期内证券化特殊目的主体与转让人之间全部的现金流量；(4)转让人所管理的表内和表外资产中，期末拖欠债务及本期的净信用损失。

篇6

资产证券化对会计处理提出了新的要求，为此，财政部了《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会计处理规定》，对各相关机构在实施信贷资产证券化时的会计核算和相关内容的披露，进行了规范。但随着信贷资产证券化业务的正式展开，还会出现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其会计规范将不断走向成熟，并与国际会计惯例趋于一致。

重视资本监管

资产证券化对传统会计的冲击，其核心主要表现在会计确认方面,即资产证券化应作为一项有担保的融资业务而作表内处理,还是应确认为一项销售业务而作表外处理。该问题之所以关键，在于金融企业实行资产证券化目的，很大程度上在于将银行资产以“真实出售”的方式，转移到资产负债表外，减少银行的风险加权资产，从而在不增加资本的情况下，提高资本充足率。

当然，如果风险确实得以转移，银行就无须再为这部分资产计提监管资本；但若还保留了相当数量的风险，就须计提相应的监管资本。事实上，目前大多数国家都将资本监管作为监管资产证券化业务的核心内容。

传统上使用“风险与报酬分析法”对资产进行确认，但该方法在资产证券化条件下，会存在由于概念内涵不一致，而不能够全面反映由于金融工具的发展，使风险与报酬有效分解的状态,同时过于依赖获得资产的交易顺序等问题，难以适应越来越复杂化的金融环境。

面对环境压力，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第125号财务会计准则(SFAS-No1125)《金融资产转让和服务以及债务解除的会计处理》，突破了传统的会计处理方法，而采用“金融合成分析法”，把着眼点放在资产的控制权上,没有像以前那样强调资产所有权和风险。它的原则是,谁控制了资产,谁就该将资产记录于其资产负债表上,不管谁对该资产承担风险,除非谁承担风险的问题，成为判断谁是资产控制者的实质因素。

显然,金融合成分析法将转让与转让所附条件分别进行处理,对“控制”、“风险”、“收益”进行相对独立的反映,使对证券化交易的会计反映更加全面,对证券化交易实质的揭示更加准确。正由于“金融合成分析法”存在这些优点，该方法也逐渐被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认同，并为大多数国家所接受。

在“金融合成分析法”下，“控制”标准的使用更偏向于把转让资产视为销售，而进行表外处理,并对由此产生的新金融工具(金融合约)及时加以确认和计量,实现表外处理(或表外附注形式披露)表内化。详尽披露信息

由于在资产证券化过程中,复杂的合约安排能使资产的控制权与风险、收益分离,并以各种相互独立的衍生金融工具为载体,分散给不同持有方,为了揭示投资风险,应对证券化资产的收益和控制权进行合理披露，应在重视表内列报的基础上，重视表外披露。

鉴于此,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对资产证券化的披露做出了详尽规定,在IAS-No139中指出：“如果企业进行了证券化或签订了回购协议,则应就发生在当前财务报告期的这些交易，和发生在以前财务报告期的交易形成的剩余留存利息，进行单独披露,披露的内容包括:(1)这些交易的性质和范围,包括相关担保的说明、有关用于计算新利息和留存利息公允价值的关键假设的数量信息。(2)金融资产是否已终止确认。”

除了提供判断特定金融工具余额和交易的特定信息外,IASC还鼓励企业提供关于金融工具的使用范围、相联系的风险、所服务的经营目的和评述等相关信息。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也对证券化资产的披露做出规定,SFAS-No1140新的披露准则不仅要求企业披露有关资产证券化有关的会计政策、数量、现金流量、确定保留权益公允价值的关键假设，及公允价值对关键假设变动的敏感程度,还要求企业披露以下内容:(1)静态资产组合的现状及预计的损失；(2)反映由于提前支付、损失及折扣率的不利变化，可能对保留权益的公允价值减低的重点测试；(3)本期内证券化特殊目的主体与转让人之间全部的现金流量；(4)转让人所管理的表内和表外资产中，期末拖欠债务及本期的净信用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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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资产证券化信用度提高政府支持

资产证券化是近几十年来国际金融领域中最重要的一种金融创新，它以完善的创新设计安排突破了法律、会计、税务的监管障碍，促进了金融市场向非中介化方向发展。我国的资产证券化实践尚处于试点阶段。本文拟从资产证券化的本质要求出发，来探讨资产证券化的信用提高问题。通过分析本文认为资产证券化顺利发展的关键在于信用提高，而在试点阶段我国资产证券化业务的信用提高需要政府支持。

资产证券化的本质

资产证券化实质上就是把缺乏流动性，但具有预期稳定现金流的资产汇集起来，形成一个资产池，通过结构性重组，使之成为可以在金融市场上出售和流通的证券从而融资的过程。资产证券化与传统证券化（即股票、企业债券融资方式）的最大区别在于后者是以整个企业的信用为基础进行融资，而前者仅是以企业的部分资产为基础进行融资。由于资产证券化是以企业的部分资产为基础进行融资，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就是使这部分资产与企业的其他资产隔离开来，使投资者的收益完全来自于这部分具有稳定现金流的资产，而不受到企业整体信用状况和风险的影响。这就需要通过设计一定的交易结构来实现，因此资产证券化在本质上是一种结构融资。

资产证券化与一般的融资方式相比，具有以下特点：

破产隔离。特设交易实体购买资产组合是一种真实销售，在法律上不再与发起人的信用相联系，是一种有限或无追索权的销售活动。实现了破产隔离，即证券化资产组合在发起人破产时不作为清算资产，从而有效保护了投资人的利益。

规避风险。证券化汇集了大量的、权益分散于不同债务人的资产，从而降低了资产组合中的系统风险；通过资产的真实销售，证券化将集中于发起人的信用风险和流动性风险转移和分散到资本市场；通过划分优先证券和次级证券，将不同信用等级的证券分配给不同风险偏好的投资人。

信用提高。信用提高使得资产支持证券的信用状况与发起人、特设交易实体的信用状况分离开来，从而使本身信用等级不高的组织通过信用提高，也有可能从资本市场获得融资。

资产证券化过程中信用提高的重要性

资产证券化的融资本质决定了被剥离资产能够在市场上出售和流通是资产证券化的核心所在。从资产证券化的理论流程来看，其实质就是发起人把被证券化的金融资产的未来现金流收益权转让给投资者，即归根到底是一种发债行为。投资者所购证券的质地、价格、收益等就成为这一行为能否顺利进行的关键，于是风险因素便是制约被剥离资产能够在市场上出售和流通的关键因素。

资产证券化最大的风险就在于证券化的资产价值和实际价值的差异。万一借款人还不了款，将把资产进行拍卖还给债权人，但资产拍卖时很可能会缩水，这就可能会使投资人遭受巨大的损失。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则在于实施信用提高，通过信用提高既使得资产支持证券可以摆脱发起人的资信，以低成本发行，同时又保护了投资者的利益。

在发展我国资产证券化业务的试点阶段客观上尤其要注重做好信用提高。这是因为资产证券化的顺利发展对促进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意义重大：

对于资本市场上的资金需求者而言，由于我国对上市公司的资格审查较为严格，大多数不符合上市条件的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一旦其经济状况下降，或者缺乏有效的抵押物而无法从银行获得信贷支持，就会被排除在正常的社会融资体系之外。资产证券化为他们提供了新型的低成本的融资渠道。

对于资本市场上的投资者而言，我国的资本市场尚不健全和完善，缺乏多种多样的投资渠道满足投资者不同偏好的投资需求。面对不确定的市场环境，即使在存款利率很低的情况下，居民也不得不将其大部分金融资产以银行存款的形式保存。投资者急需一种风险明确、收益稳定、能满足不同投资策略和风险偏好的投资工具。资产支持证券相当于一般证券风险小，相对于银行存款和国债又有收益高的性质，正好满足了这种需求。

对于国内商业银行而言，随着房地产贷款的迅速增加，银行的长期贷款迅速增加，银行资产的流动性快速下降，同时，货币市场基金的迅速增长以及外资银行的大量进入，会加快分流国内商业银行的存款，这些潜在的危机使得国内商业银行对资产证券化业务尤为渴求。

我国资产证券化信用提高的风险分析

结合我国发展资产证券化投资者关注的风险来说，投资者关注的风险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被打包的资产

按照国际上通用的分类标准，资产证券化产品可以分为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MBS)和信贷资产证券化(ABS)。其中，无论是住房抵押贷款，还是信贷资产中的优良资产，都承担了商业银行主要的利润来源，可以是银行开展资产证券化的首选目标，投资者也是乐于持有这些证券化产品的。

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商业银行实际上是不情愿将这些优良的资产证券化的，而是希望通过资产证券化的手段将手中大量的不良资产分散转移给众多的投资者。从对资产证券化多年来的讨论看，更被看作是商业银行处置不良贷款的重要手段。特别是就我国国情而言，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形成既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也是特殊背景下的特殊产物，而且评估难度大，即使是经过专业机构公正评判，也很难准确预测将来数年产生的稳定现金流。可以想象，要投资者对这些拟证券化的不良资产进行研判和做出最终的投资决策，其困难无疑是巨大的，而这也正是证券化所具有的特定的风险与收益重组与分担机制的本质。进一步说，资产证券化产品的投资者要具有很强的风险识别能力和承受能力，需要具备相当高的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才能避免成为商业银行风险转移之后的最后接棒者。而事实上我国的投资者还不够成熟，一旦出现问题，很可能无法理性面对，而对政府造成压力。

（二）打包资产的评级与定价

根据资产证券化的一般原理，无论是相对优质的住房贷款，还是劣质的不良资产，要想实现真实出售、资产隔离或破产隔离，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对这些资产进行打包定价，然后出售转移给SPV。有些情况下，还需引入信用提高，借以提高证券化后资产的信用等级，吸引投资者。而无论是打包资产的定价，还是信用提高，都需要有一个相对完善有效的市场环境和足够多的具有权威公信力的资产评估或信用评级机构。也就是说，资产证券化产品是信用敏感的固定收益产品，信用评级报告是该产品信息披露的最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国现阶段这些市场中介机构的发育还很不成熟。就信用评级而言，存在制度不完善、运作不规范、透明度不高、标准不统一、市场秩序混乱、公正独立性不够、投资者认可程度不高等缺陷。

培育一个成熟的评估、评级市场对于资产证券化的成功实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具有强大游说能力和处于垄断地位的商业银行是否会利用市场环境不成熟、信息不对称等有利条件谋求不当得利，使投资者置于价格博弈中的不利地位，确实值得投资者关注。否则，投资者自身利益很难得到保证。

（三）投资者能否及时取得现金流

根据资产证券化的原理，证券化资产在出售以后，原始权益人不再承担管理该资产法律上的义务，但作为贷款服务管理人，仍要按照合同约定进行贷款的后续管理，主要是将借款人的还款交给资金托管银行，并向受托人提供服务报告。但是这种安排实际上是存在着一定的道德风险的。最关键的是贷款服务管理人既然已经不再承担管理证券化资产法律上的义务，因此也就丧失了忠实履行贷款服务管理人的动力和积极性，而这对于投资者按时足额收到稳定的现金流却是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还有，由于信贷资产(包括所谓优质资产)已经被彻底转移到SPV，其原有的借款者很可能产生不按时偿还贷款的道德冲动，而确保贷款按时回收，贷款管理人的地位和作用是其他任何人都不能代替的，购买资产证券化产品的投资者很可能面临一定的投资风险。

以上三个方面的问题都涉及信用提高。这些问题在当前我国市场化程度还不高，市场信用体系发展滞后的现实情况下要能够得到有效解决，没有政府的支持显然是不可想象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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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资本市场资产证券化 “两个中心”建设 风险防范

中图分类号：F830.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770(2011)01-029-06

20世纪以来，资产证券化产品、信用衍生品等金融创新都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并已经成为现阶段世界主要发达国家金融体系演进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危机的爆发，表明资产证券化产品虽然有种种优势，但是也会对金融稳定造成威胁。Jenkinson et al（2008）[2]指出，证券化等创新有助于将风险分解和转移，使风险和投资者的风险偏好匹配，并且为个人和公司提供更多的风险管理手段。但是在市场存在摩擦和不完善的情况下，金融创新的效率受到限制，并会产生负面影响。

我国的资产证券化市场发展和美国处于不同的阶段，我国资产证券化市场的发展刚刚起步，上海市特别是浦东新区也需要积极推进资产证券化市场的发展，为“两个中心”的建设服务。金融危机中资产证券化市场暴露出的问题，以及随后的美国金融改革法案以及巴塞尔委员会对资产证券化市场监管的改进，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借鉴。本文分析了资产证券化从哪些方面可能对金融稳定造成负面影响，并且总结了国外在危机后提出的监管改革措施，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讨论上海如何发展资产证券化市场，如何做好资产证券化等金融创新的风险控制与防范，从而在金融体系的发展中求稳定，在稳定中求发展。

一、资产证券化对金融稳定影响的分析

资产证券化可能对金融稳定造成的负面影响，我们可以从宏观、中观和微观角度来加以分析。

（一）宏观层面分析

从宏观角度来看，资产证券化会影响到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从而对金融稳定造成影响。不同学者的实证研究结果都表明，证券化发行量的增长降低了经济产出对于利率变化的敏感度，同时显著增加了抵押贷款利率对于政策利率变化的敏感性，这主要是因为证券化放松了银行的信贷约束。Loutskina（2005）[4]发现证券化为银行提供了额外的融资来源，削弱了货币政策对银行借贷活动的影响。Goswami et al.（2009）[1]的研究表明，证券化发行量的增长降低了经济产出对于利率变化的敏感度，同时显著增加了抵押贷款利率对于政策利率变化的敏感性。证券化发行对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影响，主要是因为它使银行获得了除存款之外的更多资金来源，使银行能够扩大信贷供应量。

（二）中观层面分析

从中观层面来看，也就是从整个金融体系来看，金融创新产品的广泛使用加剧了系统性风险的传染，现有的发起和分配模式存在的缺陷，以及现有的证券化监管框架着眼于微观个体而非系统全局等，也都会给金融系统稳定带来负面影响。

金融创新产品的广泛使用，一方面将不同程度的风险分配给具有不同风险偏好的投资者，有利于风险在整个金融市场的合理配置；另一方面也加强了不同金融机构的联系，造成系统性风险在金融市场传播更快更容易。金融创新产品在银行间构建了不同的关系，这些关系将金融机构连接为一个复杂的网络。金融创新产品的使用越广泛，网络中各个部分的联系越复杂，系统性风险在金融网络中传播的范围也会越广。

证券化现有的将贷款“发起并分配”的模式存在缺陷。首先是激励机制错位，使得参与证券化的各个金融机构以长期利益为代价，过于追逐短期利润。房贷发放机构放松了房贷发放标准，将更高的信用风险从源头引入了资产证券化的整个链条。投资银行将证券化产品再证券化，创造出越来越复杂的金融产品，而这些产品的风险越来越难以评估。作为证券化产品的投资者，对证券化产品的选择过于依赖评级机构。然而信用评级机构并不可靠。“发起并分配”模式使得贷款的发放者和最终投资者之间存在长而复杂的链条，证券化相关各方为了各自的利益而使证券化的风险未能充分暴露，并造成证券化产品对于风险的定价过低。

现有的资产证券化监管框架，着重于对单个金融机构进行监管和风险防范。然而当今的金融系统，金融机构之间通过资产证券化等各种复杂的衍生品、信贷渠道联系在一起，虽然每个金融机构根据自身的情况采取最优策略，但是却可能造成风险在金融系统中积累，一旦危机爆发，单个金融机构风险在金融系统中的汇总和传染，可能会给整个金融系统带来更大的风险。因此，在已有的微观审慎监管的基础上，迫切需要加强宏观审慎监管，来克服微观监管注重单个金融机构而不注重系统整体的缺陷。

（三）微观层面分析

从微观层面来看，资产证券化等金融创新，为银行等金融机构提供了新的融资工具和投资选择，但同时也影响了银行等微观主体的行为动机，银行等金融机构行为动机的改变，会对金融稳定造成负面的影响。

资产证券化等金融创新弱化了银行对贷款贷前审查和贷后监督的动机。银行在关于借款人质量的信息方面具有优势，当银行通过贷款出售，或者贷款证券化等方式将信用风险转移出资产负债表，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将会出现。Kiff et al.（2003）[3]指出，银行在使用资产证券化等工具后，对借款人投资项目的监督动机将会减弱，并且有更大的动机出售不良贷款（逆向选择）；同时，贷款人对借款人的贷款申请仔细审核的动机会减弱，放贷标准会降低（道德风险）。证券化等金融创新对银行贷款监督动机弱化作用的直接后果是发放贷款标准的不断降低以及相关证券化产品违约率的上升。

资产证券化等金融创新强化了银行等金融机构的风险承担的动机。金融机构有一个最优的风险水平，因此当运用了资产证券化等信用风险转移工具，将风险从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转移出去，使得机构的资产组合风险减小时，金融机构会通过其他途径增加风险水平，将资产组合风险减小的部分抵消。提高风险承担水平的途径很多，包括投资于高风险资产，提高资本结构的杠杆率，或减少贷款的限制条件等。金融机构通过各种方式增加的风险承担数量，往往会大于原先资产组合风险的减少量，这种过度补偿行为会给金融机构带来更大的风险。资产证券化等金融创新在为金融机构提供了更多的盈利机会和风险管理手段的同时，会加大金融机构承担更高风险的动机。

资产证券化等金融创新也强化了金融机构的信息隐藏动机。金融机构往往依靠其信息优势获取利润。而资产证券化等创新产品的出现，增加了金融机构现有产品的透明度，降低了金融机构的利润空间。为了获利，银行信息隐藏的动机增强了。银行的信息隐藏包括和机构合谋，增加资产证券化等创新产品的复杂性（对市场投资者的信息隐藏）；包括将更多的表内资产移到表外（对监管机构的信息隐藏）；包括购买更多的复杂金融创新产品（对银行股东的信息隐藏），这些都加大了市场投资者、监管机构、银行股东等对银行等金融机构风险行为的监管难度。

二、金融危机后国外对资产证券化监管的改革

（一）巴塞尔委员会关于新资本协议的修订

2009年7月，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吸取金融危机中的经验教训，审议通过了新资本协议三大支柱的修订稿。这套修订稿是巴塞尔委员会加强监管资本框架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引入新的监管标准来达到以下目标：(1)提高压力时期可提取的缓冲资本储备； (2)提高银行资本的质量；(3)引入杠杆率作为新资本协议的最低保障机制。

通过的新协议修订框架中，巴塞尔委员会加强了对第一支柱(最低资本要求)下某些证券化的处理方法。主要包括：给予再证券化风险暴露更高的风险权重；银行不得使用基于自身保证的评级；提高了标准法下期限一年以内合格流动性便利的信用转换系数等。

巴塞尔委员会也对第二支柱（监督检查程序）进行了补充和完善。特别规定，为降低表外暴露和证券化风险，银行在其风险管理规则中应涵盖对表内和表外的资产证券化业务管理的内容，以及对市场风险、信用风险和操作风险的评估。在投资结构性产品时，银行应进行基础风险分析，不能完全依赖信用风险评估机构对证券化风险暴露做出的外部信用评级结果。银行应制定审慎的应急计划，说明在进入资产证券化市场可能性降低的情况下，怎样应对因此产生的融资、资本和其他压力。

巴塞尔委员修订了第三支柱（市场纪律）的指导原则，强调银行有义务向市场参与者披露其真实风险状况。巴塞尔委员会对第三支柱要求提出了六个方面的修改建议，增加了银行对资产证券化风险披露的要求。包括增加银行对交易账户中的资产证券化风险进行披露的要求，增加银行披露各类证券化风险暴露使用的监管资本计量方法的要求等等。

总体而言，巴塞尔委员会在新协议修订框架中，不仅提高了证券化的监管资本要求，而且完善了对资产证券化的信息披露以及监督检查，这对于我国发展资产证券化市场很有借鉴意义。

（二）美国金融监管改革法案的规定

2010年7月21日，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已在国会获得通过的金融监管改革法案成为法律，这一法案全称为《2010年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又以参议院银行委员会主席多德和众议院金融委员会主席弗兰克命名为《多德-弗兰克法案》。该法案和资产证券化相关的重要内容有：

新法案宣布成立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负责监测和处理威胁国家金融稳定的系统性风险。委员会有权认定哪些金融机构可能对市场产生系统性冲击，对有系统性风险的金融机构，该委员会将提出更高的监管要求，同时，该委员会将获得“先发制人”的监管授权，即在三分之二多数投票通过后，可批准美联储对大型的金融机构强制分拆重组，或资产剥离，以防范可能的系统性风险。该法案给予联邦储蓄保险公司（FDIC）破产清算授权，如果大型金融机构的倒闭可能破坏金融体系稳定，联邦储蓄保险公司可对其采取安全有序的破产清算程序；同时，明确相关成本由金融业界而不是由纳税人来承担。

为保护消费者免受误导和欺诈，在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下设立新的消费者金融保护局，以保证美国消费者在选择使用住房按揭、信用卡和其他金融产品时，得到清晰、准确的信息，同时杜绝隐藏费用、掠夺性条款和欺骗性的做法。

加强金融衍生产品监管。重要内容包括：将大部分场外金融衍生产品移入交易所和清算中心；要求银行将信用违约掉期等高风险衍生产品剥离到特定的子公司；对从事衍生品交易的公司实施特别的资本比例、保证金、交易记录和职业操守等监管要求。为防止银行机构通过证券化产品转移风险，要求发起人必须将至少5％的风险资产保留在其资产负债表上。

高管薪酬及企业治理结构。在高管薪酬问题上为股东提供更多的话语权；要求董事会下的薪酬委员会完全由独立人士组成；允许监管机构强行中止金融机构不恰当、不谨慎的薪酬方案，并要求金融机构披露薪酬结构中所有的激励要素；对上市公司基于错误财务信息发放的高管薪酬，美国证监会（SEC）拥有追索权。

针对信用评级机构出现的问题，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将建立并自我监管一个拥有实权的信贷评级委员会，它将充当发债公司和评级机构的中间人。这个委员会将选择哪家评级机构来为结构化债券给出“初始评级”。SEC还将建立新的机构监管办公室，每年提供监管报告；对评级机构要求更完全的信息披露；对长时间评级质量低劣的机构，SEC拥有摘牌的权利。

另外，对银行自营交易以及对私募股权和对冲基金的投资作出限制。为了避免利益冲突，禁止银行做多或做空其销售给客户的金融产品；允许银行投资对冲基金和私募股权，但资金规模不得高于自身一级资本的3%。加强对私募股权和对冲基金等机构的监管，要求大型对冲基金、私募股权基金及其他投资顾问机构在SEC登记，披露交易信息，并定期检查。如果此类机构具有特大规模或特别风险，将同时接受美联储的系统风险监管。

从美国金融改革法案的相关内容来看，美国金融监管改革法案针对金融危机中出现的问题提出了一些有效的监管和限制措施。不足之处在于，减少金融机构高风险投机行为有赖于对这些机构提出更高的资本充足率、杠杆限制等监管要求来加以解决，而这些具体的监管要求在新法案中并没有体现，只是交由新成立的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来具体制定。改革高管薪酬及企业治理结构也是抑制金融企业从事高风险活动的一个有效方法，新法案中在董事会下设立薪酬委员会等措施也值得借鉴。

三、我国资产证券化的现状

我国资产证券化起步较晚，2005年3月，央行、银监会共同制定了《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管理办法》，银监会也于当年11月公布了《金融机构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监督管理办法》，正式启动了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与此同时，中金公司于2005年8月设立的“中国联通CDMA 网络租赁费收益计划”，开启了证监会主导的企业资产证券化的试点。至今企业资产证券化已试点9个项目，信贷资产证券化已试点17个项目。随着多个资产证券化试点项目的推出，目前的试点形成了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主导的信贷资产证券化和证监会主导的企业资产证券化两种格局[4]并行的局面。信贷资产证券化产品由央行和银监会监管，在银行间市场发行流通；而企业资产证券化产品则由证监会监管，在两个证券交易所上市流通。多部门的监管使资产证券化产品的发行方式和监管法规不能统一。

2006年证监会了《关于证券公司开展资产证券化业务试点有关问题的通知》之后，大量企业资产证券化项目集中于这一年发行，2007年证监会暂停了企业资产证券化的发行审批，对资产证券化存在的问题进行全面总结。2009年5月证监会又了《证券公司企业资产证券化业务试点指引（试行）》，进一步加强了对试点证券公司的管理。而信贷资产证券化产品集中于2006年到2008年期间发行。其中2008年上半年是我国信贷资产证券化产品发行的高峰期，但到了2008年下半年，受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市场危机影响，以及信贷规模放松，国内资产证券化发行放缓。到2009年，全年信贷资产证券化市场完全停滞，没有发行一单产品。在这期间，为了切实加强我国资产证券化业务的风险监管，银监会于2008年2月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信贷资产证券化业务管理工作的通知》，并于2009年了《证券化风险暴露资本监管指引》。

四、发展上海资产证券化市场的政策建议

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是一项国家战略，而建设资产证券化市场既为上海建设金融中心提供了重要支撑，也为国际航运融资提供了巨大的推动力。没有金融创新，要把上海建设成为国际金融中心是不可想象的，作为金融创新重要组成部分的资产证券化有巨大的发展空间，我国资产证券化产品占债券市场的比例尚且不足0.5%，而在西方成熟市场经济国家，资产证券化产品占债券市场的比重都在20%以上。吸取金融危机的经验教训，结合我国实际，我们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推进上海资产证券化市场的建设。

（一）在上海建立一个统一的资产证券化市场，完善市场基础设施建设

第一，我国的资产证券化市场被分割为人民银行监管的银行间市场和证监会监管的交易所市场，市场的分割降低了资产支持证券的流动性，应当考虑采取措施促进两个市场的融合和统一。从国外金融创新的发展历史来看，信贷转让市场是资产证券化市场建立的基础，因为信贷转让市场将逐步积累起对贷款进行风险评估和定价的能力。上海已经建立了信贷转让市场，在此基础上，应当考虑建立一个统一的资产证券化市场，将现有银行间市场和交易所市场的资产证券化产品并入统一的市场进行交易，统一信贷资产证券化和企业资产证券化的流程、监管和信息披露，这不仅有利于资产证券化产品的长远发展，而且能促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

第二，综合上海各方面的优势，建立一个多层次的资产证券化市场。我国资产证券化的发展，应当首先大力发展那些较为基础的、简单的证券化产品，这些产品的风险识别较为容易，信用评级技术也较为成熟。而对于那些较为复杂的证券化和再证券化产品，以及基于证券化产品的衍生品，由于风险较难识别，在我国当前的市场环境下，还不具备发展的条件。在基本资产证券化市场发展成熟后，逐步发展以资产支持证券为基础的回购、期货、期权等交易，建立一个多层次的资产证券化市场。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暨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期货交易所、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都在上海，应当综合各个交易所的优势，将资产证券化产品和其他金融创新产品相结合，形成更多的金融创新品种。

第三，在上海建立完善的资产证券化交易系统和监管数据库系统，保证金融机构间的及时清算，以及监管机构的有效监管。建立完善的交易系统，不仅是指加强交易计算机系统的建设，保证交易的及时有效进行，还指要向投资者及时提供各种反应市场基本面的价格指数、流动性指标、债券信用评级的变动等数据信息，提高市场参与者的风险判断能力。可以考虑在上海的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暨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交易系统的基础上，建立完善的资产证券化交易系统，在此基础上建立完善的监管数据库系统，详细记录资产支持证券标的资产的构成、资产质量的变动情况，并记录每笔交易的交易情况，同时还应当向监管机构及时提供各个机构交易者的财务状况等基本信息，全面的信息有助于监管机构及时发现风险并制定相应对策。

第四，市场基础设施的建设还包括相关人才的培养。资产证券化市场和其他金融创新产品市场都需要大量相关人才的支持。针对上海“两个中心”建设的相关要求，上海应当努力培养结构化产品定价人才，风险管理人才，法律人才，信用评级人才，以及和航运资产证券化、知识产权证券化相关的专门人才。这方面人才的充实和培养，一方面可以从上海本地金融机构中选拔部分业务骨干，请外国的金融机构人员和资产证券化专家对其进行培训，另一方面可以从国外和国内聘请这方面的专家到上海工作。此外，对上海本地研究机构中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人员应当给予一定的项目支持和奖励。

（二）扩大资产证券化的品种和规模，为上海实体经济服务

第一，努力探索多样化的资产证券化品种。在目前应收款证券化、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的基础上，应当考虑如航运相关资产证券化、REITs和知识产权证券化等证券化品种。资产证券化是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的重要保障。目前，国外资产证券化已扩展到船舶抵押贷款、港口基础设施应收款和港航企业贷款的资产证券化。这些资产证券化产品对航运业的发展有重要的作用，上海应当在这些证券化产品的设计和发行方面有所作为。资产证券化也有利于上海的基础设施建设。上海浦东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通过“浦东建设BT项目资产支持收益专项资产管理计划”获得了基础设施建设所需的大量资金，今后也应当考虑利用资产证券化为更多的基础设施建设融资。此外，保障房建设也是上海市政府正在考虑的重要问题，作为资产证券化的一种，REITs在为房屋建设提供资金支持方面有重要作用，应当重点考虑以廉租房或保障房为主体打包REITs，为保障性住房建设融资。此外，还应当考虑探索知识产权证券化，为张江高科技园区的企业融资服务。

第二，从供给方面扩大资产证券化市场的规模。在资产证券化试点阶段，证券化发起人局限于大银行和效益较好的国有企业。在资产证券化产品发行常态化之后，应允许并鼓励更大范围的银行和企业参与资产证券化产品的发行。上海外资银行众多，鼓励外资银行积极参与资产证券化产品的发行和交易，有利于资产证券化市场的进一步完善。此外，应允许上海的民营企业特别是高科技企业通过发行资产支持证券进行融资。央行和银监会上报国务院的《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管理办法》修改稿中，拟采用资格审批和项目审批结合的管理方式把资产证券化业务常态化。这意味着，通过资格审批的金融机构，将不再需要通过逐项审批的方式发行资产支持证券。因此，上海市有关部门应当鼓励和支持本地金融机构申请发行资产证券化产品的资格。

第三，从需求方面扩大资产证券化市场的规模。从需求的方面来看，逐步取消对于投资主体的限制，大力培养商业银行、基金、保险等机构投资者，并且允许一定门槛之上的个人投资者投资资产证券化产品。上海作为金融创新先行区，作为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城市，可以考虑允许外国投资者购买以人民币计价的资产支持证券品种，从需求角度提高资产证券化市场的规模。

（三）完善资产证券化的相关法律法规建设，加强信息披露

第一，人行上海总部、上海银监局应当配合人民银行、银监会完善资产证券化的操作流程和监管框架。需要广泛借鉴国外在危机后的反思和金融改革法案，进一步健全我国资产证券化交易的结构设计及业务操作流程，完善资产证券化的监管框架，尽快形成正式的法律法规文件。目前我国对于资产证券化等业务的监管着重于审批，而不注重后期的监管。今后我国还需要在试点的基础上对成功上市交易的产品逐步建立和完善一套持续监管的程序和法规，交易的会计报告、税收、风险衡量要严格依据交易的“经济实质”而不仅仅是“法律形式”。

第二，完善证券化产品的信息披露制度。如果证券化信息不透明，投资者无法准确评价其风险，那么当危机来临时，证券化资产会由于投资者恐慌抛售而加速贬值，这会显著增加系统性风险的传染频率和传染范围。应当借鉴巴塞尔委员会在新资本协议修改框架中对资产证券化信息披露的要求，完善证券化产品的信息披露制度。

（四）多方面采取措施加强对资产证券化的风险防范

上海市在建设金融中心的过程中，为了保证金融市场的平稳运行，应当吸取金融危机的经验教训，从多个方面加强对资产证券化风险的防范。

第一，重视并解决资产证券化带来的金融机构行为动机扭曲的问题。资产证券化会导致金融机构对贷款的监督审核水平降低和承担风险倾向的增加，从而增大单个金融机构的风险。在美国的金融改革计划中，提出要求证券化的发起人保留一部分风险暴露在资产负债表中，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银行监督审核的动机。上海在发行资产证券化产品时，也应当要求资产证券化的发起人至少持有5%的证券化风险暴露。此外，让证券化的发起银行从证券化业务中获取的收入依据证券化资产的长期表现而定，这也将在一定的程度上抑制由于使用资产证券化这一工具造成的金融机构对贷款监督审核动机降低的问题。为了解决证券化造成的金融机构风险承担动机增强的问题，可以考虑限定金融机构持有的流动资产的最低比例，因为资产证券化带来的金融机构流动性增强，是金融机构风险承担动机增强的主要原因。向经营不够稳健的金融机构高管实施相应的薪酬惩罚，也是降低金融机构风险承担倾向的有效手段。

第二，需要根据巴塞尔新协议修订框架的规定，切实对表内和表外的证券化风险暴露和再证券化风险暴露计提资本，并且不允许通过其他衍生品等手段对冲这些风险暴露，降低资本要求。对于我国而言，由于存在国家对银行的隐性担保，资本充足率要求对银行的约束作用可能并不显著，因此在资本充足率要求的基础上，需要考虑对金融机构的杠杆比率也出台相应的限制性规定。

第三，加强对金融市场的联合监管。金融危机表明，除了商业银行之外的其他金融机构，如券商、保险公司、基金等，都应当纳入监管范围内，对金融机构面临的风险暴露，都应当提出一定的资本要求。当今市场中的各种金融机构相互关联，一个金融机构的风险很容易通过金融市场传递给另一个金融机构，因此在资产证券化和其他金融创新的发展过程中，要理清各监管机构的责任和义务，并对涉及到多种类型机构的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做好联合监管。在相关产品和服务推出后，尽早完善相关监管的法律和法规，严格做到风险可控。

第四，完善对证券化产品的信用评级。信用评级是资产证券化产品发行和交易的基础，上海应当考虑建立两三家较大规模的评级机构，为信贷转让市场和资产证券化市场建设服务。从利益相关者的角度考虑，评级机构的收益应当根据产品评级的长期表现确定，如果产品的定期评级结果和产品的风险特征较为吻合，则评级机构可以获取较高的收益，反之则获利较少。从利益相关者的角度考虑，评级机构更应当由审批产品的监管机构选择，而非由证券化产品的发行人聘请。评级应当至少有两家评级机构对同一资产证券化产品进行评级。金融机构作为投资者购买金融产品时，应当主要根据自己的评级结果进行判断，评级机构的评级可以作为参考。

第五，尝试在上海设立一个消费者金融保护局。上海作为金融改革创新先行先试地区，在消费者保护方面也应当有所创新。美国和英国在金融危机后，都加强了对消费者的保护。上海作为金融改革创新的前沿阵地，大量新的金融产品和交易模式都将在这里出现。我们应当借鉴美国的经验，在上海设立一个消费者金融保护局，探索并实践金融创新过程中对消费者加以保护的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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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新资本协议框架完善建议（中文版）[R].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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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资产证券化 风险 信用 模式

近四十年以来世界资本市场上最具有活力的金融创新是资产证券化，它具有资产信用融资和直接融资的特色，这项金融工具给商业银行带来巨大的影响。

一、资产证券化的运作

资产证券化的操作方法是需要融资一方将资产的所有权转让给金融机构，比如住房按揭、汽车贷款、信用卡还款、应收账款、租赁应收款等，金融机构再以该项资产的未来收益作为保证，在金融市场上以发行债券的方式向投资者进行融资。银行信贷证券化在这些年的发展中，在金融业成为备受关注的创新收益法宝，因为它能够有效分散风险的同时增强其流动性，改善企业资产负债的结构比例，从而成为一项新的业务收入来源。作为一种结构性的融资方式，它被认为是低风险的。

保证资产证券化有效运作的重要前提条件就是在未来有预期稳定的收益。在未来整个资产的存续期内，可以产生能够预测到的稳定均匀的现金流量；资产的抵押物对于债务人来说效用很高，并具备较高的变现价值；具有标准化、高质量的合同条款，以及成熟应对争议的预防与处理方式；未来资产损失控制在可控范围之内，即债务拖欠率和违约记录率在安全警戒线之内；被组合进来的资产具备数量和种类多样化，以及规模小的特点。

二、资产证券化的信用风险现状

信用是资产证券化的基础，并贯穿于资产证券化的始终。我国的资产证券化的过程中主要体现在商业银行住房抵押贷款、公用基础设施建设、国有控股企业应收款等项目上。这些基础资产的项目是资产证券化过程中最基础的风险，资产证券化的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在于通过良好资产池的构建，达到规避风险和释放资本的目的，以便投资于具有更高收益的项目当中去。资产证券化实施当中的交易性违约风险也是基于基础资产的重新构建模式信用基础之上。所以商业银行对于优质的资产重构实行资产证券化的动力是基于流动性风险的存在，比如住房抵押贷款这种短存长贷模式的快速增长，急需达到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标准。

资产证券化的多年发展使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具深度和广度的金融体系，使得美国经济在2001年以后经历了六年稳定的经济增长，以资产证券化为主导的金融创新促使经济快速向前发展。但自2007年以后，金融不稳定性出现，商业银行向本质上没有还款能力的借款人发放贷款，特别是在房价下挫时期，借款人的抵押物价值缩水，基本资产的信用基础急速下降，违约的概率大大增加，从而美国的次贷危机在2008年引爆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2005年12月中国银监会正式启动了信贷资产证券化的试点，但在实际操作上缺乏有效的法律保障，没有一个明确的评级规范或守则，各评级报告多根据发起人和托管人提供的资料发表意见，信用模式出现缺失。

三、信用增级模式的构建与选择

信用增级模式的重新构建是中国资产证券化得以顺利发展的重要保证，信用增级成为资产证券化的核心技术之一。信用增级模式的合理选择有利于稳定金融市场，为发行者提供一种有效的资产负债管理方法，降低发行者的融资成本、拓展筹资机会，保护投资者利益。

（一）针对信用增级方式单一，建立政府为主导的内外结合的信用增级全新模式

信用风险的源头不是资产证券化本身，资产证券化的风险来源于基础资产本身的风险，通过资产证券化这种操作模式，将信用风险传递给资产证券化产品的投资人。由银行承担连带责任并保证担保的单一的信用增级方式违背了资产证券化风险分散的原则。在信用风险通过资产证券化这一杠杆效用的作用下，会集聚并扩散，甚至成为系统风险的催化剂。在实践中，内部信用增级的方式主要是在发行人在证券化的资产池设计时，进行风险隔离，隔离原始权益人本身的信用风险和该资产未来现金收入的风险；另一种方式就是划分优先/次级参与结构证券，偿付分先后进行。内部信用增级主要通过资产证券化产品结构的设计来完成，通过对不同信用级别、期限、地区和种类的资产进行分类和重组，构建有偿付先后顺序的不同级别证券，形成具有稳定现金流的资产池，保护投资者利益，其最大优点是成本较低。外部信用增级就是由保险公司、其他投资机构的投资评级来推动提升资产池的信用级别。当大量投资需求膨胀时，容易引起外部评级标准的下降，或存在对部分资产的错误评级。比如在2007年美国房地产市场价格泡沫破灭，房产价格下跌时，银行却没有减持证券化的资产，只是减少对实体的信贷供给，更甚至在接受政府施救时并没有对实体融资，反而增加证券化资产，回购价值别低估的证券。

为了促进资产证券化的健康发展，建议提供强有力的政府担保和指导，最有力的措施是从基础资产的信用出发，确定信用评级标准，特别实在处理存在问题的资产上，出台处理问题资产的细则和指导意见，保证实体经济的健康平稳发展。我国急需要建立政府为主导的内外结合的信用增级模式，这样更能适应目前资产证券化的发展。政府为主导也更易于加快相关资产证券化会计、税收制度的建设。

（二）建立资产证券化的信息披露中心，完善财务指标与信用评级紧密挂钩的评级系统

资产证券化的信息披露中心详细规定区别性的资本配置要求，注重资本配置的风险敏感度。在披露信息时既要防止事无巨细的披露，又要保证所有相关重要信息得到及时披露。所以要建立以政府为主导的评估模型，完善财务指标与评级级别的合理构建，从而营造资产证券化发展的公平竞争环境。

参考文献

[1]邓伟利.资产证券化：国际经验与中国实践[M].上海出版社，2003.

[2]周丽莉.信用风险转移对金融稳定的影响研究[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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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资产证券化的最基本功能是增强流动性；资产证券化将中介融资同直接融资有机融合贯通，形成了最优金融结构体制；资产证券化使得融资由依据整体资信变为依据部分优质资产，从而革新了融资评审通过机制。这两条具有革命性意义。即便目前资产证券化的条件尚未完全成熟，我们也应当积极推进资产证券化。

资产证券化(Asset Securitization)自20世纪70年代在美国兴起以来，发展迅猛，按揭支持证券（Mortgage-backed Securities ，MBS）余额现已超过美国国债成为第一大市场。资产证券化在欧洲和日韩、澳大利亚等国也有较大的发展。它是二十世纪金融领域中最重要的金融创新之一。而在我国则是方兴未艾，首单规范化的实践已是在2005年末的建行和开发行的建元一期和开元一期项目。

资产证券化到底有什么功能使得它一经诞生就获得了如此迅猛的发展？而在我国为什么发展不快？我国发展资产证券化的必要性如何？这是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本文在分析其最基本的功能后，着重分析其最有革命性的功能；进而探讨我国发展资产证券化的必要性。为论述方便，本文主要以MBS为例进行讨论，省略MBS之外的其它资产支持证券。

一、资产证券化最基本的功能

贷款一级市场尤其是长期贷款市场的内在必然要求是有二级市场。对于银行来说，“存短贷长”是其经营的一个根本性的制度缺陷，由于这种限制，使得银行不得不经常放弃一些盈利性好的长期贷款项目，否则就易出现流动性问题。

解决这个问题的对策之一，也是早期的对策，就是将其贷款出售给其他银行。但这样受让银行将贷款再出售也将是困难的。银行就一般而言都有“存短贷长”的流动性问题，这样转让解决不了整个银行体系的问题。

第二种对策，就是表内模式的资产证券化。银行通过自己发行其按揭资产支撑的债券，将贷款债权及时收回。同时在这种情况下，投资者随时可将购买的债券转让出去，因此投资者也具有充分的流动性。

第三种对策就是SPV(Special Purpose Vehicle，特殊目的载体) 模式即表外模式的资产证券化，在这种模式下也是银行通过证券化而及时收回贷款债权，MBS的投资者也同样具有充分的流动性。

可见这两种模式的资产证券化在保证银行的流动性方面以及保证投资者的流动性方面具有相同的功能。这两种证券化模式在安全性方面的功能却有非常大的区别的，这就意味着安全性方面的功能不是资产证券化的最基本的功能，因为资产证券化的最基本的功能一定应当是各种模式的证券化都共同具备的功能。这意味着资产证券化的最基本的功能就是增强流动性（银行的，和投资者的）。再考虑到历史上资产证券化起源时的本来动机就是解决“存短贷长”的矛盾，所以应当认为资产证券化的最基本的功能和意义就是解决流动性问题。

我国资产证券化之所以长期开展不起来，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我国按揭贷款开始时间尚不长和规模有限。根据国际经验，住房贷款占全部贷款比例达到30%左右时，可能给银行带来流动性威胁，商业银行就会提出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的要求。而根据去年央行研究报告，2005年我国住房抵押贷款余额1.9万亿元，约占全部贷款余额的10%。预计到2007年余额将达到5万亿元，到2012年将会达到40万亿元。①目前上述流动性问题尚不严重。因此自然不太需要基本功能就是增强流动性的资产证券化。等到按揭充分发展起来后，就需要资产证券化来发挥它的这种基本功能了。

等到按揭充分发展起来后，就需要资产证券化来发挥此最基本的功能了。

二、资产证券化的革命性功能之一

既然资产证券化时银行要借助于证券市场，那么为什么原始借款人不直接在证券市场上发行证券融资，而要向银行借款？然后再由银行通过资产证券化在证券市场融资呢？（进一步说，银行的存在到底有何意义？银行是否会像有人认为的那样迟早成为被淘汰的恐龙？）

银行的必要性之一在于其资信审查功能。原始借款人不可能全部都通过证券市场筹资。没有银行的话投资者就得在数以万计的证券中一一进行资信调查，其投资的信息成本就太大了。个人筹资自不必说，而企业若全都自己发行证券，那么大多数企业由于其资信有限，就很难在证券市场上获得投资者青睐。因此银行的必要性就体现出来了：银行作为中介了投资者对于筹资者进行资信调查，从而解决了融资时的信息沟通和信息不对称问题。

但是银行中介同时也有一个根本性的缺陷，即作为中介必然有资金来源和运用的协调问题，其主要的矛盾是上面所说的“存短贷长”。通过资产证券化，可以相当彻底地解决银行“存短贷长”的矛盾，同时又能继续发挥银行的资信中介功能。银行和证券市场各司其职，前后合理分工，这样，资产证券化正好将银行中介功能同直接信用“出资者流动性高”“融资期限长”等功能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将中介信用同证券市场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形成了更加优良的金融结构。笔者认为这种金融结构是现在所能设想的最优的金融结构。而传统的以银行为主的日德式的金融体制和以证券市场为主的美国式金融体制都是不够完善的。

这就是资产证券化的革命性意义之一。

我国一直以银行信用为主，直接融资发展不足，这是我们的金融体制的一个主要缺陷，过分依赖银行系统也是造成商业银行不良信贷资产持续增加的原因之一。一般认为现在我们应当加紧发展直接融资。而资产证券化正好为此提供了一个好机会，在发展资产证券化的同时，自然就促进了证券市场。“一步到位”地形成将银行中介信用与证券信用有机融合的最佳的金融结构。所以，我国开展资产证券化比起金融体制相对健全的国家，更具有意义。 转贴于

资产证券化还有利于打破金融资源的分割格局。我国银行内部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各自为政，割地为据的情况，银行之间的横向资金流动也存在一定困难。另一方面随着非存款金融机构发展，正逐步出现商行与养老基金、保险公司、证券投资基金等机构分割金融资源局面。而资产证券化使得银行融资和直接融资融为一体，这样原本分割的银行融资的资金便通过证券化而进入了全国统一的各类金融机构广泛参与的金融市场，从而促进了资金在社会上的流动。

因此，仅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应当积极推进资产证券化——虽然微观主体（银行等）由于流动性问题尚不严重因而资产证券化动力不很足，但只要条件许可，政府就应当积极推进资产证券化。这才是我们应有的基本态度。

三、资产证券化的革命性功能之二

资金供给者在选择资金投放对象时一般将眼光投在资信等级较高的公司和证券上，而资本需求者或许拥有某些高质量的资产，但可能因整体资信不佳而无法筹集到所需的资本。而资产证券化则是凭借资产发起人的一部分资产池的未来收益能力来融资的，资产池的偿付能力与发起人的资信能力以“破产隔离”的方式比较彻底地分割开来。投资者在决定是否购买MBS时，主要关注资产池本身质量状况、未来现金收入流量的可靠性和稳定性，以及交易结构的严谨性和有效性，而将资产发起人自身的资信能力置于一个相对次要位置。

这意味着融资机制的一种革命性变革。它变整体风险为风险“结构化”。银行的风险原本就是由一项一项的资产的风险构成的，资产证券化的精巧技术使得发起银行获得融资的凭借是其局部优质资产，而不是鱼龙混杂的整体资产，这样使得社会整体融资效益大大增强。这对于解决我国中小银行、中小企业和资信有限但有局部优质资产的组织的融资困难这个老大难问题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新途径。

目前还没有其他方式能像资产证券化那样实现融资的这种结构性功能。笔者认为这一点具有革命性的重大意义。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资产证券化具有非常重要的新功能和意义。我们对此应有深刻的认识。仅考虑这两条革命性意义，我们也应当在目前（银行流动性尚充足等）资产证券化条件不完全成熟的情况下，尽力创造条件，积极发展资产证券化；更何况我国按揭贷款正在迅速发展，随之资产证券化的条件正趋于成熟，大规模的资产证券化时代即将到来，因此现在应当积极推进资产证券化的发展。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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