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的最强大动力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经济发展的最强大动力，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主体功能区；发展方式；柳州汽车城

引言

《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绘制了能使人口、经济和资源环境相协调发展的国土空间开发格局的蓝图。该《规划》将国土空间划分为优化开发区域、重点开发区域、限制开发区域和禁止开发区域。这是一种艰难的探索，也是一个创新举措。

1、高速建设的柳州汽车城

1.1编外建设的“优化开发区”。柳州具有2100多年的历史，被赞誉为“山水最美城市中工业最强，工业最强城市中山水最美”，柳宗元曾以“江流曲似九回肠”吟咏这座美丽的城市。然而在国家主体功能区划中却未被摆在突出位置。柳州既不属于优化开发区的珠江三角洲，也不属于重点开发区的北部湾地区，柳州汽车城处在长三角、泛珠三角、大西南与东盟经济圈的连接地带，在承接珠三角产业转移方面具有巨大优势。汽车城就是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下，利用自身优势，积极主动参与到北部湾开发建设之中，寻找与北部湾经济区的对接口。其开发建设俨然一个国家层面的“优化开发区”，成为各地区经济发展的典范。

1.2“四大驱动”取得重大成就。柳州汽车城实施产业驱动、教育驱动、环境驱动和创新驱动“四大驱动”，优先发展汽车产业，重点发展高附加值的各类轿车、汽车，延伸汽车产业链，促进配套产业的发展。汽车城紧抓优化开发区产业转移的历史机遇，依靠本身所具有的工业优势，主动融入到经济建设和开发之中，获得了长足发展的动力。汽车城的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发展环境也不断改善，2015年汽车城实现整车产能100万辆，产值约1500亿元，财政收入60亿。这不仅集中体现了柳东新区和柳东人民的精气神，更贯穿着以产业、教育、环境、创新“四大驱动”为引擎的柳东发展模式的强大灵魂。

2、汽车城发展建设存在问题分析

柳州汽车城经过几年的发展，已经初具规模，柳州汽车已经形成了自身独特品牌，享誉全世界。但其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高端技术和人才的缺乏问题突出，基础设施建设尚不完善，汽车城建设过程中的征地问题矛盾突出，是摆在柳州汽车城健康发展面前的重大难题。

2.1高端技术缺乏。汽车产业属于高新技术产业，其发展离不开技术层面的支持。由于广西经济发展水平较为落后，缺乏足够的资金对高端技术进行投入，使得柳州汽车的技术水平在全国还处在较低水平。其生产的汽车还主要以中微小型汽车为主，其品牌效应并不十分明显。

2.2人才缺乏。柳州虽然具有悠久的汽车发展历史，但其人才严重缺乏，尤其缺乏创新型人才。柳州的院校虽然近几年来创造了数以万计的人才，但远远不能满足汽车城发展对人才的需要。汽车行业专业性较强，仅靠柳州院校培养出来的汽车人才是远远不够的。除此之外，汽车城的人才结构也不合理，初级人才较多，中高级人才较少，且缺乏强有效的人才引进机制，致使汽车城的建设人才严重缺乏。

2.3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汽车工业是产业链条庞大的综合性产业，基础设施建设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招商引资的程度，也直接影响着柳州汽车城建设的好坏。当前，柳州汽车城建设还处在较为初级的阶段。服务于柳州汽车城建设的交通网络、供水排水、供电供热、垃圾处理等都存在总量小、种类少、缺环多等不足。这远远不能满足汽车城科学发展的需要。

2.4农村征地问题矛盾突出。汽车城的建设需要大量的土地，而土地是柳东人民的命根子，土地被征走后就会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汽车城征地工作历史遗留问题过多，调处难度大。且相关法律法规不完善，资金短缺也成为汽车城征地问题的瓶颈。由安置工作而引发的矛盾是汽车城科学发展必须首要解决的问题。虽然征地工作按照政府的计划稳步进行，但失地农民的就业和住房安置仍未能得到有效解决，是摆在汽车城建设面前的难题。

3、政策建议

针对汽车城建设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为了科学发展建设汽车城，本文相应地提出几点建议和措施，包括加快运用顶端高新技术、招大引强和构建生态新城等，促进柳州汽车城科学健康发展。

3.1加快运用顶端高新技术。继续实施“创新驱动”，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特别是应用顶端高新技术，不断强化创新型城市建设步伐。在资金、项目、人才、金融、基础设施等方面为加快应用顶端高新技术给予大力支持。汽车城为加快运用顶端高新技术，已建立了牛津国际创新中心项目和湖南大学汽车车身国家重点实验室柳州研发中心，为柳州汽车城汽车行业奠定了强大的技术支撑。

3.2加强招商引资，提升入驻企业资金效益。入驻企业是新区发展的强大动力，是引领柳东经济腾飞的引擎，如何创建优质环境吸引优质企业进驻柳东，是汽车城建设首要解决的问题。汽车城建设必须坚定不移地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提升入驻企业的资金效益，吸引国内外特别是在国内外享受盛名的大中型企业的合作，通过“品牌效应”吸引更多的企业入驻汽车城。同时，加大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招商引资，统筹三大产业全方位招商，加强对外交流与合作，为建设“国内一流、世界先进”的汽车城打下坚实的基础。

3.3做好失地农民安置工作。征地拆迁安置工作是一项基础性工作，其进行的好坏直接影响到汽车城的建设和当地百姓的切身利益，关系到汽车城的和谐与稳定。汽车城的建设必须充分利用相关政策法规，打好城市攻坚之战，切实维护好当地群众的利益。采取有效的纠纷调处措施，建立健全的体制机制，同时加强已征土地的管理，满足用地需要，制定相应的社会保障机制，解决农民的后顾之忧，让当地群众自觉参与到汽车城的建设之中，为汽车城的建设贡献力量。

参考文献

[1]国务院.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构建高效、协调、可持续的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国发〔2010〕46号）[D].北京，2010年12月21日.

[2]王天津，田广.环境人类学[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12.

[3]廖婧，于大勇.柳州柳东新区坚持创新驱动科技引领发展[N].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导报，北京：2014年9月22日.

[4]柳州新区经济发展局.柳东新区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思考与对策[M].柳东新区科学发展研究，2013年3月.

[5]柳东新区（柳州高新区）招商局.招大引强 打造完备产业链[N].今日柳州，柳州市，2013年第9期.

[6]柳东新区管委会.柳东新区“十二五”经济社会发展规划[D].柳州市，2012年5月.

篇2

[关键词] 信息化战略 研究 启示

企业信息化战略就是企业通过对信息化进行的全面总体的中长期规划，确定信息化建设的总体方向。搞好企业信息化战略不仅关系到企业的生存和发展，还会影响到整个国家的信息化建设。目前发达国家企业信息化水平较高，都在不同程度地进行企业信息化战略,许多国家都将其列为国家级重大项目，实践中积累了有益经验。

一、国外企业信息化战略的研究

信息化对于国外现代企业来说，已经上升到一级战略的高度。

1.美国企业信息化战略的相关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 企业信息化战略作为企业一种职能层面的战略已经成为美国信息管理界研究的热点,美国政府高度重视本国的信息化建设，为了推动信息社会发展的进程，美国尤其重视基础设施方面的投入，美国政府将“信息高速公路”建设作为政府的施政纲领，消除限制，倡导竞争，积极推动网络基础设施的建设，并把信息化发展战略作为国家总体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另外，哈佛大学教授理查德.诺兰（Richard Nolan）曾提出过著名的企业管理信息化建设的阶段划分理论，通称：“诺兰模型”。美国信息管理学者W.R. Synnott 和W.H. Gruber 在其出版的《信息资源管理:20世纪80年代的机会与战略》一书中探讨了信息战略问题。在信息化建设中，美国的许多企业如Exxon. Mobil、Chevron、Texaco等企业也按照本组织的发展战略目标成功制定了企业信息发展战略。

2.日本企业信息化战略的相关研究。20世纪90年代，信息技术革命已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日本政府抓住这一历史机遇，通过制定信息化战略和信息化计划，加大对信息产业的投资力度，加快信息技术在各行业的不断扩散，有力推动了信息化发展，奠定了企业信息化的初步基础。20世纪90年代后期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在全球性信息化浪潮的推动下，日本政府和企业，更加深刻认识到企业信息化建设对日本经济和企业的重要作用，积极采取各种措施推动和实现企业信息化，日本政府及时提出了“IT立国”、“IT基本战略”、“e―Japan战略”和“u―Japan”等，不断加强和完善了以促进信息产业发展为中心的产业政策，为企业信息化创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有力推动了日本企业信息化的全面发展。在进行企业信息化战略时，日本企业注重将先进的管理信息系统和传统的管理方式相结合，按照科学的方法改造现有的企业业务流程，同时，在雇用、工资、晋升方面均采取了有效措施，以确保信息化战略所需的IT人员。

3.欧洲企业信息化战略的相关研究。德国是欧洲头号经济大国，也是仅次于美国、日本的世界第三经济强国。为了增强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德国非常重视信息化建设：1999年制定的“21世纪信息社会的创新与工作机遇”，是德国第一个走向信息社会的战略计划。进入新世纪后，德国又制定了“2006的德国信息社会行动纲领”，这是德国走向信息社会的主体计划，对信息化战略的主要方面提出了明确的目标，强调要通过政府创造环境，实施政府与产业界的合作，形成向信息社会转移的体制和机制。目前，德国正在制定第三套信息化行动计划（2006年至2010年）。这个计划与欧盟的信息社会计划是一致的。通过制定和实施信息化发展战略，德国信息化得到了较快的发展。英国作为西方主要发达国家，也十分清楚在信息时代、网络经济时代，信息战略是决定经济上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同时英国传统产业的竞争力日趋下降、企业的人力成本不断增加、生产全球化的压力不断增强，英国政府意识到企业信息化建设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英国政府了一系列政策，阐明了其在信息化建设方面的方针与目标，确立了以中小企业为重点的信息化发展战略，同时，为推进企业信息化，英国政府实施了系列的专项规划：“信息社会计划”和“技术就是企业”，提高了企业的信息化水平。

法国为进一步缩小信息化发展领域与其他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法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法国政府宣布将建立信息社会定为其行动的重点之一，同时还提出一项信息社会政府行动计划，把发展信息技术作为政府的“主要目标之一”，以弥补法国在信息技术方面的差距，使信息技术成为促进经济增长、扩大就业的新动力。在推进信息化的同时，法国政府将信息技术教育作为学生技术课教育的一部分，分别在小学、初中和高中开设信息和通信技术教育，而且极其重视信息技术在其他学科中的应用，将其作为国家教育制度的目标之一。储备信息技术人才、推进信息技术发展成为法国信息化战略发展的主要手段之一，同时这也为其信息化战略的推进提供了最强的推动力，进一步缩小信息化与其他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

二、国外企业信息化战略对我国企业信息化战略的启示

1.企业积极跟进。信息化是决定企业成败的关键因素，只有实施信息化战略，企业真正实现信息化，企业才有可能抓住机遇，实现健康发展。发展至今日，发达国家企业的信息化水平可说已经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平。

2.加强政府的宏观引导与政府支持。企业信息化实施本身是一项复杂的系统性工程，不但涉及到企业产、供、销的各个环节和人、财、物资源配置的全过程，还要靠政府的引导和协助，构建政府与企业合作的平台，为企业信息化战略的实施创造良好的环境。目前，我国企业在资金和科技实力上还不能与美国、日本、欧洲的企业相比，特别需要国家的积极扶持，要实施激励企业技术创新的财税金融政策，完善的调整国家产业技术政策，支持企业的信息化战略。

对于国内企业来讲，其信息化虽然以先进的管理理念和成熟的行业应用为基础，但在探寻适合国内企业的本土化方面尚有待继续探讨。显然，绝不能照搬国外的产品和理念，只有适时找到中外企业在行业管理和应用上的差异和平衡点，以适合中国国情的企业信息化发展战略带动企业信息化体系的建立，才是中国企业信息化战略的正确之路。

参考文献：

篇3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为贯彻落实国家电网公司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宁夏电力公司跨越式发展，在2011年年初“两会”上，宁夏电力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崔吉峰创造性地提出了“树新观念，创新思路，定新标准，拓新市场”的总体工作要求，为公司科学发展注入了更加务实的理念。一时间，“四新”成为热词，“四新”成为引领。对指标、找差距、求创新、提标准，一股热潮以波澜壮阔之势涌动，汇聚成公司发展的强大动力。

“四新”在广大干部员工心中激起阵阵涟漪，公司上下掀起一场深刻的思想变革大潮，从干部到员工纷纷热议“四新”，将责任与信心写进公司每位员工的心中，一份份自发撰写的心得体会如雪花般飞来。反思自我，反思工作，于“思变”中求“新”。这股热潮在公司以波澜壮阔之势涌动，汇聚成公司发展强大动力源，一次公司成立以来最大的思想变革有力促进了全员观念的大解放。

谋事者必先谋其势。“走出西北看宁夏”，公司不再满足于跟自己的过去比，不再习惯于在西北地区这个小圈子里比。在这一战略指引下，公司斗志昂扬，敢于在全国范围内比，敢于同全国先进地区叫板，全年各项工作一路高歌，涌现出一大批比肩全国的先进成果。在国网公司2011年前三季度同业对标中，公司财务资金管理等43.4％的指标居国网A段，70.1％指标在西北地区排名第一。作为经济欠发达的宁夏，在电力发展的一些指标上走在了全国的前列。

谋其势先得有高位。“站在未来看宁夏”。公司站在全新的视野和基点上，瞄着未来发展的方向筹划工作。根据国网公司“三集五大”体系建设的总体方向，压缩管理层级，再造业务流程，初步实现了人财物集约化管理在省公司层面的集中。在规划、建设、运行、检修、营销等5个专业管理方面进行了创新探索，为2012年全面实施“五大”体系建设打下坚实的基础。

2011年在人们匆匆的脚步声中悄然而逝，“四新”理念犹如一串有力的音符，奏响了公司发展的最强音；又如一行咏叹的史诗，镌刻在人们的心灵深处，奠定了“十二五”的精彩开局。

。乘风破浪抢抓新机遇

水唯善下能抵海，山不矜高自极天。2011年，宁夏电力公司电网建设目标更加清晰，步履更加铿锵。

2011年2月28日注定被历史铭记，借助国家大力实施“西电东送”的战略机遇，世界第一条±660千伏电压等级直流输电工程――宁东至山东±660千伏直流输电示范工程双极投运，这标志着宁夏首次实现了远距离、大规模电力外送。

根根银线，座座铁塔，承载梦想与期待；阵阵掌声，条条提案，共商公司发展大计。2011年9月6日，国家电网公司党组书记、总经理刘振亚与自治区党委书记张毅、主席王正伟一行举行会谈，促成宁夏至浙江±800千伏直流外送工程列入国家和自治区“十二五”规划，以更大气魄确保了特高压及一大批电网建设项目稳步推进。宁夏电网已初步形成超高压、大机组、交直流混合运行的外送型电网，电网网架坚强可靠，确保电力负荷“送得出、落得下、用得上”，全年接纳发电容量1832万千瓦，外送山东、华中、青海等地区259亿千瓦时，既有效缓解了部分省份缺电局面，支援了当地经济建设，又拉动了自治区经济发展。

胸怀全局谋一域，公司发展天地宽。公司紧紧抓住中央深化实施西部大开发的机遇，坚持“三方共赢”的经营理念，引导建设高载能基地，加快建设以电解铝为龙头的优势产业，促进负荷连创新高。2011年3月突破800万千瓦，8月突破900万千瓦，年内46次创新高，创下966万千瓦最高纪录。电力已成为自治区招商引资、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的一大优势。

公司规范新能源接入，积极做好并网服务，促进了自治区新能源的健康有序发展。年内完成农网升级工程投资10.86亿元，拿出3000多万元支持自治区生态移民建设，捐款160万元支援希望工程圆梦行动，在职及离退休党员踊跃捐款107万元支援自治区扶贫工程……铁肩担道义，一个勇于担责的央企形象卓然立于塞上江南。

海阔潮涌，千帆竞发。乘着国网公司转变电网发展方式的东风，一大批智能电网建设试点项目在公司落户，宁夏与全国先进省区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开元110千伏、石嘴山220千伏智能变电站建成投运，配电自动化系统国内领先建成，调控一体化高效运行，推进智能小区、光纤到户试点建设，电网GIS试点率先通过验收。深化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强化作业过程风险管控，已保持连续11年电网长周期安全运行纪录，荣获自治区应急管理工作唯一企业先进集体。年内建成110千伏及以上线路500公里，投产110千伏及以上变电容量404万千伏安，均创历史最高纪录。西大滩220千伏变电站工程、金凤一西大滩220千伏线路工程分获国网公司西北区域唯一流动红旗。

2011年5月27日，石嘴山市委书记彭友东来到公司表示感谢：“没有宁夏电力公司的支持，石嘴山市不会取得现在的成绩。”公司积极开展“建功勋、创十佳”为民服务创先争优活动，坚持“你用电，我用心”理念，精心打造95598光明服务工程，推进供电服务升级转型，完成132.05万居民及一般工商业用户、2.1万专变用户、1.66万台公配变的用电信息采集改造工程，采集覆盖率达到64.37％；部署各类缴费终端1066台，建立邮政储蓄、工商银行和宁夏银行代收网点327个，努力打造城市“十分钟”缴费服务圈和农村“一村一个缴费点”。深入开展高危及重要客户供用电安全排查治理，切实做到了“服务、通知、报告、督导”到位率100％。组建电动汽车服务体系和节能服务体系，新型服务业务全面启动，为宁夏经济发展添足马力、保驾护航。彭友东的真诚谢意正是公司用心履行企业“三大责任”赢得的褒奖。

创新之路映春晖，经营业绩上台阶。公司在深入推进“六统一、五集中”财务集约化管理的同时，创新性将票据背书转让计划纳入现金流量预算管理，严格执行“一行一户”的账户管控标准，实现了票据集约化运作，提升了公司资产运营质量。同时调整集体企业管理模式，着力做优做强集体企业；不断强化依法从严治企，全面启动“六五”普法，通过电监会“三指定”及国网公司审计和财务专项检查，刚性卓越管理奠定企业持续发展基础。

信息化与科技进步成为推进“三集五大”建设和公司发展方式转变的源源动力。公司信息系统应用水平稳居国网前列，年内开发建设了PMS管控系统，为各级管理人员掌握系统应用情况提供检查工具，提高生产信息化水平。强化生产管理信息系统基础数据维护工作，充分利用电网GIS平台，实现电网资源的结构化管理和图形化展现。围绕特高压电网建设和运营等关键领域加大科技

投入，开展技术攻关，科技创新引领可持续发展。首次承担国网公司“特高压交直流、多直流协调控制系统研发及示范”科技示范项目，“电力冲击负荷特性研究实验室”被命名为国家电网公司实验室。“风电功率预测系统研发”等3个项目获国网公司科技进步奖，“宁夏电网继电保护省地一体化整定计算系统研发”获得自治区科技进步一等奖，41项科技成果获得国家专利，同业对标指标“专利效率”居国网系统前列。

远航，风清气正迈上新征程

六盘山下，黄河岸边，鲜红的党旗高高飘扬。宁夏电力公司深入推进创先争优主题活动，广大党员“走在前作表率”；纪念建党90周年系列活动如火如荼，政工对标创新举措得到系统内外高度评价。

文化铸魂，凝心聚力。公司多措并举扎实推进“五统一”企业文化建设，全面培育打造6个示范项目，13项成果在国网公司和中电联获奖，2011年被树为自治区首批企业文化示范基地。建成9个“劳模创新工作室”，推进班组标准化建设，2个班组获国网公司先进班组荣誉；“走、转、改”新闻宣传有声有色，刊发稿件由量到质再创新高。企业文化落地有声，公司自内而外地展现出一种精神和魅力，一种文化的张力，一种凝聚的力量!

篇4

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由投资、出口、消费“三驾马车”拉动，其中以消费为最弱，投资最强，但*7年消费需求增速呈加速增长态势，初步显现“三驾马车”共同拉动经济增长的局面。

驱动消费需求快速增长的因素是多方面、深层次的。从中长期分析，消费需求仍具有一定的可持续性，消费潜力依然可观。要进一步深化收入分配体制和社保体制改革，壮大中低收入群体的消费能力，充分释放城乡居民的潜在购买力，才能实现消费、投资和出口协调拉动经济增长的目标。

内需动力依然保持强势

（一）国内消费需求依然旺盛。

今年以来，我国消费品市场在粮食及副食品价格高位运行，南方遭灾等不利情况下，仍然保持了快速增长的良好发展态势。

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一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6万亿元，同比增长20.6%，同比加快5.7个百分点；扣除物价实际增长12.3%，其中3月份增长21.5%，成为*6年2月以来的新高；扣除物价实际增长12.7%，加快了0.2个百分点。分城乡看，城市消费品零售额1.7万亿元，同比增长21.2%；县及县以下零售额8178亿元，增长19.3%。分行业看，批发和零售业零售额2.1万亿元，同比增长20.4%；住宿和餐饮业零售额3687亿元，增长23.6%；其他行业零售额378亿元，增长4.2%。限额以上批发零售贸易业大类商品零售中，汽车类、石油及制品类、家具类和金银珠宝类均增长30%以上。

国内消费需求快速增长首先是近几年居民收入保持较快增长，成为零售总额增长的基础和前提。在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的过程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加也促进了消费的增长。加上今年开始在全国城乡普遍实行免费义务教育、加快建设覆盖城乡居民的医疗保障制度、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和救助体系等，都有利于促进消费的增长。另外，人口流动持续活跃，城市化步伐的加快，包括就业的增加，都有利于居民消费的增长。

（二）商品进口总额快速增长。

据海关统计，今年一季度我国进出口总值5704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4.6%，其中出口3059亿美元，增长21.4%，低于去年同期6.4个百分点。一季度的出口数据没有出现大幅度回落，与市场预期基本相符。数据显示在外部经济放缓的情况下，我国的外贸出口并未受较大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受国内需求旺盛的影响，进口增长速度明显加快，出口增速减缓的影响得到一定的缓冲。一季度进口额达2645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8.6%，加快10.4个百分点。贸易顺差414亿美元，同比减少49亿美元。如果考虑人民币升值的因素，进口实物量的增长速度还要大一些。进口增长速度越快，说明国内的需求越是强劲。

（三）固定资产投资平稳增长。

一季度，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4.6%，比上年同期加快0.9个百分点。其中，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5.9%，加快0.6个百分点；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8.3%，加快1.6个百分点。在城镇固定资产投资中，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32.3%，同比加快5.4个百分点。分产业看，三次产业投资分别增长80.8%、25.9%和25.3%。

经济内在动力仍将发挥重要作用

（一）中国经济实力不断增强，抵御风险的能力提高，将使国内经济的内在动力发挥更强的作用。

据统计，*7年，中国GDP仍居世界第四位，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17.1%，占世界的比重从*6年的5.5%提高到*7年的6.0%，相当于美国GDP的比例从*6年的20%提高到23.5%。据IMF预计，*8年中国GDP总量可望超过德国，居世界第三位。表明在国际上的地位进一步提高，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进一步增强。

目前，有改革开放30年快速发展而积累的雄厚物质基础，有一系列有效应对国际国内经济金融风险的调控方法和丰富经验，再加上国土、人口和市场的优势而形成的在经济上相当宏大的回旋余地，中国经济一定能够经受各种考验，克服各种不确定因素，发挥好自身的内在经济驱动力，保持经济的又好又快增长。

（二）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强大动力将持续保持。

近三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分别比上年增长12.9%、13.7%和16.8%，增长速度逐年加快，今年一季度更高，达到20.6%。消费加速增长，对经济增长具有乘数效应，因此，今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将会十分明显。伴随着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居民消费能力得到了进一步提升，消费需求保持了旺盛的增长势头，*7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增长速度创下近10年来的新高。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提高，逐渐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这是多年来宏观调控所期盼的结果。

驱动消费需求快速增长的因素是多方面、深层次的。从中长期分析，消费需求仍具有一定的可持续性，消费潜力依然可观。要进一步深化收入分配体制和社保体制改革，壮大中低收入群体的消费能力，充分释放城乡居民的潜在购买力，才能实现消费、投资和出口协调拉动经济增长的目标。

1.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会大幅度提高。*7年以来，投资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有所减弱，但消费需求的贡献率却有所加大。据初步核算，*7年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最终消费功不可没，对GDP的贡献7年来首次超过投资。在11.4%的GDP增长中，消费、投资、净出口对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38.6%、37.7%和23.7%，分别拉动4.4、4.3、2.7个百分点。*7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增长12.5%，继续高于经济增长速度，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稳步提高。这表明我国经济高增长成功地由生产领域转向消费领域，从外贸拉动型向内需推动型转换。稳步攀升的新一轮消费增长，逐渐成为引领经济持续增长最重要的因素，显示出消费拉动的强大动力。

2.消费与投资增长率差距将逐渐缩小，“三驾马车”协同拉动的局面将会实现。近几年来，消费占GDP的比重逐年下降，最根本的原因是相对于投资、出口增速过快，消费增速偏低，造成三者比例关系的失衡。加上居民消费能力和抗风险能力增强，消费比较理性，按需消费、适度消费比较普遍，不容易出现过热现象，而投资、出口则受众多因素影响，出现过热现象的几率偏高。

*7年，消费与投资增长关系趋于协调，差距缩小。在国家“有保有压”投资调控政策的作用下，投资结构趋于优化，速度有所减慢。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增长24.8%，增速仅比上年加快0.9个百分点。而消费需求稳中趋旺，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呈现了逐月加快的态势。

*4～*6年连续三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增长高于GDP增幅，*7年消费品零售总额名义增速比上年加快3.1个百分点，实际增速加快0.2个百分点，并继续高于经济增长1个百分点左右。

可见，消费、投资的增长速度差距正在缩小，消费对经济的拉动力明显增强，经济增长已从过去主要依赖投资和出口拉动，逐渐转向“三驾马车”协同拉动的局面。

3．服务性消费比重迅速提高，将进一步拓展消费需求空间。居民消费包括实物性消费和服务性消费。*7年城乡居民除商品性消费支出快速增长外，消费开始从满足于基本的生存需求向重视提高生活质量的方向转变。从追求物质消费向追求精神消费和服务消费转变。消费结构的变化越来越体现生活质量的提升，各种高档消费品如住房、汽车等需求增长的同时，也随之提高了对服务消费的需求，消费热点集中在教育、信息、旅游、医疗保健、文化等方面。

4．人民币升值和进口商品增加对国内消费市场的影响将会加大。自*5年人民币实行汇改以来，人民币一直呈现升值态势，到*7年底，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升值幅度达到13.3%，人民币升值以后，表明同等数量的货币单位的购买力相应提高，有助于提高国民的整体购买能力。一方面提高国内金融资产的相对市场价格，使国内居民获得更大的财富效应，提升购买力，进而刺激国内的消费需求；另一方面使进口商品的价格相对下降，出境旅游、购买进口商品等变得相对便宜，这些都会刺激居民的消费。

5.宏观面将有效地提高居民购买力，支撑消费需求的持续增长。今后几年，国家将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增加低收入者收入，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各种迹象表明，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势头不会改变，企业盈利仍将保持较高水平，速度快、效益好的经济运行环境有助于生产和消费形成良性循环，支持消费扩大。

一方面，城乡居民收入前景依然乐观。提高离退休人员养老金标准、最低工资标准和失业保险金标准，增发低保对象临时补贴以及上调个人所得税起征点，都将提高居民实际可支配收入。另一方面，消费心理将大为改善，从而将促使居民提高消费率。今年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将比上年增加，随着全国范围内免收学费、医疗保障、保障性住房等社会保障性措施的逐步到位，后顾之忧将得到缓解。

此外，农民在政策倾斜和农副产品涨价的双重作用下，收入增长有望超过前两年。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升，将有力推动消费的快速增长。

（三）进口对经济的拉动力将不断显现。

考察对外贸易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和作用，不能只看净出口，既要看到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也要从供给层面分析进口作为初始投入的一部分（如进口石油、铁矿石、钢材、机电设备等）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初步测算。1978～*7年，我国进口贸易总额每增加1亿美元，GDP平均增加4.5亿美元；出口贸易总额每增加1亿美元，GDP平均增加3.8亿美元，可见进口比出口更能带动经济增长。再从进、出口之间的相关关系看，在过去近30年间，我国进口每增加1亿美元，就能使出口平均增加1.3亿美元，而出口每增加1亿美元，进口平均只增加0.9亿美元，表明对外贸易中，我国进口的增加可带动较多的出口。

归纳起来，扩大进口对宏观经济产生的影响和作用主要有：（1）带来有效供给，满足有效需求，带动经济增长；（2）增加进口环节税收；（3）推动技术进步，提高生产能力；（4）减少人民币升值预期，缓解通胀压力，缓解贸易磨擦。

因此，从我国30年出口导向型经济的成功经验，可看出对经济的带动作用不单纯是出口，而是出口与进口共同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增长：一方面，出口带来了需求；另一方面，进口推动了技术引进与生产率的大幅度提高。

多年来，我国经济发展的规律证明，进口商品与国内产品呈现较强的互补性，只有进口了这些商品，才能带动与之配套的国内产品的需求。即便是一些加工贸易的进口，也可以带动对相关配套产品的需求来生产加工贸易出口产品。在我国加工贸易出口中，配套产品比例已经达到较高的水平。进口不是减少了对国内产品的需求，而是扩张了对国内产品的相关需求。

保持内需驱动力仍需做出巨大努力

今年一季度整体形势好于预期，来之不易，它表明我国经济具有应对各种困难的强大动力和活力。但应该看到目前经济中的一些不确定因素增多，影响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因素依然没有消除。

面对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要做好两手准备，既要防止经济增速回落过猛，也要防止增速反弹、价格持续上涨。从目前情况看，防止价格持续上涨是当前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而要做到这些，首要的问题是要积极强化中国内在经济动力的作用，使消费减轻外需减弱的压力，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一）努力稳定“一率两市”。

要把稳定汇率、股市和房市，遏制热钱炒作和防止成本推动型物价过快上涨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内容，妥善运用宏观调控手段，整固经济基本面。目前更重要的是政府及有关部门要重振居民的投资信心，保持投资者的利益，使股市真正成为经济运行的晴雨表。

（二）让消费真正成为经济的内在第一动力。

今后一个时期，消费领域宏观调控的重点，应巩固来之不易的消费上涨势头，注意维护消费者特别是低收入基层的利益，强化收入预期和弱化支出预期，确定灵活的价格机制，给消费者创造敢于消费、愿意消费和可持续消费的良好环境。扩大内需已成为我国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战略性问题，虽然要保持消费持续快速增长非一日之功，但必须采取措施，从根本上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具体说，在政策调控上应关注以下几方面：

1.要提升消费能力，就要把“富民优先”的理念直接体现到提高居民的货币收入上，继续想方设法大力增加居民收入，增强低收入居民的购买力和抗风险力。在财政收入大幅度增长的情况下，一方面要考虑降低相关税收的税负以“藏富于民”，重视建立保护弱势群体的收入再分配政策。另一方面通过增加社会福利支出的方式，从经济建设型向公共服务型转变，更多地关注教育、社会保障、公共卫生等民生问题，从而提高社会弱势群体的消费能力。

2.完善社会保障制度要优先考虑低收入群体。由于低收入群体的数量庞大，消除他们消费的后顾之忧，将有利于刺激和扩大我国的消费增长。应考虑建立对低收入阶层补贴的长效保障机制，把补贴制度长期化、规范化，让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低收入者能及时得到政府的补贴资助。这是在扩大消费，创建和谐社会时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

3.增加农民收入、扩大农村消费力度。不仅要进一步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而且还要拓展农村的消费力度。尤其是要将适合于农村消费的产品送到农村，以此来有效地刺激和扩大农民的潜在消费欲望，并提升农民的即时消费水平。

（三）让进口发挥更大的作用。

1.灵活运用贸易政策引导进口。要进一步出台新的鼓励措施，特别是对先进适用技术、设备、仪器、材料的进口，尤其是集成电路、半导体、纳米材料、航空航天设备、医疗设备、多类仪器、能源设备、信息通讯技术产品等等，由于这些产品总体上同发达国家差距明显，大力引进应当作为今后相当长时期的重点，大力推动进口增长。

要加强引导重要的、技术含量高的设备进口,加快促进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提高经济效益,加速经济增长模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在消费品的进口方面，要扩大农副产品等进口，缓解国内的供求矛盾，降低通胀压力；适当扩大名牌家电、服饰、工艺品等高档消费品进口，满足不同层次的消费需求。

要增加能源、原材料以及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进口。健全重要资源的进口机制，尽快制定和实施石油、铁矿砂、铜精矿以及粮食等重要资源的进口战略，建立石油和其他战略物资的储备体系，努力开辟稳定、顺畅、安全的多种进口渠道。适时扩大原油进口，充实国家石油战略储备。对能源和资源类产品，要实行多元化战略，并加强进口的协调和管理，避免能源和资源进口风险，确保能源和资源进口的安全和稳定。

篇5

低油价带来激烈的生存竞争成为企业依靠科技创新、大幅降低成本最直接最强大的动力。可以说，谁抓住了科技创新成果谁就更容易熬过这个油气的“寒冬”。

这首先表现在占投资费用主体的大量的工程作业上。以钻井为例，美国陆地钻井平均日费从2014年的23000美元下降至2015年的16000美元，2016年5月同比又下降30%。这意味着目前的钻井日费比2014年降低50%以上。而综合性的科技增产措施又使同期单台钻机生产的原油量大幅增加，如美国七大页岩油产地单井产油量从2014年6月的271桶/日增加到2016年1月们494桶/日，增幅达82.3%，从而可能使新增原油单桶成本比2014年下降3/4以上。

我们知道，目前美国的钻井使用和石油增产量主要依靠页岩油气，以上数据可作为美国石油成本降低的写照。科技进步成本降低使全球石油项目加权平均保本价格目前为51美元/桶（见下图），比最高的2014年降低了19美元/桶、下降27.1%。在低油价猛烈袭来时，正是科技进步成本降低使页岩油气产量能以上升，或相对平稳的态势支撑相当长时间，也是在油价有所抬升时能使其产量迅速回升的动力所在。

也正是基于这样的“底气”，一些大中型油服企业和勘探开发企业才敢于逆势进行并购并加大对具有战略意义项目的投入，成为在低油价重压下油气行业令人关注的闪光点。

可以作为例子的还有以美国为首的多家公司与阿根廷YPF公司合作页岩油气的巨大投入。依托在北美形成的科技进步，使之适应了阿根廷情况后，钻井成本由2015年的1400万美元降低了20%，接近经济下限要求的1000万美元。这使其决心在前期超过30亿美元投入基础上通过几个大手笔的新合同使未来15年投入超过250亿美元。这个“勇敢合同”使其公司股票大幅升值。

油企重组带来更强的生命力

低油价的持续使油企融资日趋困难，越来越多的企业破产倒闭、资产被并购重组。特别是规模偏小的油服企业所受的冲击最大，他们使已经低迷的经济上叠加着下行的压力。但从另一角度看，这正是市场合理配置资源的一种方式。

一批企业因难耐“寒冬”而消亡，待油价有所回升会有具更强活力的一批新企业出现。经过这一轮的动荡会使油气业的内部结构更趋优化、更合理的资源配置，从而促进其新发展。

从2016年上半年看，油价有着触底反弹之势，并购市场出现上升回暖。这尤以金融市场活跃、成熟的北美最显着。据统计，在上半年并购事件中北美占75%，在售出、购入的资产中北美所占比例分别为82.3%和88.6%，其中页岩油气交易项目比2015年上半年增加63%。值得关注的是，非常规油气中成本较高的加拿大油砂仍被重视，交易额分别达46亿美元和42亿美元的两宗涉及油砂公司的交易成为今年北美最大的非常规并购案。

他们被看好似乎意味着企业家己经看到：一旦油价抬升触及其有所降低的成本线，将有使非常规油气产量快速上升的潜力。由此看来，欲借低油价将以页岩油气为代表的非常规油气挤出市场的设想恐难如愿。

产油国实行更利于产业发展的政策

在油气生产、出口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政策里长期存在着一对矛盾，即是如何既能吸引外国资金和技术，又能使本国的获利最大化。

在本世纪这个矛盾中最突出的是资源民粹主义的干扰。他们主张大幅削弱对外开放、限制国外资本进入本国石油系统（特别是上游），而将其归之于带垄断性的国有公司。结果往往是事与愿违，阻碍了本国油气、乃至整个经济的发展，“抱着金碗要饭吃”，进而甚至影响到政局的稳定。俄罗斯、阿根廷、伊朗以及开发超深海油气以来的巴西，在一定程度上可作为这种倾向的代表。

长期大幅度的油价走低更明显的暴露出这种政策难以为继。低油价期越长，这类政策转变就会越彻底，而带来的效果也会越明显。可以设想，即使油价有所回升，这种势头也将得以保持并成为促进全球经济一体化、油气持续发展的动力之一。近年来在国际经济关系上出现了一股“逆全球化”潮流，此时油气资源国加大开放的举措形成一抹促进国际投资和贸易的亮色。

长期困扰石油输出国的另一问题是过分依赖油气生产和出口造成的经济结构不合理、过分依赖原油的生产和出口。促使经济多元化发展、改善经济结构是其长期以来持续的追求，而在低油价的困境下显得更为迫切，也成为其应对困境的政策之一。具体说，在油气产业链上要求有更均衡的发展，补足中游的储运，特别是下游的炼油和石油化工的短板。这一点在以沙特为代表的中东国家表现更为突出。

自上世纪石油危机以来，海合会国家就特别注意以充足的石油美元发展金融业，丰厚的国家基金和巨额的海外投资成为其重要收入（有的国家甚至超过石油）来源，也是其应对低油价的重要实力。但是在整个经济构成的多元化上却一直不够。针对以上短板，沙特提出经济多元化发展的新战略。

在高油价期，许多国家对油气消费者给予某种补贴，其初意也许是为了减轻其负担，争取民心稳定政局。但这种扭曲了市场价格的行为收效并不好，不利于节能，也使石油公司和政府背上沉重的负担。可是，很多国家却很难取消这些政策，怕影响其“政绩”和选票。低油价成为许多国家，特别是出口国取消油气消费补贴的良好时机。

为优化能源构成创造了更好条件

本世纪初，石油枯竭论曾甚嚣尘上，面临似乎近期就会发生的石油短缺，人们急切地期望新能源替代石油。但由于基础研究不够、科技水平较低，新能源的成本明显高于传统一次能源（化石能源和水电核电），因而他们期望以严重扭曲市场的政府补贴强力推进新能源。

这往往事倍功半，并产生若干负面影响（如使经济负担过重、能源成本高企，又如我国目前严重的弃光弃风以至弃水弃核）。供过于求局面下低油价的持续，保障了石油特别是天然气的大量利用，为降低煤的比例、缓解环境压力创造了条件，也为新能源完成以科技发展提效率降成本的过程争取了时间。从而使能源结构逐步优化，在合乎能源和经济客观规律的条件下，较顺利地从化石能源时代向“后石油（petroleum、包括oil和gas）时代”，即多能源互补因地制宜高效益发展的时代过渡。

另外，低油价也使得欧佩克控制油价时代得以终结。世界石油市场己由长期的卖方市场逐步转变为买方市场，石油也从强加在其身上的战略武器而向大宗商品的本来面貌回归。与之相应，其作为金融衍生品的特点却在相当大程度上影响着石油贸易、影响着世界经济。这次的低油价的持续和可以预期到的影响正是表明这一重大转变己基本完成，一个多因素控制国际石油的新时代己经到来。

其突出表现之一是石油的地缘格局出现重大变化，生产和消费中心的多元化。新的生产、出口国所占份额的扩大使本来就趋于解体的OPEC作用式微。更加充分的供应和日趋成熟、开放统一的国际油气市场，使以石油为武器的传统能源安全观被互利合作共同发展的新的综合安全观逐渐取代。

对中长期油价走势的展望

（一）从需求变化趋势看

目前，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普遍陷入发展动力不足、经济低迷的状态。这种情况与“逆全球化”的贸易保护主义泛滥相叠加，不利于国际贸易的发展。这使得持续的油气需求不旺的形势难以在近期改变。

进一步看，OECD国家己出现石油消费量降低的趋势，2005-2014年间的年降率为1.37%。今后其以新能源替代油气的势头仍将保持或有所加大。作为全球经济和油气消费主要拉动者的中国经济增速将保持在6.7%左右的新常态，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都不会再走以高耗能来保障经济发展的老路，其能源和油气消费弹性系数将明显小于1，更令人关注的是即使在非洲、拉美等国也开始了因地制宜的发展非化石能源。

需求的持续降低己经威胁到低油价时本应大幅盈利似下游，使有强大技术支撑的大型炼油企业利润也开始下降。BP今年二季度利润为6年来最低，同比下降19.3%，美国最大炼油商瓦莱罗能源公司预计三季度利润同比将下降46.5%。几乎所有机构的预测都认为，从中长期看石油消费仍将处于低速增长状态，受基础建设制约的天然气消费增长也将维持在中低速。

（二）从供应变化趋势看

一般说来，当油价等于或略高于生产（开采操作）成本时，石油公司会仅从已开发油气田中生产。当油价升至等于现金成本时（这时公司没有负现金流），他们就有一定的扩大生产动力，如建设新产能以弥补自然递减使产量保持稳定或低速增长。当高于现金成本并接近或达到完全生产成本时，就会大力勘探以保证储量补充系数等于或大于1，从而增强油气生产的可持续性。前文已提及，科技进步成本降低使以加权平均保本价格计全球石油项目目前为51美元/桶、美国页岩油为55美元/桶。那么，可大致以50-55美元/桶为进入平均油价保本与否（盈亏平衡）的临界点。

回顾近两年的变化，油价下降导致的产量变化可能滞后，如按伍德麦肯兹的统计，布伦特油价降至50美元/桶左右时产量才表现出下行压力，当下降到35美元/桶时全球有340万桶/日的生产出现负现金流，但真正停产的仅10万桶/日、占全球产量的0.1%、且主要为加拿大沥青油砂油。而油价上升导致的产量提高则可能因人们的心理预期而有某种提前。从掌握美国优良页岩气资源的企业看，预期油价达40美元/桶时就可考虑扩大生产抢市场了。

近两年的油价变化作了某种验证：油价两次上升到50美元/桶以上时都引起钻井数的回升，似乎产量预期上升这只“无形的手”压住了油价。看来至少在近期（如2020年前），在其他条件无重大变化时，油价升达50美元/桶附近时就开始触动许多地区（陆上常规）石油生产者的“敏感神经”，开始加大投入并增产，到55美元/桶时更多美国页岩气生产者也会批量进行恢复产量的运作。此二者的叠加足以使产量加大到影响供需间脆弱微妙的平衡，产生使油价上升停止或转为下行的压力。而油价达到或超过上游的完全成本时，则会又开启通向新一轮产能过剩之路。以此预测：在近期的未来即使油价有所抬升其年均值也大致为50-55美元/桶。

（三）对中长期趋势的预判

一方面是节能、油气替代和经济低速增长使油气需求不再像此前那样旺盛，另一方面是科技进步成本降低带来的供应日趋充足，这样的供需态势是决定中长期油价的根本的“结构性因素”。

笔者和许多研究者的意见相近，预料在美元汇率无大变化（如美元指数为100左右）的情况下，中长期年均油价可望维持在60-80美元/桶的范围、均值70美元/桶左右，油价恢复到100美元/桶将是个小概率事件。与此同时，随着生产、消费中心的日趋多元化，国际石油天然气市场日趋成熟和金融监管的完善，油气价格的波动幅度也有变小的可能，油气供应安全程度趋高。显然，这个过程绝不会是一帆风顺的，油价也会有某种周期性的、有时也会是超乎预期的变化。上述情况对多数油气生产、特别是消费国都是有利的。

但是，对一些“财政盈亏平衡油价”很高的石油输出国（如高于90美元/桶、甚至100美元/桶，见图3）情况就不那么美妙了。低油价造成的入不敷出长期积累将带来深重的危机。出路只有大刀阔斧的改革、改变其经济结构和发展方式、大幅缩减开支。

篇6

中国经济逐渐进入“新常态”

随着金融危机后我国政府大规模刺激政策效果的逐渐消减，2012年以来，中国经济逐步迈入了“新常态”发展阶段。从本质上来说，“新常态”是指中国经济发展告别过去连续30年粗放的高速增长阶段，进入高效率、低成本、可持续的中高速增长阶段。主要包括四个特征。

经济增速下降。中国经济从2012年开始增长放缓，2012、2013年GDP仅增长7.7%，明显低于1978至2011年9.9%的年均增速。截至2014年三季度，GDP已连续十一个季度在7.3%～7.9%之间窄幅波动。经济增速的下降是由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下降所决定的。从基数因素看，中国经济总量已十分庞大，基数巨大使每提升1个百分点的难度都较以往有所增加。从发展条件看，加入WTO带来的全球化红利日渐减弱;人口老龄化趋势使人口红利逐渐衰退;资源约束强化，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成本全面上升。中国社科院《中国工业化进程报告》的研究显示，在进入“十二五”之后，中国将步入工业化的后期阶段。基于工业化的规律，进入工业化后期以后，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将会逐步放缓。

经济结构优化。新常态下，经济结构将发生全面、深刻的变化：产业结构方面，随着中国进入工业化后期，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第三产业逐步成为产业主体，服务业比重上升将是长期趋势。需求结构方面，消费需求逐步成为需求主体，经济增长对投资和出口的依赖程度逐渐减弱。城乡区域结构方面，随着国家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实施，城乡二元结构逐渐打破，区域差距也将逐步缩小。收入分配结构方面，居民收入占比上升，更多分享改革发展成果。在这些结构变迁中，先进生产力不断产生、扩张，落后生产力不断萎缩、退出，既涌现一系列新的增长点，也使一些行业付出产能过剩等沉重代价。

增长动力切换。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将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随着劳动力、资源、土地等价格上扬，过去依靠低要素成本驱动的经济发展方式已难以为继，必须把发展动力转换到科技创新上来。

风险挑战增多。新常态下面临新的挑战，一些不确定性风险逐渐显性化。尽管经济运行仍处于合理区间，但房地产市场风险、地方债风险、金融风险等潜在风险渐渐暴露。这些风险因素相互关联，一个点的爆发可能引发全局性的连锁反应。

经济“新常态”对商业银行带来外在挑战

在宏观经济环境发生巨大变化的“新常态”下，商业银行面对的挑战也有所增大。

经济增长减速给商业银行经营带来了全局性的压力。从经营数据看，2013年开始整个银行业无论存贷款还是利润增速都明显下降，不良贷款也出现回升势头。从经营实践看，商业银行在跟随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中已经遇到了很多现实困难。比如那些新兴产业，自身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商业银行并不熟悉其发展规律，也难以预测其发展前景，因此在为这些产业提供金融服务并控制风险时，深刻地感觉到了能力的欠缺与手段的局限。

金融市场环境变化对商业银行经营的冲击较大。近年来，国内金融市场环境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概括起来就是“两化”――利率市场化和金融脱媒化。从2012年开始，我国利率市场化的步伐明显加快，从扩大存贷款利率浮动区间，全面放开贷款利率下限，扩大存款利率浮动区间，到呼之欲出的存款保险制度，利率完全实现市场化指日可待。利率市场化的推进直接挤压了银行的利差空间，商业银行利差收窄将是长期趋势。未来随着我国金融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由“大资管”推动的金融脱媒趋势不可逆转，社会投融资渠道将进一步拓宽，各类机构的竞争将更趋激烈。这意味着利率管制条件下银行通过存款特许权垄断低成本资金来源的格局将被打破。新进入者尤其将瞄准那些发展潜力大、盈利前景好的业务领域发起冲击。如果商业银行不及时变革，那么其在金融体系中的份额将会不断被蚕食。

监管日益强化，银行面临严格约束。金融危机对全球金融环境造成了严重冲击，无数个人和家庭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包括中国在内的主要经济体启动了新一轮监管，这些监管规定使商业银行面临着资金成本上升、盈利空间压缩的局面。一是通过更加严格的资本金和流动性监管，限制银行经营管理中对高风险的偏好。同时，还相继引入一系列有关流动性的新指标，以进一步增加银行管理流动性的能力。二是金融监管的范围更加全面，突出了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除了将系统重要性银行纳入监管之外，还对证券化市场、场外交易市场，特别是对场外衍生品市场，以及具有系统重要性的支付、清算、结算体系的全面监管采取了更多措施，维护消费者的权益，要求银行提高透明度。

金融机构体系不断发展和完善，商业银行迎来竞争格局大调整的考验。一是外资银行大量进入，成为国内市场的重要竞争者。外资银行倾向于采取投资参股的方法更为迅速地获得市场份额，并主要在发达地区、高端业务、高端客户领域与中资银行展开激烈竞争。二是民间资本正在加快融入正规金融体系。在农村金融体制改革过程中，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村镇银行和小额贷款机构开始建立，包括私有和个体所有的民间资本借此进入了农村银行。同时，今年民营银行正式启动试点，这预示着我国银行体系更大范围的多元化的开始，长期以来对国内私有资本封闭的银行业大门已经打开。三是政策性银行加快转型步伐。继国家开发银行成功实现商业化改制后，农业发展银行启动体制改革，进出口银行也有望在今后几年改组为商业性银行。金融格局的这些调整将带来银行业市场的重新“瓜分”，开启一个更为激烈的竞争局面，商业银行在竞争中将加速优胜劣汰。四是存贷款利率尤其是存款利率放开，将进一步形成更为激烈的银行竞争局面，一些竞争实力相对较弱的银行可能被淘汰出局。

技术创新对传统金融模式带来挑战。当前，基于互联网技术的电子商务发展正引领着商业模式的创新，一大批电商企业正在快速崛起。他们一方面掌握了丰富的客户资源和客户信息，另一方面把持了电商平台的交易信息，垄断交易过程，把大量客户从银行柜台引向网络平台。利用先进的大数据技术，他们也正在大举挺进支付、融资、财富管理等商业银行传统业务领域。商业银行在网络交易的消费链、资金链，特别是在信息链方面，存在被边缘化的风险。更值得关注的是，互联网金融将使客户的金融消费模式，进而使金融机构的服务模式发生巨大变革。客户对金融服务的时效性、便利化与个性化要求愈来愈高。能否准确把握这个新金融的发展趋势，提前布局，决定着商业银行未来的竞争地位，甚至生死存亡。

商业银行发展面临着日益严峻的内在约束

从商业银行自身的发展态势来看，在宏观经济环境转向“新常态”的背景下，银行业面对的内在经营约束也进一步加大。

资金来源的获得更为困难，资金成本上升。经济增速的放缓，使得居民、企业等各经济主体收入增速下降，直接影响存款源头。同时，利率市场化和金融脱媒化，特别是储蓄存款理财化、对公存款同业化以及金融服务互联网化等，都正在深刻改变着银行存款业务的市场生态，银行获取存款的难度明显增大。以13家主要上市银行为例，其存款平均增速由2004年的20.4%降至2013年的9.8%，十年累计下降10.6个百分点，平均每年下降1个百分点。2014年前三个季度，上市银行存款增速进一步降至7.2%，增存形势加速恶化。

资本约束强化，资本回报率下降。当前资本充足率监管已对商业银行放贷能力形成了明显制约。我们做一个简单测算：假设资本充足率要求不变，信贷维持15.5%？15.5%是近十年来全行业人民币贷款增速的平均值。的增速，则每年新增12.8万亿信贷，需要增加1.59亿元资本金。按照前三年我国上市银行资本补充的来源推算，40%来自资本市场，60%来自商业银行，则大致每年需从资本市场融资6372亿元，商业银行自身盈利内源融资9558亿元。从资本市场的所需融入资金远远超出2013年商业银行实际融资额3482亿元，是2013年所有非金融企业股票融资（2219亿元）的3倍，远超资本市场承受能力。而从商业银行自身盈利能力看，银行负债成本上升、不良拨备增加等将使其盈利增速下降，内源补充资本的难度将越来越大。

流动性管理难度加大。在资本约束之外，银行还要满足更为严格的流动性管理要求。同时，外汇占款增速放缓、存款波动加剧、资产负债期限错配加剧等因素也使银行流动性管理面临更大困难。近年来，我国外汇占款增速放缓态势明显，过去十年外汇占款年均增长30.47%，从2009年开始放缓，2012年、2013年分别仅增1.95%和10.74%。2014年以来，随着汇改后央行退出外汇市场日常干预，外汇占款放缓态势更加明显，给商业银行流动性管理带来了较大难度。同时，理财和存款之间的频繁转换也导致商业银行存款波动加剧。理财产品是银行竞争存款的有力工具，通过理财业务的差异化竞争，银行对客户的竞争愈演愈烈，存款在金融机构间的搬家也更加动荡。近年来，商业银行存款月度间波动幅度明显加大，对商业银行流动性管理提出了更高要求。

改革创新是商业银行走出困境的唯一出路

外有挑战、内有约束的严峻形势使银行业这艘高速行驶的大船慢了下来，行业出现了“双升双降”现象：资产、利润增长速度双降，不良贷款、不良率双升。展望下一阶段，如果大环境不发生明显的改观，这种趋势还将延续。因此可以说，银行业的冬天来了。在这样的严峻形势下，商业银行不可能再依赖于传统业务的简单扩张实现可持续发展。无论是宏观经济的调整还是内部约束的加强，都迫使我们尽快推进改革转型，探寻一条新的集约式发展路径。与前几年相比，找到突破口、找到新动力的任务变得更为现实而紧迫。在战略选择上，要由在发展中改革创新，转变为在改革创新中发展;由发展优先转变为改革优先。

坚定不移地推进综合化经营。经济模式的发展变迁、客户需求的更新换代、同业竞争的深化交织和银行保持稳健发展的内在要求，共同构成了商业银行综合化经营的强大动力。综合经营的本质是构造多元化的业务体系，满足客户多元化金融服务需求，以及通过发展与传统商业银行业务具有不同收益与风险特性的业务，实现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组合中收益与风险的平衡和优化配置。综合经营的内涵十分复杂，关键在于要把握适当的“度”，使综合经营的发展进度与经济、金融发展程度相适应，与客户、市场需求相吻合，“过”和“不及”都不好。在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过度发展综合经营会招致较大风险;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压抑综合经营会阻碍金融和经济的发展，带来很大风险。

加快结构调整。商业银行长期以来在规模扩张的粗放型增长方式推动下，形成了一种高度依赖信贷资产的经营结构，这种经营结构与经济周期高度相关，市场环境起伏变动和偶发因素给银行经营带来了极大的不确定性。为此，商业银行必须推进经营结构的调整。一是调整资产结构，逐步由以信贷资产为主转变为信贷资产和非信贷资产并重，并不断提高非信贷资产的占比。二是调整收益结构，逐步由以贷款利差收入为主转变为贷款利差收入和非信贷收入并重，实现收益来源的多元化。三是调整负债结构，控制高成本负债增长，提高低成本负债比重，把更多传统负债业务转化为能带来中间业务收入的其他金融工具。四是调整信贷结构，在解决过剩产能过程中发挥导向作用，促进企业兼并重组、技术革新、过剩产能走出去等，支持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掌握产业内在规律、发展前景、潜在风险等，增强对新兴产业的服务能力。

深化国有银行体制机制改革。从中国银行业的整体情况看，国有商业银行的发展历史最长、业务规模最大、经营实力最强，是中国银行业当之无愧的“领头羊”，在我国金融业长期处于核心地位。过去三十多年，国有银行在体制机制改革方面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但是，改革还存在着不彻底的问题，国有银行体制机制改革仍然滞后于经济改革。为此，下一步国有银行应加快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化解公司治理方面的弊端。

第一，重组股权结构，扩大资本来源。引入更多社会资本投资国有银行，适当降低国有股占比。不仅有助于为国有银行的长期发展注入新的资本力量，解决长期困扰银行的资本约束问题，也有利于增强全社会资源配置效率，增强国有银行的活力与影响力。第二，完善治理结构，提高治理水平。推进股权社会化必然要求对公司治理结构进行改革，让银行董事会吸纳更多其他股权代表进入，共同参与到银行的经营管理决策中去，为银行经营决策增加更多来自于不同利益相关者的声音，有助于银行建立科学合理的决策机制。第三，调整运营系统，提高运行效率。建立起与市场化经营相适应的组织结构体系，调整目前“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矩阵式管理模式，打破部门边界，形成以客户为核心、直接对接客户需求的组织架构，提升客户需求的响应效率。第四，改革激励体系，提升发展动力。一方面，要推进高级管理人才薪酬激励机制市场化，吸引更多优秀管理人才进入银行业，培育职业银行家队伍;另一方面，全面构建自上而下的市场化员工薪酬体制，探索员工持股计划，通过有效的考核评价制度设计，增强银行长远发展与员工切身利益的相关性。

篇7

对今年的创卫工作进行总结，惩办做出突出成果的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同时，进一步动员全县上下，全面巩固和提升创卫成果，以更加昂扬的斗志，更加坚定的决心和更大力度的工作。可以说，这次惩办大会，也是落实县委六届五次全委（扩大）会议精神的一次会议。今年的创卫工作，时间紧，任务重。经过全县各乡（镇）各部门、单位广大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圆满完成了各项任务，顺利通过自治区检查组的考核验收。通过开展创卫工作，县城镇基础设施建设跨上了新台阶，卫生综合管理能力提高到新水平，城乡居民的环境卫生意识不时增强，生活质量和健康素质不时提高，有利地促进了县经济、社会的发展。之所以能够取得今天的成果，县委、县人民政府正确领导全县各级、各部门上下联动、通力攻坚的结果；也是全县广大干部群众全民参与、无私奉献的结果。这里，代表县委、县人民政府向在创卫工作中做出贡献的各级部门、各族干部群众表示衷心的感谢。刚刚落幕的县委六届五次全委(扩大)会议对5年的工作进行了认真总结,对全县6年的工作进行了全面安排。紧接着召开“创建自治区卫生县城”工作惩办大会。

讲三点意见：下面。

一、充分肯定创卫工作所取得的成果

不只取得了自治区卫生县城这块含金量较高的城品牌，通过创建自治区卫生县城。而且有力地推动了全县各项工作的开展，概括起来有四个方面：

加大了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力度，一是进一步提升了博湖县的城形象。通过创卫。有效地改善了城环境，凸显了城特色，提升了城品位，扩大了博湖县的影响力。一个整洁文明的新博湖初步展现在全县人民面前。

广大干部群众的良好生活习惯正在形成，二是进一步提高了全县上下的文明意识。通过开展创卫活动。生活、工作环境有了很大改变，城管理工作开始步入规范化、法制化的轨道，文明向上的卫生习惯和可持续发展的环保意识正在深入人心。

得到全县人民的广泛支持和拥护，三是进一步凝聚了全县的民心。创卫的过程就是一个为群众办实事的过程。创建自治区卫生县城。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爱我博湖、建设博湖的热情，有效增强了党和政府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为推动全县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

难度大，四是促进了全县干部群众思想解放。创卫工作要求严。面对困难坚韧不拔，最终通过了自治区的考核验收，关键的一条，就是坚持以思想解放为先导，创新思维，创新方法，发明条件，发扬迎难而上、敢争第一的精神。实践证明，只要我下定决心，开拓创新，真抓实干，始终坚持高昂的斗志、顽强的毅力和十足的拼劲，就没有做不成的事情。

标志着博湖县的城面貌跃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荣获自治区卫生县城称号。环境建设实现了新的提升；标志着我又增添了新的城品牌和发展资源。但是效果面前，必需坚持清醒的头脑。工作中仍然存在着不少不尽人意之处。城镇卫生有待继续完善和加强，城乡环境建设还存在不少薄弱环节，城镇居民的文明意识有待进一步提升。用精品生态旅游县、国家卫生县城的规范来衡量，创卫工作还存在很大差距。不是可以高枕无忧了而是责任更大了压力更大了希望大家把创建自治区卫生县城作为新的起点，与时俱进，继续坚持和发扬敢打硬战、勇于争先的精神，树率先发展之志，创率先发展之举，努力争创精品生态旅游县、国家卫生县城。

二、站在更高的起点上巩固和提升创卫成果

要认真贯彻县委六届五次全委（扩大）会议精神，以争创精品生态旅游县、国家卫生县城为有效载体,当前。明确更高的工作规范，确立更高的工作定位，进一步巩固和提升创卫成果。

贯彻落实这一新要求、新任务，一是要更加体现全面协调发展的要求。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作出了全面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就要树立和落实全新的科学发展观。无论是经济工作，还是城建设，都要走全面发展、协调发展的道路。博湖县不只要在全州加快发展中勇于争先，而且在社会发展、人居环境建设上也要领先、也要超前;不只经济工作要同强的比，向高的攀，同快的赛，城管理和精神文明建设也要不断自我逾越，也要争先进位。今后的城建设和城管理中，要牢固树立全面协调发展的新理念，更好地处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关系、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更加自觉地把容、卫生、环境等基础设施的建设纳入到城建设的总体规划中来，完全改变城卫生管理滞后于城发展的主动局面；更加有效地把巩固和提升创卫效果与加快建设、加快发展结合起来，以巩固和提升创卫效果促进全面发展，以全面发展更好地巩固和提升创卫成果。

现代化城的主要标志。县委、县人民政府创建精品生态旅游县、国家卫生县城的新目标，二是要更加体现文明城建设的要求。文明城展现了一个城的综合素质。就是对巩固和提升创卫成果了新的规范、新的要求。加快新目标建设步伐，就是要通过不时巩固和提升创卫成果，塑造良好的城形象，形成文明、和谐、积极向上的城风貌。一定要抓住机遇，再接再厉，创卫工作成功的基础上，全面加快城建设步伐，为实现新的创建目标作出更大的贡献。

人民群众的热情之高，支持面之广，参与水平之深，使人感动，催人奋进，这是因为我创建工作给人民群众带来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进一步巩固和提升创卫成果，加快创建精品生态旅游县、国家卫生城建设步伐，根本的动身点也是实践执政为民的宗旨，更高层次上提高人民群众的居住和生活质量，更大范围内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各级干部对人民群众要有深情，办实事要有激情，对困难群体要有人情，要真正从群众最关心、反映最强烈的问题入手，每年都集中力量,三是要更加体现人民群众的要求。这次的创卫过程中。办成一批实事、好事，推动创卫工作每年都迈大步、上台阶；要不断满足经济发展和人民群众生活改善对城环境的新要求、新期望，下大力气建设精品生态旅游县、国家卫生县城，更好地为人民群众提供高质量的人居和创业环境。

三、努力开创城镇卫生管理工作的新局面

加快精品生态旅游县、国家卫生县城的创建步伐，巩固和提升创卫成果。不只仅是建设系统、卫生系统的任务，而是一项事关全局的工作，全县上下、方方面面的积极参与和共同努力。这里提三条要求：

依照新的目标、新的责任、新的起点，一是切实落实维护国家利益卫生责任制。各、各部门、单位要进一步建立健全巩固和提高创卫成果的工作机制。新的做法的要求，做到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切实做好巩固和提高创卫成果工作，真正形成“人人肩上有责任、千斤重担大家挑”良好氛围。

确保创建工作能够在不同的层次上实现新的突破。比如明年即将实施的农村沼气项目，二是切实明确工作目标。各部门、单位都要做到三个明确”明确自己在新的创建目标中的工作任务；明确自己争先进位的目标；明确自己完成各项任务的时间节点。农业局、爱卫办要依照创建国家卫生县城的规范，搞好规划，认真组织实施。

篇8

记者：宋教授，您好。非常感谢您在如此繁忙的会议安排中拨冗接受我们的采访。我们知道，您多年从事中国城镇化研究，刚才您在会上强调要走出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道路。那么，您能具体跟我们谈一谈目前我国的城镇化是处于什么样的阶段？

宋林飞教授：我国目前的城镇化仍然处于快速发展的阶段。据2013年3月5日新华网官方披露，过去5年，全国共转移8463万农村人口，城镇化率由45.9%提高到52.6%，社会结构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今后5年，相似数量的农村人口将转移到城镇；今后20年，城镇化水平将继续快速地提高20个百分点左右，增加相当于一个美国的城镇人口。这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又一个黄金发展期，引起了全世界的高度关注。

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着居民消费不足、产能过剩、收入差距过大等突出问题。积极推进城镇化可以有效应对这些难题，促进中国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扩大内需最大的潜力在城镇化，未来城镇化将带来巨大的公共服务、基础设施以及相关产业的投资需求，还将扩大对房地产、现代服务业的投资需求。

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提出，21世纪对世界影响最大的有两件事：一是新技术革命；二是中国的城市化。这个观点反映了中国城镇化对于推进世界经济的重大意义，也表明中国城镇化面临新技术革命一样的艰难突破。面对这一严峻挑战，我们各级政府要科学引导城镇化进程，即在尊重城镇化规律的前提下，因势利导、顺势而为，而不盲目干预，也不过度干预；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合理选择发展战略，优化实现路径，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发展和社会不断繁荣。

记者：什么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宋林飞教授：这要从我国当前的经济、社会特点来说。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是既不简单模仿西方发达国家的城镇化模式，也不重复过去我国不完全城镇化、粗放型城镇化模式，又吸取一些拉美国家在工业化与城镇化进程中跌入“中等收入陷阱”教训的城镇协调发展之路。其基本的内涵可以概括为：以人为本，公平共享，四化同步，多元形态，功能完善，集约低碳，绿色智慧，城乡协调。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的“特色”是以人为本，从偏重土地城镇化向注重人的城镇化转变；核心目标是公平共享，注重解决农村转移人口的身份转变问题，使他们享受到基本均等化的公共服务，在义务教育、就业服务、社会保障、基本医疗、保障性住房等方面与城镇人口同等待遇，并且在生活方式、精神文化的方面也使他们逐渐城镇化，促进城镇新老居民的社会融合。

实现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道路，我认为有一个战略，即为：大城市的主体带动战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主要是吸纳农村转移人口、农民进城的过程，其中大城市的聚集效应最显著。以江苏为例：2000～2012年，按照现行城市划分规模标准，特大城市人口增长超过1000万人，在全省新增城镇人口中占比55%以上；大城市人口增长超过300万人，新增城镇人口占比为16%以上；中等城市、小城市与小城镇吸纳新增城市人口占比为28%左右。显然，特大城市与大城市是吸纳农村转移人口的主体，是城镇化的主要引擎。

我国先发展地区已经出现了大城市的聚集效应，后发地区需要培育大城市的聚集效应，防止分散化倾向，吸取乡镇企业发展初期分散化的教训。当年，从苏南队队办厂、村村冒烟，后来进行了“工业向园区集中”的二次创业。现阶段，推进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不要引向遍地开花的“小城镇化”。同时，也不是大城市、特大城市越多越好。应该建立符合中国国情、区域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因地制宜、科学合理的城镇化体系。

发挥大城市的龙头带动作用、改革创新示范与反哺农村的作用，是新型城镇化的重要内涵。也就是说，新型城镇化应首先由大城市发挥带动、示范与反哺作用。城镇化的最强大动力，是大城市“聚集与扩散”双重效应。“小马拉大车”怎么折腾都不可能走快，“大马拉大车”才会走得顺畅。这个道理，是新型城镇化战略选择的基础。同时也必须注意，不要拍脑袋、盲目铺摊子，不能为了追求与炫耀政绩而“人造”大城市、特大城市。推进城镇化必须与产业发展及其提供的就业机会相协调一致，避免缺乏必要的产业基础而出现的畸形城镇化。

建立科学的城镇化体系，依托不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形成大城市与城市群、中小城市与小城镇的合理布局。走出一条以大城市为主体的多元城镇化道路，提高中小城市与小城镇在城镇化体系中的地位，建设一批具有强大带动力、集约高效的城市群。提升已初具规模的东部沿海三大世界级城市群发展水平，注重内涵与质量，建设以上海、南京、杭州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以广州、深圳、香港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城市群，建设以武汉、长沙、南昌为中心的长江中游城市群，以重庆、成都为中心的西南城市群，以西安、郑州、太原为中心的中部城市群，以沈阳、长春、哈尔滨为中心的东北城市群等，使之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对外开发新平台。

记者：今年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提出，城镇化的核心是推进人的城镇化，这是我国今年的重点工作之一，那么，什么是推进人的城镇化，怎样才能做到推进人的城镇化？

宋林飞教授：我认为，人的城镇化问题首先要考虑的是如何解决身份和权利的城镇化问题，这其中就涉及社会管理中一个长期存在的户籍制度问题，可以说它对城镇化进程构成了最大的障碍。上世纪60年代，因城市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不相适应，出现农产品短缺，迫使城市大规模精简职工和城市人口，国家制定“控制大城市”发展战略，实施城乡隔离的户籍管理制度，阻碍人口流动的不利影响至今还没有完全消除。农民工大多没有享受同城市民待遇，人进了城，但户籍固定的身份却没有转变，怎样把农民工转变为城镇居民，如果还是把重点放在小城镇与小城市的户籍制度改革思路上就已经不适应时代的需要了。因为就目前来说，外出农民工多数是在大中城市，少数是在小城市和小城镇，所以只有大城市带头推进户籍制度改革，“不完全城市”的难题才能得到彻底解决。具体措施有：

第一，放开小城市与小城镇户籍限制。小城市和小城镇是联系大中城市与乡村的纽带，是农业转移人口的蓄水池。只要有合法稳定职业和合法住所（含租赁）并且参加社会保险的人员，就可以根据他自己的意愿举家迁入或者个人迁入。同时，开放城市群内特大城市周边的中等城市的落户限制，这有利于减轻特大城市中心城区人口集聚的压力，有利于促进特大城市周边城镇的发展；放开举家迁徙、长期在城市就业的农民工落户的限制，他们在城市具有稳定的就业，已经具备城市生活能力，并且已成为城市的有机组成部分。

第二，降低大中城市的落户门槛。中等城市中有合法稳定职业、合法稳定住所（含租赁）并且参加社会保险达到一年以上的人员，本人及共同居住生活的直系亲属，可以在当地申请登记落户。大城市有合法稳定职业、合法稳定住所（含租赁）并且参加社会保险达到两年以上的人员，本人及共同居住生活的直系亲属，可以在当地申请登记落户。

第三，实行特大城市居住证积分制落户。明确规定落户特大城市的条件，公开透明，避免暗箱操作。实行积分制，对有关条件进行计量。积分制包括基础分、附加分、减扣分。其中基础分包括受教育年限、技能水平、居住情况和在本市缴纳社会保险年限；附加分包括特殊技能和特殊贡献 ；扣减分包括不诚信记录和犯罪记录。根据积分高低，逐步让符合条件的农村转移人口落户。

第四，构建有利于人口集聚的财税管理制度。“钱随人走”，中央财政按实有人口规模补助地方公共服务资金，避免地方政府过度依赖“土地红利”而继续以“高地价推高房价”，降低农业人口转移的生活成本。

记者：快速城镇化的过程导致了如空气、水严重污染，公共服务不足等“城市病”，这在建设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过程中会如何克服？

宋林飞教授：日益严重的“城市病”，是新型城镇化面临的严峻挑战。我认为其中有四个问题最突出：一是城市人居环境质量下降，空气质量和水环境恶化的趋势没有得到根本性转变。二是公共服务不足，涉及市民的就业、就医、就学、养老的民生问题。三是城市的基础设施不完善，造成交通拥堵，排污、排水系统不畅。四是城市建设用地浪费严重。近十年来，我国城镇人口增长了13%，而城市面积扩展了60%，城市规模越大，往往“城市病”越严重。

首先，解决严重影响城镇居民健康的污染问题。有些城市大气污染严重，全国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总量位居世界第一，二氧化硫、可吸入颗粒物年均浓度是发达国家的2～4倍。与世界上相关城市相比也存在不小的差距，上海、北京和天津总悬浮颗粒物分别是65、80和112微克/立方米，而东京、纽约、巴黎、伦敦等城市的总悬浮颗粒物分别只有35、18、10、17微克/立方米。兰州、乌鲁木齐、北京等城市可吸入颗粒物浓度较高，空气质量达到二级以上天数偏少。最近，环保部公布了全国污染十大城市：石家庄、邯郸、郑州、保定、平顶山、开封、西安、三门峡、荆州、哈尔滨。其中，重度污染城市为石家庄、邯郸、郑州、保定；中度污染城市为开封；轻度污染城市为西安、三门峡、荆州和哈尔滨。

为什么这些污染城市分布在中西部地区，而不是在东部沿海地区？结论是原来污染问题突出的东部沿海地区质量污染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而中西部地区接受国内外比较落后的产业转移加剧了环境污染。为此，工业化后发地区必须提高环保门槛、加大治理污染的力度。以人为本，首先是以保障人的健康作为第一位的工作。今年我先后调查了六个省的城镇化情况，听到一个久久不能忘怀的呼声：“生态救亡！”这种忧患与危机意识不仅是需要的，而且急需各级政府转化为切实有效的对策行动。

第二，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规划建设不仅仅要考虑与城市规模、人口数量相配套的基础设施，还要考虑城市管理者本身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以及提高城市环境质量的重任。应加大财政投入，引入社会资金，把治理“城市病”作为今后城市管理的中心任务。在推进城市开发建设和完善基础设施的同时，全面加强城市管理，提高城市管理的精细化、法制化、信息化水平，最大程度地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和精神需要。推进城市管理的数字化、智能化、智慧化与人性化，建立标本兼治“城市病”的公共信息平台与公众参与机制。

第三，集约使用土地资源，是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重要路径。一些工业园区、高校新区、休闲度假场所过度占用城市建设用地。据媒体有关资料计算，吉林大学占地9615亩，浙江大学占地6759亩，清华大学占地5841亩，复旦大学占地3665亩等。而哈佛大学占地约2300亩，伦敦大学学院占地约2000亩，芝加哥大学占地约1300亩，麻省理工大学占地约1100亩，耶鲁大学占地不足1100亩，加州理工大学占地不足350亩。中国大学校区追求大而全、重复建设、占地过多的现象，必须尽快扭转。应建设开放型大学城，收缩大学教育区域，开辟社会共享设施区域。

第四，解决好快速城镇化带来的城市部分居民与农业转移人口住房困难问题，应尽快建立“自有产权房+私租房+公租房+廉租房”的有效住房体系，实现全体城市居民“住有所居”的目标，避免城市“贫民窟”的大量出现而陷入一些拉美国家曾经出现并且至今仍然没有走出的“中等收入陷阱”。

第五，除了运用法律、规划与其他行政手段，还要建立增强城镇活力的市场机制。政府引导、多元投资、市场运作，拓宽城市建设资金渠道。建立由各方资金参与、市场化运作的规范可持续、稳定的投融资体制，以满足打规模城镇化建设的资金需求。积极引导民间资本参与城镇化建设，地方政府在做好基本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纯公益性项目的同时，开放准公共产品生产。从公益型开发供给转向经营性生产供给，依靠市场运作形成“以路养路，以桥养桥，以电养电，以水养水”的自我积累、自我平衡、自我补偿的新机制。

此外，应积极推进集体土地市场化改革，健全农村财产处置市场化机制。出台农村产权交易管理的政策和办法，突破现有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对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限制，建立农民宅基地、住房市场化退出机制和市场交易机制。集体建设土地可以出让、转让或出租用于非农建设，农村宅基地使用权可以异地流转，耕地、宅基地等集体所有的土地使用权可作为农业经营的抵押物，促进农村产权流动，全面激活农村产权市场。通过增加土地要素供给，实现地价、房价和房地产泡沫软着陆，降低地方政府对房地产的杠杆利用和依赖。

改革创新房地产宏观调控的机制。切实提高政府对于房地产市场宏观调控的能力，防止房地产市场泡沫继续扩大。目前，中国的房地产泡沫突出地表现在一线城市。未来中国城镇化将使更多地农民进城，但大多数进城农民承受不了一线城市的房价，而他们能够购买得起的主要是中小城市与小城镇的房子。因此，今后决不能让城镇化变成房地产化，谨防城镇化造就新一轮房地产泡沫。

记者：您刚才提到了城镇化进程中要率先发挥大城市反哺农村的示范作用，在这里能具体跟我们谈一谈吗？

宋林飞教授：所谓城市反哺农村，是对2004年同志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的“我国现在总体上已经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的发展路径。城市反哺农村从何处入手？首先，是人才反哺。实施城市人才资源反哺农村的战略。目前，农村社会结构日益“空心化”，人才资源严重不足。留守农村和农业的大多是低人力资本的劳动者，城乡劳动者受教育水平的差异过大。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微观数据表明，16岁及以上农村劳动力中。51%的人仅受过小学及以下教育，41%的人受过初中教育，仅有不到8%的人受过高中及以上教育。而在城市劳动力中，受过小学及以下教育的人只占25%，受过初中教育的人占39%，受过高中及以上教育的人占35%。应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城市要为农村培养技术人才。法国规定，只有经过农业技术培训的人员，才能取得农业经营者资格并享受国家的农业补贴与优惠贷款；瑞士要求，至少接受九年教育，并且从业前必须进行技术培训和实习，才能成为农场经验人员；日本开设“营农大学”招收高中毕业且有农业实践的农民入校学习培训。我国必须开放城市优质教育资源，在高等院校、职业技术院校培养农村专业人才，对农民进行多种形式的技能培训。

其次，是创业反哺。使用行政力量推动城市反哺农村，加大财政对农村人才创业的支持力度，加强金融对农村人才创新创业的支持。鼓励城市居民到农村创业，引导和鼓励外出打工的农民工回乡创业，帮助农民发展新型农业、农副产品加工业等。同时，也需要市场力量推动反哺。城市对农村的创业反哺，发挥人才资源在各种要素组合中的乘数效应，带动资金、科技、信息、管理等关键要素向农村流动。

第三，是产业转移反哺。加快城市产业向农村的转移，鼓励企业将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土地价格、劳动力价格更低的农村地区转移。通过建立工业园区等方式，引导城市产业向郊区与农村的特定区域集中，避免产业转移时分散化而造成资源浪费、效率低下、竞争力不强的弊端，促进农村工业化发展。发挥大城市的辐射扩散效应，按照城市对于产业结构的要求来配置相关产业，参与小城市培育，促进农村中心城镇发展，加快农村城镇化进程。

第四，是公共服务反哺。加快城市公共服务向农村的延伸，加大城市支持农村力度，把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公交进村、农村社区化和公共卫生、市政、公安安全服务和社会保障延伸至农村，让农民能够享受到和城市人一样的基本公共服务。把城市社区理念引入农村，把农村公共服务职能与经济管理职能分开，强化农村公共管理服务职能。推进农村社区化，建立社区服务中心、社区活动中心和社区综治中心，让农民享受基本社区服务。实行“大市政”管理模式，将城市基本市政服务延伸到农村。

篇9

我国改革开放30年以来，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我国面临的生产要素成本普遍上升、资源约束日趋强烈、环境治理任务日益繁重的条件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发展布局对于我国人口数量、素质、结构、分布都提出了新的要求。人类自身的生产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统筹解决人口问题是一个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相对应的国家层面的总体要求，其各个方面都离不开科学技术的支撑与引领。因此，科技发展需要在国家层面上有一个长期的系统安排，即一个明确的发展战略，既要促进人口长期发展的均衡，也要促进两种生产发展之间的均衡。

1稳定低生育水平需要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在未来相当长的一个时期，我国的基本国情不会根本改变，人口对经济社会发展压力沉重的局面不会根本改变，人口与资源环境持续紧张的状况不会根本改变。这就决定了稳定低生育水平是落实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首要任务和长期战略，也是全面做好人口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基础和前提。实施避孕节育措施，孕前服务管理是稳定低生育水平的主要措施。抽样调查发现，2006年已婚育龄妇女综合避孕率为84．6%。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已婚育龄妇女综合避孕率分别为84．5%和84．7%。已婚育龄夫妇采取的避孕方法仍以长效措施为主，采取宫内节育器、女性绝育以及男性绝育的比例达87.2%，采取的比例为10．0%。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人们的性观念和婚育观念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致使非意愿妊娠率和人工流产率明显上升。因此，如何找到最安全、最方便的避孕方法仍然是群众最关心的前三位的问题之一。这就充分说明，我们目前的避孕技术和措施仍然不能完全满足群众的需要。稳定低生育水平所需要计划生育科学技术的进步任重道远。

2提高人口素质需要计划生育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着力提高人口素质，切实加快建设人力资源强国，完善人口发展政策体系，重视婴幼儿早期发展，加强青少年健康人格教育，加强人力资源开发，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既是中央对人口工作的要求，又是现代社会化大生产的现实需要。提升出生人口素质是提高人口素质的重要一环。卫生部的《中国出生缺陷防治报告(2012)》显示，我国是出生缺陷高发国家，根据世界卫生组织估计，我国出生缺陷发生率与世界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接近，约为5.6%，每年新增出生缺陷数约90万例，其中出生时临床明显可见的出生缺陷约有25万例。同时，出生缺陷不但是造成儿童残疾的重要原因，也日渐成为儿童死亡的主要原因，在全国婴儿死因中的构成比顺位由2000年的第4位上升至2011年的第2位，达到19．1%。孕前优生筛查技术开始了提高人口素质的万里第一步，需要不断深化和拓展，逐步覆盖孕前检查的广度和深度，延长提高人口素质的技术链条。

3构建和谐社会需要计划生育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2006年的抽样调查中，已婚育龄妇女中有过人工流产经历的比例为22．6%，平均人工流产次数为0．27次。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已婚育龄妇女的平均人工流产次数分别为0．24次和0．37次。2000年至2005年期间，已婚育龄妇女的出生人流比为0．27。调查前的6个月内，至少有过一种生殖道感染症状的育龄妇女比例为34．1%，其中就诊的比例为55．1%。而调查也显示，群众最关心的前两位问题是如何生一个健康的孩子和如何有和谐的性生活。科技的进步为计划生育工作的开展开辟了和谐的道路。据不完全统计，1998年紧急避孕药品的成功开发，至今已经使育龄人群超过两亿三千万人次远离非意愿妊娠所带来的伤害。随着生活水平的提升和观念的转变，人们对计划生育科学技术的要求也逐步提高。截至2011年底，地震灾区已有4168名妇女成功再孕，占子女伤亡家庭有再生育意愿和能力的96%。

4人口和计划生育管理现代化需要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社会化大生产格局的分布与人口分布结构之间的矛盾产生了2．3亿流动人口;随着生产关系的变化，社会流动性和开放性显著增强，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大量出现，大量的“单位人”变为“社会人”，面对数以亿计的计划生育家庭和育龄群众，人口和计划生育的工作量空前巨大，局面空前复杂。

同时，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型政府建设和创新社会管理对人口服务管理的要求越来越高，人口和计划生育的决策、管理、服务越来越要求现代化、科学化、民主化，这必然导致对科学技术进步，尤其是对信息技术的要求越来越高。

实施人口和计划生育科技发展战略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人口和计划生育科技发展战略既是一个简化管理的必备方法，也是凝聚资源，实现发展的有效抓手，需要在系统预测未来需求的基础上，从实际出发，形成明确的战略目标，统筹安排，重点突破。其制定和实施至少应当注意以下五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更加注重建立需求导向的科技发展战略动态调整机制。生产方式的变化必然带来科技需求的变化，表现为部门职能和工作任务调整。人口计生部门的工作任务已经历经三次大的调整，科技发展战略随之调整是必然的要求。如果数十年保持学科布局不变是很难适应国家和社会需求的变化的。从长期来看，应当更加注重国家需求和社会需求的重大变化，尤其是重大转折性变化，据此适时调整科研任务、科研布局和科研方向，形成一个动态调整的机制，确保人口计生科研工作不偏离需求的大方向。

二是更加注重以大项目的形式集中力量，重点突破当前科技进步面临的突出问题。现代科技创新离不开团队合作，离不开资金支持，项目是科技创新实践的主要形式。我国近期取得的重大科技创新无不是以项目的形式取得成功的，国家“十二五”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的实施也是落实在一系列项目上。当前，人口计生工作面临的重大科技需求，应当尽快梳理成为大项目，争取国家财政资金或者社会资金的支持。

三是更加注重人口计生科研系统的力量。人口计生科研队伍为我国的计划生育工作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在实践中形成了一个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实践经验特别丰富的系统团队。据不完全统计，2011年人口计生科研系统共有高级职称专家172人，副高级职称专家387人，获得科研经费4000余万元，服务收入3．9亿元，对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实践的科技需求有深刻的了解，而且形成了一个覆盖全国的技术网络。目前，人口计生科研系统已经具备了吸收消化先进技术和集中力量突破某个重大科技创新的一定基础，应该成为组织重点科技创新突破的立足点。

四是更加注重利用市场和社会力量，建立产学研联合的机制。需求是引导科技进步的最强大动力。只有更加注重市场需求和社会需求，才能深刻把握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规律，把科研攻关与市场开发紧密结合，推动技术与资本等要素的结合，才能促进科研机构更加重视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才能建立和稳定运行产学研联合的机制，形成国家力量、社会力量和市场力量共同推动人口和计划生育科技进步的良好机制。

篇10

关键词：基本现代化；区域发展创新；沿海城市；江苏现代化

Abstract：The development pattern of the urban society of China has taken shape. How will Jiangsu Province， leading China’s modernization process， further enhances the level of modernization and create an “even modernization”， especially how will it improves the capacity of the coastal city clusters that are relatively under-developed is becoming a more and more urgent problem. Therefore， by taking the necessity of global competition and the regional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the coastal areas of Jiangsu Province into account and combining the modernization theory and urbanization theory， the Article proposes an innovative development strategy for the coastal areas of Jiangsu Province and attempts to organically integrate theoretical innovation and solution research.

Key words：basic modernization；regional development innovation；coastal cities；modernization of Jiangsu Province

中图分类号：C91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144（2013）-01-04-（12）

1 全球城市竞争时代的来临：江苏沿海城市必须承担的历史使命

中国正在进入城市社会，全球城市化时代已经来临！全球化的发展已经呈现出复杂多变的演化态势。“当代全球化有四个特点：一是速度，在全球范围高速展开；二是全球化的影响是对于人类整体的；三是全球化是多维度的：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技术、法律、时尚等，形成全球性的社会全面依赖关系；四是全球范围的城市化行动者正在创造全新的城市”[1]。并且这种全球化的趋势从长远来看是不可逆转的，没有任何国家或是地区可以脱离其单独发展，其本质原因是因为，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本身就是人类现代化的结果和形式。

在全球化的发展中，城市正在取代企业，成为世界全球化竞争主角和平台。[2]面对全球化大潮，所有的国家都必须面对，这种无路可退又必须参与的全球化大舞台，呈现了一个愈加清楚的事实，即各种形式的资源要素借助交通、通讯技术和近乎一体化的关税政策体系在全世界自由流通，直接导致了世界各地必须立足自身的独有资源禀赋和优势在一个更加庞大、更加复杂、前景更加广大的舞台上与其他地方进行竞争。从现阶段来看，区域经济体或是一般意义的城市正在逐渐成为全球化时代竞争的基本单位。但在全球化发展的初期，跨国公司作为一种流通渠道商的角色定位具有功能上的先天适应性，它以利益为导向，不断整合世界各地的优势资源以获取最大收益，在这个过程中跨国公司或被动或主动承担了全球化时代初期竞争的主要角色，因此以往的全球化最基本的参与单位是跨国企业。只有这种跨越国界、在全世界范围内寻求资源以达成利用最优化的竞争单位才可以适应国际化初期各个地区交流不畅的现状。跨国公司可以被定义为一种“横向竞争”的市场基本单位，即他们自身并不以空间为主要表现形式，而是寻求在不同地区之间利用信息不对称来获取利益。因此，在这个阶段，跨国公司的重要性非常突出，一度超越了民族国家，“现实是全球资本已经强大到可以不对任何政府负责的地步了。”[3]甚至有学者认为跨国公司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取代了国家，以世界经济的“中央组织者”和增长的“发动机”为筹码正式登上了政治舞台。即“通过国际生产而产生的世界经济的逐步整合已经把国家和世界市场之间的权力平衡转移到了后者”[4]。跨国企业不断突破民族国家自我构建的种种界限，所以有学者以极端的观点描述说：“在全球化的卡巴莱表演中，国家跳的是脱衣舞。在舞蹈结束的时候，它（国家） 身上只剩下一块儿遮羞布，那就是镇压的权力。也就是说，在国家的物质基础被摧毁、和独立被废除、政治阶级被遗忘之后，它就会成为超级公司的安全服务结构”。[5]

在进入21世纪后，全球化的经济文化的混合性已经被人们所广泛接受的同时，也出现了一种新的认识观，即在全球化中的地方精神、地方文化、地方经济的崛起。人类既需要全球化，各个国家和民族又恐惧被全球化所吞噬。全球化的整体性成熟度不断提高与世界各地彼此间隔的逐渐消失，能够阻碍全球化进一步发展的“结构”附着的时代而演化，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全球形式和阻力。在这种情况下，“城市竞争力”和城市的国际化开始被频繁提及。在城市竞争力方面，有的学者将其表述为一种中层竞争力，即位于国家宏观竞争力和企业微观竞争力中间的承接力量，并进行进一步论述，提出城市竞争力的六个指标：“（1）创造高技能高收入的工作；（2）生产、提供不损害环境的商品和服务；（3）生产应该集中于具有理想品质的商品和服务；（4）经济增长率能实现充分就业；（5）生产应该集中于能使城市控制自己未来发展的产业；（6）城市可以在城市体系中提高自己的地位[6]。”而有的学者在城市竞争力概念的基础之上进一步进行其内涵的扩大化阐述，将重点落在城市竞争力的打造上，认为城市的经营者可以以发展企业的方式推动城市的发展，“根据熊彼特的定义，创业精神是企业为了通过新的组合和创新创造获得超额利润的机会。创业型城市是指通过城市空间形态和各种经济与非经济因素的创新增强竞争力。城市可以使用任何机会推销自己，形成创业环境，支持经济持续增长。”[7]

如果深入审视这种对于城市竞争力的强调，我们可以敏锐的意识到，随着全球化的深入，竞争的基本形式正在发生变化。它正在进入一种横向展开状态——进入全球化范畴，即占据市场不同空间地域的国家和地区成为竞争的主角，而要想生存和发展必须进入全球化体系。这恰恰是因为全球化的发展，尤其是全球化细分和专业分工领域的大幅度发展。换言之，这其实是一种全球化下市场成熟和社会发展状态的必然结果。立足于全球化的社会背景和特殊语境，两个最基本的维度决定了全球竞争的嬗变：其一是全球化下竞争内容的嬗变，即从单一的经济竞争过渡到包含经济、政治影响力、软文化影响力、品牌影响力在内的综合竞争力竞争；其二则是全球化下竞争主体的蜕变，即从承担单一经济功能的跨国公司发展到可以整合多方面竞争力因素的城市。第三是全球化的产业结构升级，即全球化的深化是脱离甚至是扬弃传统产业为前提的。香港《文汇报》2011年的以《香港超越新加坡“全球化指数”排名居首》为题，说明国际化的指数和指标兴风作浪内涵。 “我们可以把它的五个指标从国际化视角和全球化的视角加以适当调整，其主要内容有：一是“国际化的资本流动”，二是“全球性的文化价值集成性”，三是“国际贸易开放程度”，四是“全球化的科技与创意交流”，五是“国际市场的劳动力流动”。其中，“香港在贸易开放程度、资本流动及文化集成性方面均排名第一。”[8]

虽然全球化的主题和主流内容是经济全球化，同时，经济全球化由于涉及到全球范围内的跨领域推广和渗透，从一开始就包含着政治、文化和地方精神的打造和诉求。法国著名学者弗朗索瓦·沙奈曾指出“没有最强大资本主义国家，首先是七国集团成员国。政治权力机构的不断干预， 就不会有当今世界‘ 市场’的成功。”[9]因此，城市取代跨国公司这一单一经济功能承担平台成为全球化竞争基本单位是有内生依据的，是全球化发展的必然趋势和结果，即“经济全球化一方面必然伴生并促进某种程度的政治全球化、文化全球化、环境生态和安全全球化；另一方面，政治、文化、生态和安全等的全球化又有不同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方式和追求目标，与经济全球化或多或少存在着矛盾。”[10]换言之，全球化对于竞争力的多元要求迫使必须找到一个足以承载多种要素的平台型竞争单位，城市作为唯一一个具备这种平台形式的基本单位就成为了全球化的新主角。同时，当城市登上全球化舞台之后，由于自身进行的是一种平台性的竞争，其在新语境下必然会将聚集整合尽可能多的资源以形成更强大、更有特色的平台作为自身发展的重要任务，城市作为一个综合竞争力的承载单位平台也会越来越成熟。

正是在这种全球化演进的大背景和历史话语体系之中，“国家竞争力、城市竞争力、公司竞争力”形成了全球化下的竞争力体系，也直接构成了竞争力基本单位的三位一体，以“国家—城市—企业”竞争单位体系为代表的新力量成为推动全球化发展的“发动机”。在这三位一体的竞争力体系中，国家承担着宏观层面的竞争要求，企业承担着细微层面的竞争要求，而城市则处在两个基本发展路径的交汇点，即城市作为一种全球化发展新阶段的新主角，在整个三维竞争体系中承担了集聚与发散的双重功能，这可以说是城市发展时代前所未有过的大变局，也是城市一种前所未有的使命，对这种新使命的探讨也构成了本文为江苏省沿海城市构建的目标导向的宏大背景与大的价值取向。

2 江苏区域现代化语境下的沿海城市发展：以问题导向的研究

2.1 如何突破江苏沿海传统城市发展路径模式，实现江苏沿海大区域一体的内循环发展

循环社会型城市是关于城市发展的最新理念，本身起源于工业园区再生化的循环城市理念以资源充分利用和环境保护为途径，力求达成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目标。以张鸿雁为代表的学者对于循环城市发展做了较为深刻的论述，甚至认为这种发展模式可以促使城市发展的基业长青，“创造循环型城市社会发展模式就是创造可持续的城市形态”[11]。又因为江苏省沿海城市具备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和江苏沿海开发两大国家战略叠加的优势，因此应当以更强的力度在推行更加彻底的循环发展模式。而这又进一步分解为三大问题：

2.1.1 如何以“城市价值共同体”形成城市精神价值体系的循环效应

城市社会学家卡斯特尔在《网络社会的崛起》一书中论述道“空间是时间的切面”[12]。而城市作为一种空间综合体所要实现的恰恰是随着时间发展沉淀下来的历史记忆与城市价值体系，我们应当深入思考江苏省沿海城市集群如何在共有历史记忆的基础之上形成循环共通的城市价值体系，最终实现一种芒福德所论述的“充满生气的城市”[13]，将自身打造成为一个价值共同体，以城市的价值输动居民、企业、城市、区域。

2.1.2 如何以“均好性城市群”形成城市大生活空间体系的循环效应

所谓大生活空间，是强调以生活工作同城化为主要目的，借助快速轨道交通、移动互联网络一体化等技术路径，将居民的生活与工作休息娱乐集中在特定区域内的循环空间，改变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各地普遍出现的“卧城”[14]现象，形成一种有别于卫星城的“城市均好性发展模式”。因为“城市是人类文明的聚集地，更是人们的栖息地（habitat）与庇护所（refuge）”[15]。追求一种城市大生活空间的循环就是在实现人类最开始建设城市的使命。换言之，就是立足“人居环境科学理论”[16]进行进一步深化，所以江苏沿海城市的同城化必须以动态性、循环性和产业生活娱乐三维互动性来谋求提升城市的“人居环境”。

2.1.3 如何以四大优势产业实现城市 “需求激发、产品生产、需求满足”的产业循环

城市的发展以产业的发展为基础环节，江苏省沿海城市的发展应着力形成面向整个江苏乃至是长三角区域的“产业循环共生生态圈”，这种产业循环共生生态圈不同于一般的循环产业概念，后者仅仅“是一种以模拟生态群落物质循环为特征， 以物质不断循环利用、循环替代为方式的经济发展模式…….应重构组成一个“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物质反复循环流动过程。”[17]而“产业循环共生生态圈”则要在此基础之上实现扩充和聚焦式的改造，扩充是将应用范围超脱某一个园区，直接定位于江苏省沿海城市发展带的整体产业依存和循环；而聚焦是将产业的发展做到极致，结合江苏省沿海城市亟待发展经济产业的现状，以沿海城市自身的港口对外贸易、国际产业承接、海洋资源开发、会展性产业集聚这四大主要优势产业为突破口，在整个江苏省沿海城市区域内部实现从市场需求激发、市场需求满足、市场需求反馈一整个系列的经济产业循环路径。

2.2 如何形成“有机秩序和有机拼贴”的城市集群，打造江苏沿海城市群一体化效应

城市集群是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城市集群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降低城市运营的成本，形成规模效应。因中国的城市往往是以单体城市的考核为主要形式，因此，使得城市群的有机联结非常薄弱，必须提出和创造城市“有机秩序城市”的模式，这也是吴良镛先生所倡导的。[18]城市集群在最初的时候，为城市形态的多样化和城市发展路径的多元化提供了巨大的帮助，但是随着城市集群的不断成熟，如何在保持规模效益的同时避免同质性竞争成为了城市所要考虑的主要问题。多数学者将其归结为所谓“城市集群发展动力的单一化”，以克鲁格曼和藤田昌久（ Fujita）为代表的经济地理学派，将这种单一化进一步归结为由于发展过程中城市诸多要素的升值，集聚经济带来的报酬递增效应会逐步减弱[19]。区域经济学家们比如佩鲁与布代维尔认为，中心城市的极化作用通过溢出效应带动周边腹地经济增长并引发产业空间集聚的现象，但是这种极化作用的作用范围有限[20]。产业经济学家则将这种发展动力的单一化归结为人力资源的变动不定，托马斯等人通过实证研究发现，高学历、高素质的人力资本更易被纽约、华盛顿等经济、政治发达的大都市地区所吸引[21]。

因此，城市集群在现阶段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能够将发展的动力和集聚的吸引力持续化与多元化。江苏省沿海城市应当深入思考从内外两个方面入手整体解决。

（1）对内如何挖掘本地化特色，将制度性因素、城市资本性因素等城市内置型资源要素作为城市集群发展的重点和核心；

（2）对外如何贯彻运用“有机秩序和有机拼贴城市”理论，突破集群本身的机械系统性和关联性，将整个江苏省沿海城市集群视作生命体系，强调各个城市之间的有机融合和机械拼贴的双重实现路径。

换言之，对于江苏省沿海城市来说，一方面要注重将形成城市集群的动力不仅仅局限在产业和资源领域，从城市文化资本、城市同城化生活圈等内置型因素出发；另外一方面则是要将产业之间的联合互动和软性资源（比如城市认同感、区域幸福感、教育生活休闲一体化）等方面联合互动，并辅之以相应的行政推动，最终形成具备“涌现效应” 的城市集群。

2.3 如何打造具备“城市价值”辐射力的区位中心与增长极

区位论与增长极理论是区域城市发展理论体系之中的经典论述，在改革开放后的区域建设和城市发展实践中，中国学术界和城市的管理者一直在传承并创新传统的区位理论，如杜能的“农业区位论”（1826年） 、阿尔弗雷德·韦伯的“工业区位论”（1909年）[23]、帕兰德的“设施区位论”（1935年），增长极理论对于区域发展有着重要影响的，“增长极概念最早由法国经济学家佩鲁提出。他认为，经济增长是以不同速度进行不平衡增长的，其原因在于某些推动型产业或有创新能力的企业在一些地区或城市集聚和优先发展，从而形成恰似“磁场极”的多功能的经济活动中心，亦即发展极”。[24]增长极理论与区位论一起构成了“产业经济优先发展，后续辐射跟进”的区域发展传统路径，“经济发展过程在空间上是从一些条件较好的地区开始，一旦这些区域由于初始优势而比其他区域超前发展， 就能通过累积因果过程不断积累有利因素”[25]，“增长极理论是一种合成理论，是指那些通过解释地区的发展过程……把推动性工业嵌入某地区后，将形成集聚经济，产生增长中心，推动整个区域经济的增长，成为增长极理论各种假说的共识。”[26]传统的区位论与增长极过于偏向传统产业与传统经济的发展模式，或者过重强调的交通成本和区位成本的价值，这种典型的甚至有些片面的发展导向不能适应整个江苏省沿海城市目前所要面临的多重发展任务需求，因此应当引入“区域价值区位”和“城市价值辐射中心”，特别是“新人文区位价值观”这一套全新概念体系，即我们所提出的“现代的区位是可以创造的理念”，将“城市文化资本”与地方精神等文化软性因素与产业经济社会效益等传统城市因素进行结合，打造具备物质影响与精神辐射双重效力的城市价值区域重心。

“人文区域价值区位”是在传统区位论的基础之上进行柔性化、综合化处理的结果，强调决定一个区域发展的“核”的力量，在现阶段应当以某种价值输入和认同能力和完成的就业、生活服务体系为主，这种价值认同建立在密切的经济产业联系基础之上，但是更需要城市发展理念、城市发展程度、区域生活协同性等多重因素协调。

这种以价值认同为纽带的“新人文区位”具有更加内置化、更加持久性的和独立的内生性发展优势，并可以不断进行自我更新和调整。而在整个价值区位之中，要出现多个城市价值重心以便形成支撑，这些城市所要承担的也不仅仅是产业辐射和交通重心，而是要成为某种发展理念、生活方式、产业技术集散等先进价值的综合体，最终形成支撑一个区域发展的多中心。

2.4 如何创造江苏沿海区域联动新范本，形成合作机制的创新路径

城市群的发展是目前城市竞争力与区域发展竞争力打造的重要手段，如何真正实现在跨行政单位和跨地区概念上的区域联动与合力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最初的区域合作的推进路径是以城市的管理者，即政府推动和政府内部的联动为主要方式，早在2001年，江苏省政府就制订了《苏锡常都市圈规划》，它的形成机制是通过规划的政策手段促进苏锡常三市的合作和协调。规划类似于“柏林—勃兰登堡联合发展项目“和《柏林都市圈联合发展规划》[27]。而在西方世界，自发性的城市合作则更受欢迎[28]。这也进一步印证了西方城市的合作经验，即自下而上的合作网络更容易形成长期的合作[29]。

可以说，这两种合作模式各有利弊，政府主导的合作模式更加符合中国目前地方政府是推动地方建设主要力量[30]的现实情况，自发性的合作模式则更加具有活力型与持久性，容易避免政府主导所带来的周期性波动，从而形成更加稳固的合作联盟。

一个城市群的发展与联动，必须要形成具备足够弹性与生命力的合作机制，单纯的政府合作与单纯的市场资源交换都不足以形成推动江苏省沿海城市整体发展的城市集群。江苏省沿海地区实现区域联动关键就在于“参与主体多元、参与过程开放、参与行为科学”。

江苏省沿海城市集群应当形成立体化的区域联动模式：

在参与主体上，如何充分发扬借鉴基层民主的实施经验，将政府、企业、NGO、热心市民、专家学者、外部观察团等多种主体引入，以更高级别政府（即省政府）为牵头单位，共同以议事会的形式讨论决定事关整个区域的相关事宜。

在参与过程之中，如何保持媒体的开放，实施以政府文件、媒体专访等形式披露和公开相关决定和进程，保持整个合作过程的开发性与透明性。

在参与的科学性上，如何强调以跨地域共同协调小组为主要工作形式，以有效的经济产业与社会文化建设上的专项项目为目标导向，实施更加具体、以项目为导向的轴线式合作机制，强调责任公担，摆脱以往仅仅依据自觉性而进行的合作联动机制。

2.5 如何打造江苏沿海跨跃式的过桥平台，以“新蓝色海洋经济”创新利用外界资源

随着改革开发的进一步深化和全球化市场语境下产业转移与资源要素利用方式的升级，传统的三免一补式的粗放招商合作方式已经过时，江苏省沿海城市集群应当以一种具备突破性和创新性的对外合作方式带动整个江苏的发展。与此同时，江苏沿海地区特别是苏北地区的人力、土地等相对优势仍较明显，与苏南有互补性，江苏省的沿海开发应当为实现整个江苏省现代化过程之中南北合作互补起到引领作用。

因此，江苏省沿海地应当区将全国乃至是全球国际市场与江苏省城市发展作为两个最基本的服务对象，将自身的区域发展目标定位于具备“高效服务、系统支撑、信息对接”三大基本特点的平台式中介机构。

在这个平台上谋求以国际资源添补沿海城市与内陆城市之间的“结构性空洞”，思考如何形成两个基本支撑：

（1）倡导“新蓝色海洋经济”新理念，以“服务区域、兼顾生态、科技为主、外资合作”为主要特点形成整个江苏省沿海城市发展平台的重大理念支撑。将海洋经济进行深度挖掘，避免短时性、节点性、间断性的低效海洋经济开发模式，转而寻求一种链条式、集群式、高价值的新蓝色海洋积极发展新模式。

（2）倡导不断推动创新以完善自身的平台服务。这实质上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支撑性平台服务建设导向，将支撑系统作为激发创新的重要推动力量。根据斯坦福大学教授Edison Tse的论述，“建立一个可以不断被培养源创新人才资源的源创新平台机构，将会是创新经济的根基”[31]。江苏省沿海城市应当将与双面市场所息息相关的特定人才的培养产业、特定金融服务产业的发展作为重中之重，与前面所论述的新蓝色海洋经济新理念向契合，“基于一个可为中国民生创造巨大新价值的新理念，政府可以引导建立一个源创平台，组合地方相关产业的资源来实现这个新理念。”[32]，最终实现相关参与主体在平台上的不断创新。

对于江苏省沿海来说，如何通过这两个关键点实施，最终将江苏省沿海城市建成一个具备创新推动力与资源凝聚力的中介平台，将国际资源与江苏省的现代化进程有机融合，是一个必须面临的问题导向。

2.6 如何推动江苏沿海城市品牌挖掘，以错位竞争迈入国际高端产业链

城市的品牌挖掘要求江苏省沿海城市的三个城市必须分别植根自身的历史文化特点、产业发展特点和趋势打造具备鲜明影响力的市场认知定位和品牌效应。这契合了城市发展的最新发展潮流，自从1993年分税制改革之后，城市经营概念伴随着土地财政开始出现，自此之后，城市的定位始终是一个资源集成与辐射的中心。根据相关学者的研究，城市经营的核心内容在于“将公共及准公共物品[33]的排他性部分予以区别对待。利用市场体制的优势特长对城市资源（尤其是土地资源）进行了集聚、重组和营运，以此获取城市有形和无形资产的保值及增值，成为我国城市经营理念的最核心内容。”[34]，这实际上是一种以谋求增量增加为发展动力的改革初期思路，这种思路也符合了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相应发展思路[35]。笔者在这里所倡导的城市品牌塑造，则是在三十年城市经营的基础之上，以品牌形成错位性优势，谋求对城市原有庞大存量（城市的文化资本、城市的已有空间形态与城市的产业基础等）的变革和充分利用。

这实际上是一场城市发展战略的文艺复兴！1970 年代在经历了战后高速城市化和经济发展过程以后，西方城市政府为阻止旧城衰退和刺激经济而展开了大规模的“城市更新”（Urban Renewal）运动。由于当时的城市更新过于强调物质环境的再建设，导致后来出现一系列城市失去人性关怀、贫民窟再现等社会问题，因此遭到社会广泛批评[36]。在这种现实要求之下，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注重对精而细的城市发展路径进行挖掘，简·雅各布斯针对此问题提出了“文化是城市的主要作用”、“多样性是城市的天性”（Diversity is nature to big cities）等观点[37]。而顺应这种对于城市多样性的强调，一场“城市复兴”（Urban Regeneration）的运动开始在西方轰轰烈烈开展，多元目标与多元合作的实现路径成为了最基本的特点和诉求，他们主张将提高城市竞争实力、改造城市内部环境、营造城市及社会活力等多目标相结合，城市更新包含了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环境改善、增加就业岗位、促进城市活力等多重目标。”[38]

因此，对于江苏省沿海城市的发展来说，关键问题不仅仅在于要实现从城市经营向城市复兴的进化，更为重要的是，要紧紧抓住城市品牌塑造这个关键行动点。

对于城市品牌的塑造实质上就是对于全球化市场下以城市为竞争单位的一种积极回应，地区或是城市越来越成为某一类特定产业的“背书”，这实际上是在产业集群发展之后的一种后续跟进措施，在世界范围内，各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品牌效应，比如德国的精密机械与大型设备（如汽车等）在世界范围内享有盛誉，并形成一定的品牌溢价效力。城市同样也可以以自身的产业集聚基础之上的品牌影响力获取溢价和独有竞争优势，比如意大利米兰的时尚产业与奢侈产业，英国伦敦的金融产业与高端西服定制产业。目前中国的产业集群由于自身的规模和成本诉求程度较高，并无法形成品牌溢价，以义乌、佛山为代表的城市虽然特定产业规模巨大，但却无法形成足以担保质量的品牌效应。

3 创新地域生产力结构思路引领下的江苏沿海城市发展战略及解决方案入径

3.1 实现“同城化·一体化·嵌入性”的江苏大沿海城市群发展样态

江苏沿海城市发展的重要性毋庸置疑！“江苏沿海地区包括连云港、盐城、南通三个地级市，拥有954千米大陆岸线，土地面积占全省20%以上，人口占27%以上。实施沿海开发战略，是江苏省“四沿”生产力布局的重要内容，也是促进区域共同发展的平台。无论从东部沿海地区还是全省区域发展格局来看，沿海三市都是被寄予厚望的富有潜力增长点。”[39]但就是这样一片希望的田野，作用丰富的资源，却迟迟无法形成有效的现代化产出。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必须立足江苏看沿海！江苏沿海几乎是中国沿海经济区的一个“凹地”。一个区域的跨越式发展首先要突破视野的拘束，在一个更加宏大的视角和系统内审视自己的特色与不足，从而形成独有的发展模式。而立足江苏省的沿海城市发展，着眼于跨越式实现现代化、充分发扬海洋城市群辐射力的视角，必须要突破以往城市理论中将“同城化、一体化与嵌入性”人为割裂的趋势，将这三者当做是层层递进的动态城市发展演进路径，以“大视野、动态性、全局性”来统筹考量整个江苏省沿海城市的发展战略构建。

3.1.1 建设江苏沿海大同城化体系，构建“沿海发展城镇带”模式以消除“结构性空洞”

要以行政区划与产业整合等多种手段，消除连云港、盐城与南通三市之间形成的城市群“结构性空洞”。根据张鸿雁等学者的研究，“如果在长时期内区域发展差异程度越来越扩大，或者只表现为固定型的少数区位经济的“增长极”的发展，而不是整体型的结构性推进的话，这种区域发展特别是国家区域经济的发展会出现“经济裂变”，会出现沿海城市经济与内地经济发展的“两极效应”，主体上表现为区域经济与文化的断裂与隔离，从而引发新的社会问题”[40]。尤其是连云港与盐城之间，由于产业的过度集中以及城市功能空间的过度扩张，使得两个城市之间丧失了本该拥有的城市张力，最终造成两个城市之间的产业与行政社会管控难以对接，造成了一种“结构性空洞”。为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构建“沿海发展城镇带”的新模式，以特色小城镇带的产业、行政区划整体创新实现对于结构性空洞的弥合。

3.1.2 建设江苏沿海城市发展轴线一体化体系，对内形成高密度互动，对外形成品牌效应

从两个相辅相成的圈层来分解江苏省沿海城市的一体化，首先强调的是沿海城市集群的一体化，换言之这是对以往特定区域空间视角下同城化的某种升级和提升，相比传统意义上强调的交通、产业和通讯同城化，一体化更加强调多维度、深层次、细节性的同城化。即要在整个江苏省沿海城市带形成“高密度”的生活、产业、区域文化的同城化，对外铸造特色城市群的品牌与形象，真正让区位意义上的集聚形成品牌效应；其次，强调在大范围与大视野内更高层次实现对一体化发展的再认知，即沿海城市与内陆城市的发展也要一体化，内陆城市要为沿海城市提供广阔的经济、资源市场腹地和支持，而沿海城市依据自身的特色海洋资源与区位优势，为内陆兄弟城市提供特色的产业、资金和发展机遇资源，双方不仅仅在交通意义上，更要在产业和城市发展模式及路径意义上形成真正的互相补充和互相依赖。

3.1.3 建构江苏沿海城市发展与内地嵌入性体系，借力外界形成稳固的“嵌入三角”

就是要再向前走一步，强调沿海城市发展与内陆地区形成深层次的嵌入性互动关系。即双方的互动关系不是简单的停留在企业、单个政府或是单一产业的互相补充和互相依赖，而要代之以机制性、集群性、系统性、长远性的紧密互动，真正让沿海城市集群与内陆城市集群互相嵌入到对方的城市发展机制之中，在江苏省的整体调度协调之下，借助外部已有的发展集群，形成稳定而持久的城市集群嵌入式三角关系。

3.2 建构“滨水生活海岸线理想空间”打造沿海城市生活发展样板城市

海洋经济的时代已经到来！海洋经济目前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一大趋势，国务院早在2003年就颁发了《全国海洋经济发展规划纲要》，把我国海岸带及邻近海域划分为：辽东半岛海洋经济区、辽河三角洲海洋经济区、渤海西部海洋经济区、渤海西南部海洋经济区、山东半岛海洋经济区、海洋经济区、长江及浙江沿岸海洋经济区、闽东南海洋经济区、南海北部海洋经济区、北部湾海洋经济区、海南岛海洋经济区11个综合经济区域[41]，以这11个综合区域实现对海洋经济的进一步开发，

这种巨大的时代变革孕育巨大的发展机遇。随着环太平洋城市圈的崛起以及其所起作用越来越重，江苏省沿海城市不仅仅迫切需要改进沿海城市发展区域的基础设施与产业基础，同时，也要主动谋求提出关于沿海城市发展的新概念，形成新路径，创造新典范，成为环太平洋城市圈中先进滨海发展模式的样板空间。

建议立足已有的城市肌理，选取典型城市进行重点打造，强调一步迈入国际高端滨水空间。

应当立足启东丰富的教育资源、产业基础和人文底蕴，架构当地的特色文化与滨海优势区位相结合，营造一个以“人文底蕴、滨水特色”为两翼的国际化海洋城市发展新样本，强调对于滨海旅游经济的深度再挖掘，并与当地的自然风土人情相结合。在管理模式上，强调独立性与前瞻性，提升整个启东市的管理权限，以“滨海文化旅游经济产业特区”申请国家级项目，直接对接江苏省相关主管部门，并与学界充分互动，形成城市发展的产学研互动，成为新模式与新思想的实验基地。

以此为契机，打造一个带有辐射作用的支点性城市，在整个城市群的功能空间上进行有效对接，“江苏沿海缺少实力雄厚、功能齐全、辐射力强的中心城市。南通和连云港，江苏南北两端的两个首批对外开放的港口城市，外加位于中部的盐城市，未能共同有效地“支撑”起中国大陆沿海中部954公里长的江苏沿海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形成了中国大陆沿海经济发展的“中部凹陷”地带。”[42]

3.3 突破创新，“围海造岛”创造江苏迈入太平洋的首个“杠杆支点”

江苏周围的其他兄弟省份已经开始大动作频频，谋求在蓝色海洋有所作为，“广东省确定的目标是建设海洋经济强省，在全国率先建立蓝色产业带；福建省则要实现山海联动，建设海洋经济强势区，使海上田园名副其实；上海市要以国际航运中心建设为重点，吹响国家海洋战略东进序曲；天津市开始加快滨海新区建设，进一步拓展海洋经济发展空间；山东省积极建设海上山东，要让山东的海洋经济与陆上经济平分秋色；辽宁省注重发挥辽宁海洋大省的优势，带动辽宁老工业基地的振兴。”[43]

而在这其中，山东作为江苏省的沿海兄弟城市，在对海洋资源的利用程度与方式上一直处在江苏的前列，既有青岛、烟台这种沿海一线城市，同时主打海洋旅游经济的日照、威海等也处在整个滨海旅游经济的前列。而在烟台龙口市的龙口湾，中国最大的离岸人工岛群将诞生于此，整个人工岛“计划填海35.23平方公里，规划用海总面积将达到44.29平方公里。龙口人工岛群2011年5月获得国家海洋局批准建设，按照规划，龙口人工岛群将建设6个离岸人工岛和1个突堤式人工岛”，建成之后，“2020年将打造为投资1000亿元、实现产值3000亿元的现代化海洋产业基地，同时将崛起一个容纳10万人就业、30万人居住的‘海上新城’”[44]

一个人工岛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向海洋要空间，它更是一种沿海城市发展的宣言，代表了一种全新的发展模式，是引领最新发展趋势的创举。对于江苏省沿海城市发展来说，摆脱山东修建人工岛固有的产业与规模导线思维，真正将原本单纯的围海造岛上升为撬动海洋城市发展新模式的重要杠杆点，打造江苏第一个嵌入在海洋城市。

对于江苏来说，大胆突破，以前瞻性的战略眼光进行人工造岛可以摆脱一直以来江苏沿海对自身发展信心不足的局面，“江苏沿海地区是我国最具发展潜力的区域之一，也是江苏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增长极。但比较而言，江苏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要滞后于发达地区，是我国“黄金海岸带”的“经济低谷区”，与江苏经济强省的身份极不相称城市化率处于较低水平，”[45]以“大手笔、新思路、高起点”为这一区域发展注入活力和信心。

而且，还能为江苏省的沿海城市发展树立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经济与产业发展重心和区域增长极，为较为传统的南通产业结构增添新的发展动力，“从江苏省内和长三角区域来看，南通不仅是沿江、沿海交汇的关键节点城市，而且还是长三角经济向北翼腹地发展的重要的承接和扩散节点城市，对本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带动作用相对较强……必须按照市场规律，结合政策引导，科学选择合适区域，将其培育成增长极来内生地推动整个区域发展。”[46]重塑南通成为“近代第一城”的那份创新与自信。

3.4 聚焦港口城市综合发展模式，打造“磁力型港口经济文化区”的特色路径

江苏沿海已经成为全国重要的发展动力区域，“广西北部湾经济区、海峡西岸经济区、江苏沿海地区以及辽宁沿海经济带，恰与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三大经济圈相间排布。通过新一轮沿海调整布局，直接效应就是逐渐填平沿海洼地，实现均衡发展。东部沿海承担引领中国经济发展的国家使命。有沿海经济一体化，才有全国经济一体化；有沿海区域协调，才有全国区域协调。”[47]依托自身港口优势进行创造性资源利用才能真正实现整个沿海经济一体化的重要任务。

但是，目前整个江苏的港口经济发展偏向产业功能单一集聚，缺乏文化、生活与居住功能，在这种情况下，江苏港口的发展很难形成持续性的动力机制，从而影响到港口经济的可持续、可循环的发展路径。在这种情况下下，应当“做大、做强、做全”港口的资源深度挖掘，借助港口独特的三流合一，即“资金流、物质流、信息流”形成多功能集聚，打造具备一个可以带动整个江苏省沿海城市发展的磁力发展中心。

3.4.1 形成港口全产业链集聚新格局

围绕港口的已有基础性产业，形成产业集聚与产业链全延伸的产业新格局，不再仅仅停留在简单的物流枢纽与各种流动资源的中转站，而是依据交通和资源获取成本决定的产业发展最新趋势，有选择性的布局各种高附加值产业，形成产业集群，做到可持续发展。

3.4.2 打造港口生活经济体的宜居生活岸线

充分挖掘港口城市本身的优质海岸线资源，将生活岸线与生产岸线有机结合，以港口城市数省通衢、交往海外的文化杂糅性和汇聚性形成港口的文化旅游功能附加。提升整个港口城市海岸在宜居程度上的发展水平，打造以高档生活区为特色的合力沿海生活岸线

3.4.3 塑造高端港口经济文化区新定位，介入国际空间

将江苏省沿海港口城市的定位高端拔高，直接面向国际同类型综合性港口城市的竞争，借助港口优势营造国际化的经济与文化空间，创造相关产业国际贸易和文化交流的平台。

3.4.4 以大丰港为空间枢纽，发挥港口磁力辐射效应

为发挥整个港口城市的磁力效应，建议在连云港、盐城与南通之间选择一个中间地带，比如南通与连云港之间的大丰港，将其塑造为主打港口特色的国际化旅游城市，以滨海、港口、开发、国际化为关键词，做到港口经济的生活化与城市空间的国际化以及城市文化的滨海化。成为带动整个沿海城市发展的磁力核心，服务并引领其他兄弟城市的后续发展。

3.5 创新“江苏海派特色经济模式”，实现以“大海洋—大都市”为双核导向的发展模式

沿海城市发展必须向海洋进军，向大上海都市圈进军！江苏省沿海城市拥有着双重区位优势叠加的绝佳资源禀赋，海洋特色经济发展模式的逐步成熟与大上海都市圈的强大辐射力都成为驱动江苏省沿海城市发展的重要动力。而上海大都市圈对于整个周边区域的辐射和带动作用毋庸置疑，“由于城市集群发展能在更大的范围内实现资源优化配置，能让地理位置、经济实力及结构不同的城市承担不同的功能，实现城市间的分工合作，提高城市分工收益和规模效益，因而城市集群正逐步成为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成为衡量一个地区或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48]

基于现实的语境考量，江苏省的沿海发展必须要深度结构自身对于海洋特色经济以及大上海都市圈的理解，谋求以自身的独有区位优势和特色发展路径实现对于海洋经济与大上海都市圈的双重介入。2009年6月10日，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江苏沿海地区发展规划》，江苏沿海开发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成为江苏经济发展的新引擎。“江苏沿海开发规划上升为国家战略，具有全局性的整体战略意义，能够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提供更为广阔的腹地和产业支撑，进一步加快对外开放的步伐，融入全球产业链，并且对于欠发达地区创新发展也具有一定的示范效应。江苏沿海开发开放的关键在于加快整合资源与要素，实现体制与机制创新，积极探索沿海开发的新模式，实现沿海发展的新突破。”[49]在这种环境下，以蓝色海洋特色经济介入大上海城市群成为江苏沿海城市发展带的优先选择和发展捷径。

3.5.1 立足特色：深挖“新蓝色经济价值链条”产业新模式

蓝色经济正日益成为国家重点力推的又一开发蓝海，但是目前对于海洋经济的理解多数停留在资源的简单获取、加工、输入状态，没有从一个系统、战略的高度提出海洋经济的大局势思维。因此，整个江苏省沿海城市应当冲破单纯的产业或是资源发展视角，以价值链条的新模式实现对海洋经济的全开发与全利用，即将滩涂的保护性开发、风力发电、滨海特色旅游、海洋营养产业、海洋资源深加工、海岛地产开发等多种产业形势以价值递增程度与可持续发展程度进行分类，形成一个系统、完整、持续的海洋资源开发模式。

3.5.2 南通枢纽：直接实现南通与上海的一体化发展

正如前面所言，江苏沿海城市必须要有与外界一体化发展的战略规划，而南通，作为与上海距离最近的江苏沿海城市，应当将自身直接定位于大上海都市圈的一份子，区别于其他都市圈的城市定位，南通应以自身的人才、港口和海洋资源优势成为上海的“侧门港”，换句话说，南通市作为一个枢纽，应当承担起连接大上海都市圈与江苏沿海城市带的重要任务，自身以服务上海发展为城市目标导向，借助大城市影响直接实现跨越式迈进。

3.5.3 着眼大中小城市（镇）结构群：城市群互动中的共同进化与自我生长

从长三角地区看，江苏省沿海城市可为上海、浙江和苏南地区突破资源约束、提升产业结构提供最佳空间，使得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和国际金融中心的辐射圈从半幅扩展为全域。并且江苏沿海城市群各市县地理位置接近，文化相似，同处一省的行政权力支配下，区域一体化的态势明显，具有建设城市集群的客观条件。在这种现实情况的要求之下，江苏省沿海城市发展集群应当充分借鉴吸收已有的城市集群发展理念，并在此基础之上谋求不断突破，以强调资源灵活组合的拼贴式与强调系统自我生成的涌现效益为基本着力点，形成摆脱以往行政主导且具有自我生长生命力的新式城市集群带。

3.6 利用后发优势，强调“底线向上”的洼地崛起，构造“榫卯”式城市互动集群模式

任何一个地区的城市现代化发展水平都会呈现出高低不平，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打造城市集群内部的“发展均好性”，或者换句话说，如何能真正让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这是不仅仅关系到江苏省沿海城市发展的成败，更是未来江苏在进入现代化发展新阶段所必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

随着苏南率先崛起，苏北后发制人，整个江苏在城市竞争力的打造上日渐呈现出“南北互动、梯度发展”的战略理念，如果成功，则整个省内的产业升级换代就可以自如实现，这可以说这是江苏整体区域实现现代化的一个理想路径。但是在这种理想路径之中，江苏省的沿海城市发展却由于缺少相应的潜力和创新点，并没有像其他沿海省份那样发挥主导作用，反而形成了整个江苏省城市现代化发展的“洼地地带”，制约了江苏省整体的现代化发展大局，成为了“最短的一个板”。根据相关学者的研究，“从中国沿海地区来看，江苏沿海（主要包括南通、盐城、连云港三地市）的经济发展落后于我国沿海地区的平均水平，地区经济密度仅为广东沿海地区的1/6、浙江沿海地区的1/4、福建沿海地区的1/6、山东沿海地区的1/5。江苏沿海已经成为缝合中国东部经济发展的最后一块拼图。”[50]在这种情况下，必须以创新思路解决江苏沿海城市的洼地现状，并实现跨越式发展。

3.6.1 打造“榫卯式”的城市联动互助集群

对于如何实现地方政府之间的联动互助，不同学者有不同的观点，有学者提出利用“混合式的城市合作模式”推动江苏省沿海城市发展的新思路。“政府主导的多层次网状合作机制将是构建高效城市间合作机制的良策。所以，寻求江苏沿海城市群城市合作之道，应该放弃强制性的政府间合作与松散的经济体自我协调，而在公共治理理念下进行政府引导下的诱致性合作，形成省级政府、各市政府、民间社会的三维支撑模式，在充分发挥各治理主体积极性的前提下实现城市间的协同治理。”[51]这种混合式城市合作模式主要是利用开发区等专业性产业机构作为试点范围，由地方政府发起，并且上级政府积极参与其中。比如江阴经济开发区靖江园区就是由两市地方政府筹划，省政府赋予园区项目审批、土地利用等多项优惠政策。但这种模式过于强调经济与产业功能的片中，无法形成灵活多样的联动模式。

应当充分借鉴吸收中国古代建筑风格灵活、多样、因地制宜而又保证稳固的连接方式，强调不同城市集群内部以及不同城市集群之间的互相结构性互助。不硬性规定政策或是工程意义的指标或是帮扶方向，而是借助“柔性化”处理，以人才团队输入、资金先期投入、管理标准后期跟进等关键点的帮扶撬动整个低洼地带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实现一种低消耗投入模式下的持续性机制互助。

3.6.2 倡导“底线向上”的现代化发展模式

着眼整个江苏省沿海城市发展的洼地“底线向上”效应，创造以“底线向上”推动整体的模式，即江苏最不发达的地方也较其他地区发达。因此，江苏需要现代化的重点必须向苏北转移，专门解决江苏南北差异问题，充分利用江苏“凹地底线提效应”，从而推动江苏经济的整体的发展和快速提升，实现“区域均好型现代化”模式，从而真正打造成中国区域现代化的示范区。这不仅仅是一种经济统计意义上的现代化创新，更是一种江苏现代化精神乃至是整个江苏“地点精神”的一种体现。

将产业意义上的“微笑曲线” 翻转为城市发展而利用，主抓沿海城市高端的品牌工程塑造和基层的民生现代化保证，一方面提升整个江苏沿海发展城市的现代化底线水平和对人民的普惠程度。另外一方面形成高端突破，直接介入全球城价值链的高端环节，避免与其他同类地区形成低效无序的竞争格局。

江苏沿海城市经济的整体发展之日，必然是江苏整体现实现代化之时！

注释与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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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卧城现象是在卫星城中普遍出现的，即人们在大城市或是市中心工作，只有在夜晚睡觉的时候才回到卫星城，这就造成了卫星城自身只有住宅产业，无法形成真正的城市发展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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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涌现效应是指组成系统各要素在形成系统的过程中会出现质变，让整个系统在形成之后具备某种自我不断更新的特点与行为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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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即由上级政府发起，是一种科层式合作下的垂直政策协。这也代表了目前中国区域合作的一种习惯性途径，即强调自上而下、政府运作。

[28] 这种合作模式是指城市政府、非政府部门（NGO）、私营部门和学术精英等多种参与者参与其中，并不断互动。城市间合作完全处于自发的合作意愿，从而经过长期的信息交流，形成制度化的合作模式。在专业领域合作的基础上逐渐形成共同市场，实现区域一体化.

[29] Leitner H，Sheppard E. Transceding interurban competition：Conceptual issues and policy alternatives in the European Union[M].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9：227-243

[30] 早在改革开放之初，诸侯经济一词就已经被人们用来形容地方政府推动经济发展的现状。

[31][32] 谢德孙.源创新—转型期的中国企业创新之道[M].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2012：243.

[33] 公共物品主要包括大部分市政基础设施、公共安全、消防、防灾等，准公共物品包括教育、科研、卫生、医疗、公园和部分基础设施等。前者需要政府提供或组织提供，后者可以按照“用者付费”原则，由政府和社会力量共同供给。

[34] 张京祥，易千枫，项志远.对经营型城市更新的反思[J].现代城市研究，2011，（1）.

[35] 此论断来自吴晓波先生在《中国历代经改革得失》的讲演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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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http：///travel/china/north/detail_2011_07/29/8039865_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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