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治理相关理论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社区治理相关理论，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 计划行为理论 社会治理 激励机制

一、引言

社区治理是当前社会治理最具活力和发展潜力的领域。居民作为社区治理的核心主体，其参与情况将直接影响社区治理的成效。本研究就从居民参与行为背后的激励因素着手，探究应该如何构建有效的激励机制来提升居民在社区治理中的参与度，从而促进公民社会的建设以实现善治中国的最终目标。

二、理论框架：计划行为理论

计划行为理论是从信息加工的角度、以期望价值理论为出发点解释个体行为一般决策过程的理论。在国内外计划行为理论广受社会行为研究者们的青睐，它已被成功地应用于多个行为领域，并且绝大多数研究证实它能显著提高研究对行为的解释力与预测力。计划行为理论认为，人的行为意向由行为态度（Attitude toward The Behavior，AB）、主观规范（Subject Norm，SN）、知觉行为控制（Perceived Behavior Control， PBC）三个变量影响，而行为意向最终导向人的行为。

三、研究假设

基于计划行为理论的研究框架，本研究提出如下5条假设：假设H1：参与态度与参与意向呈正相关关系；假设H2：参与主观规范与参与意向呈正相关关系；假设H3：参与知觉行为控制与参与意向呈正相关关系；假设H4：参与态度、参与主观规范、参与知觉行为控制之间互相呈正相关关系；假设H5：参与意向与参与行为之间呈正相关关系。

四、数据收集与检验

（一）数据收集

本次研究的样本空间为济南市天桥区田庄东路街道办事处下属的三个社区，采用分层抽样的办法进行抽样。本次研究共发放问卷200份，回收问卷185份，有效问卷

170份，问卷回收率92.5%，问卷有效率85%。

（二）数据检验

以170份有效问卷为基础，采用SPSS19.0软件对量表进行信度和效度检验，具体结果如表1，可见整个量表的信效度较好，可以进行分析。

五、数据分析与假设检验

（一）主成分分析

本研究利用SPSS19.0软件对每一变量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并提取出主成分。参与态度变量提取1个主成分，解释力累计达61.352%。参与意向变量提取出1个主成分，解释力累计达91.026%。主观规范变量提取1个主成分，解释力累计达60.086%。参与行为变量提取1个主成分，解释力累计达69.195%。参与知觉行为控制变量提取出1个主成分，解释力累计达46.270%。

（二）相关分析与假设检验

在主成分分析的基础上，对五个核心变量按照研究假设的模型进行相关分析。相关分析结果如表2。

由表2可以发现，参与态度、参与主观规范以及参与知觉行为控制三个核心变量互相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参与态度、参与主观规范以及参与知觉行为控制与参与意向之间呈正相关关系。参与意向与参与行为之间呈正相关关系。根据以上相关分析结果，本研究提出的六个研究假设均得到通过。

六、结语

通过以上实证分析可以发现，参与态度、参与主观规范和参与知觉行为控制与参与意向之间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可见，我们应该从态度改善、能力提升和渠道拓宽三个角度出发来推动居民参与社区智力。首先，我们应该从根本上营造参与性公民文化，塑造公民社会，营造一种开放和谐的参与性公民文化。其次，社区需要加强参与方式的宣传与教育，促进居民在公共事务解决中提升自身的能力，让居民“参与得道”。最后，我们需要从法律、制度两个方面来拓宽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途径，构建高效良性的公共事务自主解决路径，从而提高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便利度，增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效能感，最终实现社区公共事务的有效解决。

（作者单位为山东大学）

[作者简介：金红昊（1995―），男，山西太原人，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本科在读。]

参考文献

[1] 张红，张再生.基于计划行为理论的居民参与社区治理行为影响因素分析――以天津市为例[J].天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6）：523-528.

[2] 娄成武，张平.计划行为理论视角下的中国城市居民社区自治行橛跋煲蛩靥轿觥―基于全国20个城市的调查数据

[J].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6（2）：14-19.

篇2

关键词：社区治理；社区自治；居民参与；社区服务

中图分类号：TU984文献标识码：A

社区治理内涵与我国社区发展的三个阶段

内涵

社区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社区治理成效如何将直接关系着一个社会的稳定程度。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和法制建设的不断完善，社区治理的实效性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作为城市治理的微观体现，城市社会管理体制的创新首先应当从社区治理开始。

“治理”与“统治”相对而言，社会治理理论兴起于上世纪90年代，是社会管理领域的一个重要理论，对我国的社区建设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借鉴意义。它的内涵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政府不是唯一的治理主体。治理是一个社会层面上所有行动者参与的结果。在这种模式下，政府以及各种社会机构或私人机构都不是独自解决复杂、动态和多样的社会问题。因为他们不可能各自拥有解决问题的所有资源。因此，只要在这个社会层面上得到公众的认可，他们都有可能成为治理主体。第二，多元治理主体之间有一定的互动。治理理论认为社会问题的解决过程中，多元主体之间存在着界限的模糊性，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治理主体的参与结构往往具有多样性，可以是一种契约性合作，也可以是政府让渡部分管理权限给其他的社会组织，不再坚持政府职能的排他性和专属性，而是更加强调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互动与合作。第三，强调参与的主动性。按照治理理论进行社会管理时，强调参与者的自愿主动，而不是强制的被动行为。治理理论期望达到的最佳状态是在整个治理系统内部形成一个自组织网络，加强系统内部的主动性和自主性。第四，注重管理手段和方法的创新。强调社会问题的解决不再囿于传统政府社会治理模式的束缚，主张采用新的管理方式和技术，以提高社会管理的绩效。

单位体制、单位人作为中国的重要政治社会遗产，上世纪40年代开始萌芽，50年代逐渐形成，六七十年代得到进一步的强化巩固，改革开放以后才开始弱化。在这个过程当中，社区中的街道职能慢慢的被强化，形成了多元化利益主体、动态化的资源配置结构。根据西方理论视野下的治理观点和我国目前的城市治理实际，我们可以把社区治理定义为：以社区为基础，政府与社会组织、社区居民共同管理社区公共事务的活动；在管理过程中，具体表现为不用的治理主体依托各自资源而进行的相互作用模式。

社区发展的三个阶段

社区治理作为社区发展的一个目标，其治理模式也是随着社区发展的不同阶段而有所调整变化。目前看来，我国社区发展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可以概括为三种类型：行政型社区、合作型社区和自治型社区。

1.行政型社区。主要是政府主导，政府实际上处于社区治理的核心地位。虽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的有关规定，居委会是居民进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和自我监督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但是实际操作当中，都是把居委会纳入到政府管理体系当中，与街道办一样变成政府的派出机构。而居委会作为最底层的一级，直接听命于其所在辖区的街道办，平时办公经费来源以及工作内容的决定都要根据街道办的安排，因此，时常受到政府下派的各种行政事务的困扰，其最主要的功能，即自治功能难以得到充分的发挥。

在这种治理模式下，不仅仅是作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居委会功能发挥受到限制，社区居民和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活动和建设的积极性无疑都会大打折扣。行政型社区是目前社会管理格局中最活跃的一种存在模式，它的形成受我国政治社会发展中人治思想的影响深厚。究其根源，单位制作为上世纪我国计划经济的重要特征，在当时环境下，对社会资源配置、满足社会成员需求以及维护社会稳定方面产生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在当时的城市管理制度下，发挥了巨大的功能。然而，随着改革开放以来，街道职能的不断强化，人民权利意识的不断觉醒和社会发展的需要，这种单位制的治理格局已不能适应当下的社会治理需求，其功能和地位必定不断弱化，最终退出历史舞台。就当代中国社会整体转型变迁的进程而言,“单位社会的终结实际上是中国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程中不可逆转的必然趋势。”

2.合作型社区。政府通过授权，把原来由政府承担的部分社会管理职能权限转交给社会组织来承担。实际上是政府放权，通过找有资质的社会组织，利用其自身丰富的资源，达到更好的社会管理效果。

在这种治理模式下，对社区的资源投入仍然是以政府部门为主，政府的职能转变和社会组织的职能加强同步进行。这种模式是在上世纪我国改革开放以后，单位制逐渐弱化的背景下逐渐形成的。这种“非单位制”型的社会格局改变了我国传统的政府管理的微观基础，政府无法再通过对其直接控制的单位将社会成员纳入到整个社会管理体系当中，所以政府需要整合社会资源，通过调动社会组织，借助社会组织的力量将自主但分散的社会成员重新组织起来，进行社区治理。对政府部门和社会组织来说，这其实是一种双赢的过程。至此，我国的社区治理应当说取得了巨大的进展，然而，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这种模式必然会遇到其发展瓶颈期，居委会，业委会，社会组织，和街道，政府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这种多元社区治理主体的博弈势必会影响到社区治理的长期效果。

3.自治型社区。由社区自治组织和社会组织对社区的公共事务进行管理和决策，政府从法律上、制度上为这些组织提供的发展提供保障，并进行监督。根据目前学术界围绕社区自治的各种观点来看，主要有两种取向，一是居民自治取向的自治，二是地方取向的自治。不论哪一种取向，对社区自治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政府与社区之间的简单割裂，也不能理解为社区完全自组织的自我治理，而是与社区治理相关的各方利益相关者通过社区内的决策中心对社区的公共事务进行共同治理，尽管实现这种真正意义上的“社区自治”还有很长的路，但它是城市基层社会管理发展的最终归宿。

二、社区治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法律缺位

进行社区治理并最终实现社区自治离不开法律法规的支持和保障。然而，我国的《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虽然对居委会的地位、性质、任务、工作制度等作了规定，但是明显过于原则化，实际操作性不强，像对社区的界定，社区自治的性质，管理运行方式等都处在无法可依的状态，给居委会的工作内容带来了很大的模糊性，也为各级政府把居委会当做一些行政事务的落实层和最终操作层留下了空间。另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作为居民自治依据的唯一一部法律，已经有20多年的时间，其内容已经不适应当前社区建设的新形势，存在明显的滞后性。比如，第六条规定，居民委员会根据居民居住状况，按照便于居民自治的原则，一般在一百户至七百户的范围内设立。 而在许多大城市，像上海，武汉等地，一些住宅小区规模明显扩大，这项规定明显已不符合现实情况。这些问题都迫切需要从立法层面予以解决。

居民参与度不高

首先，居民对社区事务的参与热情不高，从观念层面上分析，旧有的“单位参与意识”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居民参与社区事务的积极性，阻碍了社区居民社区自治参与意识的形成与塑造。其次，参与社区事务的广度和深度不够。由于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对社会生活的行政化管理模式在目前还大量存在，社区居民某种程度上也习惯并认同了政府行为，被动接受安排的多，主动参与管理的少。即便参与到社区事务中，大部分情况下也是参与具体实施过程，民主决策等方面的参与则普遍不多。另外，社区志愿者和社会组织的发育不够成熟，没有形成全社会都来参与社区建设的氛围和环境，影响了社区管理工作的深入展开。

公共配套不完善

目前一些城市社区功能主要体现在社区服务上，如在上海，主要是为老年人、残疾人、少儿提供社会福利服务，为居民提供家务劳动、文体活动等便民利民服务，服务对象相对固定，服务内容比较单一。另外，从总体上看，发展社区服务，完善公共配套设施的主要困难是资金不足，缺乏资金保障的长效机制

职能异位

街道办事处作为政府的派出机构，承担着越来越多的政府工作职能，而这些街道承担的行政事务，其中大部分又摊派给了下面的居委会来承担。目前，居委会的成员组成中，年龄多在40岁以上，以中老年群体为主，每天疲于应付街道交派的各项任务，本应面向社区居民服务的居委会，在大多数时间却为政府和社区其他职能部门做许多份外的或与社区居民联系不大的工作，使得居委会的工作内容和服务对象都发生了异位，居委会服务基层群众自治的功能难以发挥。

三、进一步完善社区治理的几点建议

实现社区治理形态从政府主导到公民自治的变革，其实质就是实现国家权力向社会的回归。尽管目前，实现完全的居民自治困境很多，但仍可以从理论层面进行一些可行性的探讨。

加强法制建设，确保有法可依

修订完善现有的相关法律法规，确保社区治理有法可依。随着城市进程的加快，《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在实施过程中遇到了不少的新问题新情况，流动人口的迁移、人口老龄化、动拆迁的转移安置等问题，使居委会在管理上力不从心。因此要通过立法或对现有法律的修订，廓清居委会的职能，权限以及与各方面的关系，从而使政府更好地依法行政，社区依法自治，社区治理有法律的保障。

培育社区居民自治参与意识，完善参与机制

社区治理理论的核心是参与、自治、共享。通过社区居民的积极参与，实现共同的发展目标。居民能否有效参与社区事务，一方面取决于居民是否有成熟的社区理念；另一方面取决于是否有完善的参与机制。因此，一是开展全方位、多层次的社区活动，为不同背景的居民提供交流场所，塑造共同的社区价值。二是以人为本，坚持社区需求，用共同需求来调动居民的积极性。三是完善居民参与机制，通过法定程序制定相关规章，形成一套健全的参与机制，以保证居民参与的积极性和有效性。

完善相关配套措施，增强服务意识

在社区建设的同时，要完善社区服务功能，推进配套设施建设。一是通过搭建自治平台，充分发挥社区居民的自治作用。发展志愿者队伍，推动社区志愿服务的规范化和制度化，实现社区居民的自治服务与管理。二是优化社区软环境，打造特色服务，开展特色活动。三是利用电商打造社区服务平台，实现从对物的管理转向对人的服务。目前中国服务业产值仅占GDP的30%，而挖掘社区服务的商业潜力，在我国亦大有可为。

对政府职能进行科学定位，拓展社区自治空间

合理界定政府管理与社区自治的边界，进一步明确政府、街道和居委会的各自职责，政府职责有专门的部门来履行，不随意向居委会摊派。确需居委会协助的行政事务，要有明确的经费和人员，以减轻社区工作负担，创造必要的自治条件，使居委会真正的回归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和自我监督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定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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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演替式边缘社区；身份转换；政治参与意识

中图分类号：D920.4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6）025-000-02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根据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规律来看，城市化是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必然选择，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伴随着城市化的进程，传统意义之外的第三类社区（边缘社区）正在持续出现并不断扩大。在城市化拓展的期间每年有大约1300万农民转为市民，这一过程伴随着重大的身份转换过程。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研究演替式边缘社区居民这样一个特殊的群体显然在未来很长的一个时间段内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在逐步实现农村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农民市民化具有重要实践意义。

在这样一个不断推进的过程中，演替式边缘社区这个特殊的存在将越来越受到关注，居住其中的居民群体作为一个越来越庞大的群体是一个十分值得研究的群体。他们的身份转换和政治参与意识问题将直接决定该类社区的有效治理和民主政治的良好发展。所以本研究注重将该群体的身份转换与权力意识的转变联系起来，力图通过研究发现该群体在实现身份转换的过程中其政治参与意识所发生的改变，进而发现所产生的问题，并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对策。争取为将长期持续的城市化进程中的该类问题提供一定的参考和借鉴意义。

二、研究设计与理论借鉴

本文数据来自于“演替式边缘社区居民的身份转化与政治参与意识调查访谈”的调查结果。根据天津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以及调查的便利，我们选取了天津的四个城郊为调查对象，分别是：中北镇、张家窝镇、杨柳青镇和候台镇。在与各镇的组织部门协调商量后，我们分别在四个城郊选取了四个社区，按照简单随机抽样的方法，各个社区抽取了30名居民进行实地访谈。本次调查共调研120份，收回120份，回收率100%。其中，收回有效调研访谈为113份，有效收回率94.17%。男性调研访谈为53份，女性调研访谈为60份，男女比例接近1：1。

根据上述抽样方法，我们主要对样本的政治参与意识和政治行为的相关问题进行调查与统计。对于回收数据运用SPSS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得出量化结果，并运用公民文化理论、社会身份理论、社会系统理论和政治心理学等相关理论对所得出的分析结果进行分析和进一步阐述。

本研究主要借鉴的理论有公民文化理论、社会系统理论、政治心理学理论以及社会身份理论。

三、天津城郊居民的政治参与意识现状

本研究的对象天津四郊是演替式边缘社区中的典型代表，其居民经历了从传统的乡村生活向城市社区生活的转化。这一转化过程的完成同时伴随着由农村村民向社区居民的身份转换，本研究重点关注的就是完成了身份转换后的天津城郊居民现有的政治参与意识的现状，以及其参与意识的实践情况，也就是说，他们是否真正进行政治行为来行使和维护自身权利。所以本研究主要从这几个方面进行测量。本研究通过走访调研、发放问卷等形式搜集了一定量的数据，在运用spss对回收的问卷进行了统计分析后，得出了如下的分析结果。

（一）政治参与意识现状

首先，我们对天津城郊居民整体的政治参与意识情况做了描述性统计分析，根据居民们对“是否愿意参与居委会选举？”等5个问题的回答，按参与意愿强弱由高到低进行赋值，并把各问题的得分加总。统计发现，政治参与意识强的居民占总人数的60%，说明大多数的村民在完成了向社区居民的转变后持有很强的政治参与意识。但仍有近三分之一的人表示“不愿意”或“无所谓”，政治参与意识较弱，表示居民的政治参与意识还有进一步提高的空间。

（二）政治参与行为现状

在掌握了天津城郊居民整体的政治参与意识之后，有必要进一步探究其政治参与的行为状况，来分析其是否将参与意识转化为参与行动，是否切实在行使自身的权利。而这种政治参与行为还要从传统性和非传统性两个方面来分别进行分析。

针对居民们对选举、决策、监督、反映问题等有关传统性政治参与行为的18个问题的回答，按照参与的频率由高到低进行赋值，并把各个问题的得分加总。统计结果显示，仅有极少数的4人得分在60分以上，表示行为积极，绝大部分居民得分均在60分以下，表示较少参加政治活动。此结果与有关参与意识的测量结果有很大反差，也就是说，居民们虽然大部分具有较高的政治参与意识，但是却仅有少数人对传统政治参与行为表现出积极的态度。而对于签名静坐、抗议行动、暴力行动、上访等非传统性政治参与行为，仅有4人有过参与的行为，将这一结果与传统性政治参与行为的统计结果进行对比，可以发现，传统性政治参与行为仍是该地区居民政治参与的主要方式。

（三）政治参与意识与传统政治参与行为的相关性分析

在对天津城郊居民的政治参与意识和居民传统性政治参与行为的情况有了了解之后，有必要对二者的相关性做一个检验。如表2所示，从双侧检验后sig.值来看，该地区居民的政治参与意识与传统政治参与行为在0.01水平上显著相关，且Pearson相关系数为0.567，证明呈正相关关系，即政治参与意识越高越可能进行传统政治参与。但同时这个相关系数的绝对值略小，属于弱相关。也就是说，即使具有较强的政治参与意识，也不必然会参与传统性政治参与行为。

四、影响政治参与意识形成的主要因素

通过上面的统计分析已经对天津城郊居民的政治参与意识有了整体的把握，下面就针对此现状具体分析影响居民们政治参与意识形成的种种因素。主要将从作为主体的天津城郊居民和作为客体的天津城郊社区居委会两个层面进行分析，探究作为主体的居民在经历了从农村村民向社区居民的转换后心理、认知等方面所具体的特征，以及由村委会转变而来的居委会在日常工作中对其居民所产生的影响。

（一）主体心理层次的改变

在从传统村社向现代社区转变的过程中，广大村民们面临的一个主要的问题就是要融入到城市之中。而帕克曾经说过“城市是一种心理状态，是各种礼俗和传统构成的整体，是这些礼俗中所包含，并随传统而流传的那些统一思想和感情所构成的整体。”①所以，广大村民在尝试融于城市的过程中，也必然要融入城市的文化，所以自然会发生心理层面的转变。

通过对与当地居民谈话的内容和问卷设计中对其行为和意识的测量，我们总结出了他们在心理层面上所发生的几个方面的改变。首先，他们在心理层面变化的特征是由封闭保守转变为更加开放。其次，在心理需求方面由单一转变为多元。最后，对待公共事务的态度上由被动转变为主动。由于城市化过程中涉及到占用土地、后期安置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都涉及到了他们的切身利益，因而使他们有了更多的利益诉求，这就进一步使得他们更愿意主动的参与到政治事务等公共事务中，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二）对自身政治参与价值的评价

个人行动的欲望往往来自于其对自身行动价值的判断，联系本研究，个人只有对其政治参与行动的价值具有较高的评价，才会具有较强的政治参与意识去参与政治生活，行使自身权利。同时，个人对其自身行动价值的评价也是自我认知表现的一个重要方面，对天津城郊居民进行自身政治参与价值评价的测量有利于对其自我认知有一个很好的了解，进而探索其认知是否对其政治参与意识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本研究通过搜集居民们对“居民投票能决定选举结果？”等有关投票行为的6个问题的回答，按是否有价值由高到低进行赋值，并把各问题的得分加总。统计得出，对政治参与持肯定评价的占74.3%，表明大部分居民认为自己的政治参与是有价值的，可以对社会产生影响。为了进一步验证对自身政治参与价值评价这一因素对于居民政治参与意识的影响，对这二者进行了相关性检验。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从双侧检验后sig.值来看，该地区居民对自身政治参与价值的评价与其政治参与意识在0.01水平上显著相关，且Pearson相关系数为0.397，表明呈正相关关系，即居民对自身政治参与价值的评价越高，其政治参与意识也就越高。这一结果也就证明了居民对其自身政治参与价值的评价是影响其政治参与意识主要因素之一。

（三）对社区居委会的了解度与信任度

信任往往是建立在了解的基础上的，所以我们首先对居民们对于社区的了解度做测量。通过居民们对“认识居委会主任或书记么？”等4个问题的回答，按熟悉程度、来往频率由高到低进行赋值，并把各问题的得分加总。统计后的结果显示，绝大部分居民对居委会的熟悉程度较高。

在了解了居民们对于居委会的熟悉程度之后，进一步考察其对于居委会的信任度。通过将对居委会的信任度与其他各级部门进行对比，我们得出，居民对居委会的信任度最高，对居委会干部的信任度也较高。

那么，对居委会信任度的高低是否会对居民的政治参与意识产生一定的影响呢？为了解决这一疑问，我们对二者进行了相关性检验，检验结果如下表3所示，从双侧检验后sig.值来看，居民对居委会的信任度与其政治参与意识在0.01水平上显著相关，且Pearson相关系数为0.295，表明呈正相关关系，即对居委会的信任度越高，政治参与意识越强。所以，对居委会的了解程度以及信任度也是影响居民政治参与意识的一个主要因素。

（四）治理模式由“乡土化”向“城市化”的转变

从村民委员会到居民委员会，绝不仅是名称的变化，更是一种综合的、复杂的变化，从治理模式的角度看，可以说是由“乡土化”向“城市化”的转变。针对村民与居民的不同特性，治理模式也有相应差别。在乡村社会，村民之间依靠血缘、亲缘、宗缘、地缘等相互联系，表现为一个“熟人社会”，特点是经济结构单一、个体差异不大、流动性小、价值和利益趋同。在演替式边缘社区，居民虽然基本上由原有村民转换而来，但经济结构、价值、利益等都随着城市化不断丰富，人口流动性加大，居民间的异质性增强，成为一个“半熟人社会”甚至“陌生人社会”。如果说“乡土化”治理是对或大或小的共同体进行治理的话，那么“城市化”治理就更多地与个人进行对话。在乡村社会，村民的特性决定了村民政治参与的方式和诉求是相似的，既然相似，那由各共同体的代表来进行政治参与就足够了。而在城市社区，“城市化”治理针对异质化社会，这就要求居民个人投入到政治参与中，表达自己的意见和权利诉求，居委会的治理才能得到真正的进步和改善。

五、结论

由以上的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天津城郊居民在完成了由村民向社区居民的身份转换后，其整体的政治参与意识较强。体现在政治行为方面是更倾向于参加传统性政治参与行为。针对这些社区居民政治参与意识的现状，对影响其政治参与意识形成的主要因素做了深入分析。从主观层面上看，首先，居民们在完成身份转换后心理上发生了一系列改变，变得更加开放、主动，并且心理需求更多样化。其次，居民们对自身政治参与价值的评价也会对其政治参与意识产生一定的影响。最后，居民们对于所在居委会的熟悉程度和信任程度也会影响其政治参与的意识，天津城郊居民政治参与意识较高也是由于其对所在居委会的信任程度较高。此外，从客观层面看，治理模式的变化也对居民们的政治参与意识产生了很大影响，变化的特征主要是由“乡土化”向“城市化”的转变，相应的居民的政治参与也由集体性向个体化转变。对影响演替式边缘社区居民政治参与因素的分析意义很大，可以使我们有针对地提出提高该类社区居民政治意识的建议，例如，加强心理引导，加强社区居委会与其居民的联系，增加居民们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机会等等。居民们政治参与意识的提高无疑对于社区的民主政治建设十分有利。

注释：

①[美]R.E.帕克：《城市社会学》，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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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包容性；社区文化；建设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918（2017）06-0079-02

关于什么是社区文化，马林洪斯基认为“文化从功能的角度来考察，包括经济、教育、政治、法律与秩序、知识、巫术、宗教、艺术及娱乐等八个方面”；桑佳斯论述的社区文化的外延更小，包括语言文字、公共象征、知识信仰、价值体系以及有关行为程序中的惯例、规则与特定方式。本文认为社区文化以社区共享价值观、社区人际交往形式、社区生活方式等方面为主。

包容性发展始于经济学，该概念本意是让经济发展的成果惠及所有国家和人群。包容性倡导机会平等、成果共享，强调全面协调可持续和谐发展。包容性视角下的社区文化，既可以为社区居民提供幸福感，又具有接纳本社区以外其他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开放性，最重要的是强调社区资源的共享性。

一、包容性视角下社区文化现状与问题

随着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提高，生活条件得到了极大改善。然而，与物质文化相适应的精神文化的发展却相对滞后。

（一）社区文化科学理论研究滞后

理论来源于实践，反过来又指导着实践的发展。理论为社会建设提供指导并在社会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我国关于社区文化的科学理论目前不容乐观，相关研究呈现一定的滞后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关于社区文化研究重点稍有偏倚，与社区服务、社区治理等研究相比，关于社区文化的研究从数量到质量都呈现严重不足。第二，关于社区文化研究的系统性不足，学界对于社区文化的研究都呈原子状态分布在社区建设、社区治理等主题研究中，没有形成系统。第三，理论与实践两层皮，关于社区文化理论的研究，很多停留在经验操作层面，对社区文化建设宏观性的理论发展相对欠缺。

（二）社区共享价值观尚未形成

无论是农村社区还是城市社区，共享价值观的形成都要经历一定时间的积累。然而，在城市化和城镇化发展的背景下，目前我国社区成立的时间相对较短，尚未形成一定的共享价值观。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社区居民没有共同的信仰，这一问题不仅存在于社区文化建设中，也存在于整个社会。另一方面，社区缺乏人际交往方面的价值认同，由于社会匿名性的增强，社区中人与人之间的交往频率大大降低。

（三）社区居民人际交往淡漠化

社区人际关系，即社区内各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包括邻居关系、老少关系、男女关系以及兴趣共同体关系等。现代城市社会生活中，以城市居民人际关系网络为基础的网络社区作用在增强，而城市居民对以地域为基础的物理性城市社区的认同则趋于淡化。因此在很多社区中，居民之间的人际互动较少，兴趣共同体建设更是缺乏。

二、包容性是视角下社区文化问题的原因分析

当前，我国的社区文化之所以存在一系列问题，原因是多方面。可以从社区居民性质、社区居委会管理、社会环境影响等方面加以分析。

（一）社区居民多元化

社区居民多元化是造成包容性社区文化较难实现的根本原因。所谓社区居民多元化，主要是居住在社区中的居民来自不同的社会环境，具有不同的职业和文化水平。由于二元制社会逐渐被打破，社会流动加快，同一个社区中的居民就具有了多元性。来自不同社会背景的社区居民，具有不同的生活习惯和交往方式，在新的社区环境中，与新的邻居和圈子交往，需要很长时间的磨合，因此短期内社区内部很难建立具有典型特点的人际交往文化。

（二）社会环境的影响

社会价值观念的多元化和文化氛围的复杂化，极大地影响着社区文化建设。第一，改革开放不仅带来了人们物质财富的极大增长，也让那些不好的价值观念如享乐主义、拜金主义流入我国的文化市场。第二，社会环境的虚拟化和匿名性加强，人们的很多需求可以在虚拟的网络社会得到满足，而不再依赖现实的人际交往获得社会交往的满足。第三，近年来各类社会问题的滋生，对社会中的诚信造成了极大冲击，人们倾向于保护自己而阻隔与陌生人的交往。

（三）社会组织的缺位

社会生产力飞速发展，社会分工越来越细，社会生活和社会关系越来越复杂，初级社会群体在很多方面已无法适应社会发展和社会活动的需要。完成特定目标和承担特定功能的社会组织的大发展就成为近代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然而在我国，第三部门和社会组织出现的时间较晚，所以承担社区文化建设功能的社会组织出现得也比较晚；即使出现了相关的社会组织或第三部门，但是由于其出现的时间较晚，社会组织发展不成熟，其目标和功能定位不清晰，所以也无法准确承担社区文化的建设功能。

三、包容性视角嵌入社区文化建设

建立共享的、开放的社区文化，提升社区居民的幸福指数，是包容性视角嵌入社区文化建设的根本宗旨。

（一）政府：做好文化环境的顶层设计

对于落后的或者不成熟的社区文化，政府应该全力支持其改革，给予全方位的帮助。首先，政府要转变社区治理理念，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政府要从管理者向服务者的角色转变，改变传统的社区治理理念，多为社区文化的建设提供资源和服务，提供顶层设计及建议，少做针对社区建设方面强制性的管理。其次，帮助社区居委搭建文化发展平台。帮助社区做好文化发展的顶层设计，协助社区居委会调动一切可以利用的社会资源建立社区文化发展平台，为社区居民的参与提供空间和场所。再次，指导社区居民如何利用多种资源发展本社区的主流文化。政府要积极宣传建立社区文化的重要意义，引导社区居民形成对社区文化的共建意识。

（二）社会组织：做好文化发展的媒介

随着我国社会治理模式的改革，大政府小社会开始向大社会小政府转变，第三部门和社会组织也应运而生。社会组织在社会中承担着重要的社会角色和社会建设职能。首先，社会组织要积极传播先进的文化理念。除了政府部门的宣传之外，社会组织也应该积极向社区居民传播社会上进步的文化理念，因为社会组织具有与政府完全不同的性质，所以在社区文化建设中，其行为具有很大的便利性。其次，社会组织进社区。社会组织要进入社区内部，将文化宣传和先进文化的传播工作落到实处，积极开展与社区文化建设相关的活动，吸引社区居民的关注和参与。再次，社会组织要做好社会与社区文化的纽带。社会组织肩负着传播进步社会文化的责任，要做好主流社会文化和社区文化的连接，将进步的、主流的社会文化引入到社区文化建设中。

（三）居民：做好文化发展的参与者

在社区文化建设和发展中，无论是社区管理文化、社区服务文化、社区大众文化，还是社区共享价值观、社区生活文化、社区人际交往文化，其对象和主体都是居民。社区居民首先要有主人翁意识，重视对社区文化建设的参与。首先，社区居民应该树立社区主人翁意识，要从内心深处认识到，建设先进的社区文化，形成良好的社区文化环境，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家人都是百利无害的，要从内心深处树立这一理念；其次，社区居民要积极参与社区文化建设，积极为社区文化建设献言献策，发挥宣传作用，在邻里和社区居民之间相互鼓励彼此积极参与社区文化建设；再次，社区居民要走出社区，积极学习社区外部的主流社会文化，将先进的文化引入社区，保持社区文化的与时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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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业主委员会；社区自治

中图分类号：R47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业主委员会是依法成立的，并在业主大会授权范围内，在物业管理区域内代表全体业主和物业使用人对物业实施自治管理的非政府组织。20 世纪 90 年代，经济领域深入发展的同时，城市化进程也迅速展开，过去以单位为单元分割的社会逐渐瓦解，而开放性的城市社区却得到迅速生长蓬勃发展。特别是90年代中期以来，由于住房制度改革和城市居民的消费需要，导致我国城市商品房市场获得了蓬勃发展。在房屋产权私有化为主的商品房住宅社区，业主的利益第一次与其居住的社区紧密结合起来。同时，私人业主们对社区的物业管理也必然提出了比以前高得多的质量要求，以往那种单一的行政式物业管理方式再也无力胜任现代私人业主的物业管理需求。城市社区业主委员会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它的出现既是我国经济体制和社会治理结构双重转型过程中城市社区发展变化的客观反映，也是社区自治进程的客观要求。

一、业主委员会的建设是实现社区自治的关键

业主大会及其执行机构业主委员会是以财产关系为纽带的业主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组织。它是社区最基层的民主化运动，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经过业主大会的授权，业主委员会完全可以代表全体业主行使物业管理权，包括自行建立物业管理组织或委托物业服务企业进行专业化的物业服务。作为业主大会的常设机构，业主委员会是小区日常事务工作的实际处理者，也是公共维修基金使用、选招聘物业服务企业等重大事务的工作主持者。财产的自利本性决定了业主委员会具有根本的自治动机和自治倾向，最能够代表业主的利益，与开发商、物业公司甚至与政府相比，更有维护业主和社区公共权益的动力和意愿。因而，业主委员会的建设是实现社区自治的关键。

1、从实践上来讲，业主委员会的发展是社区自治的主要方面，是民主管理社会的基点。业主委员会是业主的自治组织，它的产生直接来源于住房产权的私有化。从产生到管理，业主委员会的自治建设都关系到我国的基层民主建设。业主委员会这个名词早已有之，在房地产市场较为发达的新加坡、香港等国家和地区，业主委员会己经发展的较为成熟。而在大陆地区，由于房改刚启动不到二十载，业主委员会才刚刚在某些地区零星出现十几年，因此，对于大多数人来讲，业主委员会还比较陌生。社区中的每一个私人业主作为物业的所有者，是物业管理市场的主体。成立业主委员会代表业主选择和监督甚至管理物业公司，是社区私人业主的财产权得到有力保障、真正实现城市社区自治的前提和基础。

2、从理论上讲，业主委员会的发展对于探讨我国基层民主建设、政府职能的转变以及公民社会的发育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业主委员会的产生是实现公民个人社会权利，并通过志愿行动形成自由人联合体，不经环节而直接提供公共物品的自治化过程。业主委员会支持和体现了社会的“自由”和“多元化”价值，能够有效地满足社会多元化的需求。因为业主委员会为业主提供了自我组织的空间，分散而孤立的个人组织起来才会有力量。对于大多数业主来说，他们所拥有的房屋产权是他们自己最大的私人财产。为了保障自己的相关权益，他们不得不关心公共物业的管理，同时自愿组织起来，进行自治管理，维护自己的利益。业主委员会的发展同时也反映着公民社会的发展，并且是伴随着现代化进程产生的，因此研究业主委员会的发展对于探讨我国基层民主建设、政府职能的转变以及公民社会的发育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3、业主委员会的实践和研究有助于检验社会理论并促进社会科学的发展，促使理论更好的解释和指导现实。从整体上看，目前中国的公民社会理论等社会科学研究仍然停留在理论引进和概念讨论的阶段，西方学术界的译语在中国的现实中很难找到对称的指称。所以必须从我国的实情出发，并在借鉴西方理论的基础上发展出自己的理论。尽管目前已经出现了一些零星的实证研究工作，但离改革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相去甚远。改革和社会发展在呼唤实践基础上的社会理论和社会科学的发展，为社会主义话语下各领域的持续良性发展提供切实可行的科学的理论指导。这是中国学术界必须回答的问题。从社区自治的角度探讨如何建设业主委员会，应该从当前的社会现实出发，分析业主委员会的生存现状，探索业主委员会可能的发展路径，而不是简单地引进西方理论，脱离中国实际国情，空谈应该如何建设业主委员会和社区自治。

二、业主委员会的生存困境

1994年建设部第33号令《城市新建住宅小区管理办法》中对“代表和维护住宅小区内房地产产权人和使用人的合法权益”的业主委员会作了原则性规定。但是现实中，在符合业主委员会设立条件的住区中，大多没有成立业主委员会，有业主委员会的，其所发挥的自治作用也并不理想。自从《物业管理条例》2003年9月1日实施以来，全国各地的社区才更多地开始筹备业主大会和选举业主委员会的工作。目前，我国的业主委员会主要产生于经济较发达的省市，如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等地。由于业主委员会是个新生事物，尚没有现成的规律可循。对于缺乏公共意识和组织能力的人们来说，业委会的组建和运行相当艰涩。从发育到发展，业主委员会呈现出了不同的模式，在实际的运作过程中，在取得许多成效和经验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和困境，如业主委员会成立难、业主委员会与基层政府组织以及物业公司等社区治理主体的恶性互动远多于良流；业主委员会性质与法律地位不明确、职权责划分不清晰；业主参与程度不高、业主委员会内部运作不规范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不仅影响了业主委员会的功能发挥，还阻碍了我国城市社区自治与社区建设的进程。

1、行政干预是业主委员会建立和运行的最大外部阻力

业主委员会与街道、居委会等政府与准政府组织的共同目标是包括社区利益在内的社会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他们之间本来应该是一种合作与共赢的关系，街道和居委会应当为业主委员会的组织、管理理工作提供法律、政策、制度、宣传等方面的支持，然而在现实中，后者相较于前两者而言，却处于完全的弱势地位。行政主管部门有权无责，容易导致行政越位或行政错位。街道和居委会作为实际上的基层政府，很容易把自己放在高高在上的“管理者”的位置，不能正确认识与业主委员会之间的关系，更多的是将其放在自己的管辖范围之内，与上级政府的直辖关系使他们更意识不到双方是平等的居民自治性组织，甚至担心业主委员会会对其自身工作造成潜在的威胁，一些街道、居委会干涉、操控辖区内业主委员会的成立、换届，对业主委员会及业主的维权活动不仅不支持、还进行阻挠，甚至侵害业主的权益。这种变相的行政渗透妨碍了社区自治的发展空间，干扰了业主委员会的正常工作，也导致了业主对政府主导下的形式选举和假性自治漠不关心，从而积累了矛盾。

另外，受利益的驱使，某些物业公司通常与政府有着不寻常的联系，所以政府相关部门常常在物业公司与业主发生纠纷时作出不公正的判决，有的甚至阻挠业主委员会的成立，将备案视为审批，处处设置障碍，使得业主委员会的成立和维权行动举步维艰。

近年来，全国各地出现了一些影响较大的业主维权事件，如深圳长城花园、南天一花园等因维权出名的明星小区都与有关政府部门打过官司。通常人们认为，业主维权是指业主和开发商或者物业公司之间的权益纠纷，其实并不仅仅如此。 实际上政府也有可能成为侵犯业主房产权益的主体和业主维权的对象。综上所述，行政干预已经成为业主委员会建立和运行的最大外部阻力。

2、业主委员会缺乏独立的诉讼主体资格，与其他社区治理主体之间权责关系不明晰

我国现有的法律法规，并未赋予业主委员会独立法人资格，这一尴尬的法律地位影响了业主委员会的诉讼主体资格，限制了业主委员会的维权能力。目前，只有物权法规定了业主委员会相对有限的民事诉讼能力，这就导致司法实践中，对于业主委员会以原告身份物业公司侵害业主共有财产之类的案件，通常会被以“原告主体不适合”为由，驳回。

目前，在社区层面，社区治理的主体有居民委员会、物业服务公司、社区工作站和业主委员会。社区组织的多元化有利于形成社区的自治管理，但是上述组织之间的权责关系相当混乱，法律上的规定不够明确，其职责和功能有交叉、重叠甚至冲突的现象。

就业主委员会治理的现实情况来看，关于业主委员会的相关规定过于模糊和原则。业主委员会与街道、居委会等政府和准政府组织以及物业公司等市场组织间的多元主体良性互动与合作关系并没有形成，反而更多地呈现出一种恶性利益竞争态势。例如物业公司不尽责、服务质量差、甚至把自己当成小区政府等现象屡见不鲜，业主委员会想要撤换物业公司却障碍重重，一些业主以拒绝缴纳物业费来抗议物业公司，却往往以败诉而终，物业问题已经成为当前我国社区治理中的难题；另外，业主委员会的成员本是一些不拿报酬的具有公益心肠的热心人，当在管理过程中出现一些类似业主财产被盗、车辆受损的事件时，由于责权不清，难免会引发一些不必要的矛盾，向谁索赔，如何索赔成为了业主与业主委员会间纠缠不清的问题所在。

3、业主委员会的运作制度不规范

作为一种新兴的非政府公民自治组织类型，业主委员会面临着成立、运作、管理等相关法律制度的不规范、不健全问题。例如根据上海市相关规定，业主委员会选举中各类小区规约的通过需要有 1/2 或 2/3 以上的业主及附属面积同意方可。候选人当选也需全体业主 1/2 以上同意及附属面积超过 1/2 方可，因此，如何保证业主的合法参与率成为选举结果是否合法的硬性要求。这就造成了业主委员会的组建在一开始就有不小的难度，仅靠居民自发启动和完成这个过程往往会旷日持久，很容易因难度大半途而废。显然，相比行政干预，业主要想自发成立业主委员会，完全处于被动地位。

法律法规制度的不规范和不健全造成业主委员会的外部生存困境，如成立难、法律地位不明确、权责不明确、维权难等问题；而业主委员会内部组织与监督制度的不规范和不健全，则造成了业主委员会自身的组织和管理问题，其中较为突出的问题主要有：由于缺乏民主监督机制和公开制度，在业主委员会选举成立之后，有可能被少数业主精英所把持和控制，形成“寡头垄断”的治理态势，导致业主委员会的运作在很大程度上由某个业主精英个人决定，而当业主精英不只一个的时候，在业主委员会内部还有可能形成不顾业主公共利益的派系争斗关系，影响了业主委员会的治理效能与合法性；现有的业主委员会制度设计，缺少相应的监督机制，这不仅使业主委员会的内部管理容易陷于混乱，还提高了业主委员会内部出现寡头垄断和派系争斗的可能性，增加了业主委员会腐败行为发生的可能性，进而导致业主对业主委员会的不信任以及抵制态度。业主委员会内部在组织和管理上如果出现不良问题，不但会损害业主委员会在业主心目中的合法性和权威性，甚至还有可能使业主委员会偏离社会自治组织这一本质属性的发展道路，成为一部分人打着集体的名义谋取私利的工具。相反，一些制度规范的业主委员会，有例如各项事务及程序的公开制度、业主大会民主决策、民主监督制度等，则成效显著，能够得到绝大部分业主的支持和认可。

三、实现业主委员会良序发展的对策

业主委员会要实行制度化、规范化运作，要真正成为对物业实施自治管理的组织，不可能一缴而就，需要一个成长过程。

1、多元社区治理主体的共治型社会管理模式，需要逐步形成普遍共识。就我国社会发展的现阶段看，毫无疑问，政府是当前社区治理的主导力量。政府相对于社会的这种绝对优势地位在目前社区自治和公民社会远未成熟的状况下，是必然的也是必须的。业主委员会的建设和发展，必须围绕这一社会现实展开，在这个宏观政治背景下，业主委员会建立与街道办、居委会、物业公司、业主等主体的良性互动关系，达成合作共识。

业主委员会代表全体业主对社区事务进行自我管理，然而社区公共事务管理仅仅依靠业主委员会是不够的。现代治理复杂性所导致的治理主体多元化以及多元主体间相互依赖与合作所形成的广泛、松散的组织网络，是当前我国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结构的一个重要特征。换句话说，只有以业主委员会为代表的社会组织与政府组织、市场组织等其他治理主体形成良性的互动关系和合作网络，才能克服现代社区治理的复杂性问题，实现社区善治，同时也能为业主委员会的可持续发展创造空间。这一发展路径既符合转变政府职能的社会发展战略要求，又符合民主治理和社区自治的方向。

与多元主义不同，合作主义主张将分化的利益组织引入到现有体制可控制的轨道内，构建治理主体间有序的制度化伙伴关系，在确保稳定秩序的前提下倡导多元主体的合作，组建最优化的社会组织结构网络，实现公共利益。事实证明，业主委员会的成功运作有利于理顺社区组织之间以及社区组织与政府部门的关系；业主维权不是给政府添乱，而是在帮助政府建设和谐社区。

2、健全法律法规，理顺各社区治理主体之间的权责关系。我国业主委员会相关法律法规的不健全，是造成目前业主委员会发展困境的主要原因，相关法规比较模糊，对业主委员会的责、权、利等缺乏明确的规定，引发了很多不必要的矛盾和纠纷。因此，需要尽快完善现有法规有关业主自治的条文，明确自治组织应当承担的责任，对自治组织成立的条件、程序以及相关费用的管理做出清晰的界定，同时扩大司法救济途径，保护业主的合法权益，同时各个地方可以根据自身发展实际，制定符合本地实际规章制度，以更好的完善业主自治制度，保护广大业主的合法权益。在完善法律法规的同时，要注重对自治组织进行监督，发挥业主和政府的积极作用，建立完善的监督机制和罢免机制，使业主自治模式能够得到良好的发展。

在业主委员会发展初期，政府应当对业主委员会的成立严格按照法定程序提供必要的帮助，通过大力宣传培育业主的自治意识，指导业主委员会依法组建，与业主委员会建立和谐共荣的关系。政府的角色定位只是裁判者，而不是直接或间接插手物业管理等本应由业主委员会这样的自治组织和市场组织承接的事务，行政权力必须依法退出对业主自治过程的过多干预，使业主自治行为能够按照一定的条件、 程序在符合社会主义法制的前提下有序、健康的发展。这一过程与把政府公权力关在笼子里的立治改革进程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

3、加强业主委员会的自身建设

业主委员会作为业主大会的执行机构，承担着与居委会、物业公司、业主大会之间传递信息、交流协商的工作，地位十分重要。但现状是已成立的业主委员会成员复杂，且多数是兼职或退休人员，他们有不同的职业背景和教育水平，对于如何实现业主自治，大多是“摸着石头过河”。因此，业主委员会成员的自身能力也是当前限制业主委员会发展的一大瓶颈所在，因此，提高业主委员会成员的管理能力刻不容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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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公民治理；社区自治组织；公共服务功能

理查德·C ·博克斯在《公民治理： 引领21 世纪的美国社区》一书中提出了公民治理模型，认为社区居民是自己社区的“提供者”，居民自己应该决定提供什么样的公共服务和如何运营这些公共服务，公共服务职业者在社区公共管理生活中的角色应该是提供服务和支持，而不是成为公民的上级，他们应该和公民站在一起，这才能形成一个社区。

一、相关概念涵义

1. 社区与社区自治组织。“社区”一词由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于1887年在《社区与社会》一书中首次提出，其含义是指人们生活的共同体和亲密伙伴关系。自20 世纪80 年代末以来，逐渐受到诸多领域内的专家学者们的关注，对于“社区”一次的理解也呈现“百家争鸣”式的发展。笔者比较认同滕尼斯对于社区的定义，“社区是聚居在共同地域内的人所组成的具有共同的认同感和价值取向的社会生活共同体。”

2.公民治理理论。公民治理理论的主要观点和基本主张集中地体现在美国学者理查德·C·博克斯，博盖森等人的系列文献中。他们从不同角度强调，以公民与官僚合作为特征的公民性政府是现代行政的必要途径，公民应积极参与到公共管理中，扮演主人翁的角色。 公民治理理论的价值观是建立在对新公共管理理论某此缺陷的批判基础之上，在一定意义上对新公共管理理论的一种超越。美国学者博克斯在《公民治理：引领21世纪的美国社区》一书中明确提出“公民治理”行政模式，对公民治理理论框架进行了较为完善的建构 。

二、公民治理角度的自治组织功能分析——以上海新途社区为例

我国城市经济社会的发展同时带来了人民民主自治精神上较以往有很大的提升，而城市社区治理中存在的主体差异性和职责不清等问题迫切需求理论的指导，而治理理论便在这种需求下在我国城市社区治理中的兴起。其领域涉及社区流动人群、老年人、失能人群 、孕妇、妇女儿童社会服务、就业服务、社会救助、心理健康服务等。通过发展社区内居民成为机构会员，定期为社区居民提供就业技能培训、健康检查、心理辅导等培训课程。经过六年的发展，已经成为当地具有影响力的民间基层自治组织。它所体现的显著功能主要有以下几点：1. 更有利于形成一致的集体行动，凸现治理绩效。在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中提到西方社会学家西梅尔的观点，“比起大集团来， 小集团的行动更果断， 而且能有效地运用他们身边的资源，向心组织的小集团一般总能发掘并使用其能量， 而在大集团中， 能量经常是潜在的。” 城市社区自治组织较于政府部门是范围更小的集团，且更易促使社区居民采取一致的集体行动，从而带来更好的治理效果。 经过笔者在新途社区健康促进社旗下的品牌之一新市民生活馆的调查发现，社区小范围的组织机构比当地居委会等政府派出机构更能够组织社区居民采取果断有效的行动。例如，为促进当地小范围内的经济发展，新市民生活馆为当地外来人口的“生意人”举办小型的“商业交流会”，探讨各自的“生意经”及个人经历，很好的促进了当地人的人脉交际；定期为社区居民开办就业职能培训，如烹饪技术教学、淘宝店铺经营等技术，来促进社区居民的就业，这些是当地政府所无暇顾及的。2.更有效的实现社区共享资源的自主治理。公共管理中的典型案例“公地悲剧”以及奥尔森提出的集体行动的逻辑形象说明了社会生活中，人们往往只关心自己的利益，而忽视公共事务的治理。个人理可能导致集体行为的非理性结果。在此理论下认为社区公共资源的使用者只关注自身得到的利益，而管理者则为了实施有效的管理限制使用者获得自身利益的权利，故二者难以就社区共有资源的治理采取一致有效的集体行动。政府与市场一直以来被视为解决公共事务治理问题的两种途径，相应的市场调节和政府干预也就成了解决公共事务各种问题的两种方式。然而，无论哪种途径，都无法完全解决资源共享者的自主治理难题。 从这一角度出发，社区作为一个自主治理的单元，由社区自治组织协调社区内居民共同治理来解决公共资源治理的难题不失为一个有效的措施。3.有利于社区居民形成共同意识。目前，社区居民普遍缺乏社区意识，对社区公共事务淡漠。这是由城市发展进程中社区的产生和构成方式决定的。我国大多数的城市社区为了方便基层部门的管理，多半由“划片”产生，只是这种方式下产生的社区中居民共同意识淡薄，缺少归属感。 而社区自治组织多半是由居民依照共同喜好自上而下自发组织产生的，为居民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公共活动领域，有助于强化居民的社区意识 。同样，笔者在对上海新途社区设立在上海浦东新区三林镇归泾村的新市民生活馆的调研过程中发现，以新市民生活馆为活动的组织场地，为社区居民组织举办各种免费的就业技能培训、政策宣传，心理辅导讲座和社区内流动儿童英语辅导班等各类团体组织活动，并在每月举办一次社区主题型活动，使社区人心凝聚，社区居民的共同意识得到了强化。

三、 当前社区自治组织发展面临的困境及对策建议

1. 社区自治组织发展面临的困境。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转型，各种社区自治组织涌现，虽然在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的提供上，政府开始向社区自治组织开放，但起到的作用仍然是“拾遗补缺”，社区自治组织的发展主要受一下几个因素的制约：（1）地位合法性问题。 国家对社区自治组织实施控制管理，允许有限的结社自由 。但笔者认为，这种自由的空间仍然是有限的，国家的态度决定着社区自治组织发展的前途，此外还要受到法律和行政机制的约束。（2）活动经费筹资困难。笔者在对设立在浦东新区的新市民生活馆调研中发现，维持馆内运营的资金主要来自于企业的赞助、政府的招标项目，而且资金有限，通常需要组织的筹资部门对外联系筹集资金。经费缺乏是社区自治组织发展中相当普遍和严峻问题，大多数的社区自治组织由于资金来源渠道有限，创收能力弱，随时面临关闭的危险。

2.对策建议。社区自治组织的健康发展对我国城市社会的发展和政府职能的转变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首先，从政府角度来说，社会组织对社区事务的参与治理可以减少政府管理公共事务的负担，还权于社会，让政府集中精力在真正的“大事”上面；其次，从社会组织角度来说，参与到社区治理中与政府形成平等合作共同治理的局面，有利于促进社会组织自身能力建设的发展，同时还有利于推动公民社会的发展 。对此，笔者认为，促进社区自治组织的健康发展，首先，政府管理部门应加强相应的社区自治组织政策支持，把区别对待、分类指导的方针落实到实处，使社区自治组织健康有序发展的轨道；其次，在社区自治组织注册登记上予以较低的“门槛”，并在后期发展中通过对社区自治组织购买服务的方式提供资金扶持；最后，监督管理上充分发挥外部监管的作用，将其纳入规范有序的管理轨道。

参考文献：

[1] 周玉忠；王宇飞等.城市社区组织培育研究[J].社团管理研究.2008.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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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民生；社区建设；社区社会组织

随着我国社会体制改革的有力推进，在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服务工作的推动下，社会组织将面临难得的发展机遇。而作为社会组织重要组成部分的社区社会组织，也将会伴随着我国社区建设的整体进程而进入一个快速、规范的发展阶段，特别是在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的实践中，社区社会组织以其自身特有的组织特性与优势将在服务基层民生建设中发挥重要的支撑作用。

一、解决基层民生问题需要发展社区社会组织

近年来，保障和改善民生已成为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热点。党的十也强调指出，“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1]（P.15）可以说，解决好民生问题已成为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的一个关键议题。在我国，民生问题具有比较突出的复杂性，而且由于一些历史与现实因素的影响，我国民生问题还存在结构性矛盾，不仅每个民生问题内部之间存在结构性矛盾，而且各个民生问题之间也存在结构性矛盾，而化解这些复杂的结构性矛盾，需要政府、市场、社会多方面力量进行联动，需要系统的制度安排来进行保障。毋庸置疑，政府是解决民生问题的主导力量，然而随着我国改革的不断深化，特别是在一些改革已进入攻坚阶段的背景下，推进民生领域中的一些关键环节改革迫切需要进一步厘清政府、市场、社会三者之间的边界和关系。根据已有经验与理论，为了避免政府和市场的双重“失灵”，在现代民生建设过程中需要充分发挥社会力量的支撑作用，需要充分调动各类社会组织以及公众力量的积极性，促进民生建设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有机结合，最大限度地增进民生建设的活力与动力。

一定程度上说，民生问题的重点与难点都在基层。如在城市，随着“单位人”向“社区人”的转变，大量的涉及基本民生的事务都要在社区进行办理与解决，而且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大量的流动人口将进入城市社区生活，公共服务的重心必然下移，这对当下的社区治理及基本公共服务又提出了新的要求与课题。基层社区是整个社会系统的基础，它对社会动态的反映尤为敏感、对社会服务的需求也更为直接。可以说，解决好基层民生问题不仅关系到人民群众的生存保障与生活质量，而且也关系到整个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对于保障和改善基层民生来说，仅靠基层政府的力量是不够的，特别是随着社会发展需求的不断变化，满足社区居民多层次、多样化的社会需求需要社区社会组织的积极参与。

社区社会组织参与基层民生建设，不仅是社区社会组织自身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而且也是新形势下不断开拓基层民生服务新格局的题中之义。社区社会组织一般具有志愿性、非营利性、公益性、民间性、社区性等特质，这些特质不仅养成了该类组织的“性格”、形塑了该类组织的功能，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助于规避政府、市场在基层民生服务中的一些“失灵”风险。可以说，社区社会组织服务基层民生建设有其一定的必然性，因为在社区里，改善基层民生的相关领域与内容，一般与社区社会组织的宗旨、目标、活动内容等相互呼应。也可以说，社区社会组织参与基层民生建设是其实现自身组织诉求的使然。社区社会组织通过关注民生、参与民生、服务民生，不仅能够实现其组织的自身价值，而且也能够扩大组织的影响力、提高组织的美誉度，从而提升组织的生存与发展空间、树立组织的良好社会形象。

随着现代公共管理创新的不断推进，民生服务的格局与方式也需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在保障和改善基层民生过程中，社区社会组织作为一种重要的建构力量正在影响着基层民生服务新格局的生成。在实践中，它已成为优化现有民生服务方式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社区社会组织一般都是由居民自愿组成，并根据社区居民实际需求而建立的，在服务民生过程中具有更为突出的实效性、针对性及灵活性，对居民多样化的社会需求能够做出迅速回应。大体来说，在推动和谐社区建设过程中，社区社会组织可以在居家养老、文化教育、卫生医疗、公益慈善等方面提供形式多样的便利服务，而且有些社区社会组织由于拥有“专业”的人才队伍，在服务基层民生中还能够为特殊人群提供更为及时、贴心的“专业”服务。在基层社区，随着政府转变职能工作的推进，政府可以把一些转移出的具体公共服务工作交给一些有能力、有条件的社区社会组织，这样做不仅能够有效缓解民生服务压力、提高政府的行政效率，而且也能够增强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能力。

在积极推进“社区社团人”建设实践中，社区社会组织在服务民生中的社会协同效应将会得以充分显现。社区社会组织来自民间，具有一定的草根性，在联络社区各方力量，调动人民群众参与社区建设上具有一定的组织优势，而且通过有组织的参与活动、表达民意诉求，还能够有效地整合社区资源、协调社区内各组织之间关系、提高社区公共议事能力。可以说，推动社区社会组织参与基层民生建设，也是充分尊重人民群众首创精神、坚持群众路线的重要体现。通过积极参与基层民生建设，社区社会组织凝聚居民的纽带作用将得以进一步提升，美丽社区建设的主体作用也将得以进一步彰显。

从整体来看，虽然在一些地方实践中社区社会组织服务基层民生的作用已得到了充分发挥，然而，与社会建设的总体要求相比、与社区居民不断增长的多样化需求相比，社区社会组织参与基层民生建设还面临着一定的不足与挑战。从社区社会组织自身来看，主要有：组织的内部治理结构还不够完善；组织内部制度化建设还不够健全等等。从政府的培育与扶持来看，主要有：社区社会组织的数量还无法满足现代社区治理实践的需求，没有形成规模化效应；社区社会组织的种类还比较单一，活动内容有限；政府对社区社会组织的规范化管理还有待提高等等。从社会认知来看，主要有：整个社会对社区社会组织的认知度还不高；一些地方、部门、组织机构对社区社会组织的功能与作用的认识还不够等等。

二、社区社会组织服务基层民生的几点思考

（一）更新理念、高度重视社区社会组织在服务基层民生中的积极作用

近年来，随着社会建设的大力开展，在社区建设的生动实践中，社区社会组织在满足民生多样化需求、提升基层民生保障能力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一些地方在培育和发展社区社会组织服务民生方面也取得了一定成绩与成效。然而，在有些地方和部门，特别是一些基层组织机构，对社区社会组织服务民生的能力与功效还持有怀疑态度，思想保守、认识不足已严重影响了社区社会组织的健康发展。为此，在积极推进政府职能转变的背景下，要不断强化民生思维，树立治理理念，激发社会活力，重视社区社会组织在社会建设、社区治理、改善民生中的支撑作用，营造有利于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的社会氛围，努力形成社区社会组织助力解决基层民生问题的社会共识。在基层实践中，政府相关部门要不断更新理念，解放思想，善于运用社会发展理论的相关成果，在现代社会治理理论的关照下，积极“推动社会组织参与协同治理”，[2]（P.13）紧密结合我国基层实际，开拓创新，努力地在社区社会组织服务基层民生的理论上、制度上、实践上取得新突破。

（二）建立健全社区社会组织服务基层民生的长效机制

为了确保社区社会组织服务民生的有序开展，建立社区社会组织服务基层民生的规范化制度安排显得尤为迫切，为此，可以适时建立以民政部门牵头，相关部门配合、协调的工作机制，创造性利用已有孵化、培育社会组织机构的人员对社区社会组织服务民生工作进行日常指导与管理；可以通过深化社会体制改革，建立并完善社区社会组织服务民生的培育――支持――监管――评估――奖励政策体系，做到有组织机构管理、有专人负责、有规范制度、有监督机制、有保障措施、有宣传渠道。当前，针对社区社会组织培育与发展的实际，要不断加强社区社会组织的规范管理，不断完善社区社会组织的备案管理制度，为社区社会组织服务民生创造良好制度环境。社区社会组织也要不断加强内部治理，通过规范化的组织建设，不断提升自身管理水平和服务能力。通过舆论宣传以及其他有效手段和措施，积极引导、鼓励社区社会组织关注民生、参与民生建设，对在助力解决民生问题过程中有突出表现的社区社会组织要给予适当的物质或精神奖励。通过建立规范化的保障措施，利用政府公共资源带动各类社会资源，为社区社会组织服务基层民生提供场所、设施、平台、资金等方面的帮助与支持。总之，通过建立规范化、制度化的社区社会组织参与民生建设的体制与机制，将有利于调动社区内各方力量，以此形成有效改善基层民生的合力。

（三）要着力培育服务类、公益慈善类社区社会组织积极参与基层民生建设

为了更好地推动社区社会组织全面参与民生服务，针对当前社区建设、改善基层民生的实际，要着力重点培育和鼓励服务类、公益慈善类社区社会组织积极参与民生建设，这不仅因为在当下社区建设中，这两类组织开展活动的内容是基层民生建设所急需的，而且还因为这两类组织开展的活动具有良好的社会示范效应。服务类、公益慈善类社区社会组织通过在社区开展民生服务，不仅能够有效地扩大其组织的社会影响，而且还能够增进社区居民对整个社区社会组织的了解与认知，从而为社区社会组织全面参与基层民生建设创造良好的社会舆论氛围。为此，在保障和改善基层民生过程中，要不断加大对服务类、公益慈善类社区社会组织在政府购买服务项目和筹集资金上的支持力度，如在财政补贴、税收减免等方面要给予适当倾斜。通过建立培训机制，不断提高这两类社区社会组工作人员的综合素质，以专业化、职业化带动组织的整体发展，以此进一步提升其服务民生水平。要不断加强专业社工和志愿者队伍建设，通过专业社工来帮助和指导这两类组织参与基层民生项目，通过志愿者来充实组织力量、扩大社区参与。在实践中，要善于总结这两类社区社会组织在服务民生建设中所积累的经验，对于具有较好示范性效益的做法、模式要适当地进行复制与推广。

参考文献：

篇8

【关键词】 上市公司； 社会责任； 董事

我国《公司法》在2005年修订后在第五条明确规定了公司社会责任制度，期望通过宣示公司社会责任，解决我国市场经济中存在的信用缺失以及企业唯利是图而生产假冒伪劣产品、污染环境、侵犯职工利益等现象。然而，由于《公司法》并没有规定公司社会责任制度实施的具体措施，理论上学者所倡导的共同治理等社会责任实施机制由于缺乏可操作性也难以付诸实践，这导致我国公司履行社会责任的状况在近年来并没有得到实质改观。但上市公司由于实力强大其经营行为影响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其社会责任的实施得到全社会的关注。如何改善上市公司履行社会责任的状况？笔者认为，在上市公司治理两权分离的状况下，公司的行为是由董事等经营者控制的，因此在上市公司中尝试引入社会责任董事制度，以督促上市公司承担社会责任，具有一定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一、上市公司社会责任实施制度的现状及理论探讨困境

（一）上市公司社会责任实施制度的现状

公司社会责任是随着跨国公司的扩张而进入到我国的，公司社会责任专家、佐治亚大学教授卡罗尔认为，公司社会责任是社会在一定时期对公司提出的经济、法律、道德和慈善期望。学界一般认为，公司社会责任的提出是对公司在经营中唯利是图的反思，学者鲍恩认为，公司社会责任是指企业按照我们社会的目标和价值观的要求，向有关政府靠拢，作出相应的决策，采取理想的具体行动的义务。在我国《公司法》以立法规定了公司社会责任条款之后，鉴于这是一个原则性条文，缺乏具体的实施制度，为了落实《公司法》的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在2006年9月制定并《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指引》，上海证券交易所在2008年5月14日了《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指引》，以督促上市公司承担公司社会责任。但以上规范并未解决公司社会责任缺乏实施机制的问题：其一，以上规范均是指导性、倡导性规定，难以真正约束上市公司的行为；其二，上述规范效力层次低，难以对上市公司经营产生实质性影响；其三，以上规范本身也未建立起公司社会责任实施的科学机制。比如《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指引》建议上市公司将社会责任报告对外披露，在舆论的强大压力下，近年来我国许多上市公司也确实在积极社会责任报告，在2008年以后甚至出现“井喷”，使社会责任运动表面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但社会责任报告几乎都成了上市公司的宣传手段而不是自我约束的措施，比如伊利、蒙牛也了社会责任报告，伊利集团的中国食品行业首份《企业公民报告》标榜长期以来，伊利集团始终坚持“社会价值高于商业利润，安全与健康大于物质财富”的价值理念，但质检总局在液态奶三聚氰胺专项检查中，蒙牛、伊利的液态奶也被检测出含有三聚氰胺。有关机构对我国公司社会责任报告“从治理与战略、管理、绩效陈述、可获得性和审计四个方面着手，对样本报告的质量进行评估后结果显示，四个指标的得分都不到满分的50%，质量差强人意。”

由于公司社会责任实施制度的缺失，导致我国公司尤其是上市公司在经营中损害利益相关者利益的事件近来频频发生，如紫金矿业污染环境事件、双汇食品安全事件等等，这些事件暴露出了上市公司在履行社会责任中存在的种种问题，也反映出我国公司总体上社会责任的缺失，公司社会责任制度至今仍是一种未真实落实的“纸上的法”。在实践中，不少公司认为履行社会责任会增加其营业成本，降低盈利能力，从而不愿履行社会责任，缺乏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的动力。一些公司甚至将履行社会责任作为掩饰不法行为的手段，比如三鹿集团就曾在“非典”、汶川地震等事件中积极捐资，以热心社会责任自居，但毒奶粉事件还是使三鹿集团臭名远扬，这不得不促使我们反思现有的公司社会责任实施制度。

（二）上市公司社会责任实施制度理论探讨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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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企业社会责任；利益相关者；企业治理；利益分配；专用性资源

[中图分类号] F27［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461（2008）01－0019－04

一、问题的提出

关于企业社会责任问题的讨论一时间成为当下学术界的热点问题。李伟[1]的《论利益相关者理论下的企业社会责任问题》一文（以下简称李文）在众多文献中的颇具代表性。

在文中，李伟分析了企业各个相关者在企业治理结构中的地位，主张“只有资本所有者才是公司治理的主体，资本所有者拥有企业的治理权，而对于其他利益相关者而言，其权益的保护只能依赖企业的社会责任体系来获得实现。”从而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是指公司在赚取利润的同时，对资本所有者以外的其他利益相关者所承担的义务和责任。”换而言之，李伟认为，企业的社会责任问题实际上是资本所有者对其他利益相关者的责任承担，只能依靠资本所有者“自觉”组织企业社会责任体系和“自觉”履行义务才能实现。然而，笔者认为，以上分析，大有值得商榷之处。因为这关系到我们如何定义企业的社会责任，确定其范围，探讨其实现等方方面面，因而是我们探讨企业社会责任的关键问题。实际上，要对其辨析，就是要探讨基于企业利益相关者理论的企业社会责任的本质问题。

以下，本文先对李伟先生的观点作一辨析，然后我们来探讨企业社会责任的本质，并对下一步的分析和研究作出展望。

二、各利益相关者在企业治理结构中的关系

利益相关者理论主张，企业是由股东、债权人、供应商、雇员、消费者、政府和社区等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共同投入一定的专用性资源，共同签署一系列或显或隐的契约而组成。企业经营的目的是实现相关者利益最大化。企业应该由股东、债权人、供应商、雇员、消费者、政府和社区等利益相关者共同分享企业治理权。

在文中，李伟首先将企业的各种利益相关者分为资本所有者和除资本所有者以外的其他利益相关者。资本所有者包括物质资本所有者（如股东，债权人）和人力资本所有者（如企业管理人员，技术人员等）。而其他利益相关者“应该包括除资本所有者以外，所有影响企业活动或被企业活动影响的人或团体，具体是指供应商、消费者、销售商、政府部门、相关的社会组织和社会团体、周边的社会成员、新闻媒体、企业评论家、环境压力集团、动物利益压力集团等等”。[1]

然后，李伟在认可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基本主张后，在论述如何在企业的治理结构中体现企业对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共同管理和公司治理时，却将资本所有者以外的其他利益相关者排除在外，主张只有资本所有者才能参与企业治理，即分享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等的权力[1][2]，并陈列了四条理由：

1．其他利益相关者的身份和数量难以准确确定；

2．其他利益相关者的资产数量难以准确确定；

3．以所有利益相关者共同分享企业治理权为形式的公司治理结构难以构建；

4．其他利益相关者承担的剩余风险与资本所有者不同。

实际上，李伟认为，“将其他利益相关者纳入到企业治理权分配的问题里,只会导致具体操作上的不可能,最终导致理论与实践的脱节” [1]。李伟将各利益相关者在公司治理结构中的治理权的分配分为两各部分，即“（1）在物质资本所有者和人力资本所有者之间分享的企业治理权和（2）对职工、供应商、消费者和社区居民等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保护，即企业的社会责任问题” [1]。换而言之，李伟认为，企业的社会责任问题实际上是资本所有者对其他利益相关者的责任承担，只能依靠资本所有者“自觉”履行义务才能实现。

笔者认为，基于企业利益相关者的企业理论认为，企业本身就是由各个利益相关者共同投入资源形成的组织，企业的目的就是使所有相关者的利益最大化。尽管各个相关者向企业投入专有性资源的动机和主动性不一样，但他们应按投入资源的比例共享企业的收益，并共同享有企业的治理权。

李伟虽然“不否认其他利益相关者的权益”，但他把除资本所有者以外的其他利益相关者排除在企业治理体系以外，而仅通过鼓励资本所有者建立企业社会责任体系来保护其他相关者的利益，却剥夺了其他利益相关者应享有的权力与利益，而且最终会使广大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受到损害。

事实上，李伟所列的理由，有诸多牵强之处，而且与其论点之间也多有矛盾之处，在此试作辨析如下：

其一，上述理由中的第三点的依据实际是，由于其他利益相关者的身份和数量难以准确的确定,导致企业的治理结构边界也就难以确定，因而公司的治理结构无法确定。实际上，李伟的第一二三点的核心都是，“其他利益相关者的身份和数量难以确定”。其实，到底是“难以确定”还是“没法确定”,这就有本质区别。实际上，确认资本所有者（包括物资资本所有者和人力资本所有者）的身份和数量有时也是很难的，否则，当一个公司上市时，就没有必要花大价钱请律师、会计师和资产评估师等来界定企业资本所有者身份及其在公司中占有的股份比例了。试想一想，十年前，五十年前我们对个人掌握的技术和诀窍是如何确定所有权和价值的，就可能对此论据大有怀疑了。如果只是“难以确定”，而我们又认为“需要确定”，那我们就会不断找出更好的办法来确认这些利益相关者的身份，数量和他们投入资源的价值。因为这些确认的方法会不断发展，不断得到大家的公认，就像大家对个人掌握的专有技术或信息的确认和评估一样，对各个利益相关者的身份和数量的确认也会变得越来越容易。

其二，李伟认为，资本所有者拥有企业治理权，是因为其直接承担了企业的剩余风险。而其他利益相关者不一定承担剩余风险，所以其他利益相关者就不能享有企业治理权。但作者自己也不否认，“有些其他利益相关者间接承担一些风险,如销售商、供应商和政府等”，那也就是说，资本所有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对风险的承担也就只是程度的不一样而已。既然只是承担的风险不一样，就不能简单地把其他利益相关者应享有的公司治理权剥夺了。而且资本所有者承担的剩余风险不一定比其他相关者高，例如，如果某人以其开发的一个软件非独占许可给某一企业使用从而成为其一小股东，那他承担的风险就很可能比该企业的一个供应商低了（如果企业倒闭，这个供应商可能连成本也收不回，而该股东顶多就是没有分红罢了。）

其三，企业利益相关者的范围没法确定。这一点是李伟没有明确指出,但是隐含在其论据中。这一点应该回到“企业利益相关者”的定义上来。国内外通常对企业利益相关者的定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如果我们采取比较精确的狭义定义，如“利益相关者是指在企业中投入专用性资产且处于风险状态的个人和群休，包括股东、管理者、员工、债权人、供应商等”。[3]而不是比较宽泛的定义，如“凡是能够影响企业决策或受决策影响的个人和群体均可纳入广义的利益相关者范畴，包括股东、管理者、员工、债权人、供应商、消费者、政府部门、新闻媒体、所在社区等”[3]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根据下列条件来判断某人是否是该企业的利益相关者来一一判断了：

1）他是否在企业中投入专用性资产（或简称投资）；

2）他是否承担风险。

而笔者认为，承担风险的程度只是一个辅助判别因素，而不是必要因素。因为绝对无风险的投资是没有的，即使零风险也是一种风险，只有风险的高低。风险的高低可以在评估其投入的资源的价值时加以考虑。而要判定某人是否在企业中投入了专用性投资，这就需要专业知识和共同标准。就像公认会计准则一样，我们需要专业人士总结出一套行之有效的评判和确认的准则来。而且，有时我们不能100％把每一个利益相关者都找出来，但我们可以根据重要性原则等把投入企业资源占90％以上的利益相关者找出来。这样，即使有偏差，也是在可接受的范围之内。并且，随着技术和经验的积累，能确认的利益相关者的数量和比例会越来越大。

其四，其资本所有者的范围的界定也值得讨论。李伟将拥有较高人力资源的经营者甚至技术人员都纳入资本所有者范围之内，称之为人力资本所有者。如果仅以拥有人力资本的多少来界定，那不知道其划分的界线是多少。难道管理一百个员工的管理人员就算是资本所有者，而管理九十九个员工的管理人员就是其他利益相关者中的员工吗？另一方面，既然具有较高技术能力的技术人员就可归于资本所有者，那具有较高销售能力的销售人员也应该是资本所有者了。这实际上是承认一部分人依据其投入企业的专用性资源就可以享有企业治理权，而另一部分人就没有。这显然不合理。合理的治理权分配应该是根据其投入企业的专用性资源的大小比例来分享企业治理权，比例大的其发言权就大。

综上所述，仅以其他利益相关者的身份和数量难以确定和他们承担的风险与资本所有者有区别，就将其他利益相关者排除在企业的治理结构之外是不合适的。而考虑将所有利益相关者都包括在内的企业治理结构是可行的。不应该把企业对除资本所有者以外的其他利益相关者的责任归于只有资本所有者治理之下的企业社会责任体系之下。虽然假设资本所有者知道其他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经营的重要性，或者也有恻隐之心，但由于资本所有者与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在利益分配上的存在着零和博弈关系，必然很难保证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能在资本所有者主导的企业治理框架下得到很好地保护。因此，承认各相关者应该共同分享企业收益，就不能将其排除在企业治理权分配之外，不能将企业利益分配关系与企业治理权配置关系割裂开来。

三、企业社会责任的本质

基于企业利益相关者理论和以上的讨论，可以总结出以下几点：

1）企业是由各个利益相关者共同投入特定的专用性资源组成的；企业的目标是使所有相关者的利益最大化；

2）企业的生存离不开各个利益相关者，各相关者的利益也受到企业的影响；

3）企业的利益相关者不仅包括资本所有者，也包括企业员工、债权人、供应商、社区居民、政府等在内的其他利益相关者；

4）判断某方是否是企业的利益相关者其依据是他是否向企业投入了专用性资源；

5）企业利益相关者的身份、数量和投入企业的专用性资源都是可以确定和以数量衡量的。

进而，笔者认为，企业应该以各利益相关者投入企业的专用性资源的价值比例来让各相关者分享企业产生的利益。为确保各相关者利益能得到有效保护，各相关者应共同参与企业治理，按照各自投入的专用性资源的比例分享企业治理权。

我们再来考察一下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与企业进行利益分配的关系。

一方面，企业向各相关者进行利益分配，在实现方式上表现为对各相关者承担社会责任，如对股东分配股息，确保股东的知情权等；对员工发放工资奖金，改进员工的福利，加强员工培训等；对供应商及时付款等。即使是企业对贫困地区的捐赠，实际上也是企业对利益相关者（社会）的一种分配行为，因为社会为了提供企业合适的人力资源，保证企业有安全稳定的经营环境，社会对贫困人口进行了经济补助和教育投入等，企业使用了社会提供的人力资源和经营环境这些专用性资源，因而也应该给社会一定的利益分配，其形式可以通过捐赠来实现。那企业如何在各利益相关者之间分配企业利益呢？由前段讨论可知，企业应该以各利益相关者投入企业的专用性资源的价值比例来分配企业产生的收益才是公平的。

另一方面，企业向相关者承担每一项社会责任，都有其代价。比如为了保证股东的知情权，就要有准确的会计系统，还有请会计师事务所对会计报告加以审计，这些都需要付出成本。再比如，为了使环境污染减少，就需要增加环保设备投资等。而一个企业的收益是有限的，企业不能无限制的对某一相关者承担责任，也不能忽视对另一利益相关者的责任，那企业对各个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责任如何分配和平衡呢？既然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就要付出金钱的代价（少收钱或多付钱），因而按照上述讨论，企业对各利益相关者的责任大小，按照其履行的代价大小来计算，在整个企业分配中所占的比例，应该与该利益相关者向企业投入的专用性资源的价值比例大小相一致。

举例来说，假设甲企业有且仅有A（贷款者），B（员工），C（股东）三个利益相关者，A，B，C向企业投入的专用性资源的价值分别为100，200和500；那么A，B，C在甲企业中投入资源的价值比例为1∶2∶5， 或是分别占12.5%, 25% 和62.5%。

首先，A，B，C三方应该按1∶2∶5的比例分享企业的治理权。例如，如果企业设有八个成员的董事会，则A，B，C在董事会中应分别享有派驻1名，2名和5名代表的权力。

其次，甲企业如果有企业收益（这里的企业收益与会计上的利润分配不同，具体如何核算，有待探讨。）进行分配，则A，B，C应分别享有其中的12.5%, 25% 和62.5%。例如，甲企业有800的企业收益，则A，B，C应分别享有其中的100，200和500。

第三，企业的各相关者享有企业的收益，其外在表现为企业对各相关者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例如，向A以现金形式支付利息100；向B支付补充社会福利100，再向B发放100的年终奖金；向C履行会计信息报告义务耗费100，另年终分利400。但无论如何，按企业向A，B，C三个利益相关者履行社会责任的行为，按其代价来计算，其比例应与其向企业投入的专用性资源的价值比例1∶2∶5一致。 如果向C履行会计信息报告义务耗费100后，还向C分配红利500，那C所享受的企业收益比例（（100＋500）/800=72.5%）就超过了其可以分享的比例（62.5%）。这样企业在三个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分配就不合理了。反映在形式上，就是企业对C履行社会责任过度了，而对A，B的社会责任履行不够。

以上例子实际说明，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就是企业在企业的各个利益相关者之间如何进行利益分配的行为，而恰当确认各利益相关者在企业治理结构中的地位和权力则是这种利益分配关系的保障。因而，企业社会责任的本质就是企业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企业承担企业社会责任实际上就是在各利益相关者之间恰当分配企业的治理权，从而确保企业建立合适的社会责任体系来对各相关者承担相应的责任和义务，并且向各相关者履行这些责任和义务的代价，按其占整个企业收益分配的比例，应与各相关者向企业投入的专用性资源的价值比例基本一致。

四、结论与展望

以上讨论表明，基于企业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基本假设，考虑将所有利益相关者都包括在内的企业治理结构是可行的。不应该把企业对除资本所有者以外的其他利益相关者的责任归于只有资本所有者治理之下的企业管理的企业社会责任体系之下。进一步推广，企业的社会责任，本质上就是企业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为了保障利益分配关系能够通过建立良好的企业社会责任体系来实现，只有确保企业各相关者在企业治理架构中的相应位置，他们的利益才能得到保证。而企业对各利益相关者的社会责任的大小，与该利益相关者向企业投入的专用性资源的大小有关；企业对该责任履行的代价大小，占整个企业收益分配的比例，应与其向企业投入的专用性资源的价值比例相一致。

从讨论中可以看出，以上结论还只是初步性的，许多理论的细节还有待深入，许多方面值得另行探讨。笔者认为，今后可以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下一步的研究：

1．企业利益相关者投入专用性资源的认定与价值评估；

2．企业追求所有利益相关者利益最大化同企业资源配置的关系；

3．如何区分企业的价值创造行为（如生产活动，技术活动）和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行为；

4．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代价如何衡量及企业收益如何计算与分配；

5．企业的各个利益相关者在企业的利益分配中如何进行博弈。

这些研究如果能与实证研究结合在一起，将会进一步丰富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论，对实践有更强的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李 伟.论利益相关者理论下的企业社会责任问题 [J].当代经济管理，2007,29(2):34－37.

[2]李 伟. 基于资本治理理论的企业所有权安排 [J].中国工业经济， 2005,209(8):122－128.

[3]楚金桥.国外企业共同治理的分析与借鉴[J].中州学刊，2003,137（5）:42-44.

Nature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A Discussion with Li Wei on the Position of the Other Stakeholders in the Corporate Governance Structure

Hu Guiyi

(Antai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chool,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30,China)

篇10

论文摘要:城市社区治理是实现和谐社区的基本途径。如何搞好社区治理，是当前学术研究的热点问题。随着新公共管理运动的深入发展，社区治理主体也呈多元化的发展趋势。社区业主是构成社区的基本元素，在社区治理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当今的业主与以往的居民并不相同，对他们的管理、组织等遇到了新问题。所以应根据新情况，给社区业主一个合理的角色定位并使业主主动参与到社区治理中来，这样才能更好地进行社区治理。

近年来，我国的城市社区建设已初具规模。城市社区建设这一概念是在我国体制转轨的大背景下被提出来的，“努力促进新的社会结构和管理体制的形成，配合人们在思想文化、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等方面的进步，重塑‘以人为本’的现代社会”。[1](p2)在新形势下，对社区的管理不能沿袭以往的方法，由此产生了社区治理这一理念。社区治理强调的是治理主体多元化，这就把社区业主推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重要位置。

一、社区治理主体多元化是发展趋势

“治理”这一提法有其独立的丰富内涵：“作为社会——控制论系统的治理，政策结果不是中央政府行为的产物，中央可以通过一种法律，但是在随后执行的过程中，它要与地方政府、保健机构、自愿部门、私人部门等发生互动关系，相应，后面这些制度间相互间也要发生互动。中央政府的凌驾地位不存在了，政治体系日益分化，我们生活在‘没有中心的社会’，即以多个中心为特征的多中心国家中。政府的任务是使社会——政治活动具有能动性，鼓励出现多种多样的解决问题和分配服务的安排。这种新的互动模式种类众多，例如自我管制和相互管制，公私合作伙伴关系，合作管理以及有企业家精神的合资企业。社会——控制论研究方法强调了处于中心的行动者进行管理时所受的限制，声称不再有单一的主权权威，替代它的是：每个政策领域特有的多种行动者；这些社会——政治——行政行动者之间的相互依存；共同的目标；界限模糊的公共部门、私人部门以及自愿行动部门；行动、干预以及控制方式的多样化和新出现的方式。治理成了互动式的社会——政治管理方式的结果。[2](p92-94)近年来席卷全球的新公共管理改革浪潮对政府职能提出了新的要求，政府的公共管理职能要求管理主体的多元化，不再是单一的政府管理。“公共管理不完全等于‘政府管理’，而意味着一种新治理。传统意义上的公共行政强调的是政府行政或政府管理（government administration or government management）。而公共管理中的管理者，不一定完全是政府，私人部门、非营利部门、非政府组织等都是公共管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强调的是治理（governance），即由众多行动者组成的一个关系网络，和众多行动者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3](p12)治理理论与新公共管理理念相结合，形成了公共治理理论。公共治理的主要特征有：“1.政府理念从统治到治理的转变；2.公共治理主体从一元到多元的转变；3.公共治理的研究对象有了巨大的扩展；4.公共治理机制和手段的巨大变革。”[4](p91-92)社区治理的理念来源于公共治理理念，以往是政府作为单一的社区管理主体，而现在由于政府理念的转变，使得治理主体呈多元化发展趋势，使除政府以外的非政府组织、企业、社区部门和社区居民都可以成为社区治理的主体。不同主体在对社区事务的管理中发挥各自的特点和优势，相互合作，共同为社区建设出力。如果这一套治理体系能够良好运作，必然能够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但在实际操作中，由于这一新治理模式起步晚，在实际操作中还要一边摸索一边前进，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各治理主体之间职责界限模糊，甚至对自身的角色定位认识不清。在这里要重点讨论的，是社区业主在社区治理中的角色定位问题。

二、社区业主的角色定位

（一）社区业主与以往的社区居民的比较。

我们现在所说的社区业主，主要是指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住房商品化之后购买房屋全部产权的购房者。旧城改造是城市建设整体规划的重要部分，拆除旧房屋建造新房屋则是旧城改造的主要内容。新建的住房大都是商品住宅小区，城市里的社区基本上就是以这些商品住宅小区为主。小区业主与以往的社区居民相比，不同点主要表现在：

1.以往的社区居民所居住的房屋大都是单位福利分房性质，居住在一起的居民一般是在同一单位工作，彼此非常熟悉；现在的小区是商品化住房，业主购房都是个体行为，业主之间互相不认识。

2.以往由街道办事处、居委会等机构对社区进行管理，而现在这些机构已经淡化，应运而生的业主委员会担负起了管理社区业主的责任。

3.以往社区的公共服务由单位统一提供，现在住宅小区的公共服务由物业公司提供，物业公司根据其工作内容和性质向业主收取物业管理费。

可见，从传统社区向住宅小区的转变，不仅是人们的居住条件、居住环境发生了变化，更是我国城市基层社会管理方式的转变。以前实行的以“单位制”为主的管理模式随着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新的社区形式作为新的城市基层社会管理模式，是符合经济与社会发展要求的。

（二）存在的问题。

社区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发展趋势，对社区业主提出了要求。社区业主作为跟社区部门、物业公司具有平等地位的治理主体，理应很好地发挥自己在社区中的作用。但在实际生活中，社区业主与物业公司及其他社区治理主体的矛盾很大，此类新闻也是屡见不鲜。

从上面总结的社区业主与以往社区居民的不同点中可以看出，现在的社区业主之间没有工作上的联系，加之当今社会竞争激烈、压力大、生活节奏快，人们总是很忙，人情淡漠，对于自己所居住的社区的其他成员更是不会主动去结识交往，这就造成了社区业主之间联系不紧密，缺乏把自己当成社区治理主体的觉悟。业主委员会是指由物业管理区域内业主代表组成，代表业主的利益，向社会各方反映业主意愿和要求，并监督物业管理公司管理运作的一个民间性组织。业主委员会的建立是社区自治发展的标志，但由于起步较晚，发展时间短，很多方面还不成熟，而且业主委员会是民间性组织，号召力似乎不强，许多业主对于委员会的职能性质都不了解，支持委员会的工作就更无从谈起了。物业公司为社区提供公共服务，也是社区治理主体之一。目前社区里的矛盾问题，最集中的就是业主与物业公司之间的矛盾，往往是业主认为物业公司在收取了较高的物业管理费之后并没有提供相应的服务，于是拒绝缴纳以后的物业管理费；物业公司则认为他们收取的管理费都不足以维持公司的正常运转了，这样一来，后果一般是物业公司不再为社区提供公共服务，社区环境变得越来越恶劣，业主深受其害。

（三）社区业主的角色定位。

矛盾问题已经不容忽视了，那么业主在社区治理中究竟扮演着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既然前面已经提出社区治理主体多元化的发展趋势，毫无疑问，业主是社区治理主体之一，与物业公司及其他社区部门有着平等的地位。但在实际操作中不能发挥出业主应有的作用，这促使我们对社区业主的角色定位进行反思。

社区治理主体多元化是社区治理理论的组成部分，将理论运用到实践中，必然要经历一段磨合期，在此期间可能会产生很多以往没有遇到过的新问题。“综观我国城市社区治理模式的发展与演变，可以将其概括为三种模式或三个阶段：1.行政型社区——政府主导型的治理模式。2.合作型社区——政府推动与社区自治结合型的治理模式。3.自治型社区——社区主导与政府支持型的治理模式。我国城市社区建设由第二个阶段向第三个阶段的发展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5](p136-137)在这个发展演变的过程中，社区业主对自身的主体地位缺乏足够的认识，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传统管理模式的影响。在以往的社区管理模式中，社区居民是被管理者，是接受政府管理的一群人，人们在思想上已经形成了对管理者的依赖。现在的社区没有了所谓的上级管理者，更多的是靠自己进行管理。而靠自己进行管理，又没有明确的管理方法和标准，于是更多的人选择不管理，对公共事务不闻不问，至于私人的事情，自己管自己的，别人也无权过问。这样一来就导致了社区业主对社区事务的普遍不关心，即使出现了会影响到自身利益的问题，只要他人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就不会主动去寻求解决方法，从众心理在这里起到了很大作用。还有就是单位制解体，尽管凸显了人们的自主性和个性，但也会造成人与人之间联系的不紧密，住在同一个社区的人们缺乏内聚力，对社区公共事务漠不关心也就不足为奇了。业主委员会无法发挥更大的作用，很大程度上是得不到业主们的理解和支持，当然其根源还是前面提到的社区业主之间缺乏内聚力。同时，其他社区治理主体的职责界限模糊，对自己应负的责任认识不清，责任意识不强，也是导致很多问题无法妥善解决的原因。

问题的产生也许是在磨合期间无法避免的，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就成为了过渡的关键。既然现在社区业主不能很好地发挥其作为社区治理主体的作用，那就应该在实践中将其定位在一个还不能够达到治理主体水平，但正在向着治理主体前进的位置。在实践的过程中努力将业主群体往治理主体的方向引导，并让其认识到社区事务与自身利益有着密切关联性。

三、努力引导社区业主发挥其治理水平

将社区业主放在一个还不能够达到治理主体水平，但正在向着治理主体前进的位置，这就需要我们在实际操作中采取相应的措施，将业主向治理主体引导。

（一）强化业主委员会在社区中的作用。

我国传统的管理模式是由上级机构管理社区居民，而且人们的思想方式受其影响很深。既然这样，完全可以顺应这一思维方式，提高业主委员会的地位，强化其作用。业主委员会虽然是民间性组织，也不是对社区的业主进行上对下的管理，但它是代表业主利益的组织，所做的工作都是在维护业主的合法权益。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可以强调业主委员会的组织功能，委员会是通过民主程序推选出来的业主代表组成的，跟大家是同样平等的身份，这就不会出现以前管理模式中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隔阂。业主们有什么困难，遇到了什么问题，都可以向委员会反映，委员会帮助业主解决问题。在这一点上，业主委员会可以填补在没有了传统管理者之后人们心理上的缺失，业主们通过委员会解决了困难与问题，自然会感激业主委员会，在心理上对其产生认同后，要拥护委员会就是顺理成章的了。所以，业主委员会必须强化自身在社区治理中的作用，当业主们还对自己的治理主体地位认识不清时，业主委员会就应该站出来，代表广大业主发挥治理主体的作用。

要做到这一点，首先社区中要选出大家都信赖的、人际关系较好的、热心为大家服务的业主代表来组成业主委员会，组成之后要建立一套业主委员会运作的规章制度，切忌三分钟热情，要切实把每项工作都落到实处，并一直坚持下去。其次要加强业主委员会与广大业主的联系，获得业主的支持。这一点在实际操作上有很大困难，由于前面已经说过的一些原因，很多人都对所居住社区的公共事务漠不关心。还是必须依靠业主委员会自身勤做工作，不能只是在产生问题和发生矛盾时，委员会才能证明其是存在的，必须在日常生活中时时处处体现出业主委员会的存在。

（二）加强社区业主间的内聚力。

社区业主的内聚力不强，是业主不团结，对社区公共事务不关心的根源。如果在这方面有所强化，许多问题解决起来会更容易。由于工作、生活上的差异，社区业主也许很难在同一时间聚集到一起，这也给他们的沟通造成了一定困难。加强业主之间的联系，可以先从老人和孩子着手。退休在家，平时无事可做的老人们完全可以加强联系和沟通，业主委员会可以组织老人们参加一些有益身体健康的活动，加深对其他人的了解和熟悉，老人之间互相来往多了，会影响整个家庭与其他家庭的来往，慢慢地就可以把业主们联系起来。孩子们也是，平时经常在一起玩，家庭之间的联系自然就会越来越紧密。社区业主之间的联系紧密了，内聚力自然就会加强。业主们对社区公共事务就不会再抱着漠不关心的态度，而是真正感觉到自己是这个社区的一分子，社区的大小事务都与自己息息相关，也乐意参与到社区的管理中来，负起自己那份责任，这样，社区业主达到社区治理主体的水平就指日可待了。要加强社区业主的内聚力，要做的还有很多，而且这肯定是一个需要花费较长时间的过程，不能操之过急。

（二）业主应加强与物业公司的互动。

物业公司为社区提供公共服务，是当前的主流。尽管物业公司是企业，但由于其主要业务是为社区提供公共服务，如垃圾清理、安全保卫、绿化维护、车辆管理等，收取的物业管理费也在业主可以接受的范围内，所以物业公司是为社区业主提供公共服务的机构，是社区治理主体之一。当前普遍存在的业主与物业公司的矛盾，很大部分还是由于物业公司自身不完善，提供的实际服务与承诺时的标准不相符，收取费用与提供的服务不相符等。由于物业管理的质量与业主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特别是经济上的联系，使得业主与公司之间的问题十分复杂且敏感，一旦出了问题，双方都不愿意承担责任，致使本来也许并不严重的问题越来越严重，原本可以协商解决的矛盾也变得不可能解决了。当前我国的物业公司发展较快，但良莠不齐的现象也很突出。社区要找到一家负责任讲信用的物业公司并不容易。撇开客观因素，业主自己应该做到的，是重视最初与物业公司签订的合同，严格按照合同拟订的标准执行，如果物业公司日后提供的服务没有达到合同上规定的标准，业主应坚决捍卫自己的合法权益，在物业公司提供服务的过程中，业主应时常监督物业公司的运作，及时沟通，出了问题立刻解决，尽量不要拖延，以保证问题能尽早得到解决。业主与物业公司的互动加强了，一些潜在的发生矛盾的可能性就能够被消除，双方都深入了解对方，就可以更好地合作。物业公司与业主都是社区治理的主体，所以就应该相互尊重，相互监督，做好自己应该做的，出现矛盾问题尽快通过协商解决。当然，企业性质的物业公司是以盈利为目的，在经济利益与提供的服务之间找到平衡点也非易事，所以业主们在监督物业公司工作上必须付出更多，而一个有威信和号召力的业主委员会就可以替业主们担负起监督物业公司工作的责任，这也证明了社区里建立一个有威信有号召力、负责任，能真正代表业主的业主委员会的重要性。

（四）政府为社区建设提供外部支持。

政府是传统的社区管理主体，在当今治理主体多元化发展的趋势下，政府的作用仍然很大，特别是在我国。政府应该为社区建设提供一些外部支持，“社区的人力、物力、财力有限，政府必须协助社区解决工作中遇到的难题，特别是要解决区内居民的就业问题。为了将社区内党政组织、企事业单位组织、社会团体这三类组织统一调动起来，使之为整个社区的利益和目标而共同努力，需要政府担当起协调者的角色，理顺城市社区各行各业之间的关系”。[6](p135)社区其他治理主体都是通过政府授权才可能成为治理主体的，所以政府在社区工作上起到的总领性作用是无可取代的。政府为社区建设提供外部支持，相当于减轻了业主的负担，使得他们能够更好地看清自己的定位，明确自己的责任。政府还应在政策和法律制定上为社区建设提供良好的大环境。对物业公司的监督管理应该有法可依，一些社区部门目前还没有法律地位，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这些部门的发展，政府应该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出有利于社区健康发展的政策和法律，这同样也有助于社区业主认清自己的角色定位。

综上所述，社区业主作为社区治理主体之一，在当前还不能很好地发挥作为治理主体的作用。因此，应该在实践中逐步采取措施，引导社区业主认清自己的角色定位，明确自己担负的责任，强化其责任意识，使其主动参与到社区治理中来，促进社区建设快速稳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严浩.我国城市社区发展政策研究[M].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2002.

[2]俞可平.治理与善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3]张成福，党秀云.公共管理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4]滕世华.公共治理视野中的公共物品供给[J].中国行政管理，200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