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的对象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社会治理的对象，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社会管理强调政府行政管理，社会治理则强调居民自治和社会共治。是由多元主体共同进行的以法律为依据的综合治理。对社会体育而言，应该进行如下管理模式的革新。一是居民体育自治模式的建立。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于行政主导的工作模式，忽略群众的自主、自治能力，有时甚至害怕群众自发开展活动，怕给政府带来麻烦。建立居民体育自治模式就是要充分发挥居民自主开展体育活动的积极性，为居民的自发性体育活动保驾护航。同时，通过制度性安排，使居民体育逐步形成自律和互助的活动形态，达到居民体育自治的理想状态。二是要在社区及以上层面实现政府与社会体育组织共治的新型管理模式。目前急需解决的问题是政府职能转移，也就是说，政府应该将社会体育管理改为与社会体育组织共治的管理模式。由于社区体育已经出现部分自治管理形式，有一定的共治基础，因此，可率先在社区层面推行体育共治模式，由社区体育组织走到前台，协助政府实施社区体育治理。然后再县、地、省层面实施共治管理模式。在社会体育组织参与共治的过程中，要解决好政府部门与社会体育组织的关系，发挥社会体育组织的治理积极性。

2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主要是转变社会治理方式，社会体育也需要转变体育治理方式

2.1坚持系统治理，把社会管理从政府单向管理向政府与社会多元主体共同治理转变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是要把社会管理从政府单向管理向政府与社会多元主体共同治理转变，因此，如何共同治理将成为今后社会治理的新课题。在由政府与社会多元主体构成的治理体系中，政府部门应该建立与其他主体的合作伙伴关系，分工负责，共同实施社会治理。政府在整个社会治理过程中起主导作用，但不是领导作用，政府作为治理主体之一与其他主体是平等关系，而不是其他主体的主管领导。从社会体育系统治理看，首先要建立多元主体共同治理体系。这里的多元主体是指包括政府主管部门在内的相关利益群体。如社区体育治理应该由社区行政与社区体育服务组织共同进行治理；老年人体育治理就应该由政府主管部门与老年人体育协会共同进行治理；区域社会体育应该由地方政府与地区体育服务组织共同进行治理。其次，系统治理要有明确分工，政府与多元主体各司其责，互相配合，实施共治。政府部门尽可能退到后台，发挥调控和协调作用。比如，不同利益群体间产生矛盾时，政府部门可以进行调解，但要避免政府部门过多干预的情况再现。再次，系统治理过程中，要体现民主协商的运作机制特征。即在多元主体的共同协商下确定治理方式，产生分歧时通过民主的方式做出决定。要避免行政决定、其他组织执行的传统管理模式再现。

2.2坚持依法治理，把社会管理从行政管理向法治保障转变

坚持依法治理，就是要加强法律规制在社会活动中的作用，用法律来约束人们的社会行为，用法律来监督管理者的治理行为。依法治理还要把社会管理从行政管控向服务保障转变，鼓励人们依法开展各种社会活动。过去，政府用行政管理手段进行社会管理，管了很多不该管的事，也引起许多不必要的麻烦。因此，社会体育的依法治理就是要改行政管理为法制管理；改一方管一方为法律管双方；改行政管控为服务保障。由行政管理向法制管理转变，首先，要求建立健全社会体育法律法规体系，这是依法治理的基础。其次，要学会以法律为准绳，以法规为标准进行社会体育治理，要减少对社会体育活动的行政干预，实施法制化管理。要充分信任人民群众，在法律的框架内，放手由民众自主地开展体育健身活动，促进全民健身活动的蓬勃发展。由一方管一方向法律管双方转变，就是要改变政府与民间的管理与被管理关系，把双方都纳入依法治理的体系中去，又都在法制的监督之下。双方既是合作方，又是监督方，各自都按照法律的规定行使自己的权利，又通过互相合作，促进社会体育的发展。由行政管控向服务保障转变，是要改变以控制为手段的管理方式，减少对社会体育活动的限制。通过提供服务保障等方式，为社会体育活动保驾护航。过去，社会体育发展中存在“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现象，其原因与简单管控方式有很大关系，即要么不许乱说乱动，要么放任不管。其根源还与行政思维模式有关，即管理就是控制。因此，由行政管控向服务保障转变，不仅是转变方式，更是转变思维。

2.3坚持综合治理，治理手段从单一行政手段向多种手段综合运用转变

坚持综合治理，就是要改变过去单一采用行政手段进行社会管理的简单管理模式，采用“多管齐下”和“多策并举”的综合治理手段进行社会管理，以期获得最佳治理效果。由于行政管理手段多为强制性手段，不适合用于作为生活方式的社会活动管理，而社会治理由于采用综合治理手段，效果和感觉会更好。从社会体育治理角度看，除了行政手段外，还有法制、道德、规范、文化、教育等多种管道可以规范体育行为。这样，不仅可以在制度上约束人们的行为，也可以在思想上引导人们作出正确的价值判断，还可以在舆论环境、文化习俗以及教育培训等方面齐抓共管，使人们从内心认同社会治理模式，接受外部环境压力，达到自觉、自律的社会效果。社会体育治理还应该采用多策并举的方式进行管理。如调整社会体育政策，并通过优惠政策引导社会朝有利的方向发展。再如制定发展策略来推动社会体育的进步，像扶持体育创新、支持有组织体育活动等，一定会带动社会体育的发展。还有改变行政主导的活动开展方式，放手让相关体育协会自主开展活动，政府对符合法律规定的体育组织活动给予经费、资源等方面的支持。再有通过构建、完善公共体育服务体系来推进全民健身活动的开展。总之，要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与时俱进，通过有效的方式方法完善社会体育治理。

2.4坚持源头治理，把治理关口从事后处置向事前和事中延伸转变

坚持源头治理，就是要把治理关口从事后处置向事前和事中延伸转变，因为“亡羊补牢”式的事后处置方式对已经造成的损失无能为力，采用前置治理和事中治理可以避免或减少损失。前置治理主要指决策前要广泛听取群众意见，经过充分论证和必要听证，确保决策符合客观实际，符合群众需求，符合国情、国力等。事中治理主要指均衡各种利益诉求，及时解决利益冲突与矛盾，增强社会和谐，激发社会的活力等。源头治理讲究标本兼治、重在治本。从社会体育的前置治理看，就是要把与群众联系的窗口设到老百姓身边去，方便群众反映情况，方便政府了解情况，方便各方的沟通和互动。具体讲，就是要在社区层面设置公共体育服务平台，倾听百姓的呼声与需求，有针对性地服务。源头治理还应该建立智库机构，为政府提供决策咨询，以保证决策的科学性。政府部门在决策前，要请科研机构开展决策咨询研究，提出可行性报告，在有把握的情况下再去召开听证会，征求民众的意见。从社会体育的事中治理看，就是要坚持公正、公平、公开的原则，以民众利益为重，均衡各方利益，促进社会和谐。在社会体育活动中产生的冲突与矛盾，大都为人民内部矛盾，可以通过调解和深化服务得到解决。在调解群众体育矛盾时，可以通过群众体育组织进行劝解，也可以通过组织间的谈判获得和解。总之群众利益矛盾在自治组织的范畴内解决比较有利。坚持源头治理，还要做好激发社会体育组织活力，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的机制，以及健全公共安全体系工作，实现社会治理体制的创新。

3创新社会体育治理体制的几点建议

3.1转变社会体育管理观念

从传统管理到社会治理，意味着治理主体、治理的目标、方法等方面都要发生转变。因此，政府主管部门及社会体育服务组织首先要转变思想观念。一是要学习“社会治理”理论和方法，明确社会治理的目标、内容、方法及组织运作模式等，为创新社会体育治理奠定基础。二是要明确政府职能转变方向，建立多元共治及群众自治的社会治理理念，积极推行社会体育领域的治理。三是要建立综合治理的基本观念，改变单一行政和行政主导的管理方式，实现社会体育综合治理的新格局。

3.2改革社会体育体制

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不仅是理念的更新，也是管理体制的创新。从社会体育共治的要求看，社会体育组织全面参与体育治理是社会体育体制改革的第一步。政府部门必须尽快做好职能转移的安排，在社区层面实现基本自治，即可以让群众自治的部分，交给群众进行自我管理，如健身团队、基层体育组织管理等，暂时有困难的，交给社区体育服务组织进行管理。在县及以上地区实现基本共治，即由政府主管部门与相关体育组织共同进行社会体育治理，并在治理过程中，逐步放手让社会体育组织独立承担体育活动的开展与维护，政府部门把精力更多地用于政策与规划的制定与体育发展的宏观调控方面，通过协作共治体制的建立与完善，促进社会体育的和谐发展。

3.3调整社会体育机制

要调整纵向等级管理机制，采用扁平化运作机制，使各个层级都有根据自身条件自主开展体育活动的权利，充分调动各个层级的积极性，实现群众体育自治的良好局面。要调整社会体育的信息沟通机制，建立包括自下而上渠道的双向型体育信息通道及信息处理机制。要调整按规定办事的固定程序管理机制，实行目标管理机制。要减少程序约束，改革评价方式。要调整行动激励机制，比如通过政策引导，鼓励体育创新等。推行调研活动，及时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要完善绩效考核、群众评议和反馈等机制，促进社会体育的良性发展。3.4培育社会体育服务组织长期单一行政管理模式造成我国社会组织的弱化，对社会体育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形成一定的困难。要提高社会体育组织的社会治理能力，必须有一个培育过程。首先，可以采用购买服务的方式把公共体育服务项目交给社会体育服务组织，并通过建立绩效考核、评价机制与监督制度，确保社会体育服务组织为群众提供优质体育服务。其次，可以采用委托管理的方式将若干社会体育治理项目交给社会体育服务组织，政府主管部门通过业务指导帮助社会体育服务组织提高社会体育治理能力，并逐步放手让其独立开展工作。再次，可以发挥社会体育服务组织的中介作用，即政府通过其传达政策法规及其他社会治理信息，群众通过其转达对社会体育治理的意见与建议，使其成为政府与群众联系的纽带。

4结论

4.1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对社会体育发展与改革具有重要影响，社会体育管理必须尽快向社会体育治理转变。社会体育治理须从管理理念、管理模式等方面进行改革创新。

4.2社会体育转变治理方式要坚持系统治理、坚持依法治理、坚持综合治理、坚持源头治理。

篇2

摘要：本文从乡村社会环境和乡村社会本身两个方面动身，讨论封建思想文化传统对作为社会个体的人及其行为的影响所在，寻觅乡村社会法治建立中去封建化影响的切入点，为乡村社会去封建化道路选择起点位置和要去封建化的对象目的.

虽然封建政权在我国消亡已有百年，但两千多年的封建思想文化传统在现代中国身上的烙印却仍然鲜活，它触及的范畴是全方面的:更由于我由乡村社会的特殊复杂性，使得乡村社会法治建立中去封建化影响成了一个耐久而普遍的请求，一个重要而艰巨的任务。去封建化的第一步就是要先找到乡村社会中需求去掉其影响的那些封建思想文化传统。封建思想文化传统是一个统称的概念，泛指在封建社会中构成的各种认识、思想、文化和在其影响下构成的各种行为形式、习气和传统。它其中当然不乏各种真善和理性的文化和思想，而作为去封建化的对象，是指那些仍然延生在乡村社会中，成为了乡村法治建立的障碍，与民主、进步和文化相对立的封建思想文化传统。

一、乡村社会大环境中的封建思想文化传统及其影响

(一)封建功利主义思想

封建功利主义思想是中国社会自古以来为官者和受功利主义教化的人们头脑中最根深蒂固的局部，它直接影响到作为社会个体的每一个人的行为。它常常使人们的行为趋于功利化，为了到达名利和私欲的目的，想方设法来躲避不利、以至是不惜地蹂躏法律，这样以来它就成了某些违法立功的思想本源。在乡村社会上层的官员中，追求作为功劳化、政绩化的功利主义思想和行为大量存在，极大的障碍了乡村社会的正常开展和法治化进程。如今社会上普遍存在的恶圈土地，牺牲乡村和农民利益搞城市开展:人为地限制司法等机关接访、接诉、以至是干预司法来降低本地域发案率，以彰显社会调和稳定:支配媒体封锁音讯，瞒报矿难、事故、恶性事情的发作和死亡人数等现象直接和某些官员出于维护本人的政治出路和经济利益相关联。他们的功利第一位思想形成了对农民利益的严重冷漠，而且在事实上也损害牺牲了农民的利益。由于农民的特殊弱势位置和逐步扩展的国度行政权利，在一定水平上给了官员们的功利主义思想进一步开展的时机，如不加以控制，它所形成的乡村社会问题将愈加凸显和锋利，近一年发作的多起群体性农民事情便与之不无关联。

(二)官本位及特权思想

在封建社会中，做官就意味着将具有比普通老百姓更多的预期财富，更高的身份位置和更多的特殊权益。由于为官者和普通百姓对官的膜拜，整个社会构成了官贵民贱的思想，产生了贱民文化。官本位及特权思想越开展，贱民文化就越盛行。在社会文化不时开展的当今中国，这一思想及贱民文化现状却没有几改动，更由于乡村社会和农民的特殊状况，被灌输了贱民思想的他们以至没有勇气来打破这一等级观念，行为做事时战战兢兢唯恐本人贱民身份的暴露，而这又进一步滋长了官本位及特权思想的滋生和蔓延。

与官本位及特权思想严密相连的是强权思想，强权思想常常又会招致强权行为。位置和身份上的优势，普通会让官员们行为时考虑的是“我怎样怎样样，你们该怎样怎样样”，他们从认识中蔑视别人权益，藐视法律和国度，以为本人就是法律。加上农民的顺民思想，为官者在运用本人权利时通常也会呈好事多磨之态，但有时也会有少数“刁民”会不为所顺，这些他们所谓的“刁民”也就当然成了他们强权打压的对象。由于“刁民”们冒犯的是他们的当官的威严和权威，触及的是他们当官的利益，所以这种打压也就是来自他们关于本人官员身份、特权和利益的维护，而绝不是什么国度公共利益和司法的选择。

二、在乡村社会内部，大量的封建思想文化传统余孽仍在活泼，这些农化思想认识成为了乡村社会本身文化开展的障碍和乡村社会法治建立道路上难以冲破的樊篱，当然也就成为了去封建化的对象

(一)农民阶级的顺民认识和违法传统

“公民”一词早己在我国运用多年，它贯彻的是一种对等和公平的思想，泛指一切生活在一国范畴内的具有该国国籍的人。同样在我国，公民这一概念当然也包括一切的农民，但要真正说道现阶段乡村中的农民群体，这个弱势的群体，我想没有比“农民阶级”和“农民阶级”更适宜的用语了。

我国社会的农民弱势位置这一现状由来己久，封建社会的贱民文化加上建国来长期的以牺牲乡村利益来推进城市开展的政策传统，使得农民阶级早己习气了本人的社会此等位置，他们安于现状，只需本人最根本的生存利益有保证，他们乐于承受来自各方面的请求和义务，因而他们不断被奉为最违法的阶级。

篇3

【关键词】网络；青少年；社会化

1.引言

本文旨在探讨网络对青少年社会化的影响。目前的研究多为分别从消极和积极方面进行论述。本文认为，探讨网络对青少年社会化的影响，不应只从网络本身的特性角度出发，还可以追本溯源，从社会化的心理机制出发，叩问本质，对于发扬网络的积极影响控制其消极影响也许会有更好的效果。

2.影响

2.1 社会角色引导

个体的社会环境和社会生活，首先是与其社会角色相一致，并依据社会对相应角色的要求和期待而被系统化的。对于处在特定社会位置、担负某种社会角色的个体，共同的社会要求和期待，使他们的社会生活具有了一致性。根据社会同一性理论和自我价值定向理论。社会认可是个体自我价值最重要的来源，只有得到社会的接纳和承认，个体才能形成稳定的自尊感和自我同一性，并由此获得自信和安全感。（金盛华.2005.）网络时代，青少年的社会化模式发生了重要变化，从“线形社会化模式”转变为“网状社会化模式”。个体的社会认可来源不再仅仅停留在学校，而是扩大到网络中的各种关系，比如网络论坛、聊天室等虚拟社区。57.3%的大学生有通过虚拟社区而和陌生人在现实生活中认识的经历。在传统的线性模式下，青少年在接受文化知识的过程中被动服从，缺乏独立见解，个性受到压抑。而在网状社会化模式下，青少年可以摆脱文化权威的压制，对文化价值的理解也呈现多元化。（刘长城.2007.）青少年在网络中可以轻而易举地寻找到志同道合的同龄人，并聚合在一起共同讨论感兴趣的话题，在讨论中汲取不同的见解以逐渐形成自我独特的思考方式，而非以往单向地延续老师和父母的思维模式。

2.2 社会比较机制

任何一个具有自我意识的人，都有自我评价的需求，将自己的状态与他人的状态进行比较，以获得明确的自我评价的过程就是社会比较。（金盛华.2005.）国内外一些研究表明，社会比较是引发大学生情绪问题的一个重要因素。除了学业方面的比较，大学生也在爱情、外表、金钱等方面进行比较。不理性的社会比较导致大学生之间产生不良竞争，从而引发消极情绪，而理性的社会比较可使大学生产生积极、愉快的情绪（张帆.2010.）。社会比较过程会产生两种相反的结果评价，即对比效应和同化效应。对比效应是指个体面对社会比较信息时，其自我评价水平背离比较目标的现象，即个体面对上行比较信息时会降低自我评价，或面对下行比较信息时会提升其自我评价。同化效应指个体面对社会比较信息时自我评价水平趋向比较目标的现象，此时个体面对上行比较信息时会提升自我评价，或面对下行比较信息时降低自我评价。网络带来了许多引发积极社会比较策略的信息，其中最为明显的是学业社会比较。学业社会比较理论相信，进行向上比较的个体，往往具有较高的自我效能和较好的成绩。当受到榜样人物的激励时，他们相信自己也能获得类似的成功。（朱晓斌等.2011.）

2.3 社会学习机制

人们的思想、感情和行为，既受到行为实践的影响，还要受到其观察经验的影响。个人行为规则与行为方式的获得不仅依赖于个人接受社会外部强化的直接经验，还受到观察他人的行为及其后果接受强化的影响，即替代性强化。（金盛华.2005.）在传统媒体盛行的年代，严格的审查制度使得主流文化得以广泛宣传。而互联网信息具有极强的自由性，而自由往往是一把双刃剑。从正面角度分析，互联网的信息自由让青少年可以快速获得世界各地的信息，尤其是社交网络蓬勃发展的最近两年，Facebook、微博等社交工具从根本上改变了社会交往的模式。而从反面角度看，信息的自由化也带来了信息本身良莠不齐的困扰。网络中充斥着许多黄色、暴力的信息，对青少年尚在形成中的价值观造成了极大冲击。近三分之一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与网络有关。而网络暴力游戏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任茗.2011.）。在调查“你认为在网上最应该具备哪些基本的道德品质”时，有66.1%的学生没有选择“诚实守信”，有55.1%的学生认为在网上聊天“可以欺骗对方，但只能以保护自己的隐私为限，而不能伤害别人”，甚至有13.2%的学生认为“网上聊天谁也看不见，互相欺骗是很正常的”。对于不文明语言，有22.4%的学生认为“网上可以使用，但是现实中不可以使用”（鲁照斌，赵红.2007.）

2.4 亚社会认同机制

亚社会也称次级社会，通常指相对于宏观意义上的大社会而存在的直接社会环境，有时也指对应于较大的社会背景存在的较小社会背景。亚社会与大社会的不一致，常是儿童和青少年在社会化过程中产生冲突的根源。当亚社会对青少年的要求或期望与大社会相冲突，并被意识到时，他们就会产生适应大社会还是认同亚社会的压力。（金盛华.2005.）如前文所述，网络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一个有别于现实世界的虚拟世界，对于当今的青少年而言，这个虚拟世界也是他们生活中一个重要的亚社会。网络亚社会与现实社会最大的区别即在于其虚拟性，如游戏世界中的夫妻关系，论坛中的上下级关系等等。当网络亚社会与现实社会一致时，青少年的行为得到强化，其社会化受到良性刺激，而当网络亚社会与现实社会不一致时，青少年就会面临冲突感。社交网站的流行，开始引导网络实名制的适用，使得网络亚社会开始与现实社会相融合，青少年既可以享受网络的方便与快捷，也无需创造虚拟自我。Sameer Hinduja对Myspace的用户进行了统计，仅有8.8%暴露了全名，57%上传了照片，27.8%列出了学校，仅有3%提供了自己的电话号码（Sameer Hinduja&Justin W. Patchin.2008.）。证明目前的青少年仍把网络亚社会与现实社会明确区分，网络社会与现实社会的结合也许需要找到更多的契合点。

【参考文献】

1.金盛华.社会心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2.刘长城.网络时代青少年社会化模式的转变[J].当代教育科学，2007（21）：57-58.

3.鲁照斌，赵红.小学中高年级同辈群体调查报告[J].课题博览，2007（10）：39-40.

4.任茗.网络暴力游戏对青少年违法犯罪行为的诱发与防治[J].四川警察学院院报，2011，23（2）：54-61.

5.张帆.浅谈社会比较对大学生情绪健康的影响[J].卫生职业教育，2010，28（9）：157-158.

6.朱晓斌，张莉渺，吴亮亮.初中生成就目标定向、学业社会比较和学业自我效能的关系[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11，19（2）：255-258.

篇4

内容摘要:当今世界科学技术飞速发展,人类社会的进步越来越依赖于生产力的智能化及其应用。生产力的智能化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日益重要,特别是对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将产生巨大的促进作用。如何充分利用生产力的智能化为人类造福,保持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共同构建和谐社会,是一个重要的历史和现实任务。

关键词:生产力智能化 发展趋势 社会经济 影响

问题提出

马克思(1971)曾经指出:“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生产力智能化能渗透到各个经济活动中,改变着社会的生产方式,因此,生产力智能化发展趋势对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具有巨大的影响,并对我国科学技术的大力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其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生产力智能化能够节约资源

在传统西方经济学中,资源包括了土地、劳动和资本。这三种基本资源具有排它性,当所有这类资源转移到提高一种物品产量的同时,就会相应减少另一种物品的产出,这就是替代性。替代性是一个基本经济规律,在一定情况下要使社会资源得到充分的配置总是有一定的限度。而信息这种资源具有一种特性――共享性(严耕,1999)。不过要受到物质载体的限制,不能独立存在。网络的出现突破了这种物质载体的限制,大大降低了信息的传递费用和搜索费用,使得人们可能有效地搜索信息,从而在经济活动中有效地分配有限的经济资源。因此(有用的)信息无形地附在各种有形的经济资源成为生产活动中不可缺少的要素。

第一,生产力智能化节约能源。经济学家认为,通过加大信息资源的投入,或人们智力与知识的投入,可在一定程度上替代各种物质资源和能源的投入,并减少物质资源和能源的消耗,从而转变经济增长的传统模式。大量数据表明,信息网络化程度越高,物质能源的消耗就越低。

第二,生产力智能化节约人力资源。经济学家们建立经济增长模型一般采用三个要素:资本、劳动力、技术进步。而资本又分为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节约了大量的劳动力,使得生产过程更加自动化、智能化,应验了马克思(2001)关于“劳动者从生产的流程解放出来”的预言。网络经济的到来将体力劳动减少到更小的程度,脑力劳动成为人类主要的劳动形式,从事科学研究和其他脑力劳动的人员,成为社会生产和推动社会进步的主力军。网络经济对人力资源的节约作用还表现在促进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

第三,生产力智能化节约资金。网络与信息的完美结合更好地解决了社会经济活动中资金流的问题,信息代替货币以更廉价的方式传递,加快了资金的流通速度。主要体现在电子转账系统、电子货币的出现和普及上。据统计,我国每年在途资金高达300多亿元,而美国用于周转的在途资金只有5亿美元左右,仅相当于中国的13%(乌家培、纪玉山,2000)。

生产力智能化推动国民经济的增长

网络经济可以提高信息要素与劳动力要素相互结合的程度,增加其他生产要素的信息含量,并且使其它要素配置更加合理,从而提高生产力系统的整体素质和利用效率。信息、管理、科技等软要素起到调节配置其它要素,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作用。当网络成为一种传递信息的工具应用到劳动中的时候,劳动者有更多的时间去思考问题,进行技术和管理的创新,从而进一步推动经济的高质量增长。

网络信息产品和网络信息服务可以创造GNP,在发达国家信息产业产值的年增长率是传统产业的3-5倍,是国民经济增长的2倍。在1995-1999年中,美国经济增长的三分之一要归功于信息产业。据日本通产省预测,其信息产业以年均13%的增长率扩大其在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以电子计算机和信息网络为代表的信息产业,己经成为对日本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产业。我国1999年信息产业国内生产总值虽然只占GDP的3.4%,对GDP增长的直接贡献率却已达到10%左右(张德斌,2001)。网络经济还促进了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知识和技术的投入比重逐渐增大,物质资源投入比重逐渐降低。网络经济本质上是知识经济,知识经济时代的经济将由外延增长为主向内涵增长为主转化。

生产力智能化减弱经济的周期波动

经济周期是以实际国民生产总值衡量的经济活动总水平的波动。马克思(1975)指出:“现代机器大工业的产生及其所特有的物质技术关系,是产生经济周期波动最根本的、具有物质性和本源性的条件。”经济周期波动是现代工业所特有的生活过程。网络经济的直接性可以极大减弱经济的周期波动,它缩短了生产到消费之间的迂回路径,弥合了产销鸿沟,从而更好地抑制经济波动。

同时,网络时代,新技术、新知识,及其获取方式的创新速度,要远远快于传统工业技术革新的速度,导致新行业、新市场新需求不断涌现,成为决定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推动力。

再者,在网络经济时代,信息优化了价值规律配置资源的功能,弥补了市场经济价格机制失灵的缺陷,也使得经济运行趋于平稳。网络的出现减少了交易的许多中间环节,大大提高了信息的传输速度和传输量,从而使经济发展过程中各个环节、各产业部门之间的不平衡幅度缩小,使经济增长的升跌幅度减小。

生产力智能化优化社会的经济结构

人类社会是一个由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观念结构构成的有机整体,其中经济结构作为社会的原生结构决定和制约着社会的政治结构和观念结构,并构成政治结构和观念结构即社会上层建筑的现实基础。社会经济结构是人们在社会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的各种关系,即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们之间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1972)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依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

生产力智能化优化社会的经济结构。生产力智能化使劳动力和资金在整个要素中的比例不断下降,技术和组织要素的比例不断上升。研究表明,在研究和开发方面的投资至少能为社会带来 30%的收益,而新机器设备等有形资本投资只能带来8%-10%的收益。近年来频繁出现的知识经济概念,实质上是突出科技和管理在生产要素中的作用。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在提升科技和管理在生产要素中的地位。

历史上,产业结构的每一次重大变化或调整,都与科技进步密切相关。一方面,科技进步可以带来一系列的新产业群。科技进步,尤其是新兴技术领域的开拓,必然会导致各种资源的合理利用,导致新产品的不断出现。随着新产品生产规模的日益扩大,逐渐形成新的产业部门。另一方面,生产力智能化可促使产业结构向工业化、信息化方向转变。生产力智能化刺激需求结构,使产业结构发生变化,对需求结构具有十分重要影响生产力的智能化使劳动力在产业间转移,促进产业结构发生变化。

生产力智能化的发展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也给生产方式和人们生活带来重大影响,特别是凝聚高新技术、有很大市场潜力的新产品,对产业结构调整具有很强的导向作用。因此,经济结构调整的动力在科技,希望也在科技。通过生产力智能化,改造和提高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和高技术产业,提高产业技术水平,形成合理的规模和结构,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步伐。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增强产品市场竞争能力,是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基础。

生产力智能化影响现代社会的生产关系

生产关系是人们在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生产力的不断智能化使劳动者和生产资料所有者在社会生产关系中的地位越来越趋向平等化、合理化。

第一,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多元化。首先表现在劳动者越来越有机会成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一方面,生产资料所有者正在由相对单一的“公有制”或者“私有制”变为公有、国有、个体私有、合伙、股份等多种所有制;另一方面,占有股份的人数占社会人口总数的比例越来越大。其次,表现在产生了人们获得生产资料的有效运行机制:由于以智能化信息系统为基础的市场机制在各种资源配置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人们通过股票市场获得生产资料所有权已经成为一种灵活的、操作性很强的机制。在这种生产资料所有制“多元化”的过程中,劳动者尤其是“白领”劳动者越来越多地成为生产资料所有者。随着“白领”阶层人数的增加,劳动者占有生产资料的比例也会大大增加。这种多元化实际上意味着要求实现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平等化,这是由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规律所决定的。

第二, 劳动者和生产资料所有者在社会生产关系中的地位越来越趋向平等化。突出表现在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的关系方面:在生产组织内部,由于生产中操作知识和技术方面的需要,劳动者中白领阶层的比例不断扩大。由于生产资料所有者和经营者的分离,生产资料所有者和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的相互关系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生产资料所有者逐渐失去了以往高高在上的生产指挥者的地位,而作为劳动者的白领阶层则逐渐成为生产活动的主导者,甚至成为生产的指挥者;在生产组织的结构方面,出现了由金字塔式向“扁平化”的转变,等级和层次越来越不明显。这种转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由生产组织中原有的上下级关系转变为平等的关系,由封闭在某一岗位中的同事关系转变为相互平等的“网络化”同事关系,由执行自己并不十分了解的命令转变为参与式的工作,由努力调整自己的行为使之与其他人同步转变为充分理解公司的意图和合作的知识,从而达到一种工作上的默契;在生产组织相互之间,大生产组织与小生产组织也不再是一种完全的“大鱼吃小鱼”的竞争与吞并关系,而更多地是一种互利互惠的合作关系,是一种更加“平等”的双赢关系。

第三,产品分配更加合理化。由于生产力智能化的不断发展,产品分配不再是单一的“按资分配”或“按劳分配”,而是多种分配方式。在这种分配关系中,劳动者可以分配到更多的与劳动需要有关的消费品,有些产品既是生产资料,又是消费资料,如电话、电脑、汽车等,因此,也使产品分配更加合理化。

结论

综上所述,生产力智能化使现代社会生产关系发生了并且还在发生着重大变化,这种变化的总趋势是生产关系的平等化、合理化。历史经验表明,信息时代的到来,为我国带来了一次追赶世界发达国家的新的宝贵机会,失去这个机会,将使我国在信息时代再度落后。所以,抓住机遇,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充分利用科学技术实现生产力的高度智能化,促进我国的繁荣发展,是当代中国人的历史重任。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M].人民出版社,1971

2.严耕.终极市场-网络经济的来临[M].北京出版社,1999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M].人民出版社,2001

4.乌家培主编,纪玉山等.网络经济[M].长春出版社,2000

5.张德斌等.网络金融与风险投资[M].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1

6.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人民出版社,1975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人民出版社,1972

作者简介:

篇5

【关键词】搜寻与匹配;社会保障制度;劳动就业市场

一、相关理论

搜寻理论认为人们对信息搜寻需要付出成本，搜寻是决策者将样本空间中的选择对象转变成选择空间中选择对象的活动。该理论在劳动力市场的应用统一了人们对于摩擦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的认识，为自然失业率奠定了基础。求职者与劳务需求者双方掌握的相关信息的不对称，双方的信息差异导致雇主与工人不能很快匹配，从而引发了所谓的“摩擦”，也就是买家与卖家遥相呼应，交易却没有达成。

二、我国劳动力市场匹配存在的问题

(一)匹配现状。

一是目前我国很多城市还没有建立起比较完善的劳动力市场，管理混乱，服务水平较低，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劳务匹配问题，只是为劳务匹配提供一个简单的场所，市场机制对劳动力供需匹配能力比较落后，很大程度上影响搜寻与匹配效率。当劳动力市场匹配中劳动者与劳务需求者的要求相吻合时，匹配成功率才较高，我国劳动力市场上，劳动者具有的知识技能和岗位对其知识技能的要求存在结构性错位，导致我国劳动力配置效率低。我国现有技术工人中，初级与中级技术工人所占比例较高，而高级技术工人比例很低，与我国经济发展的速度严重不符，岗位空缺与求职者人数比率较大，即工厂所需与求职者需求都无法满足，导致二者匹配效率低。二是就业结构不合理，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虽然第三产业迅速增长，但从事第三产业的人数，求职者也越来越多，超过了第三产业的增长速度，使得岗位与就业人数产生了严重冲突。三是劳动力市场制度不完善，由于存在企业和工厂随意与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的现象，使得技能水平低的求职都集中在这样的市场中，求职者越来越多，就会加剧这种低效率的匹配。

(二)失业现状。

一是城镇登记失业人数逐年增加，从2012年的917万，2013年为926万，到2014年952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总体平稳，为4．1%左右。二是总量矛盾，结构矛盾与素质矛盾并存，失业人口总量大。随着城镇化建设，农村失地农民增多，使得农业人口失业比重增大;同时，农村劳动力的专业技术相对较低，这样就使得多重矛盾并存。三是经济高增长与城镇高失业并存。按照传统的经济理论，经济增长高低与失业率高低存在着替代关系，即高增长往往与低失业相伴，低增长常常与高失业为邻。我国近年来高增长与高失业并存的现象在当今世界上少见。经济体制改革与经济结构调整为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地增长提供了巨大的动力和发展的空间，然而，经济体制改革需要人才作为支持，但我国高技术人才不足，劳动力整体素质低，使得这种矛盾日益激化。

三、我国劳动力市场发育水平低的原因

(一)计划经济体制的残余影响。

传统观点认为劳务提供者与劳务需求者之间存在地位不平等，即劳务提供者处于弱势地位，计划经济体制遗留下来的非平等因素影响了市场经济的有效发展。

(二)体制因素。

主要是户籍制度的存在导致区域性分割出现，造成劳动力流通的障碍，我国城乡二元制会造成城乡的制度分化，主要是社会保障制度的二元化，进一步对劳动力进行分割。

(三)信息障碍。

就业信息不对称，导致就业者和劳务需求者地位不平等。由于一系列原因，就业者掌握的信息如工资待遇、工种、职位的具体需求等不全面，就业者在搜寻信息中处于劣势地位，信息涉及的方面少，信息来源的地域覆盖面小，网络化程度低，使得市场体制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影响了劳动力市场进一步发展。

四、社会保障相关制度对劳动力市场匹配效率的影响

(一)失业保障与救济水平对劳动力市场匹配效率的影响。

失业保险既要保障失业人群不会因失业引起生活质量大幅度下降，引起劳动力无法修复，更要包含一定的激励机制来促使失业者更快找到新工作。从效率角度分析，失业保险救济时间过长，会降低对失业人员找工作的激励，即过长的失业保险救济会产生一种道德风险，当失业者知道自己有较长的保障期限时，便不会急于摆脱失业的状态。甚至可能出现在用工高峰期时不积极就业而以失业保险为生的现象，这种现象在欧洲比较普遍。最低工资是一种价格下限，但是其消极作用也较明显，一是影响自由市场的运作;二是弱势群体或将被牺牲，因为受最低工资的影响，雇主会选择身体健全以及技术较高的工人，无形中减少了弱势群体在劳动市场的生存空间与流动，低端技术人才失业人口增多，匹配效率低下。

(二)社会保障统筹层次的影响。

由于我国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社会保障账户的统筹还停留在小范围的地区，还没有形成全国范围内的统筹，其保障水平与机制没有达到全国统一的标准，这就阻碍了劳动力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从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劳动力匹配效率。

五、提高劳动力匹配效率的措施

(一)充分发挥市场机制配置劳动力的作用。

从市场角度出发，取消较大的工资差异和劳务提供者的就业进入障碍;改革户籍制度，并建立全国统一开放的劳动力市场，降低因户籍制度给劳动力自由流动带来的负面影响，减少劳动者因城市与农村户口差异导致的就业与社会福利差异，统一采用居民户口，打破城乡传统劳务流动壁垒，促进城市场与农村劳动力二者市场融合，提高两个劳动力市场的匹配效率。

(二)做好职业信息收集工作，建立健全的劳动力市场。

许多具备就业能力的求职者不能在第一时间与理想的岗位相匹配，而存在职位空缺的企业也不能在第一时间找到合适的求职者，这无疑增加了双方的搜寻成本，延长了搜寻时间。建立全国性的就业服务信息网络体系，打破地区分割，并对就业信息进行分类管理、储存、更新，促进劳动者的合理有序高效流动。

(三)当地政府与组织做好劳动力培训和职业介绍。

目前存在的失业问题与用人单位招不到劳动力问题，需要当地政府与相关人力资源单位做好相应措施，既要增加劳动者的供应数量，要提高供应的质量，又要做好职业培训，政府相关部门加大对职业教育的投入度，并对再就业者实施技能培训，提高其就业竞争能力。

(四)完善失业保障法律法规的建设。

单纯依靠市场手段完善劳务市场，很难达到理想的效果，因此还需要制度保障和规范劳动力市场的相关法律法规，既能从社会保障的角度保证劳务提供者与需求者很快匹配，又达到理想匹配的质量，通过失业保障和失业救济，保证了劳动力工作的连续性，从而提高劳动力匹配效率。

【参考文献】

［1］谢丽惠，程序．论失业与社会保障的关系［J］．中国集体经济，2009，27:23～24

［2］刘明彦，白佳．201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搜寻与匹配理论［J］．银行家，2010，11

［3］刘兰．西方失业理论的最新发展及启示［J］．经济纵横，2004，1

［4］姜弈华．户籍改革与农业人口转移［J］．现代经济探讨，2003，11

［5］高谋洲．中国劳动力市场的信息障碍及对策［J］．攀枝花学院学报，2003，2

篇6

[关键词]互惠理论；企业社会责任；组织公民行为；员工信任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3-0461（2012）11-0024-10

一、问题的提出

企业社会责任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了普遍关注，无论是在企业实践还是理论研究中都形成了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广泛共识，甚至有学者还将企业社会责任视为道德价值角度下的企业目的[1]。基于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的重要作用，大量学者从不同研究视角研究了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发展之间的内在机制，比较有代表性的有：竞争优势论[2]、资源依赖论[3]、企业声誉论[4][5][6][7]和管理效用论[8][9]等。值得一提的是，上述有价值的研究中对企业社会责任在企业与企业员工关系的之间亦做了广泛而有意义的探讨：如，在企业声誉论的相关研究中，学者Turban，Greening提出了捐赠招聘机制，认为企业捐赠能够提升企业声誉，可以向社会传递积极信号，从而吸引大量优秀人才，使其成为企业员工；此外，有研究还证实了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员工与企业之间的组织认同具有正向的影响[10][11]。换言之，现有研究表明，企业社会责任不仅可以促使企业获得外部的合法性，还会收获对企业内部员工的积极影响。并且，作为企业的员工，其是企业直接、重要的利益相关者，企业的所履行的尤其是对员工的社会责任将会得到员工的工作回报[12]，因此，如何获得员工的认同和信任不仅是企业实践发展中面临的重要问题，同时，也成为企业社会责任研究的热点。

另一方面，知识经济的来临使人力资本的重要性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而如何有效激励企业员工、充分发挥人才的作用，从而实现更高绩效，已经成为企业人力资源领域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13]。企业组织公民行为是企业员工积极从事相关、甚至“无关”个人本质工作的一种积极的行为，正逐渐得到学者们的注意。企业组织公民行为作为企业员工工作态度和工作积极性的重要表现，企业组织公民行为的实现则被视为企业有效激励的重要标志，并且，企业履行对员工的社会责任不仅能够对员工感知组织支持产生影响，而且也会积极促进员工产生组织公民行为[14]。因此，有必要积极发掘和研究企业社会责任对员工组织公民行为产生影响的内在机制。然而，现有研究将过多的注意力放在了探索企业社会责任与员工吸引之间的重要联系，而对于员工进入企业之后的员工与企业的深层次关系并未给出很好的解释。

因此，本文将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从互惠理论出发，考察企业社会责任履行与员工工作态度和工作行为，即组织公民行为的深层次关系。本文旨在解决两个主要问题：①企业履行的社会责任各维度对员工组织公民行为的促进 关系；②员工信任对企业社会责任和组织公民行为的调节效应。这两个问题的解决，一方面可以为企业通过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方式影响和促进组织公民行为提供一个有益的思路；另一方面，通过深入考察员工信任对企业社会责任与组织公民行为产生作用的内在机制，对基于员工信任视角在理论上拓展和完善组织公民行为研究的理论框架具有重要意义。

二、理论背景及研究假设

（一）研究变量的界定及研究框架的构建

1.研究变量的界定

（1）企业社会责任及维度。20世纪60年代以来，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逐渐增多，学者们普遍对企业社会责任行为持支持态度[15]。但迄今为止，学者们就企业社会责任的内涵仍未达成普遍共识，但归结起来主要可以划分为狭义企业社会责任概念和广义企业社会责任概念。狭义企业社会责任认为企业唯一的责任就是充分使用其资源实现利润最大化[16]；而广义的企业社会责任则涵盖经济、法律、道德和伦理责任[17]。由以上的研究可知，若要准确界定企业社会责任，必须准确划分其维度。具有代表性的有两维论，三维论和四维论。两维论主要将企业社会责任划分为内部和外部社会责任[18][19]、强制性社会责任和自愿性社会责任[20]、法律责任和道义责任[21]等；三维论则将企业社会责任划分为经济、法律和道德责任[22]，市场、员工和公共责任[23]等；四维论则主要将企业社会责任划分为经济、法律、伦理和慈善责任[17]。企业社会责任的表现因文化和社会背景的不同而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1][24]，所以企业社会责任的内涵和维度要充分考虑我国企业的情景因素。我国学者尹钰林[23]从我国情景出发，使用因子分析将16个条目的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划分为三个维度。鉴于此，本文将采用这一分类，从市场责任、员工责任和公共责任三个维度考察我国情景下的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并进一步将企业社会责任定义为企业在创造利润的同时，所承担的对市场、员工和公共的责任。

（2）员工信任。Robinson[25]将信任定义为指期望、假定或相信他人的行动将会有利于、或至少不会有损自己的利益。作为心理学的重要概念，目前被广泛应用于企业组织领域的研究。企业组织内的信任不仅可以降低员工离职率，提高员工满意水平[26][27]，还对企业的绩效产生正向的促进作用[28][29]。员工信任按照其信任的对象不同可以进行进一步的分类。Nyhan和Marlowe[30]将员工信任细分为两个主要种类：一种是指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关系——组织内部的人际信任，是建立在组织内各员工彼此的认识和了解的认知和体验的基础上的，也常被称为关系信任[31]；另外一种是指组织内员工对于组织整体的信任关系——系统信任，是组织内员工对组织的一种整体性的信任感知，这一信任建立在员工对于管理层的决策和行动以及组织的规章制度及其执行情况的整体信赖体验的基础之上。除此之外，员工信任还可以划分为水平信任和垂直信任[32]以及分为对高管的信任、同事的信任和对直接上级的信任[29][33]三个维度等种类。本研究将采用我国学者李宁等[29]借鉴Mayer[33]的做法，将员工信任界定为员工对组织内的信任，主要包括三个维度：即对高管的信任、对同事的信任以及对直接上级的信任。而近年来，随着企业社会责任被企业实践和理论研究的重视，员工信任也被广泛应用于这一领域内的研究[29] [34]。

（3）组织公民行为。Organ[35]的研究认为，组织公民行为（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OCB）思想的精髓起源于合作意愿和非正式组织[36]，并将其定义为在组织正式的薪酬体系中未得到直接确认，但就整体而言利于提高组织效能的行为。这一概念认为组织公民行为必须是组织成员自觉自愿表现出来的行为，而不是由正式的奖惩系统来评定的角色外行为。组织公民行为对企业的重要性得到了广泛地认可，只依靠员工的角色内行为，很难有效地达成组织目标。于是，Kats和Kahn[37]提出一个组织的有效运作取决于员工的三种行为：①员工必须参与并且留任在组织中；②员工的行为必须符合组织的特定角色要求；③员工在获得超越角色要求的组织目标时，必须具有创新及自。但鉴于最先定义的组织公民行为和职务要求行为之间的重合，Organ[38]重新将组织公民行为定义为有助于保持和改善支持任务绩效完成的社会和心理行为。但是，学者们组织公民行为的维度尚未达成共识。如Organ[35]将组织公民行为分为利他主义、运动员精神、责任意识、礼节和公民道德5个维度；Podsakoff和Mackezie[39]则进一步划分为帮助行为、运动员精神、组织忠诚、组织遵从、个人首创、公民道德和自我发展7个维度；除此之外，还有两维论[40][41]、三维论[42]等。由于以上的维度都是在西方背景下划分的，而要研究我国的组织公民行为，则必须要考虑我国特定的文化背景。因此，我们将采用我国学者王彦斌[43]修正后的组织公民行为，主要包括两个维度，即热心组织事务和对组织事务负责。

2.互惠理论视角下的理论框架

互惠理论起源于社会交换理论，被广泛应用于生物学、哲学、心理学、经济学和管理学等多门学科中，而其在管理学中的应用主要集中在组织理论领域，对于组织内员工激励的重要性也被广泛认同[44][45]。互惠性的概念和类型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一般而言互惠指的是“人们对觉察到的友善回报以友善、不友善回报以不友善的交互行为”，前者称为正互惠，后者称为负互惠[46]。除此之外，还有内在互惠和帮互惠[47]、强互惠[48]等分类方法。而最为广泛认同的是Sparrowe和Liden[49]在广义交换、平衡交换和负交换三种交换行为[50]基础上提出的三种互惠类型：广义互惠（generalized reciprocity）、平衡互惠（balanced reciprocity）和负互惠（negative reciprocity）。其中，广义互惠反映的是利他的行为方式，即在付出的同时，并不要求对方给予相应的回报；平衡互惠反映的是及时进行均等的相关回报，即当一方为对方付出努力时，对方给予相同的回报；而负互惠反映的是自私性利益，完全从个人的利益出发，而不惜损害别人的利益来增加自己的利益，在对方付出的同时，不注重给对方回报。恰是因为互惠是决定人类行为中一个有力的因素[51]，在组织研究中，互惠不仅能提高集体行动的一致性、加强社会行为准则，而且互惠本身构成一种强有力的激励源[52]。

此外，有一种观点认为，虽然组织公民行为作为一种组织外形为，并未与既定的薪酬相连，但是在员工考核时，组织公民行为也常被认为是重要的评价指标[53][54]。所以员工在面临奖励行为和升职机会时，会考虑组织公民行为[13][55]。我们认为，这可能并不是员工产生其组织公民行为的主要动因，真正促使企业员工产生组织公民行为原因决定于其内在心理机制：一是出于与企业行为的互惠；二是基于对企业的信任。具体而言：一方面，企业员工的组织公民行为同样起源于社会交换理论，与互惠理论具有同样的理论基础，因此二者的联系也较为紧密。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一个对员工、市场、公共主体等利益相关者负责任的过程。因此，如果使员工能够感知到组织的努力，这不仅将有利于企业树立“负责任”的雇主品牌，还有助于影响员工的工作表现，促进其表现出更多超越工作本身、有利于组织绩效的角色外行为[56]。另一方面，员工信任作为员工对组织的同事、领导和组织本身的整体态度，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员工对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感知。并且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可以让员工信任组织及组织中的员工，减少员工对不确定环境的不信任，更多感受到组织的安全，提高对组织的信任[34]，从而进一步激励员工发挥自身特长和创造性提高组织绩效。此外，企业社会责任与员工组织公民行为之间的关系意味着对员工组织公民行为影响的因素除企业社会责任的员工责任外，其他维度的责任同样会对员工组织公民行为产生促进作用，且其内在影响机理相对于员工责任而言，可能更为复杂，而这值得做进一步的探究。

基于此，本研究从互惠理论出发，试图引入员工信任变量，建立企业社会责任各维度与企业员工的组织公民行为之间相关关系的理论模型。如图1所示，本研究旨在考察企业社会责任对员工组织公民行为的内在作用机制，同时还将考察员工信任的调节效应。

（二）研究假设的提出

1.企业社会责任对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机制

企业社会责任可以通过组织支持与员工的互惠关系进而促进员工组织公民行为的出现。企业社会责任是影响组织公民行为动因之一，其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互利平等的社会换模式，而企业员工将会选择组织公民行为作为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回报[14]。企业对员工支持的很重的一个方面是体现在企业对员工的精神激励上。其实，企业与员工之间的互惠关系并不仅仅建立在物质资源交换的基础上，个体还会在社会生活中进行诸如情感、赞赏、信息、声誉、地位和服务等非物质资源的交换[57]。企业所提供的非物质资源主要是指企业对其他利益相关者的责任可以使企业具备一定的社会责任特征，如社会责任形象、社会责任文化、社会责任氛围和社会责任表现等。企业在这些方面的努力同样会对员工的组织公民行为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现有研究表明，企业社会责任形象与组织公民行为存在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员工对企业社会责任形象、社会责任氛围的评价愈高，组织公民行为水平愈强[58][59]，并且，这与本研究所界定的企业社会责任维度中的企业对市场和广义公众所履行的责任比较吻合，是企业为员工提供的非物质资源，利于激发员工的互惠行为。此外，本研究所指企业所履行的市场责任直接与顾客满意相关[23]，而顾客企业的评价也是基于企业市场责任履行情况所给出的，这一评价最终反映为企业社会责任形象和企业声誉的改变，而企业声誉可以向社会传递积极信号[4]，进而为企业吸引大量优秀人才，这也从侧面印证了企业履行市场责任的正效应。因此，我们可以合理推断，企业对于市场责任的履行会提升企业声誉和企业社会责任形象等，并进一步促进员工的组织公民行为。鉴于此，我们提出假设：

H1：市场责任正向影响组织公民行为

此外，研究表明，企业对员工支持的另一面则是一些直接相关利益的体现，如包括晋升、高额薪酬、绩效奖励、培训、长期工作保障、职业发展以及人事支持等[60]，同时，企业对员工的责任也被认为是影响组织公民行为发生的重要前因变量之一[58]。企业对员工的支持和责任如果真实的反映到企业所履行的社会责任行为中，则恰好与企业社会责任维度中的员工责任维度相互重合，即“重视安全的工作环境”、“为员工提供了运用宝贵技能和才能的工作机会”、“维护员工权益”和“重视员工的工作安全感”[23]。因此，根据互惠理论，一方面，企业为员工提供的这些资源会使其期望通过提高组织公民行为来寻求与组织之间互惠关系[61]（Gerstner，Day，1997）；另一方面，企业良好的人力资源实践，如薪酬、培训、工作安全等会对员工形成人力资源知觉[62]，从而出现对组织公民行为有很好的预测作用。换言之，企业可以通过对员工责任的认真履行促进员工的组织公民行为的发生。此外，可合理推知，基于互惠理论，如果员工所感知到企业对其社会责任付出较少时，则会打击其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14]，反之，当员工感知到企业对其负责任的行为时将会产生回馈心理，则会提升其工作行为表现，进而产生积极组织公民行为。据此，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H2：企业员工责任正向影响组织公民行为

企业社会责任中的公共责任主要是指企业履行的对社会广义上的责任，包括“遵守法律”、“促进社会正义”、“支持社会及文化活动”和“不会令环境恶化”等几方面内容[23]。随着社会公众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愈发重视，企业一举一动都会通过报纸、电视、广播、网络等媒体暴露于公众的视野之中。新闻媒体一直以独立的监督者身份存在，它们是推进企业社会责任发展的重要压力之一，企业出现任何不光彩的事情都会被曝光，而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也会得到大力宣扬和褒奖[63]。并且，良好公共责任的履行是展示企业良好社会责任形象的有效途径，而员工对企业社会责任形象的评价愈高， 其工作满意度和组织公民行为水平愈强[59]。以我国为例，汶川地震后，诸如王老吉等企业的捐赠行为在社会公众中产生强烈反响，极大地提高了企业声誉。并且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所形成的社会责任文化和社会责任氛围，这些都会对员工起到激励作用，即可能激发员工的组织公民行为。鉴于此，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H3：公共责任正向影响组织公民行为

2.员工信任对企业社会责任与组织公民行为之间的关系的调节效应

员工信任的主要作用是促进经济交换与社会交换关系，尤其是社会交换[64]。已有研究中，学者们对于员工信任和员工组织公民行为之间关系的研究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将员工信任作为影响员工组织公民行为的直接影响变量。如，Podsakoff[65]等的研究发现信任是组织成员致力于表现出组织公民行为的重要影响变量；McAllister[66]的研究则认为基于情感的人际信任对于员工的人际间组织公民行为有显著正相关；而Dirks和Ferrin[67]则实证验证了对领导的信任与组织公民行为显著正相关；我国学者万涛也验证了这一关系。另一方面是将员工信任视为多种前置变量与组织公民行为的中介变量，这些变量包括心理所有权[68]、组织公平[64]和变革型领导风格[65][69]等。而值得一提的是，在企业社会责任与员工组织公民行为的研究中，仍鲜有研究将员工信任纳入其分析框架。其实，在企业组织中，员工对同事、领导和组织的信任程度越高，他们就越有可能采取合作行为。换言之，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对员工的激励效果会受到员工信任的影响。具体而言，基于互惠理论，员工对企业内的信任程度越高，其对于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的互惠行为的回应也越明显，即企业社会责任对组织公民行为的促进作用越强；反之，员工信任程度越低，员工对于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感知认知度越低，从而互惠行为回应则会越不明显，即企业社会责任对组织公民行为的促进作用越弱。鉴于此，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H4：员工信任对企业社会责任与组织公民行为之间的关系起调节效应

H4a：员工信任对市场责任与组织公民行为之间的关系起调节效应

H4b：员工信任对员工责任与组织公民行为之间的关系起调节效应

H4c：员工信任对公共责任与组织公民行为之间的关系起调节效应

三、数据收集及分析

（一）样本收集及描述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在北京、天津地区的10家企业（其中大型企业2家、中小型企业各4家）中的600名企业员工（大型企业每家发放100份、中小型企业每家发放50份）。问卷共回收，502份，剔除掉填写不全、明显乱填等无效问卷之后，有效问卷344份，有效回收率为68.5%。样本总体结构为：男性员工为218人，占63.4%；女性员工为126人，占36.6% ；年龄18岁至25岁76人，占22.1%，26岁至35岁139人，占40.4%，35岁以上129人，占37.5%；受教育程度在大专以下的36人，占10.4%，大专学历者占97人，占28.2%，本科学历者155人，占45.05%，硕士及以上的占56人，16.2%；月收入2000元以下者72人，占20.9%，2001元至3，000元者85人，占24.7%，3001元至5，000元者127人，占36.9%，5，000元以上者60人，占17.4%。

（二）变量测量

本研究所用测量量表均来自成熟问卷，所有量表均采用Likert 5点量表来测量被试对每个问项同意的程度，其中，“1”表示完全不同意，“3”表示不能确定，“5”表示完全同意）。其中，企业社会责任来自尹钰林[23]的测量量表，共16个问项，三个维度，其中，市场责任8个问项，员工责任和公共责任各4个问项；员工信任来自李宁等[29]对组织内员工信任的测量量表，共9个问项，三个维度，其中，对于高层管理者的信任、同事的信任和直接领导的信任的测量均保留3个问项；组织公民行为采用王彦斌[43]基于中国国情开发的量表，共8个问项，两个维度，其中，热心组织事务3个问项，对组织事务负责5个问项；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收入，其中，性别：男性为“1”，女性为“0”；年龄：年龄18岁至25岁为“1”，26岁至35岁为“2”，35岁以上为“3”；受教育程度：大专以下为“1”，大专学历为“2”，本科学历为“3”，硕士及以上为“4”；月收入2000元以下为“1”，2001元至3000元为“2”，3001元至5000元为“3”，5000元以上为“4”。此外，本研究中，我们采用SPSS15.0、Lisrel8.5统计软件做相关数据分析。

（三）信度、效度分析

1.问卷信度检验

在对研究假设进行实证分析之前，需要对问卷的内部一致性信度及其效度（包括收敛效度和区分效度）进行检验，以保证后续数据分析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利用SPSS15.0软件对数据进行初步分析发现，企业社会责任三个维度内部一致性信度的Cronbach α系数分别为0.812、0.828、0.794；员工信任三个维度内部一致性信度的Cronbach α系数分别为0.837、0.844、0.869；组织公民行为两个个维度内部一致性信度的Cronbach α系数分别为0.803、0.822。综上，根据学界要求信度一般要高于0.7的通行标准，本研究各变量均具有良好的信度。

2.验证性因子分析及效度检验

因为本研究采用的皆为成熟型问卷，故仅对问卷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本研究的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表明，各个变量中的因子载荷均在0.65以上，完全符合因子载荷不小于0.5的要求[70]。并且，从测量模型的结果来看（如表1所示）：企业社会责任一阶因子（RMSEA=0.064

/df=2.84

/df=2.78

四、 假设检验及分析

（一）企业社会责任对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

由表1中各变量的相关系数可知，本研究所涉及的五个潜变量之间具有显著的相关性，这为本研究深入分析社会责任各维度对组织公民行为的关系提供了初步证据。更进一步地，为了验证企业社会责任各变量对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我们利用逐步回归分析（Stepwise Regression）分别各个假设模型进行实证检验。为了保证实证结果的科学性和严谨性，在回归之前，我们对自变量进行了多重共线性和序列相关检验。回归结果表明：其一，本研究中的回归方程的容忍度介于0.589与1.055之间，VIF1.016至1.697介于1与2之间，由此表明本研究不存在多重共线性；其二，DW值均接近2，故本研究也不存在序列相关问题，比较适合进行回归分析。如表3所示，模型M2的检验结果表明，在模型M1（仅有控制变量）的基础上引入市场责任后，模型M2对组织公民行为的解释力显著增强（ΔR2=0.028，p

此外，由M5可知，员工信任不仅对组织公民行为的具有较强的解释力（ΔR2=0.018，p

（二）员工信任对企业社会责任与组织公民行为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

为了有效消除交互项与控制变量、自变量之间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在测算交互项之前，我们分别对调节变量和自变量进行了中心化后再相乘得到交互项。此外，由于本研究需要检验多个交互项的调节效应，所以仍有可能会出现各交互项之间的多重共线性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本研究采用Ahuja[71]推荐的方法，将交互项逐个放入主效应模型，利用M6、M7、M8三个模型对各调节效应分别进行检验。如表3所示，模型M6的结果表明，在主效应模型M5的基础上增加市场责任与员工信任的交互项，模型M6的解释力显著提高（ΔR2=0.011，p

五、 结论与讨论

（一）研究结论

本研究基于互惠理论探讨了企业社会责任影响组织公民行为的内在机制，并利用354个有效样本实证分析了企业社会责任对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程度以及员工信任对两种作用关系的调节效应。基于理论分析和实证结果，我们得出如下研究结论：

第一，企业社会责任各个维度对组织公民行为均会产生不同程度的正向影响。大量研究表明，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树立社会形象以及回报社会的重要途径[10][17][56][59]，而本研究的结果则表明，企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更是促进员工产生组织公民行为的重要方式之一。企业的发展离不开社会的支持，但是，更需要企业员工的努力工作，员工是企业长足发展的根本和主要源泉。本研究结果还发现，虽然企业社会责任各个维度对组织公民行为均会产生正向影响，但其影响程度并不相同，市场责任影响程度最大、公共责任次之、员工责任最小。此外，与以往学者研究观点不同的是[13][55]，各个维度对组织公民影响程度的不同在一定程度上再次印证了本研究的核心观点，即员工在考虑组织公民行为时，并没有将与自己切身利益相关的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员工责任）放在首位，而更多影响其组织公民行为的确实企业履行的市场责任和公共责任。

第二，员工信任对企业社会责任影响组织公民行为的关系具有正向的调节作用。首先，我们研究发现，员工信任对市场责任与组织公民行为之间的关系具有正向的调节作用（β=0.071，p

（二）研究贡献与管理启示

本研究的主要贡献有：其一，基于互惠理论的视角重新构建了反映员工进入企业之后的员工（员工信任、组织公民行为）与企业行为（企业社会责任）之间深层次关系的理论模型，该模型对于完善和拓展现有企业社会责任研究的理论框架具有一定的理论启发；其二，不仅深入分析了企业社会责任各个维度对员工组织公民行为的具体影响机制，而且，与以往研究不同的是，本研究证实员工在考虑组织公民行为时，并一定总是会将企业履行员工责任放在首位，企业履行的市场责任和公共责任会产生更加重要的影响，对此，本研究从互惠理论及我国特有的国情两个方面给出了解释。

基于本研究结论，可以得到如下管理启示：

其一，通过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促进员工产生更多组织公民行为。企业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不仅能够为企业赢得社会尊重和消费者的支持，而且，对于促进企业内部员工产生积极组织公民行为具有重要的影响。企业的长足、持续发展同时需要外部社会支持取得良好的企业社会形象，并且，也需要来自内部员工的积极工作，两种互为补充，不可或缺，而本研究表明，通过积极履行市场责任、员工责任和公共责任恰好可以同时实现企业两方面的目标。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本研究还发现，员工组织公民行为的产生更多的会受到企业对社会的贡献（即市场责任和公共责任）的影响，而企业对员工自身利益的投入（员工责任）则居于相对次要的地位。这给企业实践的一个重要启示是，企业如果想提高员工的组织公民行为，那么，其在履行社会责任时，不应将过多的精力放在员工责任上面，而是应该同时注重市场责任和公共责任的投入，将三者有机的结合起来才能真正达到提高组织公民行为，改善企业绩效的最终目标。其二，重视员工信任对企业社会责任与组织公民行为关系的影响。本研究实证结果表明，员工信任对企业社会责任与组织公民行为之间的作用关系具有显著的调节效应。也就是说，只有当企业取得员工更高的信任水平之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行为后才能更有效的激发员工的组织公民行为。员工信任是企业试图通过企业社会责任影响员工积极性的关键因素，决定着企业社会责任发挥作用的大小。尤其是在我国情境下，培养员工对企业的信任则显得尤为重要，因为我国自古受儒家文化影响较大，“仁、义、礼、智、信”不仅是古人交流沟通的重要原则，同时也是当今人际沟通以及合作意愿的产生重要前提，即使是有互惠行为的双方也同样需建立在双方具有较高信任水平的情况之下[72]，由此，在中国特有的情境下，企业要想获得员工积极的组织公民行为，必须首先采取有效的措施培养企业与员工之间的信任感知。

（三）研究不足与展望

本研究存在以下不足：其一，本研究虽然基于互惠理论深入分析了社会责任各个维度对组织公民行为产生影响的内在机制，但是本文仅是在理论视角上有部分创新，其本质仍没有跳出现有社会责任理论框架的基本范畴，因此，后续研究有必要在本研究的基础上积极探索新的理论框架，以便为企业更好的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提供智力支持；其二，本研究虽然基于员工信任和我国文化价值两个方面解释了企业社会责任中市场责任、公共责任比员工责任更能影响组织公民行为的原因，但是，由于员工组织行为的产生较为复杂多变，企业社会责任和员工信任可能仅是影响其产生组织公民行为的部分关键因素，所以，后续研究有必要沿着这条思路继续深入分析和探讨这种状况产生的影响因素及背后机理；其三，本研究仅是用我国特有国家价值观对员工信任的作用加以佐证，并没有深入分析国家文化、甚至企业文化层面的因素对员工组织公民行为的深层次影响，而这样的跨层次分析不失为今后继续研究组织公民行为的一个重要方向。

[参考文献]

[1] Sethi， S.P. Dimensions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J].California Management Review， 1975，17 （3）：58-64.

[2] Porter M， Karmer M. 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corporate philanthropy[J].Harvard Business Review， 2002， 80（12）：56-68.

[3] Branco. M. C. and Rodrigues L. L.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resource-based perspectives[J].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2006， 69：111-132.

[4] Turban， D.B. and Greening， D.W. Corporate social performance and organizational attractiveness to prospective employees[J].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1997， 40（3）： 658-672.

[5] Gallo， M.A. The family business and its social responsibilities[J].Family Business Review， 2004， 17（ 2）：135-149 .

[6] Brammer S. and Millington A. The effect of stakeholder prefer ences，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and industry type on corporate community involvement[J].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2003（45）：213-226.

[7] Brammer S. and Millington A. The development of corporate charitable contributions in the UK： A stakeholder analysis[J].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2004（41）：1411-1434.

[8] Boatsman J. and Gupta S. Taxes and corporate charity：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micro-level panel data[J]. National Tax Journal， 1996， 49： 193-213.

[9] Galaskiewicz J. An urban grants economy revisited： corporate charitable contributions in the twin Cities， 1997-1981，1987-1989[J].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1997， 42： 445-471.

[10] Aguilera R， Rupp D， Williams C， Ganapathi J. Putting the S back in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 multilevel theory of social change in organizations[J].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007， 32： 836 -863.

[11] 徐金发，郗河.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软实力的提升机制 -- --以华立集团为例[J].经济管理，2009，31（1）：131-138.

[12] Cropanzano， R. and Mitchell， M.S. Social exchange theory： an interdisciplinary review[J].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05，31（6）： 874-900.

[13] Haworth， C. L.， & Levy， P. E. The importance of instrumentality beliefs in the prediction of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s[J]. Journal of Vocational Behavior， 2001， 59（1）： 64-75.

[14] 何显富，陈宇，张微微.企业履行对员工的社会责任影响员工组织公民行为的实证研究——基于社会交换理论的分析[J].社会科学研究，2011（5）：115-119.

[15] Bowen， H.R.Soeial Responsibilities of the businessman[M].New York： Harper& Row， 1953.

[16] Friedman，M.Capitalism and freedom[M].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2.

[17] Carroll， A. B. A three- dimensional conceptual model of Corporate performance[J].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79， 4（4）：497-505.

[18] Steiner， G. A.， Sterner， J. F. Business， Government& Society[M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80.

[19] Gallo， M.A. The family business and its social responsibilities[J]. Family Business Review， 2004， 17（ 2）：135-149.

[20] Frederick， W. C.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 the Reagan era and beyond[J].California management review， 1983 （3） ： 145-157.

[21] 刘凤军，Eden Yin.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四个结合”[J].经济研究参考，2007（30）：4-8.

[22] Schwartz， M. S. and Carroll， A. B.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A three domain approach[J]. Business Ethics Quarterly， 2003（13） ： 1-22.

[23] 尹钰林.企业社会责任前置因素及其作用机制研究[D].南开大学，2010.

[24] Isabelle M.， David A. R.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 Europe and the U.S.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02， 33（3）： 495-514.

[25] Robinson，S. L. Trust and breach of the Psychological contract[J].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1996，41（4）：574-599.

[26] 杜鸿儒，阮金钟.组织支持感与员工工作态度组织信任中介作用的实证研究[J].南大商学评论，2006（4）：97-116.

[27] 赵慧军，王 君.员工组织公正感、组织信任和离职意愿的关系[J] .经济管理，2008，30（19-20）：55-60.

[28] 于海波，方俐洛，凌文辁，郑晓明.组织信任对员工态度和离职意向、组织财务绩效的影响[J].心理学报，2007，39（2）： 311-320.

[29] 李宁，严进，金鸣轩.组织内信任对任务绩效的影响效应[J].心理学报，2006，38（5）： 770-777.

[30] Nyhan， R. C.， Marlower， H. A. Development and psychometric properties of the organizational trust inventory[J]. Evaluation Review， 1997， 21（5）：614-634.

[31] Mayer R. C.， Gavin M. B. Trust in Management and Performance： Who Minds the Shop While the Employees Watch the Boss？ [J].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05，48（5）： 874-888.

[32] McCauley， D. P.， Kuhnert， K.W.A theoretical review and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of employee trust in management[J].Public Administration Quarterly， 1992， 16（3）：265-283.

[33] Mayer R. C.， Davis JH. The effect of the performance appraisal system on trust for management： A field quasi-experiment[J].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1999， 84： 123-136.

[34] Brown S. P.， Leigh T. W. A new look at psychological climate and its relationship to job involvement， effort， and performance[J].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1996，81（4）：358-368.

[35] Organ D. W.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 The good soldier syndrome[M]. Lexington， MA： Lexington Books， 1988.

[36] Roethlisberger， F. J.， Dickson， W. J. Management and the worker[M]. New York： Wiley， 1964.

[37] Katz D.， Kahn R. L.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organizations [M]. NY： Wiley， 1966.

[38] Organ D. W.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 Its construct cle an-up time[J].Human Performance， 1997， 10（2）： 85-97.

[39] Podsakoff，P.M.， MacKenzie， S. B.， Paine， J. B. et al. Orga 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s： A critical review of the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literature and sugges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J].Journal of Management， 2000， 26（3）： 513-563.

[40] Smith， C. A.， Organ， D. W.， Near， J. P.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 Its nature and antecedents[J].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1983， 68（4）： 653-663.

[41] Williams， L. J. and Anderson S. E. Job satisfaction and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as predictors of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s and in-role behaviors[J]. Journal of Management， 1991， 17 （3）：601-617.

[42] Graham， J. W. An essay on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J]. Employee Responsibilities and Rights Journal， 1991， 4（4）： 249-270.

[43] 王彦斌.管理中的组织认同——理论建构及对转型期中国国有企业的实证分析[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44] Camerer C. F. Behavioral game theory[M].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3.

[45] Akerlof G. A.， Kranton R. E. Identity and the economics of organizations[J].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005， 19（1）： 9-32.

[46] Rabin M. Incorporating fairness into game theory and economics[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3， 83（5）： 1281-1302.

[47] Sobel， J. Interdependent Preferences and Reciprocity[J].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005， 43（2）： 392-436.

[48] Bowles， S.， Gintis， H. The evolution of strong reciprocity： Cooperation in heterogeneous populations[J]. Theoretical Population Biology， 2004， 65（1）： 17-28.

[49] Sahlins， M. Stone age economics[M]. New York： Aldine de Gruyter， 1972

[50] Sparrowe R. T.， Liden R. C. Process and structure in leader-member exchange[J].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1997， 22（2）： 522-552.

[51] 万迪昉，罗进辉，赵建锋.管理者可信行为对员工激励作用的实验研究[J].管理科学， 2009，22（06）：46-55.

[52] Fehr， E.， G.chter， S. and Kirchsteiger G. Reciprocity as a contract enforcement device： Experimental Evidence[J]. Econometrica， 1997， 65（4）： 833-860.

[53] Allen， T. D.， Rush， M. C. The effects of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 on performance judgments： A field study and a laboratory experiment[J].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1998， 83（2）： 247-260.

[54] Werner， J. M. Dimensions that make a difference： Examining the impact of in-role and extra-role behaviors on supervisory ratings[J].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1994， 79（1）： 98-107.

[55] Hui， C. Lam， S. S. K.， Law， K. K. S. Instrumental values of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 for promotion： A field quasi-experiment[J].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2000， 85（5）： 822-828.

[56] 何显富，蒲云，薛英.企业社会责任对员工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 ——员工组织认同感和工作投入的中介作用[J].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12（5）：61-67.

[57] Blau， P. M. Exchange and power in social life[M]. New York： Wiley， 1964.

[58] 郗河.企业社会责任特征对员工组织承诺及组织公民行为作用机制研究[D].浙江大学，2009.

[59] 张爱卿，吕昆鹏，钱振波.企业社会责任形象与员工工作满意度及组织公民行为的关系[J].经济管理，2010，32（8）：86-92.

[60] Rousseau， D. M. New hire Perceptions of their own and their employers' obligations： A study of psychological contracts[J].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1990， 11（2）， 389-400.

[61] Gerstner， C. R. & Day， D.V. Meta-analytic review of leader-member exchange theory： correlates and construct Issues [J].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1997， 82 （6）： 827-844.

[62] 肖翔.人力资源管理实践对组织吸引和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D].浙江大学，2006.

[63] 钟宏武.企业捐赠作用的综合解析[J].中国工业经济，2007（2）：75-83.

[64] Konovsky M A，Pugh S D. Citizenship behavior and social exchange[J].Academy of Management，1994， 37（3）： 656-669.

[65] Podsakoff，P.M.， Mackenzia， S. B.， Mooman，R.H.， &Fetter， R. Transformational leader behaviors and their effects on followers，trust in leader satisfaction， and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s.[J].Leadership Quarterly， 1990， l（2）： 117-142.

[66] McAllister， D. J. Affect-and cognition-based trust as foundations for interpersonal cooperation in organizations[J].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1995， 38（1）： 24-59.

[67] Dirks K. T.， Ferrin D. L. The role of trust in organizational settings[J]. Organization Science， 2001， 12（4）： 450-467.

[68] 陈燕，孙若青.心理所有权、组织信任与组织公民行为关系研究 ——以外企员工为例[J].当代财经，2010（12）：76-83.

[69] Podsakoff， P. M， Mackenzie S. B， Bommer W H. Transformational leader behaviors and substitutes for leadership as determinants of employee satisfaction commitment trust and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s[J]. Journal of Management， 1996， 22（2）： 259-295.

[70] Hair， J. F. Jr.， Anderson， R. E.， Tatham， R. L.， &Black， W. C. Multivariate data analysis （5th ed. ） [M]. NewJersey： Prentice Hall，1998.

[71] Ahuja， G. Collaboration networks， structural holes and innovation： A longitudinal study[J].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2000（45）：425-455.

[72] 庄贵军，席酉民.关系营销在中国的文化基础[J].管理世界，2003（10）：98-109.

Effect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on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Reciprocity Theory

Wang Wenbin，Liu Fengjun，Li Hui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ng100872， China）

篇7

路桑斯教授提出了心理资本，把自信、希望、乐观、坚韧四种积极心理状态合并成为更高层次的核心概念，并称之为心理资本，企业不仅可以通过特定途径来获得心理资本，还可以通过特定途径来提升心理资本的数量与质量。我国柯林江教授将根据要素内涵将本土心理资本13个一阶类别归纳成事务型心理资本与人际型心理资本两个二阶类别，前者包括奋发进取、自信等具体要素，后者包括尊敬他人、包容宽恕等具体要素。

而社会资本作为嵌于社会结构、关系网络的资源，对于无论个体还是集体而言，行动者都可以通过扩充和利用社会资本来提高其达成目的性行动的可能性。普特南将社会资本以结构上的区别将其划分为黏结性社会资本与桥接性社会资本，前者包括由地缘、亲缘、宗教伦理等因素联系到一起的具有相似性、排他性、联系紧密的群体；后者则是由跨越地理、种族、性别因素的来自不同背景的群体集合。在这种划分基础上的研究在国内接受度较为广泛，其较好地显示了社会资本中国本土化的特质。

大量研究表明组织支持感是一个独立的概念，指员工对组织是否重视其贡献和关心其福利的总体看法。缪斯等研究认为高组织支持感趋向于改善员工工作态度（工作满意度和情感承诺），形成有效的工作行为（如情境绩效）。充分利用社会资本、心理资本本土化，从其对工作绩效的作用机理上展开分析、对组织支持感作为参与要素展开探索成为本文的主题。

二、假设的提出与研究方法

1.假设的提出

在中国本土工作场景中，我们发现往往是自身具有很强事业心的员工，能够保质保量地完成本职工作；具有良好人脉的员工往往也乐于完成本职工作以外的其他相关工作。换句话说：我们很容易将任务绩效与事务性心理资本联系起来、将周边绩效与人际性心理资本联系起来，同时又分别将任务绩效、周边绩效与黏结性社会资本、桥接性社会资本联系起来。而组织支持感本身就是一种积极心理感受，在心理资本和社会资本对工作绩效的作用过程中，我们假设组织支持感会起到调节作用。于是我们建立本研究的假设：

H1 事务性心理资本对任务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2 人际性心理资本对周边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3 黏结性社会资本对任务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4 桥接性社会资本对周边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H5 随着组织支持感的增加，心理资本对周边绩效的正向作用增强

H6 随着组织支持感的增加，社会资本对周边绩效的正向作用增强

2.变量研究方法

（1）人力资本。由于关联变量在测量上是主观变量，本研究使用主观衡量人力资本的方法，同时采用三个自评项目以衡量调查对象的人力资本。采用李克特式5点量表。

（2）心理资本。根据本土化的要求，心理资本作为本研究重点测量的变量，我们将其划分为事务性心理资本和人际性心理资本来测量，选取了柯林江教授在中国本土情境下研究开发，并经过多次应用的短板问卷，用其二阶类别进行测量。柯林江教授的心理资本本土量表近两年在中国的研究界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其信信效度得到了证实和肯定。采用李克特式5点量表。

（3）社会资本。借鉴柯林江教授的以划定“关系范畴”，从“同事关系”、“领导关系”和“外部关系”三个方面进行衡量，综合纳入“关系强度”、“网络数量”等概念内涵。采用李克特式5点量表。

（4）组织支持感。采用分层回归方法检验组织支持感的中介作用。我们采用组织支持感量表，选取艾森伯格组织支持感调查表，同时参考了国外研究学者在研究组织支持感与组织承诺、角色内绩效和组织公民行为间关系时的测量方法，选取了其中7个子题目。采用李克特式5点量表。

（5）工作绩效。工作绩效量表，采用陈胜军教授开发的具有良好信效度的自评形式工作绩效量表。采用李克特式5点量表。

三、研究结果

1.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与分析

问卷的发放采用线上加纸质版的结合。调查对象是北京海淀区与朝阳区国企、外资与合资三家不同性质的公司。一共发放问卷约376份，回收有效问卷317份，其中男性占66%，女性占34%；年龄最小为21岁，最大为53岁，平均年龄34岁，学历最低为中专及高中以下，最高为博士。使用SPSS18.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的分析。

数据结果的信效度检验通过，Cronbach's a 值为0.78，具有良好的效度。如表1所示，性别为控制变量，与三类资本相关系数显著为负，表明女性职工与男性职工相比，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心理资本各方面都处于相对弱势的水平。三类资本之间显著相关，存在相互影响关系。三类资本，尤其是黏结性、桥接性社会资本，以及事务性、人际性资本均分别对任务绩效、周边绩效有显著正相关关系，尤其是事务性的心理资本与任务绩效的相关性、人际性的心理资本对周边绩效、桥接性的社会资本对周边绩效都具有比较显著的相关关系，假设得到初步支持。

2.社会资本、心理资本对任务绩效、周边绩效的影响

因变量为任务绩效的回归分析结果见表2。在社会资本、心理资本对于任务绩效的模型中，人力资本变量β值为 0. 030（p < 0. 001），事务性心理资本β值为 0. 337（p < 0. 001），对任务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假设H1成立；黏结性社会资本对任务绩效的正向作用程度未达到很突出的水平，H3不成立。同理可以看出其他相关变量对任务绩效有着一定的正向影响。

相关变量对周边绩效的回归分析如表3所示。桥接性社会资本变量的β值为 0. 392（p < 0. 001），对周边绩效有更为显著的正向影响，H4成立；人际性心理资本变量的β值为 0. 379（p < 0. 001），对周边绩效有更为显著的影响，H2成立。

如表4、5所示针对自变量间可能存在的共线性，我们将相关变量分别去中心化后与组织支持感相乘，分别检验了组织支持感对任务绩效，在各类资本分别对任务绩效和周边绩效影响过程中的调节作用。结果如表3所示，在对任务绩效的调节作用中，组织支持感的调节作用并不显著；而对比周边绩效来说，尤其是在事务性心理资本对任务绩效的影响过程中，交互项系数的系数达到了0.639*（P

四、结论与建议

第一，此次研究再次证明了研究学界一直认同的心理资本和社会资本对工作绩效的正向影响作用。分别就两种社会资本以及两种心理资本对任务绩效的影响程度来看，不能从研究成果中直接看出总体上的影响差异，但结果显示事务性心理资本对任务绩效有较其他类型资本更为显著的正向影响，同时就四种不同类型的资本对周边绩效的影响来看，也无法直观的得到总体上社会资本、心理资本对周边绩效的影响差异。这可能是由于，虽然研究从客观角度出发选取了一家外企、一家国企以及一家合资企业以期研究成果具有普遍性，但也具有涉及行业领域差异较大，对象的职位分类与层级相当不同的特质。

横向对比充分显示出桥接性社会资本和人际性心理资本对周边绩效的显著影响。这两项中，又属桥接性社会资本的影响更为显著，这为我们未来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论点。而总体上，就两类资本分别对任务绩效和周边绩效的影响上来看，社会资本对周边绩效的正向影响更为显著。

篇8

[中图分类号] R749.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0616（2017）07-155-04

Curative effect of amisulpride and sertraline to depression patients and its impact on quality of life and social function

WEN Lei YANG Fengyi ZHANG Chengcheng WEN Wanjun ZOU Guixiang

ZHANG Chaoying

Department of Psychiatry， Yuebei Third People's Hospital， Guangdong， Shaoguan 51220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urative effect of amisulpride and sertraline to depression patients and its impact on quality of life and social function. Methods 200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study group （treated with amisulpride） and control group （treated with sertraline） for 12 weeks of observation. Before treatment， 1 weeks， 2 weeks， 4 weeks， 8 weeks， and 12 weeks after treatment， Hamilton Depression Rating Scale （HAMD） -17 was used to evaluate the two groups. Before treatment， treatment for Twelfth weeks， quality of life comprehensive assessment questionnaire （GQOLI） -74， social function deficiency Screening Inventory （SDSS） were used to evaluate the two groups. Results At treatment twelfth weekend， the HAMD score， GQOLI score， SDSS score after treatment were significantly improved compared with before treatment，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of the study group was 81%， and the total effective rate of the control group was 82%.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0.05）. Conclusion Curative effect of amisulpride in treatment of depression patients is good. It can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and social function of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and it is similar with sertraline.

[Key words] Amisulpride； Sertraline； Depression； Quality of life； Social function

抑郁?Y是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和社会功能的常见精神科疾病之一[1-4]。如何有效的改善抑郁症患者的生活质量和社会功能是精神科临床医生非常关注的问题。目前用于改善抑郁症患者生活质量、社会功能的药物多以新型抗抑郁药为主。近年来的研究表明[5-7]，新型抗精神病药可用于抑郁症的治疗，但多作为增效剂进行使用。单用抗精神病药治疗抑郁症的报道不多。为探讨单用探讨氨磺

必利对抑郁症的疗效及其对患者生活质量、社会功能的影响，本研究对200例抑郁发作患者分别予氨磺必利和舍曲林进行了治疗，并进行对照分析，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为2016年3～10月在粤北第三人民医院门诊治疗的抑郁发作患者。纳入标准：（1）年龄18～60岁；（2）符合ICD-10精神与行为障碍分类 [8] “抑郁发作”的诊断标准；（3）HAMD-17总分>17；（4）患者及家属知情同意，并通过本院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查。排除标准：（1）妊娠或哺乳期妇女，或计划妊娠者；（2）患有严重脑、躯体疾病者；（3）符合ICD-10酒、药依赖诊断标准的患者；（4）入选前一周内使用过抗精神病药、抗抑郁药、抗躁狂药及抗癫痫药或入选前两周内使用过抗精神病药长效制剂者。（5）入组前血常规，肝肾功能，血糖，血脂，心电图等检查均无明显异常。（6）在研究中各种原因退出者。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研究组（氨磺必利组）和对照组（舍曲林组）。每组100例。研究组，男22例，女10例，平均年龄（27.04±8.08）岁，平均病程（3.29±2.20）年。对照组男21例，女11例，平均年龄（27.19±7.96） 岁，平均病程（3.16±2.23）年。两组患者的性别、年龄、病程等一般资料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1.2.1 ?o药方法 符合入组标准的患者经过3～7d的药物清洗期后，研究组予氨磺必利片（山东齐鲁制药有限公司，200mg/片）口服，剂量范围为200～800mg/d，平均剂量（291.00±117.29）mg。对照组予舍曲林片（浙江京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50mg/片）口服，剂量范围为50～200mg/d，平均剂量（109.00±57.47）mg。

两组疗程均为12周。在治疗过程中可据病情需要酌情使用右佐匹克隆或扎来普隆改善睡眠，不合并使用其他抗精神病、抗焦虑、抗抑郁药物及心境稳定剂等。如出现EPS，可按常规剂量合并使用安坦、东莨菪碱等。

1.2.2 疗效及不良反应评定 于治疗前、入组后1、2、4、8、12周对两组患者用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17评定，于治疗前、治疗第12周用生活质量综合评定问卷（GQOLI）-74、社会功能缺筛选陷量表（SDSS）对两组患者评定。

所有评定均由两名精神科主治医师以上职称人员同时进行（评定者之间一致性Kappa值=0.820）。HAMD减分率≥75%为痊愈，50%～74%为为显著进步，25%～49%为进步，

1.3 统计学分析

利用SPSS20.0统计软件包进行统计分析，根据试验目的和资料的类型分别采用t检验、χ2检验等。P

2 结果

2.1 两组治疗有效率比较

研究组100例中，痊愈30例，显效25例，好转26例，无效19例，总有效率为81%；对照组100例中，痊愈33例，显效24例，好转25例，无效18例，总有效率为82%。两组总有效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0.033，P =0.856>0.05 ）。

2.2 两组治疗前后HAMD-17、GQOLI、SDSS评分比较

治疗前，两组间HAMD-17、生活质量、社会功能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12周末，两组HAMD评分较治疗前降低（P

治疗12周末，GQOLI量表除正性情感外，其他因子两组间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GQOLI维度方面：除物质生活维度外，两组躯体功能、心理功能、社会功能维度较治疗前均有所改善（P

3 讨论

抑郁症是以显著而持久的心境低落为主要临床特征的情绪障碍综合征，具有高发病率、难治愈、高复发率等特点。患者常常伴有社会功能受损、生活质量低下等情况，这些都不利于患者的全面康复，甚至成为患者病情反复发作，难以治愈的因素。

注： 与治疗前比较*P

故给予抑郁症患者社会功能、生活质量方面的足够关注显得非常重要。秦霞、贾占玲等[10-11]分别研究显示，影响患者社会功能和生活质量的因素有：病程长短、发作次数、是否伴精神病性症状、药物类型、服药依从性、家庭社会支持等，其中药物的选择至关重要。传统抗抑郁药，不良反应大，影响患者服药的依从性，发作次数增多，不利社会功能及生活质量的改善。而舍曲林等SSRI类抗抑郁药与传统的抗抑郁药相比，具有不良反应轻、服药依从性好等特点，更能有效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及社会功能 [12-14]。另有研究资料表明 [15-17]，抗精神病药氨磺必利不仅能用于精神分裂症阳性症状及阴性症状的治疗，而且在小剂量时能选择性阻断突触前D2、D3受体，提高前额叶皮质和边缘系统的多巴胺能神经递质传递，且能拮抗体内5-HT7a受体，能起抗抑郁作用，故本次选择舍曲林、氨磺必利进行对照研究。

篇9

[中图分类号] R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0742（2017）02（b）-0146-03

[Abstract] Objective To discuss the clinical effect of family nursing intervention on social function and quality of life of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Methods Convenient selection 205 cases of patients with schizophrenia in the department of psychiatry in our hospital from January 2014 to June 2015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and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the observation group adopted the routine treatment combined with the family nursing， while the control group were given the routine treatment， and both groups were followed up for 1 year， and the social function and quality of life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Before intervention， the differences in the SDSS and SF-36 between the two groups had no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14.1±2.4）points vs（14.2±2.1）points， （52.8±1.4）points vs（51.1±2.3）points， （53.2±0.9）points vs（52.8±1.1）points]， and after 3， 6， 12 month intervention， the differences in the SDSS， SF-36 score and social function before and after intervention had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3 month（12.7±1.2）points vs（13.2±1.7）points；6 month （10.1±0.4）points vs（11.7±0.8）points；12 month （8.3±2.6）points vs（10.2±4.5）points； （59.9±6.1）points vs （54.8±2.7）points；6 month （65.3±3.1）points vs（58.1±2.7）points；12 month （70.2±7.3）points vs（62.1±3.5）points； （58.2±2.1）points vs（54.1±2.3）points；6 month（58.3±2.2）points vs（55.2±1.1）points；12 month（62.4±5.2）points vs（58.1±0.6）points]， and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groups had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P

[Key words] Family nursing； Schizophrenia； Quality of life； Social function

精神分裂症具有病程较长且易反复发作等特点，是临床常见的精神科疾病，且患者治愈后，残留症状较为明显，给患者带来不同程度的生理及心理障碍，导致其社会功能低下，生活质量较差[1-3]。研究指出[4]，住院治疗有助于患者临床症状的改善，但仍有90%的患者需要进行长期的家庭治疗和护理。随着我国医疗改革进程的不断推进，以家庭为单位的家庭护理和社区护理模式逐渐成为新医改模式下的重点发展内容，传统的护理模式正逐渐向家庭模式发展[5]。因此，给予精神分类症患者家庭护理干预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该文对2013年1月―2015年6月接诊103例精神分裂症患者家庭护理干预的临床效果进行了分析和总结，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方便选择山东省精神卫生中心精神科六病房“痊愈”出院的精神分裂症患者205为研究对象，其中132例为男性，73例为女性，年龄在18～65岁范围内，平均年龄为（39.12±0.73）岁。偏执型患者115例，青春型患者55例，紧张型患者27例，单纯型患者8例。在所有患者知情同意的基础上，采用最小化随机分组法，将所有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常规治疗联合家庭护理）和对照组（常规治疗），观察组患者103例，男65例，女35例，年龄18～65岁，平均（38.95±0.65）岁，病程平均（5.13±1.10）年，抗精神病药品平均剂量（折合氯丙嗪）为（295.25±98.61）mg/d；对照组患者102例，男67例，女38例，年龄19～63岁，平均（39.20±0.61）岁，病程平均（5.14±1.01）年，抗精神病药品平均剂量（折合氯丙嗪）为（296.37±100.57）mg/d。两组患者在性别、年龄、服药剂量及病程等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 临床纳入与排除标准

1.2.1 临床纳入标准 ①符合中国精神病分类与诊断标准中精神分裂症的诊断标准；②BPRS评分少于28分；③出院时，符合“临床痊愈”诊断标准；④无其他系统严重病变以及智力障碍；⑤至少有1个家庭成员对其进行照料，并能够提供有关患者的全面可靠的信息；⑥患者及家属自愿参加并能完成该研究[6]。

1.2.2 临床排除标准 ①患有其他严重躯体性疾病；②其他系统疾病所致的精神障碍；③信息来源可信度低[7]。

1.3 护理方法

对照组患者给予常规的精神分裂症护理，进行常规药物治疗，由护理人员在患者门诊就诊时给予相关健康知识宣教以及心理指导。观察组患者在对照组门诊常规护理基础上实施家庭护理。

1.3.1 组建家庭护理小组 组员为该科室人员，主治医生1名，负责患者治疗方案的制定，主管护师3名，负责患者的家庭护理方案以及随访等具体工作。向患者及家属详细介绍家庭护理的意义、目的和优势，并提供实施成功的案例。

1.3.2 评估患者 对患者的一般情况进行评估，包括患者的病情、生活方式、工作情况、个性特征、自我管理情况、情感表达方式、心理需求等，并对家庭照顾情况进行评价。

1.3.3 建立良好的护患关系 加强护患之间的信任和支持，认真倾听家属对患者照料情况的报告，针对患者的治疗方案及护理方案进行解释，鼓励家属与患者进行交流，指导患者家属适应家庭护理过程中的各种变化，为其提供科学合理的指导和建议，教会其保持家庭内部和谐的方法，引导彼此之间缓和各种矛盾，保证患者与家属之间关系的和谐稳定。根据患者家庭的经济状况，选择合理的治疗药物，以免增加患者家庭的经济负担和心理压力。

1.3.4 为患者制定自我管理及功能训练计划 根据患者自我管理情况和家庭照料情况，制定自我管理及功能训练计划包括精神病相关知识、药物治疗效果及毒性作用，强调定时服药及定期复查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建立良好的生活习惯；如何鉴别服药后不良症状、疾病复发的症状和表现形式；如何进行自我心理调节、工作安排、饮食、体育锻炼及休息；如何表达自己内心的情感；如何回归社会以及社交方法。定期对患者及家属进行家庭护理方法的培训，进行1次/周，每3个月进行1次强化和指导。

1.4 护理观察指标

随访1年，分别在干预前、干预后3、6及12个月，评价两组患者的社会功能和生活质量。其中社会功能评价根据SDSS（社会功能缺陷筛查量表）[8]，共有10??项目，采用0～2分制，0分表示无异常或极微小缺陷，1分表示有明显功能缺陷，2分表示严重功能缺陷。总分20分，得分越高，缺陷越严重。生活质量评价根据汉化版SF-36健康调查量表[9]，该量表共36个问题，该文主要评定患者社会功能及躯体功能，满分为100分，总得分越高，提示生活质量越好。

1.5 统计方法

运用SPSS 16.0统计学软件对所获得的资料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用（x±s）表示，并用t检验；计数资料用χ2检验，P

2 结果

入组时，两组患者SDSS和SF-36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后3、6及12个月，两组SDSS和SF-36评分与治疗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3 讨论

精神分裂症是一种精神科常见的慢性疾病，给患者的家庭带来巨大的经济负担和心理压力，同时也会造成患者受到外界的歧视，严重影响其生活质量和康复[10-12]。家庭护理干预一方面能够为患者提供具有家庭氛围的护理环境，并通过照料者保证患者能够获得及时有效的医疗帮助，加强了护患之间的联系和沟通，能够帮助家属缓解沉重的心理压力。另一方面，护理人员通过加强与家属的沟通，能够全面了解患者的病情变化，有利于为患者提供更加科学合理的全面服务，满足患者的合理需求，充分体现了人性化护理。

篇10

【关键词】 SCL-90;结构方程模型;青少年;父母养育方式;社会支持

中图分类号R39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6729(2007)09-00650-04

The Influence of Parental Rearing Patterns and Social Support on Mental Health in Adolescent

HU Jun－Sheng1，2，TENG Lan－Fang1，WANG Deng－Feng1

1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2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Jinggangshan College,Ji'an 343009

【Abstract】Objective: To study the relationship among parental rearing patterns, social support and mental health, and to establish a structural model of them．Methods: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was based on the data from 504 adolescents, who were tested with the questionnaires of SCL-90, Social Support Rating Scale and the Chinese version of EMBU．Results: A theoretical model was established for studying the relationship of parental rearing patterns, social support and mental health．Both SCL-90 score and parental rearing patterns exhibited closely correlations with social support．The relations of objective support, subjective support and the usage of support with score of SCL-90 were -0．10, -0．29, -0．30 (P

【Key words】SCL-90；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adolescent；parental rearing patterns；social support

良好的社会支持有利于身心健康，而不良社会关系的存在则损害身心健康［1］。亲密人际关系所提供的社会支持可以缓解压力的不良后果、降低青少年的压力感、提高个体适应各种压力和生活变迁的能力［2］，对社会支持的利用会显著促进个体的心理承受和负荷能力，增加处理危机和冲突的水平［3］。有关研究表明，社会支持与早期的亲子交往有关，如Moreira等［4］发现感受到的社会支持、特别是亲密关系的支持在很大程度上是依恋模式的副产品，安全型依恋的个体比非安全型依恋的个体感受到更多的社会支持并且对自己的社会支持状况更为满意［5］。因此，作为反映亲子交往实质的父母养育方式［6］必然会对个体的社会支持产生一定的影响。父母养育方式是父母的教养观念、教养行为及其对儿童的情感表现的一种组合方式［7］，具有相对稳定、不随情境的改变而变化的特点［6］,大量研究表明父母养育方式不仅会影响青少年的个性发展［8,9］，还会影响到青少年焦虑水平、归因方式和心理健康［10-14］。因此，本研究初步假设父母养育方式不仅会对个体心理健康产生直接的影响，还可能会通过社会支持间接对个体心理健康产生影响，即表现为图1所示的关系模型。鉴于目前研究主要采用相关分析或回归分析的方式来探讨心理健康诸多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本研究采用结构方程来验证本研究假设，以期引起心理健康教育人员对家庭教育的重视。

1 对象和方法

1．1 对象

参加本研究的被试共504人，其中男女分别为267人和237人；年龄16-22岁，平均年龄18±1岁；中学生199人（其中高一、高二、高三分别为32、83、84人），大学生305人（其中文科147人、理科129人、艺术类29人）。

1．2 工具

1．2．1 症状自评量表(SCL-90)［15］采用1-5级记分，得分越高，症状越严重，本研究以总均分作为其指标。本研究所得到的α系数为0．97。

1．2．2 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RS）［16］ 含客观支持(OBS)、主观支持(SUBS)与对支持的利用度(USES)3个因子。测查前对量表适当修订，使之适合青少年学生(如将“同事”改为“同学”、“夫妻”改为恋人)。修订后44人样本间隔2周重测，总分相关为0．88(P

本文为全文原貌 未安装PDF浏览器用户请先下载安装 原版全文

1．2．3 父母养育方式评价量表（EMBU）［17］ 含父亲养育方式6个因子和母亲养育方式5个因子。分别为：FSS1(父亲情感温暖与理解)、FSS2(父亲惩罚、严厉)、FSS3(父亲过分干涉)、FSS4(父亲偏爱被试)、FSS5(父亲拒绝、否认)、FSS6(父亲过度保护)、MSS1(母亲情感温暖与理解)、MSS2(母亲过度干涉、过度保护)、MSS3(母亲拒绝、否认)、MSS4(母亲惩罚、严厉)、MSS5(母亲偏爱被试)。本研究FSS1至FSS6的α系数分别为0．87、0．86、0．52、0．82、0．68和0．46，MSS1至MSS5的α系数分别为0．90、0．70、0．80、0．85和0．82。

1．3 统计方法 t检验、相关分析等。

2结果

2．1 中学生与大学生各量表得分情况比较

中学生与大学生除FSS3、MSS2、MSS5得分无显著差异外，其他各项指标得分差异均有显著性（见表1）。

2．2父母养育方式、社会支持及心身症状的相关

EMBU的11个因子与SCL-90总均分的相关均有统计学意义，除FSS1和MSS1与SCL-90负相关外，其余因子均与SCL-90呈正相关，但r均

2．3 EMBU和社会支持与心身症状的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采用结构方程对假设模型（图1）进行验证，结果模型的拟合度指标为χ2 =374．26、df=60、P

3讨论

本研究结果完全证实了假设，即父母养育方式不仅直接影响着个体的心理健康，同时还通过社会支持间接对心理健康造成影响（见图2）。但在父母养育方式和心理健康的关系中，客观支持并不起中介作用，父母养育方式只是通过主观支持和对支持的利用度间接对心身症状产生影响，可能是因父母养育方式会影响个体的人格［7］，而人格不仅会影响个体对社会支持的感知［20］，还会影响个体对社会支持的利用，再有Sarason等［21］认为个体对社会支持的感知和利用主要是根植于儿童时期与养育者交往所形成的社交观念也说明了这一点。同时从图2可看出，父亲和母亲的情感温暖与理解以及父亲的过分干涉可以正向预测个体的主观支持，父亲的惩罚与严厉则负向预测了个体的主观支持；父亲的情感温暖与理解可以正向预测个体对支持的利用度，父亲的过度保护则可以负向预测个体对支持的利用度。有意思的是，父亲的过分干涉也对主观支持有正向预测作用，可能是因为父亲的经常干涉导致了其子女一旦有事情就直接求助于父亲，使子女心中有了依靠，从而增加了对支持的主观感受，但是父亲的惩罚与严厉负向预测主观支持以及父亲的过度保护负向预测个体对支持的利用度却说明过于严厉和过度保护的教养方式并不利于社会支持的提高，从父亲的过分干涉负向预测了个体的客观支持可以看出，因为父亲的过分干涉可能会导致青少年的社会交往圈子较小以致于客观支持较低。至于父亲的惩罚与严厉正向预测个体的客观支持却负向预测主观支持可能是因为父亲过分严厉使青少年寻求外来的支持（如同伴、同学、老师等）以致客观支持较高；但是有问题毕竟还主要依靠家庭来解决，过于惩罚与严厉的教养方式可能使得青少年不敢求助于家庭以致主观支持较低。

本研究表明学校心理工作人员应努力改善青少年的社会支持网络以提高其心理健康水平，因大量研究［3,4］显示个体的社会支持会影响个体的心理健康。同时从图2可看出，主观支持和对支持的利用度两个因子对心身症状的作用路径均达到显著水平，表明应特别注意改善青少年学生对社会支持的主观评价和提高其对社会支持的利用度，因为感知到的社会支持比实际所获得的支持更能有效预测个体的身心状况［22］，感受到的支持虽然不是客观现实，但是“被感知到的现实却是心理的现实，而正是心理的现实作为实际的变量影响人的行为和发展”［23］。另外本研究还提示对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教育最好从中学阶段开始，而不应该仅仅将重点放在大学生身上。从表1可看出，高中生不仅心身症状显著高于大学生，而且无论是社会支持总分，抑或是客观支持、主观支持以及对支持的利用度均显著低于大学生。

本研究同时还表明在进行心理健康教育的过程中，父母所应承担的巨大责任。父母养育方式不仅会通过社会支持间接对心理健康产生影响，还会直接对心理健康产生影响。由表2可见，EMBU的11个因子与SCL-90总分相关，与目前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14］，但r值均

然而，本研究只是简单考察了父母养育方式和社会支持对心理健康的影响，对于另外一些因素，如人格、应付方式、自尊、自我效能等没有包括进来，在将来的研究中应尽量系统地考察父母养育方式、各种中介变量和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这样才可能更为准确地说明父母养育方式和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以及父母养育方式对心理健康所产生的影响。

参考文献

1 Kessler RC, Price RH, Wootman CB．Social factors in psychopathology: stress, social support and coping process．Ann Rev Psychol, 1985, 36: 531-572．

2 Windle M．A longitudinal study of stress buffering for adolescent problem behaviors．Dev Psychol, 1992, 28: 522-530．

3 Vinokur AD, van Ryn M．Social support and undermining in close relationships: Their independent effects on the mental health of unemployed persons．J Pers Soc Psychol,1993, 65(2): 350-359．

4 Moreira JM, Silva MDF, Moleiro C, et al．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as an offshoot of attachment style．Pers Individ Differ, 2003, 34: 485-501．

本文为全文原貌 未安装PDF浏览器用户请先下载安装 原版全文

5 Priel B, Shamai D．Attachment style and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effects on affect regulation．Pers Individ Differ, 1995,19(2): 235-241．

6 张文新．儿童社会性发展．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98．

7 王丽,傅金芝．国内父母教养方式与儿童发展研究．心理科学进展,2005,13(3): 298-304．

8 Brewin CR, Andrews B．Intergenerational links and positive self－cognitions: Parental correlates of optimism, learned resourcefulness, and self－evaluation．Cogn Ther Res, 1996, 20(3): 247-263．

9 钱铭怡,夏国华．青少年人格与父母养育方式相关研究．中国心理卫生杂志,1996,10(2): 58-59．

10 Parker G．Parental representation of patients with anxiety neurosis．Acta Psychiat Scand, 1981, 63: 33-66．

11 王欣,苏晓巍,王岩,等．父母教养方式与子女焦虑水平的相关研究．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00,14(5): 344-345．

12 李旭,钱铭怡．青少年归因方式与家庭教养方式的关系研究．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00,8(2): 83-85．

13 刘桂臻,钱铭怡,肖广兰．宁夏地区汉族与回族青少年心理健康水平及父母养育方式的比较研究．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1998,6(3): 156-158．

14 王秋英．家庭养育方式与中学生心理健康水平的相关研究．中国心理卫生杂志,1998,12(5): 276-277．

15 陈昌惠．症状自评量表．见：汪向东，王希林，马弘，编著．心理卫生评定量表手册．中国心理卫生杂志，1999年增刊，31-35．

16 肖水源．社会支持评定量表．见：汪向东，王希林，马弘，编著．心理卫生评定量表手册．中国心理卫生杂志，1999年增刊，127-131．

17 岳冬梅．父母养育方式评价量表．见：汪向东，王希林，马弘，编著．心理卫生评定量表手册．中国心理卫生杂志，1999年增刊，31-35．

18 Steiger JH．Structure model evaluation and modification: An interval estimation approach．Multivariate Behav Res, 1990, 25: 173-180．

19 MacCallum RC, Browne M, Sugawara H．Power analysis and determination of sample size for covariance structure modeling．Psychol Methods, 1996, 1: 130-149．

20 宫宇轩．社会支持与健康的关系研究概述．心理学动态,1994,2(2): 34-39．

21 Sarason BR, Pierce GR, Shearin EN, et al．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and working models of self and actual others．J Pers Soc Psychol, 1991, 60: 272-287．

22 Wethington E,Kessler RC．Perceived support, received support, and adjustment to stressful life events．J Health Soc Behav, 1986, 27: 78-89．

23 Thoits PA．Dimensions of life events that influence psychological distress: an evaluation and synthesis of the literature．In: Kapplan H．eds．Psychological Stress．New York：Academic Press, 1983．33-103．

2006-03-27收稿，2006-12-13修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