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社会治理风险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基层社会治理风险，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 善治； 社会工作； 乡镇社会管理； 基层治理创新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623X（2015）04006207

“人类对善治的关注与人类文明本身一样历史久远”。治理理论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末，其主要创始人之一罗西瑙认为，治理是一种由共同的目标支持的活动，这些活动的主体未必是政府，也无须依靠国家强制力量来实现。全球治理委员会1995年在一份研究报告中指出，治理是个人、公共或私人机构用来管理他们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使相互矛盾和各不相同的利益群体彼此容纳并且实现合作。它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以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它有四个重要特征：治理不是一整套规则或一种活动，而是一个过程；治理过程的基础不是控制，而是协调；治理的主体既有公共部门，也有私人部门；治理不是一种正式制度，而是持续的互动。

善治是社会治理的最佳状态与目标追求。20世纪80年代以来，很多国家把善治作为政府社会管理的目标。对于其内涵，可谓众说纷纭，尚未形成共识。联合国人权高级委员会办公室（OHCHR）认为，善治是在治理过程中从根本上排除和腐败并完全尊重法治原则，对善治的真正检验是在实现公民的文化、经济、政治和社会权利方面，为实现人权目标所做的努力程度；善治包括透明和公信力等要素和平等与公平等价值观，善治必须保证公民特别是最贫困人群的基本需求和有尊严的生活。只有最贫困群体和弱势群体受益时，治理才是善治。李向前认为，善治是治理的最高标准和理想状态，包括“善者治理”“善于治理”和“善态治理”。

尽管人们对善治的认识不一，但无论从何种角度加以界定，善治的核心要义和旨趣都是可确定的，即强调普通民众的中心地位和主体性参与、多元行动主体的权力制衡与权利保障以及在此基础上构建良好的社会秩序。它意味着一种能对民众需求保持高度敏感性并作出积极回应的方式，通过建构并使用合适的制度措施以有效应对社会问题与矛盾。

（二）乡镇社会管理旧模式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的乡镇社会管理有其特殊性，“乡镇虽小，肝胆俱全”，“上边千条线，下边一针穿”等说法反映了乡镇社会管理的特点。面对日益增加的复杂性需求，原有的乡镇社会管理模式变得应接不暇和疲于奔命，主要存在三方面问题。

1.管理人员的管控思想较严重，致使民众需求得不到有效满足

社会管理本应管理和服务并重，管理中有服务，服务中有管理。但长期以来，相当多的乡镇干部在总体工作安排上，重经济建设轻社会管理；在社会管理中又重管理轻服务，习惯于“管”“卡”“压”等传统的不够合理的工作方式，对被服务的社会成员习惯于居高临下、发号施令。长期以来形成了坐着办公的不良习惯，对普通民众的所思、所想、所盼和所愿缺少足够的主动了解和科学调研。相当多乡镇管理干部在自上而下的各种指令、任务、考核、应酬中疲于奔命，缺乏主动服务意识，习惯于运用行政权力对社会组织及基层民众进行管理，无暇也无兴趣关心基层民众的疾苦、问题和未来可持续发展。这种社会管理主客体之间的断裂使基层民众的诸多内在需求无法得到及时有效满足，为社会矛盾激化埋下了隐患。

2.乡镇政府职能错位与其他行动主体功能缺位，导致社会管理秩序失衡

目前我国基层的行政管理模式主要是韦伯式的层级制管理模式，它依赖于标准的工作过程，难以为提高效率提供有效的激励，而是着力于怎样避免犯错误，存在组织僵化等问题。随着近年来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社会事务纷繁复杂，社会问题各式各样，社会需求千差万别，利益关系错综复杂。这导致乡镇政府难以灵活应对，管了很多管不了或管不好的事情，“越位”和“错位”现象时有发生，公共权力侵入私人领域的现象并不少见。有些事情没有人去管理，政府缺位，其他社会管理主体也缺位，社会管理秩序处于失衡状态。一些社会群体的利益诉求无法正常表达，正当合理的利益得不到有效保护。这种不均衡状态甚至可能会使一些不法分子趁虚而入，为非作歹、祸害民众，破坏正常的社会秩序。

3.乡镇社会管理旧模式的内在设置，难以应对急剧的社会变迁及随之出现的社会矛盾

农村基层社会矛盾频发及社会管理效果不理想的重要原因是乡镇社会管理过分注重基层的政治性而忽略了社会性。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农村正发生快速而深刻的变化，各种社会问题突出，比如贫富分化问题、土地问题、社会治安问题和社会分化问题等。但是乡镇既有的社会管理模式及其内在设置缺乏应有的弹性、灵活性及回应能力，难以适应快速的社会变迁和满足民众不断变化的多样社会需求，无法有效化解潜在风险和冲突，甚至会激化社会矛盾。近些年来农村时有发生即是一种体现。

（三）善治对乡镇社会管理模式创新的内在要求

乡镇社会管理旧模式的现实难题制约着改善民生的目标实现，必须通过不断创新来实现突破与发展。具体而言，善治对乡镇社会管理模式创新的内在要求主要有四点。

1.立足民众的需求和能力，把以人为本的基本理念贯彻始终

善治的核心出发点是以人为本。“善”意味着尊重民众意愿，提高民众能力，也意味着一个高效用和高效率的政府功能来努力满足所有公民增长的需求。随着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民众的需求不断扩展和提升，社会事务日益增多，社会管理的主体迫切需要重新界定与整合，以弥补政府单一力量的局限或不足。因此，社会管理主体不仅局限于政府部门，还需包括许多非政府部门。尽管目前我国社会管理的多元主体发展还不成熟，尤其是社会组织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能力尚不完善，政府应在社会管理主体多元化过程中起引导作用，着力推动专业化的社会服务，才能缓解政府压力，促进政府职能转变，使政府将精力和资源集中用于真正应发挥作用的领域，最大限度激发社会各方面的创造活力，增加和谐因素，减少不和谐因素，为民众提供高质量的公共服务。

3.注重内涵式发展，全面提升民众的自主性与能动性

善治强调民众的中心地位。因此，在乡镇社会管理模式创新中，必须充分调动民众的参与，真正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要注重科学调研，切实找准民众的关注点，使基层民众找到归属感和认同感，主动自发地参与到新的发展实践中来，而不是被动地听指挥，表面上服从，内心里却有不满或不情愿。要达到这一目标，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提升乡镇社会管理人员的整体素质，使他们真正具备贴近民众、深入民众、了解民众、带动民众、服务民众的理念与能力。同时还应借助各类社会组织激发民众的主动参与热情，促进民众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发展。

4.着力保障弱势群体的权利，增进社会的公平公正

善治观点认为，只有最贫困群体和社会弱势群体受益时，治理才是善治。他们的权益保障成为社会公平公正的重要衡量标准，也成为乡镇社会管理模式创新的底线要求。要建立完善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渠道，借助法治化、制度化、组织化与社会化的力量保障他们的权益，使他们在多元利益格局中获得应有的尊重。

社会工作作为理念、制度、方法和人才的综合体，其专业品性契合了善治对乡镇社会管理模式创新的内在要求，可为乡镇社会管理模式创新带来新的契机。

二、善治视域下的社会工作与乡镇社会管理模式创新

（一）社会工作对社会管理创新及社会治理的协同性与契合性

社会工作兴起于欧美，是现代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产物，在社会发展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功能。它作为一种重要的制度设置与专业化力量，以“以人为本、助人自助、公平正义”为核心价值理念，用个案、小组和社区等科学的专业方法服务他人特别是弱势群体，旨在增进社会福利，促进社会互助和社会公平正义。随着我国各地探索实践的深入，社会工作正逐渐从直接服务扩展到参与社会管理，从解决社会问题扩展到预防社会问题。在我国社会管理体制走向多主体、多元化治理背景下，社会工作日益显示其重要性。

社会工作对社会管理创新具有重要的协同作用。社会管理说到底是对人的管理和服务，而社会工作的目标正是增强人的社会功能，关注如何帮助个人、群体或社区增强其发挥社会功能的能力。它通过各种专业方法，在家庭、学校、社区等方面开展工作，解决人们参与经济与社会建设的困难和障碍。社会工作对促进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转变，激发社会活力、促进社会财富公平分配具有重要的基础作用和专业优势。它不是把工作对象只看做被救济、被改造、被动员的客体，而是看做多元主体的一部分；它善于调动主客体两方面的积极性，从预防和发展的角度去分析和介入问题，从而有利于问题的真正解决。因此，社会工作可在实质上和深层次上参与社会治理。近年来，北京、上海、广东等地率先在社区管理、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等领域引介了专业社会工作，满足了新时期的社会需求，使社会工作成为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机制，取得了良好的实践成效。

（二）善治视域下社会工作对乡镇社会管理模式创新的功能定位

1.理念优化

理念的优化是乡镇社会管理模式创新的关键所在。随着我国经济与社会转型不断深入，乡镇社会管理面临的问题越来越多地表现为政府在推进改革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民生问题。在此背景下，以往强力的管控手段变得越来越不适应，理念的深层优化与转变刻不容缓。社会工作是一个关心人且认为只有尊重人和理解人才能改变人的专业，它把改进人类福祉尤其是弱势群体福祉作为自己的专业使命，蕴含着丰富的思想养分，且有一系列科学具体的方法保障其专业理念落实于实践，从而使乡镇社会管理理念优化的功能落到实处。因此，乡镇要改变传统的社会管理理念与旧模式，促进以人为本的柔性管理，逐渐激发基层民众自主性和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社会工作是一个重要的现实依靠力量。

2.方法改进

乡镇政府存在的核心价值是为基层民众提供服务。它是整个政府体系的终端，其所作所为及所提供的服务质量关系到民众的生存状态与政治信心。但是，由于政府工作方法以及既有体制方面存在的缺陷和不足，可能会导致乡镇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质量下降或者民众并非客观准确的评价，从而导致政府有心提供的服务无法达到民众的要求和期望。社会工作作为以科学理论为指导并致力于助人自助的专业与职业，对保障以服务对象为导向的服务质量有着科学的、成熟的经验和方法。因此，促进社会工作本土化，合理有效地在乡镇社会管理创新实践中融入社会工作的专业理念和方法，同时结合乡镇地方实际完善和落实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的相关政策，将促进传统群众工作方法的创新，促进乡镇政府制定更有实效的政策和制度措施，更好地提供民众满意的公共服务。

3.风险化解

社会管理旧模式创新是一项系统工程，获得收益的同时也要承受代价和风险。随着我国经济与社会转型，乡镇社会管理模式创新必须要考虑如何有效化解社会风险。当前我国农村正处于高风险期和危机频发期，风险形态复杂多样，然而既有的农村社会管理模式侧重于事后应急性抢救，这种模式往往又强化了社会风险。社会工作的服务机构和专门人才秉承专业理念与科学方法，通过实践的广泛介入可形成制度化的影响力，帮助解决困难群体和边缘人群在物质和精神等方面的问题，及时化解社会不满情绪，防范社会风险。同时，社会工作的介入可使乡镇社会管理体系更好地预判基层民众的内在需求，采取及时且有针对性的应对措施，从而化冲突于未发，降低社会管理风险。

4.人才支持

在乡镇社会管理模式创新的变革过程中，人才是主导性、能动性和创造性元素。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是具有一定社会工作专业知识和技能，在社会福利、社会救助、扶贫济困、社区建设、婚姻家庭、残障康复、职工帮扶等领域直接提供社会服务的专门人员。这一独特的职业优势使其可为乡镇社会管理创新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持。因此，在乡镇社会管理模式创新中，加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并对相关管理与服务人员进行社会工作素养培训，培育和孵化社会工作的服务机构、协会和服务站，将为乡镇社会管理创新提供多层次、立体化的组织与人才支持，使社会工作的理念优化、方法改进和风险化解等功能实现获得有力的人力资源保障，从而更好地发挥社会工作的制度化影响力。

三、社会工作推进乡镇社会管理走向善治的实现路径

（一）提升乡镇社会管理制度对基层民众需求的回应能力

1.加强乡镇社会管理制度以民众为中心的价值理念

善治特别强调民众中心导向，并认为如果不是以民众为中心，制度就会成为绊脚石。我国的经济与社会转型会打破既有利益格局而创造新利益格局，往往会使贫困群体特别是在转型中地位相对下降的群体产生剥夺感和心理不平衡。社会工作者一方面可通过澄清与沟通等方式，引导人们认识到因个人能力和社会条件限制造成的差别是不可避免的，一定程度上改变人们对其他阶层或群体的认知偏见与不满，减少观念差异及由此引发的利益纷争；另一方面可以运用优势视角和赋权理论，帮助弱势群体更清楚地分析环境及自身优势，提升其改善生活的主动性与能力。

2.以社会工作的理念和方法创新基层社会矛盾的调解机制

社会矛盾往往是由于人的需求未得到满足而产生，社会工作特别强调以人为中心及服务对象需求的满足，它运用科学方法和技能为有困难的人提供服务。乡镇政府可通过购买社会工作服务等方式促进社工机构及专业人员参与到基层社会矛盾协调中，或者使一线社会管理工作人员熟悉和掌握社会工作技能并应用于社会矛盾化解。依靠社会工作的专业方法，一方面能够帮助个人、家庭、群体解决现实问题，利用澄清、同理心等沟通技巧使矛盾双方更理性地对待矛盾；另一方面还可有效预防个人和社会可能出现的问题。社工机构和人员作为民众和政府的“中间人”，可通过对政策的反馈和干预，引导人们有序而理性地行动，优化社会矛盾的协调机制。

（四）促进乡镇社会管理旧框架内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协调与革新

1.改革乡镇政府的行动方式，给其他利益主体发挥作用创造空间

乡镇社会管理旧模式运行中过分依赖自上而下管控的状况是阻碍基层治理创新的关键症结。通过引入和渗透社会工作元素，可使乡镇政府在发挥职能时更多采取“助人自助”“平等协商”等方式，充分尊重其他行动主体的利益与想法；并逐步构建不同主体有序协作、共同参与的实践体系，实现从单一依靠政府向依靠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格局转变。基层政府可更明确多元利益主体间有序合作的边界，梳理清楚什么该管、什么不该管、该管的管到什么程度，给包括社会组织在内的多元利益主体发挥作用创造出空间，从而最大程度消减“无形之手”和“有形之手”在基层的弊端与不足，充分发挥“社会”的积极作用。

2.推进基层不同行动主体之间的资源共享与力量整合

基层社区是社会工作开展的重要载体，可以以社区为平台，扶持社会工作参与到基层社区发展中，培育社工服务机构，促进社区、社会组织、社工及其他社会力量之间的开放式联动，使民众需求得到更充分回应及更全面满足。针对当前社区行政化严重的情况，可采取科学化、专业化、人性化方法开展公共事务管理，逐步理顺社会工作与政府、社区、社会组织、居民之间的关系，形成资源共享、利益协调的和谐互动机制。着力发展民间社工服务机构，使之成为承载政府职能转变和专业人才施展才能的重要载体，培育各类与民众需求相关的社会组织，调动民众参与，激励社会组织发挥好协同创新功能，使基层社会的各种力量实现充分有效整合。

四、结束语

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建设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必须在既有社会管理模式基础上通过破旧立新来稳步实现，不能急躁冒进，试图一蹴而就。乡镇社会管理的旧模式偏重强调政府的主导作用，对民众需求缺乏响应，对社会的自主性欠缺关注，这种模式已无法适应新形势的要求。由善治理念引领的乡镇社会管理模式创新特别重视民众的中心地位和主体性参与，关注多元利益主体特别是弱势群体的权益保障。正是由于这一目标旨趣，使秉承“以人为本、助人自助、公平正义”理念的社会工作可在其中发挥独特而有效的功能，促进乡镇社会管理旧模式通过改革创新不断克服现实难题而趋于善治。不可否认，我国的社会工作尚面临提高社会认同度和资源整合力、健全基础性制度安排、推进职业化和本土化水平、提升政策倡导力与反思批判功能等现实问题。但可以预见，随着发展进程中上述问题的逐渐克服，社会工作在我国基层社会善治中的功能将得以更充分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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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

2008年以来，焦作市温县农村信用社在案件专项治理工作上实施以防为主的战略转移，将“四道风险关口”前移，实现了“四个有效”：即有效减少案发诱因、有效消灭案发死角、有效发挥社会监督作用、有效体现监察工作保驾护航作用，并取得了业务经营与案件专项治理双丰收。

把案件消除在萌动期

在案件专项治理工作中，防治重于整治，而防治首先是思想道德教育的防治，只有把思想管好了，其他才能迎刃而解。

温县农信社在案件专项治理中推行了具有鲜明指向性的“学、看、听、讲”四位一体学教活动。　“学”：通过开展“全员合规文化教育”、“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活动，在全县信用社营造浓厚的学习氛围，增强了全员的合规经营、责任和廉政意识。

“看”：组织收看《忏悔录》、《赌之害》等警示专题片；组织干部职工到党员先进性教育基地、预防职务犯罪基地、警示教育基地进行参观和培训，对员工做到了以案施教、警钟长鸣。

“听”：2008年，组织员工听取公、检、法有关部门讲解金融部门职务犯罪特征、危害及典型违规违纪案件报告会3次，起到了良好的警示教育作用。

“讲”：将近年来发生在社里的案件及违规事件整理成典型材料。组织员工集中学习讨论。通过讨论，增强了员工的合规意识、责任意识、守法意识和廉政意识，从源头上有效地消除了案发隐患。赵堡信用社曾一度是案件专项治理的“老大难”，通过开展思想道德教育活动，该社主任深有感触地说：“实行道德风险关口前移，让员工在违规违纪面前不敢为、不想为、不愿为，让他们明白违规违纪就是砸自己的饭碗，这给我们信用社提供了一个风清气正的稳定发展环境。”

铲除案件发生的滋生地

近年来，温县农信社围绕案件专项治理工作制定了以内控制度为主的规章制度有40余个，这些制度共分三个内容：

首先，建立了《温县农村信用社“格式化、作业式”稽核监督检查方法》等10余项内控管理制度，使业务操作有章可循，违章处罚有章可依。

其中，“格式化、作业式”依据相关会计、出纳、信贷和计算机管理制度，制定出95项操作性极强的稽核检查明细表，使监督和稽核工作进入了程序化。

对违章、违规、违纪人员实行积分制，对排名后30位且得分在85分以下者记入不良行为库，一律作为重点排查对象，使制度约束的内涵得到了充实和完善。

其次，建立有效的监督检查机制，定期对规章制度执行情况进行全面检查，将查出的问题及时做出处理，以杜绝各种隐患的发生。

2008年前10个月，温县农信社共对所辖信用社检查26次，检查面达100％，发现问题做到及时整改、处理和纠正，处罚人员达到200多人次。信贷员王某说：“严格的制度约束使我们不敢放风险贷、随意贷，要放就放安全贷、收回贷。”

此外，温县农信社实行了“一帮扶三、三帮扶一”的整治措施。通过签订帮扶责任书，把帮扶人与被帮扶人所应履行的义务、责任以及应达到的目标逐条逐项进行了量化和细化，并渗透到了每个员工的工作和生活中，使农信社呈现出了“一少三多”的局面。“一少”：即过去制度建设中涉及不到的死角和盲区减少了。“三多”：即交心、谈心的人多了；关心、操心的人多了；有责任心、进取心的人多了，形成了一个人人关心企业形象，全员参与案件专项治理的良好氛围。

扩大案件发生的监测面

2008年9月初，温县农信社在聘请当地原有社会监督员的基础上，与郑州某公司签订了实行社会监督服务的合作协议，聘请了6名专职“神秘客户”，他们以第三方顾客的身份对温县农信社廉政建设、服务水准，以及与其他金融机构的差距等方面进行暗访、评估、打分。

所谓的“第三方顾客”，就是把具有专业知识和现代化摄录条件类似私人侦探的咨询服务公司作为第三方顾客，通过有偿服务的市场化运作手段与其签订监督服务项目协议，然后由服务方运用暗访的方式完成对被服务方所规定的社会监察与监督等服务项目要求，这就是人们通常称作的“神秘客户”。

引进“神秘客户”实行社会监督这一新生事物，温县农信社全体干部职工实现了由压力变动力、由担心到放心的心理转变。职工怕自己有不良行为被“神秘客户”曝光，努力使自己的一言一行做到完美无瑕。

“神秘客户”的暗访不仅没有在社会上造成负面影响，反而增强了员工的自尊、自爱、自省、自励，是“第三方顾客暗访制”给温县农信社的案件专项治理工作带来的“鲇鱼效应”。

3个月来，“神秘客户”为温县农信社采集到关于廉政建设方面违规违纪信息及员工服务质量等方面的第一手材料200余条，站在真实、客观、公正的角度上反映了温县农信社的现状。

提高案件发生的堵截率

要做好案件专项治理工作，必须“揭弊于案前，防案于未发”。企业案件专项治理在不同时期，不同环境，不同需要，有不同的重点和任务，因此治理工作也应追随着事物的发展而拉长案防链条。

纪检监察工作能让案件专项治理工作既能保持原来强硬有力的打压态势，又能增加防患于未然的延伸功效。2006年，温县农信社推行了“阳光信贷服务承诺制”后，在廉政办贷、减少风险隐患等方面都起到了极为有效的作用。但还不能从根源上杜绝暗箱操作的行为。

2008年4月，温县农信社出台了以“三定一访”为操作规程的《温县农村信用社办贷结果公开监察管理暂行办法》。

“三定”即：一是定点，要求各基层社必须按规定在信贷服务大厅墙上公示借款人姓名(企业名称)、法人代表、电话号码、家庭住址或厂址、金额、期限、用途等明细。二是定时，要求各基层社必须按规定在次月4日前将上月贷款情况对外公示，时间不得少于20天。三是定查，要求各基层社必须按规定在公示当日将公示内容报送联社纪检监察室备查。

“一访”即温县联社纪检监察室以现场检查、电话查询、举报落实等各种形式进行回访。其中着重查访信贷人员是否在贷款发放过程中存在吃、拿、卡、要、报等不廉洁行为，以及暗箱操作和骗取信贷资金等违法违纪行为。

此办法从办贷结果的公开方法、监察内容和处理意见上制定出了近20项规定，经检查发现有违规违纪行为的，将对照相关规定对相关责任人给予批评教育、经济处罚或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篇3

摘要：基层社会矛盾需要最大限度地通过个体以及各种基层社会组织的力量参与的方式来化解，矛盾频发凸显了基层社会组织在解决基层矛盾纠纷中的作用。要真正化解基层矛盾纠纷，需要重新定位基层社会组织的功能。

关键词：基层矛盾；基层社会组织；利益机制；功能；定位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各种利益主体和思想观念日趋多元化，在这一背景下，基层矛盾的呈现了密集、易发、高发的特点。在社会治理机制尚不能完全跟上社会变迁的节奏的情况下，如果这些矛盾不能及时解决，可能会衍生出更广、更深、更严重的矛盾。在和社会建设过程中，一个科学有效的，能够化解矛盾的基层社会组织的作用尤其重要。

一、基层矛盾纠纷凸显了基层社会组织的功能

任何社会均难求永久不变，在现今这样经济利益主体和思想多元化的社会中，建立健全社会矛盾的多元化解机制应该成为法律考虑的一个必要因素，只有这样才有助于把矛盾化解于萌芽阶段。美国的著名社会法学家斯科•庞德说：“吾人皆有许多欲望和需要，而欲得到满足。...........个人的欲望常和他人的欲望冲突，或妨碍他人的欲望。法律的工作可以说是一种社会工程的艰巨任务，也就是一种致力使生活必需品能为众人所分享的工作。”为使法律达成上述目的，庞德建议，法学家首先需要对特定文明社会的实际事项或众人的实际需要做出调查，求得社会众人行为的基本原则，也就是社会的法律基理。根据这些基理原则，再制定“利益纲目”，分列社会利益、公众利益与个人利益。如此，在发生任何争执，也就是不同的利益诉求发生冲突时，立法者和司法者可利用既定的“基理”与“纲目”，本着“最少数的利益遭受损失”的原则，确定一个相对合理的解决机制。[1]

但是，法治国家的建构并不意味着国家通过法律调控社会生活的一切，恰恰与此相反，它更意味着最大限度地通过个体以及各种基层社会组织的力量参与的方式来解决社会自身问题。[2]我们虽然应该强调法律在均衡社会冲突利益上的功能，求得特定的社会于特定的时间内能够获致社会公平，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法律只有在普遍意义上才能发挥作用，也是就说，并不能切实有效阻止利益冲突的发生。这就需要搭建这样一个平台，能够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快速迅即地出一个合理的解决之道的平台。这样的平台，只有内生于人民群众的社会实际生活中才能有效的发挥这种职能――基层社会组织具有先天的这种特性。

基层社会组织作为一种新型机制，能够充分发挥社会力量参与解决基层矛盾的纠纷。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适应我国社会结构和利益格局的发展变化，形成科学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利益诉求机制、矛盾调处机制、权益保障机制，对于统筹协调各种利益关系，妥善处理各种利益矛盾，加强和改进社会管理，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具有重大意义。

二、基层矛盾纷争背景下基层社会组织的功能定位

基层社会组织是否能真正发挥其内在功能，取决于三个要件。第一，基层社会组织存在的前提是政府和基层社会组织间关系的顺畅，基层社会组织不是“与政府争权”，而是在“帮助政府更好的管理社会”[3]。第二，基层社会组织功能的有效发挥取决于其是否具备一个科学的决策层和比较合理的组织架构。第三，在具备前面两个方面的同时，确立了问责机制，建立起了一个有效的社会监督体系十分的关键，能够有效的完善基层社会组织自主管理能力的不足。在面对基层矛盾纠纷高发的情况下，基层社会组织在满足这三个条件的基础上，客观上需要重新定位其内在功能。

首先，基层社会组织作为利益协调机制组织。基层社会组织作为一个与政府共同管理社会的机制，能够更好的培育出正确的价值观，能有效的发挥利益协调的机能。在众多领域之内各个利益群体在其所组成基层社会组织中都有其话语权的存在空间。一方面是来自本群体的声音，一方面是来自共同体的声音，在两种声音合力之下的思想舆论更能真实的反应大众的心声，从而确认下来的价值观也更容易被大众所认可和接受。基层社会组织机能的发挥能够引导人民正确处理多重复杂的个人和集体、局部与整体、眼前和长远之间的利益关系，从而达到合理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避免利益矛盾纠纷的引发。

其次，基层社会组织作为利益诉求机制组织。基层社会组织架构出了制度性的平台，它不仅仅是一个从属附庸的组织，而是一个可以和政府处在同一个平台上进行对话的利益诉求机制组织。一方面它对群众的利益要求能够正确及时的作出对应的回应，完善信息披露制度；另一方面它能正确的定位出人民群众利益冲突的性质，很好的克服了把矛盾纠纷盲目政治化或形式化的风险；再一方面它能掌握好妥协和让步的尺度，使调解和互助成为解决纠纷的理想化形式，提高其解决相似基层矛盾纠纷的效率；最后它还采取了认错与相关责任相结合的处理方式，改变了以往“全对”或“全错”式令人难以接受的做法。通过这种基层社会组织来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不仅能使诉求得到相关应当的关注以外，而且从利益表达者来说，也很好的提高了利益表达的理性化程度。

再次，基层社会组织作为矛盾调处机制组织。为人民群众更好地化解矛盾提供了更多的选择：一是基层社会组织得以建立起来的群众基础比较好，这种通过民主程序建立起来的制度，能更好的找出利益冲突的焦点，更有利于社会公平分配的实现，可以预防和减少纠纷的发生机率；二是由于基层经验信息比较充实，有充实的纠纷解决资源，能为当事人提供相应的便利和帮助，使纠纷发生后能够及时妥善的得到解决；三是能够起到鼓励民众合理选择纠纷解决的途径，规范化的基层社会组织程序，能够保证纠纷解决处在一个独立和公正的环境下得到解决；四是基层社会组织本身的特征在突发事件、和公共安全事件发生时，能够及时采取应急措施稳定社会秩序、对受害人提供直接救助，并在事后能够及时的启动责任追究机制。

最后，基层社会组织作为权益保障机制组织。基层社会组织在社会保障体系中也能找到发挥自己机能的一席之地，促进权益保障机制职能的有效发挥。一方面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对外开放的扩大，为了防止贫富差距过分悬殊，保障广大劳动者的基本权益，基层社会组织在建立和完善最低工资保障制度方面能够切实发出不容忽视的声音。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基层社会组织极力呼吁逐步提高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在建立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方面有效的贡献了自己独具优势的功用。最后表现在在健全公共财政制度方面上，基层社会组织能够利用其所占有的大量丰富的基层群众资料，来反映民众对公共产品的需求状况，从而有益于把更多的财政资金投向需求比较急迫的相应的教育、卫生、社会事业等领域中。

三、结语

只有充分发挥基层社会组织的功能，社会自身化解矛盾的能力和效率才得以提高，才能更大程度地激发了社会的活力和动力，保障社会的稳定和有序进行。在社会体制改革中，国家政府职能应从以前的“大包大揽”的状况中挣脱出来，应把一些社会能够自我管理的事务逐步转移给相应的基层社会组织来管理，提高全社会的公民意识。政府只需必要的管理、引导和服务，以便基层社会组织自我发展能力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进而促使基层社会组织实现人民自己的矛盾自己解决的局面。

参考文献：

[1]马汉宝.法律思想与社会变迁[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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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基层社区；传染病控制

1加强社区宣传教育仍是急性传染病控制有效的首选措施

目前大部分新发传染病没有有效的治疗方法和疫苗，预防显得尤为重要。疫情从来没有固定模式，开展健康教育是实现控制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和保护易感人群的普适性措施，是对人群应急控制策略上的主要手段。教育要包括医务人员和普通民众两个层次。对医务人员进行专业技术培训，提高医务人员对新发传染病的认识以及处理新发传染病的能力，并提高医务工作者的个人防护意识。对普通民众进行宣传教育，目的是提高其文明素养和健康素养，是让其了解急性传染病的形势，提高“预防为主”的健康意识，掌握自我保健、预防疾病的知识和技能，同时增强面对各种突发疫情的心理承受能力。对高危人群进行特定目标健康教育，也是控制和预防新发传染病的重要武器。

从实践层面看，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宣传是基层百姓防病知识可信可及的首要来源。针对民众开展多种形式的宣传教育，如广播、宜传栏、咨询台、宜传画等，是喜闻乐见的。通过文字、图片、语言等方式将传染病防控信息传递给广大居民，使之掌握相关的知识，形成科学的防范观，有助于其自觉行动并配合卫生机构搞好各项防控措施的落实。通过社区提高民众对新发传染病的认识，奠定疾病预防社会基础。

2及时控制传染源是社区传染性疾病控制的关键性措施

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是健康保护的前哨站，它应当承担起在第一时间发现传染病人、管理传染源、报告疫情、开展健康教育的职责。针对传染病的流行，最紧要地是掌握第一手准确及时的资料，及时发现一切可疑的传染源。对病人要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只有做到“五早”才能控制传染源，防止疾病在人群中传播蔓延。疑似病例必须在指定场所隔离观察、治疗，尽早作出诊断。对确诊患者，需要进行隔离治疗，如有必要，可以采取强制隔离措施。当前社区仍需硬件投入，也需加强软件管理，建立上传下达、通畅无阻的专用信息系统，将保证第一线的传染病信息在第一时间得到传递。及时发现、控制和转移传染源是社区控制传染性疾病和减少二代病例的关键性措施，这种能力有待加强。社区全科医师为传染病早期诊断和控制的最佳执行者，当前要格外重视其配备和培训，使之人能留，心能安，业能专。

3加强信息共享与风险沟通是实现区域疫情控制前提条件

促进急性传染病信息的共享，包括疫情暴况、病原体检测方法、疾病预防控制措施等多方面内容，为的是提高区域内传染病防控主体的主动控制能力。有准备之仗好打，无准备之仗必然是效率低下，顾此失彼。2003年国内“非典”的实际控制过程及成功经验表明，有效的风险沟通可以增进公众信任，让利益相关者自觉参与到疫情控制中来，利于减轻心理恐慌，降低暴发疫情对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影响。社区内外加强信息共享与风险沟通是实现区域疫情控制的前提条件。

4改善环境卫生控制传播媒介是社区机构发挥领导力的具体领域

导致急性传染病出现的一个重要因素常是环境改变，因此环境治理不仅有助于控制已有疾病，还可以减少新的疾病发生。环境治理包括环境改造、环境处理和改变人的卫生习惯以及改善居住条件，如整顿环境，清理卫生死角，及时清除生活和建筑垃圾，铲除杂草、不乱堆杂物等。清理杂物垃圾、保持环境卫生、减少积水死水、消灭老鼠和蚊虫栖息场所，是针对目标疾病常见的卫生措施。经验表明，辖区环境的保持和改造是控制肠道和虫媒传染病的有效措施，其具体内容随新发传染性疾病的出现而变化，针对区域特点应保证主辅分明、重点突出。改善环境卫生控制传播媒介，在辖区疾病控制工作中社区机构可发挥出最大领导作用。

5把握流动人口因素成为完善疾病监测信息管理系统的当务之急

自市场经济改革以来，人口流动日益呈现全国性、大范围多数量现象随着区域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将涌现更多的流动人口，其管理对传染病防控尤显重要。

流行期对人群进行鉴别分类，据有关法律、法规实施不同的管理，是社区传染病防控工作的常态。流动人口住址频变，是常规卫生管理难行的主要因素，但管理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目前，多数流动人口未被纳入疾病监测信息管理系统。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在建立社区基础卫生服务管理信息系统时，需要及时、准确了解辖区人口状况，定期收集公共卫生服务的供给与需求，在大的疫情到来之际，及时将有限的公共卫生资源进行有效的动员、分配、调整，保证社区公共卫生工作健康有序进行。

流动人口信息作为传染病防治的基础，如果掌握不完整，则会导致管理上的“断链”。为解决这一问题，应运用计算机网络，实行数字化、电子化管理，建立以公安为核心的全国统一的流动人口信息管理系统，逐渐把对常驻的流动人口户籍管理纳入到居住地日常户籍管理中，实行流出地与流入地的协同管理。系统掌握流动人口的真实数据，实现各部门流动人口信息共享，需要改革现行的《暂住证》管理制度，使《暂住证》成为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一个身份证明，保证社区疾病控制能涵盖包括流动人口在内的所有服务和管理对象。这样的疾病监测信息登记管理体系是努力的方向。

参考文献

[1]徐建国.新发传染病的现状与对策〔J〕.中华流行病学杂志，2003，24(5): 340-341.

[2]文华，权正良.对我国当前社会因素与传染病防制对策的再认识〔J〕.疾病控制杂志， 2007，11(6): 574-578

[3]李星明，黄建始.我国甲型H1N1流感防控工作面临的挑战与对策〔J〕.首都医科大学学报， 2009， 30(4): 309-412

[4]曾光.中国公共卫生与健康新思维〔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39-255

[5]宋蒙胜，杨振海，杨智国.社区全科医师与疾病早期诊断〔J〕.中国医药卫生杂志， 2004， 1(3): 26-27

篇5

关键词：后陈经验；村务监督委员会；民主困境

2004年6月18日，武义县白洋接到后陈村的村民代表聚集在村委会会议室，选举产生了全国第一个村务监督委员会，以一个机构、两项制度为标志的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诞生，由此后陈村进入“以制治村”、“分权治村”的新阶段，实现了村务监督机制在体制上的重大创新。

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创新缘起

1.根本原因：村民自治陷入“半拉子”民主困境

我国村民自治是广大农民群众参与基层社会事务管理的一种直接民主形式，自1988年起，村民自治基本上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理解与支持，村民民主意识大大增强。在四个民主环节上，民主选举己步入成熟期，日益规范，形成了一整套系统的制度体系。然而，选举之后的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在大多数村庄，还没有得到有效落实，由于事实上绝大多数的村庄不存在真正的民主监督，民主监督有名无实，使得民主决策与民主管理成为了一句空话。村务公开来被当做民主监督的主要形式，可是这些公开却是假公开、半公开、应付检查公开；村民理财与村务监督小组由于在很多地方受到党支部与村委会主要干部的擎肘，它们也只是一个摆设。我国农村以村民自治为主要内容的农村基层民主建设逐渐成为“半拉子”民主。

2.直接原因：公共财产增值中出现治理危机

随着武义县域经济的快速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全面铺开，武义县城郊及工业园区周围的村庄集体经济随之迅速发展。2000年后，后陈村在土地征用，黄沙开采，青苗补偿费、鱼塘承包，村集体房租金等项目上的公共收入激增，村集体财产的增加使村民与村集体的利益关联显著增强，很多城郊农村拥有了数额较多的公共财产。村级组织可支配的权力资源不断增加,给部分村干部提供了机会。因村务不公开、管理不民主、监督不落实,村干部违法乱纪的案件频发,侵犯村民权益的事件时有发生。连续几年，后陈村的招待费都超过10万元，有的村干部甚至把家里造房子买的锁都拿到村里报销。由此引发村民的强烈不满，先后有400多名村民进行了四次大规模的集体上访，村民的有组织抗争取得重大的进展。

农村公共财产不仅面临着难以预测的市场风险，同时还面临着人群体的道德风险。由于缺乏监督制约，部分村干部禁不起金钱的诱惑，从而造成农村公共财产的大规模流失，引发干群矛盾升级，村庄秩序严重失控。

破解“半拉子”民主困境之有效性思考

“后陈经验”的生成是后陈村、当地政府和社会各界互动的结果，从“组织重建”到“权利保障”，后陈村在提升村民代表会议职权的基础上，建立村务监督委员会，行使村务监督权，使村民的民利得到了较好的保障，构建了村级权力制衡机制，促进了精英竞争与公共财产增值中的公共参，增强了村民代表会议的地位和村庄公共权力的合法性基础，从而实现了对村级事务的有效监管。

而后陈村村务监督委员会的生长并非一帆风顺，它遭遇了村庄既有格局和“地方性知识”的考验，经历了成长中的冲突与磨合，“后陈经验”能否真正破解“半拉子”民主困境值得我们思考。

1.监督委员会能否有效运作？

村务监督委员会毕竟是一个新生事物，它对村两委管理工作具有否决的建议权，但没有决定权，最终的决定权属于村民代表会议。然而，这种建议权是否真正能对两委的管理产生监督作用，或者如何产生效用，似乎没有一个有效的模式。除了建议权外，村监委并没有其他权力来保证其监督作用，使之行而有效。

村务监督委员会的工作就是对村务进行监督检查，特别是对财务进行严格把关，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村干部的自由裁量权，对习惯了说一不二的村官而言不营于上了一个紧箍咒。而村民代表在推选监委会成员时往往选择“爱挑刺”的硬汉，他们直来直去的性格和沟通方式增添了与村干部正常工作交流的难度。因此，在村庄治理过程中，村干部与监委会相互之间的摩擦在所难免，然而这种摩擦极有可能影响村务监督委员会与村两委的关系，从而影响农村社会的和谐。

2.监督者受谁监督？

后陈村创新的村务监督委员会，对两委进行监督，这是一种体制内的监督，而体制外的监督依然没有保障。在“一个机构，两项制度”中，村务监督委员会由村民代表会议选举产生，经村民代表会议授权实施监督，并对村民代表会议负责。如此，在村务监督委员会与村民代表会议之间建立了一种委托关系，村务监督委员会只能在村民代表会议的授权范围之内进行村务监督。在成为两委的制约力量后，村务监督委员会仍无法摆脱委托——困境。当村民不在场时，如何保证监委会成员对村民的责任，监督者受谁监督？一旦监督者与村两委“合谋”，或是监督者权力产生异变，那么村务监督委员会便名存实亡，村民自治又将陷入另一种民主困境之中。

3.村民自治的“草根性”何以增强?

村民因在村庄治理中所饰演的角色不同，其政治人特征出现了阶层分化的趋势，产生了普通村民与村庄非治理精英两个阶层。在国家的制度安排中，村民自治是广大农民群众参与基层社会事务管理的一种直接民主形式，而参与是微型民主的本质。当前，在后陈村的治理精英、非治理精英和普通村民这三个村治行动主体中，治理精英与非治理精英之间、非治理精英与普通村民之间的互动较多，而治理精英与普通村民之间的联系较少。在一定程度上，后陈村的村级治理状况取决于村庄精英阶层之间的博弈，村民自治依然停留在精英的层面。普通村民对村治的影响力依然不足，他们主要通过非治理精英的“在场”来行使自己的民利进而达到对治理精英的监控。然而，普通村民与非治理精英的联系主要依托于监委会与村民代表联系户制度，他们之间仍然缺乏强有力的监督制约机制。于是，一旦出现治理精英与非治理精英的合谋，普通村民将处于非常被动的地位。（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1］ 方雨辉，《社会管理创新在金华》［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11年第1版，第117页。

［2］ 卢福营，江铃雅，《村级民主监督制度创新的动力与成效——基于后陈村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的调查与分析》［J］，《浙江社会科学》，2010年第2期

篇6

一、目标任务

通过排查，全面掌握供销系统风险隐患的种类、数量和状况，建立分级分类管理制度和风险隐患台帐数据库，落实综合防范和处置措施，实行动态管理，进一步完善监控体系，建立风险隐患排查监管长效机制，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突发事件的发生，最大限度减少各类突发事件及其造成的损失。

二、组织领导

为加强对风险隐患排查工作的组织领导，成立区供销社突发事件风险隐患排查工作领导小组。

三、方法步骤

1、准备阶段：2010年8月5日至8月10日

结合我社实际，研究制定区供销社突发事件风险隐患排查工作实施方案。

2、实施阶段：2010年8月10日至9月10日。

一是普查登记。结合供销社实际，采取实地调查、勘查、走访以及鼓励群众报告等方式，动员干部职工积极参与到工作中来，确保应查尽查，不留死角。并对排查出来的各类风险隐患建立档案，全面登记风险隐患类型、形成原因、确定依据、可控程度、责任主体、上报单位以及应对各类风险隐患的应急资源和应急能力等基本情况，及时更新突发事件风险隐患动态管理数据库。

二是分析评诂。结合供销社基础设施陈旧、历史遗留问题较多的实际，认真详实地对各类风险隐患的成因、易发时间、地点、发生概率、可控性、紧急程度、可能造成的直接危害、需整改的内容及应对该类风险隐患的应急资源和应急能力储备等方面，进行全面深入的分析评诂，并根据风险隐患级别全力采取相应的应急措施。

三是治理整改。按照“属地管理、分级负责”、“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在排查工作中坚持边查边改，把治理整改工作贯穿于排查登记全过程。对可在短期内完成整改的要限期整改，立即消除风险隐患；对短期内难以整改的，要制定切实可行的整改方案和应对预案，落实整改措施、责任人和整改期限，做好各类突发事件的防范和应对工作。对问题较多、隐患严重、危险程度较大的，要果断采取停产、停业整顿、停止使用等措施，防止重、特大突发事件的发生。

四是统计汇总。认真做好信息汇总和统计分析工作，做好供销社系统突发事件风险隐患数据的收集和整理工作，做到心中有数，应对及时。

3、总结检查阶段：2010年9月10日至9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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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精准扶贫；政策执行；基层组织；治理能力

中图分类号：F12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7）01-0001-08

收稿日期：20160906DOI：10.13968/ki.1009-9107.2017.01.01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14JZD030）；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6YJC710010）

作者简介：雷望红（1991-），女，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乡村治理。

一、问题的提出

2013年底，由中办和国办联合出台了《关于创新机制扎实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提出，要建立精准扶贫工作机制，按照县为单位、规模控制、分级负责、精准识别、动态管理的原则，逐村逐户制定帮扶措施，集中力量予以扶持，切实做到扶真贫、真扶贫，确保在规定时间内达到稳定脱贫目标。2014年初，中央和地方纷纷制定了精准扶贫的战略规划，地方政府逐步进入实施阶段。

精准扶贫政策，试图通过改“漫灌扶贫”为“滴灌扶贫”的方式，既能够节约扶贫资源，又能够有针对性地扶持贫困户，但在政策执行过程中，面临着多个层面的困境。一方面，在执行中出现目标偏离，表现为精英俘获[1]、贫困户参与不足[2]以及多种排斥现象[3，4]；另一方面，在政策落地时，会出现政策与村庄的不匹配现象，比如产业支持、安居扶贫等政策无法有效扶持贫困户[5，6]。不仅如此，精准扶贫政策还会引起村庄激荡，由于盛行平均主义思想，村民们要求对于政策资源进行公平分配，由此会引发上访等问题，给村庄带来新的治理难题，甚至会出现乡村治理的“内卷化”[1，2]。

精准扶贫政策的目的在于扶贫，实现路径在于“精准”二字，但从目前学界研究的整体上看，主流观点认为精准扶贫出现了严重的不精准执行现象。关于精准扶贫政策执行过程中出现的不精准执行问题，大致有三种解释路径：（1）从官僚体系的视角出发，认为是央地关系、社会控制和社会成本承担等因素导致了执行困境[3]；（2）从村庄的内部特性寻找原因解释，村庄社会环境、乡土社会的特征、社区精英被俘获、贫困群体集体行动的缺乏等因素影响了政策的执行[1]；（3）从政策本身进行解释，认为精准扶贫政策本身具有内在悖论，由于忽略了扶贫对象的内部差异性，从而引发执行问题[2]。另有一些学者主张从转型的角度认识当前的扶贫问题，从而理解贫困治理的复杂性所带来的精准扶贫挑战[7]。

精准扶贫政策的不精准执行，本质上是政策执行偏差问题。已有研究对于精准扶贫政策的理解与认识，从总体上来看，侧重于从政策落地的制度基础和社会基础探讨政策执行的状况，而忽视了政策执行主体即基层组织的重要性。制度基础与社会基础具有不可逆性，从这些角度出发，对于政策执行的改善无法做到对症下药。若从基层组织的角度探讨精准扶贫政策的执行问题，可以把握政策执行的情境性，因此能够洞悉政策执行偏差的直接原因，从而及时纠偏。本研究立足于赣南宋村的调查经验，呈现当地精准扶贫政策执行偏差，从基层组织的角度予以解释，并以此为基础，拓展理解当前我国农村资源输入的组织困境。

二、精准扶贫政策的实践个案

2014年5月，国务院扶贫办等七部门联合颁发了《建立精准扶贫工作机制实施方案》，要求通过对贫困户和贫困村进行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和精准考核，引导各类扶贫资源优化配置，实现扶贫到村到户。赣南宋村宋村是赣南最大的行政村之一，全村在册人口为8 837人，实际人口接近万人（严格计生时期的黑户多）。笔者于2016年7月4-24日在该村进行为期20天的调查。于2014年底开始集中精力开展精准扶贫工作，总共确定421户贫困户，1 468个贫困人口。2015年宋村将扶贫工作确定为中心工作，在具体的政策实践过程中，该村存在着明显的不精准执行现象。

（一）精准识别不精准

贫困人口与贫困户的识别与确定，原则上要求申请评议，由群众根据自己的家庭情况自行申请，由村组干部评议、公示公告，再由上级进行筛选和抽检。在村委会具体的识别过程中，宋村干部为了减轻精准识别的麻烦，实际操作过程如下所述：

上面给了我们村1 468个贫困指标，基本上每7个人中有1个是贫困人口，指标这么多，谁是贫困人口根本辨不出来。具体分配的时候，村里按照人口比例分到小组，由小组长评选，再由包组组长进行确认，村里按照入选人口大致做个评选，砍掉条件明显比较好的，留下条件差的。小组长评选时，有时也有私心，但主要权力还在村干部。

宋村村干部在精准确定贫困户上，实际上面临两难困境：一方面，宋村分配到的贫困户名额过多，贫困名额占到全村人口的15%，远远超过实际贫困人口；另一方面，宋村村民的经济差异不明显，村干部容易选出绝对贫困群体，但不易选出次贫困群体，名额分配的标准不易确定，即使按照民主评议的方式，也无法公平地识别和确定。因此，村干部不得不采取主观评议的方式选择贫困户，避免群众申请和民主评议，并通过打球的方式，将名单公布在村委会六楼的会议室。

2.权责不匹配的无力。精准扶贫的政策由中央层面作出，但由基层组织具体执行和落实。基层组织责任重大，对贫困户的具体帮扶责任主要落在基层干部身上。一方面，他们需要亲力亲为为贫困户出谋划策、拟定计划、支持脱贫，另一方面，他们需要做好规范化管理工作，跟踪与记录，如果出现纰漏，需要承担失职的责任。在精准扶贫政策的执行上，基层干部既是政策的具体执行者，也是责任的直接承担者。

然而，基层干部肩负的责任与享有的权力严重不匹配，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分税制和农业税改革以后，基层组织丧失了资源汲取能力，高度依赖上级政府的转移支付，可支配资源极其有限；二是随着官僚制的深化发展，上级政府对于基层治理的干涉程度强化，在面对乡村社会的现实问题时，基层干部丧失了治理的灵活性。当精准扶贫政策出现时，基层干部一无充足资源，二无政策权力，只能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硬着头皮，按照上级要求执行政策。他们一面利用国家政策，一面动用私人资源，试图完成帮扶工作，但政策渠道未打通，如银行设置种种障碍不给真正的贫困户贷款，私人扶持也不易获得，私人普遍不愿进行风险帮助。因此，帮扶干部们要真正完成帮扶脱贫工作难度极大。况且，一位帮扶干部面对几十个贫困对象，难度可想而知。在权责明显不对等的情况下，他们只好选择性退步，只完成相对容易的形式帮扶工作，即通过文字脱贫的方式交差，以期在运动期限内糊弄过去。

3.压力考核下的自保。目标管理责任制在权威体系内部构建了一套“责任―利益连带”的制度性联结关系，形成基层政权运行与地方社会的治理压力[12]。目标管理责任制在基层组织中所营造的压力氛围，会促使基层干部通过策略主义的方式，寻求自恰的生存之道[13]。实际上，策略主义的运用，既是基层组织的治理智慧，也是基层政权不得已的选择。

目标管理责任制具有明显的目标导向，通过对目标达成状况的考核进行奖优惩劣，但由于目标实践过程不可保留，无法完整呈现，只能通过形式化的文字材料呈现出来。文字材料就如同一份考卷，在上级进行检查时，如果“考卷”出现纰漏，上级“打分”低，不论平日里的工作做得多好，都相当于未实现目标。同样，在向上呈阅工作材料时，如果数据不好看，与规定目标相差甚远，也会受到上级的批评与惩罚。在压力型体制之下，基层组织更加看重上级的考核工作而非具有实质意义的实践工作，因此，基层干部会进行策略性转换，将文字材料的准备工作置于政策执行之上。面对精准扶贫工作，宋村村干部最强调的是数据的“正确性”，他们要反复核对文本数据与网上数据，国网与市网的数据。在上级检查时要确保所要回答的数据与贫困户家庭的文本情况一致，以免在领导问话时回答失误。在目标责任制下，政策落实通过文本形式的呈现，实际目的在于通过考核避免惩罚，以实现基层干部的自保。

（三）基层干部的政策定位

从基层组织的角度来分析精准扶贫政策的具体执行，能够观察到基层干部政策执行的情境。在基层治理资源有限、权责不对等和压力型的考核体制之下，基层干部会对政策进行定位，选择执行的方式与力度。尽管精准扶贫政策以政治运动的形式下达，但贫困具有相对性、流动性，消除了今天的底层，明天还会出现新的底层，今天解决一批，明天会新出一批，以突袭式的方式根本无法啃掉这块“最难啃的硬骨头”。在基层干部看来，这场针对贫困的运动式治理，“就是一阵风，很快就会过去” [14]，上级部门规定了目标达成时间，不论任务完成与否，在政治压力之下，各级政府都必须“完成”既定目标。

在短促的扶贫运动中，基层政府一方面要在压力考核下满足上级目标达成的愿望，一方面要在基层治理资源匮乏、权责不匹配的情况下完成任务。他们需要在两者之间寻找到平衡，既去完成任务，并让上级在检查时感到满意，又不完全按照上级的要求做事。因此，精准扶贫政策在基层就被定位为隐秘的资源分配政策和文本制作工作，基层干部低调地将名额和资源分发下去，能否真正帮扶到贫困户不再重要，重要的是通过数字考评呈现政策执行的样态。在基层干部的这一政策定位之下，政策执行必然产生不精准执行现象。

四、国家资源输入的基层组织困境

农业税费改革后，公共服务型福利国家取代了控制提取型国家[15]，国家改“资源汲取”为“资源输入”，通过项目下乡的方式向农村社会输入资源。在国家资源输入的背景下，基层组织如何承接资源、如何执行国家政策成为一项重要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精准扶贫政策是国家的又一大惠农政策，基层组织在政策执行时所面临的治理成本、权责问题和考核压力等执行约束，暗含着基层组织的深层困境，严重制约了国家资源的输入效率与国家政策的执行力度。

（一）资源输入背景下的基层组织样态

农业税费取消以前，国家表现出强者形象，具有高度的专制权力[15]，保持着对于基层社会的强势汲取。此时，国家为了保持对于基层社会的汲取能力，与基层组织结成合谋关系，默许和容忍基层组织的过激或违法行为，导致国家政权与农民关系的紧张状态。基层组织则由于和农民在各项事务上密切互动，建立紧密关联。税改以后，国家改变治理思路，通过资源输入不断向农民示好，国家与农民之间的关系迅速拉近。然而，由于中央掌握财政的分配权，形成了“中央财政喜气洋洋，省市财政勉勉强强，县级财政拆东墙补西墙，乡镇财政哭爹叫娘”的分配格局[16]，乡镇财力下降，可支配资源严重不足。乡镇不得不依赖上级的资源转移，中央借机约束和规范基层组织的治理行为，导致基层组织日益丧失治理自主性。由此带来的后果则是，基层组织与国家的信任关系被打破，与农民之间的关系日渐疏远与恶化（见图1）。

在基层组织治理能力日益弱化的状况下，基层组织承担的自上而下的任务与自下而上的诉求却不断增长。在税改以前，基层干部对上主要完成收取税费与计划生育工作，对下主要则是解决矛盾纠纷和分配土地。国家加大向农村社会输入资源以后，大力发展民生事业，将提高农民的收入和改善农民的生活环境作为重要工作。国家改善“三农”的宏愿落到基层组织，不断累积的自上而下的任务堆积到基层干部身上，农民则借助国家对于“三农”领域的倾斜充分表达自身的利益诉求，对上的期待不断高涨，基层干部承担着来自于国家和农民日益增长的双重任务（见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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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一、农村信用社改革的历程及其评价

我国农村信用社发展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一是农村信用社组建和发展阶段(1951-1959)，基本保持了合作制的性质。二是反复和停滞阶段(1959-1980)。农村信用社下放给社队，成为计划经济体制下农村筹资和分配的主要渠道。三是农行代管阶段(1980-1996)。信用社归农行管理，两套编制，两本账薄。农村基层信用社入股组建县联社，信用社与县联社为两级法人体制。四是1996年至今。1996年信用社脱离农行，开始恢复合作金融性质。1996年8月，国务院《关于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农村信用社正式脱离与农业银行的行政隶属关系，逐步改变为农民自愿入股，社员民主管理，主要为社员服务的合作金融组织，并由中国人民银行对其进行监督和管理，之后进行了一系列理顺外部关系、明晰产权、强化内部管理的改革。

从1996年以来迄今为止的改革实践看，我国信用社有三种形式：农村股份制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信用合作社。尽管农村信用社经过一系列改革，但无论是股份制商业银行、合作制银行，还是信用合作社，离完善的产权制度仍有一定距离。县联社统一法人形式，沿袭了原有的信用社产权结构特征，仍存在所有权缺位的问题，民主管理有名无实，成立县联社统一法人，使信用社离农民越来越远，对信用社的参与程度越来越低。在信用社扩大规模和信贷业务高度专业化以后，信用社的民主管理更加难以实现。在省联社与县联社之间，在组织形式上，省联社是行业自律组织，承担着规范与管理县联社的职责，而实际上，县联社是省联社的股东，作为一级法人，它有合法经营的自主权，省联社对县联社的管理成了法人管法人，会出现县联社不服管的局面。就股份制商业银行来说，募集的股本中，中小股东所占股本比例太小，而法人股东尤其是政府股份占较大比例，可能造成内部人控制或者是政府对信用社的行政干预，为信用社偏离其经营目标埋下了隐患。合作制银行的改革形式，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合作制中，自然人股东多，股本小，农民的无知和对合作社的不关心，使信用合作社的民主管理无法落实。而且，一人一票的表决方式，使大股东也没有对合作银行的实际支配权，而成了行长说了算。

二、农村信用社改革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影响

(一)积极影响

1、农信社交由省级政府管理，使地方政府与信用社的关系从行政干预到对其负责。

农村信用社交由省级政府管理，一方面有利于落实管理责任，发挥地方政府的作用，帮助农村信用社改善经营和发展业务;另一方面，地方政府管理信用社后，直接承担了信用社的盈亏责任，这样，地方政府会加大打击逃废信用社债务行为的力度。这样，就能有效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营造地方经济发展的良好环境。事实上，由于充分调动了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地方政府更加重视和支持信用社的发展，各地纷纷出台了支持本地信用社发展的政策措施，信用社的经营状况开始得到改善。

2、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的建立有利于支持农业产业化经营和城乡一体化发展。

在经济发达地区，二三产业迅速发展，农业产值和农业就业的比重都日趋下降，农村信用社作为一种合作金融组织，逐渐失去了服务对象。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及民营企业发展所需资金量大，信用社已不能满足其需要，所以，成立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农村合作银行，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

3、成立县联社统一法人后，能更好地支持县域经济发展。

农村信用社成立县级统一法人后，农村信用社加强了管理，节约了成本和费用，资金调节能力增强，业务范围得到扩展。同时，由于税收减少及一些优惠政策的实行(无息再贷款，呆坏账分期进入成本核销，成立信用社风险补偿基金)，使信用社的盈利能力增强了，信用社有更多的资金用来支持农村经济发展;成立县级统一法人后，授信额度增大，农业产业化经营所需的较大额度的资金在更大程度上得到满足;由于统一法人后，县联社统一提取准备金，统一核销呆坏账，过去的风险社支付压力减小，相对落后的农村地区更有可能得到金融支持。

(二)不利影响

1、农村信用合作社自身发展的需要使其偏离合作金融方向。

我国的农村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低，资金投入不足，资金回报率低，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总的方向就是要增加农村资金投入，建立为农村经济发展的完善的金融体系。信用社作为农民的金融合作组织，农村金融服务的主力军，承担着为农业、农民、农村服务的义不容辞的责任。然而，农业是弱质产业，自然灾害风险和市场

风险都很大，比较效益低，如果信用社的资金大量投入农业，必然造成资金回报率低、回收难。信用社改革后，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组织，信用社自身的发展无论从其本身吸收股本、扩大规模，还是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降低经营风险来看，都不愿意把大量资金投入农业领域。所以，农村信用社有着烈的离农倾向。出现了中央要支农、地方要发展、监管部门要防范风险、农信社要生存的矛盾。

2、信用合作社资金非农化倾向。

目前，我国以合作制形式存在的农信社大多有着大量不良资产，亏损严重，资不抵债。鉴于信用社经营资产不良状态，没有人愿意入股。而且，落后地区的农民相当贫困，很少有货币财产，靠他们入股集资，是达不到开办农信社的标准的。落后地区，有钱的人不需贷款，不愿意入股信用合作社;无钱的人想贷款但没有钱入股。这就决定了农村信用社的资金筹集只有走股金资本化的道路，只有这样才能不断补充资本金，维持信用社的生存与发展。因此，出现了合作金融的性质与股金资本化之间的矛盾。在资金的运用上，成立县级统一法人后，县联社与基层社的权力配置发生了变化，基层社的经营自主权变小了，原来，基层社可以根据本地情况，确实贷款的对象、期限与额度，现在，受到县联社的制约，对要地急需资金的农户和经济组织难以及时给予支持。基层社的贷款授权一般在10万元以下，对农户小额信用贷款最多也不超过5万元，对最大的一宗客户贷款余额不得超过信用社资本总额的30%。那些最缺资金的农户和企业得不到及时的资金支持。所以，信用社资金筹集与使用都有非农化倾向。

3、地方政府管理导致行政干预信用社发展。

省级人民政府要坚持政企分开的原则，对信用社依法管理，不干预信用社的具体业务和经营活动，不把对信用社的管理权下放给地(市)、县、乡政府。实际上，在地方政府有管理权的情况下，信用社的人事权掌握在地方政府手中，要保证其不对信用社进行干预是非常困难的，农村信用社很容易成为地方政府的第二财政。因此，信用社的新一轮亏损及金融风险无法避免。目前，我国各级地方政府财政吃紧，债务缠身，所以，大有挖东墙补西墙之势，尽管他们也知道信用社的亏损再也不可能再由中央政府埋单，但在情急之下，也管不了那么多，毕竟发展是第一要务，不投资哪来发展?哪来gdp增长?而且，在当地出现社会稳定问题时，就更管不了将来的亏损，将来的问题只有留待将来慢慢去解决，他们必须利用手中的权力来解决目前的问题。在经济发达地区，财政状况要好些，筹集资金也相对容易，这些问题还不明显，但在落后地区、贫困地区就十分严重，因为除了信用社有可挪用的资金外，地方政府没有别的渠道来解决燃眉之急。

三、以服务三农为导向，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

农村信用社作为由广大农民群众自愿入股组成的金融组织,根在农村,在农民。解决好三农问题,既是农村信用社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又是党和国家赋予农村信用社的重要社会职责。50多年来,农村信用社对农村经济的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而今已成为农村金融的主力军和联系农民最好的金融纽带,成为农民、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持力量,因此,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形势下,农村信用社必须把自身发展同做好支农工作、推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农村居民非农化、农村劳动力转移等新情况结合起来,依托政府组织,发挥自身优势,找准支农着力点,创造农村经济发展的支撑点。

(一)转换农村信用社的营销理念，积极探索为三农服务的新方式。

近年来，农村信用社发展较好的省份的共同点在于，在经营中能真正立足于三农，端正经营方向，对支农方式进行创新，积极拓展农村信用社的发展空间。各地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实际，要求选择不同的服务方式，因地制宜地确定各地农村信用社的贷款投向、贷款方式、对农户的授信额度，积极探索金融支持农村生产力发展和为广大群众根本利益服务的新方式。首先，应该准确把握农村信用社服务三农的市场定位，按照优先三农的原则有效配置信贷资产。农村信用社的贷款应优先用于满足农民种养业的有效资金需求，剩余资金主要用于支持农民从事农产品加工、流通等多种经营活动，支持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确有富余的，可适度支持辖内符合国家产业政策、产品有销路、效益有保障的中小企业。

其次，要适应农村经济发展变化的新特点，制定分类指导措施，创新支持方式。如对符合贷款条件的种养大户、品牌农业、产业化组织、个私经济组织，可以分别实行支农信贷卡、联保贷款、一次性贷款授信、评优授信等方式，确保信贷支农。第三，应根据经济变化的新需求，强化服务功能。如创新贷款品种、增加服务手段、转变服务方式、提供市场信息等。第四，加快改革步伐，突破机制障碍。通过加快管理体制和产权制度的改革，确保内部机制改革和扶持政策逐步到位;通过建立约束与激励机制、内控机制、创新信贷管理机制等，提高农村信用社的服务效益、管理效益和经营效益，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赢。

(二)立足于发挥自身优势，实现业务创新和内部管理的突破。

1、要继续重点发展传统业务。充分发挥农村信用社人缘、地缘、点多面广的优势，实行全员营销。狠抓存款，壮大资金实力。盘活贷款存量，创新贷款业务。坚持走以农为本，支持中、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农业产业发展的特色路线。

2、要在拓展中间业务方面寻求突破。进一步增强和完善信用社服务功能，充分发挥信用社在农村和城区的网点优势，积极争取开办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委托业务和代收代付业务，有计划、有系统地开展宣传营销活动，向社会推介服务项目和业务品种。加快农村信用社电子化建设，形成完备的支付交易结算系统和金融信息系统，为中间业务发展创造技术和信息条件。

3、要在加强内控建设与执行方面有质的转变。要强化内部控制措施，使内控真正成为农信社内部管理的重要环节。

4、要培育有理性的控制权代表农村信用社分散股东的者机构投资者。机构投资者是一个专家化的群体，代表农村信用社的自然人投资者行使资本经营权或所有权，一是有能力参与公司治理，可以克服农村信用社众多单个自然人股东行权能力不足或无行权能力的问题;二是机构投资者集农村信用社众多小额投资者的资本，股权集中度较高，也具备参与农村信用社治理的条件。因此，可以认为，农村信用社领域机构投资者的出现，将是农村信用社内部治理的历史性转折。

(三)做大作强农村信用社必须依靠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

一是地方政府要因地制宜，明确发展思路，加快县域和农村经济发展。应从区域优势、资源优势、比较优势着眼大力发展特色经济、绿色农业，支持农产品深加工、精加工，大力推动农业产业化发展拉长农村产业链，提高农产品附加值，增加农民收入，壮大农村经济。从发展生态旅游业，支持小城镇建设入手。引导农村信用社资金与农业科技、市场信息相结合，为农村信用社资金投放创造良好的经济环境。

篇9

网格一词最初只是作为一种技术载体，将高速互联网、高性能计算机、大型数据库、传感器、远程设备等融为一体，为科技人员和普通百姓提供更多的资源、功能和交互性。而网格化社会管理则是将这种网格的理念延伸社会管理领域中。所谓网格化社会管理，意指通过地理编码技术、网格地图技术以及信息技术，现代通信技术，将不同街道、社区划分成若干网格，同时将网格单元内的人、事、资源、组织等要素形成多维的信息体系，通过网格单元进行对接，借助一定的反馈系统，一旦发现问题，都能及时传递至指挥平台，通知相应职能部门解决问题，实现城乡社区的全方位和高效管理。从这可以看出，网格化社会管理显然不仅仅是信息技术的运用，而是借助于网格平台，通过资源共享、快捷的反馈和高效的服务来应对传统管理模式的僵化和低效问题。有媒体报道显示，近年来，全国有众多省份的基层单位都尝试了网格化管理创新，例如北京、浙江舟山、上海、镇江、四川成都以及南京的仙林等地先后都推行了网格化社会管理，也成为基层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领域的积极尝试。网格化管理一出现就受到学者的关注，如童星以南京仙林街道为例，提出网格化社会管理创新的重点在于组织创新，认为网格化管理的核心在于通过网格化组织创新的手段来增强基层社会管理的动力和活力，提升社区服务的水平[1]；而文军则提出网格化管理作为一种新型的城市社会管理模式，具有规范、清晰、高效、创新、综合、统一等优点和特征[2]；杨宏山、皮定均则提出网格化管理在提升政府回应性、拓展社会协作、改进管理效能方面取得了显著效果[3]。竺乾威借助于公共管理的无缝隙管理理论，认为网格化管理的意义在于打破了部门、层级以及职能的边界，提供一种以公众需求为导向的、精细的、个性化的全方位覆盖的公共服务，重塑了公共服务的流程[4]。上述探讨无疑是对现实社会管理创新实践的及时回应，也具有一定的启示，但却都偏重案例研究，而对网格化社会管理的历史背景、运作逻辑以及中国情境下其功能如何演绎加以分析，故本文将在梳理网格化社会管理这种新模式产生的历史背景和现实需求的基础上，重点分析网格化社会管理何以发生、应具备哪些功能等议题。

二、网格化社会管理创新的历史背景

应该说，网格化管理创新是在我国传统社会管理模式严重滞后的历史背景下发生的。改革开放30年以来，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统领下，我国在经济领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除了宏观上选择了正确的制度路径之外，还得益于我国经济管理体制方面的创新。在一些城乡基层单元，在经济管理层面都尝试了不同程度的创新，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导致我国的单位制趋于松解，以前由单位承担的诸多职能逐步社会化、市场化；而随着我国市场化、城市化的推进，社会流动的加速，城乡社区格局骤变。然而相比于经济领域，社会管理层面的变革显然是滞后和不足的，已远远不能适应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以及信息化所带来的一系列挑战，也让传统的社会管理陷入困境。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市场经济对传统社会管理体制的冲击。戴维•米勒曾指出，市场领域和社会领域遵循不同的场域规则，市场资源配置和机会的公平原则是“应得”。在市场领域，每个人获得的资源和机会是基于其做出的努力和贡献而确定的，而在社会领域，资源和机会是按照需求原则来配置[5]。显然市场的场域规则不能替代社会场域的规则。只有在满足一定的条件下，市场经济和社会管理可以形成一种良性互动关系，甚至能达成一种共赢局面：因为“好的市场经济”鼓励公平竞争，社会资源能得到合理配置，而合理的社会管理能够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经济效率，但我们发现在中国改革以来的转型阶段，两者并没有形成良性的互动关系：社会管理的滞后和无序增加了市场中的交易成本和管理成本，而转型期的社会问题也并没有能通过市场化自动调节的方式来解决，并且很多社会问题恰恰可视为是市场外部性所带来的；显然，市场化也并没有通过“看不见的手”自动破解社会事务的困境问题，除了市场机制本身的不完善如信息不充分等带来市场失灵现象，更重要的是，缺乏必要规制包括伦理制约的现行市场体制所遵循的单一经济理性往往带来赢家通吃和精英结盟，并不会自发关注弱势群体；不仅如此，缺少监管机制和价值关怀的市场化逻辑已被贯彻到社会场域中，滋生更多的社会问题，这些问题尤其容易在城乡基层的社区结构中显现，也给传统的社会管理模式带来挑战。

其次，人口流动对社会管理的冲击。随着单位制的松解，个体的流动性日益增强，包括区域意义上的横向社会流动和职业意义上的纵向流动开始出现，这些都给基层社会管理带来了一定的冲击。垂直意义上的社会流动原本是一种正常的社会现象，但在我国转型期，却带来了贫富分化、社会不公、阶层固化等症状，这是很多社会问题发生的背景因素。同时，由于我们正处在信息化时代，因此，这种影响因素也在不断放大，从而引起民众的怨恨与不满；横向意义上的社会流动则是有形的，即目前有超过一亿的农民工群体在城市和农村之间进行往返的钟摆式流动，这不仅给城市的管理和服务带来挑战，也给流出地带来了一些社会后果，如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等问题。这就给传统社会管理模式带来了挑战。

另外，行政管控对社会管理自身的限制。多年来，我们一直提倡把社会领域的事务回归给社会，让社会组织自我管理，这样才能让政府更加有效地集中于行政事务，但事实上在我国行政事务和社会事务的边界有时很难分清，正如，还有两个理由使政府不肯放手社会事务，仍然以不同形式在干预或影响社会事务。一是对社会组织不放心，认为社会组织的发展、成长会危及社会的稳定性，或假设社会组织缺乏自主治理的基础；二是和利益有关。对于政府部门而言，管理社会事务也意味着能掌控一定的权力，掌握一定的资源，这也是一些部门不愿放弃手中权力和资源的原因。这不仅和我国多年前就提倡的“小政府、大社会”的理念相悖，也直接影响到基层社会管理的自主性：因为在高度的行政管控下，社区在资源和服务上高度依附于政府，使得社区缺乏自我管理和自我发展能力，相应的社区资源也很难得到有效的动员和整合。显然，这种行政社会下的管理忽视了“社会”的作用，用行政力量去做社会自身应该做的事情，将社会纳入行政的控制范围，并不利于社会的成长[1]。行政管控下的基层社会不仅很难形成“自我管理、自我协调，以及自我服务”的治理格局，也有悖于我国执政党多年前提倡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和公众参与”的社会治理理念。

总之，随着市场化的推进，社会流动的加速，社会结构的转型，传统的社会管理模式已经严重滞后，也无法满足基层社会的需求，更无法应对一些过渡性和增发性的社会问题，因而网格化管理显然就是对传统社会基层管理现实困境下的一种回应和创新，那么这种社会创新遵循何种逻辑？

三、何以可能：网格化管理的运作逻辑

从目前情况看，我国各地推行的网格化社会管理并不完全一致，例如北京的“数字化管理模式”，浙江舟山的“组团式服务模式”、上海、镇江、四川以及南京栖霞等地尝试的“城乡一体化模式”等，都是借助于网格平台进行全方位的管理或服务把空间或地理意义上的网格进行划分，运用网格地图技术将某一辖区划分为若干网格单元，作为最小的管理和服务单位，这些网格既不同于基层的行政划分区域，也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社区”单位。网格化管理改变以往的“一放就乱、一抓就死”的管理思路，以实现对管理对象的全面化、无缝化、高效化、节约化、便捷化管理，在此种思路下，网格需要对空间范畴再确认。

值得关注的是：网格不同于社区，我国目前社区不仅存在行政化倾向，而且社区之间的异质性大，不少社区具有一定的封闭性，资源共享的层次太低，即社区服务贫乏，居民参与度低，因而社区无法满足共同体的需求，这也是各社区通过网格划分实现空间关系重组，应对上述困境的一种尝试。

下面我们以南京市栖霞区仙林街道为例看看网格是如何划分的。南京栖霞区仙林街道的行政区域面积23.17平方公里，下辖3个社区居委会，11家商品房小区，高等院校12所，知名中小学5所，常住人口2.2万余人，在校生约12.8万人。尽管仙林街道下辖三个社区居委会，但由于近年来多所高校的入驻，失地农民的就地安置，大批商品房的开发，入驻人口和流动人口的骤增，三个社区居委会根本无法提供相应的管理和服务。为了应对辖区所发生的变化，在原有区域内进行网格划分是仙林街道网格化管理的第一步。图1展示了整个仙林街道划分的6个一级网格，46个二级网格，以社区为基本单位设置了1156个三级网格[1]。

网格划分遵循了“横向到边”和“纵向到底”的全方位原则。所谓“横向到边”，是指管理和服务上要将原有科层管理所疏离的地带纳入管辖范围，做到无遗漏，尤其是一些管理真空的地带，这些空间往往既是滋生社会问题的场所；而“纵向到底”，是指网格在层级结构上，“通过网格直接联结服务对象，使它的触角延伸到了最底层”。横向到边以及纵向到底一方面打破了原先条块分割、政出多门现象，另一方面可借助于网格将资源和工作重心下移。按照网格化理论的最初理念，“网格化管理对终端用户提供友好透明渠道，通过多层多渠道协议体系实现网格资源有效利用和业务协同，在动态复杂背景下实现多组织资源共享和业务协同，降低终端用户使用和组织管理复杂性，提高管理效率，因此网格化管理为现代复杂社会经济管理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种可能性方案。”[2]在这个意义上，网格划分是尝试化解复杂情境、以更好资源服务群众的一种策略。现实中的网格划分往往会遵循“因地制宜”的方式制定管理和服务策略，如北京市基于“方便群众、易于管理”的划分原则，按照“完整性、便利性、均衡性、差异性”的原则，将全区187个社区划分为589个网络，根据人、地、物、事、情等基本情况，将网络划分为住宅、商务商业、企事业单位、人员密集场所四种类型；在城乡结合带，根据农村、城市、工业园区的不同特点，将全区划分为605个单元网络，其中社区网络143个、村庄网络440个（364个规划保留村、计划拆迁村76个）、园区网络22个；在农村地区，房山区将农村网络分为“村民住宅区、农业生产区、林地区、坑塘水面区、荒山区、滩涂区“六种类型，密云县也出现了”社区网络、村庄网络、农地网络、山场网络、景区网络、工业区网络”等[3]。

网格划分并不止于一种空间关系的重置，而是责权利的再落实。例如北京东城区一共约有1万平方米，将其化为1539个互相联接的网格单元，配备350名城市管理监督管理员，这些监督管理员的职能就是对其管辖网格内的城市部件进行监控，所谓城市部件指的是市政公用、道路交通、市容环保、园林绿化、房屋土地等相关设施，这些设置被逐一登记编码，每一部件按“市辖区代码-大类代码-小类代码-部件名称-归属部门-问题位置-所在网格号“编码，并纳入地理空间数据库，”从而在21个行政执法部门，6个政府职能部门和10个街道的保洁队、绿化队之间形成信息共享。也就是说，网格化管理实际上是一种“无缝隙管理”，即为了解决打破部门、层级以及职能的边界，解决好部门机构的协调和整合问题，针对官僚体制所带来的碎片化治理而提出的一种整体性治理，“无缝隙组织以一种整体的而不是各自为政的方式提供服务。”[4]网格化管理通过网格划分、责权利的重置，同样也希望能破解科层固化、部门推诿以及需求不足等困境。网格化管理并不只是静态地将网格划分，在图2的简单网络示意图中，我们可以看到网格包括一定的动态结构，这种结构不同于传统的科层结构，它包含了四个组成部分，即网格化服务对象、网格巡逻人员、指挥中心、服务职能部门，形成了五个渠道，即对象采集渠道(1)巡逻监督信息上报渠道(2)资源调度渠道(3)服务渠道(4)对象主动触发渠道(5)两种内部监督机制（职能部门服务质量监督机制、巡逻监督人员监督机制）和一个外部监督机制[5]。通过网格化管理操作层面的流程我们能看出在网格划分之后，还具备一定的责任落实机制（参图2）。值得关注的是，网格化管理既遵循了我国基层组织执行过的目标责任制，又和之前的目标责任制有所不同，或可称为是一种新型的目标责任制，其显著的差别是：以前的目标责任制主要是针对经济、计生工作等硬指标，而网格化管理是全方位的，涵盖了经济、社会、生态、环境等，是一种“结果取向”（包括硬指标以及弹性任务），并且在指标体系的设计上大都增加了居民满意度以及幸福感等“软指标”，作为考核的依据；而传统的目标责任制是将上级党政组织所确立的行政总目标逐次进行分解和细化，形成一套目标和指标体系，以此作为各级组织进行“管理”（如考评、奖惩等）的依据，并以书面形式的责任状/书在上下级党政部门之间进行层层签订，以期获得最佳行政效能的一套综合管理方法，因而这种目标责任制是自上而下的，往往是政府上下级之间形成一定的契约关系，有学者称之为“压力型体制”[1]。但是在上述的网格化管理的运作逻辑中我们能看出这种目标责任是基层政府推动的，并不只是“眼光向上”，而是更加注重民生诉求和民意评判，因而网格化管理不仅仅是政府之间的契约，也是在政府推动下吸纳社区基层民众积极参与的一种新型的目标责任制。

四、何以可为：从管控到服务的功能演绎

随着我国市场机制的推进和城市化的加速，尤其是利益群体的日益分化，社会生活的风险明显增加。为了应对这些风险，近年来，一些基层组织在社会管理的理念中，提倡一种“消极的社会管理”，即认为社会管理主要就是管控社会，“不出事”、“摆平”就是硬道理，管控思路成为不少地方政府新的行为逻辑，这种管控思维体现的是压力型体制下政府的政绩取向，象北京市东城区初期的网格化管理中曾经建立“三定期”、“三不出”的原则，即网格助理员定期巡查，小事不出网格，网格管理员定期汇总，一般纠纷不出社区，街道指挥中心定期分析，负责纠纷不出街道。”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尽管网格嵌入了社区，但是网格在扮演具体功能时还是秉承了一定的管控和维稳思路，这显然是压力型体制的一种延续，只不过将以前的GDP的经济指标压力转化成发生率、上访率等指标压力。在这种思路下，人们往往会把社会管理的任务简约为维护地方社会的“底线”稳定，使网格化管理成为维稳过程中的一种“创新”方式。

这种模式在历史的特殊阶段强调“稳定压倒一切”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在新时期的社会管理创新中，如果我们把“维稳”视为“唯稳”，这实际上是一种机械的、片面的维稳观[2]。有学者认为我国已经进入利益博弈时代，社会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利益的分化和社会矛盾的增加，是市场化改革的必然现象。然而，面对利益关系复杂化和社会矛盾增加的趋势，关键在于正确定位和判断矛盾与冲突，并以制度化的方式加以解决。如果没有一套解决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制度、规则和程序，矛盾积累起来，得不到及时化解，就会导致严重后果，整个社会也必将付出巨大代价[3]。按照公共选择理论的解释，没有基层民众的监督和制约，地方政府并不会自动实现社会公益目标，即管控和维稳思维下的这种网格化管理往往会掩盖一些真实问题，没有解决问题的根源，也没有带来制度化的利益协商机制，正如下图中我们例出的网格化两种功能的差异。

尽管管控和维稳思路下的网格化管理也能借助网格，通过信息整合和流程再造来及时发现问题、协调问题，也有利于快速处置问题，正如上文指出，在特殊的历史时刻，这种网格化管理确实能发挥积极的功能，但是如果在国家和社会正常转型期，仍然一味强调这种网格化管理的这种单一功能是有悖于网格化管理的最初意涵的。网格理论最初提倡的是一种需求导向的“服务、效率以及资源共享”，通过网格化提供积极的服务，除了网格中的资源共享之外，还要借助网格建立一定的利益表达机制和协调机制，网格化管理的最终目的可以通过民意表达机制自下而上地理顺地方政府、利益集团和基层群众的纽带关系，即走向积极的服务型的网格化管理。

从这个角度看，尽管目前的网格化管理主要是由地方政府推动的，但这并不意味着网格化管理是受控于地方政府政绩约束。对于地方政府而言，不能一味只关注“上访率”和的“不出事”逻辑。因为“地方社会包括了一系列不同的组织网络，正式的政治领导角色应该是去识别这些网络，协同处理地方政策问题或者建设新的网络，以解决特定政策问题的意愿和能力。他们的政治角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引导和控制，而是通过协调和建立合作去保证他们应该负责的地方的福利。”[2]也就是说，如果从管控型网格化管理能演绎至服务型网格化管理，势必会形成一种“倒逼机制”，促使地方政府从压力型政府真正过渡至服务型政府。

我们认为，网格化管理从管控到服务功能的转变能带来一些“意外后果”：即通过“服务”化解管理甚至管控中的一些疑难杂症。上述的南京栖霞仙林街道就是个例证。网格化管理推行后，仙林街道机关除保留少量机动人员外，其余人员全部下沉到一级二级网格，形成了一种“人到格中去、事在网中办”的机制。街道将安全生产、公共卫生、稳定、社区管理等社会管理内容纳入网格化城市管理平台，网格化管理实施短短的一年多后，街道社会管理与服务水平显著提升，街道在每月南京市城管考评中由过去的20多位一跃成为排头兵，被列入2010年南京市城市管理十大创新项目。走访中我们看到：随着网格化的实践，党群干群关系日益融洽，一些“钉子、上访户”也不再是“刁民”了。第三方的民调显示：群众满意度达到95%以上，幸福感持续提升。这是提升服务解决难题的一个例证。

篇10

关键词：民生；社区建设；社区社会组织

随着我国社会体制改革的有力推进，在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服务工作的推动下，社会组织将面临难得的发展机遇。而作为社会组织重要组成部分的社区社会组织，也将会伴随着我国社区建设的整体进程而进入一个快速、规范的发展阶段，特别是在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的实践中，社区社会组织以其自身特有的组织特性与优势将在服务基层民生建设中发挥重要的支撑作用。

一、解决基层民生问题需要发展社区社会组织

近年来，保障和改善民生已成为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热点。党的十也强调指出，“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1]（P.15）可以说，解决好民生问题已成为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的一个关键议题。在我国，民生问题具有比较突出的复杂性，而且由于一些历史与现实因素的影响，我国民生问题还存在结构性矛盾，不仅每个民生问题内部之间存在结构性矛盾，而且各个民生问题之间也存在结构性矛盾，而化解这些复杂的结构性矛盾，需要政府、市场、社会多方面力量进行联动，需要系统的制度安排来进行保障。毋庸置疑，政府是解决民生问题的主导力量，然而随着我国改革的不断深化，特别是在一些改革已进入攻坚阶段的背景下，推进民生领域中的一些关键环节改革迫切需要进一步厘清政府、市场、社会三者之间的边界和关系。根据已有经验与理论，为了避免政府和市场的双重“失灵”，在现代民生建设过程中需要充分发挥社会力量的支撑作用，需要充分调动各类社会组织以及公众力量的积极性，促进民生建设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有机结合，最大限度地增进民生建设的活力与动力。

一定程度上说，民生问题的重点与难点都在基层。如在城市，随着“单位人”向“社区人”的转变，大量的涉及基本民生的事务都要在社区进行办理与解决，而且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大量的流动人口将进入城市社区生活，公共服务的重心必然下移，这对当下的社区治理及基本公共服务又提出了新的要求与课题。基层社区是整个社会系统的基础，它对社会动态的反映尤为敏感、对社会服务的需求也更为直接。可以说，解决好基层民生问题不仅关系到人民群众的生存保障与生活质量，而且也关系到整个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对于保障和改善基层民生来说，仅靠基层政府的力量是不够的，特别是随着社会发展需求的不断变化，满足社区居民多层次、多样化的社会需求需要社区社会组织的积极参与。

社区社会组织参与基层民生建设，不仅是社区社会组织自身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而且也是新形势下不断开拓基层民生服务新格局的题中之义。社区社会组织一般具有志愿性、非营利性、公益性、民间性、社区性等特质，这些特质不仅养成了该类组织的“性格”、形塑了该类组织的功能，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助于规避政府、市场在基层民生服务中的一些“失灵”风险。可以说，社区社会组织服务基层民生建设有其一定的必然性，因为在社区里，改善基层民生的相关领域与内容，一般与社区社会组织的宗旨、目标、活动内容等相互呼应。也可以说，社区社会组织参与基层民生建设是其实现自身组织诉求的使然。社区社会组织通过关注民生、参与民生、服务民生，不仅能够实现其组织的自身价值，而且也能够扩大组织的影响力、提高组织的美誉度，从而提升组织的生存与发展空间、树立组织的良好社会形象。

随着现代公共管理创新的不断推进，民生服务的格局与方式也需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在保障和改善基层民生过程中，社区社会组织作为一种重要的建构力量正在影响着基层民生服务新格局的生成。在实践中，它已成为优化现有民生服务方式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社区社会组织一般都是由居民自愿组成，并根据社区居民实际需求而建立的，在服务民生过程中具有更为突出的实效性、针对性及灵活性，对居民多样化的社会需求能够做出迅速回应。大体来说，在推动和谐社区建设过程中，社区社会组织可以在居家养老、文化教育、卫生医疗、公益慈善等方面提供形式多样的便利服务，而且有些社区社会组织由于拥有“专业”的人才队伍，在服务基层民生中还能够为特殊人群提供更为及时、贴心的“专业”服务。在基层社区，随着政府转变职能工作的推进，政府可以把一些转移出的具体公共服务工作交给一些有能力、有条件的社区社会组织，这样做不仅能够有效缓解民生服务压力、提高政府的行政效率，而且也能够增强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能力。

在积极推进“社区社团人”建设实践中，社区社会组织在服务民生中的社会协同效应将会得以充分显现。社区社会组织来自民间，具有一定的草根性，在联络社区各方力量，调动人民群众参与社区建设上具有一定的组织优势，而且通过有组织的参与活动、表达民意诉求，还能够有效地整合社区资源、协调社区内各组织之间关系、提高社区公共议事能力。可以说，推动社区社会组织参与基层民生建设，也是充分尊重人民群众首创精神、坚持群众路线的重要体现。通过积极参与基层民生建设，社区社会组织凝聚居民的纽带作用将得以进一步提升，美丽社区建设的主体作用也将得以进一步彰显。

从整体来看，虽然在一些地方实践中社区社会组织服务基层民生的作用已得到了充分发挥，然而，与社会建设的总体要求相比、与社区居民不断增长的多样化需求相比，社区社会组织参与基层民生建设还面临着一定的不足与挑战。从社区社会组织自身来看，主要有：组织的内部治理结构还不够完善；组织内部制度化建设还不够健全等等。从政府的培育与扶持来看，主要有：社区社会组织的数量还无法满足现代社区治理实践的需求，没有形成规模化效应；社区社会组织的种类还比较单一，活动内容有限；政府对社区社会组织的规范化管理还有待提高等等。从社会认知来看，主要有：整个社会对社区社会组织的认知度还不高；一些地方、部门、组织机构对社区社会组织的功能与作用的认识还不够等等。

二、社区社会组织服务基层民生的几点思考

（一）更新理念、高度重视社区社会组织在服务基层民生中的积极作用

近年来，随着社会建设的大力开展，在社区建设的生动实践中，社区社会组织在满足民生多样化需求、提升基层民生保障能力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一些地方在培育和发展社区社会组织服务民生方面也取得了一定成绩与成效。然而，在有些地方和部门，特别是一些基层组织机构，对社区社会组织服务民生的能力与功效还持有怀疑态度，思想保守、认识不足已严重影响了社区社会组织的健康发展。为此，在积极推进政府职能转变的背景下，要不断强化民生思维，树立治理理念，激发社会活力，重视社区社会组织在社会建设、社区治理、改善民生中的支撑作用，营造有利于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的社会氛围，努力形成社区社会组织助力解决基层民生问题的社会共识。在基层实践中，政府相关部门要不断更新理念，解放思想，善于运用社会发展理论的相关成果，在现代社会治理理论的关照下，积极“推动社会组织参与协同治理”，[2]（P.13）紧密结合我国基层实际，开拓创新，努力地在社区社会组织服务基层民生的理论上、制度上、实践上取得新突破。

（二）建立健全社区社会组织服务基层民生的长效机制

为了确保社区社会组织服务民生的有序开展，建立社区社会组织服务基层民生的规范化制度安排显得尤为迫切，为此，可以适时建立以民政部门牵头，相关部门配合、协调的工作机制，创造性利用已有孵化、培育社会组织机构的人员对社区社会组织服务民生工作进行日常指导与管理；可以通过深化社会体制改革，建立并完善社区社会组织服务民生的培育――支持――监管――评估――奖励政策体系，做到有组织机构管理、有专人负责、有规范制度、有监督机制、有保障措施、有宣传渠道。当前，针对社区社会组织培育与发展的实际，要不断加强社区社会组织的规范管理，不断完善社区社会组织的备案管理制度，为社区社会组织服务民生创造良好制度环境。社区社会组织也要不断加强内部治理，通过规范化的组织建设，不断提升自身管理水平和服务能力。通过舆论宣传以及其他有效手段和措施，积极引导、鼓励社区社会组织关注民生、参与民生建设，对在助力解决民生问题过程中有突出表现的社区社会组织要给予适当的物质或精神奖励。通过建立规范化的保障措施，利用政府公共资源带动各类社会资源，为社区社会组织服务基层民生提供场所、设施、平台、资金等方面的帮助与支持。总之，通过建立规范化、制度化的社区社会组织参与民生建设的体制与机制，将有利于调动社区内各方力量，以此形成有效改善基层民生的合力。

（三）要着力培育服务类、公益慈善类社区社会组织积极参与基层民生建设

为了更好地推动社区社会组织全面参与民生服务，针对当前社区建设、改善基层民生的实际，要着力重点培育和鼓励服务类、公益慈善类社区社会组织积极参与民生建设，这不仅因为在当下社区建设中，这两类组织开展活动的内容是基层民生建设所急需的，而且还因为这两类组织开展的活动具有良好的社会示范效应。服务类、公益慈善类社区社会组织通过在社区开展民生服务，不仅能够有效地扩大其组织的社会影响，而且还能够增进社区居民对整个社区社会组织的了解与认知，从而为社区社会组织全面参与基层民生建设创造良好的社会舆论氛围。为此，在保障和改善基层民生过程中，要不断加大对服务类、公益慈善类社区社会组织在政府购买服务项目和筹集资金上的支持力度，如在财政补贴、税收减免等方面要给予适当倾斜。通过建立培训机制，不断提高这两类社区社会组工作人员的综合素质，以专业化、职业化带动组织的整体发展，以此进一步提升其服务民生水平。要不断加强专业社工和志愿者队伍建设，通过专业社工来帮助和指导这两类组织参与基层民生项目，通过志愿者来充实组织力量、扩大社区参与。在实践中，要善于总结这两类社区社会组织在服务民生建设中所积累的经验，对于具有较好示范性效益的做法、模式要适当地进行复制与推广。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