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轮的经济危机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新一轮的经济危机，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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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意境论；境界论；传承性；现代转换

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是中国古典文论的重要著作，是王国维文学、美学思想的集中体现。“境界说”是《人间词话》的理论基础和核心。历来关于传统“意境论”与王国维的“境界论”的联系和差异有多种讨论。客觀而论，王国维的“境界论”是对传统的“意境论”继承与再发展，就继承一面而言，《人间词话》中所讨论的理论问题和言说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仍隶属传统文论的范畴；就创新一面而言，王国维对传统意境觀进行了现代性转换，主要体现在借鉴西方理论给予传统意境觀新的哲学品质；同时，将“意境”这一传统的美学范畴与人生直接联系，凸显出新的人格内涵。

一、“境界论”的传承性

在《人间词话》里，对传统“意境论”中的重要理论问题，王国维给予了大量的重视，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首先，在情与景的问题上，情景两者的关系既是文学的本质关系，又历来是意境探讨的重点。历来的学者对两者的关系的阐述众多，但大都倾向于两者需迎合上，对情绪的微妙深刻体验，需有景的逼真描写；而对于景的精妙摹写也须有情的纵贯畅通，两者不可孤立视之。如王夫之在《薹斋诗话》中所言：“情景名为二，而实不可离。神于诗者，妙合无垠。巧者则有情中景，景中情。”在情景须统一的觀点，王国维与传统诗论家保持着高度的一致，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也曾明确地指出“昔人论诗词，有景语、情语之别，不知一切景语，皆情语也。”同时，王国维将主觀的喜怒哀乐也涵盖于“境”之内，拓宽了传统境界的审美层面。另外从意境的创造角度出发，提出了“写境”和“造境”。值得注意的是另一组相关概念，“以物觀物”和“以我觀物”。这两组概念的区别是很明显的，一为意境的生成方式，一为主体的觀照方式，但两者均涉及到了意与境也即情与景的问题。“写境”往往表现的是随物宛转，即状写自然对象之貌，这时主体的运思方式往往是“以物觀物”，在作品中，此种状态凸显于读者之前的往往是景，创作主体的意识往往消隐于其后，呈现出闲静的美学状态。“造境”则更注重对主体内在之意的表达，故对“景”总是表现出由“意”而发的移情改变，这时作品中的“景”区别与“写境”中对对象的顺合表达，以出于主体之意的强烈的情感塑造之下的别样表现，最常见的是带有浓厚的主体色彩的拟人化表现，呈现出宏壮的美学状态。

其次，王国维的“境界论”强调了“真”，他将“真”作为艺术美感发生的基础。“真景物”，是指自然界和现实生活中的人、事、物，在文中要对此进行真切的描写，而非笼统抽象的描述。“真情感”，是指对外物的一种自发而真实的感情，带有主体本性的纯真。“真境”在文本的具体表现中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要真情、真景、真境，即要求创作主体以赤子之心的纯正之情描绘自然之景以达不隔之境，以不受尘世沾染的天真之心去捕捉自然（对象）最微妙精髓之处。“真”的体现，既有主体之真，也有客体之真，更有表达之真。“不隔”既是情真、景真的境界，更是以气贯通、道物同一的境界。王国维说：“纳兰容若以自然之眼觀物，以自然之舌言情，此由初入中原未染汉人习气，故能真切如此，北宋以来，一人而已。”这里的以“自然之眼”、“自然之舌”，即是强调由本性的纯真而发不受社会污染的真性表现。与此同时，王国维还推崇历经人生沧桑而对人生而做的透彻了悟，他认为这也是一种“真”境的体现，前者胜在自然真切，后者胜在透彻深邃。在一定程度上，王国维更为强调后者，在此种境界中，诗人往往出于对世事的透彻了悟而不再局限于一己之身，而能真正上升到生命意识和宇宙意识的高度，实现对普通人生的终极关怀。如第十八则：“尼采谓：‘一切文字，余爱以血书者。’后主之词，真所谓以血书者也。宋道君皇帝词亦略似之。然道君不过自道身世之戚，后主则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其大小固不同矣。”此外在王国维对“真”的研究中，往往也很注重语言表达的问题，王国维认为要做到表达的直接真实，故不主张有太多的修辞、或为典雅有意而为的“用典”。同样出于对“真”的强调，王国维非常重视意境中的“神韵”，即意境是否具有传神的意味，因为神也可视为“真”的一种美学表现，即精髓微妙之处的精妙直觀传达。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不只采用了传统的诗话形式，还常使用义界含混的印象式的批评术语，体现了与传统文艺的言说方式保持一致的传承性。如第十则：“太白纯以气象胜。‘西风残照，汉家陵阙’寥寥八字遂关千古登临之口。”第十四则：“温飞卿之词，句秀也；韦端己之词，骨秀也；李重光之词，神秀也。”在这几则中的“气象”、“骨”、“神”，均是传统文艺中常见的批评术语，而传统文艺批评中常见的其它术语，如“气韵”、“悲壮”、“豪放”、“沉着”、“凄婉”等词，在文中也能找到身影。王国维对这些含义丰富没有明确界定的偏重于感觉的术语保留运用，表明其对中国传统文艺的美学价值的清醒认识，虽然中国传统文艺不长于系统性和思辨性，但重视直觀、倾向个人感觉、模糊但含义丰富，不计较细枝末节而倾向于整体氛围的渲染，这都是传统文艺批评值得重视的特色。对传统美学特征的重视也说明王国维在进行中西文化交融的过程中对本土特色的保留，而不是盲目的全盘西化。

二、“境界论”的创新性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尝试将中国传统的文艺理论与西方的理论思维方式相结合，努力为中国传统的文艺理论输入新的理论品质，借西方学术思想和方法来实现中国传统学术的创新，使两者在沟通中实现现代转换。

首先，在《人间词话》的编排上可以见出他对理论系统性的重视。前九则是王国维对自己评词准则的解释，而十到五十二则则按时代的先后顺序对名家作品做出批评，做到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叶嘉莹指出：“从这种记叙次第来看，《人间词话》上卷虽无明白之理论体系，然其批评理论之部与其批评实践之部，透过各则词话之编排安置，却仍是颇有脉络及层次可寻的。”其次，在《人间词话》中，王国维虽然沿用中国传统的诗话形式，但在理论内涵的阐释中尝试运用西方思想中的重要概念对传统理论加以阐发。如“以我觀物”、“以物觀物”这一组概念，即是以德国古典哲学中的主客体关系来解释传统中的“情景”关系。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对西方文艺思想的运用并非仅限于此，在更深的理论阐释中，王国维的一些文艺思想的理论基础也是由西方美学理论化用而来。如王国维在《人间词话》对境界的界定是由本体论出发，突破了传统的情景交融层面。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对“意境”独特的美学价值的强调，已经凸显了“艺术独立论”这一现代美学命题。针对王国维的另一组重要概念，“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叶嘉莹在《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中指出，这组概念乃是受到康德、叔本华的美学思想的影响，“有我”是指因主体带有自我意志而与外物处于某种利害对立关系，而“无我之境”则是主体泯灭了自我意志而与无利害关系。正如叶嘉莹在书中所言：“静安先生所提出的‘有我’与‘无我’两种境界，实在是根据康德、叔本华之美学理论中由美感之判断上形成的两种根本的区分。”而王国维在对诗人素养时所提的“能入”、“能出”的说法能隐约可见“游戏说”的影子，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一删稿》第四十九则也说：“诗人视一切外物皆游戏之材料也，然其游戏则必以热心为之，故诙谐与严肃二性质亦不可缺一也。”以热心为之即是“能入”，而以外物为材料即是“能出”。若进一步思索，这一觀点则又与西方的“审美距离说”具有一定的契合。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进行的中西美学思想融合的尝试，其意义不只局限于对“意境”理论的阐发开拓上，更重要的是，他以西方哲学思辨的方式反思总结中国的传统的审美经验，突破了传统美学研究重视经验总结和直觀感悟的老套路，为中国传统的文论引入了新的思维方式，强调了美学研究的现代哲学品格。

在《人间词话》中，王国维对“意境”觀的现代转换的另一个贡献，就在于将意境的美学品质与人生境界相联系，意境的美学价值与对人生价值的关怀和实现相联系。如他所谓的“人生三大境界”即是将艺术（学术）的境界与人生境界直接联系。在王国维那里，追求学术的真理是与追求人生价值相统一的，他的哲学和美学是以人生为基础点建立起来的，他强调艺术的形而上意义即在于对人生的终极关怀，实现艺术对人生的救赎。李泽厚在《华夏美学》中曾说：“关于他（王国维）的境界说有各种解说。我认为，这‘境界’的特点在于，它不只是作家的胸怀、气质、情感、性灵，也不只是作品的风味、神韵、兴趣，同时它也不只是情景问题。它只是通过情景问题，强调了对象化、客觀化的艺术本体世界中所透露出来的人生，亦即人生境界的展示。”即是指明王国维认为艺术境界和人生境界是相通的，并将审美境界当作是突破现实生活和原始欲望实现完整自我的精神解脱的途径。王国维将“审美”提到了一个至高的位置，它是超越一切现实功利目的之上的独立的人类生存需求。王国维美学的人生觀的确立，确定了艺术本身的独立价值，它以无用之用高于道德伦理价值而对人的生存具有更根本的意义。可以说王国维确定人生为美学的本体，为中国现代美学奠定了形而上的根据。

三、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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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学；合作；理念

长期以来，经济学的发展均是围绕“竞争”来进行探讨研究，但是却忽略了在竞争中起重要作用的另一理念“合作”。“竞争”与“合作”作为经济学中的理念，在经济学的课文增添了很多经典案例。现如今社会的发展迅速，随着经济体的改变，笔者大胆的预测：“合作”理念将成为新经济学的主导，从而影响经济学的重大改革。

市场经济即是市场在进行资源分配中期基本型作用的经济，从我国改革开放来看，作为社会主义的中国搞市场经济，客观上肯定了“竞争”是市场经济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肯定“竞争”的同时，“竞争”自身并不能代表这个市场经济。“竞争”在市场经济中可以充分的调动劳动群体的积极性与创造性，但是为了保证市场的正常运行，避免不必要的矛盾的发生，必须采用“合作”来维持市场经济的有序发展。在市场竞争中，没有绝对的“竞争”与“合作”，更多的采用以“竞争”为基础上的“合作”。所以，经济学有以“竞争”为主导转向“合作”是社会发展与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

一、“合作”理论在经济学中的意义

哲学在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中，一直发挥这重要的指导作用。“合作”型经济学是坚持基础原理为指导，一切从实际出发，客观分析新型经济发展现象的体现。随着经济的发展，全球交流日益密切，伴随着“全球化”与“一体化”条件的不断完善，“合作”将在“全球化”和“一体化”进行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合作”有利于误会的降低，在全球化过程中，有利于帮助各国家之间交流的摩擦，达到“”实现共同发展，促进全球化经济发展，实现资源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合理的分配和利用，使市场经济在世界范围得到深化和发展。

“合作”经济学切实符合中国国情发展，中国作为世界人口第一大国，其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学理论却存在着严重的不足，缺乏人文关怀和人性化的管理理念；而合作经济学恰好符合这一经济理念，在注重人文关怀和人性化管理。

近些年来随着数学发展，在经济学中的数学在某种程度上被滥用，传统的经济学已经沦为数学的“奴隶”，数学中经济学中发展应用的程度越高越复杂，在实际市场操盘时把经济学看成数字的无限演算，如此不切合实际的理论推算，必然导致经济学走进误区。因此经济学随着数字化信息的到来，经济学过多的注重数字带来的客观性，往往忽略了以“人”为主题的社会，合作经济学注重在竞争带来的效益的同时坚持人性化管理理论。所以合作必将成为21世纪新经济的主流。

二、中国社会文化发展背景奠定了合作经济学的基础

中国自古以来注重传统文化与社会经济的发展，在封建主义的国家中，由于经济的影响往往决定了国家帝王的更替。在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蕴含了丰富的经济学思想。例如：道家主张“无为”思想即使完全开放的自由市场；法家的“严刑峻法”主张，可以说成是国家干预市场经济及哲学启蒙思想等等。

在传统经济学的发展史中，我们不难看出经济学在以往的发展是以“竞争”为主流，如今提出“合作”经济学，并不能说明竞争经济学是错误的。作为竞争经济学本身来讲其最为突出的贡献是提出了竞争，揭示了竞争市场，并指导市场的发展。而市场的另一面合作在传统经济学中一直被忽略。而早在中国文化中，如：“无为”、“兼爱”、“非攻”、“以和为贵”等思想都带有“合作”的气息，这些古典思想必将作为合作经济学的哲学基础，为创建“合作”经济学提供良好的文化发育土壤。

三、合作经济学的主要内容依然围绕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进行研究

1.合作经济学生产力的发展方向为生产力的交往

生产力的交往分为两种：一种是人与自然界之间的交往；另一种是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合作对话。生产力的发展过程是负责的，他不仅包含客观技术与条件的改进，还包含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相互影响的关系。任何一个“产品”的生产都是有众多生产力共同协作的结果，在新型经济学中，人们的生产过程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流水线，只有一起劳动，互相协作、取长补短，才可以确保生产安全无误的进行。整体化的经济需要“合作”来进行优化，来实现整体功能大于各个部分的功能之和。

2.实践型生产关系

实践的生产关系有社会性生产关系和技术性生产关系两种。在社会的生产实践中，合作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它将技术性生产与社会性生产两种不同的生产关系相结合起来，使生产和技术有效的互补，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从总体上讲，社会性生产关系主要体现了生产价值，因此生产关系对物质生产关系的实现有着一定的制约作用，而物质性生产关系体现为价值，所以我们更要重视物质生产关系的“合作”实现。

四、结束语

随着经济学的发展，传统经济学已经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竞争为主体的市场经济必然转向合作经济。中国发展新兴经济学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我国传统文化将为合作经济学提供基本方法论。其经济崛起已经为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学中心提供了必要的经济基础，希望我国抓住机遇，使经济发展更上一个新的台阶。

参考文献：

[1]贾根良 美国学派：指导美国经济崛起的国民学说[J].中国社会科学，20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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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童牛奖；儿童电影；困境与发展

1995年，作为中国生产儿童电影的龙头老大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被撤并入中国电影集团公司，使得中国儿童电影第一次尝到了被边缘化的苦涩滋味。10年后，依据2005年3月颁布的《全国性文艺新闻出版评奖管理办法》，中国电影童牛奖被并入中国电影华表奖。这一事件虽早有先兆，但仍然让中国儿童电影界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尴尬。那么，中国儿童电影的过去和现状究竟是怎样的呢？它的未来又将有何走向呢？从童牛奖入手去分析中国儿童电影的这些相关问题是一条有效的途径。中国电影童牛奖自1985年至2004年已评选了12届，若加上并奖后的4届华表奖优秀少儿童牛影片奖，则童牛奖至今已持续了26年。通过分析这些获奖儿童电影以及将进入新世纪后的童牛奖获奖作品与往届进行比较研究，可以发现中国儿童电影在新世纪所发生的明显变化，其审美特征、现实困境与未来发展都清晰可见。

童牛奖综述评析

中国电影童牛奖每两年评奖一次，至2001年改为每年一次，2005年并入华表奖并单列奖项优秀少儿童牛影片奖后，又改为两年评奖一次。由于优秀故事片奖最具代表性，因此我们便将研究对象设定于此。

（一）获奖情况、发行单位分析综述

童牛奖从第一届至第十二届共评出优秀故事片奖36部，除第六届为2部、第十二届为4部外，其余均为每届三部。2005年并奖后，华表奖优秀少儿童牛影片奖至今也评出了四届，共13部获奖作品。2000年前的八届童牛奖优秀故事片奖共有23部获奖作品，2001年至今的童牛奖优秀故事片奖共有26部获奖作品，合计49部。在49部获奖作品中，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16部、上海电影制片厂7部、中国电影集团公司6部（其中合拍片5部）、北京电影制片厂3部（其中合拍片1部）、长春电影制片厂2部（其中合拍片1部）、福建电影制片厂2部、其他电影制作单位16部。

从上面的数据可以看出：首先，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在儿童电影制作与生产上的能力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从其并入中国电影集团公司开始，其生产规模就受到了极大的削弱。其次，中国电影集团公司取代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的地位，在新世纪后的童牛奖中斩获颇丰，已俨然成为中国儿童电影的新任龙头。再次，上影、北影等制片厂依然保持强势，其他电影制片厂百花齐放。尤其是在近几届童牛奖中，天津、潇湘、深圳等电影制片厂和一些影视文化制作公司可谓风光无限。

（二）故事片类型分析综述

纵观童牛奖，可以发现获得优秀故事片奖的49部电影的故事类型是较为单一的。新世纪前的八届中除第四届的《霹雳贝贝》和《大气层消失》与第八届的《疯狂的兔子》属于科幻类外，其余均属于现实剧情类。在新世纪后的几届获奖作品中，除第十二届的《危险智能》和《寒号鸟》分别属于科幻类和音乐类外，其余也都是剧情类。可见，儿童电影故事类型的单一性并没有在新世纪发生大的变化，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思考。在国外，幻想类题材与现实题材的儿童电影可以说是旗鼓相当的，甚至幻想类的电影还要占据一定的优势，可以说，国外儿童电影的优势很有可能就在其无穷的想象力中。

儿童思维毕竟不同于成人，他们与现实生活还是有相当一段距离的，很多事情难以用完整的理性去思考，过多的现实剧情可能会给儿童带来过度教育，反而不利于儿童想象力的培养和发展。童牛奖作为政府奖，是带有一定的导向性的，如果剧情类的作品过多，一方面会对后来的电影制作者带来影响，另一方面还会使类型过于单一的中国儿童电影失去先天就具有“第四度空间”①思维，即幻想力的儿童的欢心。因此，作为童牛奖接班者的华表奖优秀少儿童牛影片奖应该在这个方面多下工夫，应该增加儿童电影故事类型的丰富性。

（三）剧本原创与改编综述

儿童电影剧本是原创或者改编，是我们研究的重点。在前八届童牛奖中，由文学作品改编的剧本有《少年》《霹雳贝贝》《三毛从军记》《草房子》和《疯狂的兔子》共5部，其余均为原创剧本共18部，比例为0.28∶1。而在新世纪后的童牛奖中，由文学作品或音乐剧等形式改编的剧本有《危险智能》《寒号鸟》《没有音乐照样跳舞》《我要做好孩子》《90后的天堂》《男生贾里新传》《孩子那些事儿》共7部，其余为原创剧本共19部，比例为0.37∶1。

从上面的数据统计可以看出，进入新世纪以来，儿童电影在剧本的选择上仍然以原创为主，但由其他形式改编得来的剧本的比例也有所增加。当然，剧本的原创性依旧是我们坚持的方向，而通过其他渠道获得优秀剧本也同样势在必行。就拿文学作品改编而言，中国的儿童文学创作虽然起步较晚，但在近半个世纪中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很多儿童文学作品已在国际上享有较高的声誉。那么，面对这么多的优秀资源，不充分进行利用就将是一种浪费。由张之路作品改编的《霹雳贝贝》、根据曹文轩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草房子》都获得了巨大成功，因此，从优秀儿童文学作品中挑选适合的文本将其改编为电影，应该是中国儿童电影选择剧本的一种长效模式。

（四）接受情况综述

接受情况是指儿童电影在适龄人群中的接收反映情况，我们曾做出了一份20世纪80年代至今中国儿童电影的读者调查问卷，这个问卷共涉及自1976～2004年的儿童电影共293部、儿童动画电影199部和12部儿童科幻电影。同时，还设计了若干问题供受访者回答。这份问卷共发往全国30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每省均为200份，最后，除贵州外，其余省份的问卷均按时按要求返回。问卷经过统计整理后，我们发现了一个令人忧心忡忡的问题，那就是全国各地的儿童（小学和初中）对儿童电影的接受情况不容乐观，在、甘肃等省份的很多儿童观看儿童电影的数量竟然为零。尽管在东部地区和中西部的一些大城市中，这个情况略好，但仍然不尽如人意。令人意外的是，童牛奖尤其是近几届童牛奖获奖影片的接受情况反而要好得多。究其原因，应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童牛奖作为儿童电影的政府最高奖，对地方选择观看具有导向性。二是2004年7月8日，广电总局等六部门联合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做好少年儿童电影工作的通知》，通知中向全国中小学生推荐了100部优秀电影，其中少年儿童题材电影44部，而在这44部中有30部是童牛奖的获奖影片，这样的推荐力度自然会使童牛奖获奖影片在传播中占据天时。

儿童电影的困境与发展

上文对童牛奖尤其是近几届的童牛奖进行了综述分析，发现了一些问题，但这仅仅只是中国儿童电影通过一个奖项所反映出来的表面问题，实际上，中国儿童电影存在的困境和导致这些困境的深层原因才是亟待解决和探究的。

（一）剧本创作

剧本是一部电影的生命线，而童牛奖获奖影片的剧本在故事类型上是十分单一的，究其根源就是“创作主体与接受主体的分裂——成人创作、儿童接受”②。正如著名儿童文学家刘厚明说的那样：儿童文学与的一个明显区别，就是它有些作品可以没有什么思想意义，光是幽默——益智与添趣③。因此，儿童电影的剧本并不一定非得是反映现实生活的说教题材，多一些幻想、多一些趣味会更受孩子们欢迎的。试想一下，成人制作拍摄出来的儿童电影如果得不到儿童的观赏，或观赏后逆反不接受，那么，再好的教育动机也会落空的。

同时，儿童电影剧本的来源仍有待开掘。比如在1996年由中国儿童少年电影学会等组织联合举办的“96全国儿童电影、电视、动画剧本征集评奖”活动中，共征集到1 000多部集剧本，其中电影剧本178部，像在后来的童牛奖上斩获大奖的《驴嘎上电视》《我也有爸爸》等就是这次征集活动的成果。除此之外，把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改编成剧本也是一条值得去继续探索的路子。

（二）发行体制

发行也一直是中国儿童电影发展的一个瓶颈，就拿童牛奖的几十部获奖影片来说，能与儿童观众见面的寥寥无几。其原因在于：一是中国儿童电影的发行量本就不大，再从中挑选优秀作品进行公映是有困难的。二是中国儿童电影的拷贝发行都是依靠政府的政策性保护来进行的，所以长期下来中国儿童电影缺乏市场竞争意识，同国外同类电影相比竞争力薄弱。三是儿童电影的经济效益低，与国内外“大片”的高效益诱惑相比，大多数电影发行放映公司的选择是可想而知的。

尽管国家已经加大了对儿童电影的资金投入，电影局设立的少年儿童电影创作专项资金每年都在1 500万左右，但对于中国儿童电影来说依然是不够的。1 500万可以拍十几部儿童电影，但这只是拍一部“大片”所需资金的几分之一。这样悬殊的差距，让我们看到中国儿童电影在制作发行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因为仅靠国家的拨款还不足以使中国儿童电影得到长足发展。另外，我们可以将优秀儿童电影推向国际，面向国外放行。如由曹文轩儿童小说《草房子》改编的同名电影就将海外发行权转让给了法国公司Gébéka Films 和日本公司Herald Film Company ，得到了非常好的经济效益。用海外市场的高效益来反哺国内儿童电影市场，这不失为中国儿童电影发行的好办法。

（三）接受反应

相对于剧本创作和发行体制而言，其应属于儿童电影流通的最后一个环节了。上面我们提到过，已经制作出来的儿童电影，绝大部分都无缘和小观众们见面，只是在某个地区或是学校进行了小范围的点映和放映，能够进行全国放映的很少。在这个困境中，一部分阻力来自于地方政府职能部门，另一部分阻力则是来自学校和家长的。学校给学生进行儿童电影包场，一方面是费用问题会带来乱收费等不良社会舆论压力，另一方面学校又担心学生在观看电影过程中的人身安全，所以，学校自然不愿意承担风险，而家长也主要是从收费和安全方面考虑反对学校包场看电影。对儿童而言，接受儿童电影的渠道单一和不畅是最突出的问题。其实，我们已经开发了少年宫、少儿活动中心等场所放映儿童电影，同时，儿童电影放映进校园、电视电影等手段的运用也会扩大儿童观看电影的数量和覆盖面，只是这个工作还需要加大力度。

当然，中国儿童电影的困境绝不仅仅是以上三点，比如说中国惟一的独立的儿童电影奖——童牛奖被撤并、中国儿童电影的文化含量普遍不高、儿童电影剧本创作队伍不够壮大等，都是摆在中国儿童电影人面前的必须竭尽全力才能翻越的高山。但是，中国儿童电影的未来依然值得期待。尽管中国儿童电影从一开始就走着一条“光荣的荆棘路”，而且今后的路依然不会平坦，但我们相信“二十一世纪是儿童的世纪”，也是中国儿童电影腾飞的世纪。

注释：

① 唐池子：《第四度空间的细节》，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2003年版，第3页。

② 小鸥：《从儿童电影剧本征集看儿童电影现状》，《电影艺术》，1997年第2期。

篇4

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今年上半年经济数据显示，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一段时期以来，我国经济增速下滑，财政收入下降、创近年新低，经理人采购指数接近荣枯线。特别是，劳动适龄人口的下降、世界经济持续低迷而导致的外需萎缩等因素，又进一步加大了潜在增长率下降的风险。再加上长期快速增长所积累的一些风险，如较为严重的产能过剩、地方债务、房地产泡沫、金融波动等经济风险交织。一时间，关于我国将爆发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等观点甚嚣尘上。然而，世间之事往往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唯有对照历史之镜，方能对当前经济情势作出科学的判断，拨开缭绕在我们面前的迷雾。

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历程来看，自从18世纪后期第一次工业革命发生以来，世界经济存在着40-60年左右的超长时间的周期（也称长波），即“康德拉季耶夫周期”，平均约为50年。时至今日，世界经济大体上经历了5次长波，而背后的推动力则是科技革命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革新。每一次长波都对应着一次技术革命，以及由此引发的产业组织的变迁、管理模式的变化甚至国际政治秩序的变革。根据长波理论推算，从1991年开始，世界经济进入了第五次经济长波，2008年的世界经济危机标志着此次长波上升阶段的结束，现在正处于长波的下降阶段。下降阶段既意味着现有阶段的结束，也意味着新一轮长波上升期的孕育期。在此阶段，已有科学技术的潜能已基本得到了释放，因此，需要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才能推动世界经济进入长时期的繁荣，同时还伴随着与之相适应的新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调整。我们常说世界正处于大变革、大调整时期，或者说工业4.0时期即将到来等等，正是因为世界经济正处于第五次长波和第六次长波的转折时期。历史经验表明，只有充分抓住时代所赋予的历史机遇，才能在新一轮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例如，美国正是抓住了从1890年到1920年之间第三次长波的历史机遇，即所谓的进步时代，构筑了先进的科技体制、金融制度和法律制度，实现了国家的强大。

从我国的经济发展历程来看，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也是跌宕起伏，呈现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而非以近10%的高速直线增长。从10年左右的中周期来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体经历了3次周期波动过程。其中有的阶段，经济振幅较大，如1981年至1984年间，GDP增长率由5.2%的低谷上升到15.2%的高峰，上升了10个百分点。然而1985―1990年间，GDP增长率又回落到3.8%的低谷，回落了11.4个百分点。目前我国经济正处于第三次周期的下降阶段，此阶段的上升期是2000-2007年，GDP增长率从1999年7.6%的低谷上升到2007年14.2%的高峰，上升了6.6个百分点;从2008年开始至今，GDP增长率逐步回落至现在的7%，经济一直处于下行调整中，经济增长正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的增速换挡期。从历史比较中可以看出，当前经济增速虽然下滑，却并不是断崖式的急速下降，而且这种波动幅度在历史上也并非鲜见，1985年至1990年间的波动幅度比现在更大，所以毋须过于焦虑。

历史昭示我们，处在这样一个大变革、大调整的时代，我们唯有保持战略定力，充分抓住历史机遇，坚定不移地推动科技进步、产业结构升级，全面推进生产关系的变革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构筑能够促进经济长久持续发展的基石，才能抢占新一轮的制高点，赢得国际竞争。正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经济下行压力，在短期看来形势严峻，在长期看来却是一个历史阶段性的必然过程，因而大可不必惊慌失措，应以“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的态度来对待。

（作者单位：求是杂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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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初，欧债危机的爆发使得欧洲央行启动了主要再融资操作（MRO）和长期再融资操作（LTRO），为金融系统注入流动性，新增货币供应在1万亿欧元以上；美国在2012年的上半年主要实行扭曲操作，由美联储买入长期国债，卖出即将到期的短期国债，从而既压低了国债市场利率，又保证了长期国债的发行。2012年下半年则分别推出了两轮实量宽松的政策，并在年底对诸多减税和财政约束问题进行了延期或放宽标准。在美联储宣布实行第四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时，将量化宽松与失业率直接挂钩，明确提出在失业率降到6.5%以前，实期执行定量买入国债的政策。日本作为最早实行零利率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西方国家，在2013年初更是提出不限量的宽松货币政策，要等日本的通货膨胀率达到2%时，再考虑相关政策的调整。日本计划在原有宽松货币到期后，以每月13万亿日元的速度购入短期国债，一年注入流动性将达156万亿日元，约近1.8万亿美元，仅此一项，就基本相当于欧美2012年的流动性注入规模。

这是全球货币泡沫的再度泛滥，这对中国经济必将产生深刻影响。

美元、欧元和日元都是世界上重要的国际化货币，都具有支付功能、结算功能、储藏功能。2012年欧债危机高峰时，欧洲央行实行了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同时出现了危机的国家则相继实行相对紧缩的宏观经济政策，德、法等核心国家则以自身的经济发展支撑了欧洲经济的总体发展；美国在欧债危机高峰时一方面高调振兴其制造业，另一方面则加紧推出了两轮定量宽松政策，三大股票指数回到了危机前，经济增长回到了稳健增长状态（2.5%），失业率降到了8%以下，使得奥巴马政府顺利赢得了连任机会。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安倍政府启动了新一轮的宽松货币政策。由于日本政府10多年前就实行零利率政策，当时美欧等经济体的利率都远高于日本，加之日本的海外投资多以日元投资，回收的则是美元等其他货币，从而形成了日元的国际流入通道，日本的家庭主妇很多都参与到这种外汇交易活动中，称为“渡边夫人”行动，其规模超过1万亿美元，日本新一轮宽松政策只会使这种日元流出的规模进一步放大，并对其邻国和世界产生深刻影响，对此中国必须要早做应对。

首先，中国对国际热钱的流入必须保持高度警惕。美、欧、日在货币宽松问题上利益具有一致性，它们对铸币税的获得就是对其他国家的利益剥夺，中国对资本项上的资金流入必须严格控制，提高产业准入标准和来源审核，大幅度提高投机资金的流动成本，可以考虑对过境大额投机资金征收较高的“托宾税”。

第二，加速提高中国产业自主配套能力和自主技术研发能力，减少关键技术和重要产业的外部依赖。

第三，切实降低基尼系数，提高国民的消费能力，减少对出口市场的依赖。

第四，坚持独立自主的汇率政策和货币政策，提高金融机构的抗风险能力，减少经济生活中的杠杆率。

第五，强化外汇储备的生产性使用，减少债权，增加股权，控制规模。

第六，进一步扩大与其他国家央行的货币互换规模，大幅度提高其在贸易结算中的比重，通过货币互换渐进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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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曙松在为论坛所作的《中国经济形势和政策走向》的演讲中指出，继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以来，近期美国国债评级下降标志着新一轮危机到来，应对当前这次危机，中国具有有利条件。

首先，当前中国经济和2008年相比，对外部经济的依赖程度大幅降低。2007年、2008年进出口在中国GDP增长中占了相当大的比重，贡献超过2个点。而今年上半年进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速是负的贡献。所以，外部经济如果持续恶化，会对我们有影响，但是影响会比2008年要轻微。

其次，当一个经济体遇到了转型压力和外部金融危机冲击叠加的时候，增速会下滑，我们看到很多发达经济体，比如日本、韩国在成长过程中，增速会明显下滑，产业升级，需要应对所谓“中等收入陷阱”。中国和他们相比有什么不同呢？韩国、日本当年增速大幅下滑是他们制造业在本土成本非常高，向中国和东南亚迁移，导致本土增速下滑的话，而中国当前又转移大部分在内部进行。上世纪改革开放的时候，发达国家制造业转移到我国长三角和珠三角，现在这种转移在中国内部进行，从长三角、珠三角转移到中部和西部地区。

今年上半年，中国不同地区GDP增长排名情况可以予以证实。2009年之后，整个中国区域增长版图出现了非常有趣的变化，倒数第一是北京，倒数第二是上海，排在前面的是青海、内蒙古、新疆。不是说北京、上海不重要，是他们在面临转型的压力，转向了服务业，转向了高端增值产业，而制造业及其产业链转移到了中西部，所以中西部增长速度自改革开放以来首次超过了沿海发达地区。这个转移过程还在进行中。加快这个转移过程和促进区域经济发展，也会成为我们应对未来危机恶化的重要支点。

目前，中国的经济正在向由内需主导的经济来转型。从各个季度的经济数据来看，面对此轮的经济增速下滑，出口占比较大的地区和产业抱怨多一些，内需部门和内需相关的产业，特别是有品牌的内需企业没有感觉到很明显的经济增速大幅回落。

第三，今年的资本市场非常有序，有的行业估值再创新低，有的行业再创新高。这说明资本市场的有效性在提高，它能够开始识别出中国经济正在转型，有的产业将获得机会，创出新高；而有的则创出新低，从中期来看是一个大的往下走的拐点，比如说劳动密集型的，没有品牌、没有技术的企业可能会是一个漫长的调整开始。

第四，在当前国家对房价采取如此严厉的调控、限购等措施之后，房地产各项指标依然保持在比较强劲的水平上，这对经济是一个很重要的依托。财政收入增长非常快，虽然有人说要扩大内需就应该是给居民提供更多的收入占比，不应该提供在企业和政府层面上，但是至少在应对危机方面，一个强劲增长的中央财政对于调整经济结构、完善社保、促进消费是一个强劲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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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当前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新趋势

2007年上半年爆发的次贷危机，引发全球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危机，与过去经济危机从实体经济爆发尔后向金融行业蔓延有所不同，其特点是从虚拟经济引发的危机，然后向实体经济蔓延和扩展。各国治理经济危机一般采取减税、降息和扩大投资，其目标是增加消费、稳定就业和维持经济增长。这次经济危机爆发后，各国采取不同的政策和措施，包含国家资助、补贴以及“购买本国货”等内容，这些措施必然会引起本国产品对进口产品的不公平优势，这也属于贸易保护主义。说明贸易保护主义出现了新趋势。

1　采取货币贬值方式输出经济危机。从2008年以来美元走势可以看出这次危机“货币战”苗头。在危机爆发和经济振荡过程中，首先美联储多次降息，遏制金融危机和虚拟经济进一步泛滥的危害：其次，迫使各个国家增加美国的国债，实现美元对欧元币值的稳定和适当升值，对日元和人民币实现一定的贬值，目的是增强市场的信心和美元的全球流动性：再次，发起购买美国货。最近又突然大量发行钞票，迫使美元再贬值。其次，对国际资本流动从限制外资转向限制内资对外投资，鼓励赴海外资本回流。据国际金融协会调查显示，2009年流入新兴国家的私人资本将由2007年10000亿美元，骤降至1650亿美元，降幅高达82％。美、日、欧银行纷纷从新兴市场撤出，停止向外国贷款，侧重解决国内问题。这样的美元及主要货币汇率走势可能会引起各国竞相采取货币贬值和爆发“货币战”。再次，一些发达国家利用其所控制的国际金融组织在实施援助时对一些发展中国家附加苛刻的贸易条件，而且还运用金融创新工具，推动国际投机资本在世界各地迅速掠夺和转移财富，这些都说明运用贸易保护方式转嫁经济危机时，货币化方式及金融手段起到了重要作用。

2　实施主体的全球性和区域性。与以前贸易保护主义国际环境相比，当今的世界经济格局明显不同。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把世界各国和地区联系在一起。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正通过多条途径向世界各国和地区蔓延。一国采取的保护贸易措施会引起多国“报复”，由此引发贸易保护“多米诺骨牌”效应，导致全球性的贸易保护主义。另一方面，贸易保护向双边化、集团化和区域化方向发展。为了应对金融危机，各国纷纷利用双边协调和FTA，区域性经贸集团，搞集体贸易保护政策，在成员国内部实行自由贸易，对外构筑贸易壁垒，保护成员国的市场，联合抗衡和抵制外部国家的报复与竞争。当今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快速发展，使这次的贸易保护主义呈现出区域化的趋势。

3　保护目的多样性和易变性。传统贸易保护主义主要以保护本国幼稚工业为主，而新一轮贸易保护主义由经济危机引起，其保护目的趋于多样化，保护国内传统产业、增强竞争力、维持就业和经济增长等。为此，各国即使达成避免贸易保护的协议，仍有机会主义行为破坏协议。世界银行的研究报告显示：自2008年11月20国集团签署承诺避免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以来，仍然有17个国家已经实行了47项贸易限制措施。如美国政府在经济刺激计划中实施了“歧视性政府采购”政策，制订优先“购买美国货”和“雇用美国人”条款；法国推出60亿欧元的救助汽车产业计划，提出不裁员，不转产，外资持有法国公司股份不得超过50％的方案。有些国家表示要遵守WTO规则，但又利用反倾销、反补贴和特殊保障措施限制贸易。

4　保护手段复杂多样化。新一轮贸易保护壁垒涉及的多是技术、标准及国内政策和法规，不仅有进口限制，还有出口鼓励，比传统贸易壁垒中的关税、配额和许可证方式等要复杂得多，实施程序更加复杂，所需时间更长。在进口贸易限制方面，发达国家主要采用非关税壁垒，包括政府采购、附带条件的优惠贷款等，而发展中国家则采取关税壁垒，比如俄罗斯、印度、埃及等国直接提高相关产品的进口关税。在出口促进方面，各国政府都采取直接或间接手段扩大本国出口，如加大出口退税、出口信贷支持等，部分国家还采取货币贬值策略来鼓励出口，实际上采取了贸易出121"进攻”替代进口“防守”的贸易保护策略。

5　政策更加显性和柔性。新一轮贸易保护主义从隐性转向显性，并从刚性走向柔性。过去保护贸易通常采取隐蔽性手段，比如环保标准、技术标准、劳工标准和卫生检疫规定等，现在更直接更显性，美国明确提出“购买国货”，印度公开透明的关税操纵。而且命令禁止中国的玩具进口。另一方面，过去通常采取刚性的法律手段，现在采取比较柔性的谈判和合作以及可以变通的手段，比如通过IMF、WTO、G8、G20等多边合作平台，同时积极拓展双边的VIA，目的是创造良好的内部金融环境和外部经济环境，从而促进就业和维持产业发展。

二、新贸易保护措施对中国出口贸易的影响

自2008年下半年来，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已对中国外贸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一是出口市场萎缩，贸易增长速度下降。据商务部统计，2008年9月中国出口增长率超过30％，10月份为19％，11月份为-2.2％，12月份为-2.8％。2009年1-3月份，中国出口1837.0亿美元，同比暴跌39.9％。二是加工贸易额明显锐减。自2008年下半年以来，中国加工贸易出口年增长率为9.3％，明显低于一般贸易的出口年增长率(18，5％)。据统计，中国全国加工贸易直接从业人数在3000-4000万之间，同时还带动了相关产业如服务、运输和餐饮等行业的大量就业，加工贸易的衰退会对中国产生巨大的影响。三是实际利用外资减少。2008年8-12月份，实际利用FDI为316.71亿美元，同比减少16.3％，2009年1-2月份实际利用FDI是133.74亿美元，同比下降26.23％，外资外逃趋势日益严重。世界市场疲软、实际用工成本上升及发达国家鼓励产业资本回归等因素，加快在华投资的外商企业出现资金转回国内或“外逃”现象。

如果经济危机继续蔓延，贸易保护主义泛滥，中国出口及其利益势必受到更大的影响。实际上，中国近几年已经频繁遭遇各

种新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的危害。通常使用的反倾销、基于环保和安全的进口限制措施等，一些国家针对中国使用了较少使用的反补贴、一般保障措施、WTO特殊保障措施等。

1　遭遇“反馈销调查”。2005年以来，中国面临的反倾销调查总计651次，最终被实施的反倾销措施数为139次，占世界比重的32.32％，如表2所示。从中国出口企业遭受反倾销调查的商品类别看，主要涉及到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塑橡胶及制品、纺织材料及制品、贱金属及制品、机电设备以及家具等，占调查案例的78％以上，占实施反倾销案例的84％以上。

2　遭遇“贸易救济调查”。根据商务部公平贸易局的统计。仅2008年初至2009年3月底，中国出口产品就遭受来自以美欧为主的22个国家和地区118起贸易救济调查，涉案总金额约68.4亿美元。在对华出口产品发起贸易救济调查的主要贸易伙伴中，位于前十位的国家和地区分别为：印度(25起)、美国(15起)、阿根廷(10起)、巴西(9起)、土耳其(8起)、欧盟(7起)、加拿大(7起)、印尼(6起)、澳大利亚(5起)、哥伦比亚(5起)，其中发展国家占贸易调查数的56.70％(55起)，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趋势明显。

3　遭遇技术性贸易壁垒。据商务部公平贸易局的统计，2009年1月份，WTO主要成员共向WTO通报了248项技术性贸易措施，其中通报技术性贸易壁垒(TBT)175项，动植物卫生及检验检疫措施(SPS)73项。与中国贸易关系比较密切的成员美国、欧盟、加拿大、日本、韩国等共通报技术性贸易措施83项，占1月份WTO各成员通报技术性贸易措施总数的33.5％。

贸易保护也直接影响到了广东的出口贸易，据广州TBT中心分析认为，欧盟此次修订的《关于在电子电器设备中限制使用某些有害物质指令》(RoHS指令)和《关于报废电子电气设备指令》(WEEE指令)，筑起新的技术贸易壁垒，据不完全统计，受以上两条指令影响的广东企业超过1500家，直接受影响的出口额将超过百亿美元。

4　遭遇“歧视性政府采购”的损害。美国政府提出的“歧视性政府采购”政策实质上是新贸易保护主义措施，钢铁和纺织品等产品包含在内。据商务部统计数据，2009年1-2月美国从中国进口纺织品服装22.8亿平米，同比下降12％，占美从全球进口纺织品服装的36.7％，比去年同期提升了1.5个百分点。随着今年中国取消对纺织品出口许可证管理，有的国家开始以担心中国纺织品出口“激增”为由，要求对纺织品采取贸易救济措施，中国纺织品的出口面临的形势将日益严峻。

5　利用信息不对称对中国产品“抹黑”。恐吓消费者购买中国产品，构成另一种贸易保护壁垒。最近，一些国家通过制造所谓的中国“毒建材”和“网络间谍”等类似的恐怖信息。美国单方面裁定中国的板材在对人体健康上“有问题”；美、英、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指责“中国网络间谍”对其基础设施造成安全隐患，企图限制联想、华为等公司在其市场上正常的贸易活动，而事实证明上述的责难是毫无根据的。这种“摸黑中国”是另一种更具有隐蔽性的贸易壁垒。

三、应对新贸易保护主义的对策

一般历史经验显示，在危机过后的几年是贸易保护主义行为盛行的阶段，美国刺激经济方案中的“购买美国货”提议被视为又一轮贸易保护主义的先兆。中国在这次危机中已经遭遇了严重损失，还必须做好应对别国贸易保护主义行为的各种措施。

(一)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和坚决反对贸易保护主义

全球贸易保护主义逐渐抬头，中国作为一个贸易大国，必须联合世界各国共同反对贸易保护主义。一是始终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把国家整体利益放在首位，但也必须兼顾其他贸易国家的利益。2009年2月下旬，中国赴欧采购团体现了中国作为一个世界大国的责任，体现了中国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决心。二是坚持采取适度贸易保护政策，积极倡导国际经济合作，逐步推进贸易自由化，争取一个有利的国际贸易环境。三是参与多边贸易规则的制订和修改，推进符合各国利益与多边贸易体制的WTO多哈回合谈判，通过多边贸易规则来约束和抵制新贸易保护主义行为。

(二)对贸易保护主义与贸易摩擦关注的重点产业和领域进行战略性防御

当今，欧美等发达国家将贸易摩擦焦点由经济问题扩展到社会问题，制造贸易麻烦。打压中国产品进口。面对这一困难和挑战，既要认识到中国出口贸易中确实也存在产品技术档次低、相互压价，甚至知识产权侵权以及诸多社会问题；也要注意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具有长期性，充分关注国际贸易保护与摩擦易发产业和重点领域。对此必须避开国际贸易争端的短期锋芒，进行战略性防御，从根本上改变“被动应付”局面。一是重新评估中国当前比较优势，积极推进现有比较优势向长期的竞争优势的战略转变。二是从战略上加大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力度，把突破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重点放到科技竞争上，抓住时机提高出口产业技术水平和国际市场竞争力。三是加快完善国内技术标准、环境标准、劳工标准及社会责任标准、知识产权和服务贸易开放等，使国内标准与国际标准逐步接轨。

(三)积极应对各种贸易保护主义的战术选择

应对贸易保护主义时必须注意各国国家贸易保护措施差别，特别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中国实行贸易保护政策的差异。从战术上，整合贸易争端解决力量，分别应对各种贸易保护主义和贸易摩擦。针对发达国家非关税壁垒引起的争端，可以采取磋商谈判、向WTO提讼和打贸易战等方式解决，积极依靠双边磋商和谈判来解决贸易纠纷和摩擦；支持中国企业积极应诉外国“反倾销调查”。发展中国家频繁使用关税壁垒等措施限制中国出口贸易，必须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交流和协商谈判，努力打破区域贸易壁垒，为中国营造一个良好的国际贸易环境。

(四)完善应对I贸易保护主义的预警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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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经济危机之后，贸易保护主义行为将处于高发阶段，必须加强各种摩擦的应对，建立和完善应对贸易壁垒的预警机制。一是通过建立和完善国内外贸易数据库，及时进出口商品的变化信息，依靠专家和企业的力量建立定期信息分析机制。二是提高预警机制的准确性和时效性，对有潜在贸易壁垒风险的产品加强争端发生前的预防和化解。三是组织力量及时应诉贸易争端案件，发挥企业和行业组织参与贸易摩擦的应诉的积极性，并进一步明确政府、企业、中介组织在预警机制中的定位和职责，推动政府管理手段和行业自律相结合，保证出口秩序协调的有效性。

(五)加快区域经济一体化建设

建立自由贸易区有利于规避区域化的贸易壁垒，遏制贸易保护主义，稳定国际贸易环境。一是调整中国贸易方向，重视区域经济合作，避免贸易进出口过分集中于某几个国家的现象。二是强化与已建自由贸易区的合作，积极推进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APEC等区域经济组织的一体化进程。三是加快与澳大利亚、新加波、韩国等国家和地区的自贸区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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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段时期，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迅速席卷全球，股市大跌，房市萎靡，“寒流”逐渐波及到能源、化工等多个行业，盐产品的上游企业两碱、pvc等许多盐化工企业被迫停产或限产，缩减对工业盐的需求。我公司的工业盐市场上半年已在省内制盐企业的恶性竞争、自相残杀中受到重创，此时，无疑是雪上加霜，生产形势从年初的开足马力加大生产一滑再滑，变为产品严重积压，其中两条生产线被迫停产。

我个人认为，全球大环境的影响固然是造成公司现状的原因，但我公司作为全国规模靠前的大型制盐企业，在市场的浪涛中却表现的如此不堪一击，还需要挖掘我们自身的原因。综合分析有以下几点：1、产品结构单一，附加值低，无法形成循环经济，完全依赖于外部市场，更没有实现多元化发展；2、我公司从建厂伊始就存在贷款额高，资金压力大的风险，靠贷款扩建的天源公司更加剧了这种资金负担，使我公司的负债率一直居高不下，企业抗风险能力较弱；3、长期形成的粗放式的管理模式使我公司员工的责任意识、质量意识、服务意识、节能降耗意识普遍不强，成本居高不下，产品质量、品种均不能完全满足客户需要；4、受盐业计划经济的影响，制约因素较多，营销模式比较落后，过份依赖于供需双方的私人感情；5、相对落后的设备配置、过高的维修成本以及过大的人员包袱，这些都是造成企业盈利水平低、抗风险能力差的原因。

当前，公司确定了工作的首要目标就是：生存。因为根据历史规律，市场的兴衰如同四季轮回一样，冬天来了，春天就不会太远。每一轮的经济危机都都必将引发新一轮的行业洗牌，企业只要能在危难面前存活下去，就会有新一轮的发展机遇在等待着我们，只要生命还在，我们就有苏醒的希望和蓬勃发展的机会。

因此，我们应充分利用当前市场的盘整，卧薪尝胆，苦练内功，为企业新一轮的发展储备能量。

一要强化干部作风。干部作风是一个单位作风的风向标，喊破嗓子不如做出样子，领导干部一定要带头执行规章制度，从细节上倡导勤俭节约意识和责任意识，从行为上带动身边同志。

二要加强干群沟通，凝聚职工信心，稳定职工思想。由于我公司始终没有制定出明确的、切合实际的发展目标和规划，职工对企业的发展前景没有明确认识，加上当前遇到的前所未有的困难，使职工对企业的信心严重不足。因此，公司领导应结合当前形势，研究确定明确的中长期发展目标，并分别深入到职工中去，与职工面对面沟通交流，释疑解惑，帮助职工解决实际问题，稳定职工思想，坚定职工对企业的信心。

三要创新营销模式。当前公司的营销模式受历史的影响，过多的依赖于领导层的私人关系，不利于营销战略的长期建立。需要加强业务知识培训，最大程度的发挥业务员的作用，突破原有营销模式，稳定老市场，开拓新市场。同时，还要真正树立销售的龙头地位，以销售的需要制订生产计划，以客户要求制订质量标准，杜绝目前存在的有订单没产品，有产品又没车辆以及产品质量不符合用户要求这样的现象，最大程度的服务于销售。

四要利用当前时机，全面推行精细化管理。自开展“学金坛，实现三个领先，创行业一流企业”活动以来，我公司已分别开展了“管理素质年”和“形象提升年”活动，在制度完善和管理水平上有了较大的提高，但是我们的管理仍然停留在人治管理的阶段，遇到事情靠层层汇报、领导指令来解决。因此，我公司应借助当前危机，全面推行并培养全体员工的精细化管理意识，变“人治”为“法治”，使公司的规章制度真正落实到具体工作中，使每个员工都清楚的知道自己该做什么？怎样做？达到什么样的效果？做好了，会得到什么样的奖励？做不好会得到什么样的惩罚等等。

五要强化节能降耗意识。据基层职工反映，目前，我公司的许多设备配置都没有经过严格的测算，普遍都存在着大马拉小车的现象，设备能耗浪费严重。建议公司逐步调整设备配置，使其达到最佳状态。另外，在节能降耗方面，我们目前的考核方式虽说每位职工肩上都有指标，但却是隐性的，是根据单位能耗的总数分摊到每个职工身上的，对于每个职工个人而言并不直观，因此，职工的节能降耗意识并不强。我们应在节能降耗方面制订更加详细的方案，明确每个人的直接责任范围，让每位职工都成为节能降耗的责任人和监管人。在废旧物资回收方面，我们可以借鉴平煤集团的经验，设立废旧物资回收奖励制度，按回收物资价值的比例奖励给回收者个人，调动职工的积极性。

六要研究金融政策，争取多渠道融资方式，降低财务风险，实现合理避税，争取资本最大化。同时根据当前形势，在设备维修上加大投入，利用充足的时间将原来应修没时间修或应修没钱修的设备调整到最佳状态，以便在行情转暖时，开足马力加大生产，把失去的损失夺回来。

七要加大对实业公司的投入，在盐的深加工方面发展规模效应，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另外，还可以与其他单位强强联合，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开发高附加值的产品项目，实现合作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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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治中似乎存在着某种循环，当问题积累到一定程度，呼吁新一轮改革时，各种主义便粉墨登场。一些主义花样翻新，颇具迷惑性。卷土重来的新自由主义，便是其中一例。

自由主义在中国此起彼伏，掀起了不少波澜。第一波是“”倡导的“德先生、赛先生”，尽管其导火索是外争国权，但是运动在实际进行中演变为内争民权，呼吁国民从传统思想和体制中解放出来。第二波则是苏联解体前的普世价值论，其冠以新自由主义之名，以线性进化论为历史观，主张落后的政治体制必须学习、融入到先进的政治体制中，通过转型、接轨，到达“历史终结”的彼岸。

新一轮自由主义的流行，可算得上是第三波。其在新一轮改革中得到了简政放权思路的呼应，但是在政治主张中则是新瓶装旧酒，将重蹈前两波的覆辙。全球金融危机、欧债危机的相继爆发、发酵，本来已使西方道路吸引力不再，华盛顿共识破产，自由主义黯然失色，但中国问题积累，经济增长降速，一些人乘机鼓吹“中等收入陷阱”的伪命题，公共知识分子推波助澜，助长了民粹主义的泛滥。于是，他们将解决中国问题的目光再次投射到西方的新自由主义上。

厘清中国问题：解开新自由主义的钥匙

误读中国问题，是新自由主义卷土重来的时代背景；厘清中国问题，是解开新自由主义的钥匙。中国面临着什么问题？从雾霾、腐败到社会诚信下滑，凡此种种，可归结为三大问题：一是快速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带来的问题，比如环境污染、资源短缺等，这个在西方历史上和现在也有。能否通过规避别人的错误来解决？一定程度上，还得遵循经济发展规律，难以完全避免。指望中国用30多年的时间就把西方历史上几百年才解决的问题解决好，或将我们过去累积的学习西方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全部消除是不现实的。二是中国文明转型、经济转型所带来的问题。中华文明五千年来首次实现从传统农耕型走向工业（信息）化，从传统内陆型走向海洋，从传统地区型走向全球的三大转型，真正掀开千年未有之变局，这给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各方面带来一系列的深刻挑战。简单指责我们的道德观、价值观、诚信的丧失，是浅薄的。要重建我们的传统价值，挖掘我们原生文明中优秀的东西，适应现代文明，同时还开创一种符合人类未来可持续发展的文明，这样的挑战是空前的。三是所有的国家现在都遇到的困难，这是全球化造成的。比如全球气候变化、网络安全问题等等。170年以来，中国第一次和西方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过去一直是我们解决我们的问题——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等，他们解决他们的问题——经济危机、党同伐异等。但是现在我们和其他国家面临着越来越多相同的问题，这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

对比上述三大问题，新自由主义显得捉襟见肘。中国的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无论规模、性质、结构还是时代背景均超越西方历史，新自由主义不仅不能解决今天西方面临的问题，遑论中国。各种主义不时卷土重来，只能说明中国迄今没有走出以来的西方情结，陷入线性进化论圈套，始终在仰视西方而不自觉地失去自我。

解决这些问题，只能靠中国自身的实践和创新。当然，这种实践和创新，是在与各国合作、对外开放的情形下进行的。解决这些问题，还要进一步释放改革红利。因此，我们必需对改革的伟大历史意义、世界意义和时代挑战，有清醒的认识。改革不只是消除发展道路上的体制或制度障碍，更是制度创新、文明转型。文明转型的逻辑是以“中国梦”实现“世界梦”，为世界转型提供“源于中国而属于世界”的器物、制度与公共精神产品。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作为世界大国与文明古国，中国不仅要实现自身的现代化，也要帮助其他后发国家实现现代化，不仅要成为世界强国，也要让世界强国寻找到维护自身地位、生活水准和尊严的非“零和”之路，实现包容性发展，彰显中国和平发展的普遍关怀与世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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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如果“十二五”中期中国的生产过剩矛盾再度趋于尖锐，危险可能会集中到金融层面。由于去年为了刺激经济复苏，许多项目上马甚至允许资本金为0，而大量以地方政府平台为主体建设的项目，本来就是由于产能过剩等问题，在“十一五”规划时未获批准的项目，现在又拿出来做，而且允许这些项目大量使用贷款，到了项目投产时由于没有市场需求，就难以形成还本付息能力。

关键词：经济刺激，生产过剩，金融体系，市场需求

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与体制改革，历来是由大的危机推动的，因此“十二五”期间所面临的危机，可能是推动中国进行大的体制与经济结构调整的最好动力，因为中国经济内部仍然蕴含着强烈的需求增长机制，通过调整就可以释放出来，并足以消除国内的生产过剩，足以对冲掉外部的需求萎缩，因此结构调整就是应对危机的最好办法。所以，“无危机则无以促进调整，无调整则无以应对危机”应成为“十二五”的主题。

1国际经济危机将再度爆发

次债危机不是典型的传统经济危机，因为不论是商品还是资本，在今天的美国都不是过剩，而是严重不足，卖不出去和价格暴跌的是金融商品，所以这种由金融商品供给过剩的资本主义金融－－经济危机，在资本主义的发展史上还是第一次，也标志着世界资本主义已经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在这个历史新阶段，资本的运动方式与周期、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爆发形式都已经具有新的形式。由于美国政府及欧盟与日本政府的救市政策，这场危机的爆发过程被拖延了，但导致危机爆发的根源并没有消除，不仅没有消除，反而更加严重，即在危机爆发后累积的金融坏帐不是减少了，而是更多了。所以我猜想，这场危机的爆发过程，有可能将采取反复爆发的形式，至少次债危机爆发以来被暂时冻结的金融坏帐到了冻结期满而必须清算的时候，就又会有一大批金融机构要倒闭，危机所导致的二次探底就会出现，而这个时期应该就是在2011年以后。如果2007年爆发的次债危机是到了两年后的2009年最严重，则由美国金融危机再度爆发所导致的中国外部需求的严重紧缩，就应该是出现在“十二五”中期。

金融危机也是“资产负债表式危机”，就是由于资产严重缩水导致负债无法偿还，迫使金融机构倒闭。美国要想从危机中走出来除了找到还债的资金来源这条路，还可以从提升资产价值以及出售这些资产来还债入手，由于美国的“新经济”概念和房地产概念先后都“臭了街”，提升原有资产的价值恐怕已经很难了，美国就得想办法创造出新的金融资产增长点。现在看，美国是想依托低碳经济制造出一个新的金融衍生品，但因为欧盟和发展中国家都不配合，恐怕此路不通。

所以，美国走出这场金融危机的道路必然艰难又漫长，世界经济受其牵累也必然会在低迷中徘徊很长时间，新全球化的过程由此而被中断，世界经济随美国经济再度探底可能就发生在未来3年。因此“十二五”中期中国经济将进入到一个新的外需紧缩期。

2中国生产过剩矛盾可能会波及金融体系

2008年下半年以来，中国政府能够引导经济率先反弹，主要是靠了两条措施。一是以投资需求的剧烈扩张来对冲出口需求的急剧萎缩，所以投资在去年经济增长中的需求贡献超过了85%；二是靠接近10万亿元的信贷大投放。而这两个宏观调控措施又都是基于一个制度性机制，即国有经济的平台，包括中央的4万亿元投资刺激计划和以地方政府为投资平台的6万亿元投资贷款。因为非国有经济在危机爆发后都在进行投资收缩，中央与地方政府不出手就不可能形成足够的投资需求扩张。由此，非国有经济投资比重就从2003～2007年平均的70%以上，变成了去年与国有投资的“倒三七”比重。

但在次债危机爆发前，中国经济已经形成了生产过剩的背景，在这样的背景下继续加大投资，虽然可以在一段时间内依靠新一轮的投资扩张拉动增长，但是到了产能释放期，原有的生产过剩矛盾不仅不会缓和，反而是更加激化了。比如，现在认为中国5亿吨钢的产量已经过剩，但是产能已经达到7亿吨，而且还有5000万吨能力在建设中。

由于这一轮生产能力的扩张中改、扩建项目上的比较多，投资周期可能会比较短，如果是3年的周期，并且今、明两年的投资增长率只有15%，从2009～2011年的投资总规模也在76万亿元以上，即这三年的投资规模比2003～2008年这六年的投资规模还要大15%，所形成的产能规模之大可想而知。由于新的产能释放期应该是在十二五中期，即在2012、2013年，这可能正是美国金融危机再度爆发，引起我国外需也再度严重萎缩的时期，因此可能又是一个“内外需紧缩双碰头”。

如果在“十二五”中期中国的生产过剩矛盾再度趋于尖锐，危险可能会集中到金融层面，因为在这次投资扩张中使用了大量银行贷款。由于去年为了刺激经济复苏，许多项目上马甚至允许资本金为0，而大量以地方政府平台为主体建设的项目，本来就是由于产能过剩和环保等其他问题，原来在“十一五”规划时未获批准的项目，现在又拿出来做，而且允许这些项目大量使用贷款，到了项目投产时由于没有市场需求，就难以形成还本付息能力。这种明知大批项目还款能力有问题还大量提供贷款的情况，就是中国式“次贷危机”的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