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治理的经验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社区治理的经验，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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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非政府组织；城市社区治理；路径

一、非政府组织和城市社区治理的涵义

（一）非政府组织的概念、特征与种类

非政府组织的概念是从外国引进而来，英文全称Non-Governmental-Organizations（NGO），最初适用在1945年6月签订的联合国第71条。1952年联合国经社理事会将非政府组织定义为“凡不是根据政府间协议建立的国际组织都可被看作是非政府组织。”

（二）城市社区治理的内涵

社区治理是近年来的新话题，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社区在城市发展中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如何加强社区治理成为城市管理者关心的重大问题。城市社区治理是指以城市社区的地理位置为基础，居住在里面的居民与政府、团体组织以及服务机构等共同参与治理社区公共事务的活动过程，它体现为在一定的社区范围内通过自身所特有的制度让各种主体依托自身所拥有的资源而进行分工与合作的过程，从而达到一种协调模式。

二、非政府组织在城市社区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

非政府组织分布在多个领域，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影响到整个社会的运转，是个庞大的系统。分布领域的广泛性使非政府组织具备了参与城市社区治理的能力，也使非政府组织在城市社区治理中扮演了不可替代的角色。

首先，在社区治理过程中，非政府组织能够及时将社区居民的意见、利益诉求集中起来加以整合，形成一种“公意”，然后以一种理性、和平的方式反馈给政府，从而提高政府决策与管理的科学性与民主性；其次，非政府组织还能提供非垄断性公共产品，缓解政府公共产品提供过少与居民需求过大的矛盾。再次，非政府组织为社区治理中公众参与构建了良好的平台，非政府组织将居民意见、建议集中整合反馈给政府部门，为其决策提供民意智慧；非政府组织自身被授权管理多种社会公共事务。现代社会是一个思想、观念、价值多元化共存的时代，传统的“一刀切”管理模式难以满足社会大众的多元价值需求。非政府组织的自治性体现了自由与多元共存的价值理念，具有政府没有的灵活性与高效性。最后，非政府组织可以满足居民日益增长的物质与精神生活需求，非政府组织能有力地承接政府在社区治理中部分公共职能，以满足居民日益丰富的物质与精神生活需求。

三、促进非政府组织参与城市社区治理的主要路径

（一）明确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关系，构建政府主导下的合作治理

1. 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合作治理的必要性。“政府失灵”是政府在社会管理中无法克服的顽疾，在社区治理中也不例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社区建设这样的微观社会治理领域，政府干预越少越好。因此，政府需要将部分权力让渡给非政府组织，构建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合作治理，让社区治理主体多元化。合作治理关系的构建是现实发展的要求。当前政府还是处于优势地位，单方面决定NGO的权限与活动实施，因而NGO脱离政府完全独立发展是不太现实的。虽然我国非政府组织发展较快，但力量还比较弱小，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因此，可行的模式是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二者建立互动合作治理机制，才能有效整合各种社会资源，共同推动社区建设。

2. 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社区治理合作关系的构建。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合作，即“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合作，政府与非政府的合作，公共机构与私人机构的合作，强制与自愿的合作”。构建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良性互动合作关系能为社区建设提供更充足公共产品，提高治理效率。

首先，二者应明确各自的治理领域。政府由原来的管制者向公共服务提供者转变，保留部分国家权力与公共利益领域的公共产品，一些公共产品领域则交给企业或非政府组织，因而公共产品领域逐渐打破垄断，社会性增强。其次，构建公平、公开的提供平台。政府、企业和非政府组织需要在同一平台公平竞争，使公共产品和服务提供的过程公开化、透明化。在广大群众的监督下，公平竞争，择优选取。再次，加强项目合作。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价值取向都是社会公共利益，作为“社会人”以为社会提供高效优质的服务为共同目标。

二者的优势互补，能有效提高社区治理的水平，达到互惠双赢的目的。

（二）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提供参与保障

1. 健全法律法规制度，合理定位非政府组织。现行法律法规对于非政府组织的规定并不完善，市场准入制度也颇为严格，“双重管理体制”既要求非政府组织经业务主管单位的审查同意又要求受政府部门的管制。这不仅束缚了政府职能转变，更不利于非政府组织的独立发展。因而健全法规制度，从法律的角度合理定位非政府组织以及规定合理的市场准入制度势在必行。首先，在法律上合理定位非政府组织。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团体、行业协会等组织不同于企业，其发挥着市场的中介、枢纽作用，因此对其的监督管理应严格区分。政府应在法律层面合理定位非政府组织，明确其与政府在公共事务管理的范围，明确各自的权限与责任，从而提高公共管理的效率。同时，在权限之外也给予规制，顺应非政府组织发展的内在规律，保证在规制非政府组织的同时也给予法律上的独立空间。其次，突破市场准入限制。严格的市场准入制度限制了大量非政府组织的进入，其并不符合宪法“公民有依法结社的权利”所体现的精神，也违背了强化非政府组织参与社会管理能力的理念，双重管理体制严重制约了非政府组织的自主发展。因此，对准入的限制应当转变为对过程的监督，登记注册手续可适当简化，而对其活动实施与组织运作过程的监督管理可适时加强，如民间组织管理委员会，负责非政府组织的登记备案。这样既打破双重管理约束，也加强管理效果。

2. 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打破政府垄断。政府在现行的社区治理中仍担任着主要角色，非政府组织在其中辅地提品与服务。尤其是在某些限制性的公共产品领域，非政府组织深受垄断的限制。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政府在“有限政府”的理念指导下寻求职能转变，倡导“全能型”政府，因而逐渐由全面管理转向宏观管理，由控制转向引导，由“管理”转向“服务”。因此，在政社分开、权责明确目标指引下，一要逐步实现非政府组织人事安排、活动、经费自主，二要建立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平等对话机制，三要下放权力，将服务社会的社会职能下放给非政府组织，具体包括行业管理与协调职能、社会事务管理与服务职能及市场监督与技术服务职能。

3. 完善资金支持体系，提供经费保障。目前我国非政府组织自身力量还很薄弱，资金基本上还是靠政府的支持。而这样一个资金支持体系也需要政府从多方面完善。首先，建立专门的NGO项目资金支持体系。项目支持体系指政府以采购制度为基础，将项目以招投标的方式交给非政府组织执行，政府拿出资金购买非政府组织的服务。如此，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以合同方式确定合作，由政府提供经费，由非政府组织提供相应的服务。其次，建立专项资金制度。非政府组织以社会服务和公益事业为宗旨，政府可从地方税收中抽取一定的比例，建立社区治理专项资金制度，支持NGO社区治理活动的开展；同时，同步建立健全专项资金的评估制度，确保资金用到实处；而对社区NGO活动的开展，完善绩效考核制度，在提高NGO工作效率的同时实现政府资金使用效益的最大化。最后，引导捐赠，吸纳民资。社区治理仅靠政府的支持还是远远不够，正因为非政府组织的公益性和自愿性，其融资更应当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具体而言，由政府牵头，以举办社会公益活动为平台，借助政府的公信力号召社会各界捐赠，尤其是高收入阶层的捐赠。这种捐赠过程实际上就是政府宏观引导下优化社会资源配置的过程，能大大提高社区治理的效率，利于社区持续发展。

（三）完善非政府组织建设，强化参与能力

1. 完善组织结构，健全自律机制。严密的组织体系能为NGO的发展提供一个专业的平台，并能强化组织的自我规范意识。具体而言，非政府组织的内部建设，一要促进制度建设，明确章程等的核心地位。二要健全内部组织结构。建立决策机构、执行机构和监督机构，明确全体会员大会、会长及监事的权责。三要健全管理制度。完善会议制度，加强信息管理、财务管理等制度建设，促进非政府组织日常自身管理的规范化和公开化。在对社区的治理过程中，首先，细致规划社区人力资源安排。人事安排上保证社区至少一名专业人员进行管理。对于人事安排有困难的偏远地区和落后地区，可通过地方政府部门协调和指派。其次，明确社会组织对社区工作的平台作用，建立行业的自律机制。协商确定行业职业道德、资格准入标准以及行为准则，并在活动开展过程中相互监督。民政部门人力上对非政府组织的支援不仅不会影响其工作，反而有利于社区工作的共同开展。

2. 重构运行机制，提高独立自主性。非政府组织要在社区治理中真正发挥作用，必须要有一套从决策到执行最后到评价的有效机制，以保障治理活动的实施。从决策机制上看，非政府组织必须要有自己的独立决策权，一旦参与到社区治理，非政府组织就应该有权获得社区信息，并从信息管理制度当中产生多种可供选择的方案，最后择优选取与执行。从执行机制上看，非政府组织可借鉴企业的运作方式提高执行力。在与政府的购买服务、产品外包、租赁合同等合作方式中实现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有效整合社区资源，并以受众居民为导向灵活制定方案，实现资源配置最优，同时也提升社区治理水平。从评级机制上看，最重要的就是评价主体多元化。具体而言，要非政府组织内部与外部评价相结合，效果评价与功能评价相结合，政府评价与居民评价相结合。评价主体应更多的关注第三方即社区居民和行业竞争者的评价等。

3. 强化筹资能力，拓展融资渠道。要解决非政府组织社区治理中经费不足、资金支持不稳定的大问题，根本的还是要强化其自身的筹资能力，拓展融资渠道。现今非政府组织服务于社区的活动经费大都来自捐赠，主要包括个人捐赠、企业捐赠和其他社会团体捐赠等。要想提升非政府组织的号召力获得更多捐助必须：一方面增加非政府组织公信力。当前阻碍非政府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因素之一就是其缺乏公信力，大多数民众因为心存疑惑，宁愿选择效率低下的政府部门也不选择非政府组织。所以，非政府组织更要树立自身的公益形象，牢固树立公益性价值，明确自身的发展取向。另一方面以社区服务为使命。使命是组织的发展方向，是非政府组织存在和发展的灵魂，正如杜拉克所言，“非政府组织是使命感、责任感最强的组织，它们以点化人类和改变社会大众为目的，非政府组织使命为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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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陈跃，占伟.非政府组织在和谐社会治理中的角色和功能探索[J].行政论坛，2013（1）.

[3] 黎丹.我国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服务对策研究[J].黑河学院学报，20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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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苏伟伦.杜拉克管理思想全书[M].北京：九州出版社，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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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住宅区；景观设计；施工品质；管理

中图分类号： F287 文献标识码： A

一、住宅区景观设计的原则

以人为本原则。景观设计的目的更多的是为人提供物质，精神生活的空间。以人为本是景观设计最基本，最重要的原则，我们要从生理层面，心理层面以及行为层面关注所有人的需求，居住环境的设计要满足各种行为的需求：如户外运动，休闲，娱乐，邻里交往等，这些活动需要配置相应的环境设施来满足对环境景观的功能性要求。

创造多元性的空间。居住区兼容的功能多，有人行步道的交通空间，有休闲娱乐的交流空间，有健身，游戏的场地空间，有自然绿化的生态空间等等，因此居住区景观设计必须是一个多元的环境设计。

创造有心理归属感的景观。相对于人的行为方式，人的心理需求并不需要具体的空间，但是它需要有空间的心理感受。居住区是人类活动的主要场所，因此最重要体现出心理的归属。人文和艺术作为人类文明思想的沉淀，在景观创造中要有所体现，通过情调，品位的价值认同是心理归属感的关键。

生态优先贴近自然。生态环境作为人类生活的背景为人类生存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养分，但是工业革命以后随着机械化大生产的普及，人类与大自然的矛盾日益尖锐。人类渴望接近自然，回归自然，因此居住环境景象设施应在满足功能和美观的同时，保护和利用现有的地形，地貌，绿化等自然条件。

要以空间塑造为核心。居住区绿地的空间看似由建筑来围合，但这只是一个大空间，大环境，生活其中的居民在日常交往中还得需要尺度更小的空间感受，在这种小空间中，主题，景观，色彩，材料等在细节上都得到最细致的反映。给人的感受是最集中和直接的，因此景观环境设计要以空间塑造为核心。

二、居住区景观的组成要素

按照功能和所处的环境，居住区绿地分为居住区公共绿地，公共服务设施所属绿地，道路绿地，以及宅旁绿地和居住庭院绿地。

居住区公共绿地指居住区居民公共使用的绿地，这类绿地常与居住区或居住小区的公共活动中心和商业服务中心结合布局。主要功能是给居民提供日常户外游憩活动。

公共服务设施所属绿地指居住区内各类公共建筑和公用设施的环境绿地，如居住区俱乐部，少年宫，幼儿园等用地的环境绿地。其绿化布置要满足环境要求并考虑与周围的环境。

道路绿地主要指居住区主要道路两侧或中央的道路绿化带用地。宅旁绿地和居住庭院绿地主要指居住建筑四周的绿地。

三、住宅区景观设计的影响因素

自然因素的限定。自然环境有气候，地貌，水文，土壤，植物和动物界有机结合成的综合体，这种“综合体”是自然地理的概念，不包含人文因素。人类的生存依赖于自然，同时自然又威胁着人类的生存。人与自然的这种矛盾反映在居住上就是，自然因素限定着居住的存在，形成和发展方向。

人文因素的深层作用。人作为居住行为的执行者，是居住环境的本源。因此，自由居住生活方式的生曾介入，以人的生理，心理，行为，情感等方面需求为依据研究居住环境，强调人的行为参与和意识认同，才能从根本上把握居住环境设计的真谛。

人与自然是世界发展的永恒主题，人可以改变环境，反之，人的行为和经验也能被环境所改变。居住区景观设计作为创造人们生存环境的一个重要部分，更需要对迫切的人性化要求作出回应，这需要景观设计者来了解环境心理学的内容，了解人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关系，了解居民的生理以及心理需要。未来居住区景观设计的正朝着生态化人性化逐步发展。

四、景观工程施工质量控制

1景观工程施工的总体质量要求

各结构层的坡度、厚度、标高和平整度应符合设计要求；各层表面对水平或对设计坡度允许偏差应不大于30，供排除液体用的带有坡度的面层，应作泼水试验，以能排除液体为合格；各层厚度对设计要求的偏差在个别地方的偏差不得大于该层厚度的10％；各结构层的强度和填料的密实度应符合设计或规范要求，且上下层结合应牢固稳定；伸缩缝的宽度和位置，板块材料铺设间隙大小，以及填缝的质量等应符合规范要求；面层整体图案和各类型的组合应符合设计要求。

2施工放样复核控制

在确定方案时应根据铺装广场的实际尺寸进行图上放样，确定方案中边角的方案调节问题及广场与园路交接处的过渡方案，然后再确定各种花岗石的数量及边角料规格、数量。

场地放样复核：施工单位按照广场设计图所绘的施工坐标方格网，将所有坐标点测设到场地上并打桩定点。然后以坐标桩点为准，根据广场设计图，在场地地面上放出场地的边线，主要地面设施的范围和挖方区、填方区之间的零点线。自检合格后报监理进行复核。

地形复核：督促施工单位对照广场竖向设计图，复核场地地形。各坐标点、挖制点的自然地坪标高数据，有缺漏的要在现场测量补上。

3场地平整与坡度质量控制措施

挖方与填土施工质量控制措施：填方区的堆填顺序应当先深后浅、先分层填实深处，后填浅处，每填一层入夯实一层，直到设计的标高处。挖方过程中挖出的适宜栽植的肥沃土壤，要临时堆放在广场边，以后再填入种植地中。

场地平整与找坡施工质量控制措施：挖填方工程基本完成后，对挖填出的新地面进行整理。要铲平地面，使地面平整度变化限制在5cm内。根据各坐标桩标明的该点填挖高度数据和设计的坡度数据，对场地进行找坡，保证场地内各处地面都基本达到设计的坡度。

4土基施工质量控制措施

土基施工质量控制措施：根据设计要求，放宽一定尺寸进行开挖，碰到湿软土基，必须换填，压实仔细，按要求整出路拱，分批碾压，先轻后重，先稳后振，先边后中，先高后低，要求轮迹重叠，沿中心线方向进行，压路机压不倒部位，采用小型夯机纵横循环夯实，防止漏夯，碾压后，路拱不符合处及时耙开重新处理，有“弹簧”现象应返挖，晒干后填筑碾压，整形后土基平整度控制2cm内。

参考文献：

[1]蔡金君.现代居住区园林景观设计分析与思考[J].现代园艺,2013

[2]罗顺仁.现代城市住宅园林设计的趣味性追求探析[J].中国房地产业,2012

[3]米歇尔劳瑞.景观设计学概论.天津大学出版社.2012.

[4]徐清.景观设计学.同济大学出版社.2010.

[5]刘滨谊 《现代景观规划设计理论与方法》，东南大学出版社，20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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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跨行政区；环境管理；协调机制；跨界污染

中图分类号 X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08)05-0133-06

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的整体环境质量不断恶化，尤其是跨行政区的环境污染问题日益突出［1,2］。跨界污染不仅破坏生态环境，影响居民生活健康，甚至威胁到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我国传统的条块分割环境管理体制在解决跨界环境问题时产生了许多矛盾［3］，因此构建跨行政区的环境管理协调机制成为近年来环境保护、行政管理和环境法律领域研究的热点。目前国内研究较多的是从跨界水污染防治和流域管理体制、政策及手段等方面探讨流域尺度的跨界水环境管理问题［4～11］。此外，跨行政区环境管理的法律法规完善、环保制度的完善和创新、环境经济政策的引入、区域生态环境一体化建设［12～19］等问题也为理论界所关注。已有的研究对跨行政区的环境管理需要协调已经达成共识，但对协调机制具体如何构建研究的尚不够深入。而发达国家基本上已经建立了较为成熟的协调机制［20,21］，目前研究的重点转向协调机制的可持续性［22,23］和实施效果评价［24］以及产生跨界环境问题的社会经济机理和规律［25,26］等方面，这些已有的研究成果和实践对我国建设跨行政区环境管理协调机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1 我国跨行政区环境管理协调机制现状

1.1 跨行政区环境管理机构

原国家环保总局是我国的环境行政主管部门，负责从国家层面对我国的环境管理工作进行统筹安排，协调不同地区和重要流域尺度上的环境合作。我国在七大流域设立了流域管理机构，负责流域层面的水资源利用和管理，具备了一定的跨行政区协调职能。此外，一些环境压力巨大的地区或省份之间也开展了相应的环境合作，此类合作多是由政府主导，在政府协商的基础上达成协议或共识，从而对各个行政区进行约束（见表1）。省级环境行政主管部门是省域范围内环境管理及其协调的主要机构，省辖各市之间的环境合作多需要在省级环境行政主管部门协调下展开。

1.2 跨行政区环境管理立法

国家环境保护相关法律中涉及跨行政区环境管理的部分都可以作为跨界协调的依据，如《环境保护法》第十五条规定：“跨行政区的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的防治工作，由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协商解决，或者由上级人民政府协调解决，做出决定。”对于重点地区或重要环境问题，国家也颁布了针对性的法规或规范性文件，如《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治暂行条例》、《酸雨控制区和二氧化硫污染控制区划分方案》、《关于开展生态补偿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等。地方性环境法规中也多有涉及跨行政区环境管理的内容［12］。此外，一些地区还专门就跨行政区环境管理问题进行了立法，如《广东省跨行政区域河流交接断面水质保护管理条例

1.3 跨行政区环境管理手段

各种环境规划及其相关规划是目前我国跨行政区环境管理重要的协调手段，可以统筹各行政区之间的环境政策、产业布局、基础设施建设等，从整体上确保其环境管理工作能够互相衔接，如《全国生态保护“十一五”规划》、《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十一五”规划》、《泛珠三角区域环境保护合作专项规划（2005-2010年）》等。此外，环境经济政策如区际排污权交易和生态补偿制度也是跨行政区环境管理的重要手段之一，但在我国尚不够成熟，仍处于理论探索和试点阶段。

2 我国跨行政区环境管理协调机制存在的问题

2.1 管理体制不合理

条块分割的环境管理模式导致了环境保护机构和职能的分散，给跨行政区环境管理带来诸多问题。首先，缺少必要的协调机构。除重点流域和个别地区建立了流域或区域尺度上的协调机构外，其它地区尚没有相应的协调机构。对于普遍存在的跨省、跨市环境问题，协调机构缺失问题更显突出。其次，行政区之间缺乏沟通和协作。分散的环境管理模式导致各行政区各自为政，彼此相互脱节，再加上信息流通不畅，很容易陷入“囚徒困境”［27］。第三，已有的跨行政区管理机构问题突出。流域管理机构存在着行政级别低、不具执法权、职能单一、权责不明等诸多问题［28,29］，严重影响了协调作用的发挥。已有的区域性环境合作组织在合作领域、合作深度以及合作的制度化等方面有待加强。

2.2 法律法规不健全

首先，我国目前尚没有一部完整的专门性跨行政区环境管理法律，相关的条款散见于不同的环境法律法规之中；其次，注重实体性立法，缺乏程序性立法，涉及到具体问题时往往因为没有可行的操作和实施程序导致目标无法实现；第三，已有的跨行政区环境管理立法级别低，除《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治暂行条例》外，其他立法大多是部门规章或规范性文件，缺乏应有的权威性；第四，区域性和地方性法规缺失，我国大多数流域和省份尚没有专门性的跨行政区环境管理立法，使得决策在权威性和科学性上得不到保证。

2.3 制度和政策不完善

首先，一些必要的环境管理制度尚未建立和完善。其包括以下几方面：一是环境资源产权制度有待建立，产权不清是导致跨界环境资源有人使用、无人管理的重要原因；二是信息公开和通报制度有待完善，我国因为信息无法沟通或沟通不及时造成的跨界污染事件时有发生［12］；三是解决纠纷的制度有待经常化，我国尚没有一套完整的解决纠纷的程序，许多跨界环境纠纷得不到及时解决，以致双方矛盾日积月累甚至爆发冲突，严重影响社会稳定；四是公众参与制度有待加强，这是我国环境管理中的薄弱环节［30］，同时也是实现生态环境可持续管理所必须解决的根本性问题。

其次，经济手段运用不足。我国的环境管理多以行政性手段为主，对经济手段的运用还不成熟。近些年来，我国开始实施排污收费制度，并且在长三角地区开展了排污权交易的试点工作，广东和香港还共同研究编制了《珠三角火力发电厂排污交易试验计划》；北京和河北在生态补偿方面的合作也取得了实质性进展。但总体来说，我国环境管理中对于经济手段的运用仍处于起步阶段，距推广实施还有很长一段距离，已经实施的环境经济政策也带有浓厚的行政色彩。

第三，跨界污染约束政策缺失。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缺乏有效的行政约束，二是缺乏有效的社会约束，即公众参与。集中表现为个别领导为了减少污染对本地的影响，故意将一些重污染企业布置在沿河边界地区，下游居民虽然苦不堪言，但对这种行为却无力制止。这样牺牲下游环境发展本地经济，虽然在区域整体看来得不偿失，但对上游行政区来说是利大于弊的，这些领导也往往因为经济的迅速发展显得政绩突出。这种由于缺乏约束政策导致的跨界污染必然会引起相邻行政区之间的矛盾，极易引发环境纠纷。

第四，协调手段有待强化。环境及其相关规划对各行政区环境管理工作的协调作用是至关重要的，但现实存在的问题是各种上层规划的落实情况不够理想。规划的落实需要相关各行政区通力合作，任何一方不按计划落实都会使整个规划的实施效果大打折扣；而现行的政策对这种情况又不能采取相应的惩罚措施，以致其他行政区实施规划的积极性受到挫折，不能达到规划预期的目标。

2.4 支撑体系不成熟

跨行政区环境管理涉及范围广，利益主体多，要想顺利实施必须得有配套的政策和措施。跨行政区环境管理支撑体系指有助于管理行为得到有效实施并取得预期效果的相关法规、政策、技术、设施、资金等基础条件。

我国目前尚未建立必要的支撑体系，这一方面导致一些环境政策没有实施条件，另一方面导致已有跨行政区管理机构和政策协调效果不明显。例如，在美国非常成功的排污权交易制度在我国却无法推广，究其原因，一是缺乏相应的技术支持，使得排污总量的制定和排污权的初始分配缺乏相应的科学依据；二是市场体系不够完善，使排污权的流通和交易受到限制。

3 我国跨行政区环境管理协调机制建设的策略

鉴于跨行政区环境问题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建设跨行政区环境管理协调机制应以政府为主导，加强各行政区政府间的合作，并以此促进企业、公众以及社会团体间的交流。有必要将环境合作纳入区域合作框架，使得区域环境、经济、产业、交通等各个领域的合作能够相互衔接，健康发展。此外，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各区域社会经济和自然条件差异巨大，因此跨行政区环境管理协调机制的形式不应是一成不变的，应根据实际需要采取最经济有效的形式，如设立环保总局派出机构、共建联席会议、具体问题临时协商机制等。具体说来，建设我国跨行政区环境管理协调机制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3.1 完善跨行政区环境管理体制

跨行政区环境管理机构的形式及职责应以满足实际需要为目标，不同层次、不同类型、不同地区的协调机构应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国外在这方面有不少成功的案例可以借鉴，如美国的田纳西流域管理局是在区域开发背景下建立的兼具政府和企业双重性质的综合管理机构，其职责范围涵盖以水为中心的水资源利用、水环境管理、土地和能源开发等各个方面［31］；而在莱茵河这样的跨越国界的流域，协调机构往往较为松散，其职责主要是制定政策和目标，不对各方直接管理［20］。我国环境管理实行的是国家―省―市的分级管理模式，因此应在各个层面上根据需要对跨行政区环境管理体制进行完善。

首先，建立国家层面的跨行政区环境管理协调机构。可在环境部下增设跨界协调司，专门负责跨行政区环境管理相关工作，如处理重大跨界环境纠纷、组织编制和监督实施国家重点流域及重点区域跨界污染防治规划、组织拟订跨行政区环境管理法规和规章、指导和管理国家重点流域及重点区域环境管理机构等。

其次，完善已有流域和区域协调机构。明确流域管理机构的法律地位、职责和职权［32］，并从水利部脱离，列入国家行政系列［28］，提高其行政级别；理顺流域管理机构和流域内各行政区之间的关系［33］，赋予流域管理机构水环境管理的职能；完善现有的区域性合作组织，尽快在长三角和京津冀地区建立常设协调机构。

第三，建立省际环境管理协调机构。跨界环境问题相关各省应共同建立环境管理协调机构，并将其纳入到区域合作框架中。建立省际联席会议――环境专责小组――环境问题专题小组的多层次合作体系，并在环境专责小组下设立具有不同职能的若干专职机构。各机构的职能如表2所示。

第四，强化省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协调职能。在省环保局下增设专门的跨界协调部门，负责各市的环境管理协调工作。对于跨界环境问题突出的省，可以建立市界环境交接标准，作为协调环境管理的依据。

3.2 完善跨行政区环境管理政策

首先要制订和完善环境管理经济政策。发达国家的经验证明，在环境管理中引入经济手段可以有效改善环境治理效果，降低管理成本［34］，提高环境合作的公平性和可持续性。美国和西欧等发达国家非常重视经济与环境相互作用机理的研究［25,26］，主张通过市场机制控制污染，并进行了大量的理论与实践探索，形成了一套较为成熟的环境管理经济政策体系［35,36］，如美国的“泡泡政策”、排污权交易等。在我国目前的市场环境和经济条件下，完善跨行政区环境管理政策首要应改革我国的环境产权制度［14］，明确环境资源的使用权和收益权归属，实行环境资源的有偿使用制度，避免发生“公共地悲剧”［37］；还应加强对区际排污权交易和生态补偿制度的研究与实践［15,16］，推动不同发展水平地区的环境合作，实现区域协调发展。

其次要深化现行政绩考核制度的改革。当前我国对于将环境状况纳入领导政绩考核体系已经达成共识，但对于跨界环境问题尚没有足够的认识。将跨行政区的环境问题纳入政绩考核体系，可以对地方领导形成有效的行政约束，避免污染转嫁和以邻为壑现象的发生。

第三，建立省际环境交接标准。在总量控制前提下，以省级行政区为单元进行环境容量指标分配，据此确定省际交界地区的环境质量标准，作为跨行政区环境管理的重要依据。对未达到交接标准的地区应采取一定的惩罚措施促使其加大环境管理的力度。

最后，完善我国环境管理的公众参与制度。发达国家非常重视环境保护中的公众参与［38］，通过立法保障公民、社会团体以及企业参与环境管理的权利，并且提倡从政策制定、实施到评价的全过程参与。完善我国跨行政区环境管理中的公众参与，就是要通过立法或制度安排来保障遭受损失一方群众的环境知情权、发言权、监督权、环境诉讼和获得赔偿的权利。

3.3 完善跨行政区环境管理支撑体系

支撑体系虽然不是直接的管理措施，但事关协调机制的成败，是各项协调政策和措施顺利实施的基础性因素。发达国家环境管理取得成功的经验就是重视协调机制运行环境和配套措施的建设，如田纳西流域管理局设立之初就制定了《田纳西流域管理局法》，为日后机构运行提供保障［31］。完善我国跨行政区环境管理支撑体系至少应从法律、市场、产业、科技、资金、基础设施等六个方面来努力。各支撑体系的主要内容如表3所示：

加强环境立法，加大执法力度，详细规定违法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市场支撑体系为环境经济政策的实施创造成熟的市场环境产业支撑体系调整产业结构，合理布局，减少结构性污染科技支撑体系加强污染治理和清洁生产技术的研究

深化环境管理、循环经济等理论的探讨资金支撑体系资金的筹措和使用，以解决各行政区的成本分担问题基础设施支撑体系统筹安排区域污染物处理设施

改进生产设备，从源头减少污染物排放

4 结 语

跨行政区环境问题日益突出，严重影响了环境整体质量，构建跨行政区的环境管理协调机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国外尤其是发达国家已经形成了较为成熟的跨行政区环境管理体系，一些案例的成功经验对我国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我国部分地区已经认识到跨行政区环境合作的重要性，主动展开了一系列有益的探索和实践，取得了初步的成果，同时也存在着一定问题。本文在分析国内跨行政区环境管理协调机制现状和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提出应从体制、政策和支撑体系三个方面构建我国的跨行政区环境管理协调机制，以期对解决我国当前严重的跨行政区环境问题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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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韩国社会保障体系和福利治理

城市养老院老年人自杀意念初探

婚姻中的贱农主义与城市拜物教

特殊民族的贫困治理何以可能

农村老年人社会形象的自我认知

韩国社会福利法人的组织特性研究

社会工作本科培养模式的本土化构建

社会治理的核心要素及其相互作用

郑杭生教授对中国社会学发展的四大贡献

创新社会治理与实现和谐善治的“中山经验”

边疆多民族地区基层社会服务机制创新研究

社区治理视野下民办社会工作机构的社会创新

中国土地制度:农民工与工业化、城市化

统治治理自治: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

单位共同体变迁与基层社会治理体系的重建

论残障儿童家庭支持利政策与服务体系建设

政府主导型殡葬改革与厝棺土葬传统的变迁

农村现代化进程中的宗族变迁与慈善复兴

民办非企业单位发展困境的核心问题及其应对

体弱老人虚弱程度与其亲属照顾者精神健康的关系

时空社会学:中国社会发展研究的新视角

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民工犯罪时空结构探析

贫困儿童的生活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农民工培训政策:一个分析框架与顶层设计

权威的构成:乡村治理秩序的古与今

社会组织管理制度规范性变迁的影响因素

项目下乡与基层环境治理——桂西M镇个案研究

农村集体土地征收的社会工作介入研究

社会倡导视角下社区公民利益表达机制研究

经济特区社会组织发展创新:探索、问题与对策

社区养老服务的供需失衡问题及对策研究

韩国跨国婚姻家庭生育及养育支援政策研究

论当前我国社会建设的实质内容及若干关键问题

福利体制研究中的二维视角——评艾斯平·安德森

我国城乡居民的环境友好行为及其综合影响机制分析

学贯中西,联系实际——对郑杭生老师的追思和悼念

红十字会应急救护培训联动管理的定位、边界与模式

社区工作与社会治理创新——对S市M社区的个案研究

中国农村居民社会福利意识研究——基于北京市的抽样调查

台湾社区型社会企业之资源连接与社会影响:兼论其可持续性发展

社会学如何培养专业人才——怀念作为教育家的郑杭生先生

倡导理论自觉,研究中国问题——郑杭生教授对中国社会学的贡献

始终保持高度的社会责任感——郑杭生先生的精神遗产与人格风范

追求至善之境——郑杭生先生后期学术事业与基金会事业的二三事

从“一体化”向“良性互动”发展:治理结构中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演变

韩国社会服务供给体系的发展:社会经济模式的理论背景和政策意义

社会工作介入社区矫正机制的研究——基于天津实践经验的分析

篇5

关键词:准公共产品;公共池塘资源;治理;农村社区公共产品

中图分类号:F124.5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29-0284-04

传统上对农村社区公共产品供给及治理①的研究,基本上是沿着界定(私有)产权基础上市场化供给方向发展。近年来,虽然逐渐注意到了多元化供给的重要性,但是囿于西方主流经济理论局限,在把握农村社区公共产品产权属性和结合我国农村社会因素研究上仍显不足,没有能真正解决农民偏好显示的问题。另外,由于对治理问题研究的缺乏,在实践中出现了大量公共产品的浪费及闲置的现象,农村公共事业没有得到可持续发展。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的公共池塘资源自主治理理论完善了准公共产品理论,结合社会资本因素的集体行动及制度供给理论给我们提供了研究农村社区公共产品供给及治理新的视角。

本文首先介绍公共池塘资源自主治理理论及其对准公共产品的完善,其次简要回顾目前国内农村社区公共产品研究的不足之处,最后借鉴公共池塘资源自主治理理论提出我国农村社区公共产品治理研究中需要进一步加强研究的内容及方向。

一、公共池塘资源自主治理理论与准公共产品理论的完善

公共产品(Public Goods)是指具有消费或使用上的非竞争性和受益上的非排他性的产品。公共产品可分为纯公共产品(Pure Public Goods)和准公共产品(Quasi Public Goods)。纯公共品是严格具备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产品,此外,纯公共产品还具有非分割性,它的消费是在保持其完整性的前提下,由众多的消费者共同享用的,如国防就是典型的纯公共产品。大多数公共产品为准公共产品,这类产品通常只具备上述两个特性的一个,而另一个则表现为不充分。一般认为,准公共产品包括“俱乐部产品(Club Goods)”和“公共资源(产品)”②两大类。前者如教育、卫生等,后者如公共矿山、渔场等。布坎南(1965)提出了拥挤成本的概念来区分“纯公共产品”与“非纯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他认为,不存在纯公共物品到纯私人物品的泾渭分明的界限,俱乐部产品是可以适应从纯公共物品和纯私人产品之间的连续体上的任意一点,只要排他机制的成本低于获取的收益,通过某些技术设计或制度设置就能够实现公共物品消费的排他性,从而能够以私人的、自愿的方式提供公共物品,“在纯公共产品与纯私人物品之间架起了桥梁”[1]。后来的学者对俱乐部产品的供给、定价及成员的数量等方面加以深入的研究,但在集体行动形成及公共产品治理方面没能展开研究。

哈丁(1968)提出“公地悲剧”,使得公共资源问题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公地悲剧”指“在一个有限的世界里,每一个人都被锁进一个强迫他无限增加其牲畜量的系统里。在一个相信公地自由使用的社会里,每个人都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所有人都争先恐后地涌入追求的结果是注定毁灭。公地自由使用带来了所有人的毁灭。”[2]“公地悲剧”反映了集体行动中的“搭便车”和机会主义行为带来的危害,再加上传统的集体行动理论没能解决“集体行动困境”,因此,对解决“公地悲剧”问题,要么建立私人产权,要么交与政府管理。由于人们对政府管理公共资源似乎注定会出现严重的问题与近乎疯狂的寻租行为深信不疑,因此,经济学家们(尤其产权经济学家)异口同声的政策建议是“建立私人产权”。但是,后来有学者对此提出了批评。如Quiggin(1988)[3]和Swaney(1990)[4]等人认为,哈丁以后的许多人虽然把公共产权(Common Property)看作由一群所有者拥有、每个人可以自由使用,但这与开放性资源(Open-Access)含义几乎相同,而现实经济中的公共产权却并非如此。开放性资源(或自由准入)指任何人都可以不被限制地开发使用的资源;而公共产权指一群所有者或使用者共同分享资源的各项(使用)权利,它限制谁使用、何时和怎样使用,通过一定的社会控制机制赋予权利和实施义务。容易引起“公地悲剧”的仅仅是“开放性资源”。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中译本,2000)的公共池塘资源①自主治理理论使得公共资源问题研究得到迅猛发展,完善了准公共产品理论。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的自主治理理论的中心内容是研究“一群相互依赖的委托人如何才能把自己组织起来,进行自主治理,从而能够在所有人都面对搭便车、规避责任或其他机会主义行为形态的情况下,取得持久的共同收益。”[5]其内容包括:(1)集体行动理论。奥斯特罗姆认为传统的集体行动理论只是一些使用假设的特殊模型,而非一般理论。当特定环境接近于模型的原有假设时,这些模型可以成功地预测人们所采取的策略及其结果,但是,当现实环境超出了假设范围,它们就无法预测结果了。传统模型的前提假设主要有两个:一是个体之间沟通困难或者无沟通;二是个人无改变规则的能力。这适用于一些大规模的公共事物治理,因为个体在这样的环境中经常是彼此独立行动、缺乏沟通以及个体改变现有结构需要高成本,但是对于彼此十分了解、经常沟通并且建立了信任和依赖感的小规模的公共事物治理并不适用。(2)自主治理的制度供给、可信承诺、互相监督。奥斯特罗姆在多中心理论的基础之上,提出理性个人策略选择的4个内部变量: 预期收益、预期成本、内部规范和贴现率。她认为,在一个自主治理的群体当中,解决制度供给、可信承诺、互相监督的问题是至关重要的,综合使用政府、市场以及社区自主治理等多种类型的制度安排,这有利于增加信息、改变激励、加强监督和规则的服从。(3)社会资本理论。她把社会资本定义为“互动模式的共享知识,理解,规范,规则和期望,个人组成的群体利用这种模式来完成经常性活动。” [6]她认为,能否解决集体行动困境,不仅在于个人和制度本身,还取决于双方联系的媒介――社会资本。在奥斯特罗姆看来,当成员面对集体行动困境时,仅有意识形态和习俗是不够的,还必须有规则体系、制度这些形式的社会资本的有效运作,否则搭便车或机会主义行为难以避免。

二、国内农村社区公共产品治理研究简述

我国学界对农村社区公共产品的概念并没有统一的界定。林万龙(2002)把农村社区公共产品定义为:“在乡或村的范围内提供为乡村社区农民(或其中一部分)所消费的带有公共产品性质(消费和收益难以完全排他)的产品或服务,包括农村小型基础设施建设、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技术信息服务和农村基础教育等[7]。李建(2007)认为农村社区公共产品就是指在一定的农村区域内具有非竞争性与非排他性的产品和服务[8]。王书军(2008)把农村社区公共产品界定为在乡村范围内消费和收益难以完全排他的并和农民生产和生活直接利益攸关的,并为农民集体参与分享的农村公共产品和服务[9]。尽管表述不尽相同,一般认为农村社区公共产品属准公共产品范畴,但除具有一般准公共产品的特征外,还有其自身的特殊性:我国农村地区范围广大,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小聚居为主,因此农村社区公共产品在供给上具有分散性;不同地区的农业生产生活存在很大的差异,同时各地农村发展水平也不尽相同,因此在相应的公共产品需求偏好上呈现多样性与层次性。另外,在农村社区范围内,人数相对有限、成员相对稳定,是个”熟人社会“,同一社区的居民在公共产品的需求和受益方面一般都具有一定的同质性。

国内对农村社区公共产品的研究,一般是借鉴主流西方公共产品理论,在农村社区公共产品的在供给(包括主体、筹资方式、规模、结构、机制和效应)、需求(需求层次、偏好显示、参与意愿、影响因素以及考虑到需求的供给效率)和供给与体制关系(财政体制与供给、地方治理体制与供给)等方面都展开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其总体思路是除少量具备纯公共产品性质的农村公共产品可以完全由政府提供外,大量具有准公共产品性质的农村社区公共产品都可以通过市场化(或私有化)的方式来解决。但是仍有一些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一是农村社区公共产品的产权问题,农村社区公共产品产权模糊不清不能为多元化供给或治理提供理论基础;二是农民对社区公共产品需求偏好显示问题仍然没能有效解决;三是没能结合我国农村社会特殊性进行研究。

从供给(尤其是筹资)角度来研究农村社区公共产品固然重要,但是这种静态的视角也会对管理、维护、监督和制度供给等问题有所忽略,难以促进农村公共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随着公共资源治理理论的引进,以及对西方企业治理理论的借鉴,近年来有学者逐渐从治理角度来研究农村社区公共产品问题,也注意到了农村社区公共产品多元化治理特别是由农民自主治理的重要性,对农村社区公共产品的政府(集权)治理、市场治理、公私合营(PPP)②和自主治理都有相应的研究,在促进农民自主治理的基础上多元化治理上基本取得一致的意见。但是也还存在一些尚未解决的问题:一是农民组成自治组织进行自主治理的”集体行动困境“问题;二是我国农村社会特殊性问题仍然没能有效地纳入理论分析的范围。

三、公共池塘资源自主治理理论与我国农村社区公共产品治理的研究

农村社区公共产品与公共池塘资源同属准公共产品范畴。为弥补当前农村社区公共产品治理研究的不足,我们需要借鉴公共池塘资源自主治理理论,探讨农村社区公共产品包括自主治理在内的多元化治理,以促进我国农村公共事业的可持续发展。我们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研究。

1.理性农民假设与农村社区公共产品的产权属性。这是农村社区公共产品治理研究的理论前提。(1)关于农民是否理性仍然存在争议,但是如果从方法论意义上来看,理性农民的假设是恰当的,它是保证理论逻辑推理上的“内在一致性”的基础。如果一个理论假设过于符合现实,就难以保证理论逻辑推理上的“内在一致性”,甚至难以建立相应的理论。至于理论在经验检验上“外在在一致性”问题,可以引入更多的限制性条件(比如把量化的社会资本因素作为理论模型的变量),从而使理论具有更强的解释力和预测力。(2)关于农村社区公共产品的产权属性。绝大多数西方学者认为,公共产权难以排他而无法解决外部性及“搭便车”问题,因而需要界定公共产品的(私有)产权以实现公共产品的市场化供给(或治理)。正如前文所述,有学者对此提出批评,公共产权不见得就是那么没有效率。更为重要的是,要在明确农村社区公共产品的公共产权属性的基础上,探讨农村公共产品公共产权与其他形式产权混合并存的可行性及实现方式。这是农民自主治理研究中重要的理论基础。

2.社会资本与农民集体行动的形成。社会资本原本是社会学和公共政策学的理论,经阿罗(Arrow)、斯蒂格利茨(Stiglitz)、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等人引入到经济学中来。中国各地农村的社会情况千差万别,我们可以用社会资本作为反映各地农村实际的变量引入理论分析中来。在操作上,可以对某个农村社区按照与组织联系(与参与社团比较接近) 、集体行动、参与公共事务、社会支持、社会凝聚力、归属感、信任和互惠等维度[10]设计调查问卷,选择典型地区进行调查,分析调查数据,测量评估社会资本状况。在取得社会资本数据的基础上,内化为博弈或计量模型的变量进行模型分析,使得对农民集体行动形成的模型分析与实际更加符合。

3.农民对社区公共产品自主治理的经验研究。大量的经验研究是农村社区公共产品治理是否具备较强解释力的关键。我们可以对国内外成功及失败的治理案例分析,归纳有效治理的若干原则、条件与方式。目前国内学者主要的案例研究是在农村小型水利设施治理方面,可以对相关案例用奥斯特罗姆的8项原则进行检验。①另外,可以对我国目前通过“一事一议”方式进行的村级公共产品供给制度进行分析。针对存在的问题(事难议、议难决、决难行),分析产生问题的原因(运用不同理论分析可得出不同的结论,但是本质上是强制性制度本身的问题)。根本是要变强制性的制度安排为农民的自主治理。

4.农民组成自治组织对社区公共产品自主治理的制度研究。农民自主治理包含农民如何组成自治组织的问题,实际上已经是一个制度变迁问题。借鉴诺思及奥斯特罗姆等人的理论,我们可以从这几方面展开研究:第一,农民自主治理的诱因:政府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市场方式和社会方式供给的缺失和剩余索取权的获得。第二,推动农民自主治理的主体:理性农民及乡村精英的作用;政府与社会组织的作用。第三,社会资本在农民自主治理形成中的作用:减少”搭便车“现象及对农民组成自治组织的激励作用。第四,农民自治组织的形式:探讨法人型或挂靠在具有法人性质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农民自治组织的可能性。第五,农民自主治理的预期收益与预期成本:其一,预期收益。包括:(1)影响因素:占用者人数、公共产品规模、市场条件、体制环境、所使用的现行规则、所提出的规则等;(2)收益范围:对获得剩余索取权、规模效应、风险的降低及对公共产品的管理与维护效果等方面进行量化评估。其二,预期成本。包括(1)学习、规划、设计成本及量化评估;(2)实施成本及量化评估;(3)监督成本及量化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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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public pond resource self-governance theory and the rural community public goods governance in our country

HUANG Yong-xin,LI Juan

(Economy college,Capital nationality university,Beijing 100000,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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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苏州；三社联动；实践；经验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13-0128-02

“三社”是社区、社会组织与社会工作者的简称。“三社联动”是指通过社区建设、社会组织培育和社会参与的方式，增强“三社”之间的有效沟通和协作，形成“三社”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相互促进的良好局面，形成政府与社会之间互联、互动、互补的社会治理新格局[1]。苏州是全省乃至全国创新社会治理的示范区之一，其“三社联动”的社区治理模式取得了良好效果，工业园区湖西社区就是其中的典型。

一、湖西社区三社联动治理模式的基本做法

（一）成立领导小组，制定实施方案

工业园区2013年全面启动“政社互动”工作。根据园区《关于加快推进“政社互动”工作的实施意见》的要求，各街道、社工委相继成立政社互动工作领导小组，湖西随即紧锣密鼓地展开相关工作，成立政社互动工作领导小组，制定实施方案。

（二）梳理两份清单，明确责、权、利

湖西社工委梳理《基层群众自治组织依法履行职责事项》和《依法协助政府工作事项》两份清单，签订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协助政府管理协议书。根据两份清单，社工委对26个事项打包拟定一揽子协议，明确工作的目标要求、经费保障及各自责任，将责、权、利捆绑落实到社区。法定职责之外需要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协助政府的事项，社工委将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项目化运作。

（三）双向评估代替单边考核

随着政社互动的开展，湖西还推行平等主体间双向评估，取代行政上的单边考核。印发《“政社互动”双向履职评估实施办法》《社区协助政府管理协议事项履约评估细则》及《评估表》，明确评估内容，规定评估程序。行政管理与群众自治在协商签约的过程中完成衔接，在双向评估过程中实现了互动。

（四）培育社区社会组织，建立健全政府购买服务机制

湖西大力培育贴近社区需求的公益慈善类、社会服务类、文化体育类、群众自治类等社会组织，紧紧围绕居民实际需求，通过建立健全“政府承担、定项委托、合同管理、评估兑现”的购买服务机制，将社区服务职能逐步引向社会组织，充分调动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

（五）建设社工人才队伍，创新社工管理

为进一步发挥社区专业人才在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园区创新社区专职工作者队伍管理，将社工的发展与社区建设紧密相连，不断增强社区发展软实力。园区“创新社工管理”项目被评为2013年苏州市社会管理创新优秀项目。

制度先行，社工队伍职业化。2013年《苏州工业园区中新合作区社区工作者管理办法》明确社区工作者实行行政编制人员和职业社工分类管理相结合，创新了社区专业人才培养与评价激励机制。随后，《关于调整中新合作区职业社工薪酬待遇的通知》《关于取得社会工作师资格的社工享受相关待遇的操作办法》等对社工的资质条件、入职晋升、日常管理、薪酬待遇做出明确规定，促进了社工队伍职业化。

注入内涵，社工水平专业化。2013年园区启动“基层社区干部三年培训计划”，三年内完成社工轮训，打造敬业爱岗、作风踏实、乐于奉献、专业高效的社工队伍。培训紧紧围绕基层社会管理创新，涵盖诸多针对性、实用性强的课程，湖西社区干部和社工参加了3个月共20期培训。湖西还组织社工走出去，参加国家、省、市各项培训和交流。在一系列举措下，社工专业化水平不断提高。

助力成长，群体形象品牌化。园区加强社工队伍建设，不仅对社工进行规范管理，更注重其个人成长。2013年园区举办第二届金鸡湖社工节，组织开展了“社工在你身边”巡游、“非凡城市、最美社工”评选、社工才智秀、优秀社会工作案例评选、社工沙龙等丰富多彩的活动，湖西现代社区工作者活力、专业、热情的群体形象跃然而出，成为湖西靓丽的新名片。

二、湖西社区三社联动治理模式的特色

（一）“社情民意联系日”丰富三社联动机制

“社情民意联系日”是园区创新社会治理、关注民情、解决民困的重要举措，打开了反映民意的绿色通道。2011年5月起，每月第二个周日为“社情民意联系日”，园区工委管委会领导和社区建设指导委员会成员当天轮流深入各社工委，与社区居民、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代表面对面交流，倾听意见和建议。2014年园区在巩固现有民意沟通机制基础上，丰富政社互动新机制，将社工委层面的“社情民意联系日”下沉到社区，实现民意反馈零距离，社区居民就公共交通、民政事业、环境保护、教育医疗、治安管理等众多民生问题提出了数百条意见和建议。社区还招募了“社情民意志愿者”，协助开展活动、整理民意。

（二）“触爱行动联盟协会”彰显三社联动活力

社区治理要有效整合社会资源。湖西搭建了与企事业单位资源共享、活动共办、文明共创、党建共商的社区建设平台，凝聚社会各方的智慧和力量。“触爱行动联盟协会”是湖西社区社会组织的典型，也是三社联动的良好注脚。2009年湖西正式启动以“志愿、奉献、感恩、分享”为核心的触爱行动，2011年“触爱行动联盟协会”注册，协会至今已有自然人会员8 800余名，企业法人会员160家，社团法人会员47家，他们用爱用心和资源支持公益。专为空巢老人解决吃饭问题的“爱心餐厅联盟”是触爱行动的品牌活动之一。几年前，湖西与江南邻里中心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联手推出“爱心卡”，社区老人凭卡半价就餐。如今所有“爱心餐厅联盟”成员单位均由湖西社区党委统一授牌，并与社区签订爱心承诺书，为居民提供优质餐饮服务。目前，17家餐饮企业纷纷加入，向老年居民推出爱心就餐卡近三千张。

（三）“特色单位文化”凝聚三社联动力量

湖西始终坚持把单位文化理念与创新社区管理融为一体，把培育“包容、参与、互助、共享”的社区精神作为重要目标，以文化引导人、鼓舞人、凝聚人，在社工中培育奋发向上、爱岗敬业、自我提升的价值体系。

丰富生活，广泛开展文化体育活动。为使社工真正感受到平凡岗位不平凡、普通工作不普通，社工委大力改善工作环境，开展社工素质教育工程，鼓励社工走进图书室、踏上文化广场、参与全民健身，结合“三八”“五一”、春节等节日组织文艺活动，丰富业余生活，提升艺术修养。

加强宣传，多方渠道展示社工风采。社工委重视对外宣传，充分展示社区建设成果和社工风采。两年来，《社区工作建议与思考》《社区工作者述职报告》《金鸡湖西望》等专刊展示了湖西社工们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刊物多次得到园区领导的肯定和批示，成为展示湖西风采的一扇窗口。

创造条件，鼓励社工不断提升自我。湖西社工委采取多种形式帮助社工不断提高业务能力和文化素养。订阅书刊，供社工学习；出台奖励政策，鼓励社工参加社会工作师职业水平考试；引导社工加强调研，向专业刊物投稿；组织各种征文、摄影、书法、绘画、演讲比赛等。

三、湖西社区三社联动治理模式的经验与启示

（一）以社工委为主体，构建协作治理网络

园区中新合作区实行以社区工作委员会为基层行政组织的社区管理体制，其总体架构是：在园区工委、管委会的领导下，设立社区建设指导委员会作为社区建设的决策协调机构；社工委主要负责管理社会事务、引导社区自治、推进社区党建、开展精神文明建设等工作；社区工作站作为社工委的服务窗口提供政务服务，搜集社情民意、培育社会组织、发展义工队伍，每个工作站辐射4～6个社区，与社区居委会在经费、人员上不发生任何交叉；社区居委会内部不设工作站、不办理具体政务，集中精力组织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与业主委员会、物业公司构成社区的“三驾马车”。

（二）以品牌文化为内涵，构建合力凝聚网络

从单纯强调载体保障转向培育公共价值观，是社区从外延拓展走向内涵建设的重要标志。2009年湖西启动触爱行动，用爱的力量创新社区管理手段、拓展居民自治途径，通过引导各社区构建以社区理念、社区标识、社区刊物、社区之歌等为内涵的特色品牌，形成了包容、参与、互助、共享的社区氛围，显著增强了居民的归属感，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新华社等媒体进行了深入报道。2010年触爱行动的理念和做法在中新合作区全面推广。

（三）以社会组织为依托，构建居民自治网络

中新合作区3个社工委、43个社区成立各类社会组织近500个，成员总数16 000人。湖西社区拥有各具特色的志愿者服务团队47个，在册志愿者8 800多人，爱心成员单位159家。湖西社区以社会组织为载体，以项目化运作为形式，使社区居民从社区治理的旁观者转变为参与者。湖西社区居民自愿组织建立的“草根”组织近50个，保障孩子上下学的“护苗队”、为精神病人定期送医买药的“博士汽车志愿者队伍”、缓解老年居民吃饭难的“爱心餐厅联盟”、为延伸社区公共服务建立的“触爱行动网站”等等，让社区群众体验着社区治理主人翁的角色。

（四）以社企联动为抓手，构建资源共享网络

园区摒弃对社区建设大包大揽的做法，通过搭建企业与社区资源共享、合作共赢的平台，推动企业、社区、社区社会组织之间形成“金相邻、好伙伴、共成长”的互动关系。100余家大型企业成立了“企业社会责任联盟”，与社区结成长期共建关系；300余家中小规模商户成立了“爱心商家联盟”，以折扣让利消费、平价放心餐饮等方式回馈社区，获得良好反响。2013年湖西推出“社企1+1”结对活动，进一步增强社企互动，营造社企之间优势资源共享、公益服务共办、文化繁荣共推、生态环保共抓、社会文明共创、美好家园共建的良好氛围。例如联建科技（中国）有限公司与新加社区组建的“联新文化艺术团”开展了丰富的活动，增加了社区活力；熙岸社区和日科能高电子（苏州）有限公司结对共建，围绕“低碳环保、帮困助残、志愿奉献、文化体育”为主题开展系列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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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社区警务 警民关系 警力配合

作者简介：张颖超，山东政法学院。

社区警务是目前世界警务改革的主要方向，是目前社区安全治理的一个关键方面，同时也是一项以“预防为主，防控结合”为宗旨的警务化战略目标。我国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引进了社区警务制度，并逐步加以推广。当今我国的社会治安形势严峻，社区警务战略作为我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一项重要举措，其应用势在必行。但目前社区警务制度的实施仍然存在不少问题，需要我们进行探讨，并找出对策，以推进我国的社区警务制度的创新与改革。

一、目前我国社区警务制度的现状

社区警务是以社区警察为专门力量，以社区公众为依靠力量，以密切警民关系、改善治安状况、预防和制止犯罪为基本目标的全新警务战略。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中国警察学界开始引入这一概念，后来，社区警务制度逐步在全国得到广泛推广，反响较为强烈。但我国目前的社区警务发展仍然尚处于初级阶段，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阻碍着社区警务制度的实施，如有些地方受传统思维定势的影响，缺乏改革创新的精神。这些问题，不仅影响到了社区警务战略的实施，而且已经影响到了社区警务作用的高效发挥。当前，我国社区警务所面临的问题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社区警务制度的认识存在误区

社区即“区域性的社会”，是指“人们能感觉到的具体化了的社会”。一般来说，社区包括地域、人口、区位、结构和社会心理这五个要素。而社区警务作为社区与警务的合理融合，是警察等国家暴力机构依托社区等基层单位，实现警察与社区单位、社区民众的有机结合，共同维护社区治安，共同发现和解决社区的治安问题和其他各类潜藏的安全隐患问题的有效举措。但是在人们的普遍观念中认为，警察的主要职责是打击和控制犯罪，而设立社区警务的目的也仅仅是警察为控制犯罪的需要。这种认识有它的合理性，但其理解也过于狭隘。对于社区群众，甚至于社区民警来讲，为什么要搞社区警务，社区警务与传统警务有什么区别等问题认识都不够充分。设立社区警务的目的不只在于控制犯罪，它是为了保障整个社会的和平与安宁，对社区警务的理解不能过于微观与狭隘，不能简单地从功能上认为实施社区警务单单只是以预防犯罪为目的。此外，社区警务不仅仅是公安机关的工作，它需要全社会的协力配合。

（二）警民关系不够融洽，缺乏沟通

社区警务是扎根于社区，依赖社区群众搞好社会治安问题和其他问题。但在实践中，社区警民关系不够融洽，群众工作的开展有待提升。第一，有些社区民警思想认识上存在错误，总有一种官本位的思想，以官自居，高高在上，不认真对待群众遇到的问题，官僚作风严重，为群众办事还要要求请客送礼，给群众留下了不好的印象，严重影响人民警察的形象。第二，从目前我国的社区警务工作开展的形式来看，被派驻社区的民警有一部分工作能力和工作方法有待提高。由于缺乏经验或者其他原因，导致缺乏和群众互动和协作的能力。社区民警首先应当具备警察的专业技能，并且还必须具备社区工作者的能力，必须同时具备这两个方面的素质。除此之外，受学历水平等的限制，有些民警的法制观念仍然淡薄，依法行政的水平较低，不能很好地、及时地解决群众问题，导致矛盾越积越大。

（三）警力配置不尽合理

社区警务是深入到基层的社区治安治理措施，基层社区的工作量大，工作任务繁重，需要较多的社区民警，而我国目前的状况是一些地区的警力配置不尽合理，有些地方出现“一区一警”的状况，一个社区只有一名社区警察，这直接导致社区民警的工作压力过大。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过度繁重的任务只会导致工作效率的降低，而且加之有些基层工作环境较差，社区民警工资待遇较低，保障体制不完善，从而也严重影响社区民警的工作积极性。我们应该适度增加社区民警的数量，合理配置警力。

二、西方社区警务制度发展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由于社会环境不同、法律制度不同，社会治安反应的特点不同，因而，各国在社会治安治理上的管理理念与运作方式等方面存在着异同，西方社区警务的运作方式则异彩纷呈。西方国家经历了四次警务革命，警务改革从“预防为主”到“打击犯罪”再到“回归重视群众的作用”，西方国家在社区警务建设方面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有许多值得我们借鉴学习的地方，我们要充分利用好这些资源，以促进我国社区警务制度的创新与改革。

（一）注重依靠发挥群众力量

澳洲的邻里联防制度值得我们借鉴。典型如澳大利亚，警方开展犯罪预防工作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开展邻里联防制度。首先，先由警察或警务人员负责划分邻里联防的范围，召开小区及村庄居民会议，分配每名警察人员的责任区域，同时选举出相应的居民代表，向他们发放预防犯罪单页等；其次，加强安全和防范工作布置，将贵重物品悉数登记，并做好物主标记；最后，广泛发动群众，鼓励其积极举报犯罪分子，增加犯罪发现率，从而通过邻里联防制度充分发动群众的力量来有效预防犯罪。除此之外，与此相类似的还有美国警务改革中的邻里守望制度，日本警务改革中的交番与驻在所制度，以及新加坡的社区安全与治安计划等，这些制度都在一定程度上做到了警民结合，增强了警民之间的信任与交流，发挥了居民群众对维护社区治安的积极作用。因此，在今后的社区警务改革进程中，必须注重依靠大众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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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范围内深入开展“除陋习、树新风”集中治理“三乱”乱吐”随地吐痰、吐口香糖；乱扔”随地乱扔果皮、纸屑、烟头等垃圾；乱倒”随意倾倒、堆放垃圾、污水、建渣）活动，结合今年市城乡环境综合治理进社区“六个一”活动全面提升阶段工作。通过制定居民文明公约，积极引导社区居民树立良好的文明意识，自觉革除各种不文明行为和不良陋习，维护公共环境卫生，提升社会文明程度，使文明新风在社区内常态化，构建优美、宜居、和谐的社区环境。

二、工作内容

（一）广泛宣传

充分利用居务公开栏、社区阅览室、宣传画廊、文化站（室）、社区课堂、社区广场、社区小报等社区工作平台，大力宣传“除陋习、树新风”集中治理“三乱”工作，积极倡导良好的生活习俗和文明的行为方式，广泛开展治理“三乱”宣传活动。要做到工作有声势、有动作、有效果，使省委、省政府城乡环境综合治理的决策部署家喻户晓、人人皆知。

（二）文明劝导

要向社区居民宣传普及文明卫生常识、文明礼仪知识，引导人们自觉遵守礼仪规范；要发挥社区干部、离退休老同志、中小学生、社区志愿者的积极性，引导他们带头参与宣传环保、清洁环境，绿化庭院、美化楼道等各种公益活动，以自身行动倡导文明行为；要建立“文明劝导员”队伍，劝导社区居民增强自律意识、环保意识，根除“三乱”等不文明行为，共同创造整洁优美的社区环境。

（三）志愿者服务

要广泛开展以广大社区居民为主体，形式多样、内容丰富，以治理“三乱”为主题的志愿活动；充分发挥好“六个一”活动中“一支志愿者服务队伍”的作用，带动社区居民参加对楼院、楼道和自家庭院“三乱”集中治理活动；建立起“日巡查、周劝导、月清洁”的社区“除陋习、树新风”集中治理“三乱”的志愿者服务机制。

（四）制定《社区居民文明公约》

要指导社区通过召开社区居民会议或居民代表会议的方式，建立健全《社区居民文明公约》，《社区居民文明公约》要以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监督为原则，以“除陋习、树新风”集中治理“三乱”为主要内容，以提高社区居民道德修养、文明意识为目的。

（五）共驻共建

各地要结合城乡环境综合治理相关标准内容和本地实际，开展文明小区评选活动；要与驻社区单位、业主等签订“门前双五包”责任书，要求驻社区单位和业主承诺搞好门前卫生、秩序、绿化、立面、文明，共同参与治理“三乱”活动。

三、工作步骤

从6月20日至9月20日，集中开展社区“除陋习、树新风”集中治理“三乱”活动。

（一）宣传引导阶段（6月20日至7月20日）。各级民政部门要通过召开会议、下发文件、举办培训班等方式，迅速部署“除陋习、树新风”集中治理“三乱”工作。社区要在现有的基础上，明确集中治理“三乱”工作的目标、任务，开展文明礼仪培训教育活动、建立志愿者队伍和文明劝导员队伍，通过各种形式宣传集中治理“三乱”工作。

（二）集中治理阶段（7月20日至8月20日）。在持续抓好宣传引导的同时，组织社区居民开展“三乱”集中治理活动，既要充分发挥社区专职保洁员的作用，又要充分发挥志愿者作用，做好文明劝导等志愿者服务。指导社区制订“除陋习、树新风”居民文明公约，开展各种形式的评比活动，使社区实现文明活动有成效，卫生保洁无死角。

（三）巩固提高阶段（8月20日至9月20日）。持续抓好宣传和集中治理工作，组织督导督查。总结全市社区在“除陋习、树新风”集中治理“三乱”工作中的先进经验并进行推广，推进城乡环境综合治理进社区工作常态化、制度化，以优美环境、文明小区，迎接国庆。

四、工作要求

（一）提高认识。各级民政部门要将“除陋习、树新风”集中治理“三乱”活动，作为全面提升城乡环境综合治理进社区活动的重要内容，切实履行工作职责，积极协调、配合各相关职能部门开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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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落实企业的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和各村（公司）、社区及有关部门的安全生产监管责任，全面排查治理事故隐患，有效遏制事故多发的势头，防范较大事故的发生，促进我街道安全生产状况进一步稳定好转。

二、指导思想

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和安全发展的理念，牢固树立“隐患就是事故，消除隐患就是保护生命”的观念，深入开展以“生命工程”为载体的专项治理行动，着力深化和推进隐患排查治理各项工作；强化安全生产责任意识，落实各项工作措施，着力整治各类事故隐患，为我街道经济“保增长、抓转型、重民生、促稳定”提供良好的安全保障。

三、排查治理对象

深化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的对象和范围主要是：危化品、烟花爆竹、机械制造、建筑施工、冷冻制冰等工矿企业；道路交通、水上交通等交通运输企业和设施；旅游单位；医院、学校、人员密集场所、“三合一”场所、出租房以及其他有关行业和领域。

四、工作分工

在街道办事处的统一领导下，各村（公司）、社区，各办，各有关部门分工负责，密切配合，认真组织实施“安全生产年”深化隐患排查治理活动。

（一）化工、烟花爆竹等行业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工作由安监中队牵头组织实施。

（二）机械制造、冷冻制冰和有限空间作业等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工作由经济发展办牵头组织实施。

（三）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工作由*派出所和开发区治安大队牵头组织实施。

（四）水上交通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工作由城建城管办牵头组织实施。

（五）印刷行业、娱乐场所、网吧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工作由社会事业办牵头组织实施。

（六）建筑施工领域、室外广告隐患排查治理工作由城建城管办牵头组织实施。

（七）旅游行业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工作由经济发展办牵头组织实施。

（八）学校、医院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工作由社会事业办牵头组织实施。

（九）特种设备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工作由城区质量所牵头组织实施。

（十）宗教活动场所、庙宇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工作由宣传统战办牵头组织实施。

（十一）人员密集场所、“三合一”场所、出租房消防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工作由*派出所和开发区治安大队牵头组织实施

五、工作内容

（一）进一步落实隐患排查治理主体责任

生产经营单位是隐患排查治理和事故防控的责任主体，必须认真组织开展隐患排查治理，消除事故隐患，确保生产安全。

1、各生产经营单位要成立由主要负责人领导的隐患排查治理专门机构，制定活动方案，动员全体员工，深入开展隐患排查工作；组织专业人员全面排点部门、重点环节和重点岗位存在的安全隐患；加大对本单位重点部位日常巡查的力度，确保做到动态管理。

2、各生产经营单位要将隐患治理作为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的一项重要内容，纳入生产经营活动的日常管理，要按照《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暂行规定》（国家安监总局令第16号）的要求，落实从主要负责人到每个从业人员的隐患排查治理责任，建立健全隐患排查治理制度和重大事故隐患报告制度。

3、各生产经营单位要依法加大对安全生产的投入，拨出专项资金用于开展隐患排查和整改工作，并确保资金落实到位，对排查出来的隐患要立即进行监控和整改。对一般隐患应做到立即整改；对重大隐患，由主要负责人组织制定并实施事故隐患治理方案。

4、各生产经营单位应当每季对本单位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进行统计分析，并于下一季度3日前向街道安监中队和有关部门报送书面统计分析表。对重大事故隐患，一经发现，必须立即上报至街道安监中队和主管部门。

（二）进一步落实隐患排查治理监管责任

各村（公司）、社区，各办，各相关部门是隐患排查治理的监督指导主体。在街道办事处的统一领导下，各村（公司）、社区，各办，各相关部门分工负责，密切配合，切实组织、监督、指导隐患排查治理工作。

1、街道办事处已明确将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列入2009年安全生产责任制考核的内容，各村（公司）、社区，各有关部门要结合责任制考核工作，认真查找安全监管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薄弱环节，并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认真整改，切实提高安全生产监管水平；要及时加强沟通和联系，积极开展工矿企业安全生产风险评估分级工作，建立和完善“五个一”为主要内容的基层安全管理体系；同时，要将隐患排查治理作为安全生产责任制考核的一项重要内容，组织明查暗访，严格考核奖惩，确保各项措施落到实处。

2、各村（公司）、社区，各有关部门应根据工作实际，成立相应的组织机构，负责深化隐患排查治理的领导、协调、信息报送、数据统计等相关工作。要进一步强化政府及相关部门行政首长负责制，建立健全隐患排查治理机制，明确职责分工，狠抓工作落实；要定期召开会议，协调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齐抓共管、攻坚克难、形成合力。

3、各村（公司）、社区，各办，各有关部门要严格落实事故处理责任追究制度，加强对事故责任人和责任单位处理决定落实情况的检查，建立健全事故调查和责任人处理落实情况档案，督促有关部门做好事故调查和责任人处理落实情况的收集归档工作。

（三）进一步加大隐患整改督办力度

要督促生产经营单位立即整改一般隐患；对重大隐患应发出整改通知书，督促生产经营单位做到治理目标、治理经费、治理机构、治理时间、安全措施“五落实”，加强对隐患整改的过程监管，实行跟踪问效、问责，并根据情况责令企业全部或局部停产进行整改；对整改无望、拒不整改或逾期未能按要求完成整改的生产经营单位，要依法实施行政处罚；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提请区人民政府依法予以关闭。要加强对未建立隐患排查治理制度、未按规定上报隐患排查治理统计分析表以及未制定隐患治理方案生产经营单位的督促检查，检查发现存在重大隐患的，要依法给予处理。

各村（公司）、社区，各办，各有关部门要建立完善生产经营单位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台账，记录每个生产经营单位开展隐患排查治理、重大隐患“五落实”和整改销号情况；完善对生产经营单位监督检查、行政处罚等台帐建设。各村（公司）、社区要建立公共设施事故隐患档案，并按照“五落实”的要求，加大投入，督促相关主管部门落实隐患治理工作。

（四）进一步加大打“三非”、反“三违”工作力度

各村（公司）、社区，各办，各有关部门要按照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的要求，组织相关部门积极开展联合执法，严厉查处非法建设、非法生产、非法经营的“三非”行为，对发现的“三非”行为，必须立即取缔，并依法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要督促和引导企业开展纠正违章操作、违章指挥、违反劳动纪律的“三违”现象，消除事故隐患滋生根源。对存在“三违”行为的生产经营单位，必须立即责令其整改，并依法进行处罚。

（五）进一步完善隐患排查治理长效机制

各村（公司）、社区，各办，各有关部门要以深化隐患排查治理工作为契机，认真总结工作经验，探索建立隐患排查治理长效机制，实现隐患排查治理制度化、经常化；要督促生产经营单位建立健全隐患排查治理制度，既要治标，着力解决当前安全生产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更要注重治本，完善安全措施，强化制度建设，建立安全生产的长效机制，坚决防止产生新的事故隐患；要健全和完善隐患排查治理认定、验收标准，建立隐患登记和销号制度，健全完善隐患排查治理数据库，对隐患分布和治理情况进行登记建档，确保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得到深化、取得实效。

六、实施步骤

（一）动员部署阶段（2009年4月上旬前）。在去年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年”的基础上，各村（公司）、社区，各办，各有关部门要对深化隐患排查治理工作进行再动员、再部署、再排查、再治理。各牵头单位要制订本行业（领域）深化隐患排查治理工作的具体指导意见。各村（公司）、社区要按照街道办事处的部署和要求，结合本地实际，研究制订工作方案，落实隐患排查治理措施。各牵头单位制订的指导意见、各村（公司）、社区深化隐患排查治理工作方案请于4月10日前报街道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二）全面实施阶段(2009年4月中旬至10月底)。各生产经营单位要组织本单位进行隐患排查。各村（公司）、社区，各办，各有关部门要组织、督促、指导各生产经营单位进行全面排查，重点排查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情况、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建立和落实情况、安全管理机构和人员落实情况、安全设施设备运行情况、安全投入情况、安全教育培训情况、应急预案制订及演练情况等。通过排查，建立完善隐患排查治理台账，并对安全隐患进行认定、分类、梳理和建档。

在全面排查的基础上，各有关单位应按照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安全隐患坚持边查边改，对能立即整改的，要及时予以整改；对一时难以整改的，要排出整治计划，落实整治资金和整治责任，限期整改，并制订应急预案，加强隐患监控，严防各类安全生产事故的发生。各村（公司）、社区，各办，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对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工作的监督检查，充分运用经济、行政和法律手段，加大行政执法力度，严肃查处隐患排查整改不力或拒不整改的单位。对存在重大隐患的单位，要实行分级挂牌督办，加大整改力度，并向社会公开，接受群众监督。

（三）督查验收阶段（2009年11月至12月）。各村（公司）、社区，各办，各有关部门应组织由安全监管和其他有关部门参加的督查组，对本行政区域内深化隐患排查治理工作情况进行督促检查，主要内容包括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情况、企业安全生产投入和隐患治理资金落实情况、隐患排查治理和应急措施制订情况、已发生的事故按照“四不放过”的原则处理情况等。请各村（公司）、社区，各办，各有关部门于11月10日前将督查情况报街道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街道安委会将组织有关部门参加的联合督查组，对各地开展深化隐患排查治理工作情况进行督查，并将督查结果予以通报。

七、工作措施

（一）加强领导，落实责任。为加强对深化隐患排查治理工作的领导，街道办事处成立办事处主任任组长的*街道“安全生产年”深化隐患排查治理活动领导小组（具体名单附后）。各村（公司）、社区，相关部门也要成立相应组织领导机构，主要领导要亲自过问，分管领导要精心组织，及时研究和解决隐患排查治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要根据活动的总体目标和活动内容，按照职责分工，把深化隐患排查治理的每一项工作落实到每个人，确保工作任务落到实处。

（二）突出重点，全面排查。各村（公司）、社区，各办，各相关部门要结合本地、本部门实际，切实加强对重点行业（领域）重大事故隐患的整治，集中攻坚整改，着力解决一批老大难问题，严密防范重特大事故的发生，切实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各办公室要加强同上级部门的沟通，真正落实安全生产责任，要把深化隐患排查治理与日常安全监管和专项整治结合起来，强化行政许可，严格依法监管，严把安全生产准入门槛。要把深化隐患排查治理与建立和完善以“五个一”为主要内容的安全生产基层基础工作结合起来，夯实镇街道、村居两级安全管理基础。要把深化隐患排查治理与落实安全生产治本之策结合起来，大力推进安全生产标准化活动，积极推行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评估分级分类管理，切实改善安全生产基础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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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镇200*年普法依法治理工作在镇党委统一领导下，认真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围绕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开展各项工作，为构建平安和谐先市营造了良好的法制环境。现将今年以来我的学法用法情况报告如下：

   一、加强领导，健全制度，确保依法治镇工作顺利进行。 一是调整充实了真法建办成员，完善了矛盾调处中心建设，制定和健全了矛盾纠纷排岔调处制、党委中心组学习学法制度、干部职工学习学法制度、普法依法治理工作宣传教育和普法依法治理工作责任制度等。二是年初根据工作实际，及时制定了《法制宣传教育和普法依法治理工作意见》，10月份又研究制定了《全民法制宣传教育的第五个五年规划》，使学法用法工作有安排，有措施，做到了有条不紊地进行。 三是落实责任，明确目标。年初与各村（社区）各单位签订目标责任书落实责任，政府机关各办所及职能部门制定出依法行政、公正执法、争创平安办所计划，并通过验收合格。

   二、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切实开展形势多样的宣传活动。 一是推广“四五”普法工作中全民学法的经验，召开现场推广会，把后坝、庙高村的经验予以推广。二是及时表彰在普法依法治理工作涌现的先进单位和个人，有4个村（社区）单位和6个个人获得表彰。三是充分利用三月法制宣传月、 “6.26”禁毒日、“12.4”法治宣传日、流行性传染病防治等重要日期开展多种形式的法制宣传教育。据不完全统计，宣传活动中散发宣传资料2万多份，上街设点咨询4次，接受群众咨询80多次，有力地宣传了法律法规和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四是认真搞好青少年学生的法制教育，落实了师资、教材、课时、计划，并组织法制副校长、 关工委负责人等到校上法制课4次，使3000多学生普遍接受到了法制林剑教育。五是组织开展了“一日助贫”和向受灾户送温暖活动，机关职工、村社区干部、单位职工等140多人次参与，捐款捐物折合人民币8000多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