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路径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社会治理路径，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一、警务的概念

警务，英文为“Policing”，一般指警察行为。“警务”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的解释为：“警察在维护社会治安方面的事务。”英文中“Police”可以作为名词或动词使用。在它作动词时，意为警察行为，如警察控制、维护等。“Policing”则指全部警察行为的总和，译为警察工作。中国台湾地区常译为“警政”，而大陆则习惯译为“警务”。我们把有关中外警察履行治安行政管理和刑事司法职能之全部职务活动，也就是中国俗称的“警察（公安）业务工作”，称为“警务”。【1】

（一）传统意义上的警务概念及其局限性

英国警学专家约翰?安德逊在《自由警务论》中对“警务”概念做了狭义与广义之分。他认为：“狭义警务即指警察队伍所干的事情；而广义警务则指由社会各个部门所实施的打击犯罪、维护治安的行为。”国内学者认为：狭义的警务指警察实施的行为，广义的警务指全社会实施的维护治安、打击犯罪的行为。 【2】

传统意义上的警务即为狭义上的警务，认为警务即为警察行为的总和。这种观点单纯从行为的主体出发去定义“警务”的概念，即一行为是否为警务仅仅只是看其是否为警察的行为。显然，这种观念有明显的局限性。当人们为了寻求安全的社会环境而组成国家授予政府权力后，政府所实施的一切维护社会秩序的行为都是现代意义上的“警务”。而警察则产生于人类进入工业时代以后，所以，现代意义上“警务”的产生先于现代意义上的警察。

传统意义上的狭义警务的定义仅仅从主体出发，尤其明显的局限性。传统意义上广义警务的定义虽然突出了警务的目的功能，但也没有完全脱离以主体为标准。从警务产生的渊源不难看出，警务是维护社会秩序、满足人类安全需求这一功能性目的产物。所以，对警务的定义应以其功能性目的为标准。在《美国警务热点问题研究》一书中，警务概念被解释为一系列的功能和服务，既包括传统的执法反应，如刑事调查、逮捕，也包括旨在改善社区整体生活质量的预防犯罪活动。【3】

（二）多元警务兴起背景下的警务概念

多元警务是指多种主体共同参与的维护公共安全和公共秩序的工作。多元警务的兴起是社会经济不断发展进步的产物，是现代社会警务工作进化的趋势。多元警务的兴起有其时代必然性：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国与国之间的经济社会联系日益紧密，科技的发展和文化的交融使得世界范围内地理上的界限不再是难以逾越的鸿沟。而信息时代的来临使得社会分工也日趋精细科学，社会各部门之间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协作、协同日益成为整个社会前进的推动力。在这样的背景下，多元化的社会对于安全的需求也不再有单一的标准。

多元警务兴起背景下警务概念该如何定义，国内学者郭太生教授对国外有关警务的概念进行了归纳，指出，警务是广义的、分层次的：第一是作为法律规范过程的警务；第二是作为警察工作的警务；第三是作为以提供安全、维护秩序、控制社会、维护和平、预防犯罪为核心的警务；第四是作为提供安全的警务；第五是作为治理的警务。【4】可以看出，多元警务下警务应该是一个综合体的概念。它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从主体层面界定的警务概念，而是为全社会提供安全服务、供给秩序产品的一切行为的综合体。

与传统的警务概念不同呢，多元警务兴起背景下警务概念，更多的着眼于对社会安全需求的供给上。它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某一特定主体的行为，而是为了满足社会多元化安全需求这一目的，多个主体所实施的行为的总和。简而言之，在多元化警务兴起的背景下，我们应从提供安全和秩序服务这一功能性目的出发去定义警务的概念。即多元化警务兴起背景下警务的概念是一个功能导向性的概念，它所具有的新的要素即为新的时代背景下人们对于多元化警务的需求。

二、多元警务兴起背景下社会治安治理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多元警务的兴起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甚至于普通人通过各种信息传播渠道都可以了解到社区警务、微博警务等相对专业化的名词。多元警务是适应社会发展需求的产物，警务发展的趋势和潮流。历史大的发展方向是不可逆的，那么我们就有必要分析研究在多元化警务兴起的背景下社会治安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一）多元警务兴起的社会环境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爆炸性发展，信息时代的魅力愈加彰显无遗。上世纪末我们还沉浸于互联网科技所带来的信息交流的便利中，感叹于科技对生活的改变、对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短短十年之后，移动互联网已然快要取代传统互联网生态，全方位的渗透和影响着我们的日常生活。在这样一个变革迅速的时代，人们对于安全的需求是亘古不变的，只是在形式上有了新的要求，多元警务便在新的社会环境下应时而生。

1.社会组织结构的变化。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组织结构总的变化趋势是一元化转向多元化、由集中型变为松散型。改革开放以前，个人食物的供给、住房教育资源的分配、医疗服务的提供等等，都依赖于个人所依附集体的提供。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个人开始有能力拜托集体的束缚，创造出更多的物质财富。少数人的成功范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尝试脱离集体，投入市场经济的大潮之中，随之而来的就是各种社会组织结构的变革。在此过程中，市场作为资源分配的基础起到了主要作用，但是政府在宏观调控上的作用也不容忽视。譬如九十年代的国企改革，很多巨无霸量级的国企进行了破产重组或者是私有化改革，很多人脱离了原集体组成了市场经济下的新的细胞。社会组织结构也日益呈多元化发展。

2.人口组成分布的变化。人口组成上的主要特点是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增加，人口分布上的主要特点是人口流动性极大。长期坚持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使中国在过去三十年少出生四亿人，也使中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严重。改革开放后的三十年来，中华大地上出现了历史上任何一次人口大迁徙都不能与之相比的巨大的人口流动。东南沿海的率先开放吸引了很多劳动密集型产业入驻，随之而来的是大批的中西部务工人群。这些远道而来的务工者在为社会创造财富的同时也改善了自己家庭的生活，直到现在我们依然要感谢他们对中国经济起飞所做出的贡献。务工潮的出现是的现阶段中国人口的特点之一就是流动性极大，过去政府对于人口流动强大的控制力已不复存在。

3.国退民进，政府控制力的下降。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实行严格的计划经济，企业基本都是全民所有制或集体所有制，其中全民所有制占绝对主导地位。改革开放以来，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国有经济实行战略性调整，国有经济比重显著降低。所以说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国退民进是大趋势。国进民退所带来的影响之一就是政府的控制力的下降。计划经济时期政府直接控制着全社会的生产生活的安排，通过各种供给制度严格限制着个人的活动范围。市场经济环境下政府应该回归于它的角色，而不是过度参与到经济活动之中，以及对于公民活动的控制。

（二）社会治安治理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多元化警务是适应新的社会环境产生的，产生的因素包括社会环境的复杂化、人们对于安全需求的多元化等等。社会的大变革预示着政府提供的单一化警务服务已不能满足社会的全部需求，社会治安治理的主体不能再仅限于警察等公务人员，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到水治安维护的时机已经到来。多元化警务兴起的背景下，社会治安治理面临着与以往不同的局面。总的来说，机遇与挑战并存。

1.社会参与度增加，综合管理的难度加大。多元警务背景下突出的特点是社会力量参与到社会治安治理的广度和深度都大幅度提高。社会力量的参与，在维护社会治安之一大的功能性目的导向下有很多益处。但我们不能忽视一个问题：如果社会力量在参与维护社会治安的过程中侵犯了其他公民或法人的合法利益，该怎么处理？当然，在民法通则和刑法上，可以援引诸如“紧急避险”等理论进行解决。但在预防为主的理念下，我们该如何防范这种情况的发生呢？只有规范对相关社会力量参与到社会治安治理的管理。譬如近几年社会上兴起的私家侦探。不可否认，在诉讼爆炸的今天，私家侦探在帮助公民搜集证据、赢得诉讼上相对于公权力部门有很大的便利。但在这个过程中，往往又会发生侵犯公民隐私权等违法问题。规范对相关社会力量的管理，引导其依法参与到社会治安治理，才能最大程度避免其负面的影响。

2.多元警务下社会参与主体的合法性问题。在多元警务背景下，社会参与度增加，维护社会治安的主体随之多元化，主体的合法性问题就产生了。在公职人员作为单一主体维护社会治安时，其具有法律法规所赋予的相关职权，主体的合法性问题无需探讨。但是在多元警务背景下，参与维护社会治安治理的主体不再是单一的警察等公职人员，那么其他主体在行使相关权利时的合法性就使人产生质疑了。

以保安服务行业为例。保安服务业在当下发展十分迅猛，每个人的日常生活都或多或少的与保安有接触。但是我国当前并没有专门的保安法，只有国务院颁布的作为行政法规的额《保安服务管理条例》，对保安法律定位的缺失导致了一系列的问题。例如根据《保安服务管理条例》第二十九条的规定：保安员应当及时制止发生在服务区域内的违法犯罪行为，对制止无效的违法犯罪行为应当立即报警，同时采取措施保护现场。但同样是上述条例带三十条规定：保安员不得限制他人人身自由、搜查他人身体或者侮辱、殴打他人。也就是说，保安在制止违法犯罪行为时，他在法律上并没有特殊的主体地位，他是作为一个普通公民在从事维护社会治安秩序的工作。在发生纠纷时，他不能援引法律条文中适用于特殊主体的相关条文维护自身的权益。这显然是不合理的，解决这个问题只有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构建合理的规章制度，保障参与到社会治安治理中的相关社会力量的权益。

三、现有警务模式及社会治安治理路径的创新

（一）现有警务模式

1.国内关于警务模式的提法很多，但主要以警察为核心，围绕“警察到底是什么”“警察该干什么”“警察该怎么干”等问题进行研究，即以警察工作为导向来定义警务模式。概括起来主要包括以下几种说法：以警务活动的领域为标准分为社区警务模式、微博警务模式、单位警务模式；以警务手段定义为标准分为情报主导警务模式、电子警务模式、信息警务模式；以警务理念界定为标准分为民生警务模式、合作警务模式、赞同式警务模式。近年来也有学者提出，警务模式是具体的行为方式与内在附着的警务理念与目标动机的统一体。

2.国外关于警务模式这一概念，都以“policing”所囊括。国外学者的研究中，按照主体划分的警务模式包括：

（1）公共警务，即“public policing”。公共警务以警察为主体，以法律为依据行使权力，其工作范围是维护公共安全与公共秩序，具有较强的国家意志性和强制性。它主要通过解决争端、管制交通、打击犯罪以及承担一系列其他任务发挥作用，参与社会管理的方式主要体现为控制。

（2）私人警务，即“private policing”。一般认为，私人警务以除警察之外的警务机构为主体，如保安、社区援助官，以法规或警察的授权为行使权力的依据，以参与社会管理的方式提供安全服务及进行安全防范，其工作范围是特定安全与秩序的维护，主要通过巡逻监视、报警和监控来发挥作用。鲍登认为，“在英国，私人警务形成了公共警务本身的最初核心”。莱斯?约翰斯顿则认为，现代警务从来就没有被公共部门所垄断，并且在结构剧烈转变的时候，公共警务与私人警务之间的平衡也许要重新考虑。所以，“任何对于当代警务工作的严谨分析研究都应该集中在整体的多样性之上”。

（3）混合警务，即“hybrid policing”。胡根布姆认为，混合警务包括刑事司法系统之外的不同社会控制机构之间各种形式的合作（1991）。莱斯?约翰斯顿认为，混合警务“由部门身份不清的组织承担”，如保卫市政安全或单方街头巡逻的不宣誓、穿制服的人员团体。其中有两种形式尤其重要：一是在公共和私人两大领域均有立足点的某些组织机构，比如提供调查服务的公共机构（如邮政调查处）；二是有些公共警务组织的“公共性”可以不受它们在“公共场所”进行常规部署的影响（如原子能机构警察局是法定的公共警察机构，然而它们对之负责的公众是狭义的）。【5】

（4）自我警务，即“self policing”。莱斯?约翰斯顿认为，自我警务是个人和团体在政府没有认可和支持的情况下参与的治安维持活动，是一种“公民自治”的体现。虽然难以提供具体数字证明，但还是有理由相信居民自己组织的维持治安活动日渐重要。这种警务容易走向极端，有可能危及普通公民的人身财产安全，但如果加以合理引导也可以承担一些基础性的治安维持工作。

（二）社会治安治理路径的创新

建国以来，我国社会治安治理经过几十年的摸索和经验的积累，逐渐形成了自己富有特色的工作方针和指导原则。我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方针是：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公安司法机关的职能作用，广泛组织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协调一致、齐抓共管，依靠广大人民群众，运用政治的、经济的、行政的、法律的、文化的、教育的多种手段，预防和打击违法犯罪人员，逐步限制、消除产生违法犯罪的土壤和条件，建立良好的稳定的社会秩序，保障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保护人民安居乐业，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原则是：打防并举，标本兼治，重在治本；谁主管，谁负责；属地管理。【6】

我国现有的社会治安治理的指导方针和原则是经过长时间经验教训的积累总结出来的，无疑是适合我国国情的合理的理论。但是信息时代下社会经济的发展日新月异，我们不能一成不变的简单重复已有的理论，我们仍然要继续完善现有的警务模式，创新社会治安治理的路径。恶性案件、群体性事件甚至恐怖袭击事件的接连发生已经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创新社会治安治理路径已经刻不容缓。

1.社区警务。社区警务是在政府倡导和警方积极参与及指导下，充分依靠社区力量，利用社区资源，强化社区功能，以调查、发现和解决社区治安问题为导向，以预防减少社区犯罪为根本目标，不断增强公众安全感，提高社区居民生活质量的治安战略思想及战术方法。社区警务为使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落实到社区奠定了理论基础，提供了基层平台和可操作的基本单位，是社会治安资源和力量整合的基础工程。社区警务既是一种新型的警务理念，又是一种新型的警务战略，同时还包括一系列新型的可操作的警务工作方法等。【7】

社区警务是六七十年代兴起于欧美发达国家的警务理念，如今是流星于世界各国的一种主流的警务研究历年和警务改革探讨的方向。社区警务以其先进的理念获得了众多的支持者，他们认为社区警务能够深度发掘社区力量参与到犯罪预防与犯罪控制中来，有着以往各种警务模式不可比拟的优势。第一，社区警务可以深入到公众日常生活之中，能够第一时间发现并传送违法犯罪的信息线索，对于违法犯罪的控制力度空前加强。第二，社区警务在控制假释缓刑人员及有犯罪记录人员方面的效果强于以往警务模式，对于吸毒贩毒等违法犯罪行为也颇具威慑。

2.危机警务。危机是一种严重威胁社会生态系统基本结构和基本价值规范的突发性紧急事态。在这种事态中，决策者必须在很短的时间内，在极不确定的情况下作出关键性决策，才能防止事态继续严重恶化。危机管理是政府及其职能部门通过建立危机应对机制，制定危机应急预案，并在危机发生时依法采取一系列必要措施，防范、化解危机，恢复社会秩序，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健康发展的一种特殊状态下的的公共安全管理活动。危机警务则是政府在危机管理中正确运用警察力量、发挥警察治安职能的工作。包括依法确定警察部门参与危机处理的职责、任务和权限，明确警察部门在政府危机管理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制定和实施警察部门参与危机管理的战略原则及战术方法等。与警察部门履行维护社会治安和预防控制刑事犯罪职能的常规警务相对而言，危机警务是警察部门在危机状态下履行治安行政管理和刑事执法职能的非常规警务，是政府危机管理的重要内容和强力措施。【8】

在全球化、信息化趋势加快和国内“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新时期，由于自然因素、人为事故及各种社会矛盾所引发的危机事件频繁发生，已经成为影响当代社会发展和人们生活秩序的重要社会现象。例如各地频繁发生的群体性事件以及严重威胁国家安全的恐怖组织所实施的恐怖事件。有效实施危机管理已经成为政府公共安全管理的一项重要职能。其中，以在危机应对中正确运用警察力量、发挥警察治安职能为核心的危机警务，对于政府有效实施危机管理则发挥着至关重要的职能作用。无论是自然灾害危机，还是社会性危机，其危机状态下国家安全的保护和治安秩序的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和国家财产的紧急救助与保护，以及对那些趁火打劫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者的严厉打击等，都既是政府危机管理的重要内容和强力措施，更是警察部门的法定职责。

篇2

[关键词]公共安全；治理理论；社会参与

[中图分类号]D6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4）08-0067-05

社会发展现代进程中，一定会经历一个或多个社会转型期。这些转型期各有特点，但社会问题频发是任何转型期社会的共性。同时，国家政府在治理转型期出现的社会问题的的能力和经验不足，因此对新的问题解决针对性往往较差。而公共安全问题在众多社会问题当中处于相对重要的地位，应对公共安全问题不容马虎。由于转型期政府能力、经验的局限，其他社会力量就要分担相应的责任。中国在转型期社会参与治理含公共安全问题在内的社会问题上，与其他国家有着“共性”，同时也存在着自身的“个性”，在治理效果上经验与教训并存。

一、现实挑战：转型社会公共安全问题

转型社会是社会发展必须经历的中间期，往往是从传统到现代，从封闭到开放的一个过程。这个时期，社会的结构、体制都将出现改变，在经济、政治、文化上出现多种观念并存的现象。多元化的共存就难免引发社会问题，公共安全问题也包含在其中。而转型社会中的公共安全问题会给社会带来更大的隐患，同时也直接关系到社会是否可以平稳度过转型期。

（一）转型期社会的特点

关于转型期社会的特点不同的学者研究后都有着各自的结论。研究东欧国家社会转型的外国学者Helga A・Welsh认为，转型期社会应该有以下五大特征：第一，转型是在相对有限的时间的制约下，处理某些相对重要的问题。第二，转型期过程和结果都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第三，转型期迅速扩大的政治参与和政治沟通需求，改变了原有的威权主义结构。第四，转型是以精英为中心的，大众动员只是临时的。第五，转型包含商讨和谈判[1]。而研究泰国、菲律宾的学者Fred W・Riggs则认为，转型社会有三个特征：异质性、形式主义和重叠性。我国台湾学者金耀基对这三个特征又进行了更为具体的解释：“异质性”就是心态意识与物理环境上的广泛混合现象，即在经济上，自足的经济制度与市场制度并存；在政治上，威权主义观念与民主观念并存；在文化上，自由主义西化派与保守派并存；在社会上，传统的家庭制度与现代的社会组织并存。“形式主义”就是“应然”与“实然”的脱节，表现为制度制定与制度实践的背离。“重叠性”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各种特征在转型社会中重叠并存[2]。

综合以上三位学者的观点，很容易得出转型社会的特点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国家治理能力不足。社会转型必然会挑战原有的国家结构、法规制度，同时也对国家治理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国家原有的治理能力和经验就显得相对有限。就像Welsh所说的威权主义结构出现了改变。也像金耀基所解释的“形式主义”，也就是制度的制定与实践出现了脱节。第二，社会治理要素多元。转型期的社会就是一个多元的社会，其治理的主体和对象都存在多样性和可变性。这主要是因为，转型社会既有转型前的传统社会的特征又具备其目标现代社会的一些特点。这就使社会治理要素也要多元和不确定。这种与Welsh认为的转型过程结果不确定性相符。而Riggs认为的“重叠性”和“异质性”也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归于这一特点。第三，治理活动参与加强。由于转型国家治理能力有限，社会组织和公民参与社会治理就必然得到加强。这也是新的治理模式的一个显著特点。也就是Welsh所讲的政治参与和政治沟通的需求扩大，以及转型必然包括的商讨和谈判活动。

（二）公共安全与传统安全

传统安全主要是指国家安全，即以政治安全和军事安全为核心内容的安全问题，如国家的统治、社会秩序的稳定、领土的完整、核心价值的保护等等。这些安全问题往往是国家来主导。随着冷战的结束，和平和发展成为世界主题。非国家安全问题日渐突出，于是国际社会提出了新的安全概念――非传统安全。非传统安全是一个相对概念，主要指国家安全以外的安全问题。虽然现阶段学界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提法，但通常会把公共安全归入非传统安全。而公共安全区别传统安全的最主要的特征就是公共安全不再是由国家来主导，越来越多的社会参与成分渗透到公共安全当中。那什么是公共安全呢？学界虽没有统一的概念，但其主要内涵应该包括关系公民生命、公民权利、公共财产和公共秩序等问题的安全范畴。区别于传统安全，公共安全更加注重个人的价值，是以人为本思想做指导去思考安全问题。也可以认为国家安全属于政治安全高度的安全范畴（如国防、等），而公共安全则关注低于政治安全高度的安全范畴（如环境污染、能源危机、恐怖犯罪等）。近些年，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重视公共安全问题，原因是在和平时期公共安全对社会生活的影响远超过传统安全。而转型期社会问题突现，公共安全问题也处于多发态势。并且如果不重视公共安全问题，有些问题将会被发酵上升到政治安全乃至国家安全层面。

（三）公共安全问题给转型期社会提出了新的挑战

转型期是社会发展的必须经过的过渡期，其主要目的是为了社会良性发展，达到预定或者说是期望的目标。但由于转型社会的自身特点。使其必须面对包括公共安全问题在内的诸多挑战。首先，转型期一定会是一个公共安全问题的频发期。由于转型期社会的多元性的特点，势必会使社会产生出各种矛盾。文化间的差异，价值观上的分歧使整个社会都陷入在这样或那样的矛盾冲突中。在这样转型社会的大背景下，随着众多矛盾的集合，挑战社会整体的包容极限，社会问题隐患加剧，导致公共安全问题频发。国外一些国家在转型期的数据就能证明这一点。匈牙利在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的转型期中犯罪率激增，仅1988年到1989年人均犯罪率增加了22%，1989年到1990年增加了54%。而波兰在1989年到1990年转型期间，侵害社会财产的人均犯罪率增加了一倍[3]。

二、效果有限：政府单方应对转型期公共安全问题困难

国家通过政府进行治理。政府的治理能力与需要其解决的社会问题是存在一定的差距的。政府不可能也不应该解决全部的社会问题，有众多理论支持这个观点。但在转型社会，由于社会在该历史阶段存在的特点，政府能力在应对含公共安全问题在内的社会问题上的能力差距明显加大。政府仅靠自身的努力解决转型社会公共安全问题成效有限。

（一）政府是有限的政府

“有限政府”是指政府自身在规模、职能、权力和行为上受到法律和社会的严格限制和有效制约。这也是当今社会对政府内含比较统一的看法。政府不应该也不可能是一个无限的政府，特别是在日新月异的当代。关于这一点以往的不同学派的学者都得出相同的诊断。以霍布斯、洛克等人为代表的社会契约论者认为，为了保障个人权利，尤其是财产权，人们便在理性基础上通过契约结成一个共同体，把自己的权利委托给一个更高的公共权威――政府。这就不难看出，政府是个人把权利让渡出来一部分形成的，所以其权利和能力就会有边界。而性恶论支撑下的古希腊的学者认为，“一些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利的人使用权力一直到遇到界限的地方才休止[4]”。也就是说任何权力，包括政府的权力，必须要受到限制。而第三个对有限政府影响深远的理论派别当数西方经济学界的自由主义。该理论认为，在商品经济中，每个人都以追求自己利益为目的，在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下，通过市场机制自发进行调节，因此政府干预是多余的。“管得最少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这与中国道家的“无为而治”在某种程度上有着一定的一致性。这种理论不但希望政治是有限政府，甚至希望政府在治理上是一个“没有任何作为”的政府。

（二）以往治理经验不适应转型期

中国虽然有着改革开放30多年的社会治理经验，并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也被反复验证其科学性和有效性。但经验永远只代表过去，当今世界发展日新月异，同时中国又进入社会转型期。无论是在世界的大背景下，还是在国内发展的现状下，转型期社会的发展不平衡，多重矛盾并发的现象屡见不鲜。相对传统安全问题对治理的挑战，在现阶段应对公共安全问题的基础条件较差。缺乏相应的治理经验，同时以往总结的经验教训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可操作性差。公共安全问题成为已当前凸显的重大社会问题。

1.以往的治理经验不是在多变的社会转型期总结出来的。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特别是前10年，我们取得飞速发展的成绩，也总结出一些宝贵的经验。但那都是在社会相对稳定、世界局势相对简单的历史背景下总结出来的，美国还没有把中国作为主要的竞争对手。考虑到当时中国的经济总量，周边的国家也没有把中国当作“威胁”。随着苏联的解体，中国经济总量达到世界第二（美日的主要竞争对手），中国人均收入进入“中等发达国家陷阱”阶段。以往的经验都没有考虑到这些问题所引发的连锁反应。

2.转型社会的的特点，及近年的新技术的应用使以往的治理经验失效。转型社会多重矛盾共存，社会要素多元到应对的治理方式要多元，反应迅速。特别是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的介入，让治理更加复杂。就以舆情控制为例，改革开放初期，政府只需管理好传统媒体，就不会出舆情失控的情况，因为离开传统媒体，舆情的传播基本上只能靠口耳相传。但如今在新媒体，“微媒体”的冲击下，任何信息都可能被6亿网民中的一员传到互联网上，也可能被5亿手机网民中的一员用手机即时上传互联网上（数据来源2014年1月《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这些信息可以是文字，图片，甚至是视频。以往政治对舆情的治理经验基本上失效。

3.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新的公共安全问题政府要从头开始认识和应对。社会的发展必然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新的公共安全问题，特别是在转型期有些新问题是没有经验可以遵循的。以外来生物入侵和PM2.5等公共安全问题为例，在社会发展没有达到一定的水平前提下，这两类问题都没有引起充分的重视，随着环境承载力的饱和，该类问题出现端倪。PM2.5引发的雾霾等环境问题：据不完全统计，2013年1月，亚洲开发银行与清华大学公布的报告称，中国空气污染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基于疾病成本估计为6232亿元人民币，基于支付意愿估算则达到19734亿元人民币（以2012年中国GDP为基数）；而外来物种入侵上仅马铃薯虫等十余种外来有害生物，每年造成的损失超过574亿元人民币（国家环保总局公布数据）。这些新的公共安全类问题，都需要政府在没有以往经验的基础上重新认识应对。

（三）政府解决转型期社会公共安全问题的现实困境

转期社会公共安全问题已被中国政府充分认识，同时也积极地制定对策。虽然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取得相应的效果，但由于转型社会的特点，政府解决公共安全问题存在以下几点现实困境。

1.政府解决公共安全问题需要多部门联动，对政府负担较大。公共安全问题涉猎范围广，特别是在转型社会，不仅涉猎广而且频发。这就要求政府各部门要进行联动。仅拿辽宁某市反恐怖工作领导小组成员来看，仅反恐这一类公共安全问题就要求51个机关部门、企事业单位来联动配合。虽然这种安排会达到高效，但同时也给相应的机关部门、企事业单位带来一定的工作负担。政府治理成本较高。

2.仅靠政府自身对转型社会的信息收集效果不理想。政府治理制定制度要求前期的信息收集，资料整理。转型社会的资料信息是多样的，也是多变的。并且有时要需要特定的专业知识。但由于政府用人制度的限制，无论是人员数量还是人员素质都很难与转型社会完全匹配。专业知识欠缺同时困扰政府相关部门。这样就对信息的收集时间上出现时滞，质量上也存在缺陷。

3.政府治理转型社会公共安全问题的政策制定脱节。针对转型社会频发的公共安全问题，我国政策的制定速度明显满足不了。我国现在针对公共安全问题的政策基本停留在《办法》层面，很少有相应的法规、法律与之相适应。特别是针对近些年来多发的网络舆情、，大都应用《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中的几条处理，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均不强。

三、有效补充：社会组织在解决转型期公共安全问题作用凸显

转型社会的一大特点，就是社会参与意愿强烈。在这个时期里越来越多的社会组织强大起来，随着其实力的增强，其政治参与愿望也随之强烈。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提出的国家治理体制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也要求国家治理要有一个新的变革。这个变革不可单靠政府单方的力量，还要把社会组织的力量加入其中。这主要是因为，社会组织将是政府在社会治理上的一个有效补充。

（一）治理的内涵

通常意义上，治理是一个国家与公民通过合作、协商，建立伙伴关系，实现对公共事务管理的互动过程。全球治理委员会把“治理”界定为，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一个协调各种利益冲突和采取协作行动的持续过程[5]。在国家转型过程中，社会实际上拥有一种“治理能力”？穴governability？雪[6]。这丰富治理的内涵，治理主体不单单是国家政府，社会在某种程度上也会是治理主体。

（二）社会组织在治理体系中的意义

社会组织在治理体系中的意义除前一部分提到的，国家的补充者、偶尔的竞争者和政策的执行者外。社会组织对治理体系还有着更为重要的现实意义：首先，社会组织为政策制定提供第一手的资料。公共政策制定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而在第一手的资料收集方面，社会组织的力量不容小视。因为政府只是一个主体，在收集资料上难免出现死角，而社会组织分布广，散布在社会各个部门之间，正所谓“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广泛地收集各部门的情况资料为制定更为有效的公共政策提供了保障。其次，社会组织解决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参与欲望。在转型期的社会中，公民参与欲望强烈。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我国的制度对公民参与国家治理原有渠道相对不足，社会组织正好解决了这一问题。为公民参与国家治理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平台。最后，社会组织可以缓解政府与群众之间的矛盾。以往的治理主体是政府，对象是人民群众，这样难免出现矛盾，特别是在一些有利害冲突的问题上，这个矛盾出现了激化的现象，如动迁问题，有些地区还出现了严重的官民对立的问题。这时社会组织的介入可以让政府从矛盾主体中脱身。形成稳定的三角关系，政府从矛盾的一方，转化为化解矛盾的协调员。政府与群众的矛盾自然而然地得到了化解。

（三）社会治理在公共安全问题上的作用

公共安全问题是转型期社会问题的一个方面，社会治理也就同样起到一定的作用。其作用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公共安全问题中有专业方面的问题需要社会第三方机构的介入。现在公共安全问题，特别是环境安全、食品安全问题，往往需要相关的专业知识。政府需要有相对应的专业部门应对，但限于编制、经费等问题，部门设立往往跟不上社会发展的脚步。这时就需要一些社会组织和企业的介入。第二，公共安全问题中社会稳定方面的问题通过社会组织进行预警。对所有国家来说，维稳是转型期社会的首要问题。而一些影响社会稳定的公共安全问题，如，伴着新技术的介入，往往有着爆发快、串联快、发酵快等特点，政府在对其进行治理中常常处于被动。如果将社会组织力量应用到这些方面，提前对群众进行疏导，让其以合理的方式反映诉求及政治参与欲望，会在很大程度上降低该类公共安全问题发生概率，同时也可以在问题出现之前，对政府相关部门进行预警。最后，在一些极端的公共安全问题上，如恐怖事件中，社会组织联动会提高管控效率、效果，达到全社会安全稳定的目标。

四、协同高效：社会参与下的政府对转型期公共安全问题治理

社会组织在解决转型社会公共安全问题上有着一定的效果，但是还要清醒地认识到，社会组织的参与只是政府治理的补充，两者均不可以被彼此完全取代。真正高效地处理公共安全问题则是需要两者的协同互补，高效运作，这样才能让政府与社会组织发挥其各自的特点和优势。

（一）政府为治理转型期公共安全问题提供“刚性”保障

虽然转型社会改变了原有的威权主义的社会结构，但政府的权威性还是不容易被质疑的。比如说，政府依旧是制定政策制度的主体。在社会治理上还会维持原有的“刚性”特点。这对解决转型期社会含公共安全问题十分重要。首先，政府为解决转型社会的公共安全问题提供制度上的保障。政府可以针对社会频现的公共安全问题制定有效并切实可行的政策法规。使在处理公共安全问题上有“抓手”可以用。对公共安全问题通过制度来分类定性，再有针对性地解决，让治理转型期社会公共安全问题“师出有名”。其次，政府为预防和应对公共安全问题提供执法权。有了相应的政策法律，就要求还要具备一个拥有执法权的管理队伍。这个队伍必然要归属于政府管理。虽然放权是现阶段政府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但执法权特别是对涉及到公共安全问题上的执法权一定要归属政府，才能保证社会稳定良性的发展，其原因不言而喻。公共安全问题一定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问题，加之转型社会的不稳定性，关于公共安全问题的一些行政权力一定要掌握政府手中。最后，政府保障关于公共安全问题政策法规的相对稳定。政府是政策法规的制定者就要保证其相对稳定性。相对稳定指的是，既要保证在一定时期内政策法规是稳定的，又要对政策法规进行一定的调整来适应多变的转型社会。这个相对稳定要在政府的管控下，这才能保证社会稳定发展。

（二）社会组织为应对转型期公共安全问题提供“柔性”支持

在转型社会中，社会组织的参与意愿和能力增强，为解决现实的公共安全问题提供一系列的支持。首先，社会组织为转型期公共安全问题提供技术支持。转型社会是一个变化快的社会，加之当今社会的技术革命，应对一些公共安全问题需要的技术手段也在迅速革新。社会组织因为没有政府机关部门相对烦琐的用人程序，所以可以快速地吸纳专业技术人员来应对日益高技术化的公共安全问题。其次，社会组织可以提供更为客观的第三方力量，来解决公共安全问题。转型社会政府原有的威权主义受到挑战，加之种种原因造成的政府公信力的下降。所以在处理公共安全问题上，政府治理的可靠性受到质疑。这时就需要一个相对独立的第三方组织介入，社会组织往往就可以承担这一任务。社会组织是独立于政府体制之外的，所以不受政府公信力的影响。并且一些专业的社会组织在其专业领域内享有很高的声誉，这对解决问题有很大的帮助，国外的一些咨询公司和民调机构就是个例子。它们对社会问题的分析往往是客观而专业的，给出的解决手段也是科学的。最后，社会组织在一定程度上转移了政府与群众之间的矛盾。在解决一些与群众切身利益相关的问题上，难免不把政府与群众之间对立起来。比如，城市发展的拆迁改造上，群众与政府意愿和利益预期是不同的，甚至是对立的。如果处理不好轻则影响政府在群众心中的地位，重则就会引发更为严重公共安全问题。社会组织的介入就会将政府从这个矛盾对立中解脱出来，由社会组织去做群众的工作，而政府只来协调社会组织与群众之间的关系。这势必会大大降低公共安问题的发生和发展。总的来说社会组织为解决公共安全问题提供了“柔性”的“软件”支持。

（三）社会参与是在政府监管下进行

社会组织和个人参与公共安全问题治理要在政府的监管下进行。虽然治理理论给社会组织很大的自由度，但是由于公共安全问题的特殊性和转型社会的时代特殊性，政府一定在某种程度上监管治理全过程。首先，公共安全问题是涉及到公民切身利益的问题。政府必须有所导向的治理，而不能完全放任给社会组织。这是对人民生命财产的负责任的态度。并且政府的监管可以保证在政策支持下的高效，也防止自由化的扩大。其次，转型社会的复杂性要求政府对社会问题有统一的监管。转型社会是多元的，复杂的，也是矛盾交织的。如果政府不加以控制，轻则社会发展出现停滞，如掉进“中等收入陷阱”，重则可能影响到国家的稳定。最后社会组织本身也希望政府对其进行监管。社会组织的运作应该在一定的既定框架之内，这个框架的设计往往是需要政府来考虑的，这样才能保证社会组织的参与治理目的性和高效性。就像西方经济学中的“看不见的手”要与政府“看得见的手”配合才能达到最终的目的。总的来说，社会参与治理模式需要政府和社会组织相互配合，协同高效的来应对各类问题。但由于转型社会公共安全问题有着自身的特点，这种配合还要以政府为主体或是在政府的监管下进行。

从上述各种分析上来看，社会组织参与转型社会公共安全问题的治理，是一个解决该类问题的有效途径，也符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政府要充分调动社会组织的积极性与创造性，使社会组织快速健康的发展壮大。政府与社会组织相互配合，相互补充来应对和解决转型社会中出现的含公共安全问题在内的各类社会问题。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稳定度过转型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实可靠的保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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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金耀基.从传统到现代[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7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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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

篇3

经过38年的努力，达能集团在整个世界的食品领域已经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销售业绩超过137亿欧元，产品畅销120多个国家，在全世界拥有200多个生产工厂和89000名员工。达能集团已经成为世界发展最快的跨国食品公司，世界五百强企业。

达能集团总部设在法国巴黎，欧洲是它的主要市场。在最近5年中，达能集团不断扩展在中国的业务范围，目前已经拥有十多家合资企业。在饮用水及饼干市场上，达能公司的产品销售都位居前列。集团旗下的达能饼干，依云矿泉水，娃哈哈，乐百氏, 淘大, 都是消费者熟知并喜爱的品牌。

中国达能饼干公司在享受着快速发展的喜悦之时，也像其他公司一样面临着发展所带来的问题：恶性竞争,片面注重短期利益，轻视社会责任……怎样才能最大限度地降低风险，提高效益？怎样平衡社会责任与经济利益的关系？高速健康的发展能否保持？中国达能饼干公司，甚至整个达能集团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对于这些问题，达能集团持续发展和社会责任总监伯纳德・吉拉德先生以身作则：他担任欧洲企业社会责任中心的执行理事，在企业社会责任讨论中不遗余力。确实，达能集团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始终重视企业的社会责任。因为达能集团在企业发展之初一直遵循着一条原则，那就是：企业的目的不仅在于实现经济利益, 而且还应同时实现社会的目标。一个高速发展的庞大集团，应该平衡好社会责任与经济利益。只有树立了良好的品牌形象，才能取得消费者的信赖，从而更有效地达到经济目标。

为了更好地平衡社会责任和经济目标，为了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做到食品安全，环境保护并保证消费者、供应商和员工的利益，实现多赢，达能集团制定了名为“达能之路”的全球经营模式。

“达能之路”和它的运作方式

“达能之路”是达能集团为保障集团长期发展而制定的企业战略，是公司企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几乎涵盖了公司运作过程中所涉及的各个方面：员工、供应商、股东、消费者、环境和所在地的行政管理机构等等。它具有极强的可操作性，甚至可以说是达能集团的自我监督和不断完善机制。

达能公司确立了对公司运作有重要影响的环节，这些重要环节被分别归类，成为一个个确定的主题。每个主题由一个小组具体负责, 小组成员包括公司高层管理人员和公司一般员工。公司详细地确定在每个环节上应该做到什么，并制成详尽的表格, 作为公司评估目前状况的工具。根据总的方向性要求，公司又在这个主题的每一个关键点上建立具体的标准。

整个体系的运作都是公司高层管理人员和员工们一起完成的。通过这一次次的互动，公司与员工，与其它各个方面得到了有效的沟通和理解, 使行动计划得以实现。公司的运作不断自我完善，从而使得公司在良性循环中得以发展。

“达能之路”在中国

中国达能饼干公司不但严格执行了总部的标准，而且按照中国的实际情况对此进行了改进，制定了自己的行动计划，使它更适合集团在中国的发展。

给予温暖

中国达能饼干公司的管理层和员工一起对公司的运作进行评估后, 认为公司需进一步注重与社区和社会弱势群体的联系，鼓励自己的员工参与到社会活动中去。在达能饼干公司制定的行动计划中决定响应达能集团的号召，在每年冬天组织一个特别的“儿童日”。儿童日这天，由公司邀请社区中一些残障，单亲或经济困难的孩子参与达能为他们组织的活动。按自愿的原则, 员工们和自己的孩子一起参加。员工的孩子与他们结成对子，一起做游戏, 成为朋友。达能人通过这个活动对弱势群体的孩子给予关心爱护, 使员工在活动中增强社会责任感和对企业的认同感。达能人始终牢记，公司不但要实现经济效益，还要履行社会责任。

给予关爱

在达能，有一批有经验, 懂管理的精兵强将，公司每年根据需要对他们进行多方面的培训，不断提高工作技能, 以更好地适应公司不断发展中的新挑战。公司开发员工培训和发展计划来支持业务发展及员工职业生涯的发展。考虑到员工个人需求和期望，给予员工与能力相适应的培训机会。这样, 不仅有利于提高他们的技能, 而且增强了他们在职场上的竞争力。年龄偏大、学历偏低的工人更容易面临就业危机，更需要关怀。对于这样的员工，公司考虑通过换岗，熟练多项技能的方式尽量缓解下岗再就业的压力。“达能之路”的原则还要求公司在架构重组的时候对受到影响的员工提供支持，尽量避免使员工独自面对自己的就业问题。这些措施无疑使得员工能够更安心、更有效率地投入到工作当中。

给予健康

“健康饮食”是现代消费者对饮食文化的新标准。达能一向以提供给消费者“健康”的食品作为满足消费者需求的基本准则。达能公司在饼干生产过程中以标准化的质检严格控制每一道工序，保证食品安全。但达能公司对产品的高质量要求并不止步于此，他们在不断改进产品口味的同时，注重提高产品的营养价值。公司与营养学专家保持着密切的关系。经过与营养学专家讨论研究，确定了钙、铁等多种人体需要的微量元素，并将它们添加到饼干中，使达能饼干成为营养的载体。公司将“健康饮食”的理念通过海报，小册子等形式灌输给每一位员工，使他们更多地了解健康营养方面的知识，树立健康品牌形象，同时对促销员进行严格的营养知识培训,使他们在介绍给消费者安全营养的食品的同时, 也提供给他们一定的营养知识。

在给予中收获

公司的价值观并非一句空头口号，它在其下属达能江门公司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他们于公司内部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员工建议反馈系统，用于收集各层员工对提高工作效率，帮助企业发展的有效建议。员工建议反馈系统正为员工全员参与管理、集思广益提供了一个平台。由于很多员工都来自于生产第一线，故他们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往往具有普遍性、针对性和实用性。员工可以就安全管理、质量控制、工艺技术、管理方法等各个方面提出合理化建议和改善意见。员工的建议和意见，由公司建议评审管理小组做出评价并给予反馈信，根据员工建议和意见的可行性，实施和改进后带来的效益给予员工相应的奖励。

达能公司通过员工的评估，制订了进一步鼓励员工参与管理，通过听取员工的意见和建议，不断改进管理的政策。事实证明，这样的努力是有效的。“达能之路”在员工心中所强化的“我能做”的意识和精神在达能公司上下已经深入人心。达能员工把它当作自己的价值观，把它渗透到了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当中。

“达能之路”使公司更有吸引力

作为一个在校学习的大学生，最希望得到的一定是一个检验自己所学知识的机会，一个大显身手的舞台。达能集团每年在大学中举行“信任”（Trust game)大赛，为大学生们提供了解商场的挑战, 同时提供展示自己能力的舞台。

Trust game是一个模拟实战的商业游戏。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游戏并非单纯给予大学生们一个实战演练的机会。在游戏中, 一切的活动都要在“达能之路”的价值体系中进行。达能公司希望能够通过这种演习，将自身发展的成功经验在学生中广泛地传播。这种珍贵的经验不但能让大学生们在走上社会之前学习处理复杂的商业问题，更能引导他们思考如何平衡社会责任与经济利益。参加过这个比赛之后，更多未来的经营者、商业人就能够认同达能的价值观，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坚持履行社会责任。不少大学生表示，游戏是达能社会责任既形象又生动的具体体现，增强了我们对公司的信任。

在竞争激烈、强手如林的食品领域，八万九千达能人本着“开放心态，热忱向上，以人为本，亲和信赖”的价值观进行自我完善，向前迈进。他们用“达能之路”的标准要求, 不断改进。这样的公司对待自身看似“苛刻”，实际上却完全体现了21世纪企业健康发展的新要求：不再片面追求短期效益；不通过恶性降低成本，坑害消费者的方式取得利益；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肩负社会责任，在自身发展的过程中努力做到多赢；让每一个员工在工作中实现自我，使每一个与公司有关的人感到快乐。

篇4

关键词：公共危机治理；社会组织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推进和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公共突发事件愈多愈复杂，特别是我国当前正处于社会全面转型的关键时期，社会矛盾突发，由此引发的一系列公共危机事件也将愈演愈烈。而在公共危机的治理中，起主导作用的政府正愈发乏力，政府单方面很难将公共危机治理所需资源全面整合并合理应用，面对繁多复杂的公共危机事件，政府自身的局限性使其很难快速、高效地应对危机。政府的失灵使得公共危机多元化治理成为必然趋势，而社会组织在公共危机的有效治理中，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

一、政府单一治理的局限性

首先，公共危机治理中政府的大包大揽是一把双刃剑。政府单一治理不仅有利于资源整合和统一指挥，而且能够极大增强政府威信；但由于在资源禀赋、组织体系、人员结构等方面政府存在一定局限性，在应对公共危机事件时，很难做到迅速、全面、有效的处理，同时还会有损政府的形象。

其次，政府对于公共危机管理的过度控制，会大大减少非政府力量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机会，挤压社会组织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空间，降低其参与的热情，不仅使政府和社会组织之间产生隔阂，信息沟通机会和渠道减少，同时也必将影响政府的公共危机治理效果，降低政府威信。

最后，政府单一治理公共危机会增加行政成本和管理难度。这种统包统筹的治理格局，需要大量的资源投入，并且随着经济 发展，公共危机事件会越来越纷繁复杂，最终将导致政府机构膨胀，财政支出也将持续增长，庞大的管理系统对于需要快速反应的危机治理也将产生不利影响。

二、社会组织在公共危机治理中的优势

第一，公共危机治理中社会组织具有专业优势。社会组织在成立之时一般具有明确的宗旨和目标，并按照特定的标准吸纳组织成员，是具有专业特色的组织队伍，社会组织成员一直从事相关专业和科学研究中最前沿的工作，因此对社会中的某一领域有深入的专业解读。

第二，公共危机治理中社会组织灵活性更强。政府在面对突发公共危机事件时由于层级体系或某些政治、价值因素的制约，往往反应迟缓或形式单一，延误了公共危机的最佳处理时机。而社会组织作为一种社会自治主体，则可以通过自身组织结构的灵活及独立的决策和行动能力快速的针对特定公共危机作出反应，同时还可以广泛的动员社会资源提供援助，大大的缓解了政府的压力。

第三，社会组织与大众联系更加紧密，具有纽带性。一方面它可以作为政府与大众沟通的枢纽，形成上情下达和下情上达的交流平台，利于危机治理中的信息沟通；另一方面社会组织也可以利用其自治性、中介性、公益性、专业性等特点作为多元化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有益补充，疏导和化解社会矛盾及冲突。

三、社会组织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现实问题

在公共危机治理中，社会组织所具有的独特优势可以充分弥补政府的局限性，政府主导、社会力量充分参与的多元治理格局将成为公共危机治理的必然趋势和强有力工具，但同时也应看到当前我国社会组织参与公共危机治理还存在诸多困难：

第一，社会组织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合法地位有待明确。党的十报告指出，要鼓励公民的有序政治参与。但公民有序参与和公民有组织的参与并不等同。公民有序参与是指公民按照一定的程度和渠道参与，还是公民通过组织化的形式参与？如果是公民通过组织化参与，是通过原有政府机关、人民团体和派去参与，还是通过成立自己独立的表达组织去参与？这些问题还比较模糊，给公民和社会组织的参与带来了一定的困境；

第二，社会组织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法律体系尚待规范。我国目前已经出台了一些法律如《突发事件应对法》，这部法律对危机的应对与管理作出了相关的规定，是我国非常态法律秩序的一部基本法，但并没有对公民和各类社会组织参与危机治理的权利与义务作出明确的安排，没有给与相应的重视。

第三，社会组织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组织基础薄弱。从目前来看，我国公民参与的社会组织无论在数量和质量上都与国际水平相差很大。

四、促进社会组织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路径选择

以上分析能看出，社会组织充分参与到公共危机治理的关键在于是否有制度保障和程序约定，能否确保各类主体之间在参与危机治理中可能产生的相互冲突得以协调解决，保障各类主体在参与危机治理中的优势互补和差异整合，最终实现有效预防和化解公共危机的目标。为此，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促进社会组织有效的参与公共危机治理。

（一）建立和完善危机治理的法律体系和政策机制

目前各国政府关于社会组织的看法及法规政策体系呈现出重视过程监督、简化注册登记手续的趋势，同时也加强了对社会组织动态过程的监督、评估和控制，这将有利于社会组织参与公共危机治理。就法律法规而言，目前看来，除了《突发事件应对法》，国家没有统一的《危机管理法》对公共危机治理进行整体规定和约束，通过《危机管理法》明晰各主体的权利义务、确立各自的治理边限、规范程序和办法，化解主体间的矛盾，使社会组织在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过程中获得充分的法律保障。

（二）加强社会组织自身建设，树立良好形象

由于缺乏法律和相关机制的保障及监督的不到位，当前我国社会组织的发展存在诸多问题，这严重制约了其有效的参与公共危机的治理。同时当前社会组织在社会中的公信力不足，很难得到公众广泛的支持。为此，社会组织首先必须加强内部的制度、机构和文化建设，树立阳光形象，增加社会威信；其次，社会组织应主动加强与相关公共部门之间的联系，树立大局观，把自身置于公共危机治理的全局之中；其三，社会组织积极接受来自公众的监督，充分认识自身问题，主动接受批评和建议；其四是在保持独立性的原则上，在危机治理中也必须服从政府相关部门的合理调度，以有效缓解公共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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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始于利益的重新分配，在改革开放初期的1980年代，主要体现在个体和民企对市场经济的自主参与。到1990年代，权力（或公开或隐秘地）介入资本、资本恋上权力后，特殊利益集团开始逐渐成形并面目清晰起来。它与普通市场行为的最主要区别是，它不是“竞争”，而是“瓜分”，从一开始就占据了政治和经济资源的制高点。这一特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改革的方向，导致今日许多地方裙带资本主义格局的产生。特殊利益集团主要由先富阶层、国有垄断企业、公共资源集中的企事业单位乃至政府职能部门，以及攀附在层层权力架构上的一些利益联盟组成，从中央到地方，依托层层权力与民众在多个层面发生利益争夺：大到抢夺国家资源，瓜分公共财产，小到与市民、农民争夺土地，中则在商业竞争中剥夺普通商人参与经营和竞争的权利……由于特殊利益集团的利益大多是依托不合理的体制和政策所得，缺乏正当性、合理性甚至合法性，致使它天然地与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和分配公平相对立，从而成为今日社会不满频生，多个阶层皆有“怨怼”的重要根源之一。

以最近颇引人注目的暴利行业房地产业为例，在共同利益的驱策下，一些房地产商、地方政府或部门官员、专家学者及媒体构成了特殊利益共同体。这个共同体的行为以各自利益的最大化为目标，其中官员为房地产业推波助澜，从中获得GDP政绩以及私利；学术精英引导公众预期，影响政府决策，获取某种“名望”及房地产商的“好处”；媒体为房地产业制造舆论，得到广告等收入回报。这是一个相当成熟的利益联盟，权钱交易贯穿于开发全过程。在征地拆迁、土地出让、缴纳土地出让金、调整用地性质、规划审批、项目选址、调整容积率、产权登记等每个环节，都充斥着与普通民众的争权夺利。至于像上海塌楼事件中的官商一体、各地矿山资源的被瓜分……更是数不胜数。不管反对的声浪有多高，每次水、电和天然气的“价格听证会”，都开成了“涨价会”；手机双向收费全世界独中国一家，在此前提下，电信公司不断推出各种“优惠促销”，最后得利的却还是它自己；铁路、航空等垄断行业，无不在以同样的方式攫取着“超额利润”。

特殊利益集团不仅践踏市场公平，也损及社会公义与和谐。由于它们对公共资源、社会财富乃至他人利益的侵占和剥夺是强制性的，由不得对方不参与、不需要经过对方同意，遂直接导致了公平渐失的严酷现实。大量事实证明，现今的特殊利益集团不仅能够操控市场，而且已经有能力影响、作用于政府决策，挑战国家权力，如国家石油资源被垄断，定价权被石油、石化两大企业挟持。因此，抑制特殊利益集团已成为解决社会公平、体现政府正义的当务之急。

对特殊利益集团的抑制可以从结果与过程，即利润分配与经营环境两点入手。就前者而言，应加快从垄断型国企提取分红并再分配给国民的制度建设。每年数以千亿计的国企利润游离于预算之外，既不用上缴国库，也没有兑现转化成国民福利，这种状况再也不能持续下去了！从近年来社保基金参与国企分成等系列探索中，可看出政府对此已经有所用心，并且正在努力前行，其方向显然是正确的，但操作的力度和速度还有待加强。如果不能在此事此处维护大多数民众的利益，不仅政府的执政能力将受到质疑，政权的合法性也将受到挑战。

篇6

【关键词】社会服务 模式 涉农专业 提升路径

一、供销系统营销专业高职院校社会服务能力现状研究分析

（一）高职院校涉农专业社会服务能力供给现状分析

我们通过访谈的形式，对浙江省供销系统多个高职院校营销涉农专业的社会服务模式进行了调研，发现各个院校对社会服务普遍较为重视，具体模式从单一化逐渐向多样化发展。

（1）“引凤入巢”社会服务模式。我们调研的院校中普遍设有涉农专业校内实训基地，基地在日常教学中通常用于订单式人才培养以及实践性课程，同时也可为企业、机构提供技术、管理培训等。通过这类培训，一方面，学校可了解企业对人才专业素养的具体需求，另一方面，企业也可节约引进培训人才、建设培训场所等经费，实现双方的共赢。如湖南商务职业技术学院“农产品营销实训基地”（网上供销社），是依托湖南现代商务职业教育集团、中华全国供销总社职教集团、湖南省农产品经纪人协会、湖南省茶叶流通协会等四个校企合作平台，与湖南省茶业有限公司等企业共同出资入股建成。还有北京农业职业技术学院的“农产品营销工作室”校内实训中心等。此外，很多供销系统高职院校均设有农业商贸类职业技能和农产品经纪人等考试培训，且同时也作为资格证书的考点。这也促使了高职院校能在职业资格证书的培训和考核上提供服务。

（2）“对外开放”社会服务模式。高职学院高职院校的“对外开放”社会服务模式主要是教师智力输出。由于高职学院师资往往具备“双师素质”，既获得教师资格，又兼有专业技术职称及职业资格。这些教师走进区域社会，进行涉农技术推广、涉农营销技能等各类讲座，或是进行相关的职业培训，可提升从业人员的综合素质，使得校内知识和行业技能通过教师及专业服务的的“对外开放”实现了外溢效应。例如，北京农业职业技术学院的校企合作实训基地“农产品营销工作室“， 旨在对师生进行多方位的培训， 该校进而成立了国家职业技能鉴定所， 实现对师生的专业技能鉴定与认证。而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与企业进行合作，紧紧依托行业，以学训一体的实训形式既实现毕业生与就业岗位的对接， 又成为农产品质量检测技能人员的培训基地，充分实现实训基地的实现社会服务功能。。

（3）“校企互动”社会服务模式。高职院校普遍通过设立“校外实训基地”、“专业指导委员会”等方式实现与企业的互动。校外实训基地是学校利用企业或机构的资源建立的用于培养学生专业技能与职业素质的校外实践教学场所。专业指导委员会则以专业为单位进行设立，会成员主要由行业专家构成。除此以外，根据调研结果，高职院校还提供人力资本共享、咨询服务、技术开发服务、行业标准设立服务等，在供给方面充分发挥了自身优势。这些高职院校正努力从各方面不断开拓，其全方位服务体系的建立已见雏形。

（二）供销系统行业企业社会服务能力需求实证分析

高职院校的源起往往基于某些行业或区域发展的要求，具有明显的行业特征和区域性，因此其社会服务职能也往往具有相类似的特征，主要服务于区域社会。由于我们的供给方选择的对象为浙江省供销系统高职院校，因此，相对应地，我们选择了同一区域的相关企业作为社会服务的需求方。我们以浙江省为主体区域，充分依托供销系统资源，对供销系统相关行业及企业进行了调研，以更好地对供销系统高职院校社会服务的需求方进行分析。为此，我们发放了150份问卷，实际回收有效问卷84份，基本涉及到了大部分供销系统行业企业，从需求的角度对地方高职院校社会服务进行了实证分析。

（1）供销系统社会服务的总量性需求。我们的调研显示，供销系统行业企业对高职院校三大职能重要性的排序中，61.9%的机构认为涉农人才培养最为重要，38.1%认为最重要的是社会服务，只有2.38%认为科研最为重要，。人才培养占绝对比例，这符合高校办学之根本。供销系统行业企业普遍认为，高职院校社会服务能增加学生的就业机会，能反过来促进高校人才培养模式更符合行业要求。

同时，供销系统行业企业对高职院校已经提供的社会服务现状表示非常满意的仅占2.38%，45.24%的供销系统行业企业尚未与高校建立合作平台，58.33%的供销系统行业企业认为高职院校增强社会服务功能非常有必要。由此可见，供销系统行业企业对社会服务的需求总量较大。

（2）供销系统社会服务的结构性需求。社会服务的形式需求。社会服务的形式已实现了多样化，在已进行过与高职院校合作的供销系统行业企业中，采用最多的形式是理论讲座，占48.81%；其次是技能培训，占39.29%；再者分别为岗前培训、设立行业标准和资格证书考试培训。但82.14%的供销系统行业企业认为众多形式中最主要的是技能培训，55.95%认为最主要的是岗前培训，48.81%认为最主要的是资格证书考试培训，其次分别是理论讲座、设立行业标准、学历再教育，咨询服务仅占8.33%。可见，技能培训是目前最主要的需求形式，这与实际采用的主要形式有所不同。

社会服务的潜在需求。除了与行业的合作，67.86%的供销系统行业企业认为，社会服务还可以体现在服务社区上，即利用高职院校自身的优势加大专业知识的宣传；27.38%的供销系统行业企业认为还可以知识下乡、服务三农；26.19%认为为区域政府经济发展出谋划策。由此可见，社会服务的潜在需求空间非常之广阔，涉及到了金融行业以外的众多领域。

二、供销系统高职院校社会服务供需矛盾及其原因分析

（1）总量上的供不应求。虽然经过近些年来的发展，供销系统高职院校社会服务供给逐步发展，但从我们的调研结果来看，多样化的社会服务模式并未满足区域社会发展的需求。与西方发达国家地方高职院校建立的初衷相比，我们的高职院校本身的办学初衷更为侧重于教育而非服务区域经济社会，这与我们传统中以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为主的办学理念有关。而供销系统内高职院校这一问题也仍然存在。

（2）结构上的供需矛盾。主要有形式上的矛盾和主体矛盾。首先，区域社会需求的主要服务形式与实际采用的主要形式存在着的错位，由于供销系统高职院校在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方面与社会发展具有相对滞后性，导致了高职院校在根据专业而提供的相关社会服务过程中往往与市场实际需求存在不同步，因而对区域社会的具体需求缺乏深入认识和了解，这将影响到社会服务职能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其次，供销系统高职院校社会服务需求定位于技能和实践，以工作为中心；而对本科院校社会服务的定位则侧重于理论方面，以知识讲座的形式存在。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作为供给主体本身的高校却对自身的定位并不准确，一味追求“小而全”，忽视了精细化和专业化，这也是导致高职院校社会服务形式错位的本质原因之一。

（3）缺乏缓解供需矛盾的平台。就目前而言，区域社会与高职院校之间缺乏交流平台，两者之间没有统一的共同目标，这是高职院校提供的社会服务尚未能满足区域社会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是两者之间进行合作的主要障碍所在，是缓解供需矛盾和健全社会服务功能亟需解决的问题。

三、提升供销系统高职院校社会服务能力路径探讨

综上所述，无论是在社会服务的总量上还是结构上，高职院校社会服务尚存在着结构性矛盾，这将成为高职院校社会服务职能进一步完善的障碍。究其原因，这与传统教育理念中的重“学”轻“术”，高职院校与政府、企业之间的横向联系机制欠缺，缺乏沟通与激励等原因有关。我们认为要改善这一供需体系及现状的矛盾，需要从专业、院校、政府三方共同努力。

（1）进一步明确供销系统院校“服务三农”的社会服务职能。首先，在社会服务中，供销社职业院校要率先成为培育新农村现代职业技能者的人才高地。其次是要明确供销社职业院校成为农村现代职业技能的实训基地的社会服务职能。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中提出要进一步加大专项资金的投入力度，继续支持和引导各地职业教育实训基地建设工作，在全国引导性奖励、支持建设一批能够实现资源共享，集教学、培训、职业技能鉴定和技术服务为一体的职业教育实训基地。供销社职业院校要充分发挥在商贸物流、农业物资、再生资源、信息科技等方面的专业、行业特长，抓住机遇，争取财政支持，加快实训基地建设，成为人才培养模式不断改革以及科研方向不断创新的源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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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社会主义；价值观；高中历史

前言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24个字概括了我国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核心内容，主要将爱国、社会及个人三方面进行社会主义价值的体现。在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构建过程中融合了精神与我国的国情进行结合，使其在社会主义价值观构建的同时更符合我国的基本国情。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设体现在高中教学的各个学科中，本文就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高中历史课的融入方法进行研究。

一、国家层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高中历史课的渗透路径

在高中历史课的教学过程中通过历史教学内容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融合，对高中生进行国家层面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教师在历史课得到教学过程中通过对近现代史中的历史知识进行讲解，并将社会主义价值观中的爱国层面的教育进行阐述，更能激发学生的爱国情怀，同时构建正确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例如，教师在的历史内容讲解过程中，如果仅仅是按照教材对日本的侵略行为进行讲解并教育学生要构建爱国主义的价值观，对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的教育并不能起到主导作用。教师首先应该通过多媒体对当时的情景进行播放，使学生在短片的观看过程中了解到历史发展的真实情况，同时也使学生能够在看短片的过程中体会到当时社会大众的真实感受，激发学生的爱国情怀。其次，教师在短片的播放过程中通过对历史知识的讲解引导学生构建爱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样更能使学生对于教师所讲的历史内容产生认同，并激发学生对祖国的热爱，同时使学生在构建价值观的过程中也能产生一定的危机感，了解构建富强、民主、文明国家的重要意义。

二、社会层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高中历史课的渗透路径

社会层面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学生的实际生活联系较多，但是由于其在社会生活中较常见，因此学生对其社会层面的价值观重视程度不够。历史教师应该在相关的历史学科的教学过程中注重高中生社会层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养与构建，使学生在历史知识的学习过程中体会到社会层面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意义。通过历史知识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建使学生通过学习历史知识了解社会实践中社会层面价值观的真正含义，并且能够为学生未来社会生活带来较大的帮助。教师在高中历史社会主义建设内容的教学过程中，应该注重联系社会层面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学生进行教育。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意识形态及我国的政治与经济制度的建立过程中的社会价值观层面进行动态的分析，使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对于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社会形态的价值观能够更具体。历史教师可以通过情景教学，请几名同学进行情景表演“穿越”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设立的初期，如果不是以“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价值形态对其价值观的构建，进行情景表演。通过教学情景的表演使学生认识到社会层面的核心价值观的重要作用。

三、个人层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高中历史课的渗透路径

个人层面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于高中生的个人发展极其重要，能够帮助学生在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同时，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同时个人层面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是社会衡量公民的基本道德规范，对学生以后的生活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高中历史的教学过程中通过对于学生诚信、友善、敬业等个人层面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养有助于帮助学生形成良好的个人道德规范于准则，使学生在未来社会发展中能够更好的服务于社会。历史教师在秦国商鞅变法的内容进行课堂教学时，可以通过商鞅在变法过程中通过的诚信建设而获得百姓信任与支持，对学生进行个人层面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设，古人在思想落后的年代都能够认识到诚信对于个人及社会发展的重要，在当今的社会高速发展的时代更需要诚信建设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四、总结

综上所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最重要的精神力量与追求，并且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过程中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历史学科在教学的过程中对于学生爱国精神的培养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设与历史学科的融合能够使学生在进行学科的学习过程中结合实际情况构建符合自身发展的价值观。希望通过对本文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高中历史课的渗透路径探讨，能够对我国高中学科教育提供一定的理论基础。

【参考文献】

[1]杨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现场教学初探[J].上饶师范学院学报，2016.01：61-65

[2]谢正宇，于伟彪.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社会道德建设研究[J].河北企业，2016.01：99-100

[3]周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内在逻辑及实现[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01：3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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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优势分析；合作基础；路径选择

中图分类号：F114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5）015-000-01

新疆作为中国向西开放的桥头堡，在“丝绸之路经济带”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玛纳斯县处在这一核心区的中心地带，应准确分析发展的优势，寻找对外合作的基础、选择跨越式发展的路径。

一、玛纳斯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的优势分析

玛纳斯县总面积1.1万平方公里，辖14个乡镇场站、5个驻县团场，全县总人口28万人，2014年农牧民人均纯收入18350元。

玛纳斯县经济发展水平普遍高于中亚诸国，“三化”发展水平较高，具有良好的经济、技术、人才及硬件基础优势。玛纳斯地处天山北坡区域经济带、乌昌石区域性城市群、丝绸之路经济带三重战略叠加区；乌鲁木齐一小时经济圈。水资源优势。玛纳斯县域内水资源总量为18.8亿立方米，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为5621立方米。矿产资源优势。矿产总储量约55.081亿吨，尤其是玉石资源总面积达到18.786平方公里；三是生态优势。湿地公园、森林公园、北部沙漠绿色屏障等生态资源，将为玛纳斯县对外开放及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资源基础。

二、玛纳斯县与中亚五国双边合作的基础

玛纳斯县应发挥自身发展优势，以中亚五国为发展重点，对比分析双边的经济社会发展概况及产业互补性，找出双边合作的基础，加强相关领域的合作，实现双边的互补共赢。

（一）新疆及玛纳斯县与中亚五国经济社会发展对比分析中亚五国与新疆、玛纳斯县经济发展及进出口贸易状况

玛纳斯县整体经济发展水平处于新疆前列，高于中亚五国，在向西开放过程中具有较好的经济优势；中亚诸国自身资源优势较为突出、自身加工能力较差，生活、生产资料主要依靠进口，而玛纳斯县具有较高的加工生产技术和能力，可以承接中亚国家初加工的资源进行深加工，提供其紧缺的生活、生产资料，实现双边资源、资本、技术的互补，促进经济一体化发展。

（二）玛纳斯县与中亚五国产业结构对比分析

中亚各国是典型的资源型产业结构，而玛纳斯县具备以装备制造、纺织工业为主的各种服务性配套产业均衡发展的产业格局，各种工业门类较为齐全，产品以工业制成品为主，物美价廉，能较好的满足中亚国家日常生活需要。双边存在良好的互补性，且玛纳斯县产业结构水平较高，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

三、抢抓“丝绸之路经济带”机遇，推进玛纳斯县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的路径选择

玛纳斯县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应在培育面向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的现代生态型新型工业体系、发展面向国际的现代特色有机农畜禽产品生产供应基地、孵化特色鲜明的现代服务业上大做文章，积极将玛纳斯县融入辐射40多的国家和地区、30亿人口的自贸区中，为实现经济全球化夯实基础。

（一）培育面向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的现代生态型新型工业体系

抓住国内及国际市场相互融合带来的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机遇，围绕“三个百亿”产业集群建设，大力发展玛纳斯县面向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的现代生态型新型工业体系。

1.打造立足国内、面向国际市场的农畜禽产品深加工基地。一是依托玛纳斯县优势农畜禽产品资源，针对内地、中亚及欧亚市场，延伸产业链，发展壮大现有的农夫基地、九天红辣椒、中粮屯河等企业。二是合理引导中亚等国优质农畜禽产品到玛纳斯县进行深加工，提升玛纳斯县产业发展水平。

2.培育立足国内、面向国际市场的先进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生产基地。一是紧抓“疆电外送”通道建设和中亚国家电力发展的设备需求的发展机遇，引进一批大企业大集团，大力发展电力装备制造业。二是围绕我国西部及俄罗斯、中亚地区对矿产开采的需求，大力发展钻探设备、高效采油设备等装备制造业。三是重点围绕新疆各地以及周边中亚国家农牧业发展的需要，引进大型的先进农机制造企业，提升发展大型农机、纺织工业装备的能力和水平。

（二）发展面向国际的现代特色有机农畜禽产品生产供应基地

打造立足国内面向中亚、欧亚等市场的有机肉羊供应基地。紧抓“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大好机遇，对原有以棉花、制种玉米、葡萄生产为主的种植结构不断进行浮动调整，逐步将玛纳斯县中部平原地区建成百万亩有机绿色蔬菜、瓜果、粮油作物的有机农产品供应基地。大力发展林下食用菌类和设施农业食用菌类生产，打造二十万亩的绿色、有机、环保、面向国际市场的食用菌生产基地。

（三）孵化特色鲜明的现代服务业

1.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生态、文化、休闲、度假、观光为特色的国际旅游港

一是精心策划旅游项目，提升旅游形象、浓厚旅游文化、聚集旅游人气，全面提升玛纳斯县旅游服务水平；二是全面打造面向世界的玉石、玉器加工、鉴定、交易集散地及玉石文化推广中心；三是积极促使葡萄酒庄做大做强，将玛纳斯县打造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独具特色的生态、文化、休闲、观光为特色的国际旅游港。

2.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上国际化的商贸物流中心

充分发挥亚欧大陆桥横穿新疆全境“桥头堡”的区位优势，全力打造农产品物流中心、工业制品集散地。依托乐土驿铁路物流园铁路专用线、货运站台，依托万源国际物流园，实现国内汽车、家具、新型建材、设备、生活用品等工业制成品及中亚优质初级加工矿产资源的相互流通，实现双边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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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区域环境；污染治理；路径选择

DOI：10.16640/ki.37-1222/t.2016.06.240

从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环境来看，经济发展存在着严重的不平衡，总体而言，东部经济的发展比较迅速，中部次之，西部经济发展较为缓慢，在这样的经济发展环境下，环境污染也表现出不同的区域性特征。东部环境污染最重、中部次之，西部相对较好。区域环境的污染出现这样的特征，一方面与工业生产有着重要的关系，另一方面与城市车辆密度也有着关系。为此，各个区域都应采取不同的环境污染治理路径，其根本目的就是要对环境进行大力的整治，实现社会经济和环境的综合可持续发展。

1 东部区域环境污染治理路径

1.1 产业结构的调整

目前，东部区域的环境污染愈演愈烈，东北三省、京津冀地区都是环境污染的重灾区，尤其是大气污染，严重程度领跑全国。面对着严重的污染现状，东部区域各个地方积极采取措施来治理环境污染，调整产业结构就是其主要的治污路径。目前在东部地区，尤其是京津冀地区，积极地进行高污染产业的调整，有些企业被下令关闭，而传统的工业生产，一方面在进行区域搬迁，另一方面有了严格的污染排放制度，在这样的情况下，东部区域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娱乐产业等可持续发展性比较强的产业来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力求从产业结构的调整上走出一条治污道路。

1.2 市场机制的引入

为了促进治污工作的进行，东部区域利用自身经济发展的优势，积极地引入了环境市场的机制，即在东部区域内进行发展的企业，尤其是工业产业，必须要符合环境标准才能在区域内进行发展，这样的准入门槛使得企业对环境污染的认识更加的深刻，也促进了企业治污工作的开展。另外，在市场的机制作用下，城市汽车的尾气排放也受到了严格的控制，这也为治污工作的进展提供了某方面的促进作用。市场机制在污染治理中的引入，一方面使得环境污染的排放标准显著下降，另一方面，利用市场的竞争机制淘汰一批污染大的小企业，这对于社会资源的整合，对于环境污染的综合治理都具有积极地意义。

2 中部区域环境污染治理路径

2.1 区域品牌的打造

中部城市的环境污染治理从总体而言具有自己的优势，目前，中部各个省份都在通过区域品牌的打造来实现自身价值的提升，而在区域品牌的打造上，污染治理被纳入其中。郑州目前在中部城市中发展迅猛，郑州发展的优势主要是发达的交通网，郑州利用自身的位置优势，将铁路发展打造为自身品牌，在发展铁路交通的过程中，对环境污染进行统一化处理。合肥也是中部城市中区域品牌打造比较突出的一个城市。合肥利用自身优势发展起来的高铁线路成为了现在城市品牌中一道抢眼的风景线，在大力进行高铁建设的同时，合肥统筹规划，将污染治理与品牌建设进行统一规划和处理，取得了不小的成绩。

2.2 科学城市规划

中部区域的环境污染治理，除去区域品牌的打造外，对城市进行科学合理化的构建也是一项重要措施。城市的科学规划方面，中部有几个城市做的非常不错，武汉首屈一指。武汉的城市规划体现着“大武汉”的原则，即武汉的城市规划不仅仅是对武汉一个市的规划，还包括了孝感、咸宁等周边城市的规划，在这样统一的规划下，城市的发展和污染的治理得到了统一化的对待，这对于城市污染的治理具有积极作用。除去武汉，南昌的污染治理采取的也是城区科学规划的理念。南昌的城区规划仿照上海的模式，采取“一江带两岸，两岸齐行”的模式，在这样的规划体系中，南昌市的污染得到了有效的控制。

3 西部区域环境污染治理路径

3.1 强化工业生产污染排放的标准

西部地区由于经济发展比较落后，所以在目前的环境污染治理方面，采取的主要措施还是以控制污染排放为主。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长期落后导致西部地区目前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大力发展经济，所以西部城市在环境污染治理方面的理念是在不影响经济发展的前提下，进行污染排放物的控制。为此西部地区加强了环境污染物排放的标准设置，通过提高排放标准来实现污染的减少。就目前的情况而言，西部地区的环境问题主要表现在生态恶化方面，值得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3.2 大力进行环境建设

大力进行环境建设是西部地区进行污染治理的又一项比较重要的治污路径。西部地区的污染主要就是工业废水和工业废气的排放，另外就是农业生产的化肥和农药的使用。废水和废气的治理一方面要利用专业的技术，另一方面就需要环境的自净能力来完成，所以在西部，目前大量的退耕还林还草工作都是为了恢复生态环境，强化环境的自净能力。

4 结束语

区域经济的发展不同导致区域内污染情况存在着差异，面对区域性的污染差异，必须要进行针对性的治污工作才能起到良好的效果。所以面对东、中、西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同，要走不同的污染治理路径，这样才能抓住地区污染的特点，进行针对性解决。区域治污是一个长期坚持的过程，必须要走适合自身的治污路径，并且长期坚持，才会取得良好的治污效果。

参考文献：

[1]孙晓伟.论我国农村工业化过程中环境污染的成因及治理的路径选择[J].农业现代化研究，2012（02）：225-229.

[2]刘超.管制、互动与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5（02）：96-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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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幼儿教育 小学化 路径

一、前言

幼儿教育对幼儿未来的学习成长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教育内容和方法要符合幼儿的身心发展规律和特点，要循序渐进地进行，不能一蹴而就，如果过早地让幼儿接触小学教育往往会造成适得其反的效果。因此，幼师必须重视幼儿教育的重要性，通过不断地探究和实践，有效改善目前幼儿教育小学化的现象，促进幼儿更加健康地成长。

二、幼儿教育小学化的现状

（一）教育内容上的小学化

幼儿阶段学生的思想和智力还处在形成和发展阶段，对于知识的理解和接受能力有限，如果“灌输”的知识超出了幼儿的承受范围，很有可能对幼儿的身心发展造成不利影响，较为复杂的知识只有在幼儿成长到八岁左右，进入小学学习时期才能够进行学习和消化。但是还是有很多幼儿园不顾及幼儿的成长规律和特点，一味地为幼儿“灌输”小学知识内容，不断增加幼儿的学习负担，忽略了幼儿原本应该接触的学习生活，严重影响着幼儿的健康成长。

（二）幼儿家长之间的攀比

很多幼儿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得到别人的认可和夸奖，都存在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思想，所以常常会在幼儿时期教导孩子接触幼儿根本难以消化的学习内容;还有一部分家长为了让幼儿更快地掌握英语能力，过早地让孩子接触一些英文歌曲，参加一些英语培训班，目的是为了让幼儿在某些场合为自己争光。每个幼儿都有属于自己的学习和成长方式，而家长的这种攀比心理使幼儿过早地接触了小学化教育，违背了幼儿的成长规律，使原本应该充满乐趣的童年变得枯燥沉闷。

（三）教育方式和管理模式上的小学化

爱玩是幼儿的天性，在教学过程中幼儿的注意力很难集中，所以我们常常采用游戏等有趣的方式去带领学生感受生活，引导学生逐渐形成正确的思想和品质。而目前很多幼师都采用单一的小学化的教学模式，一味地为幼儿灌输知识，使得课堂过于沉闷，难以激发幼儿的学习兴趣，幼儿也无法快速准确地掌握知识内容。另外，在行为规范方面也趋向小学化，在课堂上要求学生要严格遵守课堂纪律，认真听讲，课后还要完成大量的作业任务，超出了幼儿的承受范围，也影响着幼儿的健康成长。

三、治理幼儿教育小学化的路径

（一）转变幼儿教育理念

幼儿阶段是孩子身心发展的重要时期，具有一定的规律和特点，所以这一阶段的教育活动也就显得尤为重要。幼儿教育内容要根据幼儿的成长规律和特点，以及幼儿在学习过程中的实际需要进行科学的设置和调整，教学过程要循序渐进、难易适中，并且要充分利用幼儿的好奇心，运用形式多样充满趣味性的教学形式开展幼儿教育，从而进行有目的和针对性的教学，让学生在愉快、轻松的环境中学习和掌握基础知识以及行为规范。只有这样，才能逐渐拉近教师与幼儿之间的距离，更好地促进幼儿的成长。

（二）提升家长的思想认识

在幼儿的学习成长过程中，家长的正确引导有着重要意义。家长的攀比思想也只是为了孩子能够有更好的未来，因此，教师要积极地与家长沟通，为家长讲述幼儿成长的正确教育理念和方法，也可以定期开展亲子活动，在活动过程中，为家长播放一些教育影片，让家长认识到攀比思想下的教育可能为幼儿带来的不利影响，也通过观看影片，引导家长树立正确的教育理念，积累更科学的教育方法。同时，通过开展亲子活动，也能够让家长充分了解和掌握幼儿的成长状况，拉近家长与幼儿的距离。

（三）优化幼儿师资队伍

幼师师资队伍的优化也是治理幼儿教育小学化的关键路径。幼儿健康成长的关键是拥有一个愉快、轻松的学习和成长环境，幼师素质的提高对组织幼儿教育活动，营造科学合理的教学氛围有着重要作用。因此，必须要对幼师进行定期培训，使幼师能够及时了解到最新颖和最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方法。同时，由于幼儿的模仿能力较强，所以在日常教学中教师要为幼儿树立良好的榜样，使幼儿能够在幼师潜移默化的影响下，形成正确的思想和品质。也可以定期邀请一些幼儿教育专家到幼儿园开展专题讲座，或是对幼师的教学方法进行现场指导，使幼师的专业素质不断提升，师资队伍建设得到不断的完善，从而促进幼儿教育的进一步发展。

结语

目前，幼儿教育的小学化不仅严重影响着幼儿的健康成长，也阻碍着幼儿教育的进一步发展。因此，必须重视起幼儿教育小学化的治理，不断探索和总结科学合理的治理路径。同时幼师也要不断地更新自身的教育理念和方式，提高自身的专业素养，为幼儿构建出和谐、轻松的学习氛围，让幼儿能够在愉快的环境下健康成长。

【参考文献】

[1]沈瑾.论治理幼儿教育小学化的合理路径[J].新校园（中旬刊），2014，15（11）：248-2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