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主要特征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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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职业教育治理；治理理念；实践策略；治理模式

中图分类号 G719.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14）31-0078-06

在近年来经济危机及青年失业率居高不下的背景下，基于通过职业教育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面临的一系列问题的考虑，发展高效的治理体系成为国际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重要目标。2007年，国际大学协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ies）专门召开了主题为“高等教育治理”的国际会议。200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召开了“教育治理：透明性、实施性和有效性”的国际会议，并于2009年主题为“教育治理”的《2009全民教育全球监测报告》。2011年，OECD教育研究与创新中心启动了“治理复杂教育体系”的研究项目；同一年欧盟《职业教育与培训的领导力》工作报告。国际社会的相关探索和实践为职业教育治理提出了很多创新性的理念和实践思路。

本研究试图通过对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及德国、瑞士、澳大利亚等重要国际组织和发达国家职业教育治理理念和实践的梳理，对我国职业教育治理体系的改革提出建议。

一、国际职业教育治理的基本理念

（一）教育治理的基本理念

治理（governance）一词，由世界银行于1989年率先使用，已经成为政治和管理领域中使用频率极高的概念。200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召开了主题为“教育治理：透明性、实施性和有效性”的国际会议，会议特别指出，教育治理主要是指各种公共或私人机构和组织统筹合作、各尽其能，从而实现对公共教育事务更好地进行控制和引导。与传统意义上的教育管理相比，教育治理的内涵更为广泛，其不仅包括政府维度的教育行政，更包括非政府机制，特别是各种相关的全球性和区域性教育组织的管理机制，以及它们之间的互补与合作。在此基础上，UNESCO的《2009全民教育全球监测报告》将“教育治理”作为世界全民教育发展新的关注点。报告提出，教育治理问题是全民教育发展的症结所在，相关问题主要体现在教育资助治理、学校管理治理、师资治理以及教育治理规划等方面。优化教育治理与切合实际的教育政策有助于加强问责，扩大参与，促进教育公平。改善教育治理的路径是，加强教育政策性引导，重视教育投入的数量与公平；学校要保证并提高教育质量，妥善处理公私合作关系；加强教师治理，支持学校发展；在教育治理规划与发展战略间形成一体化措施[1]。

2011年，OECD教育研究与创新中心启动了“治理复杂教育体系”的研究项目，项目指出，所有OECD国家的政府都面临管理日益复杂教育体系的挑战，因此，需要发展一种有效的治理体系来应对这种复杂性，并为治理主体提供相关知识，使其作出科学决策。项目指出，从概念的角度来说，治理是指在一种没有一个单独主体进行绝对统治的背景下，共同治理社会的过程。教育治理包括国家和机构层面的，对教育政策发展、实施和评估的结构、关系和过程，其由一个复杂的网络组成，这一网络包括法律框架、教育机构及其与整个体系的关系、分配给教育机构的经费以及这些经费怎样以一种有效的方式支出，还有控制和影响相关教育行为的一些不正式结构和关系。

对于OECD国家来说，怎样在日益复杂性的背景下，实现教育体系的国家目标，是教育治理的关键因素。对此，这一项目主要关注如下两个关键环节：治理机制和知识选择。其研究重点集中在如下两个问题上：一是什么样的治理模式对于复杂教育体系是有效的？二是什么样的知识体系对于实现复杂教育体系的有效治理是必要的？

在此基础上，如图1所示，OECD提出了治理的三个关键因素：确定优先领域，制定政策发展领域，落实责任，这三个要素都是由非线性模式联系在一起的独立现象。这一研究项目主要关注如下三个问题：中央水平的政治决策者怎样在国家、地区和地方层面设计、组织及实施对教育体系的管理？多个层面的利益相关者怎样在多层面背景下组织、促进教育政策的实施？中央和地区及地方层面的利益相关者怎样在对教育体系的管理中进行互相交流[2]？

图1 OECD“治理复杂的教育体系”项目提出的治理框架

（二）职业教育治理的基本理念

瑞士教育、研究与创新部指出，职业教育与培训的治理是指将政策、机构和人聚到一起，在多个主体间促进协商过程的一种战略管理体系。换句话说，每个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的政治治理都是社会和经济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政策制定者、公民社会和私立部门都对不断变化的培训条件实施稳定的影响。职业教育治理体系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尽早发现各个主体间利益的不平衡，并使职业教育体系适应不断变化的背景[3]。

非洲教育发展协会（ADEA）认为，职业教育治理需要解决如下三方面问题：政府机构怎样共同承担对于职业教育的责任；为促进职业教育与培训的协调发展及职业教育机构与外部利益相关者间的交流与合作，政府机构设立了哪些国家交流、合作与协调机构；是否形成了对整个国家职业教育总体供给情况的衡量指标体系[4]。更明确地说，职业教育治理体系的关键要素包括职业教育职责的分配、交流、合作与协调框架，以及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的一致性和衔接性。

2012年5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在中国上海召开了第三届国际职业教育大会，大会工作报告《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的转型：培养工作和生活技能》提出，善治是对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系统进行成功改革的一个明确先决条件。职业教育善治的关键是如何改进协调，让广大利益相关者参与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并且根据充足的信息确定优先事项和确保问责。

总体来看，从概念的角度来说，“治理”是指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条件下，多元利益主体围绕共同目标协调互动的过程。区别于传统自上而下、一元单向的政府“管理”理念，治理的要点在于多元主体合作共治，各主体通过平等协商达成一致目标及行动方案。因此，在治理理论视野中，不仅要求中央政府而且要求地方政府、各级教育行政官员、职业教育专家、行业企业、学生家长及社会各界都参与到职业教育决策之中。

二、国际职业教育治理的模式与实践策略

（一）国际职业教育治理的主要模式

根据目前相关学者的研究，西方公共教育治理经历了“规制型”“市场型”“服务型”三种治理范式的演变，每种范式在治理理念、治理结构、治理工具、治理能力方面都有所不同。“规制型”治理范式遵循国家逻辑，强调教育公平，主张政府全程控制教育发展过程；“市场型”强调市场是公共教育发展的主导力量，只有通过市场竞争和激励，才能提高教育绩效，并提供多样化的教育服务；“服务型”治理范式强调通过政府、市场与公民社会三者之间的有效互动，逐步建立一种新型的公共教育市场，严格界定政府在公共教育领域的干预范围，通过政府解制以推动非营利组织提供公共教育服务[5]。

图2 欧洲培训基金会提出的职业教育多层治理模式

欧洲培训基金会通过对国际社会职业教育治理实践的研究表明，基于利益相关者间有效、包容、横向和纵向交流的多层治理模式，非常有利于增强职业教育与培训政策和体系的效率、效力、一致性、透明性和落实性。让一些国家层面之下的实体或地区参与职业教育与培训的管理，以及确定市场对人力资本的需求，更加有利于促进地区层次的经济增长，并实现地区劳动力供给与市场需求的匹配。这一模式的具体机制如图2所示。

图3 职业教育与培训的四种治理模式

英国行业协会的研究认为，从实施的角度来说，职业教育治理机制的建立是在职业教育利益相关者及特定主体间建立明确交流及合作机制的过程。这些主体包括政府或教育管理者、教育与培训机构、劳动力市场和社会合作伙伴（雇主或工人利益组织，如雇主组织或行业协会）等，这些主体的一方是职业学校和教育管理者，另一方是以雇主和员工组织为代表的社会伙伴，其关键是在这些主体间形成有效的交流方式。从这一角度而言，如图4所示，职业教育的治理模式分为如下四种：一是自由模式，其主要特征是利益相关者间的协调机制较弱，职业教育机构和劳动力市场间通过市场信号进行直接反馈；二是计划模式，其主要特征是职业教育与劳动力市场间的正式联系或交流较弱，并主要根据国家的相关政策规定进行交流；三是参与模式，主要特征是职业教育的各利益相关者或社会合作伙伴间已经形成特定的交流与作用机制；四是协调模式，主要特征是社会合作伙伴是职业教育更新过程的重要驱动者，并全面参与职业教育的实施。

从实践的角度来说，研究指出，奥地利、丹麦、德国、荷兰等北欧国家实施的以“集体技能形成体系”（collective skill formation systems）为特征的协调性治理模式（coordinated model）是最有效的职业教育治理模式，这一模式注重社会合作伙伴对职业教育实施的参与，积极加强相关治理主体间的交流对话。其主要具有如下特征：有效、透明的交流过程；利益相关者（社会合作伙伴：包括政府，以雇主协会、行业协会为代表的社会合作伙伴，职业学校，企业等）间广泛参与、包容性与合作机制；研究本位的决策过程；开放性、反应性、适应性和灵活性；能够根据劳动力市场需求的变化，不断更新、调整职业教育的供给模式、课程和资格等，实现职业学校与劳动力市场需求间的有效匹配。

图4 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的协调性治理模式

德国波恩大学Werner Eichhorst等对世界范围内职业教育治理体系进行系统的比较研究后也提出，以德国为代表的双元制职业教育治理模式运行效率是最高的，具体如图4显示。其主要特征包括六个方面：一是课程和教学内容的社会适切性，所有的利益相关者，包括政府、雇主、社会合作伙伴和教育机构都参与到课程开发中。二是与劳动力市场建立并维持密切的合作伙伴关系，建立了雇主对职业教育体系的持续反馈机制。三是职业教育机构获得了充足的资金支持，具有必备的教学设备设施及受过良好培训的教师。四是在培训机构间创立了有效的竞争机制，激励职业教育机构的有效运行。五是建立了完善、严格的资格认证和质量保障机制，能够维持高水平的教育教学质量。六是职业教育体系是一个开放、逐级晋升的教育路径，在职业教育机构中获得的能力和资格与在学术教育路径中获得的资格具有可比性，学生可以在两个体系间实现有效转换[6]。上述因素也都是高效职业教育治理体系的基本特征。

（二）国际职业教育治理的实践策略

200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开了主题为“教育治理：透明性、实施性和有效性”的国际会议，在会议最后形成的建议中，为各国改善教育治理、实现更好的教育结果提出了十方面建议：把政府权威部门的教育管理责任下放到地方和个体机构水平上；在利益相关者间建立有效的政策协商机制；形成教育发展的综合性法律体系；为提高教育质量、促进教育公平配备充足的资源；发展不受政党政治约束的教育治理体系；把学校作为行动的核心；促进专业治理能力的发展；支持教育专业发展及其收入的提高；增强所有层次利益相关者的声音；加强伙伴关系的构建。

2008年，澳大利亚技能署《国家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的未来治理》的报告。报告提出，为确保对技能挑战作出有效回应，在发展有效的职业教育治理体系过程中，需要着重考虑如下几点：一是形成明确的国家目标和政策领导力，澳大利亚的职业教育与培训在一个全球竞争的环境下运行，为应对这一挑战，需要加强一种集体性的国家目标发展，形成国家标准、劳动力规划、与行业新的合作关系，以及各地区之间的协调发展路径。二是确定或分析技能需求，形成经费拨款框架。三是有效管理和分配公共经费。四是运用系统的信息进行体系改革和发展。五是建立高质量的国家数据基础，促进相关决策。六是加强优异性、一致性和无缝的规范管理。行业和消费者参与对于国家培训体系的主流化、一致性和优异性是非常关键的，要通过这一点促进对于职业教育与培训服务的机会、信心和适切性[7]。

根据相关国际学者的研究，美国职业教育治理的基本架构是：地方教育机构负有治理公共职业教育与培训的主要责任。但地方教育机构要在州立法和规定的框架下运行，而州的相关立法又受到联邦立法的严重制约。联邦政府向州提供支持职业教育与培训发展的资金。为获得这些资金，州必须向联邦政府提交相关计划，明确为实现联邦法律的目标，怎样运用这些经费。然后，州再要求地方机构提交运用这些经费的计划。此外，政府资助之外的技能培训主要由由联邦劳工部下设的学徒制办公室等部门实施[8]。

欧盟用高质量、有效、吸引力和适切性来描述职业教育与培训的良好发展状态。欧洲培训基金会提出，治理与职业教育和培训政策的总体运行绩效高度相关，治理影响相关政策的制定和实施。2011年，欧盟的工作报告《职业教育与培训的领导力》提出，欧盟职业教育与培训的治理呈现如下趋势：职业教育与培训机构通过一系列广泛的活动及责任分配合并成更大规模的机构；中央政府的管理职能下放到地区或地方政府、学校委员会或其他利益相关者；努力增强职业教育与培训机构的自主性；从关注输入因素（注册和参与、项目的学制和性质）转向日益关注质量保障、学习结果或成果[9]。

英国行业及技能协会的研究认为，国际职业教育治理的普遍策略有：一是通过建立行业组织，在雇主、地方政府及教育机构间加强合作伙伴关系，在地区水平上为企业及雇主提供一个参与职业教育的平台，帮助发展相关的培训策略，以有效应对地区产业需求。二是建立对职业及相关技能进行认证的明确指标，并使这些指标获得广泛认可，从而吸引更多的学习者参与职业教育。三是政府提供对劳动力培训的经费激励，加强对与重点产业相对应职业教育领域的投资，鼓励职业教育机构和大学在重要行业采取集群行动，促进相关行业的创新和就业。四是加强对学生的生涯支持和指导，并使雇主积极参与，帮助学习者实现特定的就业目标。五是政府制定积极的产业发展战略，把教育及人力资本作为产业发展战略的一部分，特别重视对中等后职业教育机构的投资。

2012年，UNESCO通过对世界各国若干旨在改善管理的政策办法进行梳理认为，如下策略是各国职业教育治理的普遍策略：将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纳入一项战略；使利益相关方结成积极的伙伴关系；决定是否下放权力，以及如何下放；审查并改革资历认证制度；开发质量保障程序；为制定政策改善证据基础；将政策框架与实施战略挂钩，以实现改革。

总体来看，密切联系企业和地区经济体，与地区经济体建立各种形式的合作关系，劳动力组织积极参与职业教育的设计及实施，这些是实现高效职业教育治理的关键。

三、结论与启示

总体来看，虽然各国对职业教育治理概念理解和具体实践策略上有所差异，但建立社会合作伙伴多元参与的协调性治理体系是国际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基本经验和趋势。如欧洲培训基金会认为，“职业教育治理”是基于各个层次的利益相关者参与的、设定目标体系、实施并进行监控的职业教育决策管理的一种模型。职业教育治理的目的在于加强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改进政策的问责制、透明度、一致性、效率和有效性。OECD提出，职业教育治理体系建立的关键是职业教育的利益相关者及特定主体建立明确交流及合作机制的过程，其主要特征包括：高质量的教学及培训水平，积极的产业政策，灵活的培训和生涯路径，政府对职业教育的积极投资。根据国际社会的相关经验，这一高效治理机制建立的关键有如下两个方面：

首先，在政府层面形成明确的法律规定，对职业教育决策或咨询中相关利益主体的作用给予明确界定，在此基础上，加强职业教育机构间及其与工作组织、行业企业的交流对话，形成关于未来技能需求的有效、透明、灵活、开放的交流传递机制。

其次，从职业教育自身的特征来看，作为与劳动力市场关系最为密切的一种教育类型，行业企业参与是职业教育治理的重要特征，职业教育需要政府、行业、企业、学校四方联动。行业企业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和平台来参与职业教育治理，在实质上影响着职业教育从决策到实施的整个过程。因此，准确定位各级政府、高职院校和社会，特别是行业企业在职业教育改革发展中的权责和职能，理顺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国际高效职业教育治理体系的共同特征。

根据国际社会高效职业教育治理的标准，我国职业教育治理体系主要存在如下两方面问题：一是仍然以政府的行政管理为主，职业教育的法律保障体系，特别是行业企业等社会合作伙伴参与职业教育治理的机构和制度不健全，没有形成社会共同治理的基础；二是职业教育发展的相关基本制度建设不完善，如招生制度、资格框架制度、经费拨款制度、劳动力市场需求预测和反馈制度等，不利于职业教育综合治理能力的提高。

基于我国职业教育治理体系发展面临的问题，借鉴国际社会的经验，现代职业教育治理是一个系统的战略发展和制度设计方面的问题，必须要有一整套完善的国家政策、制度加以支撑。因此，未来急需设计和建立一整套以法律法规为基础的，具有强制性、规范性、操作性，保障职业教育科学发展和实施的一系列相应的政策法规和制度安排，促进以行业企业为主导的社会合作伙伴积极参与职业教育治理，以实现社会多元主体共同治理职业教育的格局。

参 考 文 献

[1]EFA Global Monitoring Report 2008[R]. Paris： UNESCO， 2007： 21.

[2]Governing Complex Education System： Framework for Case Studies[Z].OECD，2011.

[3]Federal Department for Economic Affairs， Education and Research EAER，State Secretariat for Education，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SERI Project Promotion and Development. Call for Tenders for Leading House “VET Governance”[Z]. Bern， 16.9.2013.

[4]ADEA. Governance of Technical and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Z]. Background Document Prepared for the 4th SADC Annual TVET Conference Swakopmund， Namibia 7 to 10 November， 2006.

[5]吴景松. 西方公共教育治理范式变革及其启示[J].中国教育学刊，2010（11）：10-13.

[6]Werner Eichhorst，Núria Rodríguez-Planas，Ricarda Schmidl，Klaus F. Zimmermann. A Roadmap to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Systems Around the World[Z]. December 2012.

[7]Skills Australia. Future Governance of the National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System[Z]. 17 September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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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是指政治统治者的地位保护盒阶级压迫功能逐渐淡化,代之以将行政权力主要运用在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福利等方面的政治意志执行过程。政治是国家意志的体现,而管理则是这一意志的执行。对于什么是治理,许多机构和学者都作出了自己的界定。比较典型的是全球治理协会和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定义。全球治理协会的定义是:治理是个人与机构、官方和私人治理其共同事物的总和,多种多样互相冲突的利益集团可以借此走到一起,找到合法的办法。它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既可以是对立的或各异的利益彼此时应,也可以是人们同意或接受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安排。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定义是:治理是运用政治权威管理和控制国家资源,以求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具体而言,治理是有许多不具备明确的等级关系的个人和组织进行合作以解决冲突的工作方式,它灵活的反映着多样活的规章制度甚至个人态度,以上定义非常典型地反映了治理理论的主要特征,概括起来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1 自我调节的协作方式。即国家、组织、个人之间通过谈判实现自动协调目的的方式。

2 多样化的行动者。国家责任范围逐渐缩小而公民享受更多的责任,包括政府部门、私营部门、第三部门以及广大公众都可以参与治理。

3 互动过程。致力于集体行动的组织依靠互相依赖的权利和资源关系实现互相促进和支持,形成协作性的合伙伙伴关系。

4 国家的主导角色。国家在制度设计和战略制定方面具有根本性作用,这是其他机构不能代替的,国家的作用充分体现在其宏观调控和组织协作上。

二、善治的内容

善治是指一种良好的治理。这是治理理念和相关机制建立并运用到实践中所导致的良好的绩效。它应该是社会治理发展的目标。善治只要是指治理能够收获到良好的技校,这种绩效表现在治理的政治效果、管理效果、经济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方面。整治效果主要是通过治理达到了公民与公共机构之间的良性互动,公民的责任精神得到提升,公民对公共事务有着广泛的参与,社区团结性达到非常高的水平。管理效果是通过多元角度的参与和互动,社区和组织的治理取得良好的管理效果,形成了共同治理的机制,提供了最大效率的公共服务。经济效果主要是指通过治理直线了社区和组织资源最大化的利用,并确定了良好的经济收益,给社区居民带来了更好地福利。而社会效果则包括文化观念、环境保护、社区安全、邻里照顾等方面都产生良好的小郭,社区成为安全、幸福和文明的居住地。就一个国家而言,职责意味着国家实现有效的制度构建、公民创造力得到激活、政治文明程度高,意味着国家不仅在经济上去的稳定而快捷的增长,而且在综合效益上公民生活质量得到了不断提升,社会和自然都实现了和谐共进的目标。

三、公共治理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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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的财务学者们从不同的研究目的出发，对财务治理的内涵的界定提出了不同的见解。程宏伟（2002）认为，财务治理是财务治理主体对企业财力的统治和支配，即关于企业财权的安排，它决定财务运营的目标以及实现目标所采取的财务政策；杨淑娥（2002）则把财务治理理解为通过财权在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不同配置，从而调整利益相关者在财务体制中的地位，提高公司治理效率的一系列动态制度安排；饶晓秋（2003）提出，财务治理的实质是一种财务权限划分，从而形成相互制衡关系的财务管理体制；林钟高（2003）指出，财务治理是一组联系各利益相关主体的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和结构关系网络，其根本目的在于试图通过这种制度安排，以达到利益相关主体之间的权利、责任和利益的均衡，实现效率和公平的合理统一。以上这些有关财务治理的定义，虽然都从不同角度对财务治理的内涵进行了阐述，但也不可避免地存在认识偏差。他们要么从制度安排的角度将“财务治理”与“公司治理”等同，要么将“财务治理”与“财务管理”混为一谈，或者只强调财权配置的重要地位而忽视其他方面，因而无法全面准确地理解财务治理的内涵。

综上所述，对于财务治理内涵的理解，笔者比较倾向于衣龙新（2005）的概括，即财务治理就是基于财务资本结构等制度安排，对企业财权进行合理配置，在强调以股东为主导的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的前提下，形成有效的财务激励约束等机制，实现公司财务决策科学化的一系列制度、机制、行为的安排、设计和规范。这一概念的主要特征就是既肯定了财务治理是一种制度安排，又强调了财务治理是对财权的合理配置，同时还突出了财务治理是为了形成有效的财务激励约束机制。

我国绝大多数财务管理学教材都认为，财务管理是利用价值形式对企业生产经营过程进行的管理，是企业组织财务活动，处理与各方面财务关系的一项综合性管理工作。这一概念的主要特征就是表明财务管理是一项管理活动，其直接对象是企业的资金运动和企业的价值。

从以上对财务治理与财务管理的概念约定可以看出，财务治理与财务管理的区别主要在于，财务治理是一种制衡机制，其目标是协调企业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冲突，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而财务管理则是一种运行机制，其目标在于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也就是说，财务治理规定了整个企业财务运作的基本网络框架，财务管理则是在这个既定的框架下驾驭企业财务奔向目标。财务治理与财务管理同时也存在许多共同点，那就是财务治理与财务管理的理论基础具有同源性（都以产权制度和公司治理为基础）；财务治理与财务管理的对象具有同质性（都涉及到财权问题）；财务治理与财务管理具有体系上的统一性（同属财务范畴且都是企业财务报告的影响因素）；财务治理决定了财务管理的框架和轨道，财务治理的模式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财务管理的模式特征。

二、财务管理学目前存在的缺憾：基于财务治理的考量

“组织财务活动、处理财务关系”这一概念特征决定了财务管理学的研究应从财务的二重性：经济属性（财务活动）与社会属性（财务关系）相结合来进行考察。但现实情况是，传统财务管理学仅从数量层面来对财务的经济属性进行分析和论述，而对财务的社会属性——财务关系的处理这一财务管理的本质问题却一带而过。而财务管理作为一种综合管理，企业内部各种权利的制衡、责任的分担以及利益的划分，最终将以财务的形式体现。但这些问题的解决，光靠加强日常财务管理是不够的，应注重公司各利益相关者财务权利和责任的明晰界定和有效行使，以及在公司治理中的财务行为规范等财务治理的问题。现在的问题是，当人们过于注重研究财务管理学的具体内容时，却忽视了一个对推进公司财务理论发展至关重要的问题，这就是从财务治理的角度把握财务管理学的特征。

从财务治理的角度来观察，笔者认为，传统财务管理学存在以下的缺憾：第一，把企业财务行为视为一种把非经济动机排除在外的纯经济行为，较少关注制度与财务文化等社会因素对财务行为和财务效率的影响，而是把影响财务行为的制度看作是一既定的前提而加以认同，致使制度无法纳入财务行为的解析框架，对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也缺乏深入的分析，从而使财务管理学的构建日趋保守乃至封闭。第二，没有进行相关财务治理影响分析，因而产生对“财权配置”问题的轻视及与此相关的“内部人控制财务”，导致企业外部利益相关者对企业财务监控的弱化及其财务利益的受损，致使理论与实践相背离。第三，以理性经济人假设作为理论前提，必然形成对经济属性（财务活动）的过度关注而轻视其社会属性（财务关系），从而加剧财务冲突和财务道德的失落。

三、财务管理学再造：基于财务治理的创新

公司财务理论构建于特定的企业假设基础之上，企业的不同界定和企业特征的现实变迁都会对公司财务理论产生决定性影响。现有的公司财务理论构建于传统的企业特性之上，从总体上属于价值管理理论。诚然，企业作为系列契约的联结现象是一个客观事实，但我们同样不能忽视一个更为重要的事实，即企业的本质特征并不在于这种联结以及实现这种联结的契约本身，而是在于形成这种联结之后的企业财务活动以及在活动中产生的财务关系。随着公司制企业的出现和现代企业理论对成本、信息不对称等问题的研究，由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带来的公司治理问题便成为当前公司财务理论的主要议题。现实表明，单纯从各自的学科出发独立研究财务管理或财务治理问题，已经不能满足学科发展和现实经济的需要。因此，财务管理学需要拓宽研究视野和丰富理论内涵，就必须与财务治理进行交叉性融合研究。

（一）财务管理目标的重新界定与企业财权的有效配置

合理界定和选择财务目标，建立和完善财务的导向机制，是保证财务治理和财务管理高效运行并实施有效对接的前提。近年来，财务管理目标的定位经过了企业利润最大化、股东财富最大化和企业价值最大化等发展阶段。但就我国目前的企业组织形式主流为非上市公司、资本市场的弱势有效、法治建设处于起步期、商业伦理有所缺失、公司治理结构不太完善等现实背景下，新《企业财务通则》将企业财务管理目标界定为“企业价值最大化”，既反映了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为其资源供给者创造财富的受托经济责任，也是当代财务管理学教材普遍接受的观点，具有较强的理论逻辑性和实践有用性。但也应清醒地看到，这些过分强调股东或企业价值的财务管理目标，势必会将非价值性的社会责任排除在财务管理目标之外。结合我国公司法改革局限于“股东至上”的逻辑和利益相关者的参与权被弱化的现状，以及企业是在复杂的、充满竞争的关系网络中开展经营活动的现实，笔者认为“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均衡”应成为企业财务管理的终极目标。这一目标不仅有利于协调各利益相关者的矛盾，而且还使企业的经济性目标和社会性目标得以有机结合，保证了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企业的经济性目标就是追求自身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这是由企业的本质所决定的，因此，企业财务管理目标并不总是与宏观社会的要求保持绝对的一致性。于是，国家往往利用法律手段来强制企业必须履行社会责任。但是，企业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在许多场合无法完全进行硬性规定。这就需要企业的社会性目标，注重企业的社会责任，追求社会效益的最优化，这是由企业所处的社会环境决定的。任何企业都不可能独立于社会而存在，若过分强调企业的经济性目标而忽视社会性目标，将会失去社会的支持，从而使企业的生存与发展举步维艰。特别是随着SA8000在全球范围的推广和实施，企业重视社会责任、推动社会责任以及落实社会责任便有了最佳保证。这一坚持多边主义的理财目标，是与公司财务治理的思想和目标相适应的。按照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理论，企业财权配置不能只考虑股东和经理层的利益，每个利益相关者在企业财权配置中都有权享有相应的财务权利，有不同的财务利益诉求。此外，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的相机财务治理，也应在财务管理学再造中占有一席之地。

（二）重视制度因素在财务管理学中的地位

内生于公司财务行为的制度因素可按财务活动的关系分为财务本体性制度和财务关联性制度。但目前在我国的财务管理学中，只是企业财务通则、公司法、税法等财务本体性制度散见于筹资、投资、收益分配和资产重组及清算等财务活动中，而对在性质上并不是财务性的却会对公司财务行为及利益相关者的财务网络起约束和限制作用的财务关联性制度（如产权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和伦理道德等）闭口不谈，这不仅背离现实而且还会把财务管理学引入歧途。财务管理学的再造，除继续重视和完善财务本体性制度对公司财务行为的规范约束，还应当重视财务关联性制度与企业财务行为之间关联性研究，这是基于我国的基本国情所决定的。引入财务关联性制度的研究，将有利于摆脱现有财务管理学“就财务论财务”的思维偏差，使财务管理学再造更具动态调整性和环境适应性。

（三）注重激励和监督机制构建的研究

财务管理学如果只关注具体的资金运动而忽视在这一过程中的激励与监督问题，势必会导致资本运营的效率低下和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受损。因此，财务管理学再造就必须注重激励和监督机制构建的研究。目前的财务管理学中在阐述企业财务活动时，本能地运用了诸如企业财务通则、公司法、会计法等财务本体性制度来约束与制衡管理者，而对于内部控制这一影响企业命运的制度安排却没有片言只语，这与企业财务治理与财务管理的本质要求极不相称。2008年6月28日，财政部、证监会、审计署、银监会、保监会联合了《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这为企业内部控制的内容融入财务管理学再造提供了绝好的契机。公司的成本问题，仅仅靠制衡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恰当的激励机制能够通过委托人设计的一系列制度安排促使人采取适当的行为，最大限度增加委托人的效用。近年来，以财务治理的观点考察薪酬对公司财务业绩的敏感性渐成潮流。因此，许多学者认为，我国上市公司应采用股票期权激励制度。但股票期权的应用是有条件的，需要有比较健全的法人治理结构、比较健全的资本市场和透明度高的公司信息披露及相关的法律框架等，而这些条件我国目前并不完全具备。我们在财务管理学的再造中，对于这些问题的研究必须紧密结合中国的国情，关注中国特殊的文化和社会背景，不能掉进“国际大厨房陷阱”而食洋不化。

（四）关注财务文化对解决财务冲突和财务败德行为的作用

目前的财务管理学较为强调和崇尚“工具理性”，致使社会责任和道德品质等人类的一些基本价值在现代企业理财中倍受蹂躏而变得支离破碎，企业与其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财务关系也日趋恶化，使企业无法实现全面、健康的可持续发展。财务管理学关注资本、成本、利润等本是应有之义，但影响和决定这些物化因素的人及其行为也不应该忽视，因为这有利于解决财务冲突和财务败德行为。企业财务文化是一种“内隐文化”，是企业为了实现财务目标而一贯倡导、逐步形成、不断充实并为全体成员所自觉遵循的理财价值标准、道德规范、工作态度、行为取向和生活观念，以及由这些因素融会、凝聚而形成的整体财务管理精神风貌。财务准则有形而财务文化无形，但财务文化对企业的影响却无处不在。鉴于财务文化对企业竞争力所具有的原生性决定作用以及它所蕴涵的更为深刻的企业本质特征，要求人们在财务管理学再造过程中必须高度关注这一问题。财务管理学再造关于企业财务文化研究，其最终成果是要拿出具有中国企业特色、与中国企业协调发展的财务文化发展战略模式，从而更好地指导企业财务管理实践。

【主要参考文献】

[1]申书海，李连清.试论公司财务治理和财务管理的关系与对接.会计研究，2006，（10）.

[2]伍中信.现代公司财务治理理论的形成与发展.会计研究，2005，（10）.

[3]李心合.利益相关者财务论——新制度主义与财务学的互动和发展.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

[4]衣龙新.公司财务治理论.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

[5]林钟高，王锴，章铁生.财务治理——结构、机制与行为研究.经济管理出版社，2005.

[6]李心合.论制度财务学构建.会计研究，2005，（7）.

[7]张栋，杨淑娥.论企业财权配置——基于公司治理理论发展视角.会计研究，2005，（4）.

篇4

[关键词]家族企业研究　学科发展　中外比较　理论评述

[中图分类号]F27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1)10－0087－05

一、引言

家族企业以其在数量和经济规模上举足轻重的地位，一直以来在全球经济中扮演重要角色。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家族企业都是其经济结构中最为重要的成分并发挥着关键的经济作用，是推动创业和创新的主要动力。从历史的视角来看，家族企业无疑是一种最具生命力的、与时俱新的一种组织形式。同时，由于中国独特的家文化，家族企业不仅在经济领域，而且在社会发展方面有着重要意义，成为传承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的经济载体。

家族企业研究一直是全球性的热点课题，一方面，通过研究家族企业可以发掘家族利他主义和创业精神的独特价值：另一方面，它也是发展适合于中同制度文化环境下管理理论和推动中国管理实践创新的重要抓手。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家族企业研究得以将全球管理理论的普遍性与中国管理的独特性有效结合起来，从而为家族企业的持续发展和创新提供理论和政策支持。

尽管家族企业的研究一直是管理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研究的关注点，但直到1980年代后，家族企业研究才成为一个系统性的研究领域，这和家族企业经济作为现实经济发展的重要部分(与钱德勒强调大型公众化公司的趋势不同)再次被人们所认识有关，更离不开中小企业研究、创业创新研究等领域的兴起，家族企业研究的国际杂志，机构以及会议的推动。然而，由于中国独特的家文化和国内相关学术研究开展较晚等原因，国内家族企业研究和国际上的研究还存在较大差距，本文旨在以研究内容为主线，回顾并评述国内外家族企业的研究现状，在此基础上以跨学科理论视角进行系统总结并比较中外研究的差异，为后续研究提供理论脉络和启示。

二、国外家族企业研究现状

(一)家族企业的经济和社会价值

据保守估计，在西方经济体的企业中家族企业所占比例超过2／3以上。美国的家族企业比例大约为65％－80％，英国家族企业的比例为75％，西班牙家族企业的比例为80％，意大利和中东国家的比例更在95％以上。家族企业在创造经济财富、提供就业和促进市场竞争方面都具有重要作用。家族企业的价值不仅体现在创造经济财富，也体现在超越一般经济意义的社会功能方面。根据商业组织的企业社会责任概念模型，Gallo研究发现，虽然大部分家族企业提高雇员技能、保持企业长期持续经营和影响制度环境方面都未体现出积极角色，但是这些企业在建设社区教育机构，传播家文化、勤勉、团队合作和责任承诺等价值观方面都投入了不少资源，为社会提供隐形的公共产品。并且，家族企业在社会形象和声誉方面的自我保护意识使其更加关注如平权行动、环境的负面影响和社区反对事件等方面的社会焦点，并在组织行为上遵循社会规范(Jr.Dyer and Whetten.2006)。

(二)家族企业对传统经济人假设的背离以及家族企业的特征研究

传统经济学将经济人的理解释为行为主体追求其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在目标不一致或信息不对称的现实情形下，产生人的机会主义行为。但是在家族企业中，由于血缘、亲情和泛家族等裙带关系，家族企业雇员所具有的利他主义行为与传统经济人的利己主义(Selfish)行为相背离，成为家族企业治理效率的主要特征。与传统经济人假设的背离使得家族企业的特征不仅体现在简单的家族所有权和控制权，还包括利他主义行为影响下家族企业内部特殊的关系(Sehulze et al，2003)。

一个新的研究进展是，相对于非家族企业而言，家族企业内部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是家族影响，这种影响机制会对企业的资源积聚和利用产生优序选择倾向，通过不同的资源组合来提升企业的绩效(Chnsmml et al，2009)。而这种家族影响的作用机理又与家族、企业这两个不同的“身份(Identity)”有关，两种“身份”之间的关系动态性(比如冲突和协调)甚至会触发新的创业机会(Shepherd and Haynie，2009)，这成为家族创业研究的现实依据。

(三)家族企业公司治理研究

家族企业公司治理问题与公众公司有着质的差异。虽然家族企业内部的利他主义与血缘关系抵消了委托关系中由于私有产权所导致的非效率行为，然而由于家族企业治理结构中家族创业人员的高退出成本，可能会使得人力和金融资本市场流动性的效率无法得到充分体现。但也有研究认为，家族成员对企业的影响应该区分所有权与管理权两种不同的涉入形式，前者是基于产权制衡并具有排他性，而后者则是基于管理能力与控制权的配置，涉及到企业从外部劳动力市场获取的社会资本和知识资源，这两种不同的涉入方式以及程度差异使家族企业治理结构分析进入更为细分的层面(zahra et al，2007)。这些研究结论表明，家族企业公司治理结构研究的重点是家族成员在企业中的所有权与管理权的安排特征，不同的配置方式会产生不同的治理效率以及企业绩效差异。

(四)家族企业组织行为及其竞争独特性研究

目前国外有关家族领导行为和组织行为的研究主要还是利用现有的组织行为理论来解释和探索家族企业情景下的组织行为问题，其中的研究点主要是探讨一般意义上的领导行为如何影响家族企业内部的家族因素以及雇员的组织行为特征。如Sorenson[sl的研究认为，参与型的领导行为除了正向影响雇员的满意度和组织承诺，以及企业绩效以外，还有利于家族本身的治理。其实证结论表明，家族领导的威望权力既有利于提高家族绩效也和雇员的满意度正相关。而自由主义的领导行为与雇员承诺正相关。

家族企业的组织行为特征也形成了其竞争独特性，主要体现在其家族性因素及其独特的公司治理结构系统所形成的组织行为优势，其中主要包括家族成员之间的信任和利他主义行为，以及治理机制方面的低成本激励和高效率的权力结构等。例如，Carney的研究将家族对企业资产的控制权所产生的影响归纳为三个方面：节俭主义、人本主义和特殊主义，这些特征能够使家族企业在特定的环境中产生独特的竞争优势，有利于家族企业创造和利用社会资本，产生创业机会型的投资项目。这些特征和行为在非家族企业当中难于获得和培育，构成了家族企业独特的竞争优势。

(五)家族企业的企业家精神与传承研究

家族成员的涉人和传承是影响家族创业成功及其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Dyer，1994)，其中关系到家族企业治理机制以及传承规划的问题引起了学者的广泛关注。其实，传承是一个持续性的过程，涉及到家族企业创建者及其后代在权

力关系和家族创业战略方面的变化。在这方面的研究中，Churchill和HattenI"]将其区分为四个阶段：家族创建者的独立创业――下一代家族成员管理能力的培训和发展――创建者及其下一代共同管理一一权力和责任的传承，并据此在后代中进行周而复始的连续传承。其中的主要问题是，传承过程伴随着创业者与下一代家族成员(或者代际成员)相互之间在企业中的角色调整和定位(Handler，1990)。此外，也有学者提出创业激情和创新精神的跨代传承问题(Litz and Kleysen，2001)，将其作为在家族企业中企业家精神培养和传承的重要部分。

(六)家族创业研究

家族创业的研究目前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个是家族在创业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即家族作为特殊的社会组织在企业中的嵌入对于家族企业创业的影响；第二个问题是，这种家族嵌入对创业的影响是否形成新创企业或公司创业的竞争与成长(产出)过程的独特价值。有学者的研究表明，在家族性影响因素与创业导向之间存在显著的关联效应。这主要表现在，具有创业导向的新创家族企业会对不完备的信息更为警觉，有利于新创企业发现和识别各种市场机会。这种机会识别能力一方面来源于家族性因素(如家族创业者的能力以及家族成员的关系网络)，另一方面在创业初期又构成了其他企业难以模仿的独特的家族性资源。因此，从创业导向的角度来看，家族创业可以理解为家族因素促使企业组织主动、持续地寻求创业机会的经营理念和成长方式(Habbershon，2006)。

此外，家族企业所有权的特殊性使得家族具有长期的创业导向，因此新创家族企业更具有创新、承担风险、进行风险投资的特性(zahra et al，2004)。具有创业导向的新创企业创业活动增加了家族企业产品的独特性进而保证了企业的竞争优势。有学者通过实证研究指出，两权合一、家族创业者兼任的CEO、家族所有权、家族涉入程度等多种家族性因素都显著影响家族创业的风险承担特性。这说明，在家族企业的情境下，家族因素成为激发企业创业导向的主要来源，从组织特性的角度挖掘家族企业基业长青的理论根系。

三、国内研究现状

家族企业研究在国内基本上始自1990年代，当时中国民营经济在改革开放政策逐渐稳定的转型制度下迅速崛起。其中民营经济主要的组成部分是家族企业或家族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中国传统的家文化对企业的影响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得到恢复和发展，但在制度不完善和复杂的市场环境下，家族企业的成长面对一系列的挑战。国内家族企业管理的研究除了关注国际学术界的部分共同话题之外，对中国情景下的独特问题和管理模式给予了高度关注，主要的研究课题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中国文化和信任结构下的家族企业成长困境

中国传统的家文化以及社会关系形成的“差序格局”特征，产生了亲疏关系的信任差异以及任人唯亲的决策倾向。随着家族企业的不断发展和壮大，其中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就是专业化管理能力的缺乏，企业从外部劳动力市场获取人力资源的机制又出现困境。有学者提出，由于家族化的企业组织附有家长权威，这种高度集权的特征使得中低层次的非家族管理者没有得到足够授权，从而使得管理能力培养和经验积累变得缺乏。而这种管理资源的供应不足进一步造成家族企业人力资本的短缺，制约了家族企业的持续成长。管理资源的引入首先是要解决家族企业与职业经理人之间进行有效融合的问题，吸纳和整合成新的管理资源，在这个过程尤其要重视家文化和泛家族规则的影响机制(储小平，2002)。

但是，由于家族企业和经理人双方在家族主义和利益取向方面的差异，其中的信任问题始终无法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从而导致职业经理人才能的发挥受到制约和逆向激励。对此，也有学者通过经验研究发现，家族企业主与非家族雇员在管理层面会形成区别于传统委托关系的“第二重关系”(苏启林和朱文，2003)，使家族企业治理问题更加复杂化。这些研究都反映了家族企业成长过程所呈现的一系列序贯萌生的问题：成长导致管理能力的缺乏――外部职业经理人员的引入――家族企业治理结构问题。而新近的研究则提出了家族内部成员之间的权力治理问题，即具有亲缘关系的家族成员内部所形成的家族权威的配置特征(贺小刚和连燕玲，2009)，这方面的研究试图从家族治理的视角分析家族企业成长过程中的困境，并提出相应对策。

(二)中国家族企业关系治理

崇尚家族伦理和关系网络的华人社会制度背景，使得关系契约成为企业内部的隐性契约形式，相应地，关系治理成为中国家族企业的一种适应性策略的制度安排。实际上，中国家族企业的实际治理模式是关系治理与契约治理两种手段并存，现有的研究结论认为这两种治理模式的配置方式的选择受到企业内外因素的影响，例如企业领导(家族创业者)的价值观、企业的家族所有权结构、资产规模和制度环境因素等。也有研究指出，针对家族企业的家族内部和外部两种人，应该依靠关系特征进行相互制约，因此强关系和强契约治理形式应该是降低这两类成本的最优配置方式。不过，由于两种关系治理形式受家族治理和企业治理特征的制约，其相互之间的复杂关联有待进一步的梳理和分析。

(三)中国家族企业领导行为与传承：家长式领导与企业家精神传承

目前针对中国家族企业领导行为的研究还较少，现有研究把家族企业的领导行为分为构建愿景、开拓创新、监控运营、仁慈关爱和责任融洽维度等5种正面的领导行为，分析其对员工工作态度、组织承诺和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然而其影响效应又受治理模式的制约。现有研究只是在中国家族企业的情景中来分析领导行为与员工的组织行为特征，没有进一步探讨不同的领导行为与家族企业的成长问题，也没有体现出中国情境下的理论独特性。

家族企业的成长牵系到传承和继任，现实经济中不少中国家族企业目前正面临从第一代到第二代的传承交接问题，而“子承父业”是主流的继任模式。继任者的继任能力和继任意愿的培养过程是主要部分，企业继任过程中的企业家精神传承影响着企业后续的持续发展。这方面的研究指出，现任和继任者之间的人际信任关系、权力传承的共识程度都会影响到家族创业者的企业家精神传承。㈣(PIKS)现有研究还发现，企业家的默会知识、关系网络和企业家精神是家旅企业代际传承过程中企业家个体所需要传承的三大要素(窦军生等，2008)。实际上，这些要素是家族企业持续创业的根基，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家族企业领导行为中应该重视进行持续的制度创新和文化创新，持续地传承和延续家族企业的创业精神(李新春等，2008)。

(四)家族创业与可持续成长

国内关于家族创业的研究才刚刚开始，主要集中在理论分析层面。在中国的制度环境下，有学者提出可以从家族嵌入、资源和创业导向等视角来开展基于本土化的家族创业研究，为家族企业和创业理论提供补充。也有研究提出基于过程观的家族创业研究范式，分析家族性因素如何影响创业机会的识别、资源获取已经形成动态的竞争优势(陈文婷等，2009)。该领域的研究观点主要体现在，家族独特的资源库和家族创业导向交互影响着家族企业的成长，在家族资源条件

下从机会导向转变为创业导向的战略有利于中国家族企业的可持续成长。可见，目前的研究主要从家族因素与创业过程之间的相互嵌入的角度来进行理论研究。可进一步基于现实案例和数据对其中的关键变量之间的作用机制进行深入分析。

四、中外家族企业研究的比较与启示

通过回顾中外家族企业现有的研究可以发现，家族企业的独特治理结构、家族因素、传承与绩效等问题都引起了学者的广泛关注。但是，从西方最近的研究趋势来看，目前的研究焦点已经从探究家族企业的具体特征逐渐过渡到深入分析这些特征如何影响家族企业的组织行为、资源的获取与利用以及创业过程等。同时还可以认识到，家族企业内部同有的家族因素及其独特的作用机制，是萌生新研究问题的根源。研究范式也已经突破现有的理论禁锢，结合其他学科(如社会学和心理学)的相关理论进行跨学科的分析研究，这种趋势可从前文综述中最新发表的文献来考证。例如，从新近的研究可以看到现代公司治理领域中家族企业的身影，对于在资本市场上市的家族企业治理行为，学术界曾产生两种相左的理论解释，一个来自经济学领域的委托理论，另外一个则是心理学中的管家理论。最新的文献指出，通过结合社会学观点进行分析，综合考虑企业的社会嵌入特征和家族制度的内部因素，不同的理论解释是可以相互融合的。突出家族企业的社会结构嵌入特征(Steier et al，2009)，对于现有的研究结论和理论拓展既有挑战也有补充意义。

国内较为早期的文献首先提出的是“家族式企业”的概念，根据血亲与姻亲关系构成的群体来划分广义和狭义的家族企业(庄永竞，1990)。由于该时期国内大多数家族企业仍然处于初期创业阶段，家族企业管理所暴露出的问题并不突出，更多的则是理论上的初步分析。实际上，初期的研究对家族企业的定义主要是根据家族成员的企业所有权和管理权这两个主要标准来界定的，其中的主要特征体现在企业经营过程中的家族涉入行为。然而，同际上对家族企业的定义准则既包含了家族对企业的所有权和控制权，也包括家族本身的文化价值观对于企业发展的影响，同时也要求家族企业经历多个代际之间的传承过程(Chua et al，1999)。这意味着，中国大多数家族企业还没有发展到符合国际学术研究所严格定义的标准，从而造成国内家族企业管理研究的重点和方向也呈现出一定的局限性和差异性。

影响家族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因素既有内部原因(如企业治理结构、继任和企业家精神传承等)，也有外部影响因素(如社会、经济与道德环境)。虽然中国家族企业的制度环境自改革开放以来得到不断改善，但这仅是获得了经营上的合法地位。在融资约束以及行业进入壁垒的制约下，家族企业社会关系网络的建立及其维护是企业获得创业资源与寻求非正式制度保障的主要机制，而其中的实现方式便是履行社会责任(陈凌等，2008)和聘用具有政府关系、行业专长和其他背景的人担任公司的(独立)董事(赵昌文等，2008)。然而，西方最新的文献认为，家族企业的社会资本与家旅社会资本是不同的，后者主要体现为家族成员对家族企业创业过程的支持(chang et al，2009)，具体表现在人力资本和财务资本支持。而萌生于家庭集体对话所形成的家族观点，又能够形成一定的道德准则，准则的一致性有利于积累家族社会资本――这是家族企业初创阶段的主要资源(Sorenson et al，2009)。这些西方细化的前沿研究，也反映出中国情境下的家族企业研究有待进一步探索的理论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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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四川西南地区;穹窿地貌;地质灾害;防治

近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国民经济的发展，生活需求不断提升的同时不断增加对各种资源的开发力度使得原本就已经十分脆弱的地质环境承受着新一轮压力造成地质灾害的出现，这些问题的出现不仅给社会经济的发展造成了重大威胁,同时更是给态环境带来严重影响,为此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对地质灾害的的发生采取有效得问防治措施，尤其是铝矿山的地质灾害问题。对于四川西南部地区来说，地质条件比较复杂，地貌特征比较特殊，而且是我国的内陆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与东部地区相比还比较落后，再加上此地区属于穹窿地貌，地质灾害频发，类型较多，影响大，危害严重，为了改变这种情况，要针对四川西南地区穹窿铝矿带地质灾害的具体情况，采取一些有效的防治措施。

1四川西南地区穹窿铝矿带地质特征

穹窿铝矿带地貌主要是发育在地台盖层上的背斜，一般呈圆形形态，中部呈穹窿状态。对于规模较大的穹窿构造来说，其形成的原因主要是岩浆侵入，或者是方向直交的褶皱运动发生互相干扰。对于穹窿地貌来说，主要是岩浆侵入沉积岩，沉积岩上拱而产生的一种地貌。穹窿地貌形成初期，也就是上部的沉积岩没有被破坏时，呈现出孤立的山地状态，水系发育的形状也多为放射状。但是随着时间的延长，外部沉积岩被侵蚀，核心部分的岩浆岩就会逐渐暴漏在外面，从而行程山丛。这也是四川西南地区穹窿铝矿地貌的主要特征。

2四川西南地区穹窿铝矿带地质灾害问题分析

该地区铝矿带矿体呈层状于震旦，矿体展布行于区内剥离断层（基底与盖层接触带）的展布形态，具明显的沉积特征，沿走向稳定延伸，并具局部膨大的特征，在四川西南地区穹窿铝矿带地区，一般出现的地质灾害主要有：滑坡、崩塌和地面塌陷等。出现这些地质灾害的主要原因就是，此地区的峡谷较深，坡度较陡，这也是发生滑坡和崩塌的必要条件。此外[1]，倾斜岩基上的土体比较松软，这也是发生滑坡的潜在原因。在四川西南地区，岩体的完整性遭到破坏，再加上暴雨和持续的强降雨较多，还有人类的活动等都是加剧这些地质灾害发生的因素。铝矿带发生地址灾害的主要特征：铝矿带滑坡，一般是指斜坡上的土体或者岩体，在河流冲刷、地下水活动、雨水浸泡、或者地震以及人工切坡等因素的影响下，再受到重力作用，在岩层的软弱面或者软弱带，整体地或者分散地，顺着坡度向下滑动的情况。此地区主要是基岩滑坡，与软弱的岩层有关系，一般滑坡的体积、规模较大，同时也与当地的生产建设活动关系密切，自然和人为因素的双重作用，导致了基岩滑坡，造成的危害较大。铝矿带崩塌一般分为两类。其一，滑移式崩塌，最初是滑坡状态，但是滑体育滑床脱离以后，就会出现高速的翻滚状态，直至跌入河床或者沟谷，其二，倾倒式崩塌，这种崩塌类型，岩性软硬综合，在长期的风化作用下，岩体本身存在的裂隙不断发育，在下伏软弱层形成崖腔，硬层受到重力卸荷的作用，最终导致倾倒式崩塌。无论是哪种崩塌形式的地质灾害，都会造成一定的影响和损失[2]。铝矿地面塌陷，主要是指地表岩层、土体在自然或人为因素作用下，突然向下陷落，塌陷坑、洞在地面形成。如果这种情况发生在有人类活动的地区时，就会造成一定的破坏和损失，成为一种地质灾害。对于四川西南地区穹窿地区来说，主要是岩溶塌陷，地面塌陷具有一定的，不容易预防，因此，造成的损失较大。塌陷地区或瞬间吞没车辆、行人、农田等。影响非常大。

3穹窿铝矿带地质灾害的防治措施

防止铝矿带矿产开采带来地质灾害：改善工艺方法防止金属矿产开采带来地质灾害矿业开发过程中,应将清洁生产工艺贯穿于采、选、冶以及其他生产活动的每个环节,即清洁的投入,清洁的生产过程和清洁的产出,注重绿色科技在环保和资源开发中的作用,从根本上防治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3]。铝矿带矿产地质灾害实时监测：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在铝矿带矿产地质灾害防控工作中，也要与时俱进，不断应用计算机网络技术，根据铝矿带矿产穹窿地貌地区的地质灾害情况，合理建立地质灾害数据库，提高防治的主动性，以防为主，以治为辅，结合先关数据，及时进行分析，对地质灾害进行监测和预测。铝矿带矿产地质灾害预警：对于西南地区穹窿地貌地区的地质灾害防治，要根据该地区铝矿带的具体地质环境情况进行全面分析，科学建立预警系统，并且不断对其进行改进，创新，与当地的地质灾害实际发展形势相符合，真正发挥出预警作用。这也是比较有效的灾害放防控措施。要充分利用网络信息技术，在3S技术基础上，应用地质灾害预警技术，建立健全铝矿带地质灾害防控数据库和监测网站，切实发挥出地质灾害预警在铝矿带矿产中的作用，对不同类型的灾害进行科学预警，逐渐提高防灾减灾水平和强度，把事后救灾尽量转化成事前防灾，最大程度上减少地质灾害的损失和影响。铝矿带矿产避险搬迁及工程治理：在西南地区穹窿铝矿带地区，受到地质灾害威胁的基础工程设施要进行及时治理，对于铝矿带矿产地质灾害隐患要科学分析，尽量保护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同时也有利于改善当地的地质，降低铝矿带矿产地质灾害发生的可能性。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对于影响较大或者危害较为严重的地址灾害隐患区，要把周围居民进迁移到安全区域，切实规划、做好搬迁安置工作，把工程治理与避险搬迁有效结合起来，有针对性的实施，提高防治地质灾害的水平。铝矿带矿产地质灾害防治：在西南地区穹窿地貌地区的地质灾害防治工作中，要提高相关工作人员的对防灾减灾工作的重视度。要在当地进行地质灾害宣传，提高公众的防治地质灾害认识，能够在生活生产中，主动保护生态环境，尽量减少人为原因导致的地质灾害。

4结论

综上所述，四川地区地质环境、生态环境等比较复杂，铝矿带的开采使地质灾害也频频发生，不但影响了自然环境，也影响了地区的经济发展。对于四川西南地区穹窿铝矿带地区，地质灾害形势不断变化，具有很大的危害性，已经受到社会的高度重视。因此，要根据实际情况，采取有效的防治措施，降低地质灾害的危害和影响，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

参考文献：

[1]匡永宏.对四川西南地区地貌地质灾害的防治探讨[J].世界有色金属,2016,23:11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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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加强国有企业监管的探讨??

创新企业文化增强企业竞争能力??

煤炭企业物资采购管理之我见??

摊铺机前轮驱动优化设计分析??

浅谈里王庙煤矿2367-1运巷及回风流中瓦斯超限治理??

长株潭突发公共事件应急联动机制建设现状与路径选择??

以宜居城市创建促进新型城市化发展的对策建议——以长沙为例??

新形势下建筑工程管理中信息化应用研究??

IL-6在运动干预胰岛素抵抗中的作用综述?

浅析设计与生活??

我国消费不足的主要特征与原因分析??

浅谈建筑工程桩基施工??

浅谈ERP环境下作业成本法在成本核算中的应用??

试论如何做好企业职工的思想教育??

基于公民参与的政府社会管理实践??

浅议我国纳税服务的现状与改进措施?

强化会计内部控制和监督加强高校会计基础工作??

浅谈如何扎实推进企业反腐倡廉建设??

河北省经济国际化程度分析??

权威多元化:现代社会公共事务治理的新愿景??

论公路桥梁伸缩缝的施工与质量控制??

塔河油田电网线损分析及降损措施??

我国农村医疗保险的现状及其发展建议??

我国交强险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浅谈市政排水管道的施工技术——以某污水管道施工为例??

谈离职员工管理——从一次性博弈到重复博弈?

烟草企业物流整合策略探讨??

浅谈新时期企业档案管理人员的素质修养??

铁路电气化施工企业发展战略探析??

现代大型居住区的住宅设计??

企业人才资源流失管理策略的探讨??

加强基层央行思想政治工作的思考??

论新形势下医院经济管理机制创新??

对我国个人所得税改革的思考??

浅议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之创新??

整合营销理论的联通发展战略研究??

对现阶段农村资源整合问题的思考??

长沙市养老机构入住老人生活需求的调查研究??

发挥"四个作用",加强和改进国有企业党建工作??

浅谈如何实现企业文化与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机融合??

论述中国房价过快上涨的原因??

中小企业劳动力价格问题探讨??

加强科技创新,引领郴州经济发展??

浅议优化医院后勤管理??

基于企业战略导向的薪酬文化整合??

抓实反腐倡廉工作,依法建设和发展城市供水事业

行业协会责任初探??

浅谈管理会计在我国企业中的应用??

企业应对反倾销的会计功能分析?

关于我国境内企业香港上市的几点思考——以民生银行为例?

中国制造业的内忧外患??

企业以人的绩效为本??

我国中小企业国际化道路探析?

我国房地产金融风险分析??

我国商业银行竞争力因子分析?

企业打造名牌的价格技巧??

提高公路行业文明度要以人为本?

篇7

 

一、对现代学校制度的粗浅认识

1、概念

 “现代”是一个动态的、标准不断调整完善的、在绝对时间上没有固定起点和终点的一个过程、一个时代。自社会化大生产形成以后，相当多的人们总是习惯于将自己所在的时代称为“现代”。

现代学校制度是指能够适应新时代经济和社会的基本要求，以现代教育观念为指导，学校依法民主、自主管理，能够促进学生、教职工、学校、学校所在社区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一套完整的制度体系。

2.内涵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提出，“适应中国国情和时代要求，建设依法办学、自主管理、民主监督、社会参与的现代学校制度，构建政府、学校、社会之间新型关系”

“依法办学、自主管理、民主监督、社会参与”是现代学校制度的四个主要特征，或者是现代学校制度的四根支柱。依法办学对其他三个方面起着统领作用，既要求政府要依法行政，又要求学校要依法治校，社会要依法参与、依法监督。学校的各种治理要以法律为依据，以法治思维和法制方式实施，一切在法律的框架内行事。

3．路径

建设现代学校制度，包括健全和完善学校内外部治理体系。

外部治理体系也就是学校的外部环境和宏观制度背景，关键是要进一步理顺政府、社会和学校的互动关系。三方主体明确职能，准确定位，切实承担好该承担的责任。简单说，知道自己该干啥，干好自己该干的，配合别人干好该干的，既相互支持又不过多干涉。（附图）

重点是理顺政校关系，实行管办评分离。政府转变职能，简政放权。改变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无所不管的“全能政府”职能，承担起该承担的权力和责任。从目前法律法规看，政府对学校的义务和权力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学校建设、经费保障、人力资源配置、贯彻教育方针。

当然，作为学校，最应该着力的是建立健全内部治理体系，包括内部治理结构、学校章程建设以及配套的制度体系建设。（我将在后面结合试点工作详谈）

总之，通过现代学校制度建设，扩大政府教育统筹权和学校办学自主权，完善学校内部治理结构，形成政府宏观管理，学校自主办学、社会广泛参与、职能边界清晰、多元主体共治的发展格局。

4.特征

大家注意：现代学校制度强调 学校治理而不是学校管理。“从管理到治理，改变的不是一个字，而是对传统的学校教育管理理论及实践模式的创新、超越和发展，是一种本质意义的变革和升华。”

那么治理与管理究竟有什么不同呢？从下面图表可略见端倪。 

管理

治理

主体单一-----上级领导

主体多元：校领导、教职工、学生、家长。。。。。

金字塔式结构

多层级 自上而下 垂直管理

扁平式结构

层级少  多向度 （自上而下 自下而上 同级）

权力集中 人治色彩浓

权力分散 依法治理

刚性命令多

重控制约束

 

民主参与

重沟通协商

 

管理者责任大   包揽多

人人有责 共治共享

封闭 被动

开放  内生动力

完成任务

达成目标

 二、学校法人治理结构试点工作的体会

 2015年16年，我参与了学校法人治理结构改革试点工作。何谓学校法人治理？根据我国目前法律的规定，学校被定位为事业单位，属于事业单位法人。学校法人治理结构是对学校各个利益相关者的权利配置的过程，实质上也是一种权力制衡。制衡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保障学校的独立法人地位，保障学校的自主办学。

工作目标：以实现学校办学宗旨为目标，实行举办权与管理权分离，建立和完善学校理事会、管理层和监督机构，形成决策、执行、监督相对分离、相互制约的学校法人治理结构，强化学校公益属性，提升办学质量和效益。

基本原则：坚持解放思想，创新学校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坚持政事分开和管办分离，落实学校法人自主权；坚持强化学校的公益属性，建立社会参与、主体多元的监督机制；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党管干部的原则，加强和改善党对学校的领导。

工作程序：建立学校法人治理结构，即学校决策机构（理事会）、监督机构（监事会）和执行机构（学校行政班子），形成新型的现代组织管理体系。制定学校章程，完善监督管理机制和内部管理制度，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

具体工作：

（一）建立学校决策机构，成立学校理事会。（由区政府代表、副局长、校长、书记、工会主席、教师代表、家长代表、社区代表和知名人士11人组成，副局长任理事长，校长为执行理事）（理事会每年召开两次会议，听取学校工作汇报，审议通过学校工作计划和发展中的大事）。

（二） 组建学校执行机构，完善学校管理层。（原学校班子）

（三）明确学校监督机构，形成校内校外监督体系。（党支部、工会和家委会监督）

（四）合理制定学校章程，成为学校管理的纲领性文件。

（五） 完善监督管理机制，拓展社会公众参与渠道。

（六）逐步建立和完善现代学校内部管理制度。 

学校治理初步做到决策权、日常管理权和监督权的“三权分立”，并且形成五大机制，即民主决策机制、管理责任机制（可操作、可监控和可问责）、监督制衡机制、参与合作机制和平等竞争机制。

民主决策机制:   重大事项由理事会、教代会集体决策，适当吸收开明的社区人士、有“参政议政能力”的学生家长等参与决策，通过民主、集中辩证统一的过程，把大家的智慧集中起来，完成对于重大事项的决策。

管理责任机制:  学校日常管理各岗位职责明确，有具体、明确、可操作、可监督、可问责的《岗位责任制》。

监督制衡机制:  理事会、管理层、监事会肩负不同职能，相互支持配合又彼此制约，学校行政、支部、工会、家委会各负其责，彼此监督，密切配合。特别是涉及群众利益和学校发展的大事要事，各方共同协商，教职工全程参与，监事会全程监督，确保了公开公正公平。

参与合作机制 : 通过制度建设，激励、引导教职工、学生家长、社区人士积极主动地参与学校的管理；倡导学生当好小主人，实行自主管理；学校与社区、家庭密切合作，取长补短，互相支持。

篇8

关键词：双重委托；股权激励；公平偏好；控股股东掏空

中图分类号：F27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409（2013）05-0124-06

Study on Double Principal-agent Model Considering

Equity Incentive Based on Fairness Preference Theory

HUANG Jian-bai，XU Shan，LIU Du-chi

（School of Business，Central South University，Changsha 410083）

Abstract：This paper uses the F-S model as reference，and takes the fairness preference theory into the analysis framework of double principle-agent which considering equity incentive.it analyses by probity the participation constraints.it finds that the incentives by stock options to the managers may be even more significant under the fairness preference.And the managers expect higher proportion of stock options.In the listed companies which equity’s main feature is relatively concentrated or highly concentrated，giving a certain degree of equity incentive to the managers with fairness preference，can make the managers’ interests be consistent with the small shareholders’ interests.It can restrain the tunneling of large shareholders to a certain degree.

Key words：double principal-agent；equity Incentives；fairness preference；tunneling of large shareholders

1 引言

传统公司治理理论认为：公司问题的主要矛盾是外部投资者与企业经理人之间的利益冲突。然而，公司股权结构高度分散的假设在许多国家与地区是不切合实际的，Faccio和Lang等学者的研究均指出，股权相对集中或高度集中是这些国家公司治理中的一个普遍现象[1]，原生于美国当代经济的公司治理问题，即投资者与职业经理人之间的冲突在其他国家已成明日黄花，而投资者之间的利益冲突则越来越多地引起了人们的重视。Shleifer和Vishny指出：大型企业通常组建为金字塔集团并由几个少数巨富集团控制，从而在股权集中到一定程度时，控制性投资者经常凭借实际控制权，谋取私人利益，使得分散投资者的利益受到损害[2]。以至在这样的公司中，公司治理的主要问题已经不再是经理人与投资者之间的问题，而是控制性投资者与其他分散投资者之间的利益冲突[3]。Johnson等把控股股东通过隐蔽的渠道侵吞公司资源的行为称为隧道行为（tunneling）[4]。Francesco等、Yves和Claude、Garcia和Martinez、Sun和Mamoru等从理论和实证的角度说明了韩国、美国、意大利、加拿大、西班牙等国上市公司都存在一定程度的“隧道行为”，并且在以股权结构相对集中或高度集中为主要特征的上市公司中，这种利益侵害现象尤为明显[5～8]。就中国而言，在转型经济的制度背景下，外部保护中小股东的法制体系尚不健全，导致了中国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侵害中小股东的程度远高于西方法系健全的国家[9，10]。同时，我国绝大部分上市公司都是股权高度集中的，且往往是国有股“一股独大”[11]，这就使得我国不仅存在国外上市公司那种控股股东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问题，而且还存在着国有股代表损害国家利益的问题。

已有的对控股股东利益侵害行为的研究基本上都是基于股权结构、董事会治理或法律的视角，如段云等发现董事会结构对抑制大股东掠夺等侵害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有影响[12]；石水平等均认为股权制衡也有利于限制大股东的掠夺行为[13]；而Dyck和Zingale则指出可以通过法律的途径限制大股东对中小股东的利益侵害[14]，但是很少有文献从股权激励的角度进行研究。股权激励的设置一方面是为了激励经营者增加投资者的期望效用；另一方面则是为了防止经营者的道德风险，而这些目的的基本条件就是投资者的利益能得到有效保护。LLSV（1998）提出要想让经营者致力于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只有将经营者与中小股东的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才行。考虑到在中国这种“一股独大”的经济社会中，控股股东大多数都是国有性质的企业法人，经营者持股很难成为控股股东，此时，给经营者适度的股权激励而使其成为中小股东的一员，能有效地将中小股东的利益与经营者的利益紧密联系起来。

Falk和Fehr等经济学家认为：委托理论应该通过融入某些形式的行为理论进行分析才能更具备说服力[15]。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一系列博弈实验结果反复证明，人们是有限自利的，许多情况下不仅关注自己的收益，也会关心他人的利益，关注物质利益的分配或行为动机是否公平，即人是具有公平偏好的[16]。描述公平偏好的理论模型主要分两类：以Rabin（1993）为代表的注重行为动机公平的模型以及以Fehr和Schmidt为代表的注重分配结果公平的模型。研究表明：运用F-S模型可以解释许多在纯粹自利人假设下无法给出合理解释的社会经济现象，加之该模型可操作性强，最近几年国内外的学者逐步尝试将F-S模型应用到委托理论中，Fehr、 Itoh、Bin Guan、 Sabrina Teyssier等人分别从理论和实证的角度对公平偏好下的激励机制进行了研究，设计出不同于自利人假设下的报酬契约[17～20]。总体看来，国内将公平偏好理论尤其是F-S模型应用于委托领域的研究还是很少的[21]。

基于上述认识，本文以冯福根[22]提出的双重委托的分析框架为基础，从股权激励的角度探讨对控股股东“隧道行为”的影响。并突破传统自利人假设，借鉴F-S模型，将公平偏好理论融入到考虑股权激励的双重委托理论模型中，分析当经理人具有公平偏好时，对于同时具备所有人和人双重身份的经理人而言，他的公平偏好程度将会如何影响股权契约的设计，从而在双重委托理论的框架下探讨给公平偏好的经理人授予一定的股权激励能否起到抑制控股股东掏空的作用。

2 纳入股权激励的双重委托结构描述

传统的单委托理论主要是针对以股权分散为主要特征的上市公司治理问题而构建的一种分析框架，并没有涵盖如何有效解决控股股东恶意损害中小股东利益这个突出问题，因此不适合作为以股权集中为主要特征的上市公司治理问题的分析框架。对此，冯根福（2004）提出了双重委托分析框架：一个股权集中的上市公司，由于控股股东掌握着公司的实际控制权，使得传统的全体股东与经理人之间的委托问题已转化为控股股东与经理人之间的委托问题。此时的第一重委托关系是控股股东与经理人之间的，即控股股东将经营管理权交给经理，并通过董事会对经理人进行监管；第二重委托关系是中小股东与控股股东之间的，公众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等中小股东，由于受高昂的监督成本和治理能力的制约，实际上并不掌握公司的实际控制权，从而形成了对大股东的事实上委托。那么，双重委托问题的核心是设计最优的治理机制和结构，使得一方面能促进经营者按照全体股东的利益行事；另一方面能有效防止控股股东恶意侵害中小股东的利益。

本文考虑在“一股独大”的背景下，通过股权类激励方案对经理人进行适度的股权激励，使其作为控股股东人的同时也成为了控股股东的委托人。在这样一种双重委托模型的框架下引入公平偏好理论，研究经理人的公平偏好程度对模型均衡的影响。此时，双重委托链如图1所示。

3 模型建立与求解

3.1 控股股东和经理人之间的委托模型

借鉴H-M模型，在该委托-关系中，控股股东将控制权委托经理人执行，由于保留了所有权，这意味着控股股东承担了委托中的风险，同时仅拥有控制权的经理人并不愿为此承担风险，在此，本文设定委托人（控股股东）是风险中性者，人（经理人）是风险规避者，经理人付出努力e产出π1，产出还受其他随机因素ε的影响，即经理人的线性产出函数为：π1=e+ε，e与π1相互独立，且ε～N0，σ21，由此Eπ1=e，Dπ1=σ21。经理人的报酬为：S1π1=α1+β1π1，这里α1为固定工资，β1为经理人的产出分享比例。

3.2 董事会内部持股经理人和控股股东之间的委托模型

第二重委托关系的委托方是中小股东，方为控股股东，由于控股股东对公司进行监控，能够掌握更多公司经营管理方面的信息，因此控股股东可能会通过“利益输送”从中小股东那里掠夺财富。然而，当经理人接受股权激励成为中小股东的一员后，他们也将成为第二重委托中的委托人之一。在此，本文探讨在股权契约生效后，作为中小股东的经理人与控股股东之间的委托关系。

经理人持股成为中小股东后，身份已转变为委托人，持股经理人委托控股股东监控公司，意味着他愿意为此承担风险，但仅作为人的控股股东此时则不愿为此承受过多风险。因此，在这里本文设定委托人（持股经理人）是风险中性者，人（控股股东）是风险规避者，控股股东监管经理人的线性产出函数为：π2=a+θ，其中a是控股股东的一维努力变量，θ为一服从正态分布的随机变量，Eθ=0，Dθ=σ22。由于控股股东的监控是有成本的，监控成本函数为：C2a，r=b22a2r2（b2>0是常数系数，其中r是股权契约签订后，控股股东侵占所有中小股东利益获取的租金），上市公司必须补偿控股股东监控经营者的付出，设所有中小股东付给控股股东的线性支付合同为：S2π2=α2+β2π2，其中β2为激励系数。控股股东的实际收入为：

其中，t为控股股东的持股比例，设控股股东具有不变绝对风险规避特征的效用函数，即u=-e-ρ2w2（其中ρ2=-u″u′>0为控股股东的阿罗—普拉特绝对风险规避度），则控股股东的确定性等价收入为：

考虑到持股经理人是具有公平偏好的，那么他们的实际净收入为：VM2=λπ2-S2π2-λ1-tr-k[S2π2+tπ2-S2π2+r-C2a，r-λπ2-S2π2+λ1-tr]（k≥0同上设为公平偏好系数，λ为股权契约中经理人被授予股权的比例）。由于持股经理人是风险中性的，期望效用等于期望净收入EVM2=λ-kt+kλa-β2λ-kt+kλ+ka-λ-kt+kλ+kα2+kb22a2r2-λ-kt+k+kλ1-tr，令2表示控股股东的保留净收入，则成为中小股东的持股经理人与控股股东之间的委托关系可用公式表示如下：

其中I C′表示激励相容约束I C的一阶等价条件。

类似3.1节中控股股东与经理人之间概率化的委托模型求解，在此，本文也令人（控股股东）的概率约束为Pw2≥2=p2（p2为确定常数），根据Dw2=tβ22σ22及Ew的值，本文将上述控股股东的概率约束条件标准化为：

4 比较静态分析

4.1 控股股东和经理人之间的委托模型分析

（1）对经理人股权授予比例λ的影响

故而，当股权契约签订时，经理人的公平偏好程度越高，即k越大，他将付出的努力水平e也会越高；此外易见，当控股股东侵占的利益r越大，经理人付出的努力将越低。

综合分析上述结果，可以看出对经理人而言，在签订股权契约时，经理人的公平偏好感会有助于他们接受股权契约。然而，经理人的风险规避却降低了他们接受股权的比例，并且，观测到的控股股东侵占的利益越大，经理人愿意接受的股权比例也将越低。当股权契约生效后，公平偏好感越强的经理人在得到了满意的工资之后付出的努力会越多，他们将以更高的努力水平以使自己的收益与所创造的价值相当。同时，控股股东对中小股东的利益侵占将使经理人的努力水平受到更大的负面影响。

4.2 董事会内部持股经理人和控股股东之间的委托模型分析

（1）对控股股东侵占中小股东利益获取租金r的影响

可见，当股权契约执行后，经理人持有股权比例λ越大，控股股东努力水平a越高。

综合讨论4.2，本文发现对控股股东而言，具有较高的公平偏好的持股经理人，将有效地遏制对中小股东利益的侵占行为，值得注意的是控股股东风险规避程度越高，这种影响将更加显著。同时，由于持股经理人是公司日常经营活动的实际掌控者，熟知公司内部信息，因此，控股股东为避免来自持股经理人的“报复”[23]，随着经理人持股比例λ的增加，控股股东会选择适度降低r以尽量减少和持股经理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在控股股东对经理人的监管过程中，为避免发生由于经理人持股比例增加而出现的管理层掏空以及持股经理人的“报复”行为，控股股东会加强监管力度，以实现对经理人更好的监督约束。

模型分析结果表明：经理人持股对抑制控股股东的利益侵害能起一定作用，并且，经理人的公平偏好程度能影响到股权契约的设计，相较于自利的经理人，公平偏好感强的经理人工作努力水平更高。当控股股东存在“隧道行为”时，公平偏好感强的经理人期望获得的股权比例也更多，且对控股股东的利益侵害会愈发反感。此时，控股股东面对这类持有一定股权的经理人，他们会适当收敛自己对中小股东的利益侵害。

5 结语

传统委托理论是建立在理性“经济人”假设之上的，但该假设忽略了制度参与者的非自利心理偏好对委托关系的影响，也忽略了制度设计可能带来的对经济主体心理偏好的影响。这降低了传统委托理论在公司治理问题研究中的解释能力，也限制了应用范围。公平偏好理论的引入，使得委托理论更贴近现实。同时，传统委托理论无法解释在以股权集中为主要特征的上市公司中控股股东对中小股东的利益侵害行为。在双重委托的分析框架下引入股权激励，在一定程度上使得经理人与中小股东的利益关系一致，为研究控股股东的“隧道行为”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本文认为：随着经理人公平偏好程度的加大，由控股股东的利益侵占而带来的效用损失将加剧，经理人在签订股权契约时将会要求更高的股权比例来补偿自己的损失以寻求公平。同时，随着经理人持股比例的加大，控股股东会逐渐收敛自己的侵害行为以避免和经理人之间的直接利益冲突。

对公平偏好下融入股权激励的双重委托模型的研究，为具体实践中股权激励机制的完善提供了理论依据，同时对于经理人的选择也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第一，在我国上市公司普遍“一股独大”的背景下，控股股东对中小股东的利益侵害远高于英、美等国，为尽量减少控股股东的掏空，给经理人授予股权激励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手段。因此，经理人的适度持股有助于激励经理人，从而降低成本，给公司带来正面影响。第二，在经理人的选择方面应充分考虑经理人的公平偏好感。适度的公平偏好感有助于增强股票期权对经理的激励作用，使其付出的努力水平更高。故而，从上市公司角度出发，雇佣一个更加偏好公平的经理人，并给予他适度的股权激励，这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控股股东对中小股东的利益侵害，从而协调委托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降低成本。

然而，本文还有一些问题尚待解决。对公平偏好的经理人进行有效的股权激励前提是对公平偏好的准确度量，因此公平偏好量表的设计是下一步工作的重点。此外，本文也有待对数理模型的推导进行实验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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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关键词］内部会计控制公司治理

一、公司治理与公司环境

公司治理（Corporate Governance）指的是公司所有利益相关者之间为确定、监督和控制各自的责任、权利和利益而做出的制度安排，是公司正常运行的基础和框架。

每一个公司都生存、竞争于一定的社会环境，公司治理也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公司外部的经济、政治、法律、文化等构成了公司的外环境；公司内部的组织形式、管理体制、管理水平、管理哲学和经营风格、生产规模和科技实力组成了公司的内环境。外环境和内环境都制约了公司治理的规范性和有效性;公司治理又反作用于公司环境。公司环境与公司治理相互依存、相互制约。

委托理论和团队生产理论是公司治理的主要理论依据。公司制企业的主要特征是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由此形成了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的委托关系。委托理论针对两权分离下的利益冲突、制衡和激励，提出针对合约或信息的不完备性、不对称性，遏止“败德行为”而必须采取的治理措施。通过合理配置公司的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达到协调、约束和激励的目标，实现公司利益最大化。公司外部的不同市场环境，公司内部在利益上分享和制衡不同，会形成不同的管理方法和约束制度，出现不同的公司治理结构。

由于所处的内外环境不同，各个国家相应地形成各自不同的公司治理模式。比如：美国是外部控制型的治理模式，美国公司环境的特点是股权高度分散，融资主要依赖于股票市场，同时有发达的经理市场和严格的信息披露监管机制。所以注重外部公司治理是美国公司治理的主要特点。相反，日本公司的股权高度集中，相关利益主体组成的严密内部治理结构和薄弱的外部治理结构组成了日本公司治理的主要特点。韩国公司以家族型企业集团为主，家族型的内部治理结构和不完善的外部治理组成了韩国式公司治理的主要特点。

重外部治理的美国式、重内部治理的日本式和家族型内部治理结构，在公司多元化发展的今天都受到了空前的挑战，只有内外共同治理才是最佳的治理方式。

二、公司治理与公司内部会计控制

严格地说，内部会计控制与公司治理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公司治理解决的是股东、董事会、经理及监事会之间的权责利划分的制度安排，主要涉及法律层面的问题。而内部会计控制则是管理当局（董事会及经理阶层）建立的内部管理制度，属于内部管理层面，解决的是管理当局与其下属之间的管理控制关系。但内部会计控制又与公司治理有着紧密的联系。其联系具体表现在:

1.公司治理与内部会计控制都统一于实现企业的目标。如前所述，内部会计控制的目标主要是减少虚假会计信息，保护资产的安全和完整，其基本目标乃是保证企业目标的实现。而公司治理的目标是保证企业在正确的轨道上运行，防止董事、经理等人损害股东的利益。因此，内部会计控制和公司治理都统一于企业目标的实现。

2.良好的内部会计控制是完善公司治理的重要保障。根据控制论原理，良好的公司治理需要完善的内部会计控制。

3.内部会计控制与公司治理都遵循相互牵制、制衡的原则。内部牵制既是内部控制的一个基本原则也是内部控制的一个基本内容，事实上，早期的内部控制概念就是指的内部牵制。而完善公司治理的目标就是建立董事会、监事会、经理等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相互牵制、制衡关系。实际上，经济学中也常把内部公司智力称为内部控制机制（internal control mechanism）。

4.公司治理设定了内部会计控制最重要的控制环境。内部会计控制必然是在确定外部和内部公司治理结构之下的事实。

5.从会计控制的方法来看，现代内部会计控制的方法主要包括组织规划控制、授权批准控制、会计系统控制、预算控制、资产保护控制、人员素质控制、风险控制、内部报告控制、电子信息系统控制、内部审计控制等。公司治理里中一些内容也属于内部控制，如组织规划控制、授权批准控制的方法与公司治理的方法都有共同之处。

三、我国内部会计控制规范的发展特点

我国的公司治理目前仍以政府为主导，通过政府颁布的法规从外部要求公司进行内部控制规范。经过10多年的发展，我国内部控制规范从无到有，体现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发展特点:内部控制的概念更加广泛――从内部会计结构发展到主次明确的以内部会计控制为主的内部控制;规范的立足点和出发点由信息披露和审计的角度转移到内部控制的主体――企业;强调风险控制;关注内部控制环境;突出企业内部的全面控制。

虽然我国目前的规范与美国20世纪90年代的内部控制理论相比还有不少差距，但已经开始从公司治理的高度来规范企业内部会计控制，适合我国现阶段正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中美内部会计控制规范在很多方面都存在一定的差异。

四、建立合理的公司治理机制，强化我国公司内部会计控制

1.与市场经济同步发展，完善外部治理机制。公司治理与内部会计控制都需要逐步完善公司的外部市场，包括商品市场、人才市场、金融市场都需要发展和完善。公司治理与内部控制规范要随着外部市场的发展而同步发展。

2.完善内部治理。完善公司治理的核心是建立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与经理之间的相互制衡关系。

3.联合指定内部控制规范。根据我国公司的内外环境，在公司外部市场逐步建立的过程中，仍然以政府部门制定公司内部控制规范，从外部向公司内部施加压力。在条件成熟时，还可以由国务院《公司内部控制条例》。

4.加强对公司治理基本理论的研究。从内部控制结构论提升到内部控制框架体系论是大势所趋，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把对内部控制方法的评价提升到经营效果和经营业绩的评价，实现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的最终目标。

5.引进和探索有效的内部控制评价、监控方法。引进、消化国外成功的内部控制评价、监控方法，如控制的自我评估（CSA）等，建立适合中国公司的内部控制评价、监控方法，保证内部会计控制的建立、运行都处于科学的评价、监控之下。

篇10

[abstract]Corporationgovernancestructureisthestationoftheallocationofthecorporation’sresidualcontrolrightandresidualclaimrightamongitsmembers.Inthehistoryofthedevelopmentofcorporation,onthecorporationgovernancestructure,oureyesarecaughtbytwophenomenon.Atthesametimestage,evenunderthesameexternalenvironment,thegovernancestructureofdifferentcorporationisdifferent.Duringdifferenttimestage,therearedifferentpatternsofcorporationgovernance.Howtocomprehendthesephenomenon?OnthegroundofHayek’sdualityviewpointofthesocietyorder,thispapergivesaprimarycomprehension.

[关键词]哈耶克、社会秩序二元观、企业治理结构、演化

[keywords]Hayek,dualityviewpointofthesocietyorder,corporationgovernancestructure,evolution.

一、引言

企业是协调社会分工的一种组织形式，其运作的核心问题就是在企业参与者之间合理配置与企业运行有关的权利、责任，（主要是企业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以确保他们之间合作及竞争关系的存续和扩展，这就是企业治理的实质。所谓企业治理结构就是企业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在企业参与者之间配置的状态。从企业发展的历史看，关于企业的治理结构，两大现象引人注目：一从共时性看，不同国家、地区那怕是面临着类似技术和市场参数的同一产业领域内的企业的治理结构也是千差万别的；二从历时性看，企业的治理结构有一个发展演化的过程，从单边治理到多边共同治理出现了多种的企业治理模式。对于两大现象的解释，很多学者主要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有关理论从节约交易成本的角度进行分析，认为企业治理结构共时多样性是因为企业面临的外部环境不同，认为企业治理结构历时多样性是不同企业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追求交易成本最小化的结果。这样的分析是有缺陷的，要害的问题在于：一他们把参与经济活动的个体当做抽象的理性人（有限理性）看待，而忽略了其嵌入其中的社会结构的影响；二把企业概念化为理性的行为者，而忽视了企业作为组织协调内部成员利益差别的复杂的政治过程，也就是忽视了企业治理结构内生演化的方面。结果是，他们既不能很好地解释企业治理结构的共时多样性问题，因为按照他们的逻辑，在竞争的作用下，面临着类似技术和市场参数的同一产业领域内的企业治理结构应该收敛于某一种最节约交易成本的结构，而这与观察到的事实明显不符；也不能很好地解释企业治理结构的历时多样性问题，因为他们只能静态地、逻辑地比较给定条件下不同治理结构交易成本的差异，而不能从动态和历史的角度令人信服地说明治理结构的演化问题，这样的分析本质上仍然是一种技术选择论（邓宏图，2003）。正如周业安教授所指出的那样：“制度安排的比较静态分析仅仅告诉我们,在给定某类条件下,哪种制度安排更有效或更好,至于一种制度安排为何会变成另一种制度安排,其实并没有答案（周业安，2001）”。哈耶克是20世纪西方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也是最重要的经济学家之一，曾获1974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社会秩序理论是其经济学的核心内容，是其经济学理论的基础部分。这一理论的核心观点就是社会秩序二元观：即社会秩序是由自发秩序与人为秩序在各自运动的基础上互动所致。哈耶克社会秩序二元观为解释上述两大现象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想，可以避免单纯从节约交易成本角度分析的缺陷。本文试图以此为基础，对于这两大现象给出一个初步的解释。

二、哈耶克的社会秩序二元观

社会是由个人组成的，而个人又是不同的，包括个人的追求、知识结构、技能等等，人际之间的冲突和摩擦在所难免，但为什么社会总体上看起却是井然有序的呢？在哈耶克看来，这是“人类行为的结果，但不是人类设计的结果”，也就是说，这不是由某些人理性设计的制度调节的结果，而是由社会中个人的互动形成的。个人的互动最终达致了这样一种社会状态，“其间,无数且各种各样的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是极为密切的,所以我们可以从我们对整体中的某个空间部分或某个时间部分所作的了解中学会对其余部分作出正确的预期,或者至少是学会作出颇有希望被证明为正确的预期。”(哈耶克,2000)，这就是所谓的社会秩序。个人的互动是怎样形成社会秩序的呢？哈耶克是这样分析的：

首先，社会秩序形成所需要的知识是分布在社会中个人之间的，任何一个人在很多方面都处在“必然的无知”状态（哈耶克，1999）。一个人拥有的知识分可以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是明示知识，这些知识是标准化的、可以言传的，可以通过一定的途径在社会成员间传播，可以依靠学习获得；另一部分是默示知识，这些知识是个性化的、不能言传的，难以为他人理解，只能在实际的操作和人们的互动过程中去感悟和把握。由于默示知识的存在，任何一个人不可能拥有完全的知识，社会成员之间的互动就会存在障碍。因为他们在很多场合无法理解他人行动的确切含义，合作难以达成，社会秩序就难以形成。

其次，为了克服自身知识的局限性，社会成员在互动过程中形成了一定的规则。这些规则实质上就是社会成员互动自发形成的、并愿意共同遵守的共同知识的集合，是知识的浓缩器。有了这些规则，社会成员依此正确地预期其他成员的行动，并按照这些规则强化自己某些方面的重要特征（如技能和倾向等），进而更好地推动成员间的互动，形成“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哈耶克，1988)。根据哈耶克的解释，规则来自于惯例，惯例被采纳之初可能是因为其他原因，甚至是偶然原因，之后，这些惯例之所以能延续，主要是因为它们使采纳它们的群体在生存竞争过程中好于其他群体。这种经成员互动自发形成的规则，被哈耶克称为自发秩序。外部环境的变化、以及自发秩序之间的竞争，社会成员在互动过程中，某些成员为了获取更多的收益可能会采取新的行动策略，并通过一个类似惯例产生的自然选择机制，产生一个在新环境下成员更好互动的自发秩序，从而导致自发秩序的演化；也可能由于成员对规则的过度依赖产生规则锁定，从而使得成员不能应付环境的变化，最终导致秩序的瓦解。

再次，为了避免由于人们知识的局限性可能出现的“锁定”效应或降低由人们错误决策造成的“失衡成本”（青木昌彦，2002），社会成员可能形成组织来加以补救，这就导致了外部规则的出现，也被称为人为秩序。它是一种通过“认知分工”部分地克服成员知识有限性的设置，通过人为设计的部分规则，更有效地处理分散化的“关于特定时间和环境的知识”（青木昌彦，2002）。人为秩序以命令的方式把特定的任务、目标或职能赋予组织定的个人,从而可以支配组织成员的行动,它一经创立出来,就会按照自身的规律运转,它不像自发秩序那样是目的独立和普遍适用的，而往往只是服从于组织或统治者的特定目的。它的优势在于弥补社会成员与内部规则互动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一系列失误、促进社会的分工和专业化水平、具有较强的信息搜集能力及制度供给方面的规模经济优势等；其局限性在于常常会出现制度刚性和组织僵化，也常常因为信息不对称和机会主义行为而导致组织失灵。由于组织之间存在着竞争，竞争将推动人为秩序的演化，演化的机制跟自发秩序的演化类似。

最后，自发秩序与人为秩序的互动形成总体的社会秩序。一方面，一些人为秩序是在自发秩序的基础上形成的，是将自发秩序法律化和条文化的结果；另一方面，人为秩序也会影响到自发秩序的演进，某种自发秩序的形成完全依赖于人为设定的规则是完全可以想象的(哈耶克，1988)。随着环境的变化，自发秩序与人为秩序之间不断发生互动，可能相互耦合，也可能相互冲突，最终达成一种多重均衡状态。至于收敛于那一均衡状态，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往往由互动开始时的状态、互动的路径及互动过程中的突发事件等多重因素共同决定。

三、企业治理结构共时多样性的根源

按照哈耶克的社会秩序二元观，企业首先表现为一种人为秩序，它是由生产要素所有者互动形成的一种生产性和交易性组织。为了克服个人认知方面的不足，它以命令的方式把特定的任务、目标或职能赋予组织定的个人，从而可以支配组织成员的行动，权威、奖励、认可和协调形成了企业的组织特征(西蒙1991)。但经济活动的参与者是嵌入在社会之中的，本质上是一个社会行动者，其特殊之处就在于他是经济领域中的活动者，其行动就必然是社会化的、要受到人为秩序约束的。这样，我们可以认为企业是在人为秩序下由企业参与人互动形成的一种自发秩序，是自发秩序与人为秩序的统一。由此，我们就不难得出“企业的治理结构是由自发秩序、人为秩序共同决定的关于企业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在企业参与者之间配置的状态”的结论。由于从企业的现实运行看，企业不过是要素使用权交易契约的履行过程（谢德仁，2002），这样，具体企业的治理结构就是在给定人为秩序条件下，参与企业的生产要素所有者共同谈判的结果。给定的人为秩序往往给出了谈判的初始规则、要素所有者初始的权利设定，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要素所有者的目标、偏好、非正式组织状况等等。比如有的国家特别重视劳动者权利的保护，比如德国公司法便明确规定，企业董事会必须有职工代表参加等。在此基础上，每一个参与人具体的权利和义务状况由该参与人的谈判能力决定。在企业设立时，生产要素所有者谈判能力的大小主要取决于以下因素：

1、要素所有者所提供给企业的生产要素可能在企业中发挥的作用。一般来说，发挥的作用越大，该要素所有者获得权利就越大、责任越大，反之，则反是。比如拥有高专有性生产要素的所有者，其谈判能力就相对较高，所谓“专有性”(exclusive)生产要素就是指这样一些生产要素,一旦它们从企业中退出,将导致企业团队生产力下降、组织租金减少甚至企业组织的解体，生产要素专有性程度是决定生产要素所有者分享组织租金的谈判力基础。（杨瑞龙、杨其静，2001）。

2、生产要素所有者对其生产要素不进入企业生产过程而闲置所产生的机会成本的承受能力。承受能力越大，谈判能力越强。比如在那些资本短缺、劳动力供给过剩的发展中国家，拥有资本的人的谈判能力就强，而那些只能提供简单操作劳动的人的谈判能力就弱。

3、生产要素所有者所拥有的通用性生产要素的稀缺程度。由于稀缺，该生产要素的可替代性就低；由于通用，他就不怕闲置，因此生产要素通用性越强、稀缺程度越高，他的谈判能力就越强。比如我国东南沿海地区，一些高级技工严重缺乏，他们的收入甚至比部门经理的收入都高，有些企业为了留住他们甚至给他们股票期权。

在企业存续阶段影响参与企业的生产要素的所有者的谈判能力的因素，除了上述因素外，还包括：对该生产要素绩效衡量的难度和监督生产要素所有者机会主义行为的成本，难度越大，成本越高，该生产要素所有者的谈判能力越强。

在外部环境变化不大的情况下，上述谈判结果的主要特征就会被当作企业的惯例稳定下来成为组织的记忆，使企业参与者休战而进入合作状态（纳尔逊、温特，1997）。企业参与者按照上述惯例强化自己的技能、认知、倾向等，使得企业治理结构的主要特征得到强化，从而在一段时期内保持相当的稳定性，直到外部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或企业参与者的构成发生重大变化时将之破坏为止。

从上面的论述我们不难看出，同一时段内，不同国家、地区，不同的企业面临的人为秩序不同，也就是所嵌入的社会结构不同；加之，同样人为秩序下，由于不同企业内部各生产要素所有者谈判的结果不同，因此，同一时段内，企业的治理结构是千差万别的。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从技术层面上（产业领域、企业规模、各生产要素的相对稀缺程度）看大致相同的美国企业和日本企业，企业的治理结构会差别很大，根源在于其背后的自发秩序和人为秩序的不同。

四、企业治理结构历时多样性的一个粗略机制

由于外部环境的复杂性、人们的有限理性，企业运作过程中的不确定性肯定难以消除，这样在一定的人为秩序下，企业作为一个要素使用权交易契约之履行过程，就是参与企业的生产要素所有者不断再谈判的过程。随着内外环境的变化及其交互作用，其治理结构就必然会处于不断的演化过程之中。其演化遵循这样一个粗略的机制，鉴于篇幅的原因，本文只给出该机制的主要内容以求抛砖引玉，而不用企业史资料加以印证：

1、企业运营绩效差异的持续性。在某一时期、一定市场范围内，即使是面临相同或类似外部环境的企业，由于参与企业的生产要素和其所有者的异质性以及由此决定的企业治理结构的差异，在竞争过程中企业的运营绩效会出现差异。另外，当外部环境发生变化时，如生产技术的重大突破、市场的扩大或人为秩序发生较大变化时，所引起的不同企业自发秩序的变化是不同的。有的企业可能通过创新形成新的更适应新环境的自发秩序，当然适应的程度有大、有小；有的企业则可能由于路径依赖作用而锁定在旧的自发秩序之中，而难以从外部环境中获取物质和能量等；这也会带来企业运营绩效的差异。尽管企业间的模仿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企业运营绩效的差异，但是由于关键资源缺乏弹性和企业组织惯性等原因，产生了一种模仿的阻隔机制，单凭简单、机械的模仿是难以消除这种差异的。结果是企业运营绩效的差异就具有了一定的持续性（邸强、唐元虎，2004）。

2、适应性学习。在一定市场范围内，在企业之间多次竞争过程中，企业经营绩效的差异具有一定的持续性。一些企业因经营绩效太差不能从外部环境获取能量、资源等而被淘汰，竞争过程中始终保持优良绩效的那些企业就会成为企业“明星”。那些绩效较差的企业在生存压力的推动下，启动了适应性学习的过程。这个过程包括两个层面：一是搜寻，就是通过各种途径在企业已知的明星企业治理模式中寻找自己所需要的，然后加以引进、模仿；一是创新，就是经过成员互动创造崭新的企业治理模式。经过适应性学习，一些原先绩效较差的企业可能通过创造性模仿或创新脱颖而出成为后来居上的企业明星。经过一定时间的市场竞争和适应性学习，与明星企业治理结构有关的一些显性知识便会在一定市场范围内扩散开来，成为公共知识。在这个过程中，竞争起到了“获致知识的途径和程序”的作用（冯兴元，2002）。

3、市场选择。经过多次竞争，市场上就会出现老牌明星企业和后来居上明星企业的若干种企业治理模式共存竞争的局面。哪种治理模式将为主流模式，将接受市场的选择。市场在选择的时候，往往遵循一个所谓的“战略互补性”的机制（青木昌彦，1999），即社会上的企业采用某治理方式的比率越是上升，对每个企业来说，采用该模式的战略优势就越大，该模式就会被当作一个惯例稳定下来。这类似于威特（Witt）所讲的“频数依赖效应”，即一个个体对创新者是模仿还是反对取决于群体中已有多少成员作了这种选择（盛昭瀚、蒋德鹏，2002）。随着环境的重大变化，企业在应对环境变化的过程中，有些企业可能会冲破“频数依赖效应”的束缚对已成为惯例的治理结构进行重大的创新，由于路径依赖和企业适应性学习能力的差异，创新也会呈现多样化的态势，于是进入新一轮适应性学习和市场选择的过程，在经过一个一定的阀值或频数后，某种治理模式成为主流模式并流行开来，形成新的惯例。当然，由于默示性知识的存在，各个企业只能获得那些关于该治理模式的显性的知识，各个企业的治理模式不会完全相同。

通过这样一个粗略的企业治理结构演化机制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若干新制度经济学家如詹森等人提出的“最小化成本的组织形式会流行起来”的观点是错误的（弗罗门，2003）。我们认为，流行的不一定是最优的，流行的企业治理结构模式可能只是比较优秀的，也就是说是次优的。它们只所以流行，与其说因为是最优（效率最高），不如说是因为有更多的人选择了它们。

五、几点启示

综上所述，对我国企业治理结构的创新而言，我们认为要注意以下几点：

1、企业的治理结构是自发秩序和人为秩序共同演化的结果，并不存在唯一的所谓最优的企业治理结构，现实生活中存在更多的是次优的治理结构，在相应的环境约束下，各种次优的企业治理结构都可能是有效的，具有适应性效率的。那种追求唯一的所谓最优的企业治理结构的努力是徒劳的。

2、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推进企业治理结构创新时，需要借鉴发达国家自发积累的关于企业治理结构演化的信息，通过有效地模仿发达国家的企业治理结构，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企业治理结构演化过程中由知识的有限性带来的限制，加快企业治理结构的演化进程，这是我们的后发优势。但是由于其中很多信息属于默示知识的范畴，无法完全移植，机械地模仿结果只能是“淮橘为枳”，这就会变成我们的后发劣势（杨小凯，2000）。因此，不能将某一国家的主流企业治理模式当作我们企业治理结构创新的目标，我国的企业治理结构必然是具有中国特色的。

3、在企业治理结构演化的过程中，政府作为一种人为秩序，要摆脱那种认为可以人为设计出最优制度安排的被哈耶克称为“致命的自负”的束缚，充分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放手让广大企业去探索、去进行组织实验，为企业治理结构的演化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如促进产权主体多元化、打破垄断、促进市场竞争等等，用杨小凯的话说就是“政府注意的重点不是立法，而是案例形成和创立与成例不合的新案例的程序的公正性”（杨小凯，2000）。以自发秩序为主、人为秩序为辅，是今后我国企业治理结构创新的最优策略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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