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污染治理的意义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环境污染治理的意义，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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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经济效益推动了绿色 GDP 的提出

环境是有自净功能的，合理的环境自净能力既可以保护环境，又能节约高昂的污染物处理费用，取得经济效益的最大化。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我们要计算好产出效益和后期环境治理的投入的账，过度的追求经济效益，挥霍环境资源，可能暂时节省了污染物处理费用，取得了一定的效益，但环境的污染程度超过了环境的自净程度，就需要投入加倍的时间、精力和金钱去治理环境。不是发展中国家从发达国家引进高污染的企业或工厂，在国内这种现象也是比较普遍的。目前，环境治理工作如火如荼的进行，许多大的经营第二产业的企业工厂从一二线城市撤离，转移到郊区，刚开始可能有比较高的利润，取得了较高的经济效益，解决了许多人的就业问题，但污染物的长期排放影响了一条河流，污染了整片天空。北方地区的钢厂很多，每天大量的废气排向空中，钢厂周围方圆几里的天空都被厚厚的乌云所笼罩，很少能够见到太阳，甚至穿着白衬衫出去回来一身黑色的颗粒物附着在上面。现在又需要投入几千万、几个亿去治理，却永远回不到原来的状态。绿色 GDP 是用以衡量各国扣除自然资产损失后新创造的真实国民财富的总量核算指标。也就是说从现行统计的 GDP 中，扣除由于环境污染、自然资源退化、教育低下、人口数量失控等因素引起的经济损失成本，从而得出真实的国民财富总量。在经济效益的推动下，我国提倡绿色 GDP 是现实所趋的，是符合我国的发展现状的。

2经济效益决定不能实现零排放

环境污染不仅仅是企业或工厂等第二产业排放的废弃物所造成的影响，在人类的生产生活中，都会产生污染物，只是有多有少，处理不当对环境都会产生污染。而零排放解决环境问题是不现实的，有些废弃物可能通过一定的技术和手段转变为其他的形式，不管是转化过程中还是转化以后都不可避免的会向外界排放一定的污染物。即便人类攻破了技术上的难题，但是如果要付出更多的价值去实现零排放，又不符合效益最大化的原则。高昂的处理费往往使企业望而却步，污染物稍作处理就直接排放，达不到国家污染物的排放标准。事实上，一些标榜零排放的项目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零，也没有必要去付出高昂的代价去实现零排放。人们需要做的只是在效益最大化的前提下对污染物做好处理，达到国家污染物的排放标准，再将这些污染物做集中的处理。当环境和经济效益难以平衡时，我们要保护好环境，摒弃以前盲目追求经济效益而不惜破坏环境的行为。环境污染治理不能一蹴而就，在不能实现零排放的背景下，长期的坚持保护环境，治理污染才是长期有效的。

3经济因素决定了要走防治结合之路，以防为主，以治为辅

前车之鉴告诉我们，污染防治坚决不能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不正确的污染处理方式，不仅要消耗大量的环境投资，甚至花费大量的投入环境治理也不能取得很好地效果。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和转化率是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重要环节，在能耗、消耗资源总量不变的前提下，利用率或转化率提高，社会产品的总量也会提高。相反，社会产品的总量不变，利用率或转化率提高，能耗、消耗资源总量也会下降，因此提高资源的利用率或转化率是减少污染，保护环境的重要环节，也是能够促使效益最大的有效方式。我国的现状是社会产品总量低，资源、能源的利用率或转化率低，但污染物的排放总量很高。资源、能源的利用率很低，很多可以回收利用的资源变成了污染物，既增加了环境污染治理压力也不产生经济效益，因此搞好资源的回收和循环使用，是环境污染治理的有效途径。通过对资源的回收、分类走循环经济之路。

4推行排污权交易，实行治污市场化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在我国的建立和完善，市场成为资源配置的基本形式，而环境作为一种资源，同样，市场经济中的规律和原则对环境保护来说也是适用的。排污交易权是建立合法的污染物排放权利，并允许这种权力像商品那样可以被买入和卖出，以此来进行污染物排放的排放控制。排污权交易有利于企业降低污染治理的成本，它的实质就是使治理任务在各个企业之间进行再分配，治理成本低的企业通过承担更多的治理任务获得经济效益的同时，又能起到处理污染，保护环境的作用。排污交易权的推行还有利于促进污染治理技术的进步，通过改进污染治理技术，企业能够获得更多的经济效益，有利可图才能企业能够孜孜不倦的开发更加先进的治理技术，因而，推行排污权交易也是追求经济效益下环境污染治理的重要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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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大气污染 环境监测 治理

中图分类号：R122文献标识码： A

在干洁的大气中，痕量气体的组成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在一定范围的大气中，出现了原来没有的微量物质，其数量和持续时间，都有可能对人、动物、植物及物品、材料产生不利影响和危害。当大气中污染物质的浓度达到有害程度，以至破坏生态系统和人类正常生存和发展的条件，对人或物造成危害的现象大被称为大气污染。

造成大气污染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两个：

1.地形和气候因素是影响大气质量的基本原因。地形地貌和气象条件特殊,不利于大气污染物的稀释和扩散。以兰州市为例,全市总的地形特点是以西北的祁连山余脉和东南部的马卸山脉为最终点,相向成阶梯形,逐渐下降到以中部西东流向的黄河及其支流冲积而成之河谷川地为鞍底,形成一巨大马鞍形,相对高差为2181 m。另外的谷侧山峰对谷间大气有明显的加热效应,由于山峰表面吸收太阳辐射温度升高,其表面温度高于空气温度,造成超绝热温度递减率,白天山峰对谷顶空气加热,谷底空气温度较低,形成脱地逆温.夜间谷间辐射,冷空气沿坡面下滑,形成夜间谷间辐射逆温.山谷盆地日间的脱地逆温层,以及夜间山谷冷胡效应形成的逆温层,是造成山谷大气污染的根本原因。

2.城市建设是影响大气质量的重要原因。根据对主要大气污染的分类统计分析,其主要来源可概括为三大方面:

(1)交通运输。近些年来,交通运输发展迅速。特别是近年来,私人轿车的数量急剧增多。但是,交通运输的发展带来了严重的环境问题。汽车的尾气中含有大量的CO,对人体的危害极大,特别是一些柴油大货车和冒烟车辆。排放的尾气中夹杂着大量的可吸入颗粒物,是导致疾病的重要因素。

(2)燃料燃烧。各种工业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大气污染排放量虽仅占大气污染总排放量的1/5左右。但由于排放点比较集中。浓度较高,所以对工矿区或局部的大气污染较为严重。在一些城市,天然气在居民的生活中还没有普及,煤仍然是人们的首选燃料。而在燃煤市场上,高硫煤仍占主导地位。由于经济条件的限制,人们不可能放弃廉价的高硫煤而去购买环保型的低硫煤;这就造成SO2的大量排放。

(3)工业生产过程。化学工业、煤炭工业等,即是国家的重点发展部门。也是污染最为严重的企业。而且这些工矿企业大多数成为大气污染的主力军。

(4)市政建设。城市马路普遍存在道路斜坡问题,即马路两侧的人行板道明显高于路面而且与路面垂直,呈“凹”字型。致使马路上的灰尘不能吹走,而且越积越多,这也是引发扬尘天气的直接原因。

(5)工业布局。工矿企业的分散性使城区的大气污染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6)绿化。一些新兴的工业城市,绿化还没有跟上工业发展的步伐。只有政府、一些企事业单位,机关团体内部绿化已基本达标,而整个城区的绿化却远远达不到要求。

大气污染对环境影响的严重程度可以通过环境监测来鉴定，归结为以下三个方面：

1.颗粒状物质的监测。

在大气污染物中有许多颗粒状的物质，这些颗粒状的物质较多，它的成分非常复杂、具有多变性和危害性，有的本身具有毒性，有的是有毒有害物质在大气中的运载体、催化剂或者能产生有害的反应。在某种情况下，存在于大气中的颗粒状物质与附着在它身体上的气态或者蒸气态物质产生反应，会产生更大、更多的毒性。因此，要对大气中的颗粒物质进行必要的监测。对大气中颗粒物质所进行的监测主要包括：对总悬浮颗粒物进行测定、对可吸入颗粒物的浓度地行监测，对粒度分布的监测，对降尘量进行监测，对颗粒的化学组分进行监测。

2.二氧化硫的监测。

大气中有很多含硫污染物，比如二氧化硫、三氧化硫、硫化氢、硫酸以及酸盐等。他们的来源主要是通过煤与石油燃料的燃烧产生的，在硫矿石的冶炼等化工产品中会生产与排放较多的废气。

二氧化硫对大气的污染最严重，它的分布较广、影响较大，所以，在对硫氧化物的监测中主要是对SO2的监测。对二氧化硫进行监测主要是“对甲醛缓冲溶液吸收-盐酸副玫瑰苯胺分光光度法”、“四氯汞钾溶液吸收-盐酸副玫瑰苯胺分光光度法”、“钍试剂分光光度法”、“电导法”、“紫外荧光法”、“火焰光度法”、“定电位电”、“库仑滴定法”等解法。

3.氮氧化物的监测。

石化燃料高温燃烧和化肥等生产排放的废气使氮氧化物被排在大气中，除此之外还包括汽车的尾气造成的氮氧化物污染。通过环境监测，得知大气污染对环境的影响程度，可以进行有效的环境治理，总结为以下四个方面：

1.加强大气污染防治实用技术的椎广从国情出发，尽快开发推广技术可靠、经济合理、配套设备过关的大气污染防治实用技术，重点领域包括煤炭洗选脱除有机硫、工业型煤、循环流化床锅炉、煤的气化和液化、烟气脱硫、转炉炼钢收尘、焦炉烟气治理、陶瓷砖瓦窑黑烟治理等。

2.发展清洁能源，改善能源消费结构。逐步减少直接消费煤炭，提高使用燃气、电力等清洁能源的消费比例。逐步提高车用燃油质量和标号，加速淘汰含铅汽油，使我国的汽油尽快向无铅化、高标号方向发展。

3.淘汰落后生产工艺，防治工业废气污染淘汰严重污染环境的落后工艺和设备，采用技术起点高的清洁工艺，最大限度地减少能源和资源的浪费，从根本上减少污染物的产生和排放，减少末端污染治理所需的资金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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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机动车排气污染防治是今年省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计划一类项目。环资委提前介入了解情况，先后赴杭州、宁波等8个市开展立法调研和机动车排气污染检测站实地考察，听取省级有关部门的意见建议。收到省政府提请省人大常委会审议的《浙江省机动车排气污染防治条例（草案）》（以下简称条例草案）后，于9月9日召开全体会议对条例草案进行了审议，现将审议意见报告如下：

机动车排气是大气环境中氮氧化物、颗粒物的主要来源，是引起城市灰霾现象的主要因素之一。近年来，我省各地机动车保有量迅速增加，至2013年6月底已达1338万辆，全省单位路面机动车保有量居全国各省之首。机动车排气已成为污染大气环境、影响城市形象、危害居民身体健康的主要环境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和《浙江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对机动车排气污染只作了原则规定，难以满足我省机动车排气污染防治工作的需要。有必要结合浙江实际，制定地方性法规。

环资委认为，条例草案根据国家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结合我省实际，对机动车排气污染检测、实行环保分类标志管理等作了一些具体的规定，主要内容可行，建议将条例草案提请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审议。同时，环资委对条例草案提出以下意见和建议。

一、关于职能部门的职责问题。机动车排气污染防治涉及政府多个部门，需要建立有效的统筹协调机制，形成综合治理的合力。建议条例草案进一步明确环保、公安、交通、质检、工商等部门的义务和责任。增加商务部门在组织合格油品、机动车强制报废行业管理中的职责。另外，我省不少市、县（市）成立了机动车排气污染防治监督机构，承担了机动车排气污染监管的具体工作。为了明确这些机构的法律地位，建议条例草案第四条中，增加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委托其所属的机动车排气污染防治监督机构负责具体监管工作的规定。

二、关于机动车环保分类标志管理问题。环保分类标志管理是机动车排气污染防治工作的重点，直接关系到监管工作的有效开展。建议条例草案第十三条增加环保标志管理的核心内容或总体原则，提出机动车环保标志管理的指导性意见，明确环保和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的主要职责分工，细化部门之间的资源共享、信息互通要求。

三、关于执行排放标准问题。据预测到2015年，全省机动车保有量将达1800万辆，与此相关的空气污染和交通拥堵问题将对我省可持续发展构成严峻挑战，有必要实行更严格的措施，加快淘汰高排放机动车。建议条例草案增加对在用机动车制定分阶段、逐步加严的排放标准和黄标车的认定标准等内容。

四、关于对社会公众进行宣传教育问题。群众出行方式的选择和机动车使用者的驾驶习惯对机动车排气污染有重大影响。建议条例草案增加对社会公众进行宣传教育的内容。即通过多种形式的媒体宣传和绿色环保活动，对社会公众开展机动车排气污染防治的法律、法规和有关知识的宣传，倡导绿色出行，并鼓励对机动车违规排放行为进行监督和举报。

五、关于对外省牌照车辆的管理问题。条例草案第六条规定“在本省使用的机动车应当符合国家、省规定的机动车污染排放标准。”而目前实际情况是，有大量外省牌照的机动车在我省境内长期使用却缺少有效监管，特别是一些外地载货汽车、挂车、专业作业车，是排气污染的重点对象。建议条例草案增加对在我省营运的外地车辆实行排气污染监管的内容。

六、关于优化城市交通问题。城市的交通状况与机动车排放污染物有着密切联系，交通堵塞会增加机动车污染物排放，加剧城市的空气污染。公交车、轻轨等交通出行方式，运输效率高，总污染排放量小。建议条例草案增加优化城市交通的规划、建设、管理，改善道路交通状况，优先发展公共交通，缓解城市交通压力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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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环境污染；治理；清洁生产

中图分类号X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4-6708（2013）93-0126-02

1 环境污染治理中存在的问题

1.1污染治理中的二次污染问题

1.1.1垃圾焚烧中的二次污染

现在对垃圾的处理主要采用焚烧的方法，但在焚烧的过程当中由于燃烧不充分，操作不符合要求等原因，往往会产生多种有害气体，对环境造成二次污染。这种有害气体主要包含污染性较强的二噁英，氯化物等，会对环境以及人的健康造成很大影响。

1.1.2大气污染治理中的二次污染

随着工业技术的发展，大气污染问题日益突出。现在的大气污染治理方面主要采取吸收法，具体就是将废弃气体中存在的二氧化硫，含氮污染物，硫化氢等有毒物质用吸收装置收集到吸收瓶内，然后使用能与之发生反应的物质进行后期处理，从而达到治理污染的目的。这种方法在一般情况下会收到良好的效果，但由于用于气体吸收的物质用量难以把握和控制，造成浪费和污染，同样会出现二次污染的情况。

1.1.3污水处理中的二次污染

现行的污水处理方法主要是通过污水处理厂对生活废水和工业废水进行物化和生化处理，将废水转化为污泥的形式进行排放。

污水处理过程中产生的污泥通常被当做田地和农舍的肥料使用，因此，污泥中所含的铬，铅，铜，锌等重金属就会随着污泥渗入土壤，随着污泥肥料使用量的增加，土壤中所含的重金属污染物也会随之增加。更严重的是，随着径流及降雨过程这些污染物会由地表进去地下，对地下水造成严重的二次污染。

1.2污染治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1）技术落后。我国目前的污染治理技术较国际水平有一定差距，污染治理企业技术不过关，设备资源匮乏，从而导致了环境污染治理效果难以保证；

2）人员因素的影响。往往环境治理工作者存在信心不足，对环境治理工作认识不清晰，监管力度不够，对相关技术掌握不充分等问题。这就直接导致了治理过程中问题的产生；

3）资金问题。资金的储备不充分以及分配不合理也是导致环境治理工作产生问题的原因。

2“清洁生产”技术在环境污染治理中的应用

“可持续发展”是解决问题的指导思想，在经济建设，社会主义建设方面都起着提纲挈领的作用，同样，要从根本上解决环境问题也要秉承“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在当今的经济背景下，落实“清洁生产”成为解决环境问题的首要任务。

所谓“清洁生产”是指本质上区别于末端治理，从源头着眼，将污染治理融入生产环节的技术手段。

2.1清洁生产的强调重点

1）清洁的能源。从最基础的能源方面入手，开发利用无污染的再生能源，并结合新技术合理利用现有的常规能源；

2）清洁的生产过程。在具体的生产过程中采取先进的管理措施，采用污染较少的生产原料，并引进利用率高、中间废料产出较少的生产设备与生产模式。减少污染，提高效率；

3）清洁的产品。对所产出的产品进行严格的控制，坚决不允许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的产品产生，对不能达到要求的产品回收利用，即节约能源又减少污染。

2.2“清洁生产”技术的实际应用

首先，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新时期环境污染问题是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一个问题，因此解决此问题必然要采取新模式（可持续发展）来进行。实施可持续发展必须全方位进行改革，如社会、经济、文化等，无论从哪方面开始改革都离不开科学技术的支持。因此，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离不开科学技术。

其次，对于生产过程而言，清洁生产体现为：节约生产过程所需的各种材料和能源，选择无污染、无危害的原料进行生产，并且在生产过程中尽量减少有害物质、生产废料的排放。和以往的污染治理模式仅仅局限于后处理的思维方式不同，“清洁生产”是将问题的解决摆放在生产过程之前，针对生产中可能出现的问题采取积极的前期准备，防患于未然，将可能导致环境危害控制在萌芽之中，从根本上杜绝环境污染。

再次，“清洁生产”的主要目的是控制并减少产品从原料的选择到产品的出产的整个生命周期中所产生的污染。一方面，对所需资源统筹利用，减少原材料的消耗。另一方面，减少废物的排放，促进工业生产与环境保护的和谐发展。从而实现环境污染治理中的可持续发展。

最后，减少人为因素对环境造成的污染。在实施“清洁生产”策略时，环境工作者起着主导作用。环境工作者应做到以下几点：1）信心十足。秉承可持续发展理论寻找改善环境新方法；2）清楚认识“清洁生产”策略，为治理环境污染提供先进的技术支持；（3）环保工作者要将自己的工作范围拓展开来。环保工作者不仅要用先进的理念和技术正确实施“清洁生产”策略，还要采用宣传和教育等方式来培养全公民保护环境意识。

2.3施行“清洁生产”技术的重要意义

“清洁生产”技术是一种有创造性和实践性的全新理念。将整体预防的治理思想应用于产品的生产与服务过程中。区别于末端治理的陈旧思想，从根源上治理环境污染问题。在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重的情况下，传统的治理方法不能满足现有的需求。所以，应从全新的角度探索解决问题的方法，推行“清洁生产”来实现可持续发展。

3结论

在技术性和创新行层出不穷的当下，”清洁生产”成为了历史的选择。总而言之，在环境治理中推行”清洁生产”将为国内乃至国际领域中环境问题提供全新的解决方式。

参考文献

[1]柯紫霞，金永平，陈进红.农业清洁生产环境管理体系探讨[J].环境污染与防治. 20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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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农村现代化进程中的环境问题是中国社会长期存在的二元社会结构的产物。所谓“二元社会结构”，是指在整个社会结构体系里，明显并存着比较现代化的和相对非现代化的两种社会形态，这是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一般特征。在中国，由于长期存在的分割城乡的户籍制度以及“剪刀差”经济发展战略，二元社会结构的表现更为突出。在二元社会结构下，农村的环境保护长期受到忽视，环保政策、环保机构、环保人员以及环保基础设施均供给不足。现代化进程中污染问题的加重，一方面是由于发展方式不当：过于注重经济目标，因此在农业集约化生产、乡镇企业发展之初基本不考虑环境约束；另一方面是由于经济与社会未能协调发展：社会发展落后于经济增长，而农村包括基础设施、管理体系等在内的公共服务供给不足、供给制度缺失，导致农村极易“小污成大污”和“小污成大害”。

具体来说，可以将农村环境污染问题的成因总结为以下四方面。

由于重视程度不够，加之农村现代化的特点以及农村环境污染的特点，导致目前的环境管理体系及农技推广体系难以应对污染问题。

我国的农村现代化进程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工业优先增长和依托工业的现代化农业快速发展，二是居民在空间分布上迅速集中。

工业优先增长和依托工业的现代化农业快速发展，使农村的产业结构从自然和谐型转变成自然危害型，农村原有的具有强大环境自净能力的自然循环被破坏；居民集中使得原本可以自然消纳的生活污染物因超出环境自净能力成害。

不仅如此，农村的各类环境污染也呈现出与城市污染迥异的特点。以农业生产导致的面源污染为例，其具有三个明显的特点：一是排放主体的分散性和隐蔽性。与点源污染的集中性相反，面源污染具有分散性的特征，它随流域内土地利用状况、地形地貌、水文特征、气候、天气等的不同而具有空间异质性和时间上的不均匀性。二是随机性和不确定性。例如，农作物的生产会受到自然的影响（天气等），因为降雨量的大小和密度、温度、湿度的变化会直接影响化学制品（农药、化肥等）对水体的污染情况。三是不易监测性。这是指对面源污染的管理存在成本过高，只能对受害地监测，很难监控排污源等情况。

我国的环境管理体系是建立在城市和重要点源污染防治上的，对农村污染及其特点重视不够，加之农村环境治理体系的发展滞后于农村现代化进程，导致其在解决农村环境问题上不仅力量薄弱而且适用性不强。目前，我国的农村环境管理体系呈现以下特点：环境立法缺位、农村环境管理机构匮乏、环境保护职责权限分割并与污染的性质不匹配、基本没有形成环境监测和统计工作体系。我国目前的诸多环境法规，如《环境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法》等，对农村环境管理和污染治理的具体困难考虑不够。例如，目前对污染物排放实行的总量控制制度只对点源污染的控制有效，对解决面源污染问题的意义不大；对诸多小型企业的污染监控，也由于成本过高而难以实现。而未建立农业和农村自然资源核算制度。资源家底不清，对自然这样的利用动态缺乏真实的了解，不能不是我国生态环境趋于恶化的一个基本原因。

另外，农业技术的选择缺乏环境政策制约机制，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几乎失效：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的农业技术服务体系改革是以减少农技推广经费和鼓励自我创收为特点的。由于得不到足够的财政拨款，农技推广系统不得不从事与业务无关的经营活动以获取收入，包括卖化肥和农药等。由于激励不相容，导致一些推广人员对指导农民提高农药和化肥使用效率缺乏积极性，以致化肥、农药不合理施用情况一直在加剧。

财政渠道的资金来源不够，导致污染治理不力。

必须注意到，城乡分治战略使城市和农村间存在着严重的不公平现象。具体到环保领域，主要指城乡地区在获取资源、利益与承担环保责任上严重不协调。长期以来，中国污染防治投资几乎全部投到工业和城市。城市环境污染向农村扩散，而农村从财政渠道却几乎得不到污染治理和环境管理能力建设资金，也难以申请到用于专项治理的排污费。由于农村土地等资源产权关系不明晰，致使农村的环境资源具有一定的“公共属性”，造成几乎没有有效的经济手段，对农业生产中社会收益大于私人收益的部分给予一定补偿，对社会成本大于私人成本的部分收取一定费用，实际上鼓励了农村居民采用掠夺式生产方式。2003年后执行的新的排污费制度在集中使用上仍然没有考虑农村污染的治理。

由于环境保护尤其农村环境保护本身是一项公共事业，属于责任主体难以判别或责任主体太多、公益性很强、没有投资回报或投资回报率较小的领域，对社会资金缺乏吸引力，政府必须发挥主导投资作用。尽管国际上各种市场化的实践很活跃，但没有哪个国家的政府不发挥主导投资责任和作用。由于政府缺位，导致在农村聚居点的污染治理设施建设上存在一种悖论：根据亚当?斯密的“市场大小决定分工”理论，可以推出“市场大小决定具有公共物品属性的基础设施市场化建设和运营的最小规模”。农村聚居点和小城镇由于单体市场规模小，其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行难以进行市场化运作，因而必须依赖财政资金。而乡镇和村一级行政组织普遍财源不够，连应付生产性基础设施建设都不够，更难以估计污染治理基础设施。这种悖论造成了农村聚居点污染日趋严重并将继续严重。新晨

扶持措施不力，导致农村污染治理的市场化机制难以建立。

我国对城市和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污染治理，制定了许多优惠政策：如排污费返还使用，城市污水处理厂建设时征地低价或无偿、运行中免税免排污费，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污染治理设施建设还可以申请用财政资金对贷款贴息等。而对农村各类环境污染治理，却没有类似政策。由于农村污染治理的资金本来就匮乏，建立收费机制困难，又缺少扶持政策，导致农村污染治理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的市场机制难以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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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of Abatement Pattern for Agricultural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 Based on Polycentric Co-operation

Hong Yanting， Qiu Lei*

（Institute of Management Sciences， Hohai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8，China）

AbstractIn recent years， the load of agricultural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 grew in step with its harm in China. And it has brought serious threats to the rural environment and even the whol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current situation of agricultural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 in China， the disadvantages of traditional abatement pattern were analyzed. And then the multi-subject roles involved in were relocated. Under the polycentric co-operative theory， the farmers， market and social forces were taken into account. Based on those， the agricultural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 abatement pattern was constructed， which was expected to provide theoretical references to effective abatement for the agricultural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 in China.

Key wordsPolycentric co-operative； Abatement pattern； Agricultural non-point source pollution

我国农业面源污染负荷量已远超点源污染，成为我国水环境污染物的主要来源。目前，针对农业面源污染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基于经济学原理验证经济发展与农业面源污染的关系，如环境库兹涅茨曲线验证；基于农户行为考虑农户生产、消费和劳动力供给对污染的影响；或是从环境政策演变视角对污染治理提供建议等，而对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方面的探索则相对匮乏。因此，本研究在系统分析我国农业面源污染现状的基础上，剖析传统治理模式的弊端，并

基于多中心合作视角，对农业面源污染多元主体角色进行重新定位，从而打破传统污染治理模式的局限性，构建新型多中心治理模式，为我国农业面源污染的治理提供借鉴。

1我国农业面源污染现状和传统治理模式的弊端

1.1我国农业面源污染现状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我国农业环境污染日益严重，湖泊流域水体氮磷污染严重。政府自身局限性和传统环境污染治理过度重视经济利益，使得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成效甚微。《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公报》显示，农业面源产生的总氮高达270.46万吨，总磷28.47万吨，农膜残留量12.10万吨；《2013年全国环境状况公报》数据显示，2013年我国农业面源产生的COD总量为1 125.7万吨，占总量的47.85%。这意味着我国农业面源污染情况异常严峻，采取相应防治措施缓解我国水环境污染已然刻不容缓。

现有的研究调查指出，我国农业面源污染主要包括化肥、农药及农膜污染，畜禽水产养殖业污染、农村生活污水垃圾污染和秸秆废弃物污染等。

化肥、农药和农膜等农业生产要素的过度使用，造成土壤氮磷养分过剩，并通过渗漏、地表径流等途径进入水体，严重威胁生态平衡和农产品安全。而随着我国畜禽养殖和水产养殖规模的不断扩大，畜禽粪便和其它养殖废弃物也随之增加，且由于没有足够的配套设施和耕地消纳处理养殖废弃物，导致严重的农业面源污染。此外，农村生活污水未能像城市生活污水一样实现集中处理，大部分生活污水不经过有效处理就直接排放到水体中。生活垃圾收运系统在农村地区不完全覆盖则直接导致了垃圾的随意丢弃和堆放，严重影响农村卫生环境。同时，大量的秸秆资源并未得到妥善处理和综合利用，秸秆随意堆放会导致病菌传播，秸秆腐烂后产生的污染物通过地表径流对水体产生二次污染，秸秆焚烧产生大量的有害气体。

1.2传统治理模式的弊端――市场失灵和政府失败

环境经济学家认为，包括农业面源污染在内的环境污染治理可以通过市场机制的运行得到最优配置。他们主张在科斯定理理论基础上，通过产权界定，形成合理的价格机制，将农业面源这一公共物品转化为私有化产物，以此来避免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诚然，完善的市场机制可以从理论上解决外部经济问题，然而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会碰到许多障碍，进而导致市场的严重失灵。生态环境属于公共物品，这一特殊物质属性和其复杂性使得有些环境资源的产权很难界定，或是产权可界定清楚，但实现私有化的交易成本可能很高。环境公共物品所具有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致使收费变得不可能或者在经济上不划算，这导致环境很难作为商品在市场上交易流通。另外，“搭便车”行为和“负外部性”问题的存在和产生也是市场机制下农业面源治理所要面临的难题，如果没有政府干预和有效的防控措施，那么污染将会越来越严重。

然而，在市场失灵情况下，将环境治理归于政府中心治理，甚至是政府垄断治理同样是不可行的。过往研究证明，市场机制不能解决的问题，政府也不一定能解决，即使能解决，也不一定比市场解决得更好。在效率假设的基础上，政府权力越集中，其治理效果越明显，治理效率越高。政府责任是为社会谋求福利，这一观点随着凯恩斯理论的广泛传播而深入人心，政府干预也逐步合法化。然而相比较于政府治理取得的成果，污染治理过程中却往往隐藏着更为严重的政府失败。这是由于政府行为并非永远代表着公共利益，政府决策和执行过程也存在着信息不完全、政府能力有限和政企合谋等因素。例如，农业面源污染的不易检测性导致了污染物的难以估量，污染物总量的不确定进一步导致了政策制定依据的模糊性。此外，政府自身存在自利性。经济发展带来的政绩往往是以环境污染或者忽视环境污染为代价的，如忽视经济收益高但污染严重的企业。

综上所述，传统治理模式中，无论是市场机制单中心治理模式，还是政府单中心治理模式，在我国目前严峻的农业面源污染现状下，均不能提出有效治理农业面源污染的制度措施。因此，当务之急是探索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的新模式，在政府干预和市场机制调节的基础上，引入农业面源污染的其他相关主体，包括农户、社会力量等，构建多中心合作治理模式。

2多中心合作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模式的构建

2.1多中心合作概述

“多中心”的概念最早由迈克尔?波兰尼在《自由的逻辑》中提出。Ostrom等人在此基础上发展并完善了多中心理论，其核心思想在于多中心合作机制能使一群相互依赖的个体自我组织相互合作，进行自主治理，并有效防止搭便车、规避责任等行为的发生。多中心合作机制是一种以共识为导向的正式制度安排，在这种制度安排下，政府机构能够主动地将非政府的利益相关者卷入到环境决策和管理过程中。多中心意味着存在多个决策主体，每个决策主体之间相互独立，其强调在污染治理过程中各主体之间应该采取适合自己特点和能发挥自己优势的方式。这也将打破传统的以政府机构为治理主体的模式，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新型合作治理模式，其实现过程是多主体之间相互依赖、沟通交流、自愿协作，调和不同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维护共同利益的过程。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具有非排他性及非竞争性，其成因复杂，治理过程涉及到众多利益相关者，与多中心合作思想不谋而合。而且，在多中心合作机制下，政府不再是单一主体，农户也不再是被动接受者，政府的主要任务就是通过宏观上的调控，吸纳各主体意见，制定相应政策，继而让他们进行自主治理。

2.2多主体角色定位

利益相关者理论和孙勇、陈晓宏等的研究分析认为，农业面源污染中的多元主体包括政府、农户和社会力量，各方关系如图1所示。在多中心合作视角下，对农业面源污染治理过程中涉及到多元主体重新进行角色定位。

2.2.1政府角色：管理者、引导者和监督者多中心合作既反对政府单中心治理，也区别于市场机制中的私有化。它不意味着政府从农业面源污染治理中退出，而是政府角色的转变。政府从单一主体转变为污染治理主体之一，其管理方式也从直接管理转变为间接管理。在多中心合作治理模式中，政府的角色行为包括制定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的政策、实践和工作框架，制定总体规划、建立治理农业面源污染管理的一系列制度和体系以及对农户、公众及其他社会团体等的监督管理。因此，在农业面源污染治理过程中，政府既是政策的制定者和管理者，也是协助政策实施的引导者，更是农户减少污染行为的监督者。

2.2.2农户角色：污染产生者、源头治理者农户作为人类进入农业社会以来最基本的经济组织，也是最根本的微观经营主体。虽然目前文献对“农户”一词的解释很多，但直接定义并不常见。综合国内研究，认为农户是以姻缘、血缘或收养关系为基础，主要依靠家庭劳动力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农村家庭，具有生产和消费双重属性。农业面源污染来源于农户生产经营活动，包括化肥、农药、农膜的使用，畜禽粪便的不当处理等。农户既是农业面源污染的直接产生者――户主特征、家庭资源禀赋、家庭经营特征等因素对污染轻重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但与此同时农户也是分析和治理污染问题的基本经济单位。治理农业面源污染最根本最有效的手段就是通过政策来引导农户行为，让农户自觉自愿地减少污染行为，从而到达治理效果。

2.2.3社会力量角色：监督者、调解者农业面源污染治理体系中的社会力量应包括公众、专家学者、非政府组织（NGO）和舆论传媒，这些主体协同一致构成公众参与的社会性监督。社会力量角色行为过程是一个连续、双向性意见交换的过程，能够增进对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的了解，使得公众能够“捕获”政府的地方保护主义行为和其他违法行为，并将这种信息反馈给社会和监察部门。专家学者及非政府组织的知识和信息比其他团体更全面也更具专业优势，在政府制定政策时可提供有效建议；舆论传媒则可以通过新闻媒体等方式传播信息，形成社会反响。总的来说，一方面，社会力量有着传播信息、监督政府行为的作用，使得农业面源污染问题能引起政府的重视，对政府工作起到促进作用；另一方面，社会力量可以作为调解者，调解政府与农户之间因沟通、指导不到位产生的问题，促进两者之间的和谐合作和共同治理。

2.3多中心合作治理模式的构建

多中心合作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模式的构建如图2所示，分为三个层面：农户层面、政府层面和社会层面。农户层面从微观角度出发，源头治理着手，对农户进行培训教育和农业技术的普及推广，旨在能从根本上缓解农业面源污染；政府层面意在转变治理方式，制定总体规划，把握全局，对污染治理实施宏观调控；社会层面则希望通过完善社会力量参与机制，发挥公众优势，起到监督、反馈和调解作用。

2.3.1农户主体学习机制和补偿机制农户既是农业生产的主体，也是农业面源污染的源头治理主体，更是污染治理成果的受益者，只有实现农户真正参与到农业面源污染治理过程中，才能实现污染治理目标。因此，政府要发挥管理者和指导者的作用，构建农户学习机制和补偿机制，加强农户个体行为决策，让农户自觉参与农业面源污染治理。

目前在我国大部分农村地区，农户不是没有参与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的意愿，而是对农业面源污染认识不深，没有意识到其危害，农户参与污染治理缺少利益驱动。基于此，应从两方面着手予以扭转：一方面，通过构建农户主体学习机制，加强生态经济、和谐发展理念的普及和农业技术应用推广，提高农户的环保意识和科技素质，增强农户责任感，让农户从根本上认识到农业面源污染的危害，意识到污染治理不仅可以带来生态收益，更能带来经济收益，从而端正农户生产行为，实现环境经济友好发展；另一方面，通过落实农村补偿机制，调动农户参与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的积极性，鼓励农户采取环境友好型农业技术和生态经济型生产资料，从源头上减少农业生产活动中化肥、农药和农膜的使用量，从而达到减少农业面源污染的目的。

2.3.2从政府单中心治理到政府参与传统治理模式是以政府单中心治理为主，即政府是治理体系中的唯一主体，其权利涵盖从宏观政策制定到微观措施执行。这种治理模式下，制度实施、管理方式乃至市场资源配置均以政府为主体，直接点对点操作执行，农户被动接受政策，没有动机和积极性去进行污染治理，公众等社会力量作用不明显甚至发挥不了作用。因此，构建多中心合作的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模式，首要条件是转变政府单中心治理方式。需要强调的是，治理方式的转变，不是否认政府的作用，而是政府角色的转换：从单中心治理、垄断治理向管理者、监督者和引导者的角色转换，即强调政府政策法规上的宏观调控和政策落实的监督及引导。政府部门应当集中力量健全法制建设，抓好宏观调控，做好综合决策，完善监督体系，确保政策实施到位和监管公正，加大宣传力度、广度和深度，积极提供农户和公众环保素质。政府要学会放权，将市场自身能够解决的交由市场自行解决，从繁琐冗杂的事物中走出来，仅在宏观上把握政策和政策实施，具体的管理实务和落实行为则交由其他主体执行。

2.3.3完善社会力量参与机制环境管理实践证明，社会力量参与在生态环境保护中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同样的，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离不开公众、舆论传媒等社会力量的互动参与。社会力量参与治理并不顺利，人们更多的是关注污染治理过程中的利益分配问题，但作为农业面源污染治理主体之一，社会力量具有其他主体所没有的专业优势和重要作用。因此，政府要清楚认识到社会力量参与治理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在完善监管机制的基础上，鼓励公众参与，可以设立专门部门，预留专项资金，及时收集整理和利用公众反馈的信息。此外，政府还应该认可非政府组织及其他民间环保组织，承认其合法地位，必要时候可以提供资金帮助和政策扶持。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使新型多中心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模式的最后拼图――社会力量充分发挥作用。

篇7

Abstract： It is inherently necessary to prevent and control pollution， and improve the environment for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Industrial pollution is the main cause of air pollution in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and also the quality of our life is severely affected. It is analyzed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he polluted industrial trait and controlledactuality in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by using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method. The controlled situation of three regions――Beijing， Tianjin and Hebei， is researched by comparative analysis method， from three aspects of investment scale， capital sources， and investment structure. In the basis of the situation analysis， the problems of industrial pollution in the regions is figured out， and problem-effective countermeasure is finally proposed.

关键词： 京津冀；工业污染；现状；对策

Key words：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industrial pollution；actuality；countermeasures

中图分类号：F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6）01-0026-04

0 引言

京津冀环境污染问题日益成为政府、学界和公众关注的热点话题，2014年4月24日，我国通过了新环保法，第一次以法律形式明确了跨区域环境污染需采用联合防治的协调机制。“京津冀一体化”发展战略已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区域工业化高速发展与环境污染的矛盾日益加剧，污染状况表现出明显的区域性且污染严重性渐重不减。因此，以京津冀区域为对象，研究京津冀区域工业污染及治理的现状与对策，对促进京津冀区域“环保一体化”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1 京津冀工业污染及治理的总体现状分析

1.1 京津冀工业污染现状及特征

京津冀工业经济发展和环境污染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同时也呈现出鲜明的特征。

1.1.1 京津冀经济总量增长与工业污染

京津冀区域工业污染与其经济总量和所处发展阶段密切相关。在一定阶段，伴随京津冀工业经济的高速发展，出现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2006、2013年区域生产总值为23889.86亿元、62172.13亿元，其中工业生产总值从2006年的9605.13亿元增加到2013年的23410.25亿元，对区域生产总值的贡献为40.21%，和37.65%。区域整体处于工业化的中后期和城镇化的发展期：河北许多城市还处在工业化中期阶段，钢铁、建材行业密集，重化工业的特征明显[1]；北京随着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和重工业的转移迁出，工业发展对环境影响渐小，但总体环境污染现状压力大；天津的工业结构正在转型，但重化工业等高污染行业对生态环境影响的压力仍很大。

长期以来所形成的高消耗（高污染）经济发展模式，加上目前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带来的严重污染问题，加剧了现存的矛盾――大量的环境污染直接或间接来自于工业污染，即工业污染是矛盾的重要来源。

1.1.2 京津冀工业污染特征

①污染程度深且复合。2012年9月国务院划定了13个大气污染重点防治区，其中京津冀区域为复合型污染严重区域。据统计，就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及烟粉尘的单位面积排放强度在2010年是全国平均水平的2.4～3.6倍[2]；从表1看出工业污染物排放量大，2012年，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占到总排放量的91.2%，工业氮氧化物排放量占到总排放量的68.4%，工业烟（粉）尘排放量占总排放量的82.6%。

②污染行业面广且叠加。区域内有很多高耗能工业行业，以情况显著的河北省为例（表2），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的增加幅度最大，达到了77.8%，2012年的高耗能行业的综合能耗比2011年增长48.0%。工业污染防治成效不显著的时候，这种增长只会加剧污染的严重性。

③污染危害大。在全球疾病负担研究的所有风险因子中，空气污染在中国的死亡率和整体健康负担中均排名靠前，对人们身体健康造成不可避免的危害。

1.2 京津冀工业污染治理现状

京津冀把污染治理放在重要战略位置，开展多样有效的工业污染治理行动。污染治理主要是通过治理投资来实现，从治理投资和治理效果两方面分析京津冀区域工业污染的治理现状。

1.2.1 治理投资总体现状

环保治理投资是指为了促进经济与环保协调发展，相关治理主体筹集用于支付防治污染、改善环境的资金。用总量、比重和弹性三个指标来分析京津冀工业污染治理投资情况[3]，京津冀整体治理投资量及全国工业污染治理投资量如表3。

由表3可知：

①京津冀区域和我国工业污染治理投资总量变化趋近。京津冀区域与我国工业污染治理投资总量均呈现出先增后减又增态势。2006-2007年治理投资总量稳步上升，2009-2010年均下降，2011-2013年投资总量回热上升，2013年是2010年的2倍多。

②京津冀区域和我国工业污染治理投资与工业GDP比重关系变化趋近。京津冀区域与我国工业污染治理投资占工业GDP的比重均先下降后上升。2006-2010年持续下降，自2011年开始上升。

③京津冀区域和我国工业污染治理投资弹性系数变化趋近。弹性系数反映了污染治理投资对工业经济发展的敏感程度。京津冀及我国工业污染治理投资弹性系数呈阶段性变化，且相差不大，详见图1。其中2013年的弹性系数最大，分别为11.54、12.85；小于1的系数普遍存在，表明治理投资并不随着工业经济的增长而增长，治理投资的随意性普遍较大。

1.2.2 治理效果总体现状

工业污染治理效果可从工业生产总值、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废气排放、废物处置量这四个方面来分析[4]。（表4）

京津冀工业生产总值在2006-2008年间递增，增速最低的是1.53%。工业废水排放量在2006-2009年递减，后递增，但增速都小于工业生产总值的增速，2011年前工业废水排放量没有随着工业经济的增长而增长，但在后两年有所增加；工业废气治理效果不够好，排放量增减不稳定，有的增速远高出工业生产总值的增速；工业废物处置量先递增至780万吨后出现了大幅降低的趋势，废物治理总体情况相比废气效果要好但仍需加强。

2 京津冀工业污染治理现状比较分析

京津冀工业污染治理投资比较从投资规模、资金来源、投资结构方面来分析。

2.1 投资规模比较分析

投资规模反映了污染治理投资与经济活动的关系程度。近年京津冀三地工业污染治理投资规模情况如表5所示。

对比京津冀三地工业污染治理投资规模，可看出：

①工业污染治理投资总量方面。北京自2006年投资量一直呈下降态势至2011年，从10.1亿元降为1.1亿元，后提高至2013年的4.3亿元；天津的投资总量维持在15亿元左右呈阶段性变化，2006-2009年一直升至18.0亿元，后降至2012年的12.6亿元，2013年又升至14.8亿元，总体变化比北京小；河北的投资总额大多年份都达到了20亿元以上，数额最多的是2013年的51.2亿元。

②京津冀三地污染治理投资占工业GDP的比重情况。

天津的防治投资比重一直下降，从0.65%降到0.22%；北京和河北都是先降后升，北京降到2011年的0.04%后升到2013年的0.12%，河北降到2010年的0.11%后升到0.39%。在转型发展新时期，作为政治文化中心的北京治理投资比重比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的河北省低很多。

③从投资比重的弹性指标看出三地的投资弹性系数负值偏多，表明投资额没有随着经济的增长而相应提高，反而还有降低的情况。三地的污染治理投资随意性大，“边发展，边防治”的思路体现得不够明显。

2.2资金来源比较分析

资金来源体现了各行为主体在投资机制中所承担的责任。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工业污染治理投资主要来自排污费补助、政府其他补助、企业自筹（银行借贷）和企业自筹（不含银行借贷）四种途径[5]。其资金来源结构如图2所示。

从资金来源看，京津冀三地的资金来源主要是企业自筹，比重基本达到80%以上。银行贷款只占较小比重，大部分来自不含银行贷款，最高是2009年天津占其总资金来源的96.2%，体现出地区在工业污染治理问题上的基本原则――污染者承担，看出企业环保意识增强，积极承担防治责任。

从政府其他补助角度来看，北京的补助相对天津、河北二地较多，2006、2009年北京的政府其他补助占到20.1%、34.3%，2009年的北京占比是天津占比的10倍，是河北占比的13.7倍。

排污补助费在资金来源中占比最小。京津冀三地每年的排污补助费中北京属最少，2008-2010年占比均是0；占比较高的是河北，其2008年占比为4%，天津为0.2%。由此看出河北发展依赖工业，排污大，补助费多。

2.3 投资结构比较分析

投资结构是不同污染治理投资占工业污染治理总投资的比重，反映的是治理投资方向。废水、废气、固体废弃物、噪声的治理投资是总污染投资的主要部分。治理投资结构如表6所示。

通过观察表6可知，京津冀地区用于工业废水、废气、固废“三废”的治理投资占较大比重。尤其是废气治理占用的资金最多，达到了50%以上且没有太大变化。2006-2013年工业污染治理投资总额呈先增后减再增变化，于2013年达最大值70.29亿元。虽总额在增减变化，但废水、废气治理投资占的比重变化不大，维持在均值22.1%、58.6% 左右。噪声和其他污染投资的比重相对“三废”较小，平均比重为0.37%和17.3%，因其对生产生活影响的广泛性比“三废”小。

3 京津冀工业污染治理存在的问题

3.1 投资不足，产业结构不合理

京津冀区域工业污染治理投资占工业GDP的比重持续变化，没有根据自身的污染严重性加大治理力度并制定出合理的投资计划，而是一种惯常的趋从国家整体状况。投资方式单一、渠道狭窄，社会公众没有承担其治理的责任，治理投资供给满足不了日益增长的需求。在产业结构上，天津、河北产业结构主要是以能耗高的工业为主，北京以第三产业为主。所以整个京津冀区域的产业结构不利于污染治理[6]。

3.2 区域间企业转移造成区域污染失控

京津冀作为工业污染治理的一个整体，北京在新时期内积极转型，将一些污染较严重的企业转移到河北，加上其不具备技术和监管上的优势，导致河北工业经济增长的同时污染更加严重。伴随着污染治理的理念更加深入人心，所以河北加大治理投资来弥补缺口，但是这种区域圈内的工业企业转移并不能解决区域污染问题。

3.3 治理机制不合理导致治理效果不佳

政府及环境部门在污染治理研究的深度和力度不够。京津冀区域污染现状中治理投资增长率与工业GDP增长率比值普遍小于1，即没有达到与经济增长相协同的内生增长机制[7]。缺乏与治理相配套的监管机制，治污企业得不到专业的污染治理服务。从京津冀整体的治理情况来说，“三废”的排放还会增加，治理效果短期得不到改善，污染在近期不能得到又好又快的防治。

4 完善京津冀工业污染治理对策

4.1 加强机构协调，促进联防联治

京津冀污染治理需政府部门等机构联动，一起开展预防工作。建立环保机构并确定隶属的上下级，扩大其在环保范围内的管理权限。各机构注重加强工作人员专业知识，组织定期专业培训。不同地区的防治机构制定联防政策，对跨区域合作的机构建立办公地点，随时把握环保变化动向，高效审查其运作过程。

4.2 加大立法保障，强化协同监管

为了协同管理必须落实法律法规，明确各部门的权责，并实时监察执行情况。在实际调查和政府支持基础上，制定跨区域环境纠纷处理程序、跨区域环境影响评价程序等。政府机构需严格监管企业环保标准如：污染排放标准、污染收费标准等。建立环境审计和终身追责制度，加大京津冀对环境污染行为的制裁力度，不让制度空转、法律闲置。通过这些方法，有效促进企业实施环保措施。

4.3 运用经济手段，促进市场化

京津冀区域的环境管理方法可以模仿欧美国家，建立跨区域环保基金会，让落后地区参与基金活动[8]，并对处理污染事件提供资金帮助。其次，环境经济市场化，吸纳社会资本，拓宽融资渠道，促进地区资源共享，提高治理效率。针对中小型企业的污染治理，政府应大力扶持，允许通过环保证券等方式吸引社会闲散资金，动员社会力量形成多维合力。

4.4 发挥地区优势，调整产业结构

按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要求，京津冀的产业发展应力求低耗能、优质量，从而有助于促进环境改善。发挥北京科技优势，联合天津，带动河北，研发和推广使用治污技术。促进产业升级，优化工业内部结构，提升区域高技术制造业的份额。河北和天津的发展对工业的依赖较大，提高能源使用的效率和洁净度，注意煤炭燃烧过程的脱硫、脱硝和除尘。

4.5 积极提倡公众参与

加强社会监督，引入公众参与，构建全民行动格局。公众参与环保不能只是空谈的口号，而是有信息公开和参与制度保障的规范性实施措施。公众有咨询和参与决策的法定权利，可以直接向环保机构索取相关项目的数据如环境影响评价报告[9]。通过调动各方积极性，形成政府、企业和公众多元互动的环境治理参与主体，充分发挥多元主体的作用，增进公共利益，强化治理成效，提高环境质量。

参考文献：

[1]卢伟.京津冀合作须健全生态补偿机制[N].中国经营报，2013（24）：20-22.

[2]戴红昆.河北省工业污染治理投资效率研究[J].时代金融，2013，36：278-279.

[3]于小鹏，郭伟.我国工业污染源治理投资现状问题与对策分析[J].天津城建大学学报，2014（4）：274-280.

[4]王鑫，昌敦虎.“十一五”环保投资及主要污染物削减效果分析[J].环境保护，2011，24：1-10.

[5]国家统计局，环境保护部.中国环境统计年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4-2012.

[6]宋晓梅，徐剑琦.对京津冀大气环境的影响产业结构[J].中国统计，2014，5：27-28.

[7]吴舜泽，朱建华.我国环境保护投资与宏观经济指标关联的实证分析[C].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学术年会论文集.北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2009：66-79.

[8]朱玲，万玉秋.论美国的跨区域大气环境监管对我国的借鉴[J].环境保护科学，2010，36（2）：76-78.

篇8

“污染者负担”原则的接受和确认，在我国环境立法中呈渐进深化过程：在1979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中规定是“谁污染，谁治理”原则，1989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则修改为“污染者治理”原则，1996年《国务院关于环境保护若干问题的决定》中发展为“污染者付费”原则（亦称“污染者负担”原则）。相应地，理论界也就有环境法的基本原则之一为“谁污染，谁治理”原则、“污染者治理”原则和“污染者负担”原则的不同提法。

“谁污染，谁治理”原则是将治理责任限制在污染者只对其已经产生的现有污染负责，并且只对污染治理负责。这完全是一种消极的事后补救原则，在很大程度上并不能贯穿于环境管理的全过程，从而也就失去了其作为环境法的基本原则的应有价值和功能。“污染者治理”原则扩大了责任范围，将其扩展为污染者不仅对已产生的现有污染的治理负责，而且要对可能产生的污染的治理负责，对污染的长期影响负责。这两个原则都着重强调污染的个体责任和个体利益，反映的是点源控制的思想，且极易给人以污染者只负有治理环境污染的义务而不负有对他人造成的人身或财产损失承担责任之虞。并且，上述两原则尽管强调了治理的责任，但对于客观存在的不能治理或不愿治理等问题，因为污染者能做的只能是“治理”，于是就没有切实可行的有效替代形式来协调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所以国家和社会就极易成为污染治理责任的被转嫁者。

“污染者负担”原则不同。其强调污染环境造成的损失及防治污染的费用应当由排污者承担，而不应转嫁给国家和社会，明确了污染者不仅有承担治理污染的责任，而且具有防治区域污染的责任，有参与区域污染控制并承担相应费用的责任。这一原则并未将环境责任主体限于排放者，还包括了污染物的产生者；治理污染的责任范围不局限于主体自身，还扩展至区域的环境保护。这体现了污染者个体责任的扩大和保护公益权的法律要求，更符合环境保护的公益性质和环境资源的公共资源属性。

“污染者负担”原则与“污染者付费”具有许多共同点，但“污染者负担”不等于“污染者付费”。“污染者付费”的提法本身给人一种错觉，好象污染者只负有金钱义务，污染者所承担的环境责任形式只能是经济性补偿（“付费”）。事实上，“付费”只是污染者履行治理环境污染义务的重要方面，象环境影响评价、限期治理、“三同时”等制度并不是光靠“付费”就能解决的，其他诸如安装和管理污染处理设施、营造绿地等都需要污染者以非金钱方式进行。即使在受害者救济方面，污染者的责任也不只是损害赔偿，还包括停止或减轻污染、恢复原状、消除污染等形式。“污染者负担”原则涵盖了承担污染治理费用（“付费”）在内的诸多法定义务，更符合这一原则的宗旨和本意。因此，在环境立法中应确定的原则是“污染者负担”原则而非“污染者付费”原则。

2“污染者负担”原则的外化形式

“污染者负担”原则的具体内容和表现形式，在环境法领域中一般表述为行政责任、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具体范围涉及污染防治责任、损害补偿责任和损害赔偿责任三种。

2.1污染防治责任

污染防治包含两层意义：第一是“治”，即要求污染者必须对自己所产生的环境污染积极主动负责治理。污染者是治理污染的责任主体。“污染者负担”原则不同于“谁污染，谁治理”原则和“污染者治理”原则之处在于污染者可以不依靠自身的力量解决环境污染问题。比如，实行污染治理责任的责任主体和行为主体分离的作法，由污染者负担必需的处理费用和提供相关的资料等，交由专业化的污染治理公司负责治理环境污染，这既可促进环保产业的发展，也为政府强化行政强制措施（如推行代履行治污）提供了法律依据和实践条件，从而有利于更好发挥末端治理应有的效用和潜能。第二是“防”。“谁污染，谁治理”和“污染者治理”的重点是治理已有的污染源及其所造成的环境污染，体现的是“末端控制”的思想，其所涉及的预防为主问题也只是停留在末端治理思想和战略指导下的预防上。以“污染者负担”原则为指导的“防”，着重体现全过程控制和清洁生产的原则，将末端控制战略下的预防为主发展为源头控制战略下的预防为主。

2.2损害补偿责任

污染者的排污行为尽管具有相当程度的价值正当性或社会有用性，或其本身常常是各种创造社会财富、增进公众福利的活动在进行过程中的附带行为（即环境法学说中的“污染风险的不可避免性或不非难性”），但排污的结果却是使公众共享的环境资源遭受污染和破坏，并长期影响污染所在地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影响区域乃至整个国家的环境质量，损害更大范围的公共利益〔1〕。因此，污染者所必须承担的损害补偿责任就应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其一，污染者应向作为公共环境资源代表者和管理者的国家缴纳一定税费作为对环境资源利用和所致损害的补偿，即对公益权的补偿。这在我国环境立法中主要表现为排污费制度。其二，污染者应承担向长年受污染地区的受害者提供损害救济和补偿的责任，即对受害者私益的补救。私益补救可以通过基金形式由政府出面加以协调处理，即环境受害的行政补救。关于环境受害的行政补救，各国大多数通过对所有排放污染物者收取污染费或排污税的办法筹集补偿基金，尔后用此基金向遭受污染物侵害的人提供补偿〔1〕。污染损害通常补偿数额巨大且污染者具有多元化特点，若由个别或现有的污染者承担历年来的污染损害，既不现实也不合理，至少应由所有的污染侵害者负担相应费用。当然，关于长年污染地区的补偿问题，如果完全由污染者负担，实难一一承受和自行承担，因而需要国家出资。关于国家出资额问题，我国台湾学者的看法值得重视和参考：“如果以国家补偿的方法来进行全面、悉数的损害填补不妥当，毕竟，这仍然是花人民的钱。理想的方法是：国家以人民的税收出资一部分，另外由现行的污染者与可得知的旧污染者负责一部分，如此共同来赔偿”〔2〕。因为一方面，为了经济发展的需要间接放任环境污染的形成，国家自应负有责任；另一方面，全体人民事实上也享受着经济发展的成果，从而也有义务偿还污染的债务，全体人民是间接污染者，因为人们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刺激了污染的产生和扩大。

2.3损害赔偿责任

污染者的排污行为除了给国家和社会的公共环境资源造成损失，使所在地成为长年污染地区外，还常发生一些偶然性、突发性事件，如有毒化学品泄漏、污水管道破裂等，势必造成当地他人的人身和财产损失，这就引发了对私益的侵权及侵权损害赔偿问题，污染者必须承担相应责任。我国民法将环境污染致人损害作为特殊侵权行为处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及各环境法规范均对此作出了明确规定。此外，污染者往往不是单数加害者，存在共同侵权行为。共同侵权行为者必须对损害负连带责任。另外，如果存在共同致害行为的情节，应按照对损害发生的作用程度分割责任。

3“污染者负担”原则的确认与若干环境法基本制度的修正

“污染者负担”原则一旦在立法上被确认，依据“谁污染，谁治理”和“污染者治理”原则创立起来的现有环境法基本制度，如“三同时”、排污收费、限期治理等制度就需要予以相应调整。

3.1“三同时”制度

“三同时”制度要求污染者的污染治理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使用。依据“污染者负担”原则，“三同时”制度可以突破污染者自建污染治理设施自行治理污染的局限，如污染者将产生的污染物交由专业性的污染治理公司治理，就没有必要要求污染者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污染治理设施。

3.2排污收费制度

我国的排污收费制度的征收主体是国家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排污费实行专款专用，主要用于补助重点污染源治理及区域环境综合治理和用排污费建立污染源治理专项基金有偿使用。确立“污染者负担”原则后，如果污染者有能力且自愿自行治理的，排污费仍适用以前的规定；如果污染者要求交由他人集中处理的，排污收费制度就应作相应修正：或征收主体仍是国家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但排污费的使用应给集中处理单位保留一定的份额，即使仍实行专款专用，对具体补助对象也应向集中治理的倾斜；或污染者按比例分别向国家有关部门或集中处理单位缴纳排污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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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村生态环境；存在问题；治理对策

中图分类号：X3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8937（2013）02-0088-02

农村生态环境建设对于提高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具有重要意义。因此，需要针对农村生态环境存在的问题采取治理对策，以加强环境治理，提高农村经济发展效益。

随着改革开放及社会主义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进步，但是对于农村生态环境建设的投资力度却较为欠缺，由此导致农村生态环境污染严重，无法为我国环保型社会的构建做出贡献。但是农村生态环境建设对于提高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具有重要意义。因此，需要针对农村生态环境存在的问题采取治理对策，以加强环境治理，提高农村经济发展效益。

1 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现状分析

环境是人类生存及进行发展的基本前提，良好的环境为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必须的资源和条件，对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而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居民的生产发展对于环境的依赖程度更高。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农村地区的经济进步迅速，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质量，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但同时由于经济发展对于资源能源的消耗较大，在很大程度上导致农村生态环境污染严重，而经过二十多年的不懈努力，我国的农村环保工作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开发建设了多种绿色工程，并促进了农村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水平的提升，而且政府对于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的投资力度也不断加大，农村环保建设已经纳入到国家经济发展的重点投资领域，对于农村环保科学技术的应用也越来越广泛。当前，农村生态环境的治理和控制能力显著提高，并获得了较为成熟的环境保护及治理经验，对于进一步提升农村经济发展质量具有重要意义。但是，由于市场经济发展迅猛，而我国关于环境保护方面的政策仍有一定欠缺，从而导致农村的生态环境建设存在较大缺陷，对于这些问题，需要及时采取有效措施以减轻环境污染，促进环境质量提升，为农村生态环境建设提供动力。

2 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存在的问题

2.1 农村居民的环保意识薄弱

当前，虽然大部分的农村居民生活水平均有较大程度提高，但环境污染严重，生态失衡，这与农村居民环境意识薄弱有直接关系。很多农村居民缺乏环保教育，在生产生活过程中随意丢弃垃圾，对于污染后的生存与发展没有任何危机感，由此导致环境污染严重。此外，很多农村居民污染环境后缺乏污染治理意识，虽然觉得环境污染影响到自己的生活，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引起重视，但却认为自己有心无力，也就任由污染越发严重，使得农村生态环境越来越难以满足的居民生活需要。近年来，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速度不断加快，对于进一步提升人们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起到了巨大的帮助作用，但是政府及相关环保部门对于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理念的宣传却较少，由此导致大部分的农村居民环保意识较差，在日常生活和工作过程中也深受环境污染的危害。因此，政府应当加大力度宣传生态环境保护理念，确保其渗透农村居民当中，以促进农村生态环境质量的提升。

2.2 环境设施落后导致生活垃圾污染严重

环境设施的建设能够对农村居民的日常环保行为形成潜移默化的作用，以促进环保理念深入人心，但是，由于农村经济的发展要远远落后于城市，因此，城市的各种环境设施也就难以在农村中出现，大量的生活污水随意排放，生活垃圾乱倒，从而导致河水污染、河道堵塞，不仅导致农村生态环境污染严重，同时也对农村居民的身体健康构成了巨大的威胁。有些农村居民虽然对于环保有所认知，也希望减轻农村环境污染，但却由于农村环境设施欠缺，也只能将自家生活垃圾随意丢弃，由此对农村生态环境造成严重污染。此外，随着农村经济发展，很多城镇都建立了工业区，生产污水及垃圾大量排放，但却没有建立相应的垃圾处理中心，致使大量污染严重的污水渗透到地下，对农村的耕地种植产生了巨大危害，有些污染不仅会对农村耕地产生影响，同时还会导致垃圾中的有害物质渗透到耕地中，给人们的后续生产和生活造成严重危害，对整个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提升产生制约。

2.3 农村生态环境保护技术仍有待革新

对于农村生态环境建设，需要有先进的环保技术支撑，只有这样才能够促进生态环境保护方法的不断创新，以提高农村生态环境质量。但是，当前虽然对于农村环境技术发展有所投入，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仍旧有较大缺陷，相关的科研队伍较为薄弱，而且素质较低，对于农村环境如畜禽养殖、农药化肥应用的现状及基本规律都缺乏充分分析，由此也就无法采取针对性的措施进行环境污染治理，从而导致农村生态环境呈现出不断恶化的趋势。先进的科学技术是促进农村生态环境保护质量提升的重要途径，对此应当加大对环保科技发展的投资力度，以确保科学技术创新发展，更好的满足农村生态环境保护需求。

3 加强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对策

3.1 强化农村居民的环保意识

对于农村居民，应当加强其环保教育，强化农村居民的环保意识，政府要定期组织环保工作人员到各个城镇广泛宣传环保教育理念，并张贴环保教育横幅，以强化人们的环保认知。同时还可以开展定期的环保知识讲座，不断强化人们对于农村垃圾的污染认知，确保对垃圾分类，并回收有用的垃圾，从而不断加强自身对农村生态环境保护深入了解。此外，政府还可以组织各种环保知识竞赛及环保科技发明，以鼓动广大农村居民积极创新，强化环保意识，积极发明新的环保技术，以最大限度的降低农村环境污染。此外，由于农村地区的地理位置差异较大，而且地理气候较为复杂，由此导致我国的农村生态环境污染治理较为复杂，对此，开发部门可以深入到农村地区，对当地的环境污染情况进行勘察和探究，并鼓励当地农村居民就环境污染给予建议，以建立符合当地农村生态环境发展需要的生态系统。在此过程中，农村居民处于主动地位，能够为自己生活环境的治理出谋献策，这必然能够增强其责任意识，以不断强化居民的环保意识，更好的为农村生态环境污染做出贡献。

3.2 加强农村环境基础设施建设

由于农村缺乏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资金，从而导致其基础设施建设薄弱，由此也就无法强化农村居民的环保意识。而且严重匮乏的农村环境基础设施也导致一些具有环保理念的居民无法规范自己的行为，只能听之任之。对此，当地政府应当加大农村环保设施建设的投资力度，如设置垃圾回收站、垃圾桶等，号召居民将垃圾倒在垃圾站和垃圾桶中，以逐步改善其乱扔垃圾的坏习惯。同时政府也可以鼓励农村居民自己创新垃圾循环利用新技术，积极推广垃圾循环利用设备，以弥补能源不足现状。此外，政府还应当根据农村地区的实际情况采取因地制宜的措施，建立相应的生态模式，通过实行典型示范，逐步将符合当地生态环境发展的农业模式进行推广应用，并根据生态模式的发展情况对农业发展结构进行合理调整，如创办大型的生态农场、草坪公司、花卉公司等，以加快农村经济发展，并实现对农村生态环境的保护。

3.3 加大对农村环保技术发展的投资力度

对于农村生态环境的保护工作开展，科学技术发挥着重要作用，只有借助于先进的环保科学技术，才能够弄清楚农村环境的发展规律，以采取针对性的环保措施，也只有依靠科学技术进步，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各种问题。首先，应当不断壮大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的研究队伍及科研机构，加强研究人员的专业技能培训，以组建高水平的生态专家队伍。其次，应当不断加强对于环境基础科学的研究，以为环境保护提供相应的智力支持，政府及相关部门要进一步加大对生态环境开发和保护的研究力度，对于农村出现的水土流失问题、荒漠化问题进行重点解决，同时还要做好对退耕还林、退耕还草的研究力度，并加强相关科学技术的推广应用。加强对病虫害防治、流域综合治理等技术的研究，以不断促进农业防灾能力和抗灾能力的提升，促使农村生态环境发展的可持续进行。最后，对于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应当采用最佳的实用技术，同时加强推广和评价，以确保此项技术的应用可行性。农村经济发展较为落后，对于环境污染的治理无论是从成本方面考虑还是技术方面考虑，都难以达到标准要求，因此，对于农村生态环境的治理措施应当确保规模较小，或者采用集中处理方法，以最大限度的降低污染治理成本，确保污染治理技术的可操作性，从而确保农村经济发展的不断进步。

4 结 语

农村经济发展对我国综合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因此，加强农村生态环境建设，使其更好的适应经济发展需要，实现农村经济的长久可持续发展，以为我国构建环保型社会提供有效帮助。

参考文献：

[1] 宋言奇，赵秋丽.我国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相关问题的辩证思考[J].南阳师范学院学报，2009，（1）.

[2] 高伟宽.浅析区域性农村生态环境保护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环境科技，2009，（S1）.

[3] 宋言奇，段进军.新农村生态环境保护不可忽略的六大环节[J].农业现代化研究，2007，（1）.

[4] 陈群元，宋玉祥.我国新农村建设中的农村生态环境问题探析[J].生态经济，2007，（3）.

[5] 何学松.我国农村生态环境恶化原因分析及改善对策[J].安徽农业科学，200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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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环保投资 清洁发展 投资规模 投资效率

[中图分类号]F8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623（2011）06-0092-04

[作者简介]胡绍雨（1980-），湖北武汉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武汉学院教师，南开大学博士，研究方向：公共政策、财税研究。

环保投资是解决环境污染和改善生态环境的决定性因素，也可以说是实现清洁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在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研究如何发挥财政政策的作用、建立稳定的环保投资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一、我国环保投资状况

我国环境保护投资体制和政策的发展，是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和环境管理理念的发展而逐步建立、发展和完善的，环境保护投资格局逐步由单一的投资渠道转变为多条渠道，由单一的投资主体转变为多个主体，形成了多元化的投资格局。但就目前情况看，环境投资的主体仍然是政府。

从环境保护投资的规模来看，随着环境保护投资体制的变化，环保投资规模也是逐年增加，环保投资总量一直呈上升趋势，环保投资占 GDP 的比例显著提高（如表1和图1所示）。从“十五”和“十一五”时期环境保护投资占 GDP 的比例看，我国已经达到了法国、瑞典等一些发达国家的水平。但是，这并不表明中国的环保投资已经是一个比较合理的水平，这是因为：其一，中国和发达国家处于污染控制的不同阶段。中国处于污染治理初期阶段，复合型环境问题比较突出，不仅要解决新的环境问题，还要解决历史欠账问题，而这些发达国家污染治理已经步入正常途径。其二，中国处于实现工业化阶段，产业结构与这些国家不同，而这些国家已经完成了工业化，实现了产业升级。因此，中国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仍然需要更多的环境保护投资。

从环境保护投资的结构来看，环保投资主要集中在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工业污染源防治和建设项目“三同时”环保投资①三个领域。由表2和图2、图3、图4可以看出，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工业污染源治理投资和建设项目“三同时”环保投资三项投资，从投资量来看其绝对数额呈上升趋势，其相对数额增减变化不是很明显。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占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的绝大部分比重，平均为55%；工业污染源治理投资占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的比例最小，平均为16%；建设项目“三同时”环保投资约占总环保投资总额的29%。

二、我国环保投资存在的问题

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环保投资具体实践相对照，可以看出我国的环保投资存在以下诸多问题。

（一）环保投资总量不足

中国环境保护投资总量不足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历史欠账太多。不少专家在总结发达国家污染治理的情况后认为，只有当环保投资占 GDP 的 1.5%以上，中国的环境质量才会呈现明显改善。而实际上，自 1981 年以来，中国的环保投资从未达到过这样的水平，而是长期在1%以下。环保投资占 GDP 的比例最高的 2008 年才有 1.49%。综合自 1981 年至 2008年 28 年的情况看，中国的环保投资平均大约只占到 GDP 的 0.7%～0.8%，也就是说，环保投资缺口一半。

二是环保投资远远低于环境污染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据中国首次的绿色 GDP 称，2004年因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为5118亿元，占 GDP3.05%。而中国当年的环保投资只有 1908.8 亿元，占污染损失的 37.3%，占恢复环境所需全部治理投资和运行费用的14%，差距很大。现在一个普遍的估计是，中国环境污染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大约占到当年 GDP 的10%以上，而每年的环保投资只占到不到 1.5%，若以这种情况发展，中国环境污染造成巨大经济损失的状况难以遏制。

三是环境基础设施投资不足。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的资金需求量很大，现有的投资很难满足城市污水处理厂和垃圾处理厂建设的资金需求。从四川省 14 个城市污水处理厂和管网建设的投融资差距分析中可以看出，从 2000～2020 年，城市污水收集和处理设施的建设资金缺口很大，维护费用的缺口也越来越大（见表3）。

四是从现实看，环境问题仍很严峻。现有的污染投资只是遏制了污染进一步严重扩大的趋势，环境质量没有整体改善的迹象，局部污染仍在加剧。据中国环境状况公报称，2008 年，地表水水质无明显变化，辽河、淮河、黄河、松花江水质较差，海河污染严重；近岸海域海水水质有所改善，但东海、渤海污染较重；城市空气质量较上年有所好转，但部分城市污染仍然严重。近期又有报道，国家南水北调工程上游的水源地也发生了严重污染。而要解决这些环境问题，客观上都要求进一步加大环境投资。

（二） 环保投资效率不高

环保投资效率问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资金投入效率不高。用于污染治理设施的资金存在被挪用现象，在建设过程中浪费现象严重，从而造成投入资金的实际效果大打折扣，未形成应有的规模。国家用于生态环境的投资也大多存在浪费现象。如用于植树造林的资金，不少是只重过程，不管结果。植树是“管种不管活”，从而造成“年年造林不见林”，资金浪费十分严重。

二是污染治理设施闲置现象普遍存在。近年来，工业污染治理设施不能正常运转或者不运转而影响治理效果的报道经常见诸媒体。其原因有：不能保证严格执法的持续性，阶段性执法运动过后，存在一个松懈期，使污染者有机可乘；工业污染治理技术落后或成本高，不能达到预期效果或者大大增加污染企业负担；工业污染治理设施与企业生产不相配套，污染治理设施超负荷运转。总之，污染治理设施未能发挥其应有的处理效果，从而影响了工业污染治理的投资效率。

（三）环保投资结构有失公平

近年来，农药、化肥、地膜等造成的污染日益加剧，污染企业向农村的转移也使得农村的环境状况令人担忧。目前，中国农村还有 3 亿多人喝不上干净的水，1. 5 亿亩耕地遭到污染，每年 1. 2 亿吨的农村生活垃圾露天堆放。而中国污染防治投资几乎全部投到工业和城市，农村一直是环保投资的盲点。现在，农村的环保设施几乎为零。与城市系统较严密的环境保护监督管理相比，农村环境保护监督管理几乎是一片空白。城市环境的改善往往以牺牲农村环境为代价，而农村没有得到相应的生态效益补偿。

三、实现清洁发展，

完善财政环保投资政策的建议

1． 继续发挥政府环保投资主体的作用。在环境基础性设施或生态建设初期，环境投资具有耗资大、投资回收期长、经济效益不可划拨等特点，此时市场不愿意或没有能力介入，需要政府投入资金“筑巢引凤”。财政资金主要投向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流域或区域污染整治、生态环境建设和保护、环境管理能力建设等。同时，也要改革投资体制，要通过招投标、政府采购、直接投资、贷款贴息和污染治理社会化、市场化、专业化等方式，转变过去政府大包大揽的做法。对于重点地区的治理项目、有明显污染削减的技术改造项目等，政府应给予必要的贷款贴息或排污费补助，发挥政府资金的引导作用。

2. 提高财政环保投资规模。在工业化、现代化的过程中，环保投资规模必须不断增长，并做到“三个确保”：一是确保全社会环境总支出增长速度，不低于 GDP 的增长速度；二是确保财政用于环保支出不低于财政收入增长速度；三是确保当年的环保投资总额不低于完全治理当年污染所需的资金总额。从中国经济发展的情况看，在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要使环境状况不继续恶化并有所改善，环保投资总额不宜低于GDP的2%。

3. 优化环保投资结构。要合理配置政府环保投资在城乡之间的分配、地区之间的分配。同时也要合理划分事权范围，在加大政府财政投资的同时，吸引各种力量进行环保投资，形成多元化的投资主体。进一步明确中央与地方的财权、事权及其投资范围和责任。合理界定政府投资主体和投资领域，政府投资要从一般竞争性领域中退出。地方政府在提供地方性公共产品方面负有更大责任。中央财政应提供全国性的公共产品及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制定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办法，实行投资、建设、监管、运行四分离，建立合法、高效、廉洁的建设管理机制，切实规范政府投资行为。严格项目可行性研究制度、预决算制度和监管制度，提高政府投资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4. 提高环境保护资金使用效率。加强对政府环保资金投入的跟踪管理，发现问题及时处理，必要时要停止后续项目的拨款，并且实施严格的处罚制度。建立透明、公正的项目选择和管理制度。政府投资的环保项目必须进行费用效益分析，在分析过程中，要充分发挥专家的作用，在项目选择上严把关，不合理的项目决不上马。积极做好已建项目的评估，及时发现并纠正政府资金使用中存在的问题。对于政府投资的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必须确保运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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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汤天滋.环保基础设施市场化投融资改革[J].财政研究, 20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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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Investment Policy for Environment Protection Based on Clean Development

Hu Shaoyu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Wuhan College , Hubei Wuhan 4300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