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高速增长阶段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经济高速增长阶段，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近年来，我国经济逐渐由原来的持续高速增长转变为目前的中高速增长，这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面临的全新经济发展形势，也是未来城镇化长期发展必须应对的新环境。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过渡到中高速增长阶段对城镇化意味着什么？在经济中高速增长阶段对走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道路的内涵有什么要求？新型城镇化对我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还有哪些改革红利可以释放？走好新型城镇化道路需要处理哪些重大关系？等等，需要我们认真研究。

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过渡到中高速增长阶段对城镇化意味着什么？

国际金融危机后，国内外环境发生深刻变化，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新阶段。这个新阶段的最显著特征就是开始由过去长达三十多年接近10%的经济高速增长转为7%以上、7.5%左右的中高速增长阶段。由于发展基数越来越大，维持过去那样的高速增长已不现实。从需求条件看，靠大规模的政府主导型投资以保持经济增长速度的方式不再具有可持续性，我国经济高增长过分依赖政府高强度投资的负面效果日益明显，投资效率下降，投资和消费比例失衡，产能过剩严重，长期下去不可能持续。而外需受到国际需求市场需求低迷的影响，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下降。从供给条件看，随着以劳动力短缺和工资持续提高为特征的“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以及以人口抚养比不再降低为表现的“人口红利”的消失，再加上技术、管理等其他要素供给不足和资源环境约束日益增强，经济潜在增长率也不断下降。此外，多年积累的诸多矛盾和问题，如产能过剩、环境污染严重等，也对经济高速增长形成制约。特别是我国已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将面临转型陷阱、拉美陷阱、福利陷阱、城市化陷阱、资产泡沫陷阱、金融陷阱、捧杀陷阱等复杂问题。在中等收入阶段保持中高速增长，不仅需要形成与经济发展阶段相匹配的高品质制度体系，而且需要摆脱增长机制锁定，寻找增长与跨越的内在驱动。因此，在中高速增长阶段，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相互交织，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相互影响，使经济社会环境日趋复杂化，从而对城镇化提出了新的要求，表现出以下特点：

一是经济增长换挡调速，经济下行压力较大，需要城镇化释放需求和创造供给的能量。在增长速度换挡阶段，由于市场需求和供给因素的变化需要一定的时间，经济在一定时期内具有发展惯性，往往高时愈高、低时愈低，因此高速增长阶段重点要防止经济过热、增速冲破上限，而增速放缓时重点要防止经济失去活力、增速跌破下限，这就需要加强宏观调控，使经济增长保持在合理区间范围内。而且，在增长速度换挡阶段，依靠国家大规模投资的增长模式难以为继，由投资拉动向需求拉动转变尚需时日，对外贸易状况短期内也难有根本好转，因此国家宏观调控难度增加，经济下行压力较大，迫切需要对经济的需求面和供给面进行深度调整，寻找、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空间，增强宏观调控的有效性和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城镇化既能释放需求，也能创造供给，如果能够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就可能有效担负起时代的重任。

二是经济结构问题突出，转型升级迫在眉睫，需要城镇化推动重大结构性问题的解决。进入中高速增长阶段以后，我国目前经济结构性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善，转型升级压力依然较大。从内需结构看，经济增长对政府投资、外贸出口的依赖程度依然较高，居民消费、投资所占比重严重偏低，通过刺激居民消费和民间投资带动经济增长还有较长的路要走；从三次产业比重看，二产独大、三产比重偏低，2011年底我国三产比重约为43.3%，不仅远低于高收入国家74.3%的平均水平，也低于中等收入国家55.6%的平均水平；从收入分配结构看，我国劳动报酬所占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比重不及40%，而世界通常比重是劳动报酬所占国民收入的三分之二，贫富差距依然较大。

三是资源环境压力增大，生态保护要求强烈，需要城镇化与生态文明耦合推进。近年来我国资源和环境约束压力显著增大，是资源禀赋、发展阶段、发展方式以及体制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我国虽然地大物博但人口众多，许多重要资源、矿产人均占有量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经济发展受到的资源环境约束相对较大，三十多年比较粗放的发展方式也造成了资源的浪费和环境破坏，而体制机制的不顺和制度的缺失也导致了唯GDP主义的盛行，不少地方发展经济是以浪费资源和牺牲环境做代价的。一些城市“十面霾伏”、“水漫金山”、“垃圾围城”，给我们敲响了警钟。迫切要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城镇化与生态文明深度耦合，处理好城镇化发展和资源环境的关系。

四是“中等收入陷阱”风险尚存，保障和改善民生任务繁重，要求城镇化发展中更加注重以人为本。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没有变。伴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进城务工，但长期以来，不少城市更多的是购买他们的劳动力，仅仅把他们看成是劳动者，而不是城市里平等的一员。如果城镇化不能给老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如果不能创造更加公平的社会环境，甚至导致更多不公平，城镇化就失去意义，也不可能持续。跨过“中等收入陷阱”，努力保障和改善民生，需要在城镇化的发展中，更加注重以人为本。经济进入中高速增长阶段以后，城乡社会矛盾、社会问题依然存在，而且在某些领域矛盾还比较尖锐、迫切需要推进社会管理创新，在城镇化进程中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五是国际关系深度调整，亟需扩大迂回空间，城镇化应当成为我们手中的大牌。国际金融危机后，国际经济进入新一轮调整转型期，发达国家提出了再工业化的口号，纷纷制定优惠政策将先进制造业留在国内，同时贸易保护主义也重新抬头，并试图通过 TTIP和TPP绕过WTO建立国际贸易新规则，国际政治经济关系面临深度调整。我国科技投入、创新能力不足，科技进步贡献率40%，与发达国家 70%水平还有很大差距；产业发展水平较低，大量出口产品都处于产业链的低端，少数高端产品出口受到打压，与发达国家竞争处于明显劣势；与此同时，我国劳动力成本提高、汇率上升，后起发展中国家以较低的成本和价格参与国际分工，我国在一些传统领域的比较优势逐渐丧失。这种“前堵后追”局面使我国拓展国际市场的空间缩小。为了增强我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我们要打好城镇化这张牌，增大回旋余地。

在经济中高速增长阶段对走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道路内涵有什么要求？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城镇化的发展，为经济社会进步和人民生活明显改善作出了重大贡献，推动人民生活从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推动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飞跃，促进了社会生产力发展，这一点要充分肯定。但是，以往的城镇化为了服务于经济快速发展，将注意力集中在土地开发利用上，在为经济提供发展空间、为地方政府提供财政收入的同时，对普通居民的利益保障、对生态环境保护重视不够，也存在着“见地不见人”、半城镇化、被城镇化、贵族化城镇化、“式”城镇化等诸多问题，也受到了社会舆论的不少批评。在我国经济进入中高速增长阶段以后，增速放缓使城镇化发展中的矛盾更加凸显出来，特别是强制拆迁、环境污染、农民工权益、棚户区、零就业家庭等问题饱受诟病，并成为引发社会矛盾和的重要根源，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公平意识、民主意识、权利意识不断增强，对社会不公问题反映越来越强烈，迫切需要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新型城镇化道路是不同于过去的城镇化道路，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健康城镇化道路。这里讲的中国特色，主要有三点：其一，中国是具有13亿人口的大国，要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走新型城镇化道路，应该说是世界上最难的一件事情。在我们这样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实现城镇化，在人类发展史上没有先例。其二，中国是一个城乡二元比较严重的国家，如何破解城乡二元，是我们中国推进新型城镇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我们要有耐心和定力。城镇化目标正确、方向对头，有利于破解城乡二元结构，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平和共同富裕。到2020年，要解决约1亿进城常住的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约1亿人口的城镇棚区和城中村改造，约1亿人口在中西部地区的城镇化。其三，工业化、城镇化和生态文明建设，这三件事情一个也不能少，属于同步进行、叠加进行，这个难度也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难度要大得多，与先行现代化国家的历程不一样。走出一条新路，而且世界经济和生态环境也将从中受益。我们理解，所说的中国特色，更多的是要考虑中国这三个特殊的国情，在考虑这个国情的基础上推进我们新型城镇化建设。我们推测，如果到2050年，我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基本保持在平稳线上，城镇化历史任务能够真正稳妥完成，就是了不起的世界级水平的成就。

那么，什么是新型城镇化？简言之是以人为核心、以质量为关键、以改革为动力。如果再具体一些怎样讲？以往我也做过归纳，曾提出过四条和六条，根据中央城镇化会议的精神，我重新归纳为七条，就是走以人为本、四化同步、城乡互动、科学布局、绿色低碳、传承文化、体制创新的道路。

第一，新型城镇化，是坚持以人为本，体现公平共享、包容发展的城镇化。要合理引导人口流动，重点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努力提高农民工融入城镇的素质和能力，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和执政理念的集中体现，也是城镇化科学发展的根本保证。以往的城镇化，一些地方热衷于“盖高楼”、“造新城”，对农民工市民化问题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存在着见物不见人的倾向。而一些地方因城镇建设和管理滞后，“城市病”已经显现，影响了城镇居民工作和生活质量。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就是要努力破解城乡二元体制和城镇内部的二元结构，使城乡居民共享发展成果，过上更加美好幸福的生活。

第二，新型城镇化，是坚持四化同步，体现产业支撑、就业优先的城镇化。城镇化要有产业支撑，要促进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信息化和城镇化深度融合、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有了四化并举，产业（包括金融和技术）发展起来了，城镇就能够集聚人气，有了吸纳就业的能力，实现产城人三方面的融合，并能够向智慧城市前进。没有产业支撑的城镇化，难以提供就业岗位，就是“唱空城计”，就会出现“空城”或“鬼城”。一些发达国家和东亚国家，较好地协调了四化同步，实现了现代化。而一些拉美国家由于四化不协调，就业问题突出，城市里出现了大量贫民窟，现代化进程严重受阻。在城镇化发展中，我们要补上服务业的短板。服务业是城镇就业最大的容纳器，多为中小微企业，有的甚至是夫妻店，铺天盖地，潜力很大，要大力扶持，加快发展。

第三，新型城镇化，是坚持城乡互动，体现以城带乡、工农互惠的城镇化。城乡二元结构是制约城乡发展的主要障碍，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推动新型城镇化要与农业现代化相辅相成，要严防死守耕地红线，确保国家粮食安全。要探索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有效实现形式，加快构建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土地经营权流转、集中、规模经营，要与城镇化进程和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相适应，鼓励发展、大力扶持家庭农场、专业大户、农民合作社、产业化龙头企业等新型主体。要探索农民变市民，进城不离乡，“就地就近”城镇化的路子。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方针，健全体制机制，不断加大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力度，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城镇化进程、共同分享城镇化成果。

第四，新型城镇化，是坚持科学布局，体现因地制宜、协调有序的城镇化。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对城镇化总体布局做了安排，提出“两横三纵”的城市化战略格局，要一张蓝图干到底。要根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发展基础和潜力，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东中西地区因地制宜、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优化城镇化空间布局和城镇规模结构。目前，我国人口过度向少数特大城市集中，城市过度向东部集中的势头越来越明显，造成大城市规模过大、小城市规模太小、地区差距日益扩大，城市布局不够合理。这不仅产生大量的经济问题，而且带来严重的社会、政治和生态问题。由于中西部地区城市发育明显不足，这导致了人口长距离大规模流动、资源大跨度调运，极大增加了经济社会运行和发展的成本，不仅不利于全面推进现代化建设，也不利于维护民族团结、保障国家安全。要在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城市群的基础上，在中西部和东北有条件的地区，依靠市场力量和国家规划引导，逐步发展形成若干城市群，成为带动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发展的重要增长极。

第五，新型城镇化，是坚持绿色低碳，体现承载力强、和谐宜居的城镇化。要根据城镇人口增长趋势和资源环境变化态势，着力提高城市综合承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将生态文明融入城镇化全过程。当前，我国正处于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随着城市人口的急剧增长及城市规模的迅速扩张，城市综合承载能力倍受考验，高投入、高排放、高污染的路子不能再走下去了，必须坚持绿色低碳发展。要按照促进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的总体要求，形成生产、生活、生态空间的合理结构。减少工业用地，适当增加生活用地特别是居住用地，切实保护耕地、园地、菜地等农业空间，划定生态红线。科学设置开发强度，尽快把每个城市特别是特大城市开发边界划定，把城市放在大自然中，把绿水青山保留给城市居民。

第六，新型城镇化，是坚持传承文化，体现历史文脉、民族特色的城镇化。城市建设水平是城市生命力所在，也是城市的软实力。城镇建设，要实事求是确定城市定位，科学规划和务实行动，既不能闭门造车，也不能邯郸学步，避免走弯路；要依托现有山水脉络等独特风光，让城市融入大自然，要融入让群众生活更舒适的理念，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要融入现代元素，更要保护和弘扬传统优秀文化，延续城市历史文脉，体现民族文化的自信；要加强建筑质量管理制度建设，把文化和文明体现在有生命力的建筑中。在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中，既要提升和传播城镇文明，也要保护和尊重乡村文明，要注意保留村庄原始风貌，慎砍树、不填湖、少拆房。

第七，新型城镇化，是坚持体制创新，体现两手结合、改革配套的城镇化。要更加重视市场规律，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两手结合，两手都硬。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也是城镇化健康发展的根本性问题。实践证明，成功的城镇化，既是市场调节、自然发展的过程，又是政府调控、规划引导的结果。我国城镇化过程中出现的许多问题都与市场和政府两只手的作用没有发挥好、没有协调好密切相关。虽然市场存在着外部性等缺陷，但总体上看，我国过去曾经走过由政府包办、排斥市场作用、忽视民间力量的城镇化道路，政府过分干预是造成市场信号扭曲、不能正常发挥作用的主要因素。同时，政府越位与缺位并存还影响了政府作用的发挥，不该管的管了，该管的却没有管好。今后，一方面要坚持微观交给市场，充分发挥市场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把错装在政府身上的手换成市场的手；另一方面还要充分认识到我国城镇化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具有复杂性、长期性和艰巨性，又要更好发挥政府在创造制度环境、编制发展规划、土地用途管理、建设基础设施、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社会治理等方面的职能。

新型城镇化对我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有哪些红利释放？

在经济中高速增长阶段，中国将面临两个方面的挑战，一是如何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二是如何发掘和用好新的增长点。 2012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52.57%，距离65-70%的城镇化率还有很大的空间。考虑到我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只有35.29%，城镇化的发展空间更大。而且，我国城镇化地区差距也很大。从三大地区看，2011年东部地区城镇化水平为61.07%，中部为46.99%，西部为42.99%，东部比中部高14.08个百分点，比西部高18.08个百分点。从各省份看，城镇化水平最高的上海市与最低的贵州之间相差58个百分点。这说明城镇化在增加供给、刺激需求、推动经济社会变革等方面还有很大的作用空间，能够在较长时期推动经济中高速增长，保障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首先，新型城镇化是经济运行稳定在合理区间的重要保证。中高速增长阶段，我们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克服经济增长的下行惯性，同时避免在刺激经济时引起物价的大幅上涨，就需要充分利用城镇化自身具有的巨量市场需求、供给能力，使其成为经济发展的“调控阀”，保证国民经济维持一个合理、稳定、较快的发展速度。城镇化将产生巨量的公共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需求，改变农民原有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带来政府财政支出结构的优化和民间投资、消费的蓬勃发展；城镇化将大量农民转变成市民，有利于增加劳动力市场供给、促进耕地和建设用地有序流转，对于工业化、农业现代化深入发展大有裨益。一言以蔽之，城镇化巨大的内需空间和强大的要素供给能力增强了国家的宏观调控能力，是经济增长率、就业水平等不滑出“下限”、物价涨幅等不超出“上限”的重要保证。

其次，新型城镇化是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重要推动力。在中高速增长阶段，我国经济发展的最重要任务就是，在保证经济总量持续增加的同时，实现经济的转型升级。城镇化是我国内需最大潜力之所在，搞好城镇化有利于减轻经济增长对出口、投资的依赖，城镇化的聚集效应也有利于普通居民服务业及科技、金融、信息、物流、文化等新兴产业的发展；新科技革命背景下的城镇化能够为科技创新的产生和应用提供广阔的市场空间，为我国在第三次科技革命浪潮中占据主动位置提供了良好条件；城镇化通过人口非农化、社会保障体系和财政转移支付措施，可以为城乡差距、贫富差距、地区差距等突出问题的解决提供契机；另外城镇化通过人口聚集实现资源能源的集约利用和生产生活废弃物的集中处理，能够切实减轻经济社会发展对环境资源造成的 破坏。

第三，新型城镇化是推动改革释放红利的重要突破口。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宏观调控是必要的，但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最关键的还是要靠体制机制的完善，靠改革红利的充分释放。在中高速增长阶段，各种深层次矛盾逐渐显现出来，目前社会利益格局基本形成，利益主体日趋多元化，利益诉求日益多元化，要形成共识推进改革并非易事。而城镇化过程中的农民工市民化、棚户区改造、城市环境质量等问题，社会比较关注，认识也比较统一，可以先行一步，通过城镇化的一系列配套措施推动改革，为收入分配、土地制度、财税体制、投融资体制、行政体制等整体配套改革的全面推进创造有力的条件。

第四，新型城镇化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平台。将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是城镇化的起点而非终点，城镇化建设过程是解决好城乡居民生产生活、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全过程。新型城镇化建设要求实现城镇化和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各地在实际推动过程中也将产城融合、耕地和建设用地有序流转作为城镇化发展的基本条件，这有利于保障城乡就业这一“民生之本”；新型城镇化将农民工市民化和棚户区改造作为城镇化推进的重点工作，有利于改变农民工和棚户区居民居住条件差、家庭收入少、保障水平低的现状，改善底层群众的生产生活状况；城镇化需要加强城市交通、地下管网、废弃物处理等基础设施配套建设，加大对城市水源、空气质量的检测和保护力度，这有利于改善居民生活条件，克服城镇化粗放式发展带来的各种弊端。

第五，新型城镇化为赢得国际合作主动权提供了战略迂回空间。“入世”使中国享受了十年扩大开放带来的红利，但目前这种红利正在逐渐消失，劳动力原材料成本上升、新兴市场崛起、发达国家再工业化、歧视性贸易摩擦增多等诸多因素叠加给我国对外贸易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城镇化将立足点放在内需上，可以有效减轻外贸增长乏力对中国经济的不利影响和个别国家对我国和平发展的遏制；城镇化的集聚效应和绿色低碳发展方向能够有效减少经济发展对资源环境的消耗，降低我国对外资源能源依赖程度，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我国城镇化搞得好，能够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之一，为国外的产品、资金、技术等提供广阔的市场空间，这为我国赢得国际交往的主动权和国际话语权提供广阔的战略迂回空间。

推进新型城镇化需要正确处理的重大关系有 哪些？

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也是一个自然历史和经济社会发展过程，推进城镇化要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出发，遵循规律，因势利导，使城镇化成为一个顺势而为、水到渠成的发展过程。推进新型城镇化，需要正确处理若干重大关系，这里重点讨论三个问题：

（一）正确处理速度与质量的关系。

按照美国城市地理学家诺瑟姆揭示的城市化发展三发展阶段论，我国在30%～70%之间都将处于城镇化加速阶段，这是城镇化发展的规律。根据城市病发展的四阶段论，城市化率在50%～70%是城市病的发作阶段，城镇化是不健康的。2011年，中国城镇化率达到了51.27%，应该说进入了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和城市病发作阶段的叠加期。从中国城镇化过程的特征看，在中国城镇化刚刚进入快速发展和城市病发作阶段的叠加期，虽然还没有出现诸如拉美和印度那样严重的“城市病”，但也存在诸如“半城镇化”、“隐性城镇化”、“被城镇化”、“过度城镇化”和一定程度上的“病态城镇化”等现象和问题，而且各种问题和矛盾日渐积聚、突出。此外，由于缺乏有效措施和调控机制，在城镇化宏观整体布局上，还存在着大城市过度集聚、小城镇发展无序，地区发展失衡、城市之间的关系不协调等问题。这些问题如果不未雨绸缪、及早诊治，势必演化为日益严重和难以治疗的“城市病”，甚至陷于“拉美陷阱”，严重影响中国城镇化的健康发展。因此，在城镇化进入快速发展周期和城市病显性化和发作阶段的叠加期，城镇化面临的主要问题已经不是速度太慢的问题，而是城镇化质量方面存在缺陷，我们必须以提高城镇化质量为关键，推进城镇化健康发展。否则，城镇化就走不下去。从当前的情况看，需要处理好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要积极促进农民工市民化，逐步解决半城镇化问题。要按照因地制宜，分步推进，存量优先，带动增量的原则，坚持两手抓，一手推动户籍制度改革，一手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有序推进农民工市民化。二是要以人为本，妥善解决城市病问题。要提供与城镇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宜的的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优先解决城镇人口的就业、安居、教育、医疗、交通等问题，提高城镇居民生活质量。三是要转变城镇发展模式，提升城镇的可持续发展能力。要加强城乡不同类别的空间管制，大力推进低碳生态城市建设，促进城镇集约紧凑发展；围绕提升城镇发展软实力，加快城镇服务功能建设和综合管理，提高城镇管理服务水平。四是要建立城镇化发展评价体系，确保城镇化健康发展。科学制定城镇化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将城镇化质量纳入政绩考核、重大事项督查范围。

（二）正确处理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 关系。

城镇化既意味着农业剩余人口由农业和农村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也意味着土地由农业、农村用途向工业、城镇用途转变，是农业剩余人口市民化（人口城镇化）和农地非农化（土地城镇化）的统一。由于城乡二元制度的存在，农业剩余人口市民化被分割为农民非农化和农民工市民化两个过程。改革开放以来，农村改革的成功、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加速，极大地推动了农民非农化和农地非农化，但由于城乡二元制度的阻碍，农民工市民化速度却异常缓慢。2000-2012年间，城镇化率始终落后非农化率14-15个百分点；如果仅仅考虑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落后农民非农化率的差距就更大了（2012年为31个百分点）。土地城镇化（或农地非农化）的速度也大大快于人口城镇化的速度。2000-2011年间，城镇建成区面积增长67.8%，其中城市建成区面积增长了94.3%，但同期城镇人口只增长了52.7%。如何协调农民非农化、农民工市民化与土地非农化的关系，需要处理好以下三个关系：一是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与农民工市民化挂钩。二是实行征地和农民工市民化挂钩。三是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常住人口有序实现市民化。当然，对于其他就业能力较差、不能稳定就业的农民工，政府也应尽可能的做到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并通过教育和培训，提高劳动技能和就业能力，积极为其落户创造条件。

篇2

关键词：货币政策；经济周期；非对称性； MS-VAR

中图分类号：F82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13）03-0004-06 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3.03.01

一、文献综述

货币政策是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运用各种政策工具达到保持物价稳定并促进经济增长的目的。最初研究认为货币政策对于宏观经济的影响是一致、线性的，然而20世纪初30年代的研究表明货币政策具有非线性、非对称性特征。特别是凯恩斯提出流动性陷阱问题，强调在此情况下货币政策是无效的，此后对于货币政策的非对称、非线性研究更加深入。货币政策的非对称性体现在不同方向货币政策对于经济运行的影响不同、不同经济周期阶段货币政策的效果不同、不同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效果差异性以及货币政策对于一国不同地区可能产生不同影响。由于货币政策存在非对称性特征，就需要根据具体经济环境制定合理的货币政策，才能达到预定的政策目标，这对于货币政策制定具有极大借鉴意义。

国外主要从三个方面对货币政策非对称性展开研究。Ball and Mankiw（1994）认为由于工资及价格粘性，紧缩性货币政策的影响要大于扩张性货币政策，这一理论得到了Rhee and Rich（1995）等实证研究的支持[1-2]。Bernanke and Gertler（1989）提出的信贷配给理论则从另一个角度解释了货币政策非对称性，认为信贷市场由于信息不对称存在信贷配置行为，在经济衰退时期信贷约束更加突出，因而紧缩货币政策既导致融资成本上升，也导致流动性下降，经济衰退时期的货币政策影响要比经济繁荣时期的货币政策影响大[3]。货币政策也会因规模不同产生非对称效应，根据Ball and Romer（1990）所提出的理论，较小的货币政策冲击会影响产出水平，但是价格水平可能保持不变，这是在于生产厂商保持价格不变的效用要大于调整价格所带来的效用；而较大规模的货币政策冲击可能引起价格水平变化，而产出不变，这主要在于生产厂商调整价格所带来的效用要大于保持价格不变的效用[4]。Cover（1992）使用1951―1987年美国数据，使用两步法来研究货币政策的非对称性研究认为紧缩政策对于产出的影响要比扩张政策更为显著[5]。Beaudry and Koop （1993）、Pesaran and Potter（1997）使用带阈值的自回归模型（Threshold autoregression models）研究表明，不同经济周期下紧缩和扩展货币政策对于产出的影响存在一定差异[6-7]。Dolado and Maria-Dolores（2006）使用马尔科夫区制转移的向量自回归模型（Markov regime-Switching Vector Autoregression，MS-VAR），评价货币政策在不同经济周期下所呈现的非对称效应，表明在经济衰退时期货币政策效果更为显著[8]。Aragon and Portugal（2009）、Siow-Hooi Tan（2010）均证明货币政策在巴西、东南亚国家存在非对称效应[9-10]。

我国对于货币政策非对称性研究较晚，相关成果自2000以来开始增多。刘金全和刘兆波（2003）利用描述经济增速波动成分的各种GARCH模型检验发现，紧缩性货币政策对于经济的收紧作用要大于扩张性货币政策对于经济的刺激作用[11]。欧阳志刚、王世杰（2009）以经济增速和通胀水平为阈值变量建立非线性货币政策反应函数，估计结果表明，我国货币政策对通胀和产出的反应随着预期的通胀率和经济增速的变化而具有显著的非对称性[12]。刘金全和郑挺国（2006）基于马尔可夫转移模型和冲击响应分析等方法，检验了我国货币政策冲击方向、冲击规模以及经济周期阶段可能存在的非对称形式，发现我国货币政策对产出的影响存在显著的非对称性[13]。赵进文和闵捷（2005）采用了STR 模型对我国货币政策效果进行了实证研究， 发现在1993年1季度至2004年2季度期间，我国货币政策表现出了明显的非对称性和非线性特征[14]。王立勇、张代强和刘（2010）基于开放条件下的向量自回归模型进行非线性检验后发现，我国货币政策具有非线性特征，并应用LSTVAR模型研究信贷冲击和利率冲击所产生的产出效应和价格效应的差异性[15]。

本文在借鉴以上文献基础上，运用MS-VAR模型研究我国货币政策的非对称效应。选用MS-VAR模型主要在于该模型能够根据模型参数较好划分经济周期区制，同时该模型便于研究货币政策的多种非对称效应。

二、MS-VAR模型简述

向量自回归模型（Vector Autoregression，VAR）对于相互联系的时间序列变量系统是有效的预测模型，同时VAR模型也被频繁地用于分析不同类型的随机误差项对系统变量的动态影响，其表达式为：

MS-VAR模型估计方面，MS-VAR模型主要采用期望最大化（Expectation-Maximization，EM）获得模型参数的最大似然估计值。EM方法是一种迭代最大似然（ML）估计方法，主要用于可观测时间序列依赖不可观察随机变量的模型的估计。EM方法每次迭代包括两步，第一步为期望（Expectation），由平滑概率？孜t|T估计不可观察状态？孜t；第二部为最大化（Maximization），通过相关似然公式计算出系数向量？姿。

三、实证研究

（一）数据分析和模型设置

本文利用1994年1季度至2012年3季度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居民消费物价指数（CPI）、货币供给量（M1）、1-3年贷款基准利率（r）四类宏观经济数据，基于MS-VAR模型研究我国货币政策非对称效应。其中，GDP主要用以反映货币政策可能对产出影响，为了获得实际GDP，使用季度CPI对名义GDP进行平减；CPI主要用以反映货币政策对于通货膨胀的影响，季度CPI主要由各季度内各月CPI平均得到；M1主要用以反映数量型货币政策可能对宏观经济产生的影响，r主要用以反映价格型货币政策可能对宏观经济产生的影响，各季度r主要季度内各月的r数据平均得到。本文数据主要来自统计局网站和《中国经济景气月报》，文中所有变量均使用X-12进行了季节性调整，以消除季节性因素；对所有变量取对数以消除数据波动性，即lGDP、lCPI、lM1、lr；为获得稳定的数据过程，数据最终采用同比形式，即dlGDP、dlCPI、dlM1、dlr。本文使用Oxmetrics进行数据处理和模型计量分析。

建立MS-VAR模型需要样本数据均为平稳过程，因而首先需要对样本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经过ADF单位根检验，结果表明lGDP、lCPI、lM1、lr均存在单位根，而dlGDP、dlCPI、dlM1、dlr均在1%的置信度下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表明数据时间序列呈现稳定状态，因此可以利用处理过后的样本数据建立MS-VAR模型。

建立MS-VAR模型还需要进一步确定模型的滞后阶数、经济周期区制划分以及模型参数选择等模型设置问题。

1.模型滞后阶数设置问题。模型滞后阶数的确定直接关系到模型构建的优良性，本文主要根据似然比检验统计量（ LR） 、最终预测误差（ FPE） 、AIC 信息准则、SC 信息准则和HQ 信息准则等标准进行筛选。实证结果显示，有3个准则认为最优滞后阶数为2阶，因此本文MS-VAR模型的滞后阶数确定为2阶。

2.模型区制划分问题。由于发达国家经济周期波动多呈现古典经济周期形式，因而国外研究文献多采用二区制马尔科夫转移模型来研究经济周期波动，也就是将经济波动划分为衰退和繁荣两个结构状态。由于我国正处于经济上升期，使用二区制划分经济周期并不能准确反映我国经济周期特征。王成勇和艾春荣（2010）、袁吉伟（2012）实证研究表明，三区制马尔科夫转移模型能够较好的刻画我国经济周期波动性特征[17-18]，因而本文使用三区制马尔科夫转移模型，进而将我国经济周期分别划分为低速增长区制、适速增长区制和高速增长区制。

3.MS-VAR模型具体形式选择问题。MS-VAR根据常数项、均值、方差的变动情况可进一步划分为MSM-VAR、MSI-VAR、MSIH-VAR、MSMH-VAR、MSIAH-VAR等不同类型。本文采用AIC、HQ、SC、LL四个统计指标筛选、构建实证模型。实证研究结果标明，非线性模型MS-VAR要优于线性的VAR模型，表明我国经济周期存在非对称性波动特征；AIC、HQ、SC模型筛选统计指标表明MSMH模型要优于其他模型，因而本文选择MSMH（3）-VAR（2）模型进行我国货币政策非对称效应的实证研究。

（二）实证结果分析

模型拟合结果表明，所估算的模型参数通过显著性检验；从相关分析看，模型残差和模型预测误差均不存在自相关和偏相关问题；从Q-Q图看，模型残差和模型预测误差接受正态分布假设。可以看到，MSMH（3）-VAR（2）模型能够较好地刻画了我国经济周期的波动特征。模型拟合结果显示，区制1、区制2、区制3的季度GDP同比增速均值分别为7.7%、9.9%和13.7%。区制1、区制2和区制3分别代表我国经济周期中的低速增长阶段、适速增长阶段和高速增长阶段。

从三个区制平滑概率图可以看出，我国经历了三次较为明显的经济增长状态变化，基本呈现了刘金全和郑挺国（2008）所认为的低速增长―适速增长―高速增长―适速增长―低速增长周期规律。1997年我国受到亚洲金融危机冲击，我国经济呈现由高速增长向低速增长过度的结构变化，并且在低速增长区制持续至2001年。2001年，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出口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出口红利推动我国逐步由低速增长区制向高速增长区制转变。可以看到，2005年至2008年上半年，我国经济持续处于高速增长区制，经济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时期。2008年下半年，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外需不振，加上国内投资、消费低迷，经济增速大幅下降，由高速增长区制直接转入低速增长区制，经济呈现硬着陆状态。经2009年大规模的经济刺激政策，我国经济得到较快修复，回到适速增长区制。考虑我国人口红利、改革红利以及出口红利的消失，我国潜在经济增速中枢下降，未来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态势可能不复存在。

同时，我国经济周期的三个增长区制在波动性、概率分布、持续期等方面存在差异性。波动性方面，低速经济增长区制波动性最大，高速增长区制波动性其次，适速增长区制波动性最低。持续期方面，低速增长区制发生概率为0.20，持续期为7.5个月；适速增长区制发生概率为0.59，持续期为15.8个月；高速增长区制发生概率为0.21，持续期为10.5个月，由此可见，适速增长区制出现概率最高，持续也最长。不同区制间的转移概率也不尽相同，低速增长区制向适速增长区制、高速增长区制转移的概率分别为0.12和0.01，表明我国经济增速更倾向于由低到适速区间的过渡。适速增长区制向低速、适速增长区制转移的概率分别为0.03和0.14，表明适速增长区制更可能向高速增长区制转移。高速增长区制向低速、适速增长区制转变的概率分别为0.04、0.07，这表明高速增长区制更倾向于转向适速增长区制，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回落的过程是一个比较缓和的过程，这有利于实现经济软着陆，也与我国有效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措施有很大关系。

（三）脉冲响应分析

为了进一步分析货币政策可能产生的非对称效应，下面运用基于MS-VAR的脉冲响应来分析货币政策所产生的产出效应和价格效应。

1.价格型货币政策冲击的脉冲响应分析

基于利率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在于，通过利率引导投资，调节社会需求，进而达到调控经济增速的目的。根据脉冲响应分析，利率的正向冲击代表紧缩性货币政策，利率的负向冲击代表扩张性货币政策。

第一，不同方向货币政策的非对称效应分析。从脉冲响应图可以看出，紧缩性货币政策所产生的政策效果要大于扩张性货币政策的政策效果。以低速增长区制为例，利率的一个正向冲击将使得经济增速下降2.5，使得通货膨胀最大下降5.5；而利率的一个负向冲击最大可使经济增速上升1，通货膨胀最大升高2.5。其他经济周期也有类似结果，这充分表明，不同方向货币政策的效果存在较大差异性。这种差异性既可能来自工资和物价的粘性，也可能来自我国信贷市场的信贷配给行为。

第二，货币政策的产出效应和价格效应非对称性分析。价格型货币政策所产生的产出效应和价格效应也存在一定差别，总体看价格型货币政策对通货膨胀的影响要略大于对产出的影响，尤其是在扩张性货币政策下，其价格效应更为突出。

第三，不同经济周期阶段下货币政策的非对称效应分析。可以看到，在不同经济增速区制下，利率变动对于产出和通胀的影响略有不同。在低速增长区制下，利率的一个正向冲击在3个月后会引起产出和通胀水平下降，这种下降趋势将持续至第10个月，整体看，利率的正向冲击将对产出和通货膨胀产生负向影响。在适速增长区制下，利率的一个正向冲击对于产出和通货膨胀的影响与区制1基本相同，不过对于产出的影响程度要大幅下降。在高速增长区制下，利率的一个正向冲击在第5个月才对通胀产生影响，在第1个月即对产出产生影响，整体看利率的一个正向冲击对通胀产生正向影响，而对于产出产生负向影响。而利率的一个负向冲击所产生的产出效应和价格效应在低速增长区制、适速增长区制和高速增长区制逐步递减。由此可见，货币政策在经济周期的低速增长阶段的影响力要强于经济高速增长阶段。

2.数量型货币政策冲击的脉冲响应分析

基于货币供给量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在于，增加货币供给量，进而通过调节货币供求关系，引导市场利率，进而影响产出水平。根据脉冲响应分析，货币供给量的正向冲击代表扩张性货币政策，货币供给量的负向冲击代表紧缩性货币政策。

第一，不同货币政策方向的非对称效应分析。实证研究表明，与利率型货币政策效果相似，货币供给量的正向冲击对于产出和通胀的影响要小于负向冲击所产生的影响。在低速增长区制下，货币供给量的正向冲击最大使通货膨胀上升0.5，使经济增速上升至0.125；而货币供给量的负向冲击则最大使通货膨胀下降1.3，使经济增速下降0.8。在适速增长区制下，货币供给量的正向冲击最大使通货膨胀上升0.28，使经济增速上升至0.125；而货币供给量的负向冲击则最大使通货膨胀下降0.4，使经济增速下降0.3。这意味着紧缩货币政策的效果要大于扩张性货币政策效果。

第二，基于货币供给量传导机制的货币政策，在低速、适速、高速增长区制下对于产出和通胀的影响有所不同，总体看，对于通胀的影响要大于对产出的影响。

第三，不同经济周期阶段货币政策效果的非对称性分析。由货币供给量正向冲击脉冲响应图可以得到，在低速增长区制下，在第3个月后货币供给量的变化对于产出和通货膨胀的影响达到最大值，使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速分别上升0.5和0.125，此后货币供给量的冲击逐步放缓。在高速增长区制下，货币供给量正向冲击会在第3个月对于产出和通货膨胀的影响达到最大值，使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速分别上升0.28、0.08。从由货币供给量负向冲击脉冲响应图可以看到，在低速增长区制下，在第6个月后货币供给量的变化对于产出和通货膨胀的影响达到最大值，使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速分别下降0.9和0.14，此后货币供给量的冲击逐步放缓。在适速增长区制下，货币供给量正向冲击会在第6个月对于产出和通货膨胀的影响达到最大值，使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速分别下降0.2、0.15。总体看，经济低速增长区制下的货币政策效果要强于高速增长区制。

3.不同传导渠道所呈现的货币政策差异。

进一步比较利率和货币供给量冲击所产生的产出效应和通胀效应，可以看出，货币供给量冲击所产生产出效应和通胀效应要低于利率冲击所产生的产出效应和通胀效应，这进一步说明了在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也存在非对称性，价格型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要优于数量型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这与Romer（1994）的 研究结果相一致，其实证研究认为，利率渠道是货币政策最强有力的传导渠道，并发现控制通胀的货币政策也会导致物价和工业产出同时下降[19]。

四、结论

本文利用MS（3）-VAR（2）模型，分析了我国货币政策非对称性效应，主要结论为：

第一，我国经济波动呈现非线性特征。通过模型检验发现，线性VAR模型并不能很好的刻画我国经济波动周期，而MS（3）-VAR（2）能够很好的拟合我国经济波动周期。我国经济周期的三个增长区制在持续期、发生概率、转移概率方面存在差异。其中，低速增长区制波动性最大，持续期最短，更易于向适速增长区制转移；适速增长区制波动性最小，持续期最长，更易于向高速增长区制转移；高速增长区制波动性、持续期中等，更易于向适速增长区制转移。

第二，不同方向的货币政策效果存在显著的非对称性，紧缩性货币政策对于经济运行的影响要大于扩张性货币政策。

第三，货币政策的产出效应和价格效应存在非对称性，价格效应要大于产出效应。

第四，不同经济周期阶段货币政策具有非对称效应，低速增长阶段货币政策的效果要高于经济适速增长或者高速增长阶段。

第五，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具有非对称效应，利率传导机制对于产出和通胀的影响要高于货币供给量的影响。

总而言之，我国货币政策具有非常显著的非对称性，而且这种对称性体现在多个方面，这就需要货币政策制定者根据不同经济环境，借鉴货币政策非对称，制定更加合理的货币政策，以达到预期的政策效果。

参考文献：

[1]Ball， L.and Mankiw， N.G. A Sticky-Price Manifesto. Working Paper[R].Federal Reserve Bank of Dallas，1994.

[2]Rhee，W.and Rich， R.W. Information and the Asymmetric Effects of Money on Output Fluctuations[J].Journal of Macroeconomics，1995（17）：683702.

[3]Bernanke， B.S. and M. Gertler. Agency Costs， Net

Worth， and Business Cycle Fluctuations[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89（79）：1431.

[4]Ball，L. and Romer，D. Real rigidities and the non-neutrality of money[J].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1990（57）.

[5]Cover， James. Asymmetric Effects of Positive and Negative Money-Supply Shocks[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92（11）：1261-1282.

[6]Beaudry，P. and Koop， G. M.Do Recessions Permanently Change Output？[J]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1993（31）：149-163.

[7]Pesaran，M. and Potter， S. A Floor and Ceiling Model of US Output[J].Journal of Economic Dynamics and Control， 1997（21）：661-695.

[8]Dolado， J.J. and Maria-dolores， R. State asymmetries in the effects of monetary policy shocks on output： some the new evidence of the Euro-Area. In： MILAS et al. Nonlinear time series analysis of business cycles. Amsterdam： Elsevier， 2006.

[9]Aragon， E. and Portugal， M. Asymmetric Effects of

Monetary Policy in Brazil[J].Estudos Econicos，2009（39）：277-300.

[10]Siow-Hooi Tan， Muzafar-Shah Habibullah and Azali Mohamed. Asymmetric Effects of Monetary Policy in ASEAN-4 Economies[J].International Research Journal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2010（44）：31-38.

[11]刘金全， 刘兆波.我国货币政策作用非对称性和波动性的实证检验[J].管理科学学报，2003（3）：36-39.

[12]欧阳志刚，王世杰.我国货币政策对通货膨胀与产出的非对称反应[J].经济研究，2009（9）：27-35.

[13]刘金全，郑挺国.我国货币政策冲击对实际产出周期波动的非对称影响分析[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6（10）：4-13.

[14]赵进文，闵捷.央行货币政策操作效果非对称性实证检验[J].经济研究， 2005（2）：26-53.

[15]王立勇，张代强，刘.开放经济下我国非线性货币政策的非对称效应研究[J].经济研究，2010（9）：4-16.

[16]Hamilton， J.D. A New Approach to the Economic

Analysis of Nonstationary Time Series and the Business Cycle [J]. Econometrical，1989（7）.

[17]王成勇，艾春荣.中国经济周期阶段的非线性平滑转换[J].经济研究，2010（3）.

篇3

山西读者：王烁

王烁同志，您好！

今年5月，在河南考察时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新常态”这一词汇开始进入中国百姓的视野。

那么，什么是“新常态”？按照字面意思理解，“新”就是“有异于旧的”；“常态”就是经常持续的状态。新常态就是不同于以往的、相对稳定的状态。这是一种趋势性、不可逆的发展状态，意味着中国经济已进入一个与过去30多年高速增长期不同的新阶段，意味着中国经济这辆快车已经换挡行驶，而且将是一个相对稳定的速度。

实际上，作为近年来重要的经济术语，“新常态”一词最早由美国太平洋基金管理公司总裁埃里安（Mohamed El-Erian）提出。尽管在不同领域有不同含义，但“新常态”在宏观经济领域被西方舆论普遍形容为危机之后经济恢复的缓慢而痛苦的过程。

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出现，同西方国家的“新常态”有很大的不同。首先，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是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的标志，而不是由国际金融危机所造成的。其次，这种“新常态”的出现，始终处于国家宏观经济政策许可的正常运行区间，从根本上有利于全面深化改革，有利于中国经济发展转型升级。

2012年，国际评级机构惠誉表示，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数据符合“新常态”增长率。惠誉同时认为，中国经济将避免“硬着陆”。

那么，“新常态”对于中国来说，是不是一个悲观的描述？我想不是。

篇4

关键词：高速公路建设；区域经济发展；拉动作用

作为国家发展的主要基础设施，高速公路能够对区域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等起到重要作用。特别是“五纵七横”网络建设及全国高速公路网地形成，高速公路在对交通需求最大限度满足的同时，也对社会经济发展及公众生活水平提升等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现如今，社会经济快速发展，随之产生的运输需求和工程总里程都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动态）。公路的人口密度和运输强度会达到极值，以及在这过程中逐渐达到满足信息化、工业化和智能化要求的状态称之高速公路运输现代化。为此，利用分析研究高速公路建设、运营期，将高速公路建设运营环节对区域经济发展拉动作用的微观机理找出，对其拉动效益进行测算，其结果也是评估高速公路经济、社会效益的重要依据。这对推动公路事业可持续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

一、高速公路与区域经济发展关系

我们根据现代化的特征，把高速公路经济分别从动态和静态两个方面去概况，因为在静态或动态条件下的高速公路经济概念有所不同。在静态条件（运输需求一定的情况）下，考虑到社会资源的最佳配置，高速公路经济是指运输效率和通达性之间的一种均衡状态。当这两种情况相同时，公路的社会总成本最低，此时的公里路程也就实现了现代化的公路规模，高速公路建设业实现了合理配置了社会资源。作为一种特殊性经济产物，高速公路能够对整个区域经济中心进行有效连接，其作用为桥梁、枢纽。为更全面地分析了解高速公路经济，则需对其与区域经济发展间的关系进行分析、探究。

（一）高速公路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作为资金密集型活动，高速公路建设投资对经济增长起到直接带动作用，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可由高速公路设计、建设单位产生的各类生产要素收入等构成，也就是增加GDP。作为一个庞大的系统，区域经济具备系统特征。交通运输系统为其内部系统之一，而高速公路又是交通运输系统主要构成成分。区域经济和外部不断进行各类信息、资源等交换，为耗散结构。高速公路投资可将负熵注入区域经济系统，不断增加其有序性，则推动区域经济系统有序运转。

（二）高速公路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表现

1.提高高速公路可达性，区位优势格局改变。以区位论角度分析，高速公路建设、运营将直接影响沿线区域经济，其主要体现在所有区域可达性地提升，进而改变其经济、交通地理位置，并对其区位优势格局加以改善，这样既可对区域发展起到拉动作用。通常来讲，当区位状况发展改变，在宏观经济区域内该地点的地位、作用等将受到严重影响，也就是说某一地点区位条件不错将获取优先发展的权利。安全、高效、运输成本低、运输时间短、服务半径大为高速公路的主要特点，这些特点的存在对企业而言极为重要。

2.高速公路节点发展为区域经济新的增长极。以增长极理论而言，经济发展速度快的城市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也就是增长极对其他地点的扩散作用。在建设高速公路早期，应充分考虑诸多因素合理选择阶段，这些节点具有无限潜能，也就是所说的区域增长极。高速公路出口设置极为重要，一般可设置在高速公路与2端中心城市连接位置等，因此，可将新兴工业、运输业等建设到高速公路出口位置，这些都是经济建设发展的潜力因素，对推动沿线区域经济发展及形成产业带极为有利。

3.实现高速公路经济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作为我国基本发展战略，高速公路经济可持续发展是指对高速公路交通运输系统及经济发展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进行研究。公路交通运输不仅要对现阶段其和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之间的适应性进行充分满足，还需对交通和自然、社会等方面的适应性进行满足，如周期长、投资大与见效慢为公路基础设施建设的特点，如投资建设不合理将制约区域经济与社会发展，进而对国民经济发展造成严重影响。这就要求在建设公路交通体系时，必须对其负面外部性因素进行充分考虑，在交通运输事业发展中，应不断加大高速公路经济发展力度，确保其投资建设力度符合当前社会需求。同时，在对公路交通运输能力供给增加的同时，需降低破坏资源、环境的程度，最终达到社会经济与交通运输的和谐发展。

二、高速公路建设期的效益分析

由建设至运营，高速公路各个环节对区域经济的贡献方式、数量都存在极大的差异。相比一般公路，高速公路在效益产生方法、显著程度等方面也存有一定区别。高速公路建设阶段经济效益不仅具有直接效益，还对其他行业存有间接性拉动作用，能够增加消费，进而产生宏观经济效益。本文以高速公路建设单位投入对GDP贡献进行探讨。

三、高速公路运营期效益分析

高速公路在拉动区域经济中，以区域经济发展推动作用内在机理来讲，其不仅表现在建设期，还表现在运营期。与运营期相比，建设期时间短，短暂、临时为该阶段的投资效益，而其使用年限较长，约20年，建设完成后，运营阶段的效益将对高速公路经济发展极为重要。本文通过定性结合定量的方式，合理计算高速公路运营阶段效益。

（一）运输成本降低的效益

燃料、轮胎、折旧等为汽车运输成本。运输成本降低效益计算可选取差额成本法，按照《建设项目经济评价方法与参数》相关规定，计算可分为客车、货车类型。

（二）运输时间节省效益

建成高速公路后，将大大缩短城市和城市间的里程，能够有效提升车辆运行速度，并对运行时间大大节约，并能够带来节约时间效益。如节约旅客在途时间，能够增加其生产时间，节约货物在途时间，可对货物占用资金周转速度进行有效提升，进而降低对资金利息地占用，促使此类占用资金能够将其时间价值充分发挥出来。

四、结语

综上所述，作为综合交通运输的主要方式，高速交通建设在我国综合交通运输系统内具有重要作用，是连接国民经济所有部门的纽带。在社会发展中，高速公路建设对区域经济发展存有拉动作用。建设与完善高速公路建设体系对发展区域经济极为关键，高速公路建设不仅能够为物质生产部门自身进行价值创造，还能对运输业、建筑业等多个领域起到带动作用，是实现相关行业结构化升级的重要保障，能够达到强化经济发展优势的目的，为此，必须加大高速公路建设力度才能对区域经济发展起到良好的拉动作用。

作者:金伟 单位:周口市交通运输局

参考文献：

[1]李汶倬.政府投资高速公路建设项目社会经济效益后评价指标体系研究[D].长沙：长沙理工大学，2013.

[2]来逢波，任建兰.区域交通系统的发展演进对区域旅游产业的影响与优化研究[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2).

[3]王令丰.高速公路建设与运营对区域经济拉动作用的分析[J].赤峰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15(13).

[4]邹苏华，刘睿，张智慧.高速公路社会效益的系统动力学评价——以吉茶高速公路为例[J].工程管理学报，2011(5).

[5]张楠，张朝阳，陶安，刘雅莹.“‘一带一路’战略下的国家与区域经济发展”学术研讨会综述[J].国际商务研究，2016(2).

篇5

“陷阱”与“高墙”：工业化不同阶段面临的性质不同的挑战

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中国既有其他中等收入国家所不具备的某些发展条件，也面临与多数发展中国家不同的挑战。我们通过搜集整理大量历史数据，总结了曾经启动工业化进程、目前人口超过千万的30多个较大经济体的经验，归纳了它们相互之间的共同点与不同点。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将国际上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与中国的隋形相比较，得到的基本结论是，在工业化高速发展阶段结束之前，中国落入与拉美国家类似的“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较小。中国面临的真实而严峻的挑战，是在工业化高速发展阶段结束之后，能否有效化解该阶段积累的各种结构性矛盾和财政金融风险，并将低成本要素驱动为主的增长转变为创新驱动为主的增长，进而顺利跨越高收入国家门槛。

纵观全球经济史，可以发现尽管不少国家曾启动工业化并实现了早期的经济起飞，但是，成功应对各个阶段的风险和挑战、顺利完成工业化并最终跨进高收入社会的国家并不多。

拉美、类拉美东南亚国家和前国家都在高速增长一段时期后一度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其中，拉美国家和类拉美的东南亚国家的典型特点是，具备技术上的后发优势，大多还有广袤而肥沃的土地以及丰富的高品位矿产资源。凭借这些有利条件，这类国家曾经实现了一段时间的快速经济追赶，特别是二战后还创造了世界广为关注的“拉美奇迹”。但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期，当其人均GDP仅仅达到4000-5000国际元、尚未跨越高收入国家门槛时，这些国家的工业化就陷入困境，经济增速明显下降，大部分落入了“中等收入陷阱”。需要指出的是，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并不意味着发展陷^持续停顿。事实上，在上述国家中，有的在进入本世纪以后取得了较好的发展绩效，经济增长呈现加快态势。

欧洲后发国家及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则是追赶阶段结束后，成功转为创新和服务驱动型经济的国家。其中，欧洲的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诸国，虽然属于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但大多也经历过一个追赶技术前沿国家的过程，尤其是在二战之后的恢复重建期间，都经历了―个高速发展的“补课”阶段，其中以德国最为典型。这些国家的特点是：凭借技术上的后发优势和雄厚的人力资本，在战后经历了一个“压缩式”的快速追赶阶段。在上世纪60年代末人均GDP达到10500国际元左右时，经济增速开始放缓，并逐步接近和达到前沿国家的水平。在高速增长转入中速增长的过程中，这些经济体也曾遇到某些经济、社会、生态环境等危机，但通过努力，在中速状态下又保持了一个时期的持续发展。

针对上述现象，国际上有学者提出“高收入之墙”的概念，用以指高收入行列对应的人均收入门槛水平；且指出要越过这个门槛，必须具备一系列制度条件。我们借用“高收入之墙”的概念，旨在刻画这样一种现象，即在人均GDP达到一万国际元左右的发展阶段上，由于后发优势基本释放殆尽，以能源重化工品大规模生产和消耗、社会生产主要满足居民基本消费需求为特征的工业化和城市化阶段大体结束，经济潜在增长率将显著回落，并由此而带来一系列困难、矛盾和挑战。在这个发展阶段，只有进行相应的制度变革和政策调整，形成新的增长模式，才能有效应对各种挑战，实现中速条件下的持续发展；否则，发展将倒退或处于徘徊状态。

“陷阱”与“高墙”：经济高速增长后的“非正常回落”与“自然回落”

分析表明，曾经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增长型态和轨迹与越过“高收入之墙”的国家确有相似之处，比如都曾经历过时期长短不等的高速“压缩式”增长，并继而发生了经济增速的回落。但深入分析不难发现，这两种类型增长回落的性质、原因与含义大不相同。

首先，发生的阶段不同。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而出现增速回落的时间窗口，大约是在人均GDP达到4000-7000国际元的发展阶段；但跨越“高收入之墙”后增速回落的时间窗口，则是在人均GDP达到11000国际元左右的发展阶段。

其次，性质和原因不同。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增速下滑是在工业化中期后发优势尚未完全释放的前提下发生的，是“非正常回落”。其根本原因是相关国家的工业化基本架构存在重大缺陷，以至于工业化进程无法持续，特别是高速增长过程无法顺利完成。而成功翻越“高墙”之后的增速下降发生在后发优势基本释放、工业化高速发展阶段基本结束之时，是一种“自然回落”。

由此可以看出，一方面，在工业化进程中是否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并非是后发者的宿命，如果战略、政策得当，“陷阱”也是可以避免的。另一方面，后发国家成功翻越“高收入之墙”以后的经济增速回落则是规律性的、无法避免的。其根本原因是，当后发国家的发展水平接近前沿国家时，在供给方面，其低成本技术模仿的空间缩小，技术进步的速度放缓，进而使得后发国家的经济增速逐渐与前沿国家水平接近；与此相对应，在需求方面，工业化、城市化快速推进带来的大规模建设需求潜力基本释放，加上经济总量规模的扩大，保持同样增长速度要求具有比以往更大规模的需求，而新增需求显然无法与之相适应，这样的经济增速回落则不可避免会到来。

翻越“高墙”：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真实挑战

综合分析中国工业化的历史进程和发展前景并与有借鉴意义的其他国家相比较，可以发现，中国有可能较为顺利地跨过拉美和前国家曾经遭遇过的那种含义上的“中等收入陷阱”，但在翻越“高墙”进入高收入社会时将面临严峻挑战。这是中国的独特之处，既与拉美、国家不同，也与德国、日本、韩国不同。

说中国落入“陷阱”的可能性较小?首先，目前中国人均GDP已超过了拉美、国家出现“中等收入陷阱”时的水平。按照1990年的国际元计算，2010年中国人均GDP已经达到7864国际元，超过了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时拉美国家人均GDP 4000国际元和国家人均GDP 6000国际元的水平。按照目前的增长态势，再过3-5年，中国人均GDP将会达到成功追赶型国家翻越“高墙”时所达到的11000国际元的水平。由此可以看出，除非出现重大挫折或反复，中国落入拉美和前国家曾经经历的那种含义的“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已经很小。

其次，与落入“陷阱”的国家相比，中国具备一系列支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有利条件。不同于拉美国家的是，中国早在人均GDP水平很低的时候，就已实施对外开放和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虽然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前也曾长期实行进口替代战略，但是，改革开放后迅速转变发展战略和政策，实行了注重出口导向的开放战略。这既扩大了中国产品的市场空间，也给中国企业带来了国际竞争的压力，还给中国带来

了大量的适用技术和管理经验。沿海地区出口加工部门的高速增长也有效带动了中国城市化的发展。

不同于前苏联东欧国家的是，中国在较低发展水平上就启动了市场化改革，工业化的快速发展与市场化改革相伴而行。主动而积极的市场化改革，有效促进了国民财富存量增长和物质与人力资本有效配置，使中国在工业化追赶阶段较为顺畅地实现了30多年的“挤压式”快速发展。

此外，中国市场潜在空间巨大，发展要素组合条件好。中国人口规模全球最大，比目前所有高收入国家人口的总和还要多，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中国本身就是一个“世界”。通过持续的改革开放，中国产品和要素的流动性增强，市场―体化程度逐步提高。需要指出的是，国内发展不平衡本来是一个缺点，但在客观上形成了要素供给和产业发展的互补性，增加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回旋余地和可持续性。

总之，中国的市场优势不仅超越了拉美和前苏联东欧国家，也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那些跨国形成的地区统一市场。

与成功翻越“高墙”的工业化国家相比，中国面临着更为严峻的发展方式转型挑战。

已有国际经验表明，人均GDP达到“高墙”水平、后发优势基本释放完毕之后的增速自然回落，是―种规律性现象，鲜有例外。倘若中国的经济增长进程也将遵循这―规律，那么，出现在人均GDP达到“高墙”水平后的增长速度回落，从一定意义上说，则是成功度过经济高速增长期的重要标志。然而，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能否随着增长环境的变化而适时调整，将成为一个关键性因素。

总的来说，中国现有发展方式在工业化高速增长时期看起来是有效的，某些方面还有独特优势。增长速度下台阶及其所伴随的大幅度结构变动，表明30多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所依托的基本面因素将发生重要调整和重新组合。如果继续维持这种发展方式，在经济增速“自然回落”时，中国经济将面临两方面的严峻挑战。第一，一旦速度降低，过去高速增长相伴随的高流动性和规模经济收益所掩盖的为数不少的低效率问题就会暴露。如企业盈利和财政收入下降、资产估值收缩、长期信贷回收困难等，甚至出现某种形式的财政金融等危机。第二，随着中国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现行发展方式下的市场开拓受限、供给激励不足、人力资本积累缓慢、劳动者参与现代化的渠道不畅等问题将日益突出，在低成本要素优势逐步减弱后，能否形成以创新驱动为基础的新竞争优势，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这两方面的问题将可能使中国在翻越“高墙”时面临严重困难。

以“参与促进型改革”推动发展方式转变取得实质性进展

解决上述经济转型中的重要问题，当应着力推动“参与促进型改革”，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当前，推进“参与促进型改革”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

首先，为社会成员提供尽可能多的公平就业机会。一要消除对农民工的就业歧视，同时创造条件，让尽可能多的进城务工人员成为完整意义上的“市民”。要允许那些已经在城市长期就业和居住的外来务工人员及其家庭成员，在自愿基础上获得所在城市的市民身份，享受与城市其他居民同样的教育、医疗、住房与社会保障服务。二要更加重视就业机会均等，打破在一定程度匕存在的“没有关系，就没有机会”的格局。建立公开透明的招聘录用机制，尤其要打破某些公有部门中关系决定机会的格局。三要进一步开放市场，降低准入门槛，鼓励自主创业，健全对中小企业的支持体系。进―步落实“非公36条”，激发民间投资热隋，健全支持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和服务体系；完善个人创业扶持政策，充分发挥创业促进就业的倍增效应、创业促进创新的带动效应。

其次，完善公共服务体系，使社会成员有更多的人力资本积累机会。一要完善医疗卫生体系，提升国民健康素质。改革医疗卫生体制，促进医疗资源合理配置；加强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建设，落实预防为主的卫生工作方针；加强医疗卫生知识普及，倡导健康的生活方式，改善全民体质。二要赋予人人公平接受教育的机会。严格落实义务教育法，促进基础教育资源等均衡配置，健全国家助学奖学的财政金融安排，不让一个孩子因贫困而失学，防止素质和能力差异在代际之间传递。三要加强职业教育，特别是对农民工的培训。加强实习、培训基地建设及职业教育专职教师的培养，鼓励采取校企联办、订单式培养等方式，为不断升级的产业培养高水平的专业化人才。改革职业教育的政府补贴发放办法，引入竞争机制，提高职业教育和对农民工培训的实际效果，提升农民工的就业和创业能力。四要对贫困阶层实施有针对性的扶贫政策。把贫困阶层纳入普惠的养老、医疗、住房等社会保障制度之中，帮助贫困家庭通过自身努力提高受教育水平和职业技能，防止贫困的循环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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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食糖消费出现了快速增长的势头，虽然有些年份出现消费萎缩的情况，但总体保持向上态势，而且许多年份出现了两位数以上的增长。2001年到2008年，我国食糖消费按照年6.2%的复合增长率持续高速增长的长期趋势，为食糖产业的成长创造出难得的黄金发展机会。通过分析，食糖持续高速增长的主要因素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人口数量持续、快速、刚性增长。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人口发展“十一五”和2020年规划》中对未来我国人口发展进行了预测：“未来十几年我国总人口（不含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每年仍将净增800万～1000万人。预测，2010年和2020年的人口总量将分别达13.6亿人和14.5亿人；人口总量高峰将出现在本世纪30年代，达15亿人左右。”人口的持续增长，无疑是食糖消费高速增长的重要驱动力。

（二）消费方式西化和消费者人口结构变迁。第一，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人均饮料、糕点等含糖食品消费量高速增长，促进食糖消费量的增长。第二，随着对外开放的进程，消费者在消费行为上逐步西化，饮食习惯也发生根本性变化，使食糖消费刚性增长。第三，上世纪90年代后出生的人口，在成长阶段，家庭生活条件较好，从小的消费习惯已比较西化。饮料、奶油蛋糕、快餐等产品的消费比率远远高于目前社会的其他消费人群。现在，这批消费者已进入主要消费阶段，将成为社会消费的主要群体。

（三）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持续增长。十七大报告提出了“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比2000年翻两番”的目标。按照国际经验，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之后，将触发国内社会消费的结构升级。2003年，中国人均GDP达到1090美元，国内居民的财富积累达到了消费升级的临界点。人均食糖消费高速增长趋势的启动也是这个时间点前后。2006年，我国人均GDP达到2000美元。中国经济发展正式进入了人均GDP2000~3000美元的关键时期。从国际经验来看，人均GDP达到2000美元后，人们对经济前景将普遍看好，对经济发展的信心增加，投资将会保持良好的态势，居民对汽车、住房、旅游、金融服务等等各种产品消费需求高速增长。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在人均GDP达到2000美元后，其经济往往都能继续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而且持续时间可以长达10年的加速增长期。例如韩国在人均GDP超过2000美元后，其经济保持了11年的高增长，平均增长率高达8.8%。在这样的一个大的宏观背景条件下，我国食糖人均消费从2002年到2006年的较高速度的增长，仅仅拉开了食糖消费增长的序幕，从2006-2020年，人均GDP从2000美元到3000美元的期间里，人均食糖消费也将会出现加速增长的情况。

上述我们分析了食糖消费高速增长的几个因素，从目前的情况和未来几年的形势发展看，国民生产总值增长，消费人群变迁和成长，人口的长期增长，饮料、糕点、糖果、乳制品行业发展等因素还将存在，没有直接或间接的证据表明这些方面的发展趋缓。因此，我们认为食糖消费量的高速持续增长还将持续一段时间，估计至少会持续到2015年左右。未来食糖消费快速增长趋势结束还有待一些信号的具体观察，例如：出现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趋缓，相关行业增长趋缓，人口数量稳定，人口城镇化趋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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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一季度，GDP同比增长8.1%，比去年同期和四季度分别下降1.6和0.8个百分点。1-5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10.7%，其中4、5月份增速已回落至10%以下。从GDP季度累计同比增长看，本轮经济回调始于2010年二季度，到今年一季度已经持续了8个季度，这是我国自1992年开始该项指标以来，回调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超过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时6个季度的回调期。从发展趋势看，欧盟内部防火墙尚未有效建立，任何负面消息都可能引发市场波动，欧债危机可能多次反复，并将对世界经济产生影响和冲击。随着住宅销售下降和新竣工项目投放增长，国内房地产库存将达到峰值，前期房地产企业通过信托渠道获取的资金，还款期也将集中到来，房地产企业特别是中小房地产企业的资金链更趋紧张，房地产投资增长短期内将延续回落态势。用近年来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与GDP之间的关系推算，4、5月份工业增加值增幅对应的GDP增长仅为7%左右。在2001-2010年的十年间，我国经济年平均增长10.5%。当前的经济增速明显偏离了过去十年的平均水平。

欧债危机恶化、世界经济和贸易增长放缓、国内房地产市场进入调整阶段等，导致我国短期需求明显收缩，这是当前经济增长面临下行压力的主要原因。但同时也要看到，在经过了三十多年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之后，支撑经济增长的基础性条件发生变化，我国中长期潜在经济增长趋于下降。当前经济增长持续回落、明显偏离过去的平均增速，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我国经济增长从过去的高速增长阶段向中速增长阶段的转换。在1978-2010年的32年间，我国经济年平均增长9.9%，被国际社会誉为“中国经济奇迹”。在经过了三十余年的高速增长后，我国经济基本面正在发生变化。主要表现为：快速的人口老龄化或未富先老；劳动力供求关系从供过于求转变为供求基本平衡和低端劳动力的短缺、工资快速上涨；技术引进、消化、吸收的空间缩小；基础设施投资的潜力和空间下降；区域增长格局发生变化，东部发达地区经济增长明显回落等。从2011年各省、市、区经济增长速度排位情况看，重庆、四川、贵州、内蒙、陕西等西部省市区位居前列，而东部发达地区的北京、上海、浙江、广东、山东、江苏分列倒数1-6位。

从国际比较看，经济增速逐步下降，符合追赶型、压缩式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日本、韩国、德国在相似发展阶段曾经出现过经济增长大幅度下降的情况。与之相比，我国是一个发展极不平衡的大国。2010年贵州省的人均GDP仅相当于上海市的17.7%，我国经济增长的潜力依然较大。2011年，城镇化率仅为51.27%，比上年提高1.32个百分点，城镇化提升的空间仍然广阔。在东部沿海地区率先达到增速下降的收入窗口的同时，广大的中、西部地区收入水平较低，正处在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阶段。我国有条件把经济增速的降幅控制在20%-30%，从而在中长期保持7%-8%的中速增长。

经济增长阶段的转换，表面上看是增长速度的调整，实质上则是经济结构、增长动力和发展方式的转变。从日本、韩国的经验看，一旦潜在增长率下台阶，扩张性政策并不能拉高增长速度，反而会推动经济泡沫化，积累新的风险。同时也要看到，增长阶段转换也需要一个相对稳定的宏观环境，宏观政策也需要适时适度调整，防止在多重因素作用下短期内增速过快下滑。从中长期看，保持经济持续增长，已经不是短期宏观经济政策和外延式增长所能解决的，必须从体制、机制等方面入手，通过改革的实质性推进，在有效防控风险的同时，加快我国增长动力从要素投入为主向创新驱动为主的转变。因此，在增长阶段转换的背景下，宏观需求政策应着力促进国民经济在与增长阶段转换相适应的轨道上平稳运行，同时重视改革导向的供给政策，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取得实质性进展，应当成为今后较长一个时期宏观政策的重要取向。

二、确立稳增长、稳效益、防风险的宏观调控基本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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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中高速增长；内需；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技术进步；深化改革

中图分类号：F124

一、中国经济发生阶段性变化

经过3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随着经济总量和规模的扩大，特别是经济发展的内生条件发生变化后，中国经济处于换挡期，速度有所放缓。

（一）经济增速处于换档期，仍保持领跑者地位

相比较而言，21世纪经济增长率最高的年份是2007年的14.2%，那个时候经济比较偏热。2010年经济增长率是10.4%，2013年经济增长率是7.7%。这种调整应该说是符合发展规律的，从国际经验看，凡是经历过高速增长的国家，至第三个十年，经济都出现了大幅度下降，一般到第四个十年经济增长率均达4%以下。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已经35年，尽管速度下降，但是仍然保持一个较高的增长速度，经济增长率在7.5%左右，与许多过去高增长经济体的样本有明显不同。目前这个阶段被称为“中高速增长阶段”。在中高速增长阶段中，虽然速度下降，2012年、2013年经济增长都在7.7%的水平，但并不表明中国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领跑者的地位发生了变化。

从世界范围来看，与主要经济体、新型经济体相比较，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依然是最快的。2013年印度的经济增长率是4.7%，俄罗斯为1.6%，巴西为2.4%，南非为1.9%。我国经济增长率金砖国家五国中领跑。在亚洲国家中，我国经济增长率也是最快。2013年菲律宾经济增长率为6.9%，印尼为5.9%。速度放缓并不表明中国经济增长动力出现了明显减弱。

（二）处在动力结构调整期，新的增长动力正在替代原有的增长动力

中国正在进行动力结构的调整，新的增长动力正在替代原有的增长动力。从需求角度看，以前认为中国经济靠投资和出口拉动，而现在投资和出口对中国经济的拉动作用在减弱。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正逐步增强。2013年投资虽略高于消费，但消费的贡献率已经达到50%，出口贡献是-4.4%。消费的贡献率还将继续提升，动力结构发生改变。从供给方面看，由于产能过剩，制造业或者工业部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或者说支撑作用在减弱，但是服务业的支撑作用在明显增强。2013年服务业增加值比例是46.1%，第一次超过制造业，未来还会继续提升。从要素投入角度看，随着储蓄率的下降（储蓄率最近几年正缓慢下调），资本劳动对经济增长或是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缓慢下降，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贡献逐步上升。尽管原有的增长动力减弱，但是新的增长动力正在孕育和形成之中。

二、中国保持中高速增长原因分析

中国保持中高速增长依然具有良好基础，有四个方面的原因：

（一）内需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引擎

金融危机后出口对于经济增长是负贡献，而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呈现出越来越好的势头。投资对GDP的影响在减弱，制造业面临产能过剩的压力，很难再明显上升。房地产受到市场分化的影响，特别是三四线城市，供需条件的变化。基础设施主要是受到负债水平的制约。我国中西部地区需要大规模进行基础设施，但是又不能大幅度地提高负债率，因此，投资还会稍做下调。而消费会保持稳定的增长，城乡居民收入的增长近年来基本上均超过GDP，2013年城镇居民收入略低于GDP，城乡居民同期来看比GDP增长率高0.4%，即8.1%。特别是服务消费、信息消费等新兴消费领域与新兴消费业态正在加速形成。特别是随着城镇化的推进，消费需求的释放空间将很大。中央的城镇化规划中一个核心理念就是人民的城镇化，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把有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转化为城市居民，从根本上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消费潜力就会释放出来。以前这类人群不敢消费，要攒钱回家，而现在逐步推进转移人口的市民化，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的常住人口全覆盖，促使其生活方式发生变化。城镇居民比农村居民平均消费高3～4倍。同时，城镇化也会增大城市轨道交通、公共交通、地下管网、市政设施的投资需求，形成经济增长新动力。需求的潜力、需求的主引擎作用还会增强。

（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持续推进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持续推进，也会增大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服务业比重在明显提升，特别是生产业部门也会进一步加快。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把生产也放在优先地位。生产业不仅会提高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还会对制造业提升价值链，提升竞争力带来非常积极的作用，降低制造业附加值。向全球中高端价值链跃升，需要靠生产业支撑。最近国内第三方的研发、第三方的工业设计发展非常快，对制造业提升竞争力带来非常积极的作用。新兴产业领域在迅速增长，如，新一代4G已经发了牌照，正在研发5G的标准，集成电路、大数据、先进制造、先能源、新材料等这些新兴产业也呈现快速的发展态势。

（三）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正在逐步提升

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逐步提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在增大。2013年研发投入比2012年增长了15.6%，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首次突破2%，在新型经济体里是一枝独秀的。我国在一系列关键领域取得了重大突破，比如去年航天登月、超级计算机、智能机器人、高铁核电、超级杂交稻等领域都实现了重大的进展。企业随着市场生产要素成本的提高，特别是劳动力成本的提高，市场竞争的加剧，企业研发投入的自觉性和积极性也在明显提升。 2013年，企业的研发投入占全社会研发投入的76%，这个比重按国际标准来说，也不低。而且企业的技术设备更新加快，劳动生产率在明显提升，沿海一些地方机器替代人的态势正在出现，人工成本太贵了。随着教育投入的大幅增长，不仅仅是政府（政府现在超过4%），最重要的是家庭教育的投入持续大幅增长。人力资本的提升非常快，科技进步对人力资本的贡献会程度经济增长新的动力。

（四）中国疆域辽阔，回旋余地大

中国的回旋余地大，中国疆域辽阔，区域差异比较大。要辩证地看待区域差异较大的问题。区域差异大拉长了中国经济中高速增长的实现。使中国经济发展有梯度推进的效应，东部增速放缓，中西部增速起来。东部成本上升，产业可以向中西部有序推进。现在产业转移规模很大，转移模式已经不象过去那样的单个企业转移的模式，而一般是园区整体转移的模式。中西部一些城市正在接续沿海失去比较优势的产业。如，富士康、纬创、仁宝等这些加工贸易公司，原来是不可想象可以进内地的，现在也开始在内地成长起来。内地一些城市外商投资规模也很大，以及正在推进的沿大江大河和交通通道梯度发展的跨区域经济带。总理指出，正在制定长江经济带的规划，由沿海向内陆，由东向西，可以形成很多跨东中西的横向的经济带，包括陇海、长江经济带、西江和珠江流域经济带，把东中西贯通连接起来，形成两头对外开放的格局。这种格局会使中国经济的回旋余地大大拓展。很多产业的生命周期也会大大拉长，也会使中国经济能够有条件更长期保持中高速增长。

三、良好基础和条件转换为现实经济增长的出路是改革

如何将上述基础良好的基础和条件转换为现实的经济增长，根本的出路还是要改革。中国经济现在已不可能像过去那样再靠扩大规模、“铺摊子”来支撑高速经济增长，部分转换为提升生产效率，要从“铺摊子”转化为“上台阶”，就需要通过改革来实现这些目标。培育新动力需要围绕四个方面推进改革。

（一）围绕产业转型升级深化改革

产业转型升级的的核心任务不是调整产业比例关系，核心任务是提升价值链。要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跃升，如何提升价值链，需要有生产性的服务去支撑，如，研发、设计、标准、供应链管理、物流配送，等等。这就需要进一步推进生产部门的发展，同时，也要使得低效率的企业资源能够有效地向更高效率的企业流动。推进市场化改革，特别是生产要素的市场化改革，使资源和要素能够自由流动，在流动中向高效率部门转移

（二）围绕企业增强创新活力深化改革

创新和升级是分不开的。过去认为，产业升级可以依靠引进技术，可以与自我创新同时推进。而现在，我国很多技术领域已经在国际前沿了，完全不需要自己创业，还靠引进技术这条路走不通。创新和产业升级越来越融为一体。现在需要推进企业的创新，而企业创新最重要的是形成优质的生产要素向企业流动。如何形成这种体制呢？过去采取了很多为了支持产业发展相关政策。比如，九十年代第一个产业政策是汽车产业政策。而现在更多的需要出台竞争政策，营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使这些要素能够流动起来。如，目前汽车行业中自主品牌的份额在下降，改变这种局面，需要通过改革这条路径。

（三）围绕推进城镇化深入改革

城镇化改革核心是“人”、“地”、 “钱”。关于“人”的改革需要根据不同规模的城市，通过差别化的户籍制度改革来进行。“地”的改革就是要推进土地的改革。如何为农民增加财富创造条件，实现租金土地的流转。“钱”的改革主要体现在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融资模式的改革上。地方通过建设来发展经济，而过去融资渠道只能通过融资平台模式融资。现在改革的方向允许地方政府通过发债等多种方式拓宽城市建设的融资渠道，发债可以更透明，而且市场可以分摊风险，还可以通过一些特许经营的模式据来引进民间资本，包括成立城市基础银行等模式。

（四）围绕企业走出去推进改革

发展到今天，2013年我国对外投资约900亿美元。预计两三年间，我国对外投资将超过外商直接投资，越来越多的企业在走向世界，构建全球化的生产体系。如何支持国内有优势、但产能相对过剩的产业，比如，钢铁、有色、石化、建材等企业走出去呢？如果将进口铁矿石转为进口钢材，那么我国的污染压力就会减少。可以将我国的外汇储备有效地使用起来，通过利用外汇储备更好地支持企业走出去，应该能找到办法。通过走出去来培养企业“去大海里游泳，而不是在国内的江河里游泳”，增强企业的全球竞争力和国际竞争力。这也需要改革，在对外投资审批制度上，包括与发达国家谈投资协议的进程要加快推进，这样才能使更多的企业能够在全球占有位置，使中国经济继续成长。

从这些方面来看，中国经济现在虽然面临一些挑战与潜在的风险。但这些风险并不是问题，关键是能否有应对风险的体制和机制。改革能够消除传统的一些风险的根源，改革形成了新的体制，也能增强驾驭经济和抵御风险的能力。

参考文献：

[1] 王一鸣，王君.关于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几个问题[J] .中国软科学，2005（7）.

[2]王一鸣.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与体制创新[J] .经济与管理研究，2007（8）.

[3]王一鸣.加快推进经济发展方式的“三个转变”[J] .宏观经济管理，20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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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因素 措施

回顾中国高速公路的发展历程,大致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至1997年的起步阶段和1998年至今的快速发展阶段。但是,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高速公路建设和管理方面的体制还不是很完善,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造成决算超预算、预算超概算、概算超估算的现象较为普遍。那么,如何建设优质、高效、造价合理的高速公路,更加有效地服务于国民经济发展,成为每一个公路行业人员共同关心的社会问题。

一、影响我国高速公路造价的因素

首先,由于工程立项较为仓促,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缺乏有效、科学、细致的科学论证,导致项目的估算不准确,不利于项目前期工程造价的控制与管理。

其次,具体到公路造价上,交通量的快速增长,人工费用的大幅度提高,物价的上涨,公路设计标准和技术标准的提高,包括桥梁互通等结构物比例增加,路基宽度、高度增大,软基处理费用增加,路面结构要求提高,外观要求提高,绿化、沿线设施及被交叉道路等要求提高,征地、拆迁等政策处理费用的上涨,政策性变化引起的工程成本的增加等原因都使工程造价上升,在这些客观因素的情况下,公路造价的上升是合理的,也是必然的。

除此之外,严重的非正常不合理的因素。其中存在不注意经济核算的成本分析,敞口花钱,秋后算账;设计单位设计过于保守;建设主管部门经济政策的制定及政策管理过于偏松等诸多不合理问题都导致了高速公路造价的上升。

二、高速公路造价的控制措施

本文主要是在上述分析的因素基础上,提出可控制措施

1.规范和改革造价管理模式

(1)实行公路工程造价管理的规范化。基于我省公路工程造价管理工程现状的分析,工程造价管理还比较混乱,工程造价管理人员的责、权、利不明确;工程造价估算人员的选取及专业知识条件要求没有较好的明确;计算工程造价所依据的工程定额仍处于静态管理状态等。为此首先要有一个工程造价管理组织,然后由该组织去组织工程造价估算人员去估算工程的造价。同时加强政府主管部门对高速公路造价的管理和监督力度,使造价使公路工程造价管理工作纳入标准化、规范化。

(2)制定规范工程造价编制的评价指标体系。目前我国公路交通行业还没有一套完整的工程造价编制合理性的评价指标,这样不同单位所编制的工程造价肯定不一样,即使同一单位在不同的时间所编制的工程造价也会各不相同,其优劣评价较难。另外,交通行业还没有一个统一评定工程造价合理性的技术规范及相应的组织机构。为此,尽快建立完整的工程造价管理评价指标及组织体系是当务之急。

2.规范和改革设计阶段造价控制

工程设计是工程建设的灵魂,是有效控制工程造价的关键环节。实践证明,设计费虽然只占总造价的20%―30%,但对工程造价的影响程度达75%以上。长期以来,我国普遍忽视设计阶段的造价控制,而把控制工程造价的主要精力放在施工阶段的建安工程款结算,算细账。这就导致了设计阶段存在一定的弊端。显然规范和改革设计阶段管理体制很有必要。

(1)完善设计阶段的管理体制。目前设计阶段造价控制是开展最薄弱的环节,它的难度在于除了政府、交通部门制定的有关设计规范以外,对于方案的优化、材料的选择、造价的高低,既没有明确的控制办法,也没有考核标准。政府主管部门应把工程设计与工程造价控制纳入法制化轨道,建立健全相应法律法规,改变设计单位一般只对工程技术方案负责,对造价的高低没有任何责任的状况,使设计单位和设计者对工程造价有明确的责任,坚决杜绝不顾工程造价、随意加大安全系数的低质量设计。

(2)推行设计方案和工程造价相结合的招标办法。设计招标有利于设计方案的选择,对提高设计水平,促进市场良性竞争起到很好的作用。一个优秀的设计方案在竞争中取胜,必有独创之处,切合实际,安全使用,技术先进,建筑造型有新意,造价合理,从而有利于工程造价的控制。

(3)工程设计,突出“优化”。工程设计是影响工程造价,影响投资效益最直接、最关链的环节。由于合理的设计周期不得保证,设计单位任务重,设计方案比选深度不够,未进行优化设计,造价能降的未降下来,造价高则是必然。设计过程是投资控制的重要阶段,应通过设计“优化”不断挖掘节约投资的潜力。降低工程造价保证工程质量,提高投资效益,优化工程设计是一个主要手段。利用价值工程对设计方案进行经济比较,正确处理技术先进和经济合理两者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力求技术先进条件下的经济合理,在经济合理基础上的技术先进,从而达到控制造价、节约投资的目的。

(4)实行设计―施工的工程总承包方式。目前在国际上,工程总承包模式因其设计、施工一体化的特点,成为了工程承包的主流模式和发展方向。由于我国长期以来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将设计与施工截然分割开来,这种模式缺乏项目投资的有效控制,协调成本高,设计与采购和施工的脱节,不可避免地会导致设计人员闭门造车,设计方案不合理,造成施工过程中产生大量的设计变更,项目投资难以有效地控制。采用设计―施工总承包模式,设计、采购和施工均由一家工程总承包公司或设计与施工单位组成的联合体承包,承包商对项目全过程的造价、工期、质量全面负责,有利于承包商从设计、施工全过程考虑和处理项目开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有利于采用主动控制的方法及其技术与经济相结合的手段。确保在满足功能和质量的前提下,实现对整个工程造价的有效控制与管理。

除此之外,改革设计费用计取办法实行奖惩结合;定期组织质量分析会;明确总承包商的责任,理顺总承包管理模式等也是控制高速公路造价的重要措施。

参考文献:

[1]李克忠:高速公路造价控制的因素分析与研究[J]. 企业技术开发, 2009, (03)

篇10

二战以后，日本、韩国、德国，还有我国台湾等成功追赶型经济体，大体上都经过了20、30年的高速增长，在人均收入达到11000国际元，指的是麦蒂森1990年的购买力元，青木昌彦先生对这方面很有研究。达到这个点的时候无一例外出现了增长速度的自然回落，回落的幅度一般是在30-40%，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入中速增长阶段，这样的变化在德国是60年代中期，在日本是70年代初期，韩国是在90年代的中后期，这个规律性是相当强的。我们算了一下中国的人均收入，在2010年的时候1990年的国际元已经达到8000国际元，如果保持现在的增长速度，在今后两三年的时间内我们就可能达到11000国际元的水平，也就是说我们将会进入一个增长速度下台阶的时间窗口。这个分析可能是比较复杂的，我们有一个基本的结论，今后几年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由高速增长转入中速增长，中国经济增长速度阶段的变化将是一个大概率的事件。

我们回头来看目前增长速度的变化，是不是意味着这种增长速度的转换期已经开始了。

一是基础设施投资占总投资中的比重持续下降。在我们国家总需求结构中，消费一直相对比较稳定，进出口有比较大的或然性，带动经济高增长的主要是高投资，在投资中基础设施占30%左右，房地产占25%左右，设备投资占30%左右，这三项加起来可以解释我们过去一些年投资高增长的大概80%-85%。最近一两年发生了一个变化，投资的增长速度，已经由过去的30%降到22%。其实房地产的投资如果没有保障性住房的投资跟上去的话，也是要下来的。而基础设施的投资和房地产的投资如果都下来，设备投资也会下来。

二是去年东南沿海几个大省，包括广东、浙江、江苏、山东、上海、北京，GDP的增长速度在全国来讲是排在后面的，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上海的投资甚至出现了负增长，这种情况在过去是没有过的。如果说我们的经济要实现这样增长阶段的转换，东南沿海地区是发达地区，应该率先从这些地方开始，这个迹象现在已经出现了。

三是最近大家对融资平台和房地产风险的担忧，反映出一个什么问题呢？其实大家已经感觉到在这些领域中投资的回报可能是有问题的，实际上就意味着对投资潜力已经有点怀疑了。所以我感觉到刚才讲的这几种情况，是不是说中国的增长阶段转换已经开始了，我们感到这可能是一个过程，需要若干年，这个过程有很大的可能性已经开始了。这是一个基本的判断。

如果说我们进入了这样一个阶段，我们如何认识这个阶段，现在在认识上有一些混乱，这个问题要讲清楚。第一，我认为这是一个正常现象，体现了经济增长的规律，用中国人的话来讲，这是规律。从国际经验来看，如果我们能在人均11000国际元的时候，中国增长速度自然回落，实际上是一个好事情，我们顺利渡过了工业化高速增长的一个成功的标志。第二，这是潜在增长力的下降，我听说最近有些地方说是，我们进行了主动的调控，所以速度由多少降到了多少。如果你想主观调控再把它提高的时候可以吗？不可以了，因为潜在增长率已经下降了。第三，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入中速增长，比如由10%降到未来的6%、7%。从国际范围来讲，这仍然是一个不低的速度。如果我们转入这样一个6%、7%的中速增长阶段，再保持10、20年，仍然是很好的事情，中国将会进入高收入社会。我们讲增长变化的时候，有人会感到悲观，我认为不必，实际上我们仍然有理由对中国增长的前景保持乐观。

在这个背景下，对明年的经济增长有三点想法：

第一，从国际经验来看，增长速度的下台阶有的是比较平滑的，但也有的由于内外部因素的影响，特别是大的外部冲击，会在短时间内大幅度下滑。其实我们已经进入了这个阶段，我们还是要争取让台阶下的比较平滑、比较稳。所以，稳增长仍然是明年和今后几年一个重要的政策目标。这里要避免两种情况：一是各级政府思维方式还转不过来，还想保持过去的增长速度。上世纪80年代以后，日本政府在这方面实行刺激性的政策，试图把日本经济恢复到60年代那样一个高增长的平台上去，最后导致了严重的资产泡沫，这个教训是要汲取的。二是我们进入增长转换期以后，整个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和脆弱性是大大增加的，有点内外冲击，有可能增长速度在短时间内会比较大幅度下滑，这种局面我们也是要避免的，因为短期内快速下滑的话将会引出不少新的风险。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感觉到明年中国经济的增速估计比今年还会有所回落，明年有可能争取保持8.5%左右的增长速度。

另外，物价的问题，目前来讲物价已经回落了，到年底水平会逐步下降的。但是中期的通胀压力仍然不能低估。因为我们目前通胀有一个特点，是成本推动型的通胀，推动成本上升的因素，比如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农产品和服务价格的上升，它是趋势性的，而且也有一定的合理性。另外，我们受管制的一些能源产品的价格需要进行调整，我们也需要给改革留出空间。所以，在今后一段时间可能还不得不被迫提高对较高物价水平的承受能力。当然，政府要采取针对性措施，减少物价上涨对低收入群体的冲击。

第二，要把防控风险放到比以往更加重要的位置上。过去我们经常讲一句话，说中国经济的矛盾比较多，经济的不可持续，但是事实上已经持续增长了30年。有一个特点，高增长本身具有化解和吸收风险的特点，但是当高增长不可持续的时候我们将会遇到两类风险，第一类风险是过去可以包得住的风险隐患，现在包不住，会暴露出来。第二类是如果短时间内下滑的过快，将会出现一些新的风险。从这个角度来讲，明年将要关注以下几个方面风险的防范：一是地方融资平台集中还本付息的风险；二是房地产价格大幅波动的风险，往高的话，风险肯定很大，如果短时间内下滑的很快，也会有风险；三是增长放缓以后，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出现大面积亏损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