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的经济危机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最早的经济危机，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同志们：

今天，我们召开这次领导小组会议，主要目的是对全市打造最佳营商环境工作进行盘点回顾，总结经验、查找问题，为做好下步工作夯实基础。今年4月份我市动员大会召开以来，全市各级各部门积极谋划、协调配合，做了大量工作，打造最佳营商环境工作有序推进，新设立企业办理营业执照、企业办理不动产登记、非重大企业投资建设项目等工作精简了环节，降低了成本，提高了效率;老年人津贴领取业务“零跑腿”、公立医院不再办理就诊卡、设立“一次办不成”投诉窗口等做法方便了群众，得到广大市民的点赞。但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与中央和省委的要求相比，与企业和群众的需求相比，我们的工作仍然处于起步探索阶段，还有很大提升空间。从刚才各单位的汇报来看，大多数单位思想认识到位、措施具体明确，效果很好，但也有个别单位还是没有从战略高度来认识优化营商环境的重大意义，把打造最佳营商环境当作一般性的工作来抓。为进一步统一思想、凝聚共识，我再强调三点意见。

一、坚持问题导向，解放思想、对标先进，让一流的营商环境成为济源区域竞争力和高质量发展的新标识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就是竞争力，标志着一个地方政治生态的好坏，影响着企业的生存发展。良好的营商环境是对企业最普惠的福利。如果一个地方营商环境好，这个地方的企业发展就比较好，企业家就有信心;如果一个地方营商环境差，企业发展就会很困难，企业家就会用脚投票。可以说，济源这几年能够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就是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营商环境的结果。对政府来讲，优化营商环境就是要进行自我革命，以“放管服”改革为核心，通过建立企业对政务服务评价的机制，倒逼政府职能转变、干部作风转变，解决人民群众诟病的不作为、慢作为、懒作为等问题。

今年，市委、市政府提出要把打造最佳营商环境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一号工程”。在今年市委十二届七次全会上，我们明确提出要把打造最佳营商环境作为重要标志，以打造最佳营商环境引领改革开放创新，走好新时代济源经济高质量发展之路。尽管4月份以来我们出台了很好的政策，但是省里政策出台后却没有及时跟进。现在，我们的工作还停留在上半年的决策部署上，很多政策没有得到有效落实。比如，审批事项集中进驻窗口，明确要求9月1日开始试运行，现在仍然没有明显进展.要严格追责。营商环境建设是一项动态工程，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我们要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坚持问题导向，对照当前工作中发现的问题与不足，对标全国、全省一流标准，根据“放管服”改革的推进情况，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需求，“互联网+电子政务”的新进展，不断调整、不断改进，真正让一流的营商环境成为济源区域竞争力和高质量发展的新标识。要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牛鼻子，通过打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和亲清的新型政商关系环境，进一步便民利企，提升人民群众和企业的获得感，助推济源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推动我市在中原更加出彩进程中出重彩。

二、聚焦核心指标，围绕企业和群众办事的重点难点堵点问题提标提速，不断取得优化营商环境的新成效

优化营商环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我们提出打造最佳营商环境，就是要用极致的办法、最高的标准、最严的要求来优化我市营商环境。济源在资源禀赋上并没有多少优势，要想集聚人才、集聚要素，就必须把打造最佳营商环境作为突破口，以最佳营商环境凝聚人心、吸引投资、促进发展。要积极参考借鉴国际通行标准，主动学习先进地区的经验，按照国务院和省优化营商环境三年行动方案的最新要求，聚焦核心指标，突出重点难点，对标优化，争先创优。

当前，要聚焦五个核心指标。一是新设立企业，包括办理营业执照、刻制公章、开立银行账户、办理涉税等事项，整体时限要压缩至3个工作日。二是企业办理不动产登记要压缩至5个工作日。三是非重大企业投资建设项目从立项到发放施工许可证办理时限要压缩至50个工作日，年底前必须实现这个目标。四是全力推进一网通办前提下的最多跑一次事项，用“放管服”的办法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五是各部门在审批权限归口集中前提下，审批事项集中进驻服务大厅，实现一窗办理，坚决杜绝行政审批“前店后厂”现象。

在此基础上，要做好三项重点工作。一要简化优惠政策兑现程序。哪个部门负责制定优惠政策，哪个部门负责提出兑现落实意见，由法制部门把关;优惠政策兑付放到行政服务窗口，实现在窗口办理。二要解决公章刻制垄断问题。刻制公章作为一种特许经营业务，市公安局要尽快研究出台政策，引入竞争机制，降低公章刻制费用。三要提高行政审批窗口主办人员素质。行政审批人员执行的是公务，行使的是公权力，必须是正式公职人员。从下个月开始，要安排正式公职人员进驻窗口办理审批事项，只有辅助人员而没有正式公职人员的窗口，行政服务中心责令纠正甚至临时关闭。

优化营商环境，要聚焦核心指标，围绕企业和群众办事的重点难点堵点问题，发扬“店小二”精神，全面压缩办理时限、提高服务效能、降低办事成本、降低制度交易成本，不断提高企业和群众的获得感满意度，以核心指标优化提升推动全市营商环境全面提升。

三、齐抓共管、狠抓落实，形成优化营商环境的强大合力

优化营商环境，需要全市各级各部门的共同参与。一要加强组织领导。市级领导和相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要把优化营商环境当作一项大事要事来抓。各相关单位会后要召开党组会，认真研究4月份以来出台的有关优化营商环境的政策，加强与上级部门的对接，把中央和省里的相关政策学深吃透，做好承接。市发改委要做好顶层设计，对标国家、省先进水平，11月底前拿出我市优化营商环境三年行动方案;要加强与省发改委的沟通，尽快拿到省里的测评考核指标，便于指导各部门开展工作。二要坚决履行承诺。围绕营商环境核心指标，我们已经向社会作了公开承诺，要积极落实优惠政策、提升服务效率，做到“113550”：“11”是“一网通办”下的“最多跑一次”，“3”是新设立企业办理事项整体时限压缩至3个工作日，“5”是企业办理不动产登记压缩至5个工作日，“50”是非重大企业投资建设项目从立项到发放施工许可证办理时限压缩至50个工作日。说到就要做到，不能说空话、放空炮。三要加强宣传引导。市委宣传部要牵头抓总，加强政策宣传，提高群众和企业对政策的知晓率和满意度;要广泛宣传我市优化营商环境的好经验、好做法，曝光损害营商环境的负面典型，树立优化营商环境的典型标杆，营造全社会参与的浓厚氛围。市纪委监察委《党风政风聚焦》节目要围绕打造最佳营商环境做好宣传配合。四要加强教育培训。各级党员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要加强学习，不断提升业务能力，不能当糊涂人、办糊涂事。各单位要高度重视行政审批工作，把党性最强、素质最好、业务最精的工作人员放到窗口，提升窗口工作人员的业务素质、服务能力和责任意识，树立济源政务服务的良好形象。五要完善考核办法。在今年全市年度目标考核中，要加大对打造最佳营商环境工作考核的权重，推动各部门履职尽责。六要加强督查问责。现在的督查多是形式上、程序性督查，没有典型案例，只见事不见人。督查问责必须是找出不落实的事，问责不落实的人。要建立快捷便利的投诉受理和调查追究机制，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部门本位主义和不作为、乱作为等损害营商环境的人和事坚决处理、绝不姑息。市督查部门要精准发力，把营商环境核心指标的落实情况作为督查的重点，增强精准性，确保有的放矢。市纪委监察委要认真履职，落实责任追究规定，主动发现案件线索，问责一个震慑一片。

篇2

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之间存在着总体分配的关系，涉及出资提供公共服务、地方公共服务的国家补贴以及征税。

在美国，联邦政府主管国防、社会保障、老年医疗保健，地方政府负责教育和执法；同时，贫困人口医疗保健由二者一同承担。配套基金由联邦政府按计划下拨至州以及地方政府，明确了二者的共同权责，但地方政府仅享有部分自由决断权。

某些职能交由中央政府来行使更好。国防便是很好的例子，有赖于规模经济的其它职能亦是如此。

而与守在首都的中央政府官员不同，地方当局面对着更多的问题。辖区之间存在巨大差异。正如医疗与教育一样，其重要性也因地区而有所不同。在一体适用的国家项目中，不同地区的生活成本差异往往难以得到体现。

与中央政府相比，地方政府的地位存在极大变数。危机爆发之前，美国政府收入中约有 60% 流向联邦政府，州和地方政府分得 40% 。作为集权度最高的主要经济体，法国国家政府与地方政府分别获得了 80% 和 20% ；英国位居其中，为 75% 和 25% 。中国的集权度最低，分别为 30% 和 70% 。阿根廷最为均衡，二者各占 50% 。

多数国家历来就对政府集权有着激烈的争论，其宪法也有所体现。美国的《宪法》统一了最早的 13 块殖民地，其《第十修正案》又将未明文规定赋予联邦政府的一切权利保留给了各州政府。即使在今天，人们依旧对是否进一步中央集权（如欧洲实行的超国家权威）及权力下放（苏格兰、魁北克或库尔德斯坦问题）存在巨大分歧。

全球经济金融危机造成了中央政府的大量财政支出、债务（及随后的征税）、贷款，并出台了多项规章制度，部分以向地方政府 “ 援助 ” 的形式存在（包括了美国经济刺激方案中的 2000亿美元）。而问题关键在于，中央政府对私营经济及地方政府的影响是否会随之不断提高。

危机后， 财政危机的问题恶化。加州，正是长期不当财政政策与短期国家及全球经济危机相互作用而引发混乱的例子。过去几十年中，加州居民的生活水平节节攀升，公共教育的 K-12 体系大行其道，教育体系一路领先，大家的进取之心前所未有。但是，加州的失业率（ 2009 年 11 月为 12.3% ）却位列全美第三。人们和企业为寻求更好发展一同出走加州，而加州的债券评级也已在全国垫底。

加州经济陷入困境，过多政府支出、严格监管以及冒险的高税率都难辞其咎。加州的最高个人所得税（资本收益也在其中）、营业税、公司税以及天然气税的税率与其他州相比，均处前列。

篇3

[关键词] 中国经济 世界经济危机 可持续增长

世界经济无疑正面临着新一轮的衰退，不幸的是，这一轮衰退还遇上了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让世界主要经济体担心的金融危机。中国经济无疑要受到这一轮世界性的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的影响。那中国经济将向何处去呢？中国从上个世纪末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了整整三十年，这刷新了增长时期之长、增长速度之高的历史记录。回顾这三十年的经济增长，可以将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土地产权改革，调动农民积极性。我国最早的产权改革是从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的，这为我国农业的发展和粮食生产的大幅度增长奠定了制度性的条件。可以说，一夜间，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调动起来了，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温饱问题不仅（很快）基本解决了，而且农民手中有了剩余，对工业产品和服务的需求也大幅度地增加，这为第二、三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市场条件。

第二，打破垄断，搞活市场。而紧接着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打破工业生产以及服务业的国家和集体垄断经营，为我国第二、三产业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期的繁荣提供了另一个必要条件。但是，国内对工业产品有效需求不足的局面很快就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就体现出来了。

第三，打造“世界加工厂”，以增加出口来拉动经济增长。在经历了1996年经济“软着陆”和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后，我国加大了对出口加工业的支持――除了原本在特区就实行了的减免税、出口退税、廉价提供土地、简化各种行政管理外，还大幅度贬值人民币。以至于，我国出口额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一直到2007年快速增长，我国经济对外依赖度也相应地迅速提高，超过了任何一个其他主要经济体的水平。世界主要经济体在“中国制造”的冲击下，频频向中国提起贸易纠纷、强烈要求人民币升值。而在人民币在国际压力下升值约15％、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的条件下，要继续依赖于出口加工业的增长来推动我国的快速经济增长就几乎不可能了。中国经济再一次转型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了。

第四，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增加政府购买和公共投资。不管增加政府购买（如增加行政事业单位职工工资等）和公共投资的经济效率和对民众的社会福利的影响如何，按照现行的国民收入核算方法，这二者对维持我国高速的GDP增长率都是功不可没的。但是，一切都是有成本的。积极的财政政策意味着政府债务的增加。当政府赤字的边际收益等于或者小于其成本时，就意味着积极的财政政策不可持续了。并不是像凯恩斯主义者所说的那样，只要驱动政府购买和投资这“两架马车”经济就必然会增长。我们真正需要的增长不是GDP，而是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

第五，积极的货币政策――房地产市场的泡沫。从1998年到2007年，为了促进经济增长，我国不仅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而且采取了“稳健的”（实际上是积极的）货币政策。除了常规性的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和存贷款利率，一个对国民经济影响非常大的货币政策也许要算典型的寅吃卯粮式的“消费贷款”政策的实行了。在内需不足、银行存款余额急剧攀升的情况下，鼓励消费、促进内需原本是天经地义的。但是，实行消费贷款、尤其是实行商品房的按揭购买政策，为房地产市场投机行为泛滥及其巨大的泡沫准备了一个难得的必要条件。一时间，房价节节攀升，房地产业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这极大地促进了我国GDP的增长和财政税收的增加。而这背后是我国银行对房地产业的巨额贷款，是货币供给的急剧扩张。同时，房价虚高也成了国民关注的一个焦点，汉语中因此而产生了一个新词汇――“房奴”。以至于房地产业已经成为影响我国金融稳定、经济稳定增长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了。但是，我国房地产业有价无市的现状，注定其发展已经是强弩之末了，注定其泡沫迟早是要破灭的。

当然，促进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的因素中，还有技术进步、生产组织的改进等方面的原因，但它们与上述的各种原因相比，其作用就显得不是那么突出和引人关注了。而要继续依赖上述各个方面的因素来促进我国的经济增长，可以说已经是力不从心了。然而，为了应对目前的世界性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我国中央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拉动内需政策――力度空前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比如救股市、救楼市、提高粮食收购价、加快铁路、公路和机场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等。

实际上，简单地说，制约我国经济增长的（直接）原因，不外乎三个方面：一是内需不足，二是资源利用效率低，三是自然资源的日益匮乏和生态环境的恶化。

内需不足，不外乎是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收入分配差距大，尤其是城乡收入分配差距大――即农民的相对收入水平过低的问题。因此，要解决我国的内需不足的问题，实际上就是要提高低收入群体、尤其是农民的相对收入水平的问题。

资源利用效率低，不外乎是生产力水平低和资源的低效率配置问题。要解决生产力水平低的问题，除了改进技术设备、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外，别无他法。而这需要足够的自主知识产权和人力资源支撑，从而需要我们改变现有的教育模式和科研管理模式、增加教育和科研的投入，将科教兴国战略落到实处。要解决资源的低效率配置问题，必须要减少共有产权、降低产权中的共有成分，以尽可能避免“公共草地悲剧”带来的资源的过度使用、和资源的闲置。中国经济的未来必须往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方向发展，否则，中国经济只有令人悲伤和可怕的未来。

自然资源匮乏和生态环境恶化可以说是制约我国持续增长的最为重要的因素之一，因此，在应对当前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促进短期经济增长的同时，还需要兼顾经济可持续增长的问题。实际上这二者之间应该有机结合起来考虑。中国的小农经济、城市化水平低、工业化程度低、以及巨大的自主消费市场特征，决定了我国经济比西方高度全球化的、高度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达国家具有更大稳定性。因此，完全没有必要夸大目前的世界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完全没有必要以牺牲未来的经济增长潜力来维持高速的GDP增长。

而要解决好上述三个方面的问题，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第一，向西部进军，保证我国的粮食安全和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在现有的城乡人口格局、财税收入水平和农民人均耕地几亩的资源禀赋约束下，要让农民获得和城镇居民同样的收入水平，依赖于转移支付是不可能的。所以，既要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又要提高我国的粮食生产能力，农民向西部（如新疆、甘肃等地）进军，不失为一个好办法。政府给予政策引导和支持，掀起以保护和开垦耕地以及培育水源为主要内容的西部大开发，这或许是我国未来粮食安全和提高农民收入水平的关键所在。这样，还可以分流一部分过剩的流动性，减轻通胀的压力。为什么我们不向美国学习他们的西部大开发呢？

第二，真正落实科教兴国战略，打造创新型社会。当社会是一个官本位的社会时，我们很难想像社会精英会安于、乐于教育和科学研究工作，我们很难想像会有多少人安于和乐于教育和科学研究工作。可以说，官本位是创新型社会的天敌。当民众赋予官员的公共权力得不到民众的有效监督时，官本位是难以改变的；在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收入分配格局不改变的情况下，在高校教师和科研人员忙于评职称、忙于应付名目繁多的考核、忙于挣钱养家糊口的情况下，创新型的社会是不可能实现的。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的经济增长要由资源和劳动力密集型向知识集约型转变，是不可能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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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最关键的是要镇得住，你得有这样的气场来支撑这个流行，否则，还是乖乖收起破袜子吧。至于靳羽西那破得相当“自然”的袜子究竟是有意为之还是真的出了疏漏，还是别费劲琢磨了。小甜甜布兰妮和女星麦莉都在街拍中被“逮了个正着”，她们穿着硕大一块破损的袜子出门，或许应着经济危机的景，也是节减吧。

古代的袜子叫“足衣”或“足袋”，通过数千年的演变，才发展到现在这个样子。古代罗马城的妇女在脚和腿上缠着细带子，这种绑腿便是最原始的袜子。中世纪中叶，在欧洲也开始流行这种“袜子”，不过是用布片代替了细带子。

最早的袜子诞生于十五世纪，那时的袜子生产还不得不依赖于手工。16世纪时，西班牙人开始把连裤长袜与裤子分开，开始采用编织的方法。英国人1589年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台手工针织机，1598年改制成可以生产较为精细丝袜的针织机，从而彻底改变了袜子手工制造的历史。不久，法国人在里昂开始生产丝袜。17世纪中叶，开始生产棉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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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国家分配论 公共财政论

人类社会中财政的出现和发展就其渊源可追溯至原始公社时代。但发展较为系统的财政理论，是在16世纪古典政治经济学形成之后的几百年间。其中，西方公共财政理论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发展而产生发展的。

一、西方公共财政理论发展沿革

英国重商主义学派托马斯·曼倡导的“贸易差额论”、“国防财政论”就是西欧各国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过渡，资本主义发展与专制君主利益相一致的产物。威廉·配弟的《赋税论》被誉为西方最早的财政学专著，是在重商主义走向古典经济学派过渡阶段，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货币关系扩大，为满足新兴资产阶级政治经济斗争需要出现的，并没有完全摆脱重商主义理论的影响。直到18世纪中叶，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出版了财政学说专门论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国富论》的问世，使西方财政理论发展成为一个比较完整而庞大的体系，为公共财政奠定了理论基石，对资本主义各国在财政理论上的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至此，具有现代意义的财政理论创立了。亚当·斯密的财政思想及其政策主张，经过大卫·李嘉图的继承和发展，对西方各国公共财政理论的发展产生了极其巨大的影响。

19世纪最后20年，自由资本主义开始向垄断过渡，到20世纪初形成了垄断资本主义制度，从而要求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理论逐步取代自由资本主义经济理论。由于各种社会矛盾激化，1929-1933年爆发了资本主义历史上波及最广、最深刻、最剧烈的经济危机。在此背景下，西方资产阶级过去传统的经济政策破产了。以国家干预经济为代表的凯恩斯主义应运而生，广为传播。凯恩斯主义者以《通论》为理论基础，把经济危机的根源归结为“有效需求不足”，要求政府放弃自由资本主义原则，实行国家直接干预经济生活，提出了政府运用财政货币政策，增加投资，刺激消费，实现充分就业的一整套理论政策体系。凯恩斯主义风行一时，几乎主导了近半个世纪西方的财政理论基础。到了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出现了严重失业与剧烈通货膨胀交替作用同步上升的“滞胀”的局面，表明凯恩斯主义的失效。西方国家先后又产生了一些同凯恩斯理论相悖的经济学说，财政理论也出现了新的变化。如货币学派、供给学派的财政理论及其政策主张，反对国家干预经济。

在20世纪50年代，马斯格雷夫提出政府三大职能——资源配置职能、收入分配职能和经济稳定职能。马斯格雷夫侧重从对市场机制进行指导、修正、补充的角度界定公共财政活动的范围，他认为市场机制在事实上是无法发挥全部经济功能的，它需要政府公共政策的指导、修正和补充。以马斯格雷夫1959年的《公共财政论：公共经济研究》和布坎南1960年的《公共财政学：教科书导论》为标志，涉及了公共产品论和公共选择论等观点，使得当代西方公共财政学实现了以公共产品论和公共选择论为核心的重大转折。至此，现代公共财政理论的框架基本形成。

20世纪80年代以来，公共经济学打破了原有的学科边界，同政治科学的关系日益密切，政治学成为公共经济学的内在部分，公共经济学越来越成为一门综合性科学。安东尼·阿特金森、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詹姆斯·布坎南是当代财政学家的主要代表，他们以经济机制为核心，寻找政府干预与市场机制的结合点，将政府财政职能问题的探讨推向深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西方财政学家十分关注重构政府资源配置功能，把焦点放在政府资源配置效率的分析上。以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对政府效率进行研究，斯蒂格利茨和阿特金森从效率与公平两个角度研究公共产品的最优供应问题。他们认为效率和公平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所以他们将两者结合在一起，试图寻求两者的最佳均衡。

二、公共财政理论与我国的财政理论

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我国财政学界开始注重对源于西方的“公共财政论”的认识和辨析，一度引起许多关于“国家分配论”和“公共财政论”的理论争论。

自1957年许廷星教授提出“国家分配论”已有半个多世纪，尽管这期间出现过多种其他财政理论，如“社会共同需要论”、“剩余产品分配论”等等，但是其主导地位仍是不可代替的。“国家分配论”认为，财政是以国家为主体的分配行为。在国家与财政之间，存在着同生死、共存亡的密切联系。历史发展到今天，没有任何财政不是以国家为主体的分配活动，也没有任何以国家为主体的分配活动不是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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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3月26日，TCL集团2008年经营业绩，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84.14亿元，现金净流入5.04亿元。2008年对全球家电产业来说都是比较艰难的一年，金融危机的爆发直接导致日系家电巨头全线巨额亏损，而TCL的业绩可称整个行业中的一抹亮点。

中国家电的国内市场日趋饱和、经济危机削弱消费信心、竞争激烈导致利润下滑，家电巨头们已感受到萧萧寒意。在2009年的危机困境中，家电巨头们开始进行不同方式的突围：创维将宝押在家电下乡的内需工程之上，长虹继续推进“大家电”的整合策略，而TCL除了进军家电下乡工程外，更是将眼光瞄准了2010年亚运会，期望通过体育营销的策略，全面提升品牌影响力，为海外市场拓展打下基础。

2009年3月11日，由亚奥理事会和广州亚运会组委会联合主办的“阔阔真公主号”海船“亚洲之路”起航仪式在科威特举行。广州2010年亚运会合作伙伴、“亚洲之路”主要赞助商之一TCL集团，向亚奥理事会和广州亚组委赠送了多媒体和空调科技产品，用于装备重探“海上丝绸之路”的“阔阔真公主号”。

TCL为2010年亚运会营销投入了巨大的资源，据说赞助费用超过8000万，并拿出2～3倍的费用来做宣传推广活动。TCL如此看重亚运营销有深刻的现实背景。首先，2010亚运会是2008奥运之后中国最重大的体育赛事，具有极高的关注价值；其次，亚洲市场是TCL海外市场的重点，2010亚运会在广州举办，而TCL正是广东的企业，有地理优势。因此，TCL极为看重以2010亚运会为营销平台来扩大自己品牌在亚洲的影响力。

在过去的10年中，中国家电企业一直进行海外营销以及市场拓展的尝试，在进军欧盟、美国市场方面，也正在积累经验。在这10年中，“走出去”的口号虽然被企业高喊，但并非所有的企业都能真正踏稳国际化的第一步。有些企业在“走出去”之初雄心勃勃，未几就浅尝辄止、知难而退，甚至一败涂地。从2008年开始，中国家电企业掀动第二轮的海外营销浪潮，康佳、海信、长虹通过海外设厂、建立更多合资公司的方式进行市场拓展。而最早迈出国际化步伐的TCL选择了2010亚运营销，对亚洲市场全面进军，让TCL品牌首先在主要新兴国家市场建立起竞争优势，是TCL集团2009年海外市场策略的重中之重。广州2010年亚运会和“亚洲之路”活动无疑给TCL旗下各相关产业创造了难得的海外营销平台和发展机会。

在过去的10年中，TCL一直通过体育营销的策略迅速提升知名度：1996年，TCL与时处低谷的中国女排合作，成立TCL郎平排球基金会；1998年，TCL赞助了中国排球协会。从2002年开始，TCL连续四届赞助高尔夫欧巡赛。

随着国际化进程，TCL的体育赞助范围也扩大到了海外：在澳大利亚TCL赞助当地热门的赛马、棒球和橄榄球赛；在泰国，分别赞助围棋比赛和2006年男足世界杯赛事转播；在印度，TCL成为板球比赛赞助商。2007年，TCL正式赞助中国国家女子网球队，成为TCL国家女子网球队首席赞助商，并组织以“网动生活网动08”为主题的一系列推广活动。2008年11月，TCL赞助广州亚运会，成为广州2010年亚运会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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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强制性制度变迁／委托—关系／一致同意原则／制度选择

一、道路的选择：意识与经验

医疗保障从现代社会保险制度的诞生起就存在了，伴随着“福利经济学”和“福利国家”理论的兴起，它逐渐从疾病、医药保险扩展到保障健康的所有物质和服务；实践上，经济危机和战争创伤使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政府采取积极的干预政策，公共财政承担了医疗保险的大部分费用。1942年的贝弗里奇计划覆盖了英国全民生活各个方面，并为大多数西欧发达国家效仿，包括战后的日本。

与此同时，在两极世界的另一端，以“苏联”为首的经合组织也配合计划经济建立国家福利型社会保障，国家负责劳动者全部的保障，保障水平非常高，但却缺乏活力，难以监控。苏联的社保体制直接影响了中国，从1932年苏区的《劳动法》已经得到体现，1951年的《劳动保险条例》覆盖了疾病、伤残、死亡、生育和养老各方面，覆盖了各国有、私营、公司合营企业94%的职工。(孙光德，董克用，2000)

这是人类历史上最接近“理想国”的美好时光，同在20世纪70年代末，两个互相隔离的世界都面临了制度危机。西方直接表现为经济危机。当时欧共体各国社会福利开支占GDP的比重上升到 40%，北欧达50%以上；当时经合组织国家外债占 GDP比重则从79年的23%攀升到1992年的44%，瑞典高达80%，欧洲九国人均社保支出占GDP比重上升了10个百分点。

然而作为整体经济制度的一部分，社会保障制度安排与政治意识形态密切相关，以致改革反过来受到了制约。从现代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看，由于“意识形态是减少提供其他制度安排的服务费用的最重要的制度安排”，(林毅夫1989)从道德和伦理上判定劳动分工，收入分配和社会现行制度结构是否公平，从而使决策过程简化；但是，诺斯指出，在个人发展新的意识形态以适应变化了的经验之前，必须有一个经验和意识形态不一致的积累过程。西欧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得到当时主导各国政治的社会的支持，“全民福利”不仅成为政治目标，已经渐渐成为人们生活的事实，1965年-1975年间，英、法和联邦德国不仅医疗保险开支达到GDP的10%，而且平均每年增长幅度达15%左右。经济危机、失业、人口老龄化，都使社会保障支出飞速增长。然而，深谙意识形态作用的执政党只能以非常缓慢的速度，对保障水平进行些微的修改。例如要求病人、退休人员和雇主负担部分保障金，延长领取疾病补助的等候期(丹麦，荷兰)。英国保守党上台执政后，进行了更多制度性的改革，例如取消双份的社会保障、加收疾病补助金的所得税，似乎更换了政党的政府更有改革的勇气。

苏联的社会保险制度选择建立在纯粹的意识形态基础上，以解放无产者为目标，按劳分配，故1917年11月诞生的“国家保险”覆盖全、内容齐、水平高，如退休金在原有水平的70%以上，(孙光德，董克用，2000)并以劳动贡献进行分配。社会主义国家成立初期，社会保障制度并未考虑经济承受力，而是作为对革命支持者承诺的兑现，即更多基于政治理性而非经济理性。

可见80年代前，社会保障制度作为经济政策，受到不同的意识形态的影响，经过一、二十年的运作，又强化了原制度的意识形态。在70年代末席卷全球的改革浪潮到来之际，各国政府和人民在承受财政赤字和生活水平下降的同时，也不得不进行痛苦的反思，以形成一套能适应新全球化经济环境的制度解释。制度供给充足、或制度均衡的国家，如两党制的英国和政策设计合理的瑞典顺利实现了过渡。而制度供给不足的国家，如苏联和东欧，以全面崩溃的代价，为改革提供空间。另外一些发展中国家，没有为社保改革提供配套的经济政策，在失业率上升，通货膨胀的环境下，改革彻底失败。

各国的经验表明，一国的经济实力是完善医疗体系的必要条件，对贫困人口占很大比例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把有限的资源进行最广泛有效的利用是最重要的，即公平性问题；而“意识形态刚性”又阻碍了一些国家，尤其是制度稳定的发达国家为改进效率而做出的努力。

中国医疗制度改革(以下简称“医改”)的失败，在越过了最初的经济实力障碍之后(改革以来，中国经济实力已经增长了10倍)，也面临着意识形态刚性问题。改革初期中国农村从集体制向家庭农作制的顺利变迁，使“市场”一词受到了近似神化的膜拜，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对改革者来说，将局部有效的意识形态扩大到改革的困难领域，是短期成本最小的。问题在于，如果说，由于信息不对称和社会科学知识不足，改革初期的盲目还情有可原；那么当政府亲手培育的既得利益集团膨胀到影响社会安定(如药品市场腐败等)，当政府手中的再分配权减弱到不足以减少社会不平等程度，当权者的权威也将受到威胁。此时，为追求“权威最大化”，政治制度现代化、决策民主化是成本最小的选择。

二、强制性制度变迁：市场规则的误用

根据制度变迁的形式分，有强制性和诱致性变迁。但由习惯取代规则的操作成本相对于政治家主导的“突破式”规则变化而言，操作成本低，所以规则的边际上总有习惯在起协调分工的作用，而且，制度的执行成本越高，边际越大。“正是制度在边际上的连续演变造成了制度中正式的也是可见的规则的变化”。(汪丁丁，1999)

始于70年代末的中国改革表面上看是政府在开放后面临国际压力下采取的主动式改革，包括医疗改革。但从一些官方资料看，在正规制度无法满足民间对医疗服务的需求时，首先起到补充作用的是民间自发的供给。由于医疗设施分布的不平衡，农村大多数基本医疗服务是由“赤脚医生”提供的。 1980年9月，卫生部颁布了《关于允许个体开业行医问题的请示报告》，把个体开业行医并纳人政府管理体系，报告说，“随着城乡经济放宽政策，兴旺发展，各地广开门路安排闲散人员就业，许多地方又陆续出现了个体开业行医人员”，“同时，各地反映和群众来访中要求个体开业的也日渐增多”。事实上，农业经济制度增加了农民收入，相应的也提高了对医疗服务的需求，但政府却“减少了对合作医疗体系的财政支持”。“赤脚医生”数量减少，间接享受医疗保障的农民下降了50%。(Hsiao WC， 1984)许多“赤脚医生”要么继续接受教育，要么开设了私人营业，农民不得不承担几乎所有基本医疗保障费用。据四川省1979年底不完全统计，各种开业人员有六千九百多人，比1978年底增加了 3100人。当时，政府出台措施“允许和保护”实际上已成为重要非政府医疗供给来源的“个体开业医生”，(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1980)，源自竞争性非正式制度的压力，也是对制度“边际演变”的认可和利用。但这一内生制度演变在80年代的整个制度改革浪潮中没有被吸收到正式制度构建过程中，相反，雄心勃勃的改革者把市场经济原则，包括竞争、优胜劣汰和货币交换法则，放任法制意识和环境非常不成熟的自由市场提供本应届于非市场的公共产品。

强制性制度变迁既由政府主导，其变迁模式和方向有赖于统治者对强制推行一种新制度安排的预计边际收益与预计边际费用的衡量，他“想做的一切都是在他看来足以使他自己效用最大化的事情”。 (林毅夫，1989)他会在意识形态教育方面进行投资，以使选民确信他的权威合法性，降低统治系统的费用。另一方面，统治者偏好函数会随国民财富增加而变化，从国民财富最大化，转为威望最大化。

1978年后的中国首先重新建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意识形态，借助强大的国家宣传机器，渗透到社会组织的各个层面，1979年出台的、被看作最早的医疗改革政策：《关于加强医院经济管理试点工作的通知》，启动了“运用经济手段管理卫生事业”的强制性变迁路径。此后20年，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改革经验，在城镇中建立起统筹医疗保险的基本框架，在农村中试行合作医疗模式，启动了机构民营化改革。

因此，首先是规则层面的制度改革。即重新界定医疗保障中政府、个人、企业三方的责任。经历了 10年探索，1988年《关于扩大医疗卫生服务有关问题的意见》标志着“医改”正式明确了市场化方向，规定了：

第一，关于激励的规则：

1)推行各种形式的承包责任制。卫生部门对医疗机构的管理权只限于合同内。

2)下放医疗机构合同职责外的业务收入分配权。

3)鼓励医疗机构差异定价。

4)对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医疗服务企业减免税

第二，关于惩罚的规则

篇8

关键词收入风险社会保障重心人力资本建设人口结构风险

17世纪西方学者把人类的所有行为概括为趋利避害。趋利即增进福利，避害即预防和消除风险。收入风险是人们所面临的，因各种原因导致收入中断而使生活陷入窘困的常规性风险。人们为了福利最大化而不断进行技术创新，进而促进了产业结构的转变，但新的产业结构又带来了新的风险。所以，人类发展过程从一个侧面看是风险的不断更替过程。人们为了避让和分散这些风险，不断地建立和提升风险防范和分担机制，从而使社会保障的重心在制度升级的过程中不断转移，对社会产生重大影响。

农业社会的自然风险与传统保护机制

风险概念意味着预期的不确定性，这种预期实际上是人类对实践结果的无把握性。人们在实践中与劳动对象不同的结合而形成不同的生产方式，因而引发了未知的风险。前资本主义时期的农业社会是农耕生产方式，劳动组织是以家族血缘关系维系的结构，感情是社会关系的主要纽带。由于当时科学技术手段落后、生产力水平低下、主要靠天吃饭，因此风险主要来自自然风险，特别是水灾、旱灾、火灾等。自然风险的特点是突发性强、偶然性大，一旦发生，破坏性大、后果严重。从史书记载中可以看到，每当发生大的自然灾害，就会出现社会混乱、民不聊生的社会景象。因此，人类最初的生存保障来源于家庭，体现在私有土地的支持和亲朋的关爱。但在大的风险来临时，家庭或家族式的保障便无能为力，更大范围的社会保护方式就成为客观要求，慈善事业应运而生。

慈善事业是最初的社会保护形式，也是最早以再分配方式分担风险的举措，但其蕴含的情感意味和道德评价，并未脱离传统社会关系的羁绊。最初的慈善救助的特点是无规范性、主观随意性大、非常规性、以食品相助为主、救助水平低下。施善者往往以恩赐者自居，受助者因无功受惠而自尊受损。这充分说明当时的慈善事业是建立在私人感情上的社会互助，而非制度安排。农业社会条件下的慈善行为开始于民间血缘家族，后扩大到地缘互助，当宗教慈善事业发展起来后，这种保障便具有了普遍意义。之后的慈善事业逐步发展为官办善举，是由官方组织但未制度化的救助活动，一般以国家介入，并以传统道德和政治需要为基础而产生并得到发展。[1]在中国历史上典型的官办慈善措施是“义田制”、“义仓制”、“赈济制”等。西方国家有教会救助制、“仕一税”制、“施物所”等。

慈善事业是传统社会风险分散的最高形式，其社会意义在于它以非制度化手段对社会进行整合，是超出家庭关系的社会保护方式；虽然其作用有限，但自发的再分配形式为以后的制度性再分配打下基础。

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中的失地风险与社会救助制度

真正的制度化救助出现在家庭保障基础被打破，从而贫困化成为常规现象。在农业社会，家庭有土地、生产工具等生产资料，因此也有了起码的生存基础，虽然自然风险是农耕生产方式的主要威胁，但它并未摧毁家庭的土地制度，自然风险的偶然性、间歇性、地域性还构不成制度化社会保障建设的客观依据。随着资本主义因素的增长，农业社会开始向工业社会过渡，使得在资本原始积累中大量农民失去土地，并伴随着手工业者因产业败落形成的普遍的、常规性贫困。

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一方面是为新产业进行资本积累，另一方面也是进行工业劳动力储备。传统劳动力与土地生产资料的分离，恰恰是为工业生产方式准备劳动后备大军，但同时也标识风险由自然领域转向社会领域。社会风险的特点是，人为因素是风险的主因，收入分化加速，人与人的矛盾超过人与自然的矛盾并在逐步积累中形成强烈的社会不满和阶级怨恨，进而加速了社会无序与越轨行为，对当时的统治者也构成了威胁。这种情况下原有的慈善事业已经不能适应形势的需要，承受不起社会风险的压力，客观上要求治理常规性贫困的制度性救济方式的出现，因而国家主导的社会救济制度成为必要。

最早以法的形式确立的济贫制度是1601年的英国《伊丽莎白济贫法》，经过20多年的实践和修正，1834年产生了新《济贫法》。到18世纪，世界主要国家都建立了社会救济制度，并且以它作为社会保护的主要形式。虽然济贫制度存在一些缺陷，但与慈善事业相比最主要的优势是：风险承担的主体由个人转向了国家，社会救助有了法律依据，其过程和标准都有了规范性操作和制度化程序，从而使社会救济制度成为一项正式的社会事业。社会救济制度是一个低端社会向高端社会进化过程中的必然环节，虽然在高端社会的保护系统中的位次较低，但反映出一些社会根本性的变化：

1.风险和责任意识开始发生质的转变。依据传统的观念，任何人的处境都是自己行为选择的结果，因此必须自己承担，贫困也是如此。社会救济制度的出现说明，现代社会中的许多风险并非个人责任，社会发展过程中许多超个人力量非个人的能力所能左右，因此社会有责任为公民提供保障。这种观念上的变化反映出国家的风险观念和对公民的责任意识。2.人权观念开始进入到实质阶段。人权思想是17世纪资产阶级革命初期提出来的，旨在反对封建压迫和宗教神学的束缚。但是最初的人权思想作为资产阶级的革命武器，主要倡导的是自由权和平等权，目的是为资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服务，还未显示出对普通百姓的意义，所以马克思称其为一种抽象概念；只有当制度化的社会保障体系建立起来，劳动者的生存问题得到切实的保护，人权实现才有了实际意义。所以说，社会保障为人权保护提供了基础和条件。3.国家的职能开始发生新的变化。经典国家理论把国家的职能主要归结为对外防御侵略、对内维护社会秩序两大职能，而经济发展和家庭生活是私人领域，国家不加干预。但是随着风险性质的变化、市场失灵的出现，客观上要求国家职能也要适应形势的发展。当国家从幕后走到前台，担当起调节经济和抵御社会风险的社会职能时，就使人类社会的发展道路发生了重大改变，成为市场经济系统发生脱胎换骨式转变的历史契机。[2]4.社会组织制度系统逐渐复杂化。社会组织制度主要有两大构成，一是动力系统，包括所有能推动社会发展的部门；另一个是社会保护系统，包括所有维护社会安全的部门。动力系统在社会发展初期往往具有优先性，而社会保护系统相对滞后。随着社会进化，社会保护系统逐渐发展起来，社会救济制度正是这种保护系统逐步发展完善的开端。由于救济制度的建立，社会出现了专门的保障机构、人员、法规，同时这种制度的运行也带动了社会系统向更高阶段跃进。

工业社会中的职业风险与保险体系

进入工业社会，与农业社会最大的区别就是所有制发生根本的变化，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脱离普遍化，社会分化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和雇佣劳动者两大集团。广大劳动群众面临的最大风险已经不是自然风险和土地风险，而是职业风险。所谓职业风险，是指劳动者的生存完全依赖职业的收入，一旦在职业上出现问题，如失业、工伤、患病、年老、生育等，就会丧失收入来源，生存将受到极大威胁。正因为职业收入的不确定性，因此又称做收入风险。但是，由于工业化发展阶段不同，职业风险和社会保障也表现出不同的侧重。

1.工业化前期的技术风险与工伤、疾病保险。16~18世纪的资本原始积累为以后的工业发展奠定了基础，18~19世纪的工业革命则进入大发展时期。工业快速发展的主要特征是，工厂的普遍建立和大机器的广泛应用，各行业雇工大量增加。但是，由于当时技术并不完备，设备比较简陋，没有任何质量标准，特别是资本家为了获取最大利润，经常强迫工人在有毒有害的环境中作业，致使工伤事故不断发生，工人身心受到极大伤害，也给家庭带来沉重负担。所以说，工伤与疾病的爆发与工业化有着直接的联系。但是传统经济学认为，现行的工资标准中已经包含着对职业风险的补偿，工人接受工资就意味着接受职业中的风险；这样，工业伤害的责任就应当由工人自己承担。[3]因此，一些国家的工人们为了解决由职业带来的这种困境，自发地组织起互助组织，凡参加互助组的成员，都交纳一定的会费，当某一成员发生职业伤害或患病时，通过互助组给予一定医疗资助和生活补贴。

然而，事实不断证明，工业化初期的财富增长是与工人伤病同步增长的，伤病在给工人及其家庭带来痛苦的同时，也极大地破坏了生产力，积累了社会矛盾；因此通过安抚受伤者来缓解社会矛盾，促进生产成为当时急待解决的问题。1883年德国把工人互助组中的一些做法进行修改，作为工伤保险法案递交到国会进行讨论。同年，疾病保险法案的草案也递交到国会，经过激烈辩论，《疾病保险法》首先获得通过。1884年，《工伤保险法》也获得通过。至此，社会保障制度从济贫阶段上升到保险阶段。工伤和疾病社会保险是社会保障制度中建立最早、发展最快的项目。从世界上看，许多国家的工伤与疾病保险都是1930以前建立的，说明工伤与疾病保险，是这一时期社会保障的重心。[4]工伤与疾病社会保险的建立，促进了企业的安全生产，加强了工人的劳动保护；同时，技术的逐渐完善和设备的改进也使工伤与疾病发生率大为减少，从而使这一风险危害逐步降低。

2.工业化中后期的失业风险与失业保险。失业现象在进入工业社会后一直存在，也是职业风险中最大的风险。但是，在工业化初期它还不是社会的主要问题，随着工业化的深入而逐渐严重。虽然失业开始于圈地运动，但现代意义上的失业主要缘于经济危机。最早的经济危机发生在18世纪的英国，第一次世界性经济危机发生在19世纪40年代，而最大的一次资本主义世界性经济危机发生在1929~1934年。当时的情况是大量工厂停产、倒闭，大批工人失业，社会一片萧条。如美国在这次危机中，1/3的工人失业，1/6的家庭需要依靠救济才能生存，社会境况十分惨淡。正是由于经济危机导致的大量失业，才使国家干预成为必要，失业保障开始成为社会保障的中心课题。然而经济危机引发的失业毕竟是周期性的，一旦危机过去，经济恢复，失业者还会重新就业，失业率随之下降。所以，真正更大的失业风险还在于技术性排斥和知识性排斥。技术性排斥是指由于技术使用提高了资本有机构成，机器替代了人力，这种排斥从工业化中期开始显现。知识性排斥主要发生在后工业时代（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转型）的失业中，是由于知识体系发生根本性改变，新生代生产力代替旧的生产力所表现出的排斥。这两种失业是不可逆的，没有周期性，是代际之间的历史性更替，是换代性失业。因此，这种失业风险的危害性更大。正如有的学者所说：“从收入风险角度看，信息产业的工伤风险大大减少，而数字鸿沟和由此产生的失业风险成倍地增加。”[5]正因为如此，失业保险成为工业化中后期社会保障的重点。

失业保险最初建立于1911年英国的《失业保险法》，西方主要国家在20世纪30年代前后就建立了失业保险，但失业问题成为各国政府高度关注的问题是在70年代以后。如前所述，那时恰逢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转型，因知识缺失导致失业率上升，就业压力增大。当然，随着人口高峰的过去，人口增长率下降，失业风险的威胁也会逐渐降低。社会保险制度的建立是社会发展中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首先，它体现了收入风险分散机制的进化。风险分散机制是一个社会自我保护的重要系统，分散机制越优越，越能发挥出最大的抗风险功能，维护社会安全，促进社会良性运行。从家庭保障到社会保险的出现，体现了社会自我保护系统的不断完善。家庭保障基本谈不上风险抵御；慈善事业则是一种临时性互助，社会救济制度从个人层面上升到国家层面是个进步，但仍然脆弱，它只是社会中分散风险机制中的一个环节，是以国家责任代替了个人责任，并没有形成一种社会性的全方位的风险分散机制。社会保险制度的出现，真正把国家、社会（企业）、个人连接起来，形成系统性的风险分散机制。其次，社会保险制度的建立是成熟市场的重要标志之一。市场经济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资源配置体系，但是它也经历了由不成熟向成熟的转变。越不成熟的市场，越表现出决策分散化、信息的不完全性、可预期性越差，因而风险越大。市场失灵就是这种风险积累的表现。而越是成熟的市场，其内部的自我调节和风险控制机制就越完善。社会保险制度的出现，使“个人自由主义的不完全市场经济形态，过渡到社会参与和国家干预相结合的完全成熟的市场经济形态”[6].

未来的老龄化风险与养老保障

养老问题由来已久，传统社会主要依靠家庭养老，进入工业化以后，家庭养老的基础已不复存在，社会养老被提上日程。最早的养老法规可见1669年法国的《年金法典》，但只是对航海业的关照，正规的强制性养老保险制度建于1889年德国的《老年残疾保险法》。1935年前后，西方主要国家相继建立起养老保险制度，到目前，世界上多数国家都有养老保障。但是，社会保障的重心长期以来并没有放在养老方面，原因是上世纪90年代以前，世界人口平均寿命还比较年轻。1999年，世界上60岁以上的老年人比重首次达到10%，标志着全世界开始进入到老年型社会，当年也被定为“国际老年人年”。进入老年型社会意味着养老风险将是今后最大的风险，原因在于：

1.老龄化风险与以往的一切风险不同，它是一种持续性的、增长性的风险，以往的收入风险都是阶段性的、非持续性的风险。如工伤事故主要缘于工业化初期的技术不完备以及劳动者与机器的直接结合，当技术的安全性能提高，特别是自动化、信息化成为工业化的核心组织系统后，避免人与机器直接接触，生产的安全性大大提高，工伤事故也大幅度降低。失业风险主要缘于人口无节制的增加和技术对劳动的替代，但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提高，劳动力供给减少，人口增长率的下降，失业风险也会随之减弱和消除。唯独老龄化有不断加重的趋势，这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因为人的平均寿命会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生活质量的提高而不断增长。另外，人类的生育观念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生育率有不断下降的趋势，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老龄化的加重是一个不可改变的事实。

2.个体老年保障延续时间长。其他保障的支付几乎都是临时性的，如工伤、医疗、失业、生育保险等等，最长不超过2年，而人在退休后的寿命余年平均在10年以上，而且还有增长的趋势。如此长的养老金支付期，需要雄厚的、持续性的资金供给，这对保障基金来说是一个极大的考验。目前，养老保险金的支付金额在社会保障总金额中占有绝对的比例，如我国2004年社会保障支付的总金额是4778亿，其中养老保险金是3502亿，占总金额的73%，对如此大比例金额进行长时间支付，其压力可想而知。同时，老龄化过程也是医疗保障费用增长的过程。老年人口身体质量普遍下降，不仅需要经常性的医疗服务，而且也需要较多的护理和照料，老年人口是医疗服务需求最高和医疗费用支付最大的人群。这方面的压力不可小视，据美国统计部门的数据显示，长期以来美国政府的财政支出中，卫生保障支出仅次于国防开支。[7]

3.老龄化导致老年抚养比不断提高。老年抚养比是指退休人数与在职劳动者人数之比，它反映出每百名在职劳动者所赡养的老年退休者数量。抚养比越高，说明在职劳动者的抚养压力越大。据专家预测，世界平均抚养比在2002年是1：9，到2050年达到1：4；而发达国家将达到1：2.在这方面，中国的老年抚养比提高得更快，2000年为19.91%；到2050年和发达国家一样将达到50%，即每2个人抚养1个人。[8]以上还没有考虑少儿的抚养比，如果计算总和抚养比，世界各国都会提前一半时间达到。老龄化的不可逆性反映出养老压力将会日益加重，成为社会保障难以化解的难题，因此，西方国家社会保障改革的重心也会放在养老保障上。有四个显著趋势：一是公共养老金制度将逐渐被以个人积累为主、国家资助为辅的方式所取代，即现收现付制将逐步转变为完全积累制或部分积累制，如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国家个人养老金中的个人积累部分约占75%.[9]二是养老金管理和经营将从国家为主转到商业保险公司经营为主。三是养老金的补充部分，不是主要靠财政拨付，而是靠基金运营。四是延长退休制度，通过推迟养老金发放来缓解社会保障资金压力。

社会风险经历了一个由外部风险向内部风险转移的过程，即由最初的自然风险（自然灾害），转向人身风险（工伤、疾病），再过渡到能力素质风险（技术、知识），最后发展到人口结构性风险（社会老龄化）。前三项转变意味着，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知识更新的提速，对人的威胁越来越指向个人的内在素质。社会保障的发展也在顺应这种变化，逐渐从低层次保障过渡到高层次保障，从最初的工具性职能、经过权利性职能、过渡到人力资本性职能。

工具性职能是在社会保障初期为了调节阶级矛盾、促进生产、维护社会安全所采取的权益之计。如英国的《济贫法》主要是为了控制社会混乱，德国的社会保险主要是为了缓解劳资矛盾。只有在满足资本统治要求的前提下，政府才能做出这样的制度安排。因此，这时的社会保障完全是作为效率的剂，发挥降低市场交易成本的作用。权利性职能是社会保障发展的中期，民权理念和民主程序成为社会的核心价值。效率为公平服务，经济目标服从社会目标，大多数人的福利最大化成为社会评价基准。但是，权利性保障由于过分追求公平而抑制了效率，特别是进入信息社会后，贫困的至因已由物质性缺失转化到能力性缺失；正因为如此，阿马蒂亚。森提出，在社会保障建设的理念上，要以“能力”中心观取代幸福的效用观，主张对穷人的生存救助应转变到提供发展机会和发展能力。[10]人力资本职能，是指通过知识教育、技术培训、科学传播等方式提高人的素质，增强社会竞争能力。这是上世纪90年代贯穿在积极福利思想中的一个核心概念，在积极福利思想中，社会保障被重新定位于人力资本投资，使社会保障既是社会的安全网，又是一种人的发展的基础，从而使社会保障走过生存保障、福利保障、并最终达到能力保障。它弥补了工具性职能只注重效率和权利性职能只注重公平的片面性，将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融合一起，以发展求得福利，正是科学保障观的体现。

我国未来的养老风险是一种人口结构上的风险，它将导致社会保障管理模式和运行方式发生重大改变，即由资金供给性保障转向生活照料性保障。除了养老金供给外，还要求有廉价的公共服务体系和完善的社区功能支持系统，功能组织的行为关照和精神慰藉将成为社会保障的重要内容，这是一场广泛的社会动员，是一种在新型社会伙伴关系基础上形成的新保障范式。

参考文献：

[1]郑功成。社会保障学。北京：中国劳动保障出版社，2004：45

[2][6]万明国。社会保障的市场跨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3][4]刘燕生。社会保障的起源、发展和道路选择。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

[5]周弘。福利国家向何处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250

篇9

    关键词:政府证券监管权;证券市场;发达国家;新兴市场国家

    世界主要国家地区的证券市场发展模式大致可划分为自然成长型和政府主导型两类。自然成长型以美、英等发达国家为代表,在自由市场理念笼罩下的市场发展中,政府并未采取具体的发展规划或加以过多的行政引导。政府主导型以新兴证券市场国家为代表,政府通过明确的规划和积极的政策设计来推动证券市场发展。两种不同类型的国家中,政府证券监管权的发展状况存在较大差异。

    一、自然成长型证券市场发展模式的政府证券监管

    (一)政府证券监管权的缺失时期

    证券市场的发展历史表明,最早的证券市场是以场外市场的形式开始的。证券交易所是证券市场规模化、公开化和有序发展的产物,早期的证券市场监管呈现出松散及以自律监管占主导地位,政府监管缺失的特征。政府奉行不干预政策,各国关于证券监管的法规很不健全,缺乏统一、专门的证券立法。20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之前的美国、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英国、1994年以前的德:国均处于这个时期。

    (二)政府证券监管权取得法律授权并逐步强化的时期

    随着证券市场规模的日益扩大、交易量的增加和投资者数量的增多,政府逐渐意识到证券市场对一国经济发展所起到的至关重要的作用。伴随着自律监管弊端的暴露,自律监管占主导地位的现状已经无法满足证券市场发展的要求,各国通过立法设立政府证券监管机构,授权其进行证券监管并不断强化其监管权,形成了政府监管与自律监管并行的局面,政府监管不仅需要与自律监管分工协作,还涉及到与其他不同政府部门的配合。

    为了应对经济危机对投资者信心的打击,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根据1934年《证券交易法》设立,作为政府证券监管机构统一管理美国证券市场,违法行为的查处是SEC的工作重心。自律监管机构包括证券交易所和全美证券商协会(NASD)。SEC与自律组织之间的基本分工是:对上市公司、证券商和证券交易的日常监管主要由自律性组织负责,而SEC主要对自律性组织进行监管,但是,仍然保留有限的对证券公司、上市公司和证券交易直接监管的权力。SEC不但扮演监督证券自律机构的角色,更扮演与自律组织合作的角色。SEC除了与自律组织分工外,还涉及与其他金融监管机构,包括:财政部、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货币监理署、保险业监管机构、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之间的协作与合作。

    英国和德国设立政府证券监管机构,主要目的在于增强本国金融市场的国际竞争力。1986年,英国议会颁行了《金融服务法》,授权新设立的证券投资管理局(SIB)代表政府对从事证券与投资的金融机构进行监管,自此,英国建立了政府证券监管机构,但SIB之下设立了3个自律机构,因此,英国仍然是以自律监管为主。德国于1994年颁布了《第二部金融市场促进法案》,根据该法授权,联邦证券交易监管局(BAWe)为管理证券市场的联邦政府机关,自此,德国建立起了对证券市场的联邦、州、自律机构的三层监管框架。1994年以后,德国又进行了多项立法,采取一系列措施,对金融市场实施进一步改革,市场管理由自律管理模式向政府监管模式转变。

    (三)设立单一金融监管机构之扩权与监督并重的时期

    为了适应混业经营下金融统一监管的需要,各国逐渐放弃了以往的分业监管模式,设立了对金融市场进行统一监管的单一金融监管机构,为提高监管效率,逐渐增加该机构权力。与此同时,为了克服监管权力过大带来的弊端,通过明确权力行使程序,建立各种机制,强化对其监督,为合法权益受损者提供多种救济途径。

    美国没有建立统一的金融监管机构。但是,由于美国法律采取了功能监管理念,而且SEC十分注重与其他金融监管机构的合作,因此,分立的金融监管机构并不影响对混业经营主体的有效监管。为了提高SEC的监管效率,国会通过对证券法及相关法律的数次修改,扩充了SEC的权力。权力扩大对监管效率的提高发挥了一定作用,但是也带来了一些弊端,其中之一是侵犯了自律组织的原有空间,频繁地行使原来保留的对证券公司进行直接监管的权力,结果导致了政府证券监管权与自律监管权的高度重叠,监管成本提高、效率下降。为了防止类似情况出现,自律机构首先进行了改革,NASD与纽约证券交易所将两者之间的会员监管、执行和仲裁功能进行整合,于2007年7月成立了美国金融业监管局(FINRA)。目前该局为全美最大的自律监管机构,负责监管所有在美国经营的证券公司。SEC下一步必须考虑的问题是如何实现与FINRA的配合。

    权力扩大的另外一个弊端是可能侵害投资者的合法权利。为防止这种情况出现,美国通过多部法律严格规定SEC的权力行使程序。其中规则制定程序受1946年《联邦行政程序法》(以下简称“程序法”)、1995年《文书精简法》、2003年《监管弹性法》。的调整,其他权力行使程序主要受到《程序法》的调整。不仅如此,SEC还根据上述法律的要求,制定了《SEC行为规范、公平基金规则和偿还计划》,适用于SEC所有的执法程序。限于篇幅,这些法律规则无法展开,但上述法规对SEC程序规定共同的特点是:一是程序的规定极其详细,自始至终贯彻对当事****利保护和尊重的原则,尤其强调给公众及利害关系人参与并发表意见的机会,所有程序均体现了公开性和公众参与性;二是程序规定的灵活性与严谨性并存,体现了监管效率原则,突出体现在《程序法》规定了行政机构可以依据执法的需要,依法定情况选择不同的程序。为了保障SEC依法定程序行使权力,还对SEC进行了议会监督和司法审查。

    在混业经营趋势的影响下,为了增强本国金融市场的制度竞争力,英国和德国都对本国证券监管机构进行了整合,建立起了单一的综合行使金融监管权的机构。英国根据《2000年金融服务法》(FSMA)建立起了集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等金融服务业的监管职能于一身的金融服务管理局(FSA)。自建立以来,其职权也在逐步扩大。作为单一的金融监管机构,FSA并非监管所有的金融活动,还涉及与其他机构的协调,如,贸易和产业部负责管理公司法方面的事务,职业养老金监管局负责职业养老金计划的监管等。为避免FSA权力过大,FSMA对FSA的权力行使程序进行了详细的规定,包括FSA的行政许可程序和处罚程序,这些规定均体现了公开、保护相对人利益的特点。同时,防止权力扩大的另一措施是对FSA进行了广泛的外部监督:一是财政部与议会的监督;二是金融服务与市场法庭(以下简称“金融法庭”)的监督与司法监督。

    2002年,德国根据《金融监管一体化法案》和《联邦金融服务监管局法》,将原银行监管局(BAKred)、保险监管局(BAV)和证券交易监管局(BAWe)合并组建成联邦金融服务监管局(BaFin),对整个金融市场实施兼容性的统一监管,独立履行金融市场监管、客户保护和流动性监管的全部职能,是德国证券行政执法的核心机关。BaFin通过内设金融监管论坛的形式,与联邦财政部和联邦银行进行金融监管方面的合作与协调。此外,因为Fafin内部仍然由不同的机构分别对证券、银行和保险市场进行监管,涉及机构之间的协调问题,为此,FaFin内设跨行业事务协调部,专门负责协调工作。对BaFin执法程序规定的法律主要包括《行政程序法》和《违反秩序法》,其中分析、立案阶段和调查阶段适用第一个法律,处罚阶段适用后一个法律。为了有效监督BaFin的监管行为,内设有管理委员会,主席单位为联邦财政部,负责监督BaFin的监管行为,并决定其预算;同时还设有专业顾问委员会,对BaFin的业务管理提出建议,并协助其完善监管法规。

    (四)小结

    第一,政府证券监管权取得合法授权的原因不尽相同,总体而言,可以归纳为弥补自律监管的缺陷。但各国情况又不尽相同,如美国是为了应对经济危机对投资者信心的打击,英国和德国则是为了提高本国证券市场的国际竞争力,这些都只是表面原因。更为深层的原因是各国政治经济的差异导致对证券市场重要性的认识不同,由此决定了政府职能定位从原有的不干预经济,到后来的积极履行职权,最终目标是促进本国经济的繁荣。

    第二,从政府证券监管权未来发展的趋势看,由一个部门集中统一行使是大势所趋,目的是为了适应对金融混业经营的综合监管要求。英国和德国已经实现了统一的金融监管,但是由于德国金融监管机构内部仍然采取分部门监管,因此仍然存在协调配合问题。美国之所以坚持原有分业监管,主要原因在于该国法律对金融监管采取功能监管的理念,并且注重与其他机构的配合,并不影响其应对混业经营监管的效率。因此,怎样设置监管机构必须根据本国国情,同时,也依赖于其他相关制度的发展水平。

    第三,近年来,各国政府证券监管权的内容和范围不断扩大,为防止权力的触角漫无边际地侵入私人领域,各国都通过法律详细规定政府证券监管机构的权力行使程序,并强调程序的公开、公众参与、灵活性,以及对当事人和利害关系人的利益保护。不仅如此,各国也越来越重视对政府证券监管机构权力行使的监督,在这些监督机制中,来自行政机构内部的监督应该是位于第一层级的,同时还有议会监督,因为议会通过的法律是监管机构的权力来源,因此,这种监督是最根本也是最有效的。

篇10

关键词：资产证券化 信用 金融市场 监管策略

资产证券化概述

证券化分为融资证券化和资产证券化。融资证券化是指融资由银行贷款转向具有流动性的债务工具，筹资者除向银行贷款外，更多的是发行各种有价证券、股票以及其他商业票据等方式在证券市场上直接向国际社会筹集资金的方式，资金供应者在购进债券、票据后也可以随时把拥有的债权出售，转换为资金或其他资产。此种方式大多为信用融资，只有政府和信誉极高的大公司才能以较低的成本取得资金，属于增量的证券化，又称“初级证券化”；资产证券化则是以特定资产组合或特定现金流为支持，发行可交易证券的一种融资形式。传统的证券发行以企业为基础，而资产证券化则是以特定的资产池为基础发行证券。资产证券化后其流动性大为增强，它从已有的信用关系上发展起来，属于存量的证券化，又称“二级证券化”。

广义的资产证券化包括实体资产证券化、信贷资产证券化、证券资产证券化和现金资产证券化，是某一资产或资产组合采取证券资产这一价值形式的资产运营方式；而狭义的资产证券化则指信贷资产证券化。按照资产种类的不同，分为住房抵押贷款支持的证券化（Mortgage-Backed Securitization，简称MBS）和资产支持的证券化（Asset-Backed Securitization，简称ABS），某些分类中还包括资产支持商业票据（Asset-Backed Commercial Securitization，简称ABCS）。其中ABS是国际资本市场发展最快、最具活力的证券化形式。

在操作流程及机构设置上，资产证券化具有四个主要特征：首先是通过一个特设载体（Special-Purpose Vehicle，简称SPV）作为交易中介，由SPV向投资者发行证券，并以发行收入作为购买证券化资产的价款，从而使原始筹资者获取所需的资金，从这个角度说，资产证券化本质上是一个资本市场满足社会长期信用需求的直接融资过程。另一个显著特征是信用增级，在发行前通过设立超额抵押或备付金账户进行内部增级，或者通过大型金融机构进行金融担保进行外部信用增级来提高证券信用等级，从而吸引个人和机构投资者。然后是其规避风险的功能，通过资产组合、转让将集中与卖方的信用和流动性风险分散到资本市场，可以降低系统性风险；最后是其广泛性，凡是可以参数收入现金流的资产都可以证券化。

（一）运作主体

资产证券化的交易结构有一系列的运转主体构成，主要包括：发动主体、特设主体，即前文提到的SPV，待发行主体、投资者、信用增级主体、资信评级主体、监管机构、证券化产品投资者等。

（二）发展及演化

最早的资产证券化出现于1968年的抵押担保债券MBS，在美国金融机构在受到投资银行业务冲击而业绩下滑，Q条例限制利率上限的情况下，为获取更多流动性，恢复利润而产生的金融创新。1970年，通过买卖住房抵押贷款创造了可转让的证券，经过20多年的发展，到21世纪已经成为重要的证券产品，并扩散到亚洲、欧洲等其他市场。直到2007年，次级贷款数量累积，证券化链条越来越长，在此过程中，处于链条前端的市场主体的风险得以有效转移，并获得流动性好处，使得这些市场主体进行了深度的市场挖掘，扩大信贷规模，降低门槛，以增加收益；而在链条中，证券化的次数增加，并且和其他不同的证券，或者是风险不相同的同种证券进行重组再转向下一投资者，最终导致链条内的风险逐渐累积，开始出现还贷者违约行为屡屡发生，风险开始顺着复杂的证券化链条扩散，证券产品编制，投资者信心下降，并逐渐波及到整个金融市场，向海外市场蔓延，并进入到实体经济，形成2008年的次贷危机。

另外，资金链的延长不仅扩大了系统风险，也使得投资者对于源头资产信息缺失，投资对象由明朗逐渐变得不透明，这实际上并没有降低风险，在一定程度上，还增加了风险。

（三）功能及意义的探析

首先，资产证券化有利于改善我国的投融资状况。证券化在我国最原始的应用应当是政府对于国债的发行和使用。作为一种非常重要的融资手段，政府通过发行国债向民众筹集资金用于基础建设或者对企业进行扶持，到规定年限后再予以归还，是一种直接融资的方式（此处没有考虑商业银行等代销机构）。而资产的证券化则是在已有资产上以资产为依托，发行证券，筹集再生产或者扩张所需的资金，在中介机构进行适当的期限、种类配比后，相当于直接对投资者融资。而引入资产证券化之后，这种方式将从政府专属扩张到经济领域，不仅对于我国现在的“二八”现象的改善有利，而且对于金融创新具有重要作用。

其次，资产证券化有利于企业发展、改善民生、促进经济增长。对于民众来说，降低筹资门槛可以提前享受到所需的生活设施，最重要的比如房产。而对于实体经济的企业来说，则可以扩大市场、增加利润。对于中介的银行以及投资银行来说，则可以对本身所有的劣质资产进行恰当的处置，减少风险资产额，保证收益，盘活不良贷款，如果代销机构得到良好发展，则可以达到充分分散风险的目的。

最后，资产证券化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政府以及大型企业在对资源进行整合的时候，往往因为资金原因而使计划难以实施，而转型中的中国需要的是经济结构的全面性调整和产业优化整合及升级，才能为下一轮的经济增长奠定基础。资产证券化则可以为新的经济项目筹集更多资金，使得经济持续发展和产业升级的目标得以实现。

资产证券化与金融市场发展及稳定

（一）资产证券化有利于金融市场的发展稳定

本文在对资产证券化进行概述的过程中，陈述了资产证券化所带来的利弊，以及2008年次贷危机对于金融经济稳定造成的冲击。

资产证券化作为一种金融创新产品，主要通过金融市场对经济稳定和动荡产生作用。而金融体系作为一种融资效率提高的工具，对分配资金，实现帕累托最优起主要作用。资产证券化在金融市场中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资源配置方式，重组了风险收益比，对整个金融体系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资产证券化在对交易机制进行重新设计和创新之后，对传统的银行中介金融体系有很大程度的改进，纠正了间接融资方式的缺陷，使金融模式更加合理高效，推动资源有效配置和金融市场效率的提高。

一方面，在证券法、证券监管机构的监督下，证券对于信息的披露更加规范，所披露的信息也更加广泛，事实上更加系统和真实，资产的重新组合根据不同的风险状态和收益进行，证券的评估也更加容易。

另一方面，中介机构的进入将对整个资产进行多次评估，投资者可以利用这些中介机构的信用评估报告掌握企业和资产的源头信息，使得交易效率得以提高；另外，交易模式改变了商业银行批量贷款加工和搜集信息的核准弊端，分散的、各自独立的投资者分别进行信用评估，使得信息的流动更加充分，促进了信息的真实化和独立化，提高了投融资的运作效率。

由此，资产证券化可以减少信息的不对称，提高投融资效率，优化资本和风险结构，并且有利于金融分工专业化，是有利于金融和经济稳定的。

（二）资产证券化对金融稳定形成阻碍

资产证券化容易造成过度创造信用。由于投资性银行和其他中介机构能够利用证券化进行风险的有效转移，冲减自身不良资产，由此容易促使此类机构不负责任地进行资产多次证券化，扩大源头资产，包含很多不良资产或者重复证券化，并且延长了证券化的链条。为了追求最高利润，更多的创新型的衍生金融资产被创造出来，证券化产品的复杂化导致潜在的危机因素浮现，并可能由此造成重大的危机。

对于市场来说，则增加了市场的不确定性，包括其系统风险和非系统风险。如果一种金融工具没有正确定价，并且不能提供足够的利润来弥补和抵御各类市场交易的损失，将给金融机构带来长期或者短期的损失，而对于市场来说，则会造成投资者破产、市场动荡，风险通过金融领域传到实体经济。

对于政府来说，各类新的金融工具的出现将为其管理带来更大的困难。资产证券化也不例外。比如在对货币存量和流量进行管理和干预时，由于商业银行可以通过资产证券化创造现金流入，中央银行对其的控制将由此削弱，宏观调控的能力受限。要克服这些困难，中央银行必须重新制定各类政策组合来增强对于金融机构的控制，才能更好地发挥其市场监管和宏观调控的功能。

资产证券化与次贷危机

美国2008年次贷危机的爆发根本原因在于其虚拟经济的发展脱离了实体经济。这样，虚拟经济中的资本不受实际资本约束，其自身的膨胀最终造成经济泡沫并形成经济危机。

资产证券化产品造成信用膨胀。商业银行借助资产证券化增加流动性，扩张资金来源渠道，放大信贷投放规模。最终也脱离了解决抵押贷款的流动性风险的初衷，成为接纳其不良资产，提高银行流动性与盈利性，进而提高了其安全性。银行体系外的资金通过这一纽带源源不断地流入银行。

信贷扩张形成资产价格泡沫。银行将获取的资金重新用于支持房地产业的开发，大量的资金涌入刺激了房地产市场的长期繁荣，最终形成房地产市场价格泡沫。房地产在资金充足的情况下，呈现出整个行业发展的良好势头，而这种势头并非是市场需求所引发的，从而造成房产泡沫。

抵押贷款资金链断裂造成次贷危机。大量低质量抵押贷款不能到期得以偿还，累积到一定程度后形成资金断裂，而这一影响直接顺着资产证券化的链条向后扩张，并深入以房地产行业为触发点的实体经济，造成次贷危机。

我国对于资产证券化的运用与监管

（一）完善证券化相关法律和制度

我国现阶段仅有会计制度、税收制度和基本的监管制度作为基础，在此之上，对于各类中介机构、操作规范及流程，二级市场的相关规定等都处于真空状态，这是阻碍我国资产证券化的根本原因。在此基础上，应当对基本制度进行完备，并制定成体系的政策和规定，特别是税收作为证券化主要成本的税收制度。

（二）促进资产证券化市场的完善

证券化产品最终是在二级市场上进行流通的，所以其发展需要完善的证券市场支持，包括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而对于相关的金融衍生品的交易与管理也应当进行相应的完善，使其真正为实体经济直接、方便的融资服务，而不是脱离实体成为危机的触发点。此外，中介机构在交易过程中也扮演着重要作用，对于符合条例的中介机构的扶持和引导，建立建设评级机构以及SPV等，学习和积累相关经验，培养专业方向人才，才能为资产证券化的良好发展构建强有力的框架。

（三）政府监管应当顺应市场发展

政府的作用不仅在于初试阶段的有力扶持和引导，避免依靠企业自己的信用进行证券化操作处理问题的不恰当手段，也在于其参与，引入外资投资性银行以及担保公司等，减小操作性风险，提高资产证券化产品的设计能力，进行市场规范性管理和约束，才能有效促进资产证券化的发展。

综上，资产证券化作为一种金融创新，为企业直接融资，在市场运行中有其特定的功能和弊端，在其运用和监管不当时可能造成经济危机。因此，我国在对其进行运用时应当注意对其进行适当的管理和约束，以使其为我国经济发展服务。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