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社会治理问题建议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基层社会治理问题建议，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与其他办案部门不同，社区检察不触及正向程序办案，那么它设立的意义在哪里？在于通过逆向监督实现检察职能由被动应对转向主动预防。社区检察的设立初衷便是将检察职能在法治轨道上延伸。我们现在谈的创新思维、科技引领也都是为了更好地辅佐检察人员提升专业化能力和监督水平，将检察职能长效发挥。”

在10月26日召开的上海市社区检察部门“依托检察职能参与基层社会治理”专项工作交流会上，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社区检察指导处谈剑秋处长对社区检察的释义简明有力。

2010年6月，上海检察机关开始探索派驻社区检察工作，把法律监督的触角延伸到了基层。社区检察室是基层检察机关向街道、乡镇派驻的，在社区群众身边的检察机构。目前，上海全市已设立45家社区检察室，建立了由处、科、室三级机构组成的独立条线，也成为全国唯一一家有完整派驻基层检察部门机构序列建制的省级单位。并基本实现对全市公安派出所和街镇司法所监督的全覆盖，既监督派出所受理、立案等刑事执法活动，也监督监外执行。

当然，构成社区检察重要职能的还包括――基层职务犯罪社会化预防，以及依托检察职能，参与社会治理。社会治理的主要责任主体是国家行政机关，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其主要职责应当是通过发挥检察权对行政执法权的监督制约作用，更好地实现社会治理体制的良性运作，进而参与并推动社会治理创新。因此，社区检察部门在参与基层社会治理中的职能定位，便主要集中在检察监督职能上。

“我们推进这项工作，要聚焦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利用社区检察室扎根基层的优势，着力发现问题，依托检察职能，积极开展前端治理和后端整治，立足监督定位，促进相关机构职能履行，加强法律服务，引导矛盾化解。”说这话时，谈剑秋的眼神透出坚定。“当然，我们承担了这份职责，开展了这项工作，就要与时代并行，不断探索创新，积极提升我们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工作的能力和水平。”

其实，在基层设立社区检察室，本身就是检察机关检力下沉，延伸触角，依托检察职能推动基层治理法治化的创新举措和有效手段。检察机关通过执法办案，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能，解决刑事、民事、行政诉讼中的纷争矛盾，惩罚犯罪，引导其他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规范守法，就是检察机关直接参与社会治理的过程。

在年初的条线会和专项工作会上，市院社区检察指导处就对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工作做了新形势下的重点部署，提出了“适应改革发展，主动融入基层社会治理；加强内部联动，形成检察工作整体优势；把握监督定位，有效参与社会治理；着眼法治化建设，积极建言献策”的工作要求，各区社区检察科也结合检察建议回访监督或自选主题开展了专项工作。

10月26日，全市社区检察部门的负责人再次共聚一堂，交流探讨社区检察部门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工作的切入点和方式方法，如何更好地发挥联动融合作用，在社会治理工作中真正有所作为，并展现更大成效。

融入基层，延伸法律监督的触角

社区检察工作的“社区属性”，不仅仅指检察室设在社区，或者能为地区老百姓提供多少法律上的支持，更重要的应该是主动融入社区建设，在灵活变通的专项工作中，体现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触角价值，发挥“监督触角”的作用。

这些年来，全市社区检察部门逐渐熟悉了街镇治理模式，检察室除了面向所在地街镇，更主动辐射区域内其他对应街镇。和各乡镇“稳定办”、“综治办”、街道“平安办”等机构建立工作联系，宣传社区检察面向社区开展法律监督、保障法律一体实施的工作职能，及时掌握社区治理状况。并且，在街镇综治中心、网格中心等窗口，公开设置社区检察职能介绍和联系方式的公告牌，通过窗口指引妥善处理和检察职能相关的涉法涉诉问题，及时发现法律监督线索。

“咦，奉城镇这几年好几个村书记都‘出事’了……”通过横、纵比对各种数据材料，奉贤区院社区检察科的检察官们发现，位处该区的奉城镇从2012年以来，50个村居就有5个村书记发生职务犯罪，都是通过手中权力为他人谋利，收受贿赂。犯罪领域也集中在村级工程建设领域，比如协助政府管理村庄改造、农田基础设施建设等过程。

结合社区检察室近年来法制宣传进村居活动的开展情况，检察官们了解到奉城镇的基层党委、政府有关部门在对村干部的监督、教育和管理方面非常薄弱，大量村干部本身缺乏法制观念和廉洁意识，存在“你拿我也拿”、“不拿白不拿”的效仿心态，导致村干部腐败问题接连发生，甚至同一个村的多名干部相继发生问题。

经过研判，奉贤区院社区检察科锁定了村官职务犯罪的专项治理主题，并立即联合本院反贪、案管、公诉部门，通过网上办案软件查找历年案件，借阅卷宗材料，向案件承办人询问了解具体情况，分析查找专项检察的工作切入点。最终形成了有效的村级工程建设领域村官职务犯罪专项治理工作方案，同时与奉城镇纪委联合开展专项检察，并陆续走访当地党委、政府、案发单位等，从权力配置、权力监督、财务管理等方面分析案发原因，逐一找出管理症结，提出基层社会治理检察建议，建章立制，堵漏防患，并对必要的回访也做了安排。

不仅如此，促进辖区综合治理，要从社区、村镇、基层、老百姓身边最常发生的问题入手。基于从检察建议回访监督中提炼出社会治理工作项目的经验，奉贤社区检察科强化了这项认知，主动加强了和街道各相关部门的联系，从派出所刑事执法监督、社区矫正监督，以及行政案件申请监督、受理等多种渠道，探寻其中常见、多发、影响地区老百姓生活和社会治安的苗头性问题，及时向有关部门提出社会治理检察建议。并于今年，结合区域刑事案件，延伸开展了跨境赌博衍生社会问题、电瓶车盗窃防范等多个社会治理专项。“我们的主动拓展就想使社区检察工作变得更富有生命力，并在基层社会治理工作中找到支撑点，充分体现社区检察的‘社会属性’。”奉贤区院社区检察科科长向记者介绍。

无独有偶。松江区院结合地区实际选择辖区工业园区的大型企业作为调研对象，会同街镇相关职能部门共同做好园区及企业周边的综合治理工作，在专项工作的选择上也突出了贴近重点工作和现实需求。

近年来，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和中心城区制造业溢出，松江制造业规模不断壮大，在大量外来人口导入的同时，社会管理和治安问题也日益凸显。全区每年发生的刑事案件中，外来人口犯罪案件数量居高不下，其中发生在大型企业厂区及周边生活区的案件占据相当大的比例。

其中，世界最大的笔记本电脑生产商、长期位列上海市出口创汇榜前列的达丰（上海）电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达丰公司”），更是长期受到刑事案件高发的困扰。坐落于松江出口工业区内的达丰公司，厂区和生活区占地达100万平方米，现有员工约4万人（高峰期时有近8万人），月入职、离职人员达两千人。据统计，2014年1月至2016年9月，在达丰公司厂区及生活区范围内，公安机关接到报警逾4500件。虽然治安情况有逐年好转的趋势，但像达丰公司这样的大型企业仍然是松江区治安和刑事案件的高发地，在松江工业区中也具有代表性。

针对这一区域特点，松江区院社区检察科将开展综合治理的重点聚焦于辖区大型企业，选取案件多发的典型企业，从分析案发原因、查找防控短板和制定针对性治理措施入手，探索社会力量和厂方合力推动厂区综合治理。尤其对达丰公司这样的松江出口工业区龙头企业，推动落实好“厂区+社区”综合治理工作，对带动区内其他大型企业完善综合治理有很大的借鉴作用，对促进区域社会治理也有积极意义。

松江社区检察科以推进达丰公司综合治理工作为重点，根据前期与相关职能部门达成的共识，发挥检察、法院、公安、司法、街镇和工业区综治部门等各自的职能优势，在预防犯罪法制宣传、劳务市场招聘监管、企业周边环境综治等多方面入手，推进“厂区+社区”综合治理模式，多管齐下营造企业发展和地区平安的良好社会环境，受到辖区内企业一致点赞。

无缝对接，源自内部联动

从公安派出所刑事执法活动监督和监外执行监督中发现社会管理问题，是社区检察部门的一项重点工作和有效思路。通过加强和区院各部门特别是刑事检察部门的工作沟通，亦可了解到一段时期内区域发案特点和社会治理盲点、难点，并从区域内有影响、有典型意义的案（事）件中捕捉线索，由点及面挖掘优化基层社会治理的价值点。

2016年1月31日，闵行区临沧路某码头发生了一起事故，犯罪嫌疑人张某无证驾驶大型自卸货车运载建筑黄沙，在倒车时与行人廖某相撞致其当场死亡。区院检察官在办案中发现，张某工作至今从未取得过驾照，所驾驶的货车系拆车场买来的报废车辆，经过鉴定，该车制动、转向、灯光信号均不合格，张某供称码头老板在明知其无证的情况下仍雇佣其工作了近三年。

由于闵行区毗邻黄浦江，水域面积较大，区内沿江码头较多。对于本案反映出的问题，闵行区院的检察干警第一时间联想到，类似情况也可能存在于其他码头，如果码头内无证驾驶情况不少，车辆又得不到及时监管，将对本码头安全生产埋下系列隐患……没有犹疑，闵行区院社区检察科立即派员与辖区内有沿江码头的街镇沟通，联合对码头进行抽样走访调查。经排摸发现，闵行辖区内共有39个码头，其中16个为私人承包码头，上述刑事案件中反映出的问题不同程度地存在于这些私人承包的码头内。

检察干警兵分两路，一边前往事发地深入调研，另一边将“私人承包码头存在安全隐患”的情况第一时间汇报给区院分管检察长和市院业务处。“码头堆场内无证驾驶车辆监管问题”专项综合治理方案也在市院业务处的指导下出炉。很快，辖区内码头数量最多的吴泾检察室被点名负责开展各码头的实地调查、找出问题症结，有针对性地开展综治工作。

为确定监管责任归属，干警们先后走访了市政建设养护公司（涉案码头的出租方）、安检所、交通委及航务所。通过梳理法条，最终确认了区航务所对码头内的生产经营活动应当负有安全监管职责。

之后，闵行社区检察科立即召开工作现场会，联合码头、区航务所等单位，通报专项检察情况，以案论法，制发《检察建议书》以促使相关责任单位切实履行安全监管责任，维护正常的生产秩序。依托与本院办案部门的信息联动、案件筛查机制发现类案问题，闵行区院社区检察科还开展了法制宣传进村居、规范社区服刑人员纳管宣告、公安派出所受案立案等专项检察活动。

不得不说，以问题为导向，利用好立足社区的优势，单独或会同办案部门开展社会治理工作，既凸显了“社区检察”的检察特性，又能体现“社区检察”对检察办案工作的延伸，努力实现“打一案，防一片”，成效显著。

检察+科技：

法治思维糅合创新思维

不同于以往“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运作模式，社会治理将法治放到了更为重要的位置上。

篇2

基层治理弱化导致治理层面的稳定问题

当前治理层面的问题主要是由基层政权功能的弱化乃至丧失造成的,而非基层政府的权力过大造成的,这是目前社会各界容易对基层维稳产生误解的地方,一般认为维稳乱象乃是由基层政权的权力过大所致,其实不然,我在基层的长期调研发现,恰恰相反,正是基层政府的权力过于弱小而非过于强大,导致了治理层面稳定问题的大量发生。

进一步来看,为什么会有基层政权治理功能的弱化呢,这种弱化又是怎么样导致不稳定因素增多的呢?这一切乃由近期以来基层治理体系的瓦解和重构造成的。农村税费改革以来,基层治理体系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主要表现为基层政府的权力弱化、职能上收、财政困难,公共服务职能难以落实,成为所谓的“悬浮型政权”,因而,基层社会的大量矛盾和问题无法在基层治理体系内获得解决,而农民则要求更高层级的政府解决他们的困难和问题,形成越级上访和其他不稳定因素,形成了治理层面的稳定问题。就笔者在基层的调研来看,治理层面的不稳定因素是当前稳定问题的主要来源。

治理型不稳定问题构成当前农村不稳定因素的主体类型,治理层面的不稳定问题要求基层政府承担更多的责任,我们应该强化乡村治权,而不是进一步弱化之。正可谓“基础不牢,地动山摇”。

稳定问题从治理层面转向行政层面

行政层面的稳定问题不是凭空产生的,不是政府制造出来的,而是由治理层面的问题转化而来,因为基层治理体系的弱化,问题和矛盾上移,群众要求政府承担责任,这就迫使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对之作出反应,采取一系列应对措施,并逐步发展出一整套维稳工作方案和考核办法。

当前,维稳工作已经成为基层政府的中心工作。县委书记大接访意味着以县为主的维稳工作体制已经形成,县委书记大接访实现了制度化、常规化,许多地方的县级局升格为群众工作部,成为副处级单位,而大厅则成为县级政府工作量最大的部门。

行政层面的稳定问题在某种意义上是在当前考核体制下产生的问题,严格的维稳考核机制使基层政府对稳定问题产生过敏性反应,将所有治理层面的问题均纳入维稳工作的范畴内,反而不利于问题在治理层面的解决。并且乡镇政府采取非正常手段处理稳定问题,同时,这种维稳体制也被少数人利用,他们利用当前的体制要挟基层政府,产生了一批以获取不合理利益为诉求的老上访户,基层政府疲于应付,真正合理的治理问题反而无法得到解决。

治理和行政层面的稳定问题被“泛政治化”

从农民上访和的动机来看,以政治为直接目的的为数极少,绝大多数不稳定因素都是治理层面的问题,并在行政层面表现出来,对政治的直接冲击几乎不存在,当前基层社会的稳定问题以治理型不稳定为主要类型。但从客观影响来看,如果治理层面的问题处理不当,或者处理不及时,将会产生大量的越级上访和。就笔者的调研来看,在市县乡三级的不稳定因素,不管其主观诉求,还是客观影响,均表现为治理问题在行政层面的表现,到了省里,则会产生一些政治影响,一旦到了北京,稳定问题便脱离了治理和行政的逻辑,而进入到政治逻辑中去。

篇3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要求。社区矫正作为社会治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促进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为创新社会治理，内务司法委对社区矫正工作进行了调研，重点了解社区矫正工作在组织建设、工作对接、监督管理、教育矫正、考核奖惩等方面存在的现实困难和突出问题，并根据社区矫正工作的特殊性和规律性，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意见建议。鉴于近年来我市禁毒形势较为严峻的现实，内务司法委专题调研公安禁毒和司法行政部门强制隔离戒毒工作。针对禁毒工作中存在的成员单位履职不到位、戒毒硬件设施建设不完善、社区戒毒工作成效不明显、戒毒人员复吸率较高、禁毒宣传工作力度不够大等问题，提出了加强组织领导、健全工作机制，广泛宣传发动、营造浓厚氛围，打击防范并举、遏制毒情蔓延，夯实基层基础、强化戒毒保障，加强队伍建设、提高执法能力等五点建议。同时为进一步落实市委《关于进一步加强基层检察室建设的意见》，发挥基层检察室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职能作用，内务司法委于3月份就全市基层检察室建设情况组织开展调研。通过实地察看、听取汇报和座谈交流，了解全市检察机关在加强基层检察室建设方面存在的困难和问题，撰写了调研报告，为4月份常委会主任会议听取市检察院关于全市基层检察室建设工作汇报提供了参考。

为全面深化改革创造良好的社会法治环境，5月14日，内务司法委联合代表工委组织召开了全市“查找不适应全面深化改革要求的法律法规条文”主题活动座谈会，市人大常委会刘冬生主任，邵建华、沈利农两位副主任均对查找活动提出了具体要求。在常委会领导的重视支持下，内务司法委深入调研，几易其稿，协助常委会先后制订下发了《关于组织全市各级人大代表开展“查找不适应全面深化改革要求的法律法规条文”主题活动实施方案>的通知》、《关于做好“查找不适应全面深化改革要求的法律法规条文”主题活动意见收集梳理工作的通知》以及《关于要求查找不适应全面深化改革要求的法律法规指定条文的通知》等，确保查找工作规范有序运行。截止10月底，通过深入查找，全市各地、各单位上报不适应全面深化改革要求的法律法规条文、事项共780余条（次），涉及法律法规或司法解释等200多部。内务司法委及时对代表、各单位查找出来的法律法规条文进行认真梳理汇总，对共性问题及意见较集中的问题进行研究分析，给予重点关注，并及时向省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上报。同时在初步整理汇总过程中也发现一些涉及规范性文件方面的意见建议，已按规定转交常委会办公室及市政府法制办研究处理。

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处理诉讼中的矛盾和问题，让人民群众在每一起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这是司法机关及其公安、司法行政部门的法定职责和内在要求。人大司法监督的目的，在于督促司法机关完善内部监督机制，重点解决司法工作中人民群众反映强烈、带有共性的问题，促进司法公正。刑事诉讼法与民事诉讼法作为法律体系中的独立法律部门，直接决定和影响着公民权利义务的实现。为强化诉讼监督，规范执法行为，保障当事人及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益，促进司法公正，内务司法委2014年就修改后的民事、刑事两大诉讼法在我市的贯彻执行情况进行了重点监督。

2013年9月，市人大常委会听取和审议了“一府两院”关于修改后刑事诉讼法贯彻执行情况的

报告，提出了加强宣传教育、更新执法理念等五点审议意见。为了解常委会审议意见的办理落实情况，促进市中级法院、市检察院、市公安局、市司法局更好地依法行政、公正司法，保障和尊重人权，10月份内务司法委对“一府两院”关于修改后刑事诉讼法审议意见落实情况进行跟踪督查，撰写了督查报告，为11月份常委会开展“一府两院”有关修改后刑事诉讼法贯彻执行情况审议意见办理落实工作满意度测评提供参考。同时针对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在保障当事人诉讼权利，健全证据制度，完善调解与诉讼衔接机制，细化审判和执行程序，强化民事诉讼法律监督等方面作了较大改进的实际，为推进全市法院公正司法，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内务司法委于7—8月对全市法院贯彻执行修改后民事诉讼法情况进行了调研，重点了解全市法院落实相关规定、健全工作机制、提升执法能力的情况，以及在司法实践中遇到的迫切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提出了规范诉讼程序，健全办案机制等意见建议，为9月份常委会听取和审议市中级法院关于修订后民事诉讼法贯彻执行情况的报告提供了调研参考。依法处理涉法涉诉，既是保障公民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工作，也是监督“一府两院”公正规范执法的重要渠道。在日常工作中，内务司法委本着对人民群众高度负责的精神，将案件的办理作为对“一府两院”工作监督的重要内容，加强协调配合，认真督办涉法涉诉案件，积极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同时注重规范工作程序，对人民群众的来信来访，指定专人负责登记，认真研究处理。在做好当事人息诉服判工作的基础上，及时转交市中级法院、市检察院、市公安局、市司法局等部门办理，责成承办单位在规定期限内报告件办理情况及处理意见，并及时回复当事人。此外，内务司法委还对市中级法院、市检察院报备的26件特定案件进行了全面审查，尚未发现有明显的办案瑕疵。同时对《__市行政审批事项下放运行实施办法（试行）》、《__市行政审批层级一体化改革实施方案》、《__市加强行政审批层级一体化改革事中事后监督实施意见》、《__市地名管理办法》、《__市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障办法》、《关于依法严肃查处拒不执行判决裁定和暴力抗拒法院执行犯罪行为的若干意见》等规范性文件进行了备案审查，未发现有违法、不适当等可撤销情形；还积极配合省人大内务司法委、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就《浙江省社会救助条例（草案）》、《浙江省社会养老服务促进条例（草案）》等拟出台的法规条例做好征求意见工作。

推进现代化建设，必须把民生改善作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回应人民群众对基本民生保障和基本公共服务的诉求，才能切实提高人民群众幸福感和满意度。喝上安全优质放心水一直是全市人民的期待，为认真贯彻省委、市委关于“五水共治”的决策部署，4月14日，内务司法委主持召开了市七届人大内务司法专业代表小组第三次会议，专题研讨“五水共治”的法治保障问题。在实地察看平湖市新仓镇河道整治工程之后，内务司法专业小组的代表们，充分肯定“五水共治”工作取得了初步成效，同时对全市治水工作中如何加强对巨额治水资金的监管确保不出问题，“清三河”过程中如何科学准确计算河道清淤隐蔽工程土方量，如何加强对治水工程的监管及工程建筑材料的质量监督，如何有效解决小微企业偷排污水和农村畜禽养殖排放污染问题，如何提高污水纳管率解决好“最后一公里”问题，如何完善政策法规加大对违法排污行为的处罚力度，如何提高市民水环境保护意识，健全长效管理机制等问题，提出了依法治水，落实责任；全面发动，全民参与；整合资源，强化保障；主动介入，加强监督；健全法制，严格执行等五个方面的建议，得到了市政府肖培生市长的批示肯定。

近年来我市老年人口不断增长，养老问题已日益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群众迫切期待解决的重大民生问题。去年5月，常委会主任会议听取了市政府关于全市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工作情况的汇报，提出了意见建议要求政府加以落实。为认真贯彻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和省政府《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实施意见》、《关于发展民办养老产业的若干意见》，跟踪了解政府整改落实情况，5月份，内务司法委就全市社会养老服务工作开展调研，通过实地察看各类养老机构，召开座谈会听取意见，了解全市社会养老服务的现状以及存在的困难和问题，提出加强改进的措施建议，为6月份市人大常委会组织开展专题视察工作，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残疾人是社会的特殊群体，关心帮助残疾人是社会各界应尽的责任。在今年市七届人大四次会议上，部分市人大代表提出了《关于建设市级残疾人康复中心的建议》，经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研究作为重点建议由内务司法委协助常委会有关领导进行督办。内务司法委多次深入市发展改革委、市残联等部门开展调查研究，了解情况，提出建议。8月11日，内务司法委协助常委会有关领导主持召开了代表重点建议督办会议。市发展改革委汇报了办理代表重点建议所做的主要工作及下一步打算，祝亚伟副市长表示市政府将加快协调配合力度，积极推进市本级残疾人康复中心建设。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邵建华要求政府有关部门要把办理好代表建议，作为自觉接受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推进依法行政的重要内容，作为密切联系人民群众，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的重要内容，继续抓紧抓好，抓出成效。在常委会有关领导和内务司法委的跟踪督办下，市级残疾人康复中心建设已被政府提上重要议事日程，可望在下一年内解决。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要求。社区矫正作为社会治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促进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为创新社会治理，内务司法委对社区矫正工作进行了调研，重点了解社区矫正工作在组织建设、工作对接、监督管理、教育矫正、考核奖惩等方面存在的现实困难和突出问题，并根据社区矫正工作的特殊性和规律性，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意见建议。鉴于近年来我市禁毒形势较为严峻的现实，内务司法委专题调研公安禁毒和司法行政部门强制隔离戒毒工作。针对禁毒工作中存在的成员单位履职不到位、戒毒硬件设施建设不完善、社区戒毒工作成效不明显、戒毒人员复吸率较高、禁毒宣传工作力度不够大等问题，提出了加强组织领导、健全工作机制，广泛宣传发动、营造浓厚氛围，打击防范并举、遏制毒情蔓延，夯实基层基础、强化戒毒保障，加强队伍建设、提高执法能力等五点建议。同时为进一步落实市委《关于进一步加强基层检察室建设的意见》，发挥基层检察室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职能作用，内务司法委于3月份就全市基层检察室建设情况组织开展调研。通过实地察看、听取汇报和座谈交流，了解全市检察机关在加强基层检察室建设方面存在的困难和问题，撰写了调研报告，为4月份常委会主任会议听取市检察院关于全市基层检察室建设工作汇报提供了参考。

篇4

关键词：社区建设；社区社会组织；合作治理

中图分类号：D6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3）06—0010—04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西北少数民族地区非政府组织的发展现状及其管理研究》（10CSH037），西北师范大学青年教师科研能力提升计划骨干项目《甘肃社会组织发展与管理对策研究》（SKQNGG12015）。

作者简介：陆春萍，女，西北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西北少数民族妇女研究中心主任，社会学博士（兰州730070）。

和谐社区建设是服务型政府进行基层社会管理和改革的重要目标。政府在公共管理改革中，需要有新的方式来维系与群众的关系，也需要新的手段来实施社会管理，因此政府广泛开展与社区社会组织的合作。社区社会组织是基层社会中服务社区居民生活的社会组织，除具有社会组织的非政治性、非营利性、民间性、自治性和志愿性特点外，还具有本地性、基层性和多元化等特征。社区社会组织在社会管理中发挥着积极作用，包括社区服务、慈善救助、文化娱乐、调解社区纠纷等。社区社会组织能够从一定程度上代替政府提供重要的社会服务，并成为群众和政府间的桥梁。①探讨社区社会组织与政府合作的关系，有利于促进中国社区建设，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一、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历程

实施改革开放后，我国在经济上取得了巨大发展，但是也产生了单位制解体后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国家转变了原来由单位提供社会服务的体制，开始依赖市场化机制、社会组织、家庭、个人来提供，尤其是社区社会组织在承担社会服务体系中承担了重要角色。随着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社区建设浪潮，引发了城市社会关系深层次的变化，为城市社会组织的重组带来了新的契机，涌现出了大量的新型城市社区组织。1991年国家提出社区建设的思路，强调政府减少干预，居民通过自助、互助和他助发展社区服务，增加居民社区归属感和认同感，逐步实现社区自治。所以，随着基层社会体制改革的深入，社区主体正在发生着多元变化，社区治理由原来的政府包揽向合作治理发展，因此，在基层社区层面政府与社会组织展开了广泛合作。许多城市建立了社区服务中心、社区公共服务工作站，主要承担政府委托的工作，特别是针对社区治安稳定工作，再造了许多新型的社会组织。例如，许多城市社区建立调处社会矛盾的人民调解工作室②、和事老协会③、平安协会④等。这些再造的社会组织不具有工会、妇联、共青团等单纯的官办团体性质，也不是纯粹的草根社会组织，而是嵌入政府主导的治理结构中，帮助政府解决社区治理问题，政府通过资金项目支持、注册登记支持、办公场地支持等多种方式促使这类社会组织完成注册。

研究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的两大分析框架是市民社会理论和法团主义理论，但不管是市民社会视角还是法团主义的视角，都不能充分地解释现代中国所发生的国家和社会的进化史。这两种脉络的发展与式微正体现了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呈现一种动态发展的时间进程，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在实际运作中往往呈现互动、冲突、补充、妥协、共生和合作等多种角色，国家和社会之间并没有一个清晰的界限，因此，非营利组织学者提出的国家与第三部门的合作伙伴关系理论，⑤对解释中国基层政府公共治理中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它代表了一种“国家在社会中”的新思路，国家赋予社会行动者更大的力量，也就是所谓的“社会增权”，并不一定削弱国家管制社会的权力。在某些情况下，运作良好的民间组织和制度可以构成所谓的“社会性基础设施”的一部分，尤其是在基层社区治理中，政府与社会组织越来越多的进行合作，能够共同营造一个和谐的社区。

二、政府与社区社会组织的合作基础

社区社会组织具有一些与政府机构不同的特点和优势是政府与这类社会组织合作的原因之一。这类社会组织以专业性、第三方性、基层性、委托性等特点弥补了政府职能让渡出的空间，这类社会组织的诞生是政府职能转变的结果，是政府实行社会化治理的代表。因此，在社区建设的背景下，在政府职能转变过程中，政府从行政性管理向“社会性治理”的实践中主动培育社区社会组织，并与其形成合作关系，具体的合作模式是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⑥政府在公共服务体系中充当资金提供者和监管者的角色，在具体提供服务时，政府求助于第三方机构（社会组织），形成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提供公共物品、公共服务的伙伴关系。简单说，就是一种由政府提供资金，由第三部门组织提供服务，这种模式体现了社会福利社会化，⑦社区关系在民间与国家的“互构”中被重新进行社会整合和社会再造。

一方面，政府与社会组织有效合作的基础是政府对这类社会组织的信任以及社会组织本身具有的专业精神、服务的多样化和人性化、良好的群众基础和它的中介功能。社会组织在实际行动中对社会问题的解决和在提供服务中展现的专业性和灵活性，填补了政府在提供具体服务中缺乏的空间。同时，社会组织承接了政府的委托-服务，也促使政府社会管理方式的转换。此外，社会组织成立之初的宗旨和理念多体现了社会的公益精神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吸引和凝聚了有奉献精神的社会工作者，并扎根基层，有良好的群众口碑；社会组织的“以人为本”的专业化服务理念和专业的社会工作方法是政府行政部门的工作人员无法达到的，这些都是吸引政府与之开展合作的基础。

另一方面，许多社区社会组织也通过一系列行动策略积极向政府靠拢，寻求自身的合法化，建立关系资源，积极寻求政府的信任和认可，其扮演的往往是政府合作者的角色，而非压力集团角色。这些社区社会组织往往会在政府安排的政策框架下进行活动，但也利用国家权威或者政府行政网络来实现自己的组织目标，通过与政府保持亲密的关系寻求多样的资源支持。例如，利用非正式政治合法化身份⑧，借用国家权威或者行政网络来实现自己的组织目标以及影响政府，同时自我克制、限制组织规模，主动配合政府行动等。⑨并且这些组织在建立之初就宣称是非党派、非政治的，以做实事、平民化、扎根基层的工作策略打消政府对其的戒备，从而获取政府的信任。还有一些社会组织为了获得合法性身份，积极向政府靠拢，因为在民政部门注册为合法的社会组织就能拥有一个合法的接受捐赠资金的银行账户，而且能获得政府委托的社区服务项目，并且还能免税，因此，这类组织也频繁、积极地开展与政府部门的合作。但这类社会组织与国家维持良好关系的同时也损失了组织自由和独立性的增长，属于一种依附的自由。

三、政府主导的社区社会组织的运作特点

中国政体是一个强国家、弱社会的政体，公民社会是由国家来主导的，政府在社会福利社会化的倡导下创造出了各种社会组织，并主动培育这些组织与政府开展合作治理的实践。这些社会组织与政府之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在发展自由度、资金等方面却受到诸多限制，运作过程呈现“准社会化”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政府对社区精英的吸纳与雇用。社区精英的特点是社会基础广泛，是一种社会化的精英群体，具有草根性。这些人生活在社区中，与社区群众有着共同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意识，能够充分理解和表达社区群众的要求，获得群众的信任。政府对社区精英的吸纳与雇佣非常符合党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策略。许多社区精英退休前是国家干部，退休后从事社区服务工作，他们在退休前已经积累了广泛的与政府打交道的社会资本，退休以后他们仍然可以凭借以前在工作中的特殊身份对现在工作的推行提供便利。政府为了适应新的社会环境，通过吸纳新生的社会精英并重建国家—社会的组织联系将新的社会要素容纳到体制内，能够增强体制对环境的适应能力。因此，国家在增长自身的能力成为一个能促型的国家时，需要大量值得信任的社区精英。国家提供社区治理精英的公共身份，如给予这类政府再造的社会组织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工作室等，通过公共身份的授予稳定其在社区的公共责任等。而这些社区精英本身就已经在社区中有较高的威望，他们的行动能够影响和带动一大片群众。政府在基层治理中雇用社区“能人”，有利于增加自身的治理基础。

第二，政府的宣传动员策略。在很大程度上，政府吸纳的一些关键的社区精英的知识、能力以及与民众的关系，深刻地影响着民众对党和国家的信任与依赖。这些精英人物是动员组织资源的关键变量和资源运作的重要因素，是对其他民众动员的最好资源。所以，政府在对其进行大力宣传的同时，给予了他们较高的个人荣誉感，这一方面能够增强他们的工作热情，另一方面能起到社会动员的目的。在社会矛盾调处中，许多优秀和模范的人民调解员成为这个行业政治宣传的代表，他们的事迹在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焦点访谈”、“今日说法”、“法制在线”栏目，《人民日报》，《解放日报》，“新华网”等知名媒体被做过专题报道。政府通过主动建立一些社区社会组织，并通过主流媒体的宣传，扩大这类社会组织的社会影响，提高其知名度，极力扶持并把它们打造成品牌，希望以此影响更多的群众。政府再造社会组织的建立是一种政府选择的结果，是政府根据自己的需要成立的相应的社会组织，而社会组织往往只是政府的附属物，它服务于党政管理社会的需求，通过这个组织，国家可以获得更多的民众支持的合法性资源。

第三，政府主导的“准社会化”运作机制。由国家主导的社区建设其实是国家从行政性的治理方式向社会性治理方式的转变。国家依托社会组织的民间性特点，实行对社区社会组织的改造，使其成为国家干预社会的合法中介。政府再造社会组织正日益被编织到国家法治的框架内，与国家的正式组织网络深深地勾连在一起，成为国家治理体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呈现出一种“准社会化”的状态，其目的不是提升社会组织的自治性，而是盘活和提升国家治理资源。因此，这类政府再造社会组织对国家行政机构具有高度的依附性。但另一方面，社区社会组织正是在社会合法性需求的状况下产生的，它的民间性、草根性等特点，满足了人民的需要，因此这类社会组织呈现出一种“准社会化”的运作方式。政府这种治理方式的转变体现在社区建设的方方面面，如在社区建设中通过国家力量把许多非政府的社会组织纳入行政参与过程。政府利用社会性治理手段，委托各类法人团体进行社区建设的各类任务，如人民调解工作室、慈善机构、社工组织等，把权力下放给这些专业的法人团体，采取鼓励发展社区民间组织的态度，推动社区治理手段的进一步完善。

四、对政府与社区社会组织合作治理的建议

在社区建设中，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的基础源自社会组织以专业性、第三方性、贫民性（草根性）、委托性等特点弥补了政府职能让渡出的空间。政府与这类社会组织合作的原因和特点表明，政府采取的是一种“行政”吸纳“社会”的职能转变，同时加强了政府对基层社会的控制，实质上并没有提高这类社会组织的社会自治性。在政府管理和服务的实践中，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合作往往持相当谨慎的态度，在具体的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的供给模式中往往选择官办的这一类社会组织，因为政府在这种购买服务模式下，资金的使用权就从原政府部门手中流向了第三部门，加之对第三部门公共资金的使用监管制度尚不完善，所以，政府必须选择那些让自己放心和信任的社会组织。许多社区社会组织并非独自成长的社会组织，而是由作为购买者的地方政府发起和倡导成立的社会组织，虽然此类社会组织名义上是独立的法人主体，但实际上该社会组织变成了与政府行政性质类似的“次级政府”，名义上承接政府委托的公共事务，实际上的基本定位是随时接受政府下派的任务，而且对政府资金的依赖也很难发挥这类社会组织与政府的谈判能力，因而在这一过程中，这类社会组织实际上变成了政府部门的延伸，国家权力在基层社区中进一步加强。政府和社会组织的合作伙伴关系不是一方优于或依赖于另一方，而是相互依赖并且是平等的，政府应放权给更多履行社会服务功能的社会组织，以实现政府管理公共事物方式的重大转变。政府要开展与社区社会组织的合作，应主要从如下几个方面着手。

第一，放宽社会组织注册门槛。要吸引更多的草根社会组织在民政部门注册，要从制度上彻底改革以前的双重管理的管理制度，改进政府的工作效率，促进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提升地方治理的能力。此外，对于一些运作资金独立、筹资渠道多元化且常能获得境外资金支持的草根组织，要加强社会监督，因为这类社会组织以寻求独立为目标，避免政府的过多干预，力图突破“游戏规则”由政府制定、社会组织只能被动接受的状态，政府对这类组织应营造宽松的制度和社会环境，让其自然增长，但同时应加强社会力量的监管。

第二，扩大合作领域。对于已经和政府有良好合作基础的社会组织，政府可以扩大合作的领域，不单单是社会公共服务和福利领域，还可以扩大到经济、科学和技术、文化和教育、卫生健康、危机应对和灾后恢复等领域。政府出钱为民众办事要以社会组织和政府的契约化关系为准，政府不应该想当然地认为“我出钱，你就要为我办事”，要杜绝依赖和依附关系的产生。要完善捐助的免税制度和法律监控体系。同时，社会组织也需要提高自身的能力建设，完善自律机制，要做到服务的专业化、项目的科学管理和财务透明等，并要吸引更多的专业优秀人才进入该领域，以提升服务水准。

第三，基层社区政府应提高社区管理水平，形成社区多元化合作治理格局。社区建设需要政府、社会组织、企业、居民等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合作治理要发挥整体合力的作用，要同社区社会组织、公私企业、居民代表等组成社区建设推进委员会，以推动地方社区建设，促成地方政府与社会组织、公私企业之间的合作，并且要鼓励居民广泛参与社区建设，吸纳居民的意愿并积极促进多方交流。要在社区横向层面达成合作治理，实现政府、市场、社会共同治理的新途径。其间，政府应大力培育与扶植社会组织，发挥其专业和灵活的服务功能，同时要让民众通过意见参与肯定自己在本社区的成员身份，从而增加其对社区的认同感。此外，只有让老百姓有选择服务的权利，才能促使社会组织和企业提高服务质量，推动其在竞争中发展壮大，从而构建多方合作的均衡网络，实现政府、市场和社会多元合作的治理模式。

第四，社区建设的最高目标是实现社区自治。这也是中央政府希望在保证社会稳定的前提下积极探索的方向。社区民间组织在增强社区凝聚力，加强社区团结，提高社区居民的自治能力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社区社会组织是居民参与社区事务的重要途径，因此，政府要不断促进社区服务社会化，逐步完善社区治理的组织网络，使政府、社会组织和居民之间在长期的互动过程中达成合作治理模式，并且社会组织要不断地主动追求自主性成长和释放。社会组织与政府的合作过程中，既要有妥协、又要有坚持，妥协要妥协得有智慧、有策略，坚持要坚持得有理性、有原则——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在双方良性互动的基础上建立起双向互动的权力关系。⑩保持社会组织的自主性，是提升社区自治能力的基础，也是中国公民社会的生长点。

注释

①陈伟东：《公共服务型政府与和谐社区建设———以武汉市社区建设为个案》，《江汉论坛》2005年第12期。

②陆春萍：《转型期人民调解机制社会化运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71页。

③郁建兴、金蕾：《社区社会组织在社会管理中的协同作用——以杭州市为例》，《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2年第4期。

④张小劲、李春峰：《地方治理中新型社会组织的生成与意义——以H市平安协会为例》，《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4期。

⑤[美]莱斯特·M.萨拉蒙著，田凯译，《公共服务中的伙伴——现代福利国家中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关系》》，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51页。

⑥王浦劬、莱斯特·M.萨拉蒙：《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1页。

⑦张秀兰、徐月宾：《我国社会福利社会化的目标及途径探讨》，《江苏社会科学》2006年第2期。

⑧张紧跟、庄文嘉：《非正式政治：一个草根NGO的行动策略———以广州业主委员会联谊会筹备委员会为例》，《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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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积极整合人力资源，形成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积极推进乡镇、办事处综治维稳工作规范化、制度化建设，不断提高基层综治维稳部门抓综治维稳工作的能力和水平，更好地为我市改革、发展和稳定大局服务。

二、组织机构

其它相关部门积极参与。乡镇、办事处综治维稳中心设在司法所，乡镇、办事处综治维稳中心由综治办、维稳办、办、公安派出所、法庭、司法所等单位组成。中心主任由各乡镇办分管政法综治维稳工作的副职兼任；副主任由综治办、维稳办、办主任和公安派出所长、法庭庭长、司法所长担任；专职工作人员从综治办、维稳办、办、司法所、派出所、法庭抽调干部集中办公。司法所尚无办公用房的由乡镇、办事处另行安排。乡镇、办事处综治维稳中心工作人员人事关系由原单位管理，工资按原渠道发放。各自业务工作以中心管理为主，原主管单位实行指导。

三、工作职责

1贯彻中央和上级关于综治维稳工作指示精神。制定本辖区综治维稳工作计划、方案、措施等，并负责组织实施。

2接待群众来信来访。积极开展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切实承担牵头责任，充分发挥综治、维稳、公安、司法、法庭、等部门在联调工作机制中的作用，预防和减少重大矛盾纠纷和的发生。

3及时排查治安混乱地区和突出治安问题。组织、协调有关部门开展“严打”整治专项斗争和重点治理工作。

4坚持“预防为主。专群结合”方针，加强治保会、调解委员会和治安中心户长等群防群治队伍建设，健全制度，加强培训，提高素质。

5组织、协调有关部门和单位大力抓好流动人口管理服务、预防和减少青少年违法犯罪、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帮教、社区矫正、禁毒、禁赌、网吧管理、学校和企业周边治安环境整治等工作。

6扎实开展基层平安创建活动。巩固平安社区（村）校园、路段、市场和平安单位、平安家庭创建成果，抓好长效管理。

7充分发挥公安、司法、法庭、工会、妇联、劳动保障等部门的作用。积极为辖区内居民开展维权服务，最大限度增进社会和谐。

8指导基层社会事务协理员开展综治维稳工作。

9认真做好本辖区各部门、各单位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目标管理签约、检查、考核工作。对工作成效明显的进行表彰奖励；对存在问题的督促落实整改措施；对发生严重危害社会稳定重大问题的严格实施领导责任查究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一票否决建议。

10办理上级交办的有关综治维稳工作的其他事项。

四、工作机制

建立健全综合治理、维护稳定、平安创建、调处、维权服务工作网络，依托乡镇、办事处综治维稳中心这一平台。努力实现工作对接，形成党政领导、条块结合、上下联动的工作机制。

1矛盾联调对直接到本级要求调处或其他部门转入的矛盾纠纷和群众来信来访。统一协调、统一督办、统一归档，综合运用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等方法进行疏导化解。重大疑难或涉及两个以上部门、单位的纠纷案（事）件，由综治维稳中心直接调处或组织协调有关部门共同解决。

2治安联防充分发挥综合治理的组织优势。加强群防群治队伍建设，建立健全专群结合的治安联防工作网络，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治安联防行动。

3警务联勤统一组织安排综治维稳中心各组成部门及工作人员开展工作。落实值班备勤并纳入突发事件预警处置工作体系。一旦发生突发性或治安突发事件，能做到快速反应，依法妥善处置。

4问题联治定期进行治安形势分析。及时治安预警、预报。定期组织摸排、梳理辖区治安混乱地区和突出治安问题，确定重点整治地区、行业、部位，督促各职能部门依法履行职责，统一组织各种专项整治。

5平安联创围绕平安创建总体目标。广泛组织开展各种形式的基层平安创建活动。把流动人口管理服务，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帮教、社区矫正、预防减少青少年违法犯罪、防范和处理、法律服务和法律宣传等作为平安创建的重要内容，丰富创建内涵，增强创建实效。

五、建设标准

（一）硬件建设标准

1有办公室、接待室、档案室；

2有微机及其它办公用品；

3有规范的标牌、公章。

（二）软件建设标准

1上墙内容

1组织机构网络图；

2工作任务及职责；

3工作制度；

4工作流程图。

2相关台帐

1来信来访登记处理情况；

2矛盾纠纷排查调处情况；

3突出治安问题及重点整治情况；

4重点人员帮教及稳控情况；

5基层社会事务管理工作情况；

6其它有关资料台帐。

3实行标牌、印章、文书、程序、制度六统一。

六、经费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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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案件发生的主要原因

纵观金融案件的发生，尽管形式各异，但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各项内控制度未履行好、落实好造成的。通过近段时间的学习，我们发现这些案件除暴露银行业金融机构内部管理松懈，有章不循，处罚不力等问题外，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忽视了员工道德风险的控制。主要存在的问题有：

一是员工整体素质不高，教育乏力。俗话说，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农村信用社点多、面广、线长，绝大多数员工身处最基层，长期以来，规范化、制度化的思想教育开展不够，安全教育少。一些信用社对安全管理、案件防范工作不重视，给员工造成错觉，从而放松警惕，认为只要自己不出事就行了，别人，谁出事谁负责。案件防范不到位导致安全工作挂在嘴上，疏于案件防范。同时由于社会风气、黄、赌、毒的影响，对自控力弱、政治素质差、道德败坏、作风卑劣、无视党纪国法、私欲膨胀的人来讲，诱惑力是引发了作案的主要因素。

二是防患意识不强，管理乏力。近几年来，大部分信用社注重了业务开展，忽视了案件防范，一手硬一手软的现象得不到彻底改观，尤其在基层信用社，任务至上，片面追求几项主要业务指标的考核，不重视内部管理、安全教育和责任意识，有的甚至欺上瞒下，学习教育走过场。

俗话说“十案九违规”，不按规章制度办事，为案件产生埋下祸根。一方面，无视规章制度，有规章不执行，颁布的法令、制定的规章流于形式，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另一方面，讲义气，凭感情用事，以感情代替制度和原则，不按操作规程办理业务，导致案件发生。对案件防范工作部署少、落实少，致使工作存在空档和缺位，给犯罪分子留下可乘之机。

三、稽核检查图形式、走过场，监督乏力。一方面稽核检查力量相对薄弱，对信用社点多、面广、线长和客观上难以全面实施有效的监督检查；另一方面，稽核检查人员有的责任心差，原则性不强，稽核检查图形式，走过场，该发现的问题没有及时发现，发现的问题也没有采取有效措施进行处罚，而是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有些事情虽然发现了，也下达了整改通知，但对落实情况没做进一步的督促检查，使问题越积越大，最后导致发生重大经济案件。

二、预防案件发生的对策建议

通过这次活动，每个员工只要进行自我教育、自我剖析，吸取教训，警钟长鸣，并对照有关金融法规和农村信用社规章制度，自我查找履行岗位职责及遵纪守法等方面的差距，明确今后工作的努力方向，就必将使我们农村信用社违法违规案件得到遏制，案件数量不断下降。

一.加强思想教育不放松

农信社应该始终将员工的思想教育放在工作首位，要经常性地抓员工的思想政治教育和职业道德教育，并做到规范化和制度化。从思想源头上入手，使广大员工都能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切实提高广大员工的思想政治觉悟；切实提高广大员工抵制腐败、拒绝腐败的能力。防止腐败思想的侵蚀，构筑拒腐防变的道德防线。做到“常在河边走，坚持不湿鞋”；做到防微杜渐，警钟长鸣。

二.加强制度落实不放松

    一是我们应该在以往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制度建设，堵塞管理漏洞，促使制度覆盖到业务经营和管理的各个环节和各个层面。用制度落实责任，用制度说话。彻底清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不良状况。二是我们要进一步提高制度执行力。我们的制度不能说不多，也不能说不够严厉，但就是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归根结底是由于我们的执行力不够，“上传下不达”的现象在我们的基层社犹为突出。要想把制度贯彻好、落实好，就必须在执行力上下工夫，对基层社上到领导班子，下到广大员工都要提高精神百倍努力，通过多种形式提高自身的素质，做到基层员工有责任心，中层员工有进取心，高级员工有责任心。

三.加强风险防范不放松

建立理性的风险管理机制，推行五级分类的风险划分标准，运用科技手段强化风险防范。现行的四级分类标准衡量风险性有很大的局限性，不能真实反映资产质量，而且造成管理部门决策上的误导。与国际接轨，农信社应积极推行贷款五级分类标准，真实反映贷款风险，及时采取防范措施。同时还要树立全员风险意识，突出防范重点。每个岗位、每个环节、每个职工都是防范风险的关键，稍有不慎就会形成损失，酿成风险。要树立全员防范风险意识，时时处处防范风险。要严格要求每名职工管住自己，在每个岗位都按规定、按业务流程规范操作，不留死角，依法管理，合规经营，全员防范。要树立“事关信贷风险，就事关职业前途”的风险意识。

四.加强责任追究不放松

     在完善稽核制度，规范操作程序的同时，建立经营管理问责制。对每一笔发生风险的业务，都要对相关人员以及相关岗位要逐个追问，逐个追究责任，逐个严肃处理，切实解决责任不清、职责不明、推诿扯皮、不了了之的问题。要通过问责制度，强化责任意识。做到高管人员要办不合规的事情，各岗位员工坚决不办；员工违规办理的，高管人员要坚决制止，已经办理的要认真检查和严肃处理。做到严格处罚力度，加大责任追究，严肃查处各类违法违规人员。做到有案必查，有案必处。相成一种相互监督、相互制约的工作机制，使其不能为、不敢为。

篇7

关键词：社区治理；社区自治；居民参与；社区服务

中图分类号：TU984文献标识码：A

社区治理内涵与我国社区发展的三个阶段

内涵

社区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社区治理成效如何将直接关系着一个社会的稳定程度。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和法制建设的不断完善，社区治理的实效性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作为城市治理的微观体现，城市社会管理体制的创新首先应当从社区治理开始。

“治理”与“统治”相对而言，社会治理理论兴起于上世纪90年代，是社会管理领域的一个重要理论，对我国的社区建设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借鉴意义。它的内涵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政府不是唯一的治理主体。治理是一个社会层面上所有行动者参与的结果。在这种模式下，政府以及各种社会机构或私人机构都不是独自解决复杂、动态和多样的社会问题。因为他们不可能各自拥有解决问题的所有资源。因此，只要在这个社会层面上得到公众的认可，他们都有可能成为治理主体。第二，多元治理主体之间有一定的互动。治理理论认为社会问题的解决过程中，多元主体之间存在着界限的模糊性，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治理主体的参与结构往往具有多样性，可以是一种契约性合作，也可以是政府让渡部分管理权限给其他的社会组织，不再坚持政府职能的排他性和专属性，而是更加强调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互动与合作。第三，强调参与的主动性。按照治理理论进行社会管理时，强调参与者的自愿主动，而不是强制的被动行为。治理理论期望达到的最佳状态是在整个治理系统内部形成一个自组织网络，加强系统内部的主动性和自主性。第四，注重管理手段和方法的创新。强调社会问题的解决不再囿于传统政府社会治理模式的束缚，主张采用新的管理方式和技术，以提高社会管理的绩效。

单位体制、单位人作为中国的重要政治社会遗产，上世纪40年代开始萌芽，50年代逐渐形成，六七十年代得到进一步的强化巩固，改革开放以后才开始弱化。在这个过程当中，社区中的街道职能慢慢的被强化，形成了多元化利益主体、动态化的资源配置结构。根据西方理论视野下的治理观点和我国目前的城市治理实际，我们可以把社区治理定义为：以社区为基础，政府与社会组织、社区居民共同管理社区公共事务的活动；在管理过程中，具体表现为不用的治理主体依托各自资源而进行的相互作用模式。

社区发展的三个阶段

社区治理作为社区发展的一个目标，其治理模式也是随着社区发展的不同阶段而有所调整变化。目前看来，我国社区发展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可以概括为三种类型：行政型社区、合作型社区和自治型社区。

1.行政型社区。主要是政府主导，政府实际上处于社区治理的核心地位。虽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的有关规定，居委会是居民进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和自我监督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但是实际操作当中，都是把居委会纳入到政府管理体系当中，与街道办一样变成政府的派出机构。而居委会作为最底层的一级，直接听命于其所在辖区的街道办，平时办公经费来源以及工作内容的决定都要根据街道办的安排，因此，时常受到政府下派的各种行政事务的困扰，其最主要的功能，即自治功能难以得到充分的发挥。

在这种治理模式下，不仅仅是作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居委会功能发挥受到限制，社区居民和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活动和建设的积极性无疑都会大打折扣。行政型社区是目前社会管理格局中最活跃的一种存在模式，它的形成受我国政治社会发展中人治思想的影响深厚。究其根源，单位制作为上世纪我国计划经济的重要特征，在当时环境下，对社会资源配置、满足社会成员需求以及维护社会稳定方面产生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在当时的城市管理制度下，发挥了巨大的功能。然而，随着改革开放以来，街道职能的不断强化，人民权利意识的不断觉醒和社会发展的需要，这种单位制的治理格局已不能适应当下的社会治理需求，其功能和地位必定不断弱化，最终退出历史舞台。就当代中国社会整体转型变迁的进程而言,“单位社会的终结实际上是中国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程中不可逆转的必然趋势。”

2.合作型社区。政府通过授权，把原来由政府承担的部分社会管理职能权限转交给社会组织来承担。实际上是政府放权，通过找有资质的社会组织，利用其自身丰富的资源，达到更好的社会管理效果。

在这种治理模式下，对社区的资源投入仍然是以政府部门为主，政府的职能转变和社会组织的职能加强同步进行。这种模式是在上世纪我国改革开放以后，单位制逐渐弱化的背景下逐渐形成的。这种“非单位制”型的社会格局改变了我国传统的政府管理的微观基础，政府无法再通过对其直接控制的单位将社会成员纳入到整个社会管理体系当中，所以政府需要整合社会资源，通过调动社会组织，借助社会组织的力量将自主但分散的社会成员重新组织起来，进行社区治理。对政府部门和社会组织来说，这其实是一种双赢的过程。至此，我国的社区治理应当说取得了巨大的进展，然而，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这种模式必然会遇到其发展瓶颈期，居委会，业委会，社会组织，和街道，政府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这种多元社区治理主体的博弈势必会影响到社区治理的长期效果。

3.自治型社区。由社区自治组织和社会组织对社区的公共事务进行管理和决策，政府从法律上、制度上为这些组织提供的发展提供保障，并进行监督。根据目前学术界围绕社区自治的各种观点来看，主要有两种取向，一是居民自治取向的自治，二是地方取向的自治。不论哪一种取向，对社区自治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政府与社区之间的简单割裂，也不能理解为社区完全自组织的自我治理，而是与社区治理相关的各方利益相关者通过社区内的决策中心对社区的公共事务进行共同治理，尽管实现这种真正意义上的“社区自治”还有很长的路，但它是城市基层社会管理发展的最终归宿。

二、社区治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法律缺位

进行社区治理并最终实现社区自治离不开法律法规的支持和保障。然而，我国的《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虽然对居委会的地位、性质、任务、工作制度等作了规定，但是明显过于原则化，实际操作性不强，像对社区的界定，社区自治的性质，管理运行方式等都处在无法可依的状态，给居委会的工作内容带来了很大的模糊性，也为各级政府把居委会当做一些行政事务的落实层和最终操作层留下了空间。另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作为居民自治依据的唯一一部法律，已经有20多年的时间，其内容已经不适应当前社区建设的新形势，存在明显的滞后性。比如，第六条规定，居民委员会根据居民居住状况，按照便于居民自治的原则，一般在一百户至七百户的范围内设立。 而在许多大城市，像上海，武汉等地，一些住宅小区规模明显扩大，这项规定明显已不符合现实情况。这些问题都迫切需要从立法层面予以解决。

居民参与度不高

首先，居民对社区事务的参与热情不高，从观念层面上分析，旧有的“单位参与意识”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居民参与社区事务的积极性，阻碍了社区居民社区自治参与意识的形成与塑造。其次，参与社区事务的广度和深度不够。由于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对社会生活的行政化管理模式在目前还大量存在，社区居民某种程度上也习惯并认同了政府行为，被动接受安排的多，主动参与管理的少。即便参与到社区事务中，大部分情况下也是参与具体实施过程，民主决策等方面的参与则普遍不多。另外，社区志愿者和社会组织的发育不够成熟，没有形成全社会都来参与社区建设的氛围和环境，影响了社区管理工作的深入展开。

公共配套不完善

目前一些城市社区功能主要体现在社区服务上，如在上海，主要是为老年人、残疾人、少儿提供社会福利服务，为居民提供家务劳动、文体活动等便民利民服务，服务对象相对固定，服务内容比较单一。另外，从总体上看，发展社区服务，完善公共配套设施的主要困难是资金不足，缺乏资金保障的长效机制

职能异位

街道办事处作为政府的派出机构，承担着越来越多的政府工作职能，而这些街道承担的行政事务，其中大部分又摊派给了下面的居委会来承担。目前，居委会的成员组成中，年龄多在40岁以上，以中老年群体为主，每天疲于应付街道交派的各项任务，本应面向社区居民服务的居委会，在大多数时间却为政府和社区其他职能部门做许多份外的或与社区居民联系不大的工作，使得居委会的工作内容和服务对象都发生了异位，居委会服务基层群众自治的功能难以发挥。

三、进一步完善社区治理的几点建议

实现社区治理形态从政府主导到公民自治的变革，其实质就是实现国家权力向社会的回归。尽管目前，实现完全的居民自治困境很多，但仍可以从理论层面进行一些可行性的探讨。

加强法制建设，确保有法可依

修订完善现有的相关法律法规，确保社区治理有法可依。随着城市进程的加快，《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在实施过程中遇到了不少的新问题新情况，流动人口的迁移、人口老龄化、动拆迁的转移安置等问题，使居委会在管理上力不从心。因此要通过立法或对现有法律的修订，廓清居委会的职能，权限以及与各方面的关系，从而使政府更好地依法行政，社区依法自治，社区治理有法律的保障。

培育社区居民自治参与意识，完善参与机制

社区治理理论的核心是参与、自治、共享。通过社区居民的积极参与，实现共同的发展目标。居民能否有效参与社区事务，一方面取决于居民是否有成熟的社区理念；另一方面取决于是否有完善的参与机制。因此，一是开展全方位、多层次的社区活动，为不同背景的居民提供交流场所，塑造共同的社区价值。二是以人为本，坚持社区需求，用共同需求来调动居民的积极性。三是完善居民参与机制，通过法定程序制定相关规章，形成一套健全的参与机制，以保证居民参与的积极性和有效性。

完善相关配套措施，增强服务意识

在社区建设的同时，要完善社区服务功能，推进配套设施建设。一是通过搭建自治平台，充分发挥社区居民的自治作用。发展志愿者队伍，推动社区志愿服务的规范化和制度化，实现社区居民的自治服务与管理。二是优化社区软环境，打造特色服务，开展特色活动。三是利用电商打造社区服务平台，实现从对物的管理转向对人的服务。目前中国服务业产值仅占GDP的30%，而挖掘社区服务的商业潜力，在我国亦大有可为。

对政府职能进行科学定位，拓展社区自治空间

合理界定政府管理与社区自治的边界，进一步明确政府、街道和居委会的各自职责，政府职责有专门的部门来履行，不随意向居委会摊派。确需居委会协助的行政事务，要有明确的经费和人员，以减轻社区工作负担，创造必要的自治条件，使居委会真正的回归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和自我监督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定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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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把握重点，发挥职能优势，全面推进司法行政工作发展

（一）努力加强人民调解工作，充分发挥第一道防线作用。按照中办、国办[2007]23号文件和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两个规定”要求，切实抓好各级调委会的组织建设，尽快达到“五有”、“四落实”，采取以会代训、旁听审判等形式分批分层次对人民调解员进行培训，切实提高调解人员的素质。与人民法院密切配合，探索解决在司法审判中人民调解与诉讼程序的衔接问题。坚持一年两次的矛盾纠纷排查，遇有倾向性问题和重大问题苗头，及时向上级机关及有关部门报告，提出建议，防患于未然。

（二）切实做好帮教安置工作，努力减少重新违法犯罪。要进一步完善帮教安置网络，做好衔接工作确定帮教类别，实行动态管理，建立帮教档案。

（三）抓好“五五”普法依法治理工作，推进基层民主法制建设。全面实施“五五”普法和依法治县“两个规划”，实现“两个转变、两个提高”的目标，我们要突出做好以下工作：一是在领导干部学法用法上要有新进展，要制定我县关于加强领导干部学法用法工作意见，建立完善领导干部学法用法的各项制度，如县委中心组学法制度、县政府常务会议会前学法制度；二是强化对普法依法治理联系点的指导工作，发挥示范带头作用，全面抓好区域、行业、基层的普法依法治理工作；三是在农村和农民学法上要有新发展，结合我县新农村建设的具体实际，进一步深入开展“法律进社区”、“送法进村入户”活动；四是采取多种形式开展法制宣传教育，扩da+法制宣传教育的覆盖面和影响力。

（四）发挥法律服务作用，为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服务。公证、律师要探索适应形势发展要求的新的服务方式和手段，努力为我县“十一五”规划提供法律服务。基层法律服务在积极当好乡镇人民政府和村级集体组织依法行政、依法办事的法律顾问的同时，要积极拓展业务领域，主动介入农村改革发展的各个领域，为农业发展、农民增收服务，为新农村建设服务。

二、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进一步争取党委政府的重视支持

（一）紧紧围绕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服务大局。要把本职工作与中心工作结合起来，实现四个“围绕”：一是围绕政府的依法决策、依法管理，做好法律顾问工作；二是围绕经济建设中心，提供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三是围绕维护社会稳定，发挥法律保障作用；四是围绕热点、难点问题，积极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通过发挥职能优势，促进中心工作的顺利完成，引起各级领导对司法行政工作的高度重视，把普法教育、人民调解等工作摆上党委、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使司法行政工作和其他工作相结合，协调发展。

（二）牢固树立服务意识，主动为党委政府排忧解难。实行普法先行，运用法律手段调处的做法，发挥人民调解的第一道防线作用，抓好群体性、突发性事件的调处工作，凸显司法行政工作在维护基层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中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三、加强教育培训，提高司法行政队伍素质

内强素质，外树形象，努力建设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通、作风优良、执法公正的司法行政干警队伍。

（一）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提高政治素养。要认真学习dxp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特别要把学习领会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和即将召开的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首要任务，用科学的理论武装干警头脑。要大力开展争先创优活动，大张旗鼓地表彰先进，激励斗志，教育广大干警树立敬业勤政、锐意进取、奋发向上的良好精神风貌。

（二）加强专业素质教育。要结合队伍整体素质的实际，按照“干什么学什么，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有针对性、按计划对干警进行各种业务培训，努力培养一支适应形势发展需要的基层司法行政干警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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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不同小区的业主集中讨论社区治理问题，其共同的利益诉求点是什么?不同小区有不一样的现状，看似纷繁复杂，但其根源实际上往往都是因为业主组织作用的缺失。2010年1月16日，由上海业伟业主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举办的“第三届上海市业主委员会年会”，集中讨论了如何从业委会的法律地位、组织建设、社区工作基点等方面发挥业委会作用的问题。

社区之中谁做主?中国社工协会副会长马学理认为，居民自治组织在参与社区维权、安全保障、环境秩序和设备设施管理等物业服务的协调工作中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因此“以居民自治为方向”将有利于形成和谐社区的新型格局，居民自治“为现代基层社会的管理与服务、为我国社区善治机制的形成找到了途径”。但目前的实际情况是“自治”变成了“多治”，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邓伟志认为，主要在于确定“社区工作基点”上存在“三驾马车”的现象，社区居委会、街道办事处、房管局等部门多头指挥，且“指导”的定义模糊，业主大会最适合做“第一指导员”却召开困难。而要实现真正的社区自理自治，首先就须去掉街道办事处的行政化成分。中国社会工作者协会社区工作委员会总干事李晶认为，居委会过去被解读成“政府对居民的第一张面孔”，但在社会组织完善的社区，实际上业委会才具备第一时间获取和谋取业主利益的优势，因此业委会应该是维护业主利益的最好主体，同业主之间也应该有更融洽的关系。社区治理专家舒可心认为，居委会的决策并不能代表全体社区居民在共同事务上的自治意志，一个委员会不可能成为一个“自治”机构，而在由全体业主表决产生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的基础上，形成的“业主大会对外，业委会对内”的组织架构才是最合理的自治形式。

社区自治如何开展?首先必须确立自治组织的法律地位，邓伟志教授从业委会和业主的法律界定上提出两点建议：一是“业主委员会是否能注册成法人组织”，其好处是“如果是注册登记的社会组织违规，完全可以按社团法办事，不必犯难。”二是“业委会成员是否只能由业主构成”，那么“一房多住”和“一人多套物业”如何规定?以及房主在不能很好行使业利和履行义务时租户是否能成为业主?这些问题均应在相关法律法规上作明确的规定。北京市海淀区和谐社区发展中心理事长蔡若焱认为，由于物业产权人(房东)和使用人(租户)权利主张的差异，以及物业私权的排他性与自治公权责任理念的非排他性(即为自治范围内所有个体提供无差别的服务)存在冲突，因此理顺这两层关系是实现自治的关键。“一个具有共同利益的群体一定会为实现这个共同利益而采取集体行动”的假设往往不能实现，同济大学教授孙荣认为这是业主大会召开和决策困难的原因，如何有效制止“搭便车”行为导致“三个和尚没水喝”的群体行为失败?采取“选择性激励”的方式，将能调动业主参与社区事务的积极性。

业委会应具备什么?舒可心认为，“业主组织要运转良好，其理事机构业委会必须面对以下问题：1、法律体系的支撑；2、社会对业主组织的形式认知；3、业主大会会议议案提议权和议案本身的质量；4、业委会委员身份的限制，使得组织人才成为瓶颈；5、业主群体的组织习惯的建立；6、组织运转技术的启蒙、实践；7、个体业主利益的保护和被侵权时的救济；8、业主组织中个体利益对整体利益侵犯时的救济(惩戒)；9、业主群体中独立建立的其他组织；10、如何维护组织整体权益；11、维护与其他利益集团的和谐关系，即维护业主组织的生存大环境；12、业主组织是否能真正独立行使权利且独立承担后果；13、业主组织如何参与社区建设，成为重要的力量……”李晶则总结了业委会委员个体所必须具备的素质：“第一，业委会是法律明白人；第二，业委会是理财明白人；第三，业委会是社区治理不可或缺的力量……”鉴于此，上海市房地产行业教育中心讲师江孙翔建议，业委会应设接受过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的专业培训教育的专职“执行秘书”，业委会的职责则转变为指导和监督执行秘书工作。

纵观社区的各种问题，正是因为多方指挥造成了监管不力，相关法规应从平衡社区各方主体利益出发，明确各方主体的定位，否则“会干扰人们对自治型社区的憧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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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结合“走基层、解难题、办实事、惠民生”工作，深系点，解决群众实际难题，从源头上化解社会治安隐患。

在局党组书记、局长的率领下，局机关十余名党员干部深入到联系点乡村开展“走基层、解民情”活动。以收集社情民意、了解群众疾苦、排查化解矛盾纠纷为重点，入户走访了8户困难群众，并采取“多帮一”的方式，把他们定为我局职工的重点帮扶对象。准确掌握了他们的生产生活现状、经济收入和贫困原因等情况，建立了民情台账，并针对困难农户存在的困难和问题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意见建议，切实帮他们想办法、出主意，以实际行动向他们传送党和政府的关爱和温暖。

通过与帮扶户交心谈心，拉近了他们与我们之间的距离，此次帮扶之行为严寒中的困难“亲人”送去了价值近千元的生活物质，同时也送去了一缕沁人心扉的温情，此次活动的开展，进一步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树立了司法行政系统的良好形象，受到了当地群众的一致好评。从而在根本上消除了因贫困仇视社会导致的社会治安隐患。

二、强化法治宣传教育，不断提高联系点群众法律素质和社会法治化管理水平，有力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我局始终抓住法治宣传这一“重头戏，”充分发挥司法行政职能作用，不断创新宣传形式,有针对性地开展法制政策宣传教育，进一步提高了广大农牧民群众的法律素质和社会法治化管理水平。一是在重要节假日和敏感时期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深入基层，走村入户，通过主动上门与老百姓拉家常、举案例、发放法治宣传资料等形式宣传党的亲民、爱民、富民、惠民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增强农牧民群众的法律意识和法律素质，有力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二是结合各类专项主题教育开展“法律七进”活动。结合司法行政系统开展“作风建设和能力素质提升年”活动、“三严三实”、“挂包帮”、加强领导班子思想政治建设活动等，深入村社、学校、电站、寺庙、机关、景区开展“法律七进”活动。尤其是基层司法所充分发挥最熟悉了解基层群众需求的优势，深入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多彩，有时效性和针对性的“法律七进”活动，强化基层法治宣传教育，为维护基层社会和谐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截至目前，我局组织法律专业人员与机关干警深入到联系点开展法治讲座2场（次），受教育群众200余人，现场法律咨询、解答疑难问题60余人（次），发放普法读物80余册，在微博、微信、手机短信平台上普法短信40余条，印刷法治宣传图书200余册。

三、创新开展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工作，拓展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新视野。

（一）“分五步走”开展精准识别工作。为了进一步摸实、摸准联系点村的贫困户，联系单位与县司法局共同商议重新识别贫困户工作。达成“分五步走”的共识。第一步：自愿申请。全乡农牧户对照贫困户标准，进行自我审核，自认为符合条件的，自愿填写贫困户申请表；第二步：入户调查。由乡包村干部、县联系单位、村“两委”成员、社员代表组成工作组，对申报贫困户申请的农牧户开展入户调查，核实相关情况，筛选出真正贫困的农牧户。第三步：民主评议。申请人现场说明贫困原因，由县联系部门、乡党委政府、乡属机关、村人大代表、村党代表组成的评分小组现场进行打分，根据得分结果，从高到低确定贫困户名单，综合得分去掉一个最高分和最低分。民主评议过程中，由村民代表组成的列席人员全程进行监督，详细记录参会人员、评选过程、发言记录等内容。第四步：申请复议。对公布的贫困户名单人选有异议的农牧户，可以申请复议，再由村“小三职”干部、乡干部结合实际情况，进行投票，选出贫困户。第五步：公示公告。将入选贫困户的名单在所在村进行第一次公示（公示期为7天），经公示有异议的，农牧户申请复议后，再进行第二次公示。无异议的，确定为全村贫困户名单，在全乡范围内进行公告（公告期为7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