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治理问题范文

时间:2023-07-31 17:42:50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社区治理问题,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社区治理问题

篇1

【关键词】城市居民 社区治理 居民参与

二战以后社区建设和居民参与的重要性逐渐引起各国理论界和政策研究者的关注。目前,居民参与已成为社区建设的新主题新动力,而我国城市居民参与意识的淡薄和社区参与的缺乏已成为制约社区发展的关键因素。没有社区居民的广泛参与,社区建设和发展将缺乏持久的动力源泉。

1.社区参与的界定

学术界对于社区参与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两种解释。广义的社区参与是指社区建设和发展中的参与行为和参与过程。社区参与的主体不仅包括社区居民,还包括社区建设的其他参与方,如政府、自治组织、中介组织、社区内企事业单位等。狭义的社区参与就是指社区居民的参与。本文我们所说的社区参与,是指狭义的社区参与,即社区居民的参与。

2.城市居民社区参与的现状

对于当下居民对于社区事务参与情况的评判,一般根据以下准则:参与度、参与率、参与期间、促使参与的原因以及参与之后的作用。按照上面这些准则,就我国现在的社区参与情况展开了以下分析。

2.1社区居民自主参与不高,以被动式、动员式为主

现在,居民对于社区事务的参与通常是经过负责人员的动员和劝说下进行的,甚至有相当一部分是碍于规定被迫参加的,真正主动的自发性质的参与行为则少之又少。

2.2社区居民的参与率和参与积极性不高

中国的社区建设是在政府自上而下的规划推动力和社区自下而上的需求拉动力的共同作用下发展起来的,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社区居民缺乏社区事务的参与热情,不能主动参与到社区活动当中等。

2.3居民对于社区事务的参与程度不深、形式不够丰富、目标层次也比较低

目前我国居民参与的主要是社会和文化类非政治事物,而对政治和经济领域的参与明显不足,导致社区参与无法真正的落到实处。

2.4参与主体不平衡,弱势群体参与多

在总体参与率不高的情况下,社区参与同时体现出参与主体分布不均衡的现象:老年人、青少年、下岗失业人员、困难家庭等弱势群体参与多,而中青年、在职在岗人员参与少。

3.促进城市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途径

3.1重视满足社区居民的共同需求

重视满足社区居民的共同需求,提供多种形式的社区活动以增强居民对社区公共物品的依赖程度,以共同需求、共同利益为基础调动居民广泛参与的积极性。由于解决这些问题符合绝大多数居民的共同需求和共同利益,可以使居民从中得到利益,从而调动居民广泛参与的积极性,培育和塑造居民的社区意识。

3.2增强居民自主性参与社区活动的意识

采取宣传教育的方式,培育居民主动参与社区治理的意识,并把如何增强居民在参与过程中的获利能力作为教育内容的一部分,从而可以激发并调动获利能力较低的那部分居民的参与积极性。

3.3强化居民和社区之间彼此的利益关系

将居民和社区之间彼此的利益更加紧密的相连,培养居民自主性参与的意识。只有让居民感受到自身利益和社区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才能够产生出对参与社区事务的热情。因此,增强居民与社区利益关联度,使居民在自身利益的驱动下主动参与社区事务。

3.4重视增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活动的效价即价值感

由于我国居民大多是被动式参与,如果想吸引更多的居民自主的参加到社区治理工作当中,就必须在工作开展的时候强调居民个人的存在感,让群众感受到自身工作所做出的贡献。

3.5控制居民参与社区治理成本创造更多利益

采取一切可行的措施来控制居民在参与到社区治理工作中所需要投入的资金,同时增加其收益,以调动居民的参与热情。我们可以通过调整社区活动的时间、提高工作效率、给特定的活动或者人员一定的补助等方式降低社区居民参与的成本,同时通过多为居民办好事办实事解决急迫重要的问题来增加居民社区参与的收益。

3.6深化改革,促进居民利益社

虽然我国的单位体制已经解体,但在有些地区有些领域依然没有将这项工作真正的落到实处,导致他们对于单位有较强的概念,反而对于社区并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要提高这部分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积极性,就要促进单位的员工待遇逐渐的转向社区这一领域,减少单位员工对于单位所存在的依附感,实现群众和所在社区彼此利益相互关联的目的,激发其参与热情。

30年来我国城市社区建设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截止到目前已初具规模和框架,并涌现出许多可供借鉴和推广的模式。成绩是值得肯定的,但社区建设过程中的问题也是不容忽视的。这些问题中尤以城市居民参与社区治理不足为最甚。本文我们仅从理性选择视角出发来探讨了社区居民参与不足的问题,并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对策和建议。但是社区建设是一项全面的规模庞大的系统建设,提高居民参与的积极性也是一项艰巨的复杂的任务,要走出参与不足的困境,建立完善的居民参与体系,让小区群众对社区建设有一个正确的概念,同时提升居民参与建设的主动性,激发小区群众对参与社区建设的积极性,增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活动的能力,就要从多方面着手,配合制度建设、文化建设、社区内外部环境的建设以及有效的宣传教育,促进社区参与体系的改革,增强社区服务质量,推动社区工作的规范化发展。只有多管齐下,才能使我国社区居民参与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

参考文献:

[1]王刚、王丽萍.社区参与简论[j].城市研究,1998,(5):53

[2]陈雅丽.社区参与:社区发展的内在动力[j].党政干部论坛,2002,(11)

[3]张晓霞.城市居民社区参与模式及动员机制研究,2010

[4]徐勇.论城市社区建设中的社区居民自治[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2)

[5]王刚、罗峰.社区参与:社会进步和政治发展的新驱动力和生长点[j].浙江学刊,1999,(12)

[6]陈桂香、杨进军.成都市社区参与的现状与制约因素分析[j].西藏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4,(9):271-272

[7]肖富群.居民社区参与的动力机制分析[j].广西社会科学,2004,(5):161

篇2

Abstract: Along with the social marketability and the modernized fast development, the community autonomous already became one important way which the community develops, but the community autonomous emphasis realizes community's citizen participation, the community citizens participation starting with the development with the social modernization, the urbanization cannot separate. However, in the modern city community, community's citizens participation also has like this such problem, these questions and the transition period social structure and appears the social question is close related, our country city community citizens participation realize truly also have heavy responsibilities.

关键词:转型社区治理公民参与

Key word:Reforming The community governs the citizen to participation

一、概念及背景

在现代中国的社会生活中,社区治理和社区公民参与已经成为非常流行的话语。那么它们的概念和定位是什么呢?广义的“社区治理”是指社区与国家和市场相结合而形成的一种社会互动方式。①而对于社区参与这一概念的理解,目前多内大多数研究者有着较为一致的看法,即认为它是指社区成员自觉自愿地参加社区各种公共活动或公共事务的决策、管理和运作,影响社区权力运作,分享社区建设成果的行为和过程。在我国的城市社区发展建设中,实现社区自治式的社区治理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目标,而社区自治的主体就是社区公民,社区自治的实现需要真正地实现社区公民参与。城市社区公民参与的兴起和提倡与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市场化和城市化是紧密联系的。

从宏观角度来看,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过程中,我国城市的“单位制”社区开始瓦解,逐渐开始向社区制转变,社区就像一个小型的“社会”,逐渐成为介于政府和家庭之间的一个公共空间,而社区缓和现代化进程中的矛盾和问题的作用也逐渐凸显出来。从微观的角度看,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社区居民不仅在物质生活和生活质量上的要求提高,同时对精神文化生活和政治参与的要求也在日益增长。

二、发展中呈现的问题浅析

尽管公民参与在社区中兴起并成为社区发展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是由于我国社会处在这样一个转型期,各种类型的社区内的公民参与发展程度事实上是参差不齐的。一般说来,在单位型社区和处在城乡结合部的社区的居民参与度较低,而在一些新型的商品房小区里的社区居民参与度则相对较高。这是由多方面因素导致的,单位型小区的居民由于习惯了传统的纵向管理,因此,人们对于社区治理和社区参与的理解更多地带有自上而下的参与取向。而处在城乡结合部的社区居民通常来说是由郊区农民、进城务工人员等组成,这类社区由于社区的发育程度较低,社区居民的受教育水平较低,因此,人们在社区治理中的参与意识并不强烈。而在新型社区里的居民由于有较好的收入,参与意识较强,且具备参与的能力,因此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程度较前两者高。但是随着“单位型”社区的功能的逐渐弱化、越来越多的人由“单位人”转向“社会人”,以及现代化的发展,单位型社区和处在城乡结合部的社区的公民参与程度会逐渐地提高,而目前社区参与的不同发展程度正是中国从传统到现代转型过程中的必经之路。

从城市社区组织来看,在社区内通常存在着纵向组织和横向组织两种参与取向的组织。尽管在许多城市社区中,业主委员会、中介服务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等横向组织进入社区大大地推动了社区公民参与社区治理的发展,但是居委会、街道办事处等纵向组织作为政府在社区的代言人,在很多社区中仍然在发挥主导作用。这种社区的居民参与依然表现出一种自上而下的参与取向,所谓的“参与”只是一种政府动员、推动下的被动的参与,并没有发挥居民参与社区事务、实现自治的真正作用。

三、小结

上述问题仅仅是从社区居民的社区参与意识、社会内组织发展以及社区外来人口在社区参与上的困难来说的。事实上,在社区治理中,居民参与意识、参与渠道、社会资本、政府和社区的回应度及效率等都是影响社区参与的因素。这些影响因素都造成了我国社区公民参与社区自治的不同程度的困难,这种困难主要体现社区居民在参与主体参与意识的薄弱以及参与体制的不完善导致的参与层次低。可见,我国要在城市社区的发展中实现真正的社区公民参与还任重而道远。在我国这样一个重要的社会转型期,在社区现代治理的进程中推进公民参与仍然需要多方面的努力,这一进程不仅仅有赖于人们观念的变革,更有赖于整个社会结构的转型和变化。

篇3

关键词:高中;区域地理

中图分类号:G63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2-7661(2016)07-053-02

区域地理内容贯穿了整个初高中阶段的地理教学,是地理问题研究的载体,也是高考和学业水平测试的主要考查内容,但其在高中教学中处境尴尬。首先,初高中教学衔接问题突出,造成学生区域地理基础薄弱,又很难从高中紧张的教学课时中抽出时间复习,造成高中区域地理教学的两难境地。其次,高中区域地理教学方法较为单一,相对固定的讲授流程使得学生易产生倦怠情绪。此外,高中地理必修三是高中主要的区域地理教材,但其往往被复习资料所取代,其重要性被忽视。

高中区域地理教学的关键是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必修三为依托,开发出成体系的问题序列,来实现课标要求。通过研究发现,系统训练对学生问题能力培养有明显帮助,本文针对高中区域地理教学中的问题设置方法作一探讨。

一、高中区域地理设问类型

1、区域定位问题

区域位置主要包括:经纬度位置、海陆位置、临接位置、交通位置。该类问题是区域地理研究的前提,同时也是区位理论的核心。这类问题属于初级问题,其突出学生的空间思维能力,对学生的记忆能力和技巧有较高要求。该类问题的题目中一般隐含有解题切入点,考察难度明显降低。

2、区域特征问题

区域特征包括:自然要素(地形、气候、水文、土壤、植被、岩石)、人文要素(产业发展、人口、聚落等),各要素之间可以根据自然环境的整体性相互推导。区域的理特征分析是区域地理主要研究方向之一,突出了地带性和非地带性思想。该类问题是区域地理的基本构成问题,主要考察信息提取能力,常设有隐含内容。

3、区域现象分析问题

区域现象分析类问题是高考中最常见的类型,其一般模式是:“创设问题情境(多地理图像语言)――围绕主题设问(并列式或递进式)――运用核心知识、技能和方法作答”。该类问题是区域地理学习中较高层次的问题,突出学生的区域地理因果关系和推理能力。

4、区域发展评价和建议问题

区域发展评价和建议问题要求学生应用所学知识去评析区域发展,并根据区域的优势和问题提出区域发展的方向和具体措施。这是区域地理教学中最高层次的问题,突出学生知识迁移能力。

二、高中区域地理教学现状和趋势

1、学生学习特点。

学生对知识的价值判断发生变化,考试导向性仍旧明显,但实用性和趣味性的影响水平上升。特别是文理科学生对区域地理的重视程度相当,表明随着教育改革的深入,学科间的“主副观念”在淡化。

区域地理学习过程中,学生自主研究的积极性较强,但缺乏独立研究学习能力,主要变现是发现和表达问题的欲望较低,有明显的“先知识,后理论”的学习规律。

文理分科后学生特点出现分化。理科学生相对于文科学生:思维更活跃,注重趣味性和实用性,而忽视系统性;问题发现能力较强,问题表达能力较弱;对师生互动的诉求更高。

2、课堂问题情境的效果不佳。

课堂问题情境设置是高中区域地理教学的最大短板,造成高一新生对高中授课方式的不认同,随着高强度的训练和知识系统的完善,学生的问题发现欲望逐渐下降,习惯于接受即成的结论,而忽视研究问题的方法和过程。高中区域地理教学中课堂问题情境设置不佳的主要原因有以下两点。

区域地理教学思想老化。传统教学“重知识,轻理论”,造成学生对区域地理学习产生定式,认为记忆风土人情和经典案例是区域地理学习的重点。这显然与高中区域地理考察趋势相违背,记忆类知识考察已淡出高考,区域定位的考察难度也大幅降低。

教学环境的限制。课程改革已经推行多年,相对来说初中比高中开展的更为广泛。主要原因是初中阶段相对来说升学压力较小,且学生形象思维为主,适合活动性教学方式。反观高中阶段,虽然实施了模块化的课程,但深受系统性知识的束缚,所以“自主、探究、合作”的教学思想没有得到广泛的推广。

3、高中区域地理教学中问题设置的主要趋势。

从高考和学业水平测试的发展趋势来看,更注重考察学生的地理素养,特别是知识迁移能力,由此我们在教学中要突出学生应用能力的培养。

从文理科学生不同表现来看,相对轻松和无序的学习环境有助于问题发现能力的提升,而系统化的知识有助于问题表达能力的提升。

高中采用材料题后,使学生的信息提取能力尤为重要。所以要改变传统区域地理教学中按照自然要素和人文要素分解讲授的方式,而通过问题研究的方式来提升学生的能力。

三、高中区域地理教学设问策略

1、问题设计优化策略

(1)以课程标准为出发点。《普通高中地理课程标准(实验)》是整个高中地理教学的依据,是国家意志的体现。因此课程标准中的理念是这给问题设计出发点和依据。“培养现代公民必备的地理素养”,问题设计要突出时代性和基础性,以基本原理和方法为内涵,以时事材料为背景。“满足学生不同的地理学习需求”,问题设计要有层次,先易后难,在保证实现课标要求的前提下根据学生实际情况做不同预设。“注重学习过程评价和学习结果评价的结合”,问题设置的目的不仅要引导学生发现结论,更要研究学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心路历程和顿悟的关键节点,让学生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提升区域地理核心能力。

(2)注重问题构成要素的完整性。区域地理问题是学生在进行区域地理认知活动时,遇到疑难或障碍而产生的一种欲求而不得的心理状态。问题的类型有很多种,但一个完整表述的问题一般应该由三部分构成,分别是:限定条件、困难和目标。地理问题研究常用的问题要素包括: who、where、when、what、why、how。区域地理问题则应该突出空间分析,所以限定条件必须含有位置信息。

(3)问题质量的关键在于制造认知冲突。设问的主要目的是解决学生区域地理学习中的困难,同时也要符合学生最近发展区,所以如何评价问题质量是关键。认知冲突就是当个体意识到个人认知结构与环境或是个人认知结构内部不同成分之间的不一致所形成的状态。教学中所提问题如果产生了认知冲突,学生的学习动机便可以调动,这便产生了良好的教育契机。所以一个高质量的课堂问题的关键在于能否制造认知冲突。而认知冲突的创造要求教师熟悉学生情况,根据学生的认知结构来寻找刺激材料。当然产生认知冲突只是提供了一个机会,如何衔接和引导便需要系统化的问题设计。

(4)问题设置突出逻辑性,构建问题系统。问题设置不仅要考虑学生已有的知识基础,也强调新内容本身的逻辑结构,所以问题的层次性和相互呼应便显得十分重要。问题设置要从核心问题出发,逐层分解,根据内容特点设计出不同的问题结构,不同结构中各问题之间的逻辑关系各不相同。包含、并列、递进、因果等不同的逻辑关系就表现出不同的问题系统形态。以下是四种常见的问题结构模式,等级逐次提高。

问题集:主问题与各子问题之间通常是包含关系,子问题之间是并列关系。

问题链:主问题为出发点,问题间通常是层次关系、递进关系或延伸关系。

问题树:主问题派生出各级子问题系统形成树状结构,即一个多层的问题集。

问题网:通常围绕中心问题放射出很多次级问题,而次级问题之间又存在一定的关系,从而形成一个放射状、纵横交错的网状系统。

高中区域地理教学中主要采用问题网,并充分运用思维导图来降低学生的认知困难。

(5)问题设计的差别化。问题设计要从学生的实际情况出发,实施差别化教育。首先要考虑不同班级的差异,尤其是文理分科后,地理教学的目标分化。理科班要更多采用发散性的问题集和问题网,而文科班则要采用系统化的问题链和问题树,突出知识系统结构。其次,对同一班级也要在上课前有充分的预设,根据学生不同的反映来及时修正问题。最后,班内不同学生的反应水平也有差异,所以问题设置中问题难度要保持在中上水平,且预留鼓励性的问题。

2、教师提问行为优化策略

(1)民主的环境。课堂民主是学生敢于回答问题和提出问题的前提。课堂环境民主的基本表现是共同交流经验,高级阶段的表现是学习共同体的出现。民主建立在秩序之上,只有保证平等表达机会,才有可能共同交流经验。而学习共同体的出现,则需要一个共同的目标,足以感召全体学习者。培养这种民主氛围的关键在于容许学生犯错误。

(2)适当的思考时间。问题抛出后,要留给学生必要的思考时间,但时间长度的把握是关键。一般而言,学生开始思考之后,应接受一定的沉默时间,主要还是观察学生的反应,如果思考时间超过了读题时间,仍没有思路,则需要采取措施。高中区域地理问题的信息量一般比较大,所以要保证学生充足的思考时间。

(3)鼓励相互补充和点评。学生往往不愿意质疑或挑战老师的结论,但学生之间的争论是普遍存在的。所以鼓励学生相互补充和点评,对问题的解决和拓展是非常必要的,同时也激发出学生合作学习的意识。而教师可以通过观察,可以发现学生清晰的思考轨迹,为之后的教学行为提供依据。高中区域地理问题的答案较为复杂,对学生的表达能力要求较高,所以这种相互补充和点评可以极大提高学生对答题要点的领悟。

(4)必要的支架性帮助。高中区域地理的问题相对来说是比较复杂的,尤其是分析类的主干问题,对学生的推理能力和知识系统是一个挑战,所以,我们要给学生支架性准备的帮助。所谓支架,是用于促进学习者对问题的进一步理解,而为学习者建构一种对知识理解的概念框架。通常采用知识系统图、答题模板或者成功案例等形式来实现。例如:解决流域开发和治理问题时,可提供河流水文水系知识框架,自然地理环境要素分析法,田纳西河和尼罗河流域治理案例为支架。

(5)提问对象的选择。课堂提问对象的选择方式包括:自愿回答、随机抽取,顺序提问、集体提问等。相对来说这几种对象选取方式各有优势,但根据具体情况要有所侧重。相对来说,集体提问与个别回答组合使用更有助于学生发展,也有利于教师控制学习方向。通过集体提问学生相互交流思考,之后根据情况,选择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来展示。这样的最大好处是给不同层次的学生以缓冲的机会,也了保证课堂的发言活跃度。

(6)建设性的评价。学生回答完问题之后,必须要有总结,但不可以简单粗暴的以对和不对为判断依据。在评价中要发现学生发言的亮点,同时以期望的角度来给出建议。建设性评价的关键是给学生一个发展的路径指导,而不是一个结局性的表述。高中区域地理问题的回答较为宽泛,但要突出关键词,教师要通过评价来帮助学生矫正一些习惯性的错误。

3、学生提问能力提升策略

(1)明确学习中问题意识的价值。区域地理学习中学生常陷入“重记忆,轻知识”的误区,而高考对学生的推理能力的考察非常突出,所以学生意识到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对区域地理素养的重要性。若要学生明确问题意识的价值,就必须在课堂讲授和各种考察中都体现出来,通过目标引导来矫正学生错误的学习方法观。

(2)批判性思维的培养。学生随着学龄的增长,专业系统的学习使得学生的批判性思维下降,出现惰性。而高考中的区域地理问题往往是有特殊性的,所以批判性思维的培养是必要的。在日常教学中,教师要学会给学生“挖坑”,要让学生注意观察细节,产生不可轻信的审慎治学态度。此外,可以采用一些颠覆性的研究结果作为问题背景材料。

(3)比较法的运用。地域性是区域地理研究的基础,区域之间的差异性也是研究的主要方向。所以在区域地理学习中问题的主要来源便是区域间的比较。通过比较可以更深入得理解自然地理环境的整体性和差异性,以及区位理论等重要的理论,为区域地理的学习打开通途。

(4)教学情境的生活化和时事化。只有将学生关注的东西带到课堂上来,学生才会将热情投入到学习中去。在这个数字化时代,老旧的材料已经无法满足学生的求知欲,所以从多媒体渠道获取的信息是课程资源开发的重点。但选取材料要有代表性和科学性,绝不可以用热点问题替代核心问题,也要避免海量知识冲淡教学重点,要用严谨的态度来组织材料,创设真正适合的区域地理教学情境。

篇4

关键词:社区志愿者队伍; 管理

中图分类号:G7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3315(2013)03-168-001

有效开展社区志愿服务工作对于广泛动员社会资源参与社区建设、改善社区人际关系,净化社区社会风气,提高社区居民素质,体现社会关怀,推进社区精神文明建设等社区工作具有重要意义。下面,笔者就本乡镇社区志愿者队伍的建设和管理过程中所反映的问题,谈谈自己的认识。

一、乡镇社区志愿者队伍管理现存问题分析

1.农民参与社区志愿服务的意识不强,参与度低

目前农民对于志愿活动的认识不够,大部分的年轻人甚至是老年人都会利用休息时间做一些其他的工作,以期获得更多的生活收入,他们没有更多的时间考虑做志愿者。大部分农民对志愿服务了解程度并不高,对有关概念、价值、特征等知识缺乏认识和理解,社区志愿服务意识尚未融入农民生活,农民参与度低,社区志愿服务人员结构呈现单向发展趋势,难以满足农民多元化的需求。

2.农村社区志愿服务“行政化”色彩浓厚,社会化水平低

我国农村社区志愿服务完全是在行政力量推动之下逐步发展起来的,受到政府政策的影响,具有一定的官方或半官方色彩。社区志愿活动深入发展固然需要加强党政部门的领导和扶持,但过多地介入,单凭行政手段来组织志愿行为,难以保障志愿服务的实效,尤其是行政力量主导下的各类社区志愿组织难以实现步调协调、资源共享。

3.与志愿者及志愿服务相关的法律法规的缺位

对志愿者进行立法保护是国际上通行的做法,例如在英美发达国家,对于公民参加低偿和无偿的社会服务活动,是有明确的《公民服务法》或《劳动法》为法律保障的,而我国的志愿服务事业要获得深入、持久的发展,也需要法律的“保驾护航”。志愿者投身志愿服务,得不到相关法律对其合法权益的保障,会直接挫伤志愿者的热情,阻碍志愿者队伍的壮大。虽然目前我国已经有部分城市出台了志愿服务或青年志愿服务地方性法规,但各地的志愿服务法律、法规仍存在较大的差异,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而且这些条例在地位上低于国家层次的法规,无法突破已有的法律法规中对促进志愿者事业不利的规定,因此,迫切需要有一个全国性的法规,来规范和促进蓬勃发展的志愿服务事业。

4.社区志愿服务资金保障机制不力

我国目前乡镇社区志愿者队伍建设的资金尤其短缺,主要由两个原因造成的:一是政府投入不足,财政支持没有制度化;二是税收制度限制了工商企业、个人对志愿事业的捐赠,社区志愿者组织未能建立起一套有效的多渠道融资机制。

三、完善乡镇社区志愿者队伍管理的几点策略

1.组织覆盖,构建志愿者资源网络化。要从健全组织、整合资源着手,努力把各类志愿者队伍有效组织起来,形成覆盖乡镇各个社区的完善的志愿者服务网络。一要强化组织,充分发挥社区志愿者的积极性、参与性和有效性。二要整合资源,充分发挥社区党员的先锋模范带头作用。

2.项目管理,实现志愿行动科学化。要真正提高志愿者队伍的服务水平,就应该将志愿者工作采用项目管理的方法来开展,增强志愿活动的持久性和生命力。一是项目分类。根据志愿服务内容,用项目的形式区分志愿者队伍,使每一位志愿者找到发挥特长的载体。二是项目赋权。每个项目设立项目指导员和队长,负责志愿者活动的组织、协调等,并及时将项目运作情况适时向社区职能部门报告。三是项目跟踪。开展同类项目的服务竞赛,适时对志愿者队伍进行考核。目前,我镇已设立了5个志愿服务项目(教育辅导、医疗卫生、环境服务、敬老助老和文艺宣传),成立了9支志愿者服务小分队,并制定了《新集镇社区志愿者服务章程》,各分队服务活动按照预定计划正常开展。镇社区教育中心申报的题为《发展社区志愿者队伍,规范组织管理与运作》课题,已被列为“江苏省2011年社会教育规划立项课题”进行研究。

3.创新形式,促进志愿服务经常化。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进步,乡镇社区志愿服务对象已从以困难群体为主向全体社区成员转变;服务内容从以物质帮扶为主向物质帮扶与精神帮扶并重转变。为适应“两个转变”的需要,我们就必须不断创新志愿服务的形式,在继续实施结对帮扶制、设点服务、固定网点服务制等基础上,实行双向互动服务、挂牌服务、电话网络服务、集中服务等服务方式,这些服务相互补充,彼此衔接,从而实现志愿者服务活动经常化。

4.机制保障,促进志愿工作规范化。一是动态管理机制。建立健全自愿注册制度、定期招募制度等。二是评估反馈机制。三是典型激励机制。如利用镇社区教育职能部门,采取各种形式宣传报道优秀志愿者和优秀志愿者团队的先进事迹,积极在社区内广泛宣传和培育志愿者精神,营造出志愿者光荣的良好氛围。四是培训服务机制。采取“走出去、请进来、交流学”等办法,有针对性地开展服务技能和业务知识培训,不断提高志愿者服务社会的技能和本领。

篇5

【关键词】艾滋病问题;社会理解;防治政策

一、艾滋病问题的背景介绍

艾滋病(AIDS),又称为“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症”,是由于感染了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而引起的一种严重传染病。目前,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医学界正在积极研究针对这项病情的治愈方式,只有法国科学家于2014年底发现了能够治愈HIV感染者的有效药物,可是仍缺乏真正根治艾滋病的有效医疗手段。现阶段艾滋病的治疗目标是最大限度和持久的降低病毒载量,获得免疫功能重建和维持免疫功能,提高生活质量,降低HIV相关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基于以种种困境,艾滋病因此又被称为是“超级癌症”。

造成艾滋病流行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无知、偏见而导致整个社会防范疏漏,使得我们所有人几乎都脆弱地暴露在它面前。截止2014年10月,全国共报告现存活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约49.7万例。就感染率而言,由于中国人口基数庞大,所以目前还属于低流行地区;但若按题的理解,并分析在此基础上制定的艾滋病防治政策及其影响,为将来制定有效的艾滋病防治政策提供借鉴和依据。

二、 不同流行趋势下艾滋病问题的社会理解和相关防治政策

(一)1985至1994年――艾滋病传入初的潜伏期

1.艾滋病传入初期的社会理解――“对抗关系”

中国于1985年6月在北京协和医院报告的第一例艾滋病确诊病人是来华旅游的美籍阿根廷人。截止1994年底,全国范围内累计报告艾滋病人数29人,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人数为531人,艾滋病感染者及病人的数量较少,因此,这段时期为艾滋病传入初期。由于传入初期报告的绝大部分艾滋病病例均为来华外国人或是海外华人,当时的中国把抵制艾滋病当成是抵抗资本主义腐朽生活方式入侵的一场阶级斗争,主要采取对外防御和对内严打的态度来防治艾滋病。加之改革开放初期,政府和人民的思想还比较保守,政府为了避免引起国民的恐慌,将艾滋病定义为“来自资本主义国家的病”,希望将它隔离在我国国境外。艾滋病传入中国后,一些媒体开始介入关于预防艾滋病扩散的宣传工作。“为了提高公众的警觉性和预防意识,部分报纸和杂志以大量触目惊心的标题和词汇,诸如‘恐怖杀手’、‘超级癌症’、‘世纪瘟疫’等等,来描述了艾滋病的可怕。艾滋病作为一种疾病,被打上了歧视、耻辱的烙印,对中国早期艾滋病社会预防模式的产生了巨大影响。”在这种社会理解的引导下,如何将艾滋病阻挡在中国范围之外,成为中国制定的艾滋病防治政策的基本框架。

2.艾滋病传入初期主要的防治政策

(1)1985年,中国卫生部等有关部门下发《禁止第Ⅷ因子制剂等血液制品进口》的通知及《关于加强监测、严防艾滋病传入的报告》。

(2)1986年,国家教委和卫生部发出《关于对外国留学生进行‘艾滋病’检查的通知》,规定对外国留学生进行检测;1986年12月3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办法实施细则》。

(3)1987年颁布《全国预防艾滋病规划》,并规定:防止艾滋病的传入,发生和蔓延。同年,卫生部和公安部又发文要求“来华外国人提供健康证明”。

(4)1988年1月14日国务院批准了《艾滋病监测管理的若干规定》,其中还对艾滋病病人的个人行为作出了限制。

(5)1989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将艾滋病列入乙类传染病管理,要求对艾滋病患者采取隔离措施,并送到卫生部门指定的医疗单位治疗。1989年3月6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卫生检疫法实施细则》中都明确规定:“禁止艾滋病,性病的外国人入境”。

(6)1990年,卫生部与WHO共同制定了《中国预防和控制艾滋病中期规划(1990-1992)》,规划中将中国预防和控制艾滋病规划的目标定为 “不是将 HIV 杜绝在中国的门外,因为HIV已传入中国,而是使中国在世界上保持较低流行水平”。

在初期的防治政策方面,主要是集中在如何将艾滋病抵挡在“国门”之外,却没有考虑到给病人提供人文关怀和相应的帮助照顾,这对本身就处于劣势群体的艾滋病病人来说,更加是雪上加霜。

(二)1995年至2004年――艾滋病传入中期的快速增长期

1.艾滋病传入中期的社会理解――“协作关系”

从1995年至2004年这十年间,HIV病毒感染者的官方报告数量从531例激增至47606例。仅仅十年时间,我们不仅没有在艾滋病传入初期控制住疫情,反正使之朝着大规模扩散的趋势发展。国家对待艾滋病问题的态度开始转变,从之前的“对抗”、“抵制”、希望将之阻挡在国门之外,转变为“协作关系”,即承认艾滋病已经在我国境内一定范围内传播,并且疫情朝着大规模扩散的趋势发展。我国传统的道德观念和历史文化内涵是严禁行为存在的。而从事活动的人群往往是艾滋病感染的高危人群。若在娱乐场所推广和使用安全套,则可以有效监管控制艾滋病在该类人群中扩散,而这项措施又挑战着我们的长久以来的道德防线。经过长时间的思考探索,我国在局部地区的娱乐场所开展了安全套试点工作,并取得了一定成效。由此看出,我国在关于艾滋病防治政策制定的基本原则方面也逐渐从道德至上转变得更加理性。

2.艾滋病快速增长期主要的防治政策

(1)1995年由国务院批准,卫生部下发颁布了关于艾滋病防治工作的第一个政策性档―《关于加强预防和控制艾滋病工作的意见》,首次将预防和控制艾滋病的工作提升到关乎民族兴衰的战略问题的高度,对我国艾滋病防治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2)1998年颁布了我国关于艾滋病防治工作的第一个纲领性重要文件―《中国预防与控制艾滋病中长期规划(1998 - 2010 年)》。

(3)2001年出台了《中国遏制与防治艾滋病行动计划(2001-2005)》。

(4)2003年,我国出台了一项标志性防治政策―“四免一关怀”政策:即“国家实施艾滋病自愿免费血液初筛检测;对农民和城镇经济困难人群中的艾滋病患者实行免费抗病毒治疗;对艾滋病患者遗孤实行免费就学;对孕妇实施免费艾滋病咨询、筛查和抗病毒药物治疗;将生活困难的艾滋病患者及其家庭纳入政府救助范围”。这一政策的颁布,充分说明了我国政府已经能够从保障人权的高度出发对待艾滋病问题,让深受艾滋病病毒伤害的人群及其家人看到了国家的关爱,缓解了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患者的绝望情绪。

(5)2004年,国家和各相关部门相继出台了20多项艾滋病政策文件,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关于加强对生活困难的艾滋病患者、患者家属和患者遗孤救助工作的通知》和《关于落实艾滋病抗病毒治疗政策的通知》。同年12月,修改后的传染病防治法正式施行,诸如“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歧视传染病病人、病原携带者和疑似传染病病人”等更加人性化的字样被加入新的传染病防治法中。

从以上罗列的几项代表性艾滋病防治政策可以看出,国家已经逐渐意识在艾滋病疫情的严重性,并陆续颁布了一系列以为艾滋病患者提供社会关怀和病情救助为主的防治政策,充分体现了国家希望以“协作”的方式对待艾滋病。但是,受到社会舆论和道德伦理的影响,很多病人由于害怕身份被公开而选择逃避,艾滋病疫情依然没有得到很好地控制。

(三)2005年至今――艾滋病传入后期的爆发期

1.艾滋病传入后期的社会理解――“以人为本”

艾滋病传入中国后,经过前十年的潜伏增长和第二个十年的快速增长期,从2005年开始,国内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人数和艾滋病确诊病人的人数呈井喷式增长。截止2014年10月底,国内报告现存活的艾滋病毒感染者和病人已达49.7万例(感染者占60%左右),死亡15.4万例,同时,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2012年对中国艾滋病防治进展的报告显示,中国地区艾滋病病毒的感染人群呈低龄化扩张趋势。大规模和低龄化这两大特征,已经让艾滋病问题从简单的医学问题上升为社会问题,“以人为本”成为新时代社会处理艾滋病问题的主旨,反映出我国的社会文明程度正在不断提升。从一些知名的公众人物担任起了中国的防艾大使,积极向社会宣传防艾知识;到中国第一夫人女士担任中国的预防艾滋病义务宣传员,并义无反顾的投身于艾滋病防治的宣传教育工作;再到强调:“做好艾滋病防治工作,关系人民生命健康、关系社会和谐稳定,是党和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这无一不体现着中国对待艾滋病问题的态度愈发积极与正面。

2.艾滋病爆发期主要的防治政策

(1)2005年出台的《中国遏制与防治艾滋病行动计划(2006-2010年)》 是艾滋病传入近20年来,我国防治艾滋病的重要文件,是对之前防艾工作的重要补充和完善。

(2)2006年1月29日,国务院颁发艾滋病防治条例(第457号国务院令),这是我国关于艾滋病防治方面的第一部专门法律,它将我国艾滋病的防治工作真正纳入了法治轨道,使得艾滋病防治工作有法可依,是我国艾滋病防治史上的里程碑。

(3)2010年,为有效遏制艾滋病快速上升的趋势,切实加强艾滋病防治工作,国务院下发了《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艾滋病防治工作的通知》

(4)2012年,为进一步落实2010年的“通知”精神,国务院颁布了《中国遏制与防治艾滋病“十二五”行动计划》,并计划于2016年初对本计划的执行效果进行评估。

社会各界的动员以及国家层面法律法规的颁布实施,意味着“以人为本”的政策指导思想逐渐被运用到我国艾滋病防治政策中,国家对于艾滋病防治工作的资金投入也在逐年上升。在最新颁布的《中国遏制与防治艾滋病“十二五”行动计划》中,将艾滋病防治督导与评估工作放在重要位置,并将防艾工作列入领导干部年度考核的重要内容。由此可见,国家已将防艾工作放在一个举足轻重的重要地位。

三、结语

我国的艾滋病防治政策经历了从“抵抗”到“协作”再到“以人为本”的演变过程,体现了政府决策层对艾滋病防治措施的不断细化,从以防止传入为主转变为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综合治理的艾滋病防治方针。而地方政府如何将政策落实到位,实施有效,更是防艾工作的重中之重。另外,艾滋病问题由于其特殊性,除政府主导外,也必须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加强社会舆论的正面引导,加大防艾知识的宣传力度,消除社会歧视,允许更多的非政府组织参与到防艾工作中去,对于中国未来艾滋病疫情的有效控制都能起到积极效应。

参考文献

[1] 新华网.我国报告艾滋病感染者及病人达49.7万例[EB/OL].,2014-12-03.

[8] Ministry of Health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2012 China AIDS Response Progress Report[EB/OL].http://.cn/pics/20120614140133.pdf,2012-03-31.

[9] 中国文明网.对艾滋患者态度折射社会文明温度[EB/OL].http:///wmpl_pd/yczl/201412/t20141201_2319502.shtml,2014-12-01.

篇6

【关键词】 地震;精神卫生;心理社会;能力;横断面研究

中图分类号:B845.67,R192 .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6729(2011)002-0102-05

doi:10.3969/j.issn.1000-6729.2011.02.006

Post-earthquake mental health and psychosocial support(MHPSS)capacity of health

facilities in some areas in Sichuan: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key informant

interview with grassroots health professionals

LIU Jin1,GUAN Li-Li1,XIANG Hu2,WU Xia-Min1,MA Ning1,

LIANG Xiao-Qiong2,WU Bao-Ming1,MA Hong1

1Peking University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Key Laboratory of Ministry of Health(Peking University)Beijing,1001912Sichuan Mental Health Centre,Mianyang 621000,Sichuan Province,China

Corresponding author:MA Hong,mahong@bjmu.省略

【Abstract】 Objective:To explore post-earthquake mental health and psychosocial support(MHPSS)capacity by psychiatric hospitals,and township health centers and village clinics in some extremely hit and severely hit areas in Sichuan.Methods:Referring to definition and levels of mental health and psychosocial support defined by the Inter-Agency Standing Committee of UN,a questionnaire consisting of basic information and current services of health facilities,MHPSS training and teaching materials in the past two years,and willingness and feasibility to provide MHPSS was developed,and 30 doctors from 1 county-level psychiatric hospital,1 town-level psychiatric hospital,5 township health centers,and 5 village clinics were surveyed.Ten of them were interviewed to explore their occupational experiences,the earthquake influence on the health facilities,the experiences and feelings of learning and providing MHPSS.Result:There were 0.68 psychiatrist/100,000 population and 0.83 psychiatrist/100,000 population in county level and town level respectively.There had been no pre-quake training on MHPSS,11 doctors got(1~7)days(median=2 days)of post-quake training,but unleveled,with insufficient teaching materials or reference books.Only 19 doctors could have time to provide MHPSS,and possible hours would be(6.9±2.5)hours/week.The county-level and town-level psychiatric hospitals had to manage the pre-quake inpatients,and admitted post-quake new cases.The county-level psychiatric hospital conducted some patterns of public mental health education.Only 2 township health centers provided 20 persons/month outpatient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Psychiatrists had not been trained in psychological crisis intervention,and had not had experience to deal with post 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before the earthquake.Non-psychiatric physicians felt that their capacity of providing proper MHPSS was quite limited.The township health centers only had valium as the basic psychotropics.Buildings in health facilities were damaged by the earthquake,which was especially reflected by collapse of a whole ward building in the town-level psychiatric hospital.Conclusion:Post-earthquake MHPSS capacity by health facilities in county and lower levels is extremely limited in Sichuan.It is suggested that in the future the relevant professionals be trained in more practical and specific ways in different levels,the township health centers and village clinics be authorized to use basic psychotropic medications,and disaster-resistant level be strengthened while building new or altering old psychiatric hospitals.

【Key words】 earthquake; mental health; psychosocial; capacity; cross-sectional studies

(Chin Ment Health J,2011,25(2):102-106.)

人为或自然灾难后的救援是复杂的工程。联合国机构间常委会(The Inter-Agency Standing Committee,IASC)于2007年制定出《紧急情况下的精神卫生和心理社会支持指南》[1-2](以下简称《指南》),为救援人员和社区计划、建立并协调最基本的多部门救灾工作提供指导。《指南》将灾后的精神卫生和心理社会支持(mental health and psychosocial support,MHPSS)定义为旨在保护或促进心理社会安宁和/或预防或治疗精神疾病的所有当地或外部支持。列出的服务范围包括四个层次,即①基本服务和安全(如食品、帐篷和防疫措施);②社区和家庭支持(如寻人和帮助家庭团聚、正式或非正式的教育活动);③有针对性的非专科服务(如由初级保健人员提供的心理急救、基本精神卫生服务);④专科服务(如治疗严重精神疾病)。灾后救援是多部门合作、分层次的服务,其中③和④层次的服务需要卫生部门人员参与[1]。在《指南》中,建议对于卫生部门MHPSS能力的评估需包括初级保健和精神病院的能力和基本精神科药物。为了解四川5.12地震后部分极重及重灾区医疗机构提供MHPSS的能力,2009年2月本项目组调查了安县、什邡市和三台县、绵阳市的部分医疗机构和医生的情况。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采取方便抽样的方法。 以极重灾区(绵阳安县、德阳什邡市)和重灾区(绵阳三台县、绵阳市游仙区)的医生为目标人群。共分级调查来自县级精神病院1所、乡镇级精神病院1所、乡镇卫生院5所和村卫生室5所的医生。并对其中愿意并有时间交谈的医生进行深入访谈。

1.2 工具

参照联合国机构间常委会对MHPSS的定义和分级自编问卷,内容包括卫生机构基本信息及目前提供服务的情况,近2年接受MHPSS培训及教材和参考书的情况,提供MHPSS的意愿及可行性,目前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访谈提纲内容包括个人从业经历、地震对医疗机构的影响、学习和提供MHPSS的经历及感受等。

1.3 实施过程

在临时板房医院内,研究者去医生的办公室或诊室,经过医生的口头同意后请他们填写自编的问卷。

深入访谈是由同一访谈者完成所有访谈。每次访谈持续约1小时。如果办公室或诊室里不方便访谈,则在院子里访谈。研究者在访谈中做笔记。

1.4 统计方法

采用SPSS 13.0进行统计分析。针对计量资料,进行正态分布检验,对符合正态分布的应用均数和标准差进行描述,采用t检验比较两组间的差异;对不符合正态分布的应用中位数(M)描述,采用秩和检验比较两组间的差异。针对计数资料应用具体例数进行描述,因总例数<40,采用费歇尔精确检验比较两组间的差异。针对定性访谈,将笔记中的每句话进行编码,归入从业经历、地震对医疗机构的影响、学习MHPSS的经历和感受、提供MHPSS的经历和感受等类别。然后按照研究目的,着重分析医疗机构所受地震的影响,以及提供MHPSS的能力,包括所受培训的数量和内容、人力资源、基本药物、服务需求、工作量等因素之间的关系和对能力提供的影响。

2 结 果

2.1一般情况

共计30名医生参加了问卷调查,其中男性23名,平均年龄(39.4±13.3)岁,从业年限1~42年(中位数(M)为12年)。极重灾区组和重灾区组的医生在所有变量上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表1)。共对10人进行了深入访谈,包括县级精神病院的院长1名(男性,从事精神卫生专业25年),乡镇级精神病院院长1名(男性,从事精神卫生专业6年,原为外科医生,近6年从事心理咨询工作),乡镇卫生院医生8名(其中男性7名,从事精神卫生相关工作,即灾后心理咨询共1年)。

2.2医疗机构提供MHPSS的能力

2.2.1精神科医师在辖区内的人口比例

县级精神科医师的人口比例为0.68/10万人,乡镇级精神科医师的人口比例为0.83/10万人(表2)。

2.2.2已接受的培训

在地震前,所有人员均未接受过任何与灾后心理变化及处理相关的培训。截至2009年1月,共有11人接受过1~7天(中位数2天)省、市或区级的培训,培训内容为灾后心理干预、灾后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PTSD)的干预、如何应对有遇难家属的人或放松技巧等。全部11人均有兴趣看培训教材。有4人列出记得住的教材或参考书名称,并评价其适用性:《灾后心理卫生服务技术指导要点》(大部分适用或完全适用)、《灾后儿童心理救援》(完全适用)、《精神卫生核心信息和培训手册》(完全适用)和《医学心理学》(少数内容适用)。

2.2.3提供灾后MHPSS的主观意愿

有27名医生表示在条件允许时愿意为受灾群众提供灾后服务。

2.2.4提供灾后MHPSS的现状

个人可投入的时间:有19人表示有时间为受灾群众提供服务,其中有7人列出每周可提供服务的小时数,平均为(6.9±2.5)小时/周。

医疗机构提供灾后服务的情况:县级和乡镇级精神病院除继续管理地震前的住院患者,还收治震后的新发病例,包括应激相关障碍患者。县精神病院通过心理卫生知识讲座、义诊、发放宣传资料、新闻报道等方式开展心理健康宣传教育。只有2所乡镇卫生院提供灾后心理服务,目前门诊量约为20人/月,方式为心理咨询。开展心理健康宣传教育的主要方式为发放宣传资料。

2.3 深入访谈中反映出的主要问题

2.3.1医疗机构也受到地震的影响

地震对医疗机构有不同程度的破坏。尤其是极重灾区的乡镇级精神病院受到极大破坏,除门诊外,整个医院的其他建筑全部倒塌。医务人员顾不上自己的家庭,先在临时搭建的帐篷后在板房中继续治疗原住院病人95人,同时还不断收治与地震有关的新发病例。由于临时住所及周边环境中存在大量的木棍、铁丝、绳索等物品,造成冲动攻击和自杀自伤的危险性加大,加上临时板房不够高,病人很容易上到房顶后外走,给护理工作带来极大压力。

2.3.2服务能力有限

县级精神病院有精神科医师10名,基本没有受过心理危机干预培训,没有治疗PTSD的经验。乡镇级精神病院的精神科医师数量严重不足,4名精神科医师面对100多名患者的诊疗及值班任务,感到压力过大。地震后曾有1名来自外院的大学毕业两年的住院医师每周来一次作为外援,但并不能起到实际作用。由于床位有限,不得不对某些需要住院的新发病例仅进行门诊处理。乡镇卫生院的精神科药品单一,除地西泮外无其他精神科药品,肌注氯丙嗪仅用于麻醉前用药,不作为精神科处理用药。基层医生虽然看到有大量的受灾群众需要MHPSS,从医务人员的天职出发也愿意帮助他们,但是由于学历普遍偏低,在地震前没有受过心理危机干预的培训,缺乏灾后危机干预的教材和参考书等诸多因素,觉得自己能力有限,无法给受灾群众提供到位的服务,甚至害怕由于自己的理解错误或处置不当,反而给受灾群众造成二次伤害。另外,由于基层医生承担医疗网底的工作,工作内容多,工作量大,在客观上难有较多的时间用于提供MHPSS。

3 讨 论

本研究发现的县级精神科医师的人口比例(0.68/10万人)和乡镇级精神科医师的人口比例(0.83/10万人)均低于2008年全国精神科医师的人口比例(1.35/10万人)[3]。在没有灾难时,按这样的人口比例提供常规精神卫生服务尚且人力资源不足。在地震后,如果按照震后3个月PTSD患病率为7.2%[4]推算,县级和乡镇级精神病院需要分别诊治PTSD患者10.6万和3.5万。面对如此数量庞大的患者,14个精神科医师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

MHPSS是分级服务,各级所涉及的人员和服务内容不同,需要的培训也不同。为了提供优质服务,最好在灾前做好人员的技术准备,即需要充分的备灾[1]。本研究发现医疗机构人员在灾前未接受过任何相关的培训,在灾后仅有11人接受过培训,但培训时间短,且未按照内容进行分级培训,属于无计划的培训。另外,教材和参考书严重不足,基层人员不得不将针对性不强的《医学心理学》作为参考书。

按照MHPSS的服务分级,本研究中的对象应该承担的是有针对性的非专科服务(如由乡镇卫生院的医生和村医提供的心理急救和基本精神卫生服务)和专科服务(如精神科医师对严重精神疾病的诊治)。但是因为培训严重不足,非精神科医生并不具备提供心理急救和基本精神卫生服务的能力,县级精神病院的精神科医师也缺乏诊治PTSD的技能。少数乡镇卫生院只提供20人次/月心理咨询,这种工作量也反映出基层供方的服务有限。

医院作为治病救人的场所必须具有高度的抗灾能力,包括硬件条件,以及接受过培训的人员和应急程序等软件条件。面对全球日益增多的自然和人为灾难,世界卫生组织(WHO)号召各成员国建设可以抵抗地震及其他灾难的医疗机构,并将2009年世界卫生日的主题定为“挽救生命加强医院应对紧急情况的能力”[5]。本研究中也见到精神病院病房全部倒塌、造成住院护理工作压力极大的情况。WHO西太区办公室已发行了相关手册《医院应该免受灾难侵害:降低风险,保护医疗设施,挽救生命》,对各项建筑指标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4 未来研究方向

本研究仅调查了医疗机构和医生的情况,未涉及其他供方的服务能力现状、不同部门间的合作现状,亦未涉及医务人员自己作为受灾群众的因素,已发现人员数量不足、培训严重不足、提供的服务有限及医疗机构的抗灾能力差等问题,说明地震后医疗机构提供精神卫生和心理社会支持的能力极为有限。建议今后对县级及以下精神卫生机构人员、基层卫生工作者和社区服务人员开展实用的和有针对性的分级培训;采取措施改变基层卫生机构缺乏基本精神科药品的现状;在新建或改造精神病院时,加强硬件的抗灾强度。

参考文献

[1]The Inter-Agency Standing Committee.IASC Guidelines on Mental Health and Psychosocial Support in Emergency Settings[OL]. Geneva:The Inter-Agency Standing Committee,2007:1-19(2007-12)[2009-09-03].http:∥省略/iasc/pageloader.aspx?page=content-products-products&sel=22.

[2]Wessells M,van Ommeren M.Developing inter-agency guidelines on mental health and psychosocial support in emergency settings[J]. Intervention,2008,6(3/4):199-218.

[3]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2008年各类卫生机构人员数[M]. 中国卫生统计年鉴,2009:24-27.

[4]汪向东,赵丞智,新福尚隆,等.地震后创伤性应激障碍的发生率及影响因素[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1999,13(1):28-30.

篇7

关键词:社区治理 居民参与 城市

城市社区是基层社会治理的基本单位,也是居民生活的基本单元。随着社会转型的深入,当前中国社会进入了利益诉求多元化、价值取向多元化的时期,各种社会矛盾凸显,因此在城市社会治理体系中,需加强城市社区治理的基础性作用。作为居民聚集的生活场所,社区的基本属性决定了在社区治理中居民参与的核心作用。因此,在社会转型期,为了维持基层社会的稳定,探讨城市社区治理中的居民参与具有重要意义。

一、社区治理中居民参与的必要性

社区治理是在政府指导下,社区职能部门、社区组织、社区居民等对于社区内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进行管理的过程,以最终促进社区的和谐发展以及居民生活利益的满足。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利益诉求多元化,社会整合方式也发生了相应的变迁,社区治理的对象从一元到多元发展,社区治理的目标也发生了变化,单一的治理主体难以满足社区发展的需要,因此社区治理中需要居民参与。

首先,社区治理中的居民参与能够整合不同居民利益诉求的需要。随着住房商品化进程的推进,在城市社区,来自于不同地域、具有不同文化背景、具有不同价值诉求的居民因为商品房的购买而居住在同一小区。在社区内部的人口结构趋于复杂化、价值趋于多元化的背景下,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能够解决治理资源不足问题,同时社区居民的充分参与也能弥补传统治理模式、单一治理主体的不足[1]。社区发展的根本目的是满足居民高品质生活的需要,因此社区治理必须建立在社区居民需要的基础上,整合不同利益诉求,社区居民的参与能够充分整合不同居民利益诉求的需要,从而促进社区的和谐稳定。

其次居民参与社区治理能满足社区日常管理及居民自我实现的需要。社区治理的最终目的是满足居民的利益需求,社区的服务和治理水平关系到每个居民的日常生活。对于居委会、物业公司等社区治理组织来说,社区治理很难做到事无巨细、面面俱到。面对庞杂的居民群体,居委会与物业公司做的非常有限,因此要以提高社区服务为核心,居委会、物业公司与居民共同参与,实现社区自我管理、自我监督的作用,必须要发挥居民的主体性作用,让居民参与到社区治理中来。同时,居民通过参与社区治理,为社区发展出谋划策、与邻里互动,这种沟通与能力的实现也能满足居民自我实现的需要,通过参与社区活动,建立起强烈的社区归属感、责任感,增强社区凝聚力,最终实现社区共同体的建设目标。

二、当前社区治理中居民参与的形式

根据居民参与内容、现实表征,当前居民参与的形式主要分为娱乐活动参与型、公共事务参与型等形式。

随着城市社区的发展,为了满足居民的生活需要,一些商品房社区一般配备了小区广场、健身设施、开发了一些文体娱乐的场所。居民有在室外活动的需求,对于时间比较充裕的中老年人来说,这种需求尤为强烈。所以在城市社区,居民参与比较多的是共同的娱乐活动。一些社区还成立了进出比较自由的娱乐组织,近来年,很多居民出于锻炼的需要,在社区广场跳广场舞。一些居民出于共同的兴趣和爱好,早晨一起散步、打球,或一起下围棋、象棋等。

随着住房商品化以及物业公司进驻社区,小区居民一般对关系切身利益的物业收费、停车位、小区治安、保洁等问题比较关注。公共事务参与是指社区居民参与社区的公共设施、公共服务等问题。在目前的社区参与中,公共事务参与比较少。在调查中发现,很多居民对物业收费问题、车位问题、治安问题虽然比较关注,但是缺乏正确、合理的参与渠道。一些社区居民停留在私下议论公共事务的阶段,在居民看来,作为居民个体去向物业公司、居委会提出意见,很难得到满意的答复。从居民的参与意愿来看,很多居民有强烈的公共事务参与意愿,但是在现实的社区治理体制中,社区公共决策一般由物业公司、居委会等组织做出,很难倾听居民意见,居民缺乏参与公共事务的畅通的、常规的渠道。

三、提高社区治理效果、推动居民参与的核心路径

居民作为社区治理的主体之一,有着参与社区治理、参与公共事务决策的诉求。居民公共事务的参与状况直接影响社区治理的效果。面对社区居民日益复杂化、多样化以及其需求的多元化,必须打破传统单一化的行政管理模式,加强自下而上的双向交流互动,物业公司、居委会等社区组织需要依据自身的功能定位与职能设定适时地调整和改进其决策形式及与居民的联结方式。为有效推动居民参与公共事务决策,需要构建新的参与平台。如可以利用互联网,建立公共事务交流平台,物业公司、居委会等组织负责人参与其中,居民可以对社区内的公共事务发表意见、同物业公司、居委会交流互动。也可以增加居民与物业公司、居委会面对面交流的机会,设置物业公司经理、居委会主任联合接待居民日,倾听居民的意见。在关系居民利益的物业收费、停车位、公共设施维护等重要决策中,居委会、物业公司要倾听居民的意见,在决策程序中要强化居民的监督作用。当前物业公司与居民矛盾突出,根本原因就在于在涉及居民利益的决策中,物业公司只考虑自身的经济利益,不顾居民的意见,导致矛盾突出,直接影响了社区治理的效果,也正在危及社区的和谐稳定。

四、结论与思考

随着社会转型的推进,基层社会日益呈现出价值多元化、利益诉求多元化的趋势,社区作为基层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传统行政性的治理模式已经不能适应现代社会要求。当前物业公司与居民矛盾突出,社区公共事务决策漠视居民的参与需求,这给当前的基层社区治理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在这种背景下,必须改变传统的社区治理模式,给予居民社区参与更多的空间,创建居民公共事务决策参与的平台。在涉及居民利益的公共设施维护、物业收费、小区治安、停车位等问题上,考虑居民的意见,顾及居民利益,这样才能达成社区治理的和谐目标,才能促进社区的和谐稳定。

参考文献:

[1]. 向德平,王志丹. 城市社区管理中的公众参与. 学习与探索.2012(2):37.

作者联系地址:石家庄市高新技术开发区珠峰大街288号 石家庄学院政法学院 张红霞

篇8

关键词:城市社区;社区治理;公民参与

社区治理的本质是确保公民在社区建设中的主体地位,公民参与社区治理,能够使公共政策更加科学和民主,并且能够监督社区各种行为与活动,从而防止社区公共权力的滥用。同时,通过多元社区治理主体之间的民主协商来实施社区公共事务管理,能够更好地协调各方的利益,从而促进社区生活的和谐稳定。

花溪区A社区(以下简称“A社区”)是2012年贵阳市推行城市基层管理体制改革之后,花溪区成立的两个城市社区之一,社区服务中心相比于以前的办事处,能更好地服务于社区内的城市居民,为居民的生活带来了各种便利。社区治理是治理理论在社区建设中的实际运用,公民在社区治理中应该是积极的“参与者”和“治理者”,而不是被动的“接受者”,而A社区治理中的公民参与情况并不容乐观。花溪区A社区的公民参与情况在贵阳市城市社区中极具代表性,因此,探究A社区治理中公民参与存在的问题,剖析其原因所在,以提出解决相关问题的对策建议具有重要意义。

一、社区治理中公民参与的现状

1.社区治理中公民参与取得的成效

A社区服务中心根据自身规模、管理体制以及社区建设的实际情况,创造性地提出了具有自身特色的社区建设思路,把公民参与作为城市社区建设的重要内容,取得了良好的成效。

(1) 社区参与投入机制逐步完善。公民参与社区治理离不开物质支持和硬件设施。A社区是由政府财政全额拨款的正科级事业单位,社区建设的资金预算每年由财政局、民政局、组织部共同编制,并且每年年底对使用的情况进行专项监督,这使得公民参与社区治理有了一定的物质基础,保障了社区项目的顺利推进。

(2)公民参与内容不断丰富。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进步,现代城市社区的居民需求日益增加,社区服务中心在社区文艺活动、社区救助等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比如,在社区文艺活动方面,创立了“社区出钱物,物管出场地,居民出节目”的运行模式,保障了活动的顺利开展;在社区救助方面,如果社区服务中心有非专业性的岗位空置,社区低保户则优先录用,等等。社区成员通过社区服务的参与形成了社区的社会救助制度。

(3)公民参与形式日益多样化。随着社区建设的发展和进步,社区原有的公民参与形式已难以适应社区治理的需要。A社区服务中心创立了信息化值班快车、居民议事会快车和网络社工快车为主体的“三大快车”特色服务项目,其中居民议事会快车以电话、网络等工具为载体,通过在社区网站中设置“公民参与”专栏等方式,创新了公民参与社区治理的形式。

2.社区治理中公民参与存在的问题

A社区公民参与社区治理的广度和深度都还不够,基本上属于较低层次的参与,这与社区建设的客观需要不相适应,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公民参与社区治理的意愿不强,参与率低。社区公民自愿参与社区活动或事务的程度,是社区开明程度、健全水平和活力效度的综合反映。目前,社区治理中的公民参与是一种社区服务中心动员、社区公民执行的状况,公民参与率总体偏低。

(2)公民参与社区治理的内容有限,以非政治性参与为主。除选举外,A社区公民参与社区治理的内容基本局限在非政治性事务上,所谓非政治性参与是指公民参与的社区事务多与政治不沾边或关系不大,如参与居委会组织的文体健身活动、环境整治活动、治安巡逻活动,等等。社区内的普通公民在日常生活中很少有机会能参与到社区的政治性事务中去。

(3)社区治理中参与主体单一,社区精英主导社区重大事务。对于一般的社区事务,参与主体主要是退休老人。而社区内的重大事务,参与主体则主要是社区内的“精英分子”,即社区内各单位代表、社区居委会主任、社区内的人大代表、区领导及少量的居民积极分子,这样既不能充分提高社区治理决策的科学民主性,也不能对社区公共权力的运作进行有效监督。

二、社区治理中公民参与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社区治理中公民参与的意愿不强、参与内容有限、参与主体单一等问题,受诸多因素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受传统思想观念和现代生活节奏的影响

一方面,在传统观念的束缚下,人们己经习惯了接受政府的大包大揽,对于社区治理的观念还没有完全转变,社区公民的意识薄弱,认为社区治理是政府的事情,只需要政府来管理就好,因此,不会积极参与到社区会议和社区监督等社区治理活动中去。

另一方面,由于现代社会生活节奏日益加快,学习、工作、娱乐活动等占据了人们的大部分时间,社区的很多公民就没有时间来参与社区治理,这导致了公民对社区的作用和功能认可度不大,尤其是占社区常住人口中的流动人口,更是缺乏社区意识,社区公民对社区的认同度较低。在传统观念和现代生活快节奏的影响下,公民的公民意识和社区意识薄弱,参与社区治理的内在动力不足。

2.参与理性不足,普遍存在“搭便车”的心理

根据公共选择理论的观点,人是利益与理性的效用最大化者。在社区治理中,公民参与社区建设时会较多地考虑自身的利益,与自己利益有关的社区事务,参与热情就高,反之则低。总之参与的功利性较强而理性不足,而且多数人都有“搭便车”的心理。

3.社区治理行政化程度过高,公民参与权被边缘化

社区服务中心由政府直接领导,社区治理依然处于政府的控制之下,但政府并没有将公民作为参与社区治理的主体,而是将公民作为治理的对象,包揽了社区的大多数政治性事务,因此,政府依然作为一个管理者的角色而存在,以行政的方式对社区进行着管理。但社区公民仅仅作为一个旁听者与传答者的角色参与,较少拥有发言权,而发言权大多被掌控在政府和社区“精英分子”手里,因此,公民参与社区治理的权利被边缘化了。

4.社区治理活动的宣传方式滞后, 宣传效果不佳

社区服务中心对社区治理活动的宣传上 ,对普通的老百姓大多数是以社区的告示板、社区网站的形式通知。但是大部分社区公民对告示板和社区网站上的内容关注度并不是太高,往往在规定的时间内忽视告示板和社区网站上通知的事项。此外,对于新创立的信息化参与方式,很多社区公民并不了解,这就使得社区现有的参与方式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

三、增强社区治理中公民参与的对策建议

通过对A社区公民参与社区治理存在问题及其原因的剖析,针对存在的相关问题,要通过以下方面加以解决:

1.培育公民意识和社区意识,增强公民的参与理性

社区公民有了较强的公民意识和社区意识,能自觉地将这种意识变成行动,提高自身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从而增强公民的参与理性。关于这两种意识的培育,首先,社区服务中心应该通过标语、宣传栏、培训会等形式,向社区公民宣传公民意识和社区意识,并且要大力宣传有关社区建设的相关情况,加强公民对公民意识和对社区的认知和认同,唤起公民的参与热情,而社区公民则应配合社区,积极学习和参与,实现自身两种意识和参与素质的提高。其次,要不断提高公民的社区满意度。社区服务中心在处理社区事务时,尤其是对于与社区成员利益密切相关的事务,应同社区成员充分协商。最后,社区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要注意日常工作的细节,热情服务群众,以提高群众满意度,增强公民的社区归属感。

2.转变政府观念和职能,尊重公民的主体地位

政府服务社区并不是要包办所有的社区公共事务,更不是要指挥、干预社区的正常运作,而是要发挥自身优势,整合社区资源,促使社区健康、顺利地发展,要做到“少干预、多服务、下社区、办实事”。一方面,政府应树立正确的社区治理观念,破除政府机构中已经不符合时代要求的陈旧理念,要意识到行政机关本身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没有人民的授权就没有公共权力的存在。另一方面,政府要实现权力的下放,政府机构要从本职工作开始,做好其行政服务工作,充分尊重公民的合法权利,把职、责、权、利四方面统筹起来,让社区来行使本该由社会行使的职能,加强公民参与权的落实,实现管理方式从传统的“掌舵”向新型的“服务”的转变,积极推进公民参与社区治理的全过程。

3.完善公民参与保障机制,促进公民参与的法制化

第一,政府要把公民参与社区治理纳入相关的制度和法规,完善公民在参与的相关程序,使得公民在参与社区治理过程中能够得到相关政策的指导。第二,要完善社区公民参与的监督机制,社区政务要通过多种渠道及时向公民,便于公民监督的实施,要充分重视公民的建议和意见,并且政府要将公民参与社区治理的情况纳入社区绩效评估的一环,通过绩效评估的方式激励社区服务中心对公民参与的重视。

4.建立多元化的沟通渠道,创新公民参与平台

现今网络和通信技术发达,除了电话、社区网站中的“公众参与”专栏等沟通交流渠道,社区还应该善加利用信息化交流工具,可以通过建立社区QQ群、微信群、微信公众号等时下比较流行的网络沟通平台的方式,加强与社区公民的沟通交流。这些方式比电话、社区网站参与平台等形式更加便捷,在为公民提供了一个新的建言献策的平台的同时,能吸引更多的公民参与其中。在社区治理活动的宣传上,要注重社区治理活动宣传上的时效性,利用好社区告示板等传统的宣传方式,使公民能及时了解到社区治理活动的最新情况。

社区治理是实现“善治”最基础的途径,而公民参与是社区治理的本质要求,它有利于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降低社区治理成本,同时也能协调好各种利益关系,推动社区建设的协调发展。在今后的社区建设中,政府和社区服务中心要充分重视公民的主体地位,积极推动社区治理中公民参与形式和内容的创新,不断拓宽公民参与社区治理的广度和深度,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及居民自治的良性互动。

参考文献:

[1]唐忠新.社区治理 国家治理的基础性工程[J].决策与信息(中旬刊),2014(09).

篇9

一、开展情况

一是领导到位。成立了××县蚕桑局环境综合治理领导小组,由××局长任组长、张卿、××、刘文君三名副局长任组长,各股室负责人为成员。

二是部署到位。在全县城乡环境综合治理推进会后,我局对城乡环境综合治理进行动员、安排、部署,形成了城乡环境综合治理的强大合力。出台了《关于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工作的通知》、《关于开展城乡环境容貌综合整治的实施意见》等文件确保了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各项工作措施更具操作性。

三是责任到位。针对城乡环境综合治理中社区、社区所在单位、社区各住户以及社区各小区的联系单位的职能职责不是很清楚的情况,帮助社区、联系乡镇明确了各清扫保洁范围,完善了“门前三包”责任管理制度。并把此项工作作为本年度职工年终综合目标考核。

四是宣传到位。通过发放宣传资料、干部带动、街头、企业宣传等多种形式,广泛宣传城乡环境整治的目的意义,并组织全局干部群众参加了县上组织的“万人大扫除活动”、每周周末的“文明劝导活动”和每周三的“门前三包劝导活动”。

五是保障到位。在资金十分紧张的情况下挤出资金2.7万余元专门用于环境综合治理。

六是督促到位。邀请县级领导对我局所负责的新南社区进行现场督查,对发现的问题,及时解决问题。同时,局组织人员对我局所负责的新南社区一小区坚持每天开展环境综合治理巡查,对整治较为突出的问题,通知责任人实行限期整改。

七是整治到位。我局积极配合社区和所联系乡镇做好城乡环境综合治理的同时,狠抓了丝绸大院的整治,采取单位出一点,市民出一点,企业拿一点的办法,共同筹资约5万余元,集中打造丝绸大院。目前,我局所联系的社区和乡镇的环境综合治理工作多次得到了上级领导表扬。

二、下步打算

篇10

一、从大局出发,明确街道社区依法治理工作的重要地位

(一)街道社区依法治理是加强社区管理的需要。在社区管理中,各个方面都离不开依法治理,依法治理本身就是社区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搞好依法治理,社区管理才能够真正得到加强。尤其是随着改革的深化,过去由政府或所在单位包揽的就业、医疗、保险、养老等社会保障事务逐步由社区承担,社区日益成为市民生活的重要舞台和社会管理的主要领域。通过开展依法治理,用法律手段为社区管理服务,规范保障社区各项事业的发展,是社区管理的根本要求和重要原则。

(二)街道社区依法治理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需要。伴随着社会人员结构的重大变化和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大量离退休人员、个体工商户,私营业主、下岗待业人员、外来流动人员以及新迁居民涌入社区,汇成数量庞大、身份复杂、流动性强的“社区人”群体。“社区人”个体思想观念、生活方式、工作职业的差异,使得日常社区管理中出现了多种矛盾纠纷,如普遍存在的下岗再就业、最低生活保障费的发放、垃圾费的收缴、房屋拆迁、禁毒禁赌等问题,以及因空调噪音、滴水,车辆进出停放等原因而产生的邻里矛盾,街道社区由此成为了社情民意的综合反映地和各种矛盾、问题的汇聚地。靠过去那种由街道干部、居委会主任上门做工作的简单方式已不能适应现实的需要,只有加强依法治理,用法律手段进行管理,才能够顺应民情,妥善解决矛盾、纠纷,确保社区的稳定。

(三)街道社区依法治理是深化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需要。社区管理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保障群众依法享有的民利得以充分实现。实现的途径就是实施依法治理,通过加强街道社区基层组织建设和干部队伍建设,按照党的要求和宪法、法律的规定,把社区群众组织起来,广泛开展“自治”活动,切实把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监督落到实处。只有这样,才能逐步实现推进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和城区法治化的目的。

(四)街道社区依法治理是提高市民生活质量的需要。在人们生活水平普遍得到提高,物质要求基本得到满足的情况下,人们对精神文化生活有了更高的要求。街道社区为居民办实事,就是要整合力量,实施依法治理,采取建章立制,整治违章违法,推动法律、医疗、文化等服务进社区的多种形式,实现社区的居所安全、秩序良好、环境优美、文化生活丰富多彩,确保居民安居乐业。

二、街道社区依法治理工作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一)基层少数领导干部对基层依法治理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认识不足,重视不够,认为是“务虚工作”、软任务。对该项工作的组织实施仅停留在计划上,推一下干一下,满足于应付敷於,没有真正抓好落实。

(二)区依法治区领导小组每年为数几次的全体成员会议,只能就依法治区工作的规划、年度计划等总体工作研究讨论,而基层依法治理的一些专项工作、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则不能及时得到协调解决。同时,小组成员均担任全区相关部门的领导职务,由于工作繁忙,在深入基层了解情况、指导工作投入的精力和力度方面还有待于提高。不能够更好地发挥本部门在基层依法治理工作中的职能作用。

(三)基层依法治理工作还存在着死角。如以青壮年为主体的外来人员大量涌入社区,受经济发展大环境的影响,不少外来务工人员无业可就,在管理上造成“真空”,成为管理问题的隐患。有关职能部门缺乏依法治理的工作前瞻性,还未从宏观上规划管理,导致职责不清,各自为战,离基层依法治理工作要求还有一定的差距。

(四)对街道社区依法治理工作指导考核的力度不够。依法治区领导小组成员参与指导、考核基层依法治理工作的机会不多,目前仍停留在由设在区司法局内的依法治区领导小组办公室人员负责开展,给基层单位的感觉就是该工作仅是司法行政部门的职能工作,弱化了其工作地位。

(五)相关单位的依法治理工作缺乏工作连续性,重视程度不够。基层依法治理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方方面面无所不包,涉及到全区各部门、街道、社区。相关单位都有必要明确专人专职或兼职从事该项工作的日常事务,承担起工作联络事宜,但有些单位则是人员得不到保证或经常变动,经费也不能够保障,渐而使本单位的依法治理工作处于一种可有可无的状态。

三、齐抓共管,积极开展街道社区依法治理工作

(一)以宣传发动为先导,构筑工作网络机制。要在社区内采取多样形式,广泛宣传街道社区依法治理的要求、目的与意义,取得社区群众的理解与支持。区依法治区领导小组要变一年一次例会改为每季度召开一次会议,便于工作情况的沟通和问题的及时解决。为推动工作开展,更好发挥领导小组成员的作用,可将街道、社区划分“责任片”,由小组成员定点负责,亲临现场协调指导,强化工作力度。同时,街道要真正把该项工作摆上重要位置,做到有安排、有落实、有成效,逐步形成由街道工委领导、办事处组织实施、相关职能部门指导检查、社区内单位密切配合、居民共同参与的街道社区依法治理的工作格局。

(二)以普法教育为抓手,深化法律进社区活动。普法与依法治理在社区的紧密结合,是法制宣传教育的深化和发展。社区普法活动要紧紧围绕街道社区依法治理工作,在四个方面下功夫:一是内容进一步贴近社区、服务基层。应就社区管理和社区生活中普遍存在的矛盾纠纷广泛开展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二是形式进一步以人为本、灵活多样。通过制作下发《法律知识问答》手册、举办社区说法故事会、法制文艺表演等活动,把法律知识内容融入生活化、通俗化、趣味化的表现形式中,以事喻法、以案释法、以艺示法。三是队伍进一步扩大。在原有法律进社区的服务队伍基础上,从社区居民中大力召募有志于普法事业的志愿者,让他们也用所学的法律知识向身边的人讲身边的法律事,使得学法用法真正成为“寻常百姓事”。四是阵地进一步明确。要将主阵地放在社区居委会。在抓紧开展对街道干部、社区居委会主任系统培训的同时,努力使居委会做到“四有”:即有一个法制宣传专栏、配一套法律书籍、建立一支法制宣传教育志愿者队伍、每季度兴办一堂法制课。

(三)以社区“自治”为立足点,营造社区法治氛围。街道、社区居委会不仅要在日常工作中注重依法管理社区事务,还要在贯彻落实相关法律法规的基础上,订立符合实际、操作性强的《社区公约》,努力使社区居委会的各项工作有章可循、有法可依。要推广红花街道的“民情日记”和夫子庙街道的“百姓百言”、“社区议事园”等好的做法,引导、鼓励群众反映社区管理存在的问题、参与社区管理、监督社区事务,使社区群众切实行使参与“社区自治”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为社区的依法治理工作夯实广泛的群众基础。

(四)以解决“难点”、“热点”问题为突破口,实施专项治理。在开展街道社区依法治理工作的过程中,要确定治理重点,特别是注意突出社区群众普遍关注、反映强烈的“难点”、“热点”问题的整治。如针对、游戏机、不健康网络、黄色媒介对中小学生的隐蚀,各相关部门采取有效措施实施对校园周边不法经营活动的取缔整治;小区内机动车辆乱停乱放、流动摊贩占道经营、环境卫生存在死角等现象,物业管理部门加强疏导管理等。通过这些具体的、实实在在的工作,把街道社区依法治理工作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行为,树立和维护区委、区政府为民办实事的良好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