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特征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社会治理特征，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一)本类犯罪侵犯的客体是社会管理秩序,即国家机关依法对社会进行管理而形成的正常的社会秩序。社会秩序是一个含义非常广泛的概念。它包括社会秩序、生产秩序、工作秩序、教学科研秩序和人民群众的生活秩序。从本质上讲,一切犯罪都是对社会管理秩序的侵害。但是,由于刑法对侵害或者破坏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安全、市场经济、人身权利、家庭婚姻、公私财产、国防与军事利益以及国家机关正常活动等社会秩序的行为列入了刑法分则的其它章节,故本章所规定的犯罪所侵犯的同类客体是国家对社会的日常管理活动和秩序,换言之,是刑法分则其他各章规定之罪所侵犯的同类客体以外的国家对社会的日常管理活动与秩序。

    (二)本类犯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妨害国家机关对社会的管理活动、破坏社会秩序,情节严重的行为。由于国家对社会的管理活动多种多样,社会管理秩序的范围广泛,因此,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的犯罪行为的具体内容与表现形式也是多种多样。这些行为可以分为以下九类:(1)扰乱公共秩序;(2)妨害司法;(3)妨害国(边)境管理;(4)妨害文物管理;(5)危害公共卫生;(6)破坏环境资源保护;(7)走私、贩卖、运输、制造;(8)组织、强迫、引诱、容留、介绍;(9)制作、贩卖、传播物品。其中,绝大多数行为表现为作为,少数行为表现为不作为。本章犯罪多为法定犯,即行为没有违反社会伦理,但出于行政取缔的目的而根据法律被认为是犯罪,犯罪的构成以违反国家机关对各种社会关系进行管理所依据的法律、法规为前提。这里的法律、法规,主要是指具有较强的行业或部门针对性的社会管理性规范文件,包括由国家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由国务院颁布的行政法规以及经国务院批准的各国家行政主管部门制定的实施办法、细则等,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出入境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麻醉药品管理办法》、《精神药品管理办法》等。一般而言,违反国家对社会生活的管理法规就必然会妨害国家机关对社会生活的管理活动,但并非所有违法的行为都构成犯罪,而只有那些妨害国家机关对社会生活的管理活动情节严重或者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的,才构成犯罪。

    (三)本类犯罪中的多数犯罪的主体是自然人,但单位也可以成为部分犯罪的主体,例如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中的所有犯罪,制作、贩卖、传播物品罪中的全部犯罪,以及其他某些节中的部分犯罪;还有个别犯罪的主体仅限于单位,例如非法出售、私赠文物藏品罪。就自然人犯罪主体而言,多数是一般主体,但也有少数是特殊主体,例如脱逃罪的主体只能是依法被关押的罪犯、被告人和犯罪嫌疑人,医疗事故罪的主体只能是医务人员。在单位犯罪中,多数犯罪为一般主体,但个别犯罪则为特殊主体,例如非法出售、私赠文物藏品罪的主体只能是国有博物馆、图书馆等特定单位。

    (四)本类犯罪在主观方面,除少数犯罪以外多数犯罪都是由故意构成,亦即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妨害国家对社会的管理活动和社会管理秩序的危害结果,而希望或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在故意犯罪中,有少数犯罪还要求行为人出于特定的犯罪目的,例如赌博罪,要求行为人以营利为目的,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物品罪,也要求行为人以营利为目的。

篇2

    一、我国行政体制改革取得重大进展和成就

    改革开放30多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紧紧围绕转变政府职能、努力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这个中心,迈出了坚实步伐,取得了重大进展和成就。主要表现在:一是政府职能转变取得重要进展。通过大力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进一步增强,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宏观调控体系逐步健全,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明显加强。二是政府组织结构不断优化。初步建立了以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部门为主体的政府组织框架,职能配置和权责体系趋于合理。三是行政层级改革深入探索。通过省直接管理县和扩大县级政府社会管理权限试点,逐步优化行政层级,提高地方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四是依法行政全面推进。行政执法体制改革不断深化,执法程序不断完善,执法行为不断规范,公务员依法行政能力和水平显着增强。五是阳光政府建设持续深入。通过强化行政权力公开透明运行,政务公开和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呈现全面推进的良好态势。六是责任政府建设进展明显。以行政首长为重点的行政问责制度逐步健全,问责力度逐步加大,政府绩效管理制度正在建立。七是应急管理体系基本建立。全国应急预案体系初步形成,分类管理、分级负责、条块结合、属地为主的应急管理体制稳步推进,应急管理机制基本形成,政府处置突发事件、保障公共安全的能力进一步提高。八是公务员制度不断完善。通过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公务员选拔、管理、培训走上科学化和法制化轨道,公务员队伍结构不断优化,素质和能力明显提升。

    我国行政体制改革取得重要进步的主要经验是: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牢牢把握正确改革方向;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理念,不断改进公共治理方式,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初步建立了有中国特色的公共行政体制;坚持科学规划、统筹推进的改革策略,长远目标和近期目标相结合,全面推进和重点突破相结合,实现改革力度、发展速度与各方面的承受程度相统一,积极稳妥、循序推进;坚持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积极研究借鉴世界各国公共治理的经验和做法,与时俱进,不断创新。这些宝贵经验,也是今后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应当坚持的原则。

    二、积极贯彻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战略部署

    党的十明确了行政体制改革总体目标和重点任务,对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作出了战略部署。

    进一步明确了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战略定位。行政体制改革是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以及其他体制改革的结合点,涉及行政权力关系的调整和政府组织结构的变动,涉及中央与地方、政府与社会、政府与企业、整体利益和局部利益等一系列重大关系。“行政体制改革是推动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的必然要求”,这是十报告对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必然性和必要性的深刻阐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基础发生了深刻变化。在生产力方面,经济持续快速增长,2011年,中国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5432美元,占世界经济的份额提高到10%左右,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年平均超过20%。在生产关系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并逐步完善,所有制结构深刻变化,经济结构深度调整,分配关系呈现多样化态势。与此同时,社会结构加速转型。这些新变化新任务都呼唤着行政体制改革的加快,呼唤着行政体制改革的深化,以此适应和促进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伟大变革。

    进一步明确了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战略目标。十报告明确要求:“要按照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目标,深入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建设职能科学、结构优化、廉洁高效、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这一论述明确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服务型政府以及如何建设服务型政府等重大问题,为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明确了战略目标,同时也明确了深化改革的路径。这是中国服务型政府建设理论的新发展,必将指导中国服务型政府建设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进一步明确了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战略重点。十报告明确提出了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战略重点,并从政府职能、组织结构、行政层级、行政区划、管理方式、机构编制、事业单位、协调机制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重大部署。这些新形势下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基本要求,抓住了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为到2020年建成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奠定了坚实基础。

    三、努力完成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重点任务

    为完成党的十对行政体制改革的战略部署,要重点在以下八个方面采取措施、积极推进。

    着力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核心是推动政府职能向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转变。为此,要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继续简政放权,加快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社分开,切实减少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要严格遵循市场规律,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不断完善宏观调控体系和制度,加强宏观调控目标和政策手段机制化建设,着力提高宏观调控和管理水平;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市场监管,健全现代市场体系,创造良好市场环境,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要在改善民生和创新社会管理中加强社会建设,加快健全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能力和水平。

    优化政府组织结构。合理的政府组织结构是行政权力高效运行的基础。在科学划分、合理界定政府部门职能的基础上,明确部门责任,确保权责一致,进一步理顺部门关系,健全部门间协调配合机制。要稳步推进大部门制改革,对职能相近、管理分散的机构进行合并;对职责交叉重复、相互扯皮、长期难以协调解决的机构进行调整;对职能范围过宽、权力过分集中的机构进行适当分设,逐步建成科学合理、顺畅高效的大部门制行政机构体系。

    推进行政层级改革。科学的行政层级是行政权力顺畅运行的前提。一要优化行政层级,有条件的地方继续探索实行省直管县(市)体制。合理确定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职责权限,合理界定省以下不同层级地方政府职能与权责关系,健全各级政府财权与事权相匹配、权责统一的财税体制。二要优化行政区划设置。要适应经济体制转轨、政府职能转变及城镇化发展等对行政区划提出的新要求,加强对行政区划的战略研究,通过优化行政区划设置,合理配置行政资源。三要深化乡镇体制改革。要按照精简、统一、效能原则,优化乡镇机构设置,建立精干高效的乡镇行政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创新行政管理方式。一要推进政务公开。“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要完善政务公开和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扩大政务公开范围。要稳步推进行政权力公开,公开行政职权依据,公开权力运行,保证公开内容真实可信、过程有据可查、结果公平公正、监督及时有效,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二要加强政府绩效管理,加快完善政府绩效管理制度,加快建设效能政府。要建立健全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的机制和程序,强化行政责任。三要建立决策问责和纠错制度,加快完善责任追究制度,加大行政问责力度,不断提高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

    努力降低行政成本。精干高效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内在要求。要严格控制机构编制总量,减少领导职数。加强和创新机构编制管理,加快推进机构编制和人员管理科学化、法制化、规范化。要不断优化行政程序,创新公共服务供给方式,完善行政流程,使行政管理方式更加科学规范、公开透明、便民高效,降低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能。

    推进事业单位分类改革。事业单位改革是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基本要求。要遵循“分类指导、分业推进、分级组织、分步实施”的方针,科学划分事业单位类别,逐步建立起功能明确、治理完善、运行高效、监督有力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形成基本服务优先、供给水平适度、布局结构合理、服务公平公正的中国特色公益服务体系。

篇3

关键词：传统文化；社会治理；功能和作用

开平市地处珠三角西南部，以碉楼而闻名。开平碉楼源于明朝后期，起初主要是为了抵御匪患以及防止自然灾害的影响。开平市赤坎镇三门里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广东省第一批被认定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传统文化。自从2018年江门市第六届社会治理公益创投项目在开平市赤坎镇正式落地以来，项目在社会服务和社区治理中紧密结合碉楼文化，积极挖掘碉楼文化的内涵，并且将其与现代社会治理以及社会服务结合在一起，逐渐探索出了以碉楼文化为核心的传统文化社区治理模式。

一、碉楼文化概述

开平碉楼是开平侨民将西方建筑理念和本土建筑艺术相结合的产物。开平碉楼集合了防卫、居住等多方面的功能。不同建筑艺术风格在开平碉楼表现出了很强的兼容性，成为开平传统文化中最为主要的部分。开平碉楼具有鲜明的岭南文化精神和特色。碉楼文化是在充分吸收外来文化的基础上，经过长期的本土化所形成的传统文化。碉楼文化是一种原生型、多元性和开放性的地域文化。在长期的发展中所形成的碉楼文化理念可以概括为：以“碉其稳”，“稳”即“自卫防盗、安全稳定”；“碉其精”，“精”即“中西合璧、取其精髓”；“碉其和”，“和”即“以站为家、团结和睦”。

二、碉楼文化与社会治理的关系论述

开平碉楼文化的演进和形成与开平本地社会发展息息相关，虽然传统文化的形成与社会治理理论的演变处于不相交的时间段和空间中，但是社会治理所体现出来的“过程”“调和”“多元”和“互动”的特征与开平碉楼文化在演变和形成中所体现出的伦理道德、和谐理念、追求稳定以及兼容性等方面均存在高度的暗合现象。首先，社会治理理论的“调和”特征与开平碉楼文化在形成和演变中所表现出来的和谐理念以及追求稳定的社会观念，均体现出了反对社会矛盾解决中的激励、暴力和不妥协的态度，追求和谐、稳定是二者共同的特征，主张通过相应的途径实现和平、和谐。其次，社会治理理论中的“多元”特征与开平碉楼文化中的兼容性之间表现出了高度的契合。开平碉楼文化结合了西方建筑文化和本地建筑文化的特征，因此从碉楼文化中也能够挖掘出社会治理理论中的“多元”特征。第三，社会治理理论的“过程”特征体现出了在社会治理的过程中具有动态性、发展性和延续性等方面的特点。而碉楼文化作为当地传统文化，是在不断的发展过程中演变而来的，碉楼文化在不同时代具有不同的意义，能够实现对社会关系的不断调节。最后，社会治理中的协同治理理念与碉楼文化中的合作理念不谋而合。在社会治理中，要求多元主体通过构建协同治理的环境来实现社会治理的目标，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而碉楼文化中“以站为家、团结和睦”体现出了在抵御自然灾害和外界干扰中的合作理念。

三、发挥碉楼文化社会治理的实现路径

开平市赤坎镇社会治理公益创投项目在服务社区居民的过程中，要加强对碉楼文化内涵的挖掘，结合社区服务和社区治理的要求，将碉楼文化中所蕴含的和谐、团结、多元、互动等理念运用于解决社区问题、调解社区冲突以及社区教育等方面，以充分体现传统文化的新时代魅力。

（一）建立完善的组织和文化传承队伍传统文化是人的文化，需要依赖于人的创造力进行传承和发展，因此要确定碉楼文化在赤坎镇社会治理中的主导性地位，就需要以赤坎镇社会治理公益创投项目为平台，强化工作人员对碉楼文化的研究能力，理解文化中所具备的内涵。同时也需要教育工作者、文化工作者等从不同的层面和维度对碉楼文化进行深入的识别、传播。因此，应以社会治理公益创投项目为平台，积极发挥平台作用，整合多元化的主体，为实现碉楼文化在社会治理中功能的发挥奠定基础。

（二）强化对碉楼文化内涵的识别开平市赤坎镇社会治理公益创投项目工作人员需加强对碉楼文化内涵的识别和挖掘。例如可通过“赤坎人家口述史计划”专项活动，形成初步的赤坎口述史，从口述史中得出碉楼文化的内涵，逐渐构筑村民的文化共同体。碉楼文化中的安全稳定、包容、团结、和睦等理念与社会治理的理念相吻合。例如可将安全稳定的理念运用到社区安全建设中，将团结合作的理念融入到社区支持网络的构建中。

（三）依托碉楼文化建立社区治理体系碉楼文化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其与社区治理的内涵存在多方面的吻合。赤坎镇社会治理公益创投项目要以碉楼文化为依托，以社区治理的要求为标准，结合社区居民在各方面的需求，建立以碉楼文化传承和保育为平台的社区治理体系。以碉楼文化的精神为依托，把社区治理中的安全建设、支持网络建设、底线民生服务、社区教育等内容纳入到社区治理的内容中，构建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社会治理体系。

（四）建立传统文化治理的反馈机制以碉楼文化为内涵的社会治理体系在实践的过程中需要进行不断的优化和完善。这就要求在社会治理的过程中，根据社区问题以及社区需求，不断对以碉楼文化为核心的社会治理体系进行优化。开平市社会治理公益创投项目在实施的过程中需要建立碉楼文化社会治理反馈机制，结合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不断积极优化和改善，以社区需求为导向进行动态化的更新和优化，提升碉楼文化与社会治理内涵的契合度，更大地发挥碉楼文化的功能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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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协商式治理，网络治理，协商民主

〔中图分类号〕D6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175（2016）05-0083-06

从表面上看，协商民主与治理 ① 完全是两个不同的事物，两者之间没有什么关联。但实际上，这两者之间存在许多相似或共通之处。基于这些相似或共通之处，我们可以将协商民主与治理统合起来，促进两者的协同发展，从而最终实现促进治理与协商民主共同发展的目标。

一、协商式治理：网络治理与自由民主矛盾的解决之道

当人们对某些问题通过各种方式无法达成共识之时，就需要通过协商来解决，社会治理同样如此，协商式治理就是为了解决社会治理中产生的差异而诞生的。在德国社会学家卢曼（Niklas Luhmann）看来，现代社会是一个差异化程度不断增大的社会。他所说的差异化是从构成社会的各个子系统所体现出来的独特功能的角度来界定的。具体而言，构成社会的政治、经济、法律等子系统各自承担了相应的功能――保卫人身安全、有效率的产出以及实现正义，而各个子系统功能的有效发挥是以其各自首要的运行规则不为其他系统的运行规则所干扰为前提的，即政治子系统的民主原则、经济子系统的利润最大化原则以及法律子系统的法治原则在各自的系统内独立运作。如果各个子系统能够按照其运行规则来运作，它们就可以有效地发挥各自的功能；但如果某个子系统按照其他子系统的运作规则来运作，那么这必然会导致这个子系统无效率，甚至还会导致整个社会的崩溃。例如，如果人们将经济子系统中的运作规则――利润最大化原则运用到法律子系统，那么，这会导致法律子系统的崩溃，因为正义是无法被买卖的 〔1 〕83-114。当然，各个子系统功能的顺利运转是以其他子系统功能的实现为前提的，例如，经济子系统的顺利运作是以政治子系统和法律子系统顺利运作为前提的 〔2 〕。

现代社会各个子系统如能按照其自身的原则去运作，那么他们在各自领域内就能够有效地处理各自的问题，但问题在于，有些社会问题，如环境问题或贫困问题，可能横跨好几个子系统。这些子系统如果按照各自通行的原则去处理的话，就会提出完全相反的处理方案。例如，对于环境问题而言，政治子系统会从当代人及其后代的人身安全出发倡导通过增税的方式去解决环境问题，而经济子系统则会从利润最大化原则出发，反对运用增税的办法来解决环境问题。那么，面对诸如环境保护这一类问题，人们很难提出一个符合各个子系统所遵循的原则的方案，毕竟，保证各个子系统顺利运转的原则各不相同。为此人们发明“棘手问题”一词来形容诸如环境问题之类的问题 〔3 〕。所谓棘手问题，是指“一些由于多样化以及模糊的原因而导致的并且没有清晰、直接解决方案的问题” 〔4 〕。

当下，人们不能像以前那样直接运用行政命令的方式去解决各类棘手问题，因为，行政只是政治领域的一部分，它所奉行的原则迥异于其他系统的原则，如果人们不顾及各个系统之间的差别而强行用一个系统的原则去解决的话，这势必会影响到其他系统的顺利运作。面对这一情况，人们提出用“网络治理”这一治理模式来解决棘手问题 〔5 〕②。

由于学者们目前对于网络治理的含义还未达成共识 〔6 〕，所以，笔者在此借用索伦森（Eva S.rensen）和陶芬格（Jacob Torfing）较为全面的定义来说明何谓网络治理：所谓网络治理指的是“一种由独立的但自主的行为者构成的相对稳定的水平合作关系；这些行为者通过谈判的方式来互动，这一互动发生在规制性的、规范性的、认知性的以及想象的框架中，而且这一互动是在外部机构规定的界限的范围内实施的一种自我规制性的互动，这一互动有助于公共目标（public purpose）的实现” 〔7 〕9。网络治理之所以能有效解决棘手问题，正是因为它囊括了社会中各个子系统的诸多行为者，例如政治子系统中的各级政府、社会子系统中的非营利组织、职业团体、公民以及经济子系统中的公司，这些行为者拥有不同的资源、信息、偏好，代表了不同子系统的运行准则，他们由于彼此之间基于相互信任而彼此贡献自己所秉持的资源、共同分享权力、共同承担相应的责任，所以，基于此，他们能够通过谈判、协商（deliberation）的方式从而有效解决相应的棘手问题。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网络治理中的各个行为者是相对平等的，而且他们之间是相互依存的，所以，他们之间的分歧只能通过谈判、协商的方式而不能通过直接指挥、控制的方式来解决 〔8 〕12。这是因为，他们各自拥有解决问题所必需的资源与信息，缺少其中任何一方的参与，人们都不能很好地解决各类棘手问题。

虽说网络治理能够有效应对差异化日益明显的社会现实，能够有效地解决各类棘手问题，但是，它也给自由民主带来了不小的挑战。首先，为了追求解决问题的高效性，一些治理网络在实践过程中偏向于招募各类技术精英、政治精英以及各类强势利益集团成员，偏向于排斥普通公民。即使这些治理网络将普通公民纳入治理网络之中，他们也会利用普通公民缺乏相应的资源与专业知识的劣势来操纵议程的设置、政策的选择、制定以及实施，所有这些做法与自由民主所倡导的包容性以及平等参与的观念都是相悖的。其次，治理网络即使能够克服上述问题，但是由于治理网络内部的各个行为主体都致力于追求他们各自的利益，所以他们所欲实现的目标可能会并且实际上也会与公共利益相冲突，而这与自由民主促进公共利益的预设相冲突。最后，在自由民主制度之下，如果选民认为某个代表无法胜任其职务，那么他们就会在下次选举中将他选下去，选民能够通过选举这一手段来确保代表们向他们负责。换言之，在自由民主制度之下，问责问题并不是一个大问题，相比之下，人们很难确定治理网络中的各个行为主体的相关责任 〔9 〕。因为，一方面，治理网络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国家机构的一部分，即他们是非正式的，另一方面，治理网络所作的决定都是连带性的，所以，人们很难确定其中某个行为主体所应承担的具体责任 〔10 〕7-11。

总之，网络治理虽是一种有效的解决棘手问题的治理模式，但它与自由民主的一些特征不相匹配。虽然如此，它却与民主本身并无冲突，因为，自由民主毕竟只是民主大家庭中的一个成员（虽然从目前来看，它是一个受大家认可程度较高的成员），民主大家庭除了自由民主这一成员之外还有其它成员，例如竞争性民主、争胜性民主以及协商民主等。基于此，网络治理虽然与自由民主不相匹配，但它与协商民主的一些关键要素是相辅相成的。那么，在差异化社会中，如何将网络治理与协商民主统一起来，从而应对其对自由民主带来的挑战呢？此时，协商式治理就应运而生了。

二、协商式治理：把网络治理与协商民主统一起来

在当前学术界，与网络治理这一概念的情形有些相似，虽然有些学者认为民主理论目前正面临着“协商式转向”（deliberative turn） 〔11 〕3-10，但学者们对于协商民主这一概念的含义莫衷一是，更有甚者，在中国语境之下，学者们对于“deliberative democracy”一词如何翻译也意见不一 〔12 〕1-13。在这种情况下，笔者倾向于将古特曼（Amy Gutmann）和汤普森（Dennis Thompson）两人对协商民主的界定看作是对协商民主的临时定义：协商民主意味着“自由而平等的公民（及其代表）通过相互陈述理由的过程来证明决策的正当性，这些理由必须是相互之间可以理解并接受的，审议的目标是作出决策，这些决策在当前对所有公民都具有约束力，但它又是开放的，随时准备迎接未来的挑战” 〔13 〕7。

从规范意义的角度来讲，协商民主至少包含三个重要特征：具有公共性精神（public-spiritedness）以及平等尊重（equal respect）的审议、包容性（inclusion）以及平等参与（equal participation） 〔14 〕。首先，协商民主“首要的、也是最重要的特征就是讲理的需要（reason-giving requirement），即陈述理由” 〔13 〕4。简言之，协商民主首要的特征是协商。虽然协商意味着人们要给出理由，但人们给出的所有理由并非都能构成协商。人们所陈述的理由至少包含两个特征才能构成协商。第一个特征是人们所陈述的理由须具备公共性精神。所谓公共性精神，一方面，它意味着“公民和官员为了证明各种政治行动的正当性而给出的各种理由，和评价这些理由所必需的信息，都应该公之于众” 〔15 〕107；另一方面，它意味着“在审议过程中所提出的各种理由应能为所有参与审议的公民所理解” 〔13 〕5；同时，它还意味着人们所给出的理由要指向集体（它的范围取决于这一理由所欲支持的政策或决定所影响的范围）的善（collective good），或能够与诸如正义等公共原则关联起来，即使这一理由同样指向其他的善 〔14 〕，或者，简单地说，人们所给出的“理由的内容必须是公共的” 〔13 〕5。一项理由之所以是“协商的”之第二个特征是它平等地尊重其他理由，即使这些理由与之差别非常大甚至是与之相反，但“个体在力求公平合作时没有理由拒绝这些理由……他们应能为寻求公平合作的、自由而平等的个体接受”。〔13 〕4

协商民主的第二个重要特征是它要求（直接地或间接地）囊括与人们所展开协商的议题相关的所有公民。协商民主之所以要囊括所有利益相关者是因为这不仅是出于人们作决策时需要顾及每个利益相关者的审慎的需要（如果人们做不到这一点，那么这些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就有可能会受到抵制），更重要的是，这是出于尊重每个个体道德尊严的需要，即如康德所说的要尊重人的需要 〔16 〕31-87。

协商民主的第三个重要特征是它不仅要求囊括所有相关公民，而且它要求确保开展协商的相关公民之间是平等的，而且这一平等并不只是一种法律面前的平等或形式上的平等，它所要求的是一种更高级形式的平等：它要求协商民主的“参与者必须能在论坛上自由而平等地获取各种相关信息，具备和运用有效参与所需的各种能力” 〔17 〕213。协商民主之所以提出如此高的要求是因为它要求实现真正的、理性的“协商”，或者，反过来说就是它避免各种偏离理性协商的支配、欺骗与自我欺骗。协商民主囊括所有相关公民并且确保这些公民平等地展开协商正体现了协商是“民主的”这一重要特征。

综上所述，协商民主的公共性精神以及平等尊重的审议、包容性以及平等参与这三大特征使人们明确了协商民主中的“协商”和“民主”之含义，从而也使人们明确了其日常政治实践活动中那些属于协商民主的部分或要素。

网络治理的一些做法与协商民主的上述某些关键特征相似。具体而言，网络治理在实践过程中要将各个与之相关的行为者容纳到这一实践活动中去，并且赋予各个行为者以平等的发言权（虽然各个行为者之间在能力与资源上差别非常大），最后，各个行为者在这一过程中所提出的相关建议需要与该群体的公共利益相关或与公共准则关联起来。虽然网络治理这些做法与协商民主的一些关键特征非常相似，但是，这些做法背后的原因与协商民主的诸多特征背后的缘由差别非常大。协商民主的诸多特征背后是一些道德原则，而网络治理的上述做法是来自于审慎原则，即面对差异化日益增强、棘手问题日益增多的社会，单个行为者特别是政府无力应对，所以，面临这种情形，要想确保社会正常地运转下去，如要有效解决诸多棘手问题，人们就需要将各个行为者联合起来共同去应对。在这一过程中，每个行为者之间虽然在能力与资源方面有所差异（私人公司拥有资金与技术，非营利机构拥有政治合法性，政府拥有制定正式法律、法规的权力），但若要试图有效应对日益差异化的社会以及解决棘手问题，人们就需要各个行为者能够有效地进行合作，而这一合作的前提是各个行为者能够参与到相关决策过程中或作出决定。此外，他们对相关的决策或决定都拥有平等发言权，而且，各个行为者针对相应的政策或决定提出的理由必须为其他的行为者所接受或与某些公共原则能够联系起来。否则，如果缺少这些合作的前提，治理网络就无法形成，人们也就无法有效应对差异化日益增强的社会，也无法解决各类棘手问题。

虽然网络治理一些行为特征背后的原因与协商民主类似的关键特征背后的原因差别很大，但是，如果我们不去追究两者之间的差异的话，我们可以将这两者结合起来，同时促使两者的发展：一方面促进网络治理的发展，从而可以使之发挥有效应对差异化社会和解决棘手问题的优势，另一方面促进协商民主的发展，从而可以使之发挥协商民主因其具备的协商与民主要素而使它的决议具有正当性的优势，最终可以有效克服网络治理中所存在的各种问题。我们可以将融合网络治理与协商民主这两个要素的结合物称为“协商式治理”（Deliberative Governance） 〔11 〕119-134，其要素包括包容性、协商以及影响三方面。首先，协商式治理的第一个要素是包容性。同网络治理一样，协商式治理包括诸如私人公司、非营利组织、各类职业团体、公众代表以及各级政府机构等各个利益相关者或行为主体。包容性是网络治理与协商民主都强调的要素，当然，网络治理是从效率，或者更具体地说是从高效地解决问题的角度来强调包容性的。相比之下，协商民主则是从规范性，或者更具体地说是从民主的维度来强调包容性的。其次，协商式治理的第二个要素是协商。协商式治理过程中的各类行为者就各种政策及其后果进行理性讨论，从而最终作出有约束力的决定。协商并不是为了寻求真理，而是为了解决具体问题，因而它具有时间期限。因此，协商式治理中的协商维度一方面顾及到协商民主的首要特征――协商这一重要要素，另一方面它也兼顾治理的目标――有效地解决问题这一维度。最后，协商式治理的第三个要素是影响。广大公民能够通过各类审议渠道将其需要、利益以及观念反映在上述决定中，并且，更重要的是，他们拥有各种渠道能够对上述决定提出异议并促使相关部门、群体对这些异议提出回应 〔4 〕，公民可以通过各种审议渠道将网络治理中出现的非民主倾向、偏离公共利益以及无法问责等问题公之于众，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地解决上述各种问题 〔18 〕。

总之，综合上述分析，我们会发现，协商式治理有助于确保治理既具有效率又是充分具有正当性的理想的治理模式，换言之，协商式治理是推进网络治理与协商民主迅速发展的重要方式。基于此，我们需要大力提倡协商式治理这一治理形态。

三、协商式治理：从理想到现实

目前，面对日益复杂化的社会以及随之而来的“棘手问题”，国内外已涌现出多种多样的协商式治理模式，例如，美国的通过线上对话联结公众与政府、二十一世纪城镇会议、协作学习以及审议式都市规划，巴西的参与式预算以及国内浙江温岭的民主恳谈会和参与式预算 〔19 〕211-272。这些参与式治理模式虽然在解决的具体问题、解决问题的程序以及解决问题的效果上有所差别，但实际上，他们都具备一些“家族相似性”，即都包含上文曾提到的协商式治理的要素：广泛而多元的参与，各个利益相关者之间充分的协商，有效的治理。

一方面，上述诸种协商式治理模式不仅有助于发挥网络治理具有高效能的优势，而且它也可以通过协商民主来应对网络治理中暗含的各种问题，从而最终实现网络治理与协商民主协同发展的双赢结果。但另一方面，现实中的诸种协商式治理模式也面临各种各样的挑战，这些挑战甚至会影响到它们充分有效地发挥其效能。具体而言，现实中诸多协商式治理模式面临难以确定利益相关者、包容与协商之间存在冲突、难以有效区别协商与妥协、在协商过程中难以实现平等以及难以解决各个协商渠道之间的分歧等五方面的挑战。第一，难以精准地确定各个利益相关者。因为某个决定或对某个问题的解决及其解决方式势必会影响一些利益行为主体，但是，这一影响对于所有行为主体而言并不是完全相同的，所以，我们面临的一个非常尴尬的问题是需要采取什么样的标准来将一些行为者纳入到协商式治理活动之中，将另外一些行为者排除在外而不予以考虑。第二，包容性与协商之间存在冲突。将广大利益相关者或行为者容纳到协商式治理活动中，或简言之，包容性是协商式治理的必然要求，而协商也是协商式治理的重要特征，但事实证明，在协商民主的实践过程之中，包容性与协商往往是相冲突的，即协商活动所囊括的利益相关者越是多元，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差异越大，他们之间进行理性协商的可能性就越小；反之，利益相关者的诉求越倾向于单一性，他们之间的差异就越小，他们进行理性协商的可能性就越大 〔20 〕84-124。同样，在协商式治理实践活动过程中，人们也会遇到类似的问题，面对这一情况，人们由于缺乏相应的应对这种情形的准则从而需要根据具体的情形在包容性与协商之间进行权衡，所以，人们在协商式治理实践过程中会面临许多不确定性。第三，较难区别出协商与妥协之间的差别。正如协商是协商民主的重要特征一样，协商也是协商式治理的重要特征，协商如上所述意味着人们在说明其理由时需要秉承公共性精神以及平等尊重的态度，在协商过程中，人们通过交流会改变自己对某些问题或议题的看法，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达成共识（consensus）③。但问题在于，在协商民主实践以及协商式实践过程中，人们如何区别协商与妥协（compromise）之间的差别呢 〔21 〕91-92？毕竟，有时，协商与妥协之间的差别非常小，不仅如此，更为关键的是，在现实之中，人们更愿意承认最终实现的结果是通过妥协实现的而不是通过人们改变自己的观点而实现的 〔14 〕。第四，难以确保各个利益相关者平等地参与协商。就像平等参与既是协商民主的要求也是实现有效网络治理的前提条件一样，它也是实现有效协商式治理的一个条件。但是在具体的协商式治理实践过程中，由于各个利益相关者在各自所拥有的资源、禀赋以及政治地位上都是非常不平等的，那么，在这种不平等的前提之下，人们如何能确保各个利益相关者是平等地参与到这一过程之中而不只是形式上的平等参与？第五，缺乏解决分歧的机构。虽然普通公民可以通过各式各样的协商渠道将自己的需求、观念以及价值呈现在共同决定或政策之中，并且可以对这些决定与政策提出批评，但这其中的关键问题在于，当不同的协商渠道提出的观点或意见不一致甚至是相反时，人们应该如何应对以及解决这一问题？因为，在各种协商渠道之上并不存在一个人们可以在其中进行解决分歧的机构。

以上五个问题是人们在现实中实践协商式治理时可能面临的诸多挑战。人们可能没有解决所有这些问题的“万能药”，因为，各种协商式治理形式之间不仅差别非常大，而且，更重要的是，它们各自所面对问题的具体呈现形式差别也非常大。虽然如此，但是在笔者看来，人们至少可以采用在具体开展协商式治理之前通过公共媒体协商式治理的具体操作议程、正确安排所要讨论议题的顺序、设置上诉委员会或仲裁机构等途径来分别应对这些挑战。

首先，在具体开展协商式治理之前通过公共媒体公布协商式治理的具体操作议程。对于如何确定各个利益相关者这一难题来说，人们可以将要讨论的议题或议程通过公共媒体公布出来，如果有利益相关者感到自己的利益被忽略甚至是受到损害时，他们可以通过选举代表甚至是通过自己亲自诉诸媒体来表达这一点，从而使协商式治理的其他行为主体不至于忽略他们的利益诉求。其次，正确安排所要讨论议题的顺序。对于如何将包容性与协商协调起来这一难题而言，人们在保证利益相关者基本被包容进协商过程之中的前提之下，在确定协商的议程过程中，可以按照争议程度高低对大家共同关注的议题进行排序，然后，依次讨论争议程度从低到高的相关议题。按照这种方式，人们通过对一些差异程度较低的议题进行协商可以加深彼此的理解，从而为协商并解决争议程度更高的议题做好铺垫。最后，设置上诉委员会或仲裁机构。对于从第三个到第五个问题而言，各个利益相关者在开展协商之前可以联合相关政府或法律机构成立一个由政府或法律机构为主导的上诉委员会或仲裁机构，并规定任何利益相关者如果在参与协商式治理过程之中发现诸如该过程是妥协而非协商，或者是发现协商治理过程中存在歧视的问题，或者在他们发现观点相互冲突而无法通过协商来解决时，可以随时诉诸这些上诉委员会或仲裁机构，然后由其进行调查或进行仲裁。此时，参与协商式治理的各个利益相关者需要针对这些上诉委员会的调查结果或仲裁作出恰当的回应。对于那些无法作出恰当回应的协商式治理形式，上诉委员会或仲裁机构有权对这些协商式治理主体予以惩罚。

当然，上述解决方案只是笔者根据自己的理解提出的应对协商式治理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诸多挑战的一点初步设想。重要的是，人们更需要在具体实践过程之中探索各种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案或措施，或者说，在这一探索过程中，人们需要秉持一种实用主义的精神，即在具体的环境之下、针对具体的问题提出具体的解决方案 〔22 〕。总之，人们只有通过积累相关的应对各种挑战的经验才能逐渐克服在协商式治理过程中涌现的诸多问题或挑战，也只有当人们成功解决这些问题或成功地应对这些挑战时，协商式治理的优势才能体现出来，才能实现网络治理与协商民主的共同发展。

目前，我国正在努力促进国家治理与协商民主的发展，而协商式治理是加快促进这一发展进程的有效手段。一方面，在理论层面，我们可以深入挖掘中国传统与传统之中的相关思想理论资源来为我国促进协商式治理的发展提供理论支撑 〔23 〕；另一方面，在现实层面，我们可以针对我国已有的各种具体协商式治理实践形式中涌现出来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并且进一步探索新的协商式治理实践形式。总之，通过理论与现实层面的努力，我们可以有效推进我国协商式治理的发展，从而最终实现协商民主与国家治理的协调发展。

注 释：

①由于很多学者将网络治理看作是治理的“最典型性特征”或者说是治理发展的最新阶段，所以，笔者将治理等同于网络治理。参见Stephen B：《 Andrew H. Rethinking Governamce： The Centrality of the State in Modern Socie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年，第55-56页。

②关于网络治理形成与演变的论述参见埃里克汉斯・克莱恩、基普・柯本让：《治理网络理论：过去、现在和未来》，程熙、郑寰译，《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3年第3期。

③协商民主理论家们对协商民主实践的目标是否能达成共识这一点存在争议。参见John S.：《 D. Foundations and Frontiers of Deliberative Governan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年，第35-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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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关键词〕 协同治理，关键变量，影响因素，实现路径

〔中图分类号〕D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175（2013）03-0073-05

面对日益复杂、跨界的公共问题，突出协调配合、协同增效的协同治理在公共服务供给、危机管理、社会建设等众多领域显得日益重要。然而，协同治理研究在中国尚处于起步阶段，成果多集中于协同治理理论的应用，深层次的学理探讨不足。虽然协同治理的提出源于协同理论与治理理论的结合，但两者的耦合研究仍不够深入，多局限于治理理论框架，尚未将协同理论实质性嵌入治理理论之中。究其原因，一是对协同概念本身的界定较难，多视角、多场域背景下学者对其解释各有所持；二是处于成长阶段的治理群簇存在“理论丛林”（指治理群簇中的诸多理论），协同治理与其他治理之间的理论界限并不十分明晰，只有通过认真比较甄别，协同治理才能在理论丛林中觅得恰当的定位。因此，界定协同治理关键变量及影响因素，对于明确协同治理实现路径、梳理其学理脉络和理论价值具有重要意义。

一、治理群簇视阈下协同与治理的耦合性和协同性

治理群簇具有复杂的理论谱系，协同治理的恰当定位，既要回答其缘何由协同理论和治理理论耦合而成，又要回答群簇背景下其如何相较其他治理理论而存在。

治理理论体系是一个由诸多相关理论构成的群簇，内容具有多重侧重。有的侧重基础理论建构，有的侧重从结构、技术和工具等应用层面分析；有的强调对西方治理理论的介绍和反思，有的注重中国实践层面治理工具开发、政府部门变革与制度环境创新以及治理评估框架构建等。然而，治理理论体系并未构成全新的公共行政学范式，其仍处于成长期。“治理理论试图拥有自己的‘学科基质’，但最终只获得了一个有些生硬的新旧混合体。它也未能彻底解决自己的学科逻辑问题。” 〔1 〕在批判新公共管理和寻找新公共行政范式的同时，学界提出网络化治理、协作性公共管理以及整体性治理等理论。这些理论或是对原有理论的批判，或是对环境变迁的适应。整体性治理回应新公共管理所导致的碎片化现象，协作性公共管理则是对科层制和新公共服务所强调的回应性的超越，一定程度上，网络化治理则是对信息时代下网络社会的适应。

协同理论与治理理论有着内在的耦合。其一，两者内涵相近，特征相似。治理所强调的主体多元化、治理过程的互动性、治理的善治目标取向与协同内含的多元主体结构、机制性和目的性殊途同归。“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相互冲突的或不同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 〔2 〕 （P4 ）在公共行政范式向治理范式转换的诸多范式中，只有治理理论能充分体现协同思想，并以包括协同论在内的系统科学为基础。其二，两者都着眼系统，对象同一。治理具有系统性特征，是对多元主体网络系统的治理。治理模糊了传统意义上公共、私人和第三部门以及国家与社会的界限，试图构建多元主体广泛参与、彼此高度合作的治理系统。协同理论亦以系统为研究对象，关注协同效应涌现，探讨自组织过程以及结构和功能如何变化。其三，两者可以互相借鉴，功能互补。治理本质上是一种复杂性管理，是对公共事务全球化、复杂化和跨界等异质性问题的回应，有效治理要求其借鉴包括协同学在内的复杂性科学。治理理论所运用的一些诸如自组织、互动过程、新的社会合作组织等关键词和话语显示其本质上是一种以系统科学等复杂科学范式为基础的复杂性管理。〔3 〕协同学作为研究社会自组织现象的系统科学，在刻画治理过程的有序性和治理结构有效性以及促进多元主体合作、治理能力提升等方面具有启发意义。正如哈肯所言，社会协同学将描绘一幅人类未来生存与发展的新蓝图。因此，协同理论与治理理论的耦合以及协同治理理论的演进有其独特的价值。

协同性是治理群簇视阈下协同治理耦合体的主导特征，是协同概念的集中反映，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其一，协同治理具有多元主体结构，是对多元主体协同状态的静态阐述。其二，协同治理具有机制性，协同机制是协同过程的抽象化，也是协同效应实现的动态路径。其三，协同治理具有目的性或功能性。目的是多元主体协同的动力源泉，目的达成是协同过程终止、协同功能发挥进而协同效应实现的标志。由此，性状良好的协同性特征将是理解协同治理的关键，它一方面要完整反映协同概念中的关系结构、机制和功能等信息，另一方面又要确保这些信息在治理群簇中起到显著的标示、区别作用。一种极端情形是，治理群簇中没有丝毫协同性特征，那么对协同概念的简单引申便可起到区分作用，此时协同治理被看作近似为治理，这也是目前协同治理不能突破治理概念框架的症结所在；另一种极端情形是，治理群簇中存在某种可完整表达协同概念信息的理论，而此时协同治理的提出将毫无意义，其提出只会造成治理谱系混乱。然而，现实理论图景是治理群簇中存在协同概念的影子或片段信息，我们需要通过信息比较、综合才能显示协同性特征的完整性。因此，性状良好的协同性特征，对于协同治理在治理群簇中的恰当定位意义非凡。

二、协同治理的关键变量：网络、协作和整合

协同理论与治理理论的内在耦合性，使二者深度耦合成为可能。协同治理的协同性特征，使协同治理得以与治理群簇中的其他理论相区别而存在，从而获得独立生存空间。具体而言，网络化治理、协作性公共管理和整体性治理等治理理论与协同性特征中的关系结构、机制以及功能有极大关联，但其皆是部分相关，性状良好的协同性特征则是对协同信息要素的完整反映。因此，寻找性状良好协同性特征的过程，将是界定协同治理关键变量的过程。

（一）协同治理与网络。网络关系是异于市场、科层的网络节点之间的关系，网络关系结构是网络协同效应实现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网络组织与协同效应之间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其并不天然具备产生协同效应的能力。只有对网络组织进行治理，合作各方的协同效应预期才可实现。〔4 〕由此，网络化治理所强调的网络组织或结构与协同概念存在关联。

协同治理强调子系统之间的竞争与合作、支配与服从、平衡与涨落等多元、多维的关系结构，网络化治理中网络组织或节点之间的关系是对其关系结构的贴切表达，因之，网络可以有效描述协同性特征之关系结构。网络多元节点之间是平等合作关系，节点之间的关系及节点地位变化皆由利益、资源、目标变动所致。同时，节点之间的关系是多维的。既有网络内部节点之间的关系，又有节点与外部网络的关系；既有市场交易关系，又有社会交往关系；节点之间的关系既可以通过科层、市场等正式机制来维护，又可以借助信任、声誉等非正式机制予以强化。“任何社会，现代的或传统的、专制的或民主的，封建主义的或资本主义的，都是由一系列人际沟通和交换网络构成，这些网络既有正式的，也有非正式的。其中一些以‘横向’为主，把具有相同地位和权力的行为者联系在一起，还有一些则以‘垂直’为主，将不平等行为者结合到不对称的等级和依附关系之中。” 〔5 〕 （P203 ）可见，网络能较好表达协同治理中多元主体关系结构。网络关系结构能够充分发挥多元主体力量，消弭其机会主义价值取向，保证主体关系结构的有序性。

（二）协同治理与协作。协作性公共管理理论的提出，顺应了新公共服务理论的发展趋势，是对“科层制”和“回应性”等传统公共行政理念的挑战和超越。工业时代科层制下的协调观遵循“命令-服从”逻辑，而协作性公共管理视阈下的协作观则适应了信息时代下网络关系结构治理的要求，遵循“双向协调-平等合作”逻辑。同时，新公共管理潜意识地视公民为服务的被动消费者，忽视与之协作，而协作性公共管理则重视主体互动积极性发挥。因此，相较于其他协作观，协同治理的协同性特征与协作性公共管理视阈下的协作观有更显著的关联。

互动是协作的重要特征。协作互动既是对协同治理网络关系结构的维护，又是协同效应实现的动态机制和协同关系结构产生协同效应的桥梁。协同治理重视利益协调和资源配置，强调多元主体之间的互动激励。为此，在谈判阶段，要确保参与主体谈判收益最大化；在承诺阶段，要防范免费搭便车问题产生；在承诺兑现和绩效评估阶段，要确保承诺兑现以及各阶段以互惠原则进行。〔6 〕同时，多维网络关系结构的维护，要求加深协作主体之间的横纵向互动，既包括横向节点之间的关系黏合，也包括纵向节点与网络之间关系的嵌入。此外，协作可以通过正式或非正式互动机制，进一步优化网络关系结构，推进协同主体互动过程的可持续和协同效应的实现。在社会政治系统治理中，动态治理方法强调互动的过程和变化方面，缺乏约束的动态性将导致系统的无法定位甚至解体 〔1 〕，因此，协作互动的机制化约束着其动态变化的可能偏离，这有利于进一步通向协同增效。

（三）协同治理与整合。协同与整合既区别又联系。从系统科学角度理解，整合虽在协同效应涌现中发挥功能，实现结构整合、机制整合和功能整合，但其只是协同概念中一个与结构、机制相并列的模块和变量，整合包含于协同中。当然，协同治理可以借鉴整体性治理视阈下的整合观。一方面，系统思想与整体主义的契合，为协同治理借鉴整体性治理提供了哲学基础。整体主义是系统思想的基本观点，刻画了事物内在要素之间紧密结构和发展的动态过程，由之，协同理论等系统思想内蕴对多主体、全过程整合的整体主义思维。另一方面，公共治理领域整体主义的复兴，批判了个体主义思维，为协同治理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研究方法。

协同治理重视对网络关系结构的整合，追求结构的有序性：一是强调平衡网络内节点之间的利益关系，重视节点之间的沟通、协调以及目标冲突的化解。网络节点须立足其资源优势，嵌入外部网络，开展多维跨界合作，实现内外资源整合和自身持续、有序发展。二是重视对协作互动机制的整合，确保协作互动的方向性。协作互动机制是实现协同效应的关键，但机制的多元并不意味着机制效应是不确定的。强调协同效应是互动机制的目标走向，易于控制机制变动的随意性、保证不同机制的协调进而促进协同效应的实现。因此，可以克服特定子机制缺陷和协调多元机制冲突，有效促进多元主体之间的良性互动。三是重视功能整合，以期获得有效结果。协同增效不是关系结构、互动机制的自然延伸，其实现过程可能存在功能断裂、功能异化现象。通过对功能的整合，有利于克服“碎片化”现象以及保障协同治理整合功能的发挥及其结果的有效。

三、协同治理的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对协同治理的不同理解，学界分析了利益、资源、目标、社会资本、信任、互动、制度以及信息技术等影响因素。根据这些因素之间的关联程度，可将其粗略划分为利益状况、社会资本、制度和信息技术等三类因素。诚如前文述及，网络、协作、整合是协同治理的三个关键变量，为了明确实现协同治理的可能路径，便需进一步探讨类因素的作用域以及类因素对上述关键变量的作用机理。

（一）显性因素：网络关系结构中的利益状况。结构本质上是利益格局，网络关系结构是多元主体之间利益状况的凝结。协同治理诸影响因素中，利益与资源、目标具有内在的一致性。资源是网络关系结构确立、发展的能量源，是主体利益实现的凭借；目标是网络关系结构形成的黏合剂，是主体对其利益的公开主张。由于利益状况因素在一定程度上易于被外显、察觉和估量，因此是影响协同治理的显性因素。网络关系结构静态地反映了利益、资源、目标等显性因素在协作和整合等变量中的变动，是利益状况的主要作用域。

利益状况显著影响网络关系结构的形成。网络关系结构作为利益凝结的产物，其形成过程必然伴随多元主体讨价还价式的博弈行为，其中资源和目标是两个重要因素。同时，多元主体基于共同目标形成合作关系，而各自对个体目标的强调使利益博弈公开化，利益格局进而网络关系结构由此形成。利益状况通过协作、整合变量的调节作用，推动网络关系结构变化、发展。利益状况影响主体协作互动的热情，当预期互动能够带来利益状况正向变化时，主体互动的激励效应便会产生。在一定程度上，主体之间网内外、横纵向互动关系的建立以及正式互动机制的运行，皆由预期利益状况正向变化所引致。因此，多元主体立足自身优势，建立了多维网络关系结构，借助常态化正式互动机制，最终实现了利益状况存量的正向变化。伴随着主体之间协作互动的持续进行，进而引起利益状况总体存量的变化，初始网络关系结构将不断向新的关系结构演进。正向利益状况变化易黏合多元主体网络关系结构，利益状况的负向变化将造成关系结构松散，整合功能正是通过对正向利益状况的强化和负向利益状况或利益冲突的消弭来确保主体关系结构的有序性。

（二）隐性因素：协作互动机制中的社会资本。社会资本是协同治理的关键，协同治理广度、深度和效度皆取决于其存在状况。社会资本的生成路径决定了其具有累加性、非正式性、不易外显等特征，因而是影响协同治理的隐性因素。作为隐性因素的社会资本具有信任、互惠规范等要素在内的内在关联结构。社会资本与主体互动存在紧密关系，互动是其主要作用域。社会资本的累加效应途经主体互动而获得，反之，有价值的社会资本会促进主体之间走向更深层次的互动。就像拥有常规资本一样，那些拥有社会资本的人往往会积累更多的社会资本，从而更加利于集体行动。〔5 〕 （P198 ）

社会资本影响主体之间的互动激励、横纵向互动关系、正式与非正式互动机制，进而影响协作互动机制对网络关系结构的维护以及协同效应的实现。“动力总是暗含着互动，互动和动力是内在地联系在一起” 〔1 〕 （P223 ）。多元主体之间的互动需要多重激励，既需要利益因素的物质激励，亦需要社会资本的隐性激励。在公共管理领域，公共服务动机与激励存在内在逻辑关系，具有外显效应的公共服务动机要求多元激励 〔5 〕 （P92 ）。社会资本中的信任影响协作意愿，互惠规范约束短视投机行为。信任能够在协同者之间产生安全感和确定感，有利于协作意愿达成和合作成本控制。同样，互惠规范是一种高度安全性的社会资本，有利于有效约束投机，解决集体行动困境。〔5 〕 （P202 ）

社会资本不仅激励主体互动，而且影响主体之间的横纵向互动关系。网络内节点之间的关系黏合以及节点与网络的关系嵌入，本质上具有跨界协作特征。跨界协作过程深受信任、承诺等社会资本的影响，协作治理已经成为取代政策制定与执行的管理主义范式的新治理模式。协作过程本身受到利益相关者之间诸如面对面对话、信任建立、承诺增进和共识达成等因素的影响，而且当协作平台能够深化互信、达成承诺、有助于合作中期“小赢”时，协作将趋向于良性循环。〔5 〕 （P543 ）此外，社会规范与正式规范（法律、制度等）不同，其是被灌输出来的，是由模式、社会化（包括公民教育）和惩罚等非正式手段来维系的 〔5 〕 （P201 ）。社会资本主要影响的是协同治理中的非正式协作互动机制。

（三）共享因素：整合功能下的制度和信息技术因素。制度和信息技术因素是影响协同治理的共享因素，作用于协同治理的各个变量，本质上具有整合功能。整合的前提在于主体共识达成，而制度是合作共识的理性表达，它可以防范和化解合作冲突，并加速协同治理的整合进程。信息技术是重要的整合工具，能够促进整合功能发挥。从农业时代到信息时代，人类社会渐次出现宗教、官僚、市场以及信息技术等整合工具。在信息时代下，技术可以实现整合进程的动态同步以及跨时空资源、知识的整合。

制度、信息技术因素与整合功能的同构性，决定了其对整合功能模块的显著作用。作为外生变量的制度，影响主体关系结构的有序性和协作互动的方向性。网络关系结构是利益博弈产物，有效的制度架构有利于利益格局稳定和主体角色的定位以及利益互动过程合法、有序进行。而作为内生变量的制度，其本身是多元主体利益博弈、协作互动的产物。信息技术将深刻作用于社会管理实践，促使协同治理中多元主体联系更加紧密，主体关系结构更加有序、富有成效，因此信息沟通状况的改善以及组织结构的扁平化将促使组织决策更为科学和高效。信息技术亦将彻底改变人类协作互动环境和工具。随着信息技术进入Web2.0时代，基于互联网的论坛、博客、微博等虚拟社区或社群媒体将极大丰富多元主体互动工具选择和互动效率提升。以政府与企业、公民互动为例，电子政务将成为新的重要沟通渠道，将有效改善多元主体互动效果，提升公共服务绩效。

四、协同治理的实现路径

协同治理的实现有赖于网络、协作、整合等关键变量作用的发挥，而这些变量深受利益状况、社会资本、制度和信息技术等因素影响。由此，协同治理实现的关键便是对上述变量及其影响因素的调控。

（一）激发显性因素表达，优化网络关系结构。利益、资源、目标等显性因素的表达，能够稳定多元主体的协同治理预期，优化网络关系结构；相反，忽视主体利益诉求，一味求同压异，主体关系结构将会变动不居和稳态荡失。为此，首先要激励相关主体利益表达，正视其利益需求。相关主体之间应坦诚布公，尊重彼此利益关切，视利益表达为协同治理实现的前置条件而非障碍。同时，要重视阶段性合作利益分配，稳定多元主体合作预期，以此促进合作的持续健康发展。其次要使资产专有和资源互依并重，实现主体优势互补。协同治理旨在多元主体协同效应的实现，而非一元主体封闭性资产专有、垄断排外。资产专有在确权资产归属的同时，更加强调产权明晰对多元主体交易、合作深化的激励，以此实现资源最优配置和主体之间的优势互补。最后要制定清晰的协同战略目标，确保主体关系结构的有序性。目标是利益主张的公开化，协同战略目标能够平衡主体之间的短期和长期利益，有助于防范、化解合作冲突；同时，清晰协同战略目标，亦是对主体之间角色的明确界定，有益于主体关系结构的有序化。

（二）注重隐性因素培育，深化协作互动机制建设。作为隐性因素的社会资本，与协作互动机制紧密关联。社会资本的累加效应经由互动而生，社会资本的培育有助于深化协作互动机制建设。为此，首先要弘扬协同精神，强化主体互动激励。协同治理所内蕴的协同精神，不仅有利于保障集体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而且有利于公共领域善治目标的实现。协同精神的弘扬，要求公民以主人翁心态积极参与公共事务治理，与利益相关者开展对话、辩论和协商，从而激励主体互动和促进社会良性发展。其次要培育社会资本，推进主体之间横纵向互动关系的纵深发展。为此，多元主体应积极参与协作互动平台建设，提高互动频率、提升互动质量；努力深化互信，承诺与守诺并重，外在承诺与内在承诺结合，谨防机会主义侵袭；采取措施，惩罚不合规主体，培育具有正向效应的社会资本，净化多维网络关系。最后要重视协同治理中的互惠规范建设，充分发挥主体之间非正式互动机制的作用。詹姆斯·科尔曼认为互惠规范的存在，可以使行动的控制权从行动者转移到其他人手中，行动具有影响他人的后果（积极的或消极的）。〔5 〕 （P201 ）通过主体之间价值认同、情感联结、互补互助、利他行为激励等，可以有效发挥协作互动机制中非正式机制对正式机制的补充和作用。

（三）加大共享因素供给，促进整合功能发挥。制度和信息技术等共享因素的有效供给，有利于整合功能的发挥与协同效应的实现。为此，一方面要强化制度的有效供给。一要完善相关配套制度建设，促进制度之间的良性互动，为整合功能的实现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制度互动是影响制度有效性及协同治理目标实现的重要因素，相关配套制度的完善将为整合功能进而协同效应的实现提供法律制度保障。在宏观架构上，既要促进多元主体之间横纵向互动制度的衔接、配套，又要通过制度保障主体之间的正式互动机制与非正式互动机制的互补以发挥协同作用；在具体内容上，政府应营造有利于激发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外部环境，建立与之相适应的体制和机制，如加大对协同治理创新的政策支持以及对多元主体协同成果的认定与保护等。二要提升制度本身活力，保证主体结构的有序性和协作互动的有效性。制度是多元主体协作互动的产物，制度的动态更新、日趋完备，有利于激发制度活力和改善制度绩效。为此，应积极发挥协作平台的利益协调功能，完善主体参与、谈判沟通以及权责体系、监督、绩效评估等制度建设，促进网络关系结构的优化和协作互动机制的深化。另一方面，要重视信息技术的有效供给。信息技术是整合功能发挥的必要手段，通过引入计算机、网络、广播电视等信息技术，促使网内外资源的整合，拓展协同治理多元主体协作互动的平台，促进组织之间的协作互动，改善沟通效果，优化组织决策。

参考文献：

〔1〕王诗宗.治理理论与公共行政学范式进步〔J〕.中国社会科学，2010（4）.

〔2〕俞可平.治理与善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3〕张连国.治理理论：本质是复杂科学范式〔J〕.学术论坛，2006（2）.

〔4〕孙国强.西方网络组织治理研究评介〔J〕.外国经济与管理，20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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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文章论迷了在知识经济的祈时代，图书馆如何认清形势、更新治理和服务观念，用新型的甘理和服务及自身建设等题目。

当今世界的时代特征越来越清楚，知识经济的显性化是其最为重要而明显的特征之一。知识经济的出现向我们正确地展示了，社会经济领域中知识的强大功能和作用，在社会信息化和信息社会化交织作用下，图书馆作为信息服务、信息治理的社会功能实现的重要途径，作为社会发展的活跃因素应该发挥怎样的作用呢?这是我们必须积极思考的题目。

一、知识经济时代的特征

按照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定义，知识经济就是指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之上的经济，其主要标志是:第一，它以知识、智力为经济发展的关键要素，并如同劳动力和生产资源一样直接存在;第二，在经济生产发展过程中，知识可以形成产业经济，及以高科技产业为标志的产业化经济。作为信息经济的高级阶段，知识经济的发展和延续，知识经济反映了社会经济的发展的趋势，是当今时代经济特征的正确概括。

1.知识经济的本质在于知识经济化、经济知识化和知识产业化基础上的知识经济一体化。也就是说，通过知识、信息和经济的紧密关联、彼此渗透、交叉融合、相互包容的过程，使得经济的知识化趋向更加明确、知识和信息的经济功能日益明显，知识因素以越来越多的种类和越来越高的程度参与并融人经济活动中，知识经济就是信息经济，知识经济就是网络经济，知识经济就是数字经济，知识经济就是在线经济，知识经济就是社会因素相平衡的新型经济。

2.知识和信息的治理和服务，成为知识经济时代的主导发展机制之一。早在二十多年前，美国治理学家德鲁克己经开始积极关注知识经济，德鲁克以为，现代经济的主要职能是“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和分配”，而不再是“物质的生产和分配”。乔·吉拉德指出，要最大限度地发挥知识的作用和功能，离不开知识和信息的公道交流和传递，离不开对知识和信息的收集、加工、整理和服务，对知识和信息的治理和服务成为知识经济时代的主导发展机制之一。

由此可见，图书馆尤其是高校图书馆，其性质和任务决定了它在知识经济时代所担负的历史责任无比重大。

二、圈书馆信息治理和服务的新环境

知识经济时代的发展特征中最为明确的就是知识和信息成为发展经济的重要基础和主要资本，知识和信息的治理构成了知识经济的基础。因此，图书馆在变革中的信息服务中扮演着更为关键的角色，成为联结信息治理大系统与社会发展大系统的中介和桥梁。

1.在知识经济时代，图书馆信息治理和服务的内容更加丰畜、层次更加多样、手段更加公道，知识治理和服务发展成为信息治理和服务领城中的热门和亮点。

在知识经济时代，图书馆在信息治理发展到一定水平的基础上，知识治理凸显信息资源中知识的强大功能，图书馆如何开发、共享、利用和衡量知识成为知识经济时代的治理焦点，知识治理将信息治理推上一个新的高度。图书馆工作者，必须奋发学习，博学多能，努力工作，与时俱进。在对知识作为信息的治理，即知识交流治理，通过对知识的传播、消费、吸收方式的评价、选择和运作，发挥各种类型知识治理工具的作用，保证知识“广、快、精、准”的有效利用，更好地为读者，为社会服务。

2.在知识经济时代，图书馆的信息治理和服务的主体理性化、经营市场化、集约化的趋向进一步明确，聪明型知识产业的异军突起，成为社会信息产业的“朝阳”产业。

知识经济它包括了人类发明和发现的所有知识—科学技术、治理科学、人文科学、行为科学的知识，是相对于物质和财富而言的人类智能活动的结晶，是借助各种现代信息技术(包括计算机技术、通讯技术、网络技术等)和信息基础设施加以有效传递和交流的知识信息。显然，这里的知识就是指与特定需求相接的，建构在一般信息概念之上的高层次信息。知识经济时代带给图书馆信息治理和服务的新的要求和新的机会。伴随着信息治理和服务的主体理性化，运作集约化，经营市场化的趋向进一步明确和强化。聪明型知识产业必将成为社会第三产业中的新的产业组织形式，而且一定会成为“朝阳”产业中的“朝阳”产业，成为其中最为刺眼的新星。

三、知识经济时代图书馆信息治理和服务的发展对策

面对日新月异的社会发展大格式，面对不断变革的社会信息大环境，图书馆工作者的唯一选择就是——重视现实，回应挑战。图书馆治理者必须清醒地熟悉和制定出正确而实际的对策，以进一步适应知识经济对现代信息治理和服务的更高要求。

1.更新治理和服务观念。

由于传统的信息治理和服务中知识治理和服务井未成为我们关注的重点，因而现代信息治理和服务职员必须首先形成新的治理和服务观念，突出现代信息治理的知识性特色。通过有效收集和分析社会各种类型的信息资源，从中萃取与社会政治和经济生活紧密关联的适时性，发展性，功能性知识信息，真正服务于现实的社会经济活动。突出现代信息治理和服务的知识性特色，也就是要在加强信息的知识内涵的熟悉和分析的基础上，加强对知识、知识信息及其交流的社会组织体制、内在结构特点、具体活动方式的研究，并将其研究成果具体运用于知识治理和服务之中。

对于信息治理和服务来讲，要迎接知识经济的挑战，至为紧要的就是要确立知识治理和服务在信息服务中的地位，形成科学的知识价值观和知识创新观，并以此形成服务为本、面向社会、注重效应、追求卓越的知识治理和服务思路。所谓知识创新观，即以知识和信息等智力要素作为创新资本，科学汇集，公道组织，有向分流，有效分析知识和信息资源，把知识治理和服务作为促进知识增值能力的进步的重要途径，通过社会组织与组织之间的联系，并赖以形成不断提供，相互交换知识信息的社会知识大同盟，专门性知识治理和服务机构，将成为社会知识大同盟中的关键性配置气力。

2.强化治理和服务功能。

要把握知识治理和服务的社会功能，确立知识治理和服务在信息治理和服务中的地位，需要我们运用正确的方法。知识经济向我们昭示，外延发展的时代已经结束，内涵发展的时代已经到来;知识和信息积累的时代已经结束，知识和信息开发的时代已经到来;传播技术时代已经结束，高新技术时代已经到来，单一功能时代已经结束，综合化时代已经到来。知识治理和服务的社会功能是一个复杂的框架体系，在知识经济时代这一特征更加突出。

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治理和服务的社会功能可以概括为以下方面:第一，知识存储器功能。借助现代信息技术加以有效蕴躲并形成快捷，方便，多途径的检索机制，成为“人的外脑”。第二，知识集成者功能。即在社会范围内的知识和信息大量积累和有序化组织的基础上，融人知识治理职员的聪明，使原有知识和信息在新的更高层次上凝聚为针对性更强，适应性更强，功能性更强的知识和信息。第三，知识交流机功能。主要以网络为条件和基础，通过知识的交流和联结将相关人群有机地联系起来成为特定的知识共同体，以期人们在相互交流知识盅得到发展的新机会。第四，知识导航员功能。即运用计算机系统，数据库技术，通讯技术，网络技术，内容分析，多元统计，人工语言，搜索引擎等支持手段，建立多元化的融知识定位系统，知识获取系统和知识反馈系统于一体的“知识导航仪”。第五，知识加油站功能。即力图建立超越传统信息系统的具有战略性地位的治理知识系统，以经济的，法律的，行政的多种方法，确保知识的公然性，可获得性和开发性。

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治理和服务的上述社会功能，为各类图书馆工作提供了广阔的发展远景和用武之地。

参考文献

陈.构建企业信息服务平台的选择途径.情报资料工作，2003.270一72页.

何剑峰.图书馆创新模式初探.情报资料工作，2003.360一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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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共同治理制度环境变量嵌入性中国企业

虽然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的共同治理已成为现代企业制度发展的普遍趋势，但这并不等于世界各国的企业制度都必然会趋向于同一种模式。这是因为，企业制度是“嵌入”［1］在制度环境当中的，企业制度变迁不仅遵循了效率追求的逻辑，同时也是制度环境选择的结果。这就是说在制度环境的异质性假设前提下，企业制度必然也是异质性的。据此，可以对中国制度环境条件下的独特企业共同治理机制做某些前瞻性的思考。

一、企业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的一般原理

历史地考察发现，在企业治理的角度，企业制度安排经历了一个：

单边治理双边治理三边治理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

的拓展过程。（1）所谓单边治理，主要是就古典企业所遵循的物质资本逻辑而言，个人业主制和合伙制企业是其典型代表，企业契约中物质资本所有者对于雇佣工人的绝对优势和支配地位是其显著特征。（2）所谓双边治理，是就企业作为物质资本与（异质性）人力资本的合约性质而言。人力资本职能开始从古典企业家当中分离出来而开始成为企业的重要制度性要素是其显著特征。（3）所谓三边治理，主要是就企业“员工参与”亦即“同质性”人力资本拥有者参与企业的治理以及剩余的分享而言。“员工参与”的逻辑起点，是企业员工对其自身人力资本的产权；“员工参与”的现实状况，取决于企业契约中其人力资本所决定的谈判实力。三边治理的显著特征，是企业员工、经理人员、股东之间的博弈制衡关系。（4）所谓共同治理，是就企业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企业的治理而言。共同治理已成为现代世界各国企业制度演进的共同趋势。

企业不同制度形式之间并非全然的纵向替代关系，也大量并存于现代经济社会当中。结果，在企业治理结构的争论中，形成了以物质资本逻辑为核心的委托理论和以利益相关者博弈均衡逻辑为核心的共同治理理论两种主要观点。一般来说，在现代社会，人力资本构成企业的制度性要素已成为不争的事实，纯粹的物质资本逻辑已经不能解释现代企业的治理结构。另外，事实上如科斯所说的，影响他人损益的行为也可视为生产要素和权利［2］，结果凡是能给企业带来损益或其行为受企业行为直接影响的行为人均有可能参与或影响企业契约、企业所有权的分配进而企业制度的设定，也就是说成为了企业的利益相关者。因此，单从理论逻辑上推断，企业制度就是在企业所有利益相关者之间对企业所有权（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的合理配置；进而，企业治理也就应当是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的共同治理。当然，企业利益相关者也有“潜在”与“真实”之分［3］，在一般情况下，对企业投入了专用性资产的产权主体可视为企业的直接利益相关者，而其他利益相关者角色如顾客、其他企业等则具有一定的派生性质，往往处于潜在状态。

现代企业理论把企业看作为一系列契约的联接，其内在遵循的是博弈均衡的原则。这就是说：企业制度安排的具体情况取决于企业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谈判实力对比格局；企业的技术性特征、以及企业生产要素各自的特性是决定利益相关者谈判实力的主要因素。在此基础上，从理论上说设计企业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机制必须遵循同权原则、均占原则、市场原则和边际调整原则。［4］所谓同权原则，是说企业各利益相关者均拥有企业的剩余控制权；所谓均占原则，是说企业各利益相关者也都拥有企业的剩余索取权；所谓市场原则，是说企业制度的达成应该坚持通过谈判达成不应有不合理的人为干扰；所谓边际调整原则，则是就企业的再谈判机制和企业所有权的“状态依存性”而言。

二、制度环境变量的引入及其对企业共同治理机制的影响

“共同治理”并不等于按照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对等的原则在企业利益相关者之间对企业产权进行“平等”的分配，甚至也不等于“所有”利益相关者的企业治理权利都可以在现实当中得到实现。这是因为企业的技术特征以及生产要素的特性决定了企业利益相关者各自具有不同的谈判实力。但是，考察各国的企业制度发现，即使企业在技术特征和生产要素特性等方面几乎完全一致的情况下，企业制度之间仍可能存在显著的差异。西方发达国家公司存在的两种不同的公司治理模式英美模式和大陆模式就是一个例证。这种现象如何解释？

有学者对美国、日本等国的公司治理模式进行了历史比较制度分析［5］发现，企业制度是效率追求和制度适应的统一。［6］这就是说，企业制度不仅仅是在效率追求逻辑下对自身内在因素的调整，而且还要同外在的制度环境尽量达成高度的“契合”；或者说企业制度不仅是（狭义）效率原则的体现，而且也是制度环境选择的结果。由此可以推论，在对企业制度进行价值判断的问题上应该坚持“存在即合理”原则；制度环境必然会给其中的企业制度打上自己独特的烙印，而任何一种企业制度模式也只有在相应制度环境下才有意义而不可能具有普适性。由于技术特征和生产要素特性对企业制度的影响一般不以国别而不同，并且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技术和生产要素的高度流动性已经大大减弱了其在国家之间造成企业制度显著不同的可能，因此可以说不同国家制度环境的“异质性”是形成多样化企业制度模式的真正根源。可见，有必要拓宽视野引入外在制度环境变量的因素，以使我们对企业制度的研究进而对企业共同治理机制的设计更加趋近真实。

尽管制度环境的异质性是企业制度多样化的真正根源，但现代企业理论作为西方企业理论所本来固有的“一维性”色彩，以及众多国家迷惑于西方发达国家企业经济绩效的眩目光环而对其制度安排的盲目追随，却严重影响了经济理论对制度环境与企业制度安排之间的契合关系以及异质性制度环境条件下企业制度不同模式的关注和考察。经济学领域的这一缺陷，被新经济社会学（TheNewSociologyofEconomicLife）敏锐的感知并捕捉，并运用“嵌入性”和“社会建构”理论对其进行了修正［7］。

新经济社会学认为，从宏观方面看，经济组织都是“嵌入”在社会网络之中的，经济制度本质上是“社会建构”的；从微观方面看，现实的人都是带有历史和社会属性的经济人。可见，如果说传统经济学主要遵循了个体主义的方法论的话，那么新经济社会学则依据现实整合了整体主义的方法和个体主义的方法。新经济社会学的理论使企业研究更加逼近现实。

总体上，新经济社会学和经济学的结合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新经济社会学首先提供了一个宏观制度背景的维度，这正是对经济学自身所固有一维色彩的扬弃或有益补充；其次，修正经济学的理性选择理论，整合经济学的“经济理性”和新经济社会学的“社会理性”，以“效用最大化”替代狭隘的“利益最大化”，实现人的选择集或效用函数的多元化，就可以对现实人的选择过程展开微观分析；再次，在新制度经济学和博弈论的平台上，在对经济生活的分析中把社会性变量纳入进去，就可以对现实的多样化制度安排作出合理解释。就是说，与传统经济学出于个体主义的方法论和对经济人的单维度界定而对制度创新的：

单维度经济人唯一的博弈均衡最优制度安排

的特定路径不同，现实经济组织制度创新的路径事实上是：

多样化制度环境不同经济人行为特征多重均衡样式多样化次优制度安排

这就是说，给定不同社会制度演进路径和制度环境的异质性区别，经济主体之间交易的博弈可能会存在多个均衡点或者多重的均衡样式，从而形成各自不同的制度安排，并且虽然不一定臻至那种理想的最优效率的境界，但在相应的制度环境下也都是最具有“适应性效率”[8]的，也就是说特定情境下“次优选择”即是“最优选择”。

对于西方社会而言，由于其制度变迁的自然演进性质，也由于其许多国家都具有相同或类似的文化渊源，其制度创新过程一般不涉及“异质性”制度环境之间的碰撞和摩擦问题。因此，虽然事实上其制度安排仅仅代表了特定制度环境下的特定制度均衡样式，其企业制度也仅仅意味着“企业制度特殊”，但在其发达经济的眩目光环之下，由其自身“致命的自负”以及后发国家的盲目崇拜，却被不恰当地赋予了普适性和一般性的色彩。而对于许多后发转轨国家，一方面其制度演进路径就与西方社会存在很大的不同，因此其企业制度建设必然是一种“过程”的创新；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其制度环境与西方社会存在巨大的差别，与此适应，企业制度创新也必然是一种“目标”的创新，也就是说只可能有一种与特定制度环境高度契合的企业制度形式是最有效的，而决不能把西方的某些经验和做法不加分析地拿来为我所用。事实上，虽然后发国家企业制度建设对西方经验的借鉴不可避免，但是引进来的制度安排要想真正有效发挥作用，其一般也要经过一个特定的制度创新过程：首先，附着其上的那些与西方制度环境相适应的制度特征将被逐步剥离；其次，引进制度也必然会逐步打上本国特定制度环境的烙印从而逐步实现企业制度安排的“适应性效率”。

具体来说，不同企业制度模式的宏观制度根源，主要是通过对企业内部利益相关者博弈格局的影响来体现出来的。这也就是说，在不同的制度环境下，企业的真实利益相关者及其谈判实力和博弈均衡状况会有显著的不同，并进而体现在企业契约和企业制度安排当中。一个典型的案例，是在东南亚一带普遍存在着的家族制企业。东南亚各国或地区的家族制企业与一般所说的家族制企业并不完全相同：后者主要体现了一种纯粹的交易成本节约的逻辑，世界任何地方的初创企业都可能会采用；而前者则主要是一个文化地理上的概念，其后潜藏着特殊文化背景的深层根源。这就是说，在家文化传统根深蒂固的东南亚一带，经济行为人所拥有的家族、血缘关系以及忠诚、信义、情感这些特殊“人力资本”的“质”和“量”，是判定其是否企业真实利益相关者的重要标准，也是决定其在企业利益相关者博弈格局中地位和作用的重要因素，并体现于企业契约、企业制度以及企业治理结构的方方面面当中。这一逻辑也可以对其他的企业制度模式作出合理的解释。

三、中国制度背景下企业共同治理机制的若干特征

考虑到中国基本经济制度的稳定性和文化传统的深远历史渊源，中国企业的共同治理机制可能会具有如下特征：

第一，社会主义的和谐竞争理念与企业利益相关者“共赢”的利益格局

同一般而言制度环境“决定”企业制度特殊的“消极”含义相比，社会主义条件下中国特色的企业制度建设应当内涵一种特定的“积极”意蕴。就是说，居于后发转轨国家的位置，在现代企业制度的建设过程中，我们应当也可以用社会主义的价值追求和政府主动的制度创新，来尽量避免马克思所严厉批判过的，那种资本主义发展初期曾严重存在的种种紧张、矛盾、冲突所付出的巨额交易成本甚至由此造成的灾难，比如说古典企业当中劳资双方之间的种种斗争现象，而应当反过来主动地倡导一种和谐的理念，通过相关的制度设置，在中国现代企业当中形成一种各利益相关者共赢的利益格局。这是因为，在传统经济学那里，由于每个人都追求自己的私利，因此“每个人都妨碍别人利益的实现，这种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冲突所造成的结果，不是普遍的肯定，而是普遍的否定”［9］。这种自斯密以来逐渐形成的“竞争”的经济学体系，在较大程度上包含着霍布斯所谓“个人永远处于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之中”的悲观主义理念。而事实上，不仅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之间的“合作”同“竞争”同样的广泛，而且由于合作是人们之间展开可持续性竞争的普遍基本框架，“合作”更加符合人类的终极价值追求。［10］

第二，我国基本经济制度与企业治理的“劳动者参与”

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对我国企业制度将会有非常重要的影响。虽然我国社会主义尚处于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还不能达到经典作家所设想的个人在全社会范围内实现对生产条件的社会的直接的结合，劳动还是人谋生的手段，而不是人生存的第一需要，但是，毕竟我国的社会性质是社会主义的，在生产力还不够发达的现阶段，企业制度即使不能臻至劳动者主导的理想境界，也必然会因由公有制主导的基本经济制度，在相当程度上关心劳动者的诉求、关照劳动者的命运、关注劳动者的地位，从而促进劳动者对企业治理的参与，形成“劳动者参与”的鲜明企业制度特色。

第三，我国文化传统与企业制度的家族色彩

家文化体现了中国文化传统的突出特征，几千年文化传统的社会心理积淀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环境对嵌入其中的经济行为人进而企业制度都产生着重大影响。一方面，在不同制度框架下活动着的经济人其选择集是不同，对于侵家文化传统几千年的中国人来说其选择集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内容就是信任、忠诚、情义，或者说是家族范围内部的利他主义世界观，这是一种内化了的精神效用；另一方面，嵌入家文化非正式制度之中的企业，其经济行为人所拥有的家族关系，以及所拥有的信任、忠诚、情义这样一种特殊人力资本的质和量，是企业据以判定自身真实利益相关者的一条重要标准，也是一种据以分配物质资源、经济利益和企业剩余的重要标准，由此成为影响企业利益相关者谈判格局和博弈均衡格局的决定性因素，使企业治理打上鲜明的家族烙印。显然，这种意义上的家族企业和一般所理解的在企业发展初期阶段为了节约交易成本而采取的家族式管理具有本质的不同，也更具有旺盛的生命力。不可否认，家族式企业治理方式在成功地避免企业成员的机会主义行为、节约交易成本、提高企业绩效等方面的同时，也存在不少内生性的制度缺陷。但是，这只是说明我们需要根据新的情况对既有的家族制度进行创新以提高其“适应性”，而决不意味着我们对家族式企业制度模式的有效性视而不见甚至否定。我们认为，从总体上讲，在正处于新旧制度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在由于制度真空因而以一种异化了的方式引进西方那种个人主义的价值观结果形成社会普遍信用缺失的情况下，家族式企业制度模式可能更主要地发挥着一种积极的作用。

注释：

①⑦参见：张其仔，《新经济社会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②科斯：《社会成本问题》，载《论生产的制度结构》中译本，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p191。

③杨瑞龙，《企业的利益相关者理论及其应用》，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p132。

④参见：《企业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机制设计》，张立君，载《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02年第三期。

⑤参见：王东，《美国日本企业的历史比较制度分析》，载《经济评论》2002年第二期。

⑥参见：孙早，《现代公司治理结构：经济效率与制度适应的统一》，载《湖南社会科学》2000年第六期。

⑧“适应性效率”是说，当某一种制度能在不同的环境下得以生存和发展，那么该制度就是有效率的；假定生产费用不变，一个具有适应性能力的制度从投入来看就是最能节约交易费用的制度。由于一种有效率的行为都是在一定的制度环境下作出的；同一种制度安排在不同的制度环境下会有不同的效率表现；制度安排只有“适应”制度环境才能最大限度地节约交易成本，因此动态地看，制度安排只有同制度环境高度契合才有效率。本文对制度的“适应性效率”作此理解。

篇8

关键词：土壤污染；生态环境；治理对策

一、土壤污染的现状

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我国的土壤环境破环严重，土壤污染持续恶化。目前，全国土壤污染的超标率已经达到了16.1%，污染点的比例依次为重度污染1.1%；中度污染1.5%；轻度污染2.3%；中轻微污染11.2%，主要体现在工矿业、农业等人类生产和生活方面。我国的土壤污染类型主要表现为无机型、有机型和复合型，其中无机型污染比重较大，其污染超标点位数占到了全部污染超标点位的五分之四以上，污染问题突出。我国的土壤污染范围较广，总体来看，南方地区土壤污染程度大于北方地区，主要集中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工业化发达的工矿业周边、城市及近郊区。土壤污染的蔓延直接触及我国的生态保护红线和耕地保护红线，造成生态环境质量逐渐下降，耕地土壤环境和生产能力严重退化。现阶段我国土壤污染以重金属污染为主，受污染耕地总面积1.5亿亩，占到了我国18亿亩耕地保护红线的8.3%，耕地质量受损严重，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1]

二、土壤污染的特征和危害

（一）土壤污染的特征

土壤污染作为我国生态环境治理的短板之一，与其他短板相比有不同的特征。土壤污染是进入土壤的污染物含量超过了土壤自身的净化能力，使土壤内部机理发生质变。第一，土壤污染的来源复杂多样，涉及大气，废水污水、化工用品、重金属、固体废弃物、农药化肥等多方面。第二，土壤污染不容易被察觉，而且形成污染的周期长，滞后性比较突出。第三，土壤污染是污染物在土壤中发生量变的过程，一般污染物进入土壤之后，流动性大大减小，因而不断沉积从量变引起土壤质变。第四，土壤污染治理困难程度大，治理周期较长，成本较高。[2]

（二）土壤污染的危害

第一，土壤污染通过大气循环，食物链的富集，水环境污染等渠道，经过各种方式进入人类和动植物体内，严重影响了人类和动植物的健康。第二，土壤污染制约了我国农业生产的发展，造成农作物减产，农产品质量下降，被间接污染的农产品又直接影响到人类的食品安全。第三，土壤污染影响人类生存空间的环境质量，目前我國发生的多起毒地事件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引起了人们对土壤污染的重视。第四，土壤污染威胁到我国生态环境安全和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山水林田湖是一个命运共同体，没有土壤环境的安全就不可能实现生态环境的安全，土壤污染严重阻碍了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3]

三、土壤污染治理中存在的问题

第一，土壤污染治理法律制度缺失，现阶段我国还没有专门的治理土壤污染的政策或法规，面对目前土壤污染的严峻形势，制定土壤污染防治法及配套政策法规迫在眉睫。第二，土壤污染修复手段单一，技术不成熟，传统的修复技术难以适应复杂多变的污染状况，现行的治理手段往往比较单一且效率低，缺乏技术创新，既耗时又耗力。第三，土壤污染管理机制和防治体系不健全，我国土壤污染治理涉及的治理主体多，关系复杂，以往的土壤污染治理中经常出现部门之间相互推诿的情况，造成监管空缺，缺乏统一的管理机制。我国土壤资源种类较多，制定的土壤质量评价标准也多，如何建立一套统一协调的标准体系是今后提高土壤污染治理成效的关键。第四，土壤污染治理周期长，资金需求大。由于土壤污染的滞后性、持久性等特点，导致土壤污染治理的周期较长，加之土壤污染的隐蔽性，使社会公众对土壤污染的重视程度不够，参与治理土壤污染的积极性不高，这些原因都会增大土壤污染防治成本。[4]

四、土壤污染治理对策

（一）严格落实“土十条”，推进土壤污染治理进程

新常态下，美丽中国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都对我国的生态环境安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国务院也了《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土壤污染治理面临巨大挑战。《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为我国土壤污染治理指明了目标和方向，因此必须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严格落实“土十条”里的各项任务目标，推进土壤污染治理，改善土壤环境，保障生态环境安全，促进社会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二）建立健全土壤污染综合治理的法律体系

面对当前我国土壤污染治理中的种种问题和弊端，必须尽快建立治理我国土壤污染的专门法规，健全土壤污染治理各项配套政策和措施。以立法的方式助推土壤污染治理，明确污染治理主体的职责权限，杜绝污染防治和处理应急事件的过程中相关部门互相推诿的情况。在治理土壤污染的过程中，要强化政府的作用，以政府为主导，加强土壤污染的监管和执法力度，实行污染者付费的制度。

（三）实施土壤污染精准监测机制，完善土壤质量评价标准体系

土壤污染治理的首要前提是全面精准监测和普查全国的土壤污染，建立大数据形式下我国土壤污染监测的信息网络和数据平台，建立土壤监测的制度与规范体系，尽快实现我国土壤质量检测的全覆盖。要从源头开始建立土壤污染监测的长效机制，严格监督工矿业、农业，水环境、重金属行业等的污染，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土壤质量的评价标准体系。

（四）创新土壤污染修复技术与治理手段，降低治理土壤污染的成本

在治理土壤污染的过程中不断探索和创新土壤修复的新技术和新方式，加大土壤污染治理的科技投入，改造升级土壤污染治理的设施设备。通过借鉴国外的先进技术和模式，结合我国土壤污染的实际情况，建立多功能、专业的技术研发平台，不断优化土壤污染治理模式，完善土壤治理的多元化的投资或融资机制，从根本上降低治理土壤污染的成本。

五、结语

土壤污染治理的成效关系到我国社会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也关系到人类的健康和生存环境的质量，同时也关系到我国的生态安全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成败。加强土壤污染治理和改善土壤环境质量是我国新常态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因此必须结合我国实际情况，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着手，重点发力，全面治理，为建设“美丽中国”打下稳固的基础。

参考文献： 

[1]环境保护部，国土资源部.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J].中国环保产业，2014（5）：10-11. 

[2]陈微，魏君.土壤环境污染现状分析与对策研究[J].黑龙江科学，2014，5（7）：112. 

[3]代显峰.我国土壤污染问题分析及对策研究[J].农业科技与装备，2013（11）：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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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公司治理；公司会计治理；安然事件；表外负债

中图分类号：F275.2 文献标识码：A

1自从世界银行1989年首次提出“治理危机”（Crisis in Governance）以来，“治理”这个术语便被人们广泛使用。从不同的角度和学科可将治理分为不同的种类：比如经济学、管理学（如公司治理）、社会学（如社会治理）、政治学（如政府治理）等（朱星文2006）。按这一思路，把管理学再按财务和会计进行分类，则公司治理又可以分为财务治理和会计治理。广义的会计治理是指对会计活动进行监督、控制、调节、协调和管理的规范和制度安排的集合。狭义的会计治理，则是为了保证企业所提供的会计信息真实、完整、客观、公正的制度安排。公司会计治理，强调会计信息的利益相关者，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不受侵犯，而以契约形式对公司会计行为进行控制。尽管不同的学者对公司会计治理有不同的看法，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会计治理就是为了保护信息使用人能够最大化、高质量地使用会计信息为他们各自的决策服务而进行的一种制度安排。传统的会计治理，更多的是从表内的角度进行研究。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表内会计治理暴露出越来越多的缺陷。巴鲁・列弗（Baruch lev）认为，传统的会计制度及其主要产物――向大众公布的财务报表，主要反映的只是过去的交易（销货、进货、借款等），也只列有形资产与金融资产（固定资产、有价证券）……这种狭隘且不具有前瞻性的企业报告，难以提供投资者、债权人及其政策制定者有用的信息。他认为：目前财务报表缺乏的重要资料主要有下列几种：交叉结盟、未实现的义务、风险暴露等①。安然事件爆发后，针对现行的公司会计信息披露缺陷，人们开始将眼光转向一些特殊的信息。美国SEC主席哈维・皮特（Harvey pitt）指出美国的财务报告系统已经过时，并有很多不完善之处。他认为现在公司披露的信息更多的是在被动地履行义务而不是主动向投资者告知有关信息。

2公司表外负债的界定

2.1表外负债的内涵界定

公司表外负债是与公司表内负债相对应的一个概念，它主要是指那些已经成为或有可能成为公司的负债，但按照现行的会计准则和制度规定以及受其它因素的影响而未能在公司资产负债表中得到反映的负债。从其内容上看，它主要包括表外筹资和不确定性负债。从其范围上看，可以说是除了在三大会计主表以外的其他媒介中披露的负债都是表外负债，具体地说，就是应该在财务报表附注和其他财务报告中披露的负债。不管表外负债如何定义，但有两点是可以肯定的。第一，公司表外负债的行为并不都是蓄意违法的结果，绝大多数表外负债是当前的法律法规所允许的，即使没有明文规定，但至少也是没有明确规定禁止的。第二，绝大多数公司表外负债行为的发生是企业从事经营活动的自然结果。表外负债具有以下特征。

2.1.1表外负债确认方面的特征

多数表外负债是一种正在履行或即将履行以及可能履行的合约。公司表外负债和表内负债相比，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它发生的不确定性，特别是它的结果具有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表现在是否需要偿还以及偿还对象和时间等方面都不确定，这是因为表外负债通常只能由未来发生的事项所确定，也就是表外负债发生时，并不能够明确地知道其结果，而且也是难于证实的。随着不确定性程度在未来的降低、甚至接近于消除，不确定性负债的结果才能逐渐显露。表外负债的不确定性是既受内生不确定性的影响，又受外生不确定性的影响。如资产证券化、售后资产的回租、附有追索权的应收账款出售、环境负债、物价变动负债、未决诉讼和质量担保负债等的不确定性就是既有企业自身经济业务的不确定性，同时又有会计准则本身规范的不确定性所引发的。正因为这样，表外负债的确认就不象表内负债那样容易和清晰。由于表外负债确认本身的困难，最终导致其内容的不确定性增大。

2.1.2表外负债计量方面的特征

表外负债由于受到许多条件的限制，导致它在计量方面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也就是其金额更多的需要进行估计。除此之外，这种不确定性一方面表现在计量手段的不确定性，即它除了用货币进行计量外，还可以用非货币的手段进行计量；另一方面，表外负债的许多指标除了财务指标外，还有一些非财务指标。所以说表外负债在计量方面处处充满了不确定性。

2.1.3表外负债披露方面的特征

2.1.3.1表外负债可以把非货币化或非数量化会计信息纳入披露范围。

2.1.3.2表外负债披露由于没有固定的媒介、固定的格式、固定的项目和固定的填列方法，因而可以反映企业发生的特殊经济业务。

2.1.3.3表外负债反映的会计信息着重在揭示未来将会发生的信息，它更多的是要遵循现实成本原则，所以它能反映负债主体和经济环境发生变动等复杂情况下的会计信息。

2.2公司表外负债的外延界定

2.2.1表外融资负债

表外融资是指不需要在资产负债表上体现的债务融资方式。它具有以下特点：灵活性和隐蔽性；风险性。具体包括以下几种：（1）租赁。以租赁形式形成的表外融资主要包括以下三种：经营租赁；长期租赁；售后资产回租。（2）附有追索权的应收账款出售。（3）资产证券化。（4）未合并实体。未合并实体的融资方式主要有以下三种：未合并的子公司；合营企业；特别目的实体。（5）项目融资。（6）研究与开发安排。（7）项目筹资协议。（8）售后资产回购。（9）加工装配。（10）补偿贸易。（11）应付债券的视同清偿等等。

2.2.2不确定性负债

不确定性的负债主要包括三种：一是结果的不确定性；二是计量的不确定性；三是发生的不确定性。表外负债除了具有不确定性负债的特点外，还具有未来负债的特征，也就是在现在能够预见未来将会发生的负债。具体包括以下几种：（1）或有负债产生的表外负债。（2）金融工具产生的表外负债。（3）资产重组引发的负债。通常有四种方式：承担债务式；购买式；吸收股份式；控股式。（4）关联交易引发的负债。（5）环境负债。（6）人力资源负债。（7）币值变动负债。（8）无形资产负债――负商誉。（9）可赎回的优先股。（10）应付退休金等等。

3公司表外负债存在的弊端及其当前研究存在的问题

企业如果过分运用表外融资，而又不对其进行详细披露，那么会使得公司财务失去透明度和公信力，在欺骗社会公众的同时，也会把自己推向崩溃的边缘，安然公司便是一个鲜明的例证。而对于像环境负债、币值变动负债等不确定性负债，如果企业没有事先对这些负债进行预测和披露，那么投资人和社会公众就有理由相信该企业在进行信息披露的时候是在有选择地披露那些对企业有利的信息，而把那些会导致企业股价下跌的信息有意隐蔽起来。这样就违反了信息充分披露的原则，导致企业的社会公信度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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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现代大学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大学治理结构通过大学的权力(决策机构)、资金(产权机构)、运行(管理机构)、督导(评估机构)等，形成政府、社会、大学各自独立、相互制约、权责明确、协调运转的关系框架”。在该框架中，由于决策权力在各利益相关者间的配置与行使各异，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大学治理结构类型。本研究借鉴苏君阳发表于《江苏高教2007年第4期《论大学治理权力结构的基本类型》的观点，在治理理论的分析框架下，依据决策权力主体、权力类型行使范围、大小及其参与院校决策程度的不同，将大学治理结构分为行政权力主导型大学治理结构、学术权力主导型大学治理结构和市场权力主导型大学治理结构。

(一)行政权力主导型大学治理结构之于教育质量保障机制的关系

1．行政权力主导型大学治理结构特征：这是一种垂直式的治理结构，以校长为首的行政职员在该治理结构中拥有更大、更多的决策权力。与其它类型相比，此种大学治理结构能更好地提高教育事务的决策与执行效率。当行政意志符合大学发展内在规律要求时候，该治理结构对大学发展的促进作用比其他任何一种类型的治理结构都要明显。但是，该治理结构存在权力政治化、行政中心化、学术边缘化等明显不足。

2．行政权力主导型大学治理结构之于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机制的效应关系：该结构中运行的教育质量保障机制具有决策效率高、执行力强的特点。在处理教育质量保障机制中有关质量保障组织、制度、反馈等问题时，能充分发挥自身的科层优势较快解决问题；但在处理质量保障评价问题时，由于相关专业知识的缺乏而具有局限性。可见，大学治理结构对教育质量保障机制的设计与实施具有影响与制约作用。如作为行政权力主导型大学治理结构的典型代表，法国高校内部教育质量保障机制的制定与运行由以校长为首的大学最高权力机构大学评议会负责组织实施。该评议会拥有涉及质量保障机制所有方面的决策权力，如预算与财务权、学术成员聘任与晋升权、房屋与设备资产权、学科与课程设置权等。在决策过程中，教师、学生等学术权力的代表仅对学科与课程设置等事务拥有部分建议权。

(二)学术权力主导型大学治理结构之于教育质量保障机制的关系

1．学术权力主导型大学治理结构特征：该结构权力配置的宗旨是保证知识的占有、真理的发现以及学业的完成。在此类大学治理结构中，学术权力取得了主导地位。因此，判断一所大学的治理结构是否是以学术权力为主导，可以通过大学成员对知识与真理的尊重程度以及学术发展水平的高低判定。尽管学术发展水平的高低与大学治理结构类型不存在一种必然的关系，但是，对于一所大学属于哪种类型的治理结构在很大程度上还是能够通过学术水平的高低来反映。如研究型大学的治理结构多半是学术权力主导型的。

2．学术权力主导型大学治理结构之于教育质量保障机制的效应关系：在学术权力主导型大学治理结构中运行的教育质量保障机制的决策权力相对集中于基层，学术人员在大学权力系统中居于主导地位，以教授为主体的部务委员会在学术成员招聘、晋升、学科与课程设置等方面享有充分的权力。此类大学治理结构在处理质量保障机制中与学术相关的质量评价、信息反馈与处理等问题时更具优势与专业性。德国大学多采取此类型的大学治理结构模式。该治理结构中由于教授拥有强势的学术资本，因而在教育质量保障机制制定与运行方面拥有更多的权力，而大学行政系统的权力则相对萎缩。在大学里，研究所和院系的讲座教授和所有教师对与质量保障有关的所有决策，如预算与财务权、学术成员聘任与晋升权、房屋与设备资产权、学科与课程设置权等持有部分决策权；学部作为学术权力的最高机构对与教育质量保障相关的教师晋升、学科与课程设置等持有最终决策权。而作为行政权力代表的校长及校行政和校务委员会对上述所有事宜均没有什么权力或权力很小。

(三)市场权力主导型大学治理结构之于质量保证机制的关系

1．市场权力主导型大学治理结构特征：该结构权力配置原则是关注、响应与满足市场利益的需求。此类大学治理结构在课程设置、师资招聘等方面多受市场利益的驱动与影响。由于对市场的积极回应，使得此类大学治理结构在生源市场、人才市场、就业市场的竞争中占有优势，使其有能力及时适应市场需求，培养社会需要的高质量的人才。但是此类大学治理结构在给大学发展带来积极影响的同时，也容易导致大学发展的功利化、庸俗化、浮躁化。

2．市场权力主导型大学治理结构之于教育质量保障机制的效应关系：该结构中教育质量保障机制的制定受市场因素支配、实施受社会各界的监督、成效则由市场检验。如在美国某些市场权力主导型大学治理结构中，代表学术权力的系和学院在有关学术成员聘任与晋升、学科与课程设置等方面只拥有建议或咨询权；代表行政权力的校长、院长等行政人员在质量保障机制实施过程中负有组织实施的职责。但受市场需求的影响与制约，二种权力在共同行动中，都须充分考虑市场的利益需要，否则代表市场权力的董事会不能通过其所做出的决策。

综上，大学治理结构之于教育质量保障机制的效应关系体现在以下二方面：其一，大学治理结构为质量保证机制的运行提供路径安排，大学治理结构与质量保障机制之间是正相关关系。其二，大学治理结构为教育质量保障机制相关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权力支持，合理权力配置的大学治理结构对教育质量保障机制设置、运行具有正效应作用。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对良性大学治理结构的判断呈现核心精神趋同性，即一个良好的大学治理结构旨在提高行政效率，保持政府、社会和大学均衡，促使大学尽可能地提高运行效率(甘永涛，2007)。

二、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机制之于

大学治理结构的选择关系依据大学利益相关者在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机制中权力配置的不同，可分为行政权力主导型、学术权力主导型以及市场权力主导型教育质量保障机制。高效的质量保障机制运行离不开与其相适应的大学内部各利益群体的权力配置结构(熊志翔，2008)。探究二者间的关系非常重要且有意义。

(一)行政权力主导型教育质量保障机制之于大学治理结构的关系

1．行政权力主导型教育质量保障机制特征：该机制设计与实施过程中，以校长为首的行政人员权益在权力配置过程中占有主导和优势地位。也就是说，教育质量保障机制以行政人员群体的利益保护和获取、以易于行政人员的管理和操作为主要原则。其优势在于有利于保证决策的执行与监督、简化决策程序、实现决策经济化。但是，这种管理模式不利于学术自由的发挥。

2．行政权力主导型教育质量保障机制之于大学治理结构的选择关系：行政权力主导型教育质量保障机制中行政权力多于学术权力和市场权力，占据优势地位，距离大学决策中心近。该质量保障机制由各机构主要行政负责人负责，学术人员以及高校的其他利益相关者是质量保障机制的被动参与者。行政人员从管理的角度出发，统筹安排高校的教育质量保障体制，规定教育质量标准，监控体制实施。我国高校扩招后，由于招生规模总量的绝对增长幅度大大超出了各种投入的增长幅度，许多高校办学条件的改善进程远远落后于扩招的速度，教育资源不足凸显。因此，在现有资源基础上，努力提高办学的效益弥补教学资源不足成为许多高校必须面对的重大问题。那么以提高效率为目的的大学治理结构其行政权力自然凸显。

(二)学术权力主导型教育质量保障机制之于大学治理结构的关系

1．学术权力主导型教育质量保障机制特征：该机制的特征是在教育质量保障机制制订与实施过程中，教师、学生等学术人员在权力配置中占有主导和优势地位。教育质量保障机制的设计以学术人员利益保护和获取、以注重学科专业自身内在规律性和知识拥有者的学术权威性为主要原则。该机制优势在于，有利于教育质量保障决策的专业化、有利于保证教育质量保障决策不受外界干扰、保持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但由于学术人员拥有大部分权力，最终会使高校走向僵化与封闭。

2．学术权力主导型教育质量保障机制之于大学治理结构的选择关系：学术权力主导型教育质量保障机制的制定、实施、评价由大学的教授、教师和学生等学术人员承担，决策权力在校、院、系之间互动运行，决策由校最高学术权力机构做出。该质量保障机制认为，大学质量保障机制应关注教和学及评价行为，大学治理结构需要为质量保障机制的制定与实施提供制度保证。因此，学术权力主导型的教育质量保障机制要求大学治理结构，一方面对高校教育质量进行监控；另一方面对行政部门予以监督。

(三)市场权力主导型教育质量保障机制与大学治理结构的关系

1．市场权力主导型教育质量保障机制特征：伴随办学规模的不断扩大，大学的发展需要更多来自社会资金的资助。作为投资回报，社会各界通过其在高校内部的利益代表对大学所提供的“产品”提出要求，因此，市场权力逐渐在高校内部形成并开始发挥重要作用。该质量保障机制特征是以市场需要为前提、以市场检验为标准。

2．市场权力主导型教育质量保障机制之于大学治理结构的选择关系：市场权力主导型教育质量保障机制中，市场权力主体是投资人、校友、家长等。在高校内部该权力既由校长、院长等行政人员代为行使，又受教授、教师等学术人员支配。市场权力只是暗隐在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之中，但实际上它对教育质量保障机制的设计与实施起到主导作用。与此相适应的大学治理结构虽能保证质量保障机制设计对市场需求的回应，提高市场满意度，但是其对纯粹知识的生产与延续是不利的。综上，作为大学治理过程之一的教育质量保障机制之于大学治理结构具有选择功能，体现为不同类型的教育质量保障机制能主动选择与自身相适应的大学治理结构，以确保主导权力的利益，实现教育质量保障目标。需要说明的是，任何类型的质量保障机制都拥有行政权力、学术权力和市场权力，其差异在于何种权力相对突出且占有主导地位。

总之，在高校内部，作为大学治理过程之一的教育质量保障机制的设计与实施须适应大学治理结构的要求；大学治理结构的安排也要回应教育质量保障机制的诉求。当二者关系协调互动时，能最大效度地发挥大学治理结构的职能，确保教育质量保障机制的运行，实现大学高质量人才培养的目标，促进大学使命的完成。较好调合三种权力关系，发挥各种权力优势，提高各利益主体积极性，是建构教育质量保障机制与大学治理结构关系的重要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