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治理参与途径范文
时间：2023-07-31 17:41:44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社区治理参与途径，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社区治理是社会建设的发展方向。从治理理论的视角出发，社区成为一个能够接纳多重力量的开放性场域，这就必然打破原有社区治理主体的单一性，转变为由政府、社区组织、非营利组织、居民等主体共同治理的多元合作格局。信息技术的变革发展催生了网络社区的形成，拓宽了公民参与的渠道，为城市社区治理提供了思考空间和实践路径。重庆市B社区突破传统管理的窠臼，以互联网为载体，对公民网络参与社区治理进行了探索与实践。
一、社区治理中网络参与的特点
社区是社会的基层自治空间。在我国传统的社区自治中，“由于参与渠道不畅通、参与机制不健全，以及缺乏利益保障和实际诉求的动力， 社区居民的参与意识不强， 参与范围不广，仍然是一个普遍的问题。”[1]（P205）然而，在当代治理浪潮中，公民参与社区治理则成为一种必然逻辑，这既是现代民主政治发展的必然诉求，也是社区治理发展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志。与此同时，互联网在城市生活中的普及发展，已然超越了信息传递工具的简单功能，塑造了一种全新的社会环境和生活空间。在现实社区的网络化、信息化建设中，传统的沟通交流方式和公共事务的共同治理方式发生转变，网络成为“公民参与政治的一种工具、方式和途径，是公民参政的基本载体”。[2]
所谓公民网络参与，是指“公民个人或公民组织以网络为基本载体，对与自己相关或者与公共利益相关的事务发表意见、阐述利益诉求，进而影响和推动国家政治、经济或社会生活的一切活动。”[3]由于互联网本身所具有的虚拟性、互动性、开放性、平等性等特性，与传统的政治参与不同，社区治理中的网络参与凸显出自身鲜明的特点：一是参与主体的拟实性。传统意义上的参与主体主要是社区居民、社区组织，身份是具体的、单一的。而网络参与的主体则不然，他们既可以是传统现实的居民个体和组织，也可以是现代虚拟的“网民”、“虚拟团体”等。二是参与客体的公共性。网络领域比现实社会更天生地指向“公共性”，因为“虚拟自我总愿意围绕着社会公共利益诉求而聚集、发声乃至行动。”[4]网络参与的治理客体主要指向典型的社区公共事务，比如社区的环境、治安和公共设施等，鲜少涉及政府行政性事务和个人选择性事务。三是参与方式的便利性。基于互联网本身所具有的独特性，网络参与社区治理突破了传统地理上的局限、信息沟通方式和信息获取途径的局限，体现得更为直接和便捷，也大大降低了参与成本。四是参与环境的开放性。互联网具有天然的开放性和可扩充性，是一个无边界、无中心的分散式结构。参与主体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跨越时空界限，自由访问社区内外的各种网络信息资源，广泛交流、传播自己的理念和观点，自主选择自己喜欢的信息和内容。可以说，网络参与体现了政治行为与信息工具的深度结合，它打破了居民制度性参与的禁锢，使城市社区治理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境遇。
二、网络参与社区治理的个案实践
B社区位于重庆北部某高校校园内，建于1950年。现有常驻人口2776户6516人，其中16岁以下803人，17岁至59岁4143人，60岁以上的1389人。社区劳动人口中，经商劳动力147人，工人2045人，教师、医生和其他专业技术人员2589人，其他行业137人。社区空巢、独居老人76人。总体来看，B社区具有独特的优势资源：1.居民文化素质普遍较高，公共参与能力强；2.社区历史悠久，居民相互熟识，社区归属感强；3.学生和教师志愿者众多，社区建设的人力资本丰富；4.居民电脑拥有率和上网率高，便于信息沟通与交流。基于这些优势，2010年 B社区积极探索了网络参与社区治理的新型模式。
（一）创建公共参与平台。网络社区是网络参与的主要载体。网络社区是“建立在电脑基础上，用来满足特定社区中个人社会需求和经济需求的一个系统或一套系统。”[5]（P118）B社区居委会与高校志愿组织合作创建了一个数字化综合管理与服务的网络页面平台――“我们的网上家园”，开设了社区动态、社区服务、社区教育、社区活动、社区论坛等版块。居委会在社区网上征求居民意见，回应居民诉求，动员居民参与社区活动，注重解决实际问题，逐渐赢得越来越多的关注率和参与率。其中，“社区服务”、“社区教育”、“邻里互助”、“特色论坛”等版块更是备受关注，成为社区居民之间、居民与物业、居民与居委会（或其他管理机关）等主体间交流互动的平台。
（二）培育社区参与主体。在网络社区治理体系中，B社区除了维持传统的居委会、街道办事处、物业公司等治理主体，还将培育社区组织列为工作重点。首先，社区主要通过展板、海报、宣传页、入户走访、条幅、宣传手册、文艺汇演以及新闻媒体等形式，对培育社区组织的目的和意义进行广泛宣传；其次，通过网上投票、入户走访的形式寻找社区内的积极分子与社区精英，从中选出老年人代表、青少年代表和妇女代表，聘请专业教师培训他们的组织能力和领导能力；最后，让这些代表们负责发动居民参与社区活动与建设，并建立社区组织，为社区和居民服务。目前社区主要有志愿组织、活动组织、教育组织、管理组织、邻里互助组织和环境治安组织等居民组织。
（三）扩展居民参与范围。依托社区网络平台的信息传递和资源整合作用，重点引导居民广泛参与社区治理，重点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公共事务管理，让居民对社区服务、环境卫生、社区治安等社区事务建言献策，形成良好的舆论场所。二是社区教育活动，通过整合、优化、利用地区教育资源，形成与经济社会相适应的社区教育体系，其中包括“生命教育”、“老年大学”、“家庭学校”、“社区大讲堂”四个子项目，它们相互关联、相互补充，形成了一张密织的教育网络。三是社区文化建设，通过开展各种文体活动，促进社区文化建设。依托社区居委会和社区组织，形成以居民为主导开展形式多样文体活动的模式，培养居民自主管理的社区意识。四是社区志愿活动，志愿者协会秉承“爱心、奉献、互助”的精神，负责及时各类信息、提供法律咨询与援助，慰问和帮扶老人等公益活动，融洽了社区人际，提升了居民的凝聚力和社区归属感。
（四）构建互动回应机制。公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程度，有赖于政府对民众诉求是否主动回应。为促进公民网络参与的积极性，B社区构建了互动回应机制。一是建立社区（街道）网络党建工作指导小组，通过网络党建推进网络参与社区治理。二是成立社区网络舆情分析和研判联席会议，由党政部门、社区居委会、辖区高校的相关负责人共同组成，负责应对网络重大、焦点舆情，及时提出对策措施。三是将网上回应和网下落实相结合，相关政府部门将网络信件按接待回复、待签收、办理中、已办结等进行分门别类，并规定了信件办理时限。
从B社区这几年的实践来看，公民网络参与社区治理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居民诉求能及时反映并得到妥善解决，提升了政府形象；居民邻里关系进一步融洽，增强了社区认同感和归属感；居民的民主参与意识增强，在一定程度上优化了政府治理模式。
三、进一步推进网络参与社区治理的思考
需要指出的是，B社区对公民网络参与的探索和实践虽然取得了一定的实效，但同时也还存在着一些困境：缺乏整体宣传和理性引导，居民对社区组织的了解还不深；社区网上的服务内容仍需完善，存在网站内容更新不及时、开设栏目单一等现象；参与主体和参与领域不平衡，参与主体不平衡，偏重于专业技术人员、商业服务人员和学生，中青年人居多，同时参与的领域也失衡，主要集中在文化教育等非政治活动和医疗、社保、就业等密切关系自身利益的事务。要进一步推进网络参与社区治理的实践，必须正视这些问题，并积极寻求有效的解决途径。
（一）加大宣传力度，增强主体参与意识。公民网络参与的有序运行，取决于参与主体的理性意识。首先，作为政府主体，要革新观念，摈弃“全能政府”的传统思维，建立与公民、自治组织等主体多元合作的治理结构，整合资源，共享信息，共同行动，实现社区善治；其次，加大宣传力度，注重引导社区居民理性认识网络参与的社会价值，力争将社区参与内化为居民个人的价值追求和生活需要，并将网络民主参政纳入重要议事日程，激发公众参与的自觉性和积极性；再次，加强社区的网络化建设，降低网络通信使用费用，提高其使用率，同时注重丰富和适时更新网站信息内容，满足居民的多层次、多元化需求，使社区网站真正成为各治理主体间的信息桥梁。
（二）加强参与教育，提升主体参与能力。互联网虚拟、匿名的特性容易消解公众参与的心理障碍，往往成为公民释放现实压力、畅所欲言的网络公共场域。这种隐匿性、安全性一方面促使居民乐于通过网络表达自身利益诉求，积极与政府互动，另一方面又容易使社区网站成为非理性情绪酝酿和发酵的聚集地，从而背离了民主参与的理性精神。因而，应加强对社区居民网络参与能力的教育，引导其理性、有序参与社区治理。一是建设网络社区的同时，针对各类群体，分层次、分类别、分专题开展社区网站使用培训班，使居民能够灵活应用网络操作技术，正确识别和分析各种网络信息，提升公民有序参与的基本技能。二是强化网络道德教育，可以通过广播、电视、橱窗、互联网、专题讲座等形式，有目的、有步骤地培养人们的公共精神和公民责任感，规范居民的网络道德行为。三是加强网络道德监督，筛选和过滤网上的不文明、不健康言论，清除虚假信息，建立文明、生态的网络空间。
（三）完善参与机制，保障主体有效参与。稳定的、良好的制度是实现公民有效参与的保障。首先，要加快制定网络参与的相关法规。对网络参与立法，可以为居民有序参与社区治理提供一个“有法可依”的制度环境，规范网络参与秩序。完善网络立法，既要注重“将互联网的特征与民主政治的实质相结合”，又要“注重处理好网络秩序与公民参与之间的关系”，[6]（P36）从而有效保障公民网络参与秩序。其次，要推进社区电子政务建设。电子政务天然具有的技术性和便利性特征，为居民的网络参与提供了一条制度化的途径：一方面，政府通过社区门户网站推行阳光政务，能够有效缓解乃至规避信息传递的“肠梗阻”现象，提升政府的公信力；另一方面，它能够促进政府与民众的良性互动，政府借助网络平台广泛征集社情民意，而居民则可以直诉衷肠，表达自己真实的利益诉求或意见，有利于政府科学决策，促进社会治理。加强社区电子政务建设，一是要丰富电子政务公共服务内容，提高服务质量，吸引居民广泛、踊跃地参与；二是要优化政务信息服务，及时透明公布信息，整合区域网络资源，建立政务信息资源共享机制；三是要提高网络安全性能，培养优秀的社区网络技术人才，强化居民的网络安全意识。再次，优化社区网络服务平台建设。社区网站是服务居民的重要窗口，也是影响居民网络参与度的重要环境因素。优化网络服务平台建设，一是要进一步整合网络服务资源，注重拓宽服务内容的亲民性、便民性和实用性，同时网络平台设计要界面亲和、操作简洁、便于居民参与，提升居民参与率；二是要以维护居民根本利益为导向，提供人性化的网络服务，根据不同的用户群体需求，提供规范的、有针对性的服务，尤其增强教育、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等重点民生领域的服务供给力度；三是要加强对政府等责任主体的监督问责，督促相关部门积极回应网络参与，尤其对一些网络热点问题要及时引导，有效解决，及时公开结果，并主动接受社会监督，以此促进网络互动的规范化、常规化。
从理论上讲，与传统社区的管理模式相比，网络参与具有显而易见的优势，它是一种自发的、主动的、去中心化的治理形式，与现代社会的民主政治精神内涵相契合，是社区治理的发展方向。但事实上，由于当前的参与机制不太健全，网络参与还仅仅只是一种制度外的有效补充路径。在这种背景下，作为个案的重庆市B社区网络参与的实践，本身就是颇具自身特色的发展方式，能否持续地、有效地发展下去，还有待进一步观察和分析。相应地，作为普遍意义上的网络参与社区治理的长效机制，还有待于政府、社会、学界共同深入探讨和研究。
参考文献：
[1] 魏娜.社区组织与社区发展[M]. 北京： 红旗出版社，2003.
[2] 盛馨莲.网络环境下公民参与政策过程的问题和对策[J].东南学术，2007，（4 ）.
[3]魏娜、袁博.城市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公民网络参与[J].中国行政管理，2009，（3）.
[4] 王英杰.网络空间的价值认同：特点、规律及其引导[J].理论导刊，2013，（11）.
[5] 安德鲁・查德威克.互联网政治学：国家、公民与新传播技术[M].任孟山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2010.
篇2
一、社会组织参与新型农村社区治理的现状
（1）发展速度较快，结构与区域发展失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社会组织快速发展，呈现多样化趋势。但数量少，规模小，且发展不均衡。沿海、发达省份农村中的社会组织较中西部地区更为活跃，专业水平、政府支持力度更具优势。此外，由于政策导向以及农村社区的局限性等原因使得经济类、娱乐类社会组织发展较快且数量较多，但教育类、环保类、慈善类社会组织发展滞后。（2）参与领域拓宽，社会影响不足。当前，社会组织已经逐步参与到新型农村社区的治理，并提供多样的社会服务。但随着新型农村社区中居民职业的多样化、需求的多元化，社会组织的专业素质、组织运行等都不能满足新型农村社区发展的实际需求。（3）参与意识增强，社区信任度低。近年来，社会组织以各种形式积极地参与到新型农村社区治理中。如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治理、提供公共服务等。但社区居民对社会组织的信任度不高。首先，人员素质较低、运行机制不健全等导致内部管理混乱，服务质量不高；其次，社会组织缺乏必要的内外部监督，加剧了社区社会组织的信任危机。最后，居民对社会组织的认知不到位也影响了其对社会组织的信任度。
二、社会组织参与新型农村社区治理的现实困境
（1）治理主体责任不明确，忽略了农村社区社会组织的独立性。当前，新型农村社区的治理主体是多元化的，但在现实中，各主体之间却经常相互冲突和矛盾，尤其是基层政府与社区组织之间。基层政府角色定位不清、认识不到位，主管部门介入太深、干预过多，从而忽视了社会组织应有的独立性，致使其功能发挥不佳。（2）农民认知不到位，弱化了农村社区社会组织的群众基础。新型农村社区建成后，农民由熟人社会进入了陌生人社会，群体认同感和社区归属感日趋弱化，不愿参加社区社会组织的活动；其次，农民合作意识不强，缺乏主人翁精神，以眼前利益为判断，缺乏长远视角，容易对社会组织产生抵触情绪。由于农民对社会组织的认知不到位，弱化了社会组织的群众基础。（3）监督考核机制不健全，制约了农村社区社会组织的规范化发展。首先，社会组织相关法规不完善，缺乏规范完善的制度保障，责权利不明，导致其管理松散；其次，由于考核评估缺乏落实，一些社会组织没有统一的服务标准，不遵守职业准则，不注重社会信誉，导致其发展陷入困境，难以形成社区内民主公开的氛围，影响社会组织、基层政府以及社区居民的有效互动。
篇3
1.1注重多方参与共同治理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世界上一些国家环境管理主体已由政府单一行政管理模式转向政府、企业、公众多元管理模式。人们从环境污染治理的实践中明白一个道理，环境问题并非可以依靠技术措施或经济手段就能彻底解决，单纯依靠政府也解决不了问题。人们习惯于政府制定的各种环境政策对排污企业进行监督和治理，但是政府的环境管理很多情况下是从政府自身角度出发，对公众意愿往往缺乏全面考虑，而且长期以来环境管理是将公众排除在外的。没有公众参与的环境政策，不可能做到充分尊重公众的环境权利，因此必须扩大环境管理的主体范围，使公众有权参与环境政策的决策。多方参与就是政府、企业、学术界和公众共同参与，共同治理是除了政府以外，发挥公众参与环境管理与监督作用。公众参与必须赋予公众知情权，政府和企业必须公开信息。同时政府职能角色需要转变，从单纯管理者转变为管理兼服务者，从面对问题转变为面向对象。除了赋予公众参与权，还应当鼓励民间环保组织参与，发挥其监督立场中立、公益作用。
1.2发挥社区自治管理功能
政府主导的环境治理模式，以其权威性和宏观性在环境治理方面发挥出了重要作用，但是这种模式的缺点也显而易见：一是管理成本高，政府从上至下多层次的组织架构治理成本高，尤其广大农村地区，污染类型为面源分布，政府治理需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二是针对性差，由于决策层距离基层社区很远，无法体验基层的切身利益，同时来自基层的信息通过逐级上达往往不全面和欠准确，因此制定的政策容易脱离实际，相关决策缺乏科学性。三是腐败行为难以完全避免，环境管理中的腐败行为往往可以归咎于失职，惩罚成本较低。四是弱势群体利益难保障。社区自治模式就是依靠社区居民共同利益的关系，自行组织和管理社区资源，与政府治理模式相比，具有治理成本低、针对性强和弱势群体利益容易得到保护的优势。城镇环境管理要发挥社区自治的管理作用，应该利用广泛的群众基础实现地方自治管理。环境管理本质上是对人的管理，所以应通过宣传教育发动群众、调动群众，让群众有机会参与环境治理。社区自治作用的发挥还取决于政府权力的分配，因此应通过立法途径明确社区自治管理的权力范围。
1.3借鉴国外成功管理模式
日本在经济建设过程中环境污染曾经非常严重，但经过治理环境状况大为改观，除了其完备的法律体系作为保障，很值得借鉴的是企业实施环境管理的自主行为。政府与行业协会或企业代表之间通过谈判签订环境管理协议，由于充分考虑了企业的自愿和需求，该协议一旦签订，遵守率可以100%实现。而且协议遵照循序渐进原则，消除了不确定性，有利于投资者长期投资。
2结语
篇4
[关键词]社会合作治理；基层政府；社会组织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新观点新要求新部署。从传统的社会管理转向时展要求的社会治理，必须在发挥政府主导作用的同时，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尤其要注重发挥社会组织的独特作用。在基层的治理实践中，政府与社会组织已经开始了更为广泛而深入的合作，社会合作治理这种新型社会治理结构已初见端倪。要实现二者合作治理的常态化、规范化、科学化，有赖于诸种体制、机制的建立和健全。
一、社会组织发展机制
社会组织作为独立的合作治理主体地位的真正确立，无疑与社会运行机制及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但更为重要的还是社会组织夯实基础，以适应社区发展的需求。
（一）建立多元筹资机制
地位独立的重要基础是经济的独立，为此，必须有效解决资金不足这个制约社会组织发展壮大的最大瓶颈。政府虽然已经开始通过购买服务等方式加大对社会组织的资助，但政府投入毕竟有限，最根本的途径是大力拓展筹资渠道，聚合社会资源，争取各种形式的社会资助，形成多元的筹资机制。例如香港的社区民间组织，其丰富的经济资源、社会资源使其成为支撑香港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的重要力量。除了政府资助这一重要资金来源外，香港的社区民间组织的收入也包括大型基金会的资助、民间人士的捐献和自身的有偿收入、据分析，在民间组织的经济收入构成中，政府资助达65%，非政府基金资助及市民捐献占14%，收费和其他收入点占21%。香港经验充分表明了多元筹资机制对于社会组织发展的重要性。为此，首先应当适度放宽其从事经济活动的限制，允许并鼓励社会组织开展与自身业务相关且不以营利为目的的合法经营性活动，维持自身运转，做到自食其力。
（二）完善社会组织自身建设
社会组织自身建设，包括制度建设和队伍建设。制度建设的重点是完善理事会这一内部治理机制，使理事会成为社会组织的最高决策机构。队伍建设对未来社会组织的生存和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譬如在香港，社会工作者已经成为香港社区建设的重要力量。目前全港1.3万注册社工拥有完善的工作机构和完备的法制环境，社工一般都具有强烈的敬业精神，专业的知识，并获得有效的社会认可。相比而言，内地的社工专业性不够，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不强。借鉴香港的社工管理经验，应当加大培养人才、引进人才的力度，实现社会组织的可持续发展。
二、社区整合机制
社区合作治理是社区内各种组织、机构及社区居民全体相互作用、合力行为的持续过程，是社区内各种群体、各个阶层的利益诉求在经过充分表达，经由动态博弈后的协调与均衡。其推动者是政府、社区社会组织等，但其参与者必定是全体社区民众，无论富裕阶层还是弱势群体，无论本地居民还是外来居民。失去了这种“广泛性”和“多元性”，合作治理就失去了民众基础。而当前面临的一个关键恰恰就是社区民众基础过于脆弱，群体关系纽带过于松散。基层政府和社会组织应当担负起“联系”与“整合”的功能，编织、连结合作治理所急需的社群网络和阶层关系纽带。为此，要积极适应民众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和差异性，策划、开发高质量、有市场，社区居民乐于参与、便于参与的社区活动，提供丰富多样、生动活泼的经济、政治、文化产品和服务。
三、平等协商机制
社会合作治理在本质上是各种不同的甚至相互冲突的利益在社区公共领域内经过博弈、协调后形成的一种新型治理结构。它需要的不是政府的控制或强制，而是多元主体之间的博弈、协调与主动精神。“要依靠多种进行统治的以及相互发生影响的行为者的互动”。平等协商机制是合作治理的基石。
（一）畅通诉求渠道，扩大居民参与
真正使社会组织成为社区居民提供互助、自治的组织方式和参与公共决策、参与社区发展的渠道，提高居民参与公共决策和社区事务的积极性，培养民主的生活方式。 因此，基层政府有必要建立健全居民利益表达与诉求机制，重视民意调查。社会组织应当从办公室“走出去”，广泛联系居民、采集信息，及时听取居民意见，准确掌握居民需求。同时，要重视民意反馈，对居民提出的意见和要求，自身能解决的尽力解决，不能处理的则及时向有关部门反映，敦促其解决。
（二）积极参政议政，影响公共决策
近年来，中国社会组织已经逐渐显示出其对于社会公共事务的影响力，在一些重大事件中，社会组织勇敢担负起了促使公共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职责，甚至开始影响公共决策。2005年夏季，“地球村”为促进节约能源发起了呼吁使用空调时室内温度不超过摄氏26度的活动，更是直接促使了中央政府部门建设“节约型社会”政策的出台，社会组织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可见一斑。 在社区层面，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公共决策的实践也在推进。譬如，上海市黄浦区五里桥社区就有一个真正能够代表社区各阶层利益的社区共治平台――五里桥社区委员会。其人员构成来自社区各阶层、各方面，包括了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社区单位和两新组织代表、居委会代表、残疾人士代表和刑释解教人员代表等。委员会设立了决策监督、民意反馈、绩效评估、促进和谐、政风评议5个专委会，其中的决策监督专委会，根据规定可以列席街道党工委会议和街道党政联席会议，对涉及社区重大事项的决策和执行有建议和监督等权利。
参考文献
[1]叶艇：《香港的社区民间组织》，载《社会工作》2008.11。
[2]【英】格里・斯托克：《作为理论的治理：五个论点》，华夏风译，载俞可平主编：《治理与善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篇5
一、思路明确,把综合治理工作高定位
坚持从讲政治、讲大局的高度出发,明确“抓稳定、抓治安,根本上就是抓经济、抓发展的指导思想,深刻理解”创平安社区的意义和目标,建立了“以人为本、多管齐下、齐抓共管、综合防范”的工作思路。为此,我们把开展综合治理、维护社会稳定、确保社区平安作为基层组织建设的重要内容。“平安社区“的创建对于塑造辖区形象、展示辖区魅力具有重要的作用。创建活动能不能形显着成效,首先要看熟悉,只有熟悉上有高度,行动上才有力度。本着这样的熟悉,我社区在领导高度重视下,做到“五个到位”:一是领导到位。成立了由社区党支部书记为组长,社区工作职员为成员的领导小组,并制定开展治安防范工作实施方案和工作计划,定期召开会议,研究探索新形式下治安工作新方法、新途径。认真解决工作中碰到的新情况、新题目,积极稳妥地推进防范工作的开展。二是熟悉到位。众所周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是一项关系人民群众亲身利益的系统工程,能否搞好关键是解决熟悉题目,尤其是领导的熟悉,我们正是充分熟悉开展综治工作的重要性,历来都将治安防范工作摆上支部重要议事日程,列进年度两个文明建设工作计划,逐步推进,不断实现新突破。三是责任到位。社区专门成立以书记负总责、警务区*主抓、社区群防群治巡逻为骨干的治安防范队伍,形成齐抓共管,层层负责的工作网络。四是宣传到位。通过街道、社区干部及社区*进家进户做工作。我们利用分发街道党工委和办事处印制的《安全防范必备手册》的机会,广泛征求居民的意见,激发社区群众共同参与治安防范的积极性。同时,结合开展“创建平安社区示范点”创建活动,经常性的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宣传活动。定期刊登《安全防范365招》、《安全防范15招》和“四防”宣传。五是经费到位。在安全防范上我们舍得狠下血本,在社区主干道全面实现“亮灯工程”同时还安装电子监控系统,有效地进步了社区治安防范能力。
二、深化创安,把民心工程做强大
“三个代表”的本质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是要坚持为民服务。当前人民群众最强烈的愿看是平安。因此,开展创建安全社区活动是一项得人心、热民心的防范工程。区委、街道在20*年把我社区列进创“平安社区”示范点,作为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各项措施的有效载体,建设整治就成为搞好治安防范工作的重点。社区内曾经进室盗窃比较严重,群众意见很大,为彻底扭转治安混乱的不利局面,经规划研究,对社区进行了全面建设整治,实行专项整治。一是完善“物防”设施建设。针对社区原没有停车场所,出现机动车随意停放和被盗等实际情况,社区一方面多方筹集资金,建起停车场,最大限度的满足社区居民的停车需要;另一方面,加强对车场的整治,制定了社区《停车场职员值班守则》、《停车须知》等制度,并对停车场的治理职员进行培训,有效地减少了机动车被盗案件的发生。二是强化“技防”建设。在区政法委和街道党工委办事处的大力支持下,我们共投资1.8万,在辖区主要路口建起了以视频为主体的技防设施,对主要路段和部位实行24小时监控。配备了专职的巡逻队员,分两个时段进行巡逻,下午巡逻一次,大约2小时,第二次巡逻时间是晚上10点至凌晨5点。在巡逻方式上采取巡逻队员签到制度,还为巡逻队配备了与Xx派出所联网的无线电设备与全街所有联网的110、保安巡逻队和社区巡逻队联系,在第一时间内把握了主动权。
三、攻坚克难,在活动人口治理求突破
活动人口治理是一项长期的、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单靠某一方面的气力、运用简单的手段是难以奏效的。只有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才能收到显着的成效。社区有活动人口1360人,占社区总人口的36.8。在加强活动人口治理中,我们采取了一系列措施:1.健全加强活动人口治理机制。成立活动人口治理站,配备了专职的协管员。在治理上,首先加强对出租户的治理,对出租户实行等级治理,制定了10条的评分标准,实行10分考评制。同时还与出租户签定了《出租户治理责任书》实行一户一档,把出租户的所有资料扫描过录到电脑中,实行微机治理。在活动人口的治理上,主要采取电脑治理,把活动人口的基本情况、相片、身份证过录扫描到电脑。同时制作了“罗建社区活动人口动态治理操纵平台”加强治理。
2.突出抓好活动人口治理的关键环节。我们在治理中,从活动人口流进一开始,就着力抓好四个关键环节、三个重点群落。“四个环节”是指登记、发证、清查和注销。活动人口来到我区后,必须到治理站登记、验证。保证做到“五个清楚”即流进时间、地点、原因、从业单位和现实表现清楚。对无婚育证的敦促补办,证件齐全的准予办理暂住证、营业执照等。并将资料输进电脑。活动人口离开时必须到治理站注销。对于“三个群落”即散居的活动人口群、用工单位活动人口群和“三无”活动人口群。对于散居的人口和用工单位活动人口群,我们同房屋出租户和用工单位签定目标责任书,实行连带责任制,促进形成治理工作的协力。实践中,我们把对出租户的治理作为对活动人口的治理途径。
3.不断完善活动人口长效治理措施。为了把活动人口治理纳进长效化、规范化的轨道,我们始终坚持“四个结合”确保各项治理措施落到实处。(1)治理与清查相结合。(2)治理与服务相结合。在严格治理的基础上,我们把服务保障工作推向前沿,利用挂图、图片、宣传资料进行计划生养教育,为活动人口进行环检、孕检,免费提供避孕药具。(3)治理与教育相结合。采取图片展览、宣传栏等形式,进行形象直观的教育,增强遵纪遵法意识。(4)治理与检查相结合。为了总结经验,及时发现解决活动人口治理工作中存在的题目。
四、众志成城,把治安防范体系筑牢固
综合治理的根本任务就是最大限度地预防和减少犯罪。为了认真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人民群众需要不需要,满足不满足”为工作目标。从强化社区警务工作,着力进步驾驭社会治安综合能力着眼,立足社区实际,在警务配置、*职责、运行机制、保障措施等重要内容进行探索和实践。充分利用110这一广大人民群众信赖的品牌,达到“发案少、秩序好、社会稳定、群众满足”的目标。
五、超前防范,把治本之策做深进
开展法制宣传教育是综合治理的治本之策。社区成立以来,积极以法律法规宣传教育为重点,大力倡导社区干部学法、懂法、用法。通过组织开展综治“宣传周”“宣传月”活动,编写宣传资料、户外挂牌、宣传栏等广泛宣传综合治理,使群众家喻户晓。加强两劳开释职员安置帮教工作,社区*和社区组成帮教小组,从思想上引导、生活上关心帮教对象。确保对有重新违法犯罪可能的刑释解教职员不漏管、不失控。目前社区内3名两劳开释职员都能安心工作。因地制宜地做好闲散青少年的教育、治理、服务工作,关心他们的学习、生活。鼓励他们通过自学和其他途径进步文化知识水平,为就业创造条件。对有不良行为的青少年,我们配合家庭做好重点帮教,避免他们走上犯罪的道路。大力开展创建“无毒害社区”和“社区青少年阔别”活动,最大限度降低的危害。同时,为了增强活动的实效性,社区设立了治安举报箱、公布举报电话,全面发动群众检举揭发违法犯罪。
六、突出满足,把综治队伍抓过硬
加强综治队伍建设,着力进队伍伍素质。为了确保综治队伍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复杂情况下都能经受住考验,始终保持高昂的士气和旺盛的斗志。在开展“三个代表”教育的基础上,依照上级同一部署,加强对综治工作职员的业务培训。学习新时期综治工作法规和要求,使开展综治工作的能力有了明显的进步。并组织综治职员广泛开展调研活动,先后对活动人口治理、深化创安活动、辖区治安环境等方面进行调研。经过不断的探索和实践,积累了一些有益的经验:
---捉住责任制这个“龙头”。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各项措施,关键在于领导高度重视,责任到人,为了保证综治工作职员真正从思想上、组织上、工作措施上切实加强对综治工作的实施,以领导责任制为龙头,做到领导个人责任与工作职员责任相结合,牵头领导责任与协作领导责任相结合,总体领导责任与分管领导责任相结合,使综治领导责任制环环相扣,节节相连。使一张责任书,将维护稳定的千斤重担分解到每个综治工作职员的肩上,形成了人人有责任、个个有压力的良好局面。
---发挥“综合”这个上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是各种气力、各种手段的综合。社区治安状况良好,人民群众满足,这是坚持社会治安社会治,综合治理综合抓的结果。街道始终以发展求稳定、以稳定促发展,致富、治安一起抓,做到“三个综合”即在气力上综合、手段上综合、工作上综合。并充分发动人民群众积极支持和参与综合治理工作。
---夯实基础这个关键。综合治安工作的重点在基层,落实综合治理各项措施的关键在基层。为了夯实基层工作基础,通过“五个加强“(加强台帐治理,做到整洁规划;加强业务培训,进步综治业务能力;加强信息反馈,保持情况畅通;加强分类指导,注重解决题目;加强检查验收,总结推广经验)使综合治理的各项工作一件一件落到实处。
---落实创安这个载体。实践进一步证实,凡是基层创建安全文明活动开展得好,各类案件就明显减少;哪个社区领导重视,宣传发动深进,哪个社区创安活动就开展得有声有色;哪个社区结合实际,重点突出,哪个社区创安活动效果就十分明显;哪个社区舍得投进,注重基础建设,哪个社区创安活动就能管长效;哪个社区注重把治安治理、法制教育、释教职员的安置帮教、活动人口治理等纳进创建内容,哪个社区
篇6
[关键词]农村社区；管理；治理
doi：10.3969/j.issn.1673 - 0194.2016.12.142
[中图分类号]C912.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194（2016）12-0-02
“社区”一词最早由斐济南・滕尼斯定义为：“由同质人口组成的、关系亲密、守望相助、疾病相抚、富有人情味的社会团体”，这一定义用在我国的农村社区上同样比较贴切。我国农村社区一直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变化发展着，当前很多地方也开始了对农村社区治理模式的探索，但总体而言，我国农村社区的建设仍推行管理模式，这一模式的种种问题制约了农村社区的建设和发展。
1 我国农村社区管理的现状及其问题
199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正式将村民自治制度引入法律轨道，为农村社区治理奠定了制度基础和群众基础。而当下农村社区的建设模式还不是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网络治理模式，仍是一种缺乏参与、缺乏合作的管理模式，存在着诸多问题。
1.1 管理方式落后，民主制度落实不到位
目前，我国村民自治主要包括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这4个方面，村民自治制度主要是通过村委会及村民小组等形式来保障村民的参与权和推动农村事务的公开。然而在我国很多农村地区尽管采取了这一自治模式，实际上仍沿用了传统的管理方式。很多地区村委会也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并未定期召开村民会议，一些村务活动常常是部分干部说了算，未做到及时公开，还缺乏相应的监督机制。这就无法保证村民的自治权，村民自主这一民主制度就没有落实到位。
1.2 农村社区居民缺乏主体意识，参与积极性不高
在村民自治制度中，村民本应是农村社区建设的主体，但受主客观因素的制约，大部分农民对农村社区建设缺乏参与积极性，“面对农村社区推行的政治民主建设，村民广泛存在着村民政治冷漠现象”。从主观因素来看，农民受自身知识水平、法制意识限制，缺乏民主观念和参与热情。从客观因素来看，受我国几千年来“官本位”思想的影响，农民形成一种“唯官是从”的习惯性思维。尽管当前赋予了农民自治的权利，但很多农民仍然认为作决策的应该是部分干部而不是自己，对于农村社区重要事务他们更愿意采取一种观望的态度而不愿意“出头”，甚至对于侵犯了自己利益的事情，也选择忍气吞声。
1.3 农村社区资源利用率低，缺乏资金、人才、技术等支持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城乡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农村大量劳动力流入城市，使农村社区缺乏规划者、引领者和建设者，影响了农村社区的建设。而受传统管理模式的影响，社区建设无法调动参与主体的积极性，导致了农村社区的资源闲置和流失，使我国农村丰富的资源和广阔的市场难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进一步制约了农村社区功能的发挥，不利于农村社区的建设。
2 农村社区由管理向治理变革的必然性
传统的农村社区管理模式已经无法适应农村社区建设的要求，而治理理论却为人们提供了一条改革思路，治理模式不同于管理模式，它要求各主体能够分享公共权力，共同管理公共事务。这一理念同样适应当前农村各方面的情况，有助于农村社区的建设。
2.1 农村经济发展、农民收入提升为治理模式的推进奠定了经济基础
一方面，随着农村经济发展以及农民收入的提高，农村社区居民的需求已经不仅仅停留在物质层面上了，他们希望了解更多的国家政策、法律法规以及自己所享有的权利，逐渐形成了一定的参与意识，这为推动村民的自治开启了一个良好的开端；另一方面，农村经济的发展，吸引了一部分资金和人才的流入，同时也吸引了一些民间组织的进入，其中经济性的民间组织呈现出较好的发展势头，反映了农村经济的发展确实为实现多元共治奠定了基础，开拓了广阔的空间。
2.2 政府政策支持为治理模式的推进奠定了政治基础
过去农村和农业为推动我国的城镇化和工业化做出了突出的贡献，随着我国整体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以及国家对粮食安全的重视，国家开始扶持农业。2003年全面取消农业税这一政策改变了传统的建立在税费收取基础上的农村社区管理模式，扭转了乡镇政府乱收费的状况，缓和了干群矛盾，也推动了基层政府职能的转变，这就为治理模式的推进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同时，随着我国执政为民理念的不断推进，农村发展道路的选择也必然要作出新的调整，以人为本的目标要求基层政府转变“大包大揽”的观念，树立服务意识，协同社区居民、企业和非政府部门共同致力于农村社区的建设。
2.3 农村社区建设的复杂性要求实现多元治理
过去农村社区是一个封闭而同质的乡土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是一个“无法”的社会，是一个“礼治”的社会。然而，随着社会的变革和发展，大量的农民选择到城市务工，打破了封闭而同质的农村社区结构，增加了农村社区的流动性，使农村社区结构逐渐向开放性、异质性和流动性转变，改变了传统的礼治秩序。当前农村社区的建设就同时面临着发展问题和秩序重建的问题，要实现农村社区的有序建设，就必须寻找一条新的治理途径，只有这样才能调动各参与主体的资源和积极性，更好地应对农村社区建设中不断出现的问题。
3 实现农村治理转型的对策
农村社区建设的迫切性和复杂性，要求从根本上改革之前的管理模式，推动农村社区的治理改革，调动多元主体的参与积极性。
3.1 优化基层政府职能，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
改革传统的管理模式并不是忽视政府的作用，而是要更正之前越位、缺位以及错位的现象，发挥好政府在整个治理系统中的主导作用。首先，应该建立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让相关政策更加具体、更加贴近实际，使乡村社区建设做到有法可依；其次，乡镇基层政府要依照法律法规来行使手中的权力，根据当地的特色对农村的建设进行科学的规划，调动其他参与主体的积极性，共同致力于农村社区的建设；最后，基层政府还要转变管理理念，树立服务意识并努力提升基层干部的综合素质。
3.2 提升农村社区居民的主体意识，调动村民参与社区建设的积极性
村民是农村社区建设的主体，农村民主治理的根本目标是村民自己依法管理村务，在地方政府的帮助下最终依靠村民自己达到善治。在村民自治条件成熟的地区，基层政府应该放手发动群众，充分保障群众的自治权。在一些自治条件不够成熟的地区，在保障农民物质利益的基础上，加大对国家政策、法律法规和村民权利的宣传，增进村民对自治的了解，逐步推进自治制度。只有让村民切实感受到参与治理的好处，才能带调动他们的参与积极性，为社区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3.3 完善基础设施和服务体系，优化投资环境，吸引人财物的进入
农村社区的建设离不开人才、资金、技术以及物资的支持，然而当下在很多农村地区由于基础设施条件差和服务体系配置不齐全，难以吸引人财物的进入。因此，围绕农村社区需要不断完善农村社区的基础设施和服务体系就变得很有必要。只有这样才能彻底改善农村的投资环境，吸引企业和民间组织加入农村社区的治理行列中，从而针对农村社区提供更多农民需要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提高社区建设效率，节约社区建设成本。
3.4 鼓励农村社区中民间组织的发展，特别是农村社区社会工作的介入
篇7
[关键词]社区体育；多中心治理；政府
[中图分类号]G8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08)44-0006-02
1 多中心治理及社区体育多中心治理模式
1.1 多中心治理的内涵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西方各国相继掀起了政府改革的热潮，这场改革推动了公共行政理论研究的范式变革，“治理”作为一种新的理论范式应运而生。
关于治理的定义，西方学者给出了多种解释。其中全球治理委员会在《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中的说法最具权威性和代表性。他们认为：“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它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者以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这一定义为我们描绘了当代公共管理的“多中心治理”模式。这一模式打破传统政府“单中心”垄断公共事务管理的统治格局，形成政府、企业、社会团体和个人等参与的多元的权力中心。“多中心治理”模式的治理方式也是多元的，通过各主体间合作、协商、建立伙伴关系等方式实施对公共事务的管理。
1.2 社区体育多中心治理模式
社区体育活动于20世纪70年代末在我国的部分城市出现，80年代中期得到了迅速发展。1997年国家体委等五部委联合的《关于加强城市社区体育工作的意见》中对社区体育进行了界定，社区体育主要是在街道办事处的辖区内，以自然环境和体育设施为物质基础，以全体社区成员为主要对象，以满足社区成员的体育需求、增进社区成员的身心健康为主要目的，就地就近开展的区域性的群众体育。根据这一定义，社区体育服务的目的是通过组织开展体育活动，增进社区居民的生理、心理和社会行为的全面健康；社区体育服务的对象是以街道办事处划分的全体社区成员，不仅包括社区的居民，还包括社区所辖的学校、政府、企事业单位等；其服务内容包括提供场地及器材、开设运动处方,进行锻炼指导、体质监测、体育服务信息、体育活动的组织服务等。
社区体育的多中心治理模式是指为了满足社区成员的体育需求，政府部门（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和非政府部门（社区所辖各类机构、私营体育服务企业、体育社团或居民）等众多公共行动主体彼此合作，共同参与社区体育服务的治理。
2 社区体育多中心治理的必要性
2.1 突破制约社区体育发展的体制障碍，要求采取多中心治理模式
我国社区建设和社区发展，一开始就是政府行为，并在政府主导下，形成了区政府、街道办事处、居民委员会三级管理系统。街道办事处作为政府的派出机构，承担着政府工作职能，社区居民委员会接受街道办事处的领导。在具体工作中，二者的职责界限模糊，工作方式也带有较浓厚的行政管理色彩。因此，我国的社区服务从一开始就和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社区体育的多中心治理将促使社区体育管理体制发生转变。多中心治理理论认为，政府的能力是有限的，在全能政府遇到市场经济挑战的情况下，重视政府之外的市场及社会力量，以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多中心格局提供社会公共服务。而社区体育所独有的地域性、自愿性、多样性和开放性的特点，决定了社区体育服务更加适合采取多中心治理的体制，除了需要代表政府的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外，还应当有更多的私营体育服务机构及非营利的体育社团参与社区体育服务。非营利组织所具有的公益性、自治性特点，能保证其在提供体育服务过程中，解决一些政府和市场解决不了的问题。
2.2 突破社区体育发展的资源瓶颈，要求采取多中心治理模式
从社区体育服务的内容来看，场地、经费及人才是开展社区体育的重要资源。目前，我国普遍存在着政府经费投入有限，社区体育活动场地、场馆设施资源匮乏，无法满足居民体育需求等问题。除了物质和资金条件，社区体育的组织和管理工作离不开社区体育指导员的参与和指导及有关的社区体育管理人员的管理，他们的数量及水平直接影响着社区体育发展的质量、深度和广度。但是，相对于不断增长的体育人口来说，我国的社区体育指导员人数少、指导率低，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如我国街道社区体协中，专职管理者仅占19.6%，大部分管理人员都兼任多职，很难在社区体育工作上投入很多精力。大量经常性的社区体育活动则主要由晨、晚练习点等自发性社区体育组织来完成。以天津市为例，全市晨练活动站的体育指导者中，受过专业培训的不足30%。
社区体育的多中心治理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场地设施、经费及人才短缺的问题。在多中心的治理框架下，社区所属的学校、企事业单位等均可以成为社区体育服务的供给主体，这些单位尤其是学校向社区提供体育场地、设施，是解决场地、设施短缺的有效途径。近年来，一些社区在这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例如，天津市马场街社区本着双赢互动的原则，与社区内外的机关、院校、部队、医院、企事业单位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先后与天津体育学院、天津医科大学共建了社会实践基地，为居民提供日常健身咨询、健身技能培训、体质检测等服务。与天马集团、水利局、师范大学、实验中学、干部俱乐部、自然博物馆等12家单位达成协议，通过无偿或低偿等方式，向社区开放35个体育活动场地，总面积达到11500平方米。每年的社区运动会和大型体育竞赛都利用这些单位的场地和设施举行。
3 政府在构建社区体育多中心治理模式过程中的责任
社区体育多中心治理模式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自发形成，尤其是在我国这样一个长期实行计划经济，社会力量和市场发育均比较薄弱的国家，推行这样的管理模式，更离不开政府的支持。
3.1 转变职能，培育社会和市场力量
多中心管理模式必须贯彻“管办分离，政事分开”的原则。把政府过于集中的权力分散开来，以纵向放权实现层次化管理，以横向分权实现社会化管理，将体育管理体制从现在的线性结构改为矩阵结构,从行政命令式的“垂直管理”改为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矩阵式管理。政府承担体育的宏观管理、体育总目标和政策的制定、政策调控、经费支持等职能。其中，社区体育的基层管理部门街道办事处由主办体育转为主管体育，其主要职能是制定整个社区体育发展规划，开发利用社区体育资源，培育社区体育组织等。
培育社区体育非营利组织。健全、自主的居民自治组织既是我国公共管理的重要主体，也是社区公共事务治理的主要力量。因此，要确保社区自治的各项权利，发挥社区在体育服务方面的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功能，应将社区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的综合管理权赋予社区居民委员会,使之真正成为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监督的社会组织。
引导市场力量参与社区体育服务。根据居民社区体育服务的需求具有层次性的特点，对于一些基本的需求，可以由政府和非营利组织以免费或低收费的方式提供，对于一些个性化的高层次的体育需求，政府可以调动市场力量加以解决，走产业化的道路。政府部门积极创造条件，开发体育产业，依法开辟体育经营场所，为经营体育产业提供场地、税收等有利条件。
3.2 宣传教育，引导居民形成体育观念
当前，我国城市社区居民对体育价值的认识还比较有限，体育作为一种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还未被更多社区居民所采纳。由于社区体育具有较强的个人余暇性和自由性，决定了对社区体育的发动、组织和管理不能做硬性干预，而主要应从刺激其体育需求，调动其参与积极性着手。各级政府部门可以利用各种媒体广泛地向辖区居民宣传全民健身活动的意义，举办健身知识讲座，开展健身知识咨询活动，提高居民健康意识。通过开展群众性的体育健身活动，调动居民参与社区体育的积极性。
3.3 投入经费，保证社区体育服务的公益性
由于社区体育利益的外溢性，公益性是社区体育的一项本质特征。政府在鼓励各方力量参与社区体育服务的同时，应保证社区体育公益目标的实现。维持社区体育发展的均衡性，逐步增加对社区体育事业的经费投入，并鼓励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个人捐赠资助社区体育活动和体育设施建设。
参考文献：
[1]俞可平.治理与善治[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2]王旭光,等.天津市社区体育组织现状及发展趋势研究[J].天津体育学院学报,2001(4):30-33.
篇8
公益慈善管理专业本科课程体系研究
我国社会组织人才职业化成长的现实困境与路径选择
美国非营利管理教育研究综述
民办非企业单位:“组织变形”背后的制度危机
不为与不能:论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进场障碍与市场管理策略
社会组织公共性的生长困境及其超越
政治权力干预、企业结社目的与行业协会的自主性
建立现代社会组织体制的途径
枢纽式社会组织发展研究——基于上海的实践
用国家治理理念谋划社会组织改革发展
社会治理改革下的日本社会企业:发展、扶持与挑战
台湾地区志愿服务立法经验及其启示
城市低保工作领域政府购买服务问题探析
行业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公共影响力构建
社会服务参与中社会资本形成机制的个案研究
社区服务中心的项目化运营:基于深圳经验的探讨
增量变革的社会治理创新与实践——兼评《增量共治的杭州实践》
朝向合作社会的三大转变——兼评《合作的社会及其治理》
从讲授到对话——第三版《非营利组织管理概论》的诞生
农村可持续发展要寓于农村社区重建之中
关联理事的筹资效应:基于高校教育基金会与校友会的关系研究
非公募基金会的发展路径——江苏浙江两省模式的比较
做社会治理和社会善治的先行者——以云南省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实践为例
社会组织承接政府购买服务的资质条件——基于地方政策文本的分析
从移动人口研究类推可想象的“量子城市治理”记述
论非公募基金会的类型正当性
当代中国企业雇员志愿服务解析
企业参与社会治理研究——以深圳市桃源居集团为个案
社会组织益贫:农牧区贫困治理模式初探——以那曲地区班戈县S村为个案
逻辑偏离:市场内生型行业协会内部运作的组织分析——以G省J行业协会为例
政府工具对美国非营利组织的影响——以MFN,BCC和DCCK为例
宗教社会企业的实证考察——以北京天颐养老院为例
中国社会组织研究:对1994～2014年中文文献的定量分析
移动互联网时代公益变革的若干思考——技术赋权及其他
中国慈善与全球慈善新视野——评《全球募款:世界如何改变公益慈善的规则》
公益中国+3.0——新场域时代中国社会组织、政府与企业的转型与联合
行为能力视阈下的中国社会组织:基于集合案例的研究
群体性抗争事件中的政策设计与社会建构——以乌坎事件的处理过程为例
中国农村妇女参与社区治理的有效路径探讨——河南登封市周村个案研究
失独群体的“协作维权”及其互动机制——基于“失独者之家”网络社区的虚拟民族志研究
“整笔拨款模式”:香港政府资助非营利组织提供公共服务的制度创新
社会建设与社会学的使命——读陆学艺《社会建设论》
企业家培育社会企业的动力和策略研究——基于福州蓝丝带社会企业的探索性案例
非营利组织参与社区建设比较案例研究——以北京绿十字和匹兹堡BGC为例
灾后学校社会工作的效果及原因分析——以A基金会灾后援助项目为例
志愿共同体:志愿服务的引力、能力与动力——基于美好社会咨询社的案例研究
“茶馆”社会与政治:作为日常生活的公共领域
篇9
农民既是农业活动的主要从事者，又是生活资料的消费者，同时还是农村社区公民，农民的环境行为包括农民的生产型环境行为、生活型环境行为和农民的公民参与环境行为。农民的公民参与环境行为是指农民在环境保护领域依据相关的法律规范或规章规定，有权通过一定的程序或途径平等地参与到与环境利益相关的一切活动中。农民参与环境保护与治理，包括预案参与、过程参与、末端参与以及行为参与等。农民是基于环境正义和环境效益的价值追求参与环境治理的[2]。制约因素产权不清晰明晰的自然资源产权关系，可以减少成本的外部化。然而我国农村土地资源、林业资源产权残缺不全和不稳定，使得这些环境资源利用者———农民的外部行为严重，而生态环境的公共性使农村环境保护存在严重的“搭便车”现象。我国农村土地使用权和所用权分离，集体拥有所有权、使用权归农民所有。
虽然规定土地承包权为30年，但一些地方并未严格落实。由于土地流转制度缺乏，使得农民不会真正关心土地资源。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存在的缺陷导致农民对土地进行粗放经营，短期化倾向严重，在有限的土地上投入大量生产要素以追求最大产量，造成农村生态环境问题日趋严重[3]。激励不足农民环境行为的发生是由内在需求和外部因素决定，若付出超过收益，则农民环境行为很难发生。农民的生产生活性环境行为可能要求其采用低残留农药、可降解地膜、节水灌溉技术、绿色肥料等，这样就要求农民不得不付出更多的金钱和劳力。而农民的公民参与环境行为也要求农民有时间、金钱和精力的消耗，以及其他社会成本的付出。农民的环境行为需要一定的社会补偿，谁给与补偿、采用什么方式、补偿多少，都会影响农民的环境行为。实践上，政府会给与农民一定资金补偿，但补偿资金数量有限、补偿种类单一，不能有效激励农民环境行为的发生。
生态需求不旺生态需求是指现代人类经济活动中社会经济系统对自然生态系统的生态环境资源的需要，即对生存环境、后代利益、地球生态利益的关注[4]。一般来说，生态需求高于生存性物质需求，生态需求是农民环境行为的内在动因。由于我国农民生活还不富裕，绝大多数处于刚解决温饱状态，再加上农民所受教育较少，农民的物质需求还占据主导地位。农民生态需求的缺乏使其还不能自觉追求行为的生态环境化。法律不完备现行法律更多关注城市环境问题，虽农村与城市有相似之处，但并不完全相同。农村环境法律的边缘化，农民参与环境治理的法律规定自然缺失。而且，对于农民成功参与环境治理的环境知情权，法律也未给与明确规定。我国《宪法》和《环境保护法》中都没有直接规定公民包括农民享有获取环境信息的权利，缺乏对政府和企业的环境信息提供和环境信息批露义务的规定，以及环境信息公开的形式不够全面等，都影响了农民环境信息的知情权的实现，最终阻碍了农民对农村环境保护的有效参与[5]。组织不健全由于受到自身特点的限制，农民环境行为的发生要通过农村社区“自组织”才会实现。农村社区环境保护“自组织”是指在政府环境管理政策与法规的框架内，村民为所在社区的共同环境利益而自主组建的具有自我管理功能的机构。“自组织”可以为农民环境行为提供合作框架和集体支持。
农村的“自组织”机构有村委会、农民合作社和义务环保小组3种。然而，这3种组织各有缺陷，大大限制了其环保功能的发挥：①村委会具有浓厚的行政色彩，村民自治易与其发生冲突，且村委会利益与村民利益未必能保持一致；②农民合作组织有自身的优势，但还处在发展的早期，其内外关系的治理还需时日；③义务环保小组是农村社区专门从事环境保护的民间组织，其天生发育不全，资源不足，业余性强，一时还难以有所作为。信息不完全无论是农民的生产生活型环境行为，还是公民参与环境行为，都需要充分的环境信息。然而，农民获取环保信息受到2个因素的限制：①农民自身获取信息的途径窄、时效滞后、容量少，农民主要通过电视和个人相传获得有关信息；②环境治理的利益相关方公布信息的热情不高，除了农民外，农村环境治理的主体还有政府、企业、村委会，然而他们要么不公布环境信息，要么避重就轻，不公布农民关心的环境信息。环保信息的不对称，使农民不能准确理解政策的价值，也缺乏对政策的认同感，既不能指导农民自身的环境行为，也使农民参与环境治理的热情和效率大为降低。能力不足由于青壮年农民1年中大多时间在外打工，目前留守在家的多是老人、妇女和小孩，造成农村劳动力短缺，且由于城乡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大量高素质农民到城市里谋生，农村高素质人才的流失加剧了城乡的知识水平差距，使得现有的农民不论从知识还是技术上都难以胜任环境保护行为和环境参与治理行为。
个体生态素养的高低会影响其环境行为的开展水平。农民生态素养包括农民从事生态农业生产的生态素养和参与环境管理的生态素养。农民的生态素养主要通过后天的教育和环境行为实践逐渐获得。农民生态素质培育不能脱离农村和农民实际。由于我国农村还不富裕，农民科学文化知识水平有限，其参与社会管理的意识还处于萌芽阶段，所以农民的生态素质教育要与农民的生产消费等活动结合起来：①要引导农民大力发展生态种植业、生态畜禽业和节约型经济，鼓励农民参与社区环境管理，让农民在生态环境活动中学习生态知识、生态技术以及有关环境参与治理的知识和技能；②农民生态素质教育要充分利用现有的资源，比如可以编写反映本土生态观念的乡土教材，让农民对生态素质教育产生天然的亲切感，还可以通过中小学生以“反哺”形式向其父辈宣传生态意识[6]；③要利用农家书屋、电视、互联网向农民宣传生态知识、生态技术等；④可以通过农村“自组织”渠道向成员宣传相关环境知识及技术；⑤必须重视农民生态需求的培养，生态需要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环境行为是否发生，以及发生的强度。一般来说，一个人只有先满足自己的生存型物质需求，才会去追求生态需求。所以，要通过提高农民的收入激发和保持他们的生态需求。
依据“科斯定理”和“庇古税”理论，市场机制在环境保护方面仍可有作为。要发挥市场对农民行为的导向作用，需要完善农村产权制度、生态补偿制度和绿色认证制度等。由于农业资源产权的残缺不全和不稳定，使得资源利用的外部化和“搭便车”行为时常发生，解决上述问题关键是明晰产权、加强保护。明晰产权①建立农业资源的复合所有制，即终极所有权归政府和村集体所有，初始所有权归农民所有[7]。政府可对资源进行总体规划利用，以保证资源的可持续使用。农民对农业资源的初始所有权应体现为其拥有基本的使用权、种植权、经营权、受益权、转让权、抵押权等[8]。②农业资源的长久承包制。由外国经验和我国实践表明，农业资源承租时间长短是影响其有效运营的重要因素。长久或永久承包制，可以减少农民对资源的掠夺性开发行为。③完善农业资源的合理流转机制。农业资源产权的合理转让，既可以增强农民的收益预期，又可使稀缺的农业资源流向效益更高的地方。加强保护通过生态效益补偿机制，依法管制外部经济负效应。①通过市场主体间协商解决环境侵权问题，即资源所有者可向侵权者收取费用以保护自己的环境权益。②政府可通过税收、直接管制、限制进入、主动查外、行政处罚等方法约束或禁止资源负外部性的产出。③农民采用亲环境行为生产的绿色产品、有机产品、无公害农产品，如果不能被消费者认可而获得比普通农产品更好的价格，农民就会因为市场风险而放弃生产。规避风险的办法就是政府对这些绿色农产品给予权威认证，一方面可以让消费者便于识别，另一方面有利于对生产者行为的监管。目前需要简化绿色认证程序，降低有关费用，便于农民申请。农民的公民参与环境行为需要法律做坚强保障。要通过立法和完善法律，确保农民的环境权（包括参与权、知情权、监督权等）和司法救济权的落实，促进农民更好地参与环境治理活动。我国法律应当明确规定公民的环境权利，而且要具体详尽，便于落实公民的环境权利[9]。#p#分页标题#e#
环境知情权既是农民的基本权利，也是农民参与环境治理的重要前提。2008年5月1日原国家环保总局制定的《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正式施行。这是政府部门的第一部有关环境信息公开的规范性文件，是保障公民环境知情权、提高公民参与环境治理的重要措施。针对农村实际，有关部门要尽量做到信息公开渠道多元化，要利于农民方便、及时、全面、准确地获取环境信息。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农民的知情权就难以保障。环境司法救济是农民环境权利的最后保障。目前我国环境司法制度不能适应农村实际，环境司法诉讼难以开展，主要存在以下问题：①受害农民无法提供环境污染的证据以及环境污染鉴定需要的专业技术知识和较长复杂的诉讼期限而放弃；②受害农民无专业能力从事环境司法诉讼；③受害农民无法承担生态环境诉讼费用；④农村生态环境诉讼判决执行难。针对上述问题，以借鉴外国的做法，可尝试环境纠纷法院诉讼外调解和环境赔偿先予执行，比如德国的环境责任保险金的先予执行以及诉讼后的执行保证对我国环境司法诉讼执行难是一个很好的启示。
篇10
[关键词]合作；地方政府；公民社区
[中图分类号]D63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09)08-0048-02
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地方治理运动逐渐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展开。这是在世界各国受到经济全球化冲击，分权化改革、市场化推进的背景下，政府组织为有效回应社会环境的变化和面临的危机、挑战而选择的一条新型发展道路。地方治理运动的发展促进了地方政府角色的转变和职能的调整，也促进了公民社区的发展和日趋成熟，从而使得地方政府与社区之间在地方经济与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关系越来越密切、越来越复杂。这是因为“治理本质上是地方性的，地方治理是最贴近社会和公民的生活、直接向公民提供公共服务、与公民日常生活最密切相关的治理层次”。在这样的背景下，怎样处理好社区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发挥社区的天然优势，实现社区公民的权利，搞好社区建设，是每个社区都面临的问题。
一、地方政府的角色定位与转变
对于地方政府的概念，一种观点认为，地方政府是位于中央政府与中间政府(州、地区、省政府等)之下的最低一级的政府体系或是中间政府的分支机构，而另一种观点则将其视为中央政府的分支机构或除中央政府以外的各级政府。这两种观点对地方政府的定义均定位在与中央政府相对应的、且位于其层级以下的政府或政府机构。在这里，为了更明确地界定和使用地方政府这一概念，有学者把地方政府定义为：一个国家出于政治、经济、社会的管理需要而在某一地区设置的具有垄断性地位的管理组织。这在一定意义上更具有概括性。
当今地方政府面临着经济全球化、社会可持续发展、公民对公共服务要求不断提高的压力。为了适应地方上内外环境变化的要求，化解来自各方的压力，地方政府应围绕着如何适应社会新环境下的角色和职能变化，服务于政治发展、经济发展、文化发展、社会发展与自身创建服务型地方政府的需要，促进地方政府的创新，提高地方利用资源的能力，增强地方政府管理公共事务的效能，就成为不容回避的政府改革的使命与任务。同时，地方政府还必须致力于地方经济发展、分权化政策的实施、地方公共服务水准提高、资源有效分配、公共问题解决、公民参与和政治稳定等目标的实现。
在地方，最大的社会变化就是公民社区的快速发展。公民社区的发展打破了以往地方政府进行地方治理的传统，以往的治理模式已经不能适应时展的要求。因此，地方政府不得不重新审视它在地方治理中的角色。这种突出的变化把地方政府吸引到更加关注公民社区、更加关注社区内的公民上来。从而地方政府也由地方政府主导型的角色转变为地方政府与公民社区共同治理型的角色，以适应公民社区建设与发展的根本要求。
二、公民社区的功能定位
社区这一概念有多种定义。具有代表性的是美国学者罗吉斯和伯德格在《农村社会变迁》一书的定义，社区是一个群体，它由彼此联系、具有共同利益或纽带、具有共同地域的一群人组成，其成员之间的关系是建立在地域基础之上的。这一定义强调共同的利益、地域、群体。从社区的诸多定义来看，基本上都是从社会学意义上、地域意义上或人口学意义上来界定社区的。这些定义只是赋予社区这一概念一种最基本的内涵，并未涉及到它的高层次的意义。社区的高层次的涵义应该是治理意义上的社区，因为社区不仅仅是人们的居住地、生产和生活的场所，而且它还要依靠良好的社区治理来提升人们生活的品质，更好地实现人们的公民权利，使社区处于有序的发展状态。
公民社区功能应定位在：一是根据社区成员的实际需要而提供公共服务，这种公共服务应作为地方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的一种有益的补充；二是为了维护公民利益而作为公民利益的代表参与或监督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的公共政策；三是基于公共管理需要而对社区公民和公民组织进行的组织与管理；四是促进社区公民热心参与社区治理与发展，进一步提高社区人们的生活质量和文明程度，扩大社区民主，维护社会政治稳定，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五是与地方政府处理好关系，积极与地方政府合作，为社区提供优质、高效的公共服务，营造良好的社区治理与发展的环境。
三、地方政府与公民社区间的合作关系
地方政府和公民社区之间合作是因为共同的公共利益与共同的公共责任所致，并且两者的合作有着现实的契合点，那就是公共服务的提供。公共服务是以公民社区为中心的，地方政府为公民社区提供公共服务，公民社区为社区内的公民提供公共服务。这就要求地方政府与公民社区之间在公共服务的提供上，必须加强合作，这样既可以全方位提供公共服务，又可以避免公共服务的重复提供；既可以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又可以降低公共服务提供的成本。
地方政府与公民社区之间的合作是非零和的，两者之间应建立起互动与合作的关系以达到双赢目标。地方政府与公民社区的这种互动与合作关系意味着，一方面，对于地方政府而言，要体现在对地方上全局性的社会事务和公益事业的组织管理上，体现在地方政策的制定上，体现在对社会组织管理上，体现在对公民社区的管理、协调和监督控制上；另一方面，对于公民社区而言，要体现在对社区内部的、具体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的组织管理上，体现在依法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上，体现在对社区内的公民和公民组织的关切上，体现在对地方政府处理公共事务的配合上。
谋求公民社区的良好发展是地方政府长期的目标，也是公民社区自身的根本要求。事实上，只有公民社区得到了有效的发展，才能促进地方政府治理目标的实现，同时，公民社区公共事务的开展也能够弥补地方政府行政机制运行的内在缺陷。地方政府与公民社区之间的合作是实现双赢、多赢的基本途径，选择合作模式正是对日益强大的社区公民和公民组织的回应，也是最具活力和效力的社会选择与时代诉求的结果，更是开展地方治理运动的最佳促动形式。
四、地方政府与公民社区的合作要求
当今的社会发展日益复杂，全球化浪潮席卷所有国家，各国的分权化改革逐步地进行和完善，市场经济已经成为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经济发展的主流，这对地方政府与公民社区之间的合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地方政府与公民社
区间的这种合作关系要求它们之间必须密切配合，共同努力。这种合作必须建立在民主与法治的基础上，以围绕公共服务的提供为基本切入点，以对社区公民负责任和社区公民权的实现为前提，以形成能够产生双向互动的、有效的合作机制为目标。
1 对地方政府的要求
首先，地方政府应以增强其自身的管理能力和强化管理责任为自身改革目标，以提供优质高效的公共服务为根本宗旨，以协调、解决涉及公民社区的特定公共问题作为基本工作内容，以协调、化解公民社区间的矛盾和冲突为解决问题的根本手段。同时也应关注社区公民的利益和需要，正如珍妮特・v・登哈特和罗伯特・B・登哈特夫妇所说，“地方政府应该鼓励社区公民关注更大的社区，鼓励公民致力于超越短期利益的事情并且愿意为自己邻里和社区中所发生的事情承担个人的责任。”
其次，地方政府对公民社区的管理，应打破以往的行政全能主义的倾向，体现公民社区的内在价值及其社会地位，为营造现代意义上的公民社区新型管理体制奠定坚实的基础。地方政府应赋予公民社区一定的创新空间和适度的权力，但这绝不是说，地方政府对公民社区的建设与发展可以完全放手，而是要进一步在公民社区中发挥重要的作用，科学地推进公民社区的建设和发展，因为它不但是公民社区建设与发展不断前进的推动者和维护者，而且还要承担着相应的责任。
第三，把地方政府与公民社区有效地整合进地方治理结构中，地方政府应始终牢记在地方治理结构中的特殊地位。在依法、民主的基础上与公民社区建立彼此协商和合作的关系。一方面，要明确地方政府对地方公共事务的社会与道德责任的约束，形成地方政府与公民社区间共同愿景；另一方面，还必须建立地方合作治理制度化的规则，其中包括在治理结构下的分权和利益分配机制，建立地方政府与公民社区之间的平等对话和冲突解决机制。而这一解决机制又可以通过促进公民社区良好发展来实现，因为“一个健康社区的存在本身就是消除冲突的一种工具”。
2 对公民社区的要求
第一，公民社区建立的基础是关怀、信任和协作。公民社区是由社区内的公民和公民组织组成的，公民之间、公民组织之间及其相互之间应建立起一种和谐的关系，形成一种融洽的气氛，使他们在社区中有家的感觉。现在，社区中流行的一句口号是“社区是我家，建设靠大家”，这也是公民社区精神的真实写照。它需要通过一个强有力的有效沟通和冲突解决系统的结合。公民社区要增强他们之间的互动性，为他们进行交流和平等对话提供一个平台。这不仅仅是公民社区建设和发展的本质，也是公民社区民主的本质。
第二，作为地方政府辖区内的一个组成部分，公民社区应制定科学、合理的社区规划来推动社区的建设和发展。所谓的社区规划是关于一定时期内社区发展的目标、社区发展的框架、社区发展的主要项目等的总体性计划及其决策过程。在制定公民社区发展规划时，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从社区的实际出发，切实做到与国家和地方的经济社会发展计划相适应，与社区自身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相适应，致力于公民社区的可持续发展。那么，对于公民社区规划来说，就必须以公民为本位，更应以社区内的公民与公民组织的健康发展为前提。这样做有助于提高公民社区发展的自主性与能动性，有助于优化社区结构及其功能，有助于协调社区内外关系和资源整合，有助于增强公民的社区归属感和社区认同感，有助于促进社区公民的参与数量和质量，有助于促使普通意义上的或传统意义的社区向真正的公民社区的转变。
第三，公民社区要为社区公民和公民组织参与各种社会事务、实现不同社会价值和公民权利提供便利的场所，要为社区公民的生活质量的提高、公民的社会化的实现以及公民的社会福利、社会保障与社会安全等提供可靠的社会支持。公民社区存在和发展的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要让社区居民逐渐获得真正意义上的公民身份，使他们明白应该如何成为社区的一员，如何参与公共生活。他们参与的目的是为了自身的利益而参与，为了影响那些决定他们生活质量的决策而参与，为了公民社区的发展而参与。
参考文献：
[1]孙柏英，当代地方治理――面向21世纪的挑战[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2]刘亚平，当代中国地方政府问的竞争[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3]蒋满元，区域可持续发展中的地方政府竞争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7。
[4]窦泽秀，社区行政――社区发展的公共行政学视点[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