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金融创新；监管；国际货币体系；宏观调控

［中图分类号］F832．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2426（2008）12－0036－03

2007年下半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以来，以金融衍生品泡沫破灭带来的投资者对金融行业的信心危机就开始席卷全球，华尔街五大投资银行中，贝尔斯登和美林证券相继被银行收购，雷曼兄弟破产倒闭，而剩下的高盛、摩根斯坦利也因形势所迫转型为银行控股公司。这场祸起金融衍生品的金融行业危机现在开始逐渐传导到更加广泛的金融领域，全球最大的保险公司――美国国际集团（AIG）也因为大量涉足次级按揭贷款领域而面临破产，最终被美国政府变相接管。更为严重的是，这场危机目前已经扩展到全世界的大多数国家，其中一些国家，如冰岛等甚至陷入国家破产的边缘。次贷危机发展到今天无疑已经大大超出人们的预期，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我们难免疑惑，世界经济体系为何如此脆弱，从繁荣到衰退怎么如此迅速？本文拟从此次世界性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影响及应对策略展开论述，为中国的宏观经济调控提供参考。

一、原因分析

当前这场发端于美国并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实质上是美国经济过度虚拟化和自由化的集中反映。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进行大规模的产业结构调整，把大量实体制造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比如拉美、东南亚等国家，而把美国本土打造成贸易、航运和金融等服务业中心。同时，在里根及其后续继任者的极力推动下，以私有化、市场化和自由化为目标的“华盛顿共识”在拉美和西方国家迅速推行。然而，在政府监管放松的条件下，市场过度自由的结果就是经济局部泡沫问题严重，比如2000年美国高科技泡沫，以及最近由于房地产泡沫破灭所引发的金融危机。具体来看，这场金融危机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1．金融创新过分强调利润和收益，而对风险的控制认识不足。以投资银行为例，近十年来，传统上以经纪业务为主、对资本金要求很低的投资银行，在高利润的诱惑下，大量从事次级按揭贷款市场和复杂金融衍生品的投资，导致投资银行的业务风险不断放大。在对大量金融衍生产品的投资和交易中，投行赚取了大量利润，例如高盛和摩根斯坦利两家投行在过去十几年中每年的平均净资产回报率高达20％左右，远远高出商业银行12％～13％的回报率。但是，在运营模式上，这些投行通过拆借大量资金来进行杠杆操作，导致杠杆比率一再提高，从而积累了巨大的风险。雷曼兄弟宣布进入破产保护时，其负债高达6130亿美元，负债权益比是6130∶260，美林被收购前负债权益比率也超过20倍。过高的杠杆比率，使得投资银行的经营风险不断上升，而投资银行在积极参与的同时，却没有对风险引起足够的重视。一旦投资出现失误，其亏损也将大大超出本金。

高杠杆操作要求相应较高的流动性水平，在市场资金比较宽松时，投资银行比较容易从货币市场筹集资金，而一旦其自身财务状况恶化，尤其是在货币紧缩的宏观经济背景下，就很可能造成投资银行无法满足资金的流动性要求，从而导致经营风险。此外，华尔街金融机构过度强调短期回报的激励机制，金融机构从业人员的薪酬和激励机制没有与其风险管理、长期业绩相挂钩，形成了较高的“道德风险”，促使从业人员整体短期行为倾向较重，为迎合追求利润的需要，投资银行不断推出更加复杂的金融衍生品，以至于其自身都难以对这些产品的风险加以判断，也就难以进行风险控制了。

2．金融监管相对滞后。此次金融危机爆发前，美国采取的是“双重多头”的金融监管体制。双重是指联邦和各州均有金融监管的权力，多头是指有多个部门负有监管职责，如美联储（FRS）、货币监理署（OCC）、存款保险公司（FDIC）、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等近10个机构。随着金融活动的全球化发展和金融机构综合化经营的不断推进，“双重多头”的监管体制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真空”，从而使得对于一些风险极高的金融衍生品出现监管漏洞。最为突出的问题就是各部门、各产品的监管标准不统一，监管机构太多，权限重叠。同时，多头监管导致没有任何一个机构能够得到足够的法律授权来负责整个金融市场和金融体系的风险，从而导致金融衍生品的价值链条愈拉愈长，市场风险不断叠加，终于在房地产按揭贷款环节发生断裂，引发了次贷危机。

3．不合理的国际货币体系助长了美国金融危机。美元是国际结算货币、储备货币和主要投资货币，因此，美国的华尔街形成了全球最重要的资本市场中心。当各国积累了巨额的外汇储备后，为了确保这些外汇储备安全和保值，又不得不去购买美国国债。这样资金又流入了美国，降低了美国利率和美国人的消费信贷成本。美国是全世界储蓄率最低的国家之一（据国内有关学者测算，近年来美国的储蓄率大约维持在10％左右，而中国的储蓄率则保持在45％以上的高位，这里的储蓄包括居民储蓄、企业储蓄和政府储蓄）。过去几十年，美国从生产型社会向消费型社会的转变过程有加快的趋势，负债消费经营日益成为全面的社会经济现象。美国的巨额负债消费，是通过美元的储备货币地位和资本市场的价值传导支撑的，其实已超出了本国生产力的承受能力。当美国经济仍然表现出活力的时候，资本当然会源源不断地流向美国，但是，当美国经济一旦出现问题，资本流入的速度一定会放缓甚至逆转，而这无异于釜底抽薪，美国经济目前的情况正好说明了这一点，因此才会有美国财长呼吁拥有巨额外汇储备的东亚和中东国家继续购买美国国债的要求。

4．宏观经济政策的失误。上世纪末，美国经历了以高新科技为主导的“高增长、低通胀”的新经济周期，同时也滋生了美国股市较长时期的非理性繁荣。2000年，因高科技泡沫破灭，美国股市的繁荣走向终结，再加上“9・11”事件的影响，美国经济进入衰退阴影之中。然而，为阻止经济下滑，美国采取了激进的经济政策。2001－2003年美联储连续十多次降息，将联邦基金的目标利率由6．5％降至1％，贴现利率由6．0％降至2％的历史性低水平，并维持了近一年时间，2004年中起才逐步加息，恢复到正常水平。长期的低利率，刺激了房地产投资，房地产市场上涨抵补了股市下跌的负财富效应，继续支撑美国居民的过度消费，推动美国经济快速复苏。然而，低利率环境虽然保住了经济增长，但也造成美元持续走弱、通胀压力增大以及流动性泛滥带来的资产泡沫。自2004年6月起，美联储连续17次加息，联邦基金利率从1％的低点一路加到2006年7月的5．25％。利率的大幅攀升加重了购房者的还贷负担，美国的房地产市场开始降温，还不起贷款的购房者陆续浮出水面，房屋贷款公司也因此受到了沉重打击。最先出事的是全美第二大次级抵押贷款公司――新世纪金融公司，该公司2007年3月宣布无力偿还所有债务而宣布破产。此后，一批同类型公司相继关门，随后次贷危机的影响范围逐步扩大，最终导致这场全球范围内的金融危机的爆发。

二、影响分析

当前这场全球性金融危机无疑是1929年以来人类面临的最严重的经济危机，目前这场金融危机正在侵入以制造业和矿业为代表的实体经济心脏。金融机构几乎停止向企业发放贷款，矿业和能源公司股价跌幅甚至超过了基础大宗商品价格。随着民众资产的急剧缩水，民众的消费意愿也在急剧下降。而这种消费意愿的下降，不仅带来了国际原油期货价格的大幅下挫，也带来了其他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持续暴跌。而大宗商品价格的暴跌、民众消费意愿的降低，又反过来影响着上市公司的业绩，并推动着股指进一步走低，带来民众股票资产的进一步缩水。如此恶性循环，无疑极大地挫伤了民众对未来的信心。而统计数据也表明，主要工业化国家的实体经济正在恶化。美国制造业活动指数2008年9月只有43．5，创下2001年10月以来最低纪录，汽车销量也以两位数的比例下滑。至于实体经济一向稳健的欧洲，部分行业也开始备受煎熬。例如，占据全球汽车产量27％的欧洲汽车业，从雷诺、标致、雪铁龙到戴姆勒、大众乃至宝马，无一例外都在减少轮班工作，闲置产能并开始裁员。

这场金融危机影响广泛，中国经济可能从以下几个方面受到影响：

1．中国金融体系的运行风险加大。受美国金融危机的影响，全球经济面临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不断上升。在危机不断扩散的过程中，美国不断采取降息、注资、财政补贴等多种方式防止经济衰退，这些政策客观上又加剧了全球的流动性问题。再加上中、美利率倒挂，人民币升值预期不变，国际热钱极有可能再次大量流入中国，从而给中国的货币体系的稳定造成困难。由于中国接近2万亿美元外汇储备资产中，目前大约有一半以上投资于美国国债和机构债券。从目前披露的情况来看，中资的金融机构也持有为数不少的美国机构债券，其中大部分是两房债券。美国金融市场出现的动荡，必然会导致资产抵押品价格大幅缩水，更重要的是这类债券出现流动性困难，从而使得资产难以兑现，这时支付危机就转变成为流动性的危机，从而给中国金融体系健康发展带来一定的风险。

2．对外贸易增幅放缓。由于中国经济的外向型增长模式，进出口总值超过GDP的60％，在美国国民借钱消费模式终结的情况下，“中国制造”随之受到影响。进出口贸易对中国经济非常重要，去年经济的增长，有2．5个百分点是进出口拉动的，而今年1－8月份出口的实际增长率只在3％左右。海关总署的进出口数据显示，我国外贸出口额的增幅下行放缓的趋势明显，由于欧洲和美国分列中国商品出口市场的前两位，外需下降意味着外国消费者对高附加值产品和低附加值产品需求的同时下降。在这种环境下，出口商很可能没有动力革新技术，而是被迫通过压低产品价格去维持市场份额，这可能导致中国出口企业贸易条件的进一步恶化。由金融危机带来的冲击与美元汇率密切相关，目前国际市场上大宗商品几乎都以美元定价，美元走势的强弱决定了大宗商品价格走势的高低，然而美国金融市场反复动荡，无疑将严重影响到美元汇率的走势和持有者的信心，短期内弱势美元的政策似乎已被市场所认可。如此一来，原油、铁矿石等资源性产品的价格将被再度推高，我国进口以美元计价的大宗商品付出的成本也大为增加。

3．资本市场发展受到限制。由于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已经基本成为事实，因此近期国内的股票市场、房地产市场均出现大幅调整，尤其是上证指数已经从最高点的6124点跌去60％以上，绝大多数中小投资者被深度套牢。当然这其中也有前期货币政策紧缩效果开始显现的原因，但从根本上来讲，无疑是经济增长放缓，上市公司利润大幅下滑导致投资者信心严重不足而引起的。相对股市而言，房地产市场价格调整幅度不大，尤其是北京、上海的房地产市场价格仍然基本保持平稳，但是可以预计，在经济转入衰退的时期，房地产商的融资环境将会更加严峻，消费者由于对未来经济增长的信心严重受损而持续观望，再加上目前房地产市场存在的泡沫问题，相信房地产市场价格回调为时不远。但是目前许多地方政府陆续出台房地产“救市”措施，寄望于通过补贴购房者等方式促使房地产市场交易重新活跃起来，笔者以为，目前房地产市场存在的问题主要是房屋价格大大超出了居民的承受能力，因此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就是适当调低房屋价格，挤出泡沫。更何况，鉴于2001年以来美国房地产泡沫破灭对经济的巨大破坏，中国更应该注意防范房地产市场的泡沫问题，促使房地产市场走上健康发展之路。然而目前地方政府这种托市行为，无异于拔苗助长，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反而有可能导致房地产市场非理的进一步叠加，不利于市场健康稳定的发展。

三、中国的应对策略

1．政府应该实行宽松的财政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增长。在货币政策方面，应该进一步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和基准利率，改善企业，尤其是中小型企业融资环境。由于在经济萧条时期货币政策难以有效发挥作用，当前政府应该更加倚重财政政策，而降低税率，加快推进增值税转型无疑是最有力的政策措施。近些年来，我国的财政收入长期保持30％以上的增长速度，是同期GDP增长速度的3倍多。而与此同时，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却不升反降，这与中国逐步提升内部消费在经济增长中所起的作用不相协调，应尽快实现生产型增值税向消费型增值税的转变，并在全国加以推广。我们知道，消费性增值税有利于企业加快更新生产设备，有利于生产技术的提高，因此全世界的大多数国家都采用消费性增值税。在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企业利润大幅下滑的今天，实施税负改革，降低企业和居民的实际负担对于实现经济稳定增长意义重大。

2．进一步完善收入分配机制，扩大内需。要增加居民收入，逐步提升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提高居民的支付能力。增加消费、扩大内需的根本途径是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鉴于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以及事实上存在的对劳动者利益保护的缺位，应该在一次分配中更加注重公平。增加财政对社会保障的投入，逐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加快财政向公共财政转型，发挥财政政策在扩大内需中的积极作用。大力增加“为全社会提供的公共服务和公共资源”方面的支出，完善教育和卫生等公共服务；抓紧建立健全全民社会保障制度，适度增加财政在社会福利方面的支出，尤其是要加紧农民工的医疗和养老保障体制建设，推进农村养老保险和合作医疗建设。增加消费、扩大内需的重中之重是启动农村消费市场。继续落实各项惠农措施，加大对农村和农业发展支持力度，加快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消除不利于城市化发展的制度，推动农民向城镇的转移步伐。

3．进一步扶持出口型企业发展，解决就业难题。在外部需求锐减、成本持续上升、融资困难、人民币升值的多重影响下，中国的出口型企业大量倒闭，而由于出口型企业实际上解决了中国大量的就业问题，因此未来中国的就业问题极有可能恶化。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应该及时出手相救，一方面要适当提高出口退税率，优化出口型企业融资环境；另一方面要通过多种途径帮助企业拓展新兴消费市场，实现生产技术转型等方式加大对出口型企业的扶持力度，保持出口市场的平稳有序发展。

4．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由于中国持有大量的美元资产，再加上中国经济目前较高的对外依存度，为了我们自身的利益，中国需要通过参与国际社会拯救此次金融危机行动，最大限度地实现自身的利益诉求。一方面，联合国际社会迫使美国政府放弃人民币升值的要求，维护人民币和美元之间汇率的稳定，从而使中国经济增长方式暂时得到延续，同时也使得中国所拥有的巨额美元资产不会遭受巨大损失。另一方面，以这次金融危机为契机，积极推动与周边经济体的贸易投资，用人民币计价结算的步伐，加快港澳人民币业务的发展，鼓励内地与港澳的贸易以人民币结算，适当扩大香港的人民币资产业务，促进内地与港澳的经济融合。积极稳妥地推进亚洲货币金融合作，与更多国家签订货币互换特别是以人民币为基础的互换协定。当然最重要的是加快国内金融市场开放步伐，完善金融市场，逐步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

四、警示与思考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市场经济虽然是人类迄今为止最具效率和活力的经济运行机制和资源配置手段，但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也有失灵的时候，因而必须借助凌驾于市场之上的力量――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来纠正市场失灵。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萨缪尔森所说；“市场既无心脏，也无头脑，它没有良心，也不会思考。所以要通过政府制定政策，纠正某些由市场带来的经济缺陷”。这一次华尔街带来的危机不仅给美国的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造成了很大的破坏，同时也给整个世界经济体系带来了很大的冲击。这警示我们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一定要把握好市场和政府的关系，在市场无法发挥效率的领域，一定要有政府的及时补位，弥补市场的缺陷。

这次美国金融危机本质上还是由金融衍生品泛滥使风险无限扩大造成的，这说明在此过程中金融监管部门没有充分负起监管的责任。因此，在我国金融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的今天，必须对金融创新实施有效的监管，强化监管部门对创新产品的主观判断和裁量的权利，保证这种裁量的科学性及防范风险的有效性，建立一个适应金融市场发展水平和风险状况的有效金融监管制度环境。

在银行风险管理方面，要坚持独立的风险判断，确保对风险的识别、控制能力，不要投资于“不懂”的产品和领域。现代金融领域各类风险的内在关联性越来越大，风险的表现形式越来越复杂。次贷危机就是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共同作用的结果。当今的金融风险很难孤立地进行识别和管理，要求国内银行必须加快提高全面风险管理水平。

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也使得我国的外汇储备战略改革势在必行。正是由于大量外汇储备投资于美元资产，导致我国在这次金融危机当中进退两难。因此，在我国外汇储备改革方向上，应该积极探索多层次、多元化的对外投资渠道，将外汇资源更好地利用起来，支持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进一步满足有实力的企业、金融机构合理地持有、使用和投资外汇需求，支持、鼓励和引导我国民间对外投资。

参考文献：

［1］麦金农（Ronald McKinnon）．中国与美国：联手应对全球经济危机？［N］．上海证券报，2008－9－24．

［2］郭田勇，郭宏坚．中国应有限参与美国救市［N］．上海证券报，2008―10―15．

篇2

关键词：国际金融危机；经济增长；时滞效应

中图分类号：F830.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5）004-00000-01

前言

国际金融危机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时滞效应主要指国际金融危机从爆发的开始，直到对我国经济产生影响的时间。一般对其时滞效应主要从C-D生产函数进行分析，从而推出一定的结论。

一、SVAR模型的基本概述

现阶段，在分析外在冲击下的时间强度与影响大小方面通常采用VAR模型，即向量自回归，但无法对变量之间的关系给予明确的解释。因此，应采用SVAR模型测度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时滞效应，弥补VAR模型中的不足之处。另外，从约束模型参数中分析，与VAR模型框架相比，SVAR模型的构建更具准确性与稳定性[1]。

二、对时滞效应以及结构性转变检验的分析

对经济增长轨迹进行描述往往以C-D生产函数为主要依据，通过GDP、资本投入以及劳动投入等季度数据将国际金融危机为我国资本、劳动、技术等各方面影响进行分析。下文中的劳动投入量将通过就业人数反映，资本投入量以流动资产及固定资产的资本存量为主。

（一）关于经济增长方面的结构构型转变检验

根据数据内部生成角度分析，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增长影响时滞效应主要体现在经济增长率时序轨迹方面，可将其理解为统计意义下结构性转变中的经济增长路径。根据CUSUM校验结果进行分析，经济增长率数据形成过程中出现均值稳定性的特点，可将其理解为经济增长的过程，并没有出现结构转移，若CUSUM平方检测结果所显示的经济增长率数据形成过程中表现出方差不稳定性特点，说明经济增长过程出现结构性突变。从近年来数据分析，2001年的第二季度至2007年第四季度之间我国经济增长曾出现结构性的突变，也正在这个时间内，国际金融危机传向我国。因此我国经济增长率数据形成的轨迹出现结构性突变主要由这次金融危机所导致的，从2007年第四季度经济增长数据分析，可以对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影响时滞效应进行测度。

（二）变量的协整检验与平稳性检验分析

国际金融危机在1992年第一季度至2007年第四季度期间为无影响时期，在1992年第一季度至2011年第三季度为影响时期，从二者间的方差分解效应以及脉冲影响进行对比分析。

从Johansen协整检验结果与ADF平稳性检验中不难发现，对LNGDPSA、LNTFPSA以及LNKL三者间的关系通过SVAR模型考察，可以分析其影响的时滞效应。从模型滞后阶数的判定分析通过SVAR模型可得到显著性的检验，因此从结果可以发现，中国在际金融危机前，SVAR模型包括的阶数是1-5阶，而金融危机后阶数为1-5阶与8阶。

（三）脉冲响应函数与方差的分析

对SAVR模型中内生变量为其他变量带来影响采用脉冲响应函数进行描述，而且通过方差分析方式将每个结构对内生变量贡献值进行分析，然后对其不同结构产生的影响程度进行分析，可以得出一定的结果，即：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之前，人均资本与全要素生产率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经济增长的驱动主要以资本为主导。而国际危机发生后，对人均产出，人均资本的贡献将大幅下降，安全生产要素的贡献率大幅提高，所以说明资本深化使资本边际报酬无法得到提高，使经济可持续发展得不到有效的支持[2]。

三、相关结论与政策含义

（一）国际金融危机下的经济增长结构性转变

从CUSUM检验与CUSUM平方检验的结果中分析，相比1997年东南亚发生的金融危机，前文中提到的国际金融危机对经济结构稳定性的影响相对较小，经济增长结构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转移。主要原因在于国际金融危机前，资本与国外需求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而国际金融危机后，经济投资方向开始向恢复重建、基础设施以及民生工程建设等方面转移，忽视了节能减排、社会事业与生态工程等工作，导致经济结构调整比较缓慢，在一定程度上使原有经济结构受到固化。

（二）技术进步影响以及时滞效应提前

根据SVAR模型将国际金融危机前后全要素生产率为人均产出带来的影响分析，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全要素生产对人均产出贡献率相比国际金融危机前高出很多，因此说明国际金融危机在经济生产要素中的时滞效应非常明显，其中技术的进步加速了经济结构的转变，使技术创新能力与应用能力都成为经济增长的关键力量。

（三）人均资本影响及时滞效应缩短

同样以SVAR模型对国际金融危机前后人均资本对人均产出贡献率分析，国际金融危机前人均资本的贡献度处于递增趋势，而国际金融危机后贡献率呈现倒U型的趋势，所产生的时滞效应相比国际金融危机前缩短很多。因此，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经济增长过程中人均资本的影响效应削弱很多，而且时滞效应也呈现缩短趋势。因此，若仅依靠推动经济的快速增长，将无法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3]。

四、结论

综合本文中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增长影响的时滞效应测度分析，在未来经济发展中，应采用正确的方法以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金融与挑战，能够将全要素以及人均资本为人均产出的贡献率，以及对经济结构的影响认真分析，这样才能促进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刘琳琳.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进出口贸易传染研究[D].吉林大学，2011.

篇3

关键词:金融危机;资本主义;金融资本

Abstract: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xist analysis of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risis and institutional reasons,socio-economic system that is inherent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ism,especially its long-term accumulation of basic contradictions in the capitalist countries,break out the economic and financial crisis. And to explore the inherent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urrent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risis and the evolution of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Key Words:financial crisis,the capitalist system,inancial capital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4-2265(2009)12-0011-05

一、引言

美国次贷危机自2007年爆发至今,波及范围不断扩大,危机已从发达国家传导到新兴市场国家,从金融领域扩散到实体经济领域,全球正面临自二十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由于经济全球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和全球金融体系的长期失衡,这场源自美国的金融风暴,波及范围之广、冲击力度之强、连锁效应之快都是前所未有的,给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带来严重影响。

二、当前对金融危机成因的探讨

此次危机是以美国的次贷危机为导火索、由美国虚拟经济而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理论界对次贷危机形成的原因进行了探讨,主要包括以下观点:

(一)美国信贷市场上宽松的信贷条件

2001年以后,美联储连续降低利率,房地产市场繁荣,贷款机构预期未来市场持续走高,加大贷款力度,盲目扩大住房贷款业务。在市场繁荣时期,次级贷款也有很高的回报率,在满足优级及次优级抵押贷款后,贷款机构积极发放次级贷款。为了将次级抵押贷款出售给低收入者,贷款机构尽可能地降低进入门坎,不断创新次贷产品,降低贷款条件。实质上是贷款机构放松了风险监管,为日后次贷危机的爆发埋下隐患。随着后来利率的不断攀升,低收入阶层无法承受还款压力,从而导致大量违约。长期的低利率造成了市场流动性过剩,助长了经济的泡沫。

(二)次级抵押贷款的证券化

低利率和流动性过剩,推动了住房需求和房价上涨,这又降低了房贷的风险,刺激了房贷需求。由于住房按揭支持债券(RMBS)的存在,任何贷款机构在对不良信用评级的个人贷款后无需置于其资产负债表内,而只需转手卖给RMBS的投资者。由于RMBS信用级别低,市场流动性不强,不易脱手,诱发华尔街的投资银行根据期限和信用水平将RMBS打包成抵押债务凭证(CDO),从而进一步刺激了RMBS的发展和CDO市场的极度膨胀,形成了CDO,CDO的平方、立方、n次方等。当美国次级房贷市场外部环境发生变化时,由次级抵押贷款的违约率的上升,引发贷款机构资金链的断裂,次级抵押贷款衍生出的金融产品缩水,最终引发这场金融危机。

(三)信用评级不严和金融监管的缺位

根据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在2008年7月份发表的调查报告,在对高风险次贷金融产品进行评级时,美国三大信用评级机构都存在违反内部程序的行为。同时,评级机构对次级债券和衍生产品给予了与风险不对称的评级结果,在相关债券信用质量严重恶化时,未能及时更新信用评级,助长了危机的蔓延。此外,美国信用评级体系存在制度性缺陷,而评级机构出于利益考虑,没有动力去纠正这些缺陷。

在信用评级不严的同时,美国金融监管当局对市场上的金融创新监管松懈。在缺乏监管的情况下,次级抵押贷款在一轮又一轮的创新中加长了链条,衍生产品的定价已经脱离了原有贷款产品的风险,而仅取决于发行机构公布的回报率和评级机构评定的等级。监管的缺失,纵容了金融机构盲目追逐高额利润的行为,也是导致这场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

(四)美国的低储蓄、高消费的发展模式出现问题

次贷危机爆发的直接诱因是利率的不断提高,房价下跌,使贷款人无力偿还次级贷款,金融机构信用紧缩,房地产泡沫破裂,最后引起金融恐慌及危机爆发。美国当前的收入差距较大,存在大量的低收入人群,在宽松的信贷环境和美国式的过度消费文化模式下,低收入人群同样追求高消费和超前消费,从而导致物价和房价的大幅上涨,出现通货膨胀和房地产泡沫,联邦政府为抑制通货膨胀,不断提高利率,最后引发次贷危机。

(五)投行杠杆比例过高和金融衍生品开发过滥

据有关统计显示,美林的杠杆率从2003年的15倍飙升至2008年的28倍,摩根士丹利的杠杆率攀升至33倍,高盛也达到28倍。华尔街利用以资产证券化为代表的金融创新工具,在次贷基础上设计出了系列衍生金融品:抵押贷款支持债券(MBS)、资产支持商业票据(ABCP)、(CDO)、信用违约掉期(CDS)和CDO的平方、CDO的立方等,在高杠杆盈利模式下,放大了次贷的金融效应,铸就了系统性的金融风险传递链条。

从房地产市场和金融市场、金融监管的因果关系,对次贷危机成因进行阐述:即利率上升―房价下降―房地产市场泡沫破裂―次级抵押贷款还贷困难―次级贷款违约率上升―信用紧缩―以次级贷款为基础衍生出的金融产品的资金链断裂―金融资产缩水―投资衰减―金融恐慌―次贷危机爆发―国际金融危机。

三、当代资本主义的新阶段和新特征

以美国为首的当代资本主义表现为国家金融的超级垄断、经济虚拟化和泡沫化的特征,体现了当代资本主义演变的一种趋势。国际超级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是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新阶段,其最重要的标志是金融资本的高度虚拟化、高度垄断与高度投机相结合。

(一)金融资本高度虚拟化的资本主义

随着计算机技术和通信技术的发展,虚拟资本也在不断地衍生出新的品种,出现大量的金融衍生品,这些虚拟资本是对股票和债券等虚拟资本的再次虚拟。虚拟资本也成为当前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占主体地位的资本形态。

(二)高度垄断与高度投机相结合的资本主义

在马克思的《资本论》里,生息资本为G―G’,实际上是省略了中间实体资本的增殖即G―W―G’。但发展到巨大金融寡头垄断市场的层面,金融创新使G―G’成了买空卖空的连锁交易,脱离创造价值的实体运动,脱离价值决定价格的根基。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在资本市场利用资本垄断实现高度投机,获得高额利润。

(三)以美国为首的当代资本主义以新的形式称霸全球

当代资本主义利用金融资本控制整个世界,通过美元霸权,特别是以纸币美元为武器影响世界。历史表明,经济震荡,由通货膨胀急剧变为通货紧缩,正是经济危机的一种症候;石油价格由过高急转直下转为狂泻,也是一种市场危机,反映了实体经济下降、需求严重不足,使石油产业遭到重创,达到以美元优势控制石油的目的。

当前美国GDP与虚拟资本的比例大体为1:36,其中有70%左右的泡沫。在二十世纪中叶之后特别是80年代以来,美国跨越式地成为国际超级金融垄断资本主义国家,把金融与工业的结合蜕变为脱离并统治实体经济的虚拟经济世界。而与高科技结合,进一步引发由经济泡沫酿成泡沫经济,在实体经济的下降与虚拟经济的无限扩大下,表明美国为首的现代资本主义的新特征和新手段――超级虚拟化。经济的高度虚拟化、泡沫化和在世界的金融霸权,折射出当代资本主义的寄生性、腐朽性。

四、从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对金融危机的再认识

从美国的信贷政策、金融风险管理政策等角度出发,分析次贷危机产生的原因,属于操作层面和现象层次的分析;缺乏从对资本主义制度发展历史的角度的分析,不能认识危机发生的制度性原因。因此需从资本主义制度本质出发,分析危机产生的根源。

(一)从视角分析金融危机形成机制

马克思将金融危机的爆发建立在经济危机可能性和现实性的基础上,认为金融危机的爆发是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是资本主义制度内部矛盾各方强制统一的一种方式。马克思将金融危机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作为生产和商业危机先导阶段的金融危机;第二类是作为资本市场核心的虚拟资本的独立运动规律以及资本市场赌博投机的本质特征的金融危机。

1. 第一类金融危机的形成机制。马克思认为,导致第一类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并是由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过剩造成的。导致生产过剩的原因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对立,生产和消费的对立,在现实中表现为生产扩大与市场扩大之间的矛盾,生产和消费的对立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固有的矛盾。

第二,资本积累与价值增殖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实质是剩余价值的生产。资本积累和扩大再生产就成为资本价值增殖的主要方式,资本主义无限制地扩大生产规模提供了动力,资本过剩从而商品过剩是资本积累与价值增殖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

第三,以商业信用为主的信用形式的充分发展导致商业货币的膨胀,进一步刺激了生产过剩的发展。在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过程中,由于商业资本的独立化,商品价值的回流时间往往早于商品价值的最终实现,因此容易产生虚假的需求;在商业货币不断膨胀下,这种虚假的需求积累起来,商品过剩程度进一步加剧。

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对立、资本积累与价值增殖之间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固有的属性,它们决定了生产过剩的必然性。而信用形式的充分发展并不是商品过剩的必要条件,不是商品过剩的充分条件,只是加剧了商品过剩的累积程度。第一类金融危机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生产过剩危机的前奏,其形成机制(图1)揭示了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源隐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固有矛盾之中。

2. 第二类金融危机的形成机制。马克思将第二类金融危机成因归结为金融市场的赌博投机活动而导致的虚拟资本过剩。虚拟资本的过剩同样可能导致虚拟资本作为一种特殊商品而与货币之间形成尖锐的对立,从而虚拟资本价格暴跌,引发金融市场的危机。

首先,马克思认为虚拟资本是指能够定期带来收入的、以有价证券形式表现的资本,“生息资本的形式造成这样的结果:每一个确定的和有规则的货币收入都表现为资本的利息,而不论这种收入是不是由资本生出”。虚拟资本实际上是基于预期收益资本化的幻想的资本。

其次,虚拟资本是伴随企业资本扩张与商品流通发展而产生的,但却能摆脱生产和商业的束缚而依靠信用制度获得自身的发展。“虚拟资本巨大的扩张潜力与信用制度的过度发展相结合,为金融市场虚拟资本商品的过剩创造了条件”。

最后,虚拟资本特殊的运动规律极大地满足了资本家通过赌博投机实现价值增殖的要求。一方面,“信用为单个资本家或被当作资本家的人,提供在一定界限内绝对支配别人的资本、别人的财产,从而别人的劳动的权利”,实际上这就是所谓的“金融杠杆化”;另一方面,“因为财产在这里是以股票的形式存在的;所以它的运动和转移就纯粹变成了交易所赌博的结果”。当金融市场的赌博投机使得金融杠杆化的比例不断提高,以致虚拟资本商品过剩严重,一旦货币发生紧缩,将导致债务支付链条断裂,金融危机的爆发就不可避免。

第二类金融危机本质是在金融市场过度的赌博投机与信用制度的膨胀相结合的情况下,过剩的虚拟资本与货币形成尖锐的对立,最终虚拟资本价格暴跌导致危机爆发。其形成机制(图2)揭示金融市场的赌博投机活动是危机发生最重要的原因。

此次金融危机从表面上看与二十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截然相反,以房价下跌和房地产市场泡沫破灭为导火索,从投资银行、保险公司、商业银行等金融部门开始,进而波及实体经济部门,造成实体经济部门的流动性短缺,大量企业倒闭,失业率上升,从而由金融危机演变为经济危机。但金融危机发生的根源仍然是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制度。

(二)从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认识金融危机产生的根源

1. 商品内在二重性矛盾潜伏危机产生的可能性。马克思从商品和商品交换的内在矛盾体现了市场经济和市场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形态的基本矛盾。资本主义制度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潜伏在商品和商品交换的内在矛盾中,这是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在私有制条件下,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这对矛盾表现为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构成了商品生产的基本矛盾。商品所内含的劳动二重性矛盾决定了价值和使用价值的二重性矛盾的进一步演变,表现为商品与货币的对立,进一步表现为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对立。私有制使商品的内在二重性矛盾在一定条件下越来越激化,具有深刻的对抗性和不可克服性。商品经济内在二重性矛盾只构成产生危机的可能,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度使危机爆发成为必然现实。

2. 资本主义私有制是形成金融危机的深层制度原因。资本主义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私有化制度,生产的社会性同生产资料私有性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使商品经济内含的危机可能性转变成必然性。商品经济内在二重性矛盾只构成产生危机的可能,而资本主义私有制度使危机的产生成为现实。在资本主义几百年的历史中,货币越来越背离商品,虚拟经济越来越背离实体经济,成为金融泡沫、金融危机乃至全面经济危机的内在成因。

3. 金融资本的逐利性、贪婪性和杠杆性是形成金融危机的最深刻根源。资本主义生产的唯一动机和直接目的,就是攫取更多的剩余价值。资本一方面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具有逐利性和贪婪性;另一方面又推动了经济发展,具有对生产强有力的拉动性。马克思揭示了资本追求无限增殖的本性并未改变,随着当代金融资本的发展和向全球扩张,资本的贪欲更加膨胀。在金融资本和虚拟资本占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阶段,为了创造业绩和赢得巨额利润,银行家们不断推出创新的金融产品,制造高风险的虚拟资本。利用金融资本的杠杆性,实行高杠杆的运营模式,通过将金融资产证券化、衍生化,从而获得巨额利润。脱离实体经济的虚拟经济的高度膨胀,将直接导致金融危机。

4. 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金融危机是必然的、无法克服的。美国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性危机既是一场严重的金融危机,又是一场深度的经济危机、思想危机、社会危机和制度危机,是资本主义的全面危机。历史上,资本主义几次带有全球性的危机都引起时代和世界格局的重大变化。美国金融危机将使世界经济进入一个大调整、大动荡时期。本次危机具有颠覆性、全面性、深度性和长期性的效应,将给世界经济社会发展带来重大、持续的影响,世界局势将发生重大变化。

五、当前国际金融危机与当代资本主义的关系

(一)当前的国际金融危机表明资本主义发展到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新阶段

以往的危机多半起始于物质生产领域,然后向其他领域扩散,而这次危机首先发生在金融领域,之后向实体经济领域蔓延。以往危机大多表现为生产过剩,而此次危机在发达国家则是实物生产日趋萎缩,整个国民经济虚拟化。以往的危机表现为广大居民购买能力下降和消费不足,在发达国家之间也有相当强的传染性和扩散性;此次危机则是这些国家各个阶层包括工薪层在内的超前消费或过度消费,国民经济形成了严重的“消费泡沫”;这次危机不仅扩散的面更广,几乎传播到了世界所有国家,而且传染更加迅速、更加猛烈。这些特点,都是与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演化相联系的,反映了正在形成中的资本主义新形态的特点。

(二)金融资本恶性膨胀,是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

随着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西方国家的资本在继续使用这种商品输出和不等价交换手段进行国际剥削的同时,越来越注重资本输出和资本直接剥削外国劳动的作用,国际剥削的重点已由商品输出转变为资本输出。国际剥削的重点由昔日的以工业资本为主体的资本输出,逐步向以金融资本为主体的资本输出转移。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垄断资本之所以积极推动这种转移,是因为金融资本的输出具有商业资本和工业资本所不具备的特殊的国际剥削和压榨功能。

金融资本已成为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建立和维护国际垄断资本所需要的国际经济乃至政治秩序的最积极的推动者。总之,金融垄断资本已成为世界经济乃至政治生活的主宰,在帝国主义侵略扩张中的地位和作用大大增强。金融资本的恶性膨胀,其世界统治和盘剥的增强,体现了当代资本主义演化与当前国际金融危机之间的内在联系。

(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国民经济的虚拟化,是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层原因

这次世界性金融风暴的形成,是金融垄断资本长期统治、横行的必然产物。不仅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形成了越来越多的金融泡沫,而且使这些国家的整个国民经济日趋虚拟化。表现为:

第一、金融资本横行,金融衍生资本泛滥,金融资本越来越与实体经济相脱离。金融资本超前发展,资本家与生产过程脱离,是垄断资本主义的一种重要表现。如今,全球金融交易额已达世界GDP的十倍以上。金融资本不仅在数量上是空前的,而且其地位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发达国家的金融资本不仅完全脱离了生产活动,置身于生产过程之外,而且凌驾于整个社会生产之上,成了整个国民经济的主宰,实体经济的发展越来越依赖金融资本的发展。

第二、在金融资本泛滥的同时,实体经济却相对乃至绝对萎缩。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第一和第二产业的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不断下降,而以各种服务性消费为主的第三产业的比重则不断上升。到上世纪70年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经相继完成了工业化过程,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对物质产品的需求相对饱和,资本通过发展物质生产而增殖的途径日趋狭窄,这些国家越来越多的工业品逐渐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形成了所谓产业空心化趋势。在高额利润的诱使下,资本越来越多地从实物生产领域向第三产业转移。银行、保险、证券等虽然能给资本带来利润、增加产值,但却不能为国民经济增加物质财富,这些行业的过度发展本身就含有泡沫成分,成为国民经济虚拟化的重要因素。

(四)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金融资本横行,进一步增强了资本主义的寄生性和腐朽性

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资本增殖的过程之所以能够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脱离实体生产过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将制造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向发展中国家大转移的过程,也是国际垄断资本组织发展跨国生产的一个重要条件。

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寄生性和腐朽性还表现为投机心理和投机行为的恶性发展、整个社会风气的败坏和沉沦。不仅各行各业的资本家和经营者在从事各种投机活动,而且这些国家的政府也利用各种货币金融杠杆或货币金融政策从事国内外的投机活动。总之,金融投机已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经济生活的基本特征,成为国际垄断资本攫取超额利润的一种基本途径。

(五)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金融资本权势的增强和金融危机的爆发,使资本主义的虚弱性、垂死性更加明显

在资本主义国家,不同阶级和阶层的利益从来都是不一致的,不仅广大劳动者与资本家的利益根本对立,而且垄断资本与中小资本的利益也有矛盾,而随着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矛盾和对立则在进一步暴露和加深;矛盾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反全球化的浪潮,比发展中国家还要强烈。所有这些矛盾和冲突,随着金融危机的爆发必然会进一步加剧。此次金融危机的爆发,已经成为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社会经济相对平稳发展时期结束、新的动荡时期开始的一个突出的信号。从国际方面来看,随着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资本主义生存和发展的条件也日益恶化。

六、结语

当前国际金融危机表明当代资本主义演变到一个新的阶段,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的制度性危机。对当前金融危机

的成因的认识,不应单从其体制层面和技术操作层面进行阐释,更要从制度层面、本质层面对其剖析。美国的次贷危机,不可遏制地蔓延成全球金融危机,进一步证明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理论的真理性。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需要从制度和体制两个方面规避和防范金融危机。

参考文献:

[1]张宇.从经济学的观点看当前金融与经济危机[J].国外理论动态,2009,(7).

[2]蔡万焕. 国内关于当前全球性金融危机的研究述评.教学与研究,2009,(8).

[3]黄小军,陆晓明,吴晓晖.对美国次贷危机的深层思考[J].国际金融研究,2008,(5).

[4]沈炳熙.次贷危机与证券化[J].中国货币市场,2007,(11):12- 17.

篇4

因此，加强对金融危机治理研究，挖掘危机产生根源，强化防范意识，建立有效危机治理机制，是当前学术界研究亟待探讨的问题。

二、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源、传导和影响评析

（一）生成根源

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蔓延之迅速，波及范围之广，消极影响之深，确实是世界各国未料到的。究其根源，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长期以来盛行的“超前消费”模式为危机产生积累了不稳定因素。

长久以来，美国人的储蓄和消费习惯是：少储蓄，多消费，上升到国家层面就是政府长期保持外贸和经常项目逆差。美国经济某种程度上说是由美国人的超前消费以及全世界资本来拉动的。当今世界经济格局也不可避免地影响了这种模式的流行，即从以收入为基础的储蓄模式向以资产为基础的储蓄模式转型：依靠个人财富增长，其基本消费不以个人收入水平为基准，而是通过金融工具和衍生品将个人预期未来收入转化为可以增加财富的资本，然后把这些资本变成个人消费来源。这样不仅可能透支现存的资本，而且容易透支未来可能取得的财富①。

而这种严重地透支未来的投资消费模式，无论是房地产市场，股票等公共领域，还是个人资产领域都表现无疑。这种模式不可避免地对美国经济可持续运行带来了负面影响。

第二，金融创新带来的衍生品提高了危机的产生风险。

作为20世纪金融创新之一的资产证券化在这次危机爆发中起了助推器作用。资产证券化，即以打包的贷款抵押资产为标的物发行债券向投资者出售，它一方面促使贷款机构将流动性较低的贷款资产以现金流形式回收，一方面使投资者拓宽投资渠道，加强多方面投资收益②。这种金融创新固然有可取之处，但仍存在缺陷和漏洞：房地产金融机构为了迅速回笼资金而提供更多抵押贷款，它们在投资银行帮助下实施资产证券化，将一部分住房抵押贷款债权从资产负债表中剥离出来，以这部分债权为基础发行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据美国经济分析局调查，美国次贷总额为1.5万亿美元，但发行了近两万亿美元的住房抵押贷款支持债券（MBS），进而衍生出超万亿美元的担保债务凭证（CDO）和数10万亿美元的信贷违约掉期（CDS）③。由此不难看出，资产证券化创造的金融衍生产品本可以起到分散风险、提高银行等金融机构效率的作用，但它一旦过度，就加长金融交易链条，使金融衍生品更为复杂，金融市场也就变得缺乏透明度，危机发生概率加大。

第三，房地产市场虚假繁荣产生的泡沫加之政府利息政策变动促使危机显现。

这是此次危机爆发的直接原因。鉴于美国经济长期的高负债、低储蓄特征，为应对新世纪出现的一系列经济困局，2001~2003年，美联储连续下调联邦基金利率，使之从6.5％降至1％。对未来房价持续上升的乐观预期，使得银行向信用度极低的借款者推销住房贷款。但是，2004年以来美联储多次加息将联邦基准利率从1%提升到5.25%，逐步打破房地产泡沫，使得购房者的还贷负担加重，一些放贷机构遭受严重损失甚至破产④。由于房地产价格下跌，拖欠债务比例和丧失抵押品赎回率转而上升，造成房贷市场更加混乱。

第四，金融监管的弊端为危机滋生提供了“适时”环境。

美国推行自由资本主义模式，标榜通过最低政府干预和最大程度竞争建立弹性宽松的经济体系。但逐步放松的金融监管使其金融体系常常陷入危机之中。

其流动性注资和大幅度降息的刺激方式为许多国家央行效仿，这就助长了市场对央行的依赖心理，从而使金融机构放松了对风险防范的控制。虚拟经济扩张的幅度大于实体经济，而且随着监管漏洞和弊端日益增多，更多商业银行加入到金融衍生品创制中，危机隐患逐步扩大。同时，政府把对次级房贷债券的评估和监督责任抛给私人债券评级机构，给这些机构留下太多操作空间，无疑对危机的加深起推波助澜的作用。

（二）传导机制

金融危机的传导机制是指引起汇率剧烈波动和金融市场秩序混乱的国际资本流动产生的继发效应。它不仅由一国影响到另一国，而且也造成区域间的连锁反应。

就此次危机来看，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汇率传导

金融危机使美国经济持续走低，导致作为世界主要清算和储备货币的美元不断贬值，使包括资产价格、货币价格和居民消费价格等在内的整个国际价格体系陷入失衡。结果就是：一方面，资本逃离债市、股市，资产市场迅速下跌，损害金融稳定性；另一方面，石油、粮食等大宗基础性商品期货爆涨，并带动现货价格飙升，通货膨胀由一国波及全球。

第二，机构传导

机构传导有两种方式：一是危机延发国的金融机构出现支付困难，影响与母国同一系统的分支机构或总部的支付；二是一国的债务机构出现支付困难，而另一国的债权机构因对其借贷比重过大，可能被拖入债务危机中。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属于第二种方式。由于全球很多国家的金融机构持有雷曼公司的股票及债券，而雷曼的最终破产导致其不能迅速回笼资金而影响到支付①。

第三，心理传导

此次金融危机的传导很大程度上源于金融机构和个人恐慌心理的蔓延和波动。这种恐慌心理切实地反映在股市、债市、汇市的不正常表现上。就美国而言，金融危机产生后，市场走低给投资者心理沉重打击，股票市场持续大跌。从实践上讲，对于股票投资，投资者会根据掌握的信息对未来进行预期，当其对持有资产的安全性产生怀疑，会采取保守和安全策略。这种情况下，个人行为极易转化为集体行为，即所有投资者都将采取相同举措，形成蛊惑性传言使市场产生波动和震荡②。

（三）实际影响

此次全球金融危机产生的影响巨大，不仅影响当今国际金融体系的变化，而且将对今后国际金融秩序起到极大的重塑作用。

全球金融危机对现有世界金融体系带来深刻影响。自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以来，美元在现行世界货币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国际贸易计价、世界外汇储备和国际金融交易中，美元占有相当大比重。同时，美国为主的商行、投行和对冲基金在国际金融体系中把握主导权。世界上主要贸易国家将大量资金投入美元资产，推动其房地产及金融衍生品发展，使得金融市场风险在缺乏有效监管的情况下不断积聚。

金融危机发生后，美元资产及其金融产品的吸引力和价值下降，其依赖资本账户支撑国内赤字和消费融资的发展模式将不可持续，全球货币金融体系面临严峻挑战，必将引起国际社会对现有国际金融体系弊端的反思。

国际金融格局和秩序转变的趋势可能加快。新世纪以来，随着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国际经济格局产生了一系列新变化。但是，国际金融格局的游戏规则长期以来由发达国家主导，缺乏广泛参与，致使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得不到保障。这场肇始美国并肆虐全球的金融危机，充分暴露出现存格局的弊端。改革不合理的金融格局和秩序，重塑公平、公正的新秩序，使之能够反映金融运行的普遍规律和原则，也兼顾不同经济体的发展要求和特点。当然，由于各方受金融危机破坏程度和影响领域不一、各利益相关方对于建立新格局、秩序的具体措施尚未达成一致。因此，只有循序渐进，才能最终形成体现各方利益，都能有效参与的新秩序。

三、金融危机治理中的中国经验与策略的价值分析

随着金融全球化的深化，金融风险也在不断积聚，一国发生金融危机必然会影响到周边国家和地区，因此，各国政府和学术界逐步认识到金融危机治理的重要性。如何能够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践效验来探索金融危机治理的有效模式和具体策略，成为现今研究的重点。

（一）亚洲金融危机治理的经验借鉴

亚洲金融危机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波及范围最广，危害最大的一次金融危机。

其爆发根源在于亚洲各国的经济状况失衡和过快的改革进程形成了金融风险，给投机力量以可乘之机。而且各国间存在密切的政治经济联系造成各国之间相互传递和影响，使得危机进一步恶化。作为在亚洲经济格局中占据重要地位的中国在此次金融危机中能够把握机遇，从容应对，使危害降低到最小程度从而赢得多方称许，其中的成功经验对于治理此次危机有良好的借鉴意义。

第一，对资本项目实行管制，对其开放采取循序渐进原则。

亚洲金融危机中，尚未完全开放资本账户的中国受到国际投机的冲击较小，原因在于国家对资本项目的有效管制。一般认为，放开资本项目，将使一国与国际资本市场联为一体。

但是由于单个国家的国际储备与巨额国际游资相比很小，因此，在金融监管不健全、宏观调控薄弱的情况下放开资本项目，国内经济极易受资本大量流动和投机的影响，进而丧失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导致汇率大幅波动。一旦单个国家爆发金融危机，危机扩散难以避免。因此，资本项目开放应与该国整体经济实力和金融调控水平相适应，采取渐进方式。同时，考虑到经济结构失衡的可能性，对资本实施暂时控制也是很必要的。这包括数量控制，也可通过征收交易税或要求金融机构在借用国外资金时缴纳准备金，以此加强对资本流动性监控①。

第二，实施较为灵活且稳定的汇率政策。

经验表明，一种稳定和有竞争力的汇率安排对于发展中国家是至关重要的，它能够保障出口企业保持竞争力，也保证其顺利开展业务而不受汇率波动的干扰。众所周知，经济状况恶化是产生危机的土壤，汇率制度的优劣则是危机压力积聚的关键原因。由于亚洲金融危机波及的国家实行固定汇率制度，一旦产生波动，就会带动本币升值，从而加剧本国出口困难，在经济状况本身欠佳的情况下，使经济越发恶化。而本币币值高估，客观上为短期游资投机创造有利可图的条件。亚洲金融危机中，中国根据形势变化，改变以往钉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使汇率波动顺应市场变化且在一定可控区间内进行正常波动，从而较好的稳定市场，保证币值相对稳定，从而为抵御危机的冲击奠定了坚实基础。

第三，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坚定和提升民众对于应对危机的信心。

亚洲金融危机中，中国政府做出人民币不贬值的承诺，一方面稳定了市场波动的局面，化解了游资冲击对于进出口的压力，更重要的是坚定了民众战胜危机的信心。金融危机的爆发和传导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公众信心，某些情况下的危机是由公众信心危机引发，因此，对其治理必须以维护公众信心为先导。维护公众信心，首先要树立危机风险意识；其次是要有一整套稳定公众信心的紧急救援机制，包括如何迅速调集资金给予救助，如何迅速决定金融机构退出等；再次，公众信心的稳定离不开政府信誉，因此，政府信誉的护持、政策执行效率及力度的把握十分重要②。

（二）治理此次危机现实策略的价值分析

此次全球金融危机随时间推移愈演愈烈，越来越多国家的经济发展受到挑战。面对金融危机影响波及全球，世界经济增长进一步放慢的局面，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外部环境变得更加复杂。同时，改革开放30多年来国内经济发展出现的新问题，使得对危机进行有效治理，进而研究出相应策略来促进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是需要审慎思考的课题。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考量：

第一，创新经济发展模式，促进经济转型建设，构建经济发展新思维。

近年来，基于体制和政策原因导致一些生产要素价格扭曲。然而，随着市场机制功能日益完善，要素价格受到全球市场调节程度越来越明显，中国经济进入了高成本增长阶段。一定意义上说，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是建立在要素依赖和资源消耗基础上的。

过于依赖外需状况，未能摆脱“三高一低”的束缚，产业竞争力建立在劳动力成本低廉的比较优势上，产品最终定价权主要由跨国公司掌控，且总处于产业链低端③。

因此，依赖于低成本优势，着力发展低技术含量产业的传统思路难以维继，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迫在眉睫。金融危机为中国产业集群的成长和升级带来历史性契机。

随着金融危机逐渐向实体经济蔓延，沿海一些从事外向型加工贸易的劳动密集型的中小企业破产倒闭，这是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规律使然。需要改变的是，一是选择产业价值链中的重要环节培育核心竞争力；二是通过技术创新来扩大规模，使价值链在原有基础上延伸至更高的产业环节或移向新价值链；三是使用高新技术对原有产业进行改造和创新，实现产业链的整合。同时，通过技术创新提高产品附加值，抓住当前原材料下降的优势，掌握产品定价权，使产业发展更具主动性和前瞻性。此外，着力拉动内需，鼓励服务业的发展，从而在更高层次上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型。

例如，中国政府通过4万亿元刺激经济方案和多个产业部门的“产业振兴规划”的举措不失为一种正确有效的选择①。第二，加强汇率和货币政策的灵活调整，依托金融创新完善金融监管，构建稳定有效的金融体系。维持一个相对稳定的汇率水平，在确保国内宏观经济稳定的前提下逐步实现汇率调整的市场化是切实可行的。事实上，中国采取对资本项目下外汇管制和人民币汇率相对稳定政策，符合蒙代尔———弗莱明模型推论②。亚洲金融危机表明，这种制度安排符合中国经济的实际，不仅有益国内经济的稳定，也有助全球金融稳定，在这次规模更大的金融危机中应当继续坚持。为此，在金融体系的构建方面，金融创新要与实体经济增长相适应，要能够有效控制金融中介过程中存在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同时应当发挥货币政策的作用，采用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在控制金融风险的前提下加强金融管制，根据经济发展需要和国际利率变化趋势及时调整，在控制基础货币投放总量的前提下放宽贷款额度管理，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和提高居民收入，积极推进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和健全。

第三，建立金融危机治理和调控机制，明确和强化政府在危机治理中的地位，加强危机风险意识的构建。

鉴于此次危机的复杂性，应全方位化解危机的消极影响。主要有两方面的措施：一方面是推行危机治理的社会参与模式。实现金融危机的转化，增进公共利益，政府部门和非政府部门等众多公共行为主体需要相互合作，共同参与金融危机治理。对政府部门而言，积极转变职能，加强调控和监理，综合运用各种手段实施宏观管理；对非政府部门而言，主动参与，调整对象和策略以保证具体举措的应用效果。另一方面是强化金融危机治理的过程监管。实际上，金融危机治理可以看成是一个整体过程，分为不同阶段。如在预防阶段，启动金融危机预防机制，提高政府和公众的危机风险意识，建立常设预防管理机构；在生成阶段，建立金融危机实时处理机制，收集相关信息调查研究，制定应急管理方案等；在持续阶段，进行金融危机调研评估，调整金融政策等；在恢复阶段，建立危机善后处理机制，加强心理干预辅导，对危机结果和影响进行评测等。

第四，加强国际间合作，构建新的多边经济合作体制来促进全球经济发展的有效运行，遏止和防范危机产生。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速，世界各国的经济联系更为紧密，一国的金融危机跨越国界传播成为全球问题。因此，世界各国冀望携手应对危局。2009年9月召开的20国集团会议上提出了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合作、完善国际监管体系、推动国际金融组织改革、改善国际货币体系、稳步推进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的建议，就是一次良好的合作尝试，既表明合作已成为各国应对危机的共识，也会对危机的治理起到显著作用③。事实证明，符合时代潮流的多边经济合作机制必须具有灵活性和务实性。它的基本目标是通过鼓励世界各国自身和整体国际利益相互协调，加强协商合作，共享信息资源，寻求共同利益；新的多边经济合作机制要求在尊重彼此和特殊性的基础上，要求相关利益方共同承担责任、共享政治经济效益。毋庸置疑，新的多边经济合作的建立和完善将对全球政治、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产生正面影响和促进作用。

四、中国在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国际金融新秩序塑造中的作用

国际金融机制体系改革具有必要性和复杂性，现行国际金融体系的局限性由于此次危机的爆发而进一步显现，但改革牵涉面比较广，关系到各方面的利益协调，必须各方达成共识才能有所突破和作为。有鉴于此，中国的作用应基于：首先，改革和完善国际金融体制，确保国际金融市场安全有序运行。

中国有责任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对国际金融资本流动的监管，遏制国际游资的过度投机，提高对金融风险的预测、防范和救助能力，为其他国家的危机治理提供经验借鉴。

其次，提倡平等互利原则，在国际社会广泛参与基础上，协调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对话与协作，遏止危机蔓延，为受这次危机冲击的国家和地区恢复经济增长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同时增加对受危机冲击国家的资金援助，并为减轻债务做出适当安排。

再次，提高自身在主要国际金融机构和组织中的地位，扩大对国际金融事务的话语权、游戏规则的制定权等；加强对IMF、WB等组织功能和政策设计的改造，使表决权及援助份额的分配和安排体现大多数国家合理意愿。

篇5

【关键词】 现行国际货币体系;金融危机;缺陷;改革

一、金融危机前的国际货币体系

1.牙买加体系的特征。1976年1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基金组织国际货币制度临时委员会在牙买加首都金斯顿(Kingston)召开会议,并达成了《牙买加协定》。牙买加体系无本位货币及其适度增长约束,无统一汇率制度,也无国际收支协调机制,实质是国际放任自由制度。牙买加体系下国际货币本位已经与实物价值完全脱钩,并达成了多种强势国家的信用货币。牙买加体系的明显缺陷是大国之间缺乏制度化的货币合作,各种区域性金融危机频繁爆发。

2.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结构。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下,全球汇率制度呈现出明显的中心―架构。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处于绝对地位,以东亚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和以中东国家为代表的资源输出国位于体系的。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框架结构决定了世界性的两极对立:对于国际货币国家来说,本币可以无限创造或可以通过发行债券等融资途径来解决国际支付问题,国家则必须持有充足的外汇储备,否则就会发生债务危机。

二、国际货币体系缺陷是本次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

危机出现的必然性是目前国际货币体系内在缺陷决定,也是美国过度利用这个体系缺陷为本国经济服务的必然结果。

1.新的“特里芬难题”。任何一种国际货币都面临“特里芬难题”的挑战:强币必有外需,外需必伴逆差,逆差弱化强币。只要美元在储备货币中仍然占据核心地位,只要美元仍然充当国内通货和国际货币两种职能,“特里芬难题”就无法得到彻底解决。它具有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若美国国际收支持续出现逆差,必然影响美元信用,引起美元危机;美国若要保持国际收支平衡,稳定美元,则会断绝国际储备的来源,引起国际清偿能力的不足。

2.美国对“特里芬难题”的过度利用。美联储为什么能长时间维持宽松的货币政策,这是因为美国可以凭借着美元的“中心货币”地位来攫取国际铸币税,低成本地使用其他国家提供的资本。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在相当长时间内为什么要拒绝加强金融监管。如果看到美国金融服务业(含房地产)占GDP的比重,已从1950年的11.39%上升到2007年的20.36%,其原因则不言而喻。亚洲和中东地区为什么要维持高储蓄率,除文化及发展阶段等原因外,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IMF令人失望的表现,亚洲国家不得不自己积累起庞大的外汇储备,以应对今后可能再出现的金融危机。危机出现的必然性是由现在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决定的,也是美国过度利用这个体系缺陷为本国经济服务的必然结果

3.汇率调节机制作用局限。发展中国家一般都选择钉住汇率制,这种汇率制度的缺陷是汇率缺乏弹性,且极具脆弱性。主要国际货币汇率的过度波动会诱使发展中国家的货币汇率发生了过度波动。加之美国可以会同其他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一定的时间内控制汇率水平,使发展中国家的外汇筹备和国内市场遭遇很大的汇率风险。

4.制度缺位导致监管不力。首先,是IMF的功能缺陷。主要表现在:一是缺乏独立性,被美国等少数发达国家操纵,不能体现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二是缺乏一种有效的监控机制,对走向危机的国家进行早期预警,并提供条件宽松的贷款尽可能预防金融危机的发生。其次,缺乏协调的“超国家”配套制度。由于目前的国际货币体系中不存在协调的“超国家”制度,各国相机抉择的经济政策又常常缺乏必要的沟通和合作,为此世界各国间协同战略无法有效实施,协作性利益也无法取得。

三、金融危机后国际货币体系的展望

1.美元本位仍将存续较长时间。首先,国际货币体系的短期改革不符合现行的世界格局。以削弱美元作为国际货币本位和美国作为国际货币体系“中心国”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必然会遭到美国的反对。从东亚新兴市场经济体方而看,为了避兔爆发金融风险。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将具有长期性,且充满摩擦和矛盾。其次,从目前看,美元的实质地位并未受到损害,美元汇率还在走强,这是与美国经济在全球仍然占据绝对优势分不开的。

2.全球货币竞争将加剧。美国金融危机给世界上有实力的国家,创造了一个难得的历史机遇,为了在未来的国际货币体系中占据有利地位,美元、欧元和日元的货币竞争趋势将会更加激烈,国际货币多极化的格局在短时间内很难取得实质性的进展。欧元已成为美元最具潜力的竞争对手。IMF统计显示:全球外汇储备中美元的比例从1999年的71%下降到2007年底的63.9%,同期欧元的比例从17.9%上升到2007年底的26.5%。多极化、货币区域化、竞争化将成为未来国际货币体系的显著特征,也鲜明地表明了世界政治格局由美国独霸向更为均衡的方向发展。

3.东亚地区将加速区域货币合作进程。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后,2000年货币双边互换的《清迈协议》和2003年“亚洲债券基金”的建立使亚洲金融合作从构想变为现实。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东盟10国及中、日、韩三国决定将原计划的300亿美元亚洲共同储备基金提高到1000亿元,为未来亚洲区域货币的产生奠定了初步基础。在此基础上东亚货币金融合作将会加速推进,货币互换多边化、将东亚储备库倡议做实,将是未来东亚货币合作的发展方向。

4.加强国际金融机构的改革力度。虽然自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以来,IMF推出了一系列新的贷款机制,以增强反应速度,但次贷危机的爆发依然对IMF提出质疑:首先IMF失败的预测危机的爆发;其次IMF有限的资金规模对于危机救援而言微乎其微。鉴于此,IMF必须加强和具有监管职能的国际金融机构之间的合作。为了增强IMF可动用的资源,IMF有必要进行增资。进一步加强国际金融机构多边协调,则是未来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成功的一项重要前提条件。

对经济现象的解释不能使用分析表象的方法,需要寻找这些现象背后的实质性原因,国际货币体系缺陷是这次金融风暴的根本原因,也是近二十年来世界金融危机频发的制度性根源。国际货币体系体系本质上是世界经济格局的反映,从短期来看,以美元为主的国际货币体系在相当长时间内仍将维持,很多政策的选择仍需要在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框架下进行。

参考文献

[1]高珊珊.美元贬值背景下重申现行国际货币体系[D].云南财经大学.2008(12)

[2]黄泽明.金融危机国际货币体系暴露的重大缺陷[J].金融资本.2009(1)

[3]枫澳.金融危机催生国际货币体系新格局[N].中国财经报.2008 (11)

[4]祝丹涛.国际货币体系和全球经济失衡[J].中国发展观察.2007(11)

[5]华民.全球经济失衡的触发机制及中国的选择[J].国际经济评论2006(2)

篇6

关键词：国际金融；金融危机；传递机制

研究国际金融传递机制，对于防范国际金融风险，建立有效防范机制具有重要意义。国际金融传递可分为正常传递与非正常传递两种类型。正常传递指在维持各国汇率稳定和金融市场正常运行的条件下国际资本的流动和影响，非正常传递指引起各国汇率剧烈波动和金融市场秩序混乱的国际资本流动，它不仅由一国的金融危机影响到另一国，而且造成各国和地区之间的连锁反应，即危机“传染”。本文所讨论的国际金融机制，主要指后一种类型。

一、传递源与被传递对象

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的国际环境下，由于种种原因首先爆发金融危机的国家（地区）称为“传递源”。受传递源影响，同样的危机很快出现在其临近或周围的国家或地区，这些国家或地区称为“被传递对象”。一般情况下，国际金融危机的“传递源”多发生在区域经济链条较为薄弱的环节上。那些被传递的国家或地区，往往与传递源国家在经济类型、金融体制、发展模式等方面有相似之处，具体来说，可大致分为两种情况：

（一）经济一体化区域内高度相关的投资贸易关系。以这次东南亚货币危机为例，东盟五国较为全面地进入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阶段是在1976年2月五国签署《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以区内实行特惠关税区时算起。当时东盟各国为了迅速发展经济纷纷实行50出口导向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由于当时美、日、欧占东盟进出口总额的60%，使得东盟各国经济极易受到西方经济波动的影响。为此，东盟决定采取扩大区内贸易的政策，政策的实施使得东盟五国的内部贸易、投资比重迅速上升，各国经济命运由此被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同时对东盟的这些经济总量相对较小的国家来说，对外部波动极为敏感，加上各国在产业和进出口结构上有很大的相似性及竞争性，那么一旦某国货币受到投机者冲击而汇率发生大幅波动和下跌时，自然也会迅速影响到其它国家的外汇市场，从而造成货币危机的传递。

（二）国家之间存在某种货币一体化安排。1992年欧洲外汇市场波动的背景正是国际投机势力看准了欧盟货币体系中，成员国虽然安排了相互间汇率浮动上下不超过2.25%的界限，这种货币一体化安排客观上要求各国一致的货币政策和利率水平。但由于当时东西德统一不久，德国政府对赤字融资的需要要执意维持马克较高的利率，最终以英镑为首的其它低利率货币遭受投机者抛空而跌破限界，退出欧洲汇率机制，整个西欧经济也陷入衰退。在这种一体化的货币安排下，任何一种薄弱的货币受到攻击都可能引起整个区域的市场动荡。

二、传递媒介、传递途径与传递过程

在全球金融市场一体化、资本市场自由化的国际环境中，货币政策传递机制越来越依赖于市场价格即汇率和利率等竞争性变量。区域金融危机发生，汇率和利率成为国际金融传递的主要媒介。特别是汇率变动直接对国际和一国经济发生作用。在上述两个例子中，作为传递源的国家都因过去的刻板的盯住汇率政策不能应付国家经济和金融环境的变化，并都改变了汇率制度，实行浮动汇率制度，从而引起货币大幅贬值而发生金融危机。既然国际金融的传递媒介是利率和汇率，那么样国际金融市场特别是外汇市场和资本市场就自然成为主要的传递途径。

国际金融危机传递的过程可概括如下（以东南亚金融危机为例）：由于泰国周边国家的货币大多与美元挂钩，当泰铢贬值后，泰国的出口竞争力便得到加强。与泰国出口结构相似的周边国家为了维持本国产品的出口竞争力，也会竞相使本国货币贬值。正是基于这种预期，国际投机者必然要对这些国家的货币做空头，而投机性的抛售就会对这些国家的货币产生巨大的贬值压力。另外，心理因素也会加速金融危机的传递。由于经济类型的接近，东南亚国家在不同程度上都存在与泰国类似的经济问题，如汇率制度缺乏必要的灵活性，不良债权、经常项目逆差等，投资者也害怕当地会发生金融危机，于是干脆把资本从新兴市场撤走，从而导致其它国家的金融危机实际发生。

三、现代国际投资组合理论———金融危机传递机制的一种理论解释

投资组合理论是现资组合行为的基础理论。而近年来的研究表明，随着各国国内经济的发展，当前分散投资决策的主要因素已经由证券的种类构成转向证券的地区构成上来了。马克维茨的资产组合理论认为，每一种资产组合的风险可以用其收益的方差来度量，整个资产组合的风险大小取决于三个方面的因素：组合中各资产的风险大小、各类资产所占比重以及不同资产之间的相互关系。那么在分散投资时，在既定收益下必须尽量减少资产之间的相关度，从而降低总体风险。目前西方发达国家由于长期的经济往来和一体化发展，其证券之间的相关系数已经变得很大，仅限于发达国家的投资组合已经无法很好地削减风险。在这种情况下，西方的投资组合必然会把部分投资换成回报。而这些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往往被划分为不同的区域投资板块加以管理，一旦其中某一国的货币风险上升，国际投资组合即对自身做出修正，这种修正行为就是把属于该地区板块的证券和货币抛出，从而引起该板块对应的整个地区的货币动荡。

四、传递力度与传递中止

篇7

关键词：金融危机；金融衍生产品；虚拟经济；法律问题

从2007年初开始，由美国抵押贷款风险逐渐演变出的一场次贷危机，不仅瞬间席卷美国、欧盟和日本等世界主要金融市场。而且不同程度地扩大和影响到包括我国在内的多数国家。普遍的观点认为，“次贷危机已成为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面对突如其来的金融灾难，从各国政府首脑到金融监管部门、从金融机构到学术界，都在匆忙而审慎地采取一系列措施以求有效应对、渡过难关。就法律界来讲，同样面临着反思与应对的迫切任务，应当采取分析与综合相结合的方法，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准确把握成因，进而做出科学判断和合理建议。

一、金融危机爆发的内园分析——以美国为案例

此次金融危机的爆发主要是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就受影响程度而言，作为全球最大经济实体的美国，显然首当其冲。客观地讲，金融危机在众多国家的蔓延，都多多少少受本国或区域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程度的影响，但是，在经济全球化日益成熟的今天，此次危机的成因及根源，存在着很大程度上的共性，甚至是同一性，而其最集中、最全面的代表就是美国。就金融危机在美国的成因来讲，主要存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严重脱钩，缺乏对金融衍生产品的有效法律监管

美国经济最大的特点是虚拟经济，即高度依赖虚拟资本的循环来创造利润。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最早对虚拟资本(FictitiousCapital)作出系统论述。虚拟资本以金融系统为主要依托，包括股票、债券和不动产抵押等，它通过渗入物质资料的生产及相关的分配、交换、消费等经济活动，推动实体经济运转，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因此虚拟经济本身并不创造价值，其存在必须依附于实体生产性经济。脱离了实体经济，虚拟经济就会变成无根之草，最终催生泡沫经济。当前的美国金融危机是经济过度虚拟化和自由化后果的集中反映。这其中的一个典型表现就是与房地产相关的金融衍生产品也开始不断泛滥，金融衍生产品的极度膨胀导致美国金融服务业产值占到其GDP的近40％。脱离了实体经济的支撑，又没有相应的管制措l施，虚拟经济就会逐渐演变成投机经济，这也就从根本上决定了美国房地产泡沫的最终破灭。

(二)按揭法律结构上存在缺陷

美国在住房按揭贷款的设置上虽有担保的存在，但其法律结构上却存在重大缺陷，使得这种担保不具有实际意义，从而也就使得金融风险从源头上不可能得到有效的控制。在美国次贷危机中首付款都很低，按揭担保变得非常脆弱，金融的风险也就变得更容易发生。有数据显示，2006年美国发放的次贷平均只有6％的首付款比例。2002～2006年间，美国家庭贷款以每年11％的速度增长，远远超过了整体经济的增速。金融机构的贷款年增速为10％。如今，由于房价暴跌，很多贷款人无力还款。而购房人对于所购房产只有很少甚至没有自己付款，全部以银行的贷款购买房产，然后再以该房产做还款的担保，从这样的担保结构中可以看出，担保人的担保物虽然具有法律形式上的所有权，但就实质而言并不具有真正的交换价值意义上的“所有权”。实际上，英美财产法中本身就没有明确的“所有权”概念，有的只是对于财产进行利用的相关概念，这通常被理解为灵活并能适应社会的发展，而按揭这样一种交易一担保模式在高房价时代确实为普通人购房提供了一种可能。适应了经济迅速发展下的社会需求。但是，法律作为对社会经济进行最本质、最深刻描述的工具，在所有权归属这样重大的问题上是不能含糊其词的，否则会造成严重的后果。所以在大陆法系国家，对于“无权处分”之类问题的研究汗牛充栋，并一直争论不休，其主要考量就在于没有所有权而处分财产是法律上一个极为重大的事件，一定要有一个明确的处理机制。像现在遇到次贷危机的时候就能发现，正视所有权本质的问题其实就能发现它的价值。

(三)金融债务信用基础的法律保障机制存在缺陷

此次美国次贷危机的导火索应该是金融债务信用基础遭到了摧毁性的破坏，客观地评价，美国作为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有着极其牢固、自身修复性很强的金融债务信用体系，同时，还有严密的法律机制对其进行全方位保护。但是，在此次危机中，我们可以清晰地观察到，其金融债务信用基础以及相关的法律制度仍然没有抵挡住自由金融市场负面作用的巨大冲击。其整个逻辑过程其实非常简单，就公司金融债务而言，公司企业从商业银行大量借款，再将借来的钱从事证券业或房地产业的投资。这时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高涨。但是，当过热的股市或房地产市场高涨到一定程度，必然发生崩溃，此时公司的资金都压在股票或房地产上，无法套现偿还银行的贷款。这就会导致银行的信用基础出现问题，银行的资金不具有流动性，就会引发银行对存款客户的支付的危机。此外，借款公司，如果不是从事股票业或房地产业这些高风险的投资，而是从事出口贸易或制造业投资时，也可以从银行大量贷款。但是，因为市场情况的突然变化，由于对市场估计的错误等各种原因，产品压库滞销，也可能导致公司到期不能偿还贷款。这也会影响银行对存款客户的支付能力。银行对存款客户的支付信用出现问题时，公众存款人便对银行进行大规模的挤兑。挤兑必然导致银行倒闭。一家银行倒闭还会引起数家银行接连发生挤兑，金融危机就爆发了。

二、爆发金融危机的外因分析——国际金融法方面存在的缺陷

金融危机自美国肇始，而后以极快的速度蔓延到其他国家，其原因，除了已经分析过的国内因素外，对于外在因素也不能忽视。就法律角度讲，外在因素，其实质就是国际金融法方面存在的不足和缺陷。

一方面，国际金融法对各国以及经济实体的制约性不强。这是各种国际金融关系冲突与协调的结果，具体表现在：第一，在维护国际金融秩序与安全方面功效最为突出的公法性金融条约数量稀少、内容抽象，不能为金融危机治理提供有力的法律支持。例如，《国际货币基金协定》虽然规定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促进国际货币稳定的宗旨和监督国际金融运行的职能，但对于IMF如何促进国际货币稳定、如何实施金融监管、是否有处理金融危机的权能等，并未作出具体的规定，致使金融危机治理实践中产生有关IMF越权、救助时机延误、救助资金不足、救助措施失当等种种纷争和问题。第二，与金融危机治理密切相关的金融监管双边文件的强制力有限。其主要形式——“谅解备忘录”不具有法律拘束力，仅仅是各国金融当局之间签署的一种意向性声明，因而在实施时缺乏有力的法律保障。另一种文件形式是相互法律协助条约，其虽有法律拘束力，但并不是关于国际金融监管合作的专门性文件，且它们大多在发达国家之间签订，处于金融危机震中地带的发展中国家反而较少签订，因此在金融危机防范与控制方面的作用也大打折扣。第三，非政府组织的国际金融监管规则缺少法定拘束力。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国际证券业监管者组织和国际保险业监管者为代表的非政府组织所的一系列国际金融监管规则不具有法定拘束力，它们主要是国际非政府组织向各国监管当局推荐采用的一些金融监管原则、标准、建议和做法，同时，这些规则更适合于发达国家及其活跃银行的监管，在金融监管体制和监管水平各不相同的国家事实上很难得到确定的和同步的实施。

另一方面，现行国际金融法律制度的内容也不同程度地存在漏洞或问题：第一，缺乏维系国际监管合作机制的惩戒制度。第二，缺乏明确而权威的国际金融监管者。第三，缺乏有效的国际金融政策与制度的协调机制。第四，缺乏对资本跨国流动的有效监管。第五，缺乏针对金融危机的一整套彼此联系的法律应对机制。

三、应对金融危机的法律手段

(一)加强对金融衍生产品的法律监管

此次金融危机使我们必须认识到金融衍生工具的两面性，在金融衍生产品交易的电子化、自由化、国际化趋势不断加深的形式下，风险也在逐步增强。据有关人士统计，在过去10年内，因衍生交易产生的亏损有一半涉及到法律风险。对金融衍生品缺少必要的监管，使得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严重脱轨，这是西方舆论公认的催生美国次贷危机的重要原因。我国目前对金融衍生交易仍缺乏较为明确的法律规范。有关交易的主体资格和授权、交易的、交易的避险性规定及其认定、交易的净额结算在破产程序中的有效性等法律风险，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具体的建议主要是：首先，要进一步建立起有效的监管体制。我国应当立足本国国情，建立政府监管、行业自律和交易所自我管理三级监管模式。这种三级监管结构可以实现对交易事前、事中和事后的全程监管。其次，应当制定并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对市场准人条件、信息披露、交易主体作出明确规定，并及时准确地向社会公众公布与衍生交易有关信息。在监管立法中，可以参考国际组织指导性文件，将其纳入国内法律体系中，使风险监管与国际社会接轨。最后，进一步加强与国际金融机构的深度合作。

(二)进一步加强国际间金融法律领域的协作，切实提高有关法律制度的效力

首先，要对现行国际金融法律制度进行整合、查漏补缺。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集团、巴塞尔委员会等重要国际金融机构为中心，充分利用其各自资源并促进资源的优势互补，通过加强其相互间金融信息及技术的交流与合作，促进金融监管标准的法制化和统一化，建立包括跨国资本流动监督机制在内的有相当约束力的国际金融安全机制。其次，围绕当代金融危机的主要特征进行有关制度设计。例如：针对当前金融危机的复合性，加强国际金融法制的协调性建设，包括国际货币法制、国际银行监管法制、国际证券监管法制等国际金融法制的内部协调及其与国际贸易法、国际投资法、国际刑法等的外部协调，使世界贸易组织、货币基金组织、欧盟等各类国际经济组织的政策制度实施或其国际行动产生正向叠加效应，而非反向抵消效应。针对当前金融危机的突发性，各国监管当局和国际组织可以考虑相互借鉴与交流经验，建立反应灵敏的危机预警机制和应急机制，改革和完善IMF贷款条件，建设危机救援的绿色通道。针对当前金融危机的系统性，应开发和利用国际金融法制的救济功能，赋予IMF金融危机救助职能，强化其制裁能力，依据权利义务一致原则建立发达国家在金融监管和危机救助中的责任制度，严格并完善危机处理的国际纪律和程序，研究和发展存款保险制度、国家债务重组制度等危机处理制度，有效地控制金融危机的蔓延和升级。

(三)进一步完善金融危机情况下的公共资金援助法律制度

如果说我们应当将主要的注意力放在如何防止金融危机的爆发、蔓延的话，与此同时，对于危机爆发后的补救措施的探讨也显得极有必要。目前，包括美国在内的不少国家正在积极采取措施，力图控制和尽快摆脱危机困扰。而其中较为直接的补救方式就是公共资金援助制度。不幸的是，临时抱佛脚时，大家才发现，自己的制度设计存在如此之多的问题致使具体实施时困难重重。综合考量后，我们认为，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对公共资金法律援助制度进行改进：首先，从指导思想上，主管当局应当明确，所谓的公共资金援助不是万能的，其授予条件必须建立在客观标准之上，政治因素绝不能作为救助破产金融机构的借口和理由；金融机构应尽可能采取自我挽救措施，综合运用多种救助手段，充分调动股东、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金融机构等相关主体的积极性；主管当局要敢于让金融机构破产，让失败者自负责任，让市场发挥配置资源的作用，而不能完全倚重央行的贷款救助。

至于具体的制度设计方面，主要是：第一，立法中必须明确国家提供公共资金援助的条件，具体包括：该金融机构的偿债能力受到威胁，如果不提供资金援助就难以支付到期债务；救助资金主要用于减轻系统性风险的影响等。第二，公共资金救助形式可多样化，除了央行紧急贷款外，还应建立与地方财政、其他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多头救助机制，尤其应积极提倡并引导私人主体参与救助重整，如由金融机构股东、其他私人投资者注入新的资本等形式。第三，积极完善相关配套措施，如建立存款保险制度、设立金融稳定专项基金，使公共资金救助成本分担社会化等。

(四)加强金融监管国际合作法律制度的构建

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在促进金融监管国际合作法律制度的构建时，应该着重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要重点明确确立金融监管的原则。金融监管权的行使是一国的反映，在我国金融监管法律制度的调整过程中，应针对金融活动国际化的趋势，明确金融监管的原则，以维护我国的国家利益、公共秩序及公共利益。

第二，确保金融机构的稳健和审慎经营，化解风险隐患，杜绝不良经营行为。要把对金融风险的防范和化解作为监管工作重点，以维护本国和世界金融体系的稳定。

第三，贯彻WTO下的互惠原则及国民待遇原则，增强法律的透明度，增强法律在适用上的权威性，同时也要善于运用WTO规则中的保障措施、国际贸易收支平衡等条款及原则，维护我国的经济利益。

第四，加强对外国金融机构的谨慎监管。在金融机构市场准入方面，既要切实履行人世的承诺，也要以金融机构的母国对该金融机构有无足够的监控手段、能否获取其经营信息、能否对该金融机构实施检查、审计等作为市场准入的条件。以双边、多边条约等方式建立金融机构母国、东道国协调监管机制，在制度设立上既要包括对外国金融机构在我国金融活动中的监管，也要涵盖我国金融机构在外国从事金融活动的监管。

篇8

摘要：其他货币调整将会十分艰难，欧洲和日本将会相对稳定，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以及瑞郎等经济体将会有所加息，政策调节性平缓。大宗商品价格指标是货币政策反转的标志性数据，全球以美元贬值和大宗商品高涨带来的结果就是货币政策的反转，这一数据的不确定性是货币政策的关键。

笔者从实践过程中总结出一些独特的判断，2011年风险将面临爆发危机与局面失控的可能，对此不能掉以轻心。根据2010年国际金融市场发展态势，笔者预计2011年国际金融市场前景将充满风险压力，甚至有新金融危机的可能，但是金融危机的表现形式和冲击力度将与当前的金融危机截然不同。

危机爆发点可能在欧洲

2010年全球金融危机缓解并不意味全球已经度过危机，恰恰是真正的金融危机并没有发生，未来将会有真实的金融危机爆发，其爆发点将发生在欧洲，而不是现在的美国。理由在于三点：

理由一：欧元价格泡沫在积聚。一方面是市场价格因素，另一方面是货币制度因素。价格因素在于美元贬值带来其他货币，尤其是欧元货币升值明显，欧元实际价值超标已经十分严重，因此市场可以看到的事实是欧元区经济在走下坡路，但欧元价格在走上行路，价格泡沫因素必然导致危机因价格破裂的危机。制度因素在于欧元合作至今一直没有财政政策的合力，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更没有模式，更缺少对问题的有效解决和合理处置，进而欧元问题集中在制度上更多，欧元缺少有效的执行力，主要原因就是欧元区没有有效的制度约束和制度保障。尤其是欧债危机的处置停留在数字和资金层面，并没有制度和结构的修补或改进。

理由二：欧元区国家向心力不足。目前欧元区国家的向心力明显不足，尤其是主要成员国的民众60%以上不愿意持有欧元的态度，这将使欧元面临崩溃的风险。一方面是德国作用突出。德国经济已经明显率先优于欧元区经济复苏，尤其是德国出口增长局面，这与年内的日元升值具有关联，是美元一箭双雕的重要对策。实际上日元升值是在帮德国摆脱经济僵局，给予德国出口竞争力，从而推进德国出口大国地位恢复。而此时国际舆论对于人民币升值预期日趋高涨，这些表面现象和组合因素表明的美元战略已经十分清楚，即美国和日本货币合谋帮助德国，最终是推进全球化和打击区域化，美元和美国舆论合力打击人民币出口竞争力，扶持德国恢复出口大国地位，既可以提携德国摆脱欧元区，又可以制衡我国竞争力。可以说美国是一箭双雕的多元化战略组合。当前欧元区的合作态势十分严重，3年多新型金融危机使得英国彻底不加入欧元区，德国出现退出欧元区的意识，以及更多欧元区国家意见对立和矛盾分歧扩大。去年至今的冰岛、希腊以及爱尔兰问题的接二连三，并非是简单的欧洲和欧元区独特问题所在，而是一种规划性和针对性很强的市场进程，目标则是摧垮欧元。

理由三：时间已经临近危机的边缘。虽然至今美联储一直在量化宽松舆论中调整，但是美元利率的快速反转，甚至快速上升将难以抵挡，甚至将会快速呈现和超出预期，高利率时代的快速来临必将导致金融市场措手不及，欧元更加难以驾驭，失控风险将导致欧元金融危机爆发。另一个时间点是欧洲自身原因。欧元区面对问题的政策协调将由僵局变为僵持，最终可能适得其反，所有国家将不得已开动各自印钞机发行原来的货币，进而导致欧元消失和崩溃的时间临近，双币并行的欧元区将必然导致欧元瓦解。

国际金融市场将呈新趋势

未来2011年的焦点在欧洲，而非北美。但是美元主线依然是全球金融市场的风向标。所有市场价格指标的参数在于美元汇率走向。综合分析预期，2011年国际金融市场将呈现新趋势。

趋势一：外汇市场美元贬值继续扩大。2011年国际金融市场继续以美元主线调整为风向标，美元整体政策将会继续以贬值面对全球金融市场。美元贬值将会是全球汇率基点和价格基础调整的关键指标。外汇市场美元指数将会出现90点高位和70点低位的巨大反差走势，美元将会分阶段有周期的升值或贬值，快速和灵活是美元走向的焦点，美元贬值周期和速度将长而快，美元升值阶段将短期或暂时性灵活调节。预计美元兑欧元汇率区间将在1.15-1.5美元之间，甚至有1.6美元的可能，这种价格并非是欧元有投资魅力，相反未来市场将积淀和累积欧元崩溃的速度与程度。我国人民币将面临两难趋势，人民币贬值可能将明显，价格水平的双向走势和弹性将扩大，汇率区间在6.5-7.2元之间。

趋势二：黄金市场或延续高涨走势。2011年的国际黄金市场将继续前两年的高涨趋势，黄金价格上涨幅度依然有可能达到20%以上的水平，价格指标将会从2010年高位的1400美元上涨到2011年1700美元左右。黄金价格上涨趋势的动力在于市场流动性的基础，货币政策转变的心理追逐，尤其是全球高通胀预警和政策效应紧缩等带来的紧张和恐慌性，这都将可能推进黄金价格继续上涨。预计全年黄金价格回落调整也将存在较大空间，尤其是2010年的黄金价格回调不足，价格技术性修正紧迫，进而将直接导致2011年黄金价格的下跌性趋势空间扩大，预计国际黄金价格指标下跌到1100美元左右，跌破1000美元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但幅度和时间有限，短暂修复突出。

篇9

（悉尼大学商学院，悉尼 2008）

（School of Business，University of Sydney，Sydney 2008，Australia）

摘要： 国际金融危机的频繁爆发对世界各国与相关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造成了巨大的负面影响，因此国际金融治理的实施与推进不断获得各国高度的关注与重视，积极参与国际金融治理不仅是中国完善自身金融监管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作为正在发展中的地区性大国应有的责任与义务。在国际金融治理全面开展的大背景下，中国应该充分发挥自身所具有的比较优势，为自身金融领域的可持续发展与全球金融架构的良性构筑提供有力的支持，进而为全球金融秩序的稳健发展发挥促进作用。

Abstract: The frequent outbreak of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risis has caused tremendous negative impact on politics, economy and culture in all related countries and areas in the world. Therefore the implementation and promotion of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management has been paid growing international concern and attention. To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management is not only an important means for China to perfect its own financial supervision, but also is the responsibility and duty of China as a developing regional power.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management, China should give full play to the comparative advantage in order to provide powerful support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its finance and the benign construction of global financial architecture, and thus promoting the steady development of the global financial order.

关键词 ： 中国；国际金融治理；战略分析

Key words: China；international financial management；strategic analysis

中图分类号：F8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5）02-0125-03

0 引言

国际金融危机在全球范围内的蔓延与扩散，扰乱了全球的金融秩序，并给国际金融的平稳发展造成了负面影响。作为国际社会的重要成员，中国需要在国际金融危机的治理中充分发挥自身作用，从而提高自身在国际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中的地位与竞争力，同时推动国际金融秩序与全球经济的良性发展。基于此，中国首先需要明确自身在参与国际金融治理中的角色定位，进而依据角色定位积极采取有效的措施对金融危机治理进行针对性的考察与应对，并形成具有灵活性与前瞻性的战略手段。

1 中国在国际金融治理中的角色定位

就制度的角度而言，“合作者”就是指由于体系中存在合作的需要和可能使得行为者为了回应或预期其他行为体的偏好以调整自己行为的身份定位。而从文化的角度来看，中国的传统文化历来强调“和合”与“合作”，并且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历史也印证了中国是一个“亲仁善邻”、“协和万邦”的国家。因此，中国给予其传统文化的主张与内质，需要积极参与到国际金融治理中来。

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三十多年的时期内，中国自发地与国际体系接轨，并积极参与各种国际金融机制、组织或机构，目的在于主动融入国际金融格局的进程，其参与不仅使世界各国认识到中国追求和谐、提倡共荣的文化内质，同时也为国际金融秩序的稳定与全球经济的良性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支持。中国通过主动和适时地参与相关国际金融机制和组织机构中，就金融运行的原则、程序、话语权分配、策略实施等与发达国家及发展中国家进行协调与磋商，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将这些机制中不平等与不完善的弊端进行了改善，并针对预防及应对这些弊端引发的金融危机提出了自己的间接以及对策措施。从严格意义上来讲，中国在国际金融治理中，是一个合格的合作者，也就是说，中国参与国际金融危机治理是以磋商达成共识、协调促进共享、合作促进治理、治理实现均衡为目标，以发挥建设性作用的“合作者”身份来制定决策、采取措施、实施行为的。基于此，中国积极参与到国际金融治理中，理应受到世界各国的接受与欢迎，同时中国也应该保持追求和谐与主张共荣的文化内涵，积极投身于国际金融治理中，并将自身的力量充分发挥出来。

2 中国参与国际金融治理的重要手段

2.1 促进跨国信息共享体系与联合监管机制的构建

现阶段，全球经济、金融发展依然处于秩序紊乱状态，究其原因是全球治理与金融监管的不完善与不健全，而这种不完善与不健全也是金融风险与金融危机的诱发因子与助长因素，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世界经济的稳健增长受到不良影响。因此，对国际金融秩序进行一定的改革，有利于在新的环境与基础上构建可行、合理、科学的国际金融监管机制，进而提高过金融秩序的规范性。

在此过程中，中国需要提升国际金融市场的监管水平。首先，中国需要将自身的信息公开披露体系进行完善，将信息获取与运用的不对称问题进行彻底的解决与消除。并保证新的国际货币体系的相关机构与组织必须定期公布国际金融市场的监测信息，同时需要建立健全有效的危机、风险预警机制与监控调节机制，对本国的经济、金融及货币的调整，需要严格依据市场的动态变化进行，并在此过程中对世界各国进行合理与适时的引导。其次，中国需要对国际流动资本的管理与流动进行加强与巩固。现阶段，国际金融自由化的趋势逐渐凸显出来，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允许国际投机资本没有规则地流动，中国需要发挥自身力量加强对国际市场资本自由流动的监管与控制，避免其引发金融风险与金融动荡，并以规范的方式实现资源的最优化配置，对国际短期投机资本的不良发展进行防范与合理的打击。除此之外，中国要推进跨国性金融机构的统一系统监管模式的形成。只有形成全球范围内针对国际游资大规模流动的统一监管、协调组织机制，并制定出针对风险投资、对冲基金等金融创新产品与工具的管控与治理架构，才能避免大型国际游资引发的金融危机，因此中国还需要通过磋商，对国际金融衍生品市场的跨国监控协作进行强化，进而对金融危机进行有效的规避与科学的治理。

2.2 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制度转型与决策改变

现阶段，国际货币、金融领域的话语权与规则制定权主要受少数西方发达国家的掌控，并且发展中国家与新兴国家的代表性与发言权的不到充分的尊重，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权益保障根本无从谈起。基于此，中国需要发挥自身在国际金融治理中的重要作用，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制度的转型与决策改变，并积极提供支持力量维护全球金融秩序的稳定，从而对世界各国起到示范作用。

对于国际货币金融组织的更新及转型，中国需要积极发挥自身作用，对其进行科学而有效地促进与推动。首先，中国需要促进国际货币金融组织的普遍性与透明性，尤其需要推动加快在国际范围内影响力较强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决策机制的改造，进而将其中不公平、不透明的行为进行改善。其次，中国需要推动提款权制度的更新与改革，提出将特别提款权的使用范围进行扩大，并将其作为国际支付与储备的主要补充手段的实施对策，如此可以对国际储备货币汇率发生大幅波动带来的金融风险与金融动荡进行有效的规避，进而可以从整体上对货币金融体系的稳定运行提供维持作用。再次，中国必须推动IMF在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中发挥稳定作用的功能发挥，引导成员国将货币金融政策的透明度与普遍性提高，并以实现金融稳健度提高为目的，积极推动双边与多边监督，而对金融资本来源与组织结构的合理调整，可以与全球货币体系的可持续发展相适应。除此之外，中国需要提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决策运行改革的建议，对IMF的股份比例及组织人事安排的调整提出合理化意见，进而可以提高其适应性与科学性，并要求提高发展中国家与新兴国家的发言权与代表性，以此抵制一些少数发达国家对于投票与决策的垄断局面。

2.3 调整人民币汇率机制安排

要想将国际套利资本引起的汇率风险从根本上降低，就必须采取稳定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汇率政策。自从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以后，浮动汇率制和钉住汇率制的实施成为世界各国争先实施的应对措施，其中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与新兴国家以美元、欧元或自选货币篮子为钉住目标。然而，随着国际金融自由化与一体化的不断深化与金融危机频繁爆发，汇率政策与制度成为世界各国逐渐关注与重视的重要问题。

对于在国际金融治理中发挥“合作者”角色的中国来说，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下，需要对人民币的汇率形成机制的可行性与科学性提起足够的关注与重视，因此需要对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的选择与制定作出有效的更新与改革。就目前来看，人民币汇率制度中最大的弊端在于其弹性较低，长此以往，其波动必然会变得越来越僵化，如此不仅会导致中国自身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受到严重损害，对于中国未来金融的安全及稳定也是一个比较严重的隐患。对此，中国需要制定并实施有效的措施，对人民币汇率机制的安排进行合理而科学的调整。首先，中国需要将单纯依靠外汇市场供求变化的被动确定人民币基准汇率的方法进行彻底地改变，取而代之的是依照宏观经济的运行状况与调控目标进行确定，并在这个基础之上，依据内外部市场的需求变化对整体性汇率政策进行制定。而将人民币汇率波动幅度进行适当的放松可以提高市场交易主体的自由性，从而使其可以依据相关信号及时作出应对措施的制定与实施，进而使其能够较为真实地对市场供需关系的消长变化进行准确的描述。其次，中国需要将银行间外汇市场交易主体最高特汇规模的限制进行适当的放宽，目的在于提高其头寸限额的弹性，如此可以提高其运作活动与行为的主动性与灵活性。除此之外，对于中央银行对人民币汇率的调控与管理需要进行加强与巩固，提高其管控的力度与效果，进而使其可以充分运用汇率政策、外汇管理政策及利率政策的功能。

2.4 提高人民币的区域化及国际化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受金融危机的损害与打击，中国采取了各项措施与策略对其进行应对，以保证国内经济的平稳、可持续发展，其中包括产业振兴计划、亚洲货币互换基金等，这些措施的实施受到了良好的效果，并在一定程度上对金融危机起到了抵制作用，使得自身与相邻国家与地区遭受金融危机带来的负面影响大大减少。区域货币统一体系构建与重塑中最具可行性与科学性的行为就是提高人民币的区域化及国际化，其中需要注意的是，提高人民币区域化与国际化的最终目的在于接收国际社会的广泛接收与认可，并且可以将计价单位、交换媒介与价值储藏这三大国际货币功能充分发挥出来，并非是重复性地搞一国垄断货币体系规则制定与运作来寻求货币领域的霸权地位。现如今，金融动荡与金融危机频繁爆发，并且对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造成了严重的损害与不利影响，在这种大背景之下，中国需要加快区域货币合作与协调的步伐。

基于此，中国首先需要在国内范围内开展人民币跨境结算试点，并将人民币的发债规模与种类进行实质性的扩大，从而形成集聚效应，并将这种效应的最大化功能充分发挥出来。在区域之内，为了对金融危机的蔓延与扩散进行防范与抵制，中国需要推行人民币与其他国家货币互换，如顺利推动清迈协议的实施与监理亚洲共同货币基金的设想等，均收到了良好的效果。而对于人民币区域化与国际化提高的战略步骤，中国需要注意以下几点：首先，中国需要将其金融环境进行实质性的改变与优化，目的在于为人民币的区域化与国际化打下坚实的基础。就目前来看，中国自身的国内金融环境依然存在不够完善的地方。目前中国自身的银行体系建设存在不完备的地方，重要国有商业银行的运营水平依然有待提高，并且不良货款比率以及资本充足率等状况依然不能与国际的通行标准相适应，同时与之相对应的金融监管与管理也存在诸多问题与弊端，并且这些问题与弊端的分析、判断与监控得不到有效的改善与管理。其次，中国需要推动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的自由兑换，并对这种措施的实施提供制度保障，以保证其得到循序渐进的实施效果。就目前来看，中国自身金融体系依然存在不完善的问题，导致其对外部风险及危机的应对能力较低，这就致使人民币的自由兑换在短时间内无法完成。因此，中国需要对境外的直接投资领域提起足够的重视与关注，并在这个领域对中国境内的大中小型企业、机构等对外直接投资的限制进行进一步的放宽，允许其将自身的海外业务进行扩宽，从而将各方面的竞争力进行提升。另一方面，中国需要高度重视证券、期货等投资类领域，在这一领域需要对境外的投资者对我国股权类投资的限制进行合理的放宽，并且需要对国内企业及其他组织结构对境外证券市场的针对性投资进行适当的鼓励，同时还需要将信誉良好的境外机构取得合格资质的限制进行放松，进而实现中国内证券市场的开放进程的平稳加快。

3 结论

随着国际金融自由化与一体化的不断深化与金融危机频发爆发，国际金融治理的开展与实施已成为势不可挡的趋势。为了使国内经济获得平稳、可持续的发展，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推进全球金融秩序的规范与稳定，中国需要本着追求和谐、提倡共荣的文化本质，积极参与到国际金融治理中来，并积极发挥自身力量，结合当前国际经济形势及自身经济的实际发展情况，制定并实施一系列的有效对策，为规避金融危机带来的风险及推动全球经济的稳健发展提供有力的基础支持。

参考文献：

[1]崔志楠，邢悦.从“G7时代”到“G20时代”——国际金融治理机制的变迁[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01：134-154，159.

[2]王信.金砖四国国际金融实力提升对国际金融及其治理的影响[J].国际经济评论，2011，01：5，94-108.

[3]李巍.金砖机制与国际金融治理改革[J].国际观察，2013，01：33-40.

篇10

全球金融危机使世界各国清醒地认识到,只有立足全球经济发展和金融稳定的大局、切实加强货币政策国际的协调、共同承担风险,才有可能度过难关,实现全球经济的复苏和恢复国际金融秩序的稳定,这是世界各国共同利益的根本所在。但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各国在货币政策协调上存在着巨大的分歧,应对金融危机的协调与人们的期望值相差甚远,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独立的矛盾也进一步显现出来。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仍未缓解和全球经济形势变数增多的情况下,如何处理好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的关系、把握货币政策的导向和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依然是世界各国面临的问题。

一、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的博弈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各国为应对金融危机的持续蔓延和深化,加大了经济、金融领域国际协调的力度,拓宽了协调与合作的范围。然而,在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面前,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博弈相碰撞现象的存在,是客观现实的反映。

2008年11月和今年4月的G20伦敦峰会上,国际社会就加强国际协调共同应对金融危机、反对贸易保护主义、进一步提高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投票权和发言权达成共识。同时,中国提出的各国共同承担责任应对金融危机,以及解决全球经济发展的失衡问题,保证发展中国家充分享受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得到普遍认同。因此,从世界各国共同利益层面看,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和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过程中,各国利益与权益的平衡,需要通过国际协调来实现。然而,在现实国际经济与金融环境下,由于西方一些国家的国家利益被无限“放大”,各种关乎国家利益的重大分歧难以调和时,国际协调的难度进一步加大,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国际协调的有效性,形成了国际协调同国家利益博弈的碰撞。不可否认,全球金融危机的蔓延,在客观上给世界各国经济与金融带来了严重的冲击,每一个国家的国家利益都受到伤害。在金融危机加剧和经济衰退预期加重背景下,采取适度的措施和手段应对并不为“过”,也十分必要。但另一方面,如果是在国家利益对抗性竞争中运用转移危机的政策手段,在损害他国的前提下推行具有强烈保护主义色彩的金融货币政策,就另当别论了。

按照博弈论(GameTheory)理论的核心内容,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环境下各国货币政策的选择是各国不同利益的博弈,同时也是在国际协调与合作下参与国际事务中各国共同利益的博弈行为。国际协调与合作是为了实现世界各国共同利益,而国家利益的博弈反映的是国家核心利益不受到伤害。从当前不同货币政策取向和摩擦引发的国家间利益博弈现象看,如果不同货币政策博弈波动面扩大,只顾及国家利益至上而不考虑世界各国共同利益,国际协调的难度就会越来越大,国际社会非均衡局面也会进一步扩大。由此,当前有关国家货币政策的主流导向引发的一些问题值得认真思考。

当然,从博弈论的观点出发,在金融危机情形下的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博弈的碰撞,并非金融危机特定的产物,其发轫的内在根源在于世界各国在通过相互协调与合作过程中为国家利益的实现而产生的普遍现象,体现的是国家利益与世界各国共同利益的深层次关系。因此,在国际社会中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博弈的碰撞不仅由来已久,而且将永远存下去。

自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全面爆发后,美联储便开始了直接购买商业票据的货币政策操作,并将其债权转给美国财政部,再由财政部以减免企业债务的形式,向这些企业和金融机构注资入股。由此可见,美国“救市”计划的部分是依靠货币和财政政策的联合行动,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减免票据、券债等债务的形式推行“救市”计划。特别是继2009年3月18日美联储宣布购买3000亿美元的长期国债和1.25万亿美元的抵押贷款证券后,3月23日美国又推出银行“解毒”计划,以处理金融机构的“有毒资产”问题,其目的均是为了进一步释放流动性,货币政策的重心向“定量宽松”政策倾斜。美联储陆续出台回购国债和回购“有毒资产”的非常规货币政策的同时,欧洲央行、英国央行、日本央行等西方央行自行实施的购买公司债货币政策也已相继出台,由此美国等西方国家货币政策的重心向“定量宽松”政策倾斜更加明显。美国等西方国家“定量宽松”货币政策,是通过扩大货币的发行量大规模增加对资本市场货币的供应,以及维持金融业表面的稳定和流动性,是典型的“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的体现。这一货币政策的核心——即为缓解货币市场流动性紧缩“有限度”地对货币的发行“松绑”,增加货币市场上的货币供应量,扩充资本市场规模,加大流动性;政策的导向是在金融与经济双重危机情况下,通过货币政策手段“激活”资本市场,并以此带动实体经济的恢复;政策的实质是所谓“定量宽松”,就是货币当局“开闸放水”,开动印钞机大量发行货币的一种借口,2009年以来美国等西方国家借用“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的说辞来印钞票购买国债行为的实质,正是这一货币政策最核心内容的体现。因此,“定量宽松”货币政策被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是货币当局采取的一种“保护主义”政策,与贸易保护主义的性质有相近之处,同属于经济领域的“保护主义”,体现的是国家核心利益,而不是世界经济与国际金融全局理念。

“定量宽松”货币政策,通常是在经济和金融状况恶化、降息空间没有余地的情况下,利率调节难以发挥显著作用时推行的一种政策。今年以来,西方各国通过购买各种债券,向货币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的干预方式与前期利率杠杆的“传统手段”不同,是货币政策的“非传统手段”。经济学界普遍认为,当前西方国家的“定量宽松”政策是在前期“传统手段”效果不显著,甚至“失灵”的特殊条件下“极端”的选择。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欧洲、日本等西方国家陷入了实质性的全面危机,连续降息的宏观经济调控“传统手段”一度被西方各国频繁使用,但不仅至今效果仍不显著,而且降息的空间已经微乎其微了,降息这一宏观经济调控“传统手段”已然使用殆尽。因此,利率杠杆的“传统手段”在用尽后,西方各国政策的选择余地越来越少,在极度困难的情况下西方推行的“定量宽松”货币政策自然浮出“水面”,被多数专家和学者定论为当前西方经济与金融环境的产物。由此,一方面表明不仅当前西方经济与金融恶化状况仍未改善,而且目前可选择的刺激经济和活跃市场的“良药”已经不多,一旦连“定量宽松”政策都难以奏效,达不到政策目标,西方国家经济与金融形势将何去何从令人担忧;另一方面表明当前西方国家经济与金融政策并非协调一致,“定量宽松”政策只是西方各国根据各自的现实经济与金融状况采取的中短期行为,一旦形势发生新的变化西方各国经济与金融政策上的“摇摆性”将进一步体现,经济与金融政策的导向将有可能“迷失方向”,西方国家将如何协调经济与金融政策,能否在政策上达成共识令人怀疑。

在当前全球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尚未见底的情况下,西方国家经济刺激计划中的金融政策以及“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的出台,内容和性质具有一定的针对性和较强的保护行为的操作性,最为核心和耐人寻味的是国家利益博弈的政策取向。另外,如果美国等西方国家不适度掌握货币的投放量,极有可能会“培育”出新的资产“泡沫”,并引发新的类似于通胀、货币和信贷危机。事实上,美国等西方国家金融危机的蔓延过程更像是不断“转嫁”危机的过程。相继出台的一系列救市方案和政策手段,既有“转嫁”危机的贸易保护主义色彩,又有货币政策上不负责任的放任货币贬值的嫌疑,是国家利益至上理念的充分体现,与世界各国不断开展的国际合作背道而驰。从经济学的博弈论(也称为对策论)含义看,不同政策的出台是带有一定的对抗性,在现实经济生活不同政策的博弈无处不在。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应对金融危机不同货币政策的博弈,在当前金融危机的环境下经济领域的博弈更为盛行,其中西方“定量宽松”货币政策倾向,就是经济学博弈论的典型理念,在国际社会引起强烈反响。由此可见,尽管全球性金融危机超越了国家范畴,国际协调的加强显得更加必要,但在共同应对金融危机的国际协调中,由于牵扯到各方利益问题以及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的博弈和碰撞在现实国际社会中表现得更为突出。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的博弈和碰撞,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下将如何演变和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国际金融与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如果国际金融与经济形势继续恶化,特别是如果西方国家迟迟不能从危机中摆脱出来,西方国家将有可能进一步扩大金融与货币政策保护主义的范畴,加大国家利益博弈的政策力度,由此在全球范围的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的博弈和碰撞将更加激烈,甚至有可能在国际金融危机进一步深化的情况下“升级”。

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的博弈和碰撞,是贯穿于国际社会各个领域的普遍性和综合性现象,是较为隐性和富有弹性的范畴,需要从国际协调与国家利益的各个角度去加以思考,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经济关系进行更深层次的揭示。因此,既要反对国家利益的无限“膨胀”和利益上的患得患失,实现世界各国共同利益,又要最大限度地维护本国利益,这是当下世界各国不可回避的重要选择。

二、不同货币政策下国家利益的博弈

与此同时,同样是应对金融危机和刺激经济的货币政策,却有着截然不同的性质,当前西方“定量宽松”货币政策与中国“适度宽松”货币政策,不仅在实质上有着本质的区别,而且也是国家利益博弈战略不同货币政策的选择和取向。

“定量宽松”货币政策与“适度宽松”货币政策最大的区别在于四个方面的不同。一是实质上的不同。“定量宽松”货币政策是货币当局针对市场流动性萎缩注入的一剂“强心剂”,是应对经济和金融危机过程中任何举措都难以发挥作用的无奈之举,所谓的“定量”是发行货币的“定量”,货币发行的变量是依据货币的发行能否缓解危机的恶化,而不考虑潜在通胀的风险;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是从宏观调控的货币政策角度适度增加货币供应量,是扩大消费,为经济的复苏注入活力,力度的调整是可控的,货币供应的变量是依据市场的发展变化而定的,适时把握潜在通胀风险的因素。二是政策导向的不同。“定量宽松”政策是货币当局通过印钞票扩大市场投放量,政策的导向是加速货币贬值,货币的发行量如果大幅度高于商品流通所需要的数量,货币的贬值在一定的期间内将难以控制;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导向是,推动货币信贷的积极性和消除货币投放存在的障碍,从而促使加快货币投放的规模和速度,并从银行自有资金或财政收入中拿出适量的资金有计划地向市场注入资金。三是最终效果的不同。“定量宽松”政策最终效果的侧重点往往体现为经济的“虚拟”扩展,对实体经济的作用并不大,缺乏持久性;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最终效果的侧重点是体现在实体经济,具有较强大长期性和稳定性。四是潜在风险程度的不同。“定量宽松”政策潜在的风险体现在货币市场货币供给大于货币实际需求,必然导致货币市值或购买力下降,风险的性质是社会总需求大于社会总供给的通胀风险,其潜在的风险有可能在全球范围扩散;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虽然也存在着潜在的通胀风险,在财政方面通常表现为财政收入下降和财政支出上升同时出现,在银行方面通常表现为信贷投放增长过快,但在通胀下行趋势已经确立和财政积累充分的情况下,只要政策力度适当和灵活调控其通胀风险相对较小。因此,当前西方国家盛行的“定量宽松”政策是一种不负责任的短期行为,而现阶段,中国采取的“适度宽松”政策与“定量宽松”政策有着实质性的区别,这种不同性质货币政策的博弈将有可能延续一段时间。

由此可见,在全球金融危机和西方经济状况持续恶化的环境下,不同货币政策的博弈关,最大限度地维护国家利益和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是当前各国面临的、不可回避的新问题。因此,处理好国际协调与合作同国家利益的关系,维护本国利益的同时加强必要的国际协调,不仅是国际社会和世界各国利益的诉求,也各国利益的所在。从国际关系的角度看,国际协调与合作同国家利益存在着相同的利益对立与依存关系,国际社会中的每个国家利益主体与共同利益都离不开双方的存在与合作,共同利益是通过国际协调与合作实现的,也是通过博弈来完成的。特别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各国之间的经济、金融相互依赖程度进一步深化的情况下,经济、金融领域相互协调、合作与日俱增。人们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事实,没有广泛的国际协调与合作就不可能创造出最大限度的价值,世界各国在追求和实现国家利益的同时,必须学会从全球整体角度审视国际协调与合作同国家利益的关系问题,维护国家与人类的共同利益。

三、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博弈

两次G20伦敦峰会提出,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国际金融机构体制,使它们符合世界经济发展现状并加大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发言权。这一观点的提出,使改革当前国际金融机构体制的呼声再次高涨。而回顾以往的历史,每次重大的国际经济、金融危机的发生,必然酝酿着国际经济、金融的重大变革,导致国际经济、金融体系和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甚至是重组。

2009年4月初召开的G20伦敦峰会上,各国承诺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增加5000亿美元的“可贷资金”,这一方面是为共同应对金融危机采取的举措,另一方面是为今后推动IMF特别提款权(SDR)构成进行改造的重要步骤。G20伦敦峰会前夕,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提出的在IMF现有的SDR基础上构建“超国际储备货币”的建议,一方面是针对西方“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的回应,另一方面也包括了对IMF现有SDR改造的构想。与此同时,G20伦敦峰会上中国承诺向IMF增资,这是中国为实现与国际金融机构建立良性互动的体现,也是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博弈的体现。

当前,国际经济、金融正经历着全面危机,对于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国际社会普遍给予了极大的关注,而提高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发言权和地位成为改革的焦点。但美国、欧元区与新兴市场国家也必将在救市的风险和成本分担,刺激经济增长的货币政策,以及国际金融机构体制变革等方面展开激烈的博弈。

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必然要涉及各方利益,并触动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在国际金融领域的主导地位。因此,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争论也逐渐演化成国际间的博弈。另外,从当代国际金融体系的建立及其演变过程看,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内容和方向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依赖经济和金融的实力,换句话说,谁拥有强大的经济和金融实力,谁就拥有更多的发言权,甚至左右改革的方向,并主宰国际金融体系。正是基于上述的现实情况,当前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博弈主要体现在三种力量和三个方面的较量:一是长期主导国际金融体系的美欧发达国家内部的权利和利益分配的博弈;二是已经崛起的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要求改变现状和维持原有秩序不变的博弈;三是在国际协调中各种力量平分秋色的博弈。事实上,由于各国国情有所不同,金融危机带来冲击也各不相同,因此,对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关注点也不尽相同。如美国就对现行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相对“冷漠”,美国最关注的是如何推动各国进一步联手扩大市场资金投入以刺激经济复苏,而并非金融体系的改革;德、法等欧洲各国与美国不同的是,他们较为热心于国际金融体系和全球经济结构的改革,强调加强金融监管,对国际金融体系中美国方式的自由资本主义模式进行全面改革;中国、巴西、印度、俄罗斯等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国家,则对提高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发言权和地位、改善国际金融和经济环境、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刺激经济恢复等现实问题更为关注。

国际金融体制改革取决于主要大国相对实力的变化。而在现有国际经济、金融格局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的前提下,特别是美国经济及其对金融市场的影响力没有失去的情况下,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仍将面临重重困难。回顾历史,自二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以来,国际金融领域也曾有过多次改革,但都是修修补补或是改良,并未触动体系的根基。与此同时,国际金融领域不止一次因各种原因爆发金融危机,令世界各国都深受其害——西方国家并没有因资本主义优越性而摆脱繁荣与衰退轮回的“宿命”,也没有因主导国际金融体系而避免金融动荡,相反,金融领域却问题成堆,甚至到了难以维持的境地。而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也没有因西方体制下的金融秩序而置身度外免于冲击,相反却一次次受到伤害。其实,国际金融体系中的问题很早就曾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尤其是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更是引起了有关国家和地区以及国际金融机构的重视,并多次呼吁对现有国际金融体系进行全面的改革,但西方国家却反应冷漠,直到此次全球金融危机,西方国家受到重创,才真正感受到现有国际金融体系弊端的严重性和改革的迫切性,改革也终于被提上议事日程。但是,要进行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就离不开对国际金融权利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中发言权和地位的调整和整合,就必然要改变维持了半个多世纪的不合理与不协调状况,这无疑会触及到各方的实际利益,困难可想而知。正因如此,尽管目前有关国际金融会议和有关国家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发言权和地位需要进行调整已达成共识,但可以预见,未来一旦改革进入实际性的操作阶段,各种力量在权利和利益分配上的博弈将会更加激烈。

目前,国际金融体系改革遇到的难点依然是解决失衡问题,其中包括两个重要方面。

一是全球经济、金融失衡。全球经济、金融失衡是一种常态,这种失衡的主要表现就是各国国际收支出现不平衡。一个有效的国际金融体系必须解决的问题就是,当国际收支出现根本性不平衡时,调整责任的认定及调整责任的分配。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乃至“牙买加体系”之下,调整责任都是由不平衡的双方国家共同承担的。不同之处在于,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国作为不平衡的一方,经常实质性地承担了部分调整责任,到了“牙买加体系”时,美国就从来没有承担过这种责任。

二是国际金融体系中发言权与地位分配失衡。在现有的全球经济、金融管理机构中,特别是作为国际金融体系重要管理机构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里,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的意见始终得不到尊重,利益也未能得到公平的体现,导致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在历次金融危机中处于极为被动的境地,甚至不得不任由发达国家“摆布”,或者在国际金融机构“援助”条款中接受苛刻的附加条件。因此,目前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中,新兴与发展中经济体希望建立一个以民主原则为基础的金融体系,通过增加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分量,改善国际金融体系中发言权与地位分配长期失衡状况。

另外,还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当前金融自由化和金融产品过度创新增大了金融风险,使金融体系出现了更多新的不稳定因素。各国政府在进一步完善本国金融管制、维持金融秩序稳定的同时,也必须加强国际合作与协调调整,推动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因此,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应该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各国的协调与合作需要找到一个各国利益的平衡点,使国际金融体系的重新构成相对合理,而不是一味强调谁来主宰国际金融体系。

四、我国货币政策的导向与责任

在国际经济与金融关系领域中,国家利益博弈战略的选择成为当前国际经济关系的重要特征之一,需要有清醒的认识和积极应对的能力,否则就有可能成为国家利益博弈竞争中的牺牲品。当前金融危机的不断蔓延和对实体经济的冲击,既有全球性危机的性质也有国家安全与利益范畴的现实,应对金融危机政策选择上的国家利益博弈在国际间已然浮出“水面”。

对拥有超过2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的中国来说,由于外汇资产储备几乎都是西方主要货币为单位的债券和资金,甚至还在继续增加,风险自然大于其他经济体。目前,中国仅持有美国证券类资产金额就已然超过1.2万亿美元,其他西方国家的证券类资产金额也有一定的规模。中国庞大的外汇储备是客观现实,但并不等于没有回旋的余地,中国将如何应对西方风险“转嫁”带来的冲击,适时选择中国长远国际金融战略,无疑是最现实的挑战。鉴于当前西方“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的推行与西方货币的泛滥,中国货币当局正处于安全与收益之间权衡的两难选择。如何从外汇储备的存量、流量管理和构成三个层面摆脱困境,既保证外汇资产储备的安全,又可通过购买西方国家债券获得较好的收益,需要从存量、流量管理和构成三个方面入手。其一,在外汇资产的存量上采取灵活的调整,保持存量的合理与适度;其二,由于我国金融市场的投机性“热钱”具有一定的隐蔽性,“热钱“的载体既多样化又很难监测,其规模和走向不明难以判断,增大了我国资本市场的不确定性,因此对外汇资产流量管理的力度亟待加强;其三,外汇资产储备构成的多样性、稳定性与灵活性之间的权衡选择需要多方论证。同时,我国的外汇储备战略应当与现实的国际经济与金融环境相适应,政策导向应主要体现在国家经济与金融安全领域,加强对西方国家经济与金融政策变化的评估和论证,最大限度地保障国家现实和长远利益。受西方“定量宽松”货币政策带来的输入性货币扩张和通胀的影响,以及我国现行的“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已在国内货币市场发挥作用,在目前国内市场上货币供应量相对充足的情况下,需要加强对输入性货币扩张和通胀以及自身潜在货币扩张和通胀风险的防范。因此,在现阶段需要适时调整“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的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