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哲学与文化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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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人民出版社，2005-2006：21.

⑥ 十七大报告.人民出版社，2007：18.

⑦ 十报告.人民出版社，2012：10.

⑧ 林海.程序公正：依法行政的积极追求.群众，2010.11：75.

⑨ 论语・阳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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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政治 宗教 伦理 道德

中图分类号：B561.24 文献标识码：A

1 政治与哲学

神权政治哲学本质上说是道德政治哲学的改变和发展，它极大地影响了中世纪政治活动的发展。从本源的角度来看，古罗马时期的道德政治哲学与中世纪的神权政治哲学也有着天然的联系。伦理信念拥有政治上的与个人的宗教及道德信仰上的两个来源，这一点反过来就说明了无论是道德政治哲学还是神权政治哲学最终都可以统一到伦理信念的下面去。

中世纪的政治活动缺乏独立存在意义，它只是神学的附属，为神学服务的，因此为了神学的需要，人们当时更多阐释的是政治活动的宗教伦理意义。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将新教改革对世俗活动的道德辩护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所产生的积极意义予以了淋漓尽致的展示，而正是这种展开也促使我们对宗教的伦理本质有了更深入的思考。韦伯认为，资本主义的精神是近代从西方宗教精神，加尔文新教伦理和神学的命题。因此，我们除了应该正确认识宗教的文化意义之外，还应该对其伦理意义有认识。著名社会学家涂尔干曾经指出，宗教是一种不依赖于个人的现象，体现出将人们共构一体的集体生活和社会行为。因此，宗教不是来自个人的内在心理需要和精神的表达，而是代表超越社会的个体，高于个人，不取决于个人在原始社会，集体的情绪和行为。这样的集体性就说明了宗教具有的普遍性、神圣性以及它的伦理性。

2 宗教与伦理

首先，从宗教的内容来看，宗教的教义并不是纯粹意义上的说教，而是能够产生相应的伦理思想。古代世界的宗教与政治功能是结合在同一个组织之中的，但随着基督教的出现，这种传统的模式在中世纪却消失了。当然也正是因为这样的消失，所以中世纪的宗教以及宗教教义有了独立性。

其次，从宗教的社会作用来看，宗教及其观念体系和伦理思想能在许多关键时刻影响社会变化的进程，并推动社会历史的发展。准确的说，正因为看到与道德伦理之间的内在联系，所以韦伯才明确的提出资本主义精神本身也是源自于西方近代的宗教精神的，也就是新教加尔文宗的伦理戒律和神学命题，并强调这是资本主义大发展的根源。新教改革的重要意义在于，通过改革新教伦理而使人们对的追求在内容上发生重大改变。韦伯指出：一种职业是否有用，也就是能否得到上帝的青睐，主要的衡量标准是道德标准，也就是说，必须根据它为社会所提供的财富的多少来衡量。不过，另一条最重要的标准就是私人获得利益的程度。在清教徒的心中，一切生活现象都是由上帝设定的，如果赐予某个选民获利的机会，那么他就抱有某种目的，所以虔诚的基督教徒应该服从上帝的召唤，尽可能地利用这天赐良机。在韦伯看来，“仅当财富诱使人无所事事，沉溺于罪恶的人生享乐时候，它在道德上是邪恶的；当人们打算为未来能够过上奢侈的日子并且没有任何焦虑的生活而去追求财富，这是不恰当的。当人们为了日后的穷奢极欲，高枕无忧的生活而追逐财富时，它才是不正当的。但是，如果人们通过自己在自己岗位上工作而赚到的财富，那么它就是正当的、道德的。

通过分析我们对的伦理意义形成进一步的理解。正是鉴于具有伦理方面的意义，所以，中世纪政治哲学家对政治对神学的依附关系的强调，包含着他们对政治活动具有宗教伦理追求的理解，包含着他们对政治活动依附于宗教伦理的理解。而政治活动被赋予了宗教伦理的意义之后，人们挖掘出来的是政治活动的神圣性。在神权政治哲学那里，宗教伦理要么是与世俗道德相对立的，要么是高于世俗道德的，这样一来他们认为他们所提倡的宗教道德是具有神性的，是能够起到规范世俗道德作用的，只有坚持这样的道德才能保证社会的和谐与安定。

3 以宗教伦理为中心的政治哲学

在《圣经》中，政治问题只是作为神学问题的边缘，而被附带提起。然而基督教的教义对于西方的政治哲学却有重大的意义，其意义就在于它引进了一整套全新的宗教伦理价值体系，受这种价值体系的影响，西方人的政治观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中世纪出现了以宗教伦理为观念主体的政治哲学。这种哲学的主要特点概括起来如下：

第一，由于主张“我的国不属于这世界”，因次，这种政治哲学表现出对世俗政治的疏远。在《圣经》里，面对死亡的耶稣平静地对门徒彼拉多说道：“我的国不属于这世界。”这句话是所有基督教徒面对国家和政治门事务都会说出的话，它反映了他们共同的政治心态，对世俗政治的疏远。基督教把人们的目光引向天国，由于天国即将来临，人们便对了人生有了态度，开始新的生活。基督教徒们将世俗世界视为他们精神旅程的一个客栈，在他们心中，他们只是这个世界的匆匆过客。很明显，他们对国家和政治不再有强烈的认同感，只是有限度的承认现实地国家而已。

第二，由于极力强调着“上帝的道德权威与人间的道德权威”，因而主张基督教徒有双重的忠诚。基督教是一神论，它的上帝是世界唯一的主人。《圣经》中，上帝创造一切，是世界的绝对主宰。上帝是善的根源，与神的道德权威相比较，人间的道德权威被降低到了次要的位置。基督教虽然承认国家有执行社会正义，抑制罪恶的神圣使命，但是它的起源是恶，它带有抹不掉的污点。在他们看来，人是具有原罪的，“原罪论”是它的基本理念。根据基督教的信仰，世俗国家的地位和作用被极大的贬低，它只是在教会之旁或者说是教会之下的一个负责比较低级事物的社会组织。也就是说，教会处于一个高层次的地位，而国家处于教会之下。

第三，为现代政治哲学的诞生打下了基础。一谈起基督教为主流的中世纪欧洲文化，总让人们认为是一种或主观唯心主义的“黑暗时代”。 但是作为中世纪的神权政治哲学很难逃避被这样解释的命运。当然现在这种解释被逐渐克服和修改。虽然中世纪的发展有黑暗的一面，但是也不都是中世纪文化思想的一切。相反的是，中世纪的基督教文化很大程度上对西方哲学、科学、法律、文学、艺术等文化领域的发展提供了可能和动力。人类历史救赎所达到的进步之说、个人人格尊严与超然价值之说、社会生产和人类灵魂关系的伦理道德之说等等，都为西方现代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铺下了基石，给人们的民主意识和社会监督的责任感确立了思想前提。

正是在信仰上帝之超然存在这一绝对观念的影响下，欧洲人在中世纪至高无上的教会权力解体后，形成了对世俗社会、国家、政治、思想观念以及文化现象的多元发展。基督教传统的形而上学超然上帝的观念，恰恰促成了欧洲乃至整个西方现实社会与政治的相对化、分权化和多元化的局面。

参考文献

[1] 欧阳英.构建和谐社会的政治哲学阐释[M].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

[2] [美]列奥・施特劳斯，等.政治哲学史[M].李天然，等译.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

[3] 柏拉图.理想国[M].商务印书馆，1986.

[4]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商务印书馆，1965.

[5] 唐士其.西方政治思想史[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6] 卓新平.宗教伦理[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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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推进工业化和市场话的过程中，市场经济利益的驱动下，部分企业只顾眼前从大自然中过度攫取的经济价值，忽视了生态系统具有的生态整体价值，造成了对生态系统的破坏。不顾自然规律，盲目地开发利用自然，造成水土流失、环境污染和物种灭绝等生态破坏现象举不胜举。恩格斯曾深刻地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人类在内在欲望的驱使和外在市场利益的驱动下，更要懂得发展虽离不开利用自然资源，但是开发利用需要保持在合理的“度”之内，需要遵循自然的客观规律，以免使自然发生恶的“质”变。

二、高中思想政治教育与生态整体价值

1.哲学价值观的导向作用

哲学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谈道，“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人们在认识各种事物呈现价值的基础上，抽象出价值的一般观念，就是我们常说的价值观。价值观对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即“价值观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重大的反作用，对人们的行为具有重要的驱动、制约和导向作用。价值观既然具有导向作用，如果人类认为自然资源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那么生态系统必然遭到破坏。反之，倘若人类以“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和保护自然”的生态整体价值观作为行动理念，那么生态系统将得到良性运转，于人类和万千物种将大有裨益。

2.教育应以合理的哲学价值观为导向

如果说劳动创造了人类，那么文化使得人类长足发展。文化理念的传承载体多样，主要当数教育。教育应当以确证价值观为导向，正确以否，其中一个标准是是否符合全人类的利益。生态整体价值观提倡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符合全人类利益的，因而我们的教育应以之为导向。高中思想政治教育作为教育的一个子集，是一门引导学生了解党的方针政策，培养学生树立正确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学科，更应担当起传播先进价值理念的重任。笔者认为，虽然当前高中思想政治教育（必修）的课程内容没有系统化讲述尊重自然和保护自然的价值理念，但是这种价值理念分散于必修生活四本书之中。在明晰生态具有整体价值的基础上，高中思想政治教育教材也提供了进行教学的内容。针对分散的与生态整体价值理念有关的教材内容，笔者想用系统思维梳理出有关遵循生态系统整体价值的内容，并力求将其建构成有内在联系的体系。

3.与生态整体价值相关的教材内容

以生态整体价值为取向，把四个板块中的相关内容整合在一起，首先需要厘清哲学与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关系。关于四者的关系，必修四《生活与哲学》中的一段论述已非常清晰的阐明，即“哲学属于思想文化的范畴，文化是经济和政治的反映。一定形态的经济和政治决定一定形态的文化，一定形态的文化又反作用于一定形态的经济和政治”。对此，必修3《文化生活》也有相关论述，即“经济、政治和文化是社会生活的三个基本领域。其中，经济是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文化是经济和政治的反映。一定的文化由一定的经济、政治所决定，又反作用于一定的政治、给予政治、经济以重大影响。先进的、健康的文化会促进社会的发展，落后的、腐朽的文化则会阻碍社会的发展”。笔者在此之上，将四者关系进一步阐述如下：必修一《经济生活》谈道，“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的经济就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通过价格的涨落、供求关系的变化和市场竞争来调节资源的配置。市场调节并不是至善至美的，市场调节有其固有的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的不足。在市场经济“无形的手”的指挥下，企业往往只重视经济利益，不重视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因此，需要国家政治力量的干预。当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强调的是利用国家的宏观调控来弥补市场调节的不足。既是宏观调控，就需要利用到除经济手段以外的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从这一层意义上来说，政治是一套规范市场良性运行的强制性力量。这就很自然地由谈市场经济过渡到必修二《政治生活》中有关政府的内容。必修二写道“我国政府是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是国家行政机关。其基本职能包括保障人民民主和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职能、组织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职能、组织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职能和提供社会公共服务的职能”。可以说，经济活动的规范需要法律约束下的政府权力的行使。政府权力的运行又可以涉及到《政治生活》中政府权力的行使和监督。相对于上述的经济和政治，人类全部精神活动及其产品就是文化。必修三《文化生活》对文化的定义是“文化是相对于经济、政治而言的人类全部精神活动及其产品。其中，既可包括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具有意识形态性质的部分，又包括自然科学和技术、语言和文字等非意识形态的部分”。根据这一定义，哲学价值观是文化的子集，要保护自然的生态价值，建设生态文明，就需要建设生态文化。

三、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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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现代政治 道德困境 罗尔斯

[中图分类号]B82-0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539（2016）05-0087-07

在西方政治哲学史上，自从马基雅维利开创现代政治哲学以来，道德与政治的关系问题逐渐凸显出来。以道德与政治的关系为线索探讨古典政治与现代政治的分野，有助于我们把握现代政治面临的道德困境问题。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我们试图澄清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中道德与政治的关系。

一、问题的提出

（一）古典政治VS现代政治

古希腊罗马政治哲学注重德性，苏格拉底提出“德性即知识”，柏拉图对此深信不疑。柏拉图关于国家的理论是一个理想的国家，而非现实的国家。《理想国》是智者的心声、学者的愿望，柏拉图把道德与政治看成同质的东西，达到一种理想的政治状态。柏拉图德性而王的政治思路把政治简化的不成其为政治了，表现了智者的空想性，是一种乌托邦。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哲学是关于城邦的伦理学与政治学。亚里士多德认为，城邦是人们培养德性的唯一领域，是人类共同体发展的最终目的。人的行为之目的是善，只有通过对德性的培养及实行，才能到达个人甚至城邦的善。城邦的善通过政体来实现，使公民成为有德性的人。从理论诉求看，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和政治学目的一致，政治学的目的是善，政治学接着伦理学，道德是政治的基础。

中世纪基督教政治哲学继承了古希腊罗马的政治哲学，并进行了改造。奥古斯丁给予柏拉图很高的评价，对基督教的“反政治性”揭示的淋漓尽致：其一，对现实政治的世俗追求进行批判，认为这是政治价值的堕落，提出“上帝之城”对抗“地上之城”；其二，奥古斯丁批判了追求德性的政治。奥古斯丁承认“德性”在塑造自我过程中的重要性，若沉湎于自我留恋，那就是邪恶。真正的社会共同体只存在于“上帝之城”，奥古斯丁把目光转向了基督。阿奎那与亚里士多德类似，认为有助于培养人们德性的政体是最好政体。阿奎那在基督教框架内克服了亚里士多德不符合基督教的地方，他放眼世界，认为真正的政治共同体是上帝之国。

可以看出，古典政治哲学对政治的理解并非立足现实，而是一种主观愿望，认为任何政治都受到某些更高的道德规范的引导。政治作为人的属性并不完美，没有摆脱更高阶道德规范的引导。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为了找到合理且现实的政治目标，探寻了最佳政体。奥古斯丁“上帝之城”与“地上之城”的区分，对人们的政治思想产生了很大影响。其实，“最佳政体”和“上帝之城”并非一种实际存在，而是一种脱离实际的乌托邦。

现代政治在反基督教中拉开序幕，现代政治哲学不再像古典政治哲学那样强调从道德的高度来评判政治，而是从现实维度来评判政治与各种道德追求，反对古典政治的德性。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提出“革命宣言”，标志着现代政治哲学的开端。他将一切超出政治的道德悬置起来，与政治划清界限来保持政治的自律性。政治完全是一个现实的世界，一个围绕权利斗争的世界，反对古典政治哲学对超政治的道德理想诉求。霍布斯的“自然状态”将政治去宗教化，依据自然哲学和公民哲学对宗教的起源与本质做出创造性阐释。马基雅维利和霍布斯都看到了基督教对政治的危害，他们的解决方案是将宗教世俗化和政治化。这一方案虽然消除了宗教与政治的外在冲突，却导致了政治内部的新冲突，即国家与个人、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之间的冲突。洛克和卢梭等哲学家继续沿着马基雅维利的路线对基督教进行批判，但他们的努力注定要失败。因为，宗教一旦被世俗化和政治化，就会丧失神圣性，从而也就丧失了对人的吸引力和约束力。

（二）现代政治的道德困境

现代政治哲学对古典政治哲学的质疑在于：古典政治哲学对政治的理解脱离实际，是一种主观的道德想象。现代政治哲学认为现实政治是一个必然王国，只有权力斗争才能获得政治权力，任何超政治的道德规范都应看做一种手段，不能看做目的。无论是强政治的古希腊，还是反政治的基督教，古典政治哲学对道德的依赖给现代政治造成了深刻影响，导致了现代政治与道德之间的不和谐，使得古典政治与现代政治在道德与政治关系上所持立场不同。

事实上，现代自由主义对政治的道德批判，来自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区分。由于包括宗教在内的道德善都是主观的，为了避免人与人之间因为善的分歧而产生政治分歧，自由主义者将政治“去道德化”，政治作为一种公共权力在道德选择中保持中立。在古代世界，这种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划分，甚至将政治视为道德的恶的看法从未有过。古典政治哲学家虽然对政治的看法存在分歧，但在关于道德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上立场却是一致的。现代政治与古典政治的根本不同在于，它力图与超政治的各种看法划清界限，从而切断政治与超政治的关联，确保政治的独立性。

现代政治哲学认为古典政治哲学对政治的理解并非立足现实，而是一种幻想。无论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所倡导的“最佳政体”，还是奥古斯丁关于“地上之城”与“上帝之城”的区分，古典政治哲学对政治的看法是，政治不应摆脱道德秩序的规范和引导。现代政治哲学为了消除基督教与世俗政治之间的对立与冲突，将政治同一切超政治的宗教和道德彻底分开，保持政治的自律性。当政治脱离了宗教、道德等的干预后，成了一个纯粹独立的领域。这种思路一方面使政治成了无关道德与宗教的公共权力，另一方面又将宗教与道德世俗化为一种纯粹的私人选择。于是，将政治同宗教与道德彻底分离就会面临一个新问题：一旦政治被去道德化，它就变成了一种纯粹的权力，甚至是霍布斯的“利维坦”；一旦政治被去道德化，政治的正当性基础也就无从谈起了。道德与政治之间的这种紧张关系，就是自马基雅维利以来现代政治哲学所面临的道德困境问题。

二、康德式路径

康德对现代政治哲学去道德化的政治不满，试图为现代政治哲学重新做出奠基。一方面，康德认为道德与政治二者一致。“道德作为我们应该据之以行动的无条件的命令法则的总体，其本身在客观意义上就已经是一种实践。在我们已经向这种义务概念承认了其权威之后还要说我们不能做到。那显然是荒谬的。因为那样的话，这个概念就从道德里面自行勾销了（超出能力之外，就没有人负有义务）。因而作为应用的权利学说的政治，与作为只是在理论上的这样一种权利学说的道德就不可能有任何争论（因而实践和理论就不可能有任何争论）。”这里，康德规定了道德的特征并点明主旨：道德与政治没有分歧。康德还引用《圣经》的教义来证明道德与政治不能共处于一项诫命之中。另一方面，康德区分了“政治的道德家”与“道德的政治家”，坚持做道德的政治家。一切妨碍永久和平的坏事都是由于政治的道德家从道德政治家结束的地方开始，当他以原则从属于目的的时候，就破坏了政治与道德相协调的目标。康德追求纯粹实践理性的王国，认为道德政治家不是让道德听命于政治，而是要政治智慧与道德共存。但康德所说的道德并非古典政治哲学中超政治的道德，而是属人世界的现实政治。

在《正义论》中，罗尔斯接受了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强调其正义论与康德的道德哲学一脉相承，作为公平正义的契约论是道德哲学的一部分。罗尔斯的正义论包括两部分：一是对原初状态及其选择问题做出解释；二是对一组被一致同意的原则给出论证。用于道德理论的“契约”一词暗含某种抽象，这种契约要接受某些道德原则。“作为公平的正义并非一种完全的契约论。显然，契约观念能被扩大到差不多完整的一个伦理学体系的选择，即扩大到包括所有德性原则而不仅包括正义原则体系的选择。”在《正义论》第三部分，罗尔斯认为一旦正义原则在社会制度之中实施，人们对于自身利益的关切可以发展成善良观念和道德原则。在西方哲学史上，人们的认识功能和实践功能分属于两个领域。罗尔斯把这两者看作是一致的，力求证明“合理性的善”的命题。这一命题沟通了他的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也是关于善的“弱理论”发展成为善的“强理论”的结果。证明这一命题是为了沟通正义原则和道德准则，正义观念和善观念的一致性。契约是原初状态中的一种协议选择，带有政治色彩，而罗尔斯的正义论是一种道德理论，这种道德理论是由政治契约推导而来。因而，早期罗尔斯认为道德与政治的关系隐含两种思路：第一，政治契约导出道德；第二，道德与政治合一。

显而易见，早期罗尔斯沿袭了康德的思路，他们都把道德与政治的关系从一个极端推向另一个极端。罗尔斯虽然讨论了稳定性问题，但并未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而稳定性问题实质上关乎现代政治的道德困境。后来，罗尔斯意识到面对现实的政治状况时，康德式的路线并不管用。其实，罗尔斯在批评功利主义时就重蹈了后者的覆辙：用理想的道德设计来建构现实的民主政治基础，这也是自柏拉图以来西方政治哲学的一贯理路。可是，现代政治文化中的民主政治设计已经突破了传统的道德政治化或政治道德化的思维模式，这种思维模式已经难以适应日趋理性化的现代民主政治，道德与政治的分界势在必然。

三、政治的界限

面对现代政治的道德困境，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另辟蹊径，给出了一种“中间路线”。这种方案首先界定了政治的界限，主要涉及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政治正义何以是一种独立的政治观念？第二，既然政治正义是一种独立的观念，那么政治领域及其界限是什么？这涉及两个领域的划分，其实，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我们将分开来谈。

其一，政治正义作为一种独立的政治观念。《政治自由主义》关注实际问题：一个因各种互不相容却合乎理性的宗教学说、哲学学说和道德学说而产生深刻分化的自由平等公民之稳定而公正的社会如何可能？这被称作“政治自由主义的诉求”。实际上，《政治自由主义》针对两个问题，一是关于良序社会的现实可能性，二是自由民主社会的正当性。《正义论》中的道德哲学是一种完备性学说，普遍的道德正义学说没有与严格的政治正义观念区别开来；而《政治自由主义》中，他逐渐放弃这种形而上学诉求。现代民主社会，理性多元论的事实是一种合乎理性又不相容之完备性学说的多元性事实，政治正义观念需要从完备性学说中分离出来。

罗尔斯给出了政治正义观念有限性的三个条件。第一，关涉政治观念的主题。“这个观念是一个道德观念”，它为政治制度、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创造出道德观念；它适用于社会的基本结构，即现代民主。第二，政治正义观念是一种独立观点。如果我们诉诸完备性学说而得出政治观念的正当性证明，该政治观念既不适用于社会基本结构的学说，也不能从这种学说中推导出来，这种结构只是该学说的主题。对该政治观念的解释不能涉及任何背景，它适宜于各种合乎理性的完备性学说并得到它们的支持，而这些学说在社会中长期存在并由该政治观念规导。政治正义观念不同于道德学说，道德学说是普遍的完备性观点，这是一个范围问题。第三，其内容借助某些理念来表达，这些理念隐含在公共政治文化之中。公共政治文化是由体制的各种制度及其公共传统和作为共同知识的历史文献组成。各种完备性学说属于背景文化，是社会文化而非政治文化。就其内容来而言，政治的正义原则是《正义论》中正义原则的发展，但表述有所不同，它遵循了《基本自由及其优先性》的表述，并回应了H.L A.哈特的批评。

其二，政治领域和道德领域的划分。从政治的目的出发，理性而互不相容的完备性学说的多元特征是民主体制内人类理性实践的结果，一种理性的完备性学说并不拒斥民主政体的根本。当然，某一社会也可能包含不合乎理性的、非理性的、甚至疯狂的完备性学说。在这些情形下，如何包容它们，以使它们不致削弱社会的正义和统一？理性多元论的事实表明，在《正义论》中良序社会的理念及其实现原则并不一致，关于良序社会的稳定性解释也不现实。罗尔斯坦承，这是自1980年以来所讨论的问题，而公平正义也被描述为一种政治的正义观念。

于是，罗尔斯在理论层面上把政治的因素从完备性道德哲学中剥离出来，这种区分的根本性问题涉及对稳定性的解释。如何对稳定性问题做出更好的解释，必须发挥其他一些在政治正义基础上扩充的理念。“由于政治观念为大家所共享，而合乎理性的学说则不然，所以，我们必须在公民们普遍可接受的关于根本政治问题证明的公共基础与属于多种完备性学说的且只对那些认肯它们的人才是可接受的许多非公共证明基础之间作出区分。”罗尔斯剥离出政治领域，区分了道德哲学与政治哲学。

政治领域和政治正义的理念，是公平正义观念的一个范例。政治的正义理念与完备性学说之间的区别是政治自由主义中最基本的区别。《政治自由主义》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的第五讲阐述了这些理念，并对其他观念作了界定。在政治领域，罗尔斯集中讨论了独立的政治正义观念、人的政治观念、公民的自由、良序社会、原初状态，理性、理性人和理性的完备性学说，政治建构主义、政治判断的客观性以及政治自律等。政治领域的理念和政治的正义观念都是规范性的和道德的理念，政治的正义观念是首要理念。

罗尔斯认为，政治自由主义的一些理念容易让人产生误解。为了与《正义论》保持连贯一致，他又给出了几点解释。这些解释对于政治自由主义来说至关重要：

1.公平正义的理念是一种独立的观点，而重叠共识的理念则是对稳定性的解释；

2.对简单多元论与理性多无论的区别；它与合乎理性的完备性学说理念的联系；

3.对已被引进到政治（与道德相对）建构主义观念之中的理性与合理性的更充分说明，以阐明实践理性中权利原则与正义原则的基础。到此，罗尔斯把政治的正义从完备性学说中独立出来，完成了整个理论铺垫。《正义论》对社会契约论的理解在于，将现代社会的前提解释性理论当做道德哲学的一部分，并取代了功利主义。这样的论证损害了契约论社会理解的价值中立性和普遍性，违背了“最低的最大限度”目标。一种从属于道德理解的社会契约论，总会带有特殊的道德倾向。现代社会文化价值多元论的事实使得任何道德政治一体化（道德的政治化或政治的道德化）的企图都不可接受，它要求对道德和政治作出相对独立的区分和限制，这符合现代西方许多政治哲学家倾向于把政治和道德分离开来的趋势。

四、道德的意涵

罗尔斯虽然给政治划定了界限，但正义原则并非无视道德，他综合各种因素，探讨社会统一最合乎理性的基础何在。重叠共识和公共理性的理念集中讨论了这个问题。

（一）重叠共识的道德实质

“重叠共识”（overlapping consensus）是政治自由主义的一个重要的政治理念。罗尔斯通过对这一理念的阐释，解答了在一个理性多元而又冲突的完备性学说存在的现代民主社会，如何达到理性共识和正义的社会秩序，如何到达社会的长期稳定。事实上，重叠共识的作用就是解决稳定性问题。

现代民主社会，理性完备性学说的多元性是一种永久特征，无法提供确保社会统一的基础。如果良序社会要到达统一和稳定，就必须有一种理念与政治正义相辅相成，理性的完备性学说达成重叠共识。在重叠共识中，各种理性的完备性学说从各自观点出发并认可这个政治观念：其一，社会统一的基础是重叠共识；其二，达成这种共识的各种学说得到社会公民的认可。前一个主要说明政治正义成为重叠共识的核心，后一个则说明重叠共识对政治正义的认可。

重叠共识是在居于社会统治地位的政治原则基础上达成的社会一致。为了达成这种以稳定性形式的协议，为民主找到共享基础，它必须赢得每个公民的支持，必须切入政治文化背景。公共政治文化中积累着人们意识到的基本理念和原则，使这些原则成为适合现代社会公民所需要的政治正义观念。“该观念便能提供一种得到公共承认的观点，从这种观点出发，所有公民都能相互检验他们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是否公正。……因此，公平的正义的目的乃是实践的；它本身表现为一种正义观念，该正义观念可以为公民作为一种理性、明智而又自愿同意的政治协定的基础而为公民所共享的。”可见，政治的正义原则就蕴含在公共政治文化背景之中，完备性学说的多元论是重叠共识的源泉。

按照罗尔斯的观点，重叠共识是排除各种意见分歧和对立之后的共同认识。重叠共识的实现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是宪法共识。它满足政治正义原则，这些原则的接受，只具有一种程序性的作用；第二步是重叠共识。宪法共识产生后，政治团体进入公共论坛，那些持有不同的完备性学说的团体也加入进来，宪法共识是第一阶段的重叠共识。重叠共识是面对诸多完备性学说的多元论事实，是在立宪原则指导下的理性公民达成的共识。通过这种方式，形成长久稳定而正义的社会制度。政治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虽然不以道德哲学为基础，但要得到各种理性的道德学说的支持。

（二）公共理性的道德底蕴

“公共理性”（public reason）与“公共性”（pub-licity）相联，是政治自由主义又一个重要的政治理念。公共理性不仅涉及正当性观念，还认为政治关系的原则是公共知识的目标。当把自己的理性与他人的理性联系在一起为政治生活而争取共同观点时，我们就要遵循公共理性，这种互惠性精神是民主社会的基础。从形式上说，公共理性是各种价值在涉及民主的公共政治生活中的合法运用。公共理性不仅是公共的理性，它也包括规范的推理和证据的标准是否适合参与民主慎思和判断的官员及公民。对于罗尔斯而言，公共理性不是一种政治价值。公共理性的范围表明，公共理性理念在所有思想自由和良心自由、政治以及非政治的问题上不以任何方式限制。

公共理性有两种类型。其一是“公共理性的指南”，这些公共探究指南使这种探究成为自由和公共的。证据、推理、充分的理由和判断的标准，与完备性学说不同，在民主社会中，需要探究和推理的标准，允许持有不同的完备性观点的人有共同的目标来适用公共的正义概念。其二是一些附属性的政治价值，即“公共理性的政治价值”，这些政治价值为所有公民提供了公共理性。他们被看做是关于善在法律及其解释的公共慎思和论证，这些考虑在不同的基本价值和善观念的理性而合理的公民中得到认可。公共理性的政治价值包含“深入理解世界的愉悦”，自由而平等的公民坚持他们善的理性观念。

为什么基本自由被限制在“深入理解世界的愉悦”之中，而不包括公共理性的政治价值？其一，一个论证被公共支持来“深入理解世界的愉悦”是有益的，公共理性的巨大吸引力在于，这种基础性的观念是一种公共的政治对话向更广范围的公民所持话语的扩展。这不是至善主义的价值，如果坚持“深入理解世界的愉悦”对公共价值无益，则对其他政治价值有益。其二，罗尔斯并没有指出对民主社会来说坚持哪些至善主义的价值是必须的，也没有说一个社会不应该公开提供哪些不正义的东西。然而，深入理解一个世界被看做是一种公共善，这种善对民主社会来说是允许的。

这样，政治自由主义的论证就变得逐渐清晰起来。罗尔斯并没有否定正当性和自律以及民主社会的正义，民主社会支持至善主义的文化价值。一方面，公共理性的政治价值包含了至善主义的价值。这个价值的公共支持是被证成的，发展和实践公民的道德力量，使公民提升他们的能力并继续更广范围的善观念。另一方面，罗尔斯对公共理性的领域做了限制，他主要使用“宪法根本和基本正义”。政治的正义原则成了理性多元论的重叠共识的核心，也就预示着社会正义的稳定。在重叠共识基础上的政治正义观念，被公共理性观念加强。

五、政治优先性

我们在详细考察政治的界限及其道德意蕴的基础上，进一步澄清政治自由主义中道德与政治的关系。由于现代社会人们对善的看法存在很大分歧，人们的道德观念和并不一致，正义原则在面对各种争论时保持中立，这种中立性观点体现了正当对于善的优先性论证。我们关注的焦点是，正义原则如何在正当优先的立场上保证其中立性？这正是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中道德与政治关系的写照，也体现了对政治自由主义的反思和再认识。

首先，善观念具有政治的因素和道德的色彩，使得道德与政治双向涵摄。政治因素是指尚未进入“重叠共识”的道德理念；道德色彩是指已经进入“重叠共识”的政治理念。罗尔斯给出五个层次的善观念：作为合理性的善、基本善的理念、可允许的完备性的善观念、作为政治德性的善观念和良序社会的善理念。其中，“政治德性的善观念”把德性纳入到政治层面来考虑，而不是在完备性学说的层面。这是否意味着罗尔斯想完全排除政治哲学所需要的道德支持？一方面，罗尔斯承认“政治正义”是一种政治道德的观念，并反复重申道德与政治具有相容性和互补性；另一方面，他认为政治正义观念不能以任何完备性道德学说为基础，而是建立在各种完备性学说的重叠共识的基础上。政治哲学需要某种道德支持，这是一个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

其次，道德正义是政治正义的基础，只是这种基础不是形而上学的。政治自由主义不想为正义原则寻求一种哲学的形而上学基础，它只寻求重叠共识的支持。与重叠共识理念相比，各种善观念只有进入政治共识的“重叠”部分，才能获得一种政治善的意义，才能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发挥作用，而不能进入的部分则只能发挥非政治性的道德观念并存在于社会政治系统之外：（1）在政治哲学层面，政治观念优先于道德层面；（2）政治观念对道德善观念的限制，证明了重叠共识建立在民主社会的普遍政治理念基础上；（3）重叠共识的基础是民主社会中公共政治文化的“公共理性”。

再次，正当优先于善。正当是一个社会的根本性标准，是最抽象层面的道德，构成了民主的基本价值，而具体的善观念则是指具体的道德观念。正当优先于善是指抽象层面的道德价值和标准优先于具体层面的道德观念，抽象层面的道德不与具体层面的道德相对立。抽象层面价值的普遍性统摄具体层面的特殊道德标准，抽象层面属于重叠共识，而具体层面是多元的。具体道德价值不能违背抽象的道德原则，但它所包含的内容却可以比普遍价值更丰富多样。在不违背普遍价值的重叠共识的前提下容忍并尊重具体的善观念，是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

最后，道德正义与政治正义的互动过程最终指向政治，体现了一种政治的优先性。这种政治优先性论证实质上是一种政治的中立性论证。事实上，罗尔斯并没有提出“政治中立性”的概念，而是给出了“正当优先于善”的论证。之所以强调“政治中立性”而非“正当优先于善”，是因为在肯定中立性对于至善论的优先性，以及肯定义务论对于目的论的优先性上，“正当优先于善”于事无补。虽然罗尔斯的政治哲学是规范性政治哲学的典范，但这种政治中立性与以往的政治中立性不同。以往的政治中立性是指一个社会所确定的政治原则必须对社会成员所持的各种宗教和形而上学保持中立；而罗尔斯的政治中立性则认为，即使政治正义是一种独立的观点，它也需要一种道德学说作支撑。这种“灵活的”（flexible）政治中立性使得道德与政治之间保持一种张力，这种张力促使道德与政治之间良性互动而达到和谐状态。在这种意义上说，政治自由主义提供了一种现代政治的道德困境解决方案。

结语

篇5

（上海金融学院社科部，上海201209）

摘　要：中国传统哲学以人的现实生活为起点，构建了以注重社会生活和精神享受为特色的人生哲学，从而与包括西方哲学在内的其他哲学形成了鲜明的区别，在人类哲学史上写下了灿烂的篇章。与此同时，中国哲学也形成了几个与众不同的甚至与一般哲学思想背道而驰的独特价值取向，即所谓“三重三轻”。第一，重人事活动轻物质利益，表现为高度重视政治、人伦等社会关系，轻视、排斥甚至否定经济、自然等物质关系。第二，重道德价值轻智慧作用，中国传统哲学在道德与智慧之间，推崇、抬高道德，贬低、排斥甚至否定智慧。第三，重情感直觉轻理性逻辑，中国传统哲学重视、偏爱人的情感、直觉，轻视甚至排斥理性思维、逻辑，这一价值取向，是古代中国人思维方式的突出表现。

关键词 ：中国哲学；价值取向；“三重三轻”

中图分类号：B2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0-8772（2014）22-0254-02

收稿日期：2014-06-18

作者简介：李国祥（1960-），男，上海人，教授，从事与中国哲学研究。

中国传统哲学蕴涵了中华民族文化的本质和精神，体现了中国人的价值追求和生存方式。它以人的现实生活为起点，构建了以注重社会生活和精神享受为特色的人生哲学，从而与包括西方哲学在内的其他哲学形成了鲜明的区别，在人类哲学史上写下了灿烂的篇章。正如张岱年指出：“可以说中国哲学家所思所议，三分之二都是人生问题的。世界上关于人生哲学的思想，实以中国为最富，其所触及的问题既多，其所达到的境界亦深。”[1]但与此同时，中国哲学也形成了几个与众不同的甚至与一般哲学思想背道而驰的独特价值取向，即所谓“三重三轻”，值得我们探讨。

一、重人事活动轻物质利益

这是中国传统哲学的第一个价值取向，表现为高度重视政治、人伦等社会关系，轻视、排斥甚至否定经济、自然等物质关系。

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治人为本，治物为末”。在古代中国，“治物”通常被认为是小人的事，“治人”才是君子的事。所谓“治物”，指处理具体事情、解决具体问题的活动，包括工农业生产、交通贸易、建筑施工、科技研究等活动；所谓“治人”，大体就相当于现在所说的处理国家事务的“政治”活动。“治人”意味着对人和社会生活的控制，这种控制必须以政治权力和制度的确立与完善为前提，因而政治问题一直成为中国古代哲学家们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中国古代的哲学家大都集哲学、政治、伦理与历史的反思于一身，他们都要求按照自己的哲学信念来生活，他们的行动构成他们的哲学的有机组成部分。他们的哲学要求他们身体力行，他们本人就是实现自己的哲学及政治伦理主张的工具。

儒家创始人孔子，既是哲学家、思想家，又是政治家、社会活动家，还是教育家、养生专家。他的学说以“礼”为出发点，而“礼”是一个揉政治与伦理为一体的传统概念。“礼治”、“德治”，是儒家政治思想的原则立场和基本观念。《论语》一书中，直接论“政”的，共有22处，而“政”字出现得更多，达到41次。孔子以维护政治传统和社会伦理的姿态出现，力图使自己的思想不带有个人的性质，使得他的主张容易被社会所普遍认同，尤其是被以正统自居的统治者所认同，由此成功地使儒家思想成为统治阶级的统治思想，进而成为中国古代哲学的主流。

从表面上看，道家似乎是消极避世、远离政治的，其实并非如此，道家远离现实和政治的行为本身即包含了在思想上对现实和政治的一种独特看法。事实上，道家不仅关心政治，而且能从历史高度议政论政，提出了许多具体而独特的政治策略、计谋和手段，以致有人把道家学说称为“君人南面之术”。在《老子》一书中，直接议论如何治“国”的有21处，如何治“民”的，有33处，而论及“天下”的多达56处。由此可见，道家实际上也很重视政治活动，也有“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精神和远大抱负，只是在政治原则与实践方法上与儒家有很大的区别罢了。

中国哲学以政治和伦理为研究的起点，与西方哲学以自然科学为研究起点相比，层次并不低，从某种角度看，中国哲学研究的层次比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物理学之后》之类著作的研究层次更高、更难。自然现象条理清楚、黑白分明，比较容易鉴别和把握；社会现象则不然，其复杂、治乱、安危、变更，并不总是一目了然的，需要认识者具有很强的认识、体悟、把握能力。因此，中国哲学家普遍认为，“治人”难于“治物”，“真正”的哲学，应该研究“人”本身，以“人”为主要研究对象：应该研究人的种种相互关系，应该探求最佳的“天下大治”方案，寻求“人和”模式，以“治人”为本，决不能陷入于“物”的研究之中，以至迷失方向、“玩物丧志”。中国哲学的这种思想，尽管有一定片面性，甚至给中国文化带来一些负面影响，但我们不得不承认，其中也包含了一定的合理性，为人类哲学的发展指出了一条光明的道路。中国古代哲学从总体上注重政治伦理活动，可以更好地替代西方工业文化在现实生活中仅仅依靠基督教劝善、协调关系的功能，从而促进人类社会的稳步发展。

二、重道德价值轻智慧作用

中国传统哲学在道德与智慧之间，推崇、抬高道德，贬低、排斥甚至否定智慧，其价值取向又与一般哲学不同。西方的“哲学”一词，源出希腊文philosophia，意即爱智慧。按黑格尔的说法，“哲学”一词的最早使用者是毕达哥拉斯，原意包含“爱”与“智慧”两方面的内容。显然，这种“哲学”的定义，不完全适用于中国哲学。中国哲学的本质特点，不是“爱智慧”，而是重道德、轻智慧。中国哲学的最高目的据说是“成圣”，最高的哲人就是圣人。“圣”在汉字中最初有聪明智慧的涵义，所以《说文解字》释其本意为“通”。但经过哲学家们的解释、使用和发挥，其基本意义却变成“德”了，而与“智”相去甚远。孟子认为圣人是“人伦之至也”（《孟子·离娄上》）。《资治通鉴》上说，“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2]。就圣人、愚人、君子、小人的定位可见，儒家是以德才结合为标准来定位人格的。由此可见，在古代中国，哲人、圣人，主要是一种道德的楷模、理想的人格，并不具有智慧的含义。先秦每一位大哲学家，都认为圣人与王者最好是同一个人，由圣人亲自担负“治国平天下”的职责，那就是最理想的政治。所以，每一位中国哲人所描绘的“理想国”，都有“哲学王”来领导。在孔子看来，如有人“博施于民而能济众”，那就不是一般的仁人，而是“圣人”。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提出的“哲学王”是知识型、理论型的，而中国的“哲王”、“圣王”则是道德表率型、实践型的，两者有着极其鲜明的区别。

许多中国哲学家不仅不爱智慧，反而有一种轻智慧、乃至贬智慧的倾向，这种倾向在道家哲学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老庄的“理想国”，其实是一种“愚人国”。在这种理想国中，“圣王”要以身作则，带头愚化自己，同时也要以“愚化”作为治国治民的根本方法。他们的主要理由是：“智慧出，有大伪”（《老子》第十八章）。就是说，智慧与道德是根本对立的，智慧必然败坏道德，智慧的发展就意味着道德的退化。可以说，智慧与道德的矛盾与二律背反，始终深深地困扰着老子与庄子的天才的头脑，是他们思考“人”和整个道家思想体系的一个总的理论前提和基本原则。在《老子》一书中，论“智”仅7处，论“圣人”共32处，皆有明确的贬抑智慧、否定机巧的倾向。如：“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第十二章），“绝学无忧”（第二十章），“绝圣去智，民利百倍”（第十九章）。这就是说，“圣人”治理天下，要简化民众的头脑，填饱民众的肚子，强化民众的筋骨，永远使他们没有知识、没有欲望，这样，即使是聪明人也不敢妄做主张。因此，“圣人”一定要“为天下浑其心”。

老子的这个思路被庄子所继承，在庄子那里，进一步把所谓“浑沌”当作一个表示人及人类最高境界的范畴。显而易见，在老庄的“理想国”中，谈不上开发“民智”，同时也谈不上开发“君智”，因为国君必须从我做起。在道家看来，连哲学家都应以愚为上。哲学家与众人的不同，就在于他有一颗“愚人之心”。即使别人都玲珑透剔，只有他一个人是昏昏的、闷闷的，因为他已经脱尘拔俗，达到了“道”的高度。而超越了一切聪明的“昏昏闷闷”的大智返愚者，应是国王的楷模，国王就应该是这样的人。这样一个超越了智慧、拒绝运用智慧的国家，才能成为得道之国、至治之国。

一般说来，中国的哲学家都不愿意做智叟。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上觉察、体悟到，机巧、智慧在社会、人生中存在着消极的作用，这种作用有时是非常严重的。他们崇尚道德价值，有意用道德化的手段来抑制智慧化的追求。贬低智慧，必然贬低科学技术。儒家认为，“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所以它坚决反对“奇技巧”，即使对“小人”也不例外。道家走得更远，道家对科技进步持彻底否定态度。老庄认为，人类的科技成果不是人对这个世界的贡献，而是人类给客观世界带来的灾难，因而主张封存一切科技手段乃至文化成果，退回到原始的自然状态去。这种思维方式是非常片面和荒谬的，给中国哲学和科技发展带来严重不利的影响。

三、重情感直觉轻理性逻辑

重视、偏爱人的情感、直觉，轻视甚至排斥理性思维、逻辑，这一价值取向，是古代中国人思维方式的突出表现。因篇幅有限，兹不探讨。

总之，中国传统哲学不是将人的精神和情感客观化为彼岸的人格神即上帝，而是在主体自身求得解决，此即所谓“安身立命”之学。从孔子的“知天命”到孟子的“尽心知性知天”，都主张返回自身，通过内心体验，勿需逻辑推演，就能找到“安身立命”之地。道家庄子所谓“天在内，人在外”，也说明天道内在于人而存在，“心斋”、“坐忘”就是内在体验的重要方法。佛教天台宗的“自性说”、禅宗的“明心见性”说，都说明佛性在自家心里，是自家本有的“无尽藏”，不需外求。在有限中实现无限，在暂时中探求永恒，在日常生活中体验情感的快乐，不需要什么深奥的理性分析与精确的逻辑论证。所以，早在1943年金岳霖先生就指出：“中国哲学的特点之一，是那种可以称为逻辑和认识论的不发达。”[4]诚哉斯言！

参考文献：

[1]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165.

[2]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98.

[3]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121．

篇6

[关键词]中国政治哲学；宏观理论建构；微观政治主体；述评

政治哲学作为一门“对政治事物的一般性的反思而深入地理解人的生存和世界本性的学问”，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受到我国学者的关注和研究。近十年来，无论是从从事政治哲学研究的学者人数，还是从政治哲学研究所取得的成果来看，政治哲学的研究都取得了比较大的发展，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政治哲学在当代中国已然成为一门显学。本文以发表的学术论文为线索，对近十年来中国政治哲学的研究作一综述和简要评论。

一、从宏观理论建构到以问题为中心的转向

政治哲学研究在中国的兴起，激发了诸多学者对当代中国政治哲学进行理论建构的兴趣。

从政治哲学的学理结构角度探讨中国政治哲学的体系。有学者指出，政治哲学的学理结构是从哲学的人学理念推演出伦理学的道德原则，进而再引申出政治价值学说来展开逻辑的。这也就意味着，规定着政治活动的性质、任务和目标的政治哲学之思想来源，是某个特定时代的人学理念和道德原则的政治学演绎和逻辑结论；而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哲学体系应该坚持的逻辑起点和基础是的人学本体论，辨证地继承我国的优秀文化传统，建立起一种既鼓励物质文明，又提倡精神文明的哲学、道德伦理学和政治哲学体系。

从政治哲学的基本问题讨论中国政治哲学的建构。有学者认为，价值性和事实性的关系，构成了政治哲学的基本问题，任何一门政治哲学的建构，都需在理论内达成价值性与事实性的某种统一；而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建构之路应该从理想性转到现实性，即从经典致力于理想社会的理想性政治哲学到依据现实生活的现卖性政治哲学的转变。

从理论综合的角度讨论中国的政治哲学建构。有学者指出，政治哲学是对政治权力的来源及其行使的正当性，以及理想社会模式等问题从根本处进行思考的一门学问；对于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研究者来说，一件充满着挑战的理论工作应该是在综合中国传统政治哲学、近现代政治哲学和政治哲学三大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社会主义现代中国的政治哲学的思想体系与新的传统。

对中国政治哲学进行理论建构是近十年中国政治哲学研究的一个趋势。这些研究成果涉及政治哲学的基本概念、政治价值论、方法论等，对中国政治哲学的研究有着重要意义。但是，这种宏观建构的政治哲学理论体系有着不可忽视的缺陷：一个是玄之又玄，其表现就是在概念中转圈子，从一个概念转到另一个概念；一个是空发议论，其表现是依据某个政治价值，比如公正、自由来批判宏观现象与大制度，而不肯去切实地分析身边的小问题与小制度。

对此，有学者着重强调，政治哲学研究在中国刚刚起步，中国的政治哲学研究不是要亦步亦趋地与当代西方学术“接轨”，而是要自觉地形成中国的批判意识与独立视野。中国学者研究政治哲学的基本任务有二：一是批判地考察西方政治哲学的源流，二是深入梳理中国政治哲学的传统。对中国学界而言，今日最重要的是在全球化的时代能够始终坚持自己的学术自主性。无论对施特劳斯学派，还是对自由主义、社群主义、共和主义或后现代主义等，我们都主张从中国的视野出发进行深入分析和批判性讨论。中国政治哲学的开展，毫无疑问将有赖于重新深入地研究中国的古典文明传统，特别是儒家这一中国古典政治哲学传统。但是，深入地研究儒家和中国古典文明不是要采取理想化的方式，而是要采取问题化的方式，重要的是要展开儒家和中国古典传统内部的问题、矛盾、张力和冲突，以及儒家和中国古典传统在面对现代社会和外部世界时所面临的困难，对此我们并不需要回避、掩盖或否认，恰恰需要充分展开并加以分析。中国政治哲学的开展，同时也必然以日益复杂的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为动力。当代中国已经是一个高度复杂的现代社会，同时又处于前所未有的全球化格局之中，我们对中国古典文明的重新认识和重新开展，无疑必须从现代中国和当代世界的复杂性出发才有生命力。

因此，以问题研究为中心，特别是以当代中国的现实问题为中心成为了近年来中国政治哲学研究的一个基本转向。

二、以现实问题为导向的政治哲学研究

以问题为导向的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研究，首先要面对的就是当前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对此，有学者认为，当前国内政治哲学界存在的问题是缺乏对当代中国社会类型的准确定位。这不仅在理论上严重影响了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发展，而且在实践上对政府决策和社会治理也产生了不利影响。发现和确定当下我国社会处于何种类型应是我国当代政治哲学的出发点。该学者认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社会总体上是属于在根本利益上无对抗、无冲突，但在具体利益追求上体现多元的个性化差异状况，这种差异化主要表现为：(1)差异化的生产关系，即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外资、民营等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并存的生产关系；(2)差异化的政党关系，即，多党合作；(3)差异化的社会阶层关系一“两个阶级化为十大阶层”，即由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化为国家与社会管理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人员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城市失业半失业人员阶层。因此，差异性社会无疑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所面临的最大现实，其社会类型是“差异性社会”。因此，差异性社会与和谐政治是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基本向度。

有学者指出，当代中国的问题很多，但从政治哲学的视野看，现实的和最重要的原因是权力至上的金字塔式的社会层级结构带来的官本位、权力本位的政府运作体制和政治体制。社会层级结构的讨论和建构虽然不能说是解决当下“中国问题”(当然主要指国内问题)的惟一有效途径，但根据马克思社会层级结构理论，立足社会结构变迁，从学理层面和社会层级结构的讨论无疑可作为破解“中国问题”、建构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一个重要而独特的分析进路。作为凝结和展现当代人社会政治地位‘c全息图”的社会层级结构既是当代中国问题的总根源，也是消解诸多中国问题的着力点，因而社会层级结构分析对诸多社会乃至政治问题就具有相当的解释力，应该成为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基本论域。

还有学者认为，政治哲学研究在中国的兴起，主要动力并非来自西方学术界的刺激，而是来自中国发展的内在要求。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中国发展进入经济起飞阶段之后，政治起飞的任务得以彰显，而政治起飞应该是中国思考的问题意识。因此，中 国政治哲学研究必须直面中国社会发展的核心难题一政治发展与政治起飞。该学者指出，面对中国发展的政治起飞问题，我们的政治哲学研究应当回答：中国社会的政治起飞如何可能?人类在古代城邦公民政治或君子—大人政治和现代权利政治之外，能否发展出第二种可能的政治(哲学)模式?若能，那么东方政治(哲学)传统能否发展出人类第二个政治(哲学)类型?从当代世界发展看，政治领域的最大特征是西方的霸权与东方的崛起。于中国哲学研究而言，我们的根本问题是，如何在批判地扬弃中国传统王道政治哲学与西方现代权利政治哲学的基础上，创建新的政治哲学范式?围绕这一问题，我们的政治哲学研究还必须创造性地回答的重大问题有：良好的社会如何可能?在西方主导的世界上我们如何进行政治思考?中国的政治起飞如何实现?

三、从宏观政治制度研究到微观政治主体研究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的各种现实问题逐渐暴露出来，中国现代社会日益走向复杂性，这也推进了中国的政治哲学研究以问题研究为导向。正如我们所知，政治哲学所要面向的问题很多，有宏观问题和微观问题之分。近十年来中国政治哲学发展经历了从以宏观政治制度问题为导向到以微观政治主体问题为导向的转变。

有学者认为，政治哲学参与现代中国社会改革，其原初的目的就是解释阻碍中国社会发展与正义的“中国结”。但是，其理论维度从一开始就超越具体的问题之外，而直接深入到“结”之编组的原因与根据。也就是说，直接探讨一般国家政治制度的正当性问题，比如讨论土地的所有权、政府的基本原则，或者立法的正当性基础等此类的问题，不是提出解决具体问题的实用对策。极其重要的一点，中国在与现代世界，尤其与西方世界对话而制定共同的政治规则时，社会一历史的差异，使中国的政治哲学学者更趋向于选择社会一历史的宏观视野来讨论政治哲学的问题。因此，从政治哲学角度研究宏观的制度问题也就引起了我国学者的关注。

有学者从社会现代转型的角度，以(个人)自由与(社会)秩序的矛盾为中心线索，把制度放进价值学的视野中，集中考察了制度在促进人的自由，形成自由秩序的过程中所具有的价值及其实现机制。该论者认为，随着中国社会的深刻变革和全面转型，政治建设与政治发展问题凸显出来。如果说经济和军事实力属于“硬实力”，而政治价值观属于“软实力”，那么，政治制度建设则是存在于“硬实力”和“软实力”之间。通过政治制度建设，不仅可以将“硬实力”和“软实力”整合起来，而且是“硬实力”和“软实力”提升的根本途径，将推动“硬实力”和“软实力”的提升机制化。因此，该论者认为，制度建设和制度创新是政治文明建设的核心。

与此不同的是，有学者指出，尽管以政治制度为中心的宏观政治研究范式在政治哲学研究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面对高度复杂的现代社会，宏观政治模式也有重大的缺陷：正是在宏观政治哲学那里，政治哲学不知不觉地变成了另外一种理论哲学，心甘情愿地受“自然科学化”的理论哲学或意识哲学范式的支配。它习惯于抽象掉内在于社会生活各个层面和日常生活世界之中的多态化的、多样性的、边缘性的和微观的权力结构和控制机制，把中心化的、宏观的权力运作和国家制度安排等宏观政治活动，以及周期性的经济活动机制，即一种理性化的政治权力或经济权力放大为人类社会历史运动的普遍的、绝对的规律和力量。对此，该论者进一步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由于理性的危机而重新审视日常生活的意义和价值的时代，生活在社会结构、社会分层、社会机制日益多元差异，非中心化的微观政治权力和文化权力结构日益发展的时代，自觉地开辟微观政治哲学的领地，显然是对马克思实践哲学的新发展。因而，在当代中国语境中，推进微观政治哲学研究更具有启发意义。

有学者认为，在现代法制社会条件下’提升每一个个体的“政治主体意识”的自觉程度，以形成广泛介入的政治参与和政治监督，是实现权力制衡、促成民主政治的必要条件，而这需要有政治哲学层面的深层论证。该论者指出，政治主体分为“社会政治主体”与“政治权力主体”两个层面。中国传统政治哲学思维的根本缺失是“社会政治主体”认识的缺席与“政治权力主体”认识的强化，致使社会一般成员的政治认知、政治人格及政治参与意识先天不足，更缺乏政治权利意识。因此，当代中国政治哲学要关注微观的社会政治主体研究。

我国著名学者韩庆祥教授指出，马克思哲学本质上是一种实践生成论哲学，其主体是人，目的也是人，人是在实践中生成自己与实现自己的。而要真正使人成其为人，能力问题很重要。能力原则能培养人的先进性：第一个先进性是能力本位内在要求公正，有能力的人就希望公正，希望有平等的机会，这种公正，相对于等级而言是先进的；能力本位还会产生第二个先进性，就是它欢迎民主；能力本位还会产生第三个先进性，那就是使人具有相对独立的人格。过去我们的政治行为围绕权力做得太多，今天我们应该围绕能力来组织政治行为、政治活动；把能力原则引入我们的政治活动，用能力而不是权力来增强我们政治的权威及其影响力。以此，当代中国的政治哲学研究应由权力本位的政治哲学走向能力本位的政治哲学，最终的使命就是使政治人在政治行为中真正成其为人，使从事政治活动的人真正成其为人。

四、结束语

篇7

我们知道，在20世纪的相当长时期，西方大学体制中的任何院系都没有政治哲学的地位，因为西方学界曾一度相信，所有问题都可以由各门实证科学或行为科学来解决，因此认为“政治哲学已经死亡”。但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政治哲学却成了西方大学内的显学，不但哲学系、政治系、法学院，而且历史系、文学系等几乎无不辩论政治哲学问题，而各种争相出场的政治哲学流派和学说亦无不具有跨院系、跨学科的活动特性。例如“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之争”在哲学系、政治系和法学院都同样激烈地展开，而“共和主义政治哲学对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挑战”则首先发端于历史系（共和主义史学），随后延伸至法学院、政治系和哲学系等。以复兴古典政治哲学为己任的施特劳斯政治哲学学派则以政治系为大本营，同时向古典学系、哲学系、法学院和历史系等扩张。另一方面，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则把文学系几乎变成了政治理论系，专事在各种文本中分析种族、性别和族群等当代最敏感的政治问题，尤其福柯和德里达等对“权力－知识”、“法律－暴力”以及“关爱政治”等问题的政治哲学追问之影响遍及所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最后，女性主义政治哲学更如水银泻地、无处不在，论者或批判西方所谓“个人”其实是“男性家主”，或强烈挑战政治哲学以“正义”为中心本身就是男性中心主义，从而提出政治哲学应以“关爱”为中心，等等。

当代政治哲学这一光怪陆离的景观实际表明，政治哲学具有不受现代学术分工所牢笼的特性。这首先是因为政治哲学的论述范围极为广泛，它一方面涉及道德、法律、宗教、习俗以至社群、民族、国家及其经济分配方式，另一方面又涉及性别、友谊、婚姻、家庭、养育、教育以至文学艺术等表现方式，因此政治哲学几乎必然具有跨学科的特性。说到底，政治哲学是一个政治共同体之自我认识和自我反思的集中表现。政治哲学的兴起一般都与政治社会出现重大的意见争论有关，这种争论往往涉及政治共同体的基本信念、基本价值、基本生活方式以及基本制度之根据，从而必然成为所有人文社会科学的共同关切。就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再度兴起而言，其基本背景即是西方所谓的“六十年代危机”，亦即上世纪60年代由民权运动和反战运动引发的社会大变动所导致的西方社会文化危机。这种危机感促使所有人文社会学科不但反省当代西方社会的问题，而且逐渐走向重新认识和重新检讨西方17世纪以来所形成的基本现代观念，这就是通常所谓的“现代性问题”或“现代性的危机”。不妨说，这种重新审视“现代性问题”的基本走向，正应了政治哲学家施特劳斯多年前的预言：“彻底质疑近三四百年来的西方思想学说是一切智慧追求的起点。”

政治哲学的研究在中国虽然才刚刚起步，但我们以为，从一开始就应该明确：中国的政治哲学研究不是要亦步亦趋地去与当代西方学术“接轨”，而是要自觉地形成中国学界的批判意识与独立视野。要而言之，中国学人研究政治哲学的基本任务有二：一是批判地考察西方政治哲学的源流，二是深入梳理中国政治哲学的传统。也因此，坊间已经翻译过来的不少西方政治哲学教科书，虽然对教书匠和应试生不无裨益，但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其视野和论述往往过窄。这些教科书有些以点金术的手法，把西方从古到今的政治思想描绘成各种理想化概念的连续，却盲然不顾西方政治哲学中的“古今之争”这一基本问题，亦即无视西方“现代”政治哲学乃起源于对西方“古典”政治哲学的拒斥与否定这一转折；还有些教科书则仅仅铺陈晚近以来西方学院内的细琐争论，造成“最新的争论就是最前沿的问题”之假象，实际却恰恰缺乏历史视野，看不出当代的许多争论其实只不过是用新术语争论老问题而已。虽然我们并不否认当论对问题的表述和分析或许更细致，但我们更要强调的是问题本身的历史深度及其来龙去脉。

我们以为，对中国学界而言，今日最重要的是在全球化的时代能够始终坚持自己的学术自主性，戒绝盲目地跟风赶时髦的习气。有必要说明，本文库两位主编虽然近年来都曾着重论述过施特劳斯学派的政治哲学，但我们决无意主张对西方政治哲学的研究应该简单化地遵循施特劳斯派的路向。无论对施特劳斯学派，还是对自由主义、社群主义、共和主义或后现代主义等，我们都主张从中国的视野出发进行深入的分析和批判地讨论。同样，我们虽然强调研究古典思想和古典传统的重要性，但我们从不主张简单地以古典来拒斥现代。相反，就当代西方政治哲学而言，我们以为更值得注意的或许是，各主要流派近年来实际都在以不同的方式寻求现代思想与古典思想的调和或互补。以自由主义学派而言，近年来正明显地从以往一切讨论立足于“权利”而日益转向突出地强调“美德”，其具体路向则往往表现为寻求康德与亚里士多德的结合。共和主义学派则从早年强调从古希腊到马基雅维利的政治传统逐渐转向强调古罗马特别是西塞罗对西方早期现代的影响，其目的实际是要缓和古典共和主义与现代社会之张力。最后，施特劳斯学派虽然一向立足于柏拉图路向的古典政治哲学传统而深刻批判西方现代性，但这种批判并不是简单地否定现代，而是力图以古典传统来矫正现代思想的偏颇和极端。当然，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各派则仍然对古典和现代都持激进的否定性批判态势。但我们要强调的是，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各种流派都是从西方社会本身的问题出发，因而必然具有“狭隘地方主义”（provincialism）的特点，中国学人不应该成为任何一派的简单信徒，而是要以中国学术共同体为依托而树立对西方古典、现代、后现代的总体性批判视野。

篇8

张东荪认为，西方文化、西方哲学、西方逻辑并不是普遍的、唯一的，而只是人类文化、人类哲学、人类逻辑中之一种。除此之外，还有其他，中国哲学就是不同于西方哲学的一种哲学形态。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最大的不同是有宇宙观但无本体论。他谈到：“中国哲学最根本最原始的祖先是《易经》。但《易》只是为了筮卜之用……后来对于这个卜吉凶的加以合理的解释遂变为有了哲学味儿的东西了。其所以能加以合理的解释的缘故就因为卜筮必用象征，每一个象征代表一个可能的变化，把世界上一切变化归纳为可能的若干种为止。这样便可以由一种变化而类推到其他的可能变化。于是乃可发展为一种有条理有秩序的宇宙观。……后来儒家的宇宙观大体上仍是基于此。道家的宇宙观亦是从此而出。《老子》中所谓‘反者道之动'就是表示这样的相反的变化之所以出现。虽则他在这个宇宙观以后，尚以为有个万物本体的‘无'故说‘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旦他却只注重于由无到有之变化，而不讲‘无，的本身。可见，张东荪认为中国哲学并不关心本体或唯一的本质，而是关注事物之间的变化及其相互关系。这是中西哲学最大的区别。

中国哲学中固然有“易有太极，是生两仪”、“天’’、“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物无成与毁，复通为等观念或提法，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西方的“本体”或“实体”，但在张东荪看来，中国的“太极”、“天”、“无”并非指背后的“实体”。“太极”之意仅是指“元始”“天”的观念也不能理解为“本体”，中国人对于天只问“天”的“意”在哪里，而并不探究天的“体”是什么，“天”只是“天意”而已，中国人并不把天视为—个东西entity来看，既如此，天便不是一个“体”老子所说的“无”，注重于讲从无到有之变化，并没有讲“无”本身；《庄子》上所谓“物无成与毁，复通为一”，诚然与西方的本体相同，但庄子注重于“通”而不似西方人之注重于“有”。因此，张东荪谈到：“周易》也罢，《老子》也罢，都是注重于讲becoming而不注重于being。因此，张东荪对当时学人建构本体的做法不以为然。事实上，张东荪本着宇宙论与认识论一致的原则，建构了自己的“多元认识论”的哲学体系。

为什么需要这样的宇宙观？张东荪认为，由于古代人们要以宇宙观来确定社会秩序，对社会秩序作一个“合理的辩护”。以人之有君臣父子等于宇宙之有乾坤坎兑，虽是一种比附，但比附在思想上的功用很大，因为它有暗示力能使人们更容易相信。“中国是以一个宇宙观而紧接着就是一个社会论，这个社会论中公的方面是政治，私的方面是修养的道德。显然是以宇宙秩序比拟社会组织，以社会组织决定个人地位。……中国哲学是从政治论而推衍出来，故其问题亦是由社会与人生而提出的。因此‘本质’概念是插不进去的。这是张东荪在中西思想相异性的比较中凸显的中国哲学的特性。

张东荪认为，中国哲学根本就不追求“最后的实在”，这可以从中国文化中看出。张东荪对《易》《书》《诗》《礼》《乐》《春秋》做了如下分析：“《书》是文告，《春秋》是纪事，二者皆属于历史范围，而《诗》是歌谣，一半属于乐，一半仍是史。《礼》是风俗仪式。独有《易》是有些关于宇宙的组织的。……可见中国自古就不像西方分为论理，物理、伦理与超物理等等的。中国文化大部分属于历史。但中国的历史并不是仅仅记载往事而已，乃实以往事而视为垂训于将来。故中国的历史同时就是讲道德。于是中国可以说只有四部门，一曰宇宙观，二曰道德论，三曰社会论，四曰政治论。这四门完全不分开，且没有分界，乃是浑然连在一起而成为一个实际的系统的。”所以，严格说来，中国只有实践哲学而无纯粹哲学。中国哲学并不求发掘宇宙的秘密，它要解决的是人类为什么有文化，哪种文化最好？因此，中国哲学只是一种关于文化的解释而已。张东荪认为，中国哲学是一个整体，是由宇宙、社会、道德熔铸而成的相互紧密衔接的系统，不能单独抽出某一点与西方思想比较其相同之处，因为在张东荪看来，从整个系统中单独抽出会失去其原意，引起误解。

中国哲学为什么没有本体论，张东荪从多方面进行了分析。

第一，张东荪从中西言语构造的不同进行了分析。他认为，“西方哲学之追求本体是由西方的名学使然；而西方名学之必须有主体是由西方的言语构造使然。西方在言语构造上重视主语与谓语的分别，一个句子必须是一个主语加一个谓语，主语和谓语又受词尾、格、时态、语态等多种限制。但是，“在中国言语的构造上主语(subject)与谓语（predicate)的分别极不分明”，“主语不分明，乃至思想上‘主体’(subject)与‘本体，（substance)的概念不发达”，主语谓语没有明显区别，词性不确定。如此“中国言语中主语的地位及其与谓语的分别在字形与句子中表现不出来，这样就无异于主谓语地位平等，没有主从的区分，不重视主体、主谓语不分使得中国哲学上没有发达的‘本体’概念。”[]这里，张东荪既解释了中国哲学为什么没有本体论，也看到了语言在塑造民族心智，影响民族思想路径方面的作用，体现了他对民族语言特性的文化自觉，对当今全球化时代民族文化自觉的唤醒、民族文化自信的确立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第二，张东荪从中国的象形文字进行了分析。他认为，中国的象形文字也影响到中国的哲学思想。中国人造字大概取法于形象，所以说“圣人设卦观象”。“卦”虽不就是中国的文字，但至少与文字是同一性质的东西。《易经》中的每一卦都有一个象征，每一个象征代表一种可能的变化。可见象征不仅是代表外界的一种东西，并可以指示一种可能的变动。张东荪谈到，“说，‘孔子主张象生而后有物；象是原本的模型，物是仿效这模型而成的。这个解释十分精辟。中国古代思想确是以为先有象而后成物。这便与西方不同了。……西方人的思想始终注重于‘本质’……西方人的哲学总是直问一物的背后；而中国人则只讲一个象与其他象之间的互相关系。例如一阴一阳与一阖一辟。总之，西方人是直穿入的，而中国人是横牵连的。因为这个缘故，我发现中国思想上自始即没有‘本体’(substance)这个观念。

中国并没有关于本体这个概念的字，说明中国不注重本体观念。他谈到^“我们应得知道哪一个民族如果对于哪一个观念最注重则必定造出许多字来以表示之。中国根本上就没有关于这个概念的字。所谓‘本〃用，（体用二字当然是见于《易系辞》，然用为对待名词则始于印度思想入来以后，）与‘能〃所，，都是后来因翻译佛书而创出的。可见中国自来就不注重于万物有无本质这个问题。因为中国人的文字是象形文字，所以中国人的思想只以为有象以及象与象之间有相关的变化就够了。

第三，在张东荪看来，中西思想态度的不同也可用来分析中国为什么没有本体论。对于一个东西或一件事情，西方的思想态度是先问“是什么”，而后才讲“如何对付”，这被张东荪称为“是何在先的态度”中国思想对于一个东西或一件事情却总先注意于“如何对付”，而不注重“是什么”，这被张东荪称为“如何在先的态度”。注重“是什么”容易导向对本体的追问，而注重“如何”的思想只能发展到政治与社会，尤其是道德问题。

第四，张东荪认为，中国哲学的“整体”思想并非“本体”思想。中国主张万物一体，但这个“体”是指“整体”而非“本体”。因为中国人并不追究万物的根底究竟是什么，而是追求部分如何适应整体，这就是我们所谓天人关系，部分适应整体就是指天人相通。因此，张东荪认为，中国思想自始至终可以用“天人关系”来概括，与西方的本体论并不相同。

第五，在张东荪看来，中国最初无本体观念，宋明理学时期对本体有所理会是由印度思想所唤起，是文化传递与交融的结果。他认为，宋明理学无论内部有何派别之争，但都是想把我与天合一。他们主张整体即万物一体乃是专为道德立一个最后的托子，若专从学理上看，也可说是—种形而上学。倘若从社会上有这样超世俗的道德需要来看，便知道此种理论不过是要满足这个需要，使人安然生活下去，从这个观点看，便可说这个形而上学不过是添上去的罢了。张东荪认为，程朱所讲的‘理’并不是离了人以后的万物之‘所以然’，乃实在是与人合在一起的万物之‘所以然，。从一定方面看，中国的理学是以形而上的见性为人世上道德的保障，以有保障的道德而从事于政治。由自身的道德问题而上溯到形而上学上的悟道问题，其实都不过是政治活动的直接或间接的手段，政治活动是理学的真正目的。张东荪认为，在他种文化大量进入中国以后，不注重本体的态度依然是代表中国人‘心思’(mentality)的一^个样式。

由上可知，张东荪主要是从中西哲学之异的角度来阐明中国哲学的特征。他把西方哲学作为异于中国思想的真正的“他者”在“异”中探寻真正属于中国思想的独特的性质。正因为中国哲学不同于西方，中国哲学才更有存在的必要，才更能显示人类精神生活的丰富。毕竟，自有人类思想以来，就不是只有一种文化，而是多种文化并行不悖地发展。可以相信，在未来，也不会是西方文化一枝独秀，而是不同文化形态的多元并存，是“道并行而不悖，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的局面。以“异”于西方哲学的方式论证中国哲学的存在，并非阻断了中西文化的交流与对话，相反，却能促进中西双方的深层对话与平等交流。罗素指出：“交流要想获得成果，就必须具有明显的差异。具有成果的交流源自不同语境之间的不连贯，在这种不同的语境里，概念能够相互连接”。这正是张东荪论述、评点与输入西方哲学、研究中国哲学时所持有的“求异”的思维方式，而罗素所说正道出张东荪这种研究思路所具有的优势。

只不过，这种论证方式需将“哲学”一词的概念重新界定，从而使哲学不仅包含西方哲学，同时也能包含西方哲学之外的哲学形态，这才是研究者应亟须关注的问题。张东荪在20世纪40年代并未谈到重新界定“哲学”概念的问题，为他的这种论证思路留下些许遗憾。因为，如果不对“哲学”一概念进行重新界定，大家只能沿用产生于西方文化环境下的哲学一词的内涵，这样，张东荪从“异”于西方“哲学”之处探讨中国哲学存在的思路反而有消解中国哲学的危险。这是在西方文化的影响几乎无处不在的学术环境里探讨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所引起的学术尴尬，也是导致中国不少学者如、冯友兰、者不得不把中国思想纳入西方哲学框架中来证明中国哲学确实存在的主要原因。不过现在学人也大都看到，求与西方哲学之同的论证思路固然能论证“有中国哲学”，固然能使人们从新的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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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演示实验，激发学习兴趣

学习兴趣是学生探求知识的巨大动力，是发明创造的精神源泉，所以教师在课堂上要设法不断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而演示实验，既能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又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从而增强课堂教学的有效性。

例如，在学习《生活与哲学》的时候，一提起哲学，学生就把他和深奥、难懂等词挂钩，这容易使学生产生一种望而生畏的感觉。因此在讲第一课时，我就设计了一个演示实验。关于“哲学”的含义，课本上有这么一句话：“在古代希腊文和英文中，哲学的本意是爱智慧和追求智慧。在汉语中，哲就是智慧，哲学就是智慧之学或追求智慧之学，即爱智之学。”为了帮助学生理解哲学的内涵，我做了一个简单的演示实验。我环顾教室寻找素材，发现很多同学的桌子上都放着装水的杯子，其中一位同学的杯子里还有一点水。我问道：“这杯子里装的是什么？”同学们答道：“是水。”然后，我请求这位同学把杯子里的水喝完。这下全班同学都乐了，带着一种莫名的微笑看看我再看看这位同学。我举起那个空杯子问刚才同样的问题。同学们毫不犹豫地答道：“里面什么也没有。”于是，我笑着说：“请同学们再想想看，里面有什么？”忽然一位同学说：“老师，里面装满一杯空气。”“恭喜你！答对了！”我答道。这时大部分同学都很惊讶。此时，我顺势向同学们解释，这就是有智慧的表现。因此，要有智慧就要学习哲学。同学们恍然大悟，深深理解了“什么是哲学”。

二、模拟活动，激发学习兴趣

高中思想政治课程更加注重实践性。《普通高中思想政治课程标准（实验）》提出：“思想政治课要引领学生在认识社会、适应社会、融入社会的实践活动中，感受经济、政治、文化各个领域应用知识的价值和理性思考的意义。”布鲁姆认为：“知识的获得是一个主动的过程，学习者不是信息的被动接受者，而是知识获得过程的主动参与者。”教师可以通过设计模仿、模拟活动并用激励性的语言培养学生学习思想政治课的兴趣。

例如，在《政治生活》“民主决策：做出最佳选择”中讲到公民可以通过社会听证制度参与民主决策，我根据课程标准关于本节教学内容教学目标的要求及学生的实际情况，组织学生模拟了一场关于“中学生是否应该带手机进校园”的听证会。第一，确立听证会的主题：中学生是否应该带手机进校园。第二，将全班同学分成小组，分别扮演申请人、学生代表、家长代表、教师代表、学校代表、专家代表、新闻记者等角色，并分别准备相关资料。第三，模拟听证会的程序，各小组推荐代表陈述观点。举办模拟听证会，引领学生学会独立、自主地发现问题，培养其探索精神和创新能力，让学生在实际演练中认识到民主决策的意义，增强关心公共生活的责任感。通过开展实际活动，放手让学生走出课本、走进生活。确立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主体地位，有助于使复杂的问题简单化、枯燥的内容生动化、抽象的内容具体化，使学生通过亲身体验，加深对内容的认识，在思想、情感、态度等方面得到升华，极大地提高了学生参与政治生活的热情，体会到政治就在我们身边，认识到学习政治并非空洞、无味、无用。

三、乡土内容，激发学习兴趣

学习的最大动力是对学习材料的d趣。人们的需要、兴趣、魄力对创造、发现、处理未知信息是至关重要的。兴趣是学生主体作用得以发挥的动力和源泉。古人亦云：“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有兴趣才有渴求，有渴求才会积极主动。因此，教师必须善于用学生身边最熟悉的事例来剖析教材中的原理。我们不妨从当地的市情、县情甚至是村情校情出发，寻找宝贵的教学资源，激发学生的兴趣，这既有利于增强学生对家乡的热爱，又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趣味性，增强了课堂教学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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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思政课 古典哲学思想 创新 教学模式

中国古典哲学思想是世界思想文化宝库中的一支奇葩，它的深邃和睿智至今仍然在人们的社会、工作、生活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高校的思想政治课教学作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教学的主阵地，更应注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深入挖掘中国古典哲学思想中的德育素材，研究其当代价值。通过创立“五大模块教学体系”、 创建个性化与生活化的思政课教学的新模式，建构参与式、思辨式、开放式的学习方法体系，引入过程性评价和实践性评价的考核评价体系，对大学生进行人生观教育、感恩与诚信教育、理想信念教育和创新教育等，从而进一步丰富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从实践上深化了思想政治课教法的改革。

一、弘扬传统文化、创新教育理念

中国古典哲学思想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所沉淀下来的精神文明成果，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其中不仅蕴涵着丰富的人生哲理，同时又十分注重道德修养和教育方法，强调道德践行，并作为道德传统世代相承。当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人们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日趋多元化和复杂化，这就对当代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我们应以文化建设为引领、内涵建设为核心、实用创新为重点，继承中国古典哲学思想的精髓，以人文性、民族性、发展性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念为依托，来弘扬中国的传统文化，使大学生成为中国古典思想的继承人，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者。

二、建立模块体系，研究当代价值。

在课堂教学中将古典哲学思想融入思想政治课“两课”教学中，将原有的内容体系优化整合成“人生观教育”、“和谐观教育”、“实践观教育”、“发展观教育”和“创新观教育”等“五大模块内容体系”，从古典哲学思想这一独特视角，丰富了教学内容，开拓了学生视野。

1、重视人的价值与当代大学生人生观、道德观、理想观的教育。

儒家的道德理想倡导高尚的人格信念和坚守的人生信念，给人以深刻的思想和道德的启迪，具有陶冶情操、修养道德的功效，研究其当代价值可以帮助大学生追求人生的价值、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通过开展“认识你自己”的课内研讨会、“放飞理想翅膀”专题演讲会、“品国学经典、扬爱国豪情”的诗歌朗诵会等形式对学生进行理想教育、爱国教育、人生观教育，使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

2、孔子仁学思想与平等、互助、和谐社会关系的建立。

“仁”是孔子伦理道德思想的核心，其“仁者爱人”思想，在规范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发挥了及其重要的作用。在教学中将这一思想融入到对大学生进行爱国教育、感恩教育、诚信过程中，通过开展“忠心献祖国、诚心献社会、爱心献他人、孝心献父母、信心献自己”的“五心”教育等活动；建立“学生诚信档案”制度，与学生签订了诚信考试、诚信应聘与就业等承诺书，为建立平等、诚信、互助、和谐的人际关系及稳定、良好的社会秩序提供基础和保障。

3、知行合一的认识论与大学生的实践观。

知和行，是中国哲学的一对重要范畴，而做到知行合一就是做到认识和实践的统一。在教学中，将古代哲人的这一思想融入到认识论的教学中，通过“我身边的哲学”、“哲理与生活”等内容，促进知行合一，把大学生的思想道德教育融入于学习生活、社会实践和校园文化活动中，使学生在参与中受教育、长才干、得提高，做到知行统一，才能真正使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发挥实效性。

4、老子“天人合一”、“无为”思想与科学发展观

在教学中，借鉴老子“天人合一”的思想中所蕴涵的唯物辨证的智慧精髓，来讲解当前的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使特色理论增加了文化底蕴，夯实了教育基础，同时又弘扬了传统文化。

三、创新教学模式，提高综合能力

中国古典哲学思想与思想政治课教学的整合，其目的是为培养适应二十一世纪的创新型人才、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与终身发展。这就要在思想政治课教学中构建全新的、立体的、长效的教育创新模式，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与实效性。为此，在遵循教育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打破思想政治教育的传统模式，创建个性化与生活化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新模式，让学生在具体人物的思想个性的框架中获得一种独立思考的空间，将课堂上内化的认知外化为良好行为，并贯穿于学生成长的全过程。

通过教学实践总结出来以“听、讲、看、练、做、传”为主要内容的“个性化”、“生活化”的教育模式，即：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学生通过“听”与“讲”，将课程内容进行内化，形成认知；在教育见习、实习活动中，通过“看”与“练”，达到情感升华；在社会实践活动中，通过“做”使学生在参与中受教育、长才干、得提高，做到知行统一；最后，在顶岗实习和自己的职业岗位上，通过“传”做到身体力行、身先士卒，做好传帮带。突出了教学的实效性，体现了开放式教学的特色，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全方位、长期性的功效。

同时，在课堂教学中还通过开展专题式教学、讨论式教学、实践式教学和活动课教学，探索出 “探究式教学模式”、“愉悦式教学模式”、“生活性教育模式”，构建了将学生被动接受式学习转变为参与式、思辨式学习的“实践体验教学法”、“专题讨论教学法”、“开放式学习法”等多种教学法，提高课程教学的实效性、针对性，促进学生综合能力的提高。

四、改革评价体系，培养从业素质。

在思想政治教育教学中，学习成绩评价是检查学生学习效果的重要途径。传统考核评价方式偏重知识掌握，考的是学生的“背功”、“应试技巧”，过分注重知识掌握，而学生的综合素质和能力则无从评价。因此，构建学生综合考评体系是思想政治教育教学改革中的重要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