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商业文化的理解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对商业文化的理解，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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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基层银行企业文化 发展路径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和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金融市场的竞争越来越激烈。金融领域激烈的竞争促使传统金融服务企业在企业文化的建设上不断进步，并使商业银行的竞争领域也在不断扩展，从而对商业银行的业务水平提升起到了重要的影响。我国商业银行的管理者应当具有基层银行企业文化建设的意识，在相关方面对基层银行的工作人员进行合理的企业文化培训，从而使先进的企业文化能够在基层银行确立。现阶段我国商业银行的企业文化建设的决定因素是基层银行的企业文化建设。先进的基层银行企业文化建设是提升商业银行经营利润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

一、基层银行企业文化建设的发展路径

在金融行业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我国商业银行的竞争不仅包括了理财产品的竞争、销售能力的竞争和经营管理的竞争。商业银行企业文化的竞争也是竞争的重要方面，基层银行的企业文化对商业银行的业务水平有着重要的影响，并在某种程度上对银行的发展方向有着重要的影响，并对银行的竞争能力起着重要的决定作用。以下从两个方面进行分析，探讨了我国基层银行企业文化建设中的发展路径。

1.加强对基层银行企业文化建设的理解

基层银行的工作人员应当对企业文化的基本原则和企业文化建设的基本对策有所了解，从而对基层银行的企业文化和管理机能的真正内容有一个彻底的了解。基层银行企业文化的建设核心是加强工作人员对企业文化的理解。我国的商业银行应当以基层银行的企业文化建设为中心，从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两方面着手共同加强商业银行的企业文化建设。基层银行的企业文化建设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企业文化概念建设，企业文化制度建设、企业核心价值观建设，企业经营理念建设等。我国商业银行的员工应当对基层银行的文化概念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解和想法；除此之外，企业还应当加强工作人员的理念更新，从而提高工作人员的人文化理念，提高工作人员的工作热情、主动性和创造力。并通过企业文化的培训提升商业银行员工的责任意识，最终促进商业银行工作人员工作素质的提高。

2.加强基层银行的管理能力

建立基层银行的核心竞争力要从加强银行的企业文化建设入手，而其中的基础则是提高商业银行的管理能力。管理能力是基层银行企业文化建设的灵魂，是提高基层银行经济效益的重要支柱，是商业银行得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依据。对企业文化进行管理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企业家、银行家、经济学者、管理者所认同，并被越来越多强大的商业银行应用到企业的经营管理中。基层银行对企业文化的管理能力会对银行的精神风貌、经营风格、经营理念、商业信念产生很大的影响，是基层银行精神和文化的重要反映。良好的基层银行企业文化管理能力不仅会对工作人员的工作意识和实践能力有所提升，并且会对企业文化的执行力度起到影响，使企业文化能在基层银行的日常经营中达到根深蒂固，从而提升企业的凝聚力和创造力。

二、基层银行企业文化建设中的策略分析

我国的商业银行目前在企业文化上面临着强烈的竞争，许多商业银行在企业文化的建设过程中注重对不同的文化元素进行融合，从而对企业文化建设产生了不同凡响的效果。以下从两个方面出发，分析了基层银行在企业文化建设中应当采取的策略。

1.明确建设立场

基层银行在企业文化的建设时应当明确自身的立场，从而对企业文化建设的必要性有更好的了解。基层银行企业文化建设是商业银行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商业银行企业文化建设的好坏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基层银行企业文化的建设。因此商业银行的管理者在对银行的企业文化建设进行决策时，应当明白自身的立场，对基层银行企业文化建设的意义有深刻的理解，从而为商业银行企业文化的构建提出合理的意见。

2.注重自身特色

每家商业银行的企业文化都有着自身的特色，基层银行在自身的长期运营中，在自身企业文化的建设中也培养出了自身的特色。因此我国基层银行企业文化的建设应当在遵循共同原则的基础上形成独特的风格，从而更好的促使银行经营文化的形成、信用文化的推广。基层银行在企业文化的建设中应当具有长期意识，创建具有自身特色的企业文化，从而在商业银行间长期的竞争中，能够得到更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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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商务英语文体特点商业文化人本精神商务英语人才培养

一、前言

语言是文化的重要载体。商业文化是社会文化整体的一个分支,又是一个具有相对独立意义的文化体系。所谓商业文化就是:以商品为载体,以商人的经营活动为动力和纽带,反映、传播、创造、弘扬社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称。商务英语作为一种特殊的语言变体,既体现了英语国家的文化背景,又反映了西方的一些典型的商业文化元素。商务英语文体的特点实际上处处体现了西方商业文化中的一些精髓,比如说人本精神。

二、人本精神的定义

“人本”,即对人的尊重与关切。在现代文明社会里,商品、商人、环境以及营销、服务等一系列交易要素正因为具备“人本”这份“爱人之心”,才能使它在消费者面前变得和善可亲。这些由商品经济发展所造就的精神文化与人文主义的文化内容相结合,形成了适应和有利于商品经济乃至市场经济发展的西方社会文化。它反映在商业活动中就集中体现在商人把赢利寓于尊重顾客、顾客至上之中,“顾客是上帝”,一切为顾客方便,就成为西方商业经营理念的核心内容。

三、商务英语的文体特点体现人本精神

总的来说,商务英语的文体特点集中地体现为“7C”原则,即Clearness(清楚明了),Conciseness(简明扼要),Courtesy(彬彬有礼),Correctness(准确无误),Concreteness(具体明确),Completeness(完整无缺)及Consideration(体贴周到)。

1.Clearness表明商务英语的用词一定要清清楚楚,不能有任何含糊不清或者有歧义的地方。例如,As to the steamers sailing from Hong Kong to San Francisco,we have bimonthly direct services.在本句中,“bimonthly”一词实际上有两个不同的意思,两个月一次或者是一个月两次。因而,在商务英语中这样的词就不能使用,以避免造成客户由于理解错误而产生的不必要损失。

2.Conciseness说明商务英语的用词要尽量精简,以减少客户的阅读及理解时间。在西方的商业文化中,“时间就是金钱”这个观念早已深入人心,替客户节省时间就是“以顾客为上帝”的最好体现。所以,过去曾一度流行的商务英语表达,例如,“We wish to acknowledge receipt of your letter...”和“Enclosed herewith please find two copies of...”已不再被视为是一种彬彬有礼的措词,反而被看作“wordy”或者是被认为是一种“cliché”。现在流行的表达方式,反而是直截了当的“We appreciate your letter...”和“We enclose two copies of...”。

3.Correctness和Concreteness指的是商务英语的措词要尽量做准确、具体,不能出现错误的表达和笼统的表达。例如:“We are a well-established exporter of all kinds of goods made in Sweden.”这句话显然是不尽不实之言,“all kinds of goods”显然是一个不准确的表达,即使出口商品的种类很多也不能说成是“各种”商品。本句应改为“We are awell-established exporter of sundry goods(杂货)in Sweden,such as Toys,Buttons and Stationery.”这个表达显然更加准确,也更加具体。如此准确具体的表达使客户能够对该公司的经营范围一目了然,充分体现了对客户需要的关切。

pleteness要求商务英语应用文体的写作应该事先做好规划,完全涵盖所有要让客户了解的信息,不能遗漏任何要点。这个特点充分体现了西方商业文化中对严谨的工作态度的追求,从而从另一方面反映了对顾客的尊重。

5.Courtesy和Consideration是商务英语文体的最高层次追求,也在最大程度上体现了西方商业文化中的人本精神。Courtesy和Consideration要求的不仅是表面上的措词客气礼貌,更要求对客户的需求做到深层次的“换位思考”,完全站在客户的角度来思考问题,首先考虑客户的需要。Consideration还体现在商务英语措词上对客户心理的把握。措词要求体现“You-attitude”而不是“We-attitude”,也就是措词上要从对方“You”的角度出发而不是从己方“We”的角度出发,最先关注的不是自己的利益而是顾客的利益。例如,“We allow 2 percent discount for cash payment.”一句,表达清晰准确。但是从自身角度出发,居高临下地允许对方获得2%的折扣。商业文化讲究平等,等价交换,买卖双方的地位是平等的。所以,在措词上就不能让对方有低人一等的感受。如果改为“You earn 2 percent discount when you pay cash.”,那么意思上是完全一样的,但在顾客心理上产生的效果却截然不同,把“allow”(允许)改成“earn”(赢得)可谓是画龙点睛的一笔,完全改变了顾客感觉自己低人一等的心理,反而让他有一种赢得什么东西的喜悦,也极大地鼓舞了他行动的积极性。

四、结语

综上所述,商务英语的文体特点体现了西方国家的商业文化中一个重要内容――人本精神。当然,由于语言和文化的密切相关性,商务英语和西方商业文化的联系也不仅仅体现在这一个方面。商务英语教学的最终目标应是培养能够“work in English(用英语工作/在英语环境中工作)”的人才。所以,简单的听、说、读、写教学,以及简单的商务知识和词汇补充,完全不能满足商务英语人才培养的目标。未来商务英语教学应该在上述基础上,加入一些英语国家商业文化的内容,以便学生从更深层次真正地理解如何把英语应用到未来的商务工作中去,尤其是如何在外企这一特殊环境中更好地工作。

参考文献:

[1]孟铁.论商业文化之内涵[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1998,(2).

[2]高涤陈.东西方商业文化差异与贸易[J].财贸经济,19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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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牌匾，牌匾翻译，语用失误，语用价值

Translation of Chinese Table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agmatics

【Abstrac】　“Tablet” is a distinctive scenery in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Tablet” is not only a instruction sign, but a culture sign and even the cultural dignity sign. This paper analyses pragmatic failures in Chinese tablets transl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agmatics with the analysis of examples to explain the important pragmatic values of proper “tablet” translations in cultural diffusion and enterprises development

【Key words】　tablet, tablet translation, pragmatic failure， pragmatic value

一、 引言

牌匾是中国独有的一种文化符号、商业语言。是融语言、书法、传统建筑、雕刻于一体，集思想性、艺术性于一身的综合艺术作品。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研究牌匾翻译，探讨牌匾的传统文化价值和商业价值,不但有助于对牌匾历史文化的研究和商业文化宝藏的挖掘整理,而且对于宣传中国的传统文化，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都具有启迪和促进作用。文章从语用学角度分析了牌匾翻译中的语用价值和语用失误现象，从而说明了恰当的牌匾翻译对于文化的传播，企业的发展所具有的重要的语用价值。

二、牌匾的定义及分类

牌匾又名匾额，匾额中的“匾”字古也作“扁”字，《说文解字》对“扁”作了如下解释：“扁，署也，从户册。户册者，署门户之文也”。对“额”字的解释：“悬于门屏上的牌匾”。也就是说，用以表达经义、感情之类的属于匾，而表达建筑物名称和性质之类的则属于额。因此合起来可以这样理解匾额的含义：悬挂于门屏上作装饰之用，反映建筑物名称和性质，表达人们义理、情感之类的文学艺术形式即为牌匾。而牌匾的英译为“an inscribed board（fixed to a wall or the lintel of the door）”（汉英词典，2010）即一块固定于墙上或是门的过梁处题刻字的板。

牌匾目前多用于商业领域，是一种独特的传播商业信息和商业文化的宣传形式,它通过巧取文学作品内容、凭借商联文采、援引成语典故、附丽神话传说、名人题字、利用趋吉心理、采摘宗教词语、表达报恩情感、显示店家诚信等方式，传播民族商业思想和传统的社会文化。

三、中文牌匾翻译的文化和商业语用价值

牌匾语言本身充满丰富的语言、社会、商业、民族、心理等文化内涵,因而要把中文牌匾翻译成另一国的语言时,绝非只是一种一一对应的符码转换,而是要在保持深层结构的语义基本对等、功能相似的前提下,重组源语信息的形式。从而能够很好的将牌匾背后深层的文化内涵在目的语中表达出来。以下这个牌匾翻译的例子就能很好的说明这一点

到今年已经有150年的悠久历史的著名民族食品品牌“狗不理”招牌的英语译名“Go Believe”，这个洋店名不仅在语言层面上，其英语发音上与“狗不理”的汉语发音很相似，而且重要的是其英语译文的寓意“Go and you will believe it” 有助于吸引大量的外国游客来品尝“狗不理”，进而了解“狗不理”的来历故事和“狗不理”三个字背后所包含的文化内涵。因此“狗不理”的英语译名“Go Believe”既体现了商号的产品特征，反映了该品牌所具有的文化语用价值，又有助于外国游客了解百年老店“狗不理”的文化内涵。这一创作性的编译，真正做到了音义契合，从而成功跨越了语言和文化的巨壑。

同时，随着中国加入WTO,为了更好地对外交流,参与国际竞争,国家已经逐步意识到翻译在经济生活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越来越多的大企业建立了自己的翻译机构，为其招牌名称打造恰当的英语译名。广东乐百氏集团的英语译名选词可谓是精妙无比,其初打产品是乳酸奶系列饮品,对人体的发育成长有益,因而选用“Robust（意为精力充沛的）”推向国际市场,当然格外受人欢迎,谐音“乐百氏”也体现了汉语的博大内涵,拽住了国外消费者的心,这样的企业步入世界“五百强”的行列也不难理解。可见像“Robust”这样招牌精妙的译名对于企业的宣传和产品的推广都有着巨大的商业语用价值

以上提及的牌匾翻译例子的成功之处在于其译文很好地体现了该品牌的文化和商业语用价值。而成功牌匾翻译的商业语用价值则加速了商品流通,扩大产品销售。恰当的商业牌匾翻译是目前市场竞争的最有效的手段之一。而牌匾翻译应用于产品推广和销售,有力地促进了企业的国际市场竞争力。由此可见,恰当的牌匾翻译不仅具有宣传中国的传统文化，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文化语用价值，而且对中国企业的产品宣传，提高其国际市场竞争力也有着不可估量的商业语用价值。

四、目前中文牌匾翻译的语用失误现象

“语用失误”由英语言学家Jenny Thomas提出，他把语用失误定义为“不能理解话语的意义”。（Thomas J. 1983）她根据Leech关于语用学的分类，将语用失误分为两种：语言—语用失误（pragma-linguistic failure）和社交—语用失误（socio-pragmatic failure） 。语言—语用失误指学习者将本族语对某一词语或结构的语用意义套用在外语上造成的语用失误。社交—语用失误指由于文化背景不同而犯的语用错误，牵涉哪些该讲，哪些不该讲，人际关系的远近等，与人们的价值观念有关。（胡文仲，1994）两者就像是一个连续体的两端, 语言语用失误更接近语法一端, 社交语用失误更接近社会文化一端。

笔者在研究中发现现在牌匾翻译中的也存在着很多语用语言失误和社交语用失误的现象。

1、 中文牌匾翻译中的语言语用失误

语言语用指当说话者映射在某一特定话语上的语用力有别于以该话语为母语的人通常所映射的语用力，或者当说话者将母语的会话策略错误地迁移到目标语上的时候，语言语用失误就产生了。中文牌匾虽然用语短小精悍，但是表达力却很强。在牌匾翻译中，语言语用失误是指译者想当然地认为译语受众能够充分理解自己的译语，从而出现用词等表达不当，从而给读者造成的误解。具体分类如下：

1.1拼写、语法错误、大小写不分等引起的语言语用失误

如哈尔滨市一家名为“天洋时尚快捷宾馆”的英文翻译中将quick 误写成quike。而深圳市高新技术产业园英文翻译的最后一个单词应该是Park，却被误写成pank。

这类错误往往是由于译者或是牌匾制作者的粗心大意造成的，只要我们在今后的牌匾翻译工作中多加注意，既可避免。

1.2 过度以汉语拼音翻译引起的语言语用失误

如：2008年西湖 “两宜轩”牌匾译文中用了汉语拼音“Xizi（西子）”，“Jing Bi Ju（静必居）”，“Yi Jing Tian Kai（一镜天开）”，这些富含中国特色文化信息的语言仅仅借助拼音而不加任何诠释，对外宾都将构成理解障碍。所以牌匾翻译时过度以汉语拼音翻译必然会引起语用语言失误。

1.3 汉语逐字翻译引起的语言语用失误

牌匾的翻译在语言风格上不同于文学、法律或是技术用语，表现为用词简单，表义准确，语义深刻，不可照字面按汉语逐字翻译，否则必然引起相应的语用失误。

如：云南香格里拉的一家“桂清音像店”的牌匾上的英语译名为“The Gui Qing Sound is like a store” 意思是：“桂清的声音像一个店”，真是让外国游客匪夷所思，不知所云。应翻译成“Gui Qing Sound of Music Store”。由此可见，简单的逐字按汉语字面翻译，必然导致在牌匾翻译中出现语言语用失误。

1.4用词不当引起的语言语用失误

由于汉语和英语语言文化的不同，在汉语中的一个字英译时常常会对应英语中的多个词语，从而给英译带来很多问题。牌匾翻译中这一问题也尤为突出。

在翻译时一定要处理好一词多义的问题，同时要体现景点的特色，避免绝对化的译法。（杨红英，2011）

比如现代的塔译为Tower。陕西电视塔译为“Shaanxi TV Tower”，长安塔译为“Chang’an Tower”。

与宗教有关的塔译为Pagoda。如：宝庆寺塔译为“Baoqing Pagoda”，法门寺塔译为“Famen Pagoda”。

灵塔、舍利塔译为Dagoba / Stupa。如：阿育王塔译为“King Asoka Stupa”。

因此牌匾翻译时一定要注意用词准确，避免由于用词不当而导致的语用语言失误。

1.5 翻译不规范引起的语用语言失误

牌匾翻译还应符合相应的翻译规范，否则就会印起相应的语用语言失误。笔者在研究中发现很多旅游景区的牌匾译语中存在着很多不规范现象，这会给我国的对外文化传播造成不良影响。

如“漓江”英译为“Li River”较为不妥，应译为“Lijiang River”就更符合我国翻译界对“单音节专名+单音节通名” 构成的地名译法，即专名和通名都要用汉语拼音并连写，再加上分开写的通名英译，象“灵渠”译为“Lingqu Canal”，“（阳朔）西街”译为“Xijie Street”都属这一译法。

2、 中文牌匾翻译中的社交语用失误

社交语用失误指说话者不了解对方文化中的谈话双方的地位、社会距离、交际双方的权利以及义务和价值观等因素而导致的语用失误。在中文牌匾英译中，常有因中西方文化和价值观等差异而导致的社交语用失误。

2.1 文化差异引起的社交语用失误

传播商业信息的商号牌匾翻译要合乎译入语文化、风俗、政治背景等。否则就会引起相应的社交语用失误。

如某地一家饭店名为“龙东”，可能是取“龙在东方”之意。无论是从“龙”的文化地位还是“东”的方位内含看，这一匾名都符合我国大众的审美要求，无可挑剔，然而其英文译名“Long Dong Restaurant”却令很多美国客人哑然失笑。原来“dong”在美国俚语中是一个粗俗词，意为“男性生殖器”，结果可想而知。因此恰当的牌匾译名一定要符合译语文化风俗和政治背景等方面的要求。

2.2 违反消费心理引起的社交语用失误

商号牌匾的翻译应该具有劝购和导购的作用，具体表现为体现商品的个性特色，符合消费者心理预期，激发消费者购买欲望，因此商号牌匾的翻译应尽量避免给消费者带来不良遐想。

如广东肇庆蓝带啤酒有限公司的蓝带啤酒对于中国人而言,一般不会产生不良意思的联想,但在国外,意译后的“Blue Belt”一定不会受到柔道运动员的青睐,因为在英语中,blue belt指“授予受过三年训练的柔道运动员,系在柔道衣腰上以资区别的标志”,即仅受训三年,“水平一般的运动员”,所以后来采用了“Blue2Ribbon”这个翻译,不仅摒弃了原翻译中含有的“水准平平”,而且还包含有“竞赛中第一名所得的蓝绶带,转指一等奖、第一流的”的意思,一下子就把意思来了个大逆转,使得这个品牌在国际市场上获得更大的生存和发展的空间。以上两个例子从正反两个方面很好地反映了牌匾翻译中由于违反消费心理引起的社交语用失误给商号带来的负面影响。

2.3 多个译名引起的社交语用失误

笔者在研究中还发现有些牌匾还存在着多种翻译的现象。如著名的“桂林山水甲天下”这一响彻九州之名句，早在宋代就被刻上石碑而广为流传。据权威统计，它约有43种翻译方法，其中最有特色就有以下六种：（1）East or west, Guilin is best.(2)The scenery of Guilin is world-renowned. (3) Guilin’s water and mountains captivate the world. (4)By water, by mountains, Earth’s fairest, Guilin! (5) By water, by mountains, most lovely, Guilin! (6) Guilin’s lanfscape is the most beautiful in China.

此类由于多个译名引起的社交语用失误不仅给游客带来极大的困扰和误导，更为我国进一步提升文化旅游的品味和价值带来不良影响。

可见一个成功的牌匾翻译绝不是简单的文字符号转换，一个成功的译名往往需要综合考虑语言、文化、产品特征、历史、规范等诸多因素，凝结着译者大量的心血，真正是“一名之立，旬月踯躅”。

五、结论

文化“只有是民族的,才是世界的”（鲁迅，1935），要使我国负载着厚重的传统文化色彩的牌匾文化发扬光大,就要注重在牌匾的翻译中保持本民族的文化精神, 突显牌匾的文化内涵和商业语用价值。这样才会使我国的牌匾文化在国际上有一定的知名度。同时这对我国企业的商品出口也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当然我们也应看到，由于许多中国老字号招牌在命名牌匾之初，根本考虑不到会给今天的牌匾翻译造成障碍，在翻译过程中出现的文化缺失现象令人惋惜。因此，笔者希望有更多的专家学者和广大译者朋友们关注牌匾翻译，为牌匾翻译的发展，同时更是为我国文化的传播和经济的发展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1］Thomas J. Cross-cultural pragmatic failure[J]. AppliedLinguistics，1983

［2］Peter Newmark. A Text Book of Translation [M].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3］杨红英. 旅游景点翻译的规范化研究[J]. 中国翻译, 2011(3)

［4］汉英词典（第三版）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0（1）

［5］胡文仲.文化与文学—通过文学教文化之探讨[M].外语教学与研究,1994

［6］鲁迅，且介亭杂文集[M], 1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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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化与商业

文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产物，是人类社会特有的现象。它是人类通过社会实践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关于文化的定义，国内外学者提出过各种观点，但都无法形成统一的看法。A.L.Kroeber和ClydeKlukhohn就曾在他们1952年发表的著作《文化：概念与定义之回顾》（Culture:ACriticalReviewofConceptsandDefinitions）中收集了近300个有关文化的定义。著名学者胡文仲认为：1）文化是人们通过长时间的努力所创造出来的，是社会的遗产。2）文化既包括信念、价值观念、习俗、知识等、也包括实物和器具。3）文化是人们的行动指南，为人们提供解决问题的答案。4）文化并非生而有之，而是后天所学会的。5）价值观念是文化的核心，可以根据不同的价值观念区分不同的文化。而商业是人们从事的经济贸易活动，随着现代社会的迅速发展，商业也随之逐渐成熟，从最初的只满足人们的日常生活使用的需要，演变成越来越注重商品给消费者带来的精神方面的体验。而要提高商品的体验价值，就要给商品注入一定的文化因素。同时，消费者的消费观念和消费能力也在不断地变化，他们不再只是简单地追求实用，而是更看重商品的文化价值。所以，商业和文化的关系越来越紧密，文化对商业的影响日益突出，并已成为商业决策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商业文化也就这样悄然地出现了。从文化学的角度来看，商业活动也是一种社会实践活动，它所创造的成果自然也是人类文化的一部分。因此，商业文化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人类历史上，商业的发展极大地促进了文化的进步。比如中国古代的丝绸之路就承载了商业的繁华和文化的共融。所以，文化的进步始终离不开商业。商业不仅能把商品和先进的生产方式传播到其所到之处，还能把各种文化形式带到各个地方，并与当地的文化进行交流，使得各地区各民族的文化能取长补短，共同促进人类文明的发展。恩格斯曾说：“商入对以前一切都停滞不变，可以说由于世袭而停滞不变的社会来说，是一个革命的要素。”“现在商人来到这个世界，他应当是这个世界发生变革的起点。”由此可见，商业在人类文明的发展中始终起着重要作用。商业文化作为文化的一部分，也从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文化的发展。

二、中西商业文化的差异

中西文化的差异必然导致了中西商业文化的差异。用文化差异来解释国际商务中的所有问题是十分荒谬的，但如果否认真实和深奥的文化差异的存在，并否认它给全球商务活动带来了很大影响，则会走向另一个极端。因此，我们要正视中西商业文化的差异。中西文化在各个方面存在差异，比如不同的思维方式、价值观、行为方式等。同样，中西商业文化也同样存在各种差异。如果将人类的文化分为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那么商业文化也可一分为二，即商业物质文化和商业精神文化。商业物质文化即各种商品、商业建筑和设备等，比如茶文化和酒文化。商业精神文化即商业习惯、商业理念、商业思维、商业价值观、商业道德等。这里，笔者将主要分析中西商业精神文化的差异。

（一）商业习惯的差异西方商人通常把人际关系和商业关系区分开来，他们跟生意伙伴往往只谈如何合作，不管在正式场合还是休闲场合，所以他们就没有只跟朋友做生意的顾虑，商业关系比较简单。然而中国商人一般认为要跟人做生意就得先跟他交朋友，所以会通过饭桌，甚至人情来拉近关系，把对方变成朋友的同时也使他成为其商业伙伴。这种商业理念让外国商人很不习惯，但如果他们想在中国打开市场，也不得不入乡随俗，适应中国的人情世故。

（二）商业思维的差异中西方人的思维差异在商业上也有所体现:中国商人倾向形象思维，而西方商人则倾向抽象思维。中国商人侧重由面到点的叙述方式，而西方商人喜欢由点到面进行阐述。中国商人强调以联系的角度看问题，注重事物的整体关系。西方商人则会将事物分割，进行逻辑分析。比如在商务函电往来中，中国商人往往采用归纳式的表达模式，即先阐述问题再表述自己的观点。西方商人则通常采用演绎式的表达模式，即先提出观点再对其进行阐述。在商务谈判中，中国商人一般更注重对方的诚意和实力，强调在谈判中要随机应变，缺乏周密的安排。西方商人则更注重谈判的布局，即会事先明确目标，确定计划，收集数据等，对谈判的过程和要求非常熟悉。在公司管理中，中国商人认为一切要以大局为重，看重人际关系，认为良好的人际关系会促使业务更好地往来，所以要先处理好各种关系，强调彼此理解，相互支持。西方商人强调一切以自我为中心，人际关系相对简单，工作中各人只要按章办事就可以了，职责清晰，互不干涉。

（三）商业价值观的差异西方商人以最求利润为唯一目标，任何活动都要以股东的利益最大化为目的，按期公布公司的财务报表。一旦公司出现亏损，通常就要大幅裁员，甚至申请破产保护。中国商人注重企业效益的同时更注重企业的社会责任，即使陷入亏损状态，也尽可能维护职工的利益，尽量避免破产。在企业经营中，西方商人注重个人利益，平等竞争。中国商人注重整体利益，讲究人情世故。在企业管理中，西方商人向往进取精神和创业精神，而中国商人则认为创业容易，守业难，因此向往领导才能和守业能力。

（四）商业道德的差异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商业道德的基本内容是：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文明经商，礼貌待客；遵纪守法，货真价实；买卖公平，诚实无欺等。中国商人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赚钱，他们认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真正的商人会通过赚钱来满足自身甚至是他人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而西方商人从事商业活动的目的就是为了赚钱。在资本主义初期，他们会通过惨无人性的手段榨取他人的劳动来赚钱；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里，他们则会千方百计地从消费者身上赚取更多的利润。

三、中西商业文化冲突的应对策略

中西商业文化的差异不可避免地会带来各种冲突，这些不同商业文化间的冲突也属于跨文化冲突的一部分，因此要解决这些冲突就需要从跨文化交际的视角寻求方法。

（一）跨文化交际理论中西商业文化的交际也是跨文化的交际，因此合理应用跨文化交际的理论对解决中西商业文化冲突有很重要的作用。1．跨文化交际研究的发展跨文化交际研究始于20世纪20年代。二战后，美国迅速崛起，成为超级大国，在国际事务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同时也面临着由文化差异引起的各种交际问题，从而促使学者们进行文化差异的研究。20世纪50年代末，爱德华•霍尔(EdwardHall)在其《无声的语言》（TheSilentLanguage)中率先提出了跨文化交际（interculturalcommunication)的概念，为跨文化交际学理论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我国的跨文化交际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1980年，许国璋发表了Culturally-loadedWordsandEnglishLanguageTeaching，标志着跨文化交际学在中国的起步。2．跨文化交际理论戴晓东认为，跨文化交际是不同文化群体以及不同的文化成员互相交换信息、相互沟通、共同建构意义和身份的过程。一直以来，国内外的许多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对跨文化交际理论进行拓展和深化，其中丁允珠和欧埃特塞尔的跨文化冲突管理理论比较有影响力。他们认为，跨文化冲突管理主要受到四个方面因素的影响：1）定位因素，包括文化价值模式、个人属性、冲突规范和面子的关切；2）情景与交往范围的特征，包括群体的内外界限、关系参数、冲突目标的评判和冲突程度；3）冲突过程因素，包括冲突方式、维护面子的策略、情感表达以及冲突的节奏；4）处理冲突能力的特征，包括得体性、有效性、满意和成果。①它们的内在逻辑是交际冲突首先受到定位因素的制约，并影响到情境因素，且在过程因素中得到更直观的体现，冲突管理能否成功取决于得体性、有效性、满意和成果等因素；冲突管理的结果又影响到文化价值定位及其他各个方面。

（二）跨文化交际视角下的解决之道广义而言，只要两个对象之间的需求无法搭配或相容，我们就可以说，他们处于冲突的情境之中。由于中西方的商业文化存在差异，必然就会有各种商业交际的冲突。因此，要解决冲突，就必须从跨文化交际的角度积极寻求有效的方法。1．提高对中西方商业文化的认同每个民族都有其自身的文化积淀。东西方商业文化之间存在很多差异，甚至有人认为它们是背道而驰的。西方人在资本主义唯利是图的本质驱动下，形成了一种完全靠剥削劳动力或吸引消费者来赚取利润的商业模式。对他人缺乏关爱精神。而东方人深受儒家提倡的道德观念影响，在利益驱动的现代商业社会往往仍会遵循有些道德准则，比如“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但是不管哪种文化都有其利弊，西方人擅长用富有逻辑的理性思维来对待经济，缺少感情因素。而东方人擅长用感性思维对待经济，缺乏严密性。两种不同的文化需要相互交融才能焕发新的活力，任何固步自封的排他行为都会给自身带来不良后果，导致经济停滞不前，落后挨打。要进行良好的商业沟通必须要平等对待不同文化，具有开放的精神。2．进行适当的商业文化调整在实际商务活动中，要主动提高文化意识，加强自身文化修养，深入了解本民族文化和对方文化，多站在对方文化的角度理解他们，探索有利于双方的交际模式，会有助于赢得对方的尊重，更有效地解决问题，从而达到双赢的目的。在商业文化的交流中，要包容不同的文化，互相吸取对方的文化精华，摒弃文化糟粕。比如中国人容易安于现状，讲究面子，缺乏竞争意识，应多吸取西方文化的长处。但西方人太强调自我，不利于家庭稳定和社会团结，也应摒弃，需要学习中国的集体意识。此外，还应该把西方的商业习惯及商业理念同东方的商业价值观相结合，取长补短，孕育出新的商业文化。

四、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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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音乐社会学；爱情歌词；文本分析；社会变迁

中图分类号：J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11-0123-01

人们通过歌曲表达自己对爱情、社会、人生的理解。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很多歌曲都应属于爱情歌曲的范畴。每一个时代都有其独特的流行音乐，它代表了一个时代的声音， 最直观的反映了一个时代的特征，并已经与它的时代融为一体。

人性中最真实最朴素的诉求被压抑直至扭曲，私人领域充斥着空洞的口号和虚无的概念，政治的刚性硬化了人们的心灵，挤占了私人话语的表达空间。

一、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

进入80年代中期，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推进，社会文化政策进一步宽松，变革成为了一种社会常态。它不仅极大地改变着中国的经济、也改变着大众的价值观念与行为方式。对个体生命的呐喊和对现实生存状态的担忧，成为了这一时期流行音乐表达的主题。这种精神上的彷徨与苦闷情绪给人们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压抑，人们亟需获得一种合理合法的渠道把这种情绪释放出来，于是流行歌曲的崛起便成为了一种必然。以崔健《一无所有》为代表的摇滚乐和以程琳《信天游》为开端的“西北风”开始“刮遍”大江南北，“大陆流行歌曲作为一种影响社会变革的文化力量。第一次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一时期的流行爱情歌曲比例迅速上升，其创作逐渐摆脱了对港台流行歌曲的模仿与翻唱，进入了一个本土化创作阶段。

二、90年代中期至新世纪初

90年代新一轮经济改革大潮的涌起，使得市场经济的地位在内地正式确立，商品经济规律迅速渗透进各种类型的文化活动中。文化产品成了名副其实的文化商品；而另一方面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文化消费市场快速发展，涌现出数量惊人且胃口极好的消费群体。各种形式的大众娱乐文化消费层出不穷，精英文化逐渐被边缘化。作为流行爱情歌曲主要接受群体的年轻人——“乐迷”们价值取向日益多元化，其越来越远离历史与记忆，缺乏消费的主动性、创造性，更加关注私人生活里的一己情感口味，而无意于社会群体的文化参与上一代人的责任意识和使命感在新世纪的流行音乐中很难觅其踪迹。这反映在歌词创作上主要以表现自我、宣泄个体情感为基调，内容上日益世俗化、商业化。追求简单的快乐成为了这一时期流行爱情歌曲创作的主题。只要有听众，有市场，怎么创作都可以。爱情歌曲的创作与生产考虑更多的是商业利润，创作者沦为了生产流水线上的工人。音乐也不再触及深层的生命冲动，不再负载深重的文化使命，不再追问个体的精神价值，而是沉迷于小感叹、小情调、小恩怨，在浅表层面婉转低回。

三、21世纪新传媒时代

进入新世纪，我们不得不正视这样一个事实，受商业因素和后现代文化的影响，人们的价值信仰和道德意识已趋于失范，与“文学界亵渎崇高、躲避理想、取消意义相呼应”，成为一种“无主题变奏”。主流社会对流行音乐呈现出一种意识形态层面的批判与文化、商业行为层面“变相合作”的矛盾状态。在焦灼、空虚与失落的社会情绪中我们迎来了一个平庸、无聊、消解神圣和崇高的时代，拒绝深度、消解意义、回避主流话语、追求感官享受是这一时期流行爱情歌曲创作的基本取向。歌曲创作已经步入了一个“任何人都可以创作、怎么创作都可以”的时代，尽管这一时期也产生了一些旋律优美、内容健康的爱情歌曲，但是也出现了一批格调不高的“文化垃圾”。如歌曲《独自去》、《情人》、《香水有毒》、《宝马车里的女人》、《飞向别人的床》、《那一夜》、《我需要》等。追求生理性的发泄与感官刺激似乎成了这些歌曲获取市场的“卖点”，如歌词“独自去我谢绝你监管，道别你身边我寂寞找个伴。”（《独自去》）、“你身上有她的香水味，是我鼻子犯的罪。不该嗅到她的美，擦掉一切陪你睡。”《香水有毒》、“那一夜，你没有拒绝我；那一夜，我伤害了你（《那一夜》）“是上帝酒后的过错，丢失了那禁果，扛不住本性的饥饿，我需要、我需要……”（《我需要》）、“你是我的情人，像玫瑰花一样的女人，用你那红红的嘴唇，让我在午夜里无尽地消魂。”（《情人》）等。

尽管这些曲目不可能代表所有的流行歌曲，但也充分暴露文化消费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因为其“都市性决定了它在文化上的时尚型和浅薄化，商业性决定了它的快餐性和垃圾化，亚文化性则决定了它的多元化和低龄化”，这三个特征在西方经历了一百多年的演变，而在中国以压缩的方式急速进行，迅速发展的结果只能导致浮躁和喧嚣中的迷茫，歌词题材的日益狭隘、歌曲创作与风格愈加模式化、庸俗化。“缺少理性光芒是当前歌词创作中需要关注的根本问题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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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近期进行的一次调查显示，60%的受访者从来、很少或只是偶尔能够获得企业进行商业决策时所需要的有效信息。通常，企业获得的信息与其进行战略性决策所需要的信息有着很大差异。

产生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企业对商业智能实施方案的理解以及已部署的商业智能（BI）方案与所产生的信息孤岛相互冲突。此外，众多企业在管理、实施及跨部门的标准化商业智能方案应用等方面，仍然面临着很多困难。不过，更为重要的是，几乎很少有企业能真正做到通过成型的数据获得企业所需的有效信息。企业必须将自身信息视作其战略性资产和重要的企业特色之一。只根据直觉或对市场的主观理解就进行企业决策的年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运用商业智能竞争力中心（BICC）赋予企业独特特色

作为一名企业高管，其获取成功的首要因素就是制定战略决策，这种战略决策的智能化和交付可以使企业独具特色。同样重要的因素是发现和了解可以根据事实进行有效决策的内部和外部智能化方案。.

事实上，具备以下两个方面才可使企业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企业所交付的智能化的品质，以及使用和诠释这种智能化方案、推动战略性决策方向的人员素质。

赛仕（SAS）对此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定义。商业智能就是在恰当的时间将正确的信息提供给合适的人员，支持企业做出正确的决策，从而获取竞争优势。凭借在智能化领域积累的31年的丰富经验，SAS公司认为，要想全面、广泛地了解自己的业务，企业需要拥有客户、金融、运营和风险等四种类型的智能化方案。

一旦做出了这样的决定，企业就需要一名能将智能化方案渗透到企业各个层面的负责人，这就需要建立商业智能竞争力中心（BICC）。企业正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商业智能化工作远非只是部署技术那么简单。与企业的智能化定义相类似，SAS商业智能竞争力中心概念也是一个多维概念。解决人员、流程、基础设施和企业文化方面的问题，需要具备整体的战略性方案。

进行评估和采取措施

在建立商业智能竞争力中心的时候，首先要了解企业需要什么样的智能化方案，确定不同级别的管理团队每天、每月、每个季度或每年需要进行什么样的商业决策。其次，需要了解如何交付所需的智能化方案。并非所有的企业都会采取同样方式实施其智能化方案。企业规模、企业结构、信息架构等诸多企业自身特定的因素，都将会影响企业交付智能化方案的方式。

然而，了解企业具备的智能化方案交付能力的成熟程度，或许就是需要考虑的最为重要的因素。SAS公司的信息评估模式提供了一种方法论，可以对企业的成熟级别进行评估，还可制定相应的战略，帮助企业逐步达到应该具备的相应等级，通过持续不断的创新，将智能化运用到企业各个层面，而不仅仅只在决策层。BI的发展阶段由五个不同的级别组成：

运营――工作重点为个人，信息为个人信息

汇总――信息在部门级别进行保存

集成――需要具备企业标准

优化――对信息进行评估、重组和改良

创新――不断在流程和文化领域进行创新

从人员、流程、基础设施和文化的角度来理解这些标准是非常重要的。这是为企业奠定商业智能竞争力中心实现企业价值的基础。如果企业已经决定实施智能化方案，那么企业实施此项目的能力并不能代表企业建立商业智能竞争力中心的能力，但是这种能力可以决定企业商业智能竞争力中心的结构。

目前，一些尚欠完善的商业智能竞争力中心部署方案将只能从提供基本的支持功能来开始工作，但是SAS公司建议商业智能竞争力中心的工作应扩展到商业智能化方案的所有方面：

商业智能化方案：企业战略应当配置什么样的商业智能化方案；

数据管理：数据品质、监管和政策都属于商业智能竞争力中心的职责范畴；

数据获取：数据整合、数据存储等；

高级分析；

支持：企业用户的首要支持 ；

培训：变更管理、项目管理和流程整合培训，从而交付智能化方案；

供应商合同管理；

商业智能竞争力中心基础要素。

由于其具备的战略性使命，商业智能竞争力中心应当对企业的技术和业务功能进行有效整合，还应向首席财务官、首席信息官甚至是首席执行官等高层管理人员直接报告工作。更为重要的是，商业智能竞争力中心应当成为企业结构的组成部分。

商业智能竞争力中心的职责还包括对业务和信息技术人员进行有效整合, 以确保企业能从智能化方案实施工作中获得最大价值。商业智能竞争力中心的工作人员应当具备未来可能成为管理人员的潜质。实际上，商业智能竞争力中心还可以成为这些人员全面了解企业的一个平台。

商业智能竞争力中心的规模可为12名到100名员工不等，但通常会与企业的规模相关。例如，南美地区的顶级保险公司――Mutual and Federal的商业智能竞争力中心的员工人数为10到20人。在企业智能化实施的工作中，这家企业对自身机构进行了重组，以支持新的信息管理工作。日本的顶级电信运营商――NTT DoCoMo的商业智能竞争力中心的员工人数超过了100人。值得注意的是，这两家公司都制定了交付智能化的核心战略决策，并且随后建立了相应的方案实施机构。

篇7

董事会是商业银行风险治理的核心，负责在战略层面上对风险管理过程进行监督，主要专注于治理结构的合理、战略的制定与督导、高级管理层的风险履职以及风险沟通的充分透明。高级管理层负责在风险战略的框架下，在战术层面上确定并实现风险目标，其专注重点更集中于风险目标、风险分析以及风险技术。

风险治理理念的提出

董事会归位成为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真正主体，是风险治理理念提出的制度背景。以往，国内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事实主体是高级管理层。公司治理以及银行业务的发展，客观上要求将风险管理上升到商业银行战略层面；巴塞尔资本协议与银监会相关风险管理指引也明确指出董事会承担各类风险的最终责任。这一切都促使商业银行董事会充分履职，从公司治理的高度管理风险，确保风险管理机制的有效发挥和风险策略的贯彻执行。

商业银行进入全面风险管理阶段后，管理内容大为丰富，这是风险治理理念提出的现实需求。全面风险管理要求商业银行构建全球的风险管理体系、全面的风险管理范围、全程的风险管理过程、全新的风险管理方法和全员的风险管理文化，而传统以高级管理层为中心的风险管理框架，在组织架构、管理半径和管理纵深方面都无法涵盖如此丰富的内容。风险治理理念将风险管理的架构延伸至董事会，明确董事会和高级管理层的职责边界，形成由战略决策到战术执行再到执行监督的统一风险管理链条，是治理层面满足全面风险管理需要的必然选择。

商业银行业务创新的需求和经营风险的本质是风险治理理念提出的根本动力。当代银行的业务与产品创新飞速发展，要求风险管理高效率地贯穿所有相关部门、专业和领域。但实践中，风险管理与业务发展部门的权限往往比肩平行，按风险管理职能划分的条块式管理体制在部门协调、信息交流路径上存有障碍，致使风险管理成本提高，效率降低。风险治理的理念坐实董事会在风险管理、监督与协调方面的责任，在更高的层面上统筹风险管理，切实推动商业银行业务的创新与发展。

商业银行风险治理框架

商业银行风险治理框架由风险治理结构、风险容忍度、风险监督机制、风险沟通机制和风险文化五方面构成。

风险治理结构

风险治理结构是实现高效率风险治理的基础和保障，指商业银行“三会一层”在风险管理事务方面的职责定位与组织架构安排，其中尤以董事会和高级管理层为主。

董事会风险治理职责。董事会风险治理职责分为风险战略决策、风险执行力督导以及风险文化建设等三方面。

在风险战略决策方面，董事会审定风险管理战略，设定风险管理的总体目标、风险偏好和风险容忍度，明确风险管理优先顺序和内控机制，审核重大关联交易，做出风险管理的重要决策。

在风险执行力督导方面，董事会对高级管理层的风险战略执行情况和风险管理能力进行考核、评估和监督，审议批准内外部审计部门提交的评估报告并监督落实整改，确保银行风险管理和业务经营处于董事会的风险战略框架之内。

在风险文化建设方面，董事会推动并督导高级管理层将风险理念整合纳入业务发展策略，建立有效的风险管理激励与考核机制，持续监测银行的风险文化建设，培养全员风险管理意识。

高级管理层风险治理职责。银行高级管理层风险治理职责具体分为风险战略执行、风险管理和风险报告等三方面。

在风险战略执行方面，高级管理层遵照董事会批准的风险战略和重大风险决策，建设全面风险管理的组织架构，制定具体明确、操作性强的执行措施，在全行组织落实。

在风险管理方面，高级管理层制定风险政策和程序，对风险进行识别、评估、度量、缓释和监控，对管理信息系统的实施和变更情况进行监控，保障其适时性、准确性和可用性。

在风险报告方面，高级管理层一方面将董事会的风险战略、重大决策准确及时地传达到全行执行；另一方面通过制度性安排，帮助董事会全面了解银行所处的风险环境与风险状况，以使董事会能更好地履行风险决策职能。

风险治理的组织架构。商业银行风险治理的组织架构因行而异，总的原则是符合自身公司治理的特点，保障风险战略的执行力和风险管理职能的独立性，满足风险治理专业化、高效化和常态化的要求，实现业务发展与风险控制之间的平衡。

风险治理的组织架构有不同的模式，但也有一般的原则。首先，董事会下应设置专门的风险管理委员会；其次，董事会中应包括兼具学术背景和实践经验的风险管理专家；第三，高级管理层的风险管理团队应与业务部门保持一定的独立性；第四，风险治理组织架构中的各个机构应明确各自职责，确保彼此间有效协作与沟通；最后，风险治理结构要满足三层次的监督与制衡，即由董事会实施的监督、各业务领域直接的条线监督，以及独立的风险管理部门、合规部门和审计部门的监督。

国内商业银行董事会主要通过下设的风险管理委员会处理风险事务，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与关联交易管理委员会也从不同角度涉及到风险管理工作。此外，工行、中行、建行、交行等银行在高级管理层层面设立首席风险官，旨在加强董事会风险战略与决策的执行能力。

风险容忍度

风险容忍度指商业银行董事会和高级管理层在战略目标实现过程中对风险的可接受程度，一般反映在银行的风险战略和风险政策中，体现为业务增长、并购、市场拓展等经营活动中可以接受的风险和回报的平衡点或者风险调整后的资本回报率，是决定商业银行总体风险水平、资本水平和所承受风险种类的重要因素。在风险治理框架中，商业银行高级管理层制定风险容忍度，交由董事会审核批准。

商业银行董事会在其风险战略中明确定义风险容忍度，清晰表达银行所愿意承担的风险水平，相当于为银行高级管理层的经营活动划定了一条不可逾越的“高压线”，同时也有利于监管部门及外部利益相关者更好地了解银行的整体风险态度。

银行高级管理层根据风险容忍度制定具体的风险目标或者风险限额，作为在执行银行战略活动中所承担的风险阀值水平和损失容忍度。例如，对于董事会不能容忍不道德的商业行为或安全事件，高级管理层则为之采取零容忍策略。

风险沟通机制

风险沟通贯穿于整个风险管理过程，其外延不仅包括董事会与高级管理层之间的沟通，也包括高级管理层与业务职能部门之间、银行与投资者等利益相关者之间，尤其是银行与监管部门之间的沟通。

在商业银行风险治理框架中，董事会通过建立沟通机制，规定高级管理层向董事会进行风险报告的内容、频度和方式，明确风险信息的收集、处理和传递程序，促进董事会和高级管理层之间进行及时有效的信息沟通。

风险沟通的目的是使风险信息在合适的时间传达到合适的人，沟通的有效性直接影响到银行处理风险的水平。董事会应建立沟通渠道，在制度的保障下及时获取充分信息以评价高级管理层的工作绩效，通过与高级管理层和内部审计人员定期会谈，监控风险管理目标的实施情况，进行相应的风险决策，有效评估及妥善处理风险隐患。

风险报告制度是风险管理的重要一环，应从银行战略的高度明确报告准则和报告制度。报告准则侧重于报告质量，报告制度关系到报告能否及时地传达到合适的部门，尤其是能否及时上升到高级管理层和董事会层面。风险报告的质量取决于风险报告部门与其目标读者之间良好的沟通与理解，其主要衡量标准包括：准确指出银行整体的风险敞口；突出风险之间的相关性；为不同的读者有针对性地提供报告；信息提供的及时性；有效识别潜在的机会与风险。

风险监督机制

为保障风险治理的有效实施，董事会建立监督机制，明确风险相关专门委员会及内部审计机构在内部监督中的职责权限，规范内部监督的程序、方法和要求。

风险监督的目标是找出风险或潜在的隐患，及时采取补救措施，将风险控制在风险容忍度范围内，分为日常监督和专项监督。日常监督是指董事会对高级管理层实施风险战略情况进行持续的监督检查；专项监督是指在银行发展战略、组织结构、风险管理政策、流程等发生较大变化或风险时，对风险管理某些方面有针对性进行的监督检查。

商业银行董事会结合内部监督情况，定期对高级管理层风险管理有效性进行评估。评估的方式、范围、程序和频率，由董事会根据业务调整、经营环境变化、业务发展状况、实际风险水平等因素确定。

风险文化

风险文化是风险决策时贯穿于整个银行的价值和行为系统，体现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和行为文化四种形式。商业银行经营风险的特性决定了其风险管理必须体现为全员的行为，即在追求银行业务目标时，每个银行员工都应该具有风险管理的意识和自觉性，对风险及合规要求有充分的理解。

在风险治理框架下，商业银行董事会和高级管理层有责任和义务打造重视风险的全行文化基调，在业务发展目标和风险容忍度之间建立平衡机制，通过风险培训和激励措施使每个员工都理解银行的风险文化及风险容忍度，从而确保风险战略、风险政策和风险管理程序得到有效执行与实施。

风险文化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董事会的意愿与偏好。建设良好的风险文化，商业银行董事会一方面要具有风险管理专业知识和经验，另一方面要将风险管理文化与企业战略目标集合起来，监督执行。

风险文化贯穿并体现于银行风险管理的所有环节，对于保证银行“做正确的事”而不是做“可以做的事”至关重要。在良好的风险管理文化中，高级管理层把风险管理作为一种本能，自觉将风险文化要素纳入风险政策的考虑范围，持续提升全员风险文化意识，确保各项风险管理措施得到充分执行。

关于加强国内商业银行风险治理的思考

历经多年建设，国内商业银行公司治理在建章立制、机构设置、职责定位等基础层面上已经取得很大成绩。风险治理作为公司治理的一个侧面，无论在风险治理结构，还是在风险容忍度、风险信息沟通与监督机制、风险文化建设等方面，基本实现了同国际领先银行先进实践的“形似”。距离“神似”的差距主要有两点。一是风险治理建设的主动性不够，各银行均按照《公司法》和有关监管规章照本宣科，不同的银行在风险架构设置、职责定位、制度建设等方面大同小异，缺乏根据自身风险治理需要而进行的主动创新。二是风险治理的执行效果有待加强。尽管各行在公司章程和治理文件中，对于各项风险治理要素都有清晰周密的制度规定，但大多还停留在纸上富贵，执行效果大打折扣。

风险治理的法则固然重要，但真正区分领先与落后的要素还是在于执行。加强国内商业银行风险治理的关键，在于根据各行自身特点和治理需求，围绕加强风险战略决策执行力这一中心思想，对董事会风险治理各要素进行主动大胆地突破与创新。

强化董事会风险管理的专业水平，解决董事会内部风险决策的主体与效率问题。首先，考虑在董事会层面设立常设的首席风险官，作为董事会风险决策的代表，承担董事会日常风险管理的具体职责。首席风险官对董事会负责，对银行风险提供独立观点和验证意见，与高级管理层保持相对独立，是充分发挥其风险管理职责的关键。

其次，加强对董事会风险决策的专业支持力度，提高风险治理的效率。一种做法是在现行的独立董事和专业委员会制度之外，补充成立由银行内部与外部风险管理专家共同组成的风险决策顾问组，为董事会做出的每一项风险决策提供独立的专业意见，对高级管理层的风险执行工作进行评估。另一种做法是丰富现行董事会办事机构的功能，由办事机构转型为参谋本部，突出其专业色彩，对董事会的风险决策提供技术支持和帮助。

第三，加强董事会与监事会、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与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和关联交易管理委员会等其他风险相关委员会之间的分工协作，在董事会层面实现风险决策、督导及风险文化建设的统一管理，确保其风险管理职能既不相互重叠，也不留下空白和死角。

在风险战略中主动规定风险容忍度，在风险政策中细化落实，并定期进行评估与督导。尽管现行监管政策没有硬性要求，但风险容忍度是商业银行董事会履行风险管理职责的起点，也是高级管理层执行风险战略的操作底线，进而也是商业银行风险治理有效与否的判断标准，商业银行应主动设定。

实践中，风险容忍度由商业银行高级管理层基于对发展战略、风险状况及自身风险管理能力的认识制定，并报董事会审核批准。董事会应在获得足够的专业支持的情况下，审核风险容忍度的合理性和可行性。风险容忍度一经纳入银行整体风险战略，高级管理层即应将其细化、分解和落实，接受董事会的定期评估与督导。

提高风险信息质量，助力董事会风险决策。风险信息质量是董事会风险决策的重要依据。国内商业银行董事会收到的风险信息以常规报告为主，内容的可读性与针对性不强，不能满足风险治理的需要。

提高风险信息质量，发挥风险报告在董事会风险决策中的作用，需要从以下方面入手加以改进。

丰富风险信息内容。董事会不仅应获得银行内部的常规报告，还要能够获取银行外部影响风险的信息，帮助其全面认知银行所处的风险环境。

强化风险信息加工。董事会不仅需要原始的风险信息，还要有经过提炼与整理、客观反映风险状况的独立分析。高级管理层有必要对收集到的各种信息进行合理筛选、核对与整理，帮助董事会更好地理解银行风险状况和风险管理工作。

拓宽风险信息的来源途径。既要有常规的报告路径，也要对非常规风险信息获取途径做出规定；对银行风险状况，既要有来自高级管理层报告，必要时也需要有来自独立第三方的报告以资对照。

明确董事会风险督导的内容和手段。董事会应每年向高级管理层风险管理指导意见，传达董事会的风险战略及风险容忍度，要求高级管理层据此制订执行层面的风险政策，并通过定期的风险整体评估检查其完成进度与质量。

董事会应坚持主动督导与接收定期风险报告相结合，通过常态化调研与专题调研发现问题，对高级管理层落实董事会风险战略的情况进行监督指导。

董事会与高级管理层之间还应建立常规交流的平台，通过工作会议、文件流转、列席彼此会议等形式，围绕风险战略的理解与执行进行充分的讨论与交流。当外部风险环境发生变化时，董事会也应对风险战略及时做出相应的微调。

打造特色风险文化，提升自身价值。风险文化是商业银行企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在物质、制度、精神和行为层面上都自发体现出表里如一、标准统一的风险文化，才能使风险文化成为商业银行的品牌和竞争力，提升公司价值。

风险文化应主动培养，公开宣示。商业银行董事会和高级管理层应充分认识到风险文化对于风险治理的重要性，主动规划、培养本行的风险文化，根据实践经验加以总结和提炼，并在公司章程和定期报告中予以披露，使风险文化成为银行内部、投资者、监管部门等利益相关者共同认同的基础。

风险文化应具有特色，打破“高大全”的条条框框。国内商业银行已开始通过打造特色业务差异化经营，风险文化也应相应地有所反映。例如，对于重点发展领域，可在总体可控、机制保障的前提下，董事会可适度放宽风险容忍度，变压缩风险的单一目标为有意识地经营风险，形成业务发展与风险把控在风险治理层面的有机平衡。

篇8

关键词：“汉商” 文化主体 文化学视角

对“汉商”主体的几种界定

在对“汉商”主体的界定方面。主要有“籍贯说”和“地域说”。“籍贯说”不符合武汉商人“南北杂处”的历史事实，已经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地域说”把“汉商”界定为“武汉商业”，包括生产商、中间商和零售商，还包括一切以商业为目的的经营行为和组织，其行为主体是在武汉从事商业活动的所有人员（熊正安，2008）。由于扩大了研究领域，虽能更好地覆盖商业活动人群，但这些人群非文化学意义上的人群，偏离了“汉商”文化研究的初衷。

研究“汉商”，与研究其他商帮一样，是对一个地域的具有某种特定行为特征的商业活动群体进行研究，而非对所有参与商业活动者的研究。否则就不是“汉商”研究，而成了“武汉商业研究”，纳入了区域经济学的研究范围；“汉商”文化研究也就成了在武汉地区进行商业活动的文化研究，把对商业主体的研究扩展为对中观层次的地区文化研究，模糊了研究对象的特定性。因此，汉商研究，应该区别与其他学科的研究范围、目的、标准的差异性。

对“汉商”主体的界定，应打破传统对“汉商”界定的“籍贯说”、“地域说”的局限，在前者基础上，吸纳“地域说”的合理成分，采取“商业文化说”。把“汉商”文化理解为一种超地缘、籍贯的商业文化。“汉商”文化与其说是一种籍贯、地缘商业主体的文化，不如说是一种以地域文化为基础，具有一定外向拓展性的商业文化。把“汉商”主体也理解为一种文化主体，就不但脱离了籍贯说、地域说的窠臼，而且能够更好地发展和传播“汉商”文化。即“汉商”是指在某一时期，以武汉地区楚文化和商埠文化为固有文化，吸纳其他地域文化，在具有一定传承性和相对稳定性的特质商业文化背景下，从事商业活动的商业群体。在文化发源地，该群体所从事的商业活动覆盖本地区主要商业领域。故，“汉商”与其说是一个与籍贯和从业地相关的人群概念，毋宁说是具有“汉商”精神，以“汉商”精神来从事商业活动的人群。“汉商”是“汉商”文化的主体，以“汉商”文化为价值观、思维模式和行为模式，是“汉商”文化发展的推动者和传播者，而不论其是否具有“汉商”文化发源地的籍贯或从业于“汉商”文化发源地。

“汉商”文化主体可以籍贯的形式来描述，也可以一定的地域文化特征来描述。“汉商”文化，在本土表现为一种地域特征，是以一系列体现“汉商”文化特征的器物、制度、环境等来展现本土“汉商”文化，同时吸收、消融和同化外来文化；在异域，则更多地以器物为载体，体现为精神文化和行为特征。

从文化学的视角来界定“汉商”，有其学理上的合理性。进行文化研究，多是从文化现象开始，而文化现象又是和文化主体相互联系在一起，可以从同质的文化，来界定其文化主体；也可以先界定某一特定人群，再对其文化活动或文化现象进行研究。研究“汉商”的主要目的是研究其商业活动规律及对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而非人口学上的研究。而影响商业活动的主要因素之一是商业文化，因此，一个地区的商业活动，有相同的商业规则、相近的商业环境和共同的商业信仰，由这些共同的文化特征基本上可以规范一个群体的商业活动，使其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商业活动群体。其他商帮由于其商业文化的共同性与同籍性合二为一，形成了有各自籍贯特点的商帮，冠之籍贯以区分，有一定的可行性；而汉商由于其商业文化与活动主体籍贯的分离性，以籍贯来区分显然行不同。

从文化学的视角来界定“汉商”，也有其很强的现实解释性。汉商文化的形成有其特殊的历史成因，是因地域交通的便利性而兴起的商埠文化，融入了本土的楚文化，以商埠文化和楚文化为其主体文化，当然也不可避免地吸收了海外文化和其他地方文化。汉商因地域兴起的文化，是与其他商帮文化的最大不同点。其他商帮文化多以本籍贯人群为文化主体，活动范围波及异域。而汉商以活动地域的固定性为最大特点，以在汉的不同籍贯人群为文化主体。也正因其活动地域的相对固定性，成为汉商很难走出去而为外人所知的重要原因之一。以文化学的角度来界定不同商业群体，具有解释对象的广泛适用性。

“汉商”主体与“汉商”文化

对“汉商”主体的界定，实质是对“汉商”文化的界定。在文化研究实践中，研究侧重点不同，方法亦不同。人们可以侧重于对文化现象的研究，先对观察到的文化现象进行分析，概括出其文化特征，此文化现象对应的主体，即为该文化主体。这时的文化现象、文化特征、文化主体可能会出现不一致性。人们还可能对某一文化群体更感兴趣，先对某一文化主体进行界定，然后研究其文化现象，分析归纳出其文化特征，此时的文化主体具有确定性。

文化主体与文化现象常态下是一致的，即文化现象所对应的文化主体，与文化主体所展现的文化现象可以重合，但也存在文化现象与文化主体相错位的情况。因为主体与现象的对应是从概念层面来说的，而实际生活中，可能出现文化主体超出或小于文化现象研究样本所对应文化主体的范围。文化研究过程是从样本到概念，再回归现实，而现实生活中的文化主体可能会超出或小于研究样本，由此产生概念上的文化主体与实际的文化主体相脱离。

在不同的文化区域里，可以有相同的文化。地理间隔远，而文化的某一方面或某些方面相近，可以叫做同一文化系统，而非同一文化区域。从文化的系统的观念看，相同的文化，未必在同一的区域。同时，从文化的区域的观念来看，在同一的文化区域里，也未必就有同一的文化（陈序经，2009）。

在对文化现象的研究中，对某一地域、某一时段选取研究样本，概括出文化特征。而文化特征所对应的实际文化主体可能会小于研究样本中文化现象所对应的文化主体，即文化主体缩小；也可能超出研究样本所对应的文化主体，涵盖了样本之外的其他文化人群，即文化主体扩大。

“汉商”主体实质上是“汉商”文化主体。对于“汉商”主体的界定，是对“汉商”文化主体的界定，可以从文化学的视角，先从对“汉商”文化的界定开始。由“汉商”文化现象着手，选取的样本可以是武汉三镇地区，概况出武汉地区商业文化的特征，从商业文化的特征出发，对具有该文化特征的从事商业活动的人群，界定为“汉商”文化的主体—“汉商”。“汉商”群体可能和武汉三镇的样本人群相重合，也可能小于或大于武汉地区的商业人群。具体取决于商业文化特征，而商业文化的界定，关键要看所研究的样本文化是否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相承性。

当“汉商”文化主体小于三镇商业人群时，要排除部分武汉地区的异质商业人群，尽管这些商业人群可能表现出相同的商业文化现象，但具有异质的文化特征；当“汉商”文化主体大于三镇商业人群时，即“汉商”文化主体拓展到非武汉地区的部分商业人群，这部分商业人群具有相同的商业文化特征。由此可以看出，以武汉地区商业文化特征作为界定“汉商”文化主体的标准。即以武汉商业文化的特征作为界定“汉商”主体的依据和标准。

此外，该标准的度量具有一定的历史性，不同历史阶段，“汉商”文化特征也不完全相同，由此“汉商”主体也具有一定的历史性。

“汉商”主体与“汉商”文化的对应性

“汉商”文化是发展变化的，汉商的主体也处于动态之中。以文化来界定主体，而文化又是一定主体的文化，反过来，文化又要由主体来界定。如何处理“汉商”主体和“汉商”文化的对应性呢？“汉商”主体是在武汉地区商业活动中具有一定的历史延续性，处于主体地位的商业活动群体。这个群体范围可能定得过窄或过宽，而群体范围的限定，又看其是否具有相同的、稳定的商业文化背景。这时可以采取主体与文化的“互相逼近法”来相互调试，通过放大或缩小彼此的范围逐步逼近，使主体与其文化彼此对应。

群体范围定得过窄，商业文化可以涵盖整个群体，但群体覆盖不了商业活动的主要领域，故有必要放大群体范围；随着群体范围的放大，具有某种连续性、稳定性的特质商业文化可能涵盖不住这些主体，说明主体定得过宽，可以收缩主体。当二者处于均平衡状态时，正是“汉商”的适当人群。但有两个原则：人群的界定原则—为一定时期覆盖主要商业领域的商业活动主体人群；文化界定原则—具有一定的延续性和稳定性的同质文化。

“汉商”文化的基本特征

“汉商”文化以汉口的商埠文化最具代表性。汉口商埠具有复合型、流变性、市井性（皮明庥等，2006）、外生性。

汉口商业文化具有复合型文化特点。汉口是个“五方民处，客旅居多”的移民城市，“此地从来无土著，九分商贾一分民（一分民亦别处之落籍者）”。贸迁汉口的各地客商把东西南北的异地文化也带到了武汉，从而使汉口文化领域呈现“杂有吴越川广风”（ 侯祖 ，2001）的驳杂局面。

汉口的商业文化表现为本地文化、外地文化和西洋文化的并存，但因杂而缺乏厚重感和凝练感（皮明庥等，2006）。而香港和上海的商埠文化同样具有复合型，但海派文化的影响力更显著，因此显现出自身的特色，而不仅仅是“杂”。汉口商埠文化，海派文化与本土异地文化平分秋色，故没有明显的特殊性，但也由此打造了汉口商业自成一派的“合金文化”。

汉口商业文化具有流变性。流变性源于汉口的移民城市特点，汉口的形成仅有500多年的历史，是汉水改道后，从汉阳剥离出去的一块区域，且是一个移民地区，因商而兴起，缺乏厚重的文化积累。一开始就以商业文化为主导文化，传统文化对商业文化的制约和传承较为薄弱，由此也产生了商业文化中求新求异，对新事物、新风尚、新文化有较少的抵触性，而多的是宽容与接纳乃至追捧。新事物新观念一旦出现，即成为社会时尚。

汉口商业文化具有低层次徘徊的市井性。汉口作为新兴的商业移民城市，单一的商业化，使商业文化仅仅有交易的特征，而交易的特征就是及时性、功利性。且汉口以转口贸易为主，由此功利性的市井文化较为繁荣。汉口商业文化氛围充溢着实用价值的取向和重利轻义的价值观，商业文化的市井性气息浓烈。

浓烈的市井气息，也影响限制了商业文化的发展，使仅停留在低层次上，缺乏经商的气质与境界。使汉口尽管商户众多，但一直缺乏居于业内领军地位的大型商业巨头。这不能不说与汉口商业文化的市井性有关，是商业发展一直在低层次徘徊，大而不强，众而不精。

汉口商业文化具有一定的外生性。明清以降，随着新兴商业城市汉口的崛起，又在传统文化的土壤中离析出异质的商业社区文化。清代，汉口已经是一个颇负盛名的商业城市，它由商而兴，因商而盛。“居斯地者，多半商贾致富”。

与自然长成的传统商业城市不同，传统商业城市是在原有的商业基础或其他产业基础上分化、发展起来的商业城市，商业文化与原有的其他产业文化、商业文化血脉相联。即商业文化是内生的；而新兴的商业城市，往往是移民城市，是在缺乏商业文化基础或作为其演化母体的其他产业文化基础上，直接以商品交易的技术性原则为商业文化的最初文化母版而产生，或直接由异域商业文化移植过来为商业文化母版。即新生商业城市的商业文化具有外生性。当然，新生商业城市文化中，也不可避免受到来自各方文化主体传统文化的影响，这种传统在与商业活动结合的过程中，相互取舍、交融，逐步形成新的统一商业文化。

参考文献：

1.熊正安.“汉商”及其行为主体的界定[J].武汉商业服务学院学报，2008（3）

2.陈序经.文化学概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3.皮明庥，邹进文.武汉通史·晚清卷（下）[M].武汉出版社，2006

4.范锴.汉口丛谈（卷2）[M].武昌益善书局，1933

篇9

关键词：现代商业空间；装置艺术；应用；注意事项

现代商业空间与装置艺术的理论研究近两年来逐渐成为艺术设计专业理论研究的热点。特别是装置艺术在现代商业空间中的应用。本文深入认识现代商业空间和装置艺术的概念，调研了解装置艺术在现代商业空间这种新型业态环境中应用的现状，拟以现代商业空间中装置艺术应用存在的问题，探析装置艺术在现代商业空间应用的几点注意事项。

1 现代商业空间与装置艺术的概念

现代商业空间是一种新的业态形式，是以系统的建筑群联合构成，集购物、休闲、娱乐、旅游、商务为一体的综合性公共开放空间，它同时承载着综合性、社会性、公共性、文化性、开放性、多元性、交流性等各种属性。它可以让人们在短时间内完成各种需求，不只是“以物易物”的交易场所，也是现代人社交、放松、休闲、娱乐的综合场所，是一个公共聚集地，也就是所谓的“第三空间”。

装置艺术是指艺术家在特定的时空环境里，借助于一切人类日常生活中的已消费或未曾消费过的物质文化实体、进行“合目的性地”有效选择、挪用、利用、组合、改装……以令装置延伸出新的展示个体或群体丰富的精神文化意蕴之艺术形态。简单地讲，装置艺术，就是场地、材料、情感的综合展示艺术。装置艺术是当代中国现代前卫艺术中重要的艺术样式，他是艺术家根据特定展览地点的室内外的地点、空间特地设计和创作的艺术整体。观众介入和参与是装置艺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是人们生活经验的延伸。所以他适合在商业空间中应用。香港ifc（国际金融中心）购物广场，入口应用了大型悬吊式装置艺术，用数十块彩色图案塑胶板相连，造型夸张宏达，色彩鲜艳明快，让人记忆深刻。

2 装置艺术与现代商业空间的现状与关系

全球经济多元化城市环境的变化，呼唤着多样性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如今经济发展迅速、生活节奏过快，忙碌的现代生活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日渐疏远。由于城市化发展的需求、城市建筑的不断扩张，人们生活的空间越来越小、时间越来越少，面对着繁重的工作压力和复杂的人际关系，人们自然产生了一种需要，希望在有限的空间和时间里完成吃饭、社交、购物、娱乐、休闲、放松等需求。现代商业空间逐渐出现符合这种需求的新业态形式，它可以让人们在短时间内完成各种需求，成为现代人社交、放松、休闲、娱乐的公共聚集地。

然而简单的室内装饰已经不能够满足现代人对空间的需求了，人们在公共空间社交、娱乐、餐饮的同时也希望环境中可以有文化艺术的参与和融合。充满文化性、互动性、装饰性的装置艺术自然成为参与其中的首选。艺术介入现代商业空间环境中作为装饰设计已经成为趋势，现代商业空间与装置艺术都肩负着社会与艺术的双重职责，成为社会大众沟通对话的重要平台。甚至是传统的百货商场和单纯的超市卖场，都设法通过装置艺术的“介入”提升知名度、吸引目标客户群、提高销售额、增加产品销售量。但是设计师在对装饰艺术在现代商业空间中的应用处于表面、浅显的，没能真正理解装置艺术的特征并结合购物中心整体主题涵义的需求，应用装置艺术来装饰、美化商业空间内部环境设计。

总的来说笔者认为目前我国现代商业空间对装置艺术的应用出现缺少文化内涵、寓意性诠释不够；缺少自主创新，造型形式多雷同；技术不够先进，后期维护有待加强；盲目生搬硬套，盲目生搬硬套，水平不如港澳等问题。

3 装置艺术在现代商业空间应用中应注意的问题

3.1 要结合空间特点，加强文化内涵

面对现今追求美学性、知识性的新消费需求特别，现代商业中应用的公共艺术品不仅要有优美和谐的造型，更应注重其体现的文化内涵。要结合商业空间特点向消费者传达一定深度的精神文化和价值理念。而这种精神内涵不能是艺术家自我态度的表达，应该体现出当代文化精神，展现企业品牌诉求，烘托空g环境，是传播时代观念的载体。装置艺术在现代商业空间应用中要注意透析装置物所表达的精神内涵和社会内容，结合所在商业空间的特点，运用新颖的表现手法呈现。不能让装置艺术与商场整体环境主题不统一，毫无文化内涵和精神关联。设计师应该赋予作品时代感，贴合大众审美，并且还能更好地引导和提升大众的审美水平。

优秀的装置艺术作品要能结合空间环境整体需要，立意、构思有创意，并通过在造型与纹饰上恰当地表现、变形、提炼，从而使商业空间中的装置艺术作品审美与文化内涵同时达到高标准的艺术境地。

3.2 要增加造型多样化、坚持原创性

现今商业空间中应用的装置艺术品普遍出现造型表现形式单一，照搬雷同多，缺少自主创新的现象。装置艺术本身就有多元化艺术形式、多样化材质应用、丰富化形态变化的特点，设计师要坚持自主创新，多了解国内外商业空间设计的发展形势，创造独立并具有特色的艺术表现形式，打造全新设计理念。对装置艺术作品的造型大小比例、平面立面、材质色彩等各个方面发散思维、重新创造，使作品新颖独特，具有原创性。比如在众多采用悬吊式公共艺术装饰的共享空间中，大部分商场采用了类似的造型手法。其实设计师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和手法去处理这种形式，可以采用横向、斜向、旋转等方式，并增加悬吊物的材质或者颜色的对比，从而营造出富有生命力和趣味动感的空间氛围。增加视觉冲击力，让消费者在逛街的同时能充分体会到公共艺术作品时尚前卫的魅力。

3.3 要研发新技术，提高设计能力

设计师要努力研发新的技术，提高自身的设计能力。现代商业空间的室外还是室内、半室内或开敞中装置艺术的展示，其作品的设计和制作是存在一定区别的。比如：室外作品需要更多地考虑作品使用材料的耐久性和抗风化能力；在设计上要从色彩、比例尺度、结构上考虑人们的远观视觉效果以及与环境的和谐统一问题。而放置在室内或半室内空间中的装置艺术作品则需要注意作品的易清洁性、适当的尺度、材质的亲和力等。设计应该以人的需求为出发点。人是环境的主体，因而设计应以人为本。有人性化的装置艺术设计应该充分考虑使用人群的需要。但是纵观我们周围的很多公共艺术设计不得不说人性化设计有待改善和提高。对于商场中引用的新媒体艺术作品，应该指派专人对其进行应用推广和长期维护，真正地将新媒体引入我们商业空间中，而不仅仅是被人忽略的摆设。

3.4 不要盲目照搬引用，善于结合与创新

面对内地的多数案例可看出，我们还只是处于一个借用国外或港澳台经典优秀案例进行模仿在加工设计的阶段。没有真正理解公共艺术的特征并结合购物中心整体主题涵义的需求去应用公共艺术来装饰、美化商业空间内部环境设计。作为本土设计师，应该多出外考察和学习国内外的优秀设计作品，但是不应全盘照搬和引用。我们要在吸收优秀的精华的同时，必须融入本土文化，并结合商场自身空间装饰需求，针对性的应用公共艺术装饰商业空间，让公共艺术真正成为能够装饰和表达商业空间诉求的陈设，达到“双赢”。还应该尊重公共艺术家的作品权利，为每一个公共艺术作品标注作品出处，让大众更好地与作品进行“沟通”，提升商业空间的文化内涵，打造出有自主创新特色的F代商业空间。

4 结语

从四处拔地而起的“文创园”可以看到，装置艺术已经正在成为现代商业空间必不可少的配置之一。装置艺术引入消费的内在目的及体现既是将现代商业空间环境营造成能够满足人们追求品质和精神文化的艺术空间，感受到具有时代感和文化感的购物空间。面对我国目前装置艺术在现代商业空间中存在的问题，我们要针对性的解决，要注意以下几点：要增加造型多样化、坚持原创性，结合空间特点，加强文化内涵，要努力研发新技术，提高整体设计水平，善于思考开发创新。只有这样装置艺术才能更好地应用到现代的商业空间中，真正成为商业空间室内外装饰的一部分。

参考文献：

[1] 蒋舒恬.探析现代商场空间中公共艺术装置的应用特点[J].现代装饰（理论），2015（08）.

[2] 蒋舒恬.现代商业空间中装置艺术应用原则的研究[J].艺术品鉴，2015.

篇10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改编名著是一个引人关注的艺术潮流，从古典名著到现代名著，从《三国演义》到《雷雨》，改编成为这个时代的艺术时尚。问题不在于名著是否可以改编，而是如何改编。事实上，经典作家被改编的作品也可以成为艺术史上的伟大之作，如《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等，改编的作品同原著一样具有创造意义和经典性，而且通过改编和形式的大众化转换，这些经典作品为通俗的艺术形式注入了意义和维护人类普遍价值的积极承诺。因此，怀有敬畏、尊重经典作品的创造性改编，是视觉艺术一个可靠的来源和生长点。但是，自重新解读或解构伟大传统的潮流兴起以来，对传统的诟病、拆解成为新的思想时尚，在解构主义思想潮流的影响下，对经典作品的后现代改编蔚然成风。在西方，反传统文化貌似狂热的理想主义，事实上它只是政治上的一个浪漫姿态，在破坏的中试图寻找的是野心勃勃的“革命青年”的一种乐观主义的自我救赎。但不同的是，西方的传统文化仍然是难以撼动的强大根基，在学院和有教养的阶层，莎士比亚和古典音乐仍然是他们崇尚的文化经典。街头嬉皮士或前卫的文化活动，仅仅是他们多元文化象征性或泡沫式的表征。因此，对传统的解构并没有改变作为西方主流文化流淌的速度以及对社会的支配性影响。

在当代中国，对经典作品的改编和演出，同样是影视、戏剧艺术常见的现象。这种改编也同样诞生了中国式的经典视觉艺术作品。甚至根据左翼文学或红色文学改编的作品，也被普遍接受并获得广泛好评。像《早春二月》、《林家铺子》、《红旗谱》、《城南旧事》等。鲁迅作品的改编始于1956年的《祝福》，是为纪念鲁迅逝世20周年由改编的同名电影。这次改编虽然在试图极力忠实地体现原作的思想，力求在保持鲁迅冷峻、凝重、深沉的悲剧气氛和风格的基础上实现再创造，而且他在一定意义上实现了自己的期许，但对添加的祥林嫂砍门槛这场戏仍然存有不同争论。这一争论与那个时代对鲁迅的理解和对艺术功能观的理解有很大关系。在原作里鲁迅以巨大的悲悯书写了祥林嫂既是礼教的受害者，同时又没有能力觉醒的悲剧，但却通过这一情节把祥林嫂塑造成了同神权观念彻底决裂的形象。这与鲁迅的原意显然是存在距离的。可以理解的是，任何改编行为事实上都是试图通过原作表达改编者对现实的态度，都是试图通过原作回答或回应当下的问题。在的时代，民众神话和阶级斗争的历史观是思想界不能超越的界限，自不能幸免。但可以肯定的是，大体准确地再创造了鲁迅的《祝福》。

1981年，在鲁迅诞辰100周年的时候，《阿Q正传》、《伤逝》和《药》相继搬上银幕。这次改编的成就虽然还有待于评价，但可以肯定的是，改编者同样怀有对鲁迅的尊崇、对经典的敬畏之心。我们可以在作品中看到改编者的谨慎甚至拘泥。这些作品虽然还难以达到观众的期待，但他们的努力却为改编鲁迅积累了某种经验。

到了20世纪90年代，改编风潮却反映了一种令人不安的诉求。特别是对《雷雨》的改编，肇始了利用经典迎合低俗趣味的恶劣倾向。关系在话剧《雷雨》中还是个隐约的表达，还是对畸形婚姻关系的一种控诉。繁漪在那口“残酷的井”里的挣扎，既有诗意又令人惊恐不已。但到了电视连续剧《雷雨》，对关系兴致盎然的演绎和添加，居然在被放大为20集的连续剧里津津乐道。它漫长的延宕，表达的恰恰是编导者对这一核心剧情充分利用的惊喜心情。但是，稍有常识的人都会察觉，这一剧情被充分利用的全部秘密就在于，这是一个在今天难以想象或编造的情节。因此，90年代对经典作品“波普”化的改编，最根本的原因就是艺术家想像力和创造力的空前匮乏，是对现实丧失把握、理解能力的反映。

2001年，是鲁迅先生诞辰120周年，与鲁迅或鲁迅作品相关的三台舞台剧的推出，显然与这个特殊的、具有纪念意义的日子有关。张广天的《鲁迅先生》以清唱剧的方式塑造了他想象的鲁迅，保持了作为知识左派的作者与民众的亲近关系和取向。这个创作虽然遭遇了网友“狠作革命秀”的挖苦或嘲讽，但张广天不与今日任何时尚为伍的独立性，可能在这个意义上是接近鲁迅的。《无常·女吊》被称为是“鲁迅作品人物重组”的作品。它不是对鲁迅作品的改编，因此也不能在改编的意义上对其作出评价。但可以肯定的是，编剧郑天玮和导演王延松，是非常有才华的青年艺术家。他们把鲁迅六部作品的人物集中到一部戏中，通过荒诞、亦真亦幻、虚实结合的表现手法，再现了鲁迅作品中所弥漫的压抑、紧张和沉重。这种再创造的实验效果应该说是积极的。导演王延松对自己的期许是“争取观众”，他并没有游离鲁迅太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