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趋势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经济增长趋势，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世界各国现代化进程，大体体现为四种类型：一是现代化的先行者；二是现代化的后来者；三是现代化的赶超者；四是始终未能进入现代化、处于停滞甚至落后状态的国家。我们发现有几个大国是属于现代化赶超类型的国家：首先是美国，在上个世纪下半叶开始加速工业化，在上世纪与本世纪之交，迅速追赶上并超过了英国；其次是日本，从明治维新以后开始发动工业化，特别是二次大战以后，日本实现经济起飞，迅速追赶美国；再次是亚洲的“四小龙”，在60年代开始经济起飞，迅速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成为新兴的工业化国家；第四是中国，从1980年前后进入经济起飞阶段，显现出现代化追赶效应或追赶模式的明显特征。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经济学史专家安格·麦迪逊（AngusMadison,1998）最近发表的《中国长期经济运行》一书，按照实际购买力（PPP）方法计算了中国1820-1995年期间GDP和人均GDP指标，中国GDP占世界GDP总量的比重，中国人均GDP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百分比。根据他的计算结果我们对中国经济长期发展历史过程总结为如下特点：

第一，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轨迹经历了“先下降后上升”的过程，中国国力经历了从强到弱又由弱到强的历史过程。1820年中国的GDP总量占世界GDP总量为32.4%，居世界首位；到1890年降为13.2%，1919年又降为9.1%，1952年降为5.2%。这是因为1820-1952年期间中国GDP年平均增长率（为0.22%）明显低于同期世界GDP年平均增长率（为1.62%），因而中国GDP比重占世界GDP比重明显下降；到1978年达到5.0%，这是因为1952-1978年期间，中国GDP年平均增长率（为4.40%）大大高于1820-1952期间的增长率，但是却低于世界GDP年平均增长率（为4.52%），因而中国GDP占世界GDP比重略有下降；1978年中国的比重不断上升，到1995年超过11%，这是因为1978-1995年期间中国GDP增长率上升为7.49%，而世界GDP增长率下降为2.7%，所以中国GDP占世界GDP的比重明显上升。;

第二，中国人均GDP水平与世界人均水平的相对差距是先拉大而后迅速缩小。1820年中国人均GDP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89%，1890年降为50%，1919年降为36.7%，1952年仅相当于世界人均水平不足1/4（23.7%），1820-1952年期间中国人均GDP增长率呈负增长（为-0.08%），而世界人均GDP增长率为正增长（为0.92%），因而中国人均GDP与世界人均GDP水平的相对差距明显扩大；1978年为22.3%，略低于1952年的水平，1952-1978年期间中国人均GDP增长率（为2.34%），略低于世界人均GDP增长率（为2.56%），这一时期中国人均GDP不仅与发达国家人均GDP水平拉大，也与世界人均GDP水平拉大；而后迅速上升，直到1995年达到世界的平均水平的1/2（为51.1%），比1978年提高了28.8个百分点，也相当于美国人均水平的11%，日本人均水平的13%，台湾的20%，南朝鲜的22%。这一时期中国人均GDP增长率（为6.04%），明显高于世界人均GDP增长率（1.01%），中国人均GDP水平不仅与世界人均GDP水平差距明显缩小，而且与发达国家的人均水平的相对差距也大大缩小。

第三，在世界性现代化进程中，中国长期闭关锁国，直到1978年以后才日益开放，加快了与国际经济一体化的过程。衡量一个国家在世界市场的作用可以用该国出口额占世界出口总额的比重来描述，中国1890年这一比重为1.7%，1913年降为1.6%，1978年降为0.8%。一个国家贸易发展水平可以用该国人均出口额相对于世界人均水平的百分比来衡量，中国1890年为6.5%，1952年为4.6%，1978年为3.6%。这表明中国虽然是一个人口大国，但又是一个“贸易小国”；虽然中国从50年代就开始发动工业化，但是属于典型“闭关锁国”和“自给自足”国家。1978年以来中国的对外贸易有四个特点：一是对外贸易呈现前所未有的高速增长，1978-1997年期间中国外贸总额年平均增长率为15.6%，其中进口额年平均增长率为14.5%，出口额年平均增长率为16.7%；二是贸易增长速度超过了经济增长速度，外贸依存度和出口依存度（指占GDP比重）不断上升，70年代末中国贸易依存度占GDP比重为13%，是世界上最低比率的国家之一，到1995年这一比例猛增，占GDP的30%以上；三是中国出口额占世界出口总额比重明显提高，到1995年提高到2.9%，成为世界第十大出口国，但这一比重仍太小，仅“四小龙”出口额就超过世界出口额比重10%；四是中国人均出口额提高了数十倍，1952年中国人均出口额只有1.4美元，1978年为10.1美元，1997年为122.8美元，但是中国人均出口额相对于世界人均水平仍然低下，1995年仅为13.6%。这表明对外开放的政策使中国迅速参与国际市场、国际竞争，对世界的贸易增长贡献越来越大。无论是中国出口额占世界出口总额的比重，还是中国人均出口额相对于世界人均水平与中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比例相比都是太低，因此加速中国贸易自由化和投资自由化，尽早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既是中国全面对外开放的基本方向，也符合中国的国家根本利益，它给中国经济所带来的长期好处将会远远超过短期的开放调整代价。如果中国人均出口额接近或达到世界人均水平1/2，则中国出口额占世界出口总额的比重至少达到1/10以上。

第四，中国迅速缩小与发达国家人文指标的相对差距。发展的根本目的是提高人类的生活质量，经济的迅速增长，人均收入水平的幅度提高，促进了中国人口生活质量的明显变化，人们寿命延长了，识字率上升，吃得更好，居住条件改善，尽管这些变化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表现出不平衡特征。从人口出生率来看，1952年中国人口出生率高达37.0‰，1978年降为18.25‰，1995年降为17.12‰；从人口预期寿命来看，1952年中国人口预期寿命为38岁，1978年达到64岁，1995年接近70岁；从15岁以上人口受教育年限看，1952年中国15岁以上人口受教育年限1.70年，1978年上升为5.33年，1995年为8.93年（麦迪逊的计算结果高于

的计算结果），高于同期印度5.55年，但比法国50年代初期低，法国50年代是9.6年，德国是10.4年，美国是11.3年，英国是10.8年。经济增长与人类生活质量改善是一个相互促进和过程，人口健康素质越好，受教育水平越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就越大。

第五，改革以来，中国各类生产要素增长及其配置市场化程度增强有助于加速中国的快速增长。从影响经济增长的各类要素指标看，按两个不同时期：1952-1978年期间与1978-1995年期间相比，中国总人口增长率明显下降，由2.20%下降为1.37%；劳动投入增长率略有提高，由2.57%提高到2.62%；资本投入增长率略有上升，非居民投资（non-residentialcapital）增长率由7.57%提高到8.80%；农地（farmland）无增长，由0.47%下降到0%；全要素生产率（totalfactorproductivity）增长率由负变正，由-0.78%提高到2.23%。这表明，改革以来生产要素的重新配置，市场机制的作用在不断增强，改善了全要素生产率；劳动生产率也有了明显的提高，1952-1978年期间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为1.78%，1978-1995年期间上升为4.74%；资本生产率增长率一直呈负增长，1952-1978年期间平均增长率为-2.95%，1978-1995年期间为-1.21%。

通过国际比较表明，1978-1995年期间中国实现经济起飞的过程更类似于日本和韩国在1952-1978年期间经历的经济起飞情形。人口增长率明显下降，中国为1.3%，日本为1.1%，韩国为2.26%；相对高的劳动投入增长，中国为8.86%，日本为9.57%，韩国为8.49%；农地（farmland）无增长或负增长，中国为0.00%，日本为-0.12%，韩国为0.46%；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明显提高，中国为2.23%，日本为3.74%，韩国为1.84%；出口额增长率大幅度增长，中国为13.5%，日本为13.17%，韩国为26.09%；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呈高增长，但资本生产率呈负增长，人均资本存量大幅度增长。如果说50年代、60年代、70年代日本和韩国成功地追赶了美国，则在80年代和90年代中国成功地在追赶美国、日本和韩国。

上述数据表明，中国在历史上既是一个强大的国家，又是一个人均收入相对较高的国家，但它在全球性工业化历史进程中大大落伍了，到本世纪中叶已沦为世界上最贫穷的人口大国。从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尽管中国已经开始发动工业化，经济增长速度比较高，但这一时期世界经济增长率高于中国经济增长率，因而中国占世界GDP总量比重不仅没有上升反略有下降，中国人均GDP相对于世界人均水平也是没有上升略有下降。1978年以后，改革与开放使中国经济增长率明显提高，而同期世界经济增长率又明显下降，出现了中国迅速追赶世界平均水平与发达国家水平的新现象。这是一个全面追赶的过程，既包括经济总量，也包括经济个量；既包括经济发展水平，也包括社会发展水平。上世纪美国追赶英国、本世纪二次大战之后日本追赶美国、“四小龙”追赶发达国家都相继成功了。同样，占世界人口1/5的中国，正在成功地追赶上来。迄今为止，尽管她尚未完成这一追赶过程，但是她对人类发展的推动、对国际贸易增长的贡献将越来越大。

二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趋势

中国走向21世纪的过程，就是从世界经济大国走向世界经济强国的过程。今后中国还会加快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发展差距，迅速赶上，并在下世纪初期成为世界经济强国。以下介绍对中国经济长期发展趋势的几种预测和估计。

1995年中科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预测，1995-2000年期间中国GDP年平均增长率为9.3-10.2%。2000-2010年期间为8.0-8.7%；2010-2020年期间为7.0-7.8%。

按底线方案预测，1994年中国人均GDP为2100美元；1994-2015年平均年增长率为7.6%，预计到2015年左右，中国GDP总量将超过美国，但是人均GDP仅相当于美国人均水平的1/4。按上限方案预测，1994年中国人均GDP为2510美元；1994-2015年期间平均增长率为8.1%，中国将于2010年左右GDP总量超过美国，中国人均GDP水平相当于美国的1/4。

1996年美国兰德公司对中国1994-2015年的长期趋势作了预测。他们对中国人均GDP美元值（按PPP方法计算）的初始值估计过高，既1994年为4200美元，相当于同年美国人均GDP水平的16.3%；他们对未来时期中国GDP平均增长率估计又过低，在最好情况下仅为4.9%。按上述假设条件，他们预测到2006年中国的GDP总量将超过美国，到2010年相当于美国GDP总量的110%，到2015年相当于美国GDP总量的127%，到2000年中国人均GDP相当于美国人均水平的12.1%，到2010年上升为25.6%，到2015年上升为28.9%。

1997年世界银行发表了《2020年的中国》的报告，假设今后十年中国国内储蓄率从40%左右逐渐减少到35%，同时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略微下降到每年1.5%。在这些假设条件下，1995-2000年期间，中国GDP年平均增长率为8.4%，而后GDP增长速度随时间推移将减缓，从目前的9-10%，幅度减到2020年的5%。世界银行专家认为有三种力量会造成今后中国GDP增长率有所下降：一是人口因素，即总人口增长率减慢，劳动年龄人口到2020年不再增长；二是随着资本积累，报酬收益递减的经济法则起作用；三是随着经济成熟化，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结构变革为增长所提供的动力日益减小，包括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配置收益越来越小。该报告预测中国与其他国家缩小了技术差距，其技术进步的势头将趋于减慢。中国的GDP在2020年大大超过美国。根据世界银行对中国1995年人均GDP的估计为290美元，到2020年中国的人均GDP将接近现葡萄牙的人均水平，相当于美国现在人均水平的一半。此外该报告还预测到2020年中国可能是世界上第二大进口国和出口国；其居民购买力可能会超过整个欧洲；在世界金融市场上，作为资本的提供者和使用者，中国可以和大多数工业国家竞争。

1997年亚洲开发银行发表的《崛起的亚洲》报告对中国经济发展趋势作了三种可能的估计：一是乐观方案，中国将继续进行经济改革，生产力和资本形成保持相对较高的增长速度，1995-2025年期间，中国人均GDP增长率为6.6%；二是悲观方案，中国未进行必要的改革，行业瓶颈将制约整个经济增长，1995-2025年期间中国人均GDP增长率为4.4%；三是基本方案，假设中国仍保持1995年自然和政治条件不变，1995-2025年期间中国人均GDP增长率6.05%，大大高于东亚地区人均GDP增长率（2.8%），略高于东南亚地区人均GDP增长率（为4.5%）。在这一持续性高速增长过程中，中国人均GDP相对于美国人均GDP水平迅速缩小，由1965年的3.2%，提高到1995年的10.8%，到2025年又上升为38.2%。

1998年麦迪逊对中国的未来作出了自认为相当保守的估计。他基本假设条件如下：第一，劳动投入增长相对缓慢，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有所下降，妇女的劳动参与率也有所下降；第二，教育水平增长速度有所放慢；第三，人均资本存量增长速度不会超过5%；第四，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速度也会有所放慢。在上述假设情况下，他预测1995-2010年期间中国的GDP年平均增长率由1978-1995年期间的7.5%下降为5.5%，人均GDP增长率大约由6.04%下降为4.5%。既使在这种假设条件下预测，按PPP法计算，到2015年中国的GDP总量将会超过美国，约占世界GDP总量的17%，比1995年提高了近6个百分点；由于中国总人口规模大，那时人均GDP的水平接近世界平均水平，但是中国的人均GDP仅相当于美国人均水平的1/5，属于中等收入国家，由于中国经济总量大，将在世界扮演最重要的角色。

无论那一种长期预测都表明，如果中国不出现社会动乱、国家分裂和重大经济决策失误，在下世纪初期的10-20年间中国GDP总量将超过美国应当是可预期的发展结果。这表明，中国作为一个后起的工业化国家仅经历了20年的改革开放，就大大缩小了与美国经济总量和人均GDP水平的相对差距。如果我们再能够保持这样的增长趋势的话，20年后中国GDP总量将达到美国经济总量的水平，中国的贸易总量将略低于美国贸易总量，中国的迅速崛起和空前发展将成为跨世纪的世界性重大事件，并将对世界的发展与和平做出积极的贡献。

三中国经济增长的短期前景

1亚洲金融危机和全球经济对中国发展的影响由于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各国在贸易、直接投资、金融等方面的经济相互依赖关系深化，以及信息通讯技术的进步，导致一个国家产生的危机会改变本地区其他国家的宏观经济条件，特别是通过货币危机传导；一个国家的经济萧条会减少其他国家的出口需求；一个国家的币值贬值会增加其他国家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亚洲金融危机从经济增长、国际贸易、金融交易、债权债务关系和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对整个世界经济产生影响，同时也对中国产生愈来愈大的负面影响。

第一东亚和世界经济增长率大幅度下降，直到2000年以后才能有所复苏。据世界银行1998年10月报告，1991-1997年期间，世界经济增长率为2.3%，1997年为3.2%，1998年下降为1.8%，比上年下降了2.4个百分点，预计1999年为1.9%，2000年为2.7%；东亚和太平洋地区1991-1997年期间经济增长率为9.9%，1997年为7.1%，1998年降为-1.8%，而后将逐渐恢复。其中1998年该地区13个国家和地区中，有7个国家和地区出现负增长，从-0.4%至-15.0%，而中国经济增长最高，为7.8%，但是明显低于前几年的记录。引起1998年世界经济增长率明显下降的主要原因是：一是日本和东亚危机国为负贡献，分别为-0.4%和-0.3%，合计使世界经济增长率下降0.7个百分点；二是美国、中国和拉丁美洲对世界经济增长率的呈现正贡献，但均下降了0.1%，合计使世界经济增长率比上年下降0.3个百分点。预计1999年美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率贡献比上年又下降0.4个百分点，拉丁美洲也下降0.1个百分点，日本和东亚危机国开始复苏，其贡献率为零，即中性作用，而中国的贡献可提0.1个百分点，为0.3%。

第二通过恶性竞争和大幅度贬值产出影响。东亚地区各国的出口依赖程度明显高于与世界出口市场的程度，这表明，在本地区各国之间的竞争性要高于各国与其他地区之间的竞争性。从1997年6月至1998年8月28日，印度尼西亚币值贬值了76%，南韩贬值了34%，马来西亚贬值40%，菲律宾贬值了40%，泰国贬值43%，俄罗斯贬值了52%。这些周边国家币值大幅度贬值，而中国人民币不仅没有贬值却有所升值，这势必影响今后中国出口竞争力；同时其它周边国家由于币值贬值，按美元计算的资产价格下降，在吸收外国直接投资方面比中国具有较强竞争优势。例如，到1998年8月美国在亚洲的外国直接投资达到80亿美元，相当于上年同期的2倍之多。

第三通过贸易产生影响。亚洲金融危机直接影响全球进出口贸易增长，对危机爆发国家影响最大，也对与这些国家贸易的国家产生间接影响。据世界贸易组织（WTO）估计，1998年世界贸易增长率仅为4-5%，大大低于1997年的9.5%。据世界银行估计，世界出口额8.8%下降为5.8%。这次金融危机使东亚地区内需停滞，进口大幅度减少，东亚地区危机国家进口额增长率由1997年的3.0%，下降为1998年的-17.0%，日本由1.7%下降为-7.5%。为了应付危机，东亚地区政府都采取了控制需求的措施，企业因巨额债务负担而缩小开支，银行因危机中发生混乱难以开设进口信用，不良债权庞大也阻碍了内需扩大，美国、欧洲、日本及中国对东亚地区的出口增长均在不同程度的下降，美国出口额增长率由1997年的15.4%下降为1998年的2.3%，欧盟15国由9.6%下降为6.3%，日本由11.8%下降为-1.5%。1997年中国出口额增长率为20.5%，净出口对GDP增长率的贡献率约在1/5。1998年年初政府提出实现10%的出口增长目标，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影响估计不足。当年1-11月份出口增长率下降至0.2%，近几个月来出口额连续出现负增长，其中10月份为-17.2%，主要是因为东亚地区的出口大幅度下降所致，1-11月份的亚洲地区出口额增长率为-9.6%。据世界银行预计，1999年世界出口增长率为5.3%，2000年为6.3%，世界进口增长率分别为5.8%和6.4%。在这一国际贸易环境下，1999年中国出口额增长可能会出现负增长。从国内需求增长率看，实际上从1998年下半年已呈扩张趋势，1999年会比上年有所提高，担受出口需求下降的负面影响，使实际GDP增长率下降约1个百分点左右；与此同时也直接影响出口企业经济效益，间接影响就业增长。

第四通过外国直接投资产生影响。据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报告，1997年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国际直接投资从流入亚洲地区转向欧洲和美国，全年流入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总额约1400亿美元，其中私人资本的流量下降了7.1%，仅对亚洲新兴市场的流入就下降了14%左右。预计今后还会有所下降。此外占中国外资比重较高的来自东南亚、东亚和香港等地的外商直接投资额大幅度下降。1998年合同投资额（contractualinvestment）比上年下降了13.4%，实际利用投资额（actuallyutilizedinvestment）比上年下降了9.27%，预计今年还会继续下降。

第五通过全球性通货紧缩产生影响。亚洲金融危机深化不仅使世界经济增长率减速，而且使国际市场各类非能源产品、能源产品价格大幅度下跌。据世界银行统计，非能源产品价格指数增长率由1997年2.2%变为1998年的-15.7%，其中农产品由2.6%变为-16.5%，金属和矿产品由-10.5%进一步下降为-24.1%，化肥由1.2%变为-15.4%；能源产品由-6.9%，进一步下降为-28.5%。国际市场原油价格1997年为每桶20美元左右，现已降至12年来最低点，跌破每桶10美元大关。东亚地区是原油和农矿原料最大进口区，其经济严重衰退，需求疲软是使农矿产品价格暴跌的主要原因。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英国《经济学家》商品价格指数下降了30%。从深层次看，全球许多工业面临生产能力过剩，同存有严重问题的银行一样，大概是亚洲危机的根源。全球性通货紧缩从外部环境使1997年开始出现的持续的国内通货紧缩“雪上加霜”，已经严重地影响了国内煤炭工业、石油工业、钢铁工业、有色工业以及农业部门，影响了中国初级产品出口的增长。

从今后来看，亚洲金融危机以及其他地区的经济危机作为外部冲击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将越来越深刻，我们在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时，必须考虑到这些不容忽视的潜在或显性因素，做出现最坏情形的打算为好.

2国内形势面临的挑战

从1993年以来中国政府实行适度从紧的宏观经济政策，有效的控制高通胀率，由1994年21.4%的高通胀率下降为1997年的0.8%，接近零通胀率，首次成功实现了宏观经济“软着陆”，但由于受到亚洲金融危机影响以及各种长期积累矛盾的作用，从1997年以来，国内经济形势面临严峻的挑战。

第一经济增长率不断下滑，已低于潜在产出水平。从经济学看，产出缺口指实际产出增长率与自然增长率之间的差距。自然经济增长率又称潜在经济增长率，是指在通货膨胀度等于常数——既不趋于加速、也不趋于减速的情况下的真实经济增长率。从历史数据看，80年代中国经济增长趋势为9.5%，90年代上半期上升为10.9%，但是90年代下半期这一增长趋势有所下降，在8-9%之间。从1997年一季度GDP增长率为9.6%到1998年一季度下降为7.2%，第二季度又进一步降为6.8%，直到第三季度才提高为7.6%，第四季度又上升为9.0%，其意味着改革以来第四次经济周期（长达八年）的结束，开始进入了第五次经济周期的扩张期。从年度数据看，1997年GDP增长率为8.8%，1998年为7.8%，“产出缺口”由正变负，略低于这一时期GDP的增长趋势。

从1978年以来，中国经历了长达近20年的前所未有的高增长过程，现已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增长阶段和调整期。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增长率相对下降，呈现结构调整特征，即从总量扩张导向增长转向结构调整导向增长，从供给要素推动增长转向需求要素拉动增长，从以工业主导带动增长转向由工业和服务业共同带动增长，从投资主导刺激增长转向投资和消费共同刺激增长。相对于世界和其他国家同期增长纪录，其增长率仍居世界前列，仍呈现高速增长特征，中国仍保持较高的国内储蓄率，FDI投资增长趋缓，但仍是世界第二大吸引FDI国，固定资产投资仍然是增长的动力，具有大国优势，有助于扩大国内需求。因此，1999年和2000年中国GDP增长率虽难以获得1991-1995年期间的两位数增长率，但也不会出现周边国家那样的负增长或低增长，预计有望达到7-8%的增长率。如果出口额呈正增长，则GDP增长率可能为8%或以上；如果出口额呈负增长，GDP增长率可能为7%或以下；如果出口额增长率为百分之零左右，可能在7.5%左右。中国政府1999年经济增长率目标在7%左右，但这已不是指令性计划指标，而是一个指导性指标。1998年投资对GDP增长率的贡献率大于消费的贡献率。1997年8.8%GDP增长率中，投资增长为2.2%，消费增长为4.9%，净出口增长为1.7%，它们对GDP增长贡献率投资占25.2%，消费占55.5%，净出口占19.1%。1998年7.8%GDP增长率中，投资增长率为4.7%，消费增长率为3.1%，它们对GDP增长率的贡献率分别为60%和40%，净出口几乎无贡献。投资仍然是经济增长的动力，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明显增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为15%，其中国有单位投资增长率为20%，今明年两年还会有所上升。当前国内需求不足主要是消费不足。从1994年以来，各类消费增长率都在大幅度下降，按现价计算，到1997年农村消费额增长率由33%下降到6.5%，城镇消费额增长率由37.4%下降到11.2%，政府消费额增长率由33.0%下降至10.2%。消费增长率下降已成为制约GDP增长的主要因素。扩大和满足消费需求既是经济增长的目的、也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从今后看，中国应从投资拉动为主转向扩大投资、刺激消费共同拉动经济增长。由于消费额占GDP比重近60%，因此只有有效地扩大城乡居民消费需求、特别是扩大和刺激9亿多农民消费需求，应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长久之计。

第二中国制造业生产能力过剩、商品市场供过于求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改革以来中国工业生产能力空前提高。按不变价格计算，1978-1997年期间工业附加值增长了7.6倍；1978年时中国工业部门净资产为2000多亿元，到1997年上升为4万亿元。《国际先驱论坛报》认为在发展中国家，中国在生产能力过剩的排行榜上居首位，几乎主要的商品供应都大大超过了需求。而生产能力过剩同样对中国经济和贸易构成新的威胁。根据中国国内贸易局商业统计信息管理办公室对全国600多种主要商品的市场供求分析，1998年初调查约有25%的商口供过于求，5月份调查约有27.4%的商品供过于求，1999年初约有2/3的商品供过于求，例如，纺织品、日用百货商品供过于求的比例为100%，电器、交电商品、化工商品供过于求超过90%，此外农副特产品和农业生产资料供过于求的比重也明显上升,其余1/3的商品是供求平衡,只有一种粮油商品供不应求。制造业生产能力过剩，是多年来这些行业过度投资、重复建设、恶性竞争的后果。它反映出中国经济已由卖方市场变为买方市场，结构性竞争日益突出，而现存的经济结构既不适应国内市场需求，也不适应国际市场竞争挑战。

因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除零售业、餐饮业之外的大部分服务行业仍然保留排队现象，国有经济部门高度垄断的格局没有打破，特别是银行业、电信服务业、高等教育、医疗保健、电视与电影、科研和技术服务业等。这既人为地压抑了居民消费，又减小了这些部门吸纳就业的能力。

第三通货紧缩越来越明显，严重打击了生产者的积极性。从经济学看，产出缺口的变化直接影响通货膨胀率的变化方向。当实际产出高于潜在产出（产出缺口为正）时，通货膨胀一般呈加速上升；当产出缺口为负时，即实际产出低于潜在产出，则通货膨胀呈加速下降。从1997年10月以后，社会商品零售物价指数上涨率一直持续负增长，到1998年为-2.6%，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率为-0.8%，其中食品消费价格指数上涨率为-3.2%，交通、通讯工具消费价格指数上涨率为-4.2%。改革以来，中国始终面临着高通胀威胁，而今却第一次面临通货紧缩的威胁。如果说通货膨胀直接损害广大消费者利益的话，那么通货紧缩则直接打击生产者。从大多数消费者角度看，物价下跌是一个好现象，但商品和服务价格持续性下跌迫使企业被迫削减开支，减少供给，过度竞争，降价倾消，调低工资，增加失业，而且形成恶性循环，生产能力愈是过剩，商品价格下跌幅度就越大，工资收入提高越慢，下岗人员明显增多，这反过来又抑制了居民消费需求的增长。在供过于求和价格下跌的情况下，抑制通货紧缩的主要办法是关闭效率低下、质量低下、商品过时、污染严重、持续亏损的企业。例如，1998年国有重点煤炭企业累计亏损37亿元，亏损面达81%，予计1999年下岗职工240万人，关闭各类小煤矿2.58万处，压产2.5亿吨，煤炭生产比1996年将减少近3亿吨。1998年纺织业淘汰512万棉纺绽，分流安置66万名下岗职工，1999年准备计划压绽438万，减员110万人。此外，冶金、森工、军工、石油等生产能力过剩的行业，亦将大量裁减工人，进一步压缩生产产量。

第四城镇失业人口急剧增加，创建国以来最高记录。首先是城镇登记失业人员迅速上升，由1993年的420万人升至1998年的620万，增长47.6%；其次是下岗职工大幅度增加由，1993年的300万人，升至1997年的1435万人，其中国有企业下岗职工为929万人，

估计1998年将在1700-1800万人之间，其中国有企业下岗职工1200万人；下岗失业人员由1993年的120-180万人，上升至1998年860-960万人，其中国有企业下岗失业人员约610万人；1998年农民工进入城镇的失业人口约80万人，估计其失业率为1.5%；1993年中国城镇实际失业人口为540-600万人，1997年上升为1300-1500万人，真实失业率为6.8-7.8%；

估计1998年全国城镇失业人口约为1540-1640万人，真实失业率约7.9-8.5%，成为建国以来规模最大的突发性失业高峰。90年代以来，农业部门就业增长下降了10%，第二产业增加了20%，服务业增加了55%，成为中国就业增长的主要渠道；城镇就业增长了21.6%，其中城镇集体经济下降近20%，国有经济是先上升、而后有所下降，而其它经济（私营企业、个体经济和三资企业等）则增长了130%，成为中国城镇就业增长的渠道。

高失业不仅已经成为全国经济社会生活中最突出的问题，也成为各地区最突出的经济发展问题和社会稳定问题。全国城镇实际失业人口规模最多的地区是辽宁，为96.0万人，其次是黑龙江为81.0万人，河南为72.8万人，湖南为76.9万人，湖北为67.1万人，山东为66.8万人，四川为64.6万人；重庆在四个直辖市中实际失业人数最多，为26.6万人，而北京只有6.5万人，天津为9.2万人，这是因为这两个市上报的下岗未就业人员数太低所致。

中西部地区城镇真实失业率普遍高于沿海地区的水平。青海城镇失业率居全国首位，为11.5%，其次是陕西为11.4%，贵州为10.5%，吉林为9.3%，湖南为9.0%。福建为4.0%，广东为4.8%，上海为4.9%，北京为1.4%，天津为2.8%，最高地区与最低地区相差近10个百分点。这表明，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仅表现为人均GDP水平与增长率差异甚大，而且各地真实失业率水平差异甚大。中国进入高失业阶段的地理特征，主要表现为中西部地区处于高失业率水平。

第五国有企业改革越来越困难，亏损额愈来愈大，利润额愈来愈高少，并出现了巨额净亏损。国有企业乃至整个国有经济既不适应国内市场竞争，也不适应国际竞争，这是多年积累的深层资机制性矛盾，并已成为中国经济改革的中心问题。1994年国有独立核算工业企业亏损额达483亿元，利润额为829亿元，净利润额365亿元。1997年亏损总额上升了一倍，为831亿元，而利润额却下降了一半，为428亿元，净亏损额为403亿元。根据国家统计局对5.8万家国有企业亏损额合计为近千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7%,其中大中型企业增长30.4%。若考虑到利润额逐年下降，估计1998年净亏损额约700亿元。

国有企业投资利润率大幅度下降。1990年国有企业资金利润率为3.2%，到1997年下降为0.9%；1990年国有企业资金利率为投资利润率下降的主要原因。从各种经济类型劳动生产率增长指数看，按1990年不变价格计算，1991-1997年期间，国有工业企业增长了59%，以外资企业为主的其他经济增长了114%；从各种经济类型比较劳动生产率看，1985年其他经济与国有企业之比为1.5:1，1991年为2.1:1，1997年为2.8:1。这说明从总体上看，国有企业已无法与外资企业为主的其他经济企业竞争，出现了此消彼长的过程。因此，能否在三年内实现国企改革的目标（中国中央政府的政治承诺）是令人怀疑的。

(单位：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中心国情分析室)

参考文献：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机遇与挑战：中国走向21世纪的经济发展战略目标和基本发展战略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WorldBank,1997,China2020:DevelopmentChallengesintheNewCentury,TheWorldBank.AsiaDevelopmentBank,1997,EmergingAsia:ChangeandChallenge,TheAsiaDevelopment.AngusMaddson,1998.WorldBank,1998.GlobalEconomicProspectsandtheDevelopingCountries,TheWorldBank.

新华社，北京，1998年12月10日、1999年1月22日电。

《国际先驱论坛报》，1999年1月30日。

《中国经济时报》，1999年2月4日。

篇2

关键词：基础设施投资；经济增长；固定资产

一、选题背景与意义

基础设施建设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研究基础设施投资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对区域经济发展战略选择具有重要意义。基础设施投资不足或投资过多都不利于区域经济发展，投资不足会形成区域经济发展的瓶颈，阻碍其他产业协调发展，造成投入到其他产业的资源浪费；投资过多会造成基础设施本身的利用不足。因此，本文以新疆为研究对象，对基础设施投资对其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研究，从而为新疆地区基础设施产业发展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

（一）基础设施投资总量变化趋势分析

由于基础设施投资总量变化趋势与其发展快慢密切相关，国家与地方的投资政策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区域经济的增长，基础设施投资规模的大小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本节将重点分析新疆1998-2009年基础设施投资总量变化趋势。

（二）投资总量呈增长态势

从表1可以看出，1998-2009年新疆基础设施投资规模总体上呈现出增长趋势。1998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519.77亿元，全疆GDP为1106.95，基础设施投资总额178.83亿元，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与全疆GDP的比重分别为34.41%和16.16%。2009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2827.24亿元，全疆GDP为4277.05亿元，基础设施投资总额1056.31亿元，分别是1998年的5倍、4倍和6倍。

二、基础设施投资总量存在的问题

（一）基础设施投资总量不足，规模小

如前所述，在1998-2009年的12年间，尽管新疆的基础设施投资呈增长态势，但总量仍然不足。以2009年为例，新疆的人均基础设施投资中除了人均电力、燃气、水的生产供应业投资与教育投资外，其他均低于全国人均水平，其规模满足不了新疆经济增长的需要。其中，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与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投资等与新疆经济增长有密切关系的行业投资严重不足，不利于新疆的经济发展。

（二）投资增长速度不稳定，波动大

在考察期间，虽然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与基础设施投资增长率的平均值相差不大，但从每个时点的变化情况来看，固定资产总投资增长曲线相对比较平滑，其波动范围在2.86%-25.2%之间。而基础设施投资曲线离均值的波动幅度很大，其波动范围在6.53%-47.36%之间，相当于固定资产总投资的两倍。由此可见，基础设施投资供需平衡不牢固。

三、建议

（一）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力度，使其满足新疆经济快速发展的需求

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必须要有完备的现代化基础设施作支持，在基础设施成为潜在生产力的情况下，必须加大目前新疆经济增长所必须的基础设施投资项目，同时提高投资效率，避免重复建设。在加大生产性基础设施的同时，注意社会性基础设施的重要作用，保持平衡，从而满足新疆经济快速发展的需求。

（二）优化基础设施投资结构，把握基础设施投资重点

理论上，基础设施对经济具有双重作用，过多过少都不利于经济的增长，因此必须保持平衡。当前，确定基础设施投资方向的原则应是扩大国内需求，创造就业机会，带动经济增长；产业关联度高，促进结构转换、转移和升级；充分利用现有工业生产能力等存量资源。

（三）完善基础设施投融资机制，拓宽融资渠道

经营性项目本身可直接产生经济效益，这类项目包括石油天然气开发、电力、收费公路、电信和部分城市供水、供气、污染治理项目等，尽管其投资回收期较长但收益相对稳定，对社会投资者具有一定的吸引力，应普遍采取市场化的投融资体制和机制，而政府资金只在必要时以资本金投入和贴息的方式适度予以支持。

参考文献：

1.彭艳辉.电信基础设施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作用研究[D].湖南大学,2008.

2.谢识予.计量经济学[M].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篇3

【关键词】 区域经济增长 趋同假说 区域经济增长趋同

从传统意义上来讲，区域经济增长趋同假说研究是指不考虑空间相互作用或空间依赖的经济增长规律研究。到目前为止，这在趋同问题的研究历史中持续了二十年左右的时间，期间历经从理论基础到概念定义再到研究方法的多次重要变迁，这对提高经济增长理论的解释力及强化经济增长规律的把握有不可磨灭的贡献。Sala-I-Matin（1996）和De la Fuente（1997）从研究方法的变化角度总结了用面板数据分析方法、时间序列数据分析方法和分布方法进行的趋同研究进展。Durlauf & Quah（1999）和Temple（1999）尝试从驳斥趋同研究和增长理论无用论的角度，综述经济增长研究进展，并深入考察不同增长模型的理论联系，进而把经验性研究的许多细节绘制到一个表格中。但是，这些研究都是综合性的，而趋同问题仅是不同增长主题中的一个，因此这些论文不能详尽的关注趋同讨论。基于此，本文给出专门针对于趋同假说概念的较全面的讨论，及其在此领域的最新研究动态。

一、增长理论与趋同假说的提出

世界上贫穷国家的收入水平和富裕国家的收入水平是否趋同是关乎人类福利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然而，这个问题似乎又与不同增长理论（新古典增长理论和新增长理论）的有效性相联系，这就使它备受关注。因为，一般 “趋同”是新古典增长理论的一个推论，而新增长理论没有这种隐含意义。其中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假设之一——边际报酬递减，是导致趋同产生的直接原因。然而，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普遍经验性研究结论表明趋同假说在大样本国家间不成立，而只有在涉及发达国家的小样本中才成立。Romer（1994）就把这种可识别的不调和性作为新增长理论的两个起源之一，而他认为的另一个起源是新古典增长理论在模型内部不能产生长期增长。因此，新增长理论模型试图通过各种避免报酬递减的方法来解决这两个问题。这就使得所产生的这一类模型没有趋同的隐含意义，但都具有内生的长期增长，这样，就产生了在趋同问题和增长理论有效性问题之间的联系。

在应用新古典增长理论研究跨国增长规律时，研究者或明或暗地都在基础假设（边际报酬递减）中增加了其他假设，正是这种原因导致多种不同类型的趋同概念的出现。表1给出了在研究趋同问题时经常用到的概念和研究方法。但是，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同时出现了这些趋同概念，关于趋同的研究发展也是经历了几个阶段的，并且这些不同的概念是随时间而发展流行起来的。同时，趋同假说的研究也见证了不同研究方法的变迁。虽然在趋同概念和方法应用间有一定的对应性，然而这种对应性并不是唯一的。例如，非正式的和正式的截面数据分析方法、面板数据分析方法及（部分的）时间序列数据分析方法都被用于（绝对或条件）β趋同研究，一般处理依据人均收入水平的跨经济体趋同问题。此外，正式截面数据分析方法和面板数据分析方法被用于研究俱乐部趋同和全要素趋同；截面数据分析方法甚至也被用于研究σ趋同；时间序列分析方法主要用于研究经济体内部和经济体之间趋同；而分布方法用于研究σ趋同及研究整体分布形状和分布的内部动态。因此，在下文中将对这些趋同概念进行辨析。

二、趋同假说的相关概念

1、经济体内部趋同和经济体之间趋同

Robert Solow（1970）在评价Kaldor（1971）1958年所提出的关于增长的六个典型事实中的第五个和第六个事实时，指出“剩下的典型事实都出自不同类型，并且和我无关，因为他们更多的侧重于比较不同的经济体而不是关注于任何一个经济体内部事件的过程”。

从中可以看出，Solow模型所研究的内容是经济体内部的增长过程，并且所暗示的“趋同”也是指经济体内部的“趋同”，即不管经济体开始的人均资本存量是高于或低于均衡状态时的资本水平，要素间替代的可能性和报酬递减的力量都会使经济体收敛于本身的均衡状态。而之后产生于新古典增长理论并与之发生联系的趋同概念却是指经济体之间的趋同，这从广泛的跨国数据比较的经验性研究中可以看出。两者之间的矛盾一方面为新古典增长理论不能解释增长率和收入水平在国家间的巨大差异给出理由，另一方面也在学术界引起广泛的争论。

2、依据增长率的趋同和依据收入水平的趋同

相应的，经济体之间趋同能够从两个不同的角度进行理解：依据增长率的趋同和依据收入水平的趋同。这都要求把新古典增长理论中关于技术的概念扩展到世界范围。在新古典增长理论中技术过程的设定是基于以下假设的：一是不需要任何资源来产生技术创新；二是每一个人平等的从中受益；三是没有人为了从中受益而支付任何报酬。把它扩展到世界范围之后，这些假设就意味着所有国家平等的分享技术进步，并且由此他们都能在稳态时以一个相同的增长率增长，这就是所谓的依据增长率的趋同假说。为了得到这个设定，研究者通常附加假设：所有国家具有相同的总量生产函数。因此，这也就表明所有国家稳态时的收入水平也是相同的，即依据收入水平的趋同假说。

3、β趋同和σ趋同

依据增长率和收入水平的趋同都被称作所谓的β趋同。这主要是根据报酬递减的假设，暗示在资本贫乏的国家有较高的资本边际生产率，假如储蓄率相似的话，贫穷经济体便会增长较快。如果这种设想是正确的，那么在初始收入水平和增长率之间就会存在负相关。这就产生了趋同研究的一般方法，即进行增长率和初始水平回归，回归中初始收入水平变量的参数（即β）负值表明负相关的关系，也就是通过参数β的符号判断趋同假说，因此得名β趋同。

然而，有些研究者如Quah（1993），Friedman（1994）等强调趋同是关于截面收入和增长率分布离散程度的一个概念，并且来自增长率和初始水平回归中的负β，并不必然意味着这种离散程度的下降。这个观点认为不应该通过β的符号间接的判断假说，并且这种判断或许是错误的，而应该通过观察国家间收入水平和（或）增长率的分布动态来直接判断。这就提出了σ趋同的概念，σ是指收入水平或增长率截面分布的标准差。尽管有以上的限制，研究者仍然对β趋同感兴趣，部分是因为它是σ趋同的一个必要条件，尽管不是充分条件；另一个原因是和β趋同相关的研究方法也为增长模型的结构参数提供信息，而在用分布方法研究问题时通常不会提供这些信息。

4、非条件（绝对）趋同和条件趋同

从概念上来看，最重要的不同可能在于条件和非条件（绝对）趋同。从Solow模型开始假定如下C-D生产函数形式：

其中，Y，K，L和A0分别表示产出、资本、劳动和全要素生产率，那么人均收入的稳态水平y?鄢给定

y?鄢=A0egt[s/（n+g+δ）]α/（1-α）（2）

其中，s是投资率，g和n是At和Lt的指数化增长率，δ是折旧率，α是资本的产出份额。这清楚的表明一个国家的稳态收入水平依赖于以下六个元素：A0，s，g，n，δ和α，可以用向量θ来综合表示。非条件（绝对）趋同意味着向量θ中的六个元素对所考虑的经济体来说都是相同的。根据增长率和初始水平回归，这意味着回归方程右边不引入其他变量的情况下，β的符号也应该是负的。相比而言，条件趋同的概念强调稳态水平可能存在的差异性，并且因此要求合适的变量要引入到上述回归方程的右边来控制这些差异，向量θ中的六个元素应该允许变化，并且不再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

5、条件（全局）趋同和俱乐部（地方）趋同

条件趋同的概念也和俱乐部趋同的概念相联系。后者可以追溯到Baumol（1986），但是更严格的形式由Durlauf & Johnson（1995）和Galor（1996）给出。标准新古典增长模型的一个特性是均衡的唯一性，并且通常的趋同概念承认这个唯一性。在非条件趋同中，所有经济体都会达到唯一的均衡水平。在条件趋同中，均衡会随着经济体不同而不同，并且每一个经济体都会走向它自己唯一的均衡。相比而言，俱乐部趋同的思想是产生于多重均衡的模型。一个经济体将达到这些不同均衡中的哪一个，依赖于其初始位置或其他一些结构特征。一组国家中，如果他们具有这个均衡所要求的初始位置或特征，就可能会收敛于一个特定的均衡，这就产生了俱乐部趋同。

6、收入趋同和全要素趋同

研究者在处理趋同问题时一般是依据人均收入，即收入趋同。然而，收入趋同是资本深化和技术赶超两个过程的综合结果。尽管大多数研究者关注资本深化过程参数，但有另一些研究者，如Dowrick & Nguyen（1989），Dougherty & Jorgenson（1996，1997），Wolff（1991）及Dollar & Wolff（1994）直接关注于技术赶超的过程。由于全要素生产率是测度技术进步的最近似指标，这些研究者就考察国家间是否在全要素生产率的水平上趋同，这就是所谓的全要素（TFP）趋同。

7、确定性趋同和随机性趋同

一些研究者，如Bernard & Durlauf（1996），Carlino & Mills（1993），Evans（1996），Evans & Karras（1996），Li & Papell（1999）等用时间序列计量经济方法来研究趋同。上文中所提到的“经济体内部趋同”实际上是一个时间序列的概念。然而，研究者也用时间序列方法来检验“经济体之间趋同”。从这个观点来看，两个经济体i和j，如果他们的人均产出yi，t和yj，t满足下面的条件，就认为是趋同的：

其中，It表示在时间t的信息集。这个趋同定义对只有两个国家的情况是比较明确的。但是当所考虑的样本数超过两个时，情况就不同了。趋同的时间序列定义也能够和条件趋同和非条件（绝对）趋同相联系：当a=1时，方程（3）就表示非条件（绝对）趋同；当a≠1时，那么方程（3）或许就代表了条件趋同。在这样一个框架下，也要进行确定性和随机性趋同的区分。这种区分是指在检验差分序列的单位根时能否满足确定性或随机性的趋势。

三、结语

在传统意义上，关于趋同的研究有多种不同的定义和方法在许多方向上发展起来。然而，通过综述发现所揭示的这些结果有相当大的一致性。尽管方法不同，条件β趋同的发现还是相对稳健的。对发达国家来说，研究者实际上经常报告非条件趋同。相似的，由于σ趋同研究一般关注非条件趋同，因此，σ趋同的结果很大程度上与β趋同结果一致。σ趋同的事实在那些发达国家的小样本中精确发现，其中也有非条件β趋同的证据。另一方面，在全球大样本中，非条件β趋同和σ趋同都不成立。最后，对经济体内部和经济体之间趋同的时间序列分析得到能够支持条件趋同的证据。在趋同速度上，甚至有更一般性的结论：经济体稳态中的差异被控制的越多（或是通过样本选择或是通过回归中相关变量的确定），结果中趋同速度就会越高，尤其是考虑了经济体之间的技术差异后就会更高。

一般来说，传统趋同假说研究取得的重要进展有：第一，条件趋同的经验性发现，导致许多产生趋同含义的新增长理论模型的出现，这就表明趋同的含义不再是只能和新古典增长理论相联系，于是便促成了两种类型的增长理论走向融合；第二，它提供了关于跨国增长规律的新的典型事实，如“持续”和“双峰”，增长理论面临着解释这些事实的任务，并且引起重新构建多重均衡模型的热潮；第三，趋同研究强调国家间存在巨大的生产率和技术上的差异，并且为这些差异的量化提供新的方法，同时巨大的技术和制度差异的发现也导致理论的发展。

【】

[1] Durlauf，Steven N.and Danny T.Quah：The New Empirics of Economic Growth，in John Taylor and Michael Woodford （eds.），Handbook of Macroeconomics[J].Vol. 1A， Amsterdam， North-Holland，1999.

Islam， Nazrul，What Have We Learnt from the Convergence Debate?[J]. Journal of Economic Surveys，2003，17（3）.

Sala-i-Martin，Xavier Regional Cohesion：Evidence and Theories of Regional Growth and Convergence[J].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1996（40）.

篇4

国家级战略资源创新开发试验区

国家重要的水能开发基地

四川亚热带特色农业基地

全国知名阳光康养旅游度假胜地

攀西经济区依托独特的资源优势和扎实的工业基础，大力推进全面创新改革发展，加速调整产业结构。同时，攀西经济区加强生态环境修复建设，着力打造“生态名片”。新兴增长极正在攀西地区加速推进。

科技创新提升经效益

以科学开发利用资源为核心，攀西经济区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实现动能切换。2016年，攀枝花市深入开展“三去一降一补”工作，淘汰钢铁产能150万吨，关闭小煤矿10处、退出产能114万吨。此外，2012年起，攀枝花还借助阳光等资源优势，全力发展“康养+农业”“康养+工业”等相关产业链。近五年来，凉山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积极进展，化解过剩产能794万吨。今年还将稳妥推进西昌合力锌业、康西铜业环保搬迁，引导煤矿逐步关闭退出，坚决打击制售“地条钢”等违法行为。

科技创新提升企业效益。攀钢集团在掌握高炉渣提钛技术之后，现每年从700万吨高炉渣中提取140万吨钛白粉，创造经济效益200多亿元。

科技创新创造效益。2016年，攀枝花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突破千亿大关、实现1014.7亿元、同比增长8.0%。钒钛产业工业总产值约143.5亿元，同比增长71.8%。五氧化二钒、白粉、钛精矿等产品产量大幅度提高，产量均与同期相比大幅度增加。

生态环境修复建设显成效

近年来，攀西经济区着力加强生态环境治理修复，对区域内山水田林湖统筹规划、系统治理、综合开发。

攀枝花市抓住建设全国区域工业绿色转型发展试点市机遇，培育壮大清洁能源、节能环保等新兴产业，大力推行清洁生产，积极建设绿色工厂、绿色园区、绿色矿山。同时，狠抓长江上游生态屏障建设，开展大规模绿化攀枝花行动，争创金沙江干热河谷区生态恢复与治理示范区。

凉山州确立生态立州战略，把绿色发展与创新驱动发展紧密结合起来，拟在安宁河谷及其流域打造阳光生态走廊，建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精品旅游景区，推动凉山由国内旅游热点向国际旅游目的地加速提升。

攀凉两地开放合作获共赢

篇5

驱动中国经济迅速增长的因素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GDP年均增长率接近10%。最近五六年中国经历新一波景气增长，GDP年增长率连续达到或高于10%；国际贸易快速增长，成为全球第三大贸易国，2007年贸易额超过2万亿美元。驱动中国经济迅速增长的主要有以下因素。

一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率大幅提升，年均增长率达到约15%。服务业劳动生产率也保持6%以上年均增长率，近年百分数增速甚至超过两位数。

二是资本回报率增长。1998年以来工业部门的净利润/资产比、净利润/权益比强劲增加，2007年分别达到约6%和15%。虽然2007年公司赢利能力统计值可能受到显著通胀和股市价格飙升等因素额外拉高影响，但是总体来看，资本回报率增长对近年投资和经济增长推动效应产生了重要的积极影响。

三是经济的结构性变化――工业化和城市化迅速推进。改革开放以来，农业劳动人口比例逐年下降，2007年已降至约40%。过去几年这一指标变动速度显著加快，城镇化进程发展迅速，房屋建筑和高速公路里程快速增长都显示了这一点。

四是人口视窗或人口红利影响。目前我国仍处于人口红利后期阶段，这一因素仍是推动我国GDP高速增长的动力之一。然而依据人口学界对我国人口结构长期变动趋势的预测，随着我国老龄化进程加快，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在2010年前后将达到顶峰，之后将会逐年下降，因而这一因素对经济增长作用不久将发生逆转。

五是国外投资的拉动。1993年以来我国总的国外资本和外商直接投资（FDI）都维持在较高水平，2007年更是达到近700亿美元。我国目前国内储蓄大于投资，并不缺钱；然而大规模FDI流入不同程度地伴随着成熟技术、管理方法以及国外市场，有利于解决我国资金富裕和资本不足问题，因而仍对我国经济增长具有积极作用。如果中国能保持迅速增长势头，假定人民币相对美元趋势升值继续展开，到2025年我国的人均名义GDP有望达到12000千美元（基于2005年美元价值）。

过去高增长积累的问题

一是外部不平衡。集中表现为贸易顺差快速强劲增长，2005-2007年在经济增长显著高于潜在供给能力的同时，贸易顺差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每年为20%~30%，与此前顺差增长逆周期的经验形态形成鲜明对照。加上资本项目盈余及近来境外资金违规渠道流入，我国外汇储备几乎呈指数形态增长，2008年3月底已达1.68万亿美元，6月底约达1.8万亿美元。

外部失衡可以从两种视角来看。一是认为外部不平衡源于我国的高储蓄率，然而这一解释基于宏观经济变量等式定义关系，在提供经济假说方面存在明显局限。二是从相对价格角度看，外部不平衡的基本根源是人民币实际汇率偏低，与中国经济追赶过程中生产率相对增长的基本面因素要求不相适应。

二是不断增加的通货膨胀压力。2007年以来我国通货膨胀压力显著增加，表现为CPI、PPI和RMPI较快增长。目前对通胀现象有两种解释观点。一种是结构主义分析观点，认为物价上涨是不同部门和方面供给逆向冲击通过成本推动带来的结果，因而需要采取结构性措施。另一种是货币分析观点，认为一段时期经济偏快增长累积失衡压力，通过广义货币过快增长导致通货膨胀压力增大，因而应当主要采用总量调节手段。

三是剧烈波动的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2007年房地产价格和股市指数大幅上涨，但是进入2008年后，房地产市场疲软，沪深两市指数剧烈震荡，这些成为宏观经济中的不稳定因素。

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应对

政策基本原则是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理念。其大体包含两层内容：发展是硬道理，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只有通过经济发展来解决；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平衡发展，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基于这样的原则，当前我国主要采取以下几种宏观经济政策。

在涉外经济政策方面，我国继续推进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逐步使人民币汇率由市场供需关系决定；减少出口退税，降低特定进口商品的关税；鼓励国内企业“走出去”；建立CIC（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尝试在全球范围进行多样化投资；通过合格的境内机构投资者，逐步扩大国外证券投资管道。

在货币政策方面，央行综合采取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政策、公开市场操作政策、利率政策以及窗口指导和信贷数量控制政策。在现阶段，窗口指导和信贷数量控制政策仍然发挥显著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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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引资促进经济增长模式转变

近年来，西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大力从沿海等经济发达地区招商引资，并在税收和土地政策等方面给予了极大的优惠；为了鼓励个人或中介组织招商引资，很多地方政府还设立了专项奖励基金；此外，还通过政务公开，简化审批手续，实行服务承诺制，建立“绿色通道”等完善招商引资的软环境。显然通过对外招商引资，能扩大地方投资规模，实现地方经济增长的目的。

但由于受地理、信息、通讯、交通、人才等问题的制约，西部地区的招商引资一直举步维艰。例如2004年青海省引进内资（省外招商）尽管实现了一次大的飞跃，达到73亿元，但这个数字不到天津当年实际利用内资额238.75亿元的1/3；实际吸收外资仅2.25亿美元，为广东当年实际吸收外资100.1亿美元的2.24%。西部地区最大的优势就是资源丰富，而各地政府往往抓住地方资源大做文章，招商引资。能源富集、电价低廉、土地征用成本低等成为西部招商引资的重要法宝，而这正好使得饱受高污染、低效率之苦的我国东部地区和其他经济发达国家再也不能容纳的高能耗、高污染企业找到了“生存之地”。于是，近年来西部成了高耗能工业发展的集中地。据了解，青海的氧化铝企业90%都是近10年来因东部地区电力紧张而移植西部的；重点扶持的20家工业园区中，有5家被冠以“高载能园区”的名称，其以高耗能产品为主的园区约占一半。西部其他地方在招商引资中所出现的情况也大致相同。

招商引资模式确实在短时间内使西部一些地方的经济总量有所增长，但高能耗企业的大量引入，使得西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原来并不突出的能源供需矛盾变得突出起来。比如青海省工业用电占总用电量的80%，而高能耗企业的用电又占工业用电的90%以上；内蒙古电力缺口达到70%。许多西部地区形成了以高耗能产业为支柱的经济结构，发展高耗能产业成了西部经济增长的重要模式。虽然招来了“东资”，但引进的大多是一些高能耗、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同时带来的还有“东污西移”，破坏了西部地区脆弱的生态，加剧了环境的进一步恶化。因此西部地区在招商引资过程中，不能因为招商而牺牲资源与环境，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大力降低资源的破坏性开发和浪费，保护已经十分脆弱的生态环境。

民营经济促进经济增长模式转变

民营经济发达的地区，经济增长、社会就业、政府收入明显好于其他地区。西部经济增长缓慢，与民营经济发展滞后密切相关。这种发展滞后，一方面表现为民营经济所形成的经济增加值相比发达地区显得过低。例如，在西部民营经济比较发达的重庆市，2005年民营经济占经济总量51%，而东部民营经济较发达的温州占85%，宁波占84%。再如2005年上海民营经济占GDP近40%，但其民营经济总量却达到7624亿元，远远高于重庆市的民营经济总量1590亿元。另一方面，西部民营经济发展的方式滞后，主要体现为西部民营经济的发展大多是依赖于地方资源，技术含量低，产品附加值低。西部民营经济中的加工业大多为农副产品的初级加工，精加工能力差，产品档次比较低、科技含量少，大多尚未采用国际卫生、技术和行业标准，同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有很大差距。西部民营经济主要还是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产业结构依然处于传统结构阶段。而经过20多年的发展，我国东部地区的民营经济很多已经完成了产业结构的升级，出现了许多发展势头强劲的科技型、资本密集型企业。同时西部民营经济的技术开发和创新能力还远远不能适应国内外市场的竞争需要，大多仅仅停留在对国内外技术简单消化吸收与改良阶段。

市场经济发展到今天，民营经济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已得到各方面的共识，西部地区各级政府对其也十分重视，并制定了若干发展措施。但东西部民营经济的差距却越来越大，西部民营经济对地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却远远不如东部。东部民营经济迅速发展，固然有很多客观因素，尤其一些自身优势，但西部地区同样有自身的优势，如何抓住自身的优势资源，改变目前西部地区民营经济发展滞后，难以对地方经济形成质的飞跃这样一种局面，是当前我国转变经济增长模式所应关注的重要问题。

传统产业结构调整推动经济增长模式转变

我国西部地区经济的增长很大程度上还依赖传统的产业结构，而这种产业结构的不协调问题比沿海等经济发达地区更显突出。首先，从农业来看农业基础十分薄弱，传统农业占据了主导地位，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不合理，农业综合效益不高；由于工业的落后，工业反哺农业难以实现；同时长期阻碍经济发展的“城乡二元结构”问题和“三农”问题在西部更严重，制约了农民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的提高，而且影响农村市场的开拓，进一步限制了其他产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其次，从工业来看，虽然我国西部工业的整体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但传统产业、低技术含量和低附加值的产业仍占主导地位，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相对滞后。装备制造业水平不高，而制造业是最主要的工业部门，是地方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之一。在20世纪90年代，由于自然条件、经济基础等方面的差异，东西部制造业发展的差距进一步拉大，东部地区在90年代制造业中心地位得到加强，特别是东部沿海地区制造业比重进一步增加，相反，西部省市90年代的制造业占全国份额普遍下降。1990―2001年，我国东部地区制造业所占比重由50.9%增加到65%，而西部地区的比重则由15.2%下降到10.2%（据《中国统计年鉴2002》计算）。工业技术装备水平落后，能源、原材料消耗就提高，产品的层次和附加值就低。同时，实施西部大开发以来，西部各地均把开发投资的重点放在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等领域，而对特色产业特别是加工制造业的发展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导致西部工业推进缓慢、增长乏力，工业竞争力和市场份额下降，使西部大开发缺乏长远的产业支撑。工业化推进缓慢，不仅难以吸纳大量从农村转移出来的剩余劳动力，而且会严重制约西部经济的增长。再次，从服务业来看，虽然西部地区在文化产业、旅游产业、房地产业、中介服务业、社区服务业、农村服务业等方面与东部发达地区差别较小，发展程度较接近；但在现代物流业、科技服务业、信息服务业、金融业等方面却有较大差距。并且本身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只有32%左右，不仅大大低于全世界平均64%的水平，而且低于低收入国家平均45%的水平。服务业不发达，就不能为其他产业提供便捷、高效、质优、价廉的服务，就难以促进其他产业的专业化分工和技术创新，影响竞争力的提高，并最终降低经济增长的效率。

产业结构不合理，影响了西部经济总体效益的提高。西部地区如何因地制宜，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形成合理的地区产业结构，在巩固和加强农业基础地位上，改组改造传统产业，积极发展高科技产业，振兴装备制造业，全面发展服务业，形成自身的特色支柱产业，促进西部经济的有效增长，是选择西部经济增长模式时应思考的又一个重要课题。

低成本劳动力促进经济增长模式转变

西部地区经济增长，不管是对外招商引资，还是发展本地民营经济，最终往往形成的是高能耗、低产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产品竞争主要还是依赖于廉价的劳动力成本，这种低成本的竞争力是有限的，也是不长久的。

近年来，“珠三角”、“长三角”、“闽三角”等地区以出口导向型、劳动密集型的加工制造业普遍缺工在30%左右，而西部地区在个别行业与企业也出现了“民工荒”。“民工荒”虽然是局部地区劳动力供求结构上的失衡，但它却传导了一个非常明显的信号，即不管是东部地区还是西部地区廉价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时代即将结束，以此为基础的竞争优势在缩小，是应该考虑优化产业结构和技术升级的时候了。伴随着“民工荒”由东部向西部的蔓延，西部企业要想长期维持低劳动力成本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同时农民工外出务工收入呈上升趋势。2004年农民工外出务工月平均收入780元，比2003年增长11.1%，其中在东、中、西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月平均收入分别为798元、724元、701元，比2003年分别增长了12.6%、12.6%、8.9%（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中国农民工调查报告》第105页）。可以看出我国企业的一般员工报酬不管是中西部还是东部的差别本身不是太大，劳动力成本的差异对产品成本的影响差异不是十分显著，西部企业通过廉价的劳动力降低产品成本从而达到提高产品竞争力的可能性减小。另外，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提高，必然导致劳动者要求更高的劳动报酬，从而导致劳动力成本不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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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发展；经济增长；协整检验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识码：A

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席卷全球，导致了全球经济增长的衰退，再次引发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深层次研究。金融发展是现代市场经济的主要方面，在风险管理、信息提供、资源配置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金融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不仅直接反应区域性的特点，而且区域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金融的发展水平。因此，探求区域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内在的作用机理，不断优化区域金融结构，制定适合本地区域金融发展战略，对于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实现一国经济金融跨越式发展具有现实的意义。

一、文献综述

1955年、1965年托宾在其《动态总体模型》和《货币与经济增长》提出了著名的新古典货币增长模型，托宾在该模型中引入了货币金融因素，认为货币对经济增长具有影响作用的机制在于：货币影响人们的可支配收入，人们的可支配收入又影响其消费或储蓄行为，进而影响经济增长。20世纪七十年代约翰・G・格利、爱德华・S・肖、雷蒙德・W・戈德史密斯等发展金融学论著问世，标志着发展金融理论的形成。1955年的《金融结构与经济发展》，1960年的《金融理论中的货币》以及1967年的《金融结构与经济发展》标志着格利和肖金融发展理论的形成。他们的主要观点有：①货币与各种非货币的金融资产之间具有一定程度的类同性与替代性；②金融发展和经济发展之间存在非常密切的关系；③金融发展的过程是从不发达社会的初始金融制度向发达社会的金融制度的演进；④金融发展作用于经济增长的途径之一就是通过技术创新。麦金农和肖（1973）分别出版的《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这两本巨著的问世，才标志着金融发展理论的正式形成，提出了金融发展开创性的观点。Kapur（1976），Galbis（1977）等学者都进行了相关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论证提高利率和利率自由化的必要性，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麦金农和肖的金融发展模型，形成了麦金农-肖学派。Hellmann、Murdock、Stieglitz（1997）等主要从有效需求观点和信息不对称角度批评传统的金融深化理论，认为金融自由化改革利率上升对经济的作用是不确定的，一方面可能带来投资和产出的增加，另一方面可能带来有效需求不足，抑制经济增长；同时，由于信息不对称，金融自由化会带来银行从事高风险行业，竞争和不受管制的金融市场也会加剧金融时常的不稳定性。熊・彼特（1990）首先指出金融发展对经济长期增长具有重大影响。此后，第二代金融理论摒弃传统金融发展理论的基本假设，把不确定性、不对称信息和交易成本考虑在内，认为金融体系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内生形成的，因而也叫内生金融理论。

二、区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

区域金融，是指一个国家金融结构与运行在空间上的分布状态。这样，导致金融资源的需求与供给在空间上分布不均衡，金融的运行必然具有区域性不平衡的特点；区域经济，是特定地区国民经济的总称，由于自然资源、经济条件、独特区域导致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结构和布局的差异。区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双重的作用。

（一）区域经济增长促进区域金融发展。区域经济增长的差异导致区域金融发展的不同，区域经济增长对区域金融发展具有推动和制约作用。

1、区域经济的运行状况决定区域金融运行效率。经济规模的扩大一方面能够增加金融资源的需求与供给；另一方面还可带动金融产业的不断发展。经济运行效率决定金融效率，通过提高金融市场上融资者和投资者的需求来提高金融运行效率，优化金融资源的配置。同时，经济结构的突变可以导致金融结构需求与供给结构的变化而影响金融效率。

2、区域市场化进程的差异导致资源要素的跨区流动。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金融资源作为一种特殊的资源，在经济资源的分配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而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市场化进程的差异直接会造成金融资源在空间的分布不均衡。

（二）区域金融发展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区域金融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可以从四个方面来论述：

一是通过资金优化配置机制以实现区域经济资源的优化配置。为了实现区域经济发展，除了要不断增加储蓄及投资总量之外，还必须保证储蓄资源的优化配置及投资结构的协调。注重投资质量比注重投资数量更为重要，减少低效率的投资和增加新投资在本质上一样重要。金融体系将分散的资金市场融为一体，使资金在整个社会实现配置，同时金融体系通过利用自身信息优势及监督优势将资金引导向那些预期收益好、发展潜力较大的区域、行业和企业，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从而起到以金融资源来实现区域经济资源优化配置、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

二是通过资本积累机制促进区域经济增长。资本的积累来源于储蓄，形成于投资。资本积累的关键是能否动员足够的储蓄以促进区域经济发展。首先，金融体系从本身的职能出发并通过降低交易成本，使其能够动员吸收大量的社会闲散资金，并转化为储蓄，为经济发展提供资金来源；其次，通过金融业务产品的不断创新提供安全性高、流动性强、收益稳定的金融工具，进而优化储蓄结构、提高边际储蓄倾向；再次，金融机构部门通过利用信用扩张功能，高效运用资金，不断强化风险管理水平，降低流动性资产的持有量，增加用于生产投资的比例，将储蓄资金有效地转化为投资，对促进经济增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三是通过金融内部经营管理机制的影响和带动，促进区域经济的内涵增长。金融业是经营资金信用的行业，而资金的运用具有不确定性，因此金融业被称为高风险行业，但同时也是追求经营管理质量的行业，金融部门为规避自身风险而建立起来的一整套完整而严密的内部经营管理机制，对于其他经济组织则会起到影响带动作用。因此，金融发展不仅从宏观方面促进资本的集中和转移，推动企业集团化、产业区域化发展，加快区域产业结构调整，而且还能从微观层面为企业集团提供内部控制手段，推动企业管理机制、经营体制的转换和组织形式演化，推动企业由粗放式向集约化、内涵式方向发展，继而推动区域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区域经济转型。

四是通过资金流导向机制促进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升级是实现区域经济增长的关键。技术进步推动产业结构的升级，是产业结构升级的基础。它不仅与科学研究状况有关，还与科技成果能否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有关。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有利于企业提升质量和内部效益。而金融追求质量与效益是其最基本的原则。银行业将通过风险分散管理和对资产投向的正确引导，影响资金对高新技术产业、优势产业、发展潜力较大的产业、行业和企业的供给，不断推动区域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进而促进区域经济增长。

三、区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理论模型

（一）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的机制。尽管20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存在诸多争议，但越来越多的研究都表明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本文遵循马尔科・帕加洛（1993）的研究框架构建了一个简单的内生增长模型以揭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假定人口规模是静态不变的，总产出是总资本存量的线性函数：

y=AK（1）

则经济增长率gt+1为：

gt+1=yt+1/yt-1=Kt+1/Kt-1（2）

为体现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我们假定经济中只生产一种产品，该产品既可以作为消费品，也可以用于投资。如果用于投资，每期将以δ比例折旧，因此t期总投资为：

It=Kt+1-（1-δ）Kt（3）

假设不存在跨期消费，在一个封闭的两部门经济中，总储蓄St等于总投资It。如果金融发展不完美，即总储蓄中有一部分在金融中介过程中损失掉，则总投资仅为总储蓄的一定比例，即：

It=?兹St（4）

将（3）式和（4）式代入（2）式得：

gt+1=It/Kt-δ=A?兹St/yt-δ（5）

去掉时间下标，均衡状态经济增长率为：

g=A?兹S-δ（6）

其中，s为储蓄率。从式（6）可以看出，金融发展通过影响储蓄-投资转化机制来影响经济增长率，即θ是金融发展水平的函数，并且金融发展水平越高，储蓄转化为投资越多，经济增长就越快。

（二）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的计量模型

由（6）式，可以得到：

g＋δ=A?兹S（7）

两边取对数有ln（g＋δ）＝lnA+ln?兹+lnS，考虑到本文主要考察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因此假设技术水平和储蓄率在样本期对经济增长不存在影响，可以构建如下实证模型：

GRE=β0+β1FIR+β2FME+β3DSM+β4DIM+ut

（三）指标的说明

1、区域经济增长GDP。本文选择云南省的国内生产总值作为该指标的度量，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作为计量标准。在数据的处理上，对人均GDP取自然对数，以消除数据的非平稳性和异方差，即：GRE=Ln（人均GDP）。

2、金融相关率。在数据处理上，本研究选取云南省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的均值与该地区当年的名义GDP的比值作为该指标的度量，即：FIR=［（金融机构存款余额+金融机构贷款余额）/2］/名义GDP。

3、金融中介效率。该指标衡量金融机构资金投放和运用的效率，基于数据可获性，本研究以云南省历年金融机构对商业企业的贷款作为该指标的度量，即：FME=金融机构对商业企业的贷款/名义GDP。

4、股票及证券市场发展程度。股票证券作为金融市场重要的组成部分，作为金融衍生品，反应了金融市场的发展程度。在数据的处理上，本研究将其与名义GDP的比值作为衡量股票市场发展水平的度量，即：DSM=股票筹资额/名义GDP。

5、保险市场发展程度DIM。保险是金融重要组成部分，保费收入的多少已经逐渐成为金融发展程度考量的重要指标。本研究认为，保费收入的高低，可以很容易、很直观地看出该地区保险市场的发展水平，即：DIM=保费收入/名义GDP。

（四）数据来源。考虑到数据来源的可获性，本文所有数据均来源于云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01-2009），其中的缺失数据我们利用SPSS软件技术运用线性趋势方法来补足。

四、实证分析

（一）数据平稳性的检验。在对时间序列分析之前，首先要对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本文运用Eviews软件，在ADF检验办法下对处理后的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通过ADF单位根检验可知，第一个指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一阶、二阶差分都是平稳的；第二个指标在10%的显著水平，一阶差分是平稳的；第三个指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一阶差分是平稳的；第四个指标在10%的显著水平下，一阶差分是平稳的；第五个指标在10%的显著水平下，一阶差分和二阶差分都是平稳的。

（二）协整检验。对时间序列平稳性分析表明，该时间序列组合中的各个时间序列均为一阶单整，这符合进行协整检验的前提。用ADF法对残差序列进行检验，结果显示，该序列一阶差分平稳，即序列GRE、FIR、FE、DSM、DIM之间存在协整关系，方程有意义。（表1）

运用最小二乘法对模型进行线性回归，得到的结果如下：

GRE=8.734300-2.007334×FIR+3.285805×FME-1.596637×DSM+38.30740×DIM+ut

t=（29.45565）（-2.438044）（2.975432）（-1.272835）（2.841637）

R2=0.981147adjR2=0.962293

F=52.04057DW=2.374559

从模型的拟合结果来看，R2值达到0.98，说明该模型能解释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超过98%，而F值也达到52，其相应的P值也小于0.01，说明在1%的显著水平下，该模型是显著的。除DSM变量的统计不显著外，FME、DIM在5%的显著水平下是显著的，FME在10%的显著水平下是显著的。而DSM变量不显著是由于云南地处西南边陲，资本市场不发达，企业融资难，近年来虽然不少企业（目前有27家上市公司）通过上市融资，但对经济的贡献还是较少。

（三）误差修正模型。为反映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作用的短期作用，我们还引入了误差修正模型（ECM）：

其中，ecmt=ut=GRE-（β0+β1FIR+β2FE+β3DSM+β4DIM）

用最小二乘法估计得到：

GRE=0.260937+1.601170×FIR-2.848265×FME+1.538301×DSM-25.86136×DIM+0.330031×ecmt-1+?着t

t=（2.974781）（1.061053）（-1.232467）（1.392336）（-1.024402）（0.369877）

R2=0.767911adjR2=-0.392537

F=0.661737DW=1.650707

从该误差修正模型来看，拟合效果不好，F值很低，方程不显著，因此需要运用加权最小二乘法进行修正。在本文的研究中，首先利用OLS估计原模型得到残差序列ut，然后利用残差序列的绝对值四次方的倒数作为加权序列，最后利用OLS估计得到新的模型。

t=（6.589094）（-0.212610）（-0.542057）（7.213355）（1.912352）（-4.201929）

R2=0.999999adjR2=0.999996

F=76.34800DW=0.866411

通过修正后，模型的显著性提高，F值也提高了很多，可决系数R2达到0.99，说明方程的解释能力提高。但是DW值有所下降。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通过分析回归方程和误差修正方程的系数可知，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存在正负作用，这点可以从回归方程和误差修正方程的系数看出，长期和短期，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同，在长期，金融相关率和股票证券市场的发展对经济起重要作用；而短期却是保险市场发展和金融效率推动经济的发展，符合云南的实际情况。

（一）优化金融资源配置，着力鼓励有实力的地方企业上市融资，推动大中型企业发展，加大对商业企业的贷款力度，解决其融资难问题。适应当代政策取向，有目标、有步骤地建设昆明泛亚金融服务中心，服务于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为云南地方企业发展、进出口企业融资、人民币区域化国际化提供基础与准备。

（二）推动云南地方保险市场发展，扩宽保险渠道，不断增加保险收入。不断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整合云南地方现有金融机构体系，不断进行金融工具与产品创新，适时引入国内具有比较优势的金融机构落户昆明及周边国家的金融机构在昆明开展金融服务，使得整个云南金融体系实现现代化和国际化，从而真正地建立现代金融服务体系，提升金融中介发展水平。

（作者单位：云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1]李江.金融发展学[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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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结构；知识溢出；区域经济增长；产业专业化；产业多样化；竞争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08)04-0014-03

一、经济结构、知识溢出与区域增长的关系

知识溢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无可争议，然而，关于溢出的具体机制，存在各种不同相冲突的理论，争论集中在两个问题上。第一，溢出主要在一个产业内出现，还是在不同产业之间出现?第二，地方竞争怎样影响创新活动的数量，从而怎样影响经济增长?

长期以来，人们认为区域专业化既是市场竞争的逻辑结果，也是理想的创新环境。但20世纪90年代以后，是经济活动的多样化还是专业化，更有利于技术进步和区域经济增长，存在着激烈争论。在雅各布斯(Jacobs，1969)研究的基础上，一些人认为，地方多样化通过产业间“动态的知识外部性”或“产业间知识溢出”，更有利于经济发展。同时，一些学者认为，在地方多样性起作用的同时，地方专业化允许资源得到更好配置，促进竞争，从而更有利于创新与增长。关于竞争与垄断对于创新与增长的作用，同样存在着争论。目前，根据对专业化、多样化与竞争对创新影响关系的认识，可分为MAR溢出、雅各布斯溢出与波特(Porter)溢出。

Marshall-Arrow-Romer(MAR)溢出认为，知识来自于同一产业中的企业，所以可预期，一个产业集中度的增加会促进知识溢出。相反，雅各布斯溢出认为，最重要的知识溢出来自不同产业中的企业，因而，多样化对增长更有利。

MAR溢出和雅各布斯溢出在地方竞争对知识在企业间传播的效应也不同。从MAR理论的观点看，垄断对创新与增长有利，因为它使创新者内部化得到收益。而雅各布斯认为，高竞争环境有利于企业创新。而波特认同雅各布斯关于竞争更有利于增长的观点，但他相信，知识溢出主要出现在属于同一纵向一体化产业的企业中。

三种理论关注地方经济结构(即专业化、多样化和竞争)对区域创新与增长的影响。MAR理论偏爱低竞争与产业专业化；波特也偏爱专业化，但赞成高竞争；而雅各布斯赞同高竞争与产业多样化。

知识外部性的存在勿庸置疑。MAR溢出、雅各布斯溢出与波特溢出这三种假说从理论上表达了各自的观点，并且都是基于经济观察或逻辑推导得出的，那么哪一个更吻合经验证据呢?

现在的文献主要使用基于Glaeser等(1992)的区域增长模型，模型检验三个可能决定区域增长的因素，即专业化、多样化与竞争。假定专业化促进同一产业中企业之间的溢出，多样化促进不同产业中企业之间的溢出。因此，专业化与多样化对增长的影响，分别表明了产业内与产业间溢出的重要性。第三个变量为竞争，它可能对创新活动的数量，从而对经济增长具有正负两种效应。

Glaeser等用就业增长衡量产业增长，结果发现，竞争与多样化促进了产业增长与创新，而专业化阻碍增长与创新。因此，其实证分析结果不支持MAR溢出，对波特溢出是混合的，支持雅各布斯溢出。Feldman和Audretsch(1999)以美国小企业局创新数据库的资料为主要依据，产业水平的证据表明，多样化比专业化更有利于创新，地方竞争比垄断更具有促进创新产出的倾向。他们的发现结果和Glaeser等的一样，不支持MAR溢出，支持雅各布斯溢出，对波特溢出则是混合的。Vail Soest et al.(2002)对荷兰、Combes(2000)对法国的分析，都证实了多样化具有正向作用，而专业化具有负向作用，这一外部性在各产业中存在差异。

Henderson等(1995)研究的结论则不同，他们认为，雅各布斯外部性在吸引新产业中非常重要，而MAR外部性在传统产业别重要。因为从产品生命周期的角度看，新产品首先出现在多样化的大都市地区，随着产品的成熟，生产就逐步分散到较小的专业化城市中。Gerben van der Panne和Cees van Beers(2006)利用新产品方面的数据，在区域和企业两个层面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具有专业化生产结构的区域要比多样化区域有更多的创新者。此外，专业化区域的创新者要比多样化区域的创新者优秀。因而他们的结论是，MAR溢出有利于创新。Dekle(2002)用要素生产率衡量生产率增长，表明专业化与经济绩效正相关，而多样化与经济绩效负相关。Mukkala(2004)通过对芬兰制造业部门的集聚经济分析，结果也支持区域专业化，而非区域多样化。

Pacil和Usai(1999)在研究创新与生产活动的空间集聚过程中，估计了专业化外部性和多样化外部性影响创新产出的程度，结果发现，这两种外部性都是有效的，从而地方产业的创新活动同时受MAR外部性和雅各布斯外部性的影响。Pacil和Usai认为，MAR溢出和雅各布斯溢出不是对立的，因为专业化是区域内某一产业部门的特征，而多样化是整个地区的特征。因此，地方产业中的不同专业化水平与地区的多样化程度能够很好地结合起来。

三种溢出在国外都得到实证经验的支持，那么中国的情况如何呢?有学者认为，各个不同的行业对区域增长的溢出结果可能不一样。本文以中国制造业为例，探讨经济结构、知识溢出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

二、专业化、多样化与竞争的度量

地区专业化是生产专业化的空间表现形式，与产业地理集中是相互联系的，它是产业集中在空间上的特殊表现，是产业活动在空间上的分离过程，因此，地区专业化可以看成是某些产业在特定地区的集中程度。如果产业在某一地区的集中程度较高，就可以认为该地区的专业化特征明显。

地区专业化具有多重均衡和不稳定的特点，其度量非常复杂。由于统计数据的约束及对专业化认识的差异，目前，还没有一套公认一致的测算方法。

区位商或专业化率是长期以来得到广泛应用的衡量地区专业化的重要指标，它是指某地区某工业部门在全国该工业部门的比重与该地区整个工业占全国工业比重之比，在具体分析时，可选择使用就业、生产量、总产值、增加值、销售额等指标。本文以就业数据为依据，以区位商来衡量地区专业化程度：

程度的多样化产生较高的增长率。根据MAR观点，一个部门密集的地方竞争阻碍了那个部门的经济增长。在激烈的竞争情况下，MAR假定企业会(通过削减研发支出)限制其创新活动的数量，因为会有太多的新

知识溢出给竞争对手(即外部性太大)。相反，根据雅各布斯和波特的观点，密集的地方竞争有利于经济增长，因为企业“被迫”去创新，否则会死亡。

需要注意的是，多样化与专业化并不是完全对立的，高专业化值可能与高多样化水平一致，一个部门可能在某区域中相对占优势，而同时，该区域具有高多样化特征。

三、经济结构、知识溢出与区域增长的实证分析

1　模型的设定

这里的目的是要决定既定省份特定部门的增长如何受地区专业化、多样化和地方竞争的影响。在一个扩展的柯布一道格拉斯函数中，可以把MAR、雅各布斯和波特三种思想纳入进去：

27个工业部门分别为：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黑色金属矿开采业，有色金属矿采选业，非金属矿采选业，农副食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饮料制造业，烟草制品业，纺织业，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造纸及纸制品业，石油加工及炼油加工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医药制造业，化学纤维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金属制品业，通用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工业增加值、资本、劳动的所有数据都来自《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2006)。专业化指数、多样化指数和地方竞争指数以《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2006)各省份一部门的从业人数为依据，通过计算所得。

2　估计结果

表1列出了回归估计结果，从中可以看出，在经济结构中，模型(1)只考虑专业化对增长的影响，专业化指数具有正的系数，并且在统计上显著，表明专业化有利于区域经济的增长；在模型(2)中，多样化同样具有正的系数，并且在统计上显著，说明多样化也有利于区域增长；在模型(3)中，地方竞争具有正的系数，且在统计上显著，表明地方竞争有利于区域经济增长。

在上面的三个模型中，分别只考虑了经济结构中的某一种形式，那么，综合考虑的结果又怎样呢?在模型(4)中，专业化、多样化与地方竞争的系数都为正，并且在统计上显著，说明三者对于区域经济增长都有有利的影响。不过，对系数在大小上进行比较，可以发现，多样化对于区域增长的影响最大，其次为地方竞争，最后是专业化。因此，本文的结论表明，专业化和多样化不是对立的，专业化是区域内某一产业部门的特征，多样化是整个地区的特征，地方产业中的不同专业化水平与地区的多样化程度是能够很好结合起来的。因此，这里的结论支持雅各布斯溢出和波特溢出，而对MAR溢出则是混合的，不支持其垄断有利于区域增长的观点。

四、结论

从国外的实证分析看，三种溢出都能得到经验的验证，原因有三。第一，使用的方法不同，不同的估计方法，就是使用同样的样本，也可能得出不同的结论，目前还没有公认一致的估计方法。第二，样本的时间和变量选取不同，有的研究使用横截面数据，有的使用面板数据。因变量的设定也存在差异，有的研究用就业增长来表示生产率增长或创新，有的用专利或新产品表示创新。第三，国家或地区的特征不同，各国的产业发展程度和产业结构不一样，有些国家的新兴产业较多，新兴产业一般规模较小，适合在多样化环境中生存，而有些国家则以成熟产业为主，成熟产业如果规模较大，就易于在空间上集中；有些国家以大企业或跨国企业为主导，而有些国家以中小企业占支配地位。

篇9

关键词:绍兴;集群经济;经济增长;就业

中图分类号:F061.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9)32-0056-08

一、引言

1962年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阿瑟・奥肯通过研究一些国家经济增长与失业率之间的关系,得出一个结论:“经济增长速度快,就业岗位增加,就业水平高,失业率低;反之,就业水平低,失业率高”,即“奥肯定律”。这个定律经常在中国经济学文献中被涉及或引用。国内在这方面有代表性的文献是:1.邹薇(2003)建立了GDP与城镇登记失业率模型,该模型表明,中国总量经济增长与城镇登记失业率之间的关系明显偏离奥肯定律[1]。2.常进雄(2005)从要素供给、经济体制变革以及经济增长等三个方面详细考察它们对就业弹性变化的影响[2]。他的分析结果表明,要素禀赋因素并不是影响就业弹性变化的重要因素,而经济体制的变革以及收人、经济增长导致的市场需求结构的变化才是影响就业弹性变化的重要因素。3.蔡防(2004)利用第5次人口普查和5个城市的调查数据,展示了近年来在下岗和失业现象日益严峻化的同时,劳动参与率的下降趋势,并揭示了城镇失业率与劳动参与率之间的关系,表明劳动参与率的下降是失业的结果[3]。4.赵秋成(2004)从产业和行业层面解析中国的经济增长与就业之间的关系[4]。他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各产业和行业在推动经济增长和促进就业中发挥了不同作用。从产业层面分析,第一产业基本呈经济偏向型,第二产业呈显著经济偏向型,而第三产业则呈就业偏向型;农业技术进步加快了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农村第三产业在就业弹性下降的同时吸纳就业能力却在增强。从行业层面看,农林牧渔服务业从业人数增势明显,农业从业人数迅速减少;工业内部各行业基本呈经济偏向型,建筑业则呈就业偏向型;第三产业各行业,除批发零售、贸易、餐饮业、教育文化艺术和广播电影电视业以及其他行业外,其余行业均呈经济偏向型。尽管这些研究结论在数量上有些差异,但都得出中国经济增长没有带来相应就业增长的结论。5.程永宏(2005)梳理了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凯恩斯主义经济增长理论和新经济增长理论中经济增长与就业之间的关系[5],得出了以下结论:长期的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并不存在必然的一致性;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的一致性没有可靠的理论基础;经济增长并不必然带来就业增长,相反,在一定条件下,经济增长可能成为抑制就业的因素。上述结论对于绍兴是否适用?绍兴经济增长与就业之间存在什么关系?本文尝试以绍兴为个案得出集群经济发达地区经济发展与就业的关系变动趋势,进而对扩大就业提供思路。

二、绍兴经济增长与就业变化趋势实证分析

(一)绍兴三次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比较分析

分析: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城市化加快推进的“八五”以来,我国三次产业结构加速调整转变,呈现出与世界工业化进程中产业结构变动规律相一致的趋势。三次产业占GDP的比重,从全国情况看,表现为第一产业虽有波动,但总趋势缓慢下降;第二产业呈上升,后缓慢下降,再上升的发展趋势;第三产业则是长期缓慢爬升。浙江省的总体趋势与全国情况基本一致,只是第一产业下降趋势更为明显,第二产业波动更加趋缓,第三产业长期缓慢上升。绍兴市总体趋势与全省情况基本相仿,只是第二产业高位缓慢上升趋势更加明显,第三产业上升趋势更加缓慢,尤其进入新世纪以来,第三产业占比变动几乎处于停滞状态。

(二)绍兴三次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贡献率比较分析

分析:20世纪90年代以来,三次产业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变化较大。从全国看,总的趋势是第一产业贡献率虽有波动但趋势基本稳定,第二产业有一定程度下降,第三产业有较明显的上升。从全国看,这一表现与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是吻合的。但是,浙江省和绍兴市的变化与全国总体变化趋势有不同:第一产业有波动但总体下降,第二产业总体下降,但波动明显,第三产业总体上升但近年又有所下降。说明浙江省、绍兴市三次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够稳定,特别是近几年来,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有所下降。

(三)三次产业就业比重变动比较分析

分析: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三次产业就业比重的总趋势是第一产业明显,下降,第二三产业明显上升,尤其是浙江省和绍兴市的上升更加明显。从全国看,加快城市化进程,实现劳动力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转移,任务仍然十分艰巨,虽然浙江省和绍兴市的情况好于全国,但是,服务业的就业比重还是明显低于第二产业,这是浙江省和绍兴市,尤其绍兴市与全国的一个显著不同。

(四)三次产业劳动生产率比较分析

分析:20世纪90年代以来,三次产业的老均增加值都保持了一定的增长,从全国看,第二产业增长最快,第一产业次之,第三产业最慢。从浙江省来看,第三产业最快,从1994―2006年,年均递增12.06%,第二产业次之,年均递增11.88%;第一产业最慢,仅11.02%。从绍兴看,第三产业最快,从1994年到2006年,年均增长14.46%,第二产业次之,年均递增12.7%,第一产业最慢仅12.7%。也就是说,从全国看,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差距不断拉大;而从浙江省和绍兴市看,第三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明显高于第二产业。从全国看,第二产业劳均增加值最高,第三产业次之,第一产业最低;而从浙江省和绍兴市看,第三产业的老均增加值高于第二产业,并明显高于第一产业,这与世界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相吻合,也表明浙江省和绍兴市宏观经济的增长优势所在。

(五)绍兴三次产业就业弹性比较分析

就业弹性是指就业的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的比率,其经济含义就是经济每增长百分之一,就业能增长百分之几。就业弹性为正值时,弹性高,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动效应大;弹性低,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动效应小。在就业弹性为负值时,经济增长对就业的作用可以分为两种:一种为“挤出”效应,这种效应来自于经济为正增长但就业减少的情况,此时就业弹性绝对值越大,对就业“挤出”效应就越大,就业弹性绝对值越小,对就业“挤出”效应就越小;另一种为“吸入人”效应,这种效应来自于经济为负增长但就业增加的情况,此时就业弹性绝对值越大,对就业的“吸入”效应就越大,就业弹性绝对值越小,对就业“吸入”效应就越小。“吸入”效应有悖于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比如典型的农村经济对劳动力的“蓄水池”作用。

分析:绍兴三次产业吸纳就业的能力不同。第一产业平均就业弹性为-0.77,第二产业为0.21,第三产业为0.26。第一产业平均就业弹性为负数,说明随着经济增长,第一出产业就业人员不断流出,而且流出幅度较大,第二产业经济增长对就业拉大作用较大,第三产业增长对就业的拉大作用最大。

(六)绍兴劳动力资源配置分析

分析:1.绍兴2007年按行业劳动力配置,吸纳劳动力数量排在前五位的为制造业110.44万,农业57.7万,建筑业49.22万,批发零售34.83万,住宿餐饮13.05万。可见绍兴第三产业吸纳劳动力数量较低,尤其现代服务业。2.绍兴2007年按注册登记分类不同经济组织吸纳劳动力排在前五位的为:私营企业129.78万,个体户68.98万,有限责任公司39.82万,股份有限公司18.89万,国有单位13.59万,集体企业12.16万,民营经济体吸纳就业占总就业的76%。

三、重要结论

通过第二部分中六个方面的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1.1994―2006年绍兴GDP增长率、就业增长率和就业弹性变化趋势基本上一致。三者之中就业增长率波动的幅度较小,GDP增长率和就业弹性波动的幅度较大。绍兴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动作用逐步加大。绍兴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不存在“非一致性”现象。

2.绍兴经济增长与就业之间存在长期稳定关系,绍兴经济第二三产业每增长1%,就业增长0.28%%。表明绍兴二三产业经济增长和就业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经济增长带来了就业的增长,就业的增加促进了经济增长,绍兴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之间存在着良性循环。

3.绍兴三次产业吸纳就业的能力不同。1994-2006年,第一产业的平均就业弹性为-0.77,第二产业为0.21,第三产业为0.26,第一产业劳动力随着经济增长逐步转移到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第三产业就业增长潜力最大。

4.绍兴经济增长与就业关系变动的特点与绍兴集群经济发达的特点密切相关。绍兴集群经济量大面广,2008年底,全市年产值上亿元的集群41个,有大小10万多家企业,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资本有机构成比较低,2008年经济普查显示绍兴规模以上企业资本有机构成34.28:1,规模以下企业资本有机构成为15:1,产业集群加专业市场的经济发展模式使得绍兴经济增长与就业变动呈现出一致性的特点,也使绍兴民营经济组织成为吸纳就业的主要部门,制造业和批发零售成为就业量容量最大的领域。

5.产业转型升级使扩大就业面临新的需要探讨的问题。

四、金融危机、集群经济转型升级与绍兴就业矛盾

(一)绍兴集群产业转型升级概述

2008年绍兴人均GDP达到7 330美元,经济正在从5 000―10 000美元发展转型中,即从中等发达的经济体向发达经济体转变的关键时期,具有经济转型升级的内在要求。国际、国内发展环境发生的一系列转折性的重大变化,使得初级集群经济发达地区遇到了新的挑战,绍兴是浙江纺织业重镇,经济结构的内在素质性问题凸显:产品结构不够合理,高档产品比重较低;企业的R&D投入不足,只有16%的企业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3%以上;竞争手段单一,以低价竞争为主;嵌入国际市场的层次不高,经营户境外投资占资产总数的5.2%,企业在境外市场的投资占企业全部资产总量的比重为24%,境外投资企业占企业总数13.5%;品牌优势不足,化纤行业总量很大,但是差别化率很低;印染行业在生产总量上占全省、全国的比重较高,但产品附加值较低;服饰行业大多以中低档产品为主。市场和企业的营销力度都不大,大型龙头企业不多,无形市场、电子网络市场利用的还不够等。内外因素使得绍兴经济转型升级具有紧迫性和必然性。转型升级的共认方向有两个:提升制造业和优先发展服务业。

(二)绍兴集群经济转型升级与就业矛盾

1.经济增速放缓与劳动力增长的矛盾

前面分析已知,1994―2006年,绍兴经济增长与就业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经济每增长1%,就业增长0.22%%,反过来讲,经济增长降低1%,就业将减少0.22%。金融危机以来,经济增长速度明显放缓,2008年第四季度经济增长9.5%,2009年上半年经济增长9%,而改革开放30年绍兴经济年均增长12%,2008年绍兴个体工商户增长9.23%;私营企业增长4.93%。(2008年以前每年增长两位数),2008年第三季度注销个体工商户5 936家,第四季度注销2 679家,2009年第一季度注销258家,2008年第三季度注销私营企业408家,第四季度注销341家,2009年第一季度注销252家,第二季度243家。以新昌县为例,2009年第二季度进入人才市场招聘企业1 169家,比去年同期减少44%,2009年进场招聘企业最多的一次由企业174家,比去年同期最多的一次减少106家,提供的就业岗位为15 369个次,比去年同期减少6 251个次,下降了28.9%。一方面是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和民营经济体数量减少,绍兴经济对外依存度较高,2008年进出口值占生产总值的73%,如果经济复苏放缓,经济增长速度下滑将会持续较长时间,另一方面绍兴新增劳动力不断增加,主要是城镇劳动力增长较快,从1994―2007年,年均增长6.09%。

2.规模以上企业加速转型升级与“就业破坏”的矛盾

至2008年底,绍兴有规模以上企业5 332家,金融危机一方面暴露了企业长期积累的素质性问题,另一方面经济不景气使得企业有精力解决长期累积的问题,因此,转型升级成为绍兴产业集群当前及今后较长时期内发展的主题。转型升级是就业“创造与破坏”同时并存的过程,它包括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过程中新产业的产生和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旧产业的衰退,产业结构变动对就业具有双重效应。一方面,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会带来经济增长速度的加快和新兴行业的发展,从而导致对就业派生需求的上升,从而产生就业创造效应;另一方面,产业结构调整中伴随的各产业剧烈变动和一些企业的衰退会增长失业,产生就业破坏效应。

3.就业岗位不足与企业技能型劳动力短缺并存的矛盾

绍兴科技人才总量少,并且各类人才构成和分布与绍兴经济结构不相适应。到2006年,全市各类人才总量占总人口的6.5%,不仅未达到发展中国家工业化中后期的一般水平(10%),而且结构低级化较显著,高级技工占技能人才总量的比重不到5%,高学历人才占人才总量的0.2%。人才结构与产业结构匹配性不强,高层人才主要分布在教育、文化、卫生领域,而支柱产业、主导产业、新型产业的高层次人才很少。由于企业人才短缺,尽管至2006年,全市主要行业70%以上设备处于国内先进水平,但一流设备只能制造出三流产品。据调查,40.7%的企业认为缺乏人才是制约创新的首要因素。由于企业所需要的高层次人才和技能型人才数量不足,自有知识产权的科技资源层次低。比如,到2006年底,全市专利总量共6 285项,居全省第三位,但绝大多数属于新型适用外观设计,技术含量高的、具有核心竞争力、持续增长力的技术专利极少,导致2006年全市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只有25亿元,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不足5%。转型升级需要大量高技能人才,但本地提供的企业所需要的技能型人才偏低,2005年市委组织部与浙江大学管理学院《绍兴产业结构调整与人才资源战略》课题研究显示:绍兴年在校大学生是金华的1/2,不到无锡的1/2,不是常州的1/3,宁波的1/4,苏州的1/6,温州的1/2,而且与周边地区高校在调整发展别注重适应产业变迁的新局面,专业设置等特别注重积极的加强与当地产业群的融合,而绍兴至今未建立起服务于当地优势产业的高等教育体系。

五、绍兴集群经济演进及就业结构变动趋势对扩大就业的启示

通过前面的分析已知,一方面,随着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第三产业发展较快,为劳动力提供了广阔的就业机会,而且绍兴第三产业就业弹性较高,达到0.26;另一方面,因为绍兴集群经济累积的素质性问题,不得不加速转型升级,而转型升级的路径是向微笑曲线的上下两端延伸发展,提高上游和下游的竞争力和利润率。这说明,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对绍兴来既是产业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扩大就业空间的科学路径。

(一)发展服务业:保增长、调结构与增加就业的有效结合

服务业是国际通行的产业分类概念,指为满足生产者、消费者的服务需求,提供不同形式服务劳动和服务产品的产业,也即通常所指的第三产业.服务业按服务对象、功能的不同,通常分为生活业、公共业和生产业.所谓生活业,是指满足人们生活需求的服务业,如餐饮业、娱乐业、旅游业等;所谓公共业,是指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业,如图书出版业、博物馆业等;所谓生产业,是指专门为生产经营活动提供服务的服务业,主要包括现代金融业、物流业、科技服务业、信息服务业和商务服务业.针对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特征,从专业化水平、市场化程度出发,可创造性地将服务业区分为传统服务业和现代服务业.传统服务业是指运用传统的生产方式经营,并且在工业化以前就已存在的服务业,主要包括批发和零售、住宿和餐饮、交通运输和邮政等;现代服务业是个动态概念,指其需求主要受工业化进程、社会生产分工的深入影响而加速发展的服务业和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新型服务方式及新型经营形态对传统服务业进行改造的服务业,包括通信服务业、网络服务业、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现代物流业、金融保险业、文化传媒业、技术服务业、中介服务业、会展业等。

1.发展生产业

生产业是专门为生产经营活动提供服务的服务业。发展生产业,是提升产业结构、建设现代产业体系的必由之路.绍兴尽管已处于工业化中后期,但总体上工业化层次不高. 要坚持“工业强市、三产富市”,就必须大力发展生产业,为提升产品竞争力和附加值提供有力支撑。一要着力扶持推进工业企业分离发展服务业。工业企业分离发展服务业,这既是应对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的现实之需,也是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长远之计。为此,要围绕“在工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中发展生产业”这一主线,进一步明确工业企业分离发展服务业的基本思路,认真把握“依法推进、创新推动,企业主导、政府引导,分类指导、分步实施,以点带面、点面结合”的基本原则,积极引导工业企业通过分离发展科技服务企业、现代物流服务企业、国际贸易服务企业、专业化的配套服务企业和文化创意服务企业等多种途径,积极向品牌营销、自主研发两头延伸发展,拉长产业链,实现“两头做强、中间支撑”的目标,从根本上改变“大而全、小而全”、“大而不强、小而弱”的状况,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和核心竞争力,实现工业经济与服务业经济良性互动、融合发展。因此,工业企业分离发展服务业,必须明确工作目标,健全工作机制,加强扶持政策的执行力度,分行业、分门类别抓好典型示范引导工作,特别是要以大中型企业集团、对外有业务关系的企业和有发展潜力的三产项目为重点实施分离,成熟一个、发展一个,壮大一个。二要着力扶持培育物流业发展.绍兴工业企业众多、专业市场发达、物流需求量大,发展物流业的基础和条件可谓得天独厚,但时至今日,还没有发展起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物流业。因此,依托产业和市场优势,以配送型物流和市场流通型物流为重点,以网络信息平台为支撑,以提高服务水平和降低物流成本为核心,积极扶持物流企业做大、做强、做优已成当务之要。为此,一方面要积极培育本地物流企业,推动资产重组,支持和打造具有较大规模的综合性现代物流企业,快速占领本地市场;另一方面要有序引进国际或国内先进的现代物流公司投资,发展壮大第三方物流.三要着力扶持培育中介商务服务业发展.目前,绍兴市的中介商务服务业水平总体不高,规模偏小、专业化程度偏低、竞争力偏弱. 但应该说,绍兴的中介商务服务业市场前景看好,35家上市公司、数百家后备上市企业,这一令人注目的“绍兴板块”为发展中介商务服务业提供了广阔的发展平台。因此,积极引导法律事务、会计服务、管理咨询、建筑监理以及技术服务等商务服务业,以提高自身市场竞争力为核心,切实加强资源整合,努力实行品牌化、规模化经营;大力引导中介商务服务业企业以不断拓展发展空间为目标,实施“走出去、请进来”战略,将法律、会计服务等具有相对比较优势的中介商务服务业推向全国,同时,积极吸引一些国内外知名的中介商务服务业机构前来设立分部。

2.促进传统服务业转型升级

绍兴市传统服务业占比较大,而且从发展趋势看,在今后较长一段时间内,以建筑工程承包、餐饮、零售等为代表的劳动密集型服务业仍将是服务业的主体。因此,应高度重视从传统服务业与现代服务业二者的特征差异和内部结构变动规律来协调服务业的整体发展,努力运用连锁化、信息化、国际化等手段来提高这些行业的知识含量和技术含量,增加附加值,提高服务水平,实现从传统到现代的升级转型。一是积极推行经营连锁化,充分运用直营连锁、连锁加盟、自愿连锁等经营方式在超市、百货、家电、餐饮、医药等行业开展连锁经营,降低经营成本、优化资源配置.积极引导“咸亨”、“女儿红”、“沈永和、“会稽山”、“震元堂”、“越王珠宝”等具有绍兴特色的产品或服务品牌在全国及境外设立连锁经营机构,引导大型超市在农村设立连锁门点,实施商品配送,提升传统商贸服务档次;二是积极推进商务信息化.要积极依托电子信息和其他新兴高新技术,“绍兴电子信息岛”,积极打造“数字绍兴”,集聚有效信息,重点推广和加快发展绍兴纺织技术中介网站等网上技术市场和纺织业网络化制造应用公共服务平台(ASP)建设. 积极鼓励中小企业发展电子商务,降低营销成本,有效开拓市场,实现“有型市场与无型市场”的有机结合。三是积极引导合作国际化。积极开展行业协会以及服务业企业之间的广泛的、多种形式的合作,支持市内有实力的服务企业“走出去”,学习引进国外先进的服务理念、管理和技术,促进服务业的国际化。利用生产型外贸企业的良好基础,将其劳务输出、接单中心等三产性质部分从整体中分离独立出来,转向以服务贸易为中心,积极拓展服务外包、劳务合作、国际物流、国际旅游等领域,开拓国际贸易市场。

(二)青年劳动者:就业和创业扶助的瞄准点

在绍兴整体就业压力加大的同时,青年就业难问题更加凸显。除了农民工就业面临困难之外,大学毕业生等新进入劳动者群体也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在正常的经济增长情况下,青年就业遇到的难度就比其他群体要大,失业率也更高。例如,2005年,全国按照城镇调查失业率口径计算,16―24 岁年龄组失业率与平均水平相比高83.7%(蔡,2009)[6]。在经济增长减速,就业机会减少的情况下,即使一些企业努力不解雇现有员工,也会大幅度减少对新人的雇用。目前在每年需要解决的就业人群中,各类毕业生大约占一半,2008年绍兴城镇新增就业人群中各类毕业生占73%(绍兴市统计局提供),他们在经济危机中面临着最严峻的就业困难,各种扶助就业和创业的措施应该更加瞄准青年人。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使创业与产业结构升级、转移和承接相互促进。把就业指导、信息服务和就业扶持等政策扩大到城乡所有需要就业的对象,消除对农村劳动力的政策歧视。这包括将农村劳动者纳入小额担保贷款、就业援助、职业培训和技能鉴定等就业扶助政策范围;探讨适当的方式,将税收减免、信贷、担保和岗位补贴等政策覆盖到进城求职农村劳动者。加大培训力度,提高就业和创业能力。培训是教育的补充,在经济危机中加强培训,不仅有助于改善求职者的就业能力,也有利于提高企业的竞争力,从而整体经济的更快恢复。此外,提供对路的职业培训,不仅可以帮助农民工尽快回到劳动力市场,在达到这个目的之前,还可以延缓青年劳动者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时间。

(三)保持灵活的就业渠道:弥补经济增速下滑的失业损失

《劳动合同法》的严肃性决定了不应该因为经济形势变化而在其执行力度上有所减弱,更不应暂缓执行。因为经济波动周期是永远都有的,因为经济周期波动就对一部法的执行力度有所差别,显然是非常不严肃的态度。另一方面,企业遇到困难,职工自然会受到影响,依法守法,保持良好的劳动关系对保持社会稳定尤为重要。在规范的同时,制定更多的提高劳动力市场灵活性的措施,应该说是解决当前劳动关系的正确思路。在困难的时候,灵活的就业渠道对保持就业稳定是至关重要的。劳动合同法的目标不是伤害劳动力市场灵活性,而是规范后者,因此,我们要在执法中格外重视发挥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进一步规范劳务派遣用工制度等。观察过去不同时期的GDP 增长速度和就业的关系我们发现,凡是GDP增长率下降的时候,非正规就业,也就是说灵活就业就加速增长,而正规就业有所减少(蔡,2009)[6]。通过灵活的就业渠道,可以补回经济增长下滑带来得的失业损失。因此,在困难的时候,灵活的就业渠道对保持就业稳定是至关重要的

(四)发挥政府职能,降低自然失业率

在绍兴的失业现象构成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结构性和摩擦性因素。根据我们的估算,2008年,在市区登记失业率的3.46%中的总体调查业率中,周期失业率大约只占1个百分点,其余超过2个百分点是自然失业率。虽然在经济危机时,周期性失业即由于GDP增长率下降导致的失业成为主要的因素,自然失业率仍然保持较大的比重。充分利用缩小自然失业率的办法弥补可能产生的就业损失,是一个有效的政策选择。由于自然失业率可以通过改善劳动力市场功能得到降低,因此,加服务和培训,完善劳动力市场功能,可以用自然失业率的降低来抵偿经济增长速度减缓可能导致的周期性失业率上升。对于此次就业冲击中的主体青年就业群体来说,这点特别重要,由于他们在劳动力市场常态下,通常就是自然失业率的主要承受者,因此,以帮助这个群体就业政策重点,政府在降低自然失业率方面的努力,可以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加强政府劳动力市场服务职能,即通过提供就业和再就业的中介。

参考文献:

[1]邹薇.中国经济对奥肯定律的偏离与失业问题研究[J].世界经济,2003,(6),

[2]常进雄.中国就业弹性的决定因素及就业影响[J].财经研究,2005,(5).

[3]蔡肪.中国城镇劳动参与率的变化及政策含义[J].中国社会科学,2004,(4).

[4]赵秋成.从产业和行业层面解析中国的经济增长与就业[J].社会科学辑刊,2006,(3).

篇10

关键词：本地市场效应；中间需求；最终需求；区域经济增长

一、 引言及文献综述

自改革开放以来，珠三角、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显著，相继成为部分制造业集聚地，我国地区产业布局发生重大改变，市场成为调节资源配置，引导生产要素流动的主要因素。制造业产出品参与市场流通的方式有三种：以要素的方式参与其他产业的再次生产；以最终消费品的方式被居民和政府消费掉；满足国外需求，参与世界经济。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的地区间贸易和对外贸易都取得了长足增长，作为一种研究需求影响企业区位选择和产业分布的新理论，本地市场效应理论自然得到了我国学者的高度重视。本地市场效应是指，在一个存在报酬递增和贸易成本的世界中，拥有相对较大国内市场需求的国家将成为净出口国，此即“本地市场效应”（Home Market Effects）。该理论认为，随着经济的发展，消费者需求趋于多样化，满足差异化产品的厂商具有垄断力量，产品的生产成本由固定成本和边际成本组成，固定成本的存在使得厂商可以通过扩大生产规模降低单位产品的生产成本从而获得规模报酬递增；同时，固定成本的投资具有高价值性，使得厂商只能选择为数极少的生产区位；运输成本的存在，使得厂商通常选择接近较大市场需求的地址进行生产，要素的流动性使厂商的区位优势不断壮大，不但供给本地较大需求的市场，还将供给其他较小地区的需求，从而使得本地区的产出对本地区的需求反应大于1。本地市场效应将被主流经济学家忽略的市场规模、产业分布和产出联系在一起，使得生产函数的确定更符合实际。该理论反映了产出对需求规模的反应程度，开创了需求影响企业区位选择和产业分布理论的新领域，对实践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本地市场效应理论的实质在于，需求是可以带动产出增长的，当存在本地市场效应时，需求增加1单位，带来该地区产出的增长大于1单位。Davis和Weinstein（2003）提出了异质性需求（Idiosyncratic Demand）的概念，即超出平均部分的本地区需求，认为在规模报酬递增的生产阶段，异质性需求引起产出增长，并吸引厂商布局在规模较大的市场区。国内对本地市场效应的研究主要是基于国内地区产业贸易和需求的关系证实我国制造产业或全行业本地市场效应的存在性：如张帆和潘佐红（2006）应用1997年中国各省份的投入产出表数据，发现本地市场效应在决定省际产业生产和贸易方式上具有决定作用，并发现19个制造业产业中，至少有7个产业存在本地市场效应；邱斌和尹威（2010）利用2001年～2008年中国制造业28个细分行业面板数据考察本地市场效应的存在性、特点及其作用途径，发现制造业整体存在本地市场效应，细分贸易产业后，本地市场效应在一般贸易中显著，在加工贸易中不显著；颜银根（2010）利用2002年中国各省份的投入产出表数据对本地市场效应在全行业进行检验，发现42个产业中至少有11个产业存在本地市场效应。其他学者从本地市场效应对制造业出口及我国地区产业分布的影响关系入手进行研究：许统生和涂远芬（2010）基于变截距面板数据模型，林发勤和唐宜红（2010）运用投入产出法均证实了本地市场效应可以较好地解释我国制成品出口的现象，本地市场效应将发展成为我国另一大国际贸易优势；范剑勇（2010）将本地市场效应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及收入分配差距相统一，将本地市场效应的理论内涵和影响机理做了进一步探究。

可见，我国对此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对全行业或部分行业是否存在本地市场效应以及与国际贸易和出口相关的本地市场效应研究上，对影响产业分布的需求分析不够深入。一方面，经济迅速发展，人民消费水平日益提高，不论是产业间的中间需求还是以居民和政府为主体的最终需求都应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另一方面，我国对外贸易迅速增长，出口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不可忽视，那么，到底是中间需求、最终需求还是国外需求最终形成了我国制造业的本地市场效应，对我国行业分布产生影响呢？基于此，本文立足于经典的本地市场效应模型，将总需求分解为中间需求、最终需求和国外需求，找出影响我国产业分布及企业选址的需求根源，并给出政策建议。

二、 计量模型与数据来源

1. 计量模型。借鉴Davis and Weinstein（2003）的做法，建立异质性需求对产出增长影响的模型：

yrk=0+1sharerk+2idiodemrki+rk i=1，2，3，4（1）

sharerk=yr idiodemrk=-yr

加入控制变量后的计量回归式如下：

yrk=0+1sharerk+2idiodemrki+3lnK+4lnL+rki i=1，2，3，4（2）

k代表产业，r代表该地区，R代表除r地区以外的所有其他地区。yrk和yRk分别表示r地区和除r地区以外的所有其他地区k产业的产出，rk表示随机扰动项。Sharerk表示在地区间消费偏好相同的情况下，r地区按照其他地区的平均生产比例生产第k类产业，并满足自身的需要，K，L代表资本和就业人数。Ididoemrki，i=1，2，3，4分别表示r地区k行业所面临的超出平均部分的总需求、中间需求、最终需求和出口。

2. 数据来源。我国2007年区域间投入产出表将我国分为东北地区、京津地区、北部沿海地区、东部沿海地区、南部沿海地区、中部地区、西北地区和西南地区。

（1）产出数据和需求数据。分别用工业统计年鉴制造业各行业的工业总产值数据和2007年区域间投入产出表中本地区的流出数据表示，本地区使用和向其他地区流出的需求数据都要经过距离的折算后再进行加总：区域间投入产出表中的中间投入部分的贸易流量作为中间需求的数据，最终使用部分中的居民消费、政府消费及固定资本形成的数据之和作为最终需求的数据，出口作为国外需求的数据。

（2）距离的折算方法。地区内部的距离根据国际上通行的Drr=，area表示区域面积由2007年中国统计年鉴中的各省（市）的土地调查面积进行合并得来，区域之间的距离Drs由各地区中心城市之间的距离代替，由google earth软件测量得到；区域的出口距离根据各区域中心城市分别到世界三大经济体的中心城市的距离，并以其经济规模占全球经济的比例作为权重进行加总得到，距离的单位均为公里。

（3）行业的取舍。基于2007年区域间投入产出表17部类产业的划分，制造业各行业的就业数据来自人口与就业统计数据库，用2007年各地区分行业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年底数表示，制造业资本存量数据由工业统计数据库的制造业固定资产净值年均余额表示。

三、 实证检验

各变量的统计特征汇总如下：

制造业总需求的变异系数绝对值明显大于中间需求和最终需求的变异系数绝对值，说明我们将制造业总需求进行分解的做法在统计上是可取的，同时，制造业出口数据的变异系数最大，说明制造业出口情况复杂，数据波动大，其回归具有较强的不稳定性。

采用Eviews7.2软件对制造业分别进行式（1）和式（2）的回归，计量结果汇总如下：

由回归结果可知，我国制造业的总需求和出口不存在本地市场效应，我国制造业出口情况复杂，其内部细分行业是否存在本地市场效应还应做进一步考察。邱斌和尹威（2010）认为我国一部分制造业参与“全球生产网络”以加工制造为主，本地市场效应很难对其产生直接影响。同一般地将制造业内部的细分行业作为研究对象，将国内市场作为本地区需求，将向其他国家的出口作为其他地区的需求的做法相比，本文以制造业整体作为研究对象，在数据处理上，将本地区的出口作为其他地区的需求，考察基于区域的制造业出口本地市场效应。资本数据的系数不显著，是由于我们采用固定资本净值直接代替固定资本存量数据造成的。

我国制造业的中间需求和最终需求都存在本地市场效应，加入控制变量后，本地市场效应依然显著，同时，制造业中间需求的本地市场效应大于最终需求的本地市场效应，加入控制变量后，这种比较更加明显。由计量结果可知，不论居民和政府的消费行为还是产业的中间投入贸易都能带来本地市场效应的出现，本地需求的增加都能带来产出更大规模的增加。

由于本文的分析建立在区域产业层面的数据基础之上，因此，我国区域制造业的总需求和出口是不存在本地市场效应的，区域制造业的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存在显著的本地市场效应。可见，区域出口不能成为带动区域经济增长的有效方式，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的快速发展成为推动区域经济增长的有力手段。结合我国制造业的布局，可以得出我国区域制造业的布局完全由我国的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的力量决定，从计量结果来看，各区域均已形成制造业集聚中心，存在由国内需求（包括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拉动的本地市场效应。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的发展对促进我国区域经济增长具有重大作用，需求增加1单位，带来产出超出1单位的增长。

四、 结论和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2007年区域间投入产出表，分别从总需求、中间需求、最终需求和出口角度验证了我国制造业本地市场效应的存在性，并得到了如下结论：在区域产业层次上，我国制造业的总需求和出口不存在本地市场效应，国内的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存在本地市场效应，且要素市场的本地市场效应要大于产品市场的，在加入控制变量后，本地市场效应依然显著，且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的本地市场效应的比较更加明显。

针对区域产业层面的本地市场效应分析，针对促进我国区域经济增长方面可提出以下建议：

（1）扩大内需。扩大内需对于促进我国区域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作用，我国应注重扩大内需的政策运用和调控。在我国，不论是以居民和政府为主体的最终需求还是产业贸易的中间投入需求，都存在显著的本地市场效应，需求规模增加一单位，带来产出大于1单位的增长，国内需求对我国产业分布和产出具有重要的影响。

（2）调整出口贸易结构，使出口成为促进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我国区域制造业出口不存在本地市场效应，应尽快转变我国制造业出口方式，使加工贸易制造业在我国出口份额中逐渐减少，使我国制造业的产品销售由国内市场逐渐走向出口，而不是忽视国内需求，单纯地满足国外需求。

（3）兼顾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我国制造业的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均存在显著地本地市场效应，且要素市场的本地市场效应要大于产品市场的。因此，在发展我国制造业的同时，要兼顾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的发展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适时调整要素生产和产品生产的比例，促进我国区域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参考文献：

1. 范剑勇，谢强强.地区间产业分布的本地市场效应及其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启示.经济研究，2010，（4）：107-133.

2.钱学锋，梁琦.本地市场效应：理论和经验研究的新近进展.经济学季刊，2007，（5）：969-990.

3.颜银根.中国全行业本地市场效应实证研究——从新经济地理角度诠释扩大内需.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10，12（3）：58-64.

4.张帆，潘佐红.本地市场效应及其对中国省际间生产和贸易的影响.经济学季刊，2006，（5）：307-328.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稳健季节调整的信号提取理论与应用研究”（项目号：711010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