债权资产证券化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债权资产证券化，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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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非标准化债权;同业业务;信贷资产证券化;信贷资产流转平台

一年多以来，监管层针对商业银行同业和理财业务频频下文，意在加强信息披露，防范风险。商业银行的同业业务为增加社会融资总量，满足实体经济融资需求，满足居民财富保值需求，推进金融改革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自2013年银监会8号文到今年5月份同样由银监会下发的140号文都表明监管层面对商业银行这种快速放大信贷规模的做法的不满。在当前银行业面临种种资本金制约的监管现状下，商业银行开展表外业务，腾挪信贷额度，加速资金周转的需求是不可回避的。而信贷资产证券化正是能够满足银行需求的业务之一。根据我们对2005年至今有关信贷资产证券化和资产流转相关文献的梳理发现，监管层面有意开展这种相对标准化，且可以完全纳入监管的业务模式，其业务平台和流程都在向优化的方向发展。我们有理由相信未来不久监管层面将会进一步下发相关文件，助力信贷资产证券化业务的开展。

一、同业业务监管日趋严厉，其核心目的是信息披露

2013年3月，银监会了《关于规范商业银行理财业务投资运作有关问题的通知》，业内俗称8号文。从此“非标准化债权”这一新名词开始逐渐纳入公共视野。在金融创新、金融脱媒的大背景下，非标准化债权及其背后的同业和理财业务，为商业银行调整资产负债结构、降低资本占用率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也满足了实体经济融资和居民的财富管理的需求。

同业业务之所以存在，其核心目的在于银监会于2012年下发的《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中的规定：期限在3个月以上的同业资产，风险权重为25%;而与此同时，信贷资产的风险权重为50%至150%。商业银行在面临着资本充足率、存贷比、拨备覆盖率等指标约束的情况下，通过将信贷资产转化为同业资产便成为必然趋势，这样一来既扩大了社会融资规模，又为实体经济提供了有力支持。

2013年以来，社会对于同业业务的质疑声频起，尤其是2013年6月份国内金融市场发生的所谓的“钱荒”，更是将同业业务推向了风口浪尖。通过梳理市场对于银行同业业务诟病最深的几处来看，主要包括以下几点：第一，同业业务存在期限错配问题，即将短期同业负债用于中长期资产，导致潜在流动性风险加大;第二，同业业务中存在“通道”的概念，“通道”的存在一方面增加了融资成本，另一方面也造成了风险承担主体的不明确，容易造成风险在金融机构之间蔓延;第三，监管的分立使得监管层不能准确把握同业业务的规模和实质，同业业务缺乏统一的监管约束。

为此，监管部门在一年的时间里下发了11份文件规范和引导商业银行同业和理财业务。我们在此回顾一下。

从2013年3月银监会下发的“8号文”以来，多个部委联合或单独下发了11份文件规范和引导商业银行同业和理财业务。我们将这些文件联合起来看，基本可以总结出监管层面的指导思想：按照谁批设机构谁负责的基本原则，通过比例控制、总量控制，要求经营机构开展同业业务按照“真实穿透”原则，明确投资标的，明确风险承担主体，不得以任何形式开展类资金池的风险错配，严禁“刚性兑付”。总的来说，同业业务监管日趋严厉，有总量控制，又有比例控制，其核心目的是信息披露。

监管层此种监管思路，核心目的在于“堵”和“限”，缺乏有力的“疏”导。在存贷比的限制下，商业银行有降低经济资本，腾挪信贷额度，攫取利润的主观动力。在既定的分业监管的体制下，“堵”和“限”只能迫使商业银行采用更为复杂的资本交易结构来规避监管。

二、“堵”不如“疏”，信贷资产证券化或大有可为

笔者认为，与其采用“堵”和“限”，不如建立有力的“疏”的机制。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企业债等标准化债权，以及资产证券化业务都是非标准化资产的有力替代者。事实上，标准化债权在中国金融市场已经发展得较为成熟，由于其对于融资人的资质要求较高，因此发行人以大型国有企业和项目为主。而资产证券化业务可以将包括企业贷款和零售小微贷款一起打包出售，因此更具普遍性和普惠性，这也是本文将重点讨论的内容。

事实上，非标准化债权资产和同业业务，是中国金融市场在尚未健全的背景下的一个历史阶段性产物，它在本质上起到了国际成熟资本市场上资产支持证券（ABS）和信贷资产证券化（CLO）的作用。

资产支持证券（ABS）是一种债权性质的金融工具，它依靠基础资产未来的现金流和剩余权益来偿付投资者收益。由于大多数资产支持证券的存续期限、偿付结构、增信手段都不尽相同，因此其交易大多在场外交易市场（OTC）进行。除标准化程度较高的个人住房抵押支持证券（MBS）以外，其他资产支持证券（ABS）的流动性不高，定价市场化程度亦不高。这一点，同国内的非标准化债权是很接近的。

商业银行之所以开展现如今的同业业务，其核心在于规避资本金压力，腾挪信贷规模，拓展新业务。而信贷资产证券化（CLO）恰恰可以实现此功能，进而缓解商业银行资产扩张下带来的资本压力，并盘活存量资产，甚至可以直接用于新项目的融资。

目前，国内可以做信贷资产证券化（CLO）或类证券化的平台一共有两个。一个是最初于2005年成立的，目前由央行主导的信贷资产证券化，托管机构为上海清算所;另一个是2013年8月份在银监会主导下成立的信贷资产流转平台，托管机构为中国债券登记结算公司（简称中债登）。

国内的信贷资产证券化（CLO）始于2005年，由于多方原因于2009年暂停，后又于2012年重启。截至目前，关于信贷资产证券化（CLO）的最正式和全面的文件还是2010年底银监会下发的102号文。而102号文对于信贷资产证券化（CLO）的要求过于苛刻，包括要求“真实出让”，即转入方同借款人重新签订合同，抵（质）押物所有权变更等等。一系列的要求使得通过该方式转让信贷资产门槛过高，没有实际意义。

2013年8月，银监会在中债登开展了信贷资产流转平台业务。相比于信贷资产证券化（CLO），流转平台上的资产不是标准化的，证券化属性并不彻底。但是，上清所的资产证券化产品由于位于银行间市场，因此交易对手也以银行为主;反观中债登的信贷资产流转平台，其交易对手可以是非银行金融机构，信贷资产更可由理财资金进行对接，这将使得信贷资产转出银行体系成为可能，而不仅仅是在银行间互持。

可以看出，信贷资产证券化的业务流程正在逐步优化，相关规则有放松的趋势。伴随金融改革的不断深化，商业银行资产管理将从持有到期型转为资产交易型。而通过信贷资产证券化或者流转，可以降低资本占用率，提升资本周转率，因此，它代表了商业银行表外信用业务的发展方向。我们相信非标准化债权还会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继续发挥推进我国金融创新的作用。但从长远来看，非标准化债权只是信贷资产证券化成熟前的一个过渡。

三、信贷资产证券化符合监管方向，或成为非标准化债权接力者

就目前国内对于资产证券化的相关法律法规而言，资产证券化的审批过程过于繁琐，只有为了做而做的少数几个项目。而同样“节约资本”的同业业务，不仅能缓解资本压力，还能够将资产真正的转出表外，同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规避监管和运用有限的资本来攫取更多的利润。对于前者，是我们同样不提倡的，我们需要将业务做到公开透明，这一点，更为标准化的资产证券化可以完全胜任。而对于后者，或许监管部门会认为放任金融机构开展业务会使得机构不顾风险的追求利润，笔者认为监管层面多虑了，金融机构本就是经营风险的企业，自己产生的风险应由自己承担，监管层只需要做到让业务公开透明，明确风险承担主体，剩下的，可以交给存款保险制度和金融机构破产处置办法来处理。至于前文曾提到的“通道”的存在变相提高融资成本的问题，信贷资产证券化和流转平台则根本不会遇到。

截止到目前，监管层面针对同业业务和理财业务的发文相信已告一段落。接下来，相信将会关于信贷资产证券化或流转方面的新文件，新文件或从取消规模限制、简化交易结构和制定价格规则等角度出发。如果未来信贷资产证券化或资产流转业务得以大力开展，除腾挪规模，分散风险加快资金流转率等作用外，更将对于商业银行零售信贷资产和小微企业贷款在“盘活存量”和开拓新业务上起到重要作用，这是现在主流的非标准化债权或标准化债所一直忽视的。信贷资产更可作为理财产品的基础资产，实现我国居民财富的保值增值，分享经济发展成果。因此，商业银行可针对该业务早做布局。

参考文献：

[1]殷剑峰，王增武.影子银行与银行的影子-中国理财产品市场发展与评价（2010～2012）[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6

[2]鲁政委.利率市场化下的同业业务[J].中国金融，2014.8.

[3]余赛.非标准化债权融资风险监管[J].中国金融，20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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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次级债;次债危机;资产证券化

中图分类号:F831.6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02-0095-02

自2007年美国次债危机爆发以来,它就成为了各国政府和理论界关注的焦点。到了2008年,由于次债危机的影响进一步扩大,并随着雷曼兄弟的破产,金融海啸席卷而来。这次金融海啸影响之大,波及范围之广,为历史罕见,严重影响了世界经济的发展。时至今日,世界经济总体趋好,中国经济也进入了企稳回升的阶段。但金融海啸的影响仍在继续,中国经济以及世界经济的发展前景仍不完全明朗,要真正走出危机尚需加倍努力。在我国经济逐步回暖、房地产市场逐渐升温、银行信贷较为宽松的情况下,研究美国次债危机和中国资产证券化的发展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我们不可忘记美国次债危机的教训,要加强金融监管,防止类似危机的发生,但更不可因噎废食,全盘否定资产证券化能给中国带来的好处,中断资产证券化在中国的发展步伐。总之,中国应借鉴美国先进管理经验和方法,并总结美国次债危机的教训,加强金融监管,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积极推进资产证券化在中国的发展。

一、次级债

次级债,全称是“次优级抵押贷款证券”,是相对优先级抵押贷款证券而言的。要了解次级债,先要知道次级抵押贷款和抵押贷款证券化的含义。

次级抵押贷款是相对于优级抵押贷款而言的,次级抵押贷款发放的对象是那些没有信用记录、缺乏还款能力的借款人,对这些人的信用程度和还款能力要求很低,因此,贷款的风险较大,而贷款利率也相应比较高,典型的风险大受益高。而抵押贷款证券化是指金融机构把所持有的流动性较差、但可在未来产生稳定现金流的抵押贷款汇集重组为抵押贷款群,通过信用担保或增级后以证券的形式出售给投资者的融资过程。这一过程将原先不易被出售给投资者、缺乏流动性但能够产生可预期现金流的资产,转换成可以在市场上流通的证券。次级债就是以次级抵押贷款作担保所发行的证券。

二、次债危机及其影响

由于美国金融市场十分发达,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因此,美国各商业银行的盈利水平不断下滑,为了提高盈利能力,扩大市场吸收更多的客户,商业银行开始对没有信用记录且缺乏还款能力的客户发放住房抵押贷款,即为次级住房抵押贷款,简称次贷。由于当时房价一直上涨,因此,即使这些客户到期不能还款,商业银行也会因房价的上涨而得益,所以,美国的次级住房抵押贷款增长迅速。据统计,在2006年,美国房地产抵押贷款中有40%为次级贷款,总额超过了4 000亿美元。美国的次债危机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应运而生的,它的产生主要是由次级住房抵押贷款证券所引起的,次级债实际是资产证券化的表现形式。由于次级住房抵押贷款缺乏流动性,故而商业银行把这些贷款打包销售出去,再通过信用担保或增级等方式后,抵押证券公司把它们以次级债的形式卖给投资者,这样银行既提高了收益又解决了流动性问题。但由于次级债发行的基础资产是次级住房抵押贷款,而次贷的借款人就是那些信用低、还贷能力不高的群体,这相对于优级债而言,风险很高,这些借款人的还款能力主要是建立在房价上涨的基础之上的,在房价高时,他们可以以房子的增值去向银行贷款,并以此来归还贷款甚至消费,这时一切似乎都那么美好。

事实上,起初在房价走高时,次贷的违约率确实较低,而由此发行的证券收益却很高,因而引来了众多的投资者,尤其是一些机构投资者,如养老基金、保险公司、投资银行等。正是由于次债市场的不断扩大,参与的投资者不断增多,尤其是由次债形成的金融衍生工具的迅速发展,使得次债的波及范围越来越广,影响越来越大。许多机构投资者利用财务杠杆的比率不断提高,次债市场的风险也急剧增大。而随着房市的低迷,次贷的借款人无力还贷,还不起债的人越来越多,次贷的违约率会不断提高,截至2006年底,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市场的违约率达到10.5%,是优级贷款市场的7倍,建立在次级贷基础上的次债风险可想而知。投资者们不断抛售手里的次债,导致证券价格迅速下降,更为糟糕的是,由次债所形成的金融衍生品市场受到重大打击。由此,次债风波迅速蔓延导致了美国次债危机的爆发,次债危机重创了美国和全球的股市,并最终引发了历史罕见的金融海啸,给美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影响。次债危机及金融海啸影响甚广,就中国而言,首先,实体经济受到严重影响,危机使得我国在外贸交易中蒙受巨大损失,在境外投资方面面临了更大的挑战。其次,中国资产价格波动剧烈,股市从6 000多点下降到1 000多点,使国内投资者遭受了前所未有的灾难,阻碍了资本市场在中国的发展。最后,美国次债危机导致美元下滑,由于我国的外汇储备巨大,且主要以美元和美元资产形式持有,因此,美元的走弱会使我国面临巨额损失。

尽管次债危机给美国、中国乃至全球经济都带来了巨大影响,但在经济金融全球化深入发展,世界金融市场联系越来越紧密的今天,我们不可因噎废食,不能中断中国资产证券化改革的步伐,应积极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与合作,积极提高金融产品的创新能力,支持资产证券化在中国的发展,并为其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不断提高我国金融市场的抗风险能力。在2005年,中国建设银行已经发行过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在银行间市场运作的相当成功。我国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具备了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的条件,在加强市场监管的前提下,我们应加大资产证券业务的发展,通过资产证券化防范、分散和转移风险,提高金融市场运作的效率,推动我国投融资体制改革,提高银行的经营管理水平,增强我国国有银行的整体竞争力。

三、中国资产证券化发展的若干政策建议

我国资产证券化即抵押贷款证券化的发展还存在一些障碍,如参与证券投资的机构投资者不多、缺乏权威的中介机构、法制不够健全,等等。如何解决上述困难,为资产证券化在中国的健康稳定发展提供有力支持,是我们应关注和努力解决的问题。

(一)大力发展机构投资者

机构投资者是支持和推动资产证券化发展的重要力量,但我国对一些机构投资者限制较多,因此,要放宽对此的限制, 在加强监管的前提下,适当调整和放宽市场, 使这些拥有长期资金的机构投资者能进入市场,这样才能更好地发展资产证券化市场。

(二)加强金融监管

高效的金融监管是资产证券化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在当前中国经济逐步回暖,房地产市场逐渐升温,银行信贷较为宽松的情况下,应加强金融监管,规范市场化行为,防范和化解资产证券化的发展可能给金融市场带来的风险。同时,我国目前银行信息披露制度还不够完善,需要大力推进银行信息披露制度的改革,增强信息的透明度。

(三) 完善法律制度

完善的法律制度是资产证券化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要建立健全法律保障制度,加强资产证券化的法规建设,构筑证券化所需要的法律框架,研究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并根据我国现行的会计和税收法则,在会计和税务方面制定合适的政策,确保抵押贷款证券化的顺利实施。加强各有关部门的相互协调,为资产证券化的顺利实施和健康发展提供法律保障,对试点阶段的资产证券化实施税收优惠政策,以促进资产证券化的全面推行。

(四)完善信用评级制度

完善信用评级制度是资产证券化的关键,因此,要完善资产评估和信用评级制度。对于资产支持证券的发行,既要进行对交易机构及资产支持证券考核评价的内部评级,也要进行发行评级,且将结果公告投资者。这就要求我国的资产评估机构规范资产评估和信用评级行为,采用科学的评级方法,完善资产评级制度,从而提高国内信用评级质量。

(五)培养专业人才队伍

培养高素质的专业人才是资产证券化发展的动力。资产证券化涉及金融、证券、法律、房地产、评估等多专业领域,需要既有理论基础知识,又有实际操作经验的专业型高素质人才, 因此要培养高素质的专业人才队伍。

随着国际金融一体化的不断发展,金融市场环境越加复杂,各国政府与金融机构要及时协调和应对,国际金融合作趋势已成必然。金融衍生品是增强市场流动性和分散风险的良好工具,但它却不会消灭风险。因此,我们应吸取美国次债危机的经验教训,加强国际金融合作,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持经济和金融稳定。但我们不可因噎废食,在金融产品的创新不断发展的大趋势下,资产证券化在中国也一定会生根发芽,茁壮成长,为了支持和保证我国资产证券化的健康发展,我们应加强金融监管,完善法律制度,提高我国金融市场的抗风险能力,为资产证券化在中国的发展建立良好的生存环境,促进我国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

参考文献:

[1] 孟辉,伍旭川.美国次贷危机与金融稳定[J].中国金融,2007,(18).

[2] 蓝庆新.美国次贷危机与我国金融风险防范[J].理论探索,2008,(2) .

[3] 陈雨露.美国次贷危机对全球经济的影响[J].中国金融,2008,(7).

[4] 蒋先玲.美国次级债剖析及其对中国的启示[J].金融理论与实践,200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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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证券化， 是指通过原始资产担保将缺乏流动性的资产转变为可以在金融市场上销售和流通的金融产品(证券)，一级证券化的工具主要包括股票、公司债券和商业票据等， 它使没有进入资本扩张的资产进入投资过程。二级证券化是对已经证券化的资产进行再证券化，种类繁多的金融衍生品就是对已经证券化的资产不断再证券化。资产证券化的经营方式增强了市场的资金流动性和证券化主体抵抗市场风险的能力。金融市场较发达的国家，以房屋抵押贷款为主的资产证券化在缺乏流动性的经营领域发展迅速。面对我国金融业资产证券化迅速发展的趋势，2014年11月21日，证监会颁布了《证券公司及基金管理公司子公司资产证券化业务管理规定》(以下简称《管理规定》)及配套的《证券公司及基金管理公司子公司资产证券化业务信息披露指引》(以下简称《信息披露指引》)、《证券公司及基金管理公司子公司资产证券化业务尽职调查工作指引》;与此同时，银监会也下发《关于信贷资产证券化备案登记工作流程的通知》，对资产证券化中不同参与人的权利义务范围进行规范，强化对资产证券化的监管，加强对投资者权益的保护，加速推进我国相关领域的资产证券化进程。

在积极推动资产证券化发展的同时， 我们也应当认识到， 由于资产证券化本身具有的特点导致这种金融工具很有可能被滥用而危害整个金融秩序。而无论发达国家还是我国目前已有的实践，对资产证券化的法律监管主要集中在作为资产证券化产物的金融衍生品的市场交易环节，这种监管具有相当的局限性。美国的次级贷款债权证券化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足以佐证资产证券化的风险和现行的关注流通环节的监管存在一定的问题。这种监管的缺陷并不在于监管力度不够，而在于以证券化创造的金融产品流通过程为主要对象的监管没有正确理解资产证券化作为新型金融衍生工具的本质属性。那么，资产证券化的本质是什么? 实践中资产证券化过程的法律监管存在哪些问题?

二、现行资产证券化法律监管存在的问题在经济和法律层面，资产证券化具有不同含义。在经济层面，资产证券化业务是指以基础资产所产生的现金流为偿付支持，通过结构化等方式进行信用增级，在此基础上发行资产支持证券的业务活动。〔1〕在法律层面，资产证券化制度是指通过发行关系当事人构筑一定的法律结构，将流动性不强的资产转化为一般私法上的有价证券形态，进而流通于市场的有关法律制度的总称。它涉及到众多当事人的一系列权利和义务的安排， 从而形成了复杂的法律关系。〔2〕无论如何定义，资产证券化的目的是通过衍生品的交易加快资产流转，分散经营者风险。一方面，证券化可以使原本不具有流动性的资产获得流动性，通过销售衍生品直接收回流动资金以加快资产流转、迅速扩充经营者规模。以房屋抵押贷款为例，在传统的房屋抵押贷款经营模式中，抵押贷款放贷人发放贷款后通过持有债权，获得借款人偿还的本金、利息收回成本获取利润的，即传统模式下抵押贷款经营者是通过贷款持有的方式进行经营，经营者持有以债权为表现形式的大量个人资本。贷款方持有的债权由于借款者的多样性存在着质量的差异性，用传统的债权让与模式只能实现单个抵押贷款债权的流通，这种流通方式效率低、可以参与流通的债权有限。而在资产证券化的交易模式中，房屋抵押贷款经营者将其持有的抵押贷款债权进行整合，通过让与、转让控制权等手段将贷款债权交给由其设立的特殊目的机构控制。特殊目的机构将债权作为资产池基础，向市场上的大量潜在投资者发行具有社会属性的金融衍生品。 抵押贷款经营者的经营模式转化为 贷款转让发行 模式， 即将传统的住房抵押贷款的 贷款持有模式转化为贷款分化模式。 〔3〕资产证券化创造出的金融衍生品是将所有债权进行打包处理，使偿付能力相对较差的债权通过打包的方式进入二级市场交易，增加了资产的整体流动性。资产流动性的加强使原始权益人在相同的资本条件下利用金融杠杆获得了更大的经营规模，不用等待债务人的清偿或者抵押权的实现，就可以提供新的贷款。另一方面，资产证券化还可以通过衍生品的流通转移或者分散原始权益人的经营风险，实现风险隔离。同样以房屋抵押贷款证券化为例，房屋抵押贷款经营机构在放出贷款之后，原本应由其承担借款人不能履行合同义务且抵押权不能完全偿付其借款时的经营风险。而通过资产证券化创造并出售金融衍生产品时， 贷款机构通过特殊目的机构将这种经营风险转移给了购买衍生品的投资者，投资者也可以通过再次证券化将其风险持续转移， 最后将风险传递给最终持有衍生品的众多普通投资者。这种机制将经营的风险隔离并且转移给了社会整体承担的方式， 从资本的原始权益人个体角度分析，的确实现了降低自身经营风险的效果。可见，资产证券化的主要作用是通过金融工程的产品(金融衍生品)的流转实现的，所以现阶段资产证券化的法律监管是以资产证券化的产品作为监管中心进行制度设计，希望通过规范衍生品的流通来实现对资产证券化过程的监管目的。以资产证券化发展最快的美国为例，其对金融衍生产品流通的监管投入巨大， 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双层监管，美联储、美国证券委员会、美国期货交易委员会、货币监理署等多个部门均拥有相关的职权，其金融监管投入的成本远远高于英国、德国、法国、新加坡等诸多金融强国，却仍然避免不了衍生品风险导致的金融危机的发生。其原因在于，传统的法律监管存在两方面问题，一是忽略对证券化过程的监管，没有意识到资产证券化的过程而非衍生品的流通过程决定着金融产品质量的高低和市场风险的大小，并且对不当资本风险爆况下的追责问题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 导致法律监管的制度设计在着力点上出现问题，监管范围相对较为狭窄。二是忽视了证券化过程中资本权利属性发生的转化及转化产生的风险隔离效应，监管制度设计使资产证券化的参与者的权利、义务出现失衡。这种权利、义务的失衡从范围角度分析涉及资产证券化全过程， 从主体角度分析包括原始权利人、特殊目的机构、评级机构等多个参与者的权利义务失衡，现行的监管制度没有对权利义务失衡的问题进行妥善解决， 致使资产证券化过程中保证市场安全有序的相关义务无人负担， 最终必然导致资产证券化失去法律的控制，风险集中爆发。

由此可见， 构建新的资产证券化法律监管制度应当首先明确资产证券化资本权利属性转化的本质及其产生的风险隔离效应对证券化不同参与者权利义务的影响，并以解决权利义务失衡作为制度设计的中心任务，通过法律规定明确当事人义务， 纠正资本属性转化所带来的权利义务的不平衡。在监管领域，将资产证券化的过程、流通、风险产生后的追责均纳入监管范围，在实现权益平衡的条件下，保证资产证券化各阶段均能在法律的监管下健康运行。那么，在资产证券化过程中，资本权利属性发生什么转变? 该转变对证券化过程当事人的权利义务配置带来什么影响?

三、资产证券化权利属性分析

资产证券化不仅仅是将证券化原始权利人的资本在形式上转化为标准化的金融产品， 资产证券化在实质上实现了资本权利属性的转化，即资产证券化的过程将证券化经营者手中资本的属性由个人资本转化成为社会资本。

资产证券化的过程使众多原始债权在连续转让中割裂了与原债务人直接的利益关联， 使本具有人身性质的债权作为独立的支付手段，表现出其独立的品格完全演变为金钱债权， 并以一种崭新的金融产品金融衍生品面目出售、交易。资产一旦证券化便扬弃了其原有的价值形态而失去对其投资成本的追溯权， 转化为纯粹的对资本未来收益的分割权。〔4〕金融衍生品虽然是由发行人创造、可以自由上市交易、以标准化证券为表现形式的资本， 但是发行人不可能创造一种不存在资本基础的金融衍生产品。例如，在房屋次级贷款证券化的过程中，次级贷款衍生品的资产基础是发行人资产池中数量庞大的住房抵押贷款债权，发行人将其进行打包整合之后才产生了以贷款债权为基础的住房抵押贷款支持债券， 而作为金融衍生品的支持债券， 其销售是面向市场上所有的潜在投资者的。由此，金融衍生品一方面连接着众多住房抵押贷款的债务人，另外一方面连接着数量众多的金融市场投资者。抵押贷款形成的单对单借贷关系是以个人债权表现出来的私人资本属性。借贷合同是由贷款者和放贷者之间形成的单对单的民事法律关系。即使作为放贷者的抵押贷款经营机构持有大量的贷款债权，也只是持有了大量由个人贷款债权简单叠加形成的个人资本的集合，这种资本虽然由于数量众多而具有一定的社会性，但是并不脱离原本的债权人、债务人之间的人身依附性，是具有个体特点而非标准化的资本。但是，作为金融衍生品的房屋抵押支持债券或者债务担保权证，均是以标准化的衍生品形式存在并由发行人控制、经营，不存在不同债权之间的个体差异性。在资产证券化过程中，大量资本集聚并经多次打包之后， 原始资本的私人属性已经发生改变。而原有的监管体系仍然将其视为资产证券化中原始权益人的个人资本进行监管，从而导致相关法律规范丧失作用。因为，随着资本性质的转化，资本所承载的经营风险也随之产生转化。资产证券化的原始权益人和特殊目的管理人将自身的债权转化为衍生品进行交易，债权不能实现的风险也随着证券化过程和衍生品在二级市场的交易由经营者个人承担转化为二级市场上众多的投资者共同承担，对于衍生品发行人而言，风险已经通过交易而与自身隔离。资本属性转化产生的风险隔离效应导致证券化的实施者和后续参与者只享有衍生品交易带来的资金利益，而不用负担资本的风险，这就使证券化的实施者丧失了个人资本监管体系中自担风险、自享收益条件下审慎行为的动机，导致法律监管失效。

社会资本通过信用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而这种资本是以票据的形式存在的，所以它的运动和转移就纯粹变成了交易所赌博的结果。〔5〕资产证券化的法律监督机制设计建立在对资本属性转化的错误认识上，必然会导致权利义务配置不合理。使本来通过证券化已经成为社会资本的衍生品为私人生产服务， 证券化的不同参与主体均通过这一过程获得超合法报酬， 并以此成为其发家致富的源泉。资产证券化的参与者在权利、义务之间出现失衡，证券化的原始权益人享有衍生品带来的利益，但是却凭借风险隔离效应不负担参与资产证券化过程中应当承担的市场安全保障义务，这种失衡使资产证券化作为金融工具存在较大的滥用空间。

资产证券化权利属性转化与风险隔离效应带来的权利义务失衡，存在于资产证券化运行的各个阶段，包括证券化的过程，衍生品流通的过程，风险造成实际损害后的追责阶段。

首先，在资产证券化的过程中，由于资本属性由个人资本转化为社会资本， 证券化的基础财产风险也内化于证券化制造的衍生品之中，通过二级市场交易变为由衍生品的投资者负担。例如，抵押贷款债权到期不能实现，未来收益权利由于出现市场偏差产生贬值等基础资产的风险。然而，这种风险的形成与大小却是由资产证券化的原始权益人的行为决定的。原始权益人通过将自身的资本证券化，享有利用金融工具取得大量流动资金的权利，但是却将风险转移给社会，不履行基础资本的风险规避与控制义务。原始权益人在资产证券化过程中的权利义务不平衡， 使其产生了制造大量的低质量高风险资本并通过证券化谋取巨额利益的动机， 加重了内化于衍生品的风险。

其次，在金融衍生品流转过程中，衍生品投资者可以将社会资本进行再次证券化，包装成新的社会资本，再证券化过程中仍然存在与资产首次证券化过程中相同的权利义务失衡。而且由于再次证券化是将衍生品作为基础资产进行再次打包整合，所以对其基础财产状况的追溯将会更加困难，监管也更加困难，导致风险更加隐蔽。以上两种因素使衍生品投资者享有的通过再证券化获利的权利和审慎经营社会资本以保证市场秩序的义务之间出现失衡。而负担外部监管职能的评级机构，也同样由于自身在评级行为中权利义务的不统一，丧失了对市场秩序进行维护的能力。信用评级机构对衍生品的风险状况，应当根据基础资产情况、原始权益人经营状况、证券化特殊目的管理人资质等情况进行综合、客观的评级，但是在现阶段评级机构对于自身的不实信息造成的损失却不需要负担赔偿责任，这种情况使评级机构为获取评级委托方支付的评级费用， 偏离真实情况的评级信息现象加剧， 评级机构通过评级行为获取报酬的权利和审慎进行评级行为以维护金融市场秩序的义务之间也出现了失衡。

再次，在资本风险爆发造成投资者损害的追责层面，资产证券化的原始权益人、特殊目的管理人凭借证券化的风险隔离效应，并不负担资本风险产生时的损害赔偿义务。而评级机构对于自身的不实评级信息对投资者造成误导的情形下， 也可以以评级信息属于言论自由的范围，并且只是投资参考，对最终决策没有决定性影响为由主张免责，不负担赔偿义务。因此，在事后追责层面，由于证券化的风险隔离效应和法律规制的不完善同样造成了资产证券化不同参与者的权利义务出现失衡。

四、构建新型资产证券化法律监管体系

对资产证券化法律监管体系的重构应当从两个方面入手，即监管范围的扩展和监管理念的改革，对资产证券化进行全过程监管。除衍生品流通阶段以外，证券化的资产整合阶段，风险产生后的追责阶段都应当纳入法律监管范围。同时合理配置参与社会资本运营的不同主体在证券化过程各个阶段的权利义务， 使不同主体在证券化过程中，均实现权利义务的统一，防止社会资本被私人滥用。

在证券化资产整合阶段的权利义务统一， 主要是要求资产证券化的实施者对投入证券化资产池的资产进行水平限制和分级管理。资产风险超过准入标准的资产不得进入资产池，而可以进入资产池的部分也应当进行风险的类型化评估，确定不同的风险等级，分别投入二级市场，并且提供详细的资产风险情况说明，如果不能履行相应义务，就限制其证券化的产品上市交易，从而保证整合阶段权利义务的统一。在衍生品流通阶段的权利义务统一，主要是在维持现有的对衍生品发行人交易行为管控的同时，加强对评级机构的监管，要求评级机构对其的不实信息承担相应的责任， 保证交易过程的透明与外部评级监管的有效性，以确保交易阶段发行人和评级机构权利义务的统一。在资产风险产生后追责阶段的权利义务统一，主要是在衍生品风险出现时，建立相应的追责机制。如果衍生品风险的发生是由于资产证券化过程中参与主体没有履行法定义务引起的，则从赔偿风险损失、证券化产品退市、证券化的原始受益人、特殊目的管理人资格剥夺三个层面构建资产证券化参与主体的责任体系，通过倒逼机制，规范证券化过程中参与者的行为。

(一)对资产证券化过程的监督

资产证券化中的原始权益人和特殊目的管理人在进行资产整合，为衍生品发行行为时，法律应当对其资产整合规定更为详尽的义务。我国应当在相关管理法规中建立证券化产品根据风险进行分级的类型化标准和资产池中基础资产的准入标准，并在《信息披露指引》等规范性文件中强化参与人的信息披露义务，将信息披露的要求提高至必须追溯至实体经济领域，通过信息披露强化、衍生品分级交易的方式， 提高资产证券化过程中的资本质量，降低基础资本性风险。

对于首次整合中行使资产证券化发行金融衍生品的情形，应当根据衍生品基础资产的风险水平差异，建立分类标准。建立衍生品的风险分级机制，将不同的资本质量创造的金融衍生品进行区别对待，优级衍生品风险最小，次级衍生品风险最大，供投资者根据偏好自主选择。例如，借鉴外国市场经验，将房屋抵押贷款支持债券根据贷款人的信用情况和资产水平为标准分为优级、次优级、次级贷款抵押债券，在分类的基础上，应对风险最大的抵押贷款作为基础的衍生品的发行设定进一步的资产控制。同样以房屋抵押贷款的证券化为例，对于财产状况和信用状况最低的次级抵押贷款债权，即所谓的NINJNA贷款者(no income，no job and no asset)的贷款债权，〔6〕应当进行进一步限制。对这类贷款，在进入资产池前应当进行风险评估，按照借款人的资产负债比例、收入水平等因素设定一定的资产池准入标准，达到标准后其抵押贷款的债权才能进入资产池作为基础资本。在法规完善方面，应当根据不同基础资产的风险特点， 由证监会制定相应的分级标准，填补风险分级上的空白，并且设置不同风险级别的原始资产准入标准。在《管理规定》第24条对基础资产的禁止性规定中，除不能存在抵押、质押等担保负担和权利限制的规定之外， 应当规定基础资产不符合最高风险级别原始资产准入标准的，不得作为基础资产的禁止性规定。而该规定第9条资产证券化中原始权益人职责规定的第一款要求原始权益人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公司章程和相关协议的规定或者约定移交基础资产 的规定也应当与此要求对接，要求移交的基础资产应当已经进行风险分级， 并且各风险等级的基础资产均符合资产池准入标准。这种法律的监管方式是希望从金融衍生品发行过程的资产组合源头进行风险控制。

在信息披露方面，根据《信息披露指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的规定， 应当进一步提高资产证券化的参与者为发行行为时履行对其发行的金融衍生品风险情况的说明义务，在透明化的条件下才可以投入市场进行交易。资产证券化创造的金融衍生品的基础资产情况，评级情况和风险评估报告，发行人应当如实向投资者进行披露，特别是对衍生品的可能风险必须向投资者进行明确提示。在这里，部分学者为了进一步强化发行人义务，提出此时的说明义务不仅仅限于要求发行人按照《信息披露指引》提供相应信息，而且要求其对信息的说明必须能够为一般的投资者所理解。〔7〕即说明应当参照投资者的知识、经验、对衍生品风险了解的水平进行适当的说明。强化这种说明义务和衍生品透明化处理的基础一方面是确保信息弱势者的自我决定权，〔8〕可以让投资者在购入金融衍生品时拥有足够的信息，决定其是否购买;另外一方面是通过制定发行人不能履行说明义务时，其衍生品无法上市的法律规范，敦促原始权益人提供质量相对较高的原始资本。因为在信息披露义务方面高标准的实现， 配合市场上投资者对低质量衍生品的自然淘汰， 可以一定程度上提高基础财产质量。所以，信息披露的要求不仅仅是真实，还必须能够为市场上的投资者所理解，才能真正保证信息披露的效果。对于说明义务的法律监督主要依靠作为证券交易监管机构的证监会对金融衍生品的管理来实现，证监会对于投入市场交易的资产证券化创造的债券或者债务权证提供的信息应当进行检查，对于不能提供法律所要求的相应信息的金融衍生产品应拒绝其进行交易。

(二)对金融衍生品交易过程的监督

对于衍生品交易过程的监督应当从三个角度进行，即交易过程中再证券化信息披露义务的强化、建立统筹性的金融衍生品监管部门和提高外部评级机制的监管强度。在衍生品交易的过程中，衍生品的投资者有可能将自身持有的金融衍生品作为基础资产，进行再证券化，从金融理论层面，证券化的打包次数是没有限制的，在衍生品流通过程中这种情况的发生会进一步掩盖资本风险。所以，如何规范资产再证券化是衍生品交易阶段的重要问题。笔者认为，对再证券化的监管可以通过强化信息披露义务来实现， 即要求再证券化的衍生品在上市交易履行基础资本的信息披露义务时，必须将基础资产的情况追溯至实体经济领域，并提供证券化的全过程信息，以此来限制发行人滥用资产证券化进行多次打包的行为。要求再证券化过程中的原始受益人对多次证券化产品的打包过程、整合历史履行披露义务，如果无法提供相应的信息则不允许衍生品进行上市交易。这种限制可以通过在信息披露方面的高要求减少滥用资产证券化进行多次打包的行为，因为多次打包之后提供衍生品整合的历史全过程信息相对较为困难， 而如果不履行说明义务则无法将衍生品投入市场交易， 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以掩盖风险为目的的多次打包情形发生。

对于衍生品流通监管的问题， 应当根据资产证券化的特点，构建跨领域的综合性的监管体系。资产证券化的合理使用和衍生品的正常流通涉及抵押贷款提供者、特殊目的机构、金融市场投资者等主体，并且跨越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两个领域，其对应的监管体系的设置也应当与这些特点相适应，进行跨领域的综合监管。衍生品上市的监管、二级市场交易过程中存在的风险与问题、违规交易行为的处罚， 统一的衍生品监管机构都应享有监管权限，在一定程度上提高监督机构对衍生品市场的监管能力。我国现阶段的资产证券化存在多机构监管，职权在一定程度上存在重叠， 对相同问题的处理方式不完全统一的情况。银监会、证监会均有权对资产证券化进行管理，央行有权对评级机构进行管理，三权分立必然会造成一定程度的问题。由于我国金融业实行分业经营，分业管理的模式，所以设置全新的职能部门，整合资产证券化的法律监管模式在短期内可行性不高。因此， 可以通过银监会、证监会对资产证券化过程进行联合管理的方式，尝试联合关于资产证券化的一般性监管制度; 在此前提下， 对于其管辖不同领域的特殊情况， 由两机构分别立法，通过这种方式减少监管规范之间冲突。对于资产证券化的管理，可以尝试设置联合办事机构，对相关问题进行统一管控、统一处理，通过合作的方式实现对衍生品交易的跨领域监管。

外部信用评级机构的评级行为也应当发挥其相应的作用。评级机构应当依据衍生品发行人提供的基础财产信息，整合的过程等信息对衍生品的质量、风险进行客观的评价。公布评级信息的同时也应当公布相应的评级方法、评级标准、发行人情况评估报告等信息，评级机构也应当履行信息披露制度。在规范评级行为的同时，对不实信息的评级机构，应当构建合理的责任承担制度，通过追责机制规范信用评级机构的行为。责任承担主要分为两个部分：第一是要求评级机构对因其不真实信息造成的损失进行赔偿。如果评级机构故意提供不实的评级信息或者在评级过程中存在过失而导致评级信息不真实，影响了投资者对衍生品风险的正确评估，造成投资损失的发生，那么信用评级机构就应当为其提供的不实信息负担责任，向投资者赔偿相应损失。第二是增强中国人民银行对信用评级机构的管理和指导， 建立评级机构的退市制度。如果评级机构不真实的评级信息造成严重的社会影响， 就应当取消评级机构评级信息的资格，强制其退出信用评级领域，退市制度是一种资格剥夺性惩罚。通过强化评级机构的赔偿责任和建立资格剥夺机制使信用评级机构在评级信息时切实履行审慎检查衍生品状况的义务。

由于我国评级机构发展较晚，评级信息的科学性、客观性、透明性及法律监管与国际资信评级发达国家仍然有一定的差距，因此，应当通过法律手段强化机构评级信息的透明化，并加强中国人民银行对评级机构的管理、健全责任追究制度。

(三)建立资产证券化滥用的追责机制

如果资产证券化的权利人滥用权利， 不履行相应的风险告知与提示义务，导致投资人无法获得正确信息，致使投资人遭受损失，就应当由权利人承担相应的责任。通过追责机制，规范权利行使，保证权利人履行义务，实现权利、义务、责任的统一。资产证券化权利人的责任体现为：第一，如果权利人滥用资产证券化，对发行的金融衍生品没有进行基础资产质量控制，或者没有履行风险告知与提示的义务，就应当承担投资者遭受的损失。此处要注意的是证券基础资产产生风险并不必然导致赔偿责任。即如果证券化过程中原始权益人以及特殊目的管理人履行了法律要求的告知义务与透明化要求，而投资人自主选择了风险较大的债券或者债务权证， 最终因基础资产出现风险而遭受不利益， 是正常的商业风险所致的损失，不产生赔偿问题。例如，在房屋贷款证券化中，如果相关主体依照法律规定公开信息，明确告知了信用评级较低的房屋抵押贷款支持债券的相关风险， 在抵押贷款出现大量违约，导致投资者利益受损时，证券化的原始权益人和特殊目的管理人就不会负担赔偿责任。第二，对于因基础资产质量问题严重，金融衍生产品投机严重的支持债券或者债务权证，应当根据具体情况限制、暂停或者停止其交易，并且强制问题券商退出市场。第三，对于出现相关问题的房屋抵押贷款经营机构应当取消其进行资产整合，经营资产证券化业务的资格，仅允许其依照传统的模式经营。通过对权利人从事证券化业务相关资格的剥夺、对负有责任人员直接进行追责规范经营行为。证监会《管理规定》涉及证监会监督管理方式的第46条，除责令改正、监管谈话、出具警示函、责令公开说明、责令参加培训、责令定期报告、认定为不适当人选等监管措施之外，还应当将资产证券化的资格剥夺列为监督管理手段。在资格剥夺问题上，取消行使资产证券化的资格，有可能对于受到处罚的金融机构造成巨大的损失，而我国进行资产证券化试点的主体都具有一定的行政色彩， 金融机构大而不倒的现实应当发生改变，必须在追责方面严格责任负担，通过惩罚机制产生足够的法律威慑力，规范金融机构的行为。

通过资产证券化阶段的资产审查， 衍生品上市的内部控制，交易过程中的外部监督，事后追责机制的规范和限制，保证资产证券化能够在为原始权益人、特殊目的管理人等参与证券化的主体创造利益的同时，为社会生产服务，实现社会化权利与社会需要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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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资产证券化是指金融机构或企业，将其所保有的各种金融资产（主要是债权），以其债权作为担保，据以发行证券型态销售的一种流动化、市场化、小额化的金融商品。一般而言，金融资产欲进行证券化，其资产必须符合以下性质：债权规模够大，产生的利益足以支应证券化的成本；债权适当的分散，以降低风险；债权有足够的历史统计资料以分析其信用能力；债权具有相当的同质型；有相似的提前清偿情况和到期日；标准化的债权合约。资产证券化是将金融机构授信资产转换为证券的创新过程，金融资产证券化从资产创始、架构、信用增强、销售交易到群组服务等透过金融机构间专业与分工的流程，促进证券的市场流通性，带给投资人更多的保障，并可获得较高的信用评级以降低筹资的资金成本。

二、银行最大资产报酬率模型

实施金融资产证券化前，银行的税前纯利最大化模型应为：

[P=Arf×Yrf＋Ar×Yr－C  =RdD×Yrf+(1-Rd)D+E×Yr-C]

实施金融资产证券化后，银行的税前纯利应为：

[P=Arf×Yrf＋Ar×Yr+As×F－C]

其中，[P]为税前纯利；[Arf]为无风险资产；[Yrf]为无风险资产利差；[Ar]为风险性资产；[Yr]为风险性资产利差；[As]为表外资产；[F]为表外资产服务手续费率；[C]为管销成本。为研究方便，假设除已证券化的资产外，无其它表外资产。在不考虑存款准备率时，存款和自有资本皆可以转为放款，放款[L≤D+E]，其中[D]为存款，[E]为自有资本。在考虑存款准备率的情形下，[L≤(1-Rd)D+E]，其中[Rd]为存款准备率。在乘数效果之下，风险性资产[Ar=L]，表外证券化资产为[As=L(1-R)]。因此，在利润极大化时，在高风险、高报酬的原则下，银行会将其无风险性资产如现金、政府债券尽量减少，仅足以满足存款准备率要求，将其资产往风险性资产配置。

实施金融资产证券化后，银行的税前纯利最大化模型应为：

[P=Arf×Yrf＋Ar×Yr+As×F－C =RdD×Yrf+(1-Rd)D+E×Yr+(1-Rd)D+E(1-R)×F-C]

与实施金融资产证券化前相比较，税前纯利有明显的变化。显示实施金融资产证券化，除了庞大的表外收益以外，并不会减少风险性资产的收益。上述影响税前纯利的若干变量，无风险利差[Yrf]趋近于0，营销成本因为实施金融资产证券化而增加幅度极微，表外资产服务手续费率[F]一般而言为常数，以国外经验，其值介于0.8%～1.5%之间。因此，决定银行经营利润在于几个重要的因素：

存款准备率[Rd]，存款[D]，自有资本[E]和风险性资产利差[Y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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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资产证券化 法律制度 立法

资产证券化是近年来国际金融领域最重要、发展最为迅速的金融创新。事实上,资产证券化不仅是一种经济现象,更是一个法律过程。纵观证券化的兴起和发展,各国无不依托于有利的法律制度。但是,资产证券化纯粹市场经济行为的本色,使得各国在对它的法律调整上不约而同地呈现出了许多共性,本文的目的就在于通过对资产证券化关键机制的分析考察我国进行资产证券化的法制状况,从而探讨我国资产证券化的法律思路。

资产证券化的主要内容

产生拟证券化资产的法律关系。该法律关系是发起人与债务人之间的债权关系。由于发起人作为债权人对债务人享有受法律保障的收取应收款的权利,这使得发起人可以将这些应收款加以汇集,得以组成资产池,出售给SPV作为发行ABS的担保资产。

转让拟证券化资产而产生的法律关系。通过发起人与SPV签订应收款出售协议,SPV受让原始权益人(发起人)的资产(债权),从而使之与发起人的破产风险相隔离,并获得要求原始债务人直接向其偿付债务的权利。不良资产证券化要求该交易应该符合所在国的法律,达到法律上的“真实销售”要避免法院将其定性为担保性融资或其他不利于资产证券化的转让形式。至于SPV应向原始权益人(发起人)支付的资产受让款项,通常要在SPV收到了投资者认缴的购买资产化证券的款项之后,再向原始权益人(发起人)支付。

SPV运营过程中产生的法律关系。SPV在运营过程中产生了许多的法律关系:SPV与股份受托人签订公益信托协议,二者之间产生的公益信托法律关系;SPV与公司服务提供人签订的公司服务协议所产生的服务关系。

资产管理与运营过程中的法律关系。SPV与应收款管理服务人签订资产管理服务协议,由资产管理服务人代SPV管理资产包括收取应收款产生的现金流并将其存入专门的银行帐户,同时定期向SPV提供报告,说明收入与支出的资金来源、资金余额、违约状况、费用扣减等管理信息。二者之间的法律关系一般是委托关系。

信用增级过程所产生的法律关系。SPV与信用增级机构签订信用增级合同或者偿付协议,通过此协议明确增级提供人的信用等级、所提供的信用增级方式、幅度、偿付条件以及信用增级提供人可以获得的信用增级费用。信用增级所产生的法律关系一般来说是SPV与为其发行证券所提供担保的第三方所产生的担保关系。

SPV在发行证券所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SPV作为证券的发行人与证券商签订证券承销协议,根据证券承销机构在承销过程中承担的责任和义务不同可以分为包销与代销。在前者包销人从发行人处购买下所有的证券后,承担全部的销售风险;而后者代销人与发行人之间仅仅是委托关系,约定时间内未售出的证券可以再退还给发行人。同时在证券发行以后,SPV与证券的投资者间也形成新的权利义务关系。

资产证券化的法律本质

作为一项金融创新所具有的优越性,证券化的资产在法学本质上是一项债权,债是特定人与特定人之间的请求为特定行为的法律关系,债权作为一种相对权、对人权,性质决定了债权人只能向特定的债务人请求履行债务并独自承担着债务人不履行债务的风险。

在资产证券化中,需要通过资产证券化进行融资的人,一般被称为发起人。发起人是基础资产的权利人即债权人。发起人为自身融资的目的,启动了资产证券化的程序,最终实现融资目的。通常,发起人可以是银行等金融机构,也可以是其他符合条件的需要融资的法律实体。一般来讲,发起人要保证对应收款具有合法的权利,并保存有较完整的债权债务合同和较详细的合同履行状况的资料。债务人是一种统称,是指那些基于基础资产需要付费的人。债务人可以是各种信用或者信贷关系的消费者,也可以是某种买卖合同或者其他合同的付费方。通常,债务人的资信、经营状况,或者付费的情况,会决定支持证券化的基础资产的质量。发起人将缺乏流动性但能在未来产生可预见的稳定现金流的资产或资产集合(在法学本质上是债权)出售给特殊目的机构(作为发起人和投资人之间的中介,并由之发行资产支撑证券的实体),由其通过一定的结构安排,分离和重组资产的收益和风险并增强资产的信用,转化成由资产产生的现金流担保的可自由流通的证券,销售给金融市场上的投资者。

资产证券化的法律问题

SPV与其自身的破产风险相隔离。由于资产支撑证券是由SPV来发行和偿付的,SPV与其自身的破产风险相隔离直接保障着投资者的投资安全。从经济上讲,经过合理的计算,SPV通过其购买的基础资产所产生的现金流足以支付其发行的资产支撑证券的利息和本金,而且SPV的运作费用在其成立时也可预算出来。因此,SPV正常运作的风险不大。因此,法律在此主要是要求SPV将其业务限定于资产证券化这一项,而不能从事其他有风险的业务。一般而言,SPV在其公司章程、有限合伙的合伙契约、信托的信托契约中有一目标条款对SPV的目标和行为能力进行限制。而且,这一目标条款对外应是公示的。正基于法律上的这一限制,SPV在实际运作中,只拥有名义上的资产和权益,实际管理与控制都委托他人。

PV与原始权益人的破产风险相隔离。原始权益人作为经济实体也会遭遇破产的风险。这对于SPV的影响主要在于其已转移给SPV的资产组合是否会被列入原始权益人的破产财产。如果被列入,其将被清算给原始权益人的所有债权人,将导致SPV不能获得足够的现金流来偿还资产支撑证券的投资者,从而使证券化的目标落空。原始权益人将资产转移给SPV可以采用两种方式:出售和担保融资。满足各国法律与会计准则关于“真实出售”(TrueSale)标准要求的出售使资产组合的所有权彻底转移给SPV,使该项资产能够从原始权益人的资产负债表中移出,从而可以实现SPV与原始权益人的破产风险相隔离。另一种方式,即担保融资是指原始权益人以资产组合(即抵押担保债权)为担保向SPV融资,在原始债务人履行债务后,原始权益人再向SPV偿还借款,SPV再以此向资产支撑证券的投资者偿付。总体上来讲,真实销售比较担保

融资而言,不仅能改善原始权益人的资产负债表,而且在破产隔离的实现上也比担保融资更彻底。

SPV与其母公司的破产风险相隔离。当SPV不是由政府设立或有政府背景时,还需考虑的一个法律问题在于其设立人或者对其拥有控制权的母公司破产对其产生的影响。为了保障资产证券化项目的运作,要求SPV与其设立人的破产风险相隔离,其设立人的破产不能导致SPV被清算。这首先要求SPV拥有独立的法律地位,在设立人破产时自己不会被法院判决合并清算。这种独立地位,不仅是形式上的,而且应是实质上的,以免法庭运用“揭开公司面纱”理论等各种实质性合并原则将SPV及其资产纳入母公司的破产程序之中。

我国开展资产证券化活动的立法建议

我国现行法律中关于资产证券化的规定比较零散,无法勾勒一个清晰的证券化操作流程,必须对现行立法中有利于证券化发展的规定加以整合、补充,从而形成一项专门的立法,清晰地界定证券化各个操作阶段各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

SPV是达到破产隔离的核心手段,资产证券化之所以能吸引投资者,就是在于围绕SPV所做的破产隔离设计,因此设立一个有利于资产证券化实现的SPV尤为重要,设立过程中应注意以下内容: SPV必须独立于其他金融机构,以避免关联交易; SPV设立有一定的政府背景,以提升资产支持证券的信用等级、规范证券化运作并有助于应付危机,也可以降低成本,美国的联邦国民抵押协会、政府国民抵押协会和联邦住宅抵押贷款公司就是典型的由政府组建的SPV; SPV有义务定期审查有关资产状况,必要时宣布证券发行违约并采取保护投资者的措施;最重要的是SPV必须是不具有破产资格的机构,以达到资产证券化的破产隔离要求。为了避免SPV自身的破产,可以在SPV的章程中对其业务范围进行限制,将其业务仅仅限定在实现资产证券化这一目的,除此之外不得进行其他业务活动,除了履行证券化目的而发生的债务外,不得再发生其他债务,也不得为他方提供担保,不得利用证券化的基础资产为其他机构设定抵押、质押和任何其他形式的担保;为了最大的与发起人的破产相隔离,应当赋予SPV独立的法律地位,避免“实体合并”,即SPV不得为发起人的附属机构。

目前阶段构建信托模式的SPV是相对比较适宜的。为了更好实现破产隔离以及基础资产的管理,必须进一步完善相关的法律:首先,要明确信托财产所有权归受托人即SPV所有,避免被列入发起人的破产财产之内。其次,要从业务范围上限制受托人即SPV的信托行为能力范围,规定受托人除非是为受益人的利益,一般情况下不得负债;对受托人对于基础资产的处置也要进行必要的限制,第30条规定“在向投资机构支付信托财产收益的间隔期内,资金保管机构只能按照合同约定的方式和受托机构的指令,将信托财产收益投资于流动性好、变现能力强的国债、政策性金融债及中国人民银行允许投资的其他金融产品”,这条规定是对受托人利用信托财产闲置资金进行投资的投资对象作出的限制。再者,针对 《信托法》第17条所列的设立信托前委托人的债权人已对该信托财产享有优先受偿的权利和受托人处理信托事务所产生的债务可能被强制执行的情况,应当在发起资产证券化时就对证券化资产的情况了解清楚,为此必须强化有关信息披露规定,并对受托人管理和处分信托财产的行为进行必要的限制。最后,为防止受托财产被强制执行,更有效地实现破产隔离,对受托人的诚信义务也应从法律上做出明确规定,并具体规定SPT运作资产证券化业务所需具备的业务能力、资信等级和风险控制能力等等。

诚然,采取信托模式的特设机构有其优势,但根据资产证券化发达国家的实践经验和我国的现实金融发展状况和现有法律框架,如果能对证券化进行专门的立法,并对相关法律法规作出一些修改和完善,那么公司制的特殊机构也是可以被采用的。不过由于《公司法》关系到众多方面,如果仅仅为了迎合资产证券化而对现行《公司法》进行修改,势必将导致《公司法》规定对其他方面的不适用,因此不宜进行直接修改,只能对为实施资产证券化而设立的特殊目的的公司给予特殊规定,明确其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准入条件、行为方式。如前文所述,《公司法》、《证券法》对于设立公司的最低注册资本金和发行证券的最低资本金的要求,对于仅为实现某次资产证券化而设立的特殊目的机构来说似乎有些过于严格,因此可以在 《公司法》、《证券法》对以发行资产支持证券为目的而设立的公司注册资本金等专门规定较低的标准;而在 SPC的组织结构的设计上,为了保护投资者利益应该设置一般的公司都应当具备的治理结构,但为了降低运行成本,可以在人数上、机制运行上相对简化;不过,对比之下,以资产证券化为特殊目的而设立的公司,因为其设立目的就是要达到破产隔离的要求,因此其在财务上要比一般公司制定更为严格的制度要求,如在公司章程中规定SPC除了资产证券化的目的之外不得有其他目的,其资金流动也仅为实现资产证券化,公司所负债务仅能基于对资产支持证券投资人的债权等等。

参考文献:

1.费婷婷.资产证券化的法律意义分析[J].法制与社会,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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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证券公司 资产证券化 基础资产

资产证券化在我国证券投资领域已正式拉开序幕。目前，证券公司已经发行了“中国联通CDMA网络租赁费收益计划”等数支资产证券化产品。本文拟对我国证券公司开发资产证券化产品实践中的重要问题提出法律思考，以期对资产证券化法制完善有所裨益。

关于资产证券化产品的多样性问题

在我国，资产证券化产品出现了多元化态势。资产证券化产品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以信托结构运作的信贷资产证券化产品，以信托投资公司为受托人；一是以委托结构运作的企业应收款证券化产品，以证券公司为受托人。

信托与证券分业经营、分业监管体制给我国资产证券化实践带来一个弊端，即信托制度未能成为共享的基础性制度单元。在募集说明书中，证券公司不能明确所推出的资产证券化产品属于信托类产品，而是将金融机构与客户之间的关系确定为委托关系。但是，证监会用规章的形式规定了计划财产独立于受托人、托管人等固有财产及其管理的其他财产，类似于信托制度的法律效果。这种“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方法，既不利于资产证券化市场的监管，又不利于明晰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因此，应该从长计议，考虑将信托制度扩大适用到所有资产证券化试点领域，包括企业资产证券化。

对于功能相似的金融产品应当采用相同的监管标准，使其不应因发行人、监管机构、法律形式的不同而发生监管政策的不同。在资产证券化的系统工程中，对资产独立、破产隔离、信用增级和资产负债表处理等一系列重要环节，应统一立法、协调监管。当前，监管失调的表现比较突出。银监会管辖的金融机构开发理财计划即使符合证券本质，也不敢称为“证券”，而证券公司开发的资产管理业务不敢明确成信托关系，均因担心产品落入对方监管领地。如果要将证券公司资产证券化产品，从委托性质转化成信托性质，其出路就是允许混业经营，具体方式有二：扩大信托制度的应用范围，允许证券公司经营信托业务；允许证券公司收购信托投资公司或者设立具备信托业务经营资格的子公司。

关于基础资产的选择问题

基础资产是资产证券化专项计划现金流的来源，选择合适的基础资产是资产证券化专项计划发行之前最重要的环节。

目前已发行的资产证券化专项计划中，基础资产均是具有未来现金流的收益或“收益权”。例如，莞深高速公路收费收益权专项计划和中国网通应收款资产支持受益凭证专项计划，则分别以公路收费权和网通集团应收款作为基础资产。在选择基础资产时，要注意哪些问题呢？

关于基础资产的命名。基础资产应准确称为“收益”，不能滥称“收益权”。已发行的专项计划中的基础资产均为权益性资产，如联通计划的租赁费实际是债权证券化。收益权不是一个严谨的法律概念，物权、债权和知识产权均有财产性，可作为交易的对象，从而具有收益的权能。收益权通常只能是依附在某种确定的法律认可权利类型上的一个权能，它本身不能脱离其权利自身而单独转让。在资产证券化过程中，基础资产的法律定性应该在既有的权利范畴内寻找，例如债权、知识产权、物权、股权等，而不能概括成债权的收益权、知识产权的收益权、股权的分红权。这些收益权与原生权利在外观上和实体上是一体的，因此，可将基础资产称为“现金收益”，把目前资产证券化过程中出现的收益权回归到债权、物权等严格法律范畴的轨道上来，用规范的法律概念来定义基础资产，而不宜动辄创设新的权利。考虑到实务中的用语，本文仍用“收益权”来描述权益类基础资产。

基础资产的合法性问题。在选择基础资产时，要注意基础资产的权属以及转让合法性。证券公司对基础资产进行尽职调查，要关注原始权益人取得基础资产的合法性、基础资产上是否有第三方权利、是否有司法限制、法律法规或合同对基础资产的转让有否限制性规定、证券公司以专项计划的名义持有基础资产的资格等问题。

基础资产的确定方法问题。对基础资产的确定应采用定性加定量的方式，即将基础资产界定在不超过预期收益金额的范围内的某项权益，以使其与专项计划的预期收益相匹配。这既实现了内部超额担保的目的，又满足了原始权益人返还残值的愿望，最终保障了投资者的利益。

真实销售问题。该问题的本质是收益权转让行为的法律实质是真实出售还是抵押融资。根据资产证券化法律原理，只有实现了真实销售和破产隔离，才能使得资产证券化产品的信用真正脱离发行人的信用，即资产证券化完全依赖基础资产的信用，受托人对资产原始权益人没有追索权，属于满足证券化“真实销售”的实质要求。原始权益人与证券公司签署基础资产转让协议后，原始权益人将收益权转让给证券公司，证券公司支付购买价，双方形成买卖关系。专项计划的收益来源于收益权，原始权益人仅有义务将收益权交付给证券公司在收益权之外，原始权益人对证券公司没有其他给付义务，因此，收益权转让不属于抵押融资。值得注意的是，证券公司专项计划力图将购买的资产的现金流作为第一还款来源（而非唯一还款来源），但由于要求有银行担保，银行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原始权益人追索，容易导致购买资产的行为并未形成“真实销售”。这是目前专项计划设计存在的一个较大弱点。如由股东或第三人对担保银行提供反担保，银行仅向反担保人追索，则可避开上述瑕疵。

基础资产交易的公示问题。为保障投资人的利益，专项计划应尽量完备基础资产的交付环节，以适当的方式向相关权利人进行公示。以债权类权益作为基础资产时，应将债权转让书面通知原始债务人。如果债务人众多无法逐个通知，可考虑在媒体和网站上公告，将转让事项通知其他债权人。对于特许经营权之类基础资产，目前法律法规并未规定其转让涉及的公示程序，可考虑采取主管政府部门批准或备案的方式，以降低制度不配套的风险。

关于现金流管理的问题

证券公司作为专项计划的管理人，其主要职责之一是对基础资产现金流的管理，包括现金流的收取、运作、分配等。

关于现金流的收取。随着证券公司资产证券化业务的展开，基础资产可能分布在不同区域、不同行业，原始权益人如以多个资产打包组成基础资产池，则现金流比较分散，由证券公司亲自管理反而可能增加专项计划运作的成本。此时，可考虑借鉴信贷资产证券化中的贷款服务机构，在专项计划中引入基础资产服务商，由服务商受托对基础资产现金流进行管理。通常原始权益人对基础资产最为熟悉，可作为服务商，为基础资产提供服务，汇集现金流。

关于资金沉淀问题。资金沉淀将直接影响原始权益人的融资成本。基础资产的原始现金流的产生时间与专项计划的收益分配时间不完全一致。选取的基础资产通常大于本息偿还所需要的现金流，将发生资金沉淀。因此，在设计专项计划的收益分配条款时需要充分考虑基础资产现金流的特点。有的基础资产在专项计划期间只发生一次或几次现金流流入，如联通计划中，联通运营公司根据租赁合同只在指定划款日支付租赁费，其现金流的流入时间是确定的。有的基础资产现金流发生频率较高，如莞深计划中，每日均有车辆通行费收入。

为提高原始权益人的资金使用效率，专项计划对产品现金流需要做出合理安排，即产品现金流的安排应当尽量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在产品设计方案中，证券公司解决资金沉淀问题的措施主要有三种：

措施之一：结构匹配。由于专项计划中的基础资产是指原始权益人交付的特定时期内一定额度的收益权收入，并未限定收益权收入的具体交付时间。因此，证券公司在进行精确的现金流测算后，在基础资产转让协议中对基础资产交付时间和交付数额予以约定，可以对基础资产现金流进行重新安排，实现基础资产现金流与产品现金流的匹配。因特殊情况发生不匹配，可以通过即时追索担保人来解决问题。由于银行担保是连带责任担保，且属于履约担保，实际上起到可靠的流动性支持和债权担保的双重作用。

措施之二：资产管理。即证券公司将沉淀资金采用资产管理的方式来增加收益，但应投向国债、金融债、证券投资基金、货币市场基金、银行理财产品等风险低、流通性好的金融产品。

措施之三：循环发行受益证券。即证券公司在测算现金流后循环发行资产证券产品，并以专项计划名义设置现金储备账户，用于存储基础资产产生的现金流偿付了当期应付证券本息后的剩余资金。这些余款并不提前偿付给投资者，而是在循环额度范围内用于再次购买原始权益人的同类、同等档次标准的基础资产。通过循环发行受益证券和多次购买基础资产，提前收回的资金又变成了基础资产，这样就不会产生过量资金沉淀，还解决短期基础资产与长期证券之间的期限不匹配问题。

关于统一流通平台的问题

中国人民银行主管的以机构投资者为主的银行间债券市场和证监会主管的证券交易所市场，是资产证券化产品的上市交易的两大平台。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是以债券为主的证券流通市场，信贷资产证券化产品在银行间债券市场交易。

流动性是金融产品的生命力。但是，因银行间债券市场的交易主体有限，使只限在银行间市场交易的信贷资产支持证券的流通性很小，截止2006年4月底，信贷资产支持证券仅发生交易1笔。在信贷资产支持证券的交易主体受到限制的情况下，真正意义上的证券化并未实现，而资产证券化所特有的分散风险功能以及为普通投资者创设投资品种的功能也无法实现。从长远来看，信贷资产支持证券如果不能到交易所交易，则其证券化的作用将大大降低。

证券交易所市场同样为资产证券化产品的上市交易提供了必要条件。证券公司发行的以专项计划为载体的“受益凭证”均在证券交易所通过大宗交易系统来进行交易。从节约交易成本和监管成本的角度考虑，应统一资产证券化产品的流通市场，改变目前各自为政的局面。在证券交易所市场进行交易的投资者种类和数量远远多于银行间债券市场，金融产品的定价机制比较完善，且金融风险能够比较有效地向社会分散。所以，证券交易所市场应该成为资产证券化产品的流通主渠道。

总之，虽然资产证券化是国际上比较成熟的金融创新工具，但在我国还刚刚起步。作为企业资产证券化的一种形式，证券公司专项计划将大大推动我国的资产证券化业务发展。只有在实践探索中领悟资产证券化过程中的关键环节和不断解决遇到的重要问题，才能尽快完善资产证券化制度。

参考文献：

1.[美] 斯蒂文•L•西瓦兹著.结构金融―资产证券化原理指南.李传全等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

2.王开国等编著.资产证券化论.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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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美国P2P资产证券化模式及监管

美国将P2P网络贷款产品定义为“证券化产品”。一般来讲，信贷资产证券化应具有如下特征：一是真实出售，即信贷基础资产打包转让至投资者这一方；二是破产隔离，发行方信用评级不高时，通过信托或资管计划设立特殊目的载体（SPV）隔离处理，可以避免公司破产导致的资产流失；三是资产尽可能分散、多元化；四是分层设计，根据投资者的需求设计不同期限和利率产品。美国P2P设计的以网络贷款为基础资产的投资产品满足了前三个特点，但是多数情况下没有分层设计，投资者按照投资比例获取收益。以美国最大的P2P平台LendingClub为例，它的资产证券化过程如下：从金融机构购买资产，借款人直接申请根据原始借款人的信用等级确定利率（借款人信用等级越高，利率越低）以贷款为基础资产发行LendingClub的凭证投资者在网上购买凭证未到期凭证可在与LendingClub合作的平台上交易。这里不但涉及了资产打包重售，而且还使用二级市场增加投资的流动性。这种资产证券化没有针对基础资产评级，而是对每个借款人确定信用等级，这是一种精细设计、低投资门槛的资产证券化。在美国P2P资产证券化过程中，对冲基金、资管公司和机构投资者起到了关键作用。对冲基金和资产管理公司将平台上已发放贷款打包进“资产池”，再分拆成凭证变现卖出（主要卖给机构投资者），而机构投资者为了防止平台破产，成立特殊目的载体（SPV）——信托公司，用投资者的钱购买信托公司的有价债券，信托再从平台购买资产池。信托委托平台做服务商，而有价证券则代表对资产池本金和利息的收益权。在这个过程中，P2P平台可以通过对不同投资者设计不同策略和产品。美国的P2P作为网络借贷的信息中介，从成立起就是走的资产证券化道路。美国对P2P监管较为严格，2008年以后P2P平台纳入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的监管之下，注册门槛大大提高。SEC对P2P资产证券化过程中的信息披露的要求较高，同时对IT的硬件要求、报表要求高，P2P前期投入大，比较适合频繁的发债人。发债人建立框架后可循环发债，短期资产可采用循环结构。

2我国P2P资产证券化的模式和特点

据网贷之家统计，截至2015年底，我国资产证券P2P资产证券化规模化已达1000亿元，占全部信贷资产证券化规模的20%。我国P2P平台开展资产证券化业务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分散风险和扩大资金杠杆比例。目前，由于我国互联网金融市场正处于初步发展阶段，增信体系和监管体系尚不完备，P2P平台上更多是“类资产证券化”的模式。即利用互联网金融平台，将传统金融或互联网金融手段形成的债权类资产，采用类资产证券化手段实现债权资产转让。这种模式投资起点较低，规模较小。较多适用于资质不够，无法到证券交易所融资的小贷公司和互联网分期平台。对于传统小贷公司的P2P模式，一般均附带回购措施，或担保公司的担保（以及反担保）。反担保的措施一般包括并不限于小贷公司股权质押，实际控制人保证担保等。因此，此模式更接近于主体债务融资。对于零售消费分期平台的P2P模式，由于消费贷款商业模式清晰，金融市场潜力巨大，极度分散化，违约率可控，是优良的适合进行资产证券化的标的资产。当前中国P2P业务类资产证券化模式一般为：P2P平台与小贷公司或是资产管理公司合作，先由小贷、互联网分期平台或P2P对这些债权资产进行打包，形成一个个资产包，并通过地方金融交易所登记挂牌，进行增信和确权，然后由与P2P平台有关联的公司(如第三方保理公司、资产管理公司等)摘牌买回这些资产包，将相关资产或者收益权再转让给P2P平台，面向投资者进行发售。最后，通过小贷公司或消费分期平台等发起方以向投资者回购的方式来实现投资者的投资收益。发起方对于这种资产包有回购的义务。，万一无法兑付，则由担保公司最终兜底。这一过程包含了债权的打包转让和分层销售，符合资产证券化的某些特点。但是，目前我国的P2P资产证券化产品因监管限制不能组建特殊目的载体，即不能真正实现风险隔离，也无法实现“真实销售”，使证券化后的资产出表。在P2P平台的类资产证券化产品中，资产只是暂时转让或是“质押”给了投资人，仍然和发起人有债务关系。在这个过程中，P2P平台合作的担保、保理、资管公司起到了承诺回购和隐性兜底保证的作用。

3我国P2P资产证券化面临的主要问题

目前，我国P2P资产证券化还处于摸索发展阶段，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机制的设计问题。主要表现为以下方面：

3.1系统性风险问题

目前我国P2P平台的债权资产要么来自传统的金融机构，要么来自其他互联网金融机构，资产多为信用贷款且缺乏标准化，在P2P平台责任主体没有落实，信用评级等专业中介机构缺位的情况下，P2P资产证券化存在潜在系统性风险，资产证券化后风险并没有减少，反而转嫁给了普通投资者。同时，由于P2P兴起的时间短，对在整个产品的交易运作、借款者行为，以及可能造成的贷款损失方面都没有丰富的经验。

3.2信息披露问题

由于P2P资产证券化交易结构复杂，信用风险较高。与国外不同的是，我国P2P投资人是以自然人为主，且大多数是风险承受能力较差的非合格投资人。因此，投资人的知情权尤其应当得到重视和保障。当前P2P平台的透明度较低，信息披露匮乏，还未建立完善的信息披露机制，P2P基础资产存在过度包装的风险，这将削弱P2P平台的风控理念。

3.3业务模式中的法律风险问题

由于P2P在我国还是新兴事物，有关主体、行为等并无明确的法律规定，故在其进行资产证券化过程中，极有可能触犯已有的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一是资金池风险。P2P类资产证券化业务模式的核心问题是期限错配。以消费贷款分期平台P2P为例，贷款期限大多为8-24期，采用等额本息按月付款。P2P平台的产品一般均为3-4个月的短标。产品与原始债权难以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很难保证每一笔交易中借款人与投资人都能完美匹配，难免会有构筑“资金池”和存在“期限错配”的嫌疑，极易触碰法律监管的底线；二是信用风险。如果P2P平台的坏账率较高，导致基础债权收益和保险金无法对投资人进行支付，则很可能出现借新还旧或债务违约等情形在内的信用风险。

4我国P2P资产证券化发展的监管建议

目前P2P证券化产品供给可围绕“衣、食(即消费贷款ABS)、住(即住房抵押贷款MBS)、行(即车贷ABS)”，以及其他升级消费，具有巨大的应用空间、创新和发展机遇。中国的P2P资产证券化业务发展不仅要充分借鉴国外经验，同时要明确自身存在的问题，使其发展符合中国转型发展和金融市场改革的需要。对于P2P发展资产证券化业务，监管建议如下：

4.1明确P2P平台的角色定位

规范市场准入行为明确P2P互联网金融资产交易信息中介的政策定位。平台承担的是撮合及信息真伪辨别等合理的核查义务。P2P平台应引入交易实力较强的交易型机构作为证券化业务的发起方，采取在国有产权交易所进行登记及银行托管，交易所对进行挂牌的产品会进行分类确权。同时，监管要出台严密的细则通过平台准入等方面进行制约，防范P2P平台及其从业人员的道德风险，积极支持投资人通过法律途径维权，提升平台的信誉。

4.2建立充分的信息披露制度

增强资产标准证券化水平对融资方及融资项目的相关信息进行充分的披露。P2P平台应对每一笔业务做如实的信息披露，具体披露的范围和程序可以借鉴美国P2P资产证券化的做法。采用对内对外提高信息透明度，增加平台风控人员与投资人的交流，平台每天至少一次向监管机构提交报告等。考虑引进评级、担保、保险等中介机构对资产进行评级增信、担保，减少信息的不对称，降低投资风险，提高交易效率。

4.3构建平台投资人标准

实现投资人分级管理根据投资人的不同风险承受能力进行相应分类。对于P2P资产证券化产品建议对投资者进行分级管理，将发行方式分为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和面向合格投资者非公开发行两种类型，暂不开放个人投资者参与投资。进一步探讨设定针对不同标准程度资产的合格投资人标准。

4.4建立跨部门联合和行业自律相结合的监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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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国有资产 证券化 制度保障

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逐步深入及企业内部现代管理制度的逐步完善，如何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便成为了国有企业改革及结构调整是否成功的关键。回顾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历程，虽然企业改组、改制、兼并、出售与转让等措施得到了广泛的运用，但是从实际效果来看，有关国有资产流失与低效率的问题仍然未能获得明显的改善。因此，我们有必要从经济或者金融技术层面重新考虑如何提高国有资产的质量与数量问题，采用新的技术来提升国有资产的运用效率。资产证券化是国内外金融理论界及实业界广泛讨论的热点话题之一，已经同债权融资和股权融资并列为全球资本市场中最为重要的三种直接融资工具。所谓资产证券化是指将缺乏流动性但是能够产生可以预见的稳定的现金流的资产，通过一定的结构安排，转化为在金融证券市场上可以转让和流通的证券的过程。据此来看，通过国有资产证券化既可以完成国有资产的优化配置，又可以在不增加企业负债或资产的基础上完成融资目标，最终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

一、我国国有资产证券化发展现状

当下，国有资产证券化在全国各地得到了广发的推广。上海、重庆及广东依据本地国有企业自身特点，相继制定了“十二五”期间国有资产证券化的规划目标。上海市明确提出，将在“十二五”规划期间完成超过90%的产业集团整体或者核心资产上市计划。除此之外，通过采用“合并同类项”的方式实现分板块上市、跨集团重组及推进IPO。重庆市将采用四条路径完成本市国有资产证券化，分别为拟定企业集团整体上市，完成融资；通过私募股权融资等方式，拓展资金来源；采取信托及债权方式，将例如高速公路收费权在内的存量国有资产进行证券化转化；建立不同层次的资本市场，力争建设起国内具有影响的家畜产品远期交易市场。广东省确立了明确的国有资产证券化工作时间表，表示截至2015年年末，实现省内国有资产证券化率突破60%，另外80%以上的集团公司完成控股一家或一家上市公司的计划。为了实现这一时间表，广东省将工作重点放在以下三个方面：借壳上市；IPO；定向增发。

二、国有资产证券化的利益分析

国有资产是以国家产权作为主体的资产，其影响着国家的经济基础与经济利益。是否拥有与控制国有资产决定了国家当前利益及预期利益能否等到正常体现。我国现阶段仍然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所以国有资产在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中作用便更加显著，地位更加重要。国有资产涉及到了国民经济的方方面面，因此一旦实现国有资产证券化，必定会给不同参与者带来不同程度不同方面的利益：

对国有资产发起人而言，进行资产证券化将为其提供更为专业的新型融资工具。各级政府作为资产发起人的主体，其弊端在于行政化干预普遍存在于企业管理过程中、融资渠道单一。资产证券化在提升资产负债管理能力的同时增加资产的流动性。资产证券化使资金来源的渠道多样化，进而可以降低融资成本，为发起人带来更高的收益。

对国有资产投资者而言，针对国有资产的投资项目在期限、收益率以及流动性上通常相对固定。通过资产证券化可以形成更多不同期限、不同流动性及不同风险收益率的金融产品组合。投资者因此将获得相较于过去更多的投资选择，进而根据不同产品的特性，将投资风险进行分散。

对国有资产债务人而言，资产证券化可以向其提供更为宽广的资金来源渠道。债务人通过资产证券化，可以将对国有资产的债权进行出售，进而充裕自身的流动性资产，提高资本充足率。同时，债权人可以利用证券化设计出不同的利率不同期限的贷款方案。这样债务人便可依据自身经营及财务现状，获取充足的项目支持。

对国家金融管理当局而言，采取资产证券化能够相对便捷的提升资产的变现能力，这有助于维持国家所需的稳定的流动性。另外资产证券化是由市场机制自发产生的监督力量进行监督，所以债权品质必然会有相应的提升，这对于金融管理起到了很大的帮助。资产证券化同时也有利于基层金融机构角色的转变，由过去的国有资产管理者及持有者的身份，逐步转变为国有资产服务者。

三、国有资产证券化的功能定位

（一）通过资产证券化实现间接金融的直接化，降低金融风险，促进国有资产健康发展

世界金融业发展的主流趋势便是由间接金融向直接金融进行过渡。资产证券化正是间接金融直接化的主要方式，并且在客观上起到了金融风险分散转移的效果。当前我国证券市场仍然不够发达，因此资金供给方面仍然以间接融资为主。银行通过揽储获得资金储备，然后放贷给企业。这样的过程使仍以国有银行为主导的金融体系中积聚了大量的风险。资产证券化正可以将过去大量积聚在国家的风险向市场进行分散，完成剥离、转化与分散国有银行金融风险的目的。

目前，在我国传统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结构中存短贷长的问题仍然普遍存在着，因此银行资产负债在期限结构上出现失衡。采用资产证券化的方式，银行可以将缺乏流动性的资产转化为更具流动性的证券，从而使得商业银行在不改变负债的基础下上提高了资产流动性。有效地改善了资产负债的结构，解决了关于盈利性、流动性与安全性之间的矛盾。另外，资产证券化可以有效地分散贷款组合的非系统性风险。我国长期以来由于体制方面的原因，国有商业银行的客户来源受到政府政策的影响较大，主要客户群体多为某些特殊企业群体。虽然从企业经营来看，客户群体的相对稳定是降低单项信贷风险与成本的有效方式之一。但是，这也限制了银行采取分散化经营的战略性原则，在某种程度了放缓了银行发展的步伐。采取资产证券化，银行可以在维持过去稳定的客户来源的基础上，将贷款业务中的非系统性风险通过分散组合的方式进行降低。最后，银行利用资产证券化可以将风险贷款转变为等级较高的证券，达到国际对于银行资本充足率的要求。

（二）通过资产证券化拓宽国有资产的投融资渠道，增强企业的融资能力

通过不同机构间的合作，对资产产生的现金流进行风险、收益与权利的组合，进而联通资金需求者与供给者，增强资金的流动性，这便是资产证券化的核心。通过资产证券化可以为企业形成特殊的信用机制。资产证券化突破了传统银行或者证券机构过度依赖债务人整体信用的局限，将资产从发起人资产负债表中进行剥离，进而形成新的独立的责任资产。在传统的信用体制下，债权人需要一系列复杂的主客观指标来对债务人的清偿能力进行评估。在新的信用体制下，采取破产隔离设计可以将信用指标更加客观化，同时也能使债务人获得相较于传统信用体制下更高的评价。这既能降低债务人发行证券的成本，也能提高证券发行的成功率。另外相较于自我完成资本积累的过程，资产证券化可以将未来资金流提前变现，使得企业能够立即获得资金用于生活或者继续投资，提高了资金配置的效率。

由于国有企业在市场中的特殊地位，使得其获得国有商业银行的大部分贷款，企业内普遍存在着过度负债的问题。银行可以通过资产证券化的方式，将过去持有的大量贷款进行分割，向其他投资者进行转让。通过此举，国有企业的债权由过去单一的国有商业银行持有转化为众多投资者共同拥有。企业通过资产证券化用新债务进行融资或者股权进行融资获取的资金偿还银行贷款，既可以缓解企业过度负债的压力，又可以改善资本结构，实现投资主体的多元化。另外资产证券化可以通过国际化的运作，使得国有企业可以利用流动性差的资产在国际市场中换取流动性强的资产。同时，资产证券化仅仅以出让国内部分市场为代价，而不必像其他融资方式一样需出让或者稀释国有资产的企业股权，便可以有效地吸引外资，壮大国有资产，增强国际竞争力。国有资产进行证券化后，可以将债权转变为流动的产权，从而提升整个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

（三）通过资产证券化盘活国有资产，改善国有企业财务状况

当前，我国国有企业很大程度上受困于存量资产的僵化上。国有企业拥有着大量的优质资产，但是由于这些资产本身缺乏流动性，使得其对外又须承担巨额的企业债务。国家对此虽然每年都会进行增量资本的投入，但是由于企业内部缺乏有效地管理手段，因此并没有真正的将国有资产盘活，反而使其沉淀在了企业之中。资产证券化的主要功能便是将资产的流动性进行加强。通过证券化的方式，把企业存量资产中原本缺乏流动性的部分释放出来，从而真正完成国有资产盘活。具体而言，国有企业可以通过资产证券化一部分流动性差但是具有良好未来收益的资产，将其提前变现，进而提升资产的流动性。并且通过“真实出售”将该部分资产从财务报表中移除。这样便可以充分的降低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同时增强了企业的流动性，提升了国有资产的周转效率。

四、国有资产证券化的制度保障

（一）完善法律制度

健全的法律保证是资产证券化能够在西方国家发展并壮大起来的重要原因。完善的法律法规可以切实的约束证券化过程中每一环节的各个参与者。正是由于资产证券化所需的环节较多，因此要与之配套建设起相对应的法律体系。《合同法》要完善好资产发起与出售的相关规定；《证券法》要将所发行的资产支持证券界定明确；《会计法》要对证券化过程中的会计操作进行规定；《税法》要对证券化后的收入是否缴税和缴税金额规定清楚。另外，《商业银行法》、《担保法》、《保险法》也都与资产证券化业务密切相关。法律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完善了资产证券化的结构安排，降低了证券化的成本，提升了证券化的效率，降低了证券化的风险程度。因此，制定出对资产证券化有利的法律法规是证券化成功的关键。

我国国有资产证券化应当立法先行。在资产证券化最核心的三个环节，即资产发起、特设交易机构的设立以及融资结构的确立，都要有与之相对应的法律法规。证券化过程中涉及到的不同市场主体间的权力与义务也必须以相对应的法律为标准。国有资产的特殊性，使得在进行法律法规设计的时候尤其应当谨慎。除了建立起基础的法律制度外，还应配套设计好相应的法规，从而形成完整的法律法规框架，充分的保障证券化过程的各个环节。

（二）增加政府的政策和制度性支持

从资产证券化在国外的发展历程中不难得出，政府在证券化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政府为资产证券化提供了政策及制度保障，具体包含了贷款政策、保险政策、资产证券化政策等等。在美国资产证券化市场的发展过程中，政府通过建立以国家信用为保证的多个机构，采取为证券发行提供抵押贷款与保险计划的方式，保障贷款发起人同证券投资者的根本利益。政府的这一举措，极大的推动了证券化市场的进步，带来了今日美国市场的繁荣。我国同样可以采取政府引导的方式，推动国有资产证券化战略的发展。

同时，在我国现行的税收制度下，由于资产证券化过程中包含着众多的利益主体及复杂的业务环节，因此必然会产生相对较多的税费。税务费用由此构成了证券化的主要成本之一，直接影响着证券化能否顺利进行。国家在税收制度的制定层面，应当采取政策倾斜。在国外，各国政府通用的方式便是设立特定的交易机构，在机构内对购买特定资产支持证券的购买人在税收上给予相应的优惠条件。我国当下的税收制度仍然不够完善，现行的收税体系中，印花税、营业税以及所得税将会影响到证券化的各个流程。因此应当考虑免除部分证券发行及交易过程中的印花税，就特定主体购买特定证券的利息收入减少收税。通过税收政策的支持，降低资产证券化的成本。

（三）明确会计确认方法

相较于传统意义上的一般股权融资和债权融资而言，国有资产证券化的会计处理过程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尽管我国现阶段的会计制度正在逐步改革，而且2005年6月颁布了《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会计处理规定》就信贷资产证券化的会计处理已经做出了明确规定，但是现有的会计处理仍然不能满足国有资产证券化的发展要求。

在国有资产证券化的会计处理过程中，首先要在资产负债表中将发起人资产和相关债务进行分离，理清标的资产的真实出售问题。我国会计准则在资产出售的确认过程中，处理应收账款出售事项时仍以传统的风险报酬分析方法为核心。然而，当今日益复杂的金融环境使得传统的会计处理方法已经很难适应新业务的要求。为此国际会计标准委员会同美国财务会计文员会相继采用金融合成分析法。在这种分析法下，对已经确认过的金融资产因为发生转移易所面临的再确认或者终止确认处理的关键便在于转让方的销售意图，即控制权是否已由转让方转移到受让方是一项资产能否进行销售处理的关键。另外，应当不断完善会计处理过程中的信息披露制度。目前为止，我国仍没有一套关于资产证券化信息披露方面全面、系统的规定。从国际会计标准委员会和美国财务会计委员会对资产证券化信息披露的相关要求中不难看出，向信息使用者展示完整的财务状况以及量化后的财务风险是整个信息披露的关键。因此，我国在国有企业资产证券化事务中应当充分参照国际惯例。一方面规定在财务报告中披露说明资产证券化给企业带来风险或者改变企业风险过程中会产生哪些风险，以及企业管理当局处理这些风险的具体举措。另一方面将表内反映与表外披露相结合，对企业面临的财务风险的数量信息进行充分披露，就资产证券化整个过程中面临的全部风险因素向各权益主体进行详实的说明。

（四）建立中央优先权益登记系统

标的资产无论是在转让还是出售的过程中，都会涉及有关优先权益的问题。因此在国有资产证券化的具体操作过程中，应当首先建立起相应的制度对优先权益进行确认及保护。各国已有的资产证券化的经验显示，建立中央优先权益登记系统是保证优先权益登记与监管的重要措施之一。中央优先权益登记系统可以保障标的资产在转让过程中，受让方能够有客观的路径确切的获知该项资产之前是否已经被转让给第三方。一个切实有效地中央优先权益登记系统需要能够同时满足以下两点要求。首先，能够明晰的确认被转让资产上已经产生的优先权益；其次，实施有关法律，对资产上的优先权益进行监管。目前发达国家中已经普遍采用中央优先权登记系统来保证优先权益的确立，在发生资产转让交易的时候会对债务人进行及时的通知。但是我国现行的法律制度下，并没有针对优先权益登记建立起相应的机制。由于资产证券化的整个过程中存在着很多的权益主体，而且国有资产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因此为了更好的保障国有资产主体的权益，政府有义务也有责任建立起完善的有限权益登记系统。

我国国有资产增值保值的过程中，应当充分发挥好资产证券化的作用，利用该项金融工具针对国有资产开发出相应的金融产品，进而改善国有企业的金融结构、丰富投资品种、分散金融风险，为企业开辟新的融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因此为了有效发挥证券化的金融功效，同时保证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目标，应当采用较高标准对资产证券化进行制度设计。

参考文献：

[1]贾希凌.我国资产证券化的功能定位及制度保障[J].商场现代化，20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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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出台情况

（一）资产证券化备案制落地

1月4日，银监会批准27家商业银行获得开办信贷资产证券化产品的业务资格，标志着信贷资产证券化业务备案制的实质性启动。1月14日，自证监会企业资产证券化备案制新规颁布以来的首只产品在上交所挂牌。4月，人民银行公告称，符合标准的受托机构和发起机构可以向央行申请注册发行信贷资产支持证券。备案制和注册制的实施将推动资产证券化常态化发展。

（二）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扩容

5月12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扩大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规模，同时继续完善制度、简化程序，规范信息披露，支持证券化产品在交易所上市交易。在备案制和注册制下进行试点规模的扩容，能够提高产品发行效率与频率，同时强调信息披露，令市场参与者能更好地识别风险，为基础资产类型的丰富和市场的进一步发展打下基础。

（三）资产证券化业务监管加强

伴随着资产证券化的推进，监管部门在助力市场发展的同时，也强化业务监管。人民银行金融市场司副司长邹澜在“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第三届年会上表示，央行将坚持创新和监管相协调的发展理念，按照投资者适当性原则进一步完善管理制度，加强监管协调，强化资产证券化业务各环节的监管。

市场运行情况

（一）市场规模持续增长，交易所证券化业务增长快速

2015年上半年，全国共发行资产证券化产品1685.4亿元，同比增长62%，市场存量4132.2亿元，同比增长194%。

图1 图2

信贷资产证券化产品中，公司信贷资产支持证券发行1004.52亿元，个人汽车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发行95.21亿元，个人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发行31.5亿元，租赁资产支持证券发行20.73亿元。券商资产证券化产品中，企业债权类产品发行268.63亿元，基础设施收费类产品发行124.45亿元，租赁租金类产品发行108.9亿元，公积金贷款类产品和债券债权类产品分别发行5亿元和4亿元。

图3 图4

（二）发行利率在波动中呈下降趋势

2015年上半年，信贷资产证券化产品优先A档、B档证券平均发行利率分别为3.94%和5%，券商资产证券化产品优先A档、优先B档证券平均发行利率分别为5.56%和7.82%。总体来看，资产证券化产品的发行利率受市场利率影响较大，随着2015年二季度市场利率的回落，各档证券的发行利率也有所回落。

图5 信贷资产证券化产品平均发行利率情况

图6 券商资产证券化产品平均发行利率情况

（三）资产支持证券（ABS）产品信用质量有所提高

2015年上半年发行的信贷资产证券化产品中，按分档情况看，信用评级为AA及以上的高等级产品占比为81%，较2014年增加5%；券商资产证券化产品中高信用等级产品占比为91%，较2014年增加2%。可见，更多的优质信贷资产被打包为ABS产品。

（四）市场流动性略有提升

以中央结算公司托管的信贷资产证券化产品为例，2015年上半年现券结算量为27.19亿元，同比增长4.8倍，换手率为0.8%，与去年同期相比活跃度增加0.3%。虽然资产证券化产品活跃度同比增加，但仍大幅低于市场平均水平以及短融、中票等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产品的流动性水平。市场流动性不足将限制资产证券化结构分层、分散风险，同时降低企业融资成本的作用。（五）资产证券化基础资产更加多元

随着资产证券化业务发展日趋常态化，ABS产品的基础资产类型更加丰富，绿色金融贷款、工程机械贷款、房地产贷款、公积金贷款、汽车贷款、信用卡贷款、银团贷款、小额贷款、保理融资债权、航空票款等均被纳入ABS资产包。4月，“鹏华前海万科REITs基金”注册成功，这是国内首支公募REITs（即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产品。

（六）资产证券化产品结构设计不断创新

一是交易所产品引入真实出表设计。3月4日，交易所首单真实出表的ABS项目“南方骐元-远东宏信（天津）1号资产支持专项计划”取得深交所挂牌无异议函。该专项计划引入了有偿流动性支持机制，以此满足原始权益人出表要求。

二是尝试次级档公开发行。3月18日，由国家开发银行发起的“2015年第一期开元信贷资产支持证券”发行，此单产品的次级档采取认购金额的方式公开发行。

三是循环结构设计得到更广泛应用。5月20日，“摩山保理一期资产支持专项计划”发行，成为国内首单采用循环结构设计的保理融资债权类ABS项目，此前小贷类ABS产品多采用循环购买的动态池结构。

（七）发起机构类型不断扩大

一是外资银行发行首单产品。1月13日，由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发起的“汇元2015年第一期信贷资产支持证券”成功发行，这是首单发起机构为外资银行的ABS产品。

二是民营融资租赁企业首次尝试ABS项目。3月30日，融信租赁公司的“融信一期”资产支持专项计划发行，这是首单民营融资租赁ABS项目，也是新三板公司ABS项目的首次尝试。

政策建议

（一）完善配套的法律和监管制度安排

目前资产证券化业务所涉及的市场机构和监管主体多，在法律、会计、税收等方面仍存在不确定性，降低了资金供需双方参与市场的动力。建议从完善市场基础配套建设角度，构建完整的资产证券化法律体系，进一步推进资产证券化市场的发展。合理调整现行立法中阻碍证券化发展的规定，对证券化交易中的真实出售、破产隔离等各个环节给予法律保障。应进一步完善相关信息披露、信用评级、会计税收等方面的规定，进一步推动跨市场发行与交易，加强监管协调，统一产品标准，促进各市场信息共享，为业务发展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

（二）扩大投资者范围

截至2015年6月底，在中央结算公司托管的信贷资产证券化产品共计3578.34亿元，其中银行类投资者持有其中70.05%的份额，这不利于规避系统性风险及提升市场流动性。建议丰富投资者结构，鼓励更多的非银机构参与资产证券化产品投资，同时加强投资者教育，培育成熟投资者，推动二级市场发展。

（三）适当试点不良资产证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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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扩大了市政交通基础设施投资的需求。市政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具有公共产品的特征,其资产证券化可采用政府分期回购模式和政府分期采购模式。本文以长沙市二环线建设项目资产证券化采用政府分期回购的资产证券化模式为例进行研究,认为采用该模式可以缓解政府财政的即期支付压力,有利于环线建设开发公司将未来的回购资金转化为即期的建设资金,为其开展其他投资项目提供资金保障。

【关键词】市政交通;基础设施;资产证券化;融资

一、引言

市政交通基础设施是在市场失灵的领域由政府来提供和管理的一种公共产品或服务。市政交通基础设施投资的纯公共产品性质决定了项目本身无法通过收费来进行市场化运作。此外,由于城市交通基础设施具有投资规模大、建设周期较长、项目本身的回报率不高、资本流动性差等特点,因此主要依靠政府财政直接或政府融资投资建设。近年来,城市化带动了强大的交通基础设施投资需求,成为未来推动城市经济发展的巨大动力。长沙市在市政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长沙市二环工程作为长沙市总体规划的道路网路骨架,对疏通市区交通、分离过境车辆、解决城区交通拥挤堵塞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长沙二环线建设项目于1994年年初动工建设,至2006年年底竣工,历时12年,总投资达70多个亿,全长48.9公里,设跨江跨河大桥7座,互通式立交桥30座,高架桥6座,桥梁总面积86万平方米。环线全路段覆盖有给排水、电力、电信、煤气等管网,其建设过程不仅是城市道路而且是各种城市管网的建设过程,同时也是城市扩张的过程。现有的融资方式已经难以满足市政交通基础设施的资金需求量。如何利用多种现代化的融资渠道为项目建设进行融资,一直以来都是关乎项目成败的关键性问题。资产证券化作为一种创新型金融工具在市政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中将发挥有效的融资作用。

二、ABS:市政交通基础设施资产融资的新途径

(一)资产证券化(ABS)的含义及条件

ABS(Asset—BackedSecurities)))是以项目所属的全部或部分资产为基础,以该项目资产所能带来的稳定的预期收益为保证,经过信用评级和增级,在资本市场上发行证券来募集资金的一种项目融资方式。通过资产证券化融资,将流动性差但能够产生可预见的、稳定的现金净流量的资产,通过一定法律和融资结构安排,对资产中的风险和收益要素进行分离和重组,将其转变成可以在金融市场上出售的证券据以融通资金的过程。这种融资方式是由原始权益人将其特定资产产生的、未来一定时期内稳定的可预期收入转让给特殊目的机构(SPV),由SPV将这部分可预期的收入证券化后,在国际或国内资本市场上进行融资。由于资产证券化的方式隔断了项目原始权益人自身的风险和项目资产未来现金收入的风险,使其清偿债券本息的资金仅与项目资产的未来现金收入有关,加之由证券市场发行的债券由众多的投资者购买,从而分散了投资风险。资产证券化应具备资产、制度和市场三方面基本条件。资产条件包括基础资产必须能够产生稳定可测的现金流,具有低违约率、低损失率的历史纪录,本息的偿还能够合理分摊在一定的时间区间,具有一定同质性和分散性,具有广泛的地区分布等。制度条件主要是指资产证券化的过程是通过一系列交易过程实现的,交易过程是在现行的法律和规定的基础上进行的。市场条件主要是指现阶段的市场必须具备能够履行职能的相关主体,如投资者、信用增级机构、评级机构、资产证券化产品有可以发行和交易的市场等。资产证券化实质是对证券化资产的风险与收益要素在发起人、发行人、信用担保机构、投资者等主体之间进行分离与重组,保证证券化资产能产生预期稳定的现金流,并按时支付给投资者。资产证券化这种融资方式对基础设施项目来说具有许多超越传统融资方式的优越性。

(二)资产证券化的操作流程

资产证券化融资的首要任务是根据资产重组原理构建资产池。原始权益人(发起人)根据自身融资需求和现有金融资产情况,选择在未来可产生可预见的稳定现金流、具有一定的同质性的资产作为基础资产,汇集组成资产池。其次,根据项目融资的需要设立SPV。原始权益人把基础资产真实出售给SPV,资产从资产负债表“资产”栏目中剥离,从而实现受托资产与发起机构破产风险的隔离,这是资产证券化融资的核心所在。原始权益人与新成立的SPV签订销售合同或协议,将资产池中的部分资产出售给SPV。根据合同或协议的规定,如果原始权益人发生破产清算,被证券化的资产将不作为清算对象,从而用破产隔离的办法实现证券化资产的“真实出售”。此外,为增加基础资产的信用度,SPV必须对整个资产证券化交易进行信用增级,以提高所发行证券的信用级别。完成上述步骤后,特别目的机构聘请信用评级机构对将要发行的证券进行正式的发行评级,然后由证券承销商负责向机构投资者发行证券,并将募集的资金用于项目建设或购买被证券化的金融资产。

三、市政交通基础设施资产证券化的基本模式

(一)政府分期回购的资产证券化模式

政府分期回购是指由政府为某项基础设施提供建设特许权,获得建设特许权的投资方通过合同方式组建政府性项目开发建设公司,组织整个项目的融资与建设。在工程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并验收后,将所建项目移交政府。项目开发建设公司不能取得项目的经营权,一般通过政府分期回购的方式收回投资成本并获取合理利润。政府分期回购资产证券化模式操作的核心是利用合同回购款的分期支付方式来创造未来稳定的现金流,并将这部分现金流作为基础资产,形成证券化的“资产池”。项目开发建设公司将其与政府签订的回购合同中的分期债权真实出售给SPV,从而获得资金的快速回笼。而SPV将获得的债权作为基础资产发行债券,募集的资金用于收回购买投资方债权的成本,并在以后的债券存续期内,委托服务人或者管理人将政府每期回购的现金流支付给债券投资者,作为对债券投资者本息的偿付。采用该模式可以缓解财政的即期支付压力。同时,项目公司将其对政府的债权打包出售给SPV后,有利于将未来的回购资金转化为即期的建设资金,也为其开展多个投资项目准备必要的建设资金。

(二)政府分期采购的资产证券化模式

政府分期采购是指政府通过招标的方式将城市基础设施项目发包给非政府性的投资公司,并与投资公司签订分期政府采购合同。根据合同规定,政府承诺在一段时期内利用财政收入作为合同期内应付款的担保,采取分期付款的形式将市政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款项拨付给非政府性的投资公司,投资公司因此获取合同期限内对政府未来的分期流入的长期应收账款债权。政府分期采购资产证券化模式操作的核心是利用对政府采购资金在时间上的合理配置,产生出可预期的未来现金流,构建“资产池”,从而达到对市政基础设施资产证券化融资的目的。其操作流程是投资公司将这些应收账款出售给SPV(或专项资产管理计划),获得必要的建设资金。在得到这些应收账款的债权后,SPV就对“资产池”进行相应的资产组合、信用增级、风险控制等一系列证券化操作,最后在资本市场上出售不同风险和收益率的市政资产支持证券,从而达到证券化融资的目的。在合同期内,SPV将长期应收账款的债权委托给服务人或受托管理人,由服务人或受托管理人接受政府的分期采购资金,并将收到的应收账款作为已发行证券的本息偿付,满足证券投资者的预期收益。政府分期采购资产证券化模式的运用,在一定程度上减轻财政的即期支付压力,使得政府可以在短期内将有限的财政资金运用于多个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同时,项目投资公司在建设初期就获得了必要的建设资金,有利于市政交通基础设施项目的如期完成。四、长沙市二环线资产证券化融资的构想

(一)长沙市二环线资产证券化效应分析

近年来,长沙市政建设坚持以经营城市为手段,以市场融资为方向,探索多元化融资方式,创新城市经营机制,逐步走出了一条“政府引导、财政支持、社会参与、市场运作”的多层次、多元化、多渠道的投融资渠道,为新长沙的建设提供了资金保障。在此背景下,长沙市二环线资产证券化融资应运而生。它将环线公司对政府的应收款债权资产打包,合理引入政府信用,在资本市场上发行以政府采购价款为支持的资产支持证券的过程。其核心在于引入政府信用,实现资金与资产的平衡,不增加政府的额外财政负担,又不对项目开发建设公司的资产规模产生影响,充分引入机构投资者包括民间资本进入基础设施建设领域。一方面,机构投资者凭借其对本地政府信用水平及地方经济状况的最直接的了解,从而对资产证券化项目投资价值作出准确判断,获取投资收益。市政交通基础设施资产证券化不但可以为市政交通基础设施筹集必需的建设资金,而且可以减轻政府财政的即期支付压力和商业银行的信贷压力。同时,还在一定程度上吸引了大量的社会资本进入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领域,间接降低城市基础设施的融资成本,进而加快城市化进程。此外,政府采购应收款由于有政府信用做保障,现金流稳定,受市场影响小,体现了基础设施资产的特征;由这一资产支持证券可在资本市场发行与交易,增强了资产支持证券的流动性,盘活了二环线建设项目的存量资产,为新建项目融通了低成本的建设资金。现阶段,长沙市市政建设正处于加速扩张阶段,未来将具有很强的成长性,资产证券化的融资成本与市政建设所能带来的财政增量相比微乎其微。长沙市未来的市政建设存在着巨大的资金缺口,尽快开辟资产证券化等新融资渠道,对长沙市的经济增长和长远发展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二)政府分期回购模式在二环线资产证券化的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