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的实质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金融危机的实质，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金融危机 法律 立法 执法

一、当代国际金融危机的实质是一场法律危机

源于美国的全球金融危机仍然在深刻地影响着这个世界，时下，对危机进行深入、多角度分析与考察是时代赋予我们不能回避的使命与职责。从危机的根源上看，众多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已经被大家广泛关注和讨论。但观察分析的视角多流于表象，没有对问题的发生根源进行深入剖析、对解决方案进行制度性探索，没有对下次危机提出更有针对性的预防机制。我们认为，此次危机归根结底是一场法律危机，应从危机的发生、应对、预防等各方面进行法律层面的深刻剖析。

1.危机产生的法律根源

从危机产生来看，大家基本认同的是由于美国的低利率、宽信贷、松监管这三个直接原因导致了美国金融危机的发生。美国实行的货币和信贷政策正是根源于不公平的国际货币体系，也就是一系列的国际货币协议与协约。美国的金融监管首先在于其未能有效监管住房抵押贷款及其资产证券化市场，而政府导向下的市场利率激烈波动和由此引发的住房价格暴涨暴跌则成了引爆危机的导火索，金融自由化所造就的金融创新和金融全球化则是把危机推向深渊并向全球蔓延的魔掌，当市场出现不合情理的丰盛利益时，市场准则不复存在了。金融创新工具与不当的金融政策及滞后的金融监管立法，对金融危机的积聚、爆发和蔓延构成强大的合力共振。

2.危机应对的法律完善

从各国政府及国际组织应对这场金融危机的做法上看，无一例外选择了通过法律方式将一系列政策措施加以确立和落实，如美国制定了《2008年紧急经济稳定法》，2010年7月21日签署“美国史上最为严厉的金融监管法案”——《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俄罗斯制定了《支持俄罗斯金融体系额外措施》法案，修改了《俄罗斯联邦中央银行法》和《俄罗斯联邦自然人存款保险法》等。从国际合作应对危机方面，国际金融监管立法完善的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而且也是惟一的选择。

3.危机预防的法律功能

从危机预防的角度来说，成功的关键在于法律的功能在多大程度上得到认同和发挥。保障人民权利、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社会进步，在制定与修改相关法律的过程中如能将上述三种功能充分发挥，则能够保证相关法律制度的基本价值。无论是金融法律制度、财税法律制度，还是其他的法律制度，一方面要体现、确认人民的发展与自由权利，另一方面要尊重和维护社会规律与社会秩序，在自由与监管中协调平衡，维护世界经济秩序的稳定，促进世界经济的发展。

二、当代金融危机对中国立法与执法的影响

1.对立法活动的影响

金融危机发生后美国立法机构反应迅速，在很短的时间内通过了几个重要法案，如2007年《外国投资与国家安全法案》、2008年《经济稳定紧急法案》、2009年《经济复苏与再投资法案》。后来又通过了《信用证法案》和《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以上法案都是为了应对金融危机及维护美国经济的稳定增长。我国立法活动从这些法案中，可以得到以下几个方面的启示：

第一，立法应对要及时。美国投资银行在2008年的9月份倒闭，美国在11月份就通过《经济稳定紧急法案》，应对非常快速。对于我国立法而言，其法律制定的效率值得借鉴。在危机应对过程中要注重立法效率、效用，一部法律的制定不能耗时多年却没有结果，贻误立法时机，影响经济健康协调发展。

第二，立法应立足解决现实问题，具有较强的针对性。相对国外立法，我国立法往往考虑各地区各部门的利益，强调平衡各方面利益，最后使主要矛盾和主要问题的解决被淡化和疏忽。

第三，立法应注重利用法律的强制性、规范性解决金融危机带来的问题。例如投资问题，法律对于从哪投资、投资什么、投资多少等具体问题应有明确的规定。而我国在经济活动中，很多措施具有很大的弹性，虽有投资计划，投资来源却并不明确，实施过程不断调整，调整后的执行情况还要再去耗费精力检查落实。

第四点，法律条文应详细具体，具有可操作性。我国的立法存在立法技术滞后、立法语言模糊不清、具体规范粗略等问题，严重影响法律的实际实施效果，而这是我们从美国立法中可以思考借鉴的经验。

2.对司法活动的影响

司法是指国家司法机关依据法定职权和法定程序，具体应用法律处理案件的专门活动。司法机关的裁决是具有法律效力的裁决，具有很大的权威性和强制性。为确保司法公正，应加强在危机状态下特殊司法程序与司法作用、功能的研究，充分重视司法在危机应对和危机预防方面的积极作用，切实发挥司法制裁和救济的功能。在加强政府监管措施，完善法律制度设计的基础上，通过切实有效的司法程序对监管措施予以落实，对法律制度予以强化，形成完善的金融司法体系。同时，由于金融监管有其特殊性，应当对金融监管司法程序中的问题予以讨论：

(1)金融监管的滞后性对金融司法的影响

金融业是现代经济社会结构中最为活跃的分子，金融监管无论如何调整其监管措施或监管手段，还是会出现诸如新的金融衍生品无法列入监管范围、金融机构不断拓展业务类别考验金融监管机构权限范围等诸多问题。在此情况下，现行法律无疑无法提供可供司法机关援引的成型的实体或程序规则，但是，司法的裁判功能还要发挥，这就需要司法机关在已知规范范畴内创造性地进行司法判决，以司法判例的方式为立法或行政执法提供经验。当然，在此情况下更多的压力要由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司法解释予以承担，而且要有更多的法律金融复合型人才进入法官队伍。

(2)金融案件的技术性、复杂性对金融司法的影响

金融案件一般具有专业性、复杂性、广泛性等特点，这些特点造成金融案件的立案受理与审理的困难加大。在我国的诉讼程序中，对涉及面广、涉案人员多的金融案件没有提供合理有效的诉讼途径，致使相关诉讼当事人和法院面临相当大的压力。同时，由于涉诉的双方当事人信息不对称，也造成投资者很难在一般的诉讼环境下获得胜诉。因此，针对金融案件的特点提出适合于金融诉讼的程序与规则是金融司法功能正常发挥的关键。

3.对行政执法的影响

(1)金融监管机构的地位与权限

由于金融在一国经济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各国政府对金融监管机构设置和金融监管机构权限的设定都异常重视。各国依据不同的国情对金融监管机构的法律地位进行了规定：在美国，金融监管由证券交易委员会负责，而证交会在联邦政府体制中继不隶属于总统，也不隶属于国会和最高法院，具有高度的独立性。在日本，证券监管由大藏省的证券局负责，而证券局则属于行政机关。但在我国，金融监管是由以中国人民银行为核心，证监会、银监会、保监会各负其责的“一行三会”负责。其中，中国人民银行是政府行政管理机关，“三会”则是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笔者认为，不同的法律地位必然影响到监管权限和监管效率，以此为出发点，在现行监管模式下，在适当时候提升“三会”的法律地位，使其能够独立行使行政机构的职责，这样不仅可以加强其监管的权威性，而且可以强化政府监管的职责、力度，提高监管质量。

(2)金融监管机构的行政执法效率

在此次金融危机中，各国政府金融监管机构的金融监管效率备受人们诟病，这也意味着金融监管机构的行政执法权力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在我国现行体制下，通过加强行政监管来降低金融风险无疑是最为便捷的渠道。而如何加强行政执法的效率则成为了核心问题。在我国行政法规定的行政执法权力中，行政处罚属于政府金融监管机构的重要职权之一，加大行政处罚的力度，不仅可以提高政府监管机构的权威，而且可以有效遏制违法行为的产生。

参考文献:

[1]里埃尔·罗比尼.《金融危机的起源与出路》，张玉台主编.《国际金融动荡中的中国发展和改革》，中国发展出版社2009年9月版，第104页

篇2

金融危机爆发之前，英美等西方的国家，大型的金融机构因为其良好的经营业绩，辉煌的经济成就使得许多国家都竞相模仿他们的公司治理模式。然而，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公司治理的弊病显现了出来。又由于国情的不同，即使是成功的公司治理模式，在相对的和动态的选择上，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告诉我们中国的公司治理模式要吸取英美的经验和教训，创造属于自己的独特模式。本文将针对导致金融危机爆发的因素进行分析，然后提出中国企业公司治理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建议和意见。

【关键词】

金融危机；上市公司；公司治理

金融危机爆发之前，英美等西方的国家，大型的金融机构因为其良好的经营业绩，辉煌的经济成就使得许多国家都竞相模仿他们的公司治理模式。然而，由于国情的不同，即使是成功的公司治理模式，在相对的和动态的选择上，很大程度上也是不可复制的，后来的金融危机更是提醒了我们，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公司治理模式都没有四海皆准的标准。

发端于美国，殃及到全球的金融危机使得全球的经济都收到了沉重的打击，并且由于经济在信贷危机和信心危机的双重冲击下不如了深度的衰退状态，经济环境逐渐的恶化，并进一步的对于企业的经济带来冲击。随着次贷危机的演变，各种风险都随之而来，这给很多世界性的金融机构造成了重大的损失。上市公司的破产引发的金融海啸之所以演变成为今天如此严重的全球金融危机，根本原因还是美国的公司治理机制出现了问题。而经济开放以来，美国式的公司治理机制一直被世界所效仿，中国当然也包括在其中，然后，美国经济危机的到来预示着中国应当适当的吸取美国经济危机的教训，从公司治理的角度出发，反思造成当今窘迫局面的原因并进行相应的改进政策，以此来避免危机局面程度的加深。本文将针对造成金融危机的公司治理的弊病进行反思与分析，然后针对这些弱点提出相应的改进措施。

1公司治理问题的反思

导致全球经济衰退的根本性原因，是美国公司治理中存在的弊病。公司治理无论是对美国还是对国际都有意义，即使是国企的改革，最后的问题都会落到公司治理这个难点上。由此看来，对中国乃至对世界而言，研究美国公司治理存在的问题并进行相应的反思，对于经济发展都有着相当深刻的意义。那么公司治理为什么如此的重要呢？公司治理主要是解决使资金的提供者按时收回投资并获得回报。一个好的治理结构是否选择有能力的经理人使投资者获得回报，这个问题值得所有企业关注。

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美国的公司治理结构出现了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与缺陷。

1.1公司治理法律制度的不完善

公司治理法律制度是在管理学与法学的基础之上，将二者相互融合，对公司组织、营运、管理和监督中的行为作出一系列的强制性和费强制性的法律制度安排，其制度核心不仅包括但不限于公司法和证券法等强制性规范，而且也包括但不限于公司治理原则、行业规则、企业间的协议等自律性的规范。换言之，公司治理不能分别仅仅停留在企业内部管理制度和公司法律制度两个层面，两者不应割裂，相反应该结合起来形成制度，才能使公司治理变得安全且有效率。这次全球性金融危机表明，不将二者紧密结合，公司治理就会出问题，那么金融危机的问题就会重演。

1.2规则理念的畸形

美国式的公司治理法律制度是建立在以公司自律为主导规则的基础上的，这从美国的公司立法、公司章程的地位和作用两个层面可以看出来。美国各州有自己的公司法，无不以放松政府管制为豪，甚至有所谓的“降低规则竞赛”，最低监管标准者胜出。因为如此，公司章程的地位及内容有代替公司制定法的趋势，结果是在公司治理活动中，股东运动员兼裁判员于一身现象突出，其理论依据是公司的契约理论。简言之，公司就是各个投资者制定的一个合同，政府当然不能干预契约自由签订。而碰巧的是我国新公司法的制定与出台也遵循了这一理念，其中许多内容也以公司自律规则为主，尤其事关强制性分红制度效用的关联交易制度之自律性变化等，是值得商榷的。

1.3公司治理股东中心主义的弊病

从美国公司立法传统看，公司治理机构的权力决策机制经历了股东会中心主义――董事会中心主义――经理层中心主义的过程。这种演变的好处是提高了公司治理机制的决策效率和有效性；但其负面效应也不容忽视，即容易产生经理层的滥权，尤其是董事或高管为了追求自身短期利益最大化，而可能严重背离其应尽的对公司的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美国的很多上市公司之所以敢从事一些高风险的商业行为（如次贷及相关产品），最后落到破产或被接管的地步，与其奉行的董事会中心主义或经理层中心主义不无关系。

1.4高管薪酬或激励不合理

美国式的公司治理法律制度中有关董事高管薪酬或激励机制有两大特点：一是不受强行法管制，换言之公司法一般没有关于董事高管薪酬或激励机制的强制性规则；二是薪酬奇高或激励机制配置极不合理，有的甚至荒唐。之前近年的报酬合计更是高达数千万美元。类似情况近几年也频繁发生在中国的上市公司中，也引起了广大中小投资者的极为不满，好在这种“高薪低能”现象还没到失控的地步，但也应引起立法者或监管层的高度重视。

1.5政府监管机制的内生化和创新

根据新制度经济学原理，只有在制度内生化时，制度的施行效率才是最佳的。从现有的公司法和证券法规则看，无论西方比如美国，还是东方比如中国，凡涉及到公司尤其上公司内监管时，其规则形式或内容均表现为外部性。根据外部性理论，由于外部性活动没有经过市场交易，因而企业如上市公司就不必承担外部性活动对他人所造成的损失。简言之，政府对上市公司的监管如果仅表现为外部的法律规则，而没有融入上市公司本身的规则如公司章程、内部管理规则之中，那么政府的监管效率和效果是成问题的。此外，金融创新和企业制度创新并没有错，但如果相关的外部监管机制创新跟不上，上市公司发生损害投资者尤其中小投资者利益，严重时引发金融市场动荡乃至金融或经济危机就不足为怪了。

2中国的公司治理机制的反思

2.1 公司治理的阶段

公司治理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双层治理模式，上市机构分两个机构。按照公司法，监事会与董事会有着平等的地位，同时监事会还监督董事会的经营。更像日本的模式。

第二阶段为2002年颁布重要法律，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和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的指导准则。这表示了中国向国际治理结构方面的努力。

第三阶段从股权分置改革以后，股权分置存在着历史性的问题，而这个问题有两个根本性的缺陷。一个是扭曲了资本市场的定价，还有一个便是公司治理的完善。这些问题改善之后，使市场的力量发挥更好地治理角色，在完善机制当中，使得中国的治理模式可以不断的调整和改革，在股权分置改革中，更多的依靠自身的力量，像英美模式靠拢。从治理的模式上的转变，也符合中国的在不断发展中找到最适合自己的路径。

2.2 公司治理机制的有效性评估

公司治理机制分为有外部机制和内部机制两个部分。内部治理结构有董事会和监事会等。他们通过将法律权益加强完善公司治理的长期方向。公司的控制权市场提供了一个在产品市场的损失导致危机前，完成变革机制，但是国外非常有效的治理结构在中国的作用并不明显。中国厂商的行为更多的是依赖于政府行为，或者是产业结构调整，或者是符合上市标准的技术调整。随着股权分置改革的完善，市场会在中国市场里面扮演重要的治理角色。下面我们就针对中国公司治理中存在的普遍的错误认识进行详细的说明。

2.2.1针对股权结构过度分散的反思

长期以来，中国许多上市公司的股权集中于大股东手中，甚至是国家控股。这样的“一股独大”模式容易导致关联交易，董事会的独立性不足，小股东的权益

容易受到侵害，公司的控制权市场无法发挥作用，存在着很多诸如这样的问题。面对这些问题，很多人建议说我国的上市公司应该效仿英美公司，通过国有股减持，增发社会公众股等方式来实现股权结构的分散化，但是这样并没有根据中国的具体问题来进行具体的分析，一味的效仿英美公司治理模式实在有失偏颇。因为，股权结构分散下的英美公司治理事实上存在着很多难以克服的问题，分散的小股东还是没有能力监督管理层，而且很多时候也不愿意去监督管理层，追求自身短期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忽略了公司的长远利益，管理者很容易在公司发展战略及经营管理上背离其应尽的公司的忠实和勤勉义务。

然而，以我国目前的市场现状来看，我国的法律传统、意识形态、行业特点和市场发展程度都决定了我国现阶段公司面临的基本公司治理问题差别很大，不能简单的模仿，而是公司治理的核心还应该从实际出发，有选择的解决公司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所有者和管理者之间合理的委托关系，实现股权分散和股权集中的一种适度平衡关系。股权结构分散会导致高管控制力过大，这样导致对于公司的有效控制难度加大，公司的管理人员权力过大、不收制约、谋取私利现象过于严重。

2.2.2针对独立董事泛滥的反思

我国上市公司基本按照公司法的要求建立了以董事会为核心，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高管层相互制衡的公司治理架构。为解决股权过度集中导致的董事会由大股东或管理层操纵问题，监管机构开始重视设立独立董事，以增强董事会监督高管层、保护中小股东权益的能力。这本来是无可非议的，但真理再向前多迈一步往往可能变为谬误。

各方相关方的利益之间达到一种有效制约和平衡就是公司治理能达到的最好的目标，未了避免控股股东不当侵犯中小股东的利益和内部人控制问题，独立董事占有董事会适当的比例就好，更重要的是要保证独立董事所具备了良好的专业素养和职业道德。

2.2.3针对股权激励的反向作用的反思

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体系一直是股权激励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激励高层管理者帮助公司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公司往往认为激励力度越大，越有利于解决委托人和人的目标问题。现实的公司治理中，几乎所有的公司都实施了股票期权或股票增值权计划，将高管的薪酬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与公司利润联系在一起，我国的许多公司也引入了这种股权激励机制。

在本次的金融危机中，西方国家的这种股权激励机制的失灵便遭受到了人们的质疑，这就值得中国的企业停止以为的效仿，而是应该开发出更加适合中国国情和经济现状的激励制度，在保证公司和股东的收益的基础上的同时进行激励。中国当前的股权激励机制都是强调奖赏或惩罚等短期行为，而忽略了公司的长期持续发展，从而带来了巨大的风险隐患。

2.2.4针对股东利益至上信条的反思

对于传统的公司治理理论，大家一直信仰着股东利益至上的原则。因为股东为企业投入了大量的资金还承担着企业经营的风险，因而股东一致拥有着很高的地位。但是对于现代企业而言，企业的经营管理除了影响股东的利益之外，还涉及到了债权人、客户、员工、供应商、社会或政府等等很多利益相关者的利益。金融机构的内在脆弱性和风险扩散性会极大的破坏经济金融秩序，片面的强调股东利益至上会激励股东和管理者过度冒险，侵害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在盲目追求利润的同时损害了客户和社会公众的利益，这样使得自身也深受其害，无法实现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2.2.5针对国际监管准则盲目服从的反思

国际监管准则作为发达国家和国际权威机构对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经验的总结有很多的东西值得我们借鉴，我国的商业银行同样遵守着这一规则。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国际监管准则不容置疑。国际监管准则仍处在不断发展演变的过程中，我们不必盲目跟从，而是应该更多的结合实际国情，批判性地加以吸收和利用。

3中国的公司治理的启示和建议

选择一种运行良好的公司治理模式对于实现社会和谐和社会公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然而，中国先到公司的建设和公司治理的模式仍然处在探索的阶段，中国一直没有提出一个明确的公司治理的长远发展目标，在像英美等发达国家学习的同时，结合自身特点进行改进。根据我国目前的体质环境和法律框架，从公司内部监督和控制方面来说，股权分散，拥有动力和能力的大股东的存在仍旧是十分必要的。这有利于建立相互制衡的公司治理模式，进而建立现代企业公司治理的理论模式。

在金融危机发生后，英美国家都针对公司治理进行了一些新的探索，包括高管薪酬、信息破路等具体治理规则方面出现了一些新的动态。

3.1加强金融监管力度并强化国际监管合作

重视系统效应的监管责任。本轮金融危机在金融监管方面最主要的教训之一，是对整个金融体系的系统效应及其监管责任的疏漏。危机发生之前，似乎任何一个金融机构都可以提出一个政策目标，且这些政策目标都被狭隘定义以便量化，而对于系统效应的责任则被遗漏。单一金融机构的理性和稳定运行不一定能带来整个金融体系的理性和稳定。因此，建立以防范系统性风险为目标、以整个金融体系的系统效应为监管对象的宏观审慎监管机制是健全稳定的金融体系、加强各机构公司治理的重要基石。

建立综合监管模式并加强国际监管合作。本轮金融危机充分表明，随着金融创新的活跃和金融产品的发展，传统金融子市场之间的界限已经淡化，跨市场金融产品日益普遍，跨业监管和跨境监管以及国际间的协调和合作显得日趋重要。建立覆盖面宽的、科学合理的综合监管体系有利于消除监管空白，减少监管重叠，提高监管效率。随着我国金融综合化经营规模的扩大，亦有必要加紧探索改变多年来单一的、缺乏沟通协调的条块分割的分业监管模式。同时，随着“走出去”战略的选择和实施，应积极推进国际金融监管协调与合作，避免各国监管竞争纵容各自金融机构的高风险行为，从而防范金融风险和金融危机在全球蔓延。

3.2高管激励约束要全责对称，避免短期激励过度

此次危机发生之后，美国的上市公司监管机构开始介入高管薪酬这一公司治理中的传统自治领域。一是推动投资者对高管薪酬进行年度表决，对受政府救助的银行的将近设置封顶规定；三是重新考虑薪酬结构体系，与每股收益挂钩的衡量标准让高管们的注意力偏向短期表现，而实际上公司应关注以长期现金流为基础的衡量标准，奖励那些作出价值创造投资的管理者，如果采用股票或期权，那么奖励应以市场或同业表现为基准。

在中国，针对高管薪酬失控的现象，高管薪酬的问题应当引起中国有关监管机构更多的关注。中国存在着独有特色式的股权结构，国有股一股独大的现象普遍存在，因次有人建议可以考虑对高管薪酬进行股东分类投票表决制度，并给予中小股东对高管薪酬方案的适当否决权。

3.3完善董事会的人员构成和履行职能

在此次危机中，人们发现，随着金融企业的巨大损失的出现，人们意识到董事会并不是总是朝着维护股东利益最大化的方向前进的。为此，有关部门推出了一系列有关董事会的改革措施。对于中国而言，独立董事和监事会形同虚设，即使中国的企业一直在强调着改进弊病，却见效甚小。就公司内部治理而言，平衡好重大事项的决策和监督是非常关键的。通过修正相关的规定与方案来提高董事会的效率，公司可以选择解散监事会，成立替代委员会，如审计委员会、薪酬委员会和提名委员会。将董事的监督和管理职能分开，强化监督职能的地理性，加强管理职能的专注性。

而对于那些规模庞大，且对于整个中国市场具有系统性意义的公司来说，监视机构应该制定更高的治理标准。使得这些机构的独立非执行董事应该具备更加完善的知识才能，有能力为管理层提供实质性的指导。通过完善董事会人员构成和履行使得董事会能够在公司治理中发挥切实有效的作用，在股权高度分散的今天保证股东的利益。

3.4 设计合理的薪酬激励机制

本轮金融危机告诉了我们要综合考虑基本薪酬、年度奖金和长期激励等激励工具在薪酬结构中的比重，合理匹配短期激励与长期激励、薪酬水平与经营业绩及风险的关系。为了有效抑制金融机构管理层盲目追求短期利益的冒险动机，基本薪酬的绝对水平要比较高，提高绩效薪酬中长期激励的比重，降低短期激励的比重，并将长期激励的兑现条件从股票价格等市场指标更多地转向关注可持续发展的内部绩效指标。

强化薪酬激励机制的约束功能。从本轮金融危机可以看出，如果薪酬激励机制光看业绩而不看风险、只重奖而不重惩或者奖惩失当，就会失去应有的激励约束功能，沦为管理层谋求私利的工具。实践证明，高管绩效薪酬要根据公司整体风险水平进行调整，使风险成为管理层提高绩效薪酬水平的重要约束因素。同时，要特别重视未来风险在薪酬确定中的作用，对高管层及对风险有重要影响的员工实施薪酬的延期支付。

3.5 注重解决我国公司治理问题的特殊性

我国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结构建设取得了较大的进展，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高层管理的组织架构基本建立。但是我国在公司治理仍然存在着诸多问题，主要是“形似而神不似”的问题。没有真正实现董事会的指导决策，高管层的经营管理和监事会的监督约束相统一的业务经营、风险管理、稳健发展的机制。另外，我国公司治理模式综合了英美国家的治理方法，但如何明确公司治理主体的职责边界，形成互为补充、团结高效的公司治理架构，仍将是我国公司治理建设的一个重要环节。

没有任何一种公司治理的模式是适应于每一个企业的，公司治理模式不仅是路径依赖的，也是动态演进的。在公司治理模式的确立和演进过程中，不仅社会法律制度的传统、企业制度的历史和企业文化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企业管理的实践和企业经营的状态也有着相当重要的影响。中国不能再盲目的跟随效仿发达国家的公司治理模式，现在，我们必须吸取欧美国家的教训找到最适合自己的经济发展出路。

参考文献：

[1]曹延求，于建霞.公司治理研究的深化与拓展：对近期文献的回顾，产业经济评论，2007.6

[2]徐明，杨伯国.经济危机下的公司治理问题及应对》，《法学，2010.6

[3]邓峰.中国公司治理的路径依赖》《中外法学，2008.1

篇3

论文关键词：金融危机,上市公司,内部控制,配套指引

我国证券市场虽然不到20年，但发展迅猛，目前上市公司已有1800多家，完全通过证监会的监管来保证上市公司的会计信息真实、完整，这个任务显然过于繁重。事实上，假如证券市场上的参与者都有造假动机，再健全的监管体制也是有心无力，加强上市公司内部控制建设也日趋重要。目前证监会按照“选择试点、逐步推广、总结经验、稳步推进”的原则，分步骤、分阶段地推进企业内部控制规范在上市公司的实施，并将该规范的实施时间明确为最迟2012年，距今不到2年的时间，可见加强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规范迫在眉睫。

一、内部控制的概念与发展阶段

所谓内部控制，是为实现经营管理目标、组织内部经营活动而建立的各职能部门之间对业务活动进行组织、制约、考核和调节的方法、程序和措施。[1]

从美国安然、世界通信和施乐等一系列的会计造假和商业欺诈事件，到英国巴林银行和法国兴业银行的破产，这一系列耸人听闻的事件都和公司内部管理有关。内部控制是内部管理的重要环节，正是内部控制的缺失和失效导致公司管理不善，经营出现问题。而西方国家早已认识到内部控制的重要性，纵观内部控制理论的发展历程，大致上经历了以下四个阶段[2]：1、内部牵制阶段：主要体现为职务分离和相互牵制，以保护资产完整和查错防弊为目标。2、内部控制制度阶段：从审计视角提出了内部控制健全性、有效性的基础审计模式。引入了“会计控制”和“管理控制”来界定审计范围。3、内部控制结构阶段：这阶段正式提出了控制环境的概念，实现了从“制度二分法”向“结构分析法”的转变。4、内部控制框架阶段：将内部控制分为控制环境、风险评估、控制活动、信息与沟通和监督五个组成部分[3]。COSO框架已经将内部控制上升为一种管理理念，它将企业风险、内部控制制和公司治理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我国内部控制起步较晚，早期琼民源、银广夏、郑百文等财务舞弊频频在证券市场曝光，[4]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理论界对内部控制和会计信息披露的探讨，政府也相继出台制度推动我国内部控制规范发展。日前财政部会同证监会、审计署、银监会、保监会5部委联合了《企业内部控制配套指引》等18项应用指引，更是标志着适应我国企业实际情况、融合国际先进经验的中国企业内部控制规范体系基本建成。

二、我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的现状与问题

当前全球金融危机的危害还在蔓延，大部分的上市公司提高了对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的重视程度。如今汇率问题、期货套期保值曾经陌生的词语随着上市公司中信泰富外汇交易巨亏、深南电深陷对赌合约慢慢让我们了解。[5]据德勤的调查，约82.35%的企业为应对金融危机而组织了内部控制的梳理活动，并且有约76.47%的企业表示其内部控制的工作重点会随着金融危机的影响进行调整，重点关注受影响较深的薄弱环节，加强内部控制检查的频率，有针对性的加强内部控制管理。但仅有17.65%的企业落实了内部控制考核工作，表明目前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大多是“救火式”的管理，内部控制还没有溶入上市公司的生产经营各个环节，形成内部控制的长效机制。

1、管理层对内部控制的认识不足

大部分上市公司开展内部控制只是因为行政性的强制推行，内控制度只是简单复制，与公司实际情况脱离，制度不具可操作性，管理层在内部控制建设上体现出的盲目性，导致了内部控制工作达不到预期效果，内部控制建设导致成本费用增加，却得不到应有的效益，这种情况更进一步导致管理者不能正确客观认识内部控制建设的作用，只是在形式上满足监管要求，而非在实质上让内部控制溶入日常经营管理，脱离监管机构的初衷。

2、上市公司内部控制环境需要改善。

中国的大多数上市公司由于股权集中，容易导致“一股独大”[6]。董事会和监事会只是形式，作用虚拟化，削弱了内部控制的有效性。我国上市公司大多从国有企业改制而来，因此国家处于绝对或相对控股地位，还有近年中小板和创业板的上市公司很多是家族公司，股权过于集中使得拥有绝对控制权的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凌驾于制度之上。大股东从自身利益出发，其决策容易侵占上市公司的利益，但没有其他股东可以牵制。

3、内部控制体系不规范。

目前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制度体系缺乏系统性和完整性，没有覆盖所有的部门和人员，没有渗透到企业各个业务领域和各个操作环节，片面的认为内部控制制度就是企业内部成本控制、内部资产安全控制、内部资金控制，即内部会计控制。

目前上市公司内部控制缺乏可对比性和可参考性，随着企业内部控制配套指引的颁布，以前政出多门的情况得以统一，企业在内部控制的建设、评估和报告披露方面有了统一和清晰的标准。

4、风险管理意识不强。

自我国加入WTO以后，我国的经济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目前我国衍生金融产品如股指期货、融资融券刚刚推出，大众对衍生金融产品的认识还不足，长期在低风险下运营的企业管理者风险意思淡薄。我们在引进华尔街创新产品的同时也要看到美国金融危机、冰岛和希腊的国家债务危机。

衍生金融工具是个双刃剑。如果不建立一个有效的内部风险控制体系，其杠杆效应带来的后果很可能是毁灭性的。“中航油事件”就是一个典型案例，一个因成功进行海外收购曾被称为“买来个石油帝国”的企业，因参与石油期货交易巨亏5.5亿美元。缺乏全面风险管理，没有建立防火墙制度，我国上市公司将很难适应新的竞争环境，给企业发展留下了巨大的风险隐患。

5、内部控制控制的执行不力。现有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评价的牵头部门多是内部审计部门，我国的内部审计机构往往实质上由管理层领导且与其他部门平行，因此独立性、权威性较差，而且内部审计人员大多是由财会部门转来或由财会部门人员兼任，缺乏审计知识，同时内部审计侧重于查错防弊。注重事后监督，不注重事前、事中的控制；重视财务报表的审计，忽略对公司的管理现状进行分析、评价，并提出建议。这样企业并没有真正认识到内部审计的作用，以致内部审计机构并未真正发挥其作用。

6、缺乏与内部控制相关的信息系统。

[5]根据德勤2009年对我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调差分析报告，52.94%的上市公司认为缺乏与内部控制相关的信息系统是当前企业内部控制的主要问题之一。而且这也是德勤连续三年调查中一直存在的老问题。主要表现在内部信息传递不通畅，缺乏内部控制有关的信息系统。

三、加强上市公司内部控制的建议：

（一）、强化公司内生动力，转外部推动为内部主动

虽然企业开展内部控制的最初动机都是监管要求，强化上市公司内部控制的内生动力，由被动遵循变为主动提升。（1）加强管理层对内部控制的认识。内部控制的培训不仅局限于业务具体部门，应从管理层做起，只有管理层对内部控制认识正确、深入、全面，才能重视内部控制制度的建设，才能确保内部控制的监督执行。（2）充分考虑企业内部控制体系与现有管理体系的对接,实现成本效益相结合。健全而有效的内部控制应该是融入企业管理的每一角落，即使低概率事件也应有相应制度来对其进行约束。（3）各部门、各岗位形成相互制约、相互监督的格局，即使高层管理者也不能越权违规操作[7]。

（二）、优化公司内部环境。

内部环境是企业实施内部控制的基础，环境要素是其他一切要素的核心，是其他要素作用的基础。（1）优化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使权力有所制衡。强化董事会在公司治理结构中的主导地位，发挥独立董事的作用，完善监事会制度。（2）建立良好的企业文化，提高员工素质，履行企业社会责任。（3）公司人力资源政策和激励约束机制需要跟进，否则可能导致关键人才流失、经营效率低下或企业商业秘密泄露。

（三）、处理好外部审计与自我评价的关系，构建企业、注册会计师和有关监管部门三位一体的、有效的内外部监督评价体系。

（1）内部控制的评价应独立、客观，牵头部门仅为审计部门或者财务部、董事会办公室都不够独立，应当成立审计委员会。赋予审计委员会监督内部控制有效实施和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情况、协调内部控制审计等方面的职能。（2）目前引入了强制审计，促使注册会计师遵循《企业内部控制审计指引》提出的各项要求，对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发表审计意见。（3）监管部门在对企业、会计师事务所提供良好服务的同时，密切关注和跟踪处理好内部控制规范实施过程中产生的各种问题，从全局出发兼顾整个行业的共性督促公司完善内控制度建设。

（四）、建立全面风险管理为基础的内部控制体系

全面风险管理涵盖了内部控制，而内部控制是全面风险管理的必要环节。本次金融危机倒下的雷曼兄弟、AIG等老牌巨头使我们认识到企业所面临的风险的复杂性和危害都在增加。内部控制体系和全面风险管理体系虽然相互独立的，但两者在内涵上也有一定重合，企业需要综合考虑自身业务特点、发展阶段、信息技术条件、外部环境要求等，确定选择合适的管理体系和建设重点。

（五）、完善信息系统。

（1）建立内部信息沟通渠道。公司管理当局应让每位员工明确各自的职责，了解自己在控制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各自的信息传递对象、内容、方式和渠道。（2）建立外部信息沟通渠道。分别针对客户和供应商，针对竞争对手，针对投资者，针对监管者建立不同的沟通聚道。

四、结论

综上所诉，金融危机下我国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的内在需求更加迫切，虽然多部门颁布的内部控制配套指引为完善企业的内部控制提供了模板和标准，但因其范围广、要求高，企业需要结合自身实际情况，抓紧时间探索出适合的内部控制制度建设，提升企业整体管理水平。

参考文献

1 周在霞,内部控制[M]:立信会计出版社,2009

2 刘大勇,李翠霞,关于企业内部控制制度的研究[J],商业研究,2008(5)

3 Charles A Saia : Internal Control, the School of Business Quinnipiac College, 1992.12

4 兰飞,我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失效及评价研究[D],武汉理工大学,2004

5 德勤-中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调查分析报告,2009

篇4

关键词：有效需求不足；信用危机；过度消费；生产过剩

中图分类号：f8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2）05-0025-07

此次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发生以来，国内外学界对这场危机的实质作了大量的研究，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但是，也有一些观点，如果联系危机发生的过程和现实，运用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加以分析，就会发现其中的非科学性、荒谬性以及为资本主义制度的辩护性。本文在对当前国内外学界一些观点进行评析的基础上，对此次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实质、形式、特点及相关问题进行探讨，以求真理。

一、国内外学界关于此次金融和经济危机实质问题的观点及其非科学性

源自美国次贷引发的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发生以来，国内外学界对这场危机的实质作了大量的研究，其中，有以下观点值得关注：（1）此次危机在本质上是“有效需求不足”[1]、“储蓄过剩”或“储蓄相对于投资过剩”的危机[2]；（2）此次危机实质上是一场“支付危机”[3]、“具有高度传染性的清偿力危机”[4]或“信用危机”[5]；（3）此次危机的实质在于“过度消费”[6]；（4）当前的危机“是一场国家干预的危机”[7]；（5）“这场危机是盎格鲁——萨克逊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危机，是华盛顿共识的危机”[8]；（6）美国危机的本质是“信心危机”[9]；（7）道德危机“可能是我们面临的问题的症结”[10]；（8）这是一场“资产负债表引起的风暴”或“资产负债表的危机”[11]等。

上述观点，从表面看，似乎有一定道理，但如果联系危机的历史和现实加以分析，就不难发现其中的非科学性。

拿“有效需求不足论”来说吧。早在19世纪初期，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西斯蒙第就有“群众消费不足”的说法。但能否以“消费不足”来解释危机的实质呢？答案是否定的。认为，“群众消费不足”或“消费水平低是数千年来的经常的历史现象”，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中“普遍的商品滞销”，只是资本主义大工业时期到来之后“才变得明显”。[12]“群众的消费水平低，是一切建立在剥削基础上的社会形式，从而也是资本主义社会形式的一个必要条件；但是，只有资本主义的生产形式才使这种情况达到危机的地步”[13]。在说明当代资本主义金融和经济危机时，应当承认“群众消费不足”这个事实，但只能把它放在应有的从属地位，而不能用它来解释危机的原因和实质。从历史到如今，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每一次都恰好有这样一个时期作准备，在这个时期，工资会普遍提高，工人阶级实际上也会从供消费用的那部分产品中得到较大的一份。”[14]“群众的消费水平”可以作为“危机的一个先决条件”，“但是它既没有向我们说明过去不存在危机的原因，也没有向我们说明现时存在危机的原因。”[15]20世纪30年代，作为对“群众消费不足论”的发展，凯恩斯又提出“有效需求不足”论。按照凯恩斯的说法，有效需求由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构成。有效需求不足，系由消费太低和投资萎缩所致。消费太低和投资萎缩，则是由消费倾向、资本的边际效率和灵活偏好三大基本心理因素或心理规律决定的，由于消费太低和投资萎缩，结果导致生产过剩，危机随之发生。经济危机在实质上就是由上述三大基本心理因素或心理规律导致的有效需求不足而发生的经济萧条或生产过剩的危机。此次危机在本质上是“有效需求不足”的说法，实际上是19世纪初期西斯蒙第“群众消费不足”论和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有效需求不足”论在21世纪初期的再现，它不是把危机的原因归结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而是归结于人民群众的“消费不足”或“有效需求不足”，掩盖了危机的真正根源，歪曲了危机的实质，带有浓厚的主观唯心论色彩。

把此次危机的实质说成是“支付危机”“清偿力危机”或“信用危机”也是不科学的。首先，“支付危机

“清偿力危机”或“信用危机”，只是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常见现象和重要组成部分，或者说只是危机的起点或爆发点，而非危机的实质和原因。“在危机期间，支付手段感到不足”，清偿能力丧失，“这是不言而喻的。“[16]研究和揭示危机的实质，不能只看现象和发生的始点，而必须由此出发，深入问题的内部，揭示其内在的联系和根据。“在再生产过程的全部联系都是以信用为基础的生产制度中，只要信用突然停止，只有现金支付才有效，危机显然就会发生，对支付手段的激烈追求必然会出现，所以乍看起来，好像整个危机只表现为信用危机和货币危机。”[17] 事实上，“只要再生产过程不断进行，从而资本回流确有保证，这种信用就会持续下去和扩大起来，并且它的扩大是以再生产过程本身的扩大为基础的。一旦由于回流延迟、市场商品过剩、价格下降而出现停滞时，产业资本就会出现过剩”，“只要再生产过程的这种扩大受到破坏，或者哪怕是再生产过程的正常紧张状态受到破坏，信用就会减少。通过信用来获得商品就比较困难。要求现金支付，”“每个人都想卖而卖不出去，但是为了支付，又必须卖出去，”“正是在这个信用最缺乏（并且就银行家的信用来说，贴现率也最高）的时刻，不是闲置的寻找出路的资本，而是滞留在自身的再生产过程内的资本的数量也最大。”“这时，由于再生产过程的停滞，已经投入的资本实际上大量闲置不用。工厂停工，原料堆积，制成的产品充斥商品市场”[18]。因此，整个经济运行突出地表现出来的虽然是支付手段缺乏，清偿能力衰竭，信用崩溃，但究其原因，却是由生产过剩引起。经济危机，实质上就是生产过剩的危机。这次由美国次贷引发的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也不例外。2000年，美国互联网泡沫破裂之后，房地产业即成为支撑经济增长的支柱，为了加强房地产业，刺激经济增长，美联储连续13次降息，实行扩张政策，结果房地产业迅速扩张，形成过剩局面。为了缓解过剩，银行家、商家和美国政府沆瀣一气，采取各种措施鼓励居民举债消费，结果使居民债务迅速膨胀。2006年，美联储为抑制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又连续17次加息，致使购房者还贷负担加重，市场需求急剧下降，房产价格急剧下跌，次贷违约率急剧上升，诸多贷款机构和投资机构相继破产，危机随之发生。这次危机也突出地表现为支付手段短缺，清偿能力枯竭，信用崩溃，但危机的实质却不在这些，而在于房地产业的过度扩张，生产过剩。“支付危机”“清偿力危机”“信用危机”论，实际上只是“那些根据自身的个人需要来判断危机的小资产者所想象”出来的幻境[19]，而非这种幻境背后的真谛。 实质在于“透支消费”或“过度消费”的观点，其非科学也是显而易见的。就这次危机来说吧，本来是由于美国政府为了刺激经济增长，实行扩张政策，引起房地产业膨胀和过剩所致，是生产出了问题，而不是消费出了问题；本来是由于美国政府、银行和商家为了推销过剩的住房商品，相互勾结，采取各种措施，鼓励居民举债消费，导致居民债务膨胀，债务锁链拉长，最后由于政府紧缩政策，利率上升，购房者还贷负担加重，次债锁链破裂所导致，而不是居民透支消费、过度消费所造成；本来由于剩余价值规律和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所决定，一方面房地产业过度扩张，生产极大过剩，另一方面，广大群众，无力购买，不得不在政府和商家的引诱下，举债购房和消费，而不是广大群众追奢求侈、豪华消费。把危机的实质归结于“透支消费”和“过度消费”的观点，割裂了生产与消费的辩证关系，是“消费决定论”在危机实质问题上的反映。

把“国家干预”或“华盛顿共识”说成是危机的实质的观点，也不是什么新鲜异见，而是新国家干预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两种经济理论在危机实质问题上的反映。前一种理论以凯恩斯经济学为基础，以批判新自由主义理论、揭示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在经济运行过程中造成的恶果、以致引发危机的弊端为宗旨，主张以新国家干预主义理论和政策来拯救经济，解决经济崩溃问题。后一种理论，则是以斯密和李嘉图古典自由放任的市场理论为渊源，以经过改进了的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为基础，以治理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滞胀为背景，以“撒切尔主义”“里根经济学”和“华盛顿共识”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集合体。这种理论是盎格鲁—萨克逊模式即英美资本主义模式的理论基础，主张以某些改良的经济政策来治理危机，目的在于防止和避

免建立在西方经济学假设和理论基础之上、经过几十年构建的资本主义“知识大厦”和“理智大厦”的轰然崩塌、危及资本主义制度的生存。两种理论观点貌似相互对立，不可一世，但细究起来，却有明显的一致性。它们都把制度性危机说成是经济体制或经济模式危机，从而掩盖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和剥削本质；都把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和政策体系的失灵当作危机的实质，回避资本主义制度及其基本矛盾必然产生的、普遍而基本的经济现象即生产过剩这一危机的实质；都把危机的责任推给对方，歪曲或掩盖危机的真正根源和实质，带有明显的辩护性质。把危机说成是“信心危机”的观点，同样没有什么新意，完全是在现代西方经济学中十分流行的凯恩斯、庇古和拉文顿等关于“心理危机论”的翻版。这种理论认为，当资本家对社会和自己的经济状况充满信心并抱有乐观情绪时，就会增加投资，扩大经营规模，从而推动经济的高涨和繁荣；而当资本家过度乐观，对经济形势误判，产生错误时，悲观情绪就会油然而生，压缩投资规模，导致有效需求减少，引发危机。把危机归结为资本家缺乏信心，完全颠倒了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状况与这种状况在资本家心理上的反映即“信心“之间的关系，把属于意识范畴的心理状态说成经济运行状况的决定性因素，把危机的现象当作危机的实质，歪曲危机的根源和原因，以其荒谬的理由，呼吁政府通过财政“补贴”，对贪婪成性的金融财团进行“市场救助”，使之摆脱破产倒闭的境地。这种理论的唯心主义世界观基础和阶级本质是再明显不过的了。

至于把危机说成“道德危机”的观点，更是荒谬绝伦。认为，道德是一个意识形态范畴，是一定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思想、观念、意识的产生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观念、思维、人们的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关系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的。”[20]“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21]。还认为，道德“在阶级社会中，始终是阶级的道德；它或者为统治阶级的统治和利益辩护，或者当被压迫阶级变得足够强大时，代表被压迫者对这个统治的反抗和他们的未来利益。”[22]。“每一个阶级，甚至每一个行业，都各有各自的道德，而且也破坏这种道德，如果它们能这样做而不受惩罚的话。”[23]“在历史上剥削阶级的道德，都是虚伪的，都是剥削和压迫广大劳动人民的工具。”“绝大多数的人民都不过是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充当了一小撮特权者发财致富的工具。但是所有过去的时代，实行这种吸血的制度，都是以各种各样的道德、宗教和政治谬论来加以粉饰的”。[24]在这次金融和经济危机中，华尔街金融巨头似乎只是个人的行为，但历史已经证明，这些个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的历史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25]华尔街金融巨头的贪婪和道德缺失，决不是这些人的天性，而只能是资本的天性，或者说，只能是现存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天性。对此次金融和经济危机的本质和原因，“不应当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经济学中去寻找。”[26]把此次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实质说成是华尔街巨头的“道德危机”颠倒了物质和意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政治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的关系，在世界观方法论上“从天上降到地上”[27]，陷入了历史唯心主义的思维定式之中；三是在谈论此次金融和经济危机时，不涉及资本主义制度，不涉及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及其运行规律，或者故意掩盖在上述因素作用下的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普遍的、基本的现象和特征，歪曲危机的根源和实质，自觉或不自觉地投入金融垄断资本的怀抱，充当了垄断资本的辩护人。列宁曾经说过：“当人们还不会从任何一种有关道德、宗教、政治和社会的言论、声明和诺言中揭示出这些或那些阶级的利益时，他们无论是过去或将来总是在政治上作受人欺骗和自

己欺骗自己的愚蠢的牺牲品的。”[28]在研究和分析此次由美国次贷引发的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时，这句话应当成为这些人的警钟！ 危机也绝不是“资产负债表的危机”。谁都知道，“资产负债表”只是经济或资产经营运作状况的记录，是经济或资产运营信息的反映和提供者，是经济或资产运营的现象，而决非经济或资产运营危机的根源、原因和实质。把作为经济或资产运营状况的记录、信息的反映和提供者也说成是危机的根源、原因和实质，真是滑天下之大稽，在此，就不浪费笔墨予以评价了。

二、此次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实质是什么

从当代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状况以及危机发生的过程和特点来看，此次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在实质上，依然是一场生产过剩的危机。

从理论上看，自19世纪2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第一次生产过剩的危机发生以来，资本主义已经经历了若干发展阶段。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又由私人垄断经过国家垄断发展为以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国际垄断同盟为特征的国际垄断。目前，国际垄断已发展为以金融资本垄断为龙头，金融、经济、政治、军事以至意识形态话语权垄断为一体的超级国际霸权垄断的资本主义。与古典资本主义相比，当代资本主义在各个方面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是，在当代资本主义的经济运行中，其固有的基本规定性仍然未变，引发危机的各种因素依然存在。这些因素虽有深化和发展，但它们作为系统性因素发生作用的结果，仍然推动着资本主义经济不断走向周期性过剩，引发危机。

第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特点依然存在，并向世界范围发散，日益具有普遍化的品格。商品关系的普遍化雇佣劳动制度以及剩余价值生产的直接目的和决定性的动机，作为资本主义生产突破其有支付能力需求的界限和走向无限扩张的激素，使资本主义始终不能走出生产过剩的怪圈。

第二，作为资本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剩余价值规律和竞争规律依然存在，其作用的力度越发增强，以其强制性的内在动力和外在压力，推动资本以无限的规模和深邃的内涵进行扩张和发展，从而使资本主义生产不能不具有过剩的趋势和特点。

第三，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虽然经过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多次改良和调整，仍未得到解决，并且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导的国际体系蔓延和扩展，演变为经济全球化与占有制的私人性的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这一矛盾的深化和发展，必然导致资本、生产和贸易的无序扩张，经济结构的失衡，资本剥削的加强，贫富差距的拉大，劳动与就业、生产与消费、供给与需求等经济运行的各种矛盾在对抗中进一步发展，不断把世界经济推向结构性过剩和全面过剩，走向危机的深渊。

第四，资本主义的发展，垄断规律的产生和作用，使自由资本主义发展为垄断资本主义。但由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存在，垄断虽然限制了自由竞争，但并未消除竞争，反而使竞争更加剧烈，具有垄断竞争的特点。垄断竞争的产生，使竞争的对手、竞争的内容、竞争的手段都发生了变化，竞争的程度更加惨烈，破坏性更加巨大。各垄断组织为了扩充自己的经济实力，加强自己在竞争中的地位，获取高额垄断利润，无不利用自己雄厚的资本和先进的生产能力，进行生产规模的扩张。这样，就不能不使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进一步深化和发展，从而使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无政府性和国民经济各部门发展的不平衡性迅速增长，供给与需求、生产和消费的矛盾进一步加剧，生产过剩的局面进一步发展，危机发生的机率进一步增大。

第五，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自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以来，这一规律作用的深度、广度和强度也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顶点。这一规律的作用，不仅导致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国际垄断同盟的产生，而且也引起各国垄断同盟实力对比的变化。实力对比的变化，不仅引起各国垄断同盟之间更加剧烈和更加残酷的竞争，而且还引起资本主义各国之间对经济领土乃至殖民地的争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新殖民主义出现，虽然许多原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在名义上获得了独立，但垄断资本在经济和政治上瓜分和重新瓜分世界的阴影依然笼罩在世界的上空。资本主义瓜分世界是靠“实力”说话的，而实力是随着经济发展速度的变化而变化的。各垄断资本主义国家为了维护和巩固自己在国际上的垄断地位，必然会运用雄厚的资本和先进的生产

能力，推动经济的扩张，使生产越过市场的界限，走向过剩。

第六，在当代国际经济政治格局中通行的是霸权规律。美国作为一超独大国家，处于霸主的地位。美国利用国际货币体系实质上的美元本位制和金融霸权，不断向国际市场输出美元，吸收发展中国家的物资输出，从而提高国内的消费水平和对外资产的控制权，同时又利用贸易霸权大肆提高高新技术产品和高端产品的价格，并以国家安全为由，制定相应法规严格限制这些产品的出口；而发展中国家为了赚取外汇和引进外资，求存图强，又纷纷采取以出口导向为特征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这样，就必然导致美国国际收支赤字越来越大，广大发展中国家手中结余的美元越来越多，从而不得不循环回美国用以购买其政府的债券。这样，就不能不造成美国的债务过剩、国际流通中的美元过剩和发展中国家用于出口的商品过剩。在美国国内，为了构建“一个人人拥有住房的社会”，美联储又推行了信贷扩张政策，结果推动了房地产业的扩张和金融机构之间、金融机构与居民之间债务锁链的延长。房地产业和金融业的扩张，又带动了建筑、建材、钢铁、汽车等相关产业的发展。这样，不仅造成以房地产为龙头的各项产业的全面过剩，而且还造成了信用膨胀、流动性过剩、投机过剩、金融商品及其衍生商品过剩、债务和次级债务过剩。这样，国际经济与美国国内经济的各种过剩就相互作用、相互结合，导致此次深重的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发生。

从现实来看，在此次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过程中，生产过剩的内涵与马克思在《资本论》及相关著作中所揭示的相比，显著地扩大了。马克思依据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危机的情况，认为生产过剩一是指商品的生产过剩[29]，二是指资本的生产过剩[30]，其中商品的生产过剩是指“作为按一定的利润率剥削工人的手段的劳动资料和生活资料的过剩”[31]，而资本的生产过剩实质上“就是危机中出现的产业资本过多的现象，即产业资本的过剩”[32]。在当代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中，生产过剩虽然也包括商品的生产过剩和资本的生产过剩，但商品的生产过剩除了包括生产资料商品和生活资料商品等物质商品过剩之外，还包括金融商品和金融衍生商品过剩。而资本的生产过剩，除了马克思所说的产业资本过剩之外，还扩展到金融资本和以各种有价证券形式出现的虚拟资本。 次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实质的生产过剩，在形式和规模上也有了较大发展。

第一，货币过剩。2001年以来，美联储为了防止因互联网产业泡沫破裂和“9·11”事件所导致的经济持续衰退，放宽信贷管理，实行扩张政策。2001—2003年间，连续13次降低利息率。同时，还利用短期标售、定期证券借贷、一级交易商信贷等货币政策工具，直接向金融市场的多个子市场注入流动性；利用贴现窗口直接向商业银行贷款，鼓励社会客户从银行大量提取现金；结果使流通领域的货币量超常增长[33]。美国货币的超量发行，又通过一定渠道传染到欧盟和世界各地，结果，又导致国际流通的货币过剩。据统计，至2006年底，在全球流通的纸币，美元为7 600亿，欧元为7 600亿[34]。国际流通货币过剩，使世界各国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通货膨胀，推动了许多商品尤其是大宗商品诸如石油、粮食等价格大幅上扬。

第二，房地产过剩。2001年之后，为走出经济衰退的低谷，美国对产业结构作了相应调整，把房地产作为支柱产业，加大对房地产业的投资，企图以房地产业带动经济增长，结果使房地产业迅速扩张，楼市价格迅速上涨。据统计，2000—2006年许多城市住房价格上涨幅度超过了100%，住房价格总水平上涨了60%以上[35]。到2007年初，美国房地产市场总值约达21万亿美元[36]。但好景不长，从2004年6月起，美联储为了控制流动性过剩，抑制房地产业过度扩张，实行紧缩政策，连续17次加息，结果又使房地产市场一落千丈。到2007年，美国全年新房销售量仅为77.4万套，比上年减少24.8%，旧房销售量只有562.5万套，比上年减少12.8%，新房开工率比上年低24.8%。[37]美国房地产业由盛到衰，处于崩溃的境地。

第三，金融过剩。房地产业的扩张，带动了金融业的发展，刺激了金融创新业务的增长，从此次以“次贷”为始点的金融创新来看，涉及此类业务的金融机构有2 500多家，全球45家大银行和证券商都卷入其中。2007年，美国次贷金额有1.2万亿美元～1.5万亿美元，经过包装之后，其衍生品证券在二级市场流通的总规模达到1

0万亿美元，其中国际市场流通额占2 / 3以上[38]。据国际清算银行2008年3月公布的调查结果，在金融创新的推动下，全球金融衍生商品总值从2002年的100万亿美元增加到2007年的516万亿美元，为全球gdp总额48万亿美元的10倍多，其中近300万亿美元在美国。[39]金融资产也呈现出迅速增大的趋势。1980年，全球金融资产价值仅为12万亿美元，与当年全球gdp相当；1993年，全球金融资产价值为53万亿美元，是当年全球gdp的2倍；2003年，全球金融资产价值为118万亿美元，约为当年全球gdp的3倍；到2006年，全球金融资产总值则高达150万亿美元。[40]美国金融资产的规模更是大得惊人，2006年美国金融资产市场规模达到46万亿美元[41]，2007年美国金融资产占世界金融资产总量的34%、世界gdp总额的25%、世界贸易总额的11%[42]。庞大的金融商品和金融资产规模与实体经济的规模形成了鲜明对照，过剩的程度可谓登峰造极。

第四，投机过剩。随着货币过剩、以房地产业为典型的生产过剩、以金融商品及其衍生商品的炒作和次贷规模的增长，各类资本家不断遭受“资本太多”的痛苦。最大的金融机构和投资银行为了摆脱困境，便对债务抵押债券（cdos）和结构性投资工具（sivs）等金融工具进行层层包装，借助信用评级机构的虚假信息向社会出售，进行欺诈活动，于是投机活动便猖獗起来，以致造成投机过剩的局面。据《华尔街日报》披露：2007年3—7月，花旗债务抵押债权等用于欺诈的金融工具，规模之庞大，在高峰期竟达390亿美元。自2007年8月以来，投机触角又急剧向石油、小麦、大豆、大米等市场扩展，结果导致市场各类商品包括运输价格迅速上扬[43]。有人估计，在美国，仅房地产市场的投机泡沫就达8万亿美元[44]。难怪有人把美国经济称作金融投机经济[45]。

第五，债务过剩。由于美国过剩的经济靠贷款刺激消费来消解，居民消费靠信贷来支撑，国家和地方财政亏空靠发行债券来弥补，结果使美国经济沦为债务经济。截至2006年，美国国债已达10多万亿美元[46]。2000—2004年，家庭债务余额达11.4万亿美元[47]。2006年，美国内外债务余额为53万亿美元，为当年gdp的1.6倍[48]。日益繁重的债务负担，给美国经济罩上阴影，此次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从直接原因来说，系由美国债务过剩及其锁链断裂酿成。

第六，虚拟经济过剩。上面所列过剩，除房地产过剩以外，均属虚拟经济范畴。毫无疑问，金融、投机、债务过剩的发展，推动整个虚拟经济向过剩发展，1973年以来，随着美元与黄金脱钩，货币、信用和资本日益虚拟化起来，加上新自由主义理论及其政策的推动，金融资本急剧膨胀，虚拟经济加速发展，日益脱离实体经济这一物质基础。据统计，1952—1979年美国金融资产流量与gdp之比为257倍；而1980—2007年则迅速增长到418倍。非金融公司的金融资产与实际资产之比，20世纪70年代为40%多，到90年代则接近90%。金融部门获得的利润，20世纪70年代还是非金融部门的1 / 5，到2000年则达到70%左右[49]。长期以来，在美国gdp中，由实体经济创造的份额逐年下降，1950年为61%，2007年则为33.9%。同期，虚拟经济创造的gdp，则由11.37%上升到20.67%[50]。虚拟经济的过剩，给实体经济造成日益繁重的压力，当实体经济不堪重负时，必然崩溃而发生危机。

第七，对外贸易过剩。上面说过，美国利用国际货币体系实质上的美元本位制和金融霸权，向世界输出大量美元，吸收发展中国家的物资和商品，以提高国内的消费水平和对外国资产的控制权。同时，美元本位制及其霸权又使美元成为国际贸易中的结算货币、外汇资产的储备货币，广大发展中国家为了引进外国资本和先进技术，振兴民族经济，纷纷采取以出口导向为特征的外向型经济战略，于是，便引起了这些国家外贸产业的迅速发展、出口产品的生产过剩。外贸产业的迅速发展和出口产品的生产过剩，又带动了相关产业的迅速发展，结果导致了国内经济结构的失衡和全面的生产过剩，从而使本国对外贸易依存度不断提高，变成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为中心的外围依附性经济。按wto和imf的数据推算，2003年，全球平均贸易依存度接近45%，其中发达国家平均水平为38.4%，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则高达51%。而我国2004年和2006年的外贸依存度则为68.4%和65.51%，大大高出世界平均水平[51]。在如此国际贸易格局中，美国发美元，外国卖商品，美国贸易逆差加大，外国贸易顺差攀升，美国

进口过剩，外国出口过剩。一旦美国经济过热，对内实行紧缩政策，对外实行保护政策，遍布全球的生产过剩的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就会爆发。对外贸易过剩，是2008年发生的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的一个突出特征。 经济危机所表现出来的现象和特点，虽然千奇百怪，变化多端，但万变不离其宗，生产过剩仍然是普遍的、基本的、一般的、具有实质性的现象和特征。事实证明，此次危机的实质不能是别的，只能是与劳动群众有支付能力需求相对应的生产过剩。任何否认、掩盖、歪曲和偏离生产过剩这一实质的观点和做法都是不妥的。

三、结论和启示

生产过剩这一金融和经济危机的本质特征，并不是直观地呈现在人们面前的，而是运用抽象法，通过对金融和经济危机过程一系列现象由表及里的分析揭示出来的。许多西方经济学家由于其阶级和思想方法上的局限性不能也不愿揭示生产过剩这一危机的本质特征。而我国一些崇拜西方的学者，在此次危机的实质问题上，也不能越雷池一步。研究当代资本主义金融和经济危机的现实，正确认识和把握此次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实质，必须坚持和运用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生产过剩是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历史阶级的产物。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在资本主义社会以前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由于那时人们追求的不是交换价值而是使用价值，根本无所谓过剩的生产。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后的一个很长时间，由于生产力仍处于较低水平，市场狭小，经济结构仍具有自然经济色彩，经济过程中的各种矛盾因处于萌芽状态而未突出并发展起来，因而也不存在生产过剩和生产过剩的危机。只有到了资本主义大工业时期以后，生产力获得了极大发展，社会化程度有了显著提高，封建所有制关系已经解体，被资本主义私有制尤其是大私有制所代替，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已经成熟并充分展开，剩余价值规律和竞争规律成为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主导规律，各国经济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资本主义制度带有国际的性质，生产过剩及其危机才得以发生。生产过剩随着资本主义统治的产生而产生[52]，生产过剩及其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显著特征”[53]。

生产过剩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永恒伴侣和不治之症。自资本主义脱离幼年时期而进入大工业时期以来，生产过剩及其危机的幽灵一直环绕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周围。“资本主义的所有政党，资本主义的所有稍有名望的活动家，从最‘英明’的到最平凡的，都曾经试用自己的力量‘预防’或‘消灭’生产过剩的危机”，“但是他们都失败了。”[54]“问题不在于资本主义的领导者或政党，虽然资本主义的领导者和政党在这里也有不小的作用”[55]，而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只要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生产过剩及其危机就不能“消除”。要消除生产过剩及其危机，就必须消灭资本主义制度。

有人可能会以我国经济被卷入这次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出现结构性生产过剩特点为由，怀疑上述论断的真理性，这显然是不对的。事实上，我国经济之所以被卷入这场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出现结构性生产过剩的特点是由我国所处的国内外经济环境造成的。从国际上看，全球化的发展、我国对外开放战略的实施，在使我国分享世界经济、科技发展成果的同时，也使我国经济融入国际垄断资本主导的现代国际经济体系之中。这样，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经济出现了问题，我国经济也难以独善其身。从国内来说，当前，我国的所有制结构已是公有制为主体、公私经济并存；在经济规律体系上也是公有制为基础的经济规律与私有制为基础的经济规律并存。在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失衡，出现生产过剩，甚至发生危机有时也难以避免。在改革开放过程中，要使我国经济少走弯路，减少震荡，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就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巩固、发展和壮大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

参考文献：

［1］【美】保罗·克鲁格曼.萧条经济学的回归与2008年经济危机[a].陈佳贵，刘树成.国际金融危机与经济理论反思[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100.

［2］【英】克里斯·哈曼.从信贷吃紧到全球危机的幽灵[a].程恩富.金融危机启思录[m].北京：中国法律出版社，2009：34.

［3］陈佳贵.国际金融危机与经济理论反思前言[a].陈佳贵，刘树成.国际金融危机与经济理论反思[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2.

［4］【美】

克里斯·哈曼.从信贷吃紧到全球危机的幽灵[a].程恩富.金融危机启思录[m].北京：中国法律出版社，2009：41.

［5］林汶奎.美国金融危机的幕后元凶[m].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2009：83.

［6］【阿根廷】阿蒂略·博龙.从无穷的战争到无尽的危机[a].李慎明.世界在反思[m].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10：4.

［7］【法】帕斯卡尔·萨兰，皮埃尔——阿兰·米埃，等.英美金融资本主义的终结[a].李慎明.世界在反思[m].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10：5.

［8］余永定.反思次贷危机[a].突围——中国金融四十人纵论金融危机[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9：3.

［9］葛兆强.金融危机下的经济思考[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10：10.

［10］【美】法里德·扎卡里亚.资本主义宣言：贪婪即美德[a].李慎明.世界在反思[m].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10：8.

［11］李稻葵，等.预判国际金融危机之演变[j].经济学动态，2009：（6）：5.

［12］［13］［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10页。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457页。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554页。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554-555页。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546-547页。

［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63页。

［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9页。

［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8页。

篇5

一、公允价值的虚拟性特征与估计参数级次的划分

公允价值是以市场为导向的计量方法，人的有限理性和市场非理性特征决定了公允价值的虚拟性特征的存在。SFAS157认为：公允价值计量以持续经营为前提，通过会计主体在计量日或报告日模拟真实市场出售资产(清偿债务)，从而推导当前市场价值的过程。公允价值的虚拟性特征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关于资产或负债交易地点的假设：主市场或最有利市场；主市场是会计主体所转让的资产或清偿的负债的交易金额最大、最活跃的市场，在主市场无法确定的条件下，则要求最有利市场来替代，最有利市场是会计主体转让资产收到价格最高或转让负债支付价格最低的市场。第二，关于交易者的假设：独立、自愿、有能力进行交易的买方和买方。第三，关于交易市场信息条件的假设：交易市场上的信息是充分的，因此，参与交易的买卖双方是知情的，不用支付昂贵的成本就能获得充分的信息。第四，关于资产的用途的假设：交易中的资产处在最优的使用状态中。如果该资产有许多用途，那么公允价值计量的是其在给使用者带来最大收益的用途下的价值。即使该资产的报告主体并没有将其用于最佳使用，在运用公允价值估价时，仍然以最优使用状态下的价值估价。

现实交易市场的多样性、非完美特征决定了公允价值虚拟计量对象的差异性。对此，SFASl57将交易市场分为活跃市场(acfive)和非活跃市场(inactive)。二者的不同在于交易量、要价和出价之间的差价、交易频率、供需之间的平衡、信息的可获得性或充分性等方面。活跃市场的交易量大、市场要价(bid pnee)和市场出价(ask price)的差价小、交易频率高、市场的供需处于相对平衡状态，对整个市场的市场交易者而不是特定交易者来说，容易获得达成交易所需的信息。但在非活跃市场上，交易量小、交易频率低、要价和出价之间的差价大、供需之间不平衡、交易价格呈现剧烈波动、由于市场交易者难以获得充分信息，信息不对称程度加剧，因而在非活跃市场上，要确定资产或负债的市场价值十分困难。

市场的差异性需要多种公允价值计量参数的存在。SFASl57号将公允价值确定过程中的输人参数划分为三个层次：一级参数即可观察市场参数(observable markel inputs)是计量日会计主体准人的活跃市场中相同资产或负债的报价，活跃市场的流动性和交易量为持续经营下公允价值的确定提供了计量直接依据，因而在计量时是无需调整的(unadjusted)。二级参数是非活跃市场下直接可观察到的相同资产(identical assets)或相似资产(simiIar assets)的报价，其公允价值需通过对该报价进行调整后来确定，调整主要依据资产的特殊性、计量资产与非活跃市场交易资产的相似度、非活跃市场上的交易量和活跃程度来确定。三级参数是现阶段尚不可观察的参数，它反映报告主体自己对有关参数的预期，该预期是市场参与者在现有条件下交易资产或清偿负债所运用的假设。

二、公允价值参数估计的顺周期性

历次金融危机已经证明，金融危机的爆发就是金融系统过度顺周期性的表现(吴堵新，2008)。在过去几十年中，金融市场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信贷和资产价格“繁荣萧条周期性”的增强，在公允价值计量模式下，以市场为导向的参数估计和输入通过资产价格确定、金融工具持有损益的确认对投资者风险认知和承担水平产生作用，增强了金融市场原有的顺周期性程度，放大了原有经济活动的波动水平，增强了金融市场的不稳定程度，从而对金融危机的爆发和蔓延起到了一定程度的助推作用。在不同的经济时期，公允价值的顺周期性也呈现不同的方式。

在经济下行期，交易市场上的价格通常会与某些资产或负债的内在价值发生严重偏离，在以盯市为导向的公允价值计量方式下，这种偏离将通过一级直接可观察参数和二级间接可观察参数的输入向银行传导，使银行持有的资产大幅度缩水，继而被迫计提巨额资产减值损失，最终导致银行资本额和贷款能力的下降。在金融市场上非理性特征投资者和信息不对称问题广泛存在的条件下，这就增加了投资者对市场不安的情绪和稳定价格压力，使交易市场上金融资产的价格面临进一步下行的压力。

在经济运行上行期，金融工具不断创新，市场制度缺失使各种各样的定价模型成为新型金融工具价格的确定依据。在公允价值计量模式下，由于许多金融工具的交易市场极不成熟，公允价值相关参数的输入由“盯市”转换为“盯模”。在这一时期。三级尚不可观察参数的广泛使用，使会计计量建立在市场参与者对未来预期之上，随着金融工具交易链条的延长，公允价值参数估计越来越多地依赖于人的主观预期，信息的可靠性大大下降，导致了不良后果的产生。根据Barth(2006)的模型，如果用x代表某项创新金融工具的公允价值计量结果，x为该公允价值的真实值，由于不存在该会融工具的交易市场，这个真实值是观测不到的，只能通过模型来测算；如果用ε表示公允价值计量误差，则下式成立：x=x+ε，在接近经济学完美市场的活跃交易中，ε的方差为a2，均值为0，x是x的无偏估计。然而，在交易市场不活跃或根本不存在的情况下，不可观察参数的输入将导致x成为x的有偏估计。

三、结语

篇6

对当前宏观经济走势及纸媒发展态势的把握

据国家统计局预测，今年二季度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速预计可能接近8％，宏观经济运行呈现明显的止跌回升趋势。从GDP季度环比情况看，去年三季度增长2％，四季度增长0.1％。今年一季度增长0.5％，二季度预计增长2％以上。由此可以看出，此轮经济下滑的底部应该在去年四季度和今年一季度。

与宏观经济走向相对应。传统媒体广告也呈现出较为明显的止跌态势。央视市场研究股份有限公司(CTR)提供的今年一季度数据显示，一季度中国广告业普遍偏冷，除电视保持4％的增长外，电台同比下降8％，报纸下降4％，杂志下降0.1％。CTR4月份的数据显示，电视增长6.0％，报纸下降1.7％，杂志下降2.7％，电台下降8.2％。

从今年一季度和4月份的数据不难看出，电视的增速加快，报纸的跌势减缓，电台和杂志，仍在低位运行。电视广告在逆境中保持增长，还不能就此认定全国范围内的各家电视台广告都在增长，这里边有其特殊性，主要是央视广告的增长。据了解，今年前4个月。央视广告收入同比增长20％。央视的一大和央视广告在全国电视广告中所占的比重。是没有哪一家报纸和杂志所能达到的，央视的强劲上扬对电视广告的拉动可想而知，所以，我们不能以电视广告特别是央视广告的走向，来研判传统纸媒的广告走向。这里，还有一个重要数据不可忽略，就是GDP同比是增长的，尽管增长幅度小，但却是增长的态势；而纸质媒体广告，却是下降的，尽管4月份跌势趋缓，但仍是下跌。这是最值得报业人去沉思的。

后金融危机时代的纸媒走向并不乐观

宏观经济企稳了，传统媒体的跌势趋缓，那么后金融危机时代，或者说宏观经济步入一个正常的运行区间，传统纸质媒体将会是一个怎样的走向呢?

有人认为，中国报纸的路，还远远没有走完，还有较大的成长空间；有人认为，纸质媒体已成“夕阳产业”，正进入一个衰退期，或步入一个消亡区间。笔者认为，经过这场金融危机的洗礼。国内纯市场化纸质媒体，的确风光不再。后金融危机时代，纸质媒体的生存境遇可能会比眼下好一些，但想再回到2003年、2004年那样的辉煌，可能性极小。纸质媒体的衰退，不可阻挡。作此研判，有下列基本依据：

宏观经济运行没有急转弯。纸质媒体止跌回升路漫漫。从宏观经济层面看，即使今年我国经济顺利地从“前低”转入“后高”，也并不意味着会马上重新进入一个高涨阶段。从上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的经验看。每当高涨期和低迷期来临，都会延续5年左右。如1992年～1997年的高涨：1998年～2003年年初的低迷；2003年2008年上半年的高涨，现在又进入低迷。从以往经验看，目前我国这一轮经济相对低迷阶段还可能延续3年以上。

报业经济与宏观经济关联度极高，不仅同向，而且步伐还大大慢于宏观经济走势，一般会滞后三个月到半年时间。不乐观预计，今年二季度，纸媒广告仍会处在跌势中，因为六七月份本身就是广告的淡季。尽管宏观经济面持续向好，会达到甚至超过年初8％的增长预期，但纸媒很难有这样的作为，能够持平或略增就是不小的胜利。

新兴媒体对传统纸质媒体的冲击。3G手机目前已开始放号，“3G”时代已经到来。“3G”奏响的是新媒体的欢乐颂，但同时也为传统纸质媒体奏响了哀婉的“咏叹调”。当传统纸质媒体对“第四媒体”互联网的冲击还没有找到良好的破解办法时，第五媒体“移动网络”又扑面而来。二者给传统纸质媒体带来的直接冲击是读者的流失和读者结构的老化，更深层面的是广告的流失。3G之前很多报业集团或单个纸质媒体推出了“手机报”，遗憾的是。这一新兴媒介还没有完全成长起来，就将面临为3G所扼杀。无论时效性还是信息量，纸质媒体都无法与3G抗衡。在手机时代，纸质媒体的空间在哪里?

纸质媒体的变化远赶不上读者观念的变化，纸质媒体所提供的信息已远远不能满足读者的诉求。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及中国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影响，可以说是灾难性的。如果说金融危机还有一点好处的话。那就是给国人观念带来的影响，是多年教育所达不到的，股民、大学生、小店店主、农民工，言必金融危机，金融危机结结实实给国人上了一堂经济课。而报纸的悲哀，也恰恰在这里。以股民为例，由于世界经济一体化、由于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关联度大幅提高，中国股市受国际股市特别是美国股市的影响极大。众股民上班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电脑看国际股市走向，板块轮动趋向，然后决定自己对中国股市开盘走向的分析、手中股票的抛留。由于时差的原因，美国股市收盘，我们的纸质媒体就要付印上市了，不可能提供任何这方面的信息，股民依赖互联网、依赖手机，也在情理之中。过去特别火的证券类报纸、证券周刊，现在江河日下，也就可想而知了。这种境况。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也不会有任何改观。世界经济一体化步伐越快，中国经济的国际化程度越高，纸质媒体能满足读者诉求的程度就越低，读者的流失现象就会越严重。

当然，这还仅仅是就资本市场而言，就时效和容量而言。纸质媒体不能满足读者诉求的地方还很多。

传统媒体公信力下降。金融危机时代，传统媒体中的纯市场化纸质媒体为了生存，可以说使出了浑身解数，短期收到了效果，长期看却留下了一些很难愈合的硬伤，比如公信力的下降。

全面、客观、公正地报道新闻事实，这是媒体基本的义务和责任。现在的报道不能说不客观，不能说不公正，但很难说全面。投不投放广告，投放多大规模的广告，成为左右媒体报道的一个重要砝码。这里面。既包括正面报道，也包括负面报道。今年五一期间，某城市一知名商场发生保安追打中奖人恶性事件，尽管网络上炒得如火如荼。但同城纸质媒体几乎是集体失语。何也。广告使之然。一家都市报，曾在前一天头版头题痛批某减肥产品言过其实，欺骗消费者，第二天，笔锋却一转，报道的却是该产品如何好。何以前倨而后恭?个中原因值得玩味。这种不择手段的生存之道。使媒体的公信力大大受损。

报纸越来越薄，信息越来越少，广告越来越多，软文越来越多。生存的需要，当然也是竞争的需要，不少纸质媒体目前采取广告高折扣、软文多配送政策，使报纸除了广告，就是广告主的软文，可读性很差。部分媒体为了降低成本，采取大幅度减叠、减版，本来是A、B、C三叠，往往只出一叠或两叠；本来常态是48个版，往往只出24个或16个版，这样既降低了纸张成本，又降低了编辑成本。某都市报今年上半年广告收入下降15％，但新闻纸张用量下降30％，如果再加上广告高折扣和软文配送的占版，新闻信息的供应量下降在50％左右。报纸越来越难看，这是不少读者的共同感受。

从上述分析不难看出，金融危机使本来就式微的纸质媒体更加雪上加霜。严冬中纸质媒体的许多无奈之举，又在断自己的后路，即使是经济回暖、广告市场回暖，纸质媒体也很难有特别大的起色，很难有昔日的风光无限，至多会比眼下的境遇好一点，想赚得盆满钵盈，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了。

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文所说的纸质媒体，主要是指各级党委机关报、各职能部门所办的垄断性很高的专业报之外的报纸，特别是发行和广告完全靠市场化运作的报纸。

这里，笔者还想特别提醒各位报业同仁，要消除一个认识误区，就是经济低迷期会带来文化繁荣，文化繁荣会带来新闻繁荣。经济低迷使人们的精神需求增多，会促进文化事业的发展，这非常有可能。但文化的繁荣未必就是报纸的繁荣，就像服装业的繁荣未必就是缝纫机业的繁荣、交通的繁荣未必就是自行车业的繁荣一样。关键要看，你所生产的产品，是顺应时代的需求，还是正被时代所淘汰。

篇7

内容提要: 美国次级贷款危机为金融创新领域法律制度防范和控制风险功能研究提供了实证材料，金融创新领域法律制度没能有效发挥风险防范和控股功能的根本原因，在于现有法律责任制度安排不合理。完善金融创新领域法律责任制度应包括：重回适度监管的立场，引入风险、收益与责任对称的理念，建立行为—风险—责任的模式，建立金融创新产品加重责任制度，扩大连带责任的适用范围。

现有法律责任制度都是以实体经济为基础创设和发展起来的，在实体经济领域是有效的，并且一直被认为发挥着追求公平、提高效率和维护安全的作用。然而，始于2007年的美国次级贷款危机却证明现有法律制度在虚拟经济领域的作用有很大局限，甚至存在失灵的问题。长期以来，美国的市场经济法制被认为是最发达和健全的，支撑着不断复杂和发达的金融创新和衍生产品交易，制造了美国发展和富强的神话，成为许多国家学习和效仿的典范。但这次的次级贷款危机却证明，即使美国这样发达与完善的法律制度，在控制和解决危机中发挥的作用仍然是极为有限的，甚至是失灵的。如何总结美国次级贷款危机的教训和经验，是次级贷款危机带给法律界最值得深思和反省的问题。这当然牵涉到法律制度改革与完善的许多问题，但最核心的问题是法律责任制度的改革与完善。针对次级贷款危机所反映的法律责任制度的缺陷与不足，我们认为改革与完善的基本思路是：针对虚拟经济的特点，变革法律责任理念，改革现有法律责任制度模式，创新责任类型，扩大某些责任的适用范围。

一、法律责任制度的失灵：次级贷款

危机中的一个基本事实

金融法律制度的价值目标之一是维护市场的安全，并且一直发挥着这样的功能和作用。然而，美国的次级贷款危机却证明了现有法律制度在防范金融创新的风险方面存在明显的不足和缺陷。次级贷款作为一种创新产品，其本身包含一定的风险。但问题是，次级贷款的风险虽然可能会影响金融市场，但其影响的程度是很有限的，并不足以导致今天的全球范围内的金融危机。在美国的次级贷款危机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在于次级贷款经过金融产品的不断创新，原本可以控制的风险被逐级放大成为难以控制的市场性风险，最后成为引发全球金融市场风险的诱因。从次级贷款危机已经发生的事件和过程反思，现有法律制度的根本问题在于控制和防范风险的功能没有发挥出来，出现了法律控制不足或失灵的问题。

（一）放任了信用评级对风险的掩盖

商业银行在发放次级贷款时，放款人与借款人都知道这种金融产品本身具有较高的风险。因此，次级贷款的风险必须在可以控制的范围内，商业银行才能去经营。仅仅从次级贷款本身分析，风险仅仅限于商业银行与借款人之间，并不会波及整个金融市场。商业银行为了自身的安全，也会自觉地将风险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事实证明，商业银行的确也是这样做的。但商业银行为了提高资产的流动性和效率，依靠金融产品创新将次级贷款打包后变成可以在市场上自由流通的证券化产品，卖给其他投资者。为了让投资人相信这样的产品是安全的，商业银行委托信用评级机构进行评级。关于信用评级，美国有很具体和比较严格的法律规定，必须客观公正地对资产进行评估。为了获得较高的评级，评级机构便将次级贷款打包后的证券化产品进行多次分割，每次分割后较好的资产评级较高。经过多次分割后，信用评级机构将次级贷款中的很多债权评为A级甚至AAA级，次级贷款证券化产品的风险同时被多次分割，次级贷款的证券化产品的真实风险最终被掩盖或缩小了，从而第一次放大了次级贷款的风险。从法律的角度分析，法律对这种信用评级通过分割缩小或掩盖真实风险的行为没有规定任何有效的限制，更没有规定具体的法律责任。如果法律制度对这样的行为规定恰当的限制，并规定合理的责任，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限制评级机构掩盖真实风险的分割资产的行为，避免次级贷款危机的爆发。

（二）放任了担保对违约风险的放大

次级贷款证券化之后，变成了在市场上可以自由买卖的债券，投资人出于安全的考虑，通常不会轻易购买这些投资产品。但是保险机构的加入进一步掩盖并放大了次级贷款的风险，对次级贷款危机的形成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为了销售次级贷款证券化后所衍生的产品，保险公司创设出新的产品—CDS（Credit Default Swap）违约掉期合约，对次级贷款证券化后所衍生的产品提供担保。违约掉期合约实际上是一种债权担保合同，在美国广泛存在。在次级贷款证券化后，次级贷款债券的持有人为了避免按揭贷款的违约风险，可以向保险公司投保，一旦出现贷款人因违约不再支付购房贷款时，由保险公司赔付，保险公司和债券持有人的利益因此紧密联系在一起，次级贷款的风险被进一步放大和分散。同时，保险公司的担保又使那些以次级按揭贷款为基础的债券和各种衍生品获得较高的评级，进一步掩盖了违约风险的存在。总的来说，保险公司的担保使次级贷款基础上衍生的债券可以卖出去，并加速了众多债券和金融衍生品的销售和流通，创造了一个巨大的信用泡沫。当风险来袭之时，这些形式上很好的保险产品形同虚设，不但不能保值避险，反而加剧了信用危机的形成。从这个环节看，法律没有对保险公司的产品创新和担保行为规定合理的限制，限制保险公司为次级贷款所形成的各种衍生债券和产品提供适度的担保，放任了次级贷款经由保险公司扩大风险。

（三）放任了金融创新产品的定价权

金融产品定价是金融市场运行机制中重要的环节，是分析金融市场的发展和规避金融风险的重要工具，然而，现有法律制度对上述金融创新产品定价缺乏恰当的限制和约束，次级贷款基础上所衍生的金融产品定价走向完全的自由化状态。在缺少法律约束的前提下，次级贷款证券化的链条众多，经过包装不断地被转手销售，这个过程涉及众多且复杂的金融产品和大量的相关机构，债权的多次分割带来的一个关键问题是金融产品定价的混乱和不透明。在投资市场，金融产品本身的复杂性已经使投资者很难判断其本身的价值。次级贷款经过证券化后，市场信息始终处于不透明状态，即使专业人士也已很难确定其价格，投资者更难以判断金融产品所包含的风险，只能依赖专业评级机构和中介机构对于产品的评级。在缺乏监管又同时存在利益诱惑的情况下，评级机构囿于自身的局限或出于利益的考量，使用了不恰当的方法和手段提高了衍生产品的评级结果。会计师事务所在审计中同样存在道德风险，对一些违规做法没有及时披露，而且金融产品的复杂性也使他们无法真正了解核心内容和风险程度，审计结果一定程度上失去准确性和真实性。难以定价的金融创新产品在市场中不断地被抬高价格，产品价格与其本身的价值严重背离，虚拟的财富不断被放大，次级贷款的风险被逐步放大。因此，可以看出，金融创新产品定价混乱是次级贷款危机形成的重要原因，而法律放任金融创新产品定价无疑是制度性原因。

（四）忽视了风险、收益与责任的失衡

在自由主义的影响下，美国法律允许金融机构采用过高的杠杆手段获得高额利润。在利益的驱使下，金融机构热衷于从事金融衍生产品等高风险的投机，并在短期内获得惊人的超额利润。但是，受衍生金融工具市场传导性的影响，这些投机会急剧放大交易风险，并蕴含着更大的破坏性。同时，美国金融机构高管短期化的薪酬结构，导致了公司管理层片面追求经营业绩和市场地位，经营风格偏于激进，淡化风险管理。另一方面，金融机构及其高管受有限理性的制约，无法控制市场所形成的系统性风险。举例来说，像美林、雷曼兄弟这样的国际投资银行，内部风险控制体系达到了世界一流的水平，最终却难逃破产或被收购的厄运，非常重要的原因之一就在于法律制度对收益和风险缺乏适当的分配，任由市场主体自由确定。在这样过度自由的制度体系下，金融机构及其高管们可以自由地投机和过度地冒险，成功时则获得常人不敢想的巨额收益，而失败时也无须承担法律上的任何责任。这种法律制度的安排无疑激励金融机构和高管过度投机，因为投资带来的只有收益而没有成本。美联社2008年12月21日公布一项调查显示，目前正在接受政府注资援助的116家美国银行去年总共为高管支出薪水、奖金和其他奖励等近16亿美元。这一数字足以超过许多银行接收政府注资的数额。从法律的角度来看，金融机构和公司管理层从激进的投资战略中获取了高额利润，给金融市场带来了无法估量的风险，并最终导致次级贷款危机乃至金融危机的爆发，却不必承担任何法律上的责任，明显违背了风险、收益与责任公平分配的最基本要求和公理。

二、法律责任制度的缺陷：次级贷款

危机形成的制度性原因

为什么美国复杂与庞大的法律体系没有控制住金融风险。是否像有人认为的那样金融风险是自然的，不可能依靠法律制度加以控制。或者说，是否法律制度维护市场安全的功能真的无用了吗？当然不是这样。虽然现行法律制度在虚拟经济领域的作用不是万能的，但法律能否控制住金融风险，关键在于我们如何设计和设计什么样的法律制度。恰当的法律制度是可以控制风险或避免危机的，而不恰当的法律制度当然不能有效控制风险，更不能避免金融危机。从次级贷款危机中我们能够挖掘的深刻原因在于现行法律制度尤其责任制度是以实物经济为基础创设与形成的，法律责任制度的理念、设计和运行等都不能恰当适用于金融创新产品。从一定程度上讲，次级贷款的风险被不断放大正是法律责任制度设计不当的后果。

19世纪以来，传统的公司结构逐步形成，公司法将公司股东的责任确定为以股东出资与公司的资本为限的有限责任制度，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然而，在这种制度安排下，股东和公司内部人员分享高风险业务的回报，作为债权人的客户收益则十分有限。当高风险业务遭受损失时，股东的损失仅仅限于其向公司投入的资本，其余损失则转嫁给了债权人（客户），并最终转嫁给整个社会承担。在这种收益与责任不平衡的情况下，金融机构会出于逐利的目的，在吸收存款资金后从事高风险、高回报的业务，股东则可能纵容管理人员过度介入风险。因此，有限责任公司制度更进一步激励了金融创新中道德风险的产生，为金融机构转移风险提供了制度上的诱因和便利。

保险制度本来是人们创设出来分散风险的，然而，在金融市场中，保险同样会加剧金融风险。这种加剧风险的根源在于法律责任制度的不合理安排。按照存款保险制度的一般原理和要求，因存款保险制度的存在，被保险人的冒险行为虽然加大了风险，但不必增加保费或承担更多的法律责任，冒险行为的成本被顺利地转嫁给保险人，进一步激励已经投保的金融机构从事高风险的经营活动。尤其在保险费无差别的条件下，稳健经营的金融机构事实上付出的成本高，从事高风险经营的金融机构事实上付出的成本低，形成所谓的“存款保险补贴”效果。因此，存款机构更愿意在获得存款保险后从事高风险的业务活动，形成存款保险制度刺激下的道德风险。因此，存款保险制度和有限责任制度的结合为金融机构逃避冒险责任提供了法律上的便利，为银行股东和管理人员提供了从事高风险活动的激励。

除有限责任制度和保险存款制度外，金融机构通过金融创新从事冒险活动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对政府援助的预期。金融机构尤其大型金融机构在国民经济生活中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和影响，一旦大型金融机构丧失清偿能力，会对整个金融体系甚至整个经济体系产生巨大冲击。政府作为公共机构出于政治、经济上的考虑，为了维护公众对金融体系的信心和社会稳定，保障小债权人或投资者的资金安全，会努力维护金融机构的信用，明示或默许地对存款人做出担保。这种做法虽然有利于保护小额存款人的利益和安全，但会引发道德风险。在存款保险制度下，存款保险机构为被保险的存款人支付存款，然后出售银行资产，以出售所得偿还未保险存款人、非存款债权人以及存款保险机构自身已支付给被保险存款人的金额。所以，在清算处置中，无保险存款人和非存款债权人也许部分承担银行倒闭的损失。[1]在收购和兼并处置中，由收购人承担倒闭银行的所有债务，包括存款、非存款债权以及或有债权（contingent claims），所有债权人的债权均能获得清偿。在另外的处置中，收购者可能只承担清偿存款债权，不承担清偿非存款债权的债务。对于仅清偿存款债权的情况来说，银行倒闭的损失最终转移给了政府，存款人不用承担银行倒闭的任何风险。[2]因此，政府的最终援助也促使金融机构进一步放松了对风险的管理。

总的来说，传统法律责任制度的缺位或设计不合理，成为法律没能有效控制市场风险和阻止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甚至成为诱发金融危机的因素。具体而言，可从以下方面理解：

（一）偏离了适度监管的立场

1999年《金融现代服务法案》实施以来，美国金融监管的理念从早期的规范金融交易行为、强调对风险的管理和规范，转向放松金融管制以促进金融业的混业经营和金融创新。但是次级贷款危机的发生再一次证明，金融创新产品的高杠杆性、关联性和信息的不透明，决定了仅仅依靠金融市场本身的运行机制难以防范金融市场的系统性风险，越是发达的金融创新市场越需要相对严格的金融监管，尤其需要政府通过加强监管防范金融市场的系统性风险，为金融市场的稳定提供基本保障。就美国的次级贷款证券化链条上的风险传染路径和特点而言，在风险蔓延的过程中，如果监管机构能在某一个环节发挥有效作用，及时实施监管措施，阻断风险的进一步扩大，次级贷款危机就可能不会发生，即使次级贷款出现一定的支付危机，但也不会导致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但在美国金融自由主义和放松监管的立场下，金融创新产品脱离了金融监管和法律责任制度的控制。具体讲，监管机构没有承担对金融创新产品风险实施适度监管的责任，没有承担防范市场系统风险的责任，被监管的金融机构也不必承担监管制度规定的防范和控制风险的许多义务和责任，以至今天没有任何金融机构为危机的爆发承担法律上的责任。另一方面，在美国金融监管体制下，次级贷款危机爆发前，任何一个联邦机构都没有足够的法律授权监管金融市场和金融体系的整体风险，也没有哪个监管机构为监管的缺位负责。在今天看来，虽然导致次级贷款危机的原因很多，对金融衍生产品缺乏必要的监管无疑是重要原因之一。

（二）背离了公平的责任理念

“公平应当是法律正义的第一要旨”[3]，它要求人们在社会分工合作中都应当获得合理的收益并承担相应的义务。金融创新本身的复杂特性决定了金融机构更容易投机获利，并给其他的市场参与者带来风险。从公平的角度而言，法律应当对高收益者、高风险的制造者设定相对应的法律责任。根据最朴实的公平观，风险、收益与责任应当成正比。但长期以来，金融法律制度的设计理念更强调在自由和安全之间寻求平衡，忘却了收益、风险和责任间的对应性。回顾美国金融法律制度的发展，因经济发展的需要，法律在不同时期所坚持的价值目标会有所变化，有时更强调效率，有时更强调安全。事实上，美国法律更倾向于强调如何激励人们通过奋斗甚至冒险获得利益，而忽视了金融创新领域的冒险行为应当承担的义务和责任，收益、风险与责任应当对称的公平理念基本上被束之高阁。因此，现行法律没有对金融机构及其管理层在经营金融创新产品的过程中带来风险的行为规定任何实质性的责任。尤其在金融创新产品带来高风险和高收益的情况下，法律提供了创新的自由，但没有为了金融乃至社会的安全规定风险制造者们所应当承担的责任。这种偏离公平的制度理念不仅鼓励金融机构和高管们过度冒险，而且放任制造和扩大市场风险的行为。

（三）构成模式不适应金融创新发展的需要

为什么法律缺少对金融创新领域责任的设定，除了上述两个原因之外，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来自传统法律责任的构成。就责任构成而言，传统法律以实体经济活动的结构为基础，形成了行为、具体损害、责任的模式。在传统的法律观念中，承担法律责任必须符合三个基本条件：一是个体的行为具有危害性或有损害后果；二是行为与危害或损害后果间有因果关系；三是必须有具体的侵害客体或对象。在实体经济和传统的法律责任理念中，虽然有的行为所导致的风险必然为社会带来巨大损失，但因为风险在法律的语境中是一个客观存在的现象，被视为不可抗力原因或事件，而非个体的行为结果，因此，风险不能作为认定承担法律责任的事实基础，虽然扩大市场风险的行为必然导致损害，但因不属于法律上“损害”或“危害”的范畴，也不必承担法律责任。

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这种责任构成模式已经不能满足金融创新领域控制风险的需要，因为权利的证券化和证券的自由流通，债权可以被多次分割，债权人已经变得极为分散，而且不能被完全确定。传统法律责任构成模式在金融创新领域的最大缺陷在于不能将导致风险的行为纳入法律责任的范畴。在以金融市场为核心的虚拟经济中，风险的形成很多时候都与人的行为有关，或者是由人的行为所导致的。在次级贷款证券化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具有实力的投资者或金融创新产品的经营者们，为了以较少的投资获得巨额的利润，将债券打包、组合、分割，制造虚假的表象吸纳大量的资金，将风险扩大到市场难以负荷的程度，最终导致了金融危机，给投资者和社会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虽然市场自身的风险的确无法完全避免，但因投机所形成的风险却是可控的。而至今，传统法律责任构成模式仍然没有将风险作为承担法律责任的事实，无疑放任了那些冒险者们为了私利制造和扩大市场风险的行为，从根本上脱离法律制度的基本控制。

三、改革和完善金融创新领域的责任

制度：应对金融危机的基本对策

如何在深入反思次级贷款危机的基础上改革与完善现有法律责任制度，是金融法律制度改革和完善的一个要点。对于这一问题，基本的思路应当是：针对虚拟经济的特点，变革法律责任理念，改革现有法律责任制度模式，创新责任类型，扩大某些责任的适用范围等。具体措施包括：

（一）重塑适度监管的制度

美国这次金融危机虽然是由次级贷款所引起的，但从根本上讲，政府没有通过监管有效预防和控制系统性风险是重要原因。次级贷款虽然是高风险的金融产品，但其本身的风险仍然是可控制的。后来为什么其风险不断扩大，形成金融危机呢？重要的原因在于每个企业在经营次级贷款相关的金融创新产品时，就每个单一的企业而言，风险都是可控制的。但两个系统风险则是企业无法控制的：一是美国房地产价格是否下跌、什么时候下跌以及下跌程度如何，任何一个企业都无法预防和控制，需要监管部门采取措施；二是次级贷款的风险通过多次放大后扩散到更多的金融机构，也不是单个企业可以控制的，需要监管当局采取有效措施才能解决。应当说，如果美国监管当局承担起对金融创新领域的监管责任，对这两个系统性风险实施了有效的监管，次级贷款危机是可以避免的。次级贷款危机证明，系统性风险在金融风险中居于特别重要的地位，因此，现代金融市场的风险控制必须以系统性风险控制为核心，否则，金融风险的监控都可能无法达到应有的效果。同时，次级贷款危机也证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奉行的金融自由化理论和放松金融监管的立场存在一定的错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主流的管制经济学理论，无论是芝加哥学派的“管制俘获理论”，还是弗吉尼亚学派的“公共选择理论”，均表现出对“自由放任”经济思想的偏好[4]，为美国政府奉行自由、宽松的金融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在金融自由政策的影响下，过于强调行业自律组织和市场自我约束的作用，忽视了政府监管组织的优势。社会公众监督本身的性质决定了其不可能成为持续性、经常性的监管力量，因此，美国的金融监管体制表现出严重的权力失衡现象，导致虚拟经济最终脱离实体经济的运行方向而走向异化，从而导致金融危机。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金融市场逐步开放，但没有像美国那样过度放松监管，现在看来是正确的选择。尤其中国监管制度尚不完善，监管技术还不够发达，以及监管水平还比较低，市场不够成熟并且存在许多系统性风险，必须牢记适度监管的立场。在这个立场下改革和完善监管法律制度才是恰当与务实的。具体到责任法律制度，应重点解决好两个问题：一是金融创新产品经营者必须向监管机构承担更多的控制风险的责任；二是金融监管机构应当承担更多的监管责任，而不能放任金融创新风险的不断积聚。

（二）引入风险、收益与责任对称的理念

法律是人类公平诉求的载体。公平在法律上的重要表现之一就是合理配置收益与责任，通过合理地分配权利和义务构建一种较为理想的社会秩序。就金融创新产品的特性而言，与实体经济间的关联并不十分密切，甚至可能与实体经济没有任何直接的联系，与具体的财富也并不一致，高风险往往意味着高收益，因此，如果不对金融机构的冒险行为规定合理的法律责任机制，金融机构就会有足够的激励去制造和扩大风险。这种激励冒险的制度设计严重偏离了现代金融法律制度谨慎、安全的价值理念。就整个社会的利益分配而言，金融机构的管理层和股东从冒险的投资中获得巨额利益，却将金融风险的后果转嫁给社会公众，广大投资者的财富因此而减损，明显违背了社会财富公平分配的法治理念。这种风险收益与责任不对称的法律制度已经严重丧失了维护金融秩序的功能。博登海默指出：“一个法律制度若不能满足正义的要求，那么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它就无力为政治实体提供秩序与和平。”[5]次级贷款危机证明，缺乏收益与责任相对应的法律责任的制度，不可能很好地防范和控制金融风险。因此，为了适应金融创新的发展，法律制度应当引入收益、风险与责任对称的理念，并将这样的理念贯穿到法律责任制度的设计、结构模式和追究制度中，针对金融机构风险管理的不作为或激进的投资行为，建立一定的适当的责任追究机制。

（三）建立行为—风险—责任的模式

传统法律责任的追究模式为侵害行为—损害结果—责任承担，侵害行为人与被侵害者之间表现为直接的侵害关系。在金融创新领域，金融机构的投机行为并不是直接给广大的市场参与者造成损害，而是通过制造金融风险，将金融风险扩大并传染到整个金融市场的方式，间接地给其他投资者造成经济损失，因此，适用于金融产品创新领域的责任构成应当采用新的模式即：行为—风险—责任的模式。这种新型责任模式的引入更加符合金融创新自身的特点。首先，金融风险的形成及程度与金融创新的设计有关。金融创新有不同的动因，或是为了提高效率，或是为了规避管制，或是为了规避金融风险。但是，金融创新毕竟是金融机构高度抽象设计的产物[6]，基于金融机构的逐利心理，导致创新产品在规避了某些风险的同时也往往带来新的风险，有可能只是将一种金融风险转换为另一种金融风险，或是暂时避免风险却隐藏着更大的金融风险。而且，金融创新作为一种人为设计的工具，常常成为投机者操纵市场并获取暴利的手段。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金融创新的繁荣与金融风险加剧一直是国际范围内金融市场最突出的特征。其次，金融风险具有可控性。金融风险虽然很复杂，常常难以避免，但科学的风险管理和合理的法律责任制度设计，可以将其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防止其进一步扩大。在美国的次级贷款危机中，因为缺少法律责任制度的约束，为了获得更多的利润，投资机构不断地将债券打包出售，以便将风险转移给他人。最终，华尔街的“金融杠杆比例”平均高达15倍，如此大的资产泡沫注定会引发金融危机。早在美国次级贷款危机爆发前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有的金融机构已经发现了问题，但在利益的驱动下，没有人愿意冷静下来解决问题。如果在危机形成之前，金融机构或是监管机构能够以谨慎的态度防范金融风险，次级债券的证券化链条也不会变得如此复杂，危机的波及范围也不会如此广。所以，金融创新中的许多风险因人们的行为而生成，可以作为责任承担的要件之一，法律应当引入行为———风险———责任的新模式，用来防止风险的发生和扩大。在具体的制度安排上，应当重点解决以下问题：一是确定金融创新产品经营的承担法律责任的行为种类和构成要件。在法律责任构成和认定方面，应当明确规定带来或扩大风险的行为即使没有给具体的法律关系主体造成损害，仍然可以作为承担责任的事实基础，行为人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二是规定不同行为承担法律责任的形式，包括赔偿责、罚款、取消资格等；三是规定经营者承担更多的防止和控制产品风险的义务。

（四）构建金融创新产品加重责任制度加重责任制度最基本的法理基础是权利与义务的一致性，最早作为金融控股公司的责任制度而产生，主要功能是增加金融控股公司母公司对存款子公司的责任，以及存款子公司间的责任。加重责任制度反映了金融监管制度改革的基本走向和对传统公司有限责任制度的修正，金融机构据此所承担责任的范围超出了公司作为独立法人所应承担的有限责任范围。因此，有学者在讨论加重责任制度后明确指出：“这些法律规则可以理解为是对传统的公司有限责任制度的背离，反映了在金融业中对金融控股公司实行无限责任制度（或至少是非有限责任制度）的倾向”。[7]

从次级贷款危机的成因和治理来看，金融法律制度应当引进加重责任制度，以便实现金融创新领域更公平的结果和更安全的秩序。金融创新领域的加重责任与金融控股公司的加重责任虽然所适用的原理基本相同，但适用的范围和内容并不相同。具体讲，在金融创新领域，加重责任制度的适用范围可以确定为：（1）金融创新产品的设计和销售；（2）产品分割包装的限制；（3）金融创新产品的定价；（4）金融创新产品的信用评级；（5）金融产品担保的限制。总的来说，加重责任主要适用于那些具有特殊风险或风险难以计算和预测的创新产品，以追求实质正义为价值取向，一定程度上矫正了传统法人制度和公司人格独立理论所存在的偏差。

在金融创新领域，加重责任的内容主要包括：（1）经营者应当就金融创新产品的设计、特点、风险状况向投资者做出准确和详尽的说明，并向投资人承担充分披露风险信息的义务；（2）经营者应当披露有关金融创新产品的定价信息，包括定价依据、准则、方法、相关因素等信息；（3）对于风险难以计算和预测的创新产品，应当规定向监管机构备案或登记，甚至可以设立报监管部门审批的程序，从而加强对金融创新产品风险的防范和控制；

加重责任制度加重了金融机构从事高风险经营行为的责任，与传统的公司法人人格否定有一些相似之处。但二者之间仍然存在明显的差别：（1）适用条件不同。加重责任制度主要适用于金融机构从事高风险的创新产品的经营行为，而法人人格否定主要适用于滥用公司独立人格的情形，例如公司资本显著不足、利用公司逃避契约义务等。（2）适用机制不同。加重责任要求金融机构及其高管对其经营金融创新产品的行为承担额外的谨慎及担保责任，而法人人格否认制度源自于衡平法，主张权利的前提是原告已经没有其他法律途径可以使其权利获得救济。[8]（3）适用目的不同。加重责任制度是在不损害其他金融业务稳健经营的前提下，要求金融机构及其管理人员对高风险产品承担特别的义务，以防止和减少他们依赖金融产品创新扩大金融风险，目的在于维护整个金融系统的安全与稳定，而法人人格否定制度则要求公司股东对债权人承担连带责任，以维护公司债权人及其他利害相关者的合法利益。（4）产生的原因不同。对于加重责任制度而言，有限责任制度因为金融机构追求高回报而产生道德风险，存在于创新产品的经营中。对于法人人格否认制度而言，有限责任制度因为股权关系而产生道德风险，主要存在于一人公司、母子公司之中。（5）适用标准的确定性程度不同。法人人格否认具体适用的标准具有明显的不确定性，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成为公司法中最混乱的问题之一。有人统计，美国法院对法人人格否定所使用的比喻竟然有35个之多。[9]甚至有人认为，揭开公司面纱是由比喻和形容词构成的法理，是脱离商业现实的一个智力结构，既无助于对作为法院行为基础的政策和事实的理解，也无助于对未来案件结果的预测。[10]相比较而言，加重责任制度则由国家和监管机构通过制定规范性的法律文件加以规定，有比较明确的适用条件和标准。（6）责任性质不同。法人人格否认制度是法人有限责任制度的例外，仍然属于过错责任制度的范畴。加重责任是基于金融行业及金融产品的特殊需要和金融机构及管理人员的特定身份而产生，属于无过错责任制度，不是有限责任制度的例外，而是不同于有限责任的新的责任形态。

（五）扩大连带责任的适用范围

20世纪，公司制度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公司的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尤其是股权证券化之后，公司权力重心从股东会向董事会的转移成为公司发展的必然趋势。金融机构的这种特征更为明显，金融机构的经营相比其他公司更加专业，金融创新产品的设计已非一般股东所能理解，加上经营信息的不对称，公司的经营决策基本上是管理层所掌控，公司的意志体现了管理层的意志，公司的高管也从经营中获得了较多的收益。一些研究结果证明，在过去10年里，美国银行高管薪酬的增长率远远高于支付给股东的股利增长率。因此，如果因为金融机构的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激进策略和短视行为造成公司破产或经营困难，他们应该对其破产公司的股东和债权人承担连带责任。

对于扩大连带责任的适用范围，可能有人会认为这与公司法上的经营判断原则相矛盾。我们认为，在金融创新领域扩大连带责任的适用可以有效阻止金融机构的高管利用创新产品从事过度投机和冒险行为，减少金融风险，与经营判断原则并不违背。经营判断原则是对董事和管理层在企业经营过程中决策失误的豁免，有四个先决条件：（1）决策是一项经营判断；（2）此项决策与董事和管理层没有利害关系；（3）合理注意；（4）善意，指董事和管理层合理相信他做出的商业决策是为了公司的最佳利益。在这次金融危机中，很大部分是金融机构高管的贪婪和不负责的行为所引发的，过度投机的策略使他们获得惊人的收益，但却给社会带来了极大损害，明显违背了经营判断原则中的无利害关系和善意标准，而且也很难说他们尽到了合理的注意。

就金融创新领域而言，扩大连带责任的适用范围主要指，导致金融危机的破产企业的高管应当拿出此前从公司获得的高额薪金补偿债权人或股东的损失，或用来救助需要救助的企业。在次级贷款危机爆发后，这种做法已经在实践中有所体现。企业本身都可以通过自治的方式扩大连带责任的范围，法律更应当将这种合理的做法变成一种正式的责任制度。这种扩大连带责任的做法有利于在金融创新领域建立更加公平合理的利益关系，也有利于建立安全的金融秩序，真正促进金融市场的繁荣。在法律责任制度的设计中，可以考虑规定以下内容：（1）因经营创新产品而获得高额薪金的高管，在因金融创新产品的风险而导致公司破产或倒闭时，应当将此前获得的高额薪金的一部分拿出来补偿股东或投资人的损失；（2）公司因经营金融创新产品获得高额收益，当公司因经营金融创新产品而倒闭时，股东应当从此前的高额收益中拿出一部分用来补偿投资人的损失。当然，股东和高管因为连带责任的扩大而拿出的金钱是有限的，也不可能因此完全补偿投资者的损失，但这种责任至少可在法律上产生两个明显的效应：一是因经营风险高的金融创新产品对投资人产生损害时，股东和高管都不应因此而获得高额的收益。这会促使股东和高管们在经营高风险的创新产品时更加谨慎；二是因经营高风险的创新产品而给市场和其他市场主体带来风险时，股东和高管都不应当获得无风险时所应当获得的高额收益，从而建立更加公平社会财富分配秩序。

注释:

[1]杨勇.金融集团法律问题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156.

[2] Lissa Lamkin Broome. Redistributing BankInsolvency Risks： Challenges to Limited Liability in the Bank Holding Company Structure，26 U.CDavis L. Rev[C]∥.1993：935.

[3]江帆.实质正义的经济法解读.经济法论坛（5）[C].北京：群众出版社，2008：138.

[4]周林军.公用事业管制要论[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59-69.

[5][美]博登海默著，邓正来译.法理学：法律哲学和法律方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330.

[6]刘少军.金融法的基本理论问题研究.经济法论坛（5）[C]∥.北京：群众出版社，2008：322.

[7]Howell E Jackson. The Expanding Obligations of Financial Holding Companies， Harvard Law Review[C]∥.1994 ，（107 ）： 509.

[8]朱慈蕴.论公司法人格否认法理的适用要件[J].中国法学，1998，（5）：73-76.

篇8

关键词：金融危机；公允价值；真实性；相关性；一贯性；科学性

中图分类号：F6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3544(2009)02-0056-03

一、引言

从1998年《企业会计准则――债务重组》，我国首次引入公允价值，到2001年慎用公允价值，再到2006年正式的会计准则中大量规范使用公允价值，这一波三折的引用历程可以看出我国在使用公允价值会计计量上，曾经存在认识上的差异，条件并不是非常成熟，引入公允价值计量的主要目的。正如会计准则中解释的那样更多地是为了便于与国际惯例接轨。但是以美国为主的国际公允价值会计准则在金融危机中受到了许多责难，使我国运用公允价值计量的信心也受到了影响。在金融危机的重压之下，美国的一些银行家、金融业人士曾将矛头指向公允会计准则，认为第157号美国会计准则要求金融产品按照“公允价值”计量的规定，在市场大跌和市场定价功能缺失的情况下，导致金融机构过分对资产按市价减计，造成亏损和资本充足率下降，进而促使金融机构加大资产抛售力度，从而使市场陷入交易价格下跌――资产减计――核减资本金――恐慌性抛售――价格进一步下跌的恶性循环之中，对金融危机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面对越来越大的对公允价值质疑的声音，在参众两院表决通过的救援法案中，赋予了美国证监会暂停使用公允价值计量的权利，并要求美国证监会就公允价值对金融业的影响进行一个全面的研究。美国证监会在经过近三个月的紧张调查、研究之后，于2008年12月30日向国会提交了关于公允价值会计的报告，正式提出反对废止公允价值会计准则，并提出改进现行惯例的八点建议。至此，由金融危机导致的对公允价值计量的责难才得以暂时平息。我们能从以美国为主的国际公允价值会计准则受到的责难中获得哪些启示?如何进一步规范我国的公允价值会计实践?本文对此做了一些探讨。

二、充分认识公允价值会计本身的局限性

公允价值会计能更好地反映当前经济环境对企业财务状况的影响，更符合实物资本保全的要求，更有利于提高财务信息的相关性，但是它也存在着局限性。在这次金融危机中我们也进一步看清了公允价值计量本身的一些缺陷，特别是在市场定价功能缺失的情况下，如果还按市价计价资产，就可能出现亏损――抛售――更加亏损的恶性循环。这样的情况是银行家和金融界人士以及政府都不愿意看到的。其实在市价暴涨的情况下也同样存在这样的问题，只是在那种情况下可能出现的是涨价――囤积――再涨价的循环，这样的循环传递的是经济向好的信息，是经营者和所有者都希望出现的结果，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更多地是要求使用公允价值计量呼声，而不是责难公允价值计量。

公允价值会计的最大难度在于公允价格难以取得，在目前的条件下，我们几乎没有办法获取公允价格。目前所采用的市场价格法、比照法和净现值法等等，只是有可能让我们接近企业的“公允价值”，但是却不能在没有交易的前提下真正找到“公允价值”。这些方法中，最接近于“公允价值”的应该是市场价格法，如果存在完善的资产或负债的市场我们就可以根据市场价格来确定公允价值。但是这次金融危机却证明这样的价格也不能说总能代表真正的公允价格，如果资产极度贬值，而企业的资产又不会在近期内交易，这种情况下连续以市场价格来计价资产确实存在进一步恶化危机的可能性。同样在经济膨胀的情况下也有可能助长更多的经济泡沫产生。我国2006-2007年度的股市狂涨与在上市公司中实行新准则是同步的，不能说它们之间就没有内在的联系。有些上市公司在价格暴涨的经济环境下参与了囤积居奇，大量囤积的资产在采用公允价值计量后导致2007年度利润大涨，但是当金融危机波及到我国，使暴涨的价格出现回归以后，这样的企业又很快进入利润加速下滑的状态，因为所囤积资产公允价格下跌的循环作用，亏损面急剧扩大，严重的导致企业不得不接受重组。这虽然是由于企业的经营策略导致的，但是会计计量方法的变化对这部分利润的确认也起着辅助的作用。

美国证监会向国会提交的关于公允价值会计的报告，虽然正式提出反对废止公允价值会计准则，但是也针对公允价值提出了改进操作的建议。这说明进一步完善在特殊经济环境条件下的公允价值计量将成为会计准则研究的重要课题。我们也应认识到公允价值会计和经济波动之间的内在联系，进一步规范公允价值使用的操作细则，未雨绸缪，防范可能出现的经济波动。

三、进一步认识真实性和相关性的关系

会计信息真实性和相关性是会计信息质量特征的两个方面。我国《企业会计准则》规定，“会计核算应当以实际发生的经济业务为依据，如实反映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会计信息应当符合国家宏观经济管理的要求，满足有关各方了解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需要，满足企业加强内部经营成果的需要”。这些内容分别表述了对会计信息质量的要求，其含义也是真实性、相关性。

以前有些学者认为“会计相关性与可靠性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关系，因此，要判别相关性与可靠性谁更重要，必须从它们统一时的先后问题和对立时的取舍问题着手”。并且认为相关性先于可靠性，比可靠性更重要，进而提出历史成本是符合可靠性的，而公允价值是符合相关性的，因为相关性更重要所以应该选择公允价值计量。“历史成本注重已发生的交易或事项，把资产或负债项目的计价功能主要转交给了市场，而仅仅对取得成本或收入进行估计性的跨期配比，同时假定市场的交易价格均为合理、公允的，并不会发生大幅的变动以致账面价值与市场价值不会发生严重的背离，从而确保了财务信息的可靠性；而公允价格强调必须动态、及时地反映企业的价值变化，即使交易或事项尚未发生，只要有证据表明某项资产或负债项目的市场价值或预期价值发生了变化，财务会计就必须在表内进行反映，同时还需在表外进行披露。”

笔者认为这样将真实性和相关性完全对立并且套用到历史成本和公允价值的做法是不合适的。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和相关性是统一的，不能割裂开来。真实性是相关性的保证，只有真实的会计信息才能帮助现有投资者和潜在投资者做出正确决策，也就是说只有真实的信息才具有相关性，只有存在相关性的信息我们才去评价它的真实性。其实无论是历史成本还是公允价值都是试图反映企业理论上的

“公允价值”，在发生交易的当期历史成本就是最准确的公允价值，如果在市场的交易价格为合理、公允的，并不会发生大幅的变动以致账面价值与市场价值不会发生严重背离的情况下，历史成本也可以一直代表企业的公允价值。在市场价格理性变动的范围内，使用公允价值计量更加符合相关性，这时的计价也更加符合企业真实的公允价值，也就是更符合真实性。如果市场价格发生非理性的变动，这时候企业的公允价值将非常难以获得，回归到“历史成本计价”，在一定的时间内保持账面价值不变也可能是一种更加理性的选择。

四、努力保持会计准则的一贯性

美国证监会送交国会的研究报告对围绕公允价值会计准则争论的两方观点予以了归纳，指出在《紧急经济稳定法》通过实施的数月中，许多观点认为公允价值会计准则导致了金融市场的不稳定，公允价值会计准则与金融机构资本充足要求的联动引起了一些金融机构的倒闭。而许多市场参与者则认为，公允价值会计准则加强了财务信息的透明性，特别是在经济下滑时期公允价值的信息更为重要，取消公允价值只会打击投资者的信心并带来更大的不稳定性。虽然此前许多金融界人士要求取消“157号准则”，但美国证监会的研究报告认为取消“157号准则”是实践的倒退，将会导致公允价值计量的不一致和混乱。其他可能替代公允价值的计量属性都存在各自的优缺点，而回到历史成本计量将会给投资者带来更大的不确定性。

笔者认为在会计准则的采用上保持一贯性是非常重要的，这才是对投资者负责任的做法。会计核算采用什么样的计量属性，就如同采用一个什么指标衡量一个人的美丑，比如标准的制定者自己比较瘦，她就有可能定义瘦子是美的。有了标准，其他的人也会努力地瘦身，争取超过标准的制定者。等她们成功了，标准制定者却宣布这样的标准是不科学的，影响人们的身体健康，应该采用身高作为美丑的标准，高个子应该是美的。这样的计量属性会让人信服吗?会计计量属性其实也是这样的，当然我们不是说会计准则应该一成不变，而是说不能仅看是否对自己有利，对自己有利的时候就坚持，对自己没有利的时候就要求改变，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是造成广大投资者的不信任，形成更大的危机。虽然我们在改变会计准则的时候都要求做追溯调整，以增加会计信息的可比性，但是在会计实践中，当会计准则发生变动时，会计信息被误读的几率就会增大，投资者因为误判遭受损失的可能性也会增大，特别是我国投资者的财务知识和投资能力很低，很可能会因不了解会计准则的变化盲目跟庄，造成投资损失，甚至演变成严重的社会问题。

五、密切关注公允价值的使用环境

计量属性的选择最终是受控于其环境因素的，如果不具备采用公允价值计量属性的环境因素而盲目采用，就达不到预期的目的，还会造成负面影响。我国在2001年因为使用公允价值计量造成会计信息失真就是最直接的例子。影响公允价值会计实践的环境因素有如下这些方面：

1　利益因素。从公允价值的实行到因为经济危机受到的责难，可以看出会计属性的选择对管理者、政府和投资人等利益主体经济利益的影响。它们为了自身的经济利益都会试图干预会计准则的修订，影响会计计量模式的选择。我国政府作为准则的制定者同时又是重要的利益关系人，一定要谨慎从事，尽力站在客观的公允的立场上来选择计量属性。

2　经济因素。稳定的经济环境对会计计量属性的选择限制不多，具有较大的选择余地，因为这时无论采用什么样的计量属性对经济利益的影响都是不大的。在物价持续变动，但是变动幅度在理性的范围内时，采用比较透明的公允价值计量属性是利益主体各方都可以接受的计量属性。当出现严重的经济泡沫或者金融危机的时候，会计计量属性的选择就会出现较大的矛盾。因为这时候的市场价格也很难说是“公允价格”，除非可以确认所计量的资产或负债可以在近期处理或偿付，否则不应采用市场价格作为公允价值计量。

3　技术因素。采用公允价值计量，必然要规范公允价值的计算和取得过程，无论是市场价格的获取还是资金净现值的计算，都离不开市场的完善、互联网的普及和财务管理技术的提高。如果没有这些技术条件，强制实行公允价值会计是不可能完成好的任务。

4　会计从业人员因素。会计人员对公允价值计量的理解能力、操作能力直接限制着会计计量属性的选择。

5　会计目标因素。财务会计的目标主要是投资者，计量性的选择必然要体现投资者当然也包括潜在投资者的利益。它应该努力做到如实反映企业所拥有的或者控制的经济资源、对经济资源的要求权以及经济资源及其要求权的变化情况；如实反映企业的各项收入、费用、利得和损失的金额及其变动情况。

六、科学规范公允价值的使用范围

篇9

[关键词] 金融危机 职业生涯 教育模式

高等院校能否培养真正适应社会需要的人才,已成为社会评价高等院校办学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金融危机导致大学生的就业遭遇多方面的挑战和挤压。积极探索促进大学生就业的有效途径,可以促进高等教育健康持续的发展。而大学生的职业规划教育,是高等教育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是,目前我国高等院校中,大学生职业规划教育大都处于起步阶段,还存在不少问题。

一、我国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教育中存在的问题

1.社会需求的快速变化与职业生涯规划教育滞后的矛盾

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伴随就业形势的不断变化。高度市场化的就业机制带来竞争激烈的双向选择机遇,也引入了优胜劣汰的竞争法则。

目前,我国高等院校没有统一的《大学生学业与职业规划》课程的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也没有一本权威的教材。有调查显示,78.1%的在校大学生对于大学生学业规划和职业生涯规划不了解或不太了解。

目前,高等院校普遍比较重视大学新生的入学教育,但是,对大学新生进行入学教育,其重点只在帮助大学新生完成从高中生到大学生的角色转变,解决大学新生从高中到大学这一人生转折点中出现的问题,包括大学环境的适应问题、学习方法问题、生活费用的安排问题、人际关系的处理等。高等院校很少涉及大学生在校四年或五年的学习期间的学业规划教育。所以说,造成大学生缺乏学习动力的内在原因主要是大学生本身缺乏学业规划的意识和学业规划的能力,而外在原因却是高等院校不重视大学生的学业规划教育。

就业市场不可逆转的供过于求的客观现实和金融危机引发的裁员、企业破产浪潮,已给就业市场带来叠加的就业压力。面对严峻的就业形势,高等院校都开始重视大学生的就业指导工作,纷纷成立就业指导中心,开设就业指导课。但是,绝大多数高等院校使用的教材是《大学生就业指导》。就业指导的对象只是毕业生这个群体,就业指导的内容大多局限在毕业生就业这一环节,无非是政府就业政策、相关行业招聘信息、毕业生就业观念、毕业生就职应试技巧等内容。就业指导很少涉及大学生职业规划的基本理论,以及在该理论指导下如何帮助学生进行相应的学业规划和职业规划,也没有指导学生如何对自己准确定位。很多大学生在长期的应试教育环境下已经习惯于机械地接受知识,甚至养成了为考试而学习的思维模式。所以,很多大学生不清楚自己所学的专业就业前景如何,也没有结合自己专业和自身特点进行职业生涯规划。由于缺少职业生涯规划,很多大学生不知道自己毕业后适合干什么工作,于是只能盲目跟风。别人考证跟着考证,别人出国也跟风出国。有些大学毕业生频繁跳槽,表面上是因为不满意现在的工作,其实是不知道自己到底适合干哪个工作。

2.大众化人才的社会评价与精英化人才的教育情结的矛盾

2008年10月,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中国青年权益状况报告》。该报告指出:我国高校毕业生待业率已达到15%左右,远高于社会平均失业率。2002年至2006年,全国城镇登记失业率均保持在4.0%至4.3%的较低水平。 2007年,全国城镇登记失业率依然保持在4%的水平。2002年～2006年,私营个体等非公有制经济在吸纳社会劳动力就业方面的作用进一步增强,成为就业的主力军和亮点。

随着我国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各省地方经济和行业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对大众化应用型人才的需求也大量增加,要求大学毕业生能够去生产一线从事技术开发、技术应用、生产经营和生产管理等工作。社会经济发展迫切需要高等院校培养出在知识、能力、综合素质等各方面都适应市场经济需要的不同层次的应用型人才。

2007年,我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已达23%,标志着我国高等教育已从精英教育转向大众教育。我国目前有1900多所普通高校,少部分是以精英化教育为目标的研究型大学,基本上都是全国重点高校,而绝大多数高等院校承担的是大众化教育任务。这些高等院校本应该主动适应社会需求的发展变化,积极培养大众化应用型人才。但是,传统的办学理念和精英教育情结在许多高等院校中根深蒂固,社会需求虽然早已悄然变化,而不少高等院校仍然用精英教育的思想和方法面对高等教育的大众化时代。有些高等院校虽然进行职业规划教育,但是,既没有对大学生进行普通劳动者的职业定位教育,也没有应用型技能的强化培训。很多大学毕业生找工作时不愿从基层做起,面对很多实际工作又因眼高手低而无法适应。结果,一方面,是大学生就业难;另一方面,是很多企业招聘不到合适的应用型人才。

二、金融危机对各行业就业的影响

此次金融危机中,房地产、金融证券、进出口行业是受影响最大的行业,根据目前我国高校对大学生的就业状况统计,和2007年同期相比,大学生就业比率有所下降。再加上中国经济增长的整体放缓,以及“过冬论”在房地产、互联网、家电业、IT行业等多个产业中的传导,决定了2009企业对大学生招聘比过去要谨慎得多。

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工作岗位减少、大量员工失业,应届毕业生数量又创新高,金融危机的到来,使本已经积重难返的大学生就业问题变得更加严峻。据国家人事部统计资料显示:2009年,全国高校毕业生超过560万,近两年沉积的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约有480万人,2009年需就业的大学生高达千万人。一边,是更多的毕业生需要就业,另一边,却是工作岗位减少、大量员工失业的现状。如何能在这场就业危机中找到一方立足之地,成为毕业生最关注的问题。

1.企业招聘门槛提高,薪酬降低

虽然有些企业出于人力成本和人才储备的考虑,还是会继续招聘应届大学毕业生,但是其招聘要求会有所提高,薪资也可能有所下降。

2.对女大学生的就业歧视加重

受传统性别文化的影响和劳动力成本的约束,用人单位对女大学生的就业设置了不少有形和无形的阻力。一方面,从男权的审美角度提高女大学生的就业条件,譬如身高、身材、长相等;另一方面,从劳动力成本的角度制约女大学生就业。有些企业认为,雇佣女大学生会增加企业的劳动力成本:第一,女性有就业断裂带,即生育哺乳期,但是企业仍然需要负担这一时期的工资和福利;第二,女性比男性退休年龄提早5-10年,但是女性的平均寿命又比男性长,所以,企业雇佣女性员工比雇佣男性员工需要支付更多的退休金;第三,由于女性工作时间比男性短,女性的培训效益要比男性低。

面对金融危机,用人单位对女大学生隐性的和显性的就业歧视会加重,甚至会排斥女大学生的就业。女大学生签约时会被附加额外的条件:不得和单位内部员工谈恋爱;参加工作5～7年内不能生育;生育时主动放弃哺乳假,等等。

三、大学生职业生涯教育模式选择

为了改变高等院校现有的新生入学教育、专业教育、素质教育、毕业教育、就业指导各自为政、互不关联的教育状况,应该构建和完善大学生学业规划教育和职业生涯教育模式,以应对不断变化的就业形势。

1.加强新生入学教育与学业规划教育的结合

新生入学教育是学业规划教育的起始阶段,也是学业规划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新生入学教育重点解决的是新生的角色转换和环境适应。在完成这两个教学任务的同时,开始学业规划教育。学业规划,其实就是学生根据社会发展的变化、需要和自己对未来人生目标的设置以及实现途径的全面设计和具体规划。也就是规划为什么学、学什么、怎么学、何时学。学业规划教育贯穿大学整个学习周期。通过新生入学教育和学业规划教育,帮助学生全面认识大学生活,提高学生自主学习的意识和能力,尽早树立职业生涯的规划意识。

2.加强就业指导与职业生涯规划教育的结合

职业生涯规划,是指对一个人即将从事的职业和未来职业的发展实施的策划和设计,包括职业目标的选择、目标实现手段的选择、职业目标的修正、实现途径的修正等。就业只是职业生涯中的一部分,就业指导也只是职业生涯教育系统中的一个环节,它与前期的学业、后期的职业、未来的事业组成一个完整的系统,缺乏任何一个环节或因素,学生的发展和成才都会受到影响。如果毕业生仅用一年的时间规划自己的未来和发展目标,并找到一份理想的工作恐怕是很不现实的。选择就业,还是选择考研或出国,不是临近毕业才决定,一般在新生入学时就应该确立目标,并且经过几年的努力才能实现。

对本专业及相关专业的就业前景和社会需求进行跟踪调研,以便学生及时了解本行业、本专业的社会需求和职业素质要求,更好地进行学业规划和职业生涯规划。

3.建立“招生、培养、就业”联动机制

面对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现实,高等院校必须主动走出校门,走进社会,走进用人单位,认真研究社会和经济发展规律,分析不断变化的经济形势,积极探索新形势下的人才培养机制和培养途径。建立科学的“招生、培养、就业”联动机制,可以缩短人才培养质量与社会需求的差距,大大提高大学毕业生在人才市场上的竞争能力。

参考文献:

[1]金国雄,于娜娜.大学生学业规划教育与职业生涯规划教育模式的探索[J].中国高等教育,2008,(18):50-52.

篇10

从金融危机后的全球金融衍生品发展和监管改革来看、从繁复到简单的回归基本确立了未来一段时期金融衍生品的重要趋势。这当中，既有从纷繁复杂结构衍生品向基础性衍生品的回归，从非标准化向标准化的回归，也有从较为松弛的监管纪律向更为审慎监管的回归以及机构投资者从场外向场内的回归。从这一趋势中，可以看到发展股指期贷等基础性衍生品的更为清晰的内在逻辑。

金融危机成为股指期货产品的极端压力测试

在这次金融海啸中，股指期货稳定市场、管理风险的作用得到了充分展示。危机中全球股指期贷市场表现突出，运行稳定、交易量、持仓量显著增加，2008年全球股指期货的交易量上升了18％。与场外交易的信用衍生品不同、股指期赁非但不是金融危机爆发的导火索，而且在金融危机中有效地减缓了市场的抛售压力，成功地将股票市场系统性风险进行转移和再分配，避免现货市场出现更大的跌幅。根据对30个市场自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以来最大跌幅的统计，22个推出股指期货的国家，股票现贷平均跌幅为46.91％；8个没有推出股指期贷的国家，现货指数平均跌幅高达63.15％。其中，美国股指期贷的大额避险交易比例明显提高，表明机构投资者在危机中积极利用股指期贷进行风险对冲。

在危机发生初期，股指期贷通过交易量和持仓量的一度持续放大，承担现货市场抛盘压力，但全球近400种的股指期货没有出现风险事件和大面积违约。这表明股指期贷的风险控制手段和交易制度日臻完善，股指期贷并不是场外衍生市场上的那些金融衍生产品那样成为导致危机的“坏孩子”，而是充分发挥了其稳定投资者预期、管理和对冲风险的积极作用，成了真正意义上的避风港。

透过危机后期各国对金融衍生品监管的变革可以看到，变革措施更多地集中在对场外衍生品的监管上，监管机构希望引导机构投资者能更多运用场内衍生品，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股指期赁的稳定与避险功能越来越多地被市场所认同。

金融危机中交易所市场仍有良好发展势头

金融衍生品市场有两大组成部分：交易所市场(ETD)和场外交易市场(OTC)。两者都为满足投资者特定的交易需求而存在。但两市场在运作模式、交易品种等多方面亦存在重要差别。

近年来两个市场的增长速度一直此消彼长。交易所市场的交易量在2001年曾创下47％的增速，当年OTC市场以名义价值计算仅增加17％。而2004年交易所市场交易量仅上升9％，同期OTC市场则有26％的增长。近年来随着CDS等信用衍生品的急剧膨胀，OTC市场的发展速度超越了交易所市场。但由CDS等衍生品引发的次贷危机之后，OTC市场萎缩较大，市场自增长，但另一方面，交易所尽管增速放慢，但依旧有约16％的增长速度。

从交易所市场的交易品种方面看，2008年相对于2007年，其商品期货、利率衍生品、股票衍生品、股指衍生品分别取得较大增长，其中股指期货增长尤其显著。进一步表明，在金融危机中，场内市场仍旧有良好的发展势头。

金融危机导致的市场大幅波动，凸显金融风险管理工具的现实需求

从国际经验看，现货市场价格的剧烈波动是衍生品出现的重要条件。国债期贷在美国的起步发展，缘于利率的自由波动。股市方面，美国1973～1974年股票市场动荡、波动大，而美国政府的政策使得股市的波动加大。由于损失巨大，众多投资者纷纷离开股票市场，转而投资于债券或银行存款，在严峻形势下，相关管理机构被迫设法对此进行改革和创新，以满足股票投资者对于避险手段的迫切需求，从而促进股市的正常发展。可以说，正是由于国债市场和股票市场价格的剧烈波动，使得衍生品有市场的需求，金融衍生品的出现成为必然。

中国股市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波动幅度较大，系统风险不容忽视。有关实证分析表明，美国、英国、法国股票市场系统风险占全部风险比例分别为26.8％，34.5％和32.7％，而中国股票市场的系统风险高运65.7％。

因为全球金融危机的直接和问接的影响，中国内地证券市场2008年的波动异常剧烈，上证综指从最高点的6124点直线跌落至1664点，最大跌幅达到73％；从个股上看，1200只个股全年跌幅都在50％以上，个别个股距离最高价的跌幅曾一度超过90％，幅度之大、速度之快以及普及面之广为历史罕见。

普遍性的深度下跌给机构投资者投资和广大中小投资者的风险管理造成了前所禾有的挑战，股市的巨幅波动迫切需要相关的金融衍生工具，套期保值，对冲管理风险。

现货市场的发展、市场结构的变化、金融创新的需求，增加了股指期贷等风险管理工具的需求。

从全球市场看，由于股指期货相关制度的不断完善，市场和机构投资者的良性互动效应日益明显。在金融危机中，发达金融市场上的一些大型基金和保险资金等机构投资者，通过在股指期贷市场上的套期保值，有效规避了投资组合市值下跌的风险，从而也避免了大额抛售可能给市场带来的冲击。

与之相对照的是，在这一轮的市场深幅调整中，我国机构投资者普遍遭受了惨重损失。由于缺乏避险机制，我国机构投资者大量现货头寸无法得到保值，投资业绩严重依赖大市的表现，不仅只能被动地承受下跌调整带来的损失，而且在市场剧烈波动时也只能以卖出股票的方式来降低风险，被迫加入追涨杀跌的队伍，这也可以说是一种特定状况的系统风险。

从国际经验看，股指期贷的出现是以现贷市场的规模和流动性为前提的。

近年来，中国股票市场亦逐步完善和发展，现货规模不断扩大。经历过大牛市和大熊市的洗礼，上市公司不断增加，特别是市场流通股比例迅速提高。

机构投资者进一步深入发展，基金市场的资产管理规模显著扩大。对于基金管理行业而言，管理规模已经上了一个台阶，行业成长进入新阶段。迅速扩大的机构投资者相较波幅巨大的市场，对于股指期贷等风险管理工具的需求更加迫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