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哲学的基本问题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政治哲学的基本问题，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摘要:恩格斯将哲学基本问题确定为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这一方面将物质与存在混为一谈,同时沿着这一思路,无法确立完整的哲学体系。事实上,只有把客体与主体的关系问题确立为哲学基本问题,才能将整个哲学体系完整地建立起来。

我们的哲学教科书一直认为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这一观点是由恩格斯提出的。恩格斯说:“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我认为,恩格斯在这里将物质与存在的概念混为一谈了。这是因为:首先,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只能解决思维或意识是不是存在的问题,而不能解决物质与存在的关系问题。然而,哲学既要研究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也要研究物质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可见,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并不是哲学的基本问题。其次,哲学的基本问题也不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因为,哲学是唯物辩证法哲学。唯物论首先说的是物质与精神或思维的关系问题。所以说哲学的基本问题,也不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再次,恩格斯在哲学基本问题上发生错误的主要原因是将物质与存在混为一谈。其实,物质与存在并不是同一概念,也没有等同重合性。存在要比物质的概念宽泛的多,包括思维也是存在。物质是实存在,意识是虚存在。只有把意识和物质都看做是存在的,才能进一步研究它们之间的绝对相对问题和决定性作用与被决定性作用的关系问题。如果根本就不承认思维或意识的存在性,那就既不会存在绝对相对问题,也不会存在决定性作用与被决定性作用的关系问题。所以说,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并不是哲学的基本问题。即使是我们“修正”一下,将存在换为物质,那么,意识和物质的关系问题是不是哲学的基本问题呢?我看也有问题。因为,从宇宙自然的角度来看,质量和能量、空间和时间以及静止和运动,这些范畴还既不涉及意识,也不涉及和意识相对应的“物质”概念,完全是从宇宙自然本身的角度来考察的。如果在考察宇宙自然时就以人划线,以人定位,势必陷入“唯我论”、“唯心论”的泥潭。再从辩证法的角度来看,对立统一律、否定肯定律以及量变质变律,这些规律之中对立统一律是基础、前提、核心,说明对立与统一是辩证法哲学的基本问题。

因为,对立与统一规定着否定与肯定及量变与质变,由此,也说明了意识和物质的关系并不是辩证法哲学的基本问题。再从主体的角度来看,经济主体的基本问题是劳资关系问题,政治主体的基本问题是公民和国家的关系问题,或曰官民关系问题。再从历史主体的角度来看,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是历史主体的基本问题。很长时间以来,甚至直到现在,我们的哲学教科书仍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看作是一对矛盾统一体,这是发生混乱最根本的原因。社会存在是与自然存在相对而言的,自然存在反映的是自然客体,而社会存在反映的则是社会主体。然而,社会意识则一方面是与自然意识相对而言的,另一方面又是与社会物质相对而言的。因为,社会意识包括经济意识和政治意识,而社会物质包括经济物质和政治物质。这样,我们就可以发现,社会意识与社会存在并不是对应概念。二者只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以及被包含与包含的关系。把握这一点,是认识社会意识能动性的关键。因为,如果否认社会意识的存在性,否认社会意识属于社会存在的范畴,就等于说意识是不存在的,那么,不存在的东西又哪里能有能动性呢?有人对与社会意识相对应的社会物质的概念提出质疑。其实,社会物质包括经济物质和政治物质。经济物质是容易理解的,一切资本,如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及其产品都是经济物质。而政治物质则是指国家机关、军事力量、法庭、监狱等等,这些难道不是政治物质吗?

虽然在社会存在中也包括社会意识与社会物质的关系问题,甚至在社会经济中,包括经济意识和经济物质的关系问题,而在社会政治中包括政治意识和政治物质的关系问题,但都不是基本问题。经济意识和经济物质的关系问题,不是社会经济的基本问题,政治意识和政治物质的关系,不是社会政治的基本问题,同样,社会意识和社会物质的关系问题,也不是社会历史的基本问题。况且,将意识和物质的关系问题作为哲学的基本问题,也无法说明哲学体系的科学性。哲学是自然观和历史观的互补。自然观反映的是客体存在,历史观反映的是主体存在。客体并不等于物质,因为,自然人意义上的意识,也是客体。同样,主体,亦即社会也不等同于意识。社会物质,包括经济物质如资本和政治物质,如监狱、法庭、军队等,也属于主体范畴、社会范畴。由此,也说明了意识和物质的关系问题,并不是哲学的基本问题。[意识与物质的关系不是哲学的基本问题,那么,它在哲学中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地位呢?我认为,意识与物质的关系是哲学本体论的基本问题。哲学与本体论并不存在等同重合的关系,二者也不是同一概念。哲学与本体论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本体论当然是哲学,然而即不能反过来说哲学就是本体论。哲学包含本体论,本体论只是哲学的一部分内容。哲学不仅包括本体论,而且包括自然观、辩证法、以及经济观、政治观、历史观等内容。其中,自然观是本体论的前提,它们与辩证法共同组成哲学客体的范畴。自然观的基本问题是质量和能量的关系问题,这一点是由爱因斯坦的质能关系原理确立起来的。因为,空间和时间以及静止和运动的关系,都是建立在质能关系的基础上。这无论是在哲学上,还是在物理学上都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情。从哲学的角度来看,主要是解决了自然辩证法的基本问题,人们可以由质量和能量的关系入手,进一步认识空间和时间的关系以及静止和运动的关系。遗憾的是,我们的哲学教科书还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原因在于马克思在前,爱因斯坦在后,抱着“凡是论”态度的哲学家们,并未能将爱因斯坦的这一哲学与自然科学上的突破性发展成果接纳入哲学的体系,还在一百多年前的哲学水平上徘徊和原地踏步,更谈不上对爱因斯坦相对论思想的批判性发展。

建立在自然辩证法基础上的是本体辩证法。本体论的基本问题是物质和意识的关系问题。因为,物质和意识的关系问题,直接制约着实践和认识的关系问题。实践是物质的,认识是意识的,客观是物质的,主观是意识的等等。

建立在自然辩证法和本体辩证法基础上的是客体辩证法。辩证法的基本问题是对立和统一的关系问题,这一点理论界是明确的。现在需要进一步研究的是对立和统一的关系、否定和肯定的关系以及量变和质变的关系。自然辩证法和本体辩证法以及以它们为前提的客体辩证法,共同构成哲学的客体,而和客体相对应的是主体。主体包括经济主体、政治主体以及以它们为前提的历史主体。主体经济的基本问题是资本和劳动的关系问题,即劳资关系问题;而主体政治的基本问题是公民和国家的关系问题,即民主和法治的关系问题。建立在经济主体和政治主体基础上的历史主体的基本问题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问题,由此,我们可以发现整个哲学实际上是如下一个体系:通过上述哲学体系图,我们就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哲学与本体论既不是等同重合关系,也不是同一概念。

二者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本体论只是哲学的一部分。既然如此,本体论的基本问题与哲学的基本问题,就不是一回事。本体论的基本问题是意识和物质的关系问题,而哲学的基本问题则是客体和主体的关系问题。当然,哲学是一个多层次体系,然而每一个层次和每一对范畴的基本问题都必然反映客体和主体的关系问题。如自然辩证法的基本问题是质能关系问题,而在质能关系中,质量是客体,能量是主体。因为,质量具有可动性,而能量具有能动性。由此决定了空间具有客体性,时间具有主体性;静止具有客体性,运动具有主体性。因为,空间是质量的存在形式,而时间是能量的存在形式;静止是质量的本质特征,而运动是能量的本质特征。再从本体论来看,它的基本问题是物质和精神的关系问题,而物质具有客体性,精神具有主体性。由此决定了实践具有客体性,认识具有主体性;客观具有客体性而主观具有主体性。因为实践是物质的,而认识是精神的;客观是物质的,主观是精神的。再从辩证法来看,它的基本问题是对立和统一的关系问题,对立性是反映客体与客体的对立性以及主体与主体的对立性,而统一性则是反映客体和主体的统一性。由此说明了否定性反映的是客体与客体的否定性以及主体与主体的否定性,而肯定性则是反映客体和主体的肯定性。同样,量变反映的是客体与客体的量变以及主体与主体的量变,而质变则是反映客体和主体的质变性。因为,否定和量变都是反映事物的对立性特征,而肯定与质变都是反映事物的统一性特征。再从社会经济主体来看,它的基本问题是资本和劳动的关系问题,资本是客体,劳动是主体,因为资本具有可动性,而劳动具有能动性。由此决定了剩余资本具有客体性,而剩余劳动具有主体性;资本股份具有客体性,而劳动股份具有主体性。因为,剩余资本与资本股份都是资本的特征,而剩余劳动与劳动股份都通过上面的分析,就可以十分清楚地说明:其一,无论哲学有多少层次,每一个层次中的基本问题都是反映客体和主体的关系问题。其二,只有客体和主体的关系问题,才能将哲学的所有范畴从始至终贯彻到底。其三,这就更清楚地说明,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并不是哲学基本问题。一方面是由于存在既包括意识存在,也包括物质存在。思维与存在是直接同一的,二者既不存在对立关系,也不存在统一关系。再从物质和意识的关系来看,虽然物质是客体,意识是主体,但客体并不等同于物质,主体也不等同于意识。客体和主体的关系,要比物质和意识的关系宽泛的多,深刻的多。只有客体和主体的关系问题,才能将哲学各个层次的所有范畴从始至终作为主线贯穿到底,而物质和意识的关系问题,则只能说明本体论的基本问题。超出本体论的范畴,如自然哲学、辩证法哲学和经济哲学、政治哲学以及历史哲学的基本问题,就都不是由物质和意识的关系问题所能说明得了的。过去,正是由于哲学教科书没有认识到哲学是客体哲学和主体哲学的互补。所以,一些哲学家便一再否定历史观的哲学属性。其错误在于:首先,哲学既包括对认识对象,即自然的认识,也包括对认识者,即社会人自身的认识。如果只完成对宇宙自然的认识,而不完成对社会人自身的认识,就不是完整的哲学。其次,人类认识世界的目的在于为人类自身的存在而服务。如果连人类自身是怎样存在的都弄不清楚,那么,对自然的认识就毫无意义,从而也就否定了哲学的价值。最后,从哲学本身来看,历史观正是哲学区别于一切西方旧哲学的具有决定意义的一部分,历史观的创立是整个哲学实现变革的枢纽和焦点。马克思如果不创立社会历史观,就不可能完成哲学上的根本变革。

由上可见,无论从哪方面看,都说明历史观不可能不属于哲学的范畴。还有一种观点,虽然承认历史观属于哲学的范畴,但认为只有客体哲学是哲学的基本内容,而历史观则属于哲学在社会科学中的“推广和应用”。这是斯大林的观点。他说:“历史唯物主义就是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推广去研究社会生活,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应用于社会生活现象,应用于研究社会,应用于研究社会历史。”这种观点的要害在于把客体哲学和主体哲学看做是两门学科,而不是看作哲学的不同组成部分,这就割裂了哲学本身的完整性。其实,列宁关于客体哲学和主体哲学是一块整钢的思想才是正确的。列宁说:“在这个由一整块钢铁铸成的哲学中,决不可去掉任何一个基本前提任何一个组成部分。”我们常说既要坚持,又要发展。在哲学基本问题上,我们所要坚持的,正是由哲学为我们开辟出来的客体和主体相互补的这种完整领域。在这个问题上的任何倒退,都只能导致哲学本身的倒退。

在客体和主体的关系中,二者都是非决定性的。从主体的非决定性来看:首先,自然可以决定社会的存在。当自然还没有进化到人类的时候,社会就是不存在的。同时,如果自然发生大的灾变时,就有可能将人类大部或全部毁灭,玛雅文化、希腊文化等的突然性毁灭,就很有可能是大自然的灾变造成的。其次,自然可以决定社会的富裕程度。一切自然资源,都是大自然本身的分布所形成的,矿藏、物产、地势等都可以造福一方,这都不是人的力量所能达到的。

关于主体的非决定性,是的基本原理。马克思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所创造。”马克思的论述,很明显地说明了主体具有非决定性。这是因为大自然本身具有规律性,人类的社会活动如果不符合客观规律,其目的就不能实现,甚至反过来对人类违反客观规律的错误行为实施惩罚性报复。

当然,主体具有非决定性,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从问题的另一方面来看,客体也具有非决定性。马克思就曾高度赞扬了作为社会存在的人在改造自然过程中的能动性作用。他说:“这个领域内的自由只是社会化了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进行这种物质变换。”所以说主体对于自然存在,也具有能动性作用。这是因为:

篇2

【关键词】哲学；基本问题；社会科学

社会科学是用科学的方法，研究人类社会的种种现象的各学科总体或其中任一学科，包括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等。社会科学的研究，与哲学有着生死相随的紧密联系。哲学为社会科学的研究提供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确立了一般性原则。哲学，作为彻底的、实践的、科学的唯物主义哲学，为社会科学研究确立了科学的一般性原则。

一、社会科学研究一般性原则的理论基础――哲学基本问题

哲学认为，劳动实践是人的本质属性，也是社会的本质属性。人在劳动实践中与自然界和其他人发生相互联系，形成社会关系，构成了人类社会存在的必要因素。社会科学把人类社会作为研究对象，实际上是研究人在劳动实践中的各种现象和问题。可见，哲学为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哲学的视野中，人的劳动实践，即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活动，是遵循一定的基本原则和规律的，因而社会科学也存在一般性原则，并且与哲学基本问题的原则一脉相承，也就是说，社会科学的一般性原则体现在哲学在哲学基本问题上科学立场。恩格斯明确指出：“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1]因而，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所包含的内容就是社会科学一般性原则的基本内容。

1.社会科学研究的唯物主义原则。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一个方面是精神与物质的本源问题。对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分水岭。唯物主义哲学认为，物质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世界的本源是物质，精神是由物质所派生的。在现实社会中，人是以劳动实践区别于动物而显示其社会存在的，人类社会存在的各种现象，从根本上说，都是人的劳动实践产生的。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理解这一观点：第一，生产力水平从根本上决定着社会经济、文化、政治等各个领域的基本状态；第二，社会的经济基础决定着上层建筑；第三，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的主体。哲学的基本立场为社会科学树立了第一个科学的一般性原则，即唯物主义原则。

2.社会科学研究的辩证性原则。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二个方面，是如何理解世界的存在状态以及用什么样的思维方法来把握世界。辩证法认为，世界是普遍联系和发展的，世界的任何事物都不是孤立存在的，也不可能是静止的，而是与其他事物相互联系的，并且不断运动变化的。在哲学中，辩证法与唯物主义是统一的。虽然物质是世界的本源，精神由物质派生，但是精神反过来也会影响物质，人们的社会意识也会对社会存在起着巨大的反作用。这一基本问题反映在在社会历史中就具体体现在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上。当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时，就会对生产力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反之，当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时，就会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障碍。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二个方面为社会科学研究树立了第二条基本原则，即辩证性原则。

3.社会科学研究的实践性原则。实践是哲学的基础。马克思在批判费尔巴哈旧唯物主义时指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2]哲学发现，物质生产活动是人类的第一个历史活动，生产实践既是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过程，又是人与人之间互换活动的过程，同时还是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和观念的变换过程。[3]哲学基本问题，即思维与存在关系问题，实际上是建立在实践的基础之上的，可以说哲学的最大特点就是其实践性。运用哲学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基本要诀就是必须从人的实践活动出发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哲学的实践特性为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第三条一般性原则，即实践性原则。社会科学研究的实践性原则是唯物主义原则与辩证性原则统一的基础。社会科学研究的唯物主义原则强调物质对于人的意识的决定性作用、经济基础对于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人民群众在社会历史中的主体地位，辩证性原则强调社会各个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而实践性原则贯穿于前两种原则之中，成为这两种原则融合统一的基础。物质与意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人民群众与社会历史，都是因为人的劳动实践而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因为人的社会存在方式就是劳动实践，没有人的社会存在就没有社会的存在，也就没有社会科学这个概念。因此，离开了劳动实践，唯物主义原则和辩证性原则就都将不存在；有了劳动实践，唯物主义原则和辩证性原则就具有统一性，统一于人的劳动实践。

二、社会科学研究一般性原则的方法论基础――世界观、历史观、整体观、发展观

社会科学研究一般性原则是哲学对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论指导。具体说来，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论主要受到的世界观、整体观、历史观和发展观的指导。世界观是人们对整个世界即对自然、社会和思维的根本看法，历史观是世界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世界观不仅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指导思想，同时也是社会科学进行研究的科学方法，而社会历史观则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基础。社会科学的研究只有以正确的世界观作为选择方法的指导思想，才能坚持唯物论、排除主观先验论；才能从特殊中把握普遍性、从复杂现象中把握本质规律；才能坚持历史方法与逻辑方法的辩证统一。整体观是指从全局考虑问题的观念。作为整体的客观事物是一个有机的系统的结构体系，包含着物质多样性、丰富性。因此，作为反映这一整体性的人的观念有整体与局部、整体与层次、整体与系统、整体与个别、全面与片面等哲学范畴。社会科学的研究只能以整体之中的某一局部、某个层次或系统中的某个方面作为研究对象，但社会科学研究同时遵循着整体性原则。发展观是指物质世界的一切事物、现象及其在思维中的反映，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由旧质到新质的有规律的运动和变化过程。发展观是科学辩证法的基本观点，它是世界观理论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方法。

哲学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统一。的世界观，包括历史观、整体观和发展观，为我们在社会科学研究中遵循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提供了具体的方法论指导和运用这些原理时的基本规范，实际上就从方法论上为社会科学研究确立了一般性原则。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坚持的世界观、历史观、整体观和发展观，是坚持社会科学研究一般性原则的基本前提和方法论基础。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人民出版社，1995：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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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键 词】教学论/理论使命/基本问题/主要观念/实践理论

【作者简介】张建鲲(1979-)，男，天津人，天津大学职业技术教育学院博士生，天津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教学基本理论、高等职业教育研究；

董昊悦　天津师范大学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天津　300387

［中图分类号］G 40-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779(2009)03-0077-04

近年来，在国家大力推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新课程受到高度关注的背景下，教师们教学能力的培养，正日益为国内师范院校所忽视。但是，新课程的实施最终要落实到课堂教学方式的转变中，作为师范院校教师教育的传统课程，“教学论”始终承担着培养教师教学能力的使命。并且，随着新课程对受教育者主体性的关注与强调，教学不再是某些技能在“熟能生巧”中的叠加。人们在传授教学实践技能与基础理论的同时，致力于通过教学论的教学，培养具有教学反思能力的研究型教师。

正如布鲁贝克指出，“人们探讨深奥的知识不仅出于闲逸的好奇，而且还因为它对国家有着深远的影响”。[1]由于研究型教师培养的现实需要，“教学论不过是供教师从自身和学生的实际出发主动选取和借鉴的教学观念”[2](PP.68-72)的传统观念正在改变，以往只被少数研究者关注的“教学哲学”，正成为教学论学科的重要方面。当然，由于以为新课程培养研究型教师为直接目的，当前教学哲学研究也必然面临着某些误解与困惑。因此，笔者尝试对教学哲学的学科范畴、直接任务和根本使命等加以阐明。

一、教学哲学的学科属性与基本问题

尽管教师不必直接回答“教学是什么”、“什么是好的教学”、“教学为了什么”等问题，但教师对课堂教学活动却自在地就根植于他们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同时，在教学理论研究中，尽管研究者可能不直接涉及这些基础性问题，但各种教学理论学说的建构却难以完全回避它们。于是，随着哲学研究的日益领域化和教学论研究者将教学看作专门的实践（或生活）领域，对这些问题的剖析与追问不仅直接构成了教学本体论、认识论以及伦理学等教学哲学研究的基本范畴，更从哲学学理上决定了教学哲学的学科属性与基本问题。

（一）教学哲学从属于当代领域哲学研究

在当代，哲学家日益认识到“哲学所获得的知识也只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哲学研究只是在特定种族、语言、文化和政治背景下的普遍活动。[3](P15)这一认识，不仅为哲学研究从“宏大叙事”走向以多元维度审视人类世界提供了契机，更为哲学家们具体地对经济哲学、政治哲学、法律哲学、道德哲学、教育哲学等“领域哲学”加以关注提供了可能。也就是说，人类世界并非是抽象的整体，而是一个多领域合一的现实实践生活，当代哲学观念的转变为哲学更为具体地关注现实社会生活中的特定领域，对世界进行“领域哲学”研究提供了可能。

当然，教学哲学的出现还与人们开始将教学看作独特的生活领域有着密切的关系。我们认为，当代教学理论对受教育者的兴趣、个性乃至主体性的关注，对教师的反思、研究与专业化发展的强调，对教学的生成性、交往性、开放性等观点的认同，均在一定层面上强化着教学在社会生活中的领域性地位。并且，教学是一个因师生间交往而生成的人为性过程，它从内部存在形态上便是一个独特的生活领域。而从教学与外部环境的关系看，它更是承载着受教育者未来社会活动的现实生活。可见，当代哲学研究日益走向领域化的趋势，以及教学自身作为社会生活独特领域的事实，为教学哲学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二）教学哲学以教学关系和人文关系为基本问题

虽然“思维与存在何者为第一性，自由与必然有无同一性”已不再作为当代哲学的热点问题，但这一“哲学的基本问题”却是哲学存在与发展的根基。相应地，我们虽然强调教学哲学从属于领域哲学，但这并不取消这个哲学研究对那些具有根本性与矛盾性的“教学哲学的基本问题”的追问。

既然教学哲学关注着“教学生活”中的人，它必须对自身的基本问题加以厘定，以确保教学哲学的独特性与合法性。以“教学中的预设与生成”问题为例，有论者提出“预设与生成是教学的基本问题”。[4](PP.38-40)但问题在于，在人类社会活动日益走向制度化和规范化的背景下，倘若教学理论研究始终局限于“预设与生成”、“目的与手段”、“竞争与合作”等一般性的“基本问题”，不去关注那些对于教学的存在与发展具有根本性的问题，那么它将丧失自身的理论品性。由此可见，我们有必要从教学哲学的层面，对那些决定着教学存在与发展的根本性问题加以明确。

对于教学哲学而言，其“基本问题”理应深刻而全面地反应教学的本质。因此，只有那些对于教学的存在与发展具有决定意义的教学的“基本要素”，才从属性上具备作为“教学哲学的基本问题”的必然性。于是，从教学的主体性要素看，“教的活动与学的活动（亦即教学主体要素的现实生成）”在现实教学中决定性意义，以及从教学主客体要素间关系看，“人的发展与文化繁衍的关系（亦即教学主体要素的未来走向）”对教学今后走向的根本地位，决定了二者理应作为“教学哲学的基本问题”。并且，尽管这些基本问题既无法直接导致教师教学观念的转变和课堂教学实践的优化、又难以为教学论的发展提供直接的“生长点”，但对于整体的教学论学科而言，对这些问题的持续关注却是实现教学论对研究型教师培养所担负的使命的根本前提。

二、教学哲学的主要任务与理论品性

应当承认，不论教学理论研究还是教学哲学研究，都是为教师提供教学观念为主要任务。但是，由于较之教学论研究对教学事理的关注，[5](PP.53-56)教学哲学的主要目的在于研究型教师的培养，其主要理论研究任务便呈现出了某些与教学论研究不同的特点。

（一）教学论研究与折衷主义的教学观念

由于以优化教学实践为直接目的，教学论在转变和影响教师教学观念之先，教学论研究在向教师传播教学观念时，往往出现教学观念的“实践折衷主义”与“理论折衷主义”等倾向。

所谓“实践折衷主义的教学观念”，指在教学理论难以引起教师教学观念的转变时，研究者将理论诉求性的教学观念与教师们存在缺陷的教学认识进行调和，使其易于为教师所接纳。以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所提倡的“自主、合作、探究”的教学方式为例，面对这些教学方式难以转化为教师教学观念的现实，某些研究者尝试通过“教学方式本无所谓好坏”[6](PP.3-5)等“实践折衷主义的教学观念”，调和性地推动教师教学观念的转化。显然，由于这些“折衷主义的教学观念”在自身理论诉求和实践取向上趋向模糊，其所带来的“教师教学观念的转变”，实质上只是“教师在各种教学观念之间的无所适从”。[7](PP.48-51)

所谓“理论折衷主义的教学观念”，是指研究者为了使其理论易为教师所接纳，而过度强化其学说的实践全面性和课堂操作性、弱化其理论诉求的取向性。以合作学习为例，相较于国外合作学习倡导者旗帜鲜明地将合作学习提升到“人生哲学”的高度，[8](P131)国内教学论更专注于通过“组内成员合作，组间成员竞争”[9](PP.68-72)等调和性的教学模式，使“合作学习”为教学实践所接纳。然而，在强化了理论的操作性的同时，这种“理论折衷主义的合作学习”却为将“合作学习”等同于为“摆桌椅、分小组”[10](PP.70-74)的认识误区埋下了伏笔。因此，这种尽管看似“全面和可操作”的教学观念并不能真正带动教学实践的优化。

（二）教学哲学的教学观念

在一定程度上讲，正是由于折衷主义的教学观念缺乏对教学本质和发展取向的长期关注，才使得我们有必要通过教学哲学的研究与教学，加强教师反思与研究能力的培养。也正因此，教学哲学的研究任务便在于为教师提供某些反映教学活动的本质、体现了教学的发展方向的“旗帜鲜明”的教学观念。

有论者指出，缺乏对教学观念的元研究，是造成“目前国内的教学观念研究成果与教学观念的重要性不相匹配的重要原因”。[11](PP.52-55)事实上，教学哲学所提供的“教学观念”与各种“折衷主义的教学观念”之间的差异，往往仅在于研究者在理论研究过程中对教学“推动学生发展”的价值承诺的坚持，以及研究者在研究成果的实践转化中对教师积极优化自身教学行为的专业素养的信心。面对新课程实施的任务，教学论的研究与教学绝不能止步于那些看似“辩证统一”，却使教师们无所适从的“折衷主义的教学观念”。

华勒斯坦强调，“在人们对对象研究之前，必须表明自己的认识兴趣是什么，隐瞒这种认识兴趣，声称自己的研究是‘纯客观’的，那不过是无稽之谈。”[12](P65)要真正培养研究型的教师，教学论研究者首先需要以一个学术共同体的姿态对多样化的教学实践进行体察、沟通与引领。这就要求教学论研究者对教学的存在状态与发展趋势进行准确和长远的把握，以避免各种“折衷主义”的教学观念因彼此分歧和缺乏取向性而造成教学实践的无所适从。因此，教学哲学必须以培养研究型教师为己任，在事关教学存在状态和发展趋势的问题上旗帜鲜明地申明“教学论的主要观念”，为研究型教师的教学反思与研究指明道路。

三、教学哲学的根本使命与实践态度

尽管教学哲学研究不直接以具体的课堂教学实践为研究对象，但研究型教师培养的根本价值却在于教学实践的优化。这就决定了教学哲学研究还必须从为教师提供“教学观念”，进一步深入到为教师提供教学反思与研究能力。

（一）走向教学生活论：教学哲学的根本使命

有论者指出，“将教学看作师生的一种生活方式”有利于教学论研究范式的转向、研究者研究角色的转变以及教师观念的改造与形塑。[13](PP.87-92)但正如有教师告诉笔者，“面对那些学校规章制度和教学评价指标，‘教学即生活’真的不如教学内容生活化来得实在”。仅从“教学观念”层面强调“教学生活的客观实在性”，[14](P45)并不足以确保“教学即生活”真正成为教师的教学观念。要将“教学即生活”的“教学论主要观念”转化为教师的教学观念和教学方式，必须对“教学即生活”涉及到的学校教学的相关活动加以研究。

随着教师教学理论水平的不断提高，教学研究者与教师在教学观念上的差距正在缩小。这既是教学论研究的重要成果，更是培养研究型教师的重要保障。问题在于，研究型教师的培养，不只是想起传播某些教学观念，人们必须使教师具备对课堂教学进行反思与研究的能力。相应地，教学哲学必须走向“教学生活论”，通过将教师的成长，看作其在日常的教学生活不断对自身教学加以反思、对学生的成长加以关注的过程，以培养具有自主研究能力的真正的研究型教师。

（二）走向教学实践论：教学哲学的实践态度

在新课程倡导的学习方式遇到现实困难的情况下，有论者对影响学习方式转变的社会因素、学生个体因素和情境因素等进行分析，并提出“要切实改变学习方式，深刻理解影响学习方式的因素是基础”。[15](PP.8-10)尽管这样的教学论研究不能如“教学观念”那样明确地为教师教学观念的转变指明方向。但由于教师教学观念的转变必然面对现实教学实践的复杂性，我们必须对真实的教学实践加以关注，通过“教学实践论”的建构，帮助教师审视和反思教学观念，进而培养教师在教学实践中的理性反思能力。

此外，对教学实践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亦是教学论研究者从哲学的高度优化教学理论的现实需要。尽管研究者在提出各种教学理论学说之时，会对教学实践的影响因素有所关注，但却难以全面地预计这些因素及其变化情况。并且，教学理论与实践的互动，不仅表现为教学理论对教学实践的引领，它还表现为教学理论根据教学实践的现实状况对自身进行反思与提升。因而，对教学实践的影响因素进行“教学实践论”研究，还是完善教学理论、从理论层面推动教学理论与教学实践互动的客观需要。

有论者指出“教师教育学科制度建设是教师教育大学化的必然选择”。[16]我们认为，在制度层面努力适应教师教育的大学化趋势的同时，我们必须对教师教育的相关课程进行变革。并且，虽然教学论研究者对教学论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的积极探索，是近年来国内教学论研究日渐复苏的直接原因。但教学论真正在教师教育中确立自身地位的根本前提，却必须是对教学论的学科体系的优化与革新。也就是说，在维新课程的背景下，强化与规范教学哲学的研究，不仅是优化教学论学科的重要途径，更承载着培养研究型教师的根本使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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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广君，张建鲲.教学论：走进生活与超越现实[J].教育研究，20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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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张建鲲.论教学生活——“教学生活论”初探[D].天津：天津师范大学，2006,(4).

篇4

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国内行政哲学研究很少系统地探讨行政哲学的研究对象。从近年召开的哲学或行政学研讨会上的发言和已经发表的少量涉及行政哲学的有关论著看，国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行政活动”是行政哲学的研究对象，行政哲学是“关于行政活动的普遍本质和一般规律的科学”。事实上，对“行政活动的普遍本质和一般规律”有成效有意义的研究只能属于行政科学研究范围，是理论行政学的研究对象。“行政活动的普遍本质和一般规律”在行政哲学研究中，是终极意义的研究对象，行政哲学不可能也不能够取代行政科学去直接研究行政活动。第二种观点认为，行政哲学是以行政科学、行政理论为研究对象，是行政科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即元行政学。这种基本思路是可取的，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符合逻辑的，但由于把行政哲学当成了行政科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元行政学），因而存在两个难以自圆其说的问题：其一是如果把行政哲学当成行政科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即名曰行政哲学又是行政科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显然就会产生一个学科性质问题。人们必然要产生行政哲学究竟属于哲学学科还是属于行政学科的疑问。虽然行政学家和哲学家是可以而且应该联盟的，但行政学属于社会科学，它与超越科学的哲学在知识性质上有本质的区别，因而行政哲学不可能既是哲学的又是具体科学的。否则，只会产生一种非哲学非科学的怪异知识和学科。目前出现的那种把哲学的概念、术语往现实行政生活贴标签的“研究”，和直接借用哲学的原理、规律构建的种种行政哲学体系的“研究”，无不是受此种观点的影响。其二是把行政哲学当成行政科学的元理论，即元行政学，也不符合国际通行的学科研究规范。行政科学的元理论准确地说应该是“行政学学”或“行政学学理”。行政哲学属于“行政学学”的范畴，但行政哲学不同于“行政学学”，只是其一部分。行政学学或元行政学从不同的角度和领域对行政科学进行研究，行政哲学则是从哲学角度研究行政科学的行政学，它可以属于元行政学的一部分，但不能等同于整个元行政学。因此，行政科学、行政学学（元行政学）和行政哲学是三个不同的概念。第三种观点认为，行政哲学的研究对象是行政科学，是对行政科学的哲学考察。即，行政哲学以行政科学为研究对象的哲学。就学科性质而言，行政哲学属于部门哲学，是哲学的分支学科。

对行政哲学的研究内容，国内一些学者在涉及到行政哲学的论著中也作了一些简略的描述。如王沪宁认为，行政哲学主要研究和分析一定行政活动和行政关系的性质、行政活动的目的和宗旨、行政活动中的价值观念、道德规范伦理原则等基本理论范畴[1]。薄贵利则将对人性的基本判定、政府的价值取向和现代政府的责任问题作为行政哲学研究的基本问题[2]。颜佳华在《行政哲学论》一书中构建了一个行政哲学的研究框架：行政活动论（逻辑起点）、行政主客体论、行政认识论、行政实践论、行政方法论、行政价值论[3]；后来，他又在《行政哲学：一个亟等进一步开拓的领域》一文中，将行政哲学的研究内容界定为：行政哲学导论、行政学对象论、行政学结构论、行政学功能论、行政学评价论、行政学发展论等[4]。

仔细分析国内行政哲学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的界定我们不难发现，在我们称之为“行政哲学”的名称背后，实际上存在着两种行政哲学：一种是以行政活动为研究对象的行政哲学，一种则是以行政科学为研究对象的行政哲学。为了研究的方便，我们分别用“行政活动的哲学”（简称为“行政哲学”）与“行政（科）学的哲学”（简称为“行政学哲学”）这两个称谓来标示行政哲学研究的上述两种主题、两个方向。这两种行政哲学，一个涉及“实际的行政活动”领域，一个涉及“理论的行政科学”领域。

行政活动的哲学主要研究行政的本质及其分界、行政的基本假定、行政的目的和宗旨等问题。由此可见，行政活动的哲学是对“行政活动中的问题”或简称“行政问题”做出根本性的寻根究底的反思，以便为行政活动提供一些根本性的实践原则或“行政观”。这些根本性的实践原则不等同于各种具体行政行为的“规范”、“准则”，而是后者的“原理”、“基础”或“根据”具体行政行为的“规范”、“准则”除了要依据于这些原理之外，还要考虑具体实践过程中诸多的内部和外部条件，包括那些隐而不显的“缄默因素”。

行政学哲学则主要研究行政科学发展的模式、行政科学理论评价、行政科学研究方法及其评价、行政科学研究的价值判断等问题。由此可见，行政学哲学是对“行政学活动中的问题”或简称“行政学问题”进行根本性的寻根究底的反思，以便为行政学研究提供一些根本性的指导原则或“行政学观”。同样，这些根本性的指导原则也不等同于各门具体的行政科学的研究规范、方式、方法，而是为后者的研究提供认识论和价值论的“原理”、“基础”或“根据”。

二

行政哲学的上述两个研究主题之间存在着逻辑的与历史的联系：

从逻辑上看，对“行政学问题”的哲学研究是对“行政问题”研究的“次一级”的研究，是对实际的“‘行政问题研究’之研究”，具有元研究的性质。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人们对任何行政问题的研究总是先在地包含一个方法论，即总是从某一个特定的角度、立场来研究的。这种角度、立场尽管可能不为研究者自己所知道，但却客观地存在着。而且，这种角度、立场本身就制约着对行政问题的认识结果。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立场出发往往得出不同的结论。要对这些结论的可靠性做出判断，就必须检讨他们的方法论。按照荷兰著名经济学家库普曼（197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研究，无论是在自然科学中，或者是在社会科学中，任何系统的理论体系均表现为一个“价值观假定＋逻辑推理”的结构[5]。库氏的这一逻辑式提示，至今尚未遇到有力的挑战。显然，任何行政学理论体系，均是从某种价值观或方法论见解出发的逻辑推理系统，其中的价值观或方法论假定，只能表现为某种行政哲学。因此，任何行政学理论体系都是以某种行政哲学的逻辑展示的，它不能不内含着某种行政哲学。从这个意义上说，“行政学哲学”是以“行政哲学”为思想资料的和最终归属的。我们也只有对行政学的根本问题进行了哲学的研究，才能真正地把行政问题的研究提升到一个自觉的、理性的水平和高度。

从历史上说，对行政活动根本问题的哲学研究是古已有之的事，历史上许多伟大的哲学家、政治家都对此做过深入的论述。而对行政学根本问题的研究则不过是近100年来的事。按照时间顺序，对行政活动的研究先后产生了行政思想、行政理论、行政学说或行政学、行政科学、行政哲学。其中行政思想是先于行政理论的分散的、不系统的、粗浅的行政理论；行政理论则是后生于行政思想的比较完整、系统、深刻的行政思想；行政学说或行政学往往是较为完整、系统的关于行政的知识体系；而行政科学则是更加系统化、科学化了的行政思想、行政理论、行政学说、行政学，是关于行政活动的基本规律和一般方法的科学；行政哲学则是对行政理论、行政科学研究活动进行思辩的产物，是行政科学的哲学。由此可见，“行政学哲学”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在出现了独立的行政科学时才出现的，是行政问题研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历史必然，对行政学活动的哲学思考是人类的行政认识和行政实践从童年走向成熟的一个重要条件。行政学哲学与行政科学研究的问题是显著不同的，各自的任务和目的也是不同的。行政科学是通过对行政活动的考察——这种考察主要包括历史上的各种行政思想、行政理论和行政方法——概括出行政活动的一般原理，形成理论并给出某种行之有效的合目的的行政方法或模式。也可以说，行政科学主要关注的是为实际的行政活动提供一套具有普适性的系统的行政知识、思想、原则和可操作的方法，它的特点即在于它的工具性。行政科学为行政学哲学提供思想，行政学哲学则对行政科学起指导作用。任何时代的行政学哲学，除依据各自的一般的哲学观外，都必须吸收以往的以及现时代的行政科学研究成果。反之，行政科学研究要接受行政学哲学的指导，这不仅体现在任何行政科学研究者都要在一定的行政哲学观的指导下从事研究，而且，行政科学体系的构建、其逻辑分析与论证也要符合哲学方法论的要求。由此可见，行政学哲学考察的是行政科学的基础，行政科学的基本问题便是行政学哲学的研究主题。那么，这个基本问题究竟是什么呢？

一般而言，行政科学的基本问题，在正常的或是在大多数的情况下，是行政学者以及行政人员较少或不特别考虑的问题。情况也许就是这样，人们通常是在一种没有批判的前提下，追求行政知识的增长，提出概念、形成理论，获得某种高效的行政方法。这一切都是围绕着行政活动的目的而进行的，行政学者为的是行政知识的不断增长，而行政人员则是把行政学者的研究成果，诸如理论、方法、模式等，作为正确的东西应用于行政活动之中。他们的问题常常是一种理论或方法对他们的行政活动是否有效，也即如何使用一种理论或方法才能够达到一种活动的预期目的。人们一般并不考虑一种理论或方法的合理性问题，只是在少数情况下，比如当理论或方法的功用开始减弱或失效的时候。一些人才可能会对已有的关于行政的一些最基本的假定、理论和方法本身进行反思。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说他们正在进行着对行政中的某些基本问题的哲学思考或批判。而所谓的对行政科学中的基本问题的研究，就是对关于行政科学元问题的研究。这个元问题就是行政科学中的最基本的核心概念“行政”。行政哲学正是以此作为出发点而展开讨论的，对“行政”这个基本问题的明确和把握，就构成了行政哲学的研究主题。三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结论：行政哲学是对行政本质以及行政科学发展进程进行考察和反思的哲学。行政哲学能否有一个好的发展前景，从根本上为行政科学呈现出实质性的理论进步提供基本性的支持，使实际的行政活动更富有成效和具有合理性。这首先取决于我们对行政哲学本身是否有一个正确的理解和把握。如果在行政哲学的研究主题这一根本问题上，我们不能达成一致的意见，那么，不要说对行政科学的发展不会起到推动和支持的作用，就是行政哲学本身的发展和存在，都将会面临巨大的困难。笔者在本文的讨论中，就是试图在这个重要的问题上使概念理解得到澄清，消除“行政哲学”这一概念本身及其研究对象上存在的歧义性和含糊性。当然。我们在这里给出的关于行政哲学的研究主题的讨论还只是探索性的和试验性的。但是，只要我们能够真正把握住行政哲学的精神实质，研究主题的问题就不再是一个理论难题了。因为，它将会随着我们研究的深入而不断得到扩展和进一步的完善。

【参考文献】

[1]王沪宁.行政生态分析[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

[2]薄贵利.中国行政学：问题、挑战与对策[J].中国行政管理，1998(12).

[3]颜佳华.行政哲学论[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篇5

关键词 社会 工程 合理性 社会工程哲学

Abstract One of in academic circler’s objects of study， is take can promote human own development as the premise， thus causes social the development， and even the entire human culture all may forward the evolution. Was separated from this premise， the research then did not have any value to be possible to say. In the philosophy sight project is contains in the society， Three Gorges Project， pert water from the south to the north project， socialism new rural reconstruction project， regardless of is vast or is small， all has with the society the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the philosophy thought consideration social engineering， appeared Professor Li Bocong the project philosophy and Professor Tian Peng Ying’s social engineering philosophy. This article attempts in the rational idea of， the social engineering philosophy， in the social engineering philosophy rationality to discuss a superficial view.

Key words social engineering reasonable social engineering philosophy

一、 合理性的旨趣

当代美国哲学家L•劳丹说:“20世纪哲学最棘手的问题之一就是合理性问题。”[1]哈贝马斯认为，合理性概念是从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中产生出来的，但又区分为两个层次，一为目的合理性，二为交往合理性。[2]前者指人与自然的关系，后者指人与人的关系。“合理性”这个概念，从根本上说，是从人与自然的世界的关系上产生出来的。人以自己的活动和行为确证着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存在和地位。哈贝马斯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对人的行为进行了统筹分析。然而，韦伯为了对近代西方社会历史进程进行社会科学分析，而提出合理性概念，为了做经验分析又把合理性概念具体化为作为作为理论机制的合理化论。在笔者看来合理性分为如下两个层面。

1、动机合理性

社会工程哲学研究的动机或者说是研究的出发点是“人”，因为人是区别于这个地球上其它一切生物的、有独立思考能力的“存在”物。什么是动机合理行为?在哈贝马斯看来，它指的是人对自然的关系，强调人通过对自然界的认识和改造而从自然界索取生存之资。[3]在这个层面上，人主要表现为支配技术规则，而这些技术规则是建立在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基础上的，人确立一个目的或动机，这个目的或动机是在人的行为中起决定作用的因素，人通过选择、利用以及有效的方法来实现它，因此，它是工具性的、手段性的、策略性的。

2、社会交往合理性

社会工程哲学立论的基本问题或者说研究的基本问题是人与社会世界的实践关系。人与社会的实践关系的重要的一个环节是“交往问题”，交往问题一直是当代社会关注的热点。社会工程哲学把“社会交往”看作一个系统的社会工程。哈贝马斯从语言层面(以语言为中心)来考察人与人之间交们行为的合理性这个思想是逐渐形成的，在他的重要著作《认识与旨趣》（1968年)发表时，他充分吸收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并以之来解剖现代资木主义社会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4]合理性本身蕴藏着太多的理性成份，概括起来说，合理性就是建立在对现实世界和理性本身的批判和完善的基础上，为达到可以预期的最佳效果，而实现的合规律性、合目的性与合乎实践理性的统一。从对合理性的探讨出发，合理性是指建立在社会发展的现实的反思、批判建构和完善的基础上的，为达到社会整体更好的发展，而达到社会发展的合规律性、合目的性与合乎实践理性的统一。

二、 社会工程哲学的概念

伴随者和谐社会主义的脚步声，社会工程哲学在曙光中孕育出来。在社会工程哲学创生之前，学术界里有许多人研究工程哲学、社会工程学、然而要说清楚社会工程哲学必须要搞清楚它们之间的区别。

1、 社会工程哲学与工程哲学

工程哲学的基本箴言是“我造物故我在”，社会工程是人类有组织、有计划按照项目管理方式进行的成规模的建造或改造活动。[5]大型工程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等多方面因素，如，三峡工程。社会工程哲学把工程哲学细化。社会工程哲学把工程分为“狭义工程”和“广义工程”。[6]狭义的工程就是人们经常提及的、指涉及自然领域的生产、建筑工程，如“长江三峡工程”、“神州六号工程”等。“广义的工程”系指“自然工程”和“社会工程”。而社会工程哲学恰恰重点研究追问“社会工程”。这就为构建一个与传统工程哲学即“自然工程哲学”相对应的“社会工程哲学”创设了一个理论和逻辑前提。与此同时，把“社会工程”与“社会技术”区别开来，把社会工程作为社会技术的延伸、发展和集成使用，从而在学理上证明社会技术的真实客观存在和改造社会世界的功能。

2、 社会工程哲学与社会工程学

社会工程学是以社会政策、法规、计划等的设计概念为核心的，将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工程学等学科的知识和技术进行重构与整合，并具有自己特殊内容的新兴学科。[7]社会工程具有交叉科学的特点，它要求体现理论研究与方法论研究相结合、归纳分析与演绎推理相结合。社会工程哲学的研究内容是人、社会世界、人与社会世界的实践关系。从研究内容上看社会工程哲学更贴近于大众生活。

于是，社会工程哲学就是用哲学的思维去思索工程、在哲学的视域里探究社会工程，其研究对象是人、社会世界、人与世界社会的实践关系。

三、社会工程哲学的合理性

之所以田鹏颖教授创立社会工程哲学，是因为其具有现实的合理性，具有现实的意义。我们讨论任何学术研究是否具有意义，其主要依据就是看它的研究对象何在！社会工程哲学把人、社会世界、人与社会世界的实践关系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社会工程哲学正是在这三方面，对现实世界及理论本身（人的本身）进行了理论批判和完善，为达到和谐社会的目的，而对人及现实社会实现了合规律性、合目的性与合乎实践理性的统一。

1、社会工程哲学把人作为研究的逻辑起点

无论是“人类中心主义“还是“非人类中心主义“都得研究人。确实人是这个生物界上唯一一个有思维的生物，研究人、研究人类的发展无疑是这个时代乃至任何时代的主题。

的确人的问题，是一个既涉及人的理性，更关乎人的情感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对“人”的问题的不同认识，大概涉及历史观的转向甚至变革。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可能对“人”的问题的认识，还不仅仅是一个理论、学术问题，而且是一个重大政治问题，甚至被人联想成对的态度问题。[8]

社会工程哲学研究人，正是基于哲学要关注人、关心人、研究人、讨论人、追问人，这是哲学研究乃至一切研究的最高境界。如果哲学不关心人，远离人，把人从哲学理论中淡漠了，那么哲学理论必然被人所遗弃，哲学必然走向贫困和寂寞。[9]

2、社会工程哲学把社会世界作为自己的改造对象

人是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的，研究人有一个基本前提，那就是社会世界。对社会的认识会促进人的问题的研究。究竟何谓是社会？怎样分析和研究社会？能否真正把握社会的本来面目？这些问题的提出及其解决的立场和观点，将最终决定社会工程哲学研究的性质，同时，所有这些问题的思考和解决过程，不但将决定社会科学的命运及其任务，也将深深地影响到社会本身的生存、演化和发展，影响到在社会中生活的人包括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社会科学家、社会工程师的命运。

近代以来，特别是历经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自然科学和自然技术成功地被应用于社会生产和其他社会改造领域，使自然科学的基本模式逐渐成为普遍标准和典范。[10] “究竟什么是社会”等基本问题，似乎都可以被科学地解答。著名科学技术哲学家刘大椿教授指出：“社会技术的研究是近年来新兴的问题，它认为存在一种与自然技术相对的社会技术，把人与人之间、人群与人群的关系以及组织管理、社会管理等原本属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问题看成一种技术现象，统摄在社会技术的范畴之下，它为增强人文社会科学应答方式的可操作性提供了新思路”。

3、社会工程哲学把人与社会世界的实践关系作为研究的基本问题

总的来说任何哲学都是研究人的学问，研究人和自然的关系、人和社会的关系以及人和思维的关系，社会工程哲学当然也涉及这些内容，但她尝试性的说明人和社会的关系。

社会工程哲学就是在思维中把握“人与社会世界”的关系，把握“人与社会世界关系”的实践方面。诸如人对社会世界的改造何以可能？人对社会世界的改造何以必要？[12]人对社会世界的改造方式、手段、途径是什么？人对社会世界的改造本身有没有规律性？等等。

社会工程哲学就是使人们顺从你的意愿、满足你的欲望的一门艺术与学问。整个社会的管理需要运用一定的技术、运用哲学的思维以达成社会的和谐发展;如今，运用各种社会工程去实现我们生活的世界久违的和谐，那么用哲学的视域去审视工程、社会、社会工程就有了现实的合理性。社会工程哲学本身蕴藏着太多的合理性成份，概括起来说，社会工程哲学的合理性就是建立在对现实世界和理性本身的批判和完善的基础上，为达到可以预期的最佳效果，而实现人与社会的合规律性、合目的性与合乎实践理性的统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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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朱京 ．论工程的社会性及其意义[J]．清华大学学报（哲社版）2004年第2期．

篇6

关键词：哲学；哲学问题

一、哲学是什么

（一）传统教科书对哲学的解释

哲学源于人们对实践的追问和对世界的思考；哲学是指导人们生活的更好的艺术；哲学是一门给人智慧、使人聪明的学问；哲学是对自然、社会和思维知识的概括和总结；哲学是系统理论化的世界观等。

以上对哲学的定义表明上没问题，但我们知道教科书那些被定义了的东西就会变得固化，也许有人会这样认为：固化的定义利于理解；但我认为固定化便会失去活力，人们之所以想探究一门学问就在于它的神秘。很多初学者，爱用是非的观点来探讨哲学的问题，如某观点是错的或对的，但有些许研究的话，便知哲学无所谓对错，这些刻板印象往往都是受一些教学者的影响，所以单一的哲学角度去看待其它的哲学思想；这些哲学思想一直为我们研究，便足以其思想合理性。

因此，给哲学以一种明确的定义是很不明智的，会陷入危险，这就是为什么没有一个哲学研究者会对哲学进行定义，他会以严密的逻辑推演方式或以商榷的语气来说哲学。因此自己的方式去做哲学才是正确的道路。

（二）对几种哲学定义的批驳

哲学最早起源于希腊语philosophia，它是由philo和sophia组成，译爱和追求、 智慧。所以结合就译为爱智慧或追求智慧，谁能追求智慧呢？自然是人。据记载，最早使用philosophia和philosophos是南意大利学派的创始人毕达哥拉斯。在同西库翁或弗里阿西亚的僭主勒翁交谈时，使用了philosophia并称自己是philosophos，他还说philosophos才是追求真理的。因此，追求智慧的人也就归到了自由人的行列之中来。

哲学就是哲学史，即认为把整个哲学发展脉络弄清也就知哲学。我对该观点是否定的，首先把哲学当作历史来研究，就会把哲学和史学相混淆，而且研究量也是很大。其次真正做哲学的人都知道哲学在今天已不是保罗万象了；另外一个哲学家也不可能关注所有问题，他只会专注于他钟爱的领域，例如蒯英从不关心时事政治，他真正关心的是如何解决哲学难题和如何把思想表达得清。因此我们就不能采用史学的观点来研究哲学，哲学史应是有思维性和历史性并以历史性的内容来不断丰富哲学思维，最终实现哲学思想的活跃。

哲学是关于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这一说法跟据是恩格斯 “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我们仔细一看就会发现恩格斯加了“特别是”和“重大的基本问题”限定词，因古希腊的哲学没完全体现，这个说法自然就犯了绝对化的境地。因为马克思哲学就是属于现代西方哲学的，它自然不是知识论哲学，实践的观点在哲学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从而哲学就不能划为思维和存在。

哲学是科学之科学也是错误的。就拿哲学来说，它虽然对学习和研究具有重大的指导作用，但它是不能代替科学的，因哲学揭示的是世界最普遍本质和一般规律，而具体科学揭示的是世界特定领域的特殊规律。

（三）我所认为的哲学定义

我认为哲学就是哲学，它不需要佐证来证明自己是哲学。一方面哲学与其他学科是紧密联系的，这是毋庸置疑的，其他学科也需要哲学提供指导；不过哲学与其他学科是有区别的，各学科都有自己独到的研究领域、研究对象、研究问题。我想这一点也就只有哲学能做到，即用哲学的回答方式解答哲学是什么，表明上什么都没说，却真正体现了哲学的独到价值和本质。不过哲学是没有本质的规定性，所以我们都不应该将任何一种哲学模式来称作哲学。

哲学就是爱智慧或者追求智慧，这是早期古希腊哲学家的看法，苏哥拉底在当时被称作是最有智慧的人，因为在当时苏哥拉底喜欢对问题不断地追思以及不断地善于找问题。自己能够主动去追求智慧，便可以体现出一个人内心中对知识的渴望与追求，不管他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他也不会选择放弃，这不是哲学的精神吗？我想可以做一个肯定的回答。

哲学会对语言错误运用，这是基于维特根斯坦在1933年前后在哲学笔记和讲座中所论述的内容而总结出来。另外我们也可推出哲学是一种澄清命题意义或语言意义的活动，语言在这中间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现代逻辑的产生把语言的表达问题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因为它清楚地认识到语言本身就是在对思想进行构建，所以很多分析哲学家们都认为，人从经验中获得了知识，而知识的构成是我们的知性能力和直观，但是知识的表达只能通过我们的语言才能完成，所以语言表达绝不仅仅只是一种工具，只有通过语言表达才能够表达和理解思想。

二、哲学的问题是什么

我们都知道哲学问题有其独特的性质，哲学问题是我们所遇到的最基本的问题，也是为大多数人所熟知的普遍问题；但哲学问题绝不是经验性的问题，因为凡是带有经验的问题往往我们可以用经验来回答它或者是否定它，而且不同的人肯定有不同的回答。例如我问：这支笔是什么颜色？视力正常的人会回答道这是什么颜色的笔，但对于色盲的人来说却是其它的颜色。

（一）哲学的基本问题

关于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是毋庸置疑的，这一问题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思维和存在何者为第一性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可以划分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二是思维能否认识存在，分为可知论和不可知论。这两个基本方面也就构成了我们整个哲学史的基本发展脉络。

思维和存在的关系或物质和意识的关系之所以是基本的问题，是因对其回答可以决定我们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例如我信神创论，那么我就会认为这个世界是存在神的，神创造出了人和万物。又或者我坚持世界进化的学说，必然我就不会同意神创造世界的看法，我们之所以相信神的存在，是想找到心灵的慰藉。我们从有神论和无神论的观点看问题，也能充分地体现我们对人生的基本看法。

（二）哲学的问题是关乎人的

海德格尔曾论述道：“哲学所探讨的东西是与我们本身休戚相关的，人或人的生命的本质就是哲学的，哲学在我们的生命最深处拨动着我们心灵之弦。或者说，哲学就存在于我们自身之内。或者更进一步说，人的存在就是哲学性的”。从中我们可看到海德格尔肯定了人在哲学中的决定作用，只有人才有理智，只有人才能根据环境的变化制造出有利于自己的工具，从而帮助自己更好的生存。也就只有人才有思想，比如我觉得思维缺乏时，我便会思考我是不是应该来补充我的思维又或者会常常思考：“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未来的我究竟应走向何方”。我想也只有我们人才会有这样的思想，思想是我们人类的本质属性和存在方式。

正是因为人会思想，才会去思考和行动，哲学便是对这一现实应运而生。所以哲学家们的工作就是为人服务的，虽然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人、不同的学说，但这些哲学家们实际上是以一种更好的方式帮助我们理解这些问题例如。例如我们在提倡哲学的大众化，就是想以一种通俗易懂的方式让人们理解接受它；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如果哲学不关乎人的话，它就不会被国内外学者广泛研究。不过如今哲学的研究者却陷入了这样一种困境：只关注到一个哲学家的思想是什么，却没认真考虑其思想的现实意义，又或只醉心于他自己的理想国，不顾其合理性的存在。因此，我觉得哲学应该回归正途，关乎于现实和人的生存，如在环境日益恶化的今天我们应该怎么去发展自己和社会、面对社会日益动荡的今天人类究竟应该走向何方。

三、如何做哲学

（一）沉淀和挖掘

做学问，离不开深厚的知识积累，只有这样我们才有素材，若空空如也，那么根本不可能做好一门学问。由于哲学自身的特殊性，做哲学更需要沉淀。我们这里的沉淀不是指化学意义上的沉淀，我所说的沉淀一方面是指在哲学的研究过程中，应多读原著。具体的过程是：首先读一些导论的书和文章，因为这些所说都是最显而易懂的理论。其次读原文加注释的书，我们初碰原文肯定存在诸多问题或理解有所偏差。最后读原著，在这里我们尤其需注意外文文献，因为不同翻译者可能会带有自己的感彩从而会导致我们对这一学说的错误理解。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注重对生活经历的积累，生活是我们最好的老师，因此我们需要多关注一些事实，从实践中获得对生活的感悟，沉醉于书本的知识理论中是绝对不可能有所顿悟的，正所谓“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仅有沉淀还不够，还需挖掘。所谓挖掘是指在做哲学中，我们能够把自己所内化的哲学知识运用到我们所想研究的问题和解释所遇到的问题中来。挖掘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一环，要想把这些沉淀挖掘出来就离不开我们平时的多思多虑，多和别人进行交流，在交流中碰撞出智慧的火花。但需要注意不能投机取巧，必须要自己切实思考，做到真正脱离书本，直接面对问题本身，而不是选择去逃避。

（二）敢于怀疑和分析归纳

敢于怀疑的精神才能促使哲学不断地向前进步，学习和研究哲学因此要尤其注重方法，每做一件事都应多问为什么，如果我们对周遭的一切始终保持平常态度，那么我们对哲学的研究便会陷入到停滞之中。敢于怀疑最著名的当然要数笛卡尔，他的哲学第一个信条就是“怀疑一切”，他在《哲学原理》中说道“要想追求真理，我们必须在一生中尽可能地把所有事物都来怀疑一次”。他为什么要有这样的态度并不是因为他挑剔，而是因为他相信感觉和理智有时会欺骗我们，他希望通过“怀疑一切”的方法把一切值得怀疑的东西排除出去，为我们的思考腾出空间。所以，笛卡尔的怀疑方法为休谟、康德等诸多哲学家运用。

分析归纳包括分析和归纳两个方面。摩尔：“分析就是给概念或命题下定义的方式”，所以分析就是把即将要分析的材料和概念按照性质或关系抽丝剥茧出来。这样一来我们就能够看清每个涵义在表达什么和推导出结论，眉毛胡子一把抓的方法是不行的，分析是逻辑学家尤其重视的。所谓的归纳就是能把我们掌握细碎知识用一个词或一句话概括总结出来，那么归纳推论就是指能从过去的经验例证去推导未来将会是什么样子的。科学的一些规律就是运用归纳方法得到的，通过归纳的方法可以不断地促进我们进步，如弗朗西斯.培根尤其重视归纳，他认为研究经验事物最为有效的工具应该是科学的归纳法，即运用“三表法”：具有表、差异表和程度表，完成了这三表的收集，我们就可以进行归纳。因此，培根的学说大大推动了欧洲自然科学的发展，马克思称他为“整个近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

参考文献：

[1] 胡军. 哲学是什么-《人文社会科学是什么》丛书[M].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2] 《西文哲学史》编写组. 西方哲学史[M]. 人民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1.

篇7

我们知道，在20世纪的相当长时期，西方大学体制中的任何院系都没有政治哲学的地位，因为西方学界曾一度相信，所有问题都可以由各门实证科学或行为科学来解决，因此认为“政治哲学已经死亡”。但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政治哲学却成了西方大学内的显学，不但哲学系、政治系、法学院，而且历史系、文学系等几乎无不辩论政治哲学问题，而各种争相出场的政治哲学流派和学说亦无不具有跨院系、跨学科的活动特性。例如“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之争”在哲学系、政治系和法学院都同样激烈地展开，而“共和主义政治哲学对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挑战”则首先发端于历史系（共和主义史学），随后延伸至法学院、政治系和哲学系等。以复兴古典政治哲学为己任的施特劳斯政治哲学学派则以政治系为大本营，同时向古典学系、哲学系、法学院和历史系等扩张。另一方面，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则把文学系几乎变成了政治理论系，专事在各种文本中分析种族、性别和族群等当代最敏感的政治问题，尤其福柯和德里达等对“权力－知识”、“法律－暴力”以及“关爱政治”等问题的政治哲学追问之影响遍及所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最后，女性主义政治哲学更如水银泻地、无处不在，论者或批判西方所谓“个人”其实是“男性家主”，或强烈挑战政治哲学以“正义”为中心本身就是男性中心主义，从而提出政治哲学应以“关爱”为中心，等等。

当代政治哲学这一光怪陆离的景观实际表明，政治哲学具有不受现代学术分工所牢笼的特性。这首先是因为政治哲学的论述范围极为广泛，它一方面涉及道德、法律、宗教、习俗以至社群、民族、国家及其经济分配方式，另一方面又涉及性别、友谊、婚姻、家庭、养育、教育以至文学艺术等表现方式，因此政治哲学几乎必然具有跨学科的特性。说到底，政治哲学是一个政治共同体之自我认识和自我反思的集中表现。政治哲学的兴起一般都与政治社会出现重大的意见争论有关，这种争论往往涉及政治共同体的基本信念、基本价值、基本生活方式以及基本制度之根据，从而必然成为所有人文社会科学的共同关切。就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再度兴起而言，其基本背景即是西方所谓的“六十年代危机”，亦即上世纪60年代由民权运动和反战运动引发的社会大变动所导致的西方社会文化危机。这种危机感促使所有人文社会学科不但反省当代西方社会的问题，而且逐渐走向重新认识和重新检讨西方17世纪以来所形成的基本现代观念，这就是通常所谓的“现代性问题”或“现代性的危机”。不妨说，这种重新审视“现代性问题”的基本走向，正应了政治哲学家施特劳斯多年前的预言：“彻底质疑近三四百年来的西方思想学说是一切智慧追求的起点。”

政治哲学的研究在中国虽然才刚刚起步，但我们以为，从一开始就应该明确：中国的政治哲学研究不是要亦步亦趋地去与当代西方学术“接轨”，而是要自觉地形成中国学界的批判意识与独立视野。要而言之，中国学人研究政治哲学的基本任务有二：一是批判地考察西方政治哲学的源流，二是深入梳理中国政治哲学的传统。也因此，坊间已经翻译过来的不少西方政治哲学教科书，虽然对教书匠和应试生不无裨益，但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其视野和论述往往过窄。这些教科书有些以点金术的手法，把西方从古到今的政治思想描绘成各种理想化概念的连续，却盲然不顾西方政治哲学中的“古今之争”这一基本问题，亦即无视西方“现代”政治哲学乃起源于对西方“古典”政治哲学的拒斥与否定这一转折；还有些教科书则仅仅铺陈晚近以来西方学院内的细琐争论，造成“最新的争论就是最前沿的问题”之假象，实际却恰恰缺乏历史视野，看不出当代的许多争论其实只不过是用新术语争论老问题而已。虽然我们并不否认当论对问题的表述和分析或许更细致，但我们更要强调的是问题本身的历史深度及其来龙去脉。

我们以为，对中国学界而言，今日最重要的是在全球化的时代能够始终坚持自己的学术自主性，戒绝盲目地跟风赶时髦的习气。有必要说明，本文库两位主编虽然近年来都曾着重论述过施特劳斯学派的政治哲学，但我们决无意主张对西方政治哲学的研究应该简单化地遵循施特劳斯派的路向。无论对施特劳斯学派，还是对自由主义、社群主义、共和主义或后现代主义等，我们都主张从中国的视野出发进行深入的分析和批判地讨论。同样，我们虽然强调研究古典思想和古典传统的重要性，但我们从不主张简单地以古典来拒斥现代。相反，就当代西方政治哲学而言，我们以为更值得注意的或许是，各主要流派近年来实际都在以不同的方式寻求现代思想与古典思想的调和或互补。以自由主义学派而言，近年来正明显地从以往一切讨论立足于“权利”而日益转向突出地强调“美德”，其具体路向则往往表现为寻求康德与亚里士多德的结合。共和主义学派则从早年强调从古希腊到马基雅维利的政治传统逐渐转向强调古罗马特别是西塞罗对西方早期现代的影响，其目的实际是要缓和古典共和主义与现代社会之张力。最后，施特劳斯学派虽然一向立足于柏拉图路向的古典政治哲学传统而深刻批判西方现代性，但这种批判并不是简单地否定现代，而是力图以古典传统来矫正现代思想的偏颇和极端。当然，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各派则仍然对古典和现代都持激进的否定性批判态势。但我们要强调的是，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各种流派都是从西方社会本身的问题出发，因而必然具有“狭隘地方主义”（provincialism）的特点，中国学人不应该成为任何一派的简单信徒，而是要以中国学术共同体为依托而树立对西方古典、现代、后现代的总体性批判视野。

篇8

一、借助故事，引人入胜法

1.借助生活故事灵活运用生活小故事去帮助理解哲学原理，不仅能激发学习的兴趣，还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如讲到“树立创新意识是唯物辩证法的要求”时，对“创新”及创新的种类如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管理创新、科技创新、机制创新等，我们可借故事来理解。大家都知道“三个和尚没水喝”故事，借此故事请同学们结合所学知识，大胆创新提出自己的看法，有同学提出：三个小和尚商量，天天挑水太累，咱们想办法。山上有竹子，把竹子砍下来连在一起，竹子中心是空的，然后买一个辘轳。第一个和尚把一桶水摇上去，第二个和尚专管倒水，第三个和尚休息。三个人轮流换班，一会儿水就灌满了。这叫“技术创新“”这太落后了！”有的同学说：三个小和尚商量，组装太阳能或风力发电抽水，用上自来水。你看，观念转变了，方法就有了，关键看你有没有“创新”意识！在此过程中，打破了自己对创新思维的神秘感，有效地激发学生敢于创新，培养“创新型”人才意识；再如借助《愚公移山》故事，创新思维方式，请学生提出合理化建议，从而达到知行统一的目的。

2.借助成语故事利用成语故事可将枯燥的问题趣味化，抽象问题具体化，复杂问题简明化，深刻问题通俗化，从而使自己在情趣盎然中掌握知识，增强能力，提高觉悟。如：“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指的是物质决定意识，意识是人脑对客观事物的反映。“守株待兔”指的是把偶然的现象当作规律来看，没有认识到规律是事物运动过程中的必然联系。“画饼充饥”指的是夸大了意识的能动作用，没有认识到意识不能代替物质。“田忌赛马”指的是构成事物的成分在结构和排列次序上发生了变化，也能引起质变，也是量变引起质变的一种形式。“刻舟求剑”指的是只承认物质而否认运动的观点是错误的。

二、归纳演绎，辩证思维法

归纳法是由个别到一般的思维方法，演绎法是由一般到个别，经验证明这两种方法交替使用效果较好。用归纳法，即先列举几个生活或生产中的实例，然后从中找出共性，也就是哲学观点。如我们学习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中时可列举自然界、人类社会、人们的思维领域中的种种矛盾现象，如自然界中的吸引和排斥、正电和负电、同化与异化、遗传与变异的矛盾等；人类社会中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经济建设和人口、资源、环境的矛盾等；人的思维领域中正确与错误的矛盾，格调高雅与低级庸俗的矛盾等；再借助哲学家老子指出：“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声音相和，前后相随”，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认为，“相互排斥的东西结合在一起，不同的音调造成最美的和谐”，然后抽象出其中的共同点，即任何事物自身都存在对立统一的双方，即事事有矛盾。学生在此基础上可以再用演绎法由一般到个别，也就是用矛盾观点联系新的实际加以分析和说明。如既然事事有矛盾，所以在生活和学习中既要看到自己的优点和长处从而充满自信，又要看到自己的缺点与不足，从而做到谦虚谨慎，遇到困难和挫折要看到这既是坏事又是好事，因为困难和挫折可以磨砺人的意志，使自己变得聪明和成熟起来。对别人则既要做到“择其善者而从之”，又要做到“其不善者而改之”等。

三、对比观点，形象记忆法

比较方法运用得当，能启迪思维，开拓思路，由无形到有形，形象记忆，帮助自己明辨是非，使自己学习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如在学习“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根本分歧”时，可以列举下列两组不同哲学家的观点：第一组：唯物主义代表人物及观点：①荀子：“天地和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②王充：“人病则忧惧，忧惧则鬼出。”③范缜“：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④王夫子“：气者，理之依也。”第二组：唯心主义代表人物及观点①孟子：“万物皆备于我。”②陆九洲：“吾心便是宇宙，宇宙便是吾心。”③王守仁“：心外无物。”④贝克莱“：存在即被感知“”物是观念的集合”。通过以上两组不同代表人物及哲学观点的比较，可以归纳出，第一组的根本观点是：承认世界的本质是物质，世界上先有物质后有意识；物质决定意识，意识是物质的反映。第二组的根本观点是：认为世界的本质是意识，世界上先有意识后有物质；不是物质决定意识，而是意识决定物质。这样就可轻松地总结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根本分歧是围绕物质和意识的关系问题展开的，而物质和意识的关系问题就是哲学的基本问题，根据哲学的基本问题可以将哲学划分为两大基本派别，形象的说就是“有神论”和“无神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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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学习兴趣；求知欲望；理论视野；理论思维

哲学对高中学生来说，学习的过程中确有许多困难。这就特别需要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结合具体的教学内容，选出经典作家、其他哲学家和思想家的名言、哲学故事、典型观点和哲学思想对它进行分析，不仅可以使学生学到理论观点，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更可以使他们感受到哲学思维的境界。

一、哲人故事导入新课，先声夺人

常言道：万事开头难，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如果教师能恰到好处地链接哲学家的故事，导入新课，就会一扫课堂的沉闷气氛，唤起学生的求知欲望，强化学习动机，起到先声夺人的效果，从而为新课讲解定下基调。

在教学“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一框时，教师可首先讲述战国著名哲学家公孙龙的“白马非马”的哲学故事，然后引导学生分析公孙龙“白马非马”论为什么是错误的诡辩论？白马与马到底是什么关系？让学生带着强烈的求知欲望进入新课的学习之中。

二、引用哲学家的经典名句，强化信度

经典哲学名言是人类认识上的宝贵财富，其思想是非常深刻的。在课堂教学中，教师要善于结合教学内容，不失时机地使用教材所提供的哲学名言，强化教学的可信度。

例如，在学习量变与质变的原理时，可引用荀子的名句：“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让学生明白量的积累的重要性。

哲学课本上每一章节及课后思考与练习题中，都大量的引用了马克思、恩格思、列宁、等古今中外哲学家的名言。用好这些教学资源，可使枯燥的理论富有趣味，乏味的东西变得生动，也可拓展学生思维空间，挖掘学生创新潜能。

三、介绍哲学家的基本思想，启发思维

中学哲学课教学过程就是要根据高中学生的常识水平，把深刻的哲学道理转化为学生可以接受的“常识”。而哲学则是把古今中外的哲学家丰富的哲学思想进行高度概括和总结，因而它的概念和原理是比较抽象的，对于刚刚接触哲学的学生来说，理解哲学的基本概念、感受哲学的思维还是有一定的困难的。如果在教学中，教师能把课本内容适当加以扩张，结合课本内容介绍一些哲学家的思想，就可以把晦涩的内容形象化，把抽象的概念具体化，使学生在亲近哲学家的过程中感悟哲学家的思想，理解基本哲学概念。

四、列举哲学家的典型观点，泾渭分明

比较是贯用的教学手法之一，比较方法运用得当，能启迪学生思维，开拓学生思路，帮助学生明辨是非，使新课教学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在哲学教学中，会遇到许多相似的概念、不同的哲学观点和派别，教师可以在简单明了的对比中，加深学生对理论的认识，强化对唯物主义的理解。

如在教学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根本分歧时，可以列举下列两组不同哲学家的观点：

第一组：唯物主义代表人物及观点：

①荀子：“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

②王充：“人病则忧惧，忧惧则鬼出。”

③范缜：“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

④王夫之：“气者，理之依也。”

第二组：唯心主义代表人物及观点：

①孟子：“万物皆备于我”

②陆九渊：“吾心便是宇宙，宇宙便是吾心。”

③王守仁：“心外无物。”

④贝克莱：“存在即被感知。”

通过以上两组不同代表人物及哲学观点的比较，就可以轻松地总结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根本分歧是围绕物质和意识的关系问题展开的，而物质和意识的关系问题就是哲学的基本问题，根据哲学的基本问题可以将哲学划分为两大基本派别。

五、讲叙哲学家的趣味故事，引趣激思

心理学研究材料表明：爱听故事的高中生占85%以上，这可看出中学生是很喜欢听故事的。教师可以将中学生爱听故事的心理倾向引向课堂，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激发他们的求知欲和兴趣，开拓学生思维，活跃课堂气氛，来创造教学佳境。

例如，在教学“矛盾的对立统一”时，可采取故事式设疑：传说孔子曾带领一班学生找老子请教，老子很老了，正在闭目养神，大概听到了响动，抬起眼皮看了看，孔子赶快请安说：“弟子孔丘特来候教。”过了很长时间，老子才张开嘴，用手指着自己的嘴问：“你看到我的牙怎么样？”孔子说：“已经全掉了，又问：“我的舌头怎么样？”孔子说：“还好。”老子又合上眼皮，静养去了。请问，老子教了孔子及弟子们什么道理？在有趣的故事中提出疑问，紧紧地吸引了学生的注意力。待学生回答后，教师补充总结，老子的意思是牙齿是刚强的，却是柔弱的，舌头是柔弱的，却是刚强的，看起来刚强的牙齿，敌不过柔弱的舌头。孔子向老子请教的故事告诉我们，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事物内部都存在着矛盾。世界上没有纯而又纯的东西，看问题要用矛盾的观点。

结合教材内容精选一些哲学故事进行教学，使学生在情趣盎然中掌握知识、增强能力、提高觉悟。

总之，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只要注意不断提高自己的哲学素养，注意运用灵活多样的方法引导学生“亲近”哲学家的思想，便会激发他们学习哲学的理论兴趣，拓宽他们的理论视野，撞击他们的理论思维。那时，学生就会发现哲学家其实就在我们的课堂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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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哲学是哲学的一个分支，而不是法学的子学科。但人们也不可将法哲学视为（一般）哲学的一个特殊种类。哲学一直并以所有形式，与人的此在，卡尔。雅斯贝尔斯称之为“包容”（注：雅斯贝尔斯：《哲学导论》，第25版，1986年，第24页及以下。进一步的论述可见埃迪特。施泰因：《哲学导论》，1991年，导言（第21页及以下）。）的这一基本问题相连，质言之，这总是关涉哲学中的“究竟”问题。

法哲学与哲学的其它分支相区别，不在于其有什么特殊性，要害是，它以哲学的方式去反映、讨论法的原理和法的基本问题，并尽可能给出答案。通俗地说，法哲学是法学家问，哲学家答。因此，一位训练有素的法哲学家必须兼通法学，哲学两门学问，对于那个经常被提到的问题：是“纯哲学家”的法哲学和还是“纯法学家”的法哲学哪个更糟，应该说，二者都不怎么样。

法哲学并非法学，更非法律教义学。据康德，教义学是“对自身能力未先予批判的纯粹理性的独断过程”，（注：康德：《纯粹理性批判》，B版，第35章。还可参见埃克。冯。萨维尼：《教义学的作用-科学的审视》，载U.诺伊曼等著：《法律教义学和科学理论》，1976年，第100页及以下。）教义学者从某些未加检验就被当作真实的、先予的前提出发，法律教义学者不问法究竟是什么，法律认识在何种情况下，在何种范围中，以何种方式存在。这不意指法律教义学必然诱使无批判，但即便它是在批判，如对法律规范进行批判性拷问，（注：参见《联邦最高法院刑事判例》第24卷，第40页及以下：关于“法律秩序之维护”（刑法典第47条第1款、第56条第3款）-此判决虽具有十足的批判性，但完全是教义性的。）也总是在系统内部，并不触及现实的体制。在法律教义学的定式里，这种态度完全正确，只是当它以不必要、“纯理论”、甚至非科学为名，拒绝法哲学和法律理论的非教义学（超教义学）思维方式时，危险便显示出来。

当然，这也不意味着，哲学，法哲学能完全无条件地开展研究。人们自能明了那个被帕斯卡在《波尔。罗亚尔的逻辑学》（1662）一书中形容为无法获得的“完美无缺的方法”：不允许使用未被明确定义的概念，不允许提出其真实性未经证明的主张。在此，无须赘述，这两个要求无法实现，因为它们必定导致无穷复归。

但不同于教义学，哲学至少必须尝试对科学和体制的基本问题和基本前提，（象今人喜欢说的）进行深层次探讨。易言之，哲学必须采取超越体制的立场。（注：参见科英：《法哲学纲要》第5版，1993年，第3页：“在不摒弃法学在其领域内已获得知识情况下，法哲学也必须超越其界限，法哲学将由法文化现象提出的特殊问题，与哲学上的一般和基本问题结合起来。”）这种立场不是空洞无物的，正如新近的诠释学所指出的，“前判断”或“前理解”是理解意义的先决条件，其之于语言学尤为重要（法学亦属语言学，因为它在本质上与语言文本有关（注：尤见伽德默尔：《真理与方法》，第5版，1986年，第270页及以下，第330页及以下；埃塞尔：《法律发现中前理解与方法选择》，第2版，1972年，特别是第136页及以下。另参见阿图尔。考夫曼：《法律诠释学文集》，第2版，1993年，第51页，第74页及以下，第86页，第92页及以下。最新的叙述清楚的基础读物是J.施泰尔马赫：《法哲学的诠释学理解》，1991年。））。但哲学决不可停留在此种预设中，而是必须“通过进一步的意义之探究所产生的事物，去不断地修正预设”。（注：注5，伽德默尔：《真理与方法》，第271页。）在哲学中，同样，在法哲学中，不可能存在无疑的东西，它们自身的本质也概莫能外。原则上，哲学家不可毫无疑问地承认什么。在这点上，事实上可以说，哲学要比其它具体学科更“根本地”去研究问题，但不能由此推出哲学解决的问题比教义学的重要这种结论，例如，医学中癌症研究的重要性并不亚于法哲学中正当法的标准之探讨。哲学与教义学不是“多与少”、“重要与不重要”，而是不同种类的关系，因此，不能以一方取代另一方。

二 法哲学的对象

如上所述，法哲学与法律教义学的区别在于对象的不同。在科学理论中，实义客体是指科学所研究的具体对象之整体。相反，形式客体则指研究这个整体的特殊视角（因此，形式客体有时被称为“研究客体”）。对每一种科学来说，形式客体是其独特之处，而实义客体则为多种科学共有。譬如，“法”是全部法学学科共同的实义客体，民法，国家法，行政法，刑法是在各自的形式客体上相异的。最近还可以看到，实义客体一直在不停地分裂成许多形式客体（如犯罪学已成为与刑法学比肩并立的独立学科，其本身又分化成几个专业），这导致了科学进一步的专门化。此一难以遏制的进程，必然会产生将目光死盯在“专业”上之危险，结果是联系、整体和基础在视野中消失。愈是如此，愈将显出哲学的重要。

如其名所示，假如说单个科学的本质建诸于个别事物之上，从未以自身整体的存在为目的，那么，哲学的本质就是以形式客体的总体性为特征。众所周知，哲学从不关注个别，也不以个别的集合为对象，它要研究的是整体、联系和基础，哲学最困难的问题就在于此。

单个科学与一个特定的实义客体，即一个具体的存在相连，它从一个特定的视角，即从形式客体上去考察这个具体的存在。但在哲学上我们不再受实义和形式客体的双重约束。哲学真的有自己的“对象”吗？它完全没有一个什么特定的实义客体，它赖以存在的形式客体也是不特定的：“根本的在”。一方面缺乏特定的实义客体，另一方面形式客体具有普遍性，遂使得哲学的认识和方法充满了难题。即便哲学可以从可感知的个别事物出发（如某一特定的法律规范），但哲学原本的对象并非是此种或彼种个别事物，而是探求事物背后之理，达到“超验”之境界的方法（比如问，法律规范“究竟”是什么）。

由于哲学没有特定的实义客体，相反有一个具有普遍性的形式客体，因而哲学应有些思辨的成份。哲学家当认识整体，但人的理解总是只能从关注个别事物开始。我们从未直接把握过存在的整体或法的整体。因此，哲学绝不能直接和一般地把握其“对象”，相反，它必须从个别事物出发，这自然就要不断地展望和考虑全部哲学研究的目标：整体。用雅斯贝尔斯的话来说就是：“作为科学，哲学关注的是整体，但哲学的实现却发生在个别事物之中”。（注：雅斯贝尔斯：《哲学》，第3版，1956年，第1卷，第322页。）

正因为单个科学关注的是个别事物，原则上，一个此类学科的独立的研究者，能在其研究室或实验室里进行科学创造，但在哲学领域则不可能。惟有从诸多部分中，人们才能识得整体。因此，哲学的目的只能在许多哲学家的共同努力，即在“论辩”中实现。基于此，沟通，“意思传递共同体”，（注：参见注1，雅斯贝尔斯：《哲学导论》，第21页及以下。又见阿图尔。考夫曼：《正义-被遗忘的通向和平之路》，1986年，尤其是第122页及以下。）在哲学中发挥着如此大的作用，以致哲学比其他单个科学更倚赖于交互作用、主体间性、一致和相互接近。（注：详见阿图尔。考夫曼：《转折中的法哲学》，第2版，1984年，第57页及以下。）如果正确地理解观点的多样性、学说的多元主义的话，对于哲学，它们决不是障碍或死胡同，恰恰相反，而是其充分发展的必要条件。

由此又引出（法）哲学相对主义问题。谁要是把不同的哲学观看作是个别的，似乎每一个别必须独自去获取整体，那他必定会得出极端的相对主义支配着哲学之结论。惟有从千百年来许多人的共同作用角度来理解哲学的人，惟有能从分歧中看到一致的人，方可挣脱相对主义。

三 法哲学中的正确问题

在（教义学的）单个科学中，问题的方向由其对象决定，因其只从个别事物入手，故问题的提出直接与个别事物相连。具体而言，给法律人提出何种问题，直接产生于各自的形式客体，例如，侵权行为导致损害赔偿，自然就出现德国民法典第823条及以下条文是否适用的问题。

但在哲学和法哲学中情况就完全不同。它们的对象是存在及法的整体。然而，一如前述，由于我们的思维不能立即和一般地获得这个整体，而必须从个别，从整体的某一部份开始，因此，从方法上看，哲学中问题的提出不取决于其对象。虽然我们能问：什么是整体的存在？什么是整体的法？但在方法上，除此问题本身外，我们在哲学和法哲学中毫无进展。我们必须从具象入手，提出诸如法的目的和目标，法律实证主义的意义，法与伦理的关系，法律规范的功能，法的历史性，实然和应然的“二元方法论”，“一般原则”与“规则”的关系等问题。只有由这许许多多的具象才能-当然是大体上-组合成整体。没有一种科学的哲学能放弃分析方法，无疑，它也须遵循综合方法。

但什么决定着哲学中正确问题的提出呢？这难以回答，因为在哲学中不存在什么强制沿着某一特定方向去提问的力量。原则上，只要举措得当，人们就能从具象达到整体（但正如“诠释学循环”的部分—整体关系说所指明的：没有对整体的（前）理解，便不可能知晓部分是什么，但整体只有在对部分有了认识的基础上才显现出来）。在死刑、责任、德国民法典第242条规定的一般条款，抑或法人制度方面，都可生发出很好的法哲学问题。甚至象“右行！”这样的技术性规则，也完全可能作为回答诸如“根本性法律规范”的意义、本质和含意这些法哲学问题的出发点。

尽管一切哲学最终总是关注诸如存在的整体，事实的整体，法的整体这类自身的目标，但可能提出的哲学问题或难点，如前述，原则上是无数的。藉此，哲学再次区别于单个科学，后者的问题数量原则上是有限的。因而，只涉及特定研究对象的单个科学能一次实现其目标，而哲学由于其研究的是“事物的本质”，则无法做到这一点。

然而，一个特定时期的哲学从未看到整体，而总是关注整体的某一个别方面，这就意味着必然忽视其他方面。对新的哲学而言，由此便产生了将被忽视的其他方面纳入视野并把握它的使命。虽然新哲学的目标在终极上总是与前毫无二致，但由于历史性，也即历史情势中不断涌现出新的变化了的任务，（注：拉德布鲁赫曾说过：“每个时代必须重书法学”，此言尤适于法哲学（《法哲学》，第9版，1983年，第222页；《拉德布鲁赫全集》，第2卷，1993年）。参见注1，雅斯贝尔斯：《哲学导论》，第109页：“把逝去的时代当作是我们的时代，就象要重塑古艺术品一样，几乎不可能。”）由此，哲学便成长起来。具体地看，为17和18世纪理性的和唯心的自然法学说所片面强调的法的理性和理念因素，不得不被历史法学派，最终被法律实证主义所抛弃，19世纪的法律实证主义因此肩负着一项历史使命：它必须重新思考法的实际存在，即法的实证性，但在经历了极端的法律实证主义在20世纪造成的可怕的法律滥用之后，我们的当务之急，是去努力发现限制立法和法之发现中恣意妄为的“不可把握性”，但不应在抽象的价值王国里，而须在法的现实中去寻找。（注：参见W.哈贝马斯：《刑事程序中的不可把握性》，载《法治国与人的尊严-W.迈霍菲尔纪念文集》，1988年，第183页及以下。）从上述示例中也可见，一个哲学家完全可能对自己时代的问题不闻不问。（注：详见注9，阿图尔。考夫曼：《转折中的法哲学》，尤其是第69页及以下，第110页及以下。）

应于明确上述所言是指，正确地提出哲学问题是一个极具影响和有着重大科学责任的难题，还应指明，一种特定的哲学只有从其问题的提出上才可能被理解。倘若人们不了解有关哲学家如何提出问题来探讨事物，未把握引发有关哲学家提出特定问题的历史情势，没有一种哲学思想是可以理解的。一切有关哲学学说的知识尚不是哲学，一如海德格尔所确言：“充其量只是哲学学。”（注：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导论》，1953年，第9页。）

四 科学主义、哲学主义的谬误与误待哲学

前已指出，“纯哲学家”的法哲学象“纯法学家”的法哲学一样糟糕。先说后者，纯法学倾向的法哲学家落入科学主义的误区，其谬误之处，一为高估（教义学的个别）科学，一为片面醉心于（法律）科学思维。此种法哲学家企图离开哲学，主要是脱离哲学知识去回答法哲学问题，特别是法的基本问题，持此态度的人越来越多。雅斯贝尔斯一针见血地指出：“几乎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拥有对哲学问题的判断力。人们一方面承认在科学中学习、传授和方法是理解的条件，但另一方面却主张在讨论哲学问题时无需其他条件，只要能谈得拢即可”。（注：注1，雅斯贝尔斯：《哲学导论》，第10页。）法学家正是如此，几乎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有资格论说法哲学事务，纵使他从未严肃地探讨过哲学。这种法律科学主义，在被称为“法哲学的安乐死”（注：注10，拉德布鲁赫：《法哲学》，第114页。）的19至20世纪之交的所谓一般法律学说身上表现最甚，在那里，法律“专家”欲把持哲学事务，并想将法哲学解说成“法学家哲学”。一般法律学说这种法学近亲繁殖的结果，至多是一种粗俗哲学，它或许本能地碰对一回，但不知自己在干什么，一般而言，只是平庸的半瓶子醋。

相反，哲学主义是那些只受哲学激励和引导的法哲学家的误区，他们不关心本身的法律问题，不关心法学此时此刻对哲学提出的问题。一旦人们将这样或那样的哲学思潮转换成法哲学语言，他们有点怪异地提供给我们关于来源的深层考察，但他们在这里所“回答”的问题与特定的历史情势毫不相干，因而它们在此时此刻（et nunc）完全不是问题，即不具发问的价值。

非哲学家误待哲学的一种常见的缺陷是，企图将任一哲学思想、学说、理论搬到自己的领域，即象使用处方一样“应用”哲学。由此在法哲学中出现许多著名流派：托马斯主义、康德主义、黑格尔主义、以及所有其他类似学派。对此，首先应予反驳，哲学思想从未提供一个现成的专利配方式的答案，就象接受数学公式一样，人们能简单地适用之。相反，哲学“仅仅”研究立于特定时空之场的自认为是根本性的视角、观察方向。不幸的是，哲学必须听任人们指责它经常是未尽职责，但在事实上，这种未尽职责起因于不假思索、未经批判地接受哲学这一作法。只有通过积极的领会和“亲自”参与思考，人们才能拥有一种哲学学说。但这种占有与外部接受有着本质的差别：“惟有那种将获得的东西，通过自身的行为加以转化的摄取，才不是剽窃”。（注：注7，雅斯贝尔斯：《哲学》，第1卷，第285页。另，在第287页及以下，他论及并反对哲学中的传授方式。）

从上述还可得知，传授方式与哲学的本质相悖。此种传授方式还仍可能斩获颇多，但它迟早会蜕化为教条主义，教条主义再也没有能力展开事物的其他方面，只会导致“所传授的思想”的僵化、硬化和绝对化。所有的绝对化观点，所有能轻松运用的精致公式，如“命令就是命令”，“法律就是法律”，甚至“法就是正义”，这一切一切的核心都是不真实和呆滞的。只有那些开放的、未完结的、尚有疑问的东西才具活力。究其根本，埃迪特。施泰因所言极是：“人完全不可教授和学习哲学，只能探讨哲学”。（注：注1，埃迪特。施泰因：《哲学导论》，第21页。）

五 法哲学与法律理论

相对而言，揭示哲学和教义学的关系要容易一些。但如何区分法哲学与法律理论，尚无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这由外在形式可以看出，刊载于《法哲学和社会哲学文汇》杂志中的论文，就主题看，也能在《法律理论》杂志上发表，反之亦然。

对在法哲学旁还存在着法律理论这一现象，只能作历史解释。虽然“法律理论”是一旧语，但被用来指称法学中的一个专门学科，不长于30年。当然，法律理论也不是一个全新的学科，因为十九至二十世纪初“一般法律学说”所说的，与今天的法律理论虽非完全是一回事，但极为相似。

此外，法哲学与法律理论的区别非常模糊。法哲学更关注内容，而法律理论对形式尤为看重，这种说法虽似有几分道理，然而，由于不存在无形式的内容，也没有无内容的形式，所以并未廓清二者的界限。法律理论和法哲学有共通之处，它不拘泥于现行的法（它原则上也是站在超越体制的立场上），而把目光投向“公正的法”，尽管经常是间接的。它也不象法社会学那样，致力于法律事实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