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发生的原因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金融危机发生的原因，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进入2001年，在阿根廷经济衰退日趋严重和外汇储备显著减少的情况下，国际金融界担心无法履行偿还债务的顾虑日益增强（注：例如，2001年3月国际评定信用等级的机构穆迪投资商服务与标准普尔先后降低了阿根廷政府债务的信用等级。其后，到了2001年底为止，上述的前一个机构又四次，后一个机构又六次降低阿根廷政府债务的信用等级。）。当时阿根廷为了对付外汇严重短缺的局面而采取了多种措施（注：2001年6月，阿根廷政府宣布，已与政府公债持有人进行了协商，以2006年到期的新公债（300亿美元）掉换即将到期的公债。2001年11月阿根廷政府单方面宣布将一部分公债的偿还期延长三年。2001年12月10日公布，提取银行存款每人每周限在250美元以下。）。

但是，2001年12月上旬，鉴于阿根廷没有实现削减财政赤字的承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注：阿根廷政府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承诺，2001年度的财政赤字不得超过65亿美元，而实际的财政赤字额却超出承诺额13亿美元。）决定暂时冻结对阿根廷的12.6亿美元的贷款。为此，刚刚就任总统职务的洛多里卡斯·萨总统（注：由于实施财政金融紧缩政策和限制提取银行存款等原因，2001年12月阿根廷发生了大规模的民众暴力，政局也陷入动荡之中。1999年就任的德拉鲁阿总统在任期末满的2001年12月20日于政局动荡中引咎辞职。其后在短短的10天之内便走马灯似地换了三任总统。）宣布延期偿还1321亿美元的政府债务。之后，2002年1月3日停止支付2800万美元的公债，至此阿根廷的信用违约行为已是十分明显的了。这些动向使国际金融界受到很大的震撼。由于资本大量外流，外汇储备额在2002年内不断减少，2002年6月以后已减少到100亿美元以下（见表1）。为此阿根廷政府于2002年1月6日制定、颁布了“国家危机与汇兑制度改革法案”，废除了自1991年3月以来一直实施着的“自由兑换法案”。1月11日采取了固定汇率与浮动汇率并行的双重汇率制度，2月3日阿根廷政府公布的经济对策中，宣布实施浮动汇率制度。2月4日封闭了外汇市场，但2月11日重新开放。比索对美元的汇率在2月11日为1美元＝1.8比索，其后便持续下跌，5月跌到突破3比索，10月1日为3.75比索，而且仍处于下跌的趋势中（在固定汇率制度期间，即从1992年1月到转变采取浮动汇率制度以前这段期间，比索对美元的汇率一直固定于1美元＝1比索的水平上）。

当前阿根廷的经济形势与1997年下半年金融危机后的东亚地区各国的经济形势颇为相似。由于短缺外汇，原材料、生产设备的进口锐减，生产活动日趋低迷（2002年6月的工业生产产值比2001年同期减少了15.l%）。加上限制提取银行存款限额也直接压抑了个人消费。2002年上半年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与前一年同期比）为-15%。2002年5月的失业率创战后的最恶化的记录21.5%，国内治安状况急速恶化，2002年10月缩小财政赤字的目标未能实现，为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肯给予贷款融资，阿根廷国内形势的前景处于不明朗的状态。

附图

表1　阿根廷的主要经济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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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①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工业生产指数、消费者物价指数、货币供应量增长率为按年率换算的增长率；其他经济指标为年平均值。

②1997年以前的数字按各年年底的数值进行期中平均，1998年、1999年、2000年为年底数值。2001年上半年为6月底数值、下半年为12月底数值。

③1990年以前的数字根据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拉丁美洲与加勒比地区统计年鉴》有关各年版的资料整理。1991年以后的数字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金融统计》有关各期的资料整理。

④“1981-88年”期间的利率为期间平均值。利率使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国际金融统计》的市场利率。

⑤1990年以前的数字根据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拉丁美洲与加勒比地区统计年鉴》有关各年版的资料整理。1991年以后的数字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国际金融统计》有关各期的资料整理。官方的外汇储备额、国内生产总值、消费者物价均使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数据。

二、阿根廷金融危机发生的体制上原因

阿根廷的金融危机是由于资本外流和外汇短缺引发的。那么为什么会发生资本外流的外汇短缺呢？下文拟探讨一下导致发生阿根廷金融危机的体制上原因。

如图一所示，阿根廷的资本收支从战后直到80年代一直是处于基本上平衡的状态上（注：但是，如图1所示，资本收支在80年代末期出现了巨额逆差额（1989年81亿美元、1990年59亿美元）。这是阿尔方罕政府政策的失误所导致的，国内相继发生了总罢工、经济也出现了大动荡（例如：1989年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出现了-7%负增长、消费者物价上涨率达3200%，创历史最高记录），成为了促使大量资本外流的主要原因。）。但进入90年代，阿根廷的资本收支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幅度顺差，由于阿根廷是资源丰富的国家，贸易收支在80年代以前一直持续持有顺差；为此，国际经常收支在1961-70年期间年平均持有0.1亿美元的顺差额。1971-80年期间出现逆差，但年平均的赤字额仅为2.7亿美元，基本上也保持了平衡状态。如表2所示，80年代上半期受到世界第二次石油危机的影响，国际经常收支逆差额趋于增大，但下半期再度趋于缩小，接近于平衡状态。但是进入90年代以后，国际经常收支逆差额便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扩大。1991-97年期间年平均有27亿美元的逆差额，1998年有146亿美元逆差额，创历史最高记录。

表2　阿根廷的国际收支结构　（单位：亿美元）

附图

注：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分类。“资本收支”大致分为“投资收支”与“其他资本收支”。“投资收支”进一步分为“直接资本投资”、“证券投资”、“其他投资”。“其他资本收支”包括了资本转移收支和专利权等非生产性、非金融资产的交易额（请参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93年）《国际收支平衡表》第五版和日本银行国际收支统计研究会，（2000年）《国际收支》）。

资料来源：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金融统计》，2002年4月号的资料编制。

进入90年代阿根廷的国际经常收支逆差额扩大的经济背景为：国内经济景气迅速扩大，经济景气的扩大导致进口需求的增强。此外，1989年7月上台执政的梅内姆总统在执政后匆匆地实施了贸易自由化政策。首先大幅度降低关税和简化进出口贸易手续。1989年年中的平均关税率为39%，到了1993年底便降低到10%（注：参看户田一郎（1994年），《阿根廷梅内姆政权的经济稳定政策和存在的问题》，见日本输出入银行，《海外投资研究所所报》，1994年12月号，第15页。）。同时也废除了进口数量限制和进口许可证等非关税进口限制，到了1993年底，原则上也废除了进口前批准制度。这些政策、措施促进了阿根廷的商品进口贸易，例如1991-2000年期间商品出口贸易合计额为1981-90年期间的2.4倍，进口贸易合计额则增加了4.3倍（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金融统计》的资料，按美元计价额计算）。此外，由于产业活动趋于活跃，有关运输、保险、旅游、专利等服务贸易进口额也趋于扩大。这些均促进了国际经常收支逆差额的急剧增大。扩大的国际经常收支逆差额不得不依靠资本流入（即资本收支顺差额）来加以填补。但是，90年代的资本收支的顺差额远远大于国际经常收支的逆差额，从表2的综合国际收支差额增长变化趋势看，1991-97年期间年平均约有23亿美元，接近相当于1%的国内生产总值的顺差额，1998年进一步增大到41亿美元。90年代以后，外国资本每年持续有相当于1%国内生产总值的数额流入阿根廷。

吸引过剩的外国资本流入的基本原因有以下两点：第一、梅内姆政权在资本收支方面采取了大胆的开放政策。自我标榜为经济自由主义政权的梅内姆政府在上台的两个月之后（1989年9月）便制订了“紧急经济法案”，该法案规定给外资以国民待遇，无论是国民或外侨在投资方面不存在差别待遇。1989年12月又进一步宣布资本交易完全自由化，为了促进80年代大量从阿根廷外逃的资本回流（注：有关80年代期间从阿根廷外逃的资本数额虽然没有每天公布的统计可查，但阿根廷政府的金融部门代表丹尼尔·马克斯(Daniel  Marx)却曾在美国第102次参议院金融委员会上作过证词，说，“据推算，1991年阿根廷国民在国外拥有三百多亿美元的资产”。（请参看美国参议院金融委员会，《资本外逃对拉丁美洲债务的影响：在财政赤字、债务管理与国际债务分委员会上的证词》，第17页）），1992年4月又采取了准许从海外回流的阿根廷居民资产被认定为该申请人的合法资产（但需缴纳一定的税金）（注：栗原晶子，《中南美的资金流动的变化及其背景》，刊于《东京银行月报》，1992年10月号第50页。）。第二，进入90年代，阿根廷已成为海外投资商所热衷的投资市场，梅内姆政府于1991年3月颁布“自由兑换法案”，并根据这一法案于4月实施了“货币管理局”制度，如表3所示，该制度的主要内容为：“货币供应量”以外汇储备资产额作为保证，在此项保证下，阿根廷的货币（比索）与美元挂钩，汇率固定于1:1。在梅内姆政权以前，财政赤字都是通过发行通货予以填补的，现在的新制度规定，发行通货需有外汇储备作保证，没有外汇储备作保证便不能发行通货。此项制度对扭转阿根廷经济起到了重大的作用。1991-90年期间的年平均438%的消费者物价上涨率到了1991-97年期间便被抑制到年平均22%；汇率也恢复了稳定。外国公司也由于阿根廷经济的趋向稳定而积极地对阿根廷进行直接资本投资，从而促进了阿根廷的工业生产，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在1991-97年期间达到年平均6%，和80年代的年平均-1.2%持续衰退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从而进入一个高经济增长率。阿根廷的资本市场对外开放对国外的投资商来说已使阿根廷成为了一个很有吸引力的投资市场，国外资本迅速加速流入阿根廷。

表3　阿根廷的“货币管理局”制度的主要内容

附图

值得注意的是流入资本的性质，如表2所示，在90年代流入阿根廷的外国资本中，直接资本投资虽然也不在少数，但占最大比重的却是证券投资，就1991-97年期间的情况看，资本收支年平均顺差额104亿美元中，只有36亿美元是直接资本投资，证券投资却有98亿美元。1998年的情况也是如此：在资本收支的190亿美元的顺差额中，证券投资便占了88亿美元。可见资本收支顺差额绝大部分是证券投资顺差额。在证券投资中，债券发行引进的资金又占重要的比重。巨额的财政赤字（根据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的资料，1991-98年期间年平均的财政赤字额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0.9%），在这样的背景下，阿根廷政府部门的公债发行在90年代不断增大。此外，通讯、金融、能源等产业部门的民间大企业也发行公司债以筹集资金（注：阿根廷在国际债券市场的债券发行额从1993年起到1999年为止的期间内年平均达107.2亿美元，其中由政府部门发行的占77.6亿美元（年平均），由民间部门发行的占29.7亿美元（年平均）。（请参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Argentina:Selected  Issue  and  Statistical  Annex》，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国报告书，第00/160号，2002年12月，第32页））。在当时极为活跃的国际金融市场发行债券，促进外资大量流入阿根廷的国内债券市场。此外，外资通过股市在1991-97年期间也有年平均12亿美元的资金流入。还有阿根廷石油矿藏管理局（石油产业）、Teleforica（通讯产业）、TELECOM（通讯产业）等大型企业（虽然为数不多）也从海外股市引进股的投资（注：阿根廷在1991-94年期间的海外预托证券发行额达41.4亿美元。（请参看国际金融中心，《中南美国家金融市场的现状与展望》，1997年，第57页））。

值得注意的是，在证券投资方面，以投资商购买10年后偿还的债券为例，他们只要一看到此类证券投资风险在加大时便会立即脱手，为此从发行证券的债务国家来看，来自海外的证券投资具有极不稳定的性格。

如表2所示，进入90年代以后，外国资本的过剩流入在1999年以后便转趋缩小，2000年转为净资本流出，那么抑制阿根廷外资流入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基本原因是，外国投资商对阿根廷经济前景的不安全感日益提高。如表1所示，90年代顺畅发展的阿根廷经济在1999年以后便骤转进入衰退局面。在巴西的经济危机期间，从1999年初到1999年2月底巴西货币，里亚尔对美元的汇率剧降了70%。使货币继续保持与美元挂钩的阿根廷出口产业面临了重大的冲击，掀开了阿根廷经济衰退的开端（阿根廷对巴西的出口贸易额从1998年的79.5亿美元减少到1999年的56.9亿美元）（注：1995年1月起，阿根廷、巴西、巴拉圭、乌拉圭一起组成了被称为“南方共同市场(Mercosur)”的关税同盟。巴西市场在阿根廷出口贸易总额中所占的比重到了1998年便提高到占30.l%，成为阿根廷的首位出口对象国，其所占比重大大高于第二位美国（占8.4%）所占的比重。）。此外，1999年阿根廷政府实施的提高公司所得税、个人所得税、财产税、附加价值税等增税措施和2000年大幅度削减公务人员的薪水（削减12-13%）和改革养老金制度、医疗制度的措施，加速了经济衰退的步伐（注：1998年2月阿根廷接受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8亿特别提款权的融资贷款，并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承诺将1999年度的财政赤字额（不包括国营企业民营化收入）抑制在51亿比索以下。为此阿根廷政府在进入1999年度以后就得努力促使财政收支的平衡。1998年12月阿根廷政府通过了“税制改革决议”、1999年8月通过了“财政收支平衡化法案”（目标是在2003年以前实现财政收支平衡），德拉鲁阿总统（1999年10月上任）也于1999年12月提出了“紧缩财政政策”。但1999年度的财政赤字额达70.9亿比索，超过承诺额20亿比索。（请参看阿根廷政府经济部，《1999年经济报告书》，第121页））。从2000余年中起，阿根廷的外汇储备额转趋减少；外汇储备额的减少抑制了货币供应量，货币管理局制度的通货紧缩效果也给经济景气带来了不良的影响。

与经济迅速恶化的同时，外债余额急剧增大，海外投资商对阿根廷经济前景的不安全感增大。90年代海外资金的大量流入导致阿根廷的外债金额急激增大。如表4所示，阿根廷在金融危机前（2000年底）的外债余额总额为146亿美元，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58%（80年代初债务危机发生时仅13%）（见表4）。

在这样的背景下，过去一直在阿根廷积极进行投资的国外投资商开始对阿根廷的投资前景进行重新评价，对在阿根廷的投资转而持谨慎的态度了。2000年阿根廷的资本收支顺差额为82亿美元，约比1999年减少一半，已无法填补国际经常收支逆差额了；2001年上半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公布数字，尚未公布有下半年的数字），阿根廷的资本收支差额已转为负数，阿根廷显然已转入外汇短缺的困境。

表4　发展中国家的外债余额（年底数字）　（单位：亿美元）

附图

括号内的数字为对当年名义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

注：(1)亚洲五国指泰国、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韩国。

(2)短期债务指偿还期在一年以内的债务。

资料来源：根据世界银行，《世界发展金融》（2002年版）的资料整理、编制。

如上所述，阿根廷的金融危机发生的过程如下：(1)“国际经常收支逆差额扩大”与“资本市场的迅速对外开放”同时并进—(2)外国资本的大量流入（过剩资本流入）—(3)“外债剧增”与“经济不稳定”—(4)海外投资商信任感崩溃—(5)“资本外流”与“外汇枯竭”—(6)金融危机加深。从(1)到(6)的发展过程中可以看出阿根廷金融危机发生的体制上原因。

图二　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韩国的资本收支差额合计额增减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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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981年以后的数字引自国际基金组织的《国际收支平衡表》第五版；1981年以前的数字则根据引用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第四版《国际收支平衡表》数据的《国际金融统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刊发的数字整理、绘制。

三、为什么未能吸取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

1.亚洲货币危机发生的体制上原因

阿根廷金融危机爆发的时间是2001年12月，而四年半前的1997年7月东亚地区也发生了一场影响极其广泛的90年展中国家金融危机、亚洲金融危机。亚洲货币危机也出现在过剩海外资金的流入和资金外流的运动中。以亚洲金融危机为代表的20世纪90年代的一系列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危机也曾被称之为“资本收支危机”。（注：日本学者吉富腾、大野健一将“资本收支危机”定义为，“由超过”正常趋势的国际经常收支逆差、以短期借款为主的巨额民间资本的流入及其急激的大规模外流所引起的，从而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宏观经济调整的危机”（请参看吉富腾、大野健一，《资本收支危机与信用缩小》，1999年亚洲开发银行，第9页）。根据这一定义，自1994年起到这次的阿根廷金融危机为止期间所不断发生的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危机的确可以称之为“资本收支危机”。）

当时，尽管不断有各方面的舆论提出，作为亚洲货币危机的教训，应当注意外国民间资金过剩流入的风险，但是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危机却仍然接二连三地发生了；其后又发生了2001年底的阿根廷金融危机。那么，为什么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不能发生作用呢？在探讨这一问题之前，首先需要先探讨亚洲货币危机发生的体制上原因。

众所周知，1997年7月泰国货币管理当局挡不住投机性抛售泰币的压力，宣布采取浮动汇率制度，以此为契机，投机性抛售泰币的浪潮便袭击了整个亚洲地区。从汇率市场波动来看亚洲货币危机的混乱，从1997年6月底到一年后的1998年6月底的一年期间内，亚洲地区各国货币对美元的汇率均出现了大幅度的下跌：泰铢从1美元比25.79泰铢下跌到1美元比42.31泰铢，下跌了64.1%；马来西亚林吉特从2.52林吉特下跌到3.99林吉特，下跌了58.3%；印尼盾从2465印尼盾下跌13535印尼盾，下跌了449.1%；韩国从889.5韩圆下跌到1395.3韩圆，下跌了56.9%；菲律宾比索从26.38比索下跌到40.40比索，下跌了53.l%。而且上述这五个国家的汇率市场因为亚洲金融危机而经历了最严重的混乱，直到2002年10月为止，它们的汇率还未能回升到危机以前的水平。为此，下文便以这五个亚洲国家为例作为分析、探讨问题的对象。

图二绘出这五个亚洲国家的资本收支差额的增减变化趋势和阿根廷的情况相似，这五个亚洲国家的资本收支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顺差额急剧增大，其后，以1997年为分界点，已经流入的国外资本便一齐转为外流，资本收支差额便从巨额顺差额转为逆差额（注：1997年上半年亚洲五国的投资收支有顺差额286.1亿美元（对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为5.2%），但下半年便转为逆差额482亿美元（对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8.8%）。），它们的国际收支差额增减变化趋势有如表5所示。

表5　亚洲五国（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韩国）的国际收支增长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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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1999年、2000年的数字中，马来西亚公布有“其他投资”的数字，但没有公布其子项目的数字。为此，“其他投资”大项目的数字包括有马来西亚的数字，而子项目“（管理部门）”、“（政府机关）”、“（银行部门）”、“（其他部门）”的数字中则没有包括马来西亚的数字，为此1999年、2000年的“其他投资”的数字和它的子项目数字合计额是不一致的。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金融统计》，2002年4月号。

由于能源价格高涨，20世纪80年代上半期亚洲五国的进口贸易额增大，从1981年到1985年亚洲五个国家的国际经济收支年平均有116亿美元的逆差额；但是这段期间用以填补国际经常收支逆差的资本收支却年平均有129亿美元的流入，国际经常收支逆差额基本上能以同额的资本收支顺差额给予填补，综合国际收支基本上处于平衡状态（注：由于经济衰退加上阿基诺参议员被暗杀事件（1983年8月）所导致的政局不稳定，菲律宾出现了大量抛售比索的金融波动；1983年10月菲律宾政府被迫停止支付中长期的对外债务。）。20世纪80年代下半期，能源价格趋于稳定，国际经常收支也转为顺差，而且来自海外的直接资本投资大幅度增大（注：80年代下半期，在日元升值、美元贬值的背景下，日本对亚洲地区各国的直接资本投资增大。亚洲五个国家的资本收支顺差额中，直接资本投资所占的比重达68%（请参看第五表）。），资本收支也保持了顺差额，这段期间亚洲各国的外汇储备额均有增大（1986年底到1990年底，亚洲五个国家的外汇储备合计额从185亿美元增大到462亿美元），国际收支较为平衡。

但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际收支结构便发生了变化，1991-95年期间亚洲五国的国际经常收支转为逆差，年平均达233亿美元之巨。（注：由于直接资本投资扩大和国内社会基础设施大规模建设，进入90年代之后，东亚各国的国内需求进一步扩大。以经济规模作为基数进行加权平均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实际增长率看，1981-90年期间五个亚洲国家的年平均经济增长率为6.6%，1991-96年期间上升到7.3%（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进行计算的）。生产资财、消费品等商品的进口需求显著增大，国际经常收支逆差额随之急速增大。）另一方面有来自国外的大量资金流入，资本收支年平均有388亿美元（接近于国内生产总值的5%）的顺差额。金融危机发生前夕的1996年，亚洲五国的国际经常收支逆差额为538亿美元，另一方面资本收支有744亿美元的顺差额。从1991年到1995年期间，亚洲五个国家的国际综合收支的年平均顺差额为国内生产总值的1.7%，1996年为1.5%。20世纪90年代，大量的海外资金流入填补了国际经常收支的逆差额之后仍有余裕。

篇2

一、金融危机的生成机理综述

按国内学者刘园和王达学的观点,金融危机是指整个金融体系的动荡超出金融监管部门的控制能力,造成其金融制度混乱,进而对整个经济造成严重破坏的过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曾经在其1948年5月发表的《世界经济展望》中将金融危机分为四种类型:货币危机、银行业危机、债务危机、系统金融危机。

(一)早期金融危机的生成机理研究

周才云(2007)认为金融风险形成、积累和转化为金融危机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演变过程。这个转变过程也就是相关的经济状态从均衡转向失衡的过程,而这中失衡又分为国际收支失衡、经济结构失衡和资本借贷失衡三个方面。

在早期的研究中,迈克尔?佩蒂斯认为,始于发达国家的大范围的资本流动性收缩是导致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Calvo(1998)通过对亚洲金融危机的研究发现,大规模的外资流入并通过银行业信用过度扩张,风险贷款增加,使一国的金融体系脆弱性增强。当一国外资流入过多导致外债过度时,在内外部冲击因素的作用下,外资的流入会出现逆转,这是导致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

(二)美国金融危机发生过程

陈华、赵俊燕(2009)认为美国金融危机是金融风险长期积累瞬间爆发的结果。其过程是:(1)美联储的降息与房地产市场的降温。(2)金融衍生产品的催化作用。(3)信息披露不充分导致风险的不确定性因素大大增加。(4)政府监管不力,忽视了信贷风险的控制,金融衍生品的发展也超越了金融监管的范围。

张明(2007)在分析美国次贷危机成因时把危机的演进逻辑概括为三个环环相扣的风险链条,即房地产市场繁荣导致抵押贷款标准放松和抵押贷款产品创新、证券化导致信用风险由房地产金融机构向资本市场传递,以及基准利率提高和房地产价格持续下跌成为危机爆发的导火索。Fisher(1933)从实体经济角度研究了这次危机的成因。他认为,当经济陷入衰退时,企业产品销售下降,使其清偿能力丧失,借贷者为了清偿债务被迫低价抛售资产,从而使企业偿债能力进一步下降,造成债务负担加重和清偿能力下降的恶性循环,金融危机就此爆发。

这次美国金融危机的成因存在着内在逻辑(张羽呜,2008),包含金融体系的内在因素,结构性信贷产品以及发起-分销的商业模式在危机中的作用不容置疑。另外,在这场危机中,相关各方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二、金融危机的传导路径与理论

金融危机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危机经常在许多国家同时爆发,或先在一国爆发后,迅速传导到其他国家。这一现象引起了学术界对金融危机传导机制的研究,并揭示出危机在传导的过程中各要素之间的逻辑联系。

(一)金融危机传导理论与机制

金融危机的传导,实际上是一个金融风险形成、积累、转化和扩散的过程,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陈华、赵俊燕(2009)金融危机的传导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金融危机的传导主要是指接触性传导,是贸易和金融溢出效应的结果,即一国金融危机发生后,由于实体经济或金融方面的相互衔接,使得局部或全球性的冲击在国际间传播。广义的金融危机的传导泛指一国金融危机的跨国传播与扩散,导致许多国家同时陷入金融危机。这可能是源于贸易金融关系密切的国家间所产生的接触性传导,也包括贸易金融关系并不密切的国家间的非接触性传导,这种非接触性传导可能是由于共同的冲击产生的“季风效应”,也可能是由于投资者预期变化引起自我实现的多重均衡,即传染效应。

高蔷(2003)认为推动金融危机传导和扩散的因素很多,其中:恐慌心理的传播是金融危机传导和扩散的重要动力;某些不同类型金融市场的关联性、互动性是金融危机传导的重要机理;某些国家和地区之间经济结构的相似性是金融危机在不同地域传导的重要媒介;某些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过于密切形成金融危机在不同国家之间传导的纽带;国际间金融协调与干预机制跟不上国际金融业的发展步伐,为金融危机传导扩散提供了条件。么峥 谭艳平(2008)分析认为,金融衍生品在危机传导中的起着媒介的作用。危机蔓延是由于非理性的繁荣造成了市场的泡沫,而投资者的心理预期遵循“羊群效应”使得金融恐慌进一步蔓延。

张韶明(2003)金融危机的传导机制是由投机者、本国公众、本国政府、外国公众、外国政府、国际组织等多方参与者参加的多方非对称信息动态博弈。危机的传导导致博弈各方的实力对比、利益格局变化、所获信息变化,而这些变化又必将导致博弈均衡的变化,从而导致危机的迅速扩散。孙立平(2009)进一步认为,完整的危机要经过两步的传导过程,第一步是从金融危机到经济危机的传导;第二步则是经济危机向社会危机的传导。

(二)金融危机的传导路径

高蔷(2003)当一国宏观经济基础未因外来冲击而改变,只是因为他国危机的影响而爆发金融危机时,此时的危机传输就传染。安辉(2004)分析得出,金融危机传导的主要渠道包括:(1)国际贸易渠道―贸易溢出效应;(2)国际资本流动渠道―金融溢出效应;(3)经济全球化―季风效应;(4)自我实现的多重均衡―净传染效应。

而金融危机的传导过程可以分为两个层面(陈华 赵俊燕.2009):一个是危机在不同市场或不同领域之间的传导与扩散过程;另一个是危机在不同地理空间上的传导与扩散过程。

1、金融危机在国内的传导

金融危机的国内传导主要表现为危机在货币危机、资本市场危机、银行业危机之间的相互传递,进而向全面的金融危机演变的过程(周才云,2007)。实际上,货币危机与银行业危机和资本市场危机的扩散是双向的,在某些情况下,货币危机可能扩散至银行业和资本市场,在另外一些情况下,银行业危机、资本市场危机也可能导致货币危机。

(1)货币危机向银行业危机的扩散。Kaminskyand and Reinhavt(1999)的研究发现,许多发生了货币危机的国家也发生了银行业危机。其原因在于:在面临汇率压力时,若中央银行采取大幅度提高利率的对策,就会使银行立即陷入利率风险之中,货币危机就会向银行业危机扩散。Chang and Velasco(1998)认为,新兴市场国家金融危机产生的主要根源在于银行系统的国际流动性不足。当超额借贷的外汇头寸大到银行系统自身难以轧平时,任何负面的经济信号都会导致银行业危机的发生,并产生货币危机的连锁反应。

(2)银行业危机向货币危机的扩散。许多研究讨论了银行挤兑导致货币危机的因果关系。Gonzalez-Hermosillo(1996)指出,在金融市场欠发达的经济体中,银行危机更有可能导致货币危机的发生,这是因为市场交易者在银行危机发生后,更偏好于持有外币资产而非本币资产。如果市场主体大量抛售本币资产,必然对本币币值的稳定造成巨大压力,若短期内本币急剧贬值,货币危机的发生就难以避免了。Kaminsky and Reinhavt(1999)研究了1970―1995年几十个国家的26次银行危机和76次货币危机,认为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世界上许多地区金融市场的放开,银行危机与货币危机的联系越来越密切。一般说来,银行方面问题的出现总是要早于货币危机,反过来,货币错配和资本外逃又加重了银行危机。

(3)资本市场危机向银行业危机的扩散。资产价格的大幅度下跌,通常会造成银行体系的不稳定,严重时会引发银行危机,导致金融体系的崩溃。Banerjee and Abhijit(1998)认为,由于信息不对称等原因,银行难以有效监督借款人的行为,从而使借款人将借入资金投向股市和房地产等高风险领域,以取得高投资回报成为可能,这种情况的存在使银行承担了大量风险。由于借款人遭受严重损失,大量借款不能按期归还,商业银行的资产风险暴露于市场,在银行资产损失严重和流动性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导致银行危机发生。

张明(2008)在描述这次危机的传导机制时,将其概括为:第一,基准利率上升和房地产价格下降引爆了危机;第二,次级抵押贷款的证券化、金融机构以市定价的会计记账方法,以及以在风险价值为基础的资产负债管理模式,导致危机从信贷市场传导至资本市场;第三,资产支持商业票据市场的萎缩导致商业银行被迫向特别投资载体提供信贷支持,以及受损商业机构不得不通过降低风险资产比重来重新满足资本充足率要求,导致危机从资本市场再度传导至信贷市场,造成持续的信贷紧缩;第四,财富效应、托宾Q效应、金融加速器机制、持续的信贷紧缩、次贷危机直接造成房地产投资下降等因素,导致危机从金融市场传导至实体经济;第五,在经济金融全球化背景下,危机将通过贸易和投资等渠道从美国传导至全球。

2、金融危机的国际传导

李小牧(2001)广义的金融危机国际传导泛指金融危机在国与国之间的传播和扩散,它既包括危机国内传导的溢出,也涵盖单纯由外部原因导致的跨国传导,既有存在于贸易金融关系紧密的国家间的接触性传导,也有存在于贸易金融关系并不紧密的国家间的非接触性传导。而所谓接触性传导就是狭义的金融危机国际传导,它是指在金融危机发生之前、之中、之后,某些经济要素的变化引起其他要素变化,最终引起经济金融的某些侧面或整体变化,以致引发、扩大、缓解金融危机的跨国作用过程,也称溢出效应。

贸易溢出和金融溢出是金融危机国际传导的主要途径(傅建源 张世林,2008)。溢出或者挤出效应是指一国或某市场的投机性冲击造成本国或本市场经济基本面(如贸易赤字、外汇储备)的恶化,它的恶化从而导致另外的国际或者市场的经济基本面受到冲击的压力。它的实现主要依赖于国与国或者市场与市场之间的经济贸易、资本市场之间的相互联系,从而出现短期互动现象。

张韶明(2003)把金融危机的国际传导归结为波及效应的传导,即指一个国家发生的危机恶化了另一个国家的宏观经济基础,如贸易赤字扩大、外汇储备下降,从而导致另一个国家发生危机;此外也包括“净传染”,即指一个国家的货币危机影响到投机者的信心与预期,诱发了另一个国家的货币危机。

以Baneriee(1992)为代表的许多学者将金融危机的国际传导机制分为三类:(1)危机传导的波及效应。当一个国家发生危机时,同时也恶化了另一个国家的宏观经济基础,从而导致另一个国家也发生危机。(2)危机传导的季风效应。即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全球经济环境的变动必然会对许多发展中国家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3)危机传导的贸易效应。当一国发生危机通常会导致本国货币贬值,必然使该国出口竞争力增强,对其贸易伙伴国的出口增加而进口减少,导致贸易伙伴国的贸易赤字增加,经济情况恶化。

一国发生货币危机后,投资者对其他类似国家的心理预期变化和投资者信心危机造成的投资者情绪的改变是金融危机的主要传染机制(李小牧,2001)。“传染效应”形成的关键在于投资者认为一些国家之间存在某种相似性。这种相似性包括的范围非常广,常见的有宏观经济基础的相似、政治与经济政策的相似和文化背景的相似,相应地,存在基于经济基础相似的传染、基于政治与经济政策相似的传染和基于文化背景相似的传染。

三、金融危机对中国的传导过程

陈红泉(2009)分析认为:次贷危机对中国实体经济的影响,主要是通过贸易传导机制、产业联动效应和金融传导机制产生的。第一,由于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衰退、需求下降和国际贸易增长放缓。这其中首当其冲影响最直接的显然是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出口部门。第二,金融危机通过产业的结构性震动效应和存货的加速原理两个方面,向我国蔓延和传导。第三,次贷危机的金融传导机制是通过银行信贷市场和股票市场两个方面冲击中国的实体经济的。首先,国内部分商业银行因持有美国债券而在次贷危机中遭受直接损失。其次,次贷危机对中国银行业和实体经济的主要影响。不是银行业在次贷危机中的直接损失.而是担心次贷危机导致的国内经济衰退而出现的惜贷现象。

赵晓辉(2008)金融危机在全球的“辐射效应”日益显现的同时,也大大地影响了我国的经济发展。按照虚拟经济的特点,它必然会通过实体经济之间的传导、价格传导作用、关联企业之间的传导、金融领域的传导、心理传导等方面来影响我国的经济。卢盛荣(2009)的研究同样发现,金融危机将通过汇率与外贸、流动性需求、市场预期、产业联动效应传导途径影响我国经济。

杨万东(2008)在研究美国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传导路径时将其归结为:第一,外贸传导。第二,香港市场传导。第三,估值水平引导。第四,合力性影响。第五,投资性亏损。

参考文献:

【1】周才云.金融危机的生成、传导及治理.经济研究.2007,4:67-69

【2】陈华 赵俊燕.美国金融危机传导过程、机制与路径研究.

【3】张明.次贷危机的传导机制. 国际经济评论.2008,7-8:32-37

【4】张羽呜.美国金融危机的成因及传导.中国证券期货.2008,11:42-45

【5】赵晓辉.美国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中国财经信息资

料.2008,33:20-23

【6】高蔷.金融危机的产生、传导及对我国的启示.吉林会计.2003,12:7-9

【7】么峥 谭艳平. 金融危机发生的内在机制与思考――以美国次贷危机与亚洲金融危机的比较为例.商业现代化。2008,7:366

【8】张韶明.金融危机传导的示范效应与竞争性贬值效应分析.世界经济研究.2003,3:36-40

【9】孙立平:从金融危杌到社会危机.经济研究信息.2009,1:4-6

【10】安辉. 现代金融危机国际传导机制及实证分析――以亚洲金融危机为例. 财经问题研究.2004,8:45-48

【11】李小牧.论金融危机的传导性问题.投资研究.2001,10:45-49

【12】傅建源 张世林.金融危机的国际传导机制研究.商业时代.2008,3:29-30

【13】陈红泉.次贷危机影响中国实体经济的传导机制与对策. 深圳大学学报.2009,1:92-96

【14】卢盛荣.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 东南学术.2009,1:34-42

【15】杨万东.美国金融危机与中国的应对策路.经济观察.2008,11:37-38

【16】Calvo Cuillermo A.1998:“Capital Flows andCapital―Market Crises:The Simple Economicsof Sudden Stops”,Journal of Applied Economics(CEMA),November:35-54.

【17】Krugman P.Bubble,Boom,Crash:Theoretical Notes on Asia’S Crisis『J].Mimeo,1998.

【18】Fisher Irving.The Great Deflation Theory of Great Depressions,Eeonometriea 1,1933,10:337-357.

【19】Kaminsky,Graciela and Carmen Reinhart.The Twin Crises.The Causes of Banking and Balance―of―Payments Problems[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 999a, 89(June):473―500.

【20】Gonzalez-Hermosillo,Brend.Banking Sector Fragility and Systemic Sources of Fragility[J].IMF Working Parer 1996,No.96/12.

【21】Kaminsky,Graciela and Carmen Reinhart.The Twin Crises.The Causes of Banking and Balance-of-Payments Problems[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99a,89(June):473-500.

篇3

【关键词】国际金融危机；传染机制；防范对策

一、金融危机内涵的确定

国际金融危机传染一般指金融危机在国家间的传播。目前，对金融危机传染内涵的界定分歧较大。我们把学术文献中有代表性的定义归纳为6种：“概率说”、“溢出说”、“净传染说”、“过度联动说”、“极值说”和“折衷说”。下面按界定范围由大到小对这些定义进行归纳和评述。

“概率说”一般被认为是较早的现代传染定义之一。这种传染定义最为宽泛，遭受货币攻击可能性增加的国家并不必然发生危机，因而不能说明一国危机是否传染到其他国家。

“溢出说”弥补了“概率说”的上述弱点，强调传染源与传染对象之间的冲击溢出效应。溢出说将传染定义为由于危机传染国与被传染国之间的实体经济联系或者金融联系而发生的冲击。

“净传染说”从行为金融学角度对传染进行了界定，认为危机传染与传染源国、被传染国的宏观经济基本面无关，而仅仅是由于投资者或其他经济人的行为导致危机在国家之间的蔓延才能称为“传染”，并称之为净传染。

“过度联动说”是近年来被广为接受的一种实证定义，他们将传染定义为一国所引发的冲击造成他国与该国市场联动趋势的显著上升。按照这种定义，贸易联系和金融联系造成的市场联动性被解释为实体经济的相互依赖，除此之外的联动性增加才是由传染造成的，被认为是真正的危机溢出效应。

“极值说”将传染定义为可观测到的各国金融市场之间同时实现高额收益概率的增加而非金融市场之间联动性的增加，认为只有各国金融市场收益率极值同时出现时，才能说明危机从一国蔓延到了他国，因为收益率极值出现是金融泡沫或破灭或发生流动性逆转的标志。

“折衷说”从宏观和微观结合的视角，将传染定义为一地区、一国或者某金融机构发生的危机向其他地区、国家或者金融机构蔓延的过程。这种定义是在世界银行定义的基础上从宏观领域到微观领域的扩展，也为研究危机传染的微观机制提供了基础。

二、国际金融危机传染的根源

金融危机的起因可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是国内宏观经济基本面的不稳定、金融机构的脆弱性及其他因素造成的自我实现；二是全球金融市场的动荡和他国金融危机对本国的传染。对国际金融危机传染根源的研究至今仍存在较大的分歧，主要有危机传染的“全球化说”、“国际金融市场内在不稳定性说”、“微观基础说”三派观点。

（一）危机传染的“全球化说”

该理论的观点是，两国之间经济与金融一体化程度越高，资产价格和其他经济变量变动的同步性越强，基本面冲击和投资者行为冲击造成的传染程度也会越深。而多数人认为金融一体化仅仅是危机传染的条件，而不是危机传染的原因。他们认为，传染的原因有两大类：一类是宏观经济基本面冲击，分为国家之间的贸易联系、金融联系和共同冲击等。另一类是其他非基本面的偶然因素，包括流动性因素、投资者因素、政治因素、政策因素和文化因素等。

（二）危机传染的“国际金融市场内在不稳定性说”

沿着金融机构内在脆弱性理论和金融市场内在不稳定性理论思路，林毅夫认为一场危机之所以能够从一国爆发并迅速传染到其他经济体，其共同外因是由下述三方面因素导致的国际金融市场内在不稳定性：一是全球经济一体化和资金流动容易受到市场预期和信心变化的影响；二是科技进步使得大规模跨境交易迅速；三是出现大量国际风险投资基金、投资银行等杠杆交易者的投资或投机行为。

（三）危机传染的“微观基础说”

对危机传染的研究着眼于微观角度，一是为危机传染的根源寻找微观基础，二是研究微观主体金融机构之间的危机传染机制。流动性不足和资产价格的变换被认为是导致危机传染的原因。

三、金融危机的传染机制

危机的传染在概念上可分为两类：第一类强调不同市场间的相互依赖所导致的溢出效应。这种相互依赖是指由于实体经济或者金融方面的链接，使得局部的或全球性的冲击在国际间的传播。第二类则指危机的传染与可观测到的宏观经济或其他基本面无关，而仅仅是由于投资者或其他金融经纪人的行为结果。

学者们对传染的定义不同，而且对传染机制的分类研究也大相径庭，主要有以下研究成果：

（一）实体传染机制

实体经济传染是指通过实体经济关联而达成的危机在国家间的传导和扩散。其具体形式有：

1.贸易伙伴型传染。一个国家的危机恶化了另一个与其贸易关系密切的国家的经济基础，从而令其陷入金融危机，这被称之为贸易伙伴型传染。贸易伙伴型传染有两个传导路径：其一是直接的进出口传染；其二是间接价格冲击传染。前者是指爆发危机的国家货币大幅贬值，进口减少而出口增加，从而导致其贸易伙伴国的贸易赤字增加、外汇储备减少，成为投机者对其货币冲击的对象，最终沦为危机传染的受害者。后者是指一个国家金融危机导致的本币贬值使其贸易伙伴国的价格水平下降，同时促使其消费价格指数下降，居民对本币的需求量减少，而要求兑换外币的数量增加，导致央行外汇储备减少，诱发金融危机。

2.竞争对手型传染。如果危机发生国和非危机发生国的出口市场相同，互为竞争对手，则会发生竞争对手型传染。在通常情况下一国与危机发生国的贸易联系越紧密，危机传染的概率就越大。

（二）金融市场传染机制

金融传染是指由于金融市场自身特征及市场主体行为所导致的危机通过金融关联由某一金融市场向另一金融市场、某一国家向另一国家的传染。金融传染主要是以资本市场及货币市场等金融渠道为传染渠道。

当一国发生危机时，金融机构被迫向退出投资者提供货币，金融机构在一个市场上面临流动性问题，金融机构会通过减少在其他市场的拆借头寸来满足流动性需求，将导致其他市场出现货币危机。如果两国资产运动具有高度的相关性，则金融危机会通过跨市场的套期保值迅速地传染。投资者在某个市场受到冲击时，会重新调整他们的证券组合，从而把冲击传播到其他市场。

（三）净传染机制

净传染也可以算作是预期传染机制的一种，即两个经济关系薄弱的国家，一国发生的金融经济危机并没有恶化另一国的经济基础，但如果投资者的预期发生了变化，也会导致危机的发生。净传染是由经济中的多维平衡点及投机者的“自促成”因素导致的，由于一国发生危机后，投资者对其他类似国家的心理预期变化和信心危机造成了投资者情绪的改变，结果产生了对这些国家的自我实现的投机攻击，产生了净传染效应。它通常被认为是非理性的结果，如金融恐慌、羊群行为、信心丧失及风险厌恶的增加等。

1.“羊群效应”

投资者在市场上常常根据其他投资者的行为决定自己的选择，投资者具有一种从众心理。当投资者无法获取充分信息来区分不同市场的基本情况时，即使金融状况不同，一国的危机也可能导致对其他市场的货币投机。

2.“示范效应”

当一国发生金融危机后，如果投资者掌握危机发生国与所投资国家经济、金融方面的较为充分的信息，投资者会根据掌握的情况将所投资国家与危机发生的国家进行对比，重新评价所投资国家的风险，并据此改变之间的资产组合。

四、我国应对国际金融传染的政策建议

（一）积极扩大内需，抵消外部需求减弱的不利影响

为了防范外需过快下降带来过大的需求缺口，要努力扩大内需，引导消费方式和方向，调控好投资的规模和结构，不断提高国民经济的核心竞争力，努力化解世界经济增长放缓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通过多种措施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改善居民消费预期。

（二）继续完善人民币汇率机制，合理引导市场对人民币汇率的预期

在目前形势下，应该维持人民币稳定，在国际市场需求疲弱背景下，人民币继续升值将进一步恶化外贸企业的生存发展环境。在面临外部需求不足的情况下，不少国家采取本币贬值的方法来促进出口。但是大幅度的进行本币贬值容易引发市场恐慌，引起资本外逃。综合各方面的因素，保持币值的相对稳定有利于减轻金融风暴对经济金融形势的影响。

（三）加强金融危机预警机制建设，加强对国际游资的监测和防范力度

在危机爆发前，一国经济金融形势可能会发生某些变化，应加强各经济管理部门和金融管理部门的信息联动，建立危机预警监测机制，及早提示潜在的风险。在经济金融日益全球化的今天，要特别加强跨境资金流动监测，还要加强跨境资金监测的国际合作，共同抵御金融风险，加大对国际资本流动异常的打击力度。

（四）加强信息披露制度建设，提高经济金融数据的准确性

信息不完全是金融危机不理性传染的一个主要原因。危机发生时，由于投资者无法充分掌握全面的信息，导致投资者无法将基本面健康的国家和有问题的国家区别开来，出于避险考虑，往往采取相同的逃离策略，并使得非理性的恐慌情绪蔓延。所以建立规范统一的信息披露制度，提高经济金融数据的准确性，有利于投资者掌握全面的情况，并且做出合理的判断，防止恐慌性心理预期的形成，增强市场信心。

参考文献：

[1]林毅夫.金融一体化和亚洲金融危机[M].金融经济,2004年第10期.

[2]林璐,万玉琳.金融危机传染机制的综述[J].金融经济,2008年第10期.

篇4

关键词:金融危机;资本主义;金融资本

Abstract: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xist analysis of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risis and institutional reasons,socio-economic system that is inherent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ism,especially its long-term accumulation of basic contradictions in the capitalist countries,break out the economic and financial crisis. And to explore the inherent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urrent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risis and the evolution of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Key Words:financial crisis,the capitalist system,inancial capital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4-2265(2009)12-0011-05

一、引言

美国次贷危机自2007年爆发至今,波及范围不断扩大,危机已从发达国家传导到新兴市场国家,从金融领域扩散到实体经济领域,全球正面临自二十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由于经济全球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和全球金融体系的长期失衡,这场源自美国的金融风暴,波及范围之广、冲击力度之强、连锁效应之快都是前所未有的,给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带来严重影响。

二、当前对金融危机成因的探讨

此次危机是以美国的次贷危机为导火索、由美国虚拟经济而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理论界对次贷危机形成的原因进行了探讨,主要包括以下观点:

(一)美国信贷市场上宽松的信贷条件

2001年以后,美联储连续降低利率,房地产市场繁荣,贷款机构预期未来市场持续走高,加大贷款力度,盲目扩大住房贷款业务。在市场繁荣时期,次级贷款也有很高的回报率,在满足优级及次优级抵押贷款后,贷款机构积极发放次级贷款。为了将次级抵押贷款出售给低收入者,贷款机构尽可能地降低进入门坎,不断创新次贷产品,降低贷款条件。实质上是贷款机构放松了风险监管,为日后次贷危机的爆发埋下隐患。随着后来利率的不断攀升,低收入阶层无法承受还款压力,从而导致大量违约。长期的低利率造成了市场流动性过剩,助长了经济的泡沫。

(二)次级抵押贷款的证券化

低利率和流动性过剩,推动了住房需求和房价上涨,这又降低了房贷的风险,刺激了房贷需求。由于住房按揭支持债券(RMBS)的存在,任何贷款机构在对不良信用评级的个人贷款后无需置于其资产负债表内,而只需转手卖给RMBS的投资者。由于RMBS信用级别低,市场流动性不强,不易脱手,诱发华尔街的投资银行根据期限和信用水平将RMBS打包成抵押债务凭证(CDO),从而进一步刺激了RMBS的发展和CDO市场的极度膨胀,形成了CDO,CDO的平方、立方、n次方等。当美国次级房贷市场外部环境发生变化时,由次级抵押贷款的违约率的上升,引发贷款机构资金链的断裂,次级抵押贷款衍生出的金融产品缩水,最终引发这场金融危机。

(三)信用评级不严和金融监管的缺位

根据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在2008年7月份发表的调查报告,在对高风险次贷金融产品进行评级时,美国三大信用评级机构都存在违反内部程序的行为。同时,评级机构对次级债券和衍生产品给予了与风险不对称的评级结果,在相关债券信用质量严重恶化时,未能及时更新信用评级,助长了危机的蔓延。此外,美国信用评级体系存在制度性缺陷,而评级机构出于利益考虑,没有动力去纠正这些缺陷。

在信用评级不严的同时,美国金融监管当局对市场上的金融创新监管松懈。在缺乏监管的情况下,次级抵押贷款在一轮又一轮的创新中加长了链条,衍生产品的定价已经脱离了原有贷款产品的风险,而仅取决于发行机构公布的回报率和评级机构评定的等级。监管的缺失,纵容了金融机构盲目追逐高额利润的行为,也是导致这场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

(四)美国的低储蓄、高消费的发展模式出现问题

次贷危机爆发的直接诱因是利率的不断提高,房价下跌,使贷款人无力偿还次级贷款,金融机构信用紧缩,房地产泡沫破裂,最后引起金融恐慌及危机爆发。美国当前的收入差距较大,存在大量的低收入人群,在宽松的信贷环境和美国式的过度消费文化模式下,低收入人群同样追求高消费和超前消费,从而导致物价和房价的大幅上涨,出现通货膨胀和房地产泡沫,联邦政府为抑制通货膨胀,不断提高利率,最后引发次贷危机。

(五)投行杠杆比例过高和金融衍生品开发过滥

据有关统计显示,美林的杠杆率从2003年的15倍飙升至2008年的28倍,摩根士丹利的杠杆率攀升至33倍,高盛也达到28倍。华尔街利用以资产证券化为代表的金融创新工具,在次贷基础上设计出了系列衍生金融品:抵押贷款支持债券(MBS)、资产支持商业票据(ABCP)、(CDO)、信用违约掉期(CDS)和CDO的平方、CDO的立方等,在高杠杆盈利模式下,放大了次贷的金融效应,铸就了系统性的金融风险传递链条。

从房地产市场和金融市场、金融监管的因果关系,对次贷危机成因进行阐述:即利率上升―房价下降―房地产市场泡沫破裂―次级抵押贷款还贷困难―次级贷款违约率上升―信用紧缩―以次级贷款为基础衍生出的金融产品的资金链断裂―金融资产缩水―投资衰减―金融恐慌―次贷危机爆发―国际金融危机。

三、当代资本主义的新阶段和新特征

以美国为首的当代资本主义表现为国家金融的超级垄断、经济虚拟化和泡沫化的特征,体现了当代资本主义演变的一种趋势。国际超级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是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新阶段,其最重要的标志是金融资本的高度虚拟化、高度垄断与高度投机相结合。

(一)金融资本高度虚拟化的资本主义

随着计算机技术和通信技术的发展,虚拟资本也在不断地衍生出新的品种,出现大量的金融衍生品,这些虚拟资本是对股票和债券等虚拟资本的再次虚拟。虚拟资本也成为当前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占主体地位的资本形态。

(二)高度垄断与高度投机相结合的资本主义

在马克思的《资本论》里,生息资本为G―G’,实际上是省略了中间实体资本的增殖即G―W―G’。但发展到巨大金融寡头垄断市场的层面,金融创新使G―G’成了买空卖空的连锁交易,脱离创造价值的实体运动,脱离价值决定价格的根基。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在资本市场利用资本垄断实现高度投机,获得高额利润。

(三)以美国为首的当代资本主义以新的形式称霸全球

当代资本主义利用金融资本控制整个世界,通过美元霸权,特别是以纸币美元为武器影响世界。历史表明,经济震荡,由通货膨胀急剧变为通货紧缩,正是经济危机的一种症候;石油价格由过高急转直下转为狂泻,也是一种市场危机,反映了实体经济下降、需求严重不足,使石油产业遭到重创,达到以美元优势控制石油的目的。

当前美国GDP与虚拟资本的比例大体为1:36,其中有70%左右的泡沫。在二十世纪中叶之后特别是80年代以来,美国跨越式地成为国际超级金融垄断资本主义国家,把金融与工业的结合蜕变为脱离并统治实体经济的虚拟经济世界。而与高科技结合,进一步引发由经济泡沫酿成泡沫经济,在实体经济的下降与虚拟经济的无限扩大下,表明美国为首的现代资本主义的新特征和新手段――超级虚拟化。经济的高度虚拟化、泡沫化和在世界的金融霸权,折射出当代资本主义的寄生性、腐朽性。

四、从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对金融危机的再认识

从美国的信贷政策、金融风险管理政策等角度出发,分析次贷危机产生的原因,属于操作层面和现象层次的分析;缺乏从对资本主义制度发展历史的角度的分析,不能认识危机发生的制度性原因。因此需从资本主义制度本质出发,分析危机产生的根源。

(一)从视角分析金融危机形成机制

马克思将金融危机的爆发建立在经济危机可能性和现实性的基础上,认为金融危机的爆发是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是资本主义制度内部矛盾各方强制统一的一种方式。马克思将金融危机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作为生产和商业危机先导阶段的金融危机;第二类是作为资本市场核心的虚拟资本的独立运动规律以及资本市场赌博投机的本质特征的金融危机。

1. 第一类金融危机的形成机制。马克思认为,导致第一类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并是由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过剩造成的。导致生产过剩的原因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对立,生产和消费的对立,在现实中表现为生产扩大与市场扩大之间的矛盾,生产和消费的对立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固有的矛盾。

第二,资本积累与价值增殖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实质是剩余价值的生产。资本积累和扩大再生产就成为资本价值增殖的主要方式,资本主义无限制地扩大生产规模提供了动力,资本过剩从而商品过剩是资本积累与价值增殖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

第三,以商业信用为主的信用形式的充分发展导致商业货币的膨胀,进一步刺激了生产过剩的发展。在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过程中,由于商业资本的独立化,商品价值的回流时间往往早于商品价值的最终实现,因此容易产生虚假的需求;在商业货币不断膨胀下,这种虚假的需求积累起来,商品过剩程度进一步加剧。

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对立、资本积累与价值增殖之间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固有的属性,它们决定了生产过剩的必然性。而信用形式的充分发展并不是商品过剩的必要条件,不是商品过剩的充分条件,只是加剧了商品过剩的累积程度。第一类金融危机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生产过剩危机的前奏,其形成机制(图1)揭示了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源隐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固有矛盾之中。

2. 第二类金融危机的形成机制。马克思将第二类金融危机成因归结为金融市场的赌博投机活动而导致的虚拟资本过剩。虚拟资本的过剩同样可能导致虚拟资本作为一种特殊商品而与货币之间形成尖锐的对立,从而虚拟资本价格暴跌,引发金融市场的危机。

首先,马克思认为虚拟资本是指能够定期带来收入的、以有价证券形式表现的资本,“生息资本的形式造成这样的结果:每一个确定的和有规则的货币收入都表现为资本的利息,而不论这种收入是不是由资本生出”。虚拟资本实际上是基于预期收益资本化的幻想的资本。

其次,虚拟资本是伴随企业资本扩张与商品流通发展而产生的,但却能摆脱生产和商业的束缚而依靠信用制度获得自身的发展。“虚拟资本巨大的扩张潜力与信用制度的过度发展相结合,为金融市场虚拟资本商品的过剩创造了条件”。

最后,虚拟资本特殊的运动规律极大地满足了资本家通过赌博投机实现价值增殖的要求。一方面,“信用为单个资本家或被当作资本家的人,提供在一定界限内绝对支配别人的资本、别人的财产,从而别人的劳动的权利”,实际上这就是所谓的“金融杠杆化”;另一方面,“因为财产在这里是以股票的形式存在的;所以它的运动和转移就纯粹变成了交易所赌博的结果”。当金融市场的赌博投机使得金融杠杆化的比例不断提高,以致虚拟资本商品过剩严重,一旦货币发生紧缩,将导致债务支付链条断裂,金融危机的爆发就不可避免。

第二类金融危机本质是在金融市场过度的赌博投机与信用制度的膨胀相结合的情况下,过剩的虚拟资本与货币形成尖锐的对立,最终虚拟资本价格暴跌导致危机爆发。其形成机制(图2)揭示金融市场的赌博投机活动是危机发生最重要的原因。

此次金融危机从表面上看与二十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截然相反,以房价下跌和房地产市场泡沫破灭为导火索,从投资银行、保险公司、商业银行等金融部门开始,进而波及实体经济部门,造成实体经济部门的流动性短缺,大量企业倒闭,失业率上升,从而由金融危机演变为经济危机。但金融危机发生的根源仍然是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制度。

(二)从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认识金融危机产生的根源

1. 商品内在二重性矛盾潜伏危机产生的可能性。马克思从商品和商品交换的内在矛盾体现了市场经济和市场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形态的基本矛盾。资本主义制度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潜伏在商品和商品交换的内在矛盾中,这是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在私有制条件下,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这对矛盾表现为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构成了商品生产的基本矛盾。商品所内含的劳动二重性矛盾决定了价值和使用价值的二重性矛盾的进一步演变,表现为商品与货币的对立,进一步表现为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对立。私有制使商品的内在二重性矛盾在一定条件下越来越激化,具有深刻的对抗性和不可克服性。商品经济内在二重性矛盾只构成产生危机的可能,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度使危机爆发成为必然现实。

2. 资本主义私有制是形成金融危机的深层制度原因。资本主义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私有化制度,生产的社会性同生产资料私有性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使商品经济内含的危机可能性转变成必然性。商品经济内在二重性矛盾只构成产生危机的可能,而资本主义私有制度使危机的产生成为现实。在资本主义几百年的历史中,货币越来越背离商品,虚拟经济越来越背离实体经济,成为金融泡沫、金融危机乃至全面经济危机的内在成因。

3. 金融资本的逐利性、贪婪性和杠杆性是形成金融危机的最深刻根源。资本主义生产的唯一动机和直接目的,就是攫取更多的剩余价值。资本一方面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具有逐利性和贪婪性;另一方面又推动了经济发展,具有对生产强有力的拉动性。马克思揭示了资本追求无限增殖的本性并未改变,随着当代金融资本的发展和向全球扩张,资本的贪欲更加膨胀。在金融资本和虚拟资本占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阶段,为了创造业绩和赢得巨额利润,银行家们不断推出创新的金融产品,制造高风险的虚拟资本。利用金融资本的杠杆性,实行高杠杆的运营模式,通过将金融资产证券化、衍生化,从而获得巨额利润。脱离实体经济的虚拟经济的高度膨胀,将直接导致金融危机。

4. 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金融危机是必然的、无法克服的。美国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性危机既是一场严重的金融危机,又是一场深度的经济危机、思想危机、社会危机和制度危机,是资本主义的全面危机。历史上,资本主义几次带有全球性的危机都引起时代和世界格局的重大变化。美国金融危机将使世界经济进入一个大调整、大动荡时期。本次危机具有颠覆性、全面性、深度性和长期性的效应,将给世界经济社会发展带来重大、持续的影响,世界局势将发生重大变化。

五、当前国际金融危机与当代资本主义的关系

(一)当前的国际金融危机表明资本主义发展到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新阶段

以往的危机多半起始于物质生产领域,然后向其他领域扩散,而这次危机首先发生在金融领域,之后向实体经济领域蔓延。以往危机大多表现为生产过剩,而此次危机在发达国家则是实物生产日趋萎缩,整个国民经济虚拟化。以往的危机表现为广大居民购买能力下降和消费不足,在发达国家之间也有相当强的传染性和扩散性;此次危机则是这些国家各个阶层包括工薪层在内的超前消费或过度消费,国民经济形成了严重的“消费泡沫”;这次危机不仅扩散的面更广,几乎传播到了世界所有国家,而且传染更加迅速、更加猛烈。这些特点,都是与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演化相联系的,反映了正在形成中的资本主义新形态的特点。

(二)金融资本恶性膨胀,是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

随着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西方国家的资本在继续使用这种商品输出和不等价交换手段进行国际剥削的同时,越来越注重资本输出和资本直接剥削外国劳动的作用,国际剥削的重点已由商品输出转变为资本输出。国际剥削的重点由昔日的以工业资本为主体的资本输出,逐步向以金融资本为主体的资本输出转移。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垄断资本之所以积极推动这种转移,是因为金融资本的输出具有商业资本和工业资本所不具备的特殊的国际剥削和压榨功能。

金融资本已成为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建立和维护国际垄断资本所需要的国际经济乃至政治秩序的最积极的推动者。总之,金融垄断资本已成为世界经济乃至政治生活的主宰,在帝国主义侵略扩张中的地位和作用大大增强。金融资本的恶性膨胀,其世界统治和盘剥的增强,体现了当代资本主义演化与当前国际金融危机之间的内在联系。

(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国民经济的虚拟化,是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层原因

这次世界性金融风暴的形成,是金融垄断资本长期统治、横行的必然产物。不仅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形成了越来越多的金融泡沫,而且使这些国家的整个国民经济日趋虚拟化。表现为:

第一、金融资本横行,金融衍生资本泛滥,金融资本越来越与实体经济相脱离。金融资本超前发展,资本家与生产过程脱离,是垄断资本主义的一种重要表现。如今,全球金融交易额已达世界GDP的十倍以上。金融资本不仅在数量上是空前的,而且其地位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发达国家的金融资本不仅完全脱离了生产活动,置身于生产过程之外,而且凌驾于整个社会生产之上,成了整个国民经济的主宰,实体经济的发展越来越依赖金融资本的发展。

第二、在金融资本泛滥的同时,实体经济却相对乃至绝对萎缩。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第一和第二产业的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不断下降,而以各种服务性消费为主的第三产业的比重则不断上升。到上世纪70年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经相继完成了工业化过程,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对物质产品的需求相对饱和,资本通过发展物质生产而增殖的途径日趋狭窄,这些国家越来越多的工业品逐渐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形成了所谓产业空心化趋势。在高额利润的诱使下,资本越来越多地从实物生产领域向第三产业转移。银行、保险、证券等虽然能给资本带来利润、增加产值,但却不能为国民经济增加物质财富,这些行业的过度发展本身就含有泡沫成分,成为国民经济虚拟化的重要因素。

(四)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金融资本横行,进一步增强了资本主义的寄生性和腐朽性

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资本增殖的过程之所以能够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脱离实体生产过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将制造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向发展中国家大转移的过程,也是国际垄断资本组织发展跨国生产的一个重要条件。

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寄生性和腐朽性还表现为投机心理和投机行为的恶性发展、整个社会风气的败坏和沉沦。不仅各行各业的资本家和经营者在从事各种投机活动,而且这些国家的政府也利用各种货币金融杠杆或货币金融政策从事国内外的投机活动。总之,金融投机已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经济生活的基本特征,成为国际垄断资本攫取超额利润的一种基本途径。

(五)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金融资本权势的增强和金融危机的爆发,使资本主义的虚弱性、垂死性更加明显

在资本主义国家,不同阶级和阶层的利益从来都是不一致的,不仅广大劳动者与资本家的利益根本对立,而且垄断资本与中小资本的利益也有矛盾,而随着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矛盾和对立则在进一步暴露和加深;矛盾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反全球化的浪潮,比发展中国家还要强烈。所有这些矛盾和冲突,随着金融危机的爆发必然会进一步加剧。此次金融危机的爆发,已经成为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社会经济相对平稳发展时期结束、新的动荡时期开始的一个突出的信号。从国际方面来看,随着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资本主义生存和发展的条件也日益恶化。

六、结语

当前国际金融危机表明当代资本主义演变到一个新的阶段,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的制度性危机。对当前金融危机

的成因的认识,不应单从其体制层面和技术操作层面进行阐释,更要从制度层面、本质层面对其剖析。美国的次贷危机,不可遏制地蔓延成全球金融危机,进一步证明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理论的真理性。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需要从制度和体制两个方面规避和防范金融危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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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沈炳熙.次贷危机与证券化[J].中国货币市场,2007,(11):12-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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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文章选取美国储贷危机、北欧危机及日本金融危机作为研究对象进行比较分析，指出政府的救助措施将对美国金融危机的治理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为美国政府救助方案的实施提供理论上的支持。

一、美国金融危机的性质探讨

《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将金融危机定义为“全部或部分金融指标——短期利率、资产(证券、房地产、土地)价格、商业破产数和金融机构倒闭数的急剧、短暂的和超周期的恶化。”

根据IMF在《世界经济展望1998》中的分类，金融危机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四大类：(1)货币危机。当某种货币的汇率受到投机性袭击时，该货币出现持续性贬值，或迫使当局扩大外汇储备，大幅度地提高利率。(2)银行业危机。银行不能如期偿付债务，或迫使政府出面，提供大规模援助，以避免违约现象的发生，一家银行的危机发展到一定程度，可能波及其他银行，从而引起整个银行系统的危机。(3)外债危机。一国内的支付系统严重混乱，不能按期偿付所欠外债，不管是主权债还是私人债等。(4)系统性金融危机。可以称为“全面金融危机”，是指主要的金融领域都出现严重混乱，如货币危机、银行业危机、外债危机的同时或相继发生。

根据IMF的分类，我们知道，美国目前的状况正符合第二种分类。美国的金融危机是由提供次级住房贷款的金融机构以及投资银行等金融机构的破产、接管所致，因此我们将美国这次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定性为银行业危机。

二、历次重大银行危机的比较研究

根据上述的分析，我们更加关注美国金融危机与历次银行业危机的比较。我们发现这次危机与美国1987年的储贷危机、1990年代的北欧危机以及日本金融危机颇有相似之处，与它们比较更加可行。原因是这几次历史上的银行业危机的演变过程与美国金融危机更为相似，都是源于房地产泡沫的银行业危机。

(一)危机发生的原因比较分析

危机发生之前，这些国家的经济都处于一段黄金时期，房地产蓬勃发展，需求增长迅速，也由此使市场产生过度乐观的情绪。而其后经济增速下滑和房地产周期下行亦成为触发危机的导火索。最后实体经济则承受楼市泡沫破灭和金融危机的双重打击而陷入衰退。

监管当局不恰当的放松管制使信贷过度扩张，金融体系风险敞口增大。储贷危机始于1980年—1981年政府鼓励储贷机构对房地产发放贷款。而2004年起资产支持证券的爆发式增长和政府大力推行次级房贷危机埋下伏笔，二者均使得房贷市场迅速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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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国际金融危机；成因；影响

1国际金融危机概述

金融危机是指发生在金融领域的危机即在一个国家的金融领域中出现的一些不正常的、严重的动荡或混乱，反应为全部或者一部分金融指标短期内急剧、快速且超周期的恶化。金融危机一般包括货币危机、信用危机、银行危机、债务危机和股市危机等。另外，由于金融资产具有极强的流动性，因此金融具有非常强的国际性。导致金融危机产生的可以是任何一个国家的金融产品、市场和机构等。而国际金融危机则是指一个国家发生金融危机后通过各种途径影响其他国家的经济从而造成国际金融危机产生的一种经济现象。

近两百年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蓬勃发展，而伴随而来的是不断发生的金融危机，仅仅在世界范围内影响较大的金融危机就有几十次之多，包括欧洲债务事件、占领华尔街事件等，这些国际金融危机的产生无一不对国际经济的发展产生极大的影响。这些金融危机虽然在各方面表现出巨大的差异性，但在某些方面却具有一定的内在联系以及相似性，通过对这些相似性的探究使我更加清晰的认识到了金融危机的产生原因及对我国的巨大影响。

2国际金融危机的表现形式

2.1急剧下跌的股市

2.2严重外逃的资本

2.3银行的正常信用关系被破坏，并伴随着银行挤兑、银根奇缺和金融机构大量破产倒闭等现象

2.4货币不断贬值并伴随货币通胀

3国际金融危机的成因

3.1大量的金融衍生品掩盖了风险

美国存在大批的放贷机构，这些放贷机构把大量的次级住房贷款转换成证券并在各大市场上进行售卖，从而吸引了大批的投资机构进行购买，而投资机构运用其所具有的金融工程技术将所购买的大量证券进行重新的分割、组合并包装，使之成为一种新的金融产品，然后采取各种途径将其出售给保险公司等。各种投机的行为在创新旗号的掩护下不断涌现，逐渐使金融脱离了现实的经济状况。这种虚假的经济日渐庞大，当这些被不断包装的金融新产品的源头即次级住房贷款出现问题时，这个虚假的经济瞬间漏洞百出，从而造成金融危机。

3.2金融自由化政策的采取以及货币政策的不当运用

自上世纪80年代，越来越多的商业银行在美国不断放松金融管制的情况下加入到了金融衍生品业务中。长期的低利率政策最终导致了金融危机的爆发，而不当的加息政策更进一步推动力次贷危机的产生。美国在经济泡沫破灭后，为了刺激经济的快速增长，连续13次进行降息，这种降息带来的低利率以及充裕的银行信贷使美国的房地产以及其他资产的价格逐渐上涨，进而促进了次级贷款的蓬勃发展。为了抑制这种通货膨胀现象，美国采取17次加息，导致房地产价格急剧下降，交易量迅速下滑，次贷危机由此爆发。

3.3国际货币体系不合理

由于国际货币体系的不合理为国际金融危机营造了很好的成长环境，在这种环境下危机不断隐藏并最终爆发。美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断在全球发行国债、美元、股票以及金融衍生品，同时连续在世界各地购入自然资源、劳动资源、资本资源等，美国进行货币生产，其它国家进行产品生产。各国的外汇储备不断累积，为了这些资产的安全以及保值，这些国家选择购买美国国债，从而使资金又回到了美国。美国的特殊地位及其资本市场价值传导支撑了美国的赤子政策和高消费政策，这导致这些政策严重超过了美国自身经济的承受能力，从而使金融危机的发生成为必然。

3.4多重环节的利益链条断裂

由于金融产品的创新而形成了由各类机构以及个人所组成的十分复杂的利益链条，随着金融产品的不断创新，利益链条不断拉长，利益链条中的借贷关系变得十分复杂甚至无法分辨，因而各个层面的责任方面的约束变得十分宽松，利益链条中的个体在约束力极小的情况下开始不断夸大自身的利益，链条中的个体的行为也随之开始不断差异化。

4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影响

4.1国际金融危机导致我国经济发展缓慢并且失业率急剧上升

多次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给我国经济带来的宏观影响表明金融危机的爆发会使我国经济发展遇到了更多的困难且遭受巨大的损失。国际经融危機爆发后由于国外众多企业发展困难甚至倒闭，从而使我国的经济面临严峻考验。首先是外贸出口订单减少；其次是部分已经出口货物被对方退回或对方因企业倒闭而无法支付货款，这些现象的产生使我国绝大部分出口贸易型企业面临异常困难的生存环境，越来越多的企业甚至被迫倒闭，使我国经济发展变得缓慢。

4.2国际金融危机使我国面临巨大的汇率风险

美国在国际金融危机产生后会执行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及美元贬值政策，这便给我国带来了极大的汇率风险。近年来，我国因为改革开放经济不断发展，尤其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我国的经济金融不断货币开放，进而国际经济波动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越来越明显。我国作为外汇储备世界第一的大国，外汇储备绝大部分以美元计价，随着金融危机的爆发，美国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为了减少金融危机给美国经济带来的冲击，一方面，美国会以美元贬值政策来使自己的产品在出口贸易中更有优势，这一行为使我国大批量的外汇储备资产面临极大的汇率风险；另一方面，由于美国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采取的政策促使汇率在短期内大幅度的波动，这使许多以美元计价的出口企业面临严峻的汇率风险，并可能在外汇兑换中给自己造成巨大的兑换损失。

4.3国际金融危机将使我国产品出口面临障碍

世界经济中一直都存在着国际贸易保护主义，这种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本身并不是简单的经济问题，他与本国的贸易政策密切相关。美国虽然一直提倡自由贸易，但当其利益受损时，美国将违反自由贸易的规则并以维护自身经济安全为由进行贸易保护。我国的外向型经济体制不断受贸易保护主义的迫害。国际金融危机使美国经济放缓甚至衰退，贸易摩擦变得频繁，致使美国以各种名义甚至采取明文政策只购买美国本国货物排斥他国货物，这將对我国服装以及玩具鞋类，纺织品和食品机电产品等出口产品制造障碍。

5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对策

5.1正确认知金融创新的具体作用

出现在金融体系金融市场上的新的方法以及理论等新生事物即为金融创新。一方面金融创新的分散和对冲对金融风险的发生产生积极作用，另一方面战后世界金融业也在他的促进下出现了大繁荣，但是正如我们前面所分析的一样，金融监管的不断放松使他加速了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我国如今正处在金融改革的起步阶段，因此我过金融改革必须经过金融制度的创新，要想我国金融市场发展强大，我们必须不断汲取国外的金融发展经验，并合理融入我国的金融市场实情中，结合我国金融市场具体情况进行符合我国金融市场现状的金融创新。同时，在进行金融创新时我们一定要认真仔细考虑，时刻保持头脑清醒，在一定程度上防止我国金融产品的过度衍生或金融产品过于复杂。我过国只有在金融监管方面不断加大投入才能促使金融创新技术的合理利用，并使我国一定程度上避免金融危机的爆发。

5.2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合理采用

采取财政政策以及货币政策之前认真分析国内现状，结合实际情况，吸取国际金融危机的经验，采取符合外国的合理的政策。同时加强对宏观经济，特别是资产价格市场的监管，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分析中我们不难看出美国金融危机爆发的直接原因是政府采取了不恰当的货币政策以及由此引起的剧烈推高的房地产价格泡沫。因此我国在今后的经济发展中，必须更加严格得监管金融市场，根据国情建立覆盖全国的符合我国经济现状的健全的金融信用评价体系，并且结合国情适时地采用温和财政核实货币政策对我国对金融市场进行严密调控，进而避免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价格的大起大落，这一举措对于稳定我国经济发展不出现大的经济波动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

5.3在面对机遇时积极寻找战略投资机会

当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时，必定会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一定的冲击，面对这些冲击，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对世界经济形势进行认真仔细分析。我国属于发展中国家，故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实体经济的损害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国际金融危机也在很大程度上为我国的部分企业进行海外并购提供了良好的条件，进行这些海外并购有利于我国金融市场扩大规模，同时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学习海外管理经验以及先进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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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危机传染；机制；欧债危机

引言

“龙舌兰效应”、“亚洲流感”、“俄罗斯病毒”……熟悉金融危机史的人对这样的词汇一定不会陌生。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以及金融自由化的不断深化，可以说，近代全球金融的发展史亦可称之为一部金融危机史。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如果不在危机肆意传染和蔓延之前，就采取相应的预防措施，其对本国经济的破坏力将是毁灭性的，甚至可能影响政局的稳定。因此，如果可以对金融危机的传染机制有一个理论上的准确把握，将对我们在实践中减缓危机的传递甚至是有效隔离和防范起到良好的指导作用，以尽可能减少危机所带来的损失。

一、金融危机传染的理论依据

对于金融危机传染性的系统性研究最初始于1992年的欧洲货币危机，早期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者寥寥可数并且研究的焦点也主要集中于讨论传染性是否存在的问题上。然而，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各国间经济贸易往来日益频繁，在此大背景下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使得这一问题逐渐开始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经过二十年左右时间的发展，现在对于金融危机的传染性已经很少有人怀疑了，目前学术界对于金融危机传染性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一是探讨金融危机传染的原因或是传染渠道，二是对金融危机传染机制的研究，三是在金融危机已经发生的前提下进行相关的实证研究。

所谓“金融危机传染”，即A国发生的金融危机而导致B国发生危机的可能性，这里需要强调的重点是B国发生金融危机的原因或者前提是A国的金融危机。至于金融危机的传染渠道，理论界普遍认可的主要有以下三种渠道——贸易传染渠道、金融传染渠道和预期传染渠道。

（一）贸易传染渠道

贸易传染机制常常被认为是金融危机的主要传染渠道之一，是指一国在发生危机之后通过贸易渠道将其传染给与之有密切贸易往来的国家，进而导致该国爆发危机。若发生危机的两国为贸易伙伴，则传染的机制表现为：A国因爆发危机而引起本国货币贬值，这一方面会引起其伙伴国B价格水平下降，进而引发对本国货币需求减少而对外汇需求增大，引发货币危机；另一方面则会引起B国的贸易赤字，进而使其成为投机者攻击的对象，遭受危机的毒害。若两国在贸易上为竞争对手，则A国由于货币的贬值而提升了其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进而导致B国出口下降，B国被迫承担危机带来的损失。比如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就是这一传染过程的典型案例。

（二）金融传染渠道

这一传染渠道可以从直接金融联系和外国投资者流动性需求两个角度来解释金融危机的传染性，其中，直接金融联系通过不同国家股票、汇率和债务之间的联系来解释金融危机的传染性，而外国投资者流动性需求则是用货币需求变化来解释的。

1、股票和汇率传染渠道的作用机理：当一国经济情况恶化而导致其股票市场价格下跌甚至崩溃时，将会导致投资该国市场的投资者蒙受巨大损失，这必然导致资本大量逃离该国市场。与此同时，投资者也会一方面大量抛售其在其他市场上的证券以便快速赎回，另一方面逐步调整自己的投资组合范围，往往减少甚至暂时完全不将与危机国情况类似国家的资产证券组合纳入自己的投资范围。这样，由于股票市场的一个“弹回效应”，危机便在不同国家传染开来。

2、债务传染渠道的作用机理：不断弱化的通货诱导了大量资金涌向安全的地方，从而导致即使原本合理的借款者也走向了破产。进而导致市场失去信心，投资增长放缓甚至终止，债务不断紧缩。危机就这样不断传播开来。

3、投资者流动性需求传染途径：金融市场的国际化使得许多投资者将资金投向于不同国家，当一国发生危机后，投资者面临资金短缺，为了收回资金，不得不出售其在其他国家的资产，这将导致危机从一国蔓延至另一国。此外，当一个国家发生通货危机时，金融中介机构为了向投资者提供本国通货而不得不调整对其他市场的形势预期，这将导致整个市场的信心发生变化，转而使这些国家发生危机。

（三）预期传染渠道

预期传染是指由于对市场形势的预期、信心发生变化所引发的危机蔓延。由于这类传染与经济基本面因素无关，因而也被称为纯传染（pure contagion），主要包括羊群效应、政治预期传染和文化相似预期传染等。纯传染作用机制的关键是：市场上的投资者由于某国发生金融危机，而导致对与之情况相类似国家的形式判断和心理预期发生变化，进而造成投资者信心危机以及投资者情绪改变。这种“类似”可以是宏观经济基础或经济政策相似，可以是文化背景及发展史相似，甚至可以是地理位置或文化背景相似。这些相似之处都会被投资者视为是具有共同特征的某一类国家，并认为这将导致它们在经济政策上趋于一致，从而形成危机传染的影响因素。

除此之外，外部中介组织对危机的评级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外部中介组织对危机发生国的信用评级的下调，不仅会影响投资者对该国本身经济形势的判断，甚至会影响其对类似国家的经济预期，从而引起市场恐慌，进一步加剧危机的传播蔓延。

二、金融危机传染在欧债危机中的作用

通过对上述相关理论的梳理，我们不难发现，金融危机的传染效应贯穿此次欧债危机的始终——从美国次贷危机的全球蔓延导致欧洲国家经济疲软，进而引发希腊债务危机；再到希腊债务危机爆发所带来的“多米诺骨牌效应”，葡萄牙、西班牙、爱尔兰和意大利纷纷“倒下”，危机从欧元区国家（希腊、葡萄牙、爱尔兰）传染至核心国家（意大利、西班牙）；不仅如此，欧债危机还有进一步向美国、日本等发达经济体以及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传染的趋势。那么，此次危机的传染机理具体是怎样的呢？下面将分别从危机传染的三个渠道进行分析。

（一）贸易渠道

美国是全球各主要经济体的重要贸易伙伴国，其经济衰退将会直接降低对别国的进口需求，进而影响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另外，美元贬值也会损害其他国家出口商品的竞争力。因而，发生欧债危机的这些国家必然难以幸免，进而产生一系列诱发其爆发债务危机的因素。

接着，就发生债务危机的五国来讲，由于除了意大利以外，其他几国都属于经济外向程度较低的“南方国家”，国民经济主要依赖一些周期性过强的行业，如旅游业、航运业，产业结构过于单一。作为第三产业的服务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较大，普遍都在60%以上，工业和农业比重较小。由于劳动生产率偏低，基本上都是德法等欧元区核心国家的传统出口国，而且，由于它们同属统一货币区，不存在由于某国爆发危机而引起的汇率恶化问题，因而在贸易渠道中无论是作为“贸易伙伴国”还是“贸易竞争国”，其传染效应都较弱。

然而，欧盟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仍然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的重要贸易出口国。因而，欧债危机以后，整个欧洲市场的对外贸易需求迅速萎缩，大大增加了危机通过贸易渠道传染到欧元区以外国家的风险。

（二）金融渠道

美国CDO市场的崩溃导致美国国内金融机构大量倒闭，而欧洲很多银行都持有美国房地产次级抵押贷款的相关证券，由此也遭受了巨大打击，蒙受了巨额的损失。这些亏损将导致整个欧洲的金融业在短期内出现大幅资金缺口，为了达到《巴塞尔协议》关于最低资本金充足率和保证金的要求，这些机构必将大幅收缩对其他国家的贷款，由此而产生的连带效应会造成全球银行业资金的紧缩，从而将危机进一步传导到其他国家。

（三）预期传染渠道

投资者的心理预期可以说是金融市场尤其是资本市场最为重要的支撑因素。金融衍生工具的不断创新以及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也大大加剧了金融系统的风险。据统计，外汇市场日交易为2万亿美元，投机性资本占总资本97%以上，这更加剧了心理预期的风险。金融市场变得情绪化，一旦出现某种诱发因素，就可能造成整个市场的恐慌。

而由于欧元区在地理、政治以及经济政策上的相似性，一旦区域内的某一国发生危机，市场上的投资者出于经验判断，就会认为与该国经济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投资风险大大增加，从而作出减少在这些地区投资的决策，最终导致危机在区域内的蔓延。除此之外，欧债危机催生的投资者风险偏好转移、避险情绪加重等，也会传染到各国的国内资本市场。

同时，外部评级机构在此次欧债危机中的“推动”作用也不容小觑。回顾一下欧债危机蔓延的整个历程，不难发现正是由于评级机构对希腊信用评级的下调触发了此次危机。紧随其后，外部中介机构对葡萄牙、西班牙、爱尔兰等国信用评级的纷纷下调，又进一步“推动”了债务危机的传播蔓延。由此可见，外部评级机构在危机的传染过程中可谓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催化了市场上的恐慌情绪进一步扩大和蔓延。

三、总结

通过本文的分析研究可知，金融危机传染问题是由多个矛盾不断交织扩散的呈“螺旋交互式”的动态演变过程。因此，通过对其传染机制以及渠道进行深入研究，对我们在实践中减缓危机的传递甚至是有效隔离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我们可以针对危机传染的不同渠道，有针对的采取措施，以便使危机所带来的损失最小化，最大限度的降低金融危机所带来的不利影响。比如，我国可以积极调整产业结构、扩大内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以减轻对对外出口的依赖程度，从而降低通过贸易渠道被传染的风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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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金融危机来说，全球经济结构将在整合中向信息化发展。处在信息化产业核心部分的计算机、无形资产、咨询业以及新科技、人才和社会资源开发在经济中的功能将越来越大。国民经济将由能源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和信息密集型转化，信息业蓬勃兴起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传统产业的技术含量、信息含量和知识含量逐步提高，物质资源的地位下降，信息、知识和人才资源将日益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由于发展中国家在信息、知识和人才资源方面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全球经济结构的调整意味着发达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会进一步提高，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难以实现跳跃式发展，和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将会继续增大，它们将更加依靠西方国家的资本输入和信息化推动，西方国家的金融资本主义也将进一步发展。因此，金融危机由世界经济结构调整所引起的可能性增大。

金融危机继续集中在发展中国家

金融危机发生的一般原因是资本全球化运动和价值实现过程中矛盾的尖锐化。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发展中国家不仅同发达国家一样有生产过剩、金融过度膨胀的新问题，还有本国货币和国际货币之间的矛盾。商品价值、金融资产价值和国际价值的实现这三重矛盾相互交织和日益发展是金融危机集中在发展中国家的一般前提。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不对称依靠或中心主导和从属的经济体系，则是金融危机在发展中国家产生、发展的现实基础。在资本主义生产由中心向扩散，中心对资本的垄断和对商品市场的控制加强时，发展中国家内部生产过剩、金融过剩和和外部联系中的国际价值实现新问题正不断深化发展。由于历史造成的经济脆弱，在国内要求经济改革和经济增长的压力下，发展中国家极易陷入依靠外部推动、三重矛盾日益发展的状况。这就是一些发展中国家因西方资本流入和出口发展而快速增长，又因对外收支状况恶化和西方资本回流而爆发金融危机以至金融危机反复发作的原因。

21世纪初期世界金融危机的发展前景最终取决于世界经济中各地区、各国之间相对经济实力的变化。前述世界经济运动的模式已经表明，世界经济运动的状况和金融危机的发生和否根本上在于中心和依存关系的发展，从本质上看，这就是两部分经济实力对比的变化状况。市场经济的竞争法则也就是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经济主体以实力为基础的博弈。货币金融垄断是经济实力的集中体现，就是竞争优势；处于垄断地位的一方总是支配着另一方和整个经济运动的方向，这就是世界运动的法则，也就是决定世界金融危机走势的基本规则。

世界经济中经济实力反映为科学发展、生产力水平、经济规模、金融市场规模和其货币是否充当国际货币。科技发达、经济和金融规模大、货币为主要国际货币的国家或国家集团从经济金融到文化都对经济实力较弱的国家产生影响。这种客观规律决定着世界经济和金融运动的发展趋向，也决定着世界金融危机发展的前景。未来世界金融危机新问题根本上取决于世界体系中各地区和各国经济实力的消长变化。

世界金融危机集中于发展中国家这一趋向将很难改变。首先，如前所述，世界经济格局不会有大的变化，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仍将处于严重不对称的地位。20世纪70年代后随着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差距进一步扩大。1975-1995年，除东亚少数所谓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和中国之外，其他所有发展中国家的人均GDP相对发达国家的人均GDP都处于连续下降状态。西方国家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得益者，发展中国整体经济地位下降。1997-1998年的金融危机又给予东亚经济严重打击，从而使中经济全面受挫。目前，发达国家占有世界财富的3/4，最不发达国家则增加到49个。从历史来看，金融危机发生后，在经济格局不变、依存状况总体上不变而作部分调整时，几乎所有受危机打击的发展中国家都不得不再度依靠外部资本流入和外部拉动。

其次，许多发展中国家存在大量的外部债务（见表1），国内经济结构和社会调整面临诸多困难，出口创汇又因技术革命发展滞后和西方国家的限制十分艰难，当西方资本流入时，可能导致新的生产和金融失控，而不会产生较多国际收益。这势必成为新危机的隐患。

表1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和负担率

年份债务额（亿美元）债务出口率（%）

198019901998198019901998

所有发展中国家6095147282465185.3155.8146.2

东亚及太平洋9412861697893.1113.4107.4

欧洲及中亚7552210435444.896.9126.7

拉美及加勒比257347547358201.9256.1202.5

中东及北非8381830205841.4119.1137.4

南亚38012991645160.5317.5201.0

撒哈那南部非洲6091774225866.4209.8232.1

再次，经济全球化将继续发展。国际资本和国际货币的多元化，以及西方国家之间的经济和金融竞争总会对世界金融贸易和资本运动产生难以预料的扰动和冲击。在世界经济不对称结构和发展中国家债务沉重的条件下，发展中国家引进外资和出口方向的多元化不仅不会缓和或抵御这种冲击，反而可能严重化。假如实行金融和资本自由化，再度发生金融危机的可能性仍然存在，即使发展中国家熟悉到这种危险性。

金融危机和经济周期分离的趋向进一步加强

传统的金融危机主要是由经济危机发生而引起的，金融危机所反映的是实物经济严重过剩的状况。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推动西方经济长驱直入金融资本主义，也促使一些处于工业化阶段的发展中国家加速发展虚拟经济，虚拟经济在所有发达国家和一些所谓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占据重要地位，成为金融危机的主导因素。金融危机所反映的是虚拟经济过度发展后的崩溃。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金融危机和90年代的金融危机都是如此。

虚拟经济是指以虚拟资本膨胀和交易为特征的经济，信用发展是虚拟资本膨胀、虚拟经济兴起的推动力量。虚拟经济形成和发展的客观基础是社会生产规模扩大、速度加快，要求融资形式的多样化、融资范围拓宽、融资成本降低和融资的便利。虚拟经济发展表明一国金融活动和经济货币化程度提高，社会生产和社会财富积累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从这个意义上看，虚拟经济或金融经济是经济发展水平提高的标志之一，是人类经济活动发展的一个必经的阶段。

但是，同实际经济的发展一样，虚拟经济在一定时期内的发展也不能超出它应有的范围。虽然人们目前还不能准确地指出这个范围，不过，从它服务于实际经济这一点来看，它确实存在发展约束。然而，由于虚拟资本市场脱离实际经济运动的特性，虚拟经济又往往出现加速膨胀的势头。虚拟经济逐渐超越实际经济发展成为国民经济中最活跃最主要的方面，这就造成了金融危机领先实际经济独立发生的新趋向。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促使西方国家，也促使一些发展中国加速发展虚拟经济，一方面是因为生产的规模和速度发生了重大变化，另一方面是因为支撑虚拟经济膨胀的资本来源全球化，使虚拟经济的膨胀完全可以超出一国国内财富和生产增长的限制。金融危机因虚拟经济过度发展而发生的条件得到强化。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虚拟经济过度发展的新问题显然更为普遍和严重。一般来看，西方国家的虚拟经济是以高度发达的生产力、高收入和大规模对外投资为基础的，国家信用如国债和货币发行是虚拟经济的主要支撑力量，货币金融政策是虚拟经济的主要调节杠杆，这就是发达国家的金融资本主义。而在发展中国家，虚拟经济往往是以工业基础不完善、出口增长波动、收入分配严重失衡为前提的，资本流入和被动的货币扩张成为虚拟经济扩张的主要支持力量，货币金融政策调节虚拟经济的功能十分有限。因此，可以认为发展中国家的虚拟经济是由外来资本拉动促成的，更具有外生性、泡沫性和敏感性和易崩溃的特征。起源于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危机直接由虚拟经济极度膨胀而开始也就十分自然。当然，在发达国家，由于长期向外转移生产，一些产业已出现“空心化”，加上运用信息技术控制生产，实际经济过剩新问题得到缓解，主要新问题仍在虚拟经济方面。假如货币政策不当，国际金融资本在规模流入后急剧转为流出，仍然会导致虚拟经济崩溃和金融危机发生，只是在程度上和发展中国家不同而已。

21世纪金融危机发展的这一趋向不会改变。第一，随着经济全球化继续加速，全球资本运动将继续高涨。由金融危机导致的货币贬值将推动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增长，经济转为复兴，进而吸引西方资本涌入，虚拟经济将因资本流入而再度高涨。第二，还会有一些发展中国家进入工业化高速增长阶段，原有的新兴工业化经济则会跃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虚拟经济占优势会是一个经常性新问题，而国际国内的不确定因素仍大量潜在，国际投机资本极可能卷土重来。第三，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客观经济基础是很难改变的，如出口导向的生产结构、合理的收入分配结构、对西方资本的过分依靠，等等。第四，西方发达国家的金融资本主义将进一步发展，但发展会不平衡。非凡是欧元成为强势国际货币后，将对美国和日本的虚拟经济发展产生冲击，美国的货币政策可能不会像以往那样有效，日元资本外流将使日本的金融经济受到打击。西方的金融资本主义虽不会发生严重的挫折，但出现类似1987年的股市危机还是有可能的，这要看西方金融资本在内部滞留的时间长短。

金融危机的时间间隔规律大体上不会改变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金融危机发展的进程来看，金融危机没有按某种固定规则周期性出现。1960年在西欧出现战后第一次美元危机后，间隔7年又出现美元危机，然后紧接着出现法国法郎和德国马克危机，以及1971年开始的布雷顿体系危机。金融危机的频率明显加快。7年后，到1982年，金融危机转向发展中国家。此后又经过7年，由1992年的欧洲货币危机开始，随后实行固定汇率的拉美和东亚发展中国家受到危机打击，金融危机的频率又明显加快。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状况是因为在当今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经济运动的中心是资本运动，非凡是金融货币资本的运动。由于发达国家的技术和生产力水平快速提高，它们加速进入金融资本主义阶段；而由于资本短缺，发展中国家只能接受资本和开放市场进行工业化，由此形成了资本由北方流向南方、商品也由北方流向南方的不对称状况。这种状况使发展中国家在资本和商品流入中经济社会失控（一般只需5~7年的时间），风险日益增大，因此，西方资本内在的追逐利润和实现价值的行为极易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而变化。

在发达国家之间，不同的货币资本具有一定的替代性，发达国家的经济不平衡和货币金融政策的变化刺激不同的货币资本不断转换，因而由大规模货币资本运动所产生的金融货币危机不可能有什么固定规则。假若说有规则，那就是危机随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和利率之间的差异相对变化，并且随着占主导地位的国际货币国的金融资本膨胀而加速发生。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的金融危机正是如此。但是，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货币资本之间存在着明显差异，西方金融资本主要是在西方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进入发展中国家的，高利率、固定汇率和较快的经济增长是主要吸引因素。尽管如此，一旦西方金融政策和经济形势变化，或是发展中国家内部社会经济新问题暴露，货币资本间的差异和矛盾就会显著激化，中心和之间的资本运动状况就会改变，所以，在发展中国家发生的金融危机也不会呈现周期性。世界金融系统的变化和矛盾、世界经济系统的不对称发展是这种非周期发生的客观基础。资本循环、复杂系统混沌原理足以解释这些新问题。简而言之，在一个无规则、内外经济金融紧密联系、多因素共同功能的世界体系中，任一对外收支不平衡和资本耗散能力较强的国家和地区都会随时随地发生金融危机，只要存在扰动和资本自由移动的条件。假如说有什么规律，那就是发展中国家经济金融开放的时间长短和资本流入规模，它们决定危机条件是否成熟，决定扰动是否导致资本大量外逃。

危机随世界经济和货币结构调整发生的可能性增大

21世纪，世界货币结构也将发生重大改变，当前存在的美元中心结构将为美元和欧元的两极结构所取代。2002年欧元实体货币已正式流通，估计3~5年后欧元将会有力地挑战美元的霸权地位，并对日元的国际化发展产生抑制功能。在未来10年左右，美元和欧元将平分秋色。还应看到，世界其他地区的经济一体化正在加速发展并逐步走向区域货币合作或货币一体化。这也将对世界货币结构产生有力冲击。在这种结构变化、调整和转变的过程中，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来源、外汇结构都将经历大幅度的调整；不同的国际货币也将激烈竞争、相互取代，由此引起金融冲击和导致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加大。

就发展中国家而言，世界经济结构调整和世界货币结构变化带来的挑战除了外资大规模进出产生的金融震荡之外，还可能集中在资本外逃方面。资本外逃指一国资本所有者向境外转移资本的行为。资本外逃有多种方式和渠道，主要包括摘要：（1）贸易融资。通过低报出口合同金额和高报进口合同金额，将多出的外汇资本移往国外，投资国外资产，本国损失外汇资产。或者干脆虚报进口，骗汇抽逃。（2）推迟和提前贸易结算。对出口该收汇的结算推迟，对进口则在预期本币汇率下跌时提前结算汇出。（3）转移价格。有国外分支机构的国内公司或在国内经营的跨国公司，利用内部贸易中的定价机制转移资本。（4）对外投资。对境外投资时，采用虚报投资、截留投资收益等方式将资本大量移出和留存海外。（5）利用非法商品贸易活动转移资本。资本外逃导致一国外汇资产大量流失，使发展中家外汇资源枯竭、货币持续贬值、国际收支和对外债务日益严重。20世纪80年代债务危机之后拉美国家出现经济长期萧条、债务危机反复发作、国内金融近乎崩溃状况的重要原因就是资本外逃。20世纪90年代东亚、俄罗斯和墨西哥金融危机前，国内资本外逃也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功能，例如俄罗斯从1992年以来，每年资本外逃达GDP的6%，占国内储蓄的8%~18%。

从经济全球化发展和20世纪90年代金融危机后世界各国的政策反应看，区域货币合作、资本市场开放、浮动汇率和经济结构调整代表着一种主流趋向。这种趋向的发展，完全可能为新的金融危机生成创造条件和时机。

金融危机的范围和规模将进一步扩大

金融危机由国别性危机演变区域性和全球性危机的基本途径，是经济和金融联系加强的多样化机制。区域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则是基本机制。所谓危机的传染性和传导性，就是指金融危机由区域内一国向区域整体、进而向其他区域蔓延扩散的特性。

探究表明，金融危机传染的第一种机制是区域内和区域之间的贸易联系。就区域内而言，当一国爆发金融危机后，该国货币大幅度贬值，使其贸易伙伴国处于不利的地位。这种状况极易诱使投机者对其贸易伙伴国进行攻击并获得成功，因为贸易伙伴国出口减少、进口增长导致外汇储备减少和失业率增高，在客观上和主观上都难以在投机攻击中维持固定汇率；区域之间也是如此。金融危机传染的第二种机制是资本市场联系。当区域内一国发生金融危机时，该金融资产价格大跌，由于区内各国之间的资本联系，其他国家的金融机构和投资者也遭受损失，流动性受到破坏，相互支撑的力量减弱，因而导致其他国家资本市场和金融状况恶化，从而也易被投机者攻击导致金融危机。第三种机制是区外国际信贷者和投资者对区域内各国经济作相似的判定和预期。当区域内一国发生金融危机时，区域外的投资者困难以获得全面的信息，通常认为区域内各国经济金融状况基本相似，出于减少资产损失的考虑，不是从区域内其他国家抽回资本就是减少信贷提供，导致整个区域爆发危机。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基本内容是促进区域内各成员国之间的贸易、资本和金融联系，缩小相互之间的经济差异。区域一体化无疑加强着金融危机由一国向另一国的传递，区域内各国之间会出现反复震荡、交叉传染的状况，使各国危机不断深化。区域之间也是如此，某个区域发生金融危机传递到其他区域，其他被传染的区域又会将危机回溯到最初爆发危机的区域，形成遍及各个区域且不断深化的全球危机。20世纪90年代由泰国开始的金融危机正是如此发展的。区域一体化从最终实现货币一体化的角度看是有助于抗御外部资本冲击和抵御金融危机的，但是，在实现稳定的货币一体化之前，侧重经济贸易合作的区域一体化对金融危机的传递力度是不容置疑的。

篇9

公允价值在我国的发展经历了引入、取消、再引入的曲折过程。而2007年以来的金融危机使公允价值会计备受质疑，美国议会甚至要求SEC暂停使用公允价值。基于以上背景，本文通过对相关文献的回顾梳理，对争论爆发的原因、公允价值在应用中的问题以及公允价值的最新发展进行了综述。研究发现人们不仅在微观的层面上对公允价值的可靠性和具体应用产生怀疑,而且在宏观层面上,还对公允价值所产生的顺周期效应提出批评。会计历来都具有经济后果,这就促使我们不仅要在技术层面上探讨公允价值如何估计,还要在战略层面上思考如何规避公允价值可能带来的系统风险。

二、争论爆发的原因

人们之所以将目光聚焦在公允价值上，主要原因有两方面：一是公允价值可能引发金融市场的传染效应；二是公允价值的顺周期效应。

海等（2010）从传染效应的角度分析了公允价值遭遇批判的原因。政商两界对公允价值会计群起而攻之不外乎是由于采用了公允价值会计，导致证券资产的减值信息迅速向银行资本金和实物资产传递，进而市场也就陷入了恐慌，最终导致了金融危机的爆发，但是以此种思路探寻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不免有舍本逐末之嫌。

郑鸣等（2009），黄世忠（2009），王守海等（2009），刘红忠等（2011）对公允价值的顺周期效应进行了研究，一致认为公允价值会计之所以成为争论的焦点，原因在于银行以公允价值计价的资产和利润呈现出顺周期的特征。不可否认，公允价值会计的确具有顺周期性。但于永生（2009）、李文泓（2009 ）认为顺周期效应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公允价值会计不是直接诱因。G20(2009）也已经认识到，从危机前的金融体系状况来看，此次危机与过去的多次危机并无本质差别。此外，海等（2010 ）认为投资者心理恐慌也可能是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而且，世界经济发展的复杂性和美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特性也是金融危机爆发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原因。

综上分析，以公允价值会计可能导致的金融市场传染效应和公允价值的顺周期效应作为否定公允价值会计的理由并不充分。公允价值的顺周期效应只是美国金融体系很小的一个方面，单纯地进行公允价值会计准则的修订并不能减轻金融危机的影响，更不能阻止金融危机的发生。

三、公允价值在应用中的问题

基于上述分析，公允价值并不是导致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然而，任何会计方法的采用,都有潜在的缺陷。通过对相关文献的分析，公允价值会计存在着以下几种缺陷:

郑鸣等(2009）、黄世忠（2009）、蒋燕辉(2009）、海等（2010）指出由于国际金融动荡,市场环境发生重大变化，使金融机构资产和负债的公允价值严重丧失了会计的一贯性。应考虑当“很难发生的突发事件”（比如金融危机）发生使得“有序的交易市场”假设不能满足时，可以暂时放弃公允价值,选择一些替代的计量方式。

蒋燕辉(2009）、海等（2010）认为公允价值会计的应用严重降低或化解了金融机构的抗风险能力；王建玲等(2008）研究发现公允价值调整额缺乏增量价值相关性；周明春，刘西红(2009）在对比了公允价值与历史成本的优缺点后，提出从全球范围来看，由于缺乏可靠性和可操作性，公允价值并不易推广应用。

实际上,公允价值应当是在一个完全健康的市场环境下使用的,这个有效的市场必须具备灵活的调控机制和健全的政策体系。由于公允价值会计涉及众多复杂的问题,中国应首先检测将公允价值全面用于信息披露是否可行，再考虑是否将公允价值会计全面用于会计核算。

四、公允价值的最新发展

在改进公允价值计量模式及信息披露方面，徐晟（2009）、王守海等（2009）、葛家澍（2009，2010）、郝振平等（2010）鼓励更多的表外披露，充分发挥公允价值计量相关性较高的优点，并注意提高其信息质量。

在应对公允价值的顺周期效应方面，潘秀丽（2011）认为中国会计准则制定机构应当通过限制使用计量选择权、提供金融资产计量操作指引等措施来减少转换过程中有可能面临的问题。黄世忠（2009）指出会计层面的对策本质上属于权宜之计,而监管层面的对策具有标本兼治的性质。

在会计理论的构建方面，任世驰等（2010）认为公允价值与按“目标导向”路径构建的当代会计理论存在冲突和矛盾。必须基于公允价值基础重构科学的会计理论,并以该理论指导公允价值会计实践。

历史上每一次金融危机和大的经济波动都会带来会计的改革与进步，此次金融危机也不例外。会计学术界在回击外界对公允价值不“公允”的质疑的同时，承认公允价值存在的缺陷，并对微观的会计处理以及信息披露等和宏观上的顺周期效应做了深刻的分析并提出相应对策。建立基于公允价值基础的科学的会计理论任重而道远。

五、结论

本文对与近期公允价值论战相关的文献进行了比较全面和系统的回顾梳理。总的来看，政商两界对公允价值的种种责难大都经不起推敲，指责公允价值为危机爆发的罪魁祸首更是完全站不住脚。但不可否认，会计准则的执行具有经济后果，公允价值导致的市场波动性和顺周期效应是其主要缺陷。此次金融危机以极端的方式暴露出公允价值的缺陷，虽然使公允价值遭受质疑，但也为公允价值的发展完善提供了契机。未来公允价值会计在技术层面上应该向估值科学化、披露全面化的方向发展；在战略层面上则需要完善监管体系，在会计与金融之间构筑一道“防火墙”，从制度安排上建立维护金融稳定的长效机制。

参考文献

[1] 陈旭东,逯东.金融危机与公允价值会计:源起、争论与思考[J].会计研究,2009(10）:18-23.

[2] 黄世忠.金融危机触发的公允价值论战[J].中国金融,2009(15）:35-37.

篇10

金融自由化在促进总体经济增长和金融体系效率提高的同时，也加剧了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并提高了金融危机爆发的概率（Demirguc-Kunt&Detragiache，1998）。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金融危机发生的频度增加了；并且，一国发生的金融危机会迅速传递到其他国家或地区，而不管其经济基本面是否恶化、金融体系是否健全、制度是否完善。危机的频发性和传染性，其因由是繁杂的：既有危机策源地——拉美和东亚国家二十多年的金融自由化改革的艰苦挣扎，又有全球范围内经济一体化进程的推动。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的强化，国际互联网技术的高速发展，国际资本市场之间资金流动与信息传播的不断加强，使得各市场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密，资本市场的协同性、联动性越来越明显；国际资本市场风险的跨境溢出效应和传染效应己经成为不争的事实。金融和贸易自由化政策消除了资本自由流动的障碍，推动了国际资本的涌入，也促使国内资本迈入国际市场，不仅加强了金融市场的国际连接，也加剧了金融动荡的国际传播（Bekaert&Harvey，2003）。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前的这一轮资产价格的膨胀就具有明显的联动性特征。在这种联动性市场特征下，一个国家或地区的金融体系中的某一个环节或者机构出现问题，就可能会引发金融危机。2007年美国的次贷危机就是这种联动性的经典例证，美国的次贷危机通过各种渠道传递到其他国家，以空前的速度和破坏力席卷全球，从而最终演化成为全球金融海啸。金融危机跨国传染作为一种经济全球化的结果，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开始受到更多学者的关注（Masson，1999；Allen&Gale，2000；Forbes&Rigobon，2002；Pritsker&Kodres，2002；Goldstein&Pauzner，2004）。对金融危机传染问题的早期研究主要围绕传染性是否存在而进行争论，学者们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开始尝试对危机传染性进行度量、检验和实证。尽管他们提出的方法千差万别，也难以统一，但对金融危机存在传染性的看法已达成一致。目前学术界对金融危机传染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探讨金融危机传染的原因或是传染渠道，包括国际贸易、资本流动、全球化的投资以及投资者行为等。二是对金融危机传染机制的研究，包括两国通过经济、金融等正常时期就存在的渠道而导致的金融危机的溢出效应和危机后由于信息不对称和投资者行为等导致的纯传染效应这两部分。三是在金融危机已经发生的前提下，通过汇率、股价等市场价格或收益率的共同运动的形式去测度和判断国家间是否出现金融危机传染。最后这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实证研究上，利用各种不同的方法去判断金融危机传染是否存在，如市场间的相关系数是否发生显著变化，一国危机发生的概率是否显著增加等。随着计量经济学的发展，基于金融时间序列的非线性、非正态性和时变动态性等提出的非对称的DCC-MGARCH模型、时变多元Copula机制模型等理论模型和检验方法在对金融危机传染现象的实证检验上得到了广泛的应用（Park&Song，1998；Baig&Goldfajn，1999；Forbes&Rigobon，2002；Climent&Meneu，2003）。下面我们将对美国金融危机的跨国传染进行实证检验。并以此研究来认识金融危机传染的危害，以及为政策制定者制定出有效的防范方法提供理论依据。

二、数据描述

2007 年爆发的美国次贷危机于 2008 年中演化成全球金融风暴，此次危机影响深远，几乎遍布了所有典型的发达国家市场和新兴市场，因此，在进行研究时被传染国的选取也非常广泛。我们一共选取了包括美国在内的28个主要国家(地区)的股票市场作为研究对象，其中既包括欧美较为成熟的市场，也包括亚非拉的新兴市场。表1中给出了实证中选用的、具有代表性的28个国家(地区)的证券市场股票价格指数名称。我们将雷曼兄弟倒闭作作为危机发生的起点，选取的样本期为2007年1月1日到2008年10月31日的日数据，其中2007 年 1 月 1 日到 2008 年 9 月 14 日为正常期，2008 年 9 月 15 日到 2008 年 10 月 31 日为危机期。各国股指的日数据来源于WIND数据库和标准普尔的全球版财务分析资料库(Compustat global)。这里采用摩根斯坦利的全球指数（MSCI）作为模型中全球共同因子的代表。该指数用于测度全球证券市场表现，通过对自由流通市值进行调整来构建。剔除因各个国家(地区)节假日的差异所导致的休市时间不一致的日数据，少量数据的剔除对样本的影响不大。

三、Pearson相关系数的费雪Z转换检验

用简单样本相关系数法判断金融危机传染性是否发生，综合了偶发性和非偶发性两种传染渠道的影响。我们先采用Pearson相关性系数来计算样本的相关性系数以判断次贷危机的传染性。两变量X和Y之间的Pearson相关性系数的计算公式为：据此我们计算出全样本期、正常期和危机期三个阶段除美国外的其它27个国家(地区)股市与美国股市的Pearson相关性系数，结果表明，除了新西兰、意大利和以色列三个国家以外，其他国家(地区)与美国之间的相关系数在危机后都有所上升。然而，从具体数据上来看，危机后大部分西方主要发达国家与美国的相关系数上升的幅度都不是很大。而对平时与美国股市的相关性较低（相关系数小于0.1，与美关系较密切的印度、新加坡、日本和韩国等国的相关系数不超过0.2，中国则是负相关）的亚洲各国来说，危机发生之后，这些国家(地区)股市与美国的相关系数呈多倍上升。但是，采用这种方法，相关系数上升的国家(地区)，可以说明其在此次金融危机中出现了金融危机传染效应。但这并不精确，因为有些国家的(地区)的相关性系数虽然在危机之后增大了，但是增幅很小。据此很难区分这种增加到底是真的发生了金融危机传染，还是由于数据或其它原因引起。因此，得出的结论难以令人信服。为此，本文将采用费雪Z-转换(Fisher z transformation)检验进行判断。要检验金融危机传染是否发生，我们就要对如下的原假设进行检验，也就是：其中 ρT与 ρC分别代表金融危机发生前后被传染国与危机发生国之间的相关性系数。如果原假设成立，则表明危机发生后两国之间的相关性系数没有显著增加，也就是没有发生金融危机传染，如果拒绝原假设，则代表危机发生后两国之间的相关性系数显著增加，即发生了金融危机传染。对于两个相关系数进行差异的显著性判断，一般采用费雪Z-转换（Fisher’s z-transformation）的方法（Fisher，1915）进行检验。

首先，假设我们估计出的样本相关系数为 ρ，采用费雪Z-转换，得到这个相关系数对应的 Z 值。如果要对两个估计出来的相关系数进行如下的假设检验：假设估计出来的相关系数ρC和ρT分别来自于两个独立的二维正态分布的两组样本。在两个相关系数相等的条件下，即其中，n1和 n2分别代表两组样本的样本观测值个数。原假设是两个相关系数相等，但由于统计量服从的是正态分布，使用双边检验我们就能判断出ρC显著大于ρT的国家(地区)。实现这一检验，首先，我们要将表2中计算的危机前后的Pearson相关系数通过费雪 Z 转 换 ，得 到 其 对 应 的 Z 值 ，然 后 计 算 出，并 与 一 定 显 著 性 水 平 下 正 态 分 布的临界值进行比较，从而判断危机发生后相关系数是否显著增加，或者是否发生金融危机传染。为了能精确判断本次金融危机跨国传染是否发生，我们也对27个国家(地区)危机发生前后与美国股市的Pearson相关系数进行了费雪Z-转换，然后再判断该相关系数是否显著增加，并将其计算结果放在表2中。

从表2中可以看出，在27个国家(地区)中，德国和挪威股市在危机后与美国股市之间的相关系数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增加，加拿大、泰国和希腊的相关系数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增加，而中国香港、中国大陆、印度、阿根廷和巴西则是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增加。从上述结果来看，在此次金融海啸中，一共有10个国家(地区)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存在金融危机传染效应。对于其余的17个国家(地区)来说，虽然大部分国家(地区)在危机发生后与美国的相关系数都有所增加，但是由于西方发达国家与美国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共同点，这些国家与美国之间的相关性本来就很高，因此在危机之后相关系数并没有大幅上升，从而导致在统计上并不显著。我们也不能认为该国(地区)存在金融危机传染效应。

四、金融危机纯传染效应的单因素模型回归判断

Forbes and Rigobon（2002）研究得出“金融危机中各国的共同动荡只是因为国家间的相互依赖，而不是出现了金融危机传染”这一结论，Corsetti et al（.2005）对此提出了质疑，并以此构建了单因素线性相关模型，推导出了相互依赖的理论测度。该模型先假设国家 i 和 j 之间的股价指数收益率及其运动过程可以用公式(1)来描述：其中 rj代表危机发生国的股价指数收益率，ri代表被传染国的股价指数收益率，f 代表全球共同因子，γi和γj分别代表被传染国和危机发生国的国家特质因子负载(类似于CAPM中的Beta值，代表该国受全球共同风险因子影响的程度)，αi和αj为常数项，εi和 εj则分别代表两国国内的特殊波动。在这里，f 、εi和 εj为相互独立的随机变量，并且都具有有限的方差。利用单因素模型对各国(地区)在此次金融海啸中是否存在纯传染效应进行判断之前，先要对上面给出的单因素模型 ri=αi+γif+εi进行回归。我们先利用全样本进行回归，相当于假设在危机发生前后，各国全球因子前的系数不发生改变，即各国之间的关系不会发生结构性突变，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不存在金融危机纯传染效应，回归结果放在表3中。

从表3我们发现，28个国家或地区全球共同因子前的回归系数都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这说明摩根斯坦利的全球股指对这些国家的股指收益率变化有重要的解释能力。同时，这些国家或地区回归的常数项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都不显著异于零，这说明以全球股指为解释变量的单因素回归模型很好地解释了各国(地区)收益率的变化。多数国家（地区），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市场回归的 Rˉ2值都比较高，基本上都达到了0.6，而对中国台湾、新加坡、印尼、马来西亚和以色列等新兴市场来说，回归的解释能力就大为降低，Rˉ2值都处于0.2左右。甚至于对于中国、新西兰和沙特这三个国家来说，Rˉ2值仅接近0.1，相较于西方各国，全球指数对这几个国家的解释能力就显得更低了。

五、经异方差调整后的相关系数对金融危机纯传染效应的判断

根据前述单因素模型，在进行单因素回归之后，还可以通过公式(2)计算被传染国(地区) j 经异方差调整后的相关系数 j，①然后进行下一步的传染性判断。在根据公式(2)计算调整后的相关性系数之前，要根据各国（地区）和危机传染源美国市场的数据，利用样本和前面计算的回归系数和残差方差来计算 ρTj、δ 、λT和 λC，其中 ρTj代表危机发生之后其它国家(地区) j 与危机发生国美国之间的相关性系数，δ 代表危机发生地美国在危机爆发前后股指收益率的方差变化的百分比，λT和 λC分别代表美国在危机爆发前后国家的特质波动与全球共同因子引起的波动的比值。在计算这些变量的时候，ρTj使用危机发生后国家(地区) j 与美国的样本Pearson相关性系数来估计。γ2c就是危机发生地美国回归系数的平方，可以直接得到。Var(εc|T) 和 Var(εc|C) 是分别利用选取的正常期和危机期两段时间内对美国股市数据回归残差计算其相应的样本方差来估计。Var(f|T)和Var(f|C)则是直接利用正常期和危机期全球共同因子的样本方差来估计。同理，Var(rc|C) 和 Var(rc|T) 也是利用美国在正常期和危机期的股指收益率的样本方差来估计，然后利用这个估计值来计算 δ 的估计值。通过样本和回归结果计算出的美国的 δ 、λT和 λC的估计值放在表4中。从上面的计算结果来看，危机发生之后，美国股市动荡加剧，相比较危机发生前，其方差增大了16倍。从整个美国金融危机爆发的过程来看，在2008年9月15日雷曼兄弟倒闭，对手风险急剧放大，导致对美国乃至全球金融业的信心崩溃，美林被收购、AIG国有化，通用、花旗等一个个巨头相继陷入危机，爆发了百年一遇的全球性金融海啸。这一情况在 δ 的数据中有所反映。计算出这三个数值之后，结合前面计算出的各国(地区)的危机前的样本相关系数ρT，通过公式(2)，我们就可以计算出各国(地区)对应的经过异方差调整后的相关系数 。当然， 是在假设危机发生后各国(地区)与美国之间的关系没有发生结构性突变的假设下得到的。在得到 之后，我们就可以对如下的原假设进行检验：H0:ρC≤ ；H1:ρC> 我们将应用费雪Z转换来对两个相关系数进行假设检验的结果放在表5中。从表5中可以看出，应用单因素模型来对相关系数进行异方差调整，进而对纯传染效应进行判断的方法得到如下结论：在这次美国次贷危机引爆的全球金融危机中，中国香港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存在金融危机纯传染效应，而中国大陆则是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存在金融危机纯传染效应，而其余的25个国家(地区)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都不显著。

结合表3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中国大陆地区和香港地区在此次金融危机中不仅存在金融危机传染效应，而且存在金融危机纯传染效应，说明危机是通过正常时期就已经存在的贸易等固有的传染渠道以及正常期不存在的投资者行为等传染渠道向中国大陆和香港蔓延。对于德国、挪威、加拿大、泰国、希腊、印度、阿根廷和巴西等8个存在金融危机传染效应的国家，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都不存在金融危机纯传染效应，这表明这些国家在此次金融危机中，虽然存在金融危机传染，但是并不存在纯传染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