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亚金融危机过程范文
时间:2023-07-27 17:0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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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关键词:金融危机;原因;对比;启示
中图分类号:F038.1
文献标识码:A
在十二年前作壁上观东南亚金融风暴席卷东南亚各国景象的美国人,也许远没有料想到今天的自己也会深陷百年一遇的金融位置泥潭中不可自拔。这同时也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即便是世界经济头号大国,也不能在置身于金融危机时而毫发无损。作为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中国更应时刻警惕发生深度金融危机。无论是此次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还是当年震动世界的东南亚金融危机,都对我国经济发展提供了反思和借鉴的机会。在这里,将着重于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回顾与分析。
一、危机爆发的原因
(一)外部原因:
1 国际游资的冲击。毋庸置疑,以索罗斯为首的国际投机者利用对冲基金进行买美元抛泰铢、买泰铢抛美元的投机活动使泰铢一路下跌,股市暴跌,银行呆账大量增加,外资流入骤减,经常项目逆差进一步扩大,财政赤字增加。尽管随后泰国中央银行倾全国之力,联合新加坡动用约120亿美元巨资吸纳泰铢,大幅调高利率,禁止本地银行拆借泰铢给索罗斯大军等措施给了索罗斯大军有力反击,但最终也没能吓退有备而来的索罗斯大军,他们再度向泰铢发起猛烈进攻,致使泰国政府不得不放弃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实行泰铢浮动,由此点燃了金融危机的导火索。
2 经常项目逆差,外债负担过重,国际收支失衡。东南亚国家奉行出口导向的外向型经济,对外经济是否平衡直接关系到整个经济的形势。然而从1993年起东盟四国连续出现赤字,经常账户赤字约占各国国内生产总值的4%-8%。首先,东南亚国家的贸易结构单一,八十年代主要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九十年代转向高新技术产品主要是电子产品。从1996年下半年开始,受国际电子产品价格下降的影响,东南亚国家以出口电子产品为主的产业普遍萎缩,出口量下降,增幅缓慢,是这些国家的国际收支平衡失去控制,形成绝对经常项目逆差。其次,东南亚国家主要强调生产模仿却忽视产业创新,东南亚在很大程度上是靠承接欧美日等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而发展起来的,这一方面增加当地就业,促进了经济繁荣,然而另一方面,这种发展模式也让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对发达国家产生很大的依赖性。
(二)内部原因:
1 金融市场开放过早。由于实行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加之东南亚国家片面追求高增长速度导致投资需求过旺。为了弥补发展资金的缺口,东南亚国家进行金融改革开放金融市场为经济发展筹措资金。东南亚国家在金融化的过程中,忽视了融资风险,追求暂时繁荣,过分急于求成而没有遵循一般的步骤,在经济体制和实体经济发展尚不够完善和成熟之前,就过早的将本国金融市场自由化,无疑加剧了金融的脆弱性和不稳定性。2,僵硬的汇率制度。东南亚国家普遍实行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其考量是希望能抑制通货膨胀,对于拥有大量短期外债且短期债务偿付超过了债务资产、金融体系脆弱的真是国情来说,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不再适合。从1995年起,美元汇价开始上升,日元相对美元贬值。此时,东南亚’各国没有根据国际市场变化及时的调整汇率,仍然坚持单一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本币随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升值,工资成本的大幅度上升等使出口商品竞争力明显下降,经常账户逆差进一步拉大。3,泡沫经济严重。利率的市场化吸引了大量追逐货币利差和短期高额回报率的外国资本和“热钱”的涌入。集中的资本涌入导致房地产价格已涨再涨,使这些国家的金融形成了巨大的非生产型经济泡沫。过度膨胀的泡沫经济一旦破裂,便会引起一系列的金融动荡。美国次贷危机重要原因之一也是严重的房地产泡沫,泡沫经济是引发金融危机的一个共性因素。
二、中国今日对比东南亚昨日
我国目前所处的经济背景与当时的东南亚国家也有很大的相似之处。
(一)从发展模式上看。当时东南亚国家采用“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主要依靠出口拉动国内经济发展。而今我国经济发展虽然是由出口、消费、投资三驾马车的共同作用,但出口对经济的贡献率越来越高,造成我国经济对外依存度也越来越高。
(二)从金融层面看。尽管与东南亚国家存在区别的是,我国发展到今天仍然没有全面开放资本账户,实行人民币自由兑换,这也确实是一个明智之举,但是随着我国对外贸易量的不断增大,人民币在国际贸易结算中的地位也逐步提高。考虑到国际贸易的发展,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也已悄然启动,所有这些都在提醒我们警惕重蹈东南亚金融危机的覆辙,采取积极的改革修正措施,规避金融风险,保证我国金融市场和对外贸易市场的健康、稳定发展。
三、对中国改革与推进的启示
(一)选择恰当的汇率制度。东南亚金融危机表明僵硬的汇率制度不再能顺应发展中国家发展对外贸易、逐步开放金融市场的一系列要求,因此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汇率制度就变得异常重要。
篇2
如果说马克思《资本论》中所描述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离我们现实生活还非常遥远的话,如果说从二十世纪初开始在欧美发达国家曾经重复上演了多次的金融危机还只是我们教科书中的案例的话,如果说从1980年以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81个成员中有133个发生过的不同程度的金融动荡还只是我们身边的事,但与己关系不大的话,那么在1997年始发于泰国,并迅速蔓延到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韩国、日本等国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却使我们实实在在地感受到-金融危机离我们越来越近了。
实际上,尽管1997年,我国躲过了那场东南亚金融危机,但仍深深地感受到了其对我国经济及金融产生的影响-筹资成本大幅度上升,引进外资明显感到困难,就业形势突显严峻……。在我们庆幸自己在东南亚危机时度过了一个平安年时,我国已经发生了的一系列金融事件却使我们不能不承认一个现实-各种形形的金融风险离我们并不遥远:1993-1994年的高达20%左右的通货膨胀率造成人民币严重贬值;1995年2月,国债期货“327”品种严重违规,暴炒债券1400亿元,亏损达10亿元之巨,使风光一时的万国证券公司元气大伤;1998年7月,当时中国最大的证券公司-君安证券公司,因公司几位主要负责人涉嫌犯罪被公安机关羁押,并与国泰证券公司合并成立国泰君安证券公司;1998年下半年,新国大期货经纪公司承包人卷款潜逃;1998年10月,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不能支付到期债务而被中国人民银行依法关闭;还有几大国有银行的坏帐、呆帐和逾期贷款更是我国金融领域的一个严重问题。
面对这一连串的金融事件,也许我们就不得不问了:中国可能发生金融危机吗?如果可能发生,那么最有可能是由于自身积累的金融风险引发,还是由于国际金融危机引发?
其实,由于金融危机与金融风险有着密切的联系,通常由于经济周期波动和金融体系的内在脆弱性,使得经济生活中必然不断蕴藏和累积各种金融风险,这些金融风险的累积将积聚巨大的能量并潜伏下来,在一定的经济条件下则可能爆发,使金融资产泡沫形成、膨胀,然后破灭,从而产生金融危机。由于国内已经积累了一定的金融风险,如果不及时防范这些金融风险,那么也许金融危机就真的会一步一步向我们走来。因此,我们必须积极运筹,加强风险管理,防范于未然,将金融风险切实有效地控制在经济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以保障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
二、建立金融安全预警系统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在不断发生的国际金融动荡面前,国际社会感到严重不安。亚洲金融危机给世界经济界最大教训之一是:东南亚国家一直被视为经济发展的成功典范,因而人们对这一危机的爆发毫无准备,以致于在应付这场危机时措手不及。如果说金融危机犹如火灾,那么金融风险犹如火灾隐患。经济一体化和金融全球化使各国之间的防火墙逐渐消失,金融危机频率增加,程度加深,涉及范围扩大。
东南亚遭灾后,国际社会加紧探讨防范措施,并相继出台了一些金融体系稳定评估计划。由于金融危机的出现常常以一系列的经济、金融指标恶化为先兆,因此,金融界人士普遍认为,如果能够根据一系列金融指标对金融风险进行预警,那么防止金融危机的发生是可能的。因此,在东南亚危机之后,各国都加强了金融预警系统的研究。
例如东盟各国外长于2001年10月举行会议,决定由在雅加达的秘书处设立一个专门机构收集东盟各国贸易、国际收支等重要的财经数据和资料,由金融专家对其进行分析,以预测发生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在2002年2月召开的西方七国财长和中央银行行长会议上,与会各方就建立一个国际“论坛”作为国际金融危机预警机制的建议达成共识。
实际上,国外一些经济学家早已对金融危机预警进行了研究。例如,早在1979年,美国斯坦福大学的保罗·克鲁格曼在对金融风险预警进行研究时就指出,在固定汇率下,国内信贷膨胀超过实际货币需求的增长将导致渐进而持久的国际储备流失,最终诱发对货币的投机性进攻,迫使管理当局放弃固定汇率,使货币大幅度贬值,从而导致金融危机。在保罗·克鲁格曼之后,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租金的Kaminsky、Lizondo、Reinhart等研究者对其模型进行了拓展,并得到一系列有意义的结果。
从我国金融体制来看,国家金融正处在大调整阶段,不确定因素增加。未来几年,一方面金融机构资产质量差、激励机制不健全、市场约束力不强、监管力量薄弱等问题短期内还不能完全解决;另一方面,由于我国已经加入WT0,直接面临国外金融机构强有力的竞争并可能直接面对国外金融游资的攻击,因此,当前,我国迫切需要建立有效的金融安全预警系统,立足于自防自救,其好处不仅在于防范金融危机,还在于能够及时减轻经济和金融体系中失衡的程度。
三、金融风险预警系统的结构
1、预警系统的基本结构
金融风险的大小可根据一系列的经济和金融指标来度量,为了能够对我国金融风险进行监测,必要时进行报警,需要建立一套金融风险监测、预警系统。它主要由指标体系、预警界限、数据处理和灯号显示四部分组成。
首先是建立一套能够科学、合理、敏感地反映金融风险状况的监测指标体系;然后根据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以及参考不同发展阶段的特征,确定各指标的预警界限值;再用事先确定的数据处理方法或模型,对各指标的取值进行综合处理,得出金融风险的综合指数和相应的风险等级;最后用灯号来显示金融风险状态。
预警的目的是防范风险,因此,最后还需根据风险状态采取各种措施化解风险。如我们把整个金融体系比喻为一棵“树”的话,那么金融安全就是树“根”,各种数学处理方法、模型和基本经济、金融统计分析就是树“干”,而与金融安全直接相关的指标体系就是树“叶”要维持金融体系的正常运转并健康发展,就必须观“叶”、抓“干”、保“根”,做好金融预警分析。
2、指标体系
金融危机的爆发,总是某几个经济、金融状态突出地先行失衡,进而引发其他金融指标失衡,从而导致全面性的金融危机,因此,金融危机通常都是有先兆的,具体表现在一些金融指标的数据变化上。通常能够有效地通过大幅度变化来预兆金融危机的金融指标包括:货币供应增长率、实际利率、通货膨胀率、国内信贷增长率、实际GDP增长率、财政手指差额/GDP、外汇储备可供进口月数、外汇储备/短期外债、贸易差额/外债总额、实际汇率及波动程度、外国直接投资/外债、经常项目/GDO、贸易差额/GDP、外汇储备/GDP、外债总额/GDP、短期资本流入/GDP、股市价格指数波动幅度、不良资产/银行总资产、银行资本充足率等。
不过,由于上述指标数量繁多,而且某些指标也难以定量分析,因此有必要根据如下原则进行筛选:首先该指标应该可用于估计金融危机发射功能的概率;其次,各指标在危机发声前的行为可比性;第三,该指标语境危机的能力可以定量分析,第四,该指标在历次金融危机中的预警表现良好。
3、预警界限
预警界限指金融指标的数据变化达到可预兆发生金融危机的这一水平。从金融危机预警研究的成果看,有的金融指标在国际上已经有公认的预警界限标准。例如,国际清算银行《巴塞尔协议》对“金融机构的资本充足率”指标定为8%;国际公认的“经常项目逆差/GDP”的最低标准是不大于5%;而短期外债/外债总额接近或超过25%就是危险信号,等等。对于没有明确的国际公认的预警界限指标,可以参照同一国家在金融稳健时期各项指标的数值,也可参照经济、金融背景相似国家在金融稳健时期各项指标的数值,并根据历史上发生金融危机过程中有关指标数据变化情况来分析测定。
4、灯号显示
为了直观地预报不同类型的警情,可以结合国家统计经济监测预警的做法,对警度采取类似交通管制的蓝灯、绿灯、黄灯、红灯信号来分别表示正常状态、低度风险警戒、中毒风险警戒、高度风险警戒不同等级的警度。其中,蓝灯状态正常(无警),表示比较保守,风险小,但相应地可能会丧失一些收益机会,绿灯代表低度风险警戒(轻警),表示风险小,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此时静态监控即可;黄灯代表中度风险警戒(中警),表示已经出现一定的金融风险,金融机构需要提高监控力度,采取动态监控,及时反馈信息,并采取一定措施,尽可能地化解风险,红灯代表重警,即重度风险警戒,表示金融机构的风险已经很大,此时应采取一级警戒监控,提防随时可能出现的可能严重影响金融机构的事件,因此,当红灯出现时,决策者必须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否则,金融危机可能很快就会来临了。如果能够跟踪某个时期各项预警指标的数值变化,并有有关的信号描述,并制作相应的预警指标信号图,这样就可观测到金融机构的风险来源及其变化,同时也可初步判断金融机构所承受的风险状态,据此采取相应的措施。
四、金融预警应用实证
泰国是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始发地,这里尽管是事后分析,但如果我们将其在1997年以前的金融、经济指标进行分析,仍可以看到预警指标分析对泰国金融危机的警示作用。
从90年代初期开始,泰国GDP增长率、经常项目差额/GDP、外债总额/GDP、短期外债/外债总额等一直在逐年恶化。其实际GDP从1988年的近14%下降到1996年的6.7%,这说明泰国经济越来越乏力;外债总额占GDP比例从1989年的37%左右上升到1996年的50%多,短期外债/外债总额从1987年不到15%,上升到1996年的40%多,1995年甚至接近50%了,远远高于国际警戒线25%,这说明泰国的外汇流动性风险逐年加大。实际上,在泰国金融危机爆发前的1996年,其实际经济和金融运行指标,包括外汇储备可供进口月数、银行不良资产占总资产比重、股指变动等,如果用前面所述的灯号显示的话,几乎是全线飘“红”,这些指标不仅远高于国际警戒线,就是在整个东南亚地区也是最差的。因此,可以说1997年东南亚危机在泰国首先爆发并不是种偶然。
篇3
亚洲开发银行数据称,2012年印尼、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越南等东盟5国的平均经济增长率为5.9%,比2011年的4.6%有较大提高,全球企业和资金的潮头已开始渐渐转向东南亚。
当西方发达国家引领全球经济增长依旧无望之时,新兴市场被寄予厚望,“小荷才露尖尖角”的东盟表现将格外抢镜。
2013年时逢中国与东盟建立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借这股强劲的东盟之风,在2015年东盟经济体成立之前,加筑人民币区域化的“东南亚链条”。
“”首站
如同四月的天气,新加坡的人民币业务正逐渐升温。
2月8日,中国人民银行授权中国工商银行新加坡分行担任人民币清算行,新加坡可不再依赖于中银香港或内地的往来银行进行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
这一“通行令”使新加坡成为中国以外第一个拥有人民币清算行的区域金融中心,也使其朝着人民币离岸中心的目标又迈进一步。
一直以来,伦敦对人民币离岸中心这一头衔虎视眈眈。新加坡大华银行经济分析师全德健表示,伦敦非常希望成为人民币离岸清算中心,这次可以说是被新加坡抢到了“头香”。
新加坡是亚洲第二、全球第四大外汇交易中心,也是亚洲石油和大宗商品的主要交易市场,目前业界普遍认为新加坡吸收的人民币存款规模仅次于中国内地和香港。
拥有人民币清算行后,新加坡将可在不断扩张的人民币计价交易及金融产品市场上,更积极地与香港展开竞争。业界分析人士认为,这样的竞争有利于推动人民币的区域化进程。
作为东盟的重要门户,新加坡对东盟国家具有很强的辐射作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国的很多大型企业把财务、运营中心设在新加坡,他们与中国之间密切的贸易投资关系,使得每年都有大量的人民币流入东南亚。
此前早有外媒称,新加坡或助人民币“东盟化”。全德健认为,此次人民币清算行落户新加坡,给新加坡的商业银行和商家带来了便利,节约了交易成本,可吸引更多企业、商家使用人民币结算。新加坡将起到人民币流动的枢纽作用,对于人民币区域化的推动作用显而易见。
从区域到全球,是任何一种货币国际化的必由之路,而东南亚正是人民币国际化“”的首站。
“货币锚”
“IT精英”谢立新早年以“特殊人才”的身份,从广州移居香港,由于工作原因经常穿梭于香港、曼谷、广州等地,“人民币在东南亚的认可度很广”他说。
在广西大学东盟研究所副所长范祚军看来,人民币有潜力成为东南亚地区的“货币锚”。
范祚军指出,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为了避免美元币值波动带来的不利影响,东南亚国家在与中国的双边贸易中更多选择人民币进行结算。
人民币的“稳定”形象以及中国政府在金融危机中表现出的高度责任感,使人民币在东南亚国家的流通初具规模。目前,人民币在东南亚地区已成为继美元之后的第二大重要货币,在缅甸、老挝、柬埔寨更是成为事实上的民间流通货币。
谢立新介绍,遍布泰国街头的ATM,基本都能用中国的银联卡提取泰铢,还有中文界面。“只不过银行要通过国际结算网络,汇率很不划算。”此外,商场的很多柜台可以受理中国银联卡,曼谷一家有名的连锁货币兑换所还特地开设了人民币兑换窗口。
如今,中国游客携带大量美元现金出行东南亚的现象已不多见,新加坡的一些珠宝店甚至欢迎顾客直接使用人民币进行购买,还别出心裁地在橱窗里贴出一张百元人民币来吸引中国消费者。
东南亚的一些企业、商家逐渐认识到,在与中国之间的贸易结算中使用美元已经越来越不划算,汇率损失很大,导致成本增加。
央行数据显示,2012年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量超2万亿元,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业务累计发生1109亿元。此外,本币互换规模及数量也在不断扩大,自启动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试点工作以来,已与14个国家或地区签署双边本币互换协议,总规模达到1.3万亿元人民币。
中国政法大学经济学教授杨帆表示,未来随着中国经济、生产力的持续提高,人民币仍然有20%的预期升值空间。只要升值空间存在,周边经济体就会乐意持有人民币。他预计,人民币将率先在东南亚范围内畅通无阻。
日元梦断东南亚
未来3年,人民币将迎来“突破式”发展的历史机遇。
泰国商务部前部长谢杰奎认为,人民币欲加快走向东南亚,关键是在突破东南亚国家“个体障碍”的同时,加快突破“集体障碍”,在2014年之前实现与东盟所有国家签署本币互换协议,并持续扩大规模,进而到2015年东盟经济体成立时,作为储备货币纳入其中,形成人民币国际化的“东南亚链条”。
到目前为止,越南是最不愿接受人民币作为结算货币的东南亚国家,菲律宾也算是比较难啃的一根骨头。相当一部分专家学者认为,如果以“中国”名义直接注资或入股越南、菲律宾等国的银行和资源型企业,很可能刺激到这些国家内部的敏感神经。
想当年,日元国际化的努力就没能使其跨越东南亚这道"门槛"。在1997年那场席卷东南亚的金融危机中,日本本来有机会稳定日元汇率,但选择了逃避,致使日元国际化最重要的东南亚市场彻底丧失了信心。
上海财经大学现代金融研究中心主任丁建平评价日本这一行为时表示,日本在其中扮演了很不好的角色,日本将东南亚的资金全部抽回,同时还伴随严重的日元贬值,当时东南亚国家对日本的做法是群起而攻之的。
东南亚金融危机后,一部分国家就已经开始放弃盯住日元而随美元浮动的做法,转向了浮动汇率制。
中国应充分吸取日元国际化夭折的教训,凭借强大的经济实力、巨额外汇储备、稳定的币值以及东盟国家所依赖和向往的巨大市场,加快对东南亚国家的突破。
美国的“阻击”
毫无疑问,人民币区域化首先触碰的就是强大对手美元的利益。
自2009年人民币加快国际化进程以来,美国已经采取多种手段,力图弱化、淡化以及遏制人民币在区域市场的影响力,使其不能上升为全球通用的储备货币。
美国多次在不同场合释放“人民币升值”和“购买东盟”的言论,妖化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的扩张效应。
美国剑桥能源咨询公司表示,基于人民币升值后中国强大的采购能力,有必要提醒美国在东南亚的盟友高度警惕,中国将利用人民币在当地的影响力,对周边国家和地区进行掠夺性采购。
尽管印尼、泰国、马来西亚等国都希望与中国加大本币互换量,但美国多次向东南亚央行、储备银行发出“谨慎从事”的信号。
2010年以来,包括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皇家壳牌集团、日本三井等多国石油公司均被要求,在与东南亚国家进行石油、天然气领域的结算过程中,必须坚持以美元或日元作为结算单位。2011年以来,这一结算要求延伸至橡胶、棕榈油等东盟国家的优势产品中。
不难看出,美元对人民币的抵制不会单纯地从金融领域着手,而是从原料端、供应链及结算手段等进行多方施压。
此外,美国试图利用其“影子货币”——日元来遏制人民币的强势崛起。在美国的“担保”下,日本已采取资金注入的方式与越南、缅甸、柬埔寨、菲律宾等国开展基础设施领域的合作。
近年来,美国持续不断地对越南进行经济、政治“投资”,包括对其注入外汇储备帮助其渡过通胀难关,都是为了绑定越南作为美国的“金融同盟”,构成人民币东南亚行程中的“短板”。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认为,在2014年下半年甚至更早,东盟经济体就将确定其储备货币或结算货币的选择范围,以及不同币种之间的比例。
人民币的加入并提高相应比重,更利于充分发挥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巨大市场作用。但美国的战略构想是,参与到东盟经济体中,给人民币留出极小的空间。东盟金融界高层甚至被游说:“人民币即将崩盘,宁可用黄金结算也不能给人民币留下作为储备货币的空间。”
领衔“优势国家”
为了阻挠人民币挺进东南亚,美国人可谓煞费苦心。
“面对美国高调地‘重返亚洲’,以及企图利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离散中国与东南亚国家日趋紧密的经济合作关系,中国需理性应对东南亚国家经济领域的‘亲美化’现象,并在金融领域采取‘去美元化’战略,见招拆招。”范祚军提醒说。
新加坡、印尼、马来西亚都是热衷于推动人民币成为结算货币的国家,中国应支持这些核心的“优势国家”打造人民币离岸中心。
对于像越南这种“难啃的骨头”,中国可以采取“欲擒故纵”的战术,加快与越南周边的缅甸、老挝、柬埔寨签订本币互换协议,形成强大的“围攻”之势,迫使越南在未来接受人民币结算。
目前,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橡胶进口国,泰国、菲律宾、越南等国80%以上的橡胶被中国所采购,中国连续6年成为马来西亚最大的棕油客户。“因此,中国完全可以将庞大的需求作为博弈的砝码,要求供应商以人民币进行结算,削弱美元在东南亚大宗商品的定价权和交易权。”印尼橡胶协会执行主任TJIA ERWIN TUNAS这样建议。
同时,中国应加快建设中国银行业在东盟的分支机构,畅通人民币结算渠道,注重对小微企业的服务。这部分企业虽然块头小,但是数量多,在东南亚国家中具有举足轻重的话语权,在增加当地就业率、刺激经济发展方面发挥着“毛细血管”的作用。
以这种民间认可度“倒逼”东盟国家对人民币的全面认可,不失为一计良策。
此外,由于欧债危机和美国经济尚未走出泥潭,未来几年将是东南亚国家金融机构并购重组的关键时期。中国不仅要参与,还要“领衔”,布局中国-东盟银行,吸引有实力的东盟国家进驻其中,在基础设施投资领域形成强大的融资能力,赢得东盟国家对人民币的认可。
深海有浪
当今的金融世界并不太平,问题太多,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成为现实诉求。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所长李扬认为,由单一的货币充当国际储备货币显然已经不再适应全球经济发展的现状,储备货币发展的长期趋势是多元化。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储备货币和国际金融体系都将经历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
人民币区域化有利于整个东南亚地区摆脱美元贬值的不利影响,从而摆脱由美元霸权造成的不平等的经济关系,实现区域经济发展的目标。但同时,随着区域化的推进,相应的“防火墙”体系也要加速树起,以应对人民币跨境流通的风险。
范祚军分析称,人民币的境外流通尚未纳入到正规的金融服务体系,出境、回流大都通过“地摊银行”和“地下钱庄”进行,这不仅增加了人民币“体外”循环给交易者带来的风险,也不利于中国获得人民币境外供给和需求的准确信息。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陈道富指出,应将人民币区域化与我国宏观调控能力、金融市场发育程度相结合,避免境外人民币市场发展后,对国内政策的倒逼,切忌在对“转轨”复杂性把握不大、看不清情况下的“试一试”。
陈道富建议从货币管理、资本账户管制和金融市场开放三个层面构建风险防范体系,管理和引导海外人民币的市场供求,调节境外规模和流动渠道,控制人民币回流规模和难易程度。
篇4
关键词:国际金融;金融危机;传递机制
研究国际金融传递机制,对于防范国际金融风险,建立有效防范机制具有重要意义。国际金融传递可分为正常传递与非正常传递两种类型。正常传递指在维持各国汇率稳定和金融市场正常运行的条件下国际资本的流动和,非正常传递指引起各国汇率剧烈波动和金融市场秩序混乱的国际资本流动,它不仅由一国的金融危机影响到另一国,而且造成各国和地区之间的连锁反应,即危机“传染”。本文所讨论的国际金融机制,主要指后一种类型。
一、传递源与被传递对象
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的国际环境下,由于种种原因首先爆发金融危机的国家(地区)称为“传递源”。受传递源影响,同样的危机很快出现在其临近或周围的国家或地区,这些国家或地区称为“被传递对象”。一般情况下,国际金融危机的“传递源”多发生在区域经济链条较为薄弱的环节上。那些被传递的国家或地区,往往与传递源国家在经济类型、金融体制、模式等方面有相似之处,具体来说,可大致分为两种情况:
(一)经济一体化区域内高度相关的投资贸易关系。以这次东南亚货币危机为例,东盟五国较为全面地进入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阶段是在1976年2月五国签署《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以区内实行特惠关税区时算起。当时东盟各国为了迅速发展经济纷纷实行50出口导向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由于当时美、日、欧占东盟进出口总额的60%,使得东盟各国经济极易受到西方经济波动的影响。为此,东盟决定采取扩大区内贸易的政策,政策的实施使得东盟五国的内部贸易、投资比重迅速上升,各国经济命运由此被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同时对东盟的这些经济总量相对较小的国家来说,对外部波动极为敏感,加上各国在产业和进出口结构上有很大的相似性及竞争性,那么一旦某国货币受到投机者冲击而汇率发生大幅波动和下跌时,也会迅速影响到其它国家的外汇市场,从而造成货币危机的传递。
(二)国家之间存在某种货币一体化安排。1992年欧洲外汇市场波动的背景正是国际投机势力看准了欧盟货币体系中,成员国虽然安排了相互间汇率浮动上下不超过2.25%的界限,这种货币一体化安排客观上要求各国一致的货币政策和利率水平。但由于当时东西德统一不久,德国政府对赤字融资的需要要执意维持马克较高的利率,最终以英镑为首的其它低利率货币遭受投机者抛空而跌破限界,退出欧洲汇率机制,整个西欧经济也陷入衰退。在这种一体化的货币安排下,任何一种薄弱的货币受到攻击都可能引起整个区域的市场动荡。
二、传递媒介、传递途径与传递过程
在全球市场一体化、资本市场自由化的国际环境中,货币政策传递机制越来越依赖于市场价格即汇率和利率等竞争性变量。区域金融危机发生,汇率和利率成为国际金融传递的主要媒介。特别是汇率变动直接对国际和一国发生作用。在上述两个例子中,作为传递源的国家都因过去的刻板的盯住汇率政策不能应付国家经济和金融环境的变化,并都改变了汇率制度,实行浮动汇率制度,从而引起货币大幅贬值而发生金融危机。既然国际金融的传递媒介是利率和汇率,那么样国际金融市场特别是外汇市场和资本市场就成为主要的传递途径。
国际金融危机传递的过程可概括如下(以东南亚金融危机为例):由于泰国周边国家的货币大多与美元挂钩,当泰铢贬值后,泰国的出口竞争力便得到加强。与泰国出口结构相似的周边国家为了维持本国产品的出口竞争力,也会竞相使本国货币贬值。正是基于这种预期,国际投机者必然要对这些国家的货币做空头,而投机性的抛售就会对这些国家的货币产生巨大的贬值压力。另外,心理因素也会加速金融危机的传递。由于经济类型的接近,东南亚国家在不同程度上都存在与泰国类似的经济,如汇率制度缺乏必要的灵活性,不良债权、经常项目逆差等,投资者也害怕当地会发生金融危机,于是干脆把资本从新兴市场撤走,从而导致其它国家的金融危机实际发生。
三、国际投资组合———金融危机传递机制的一种理论解释
投资组合理论是现资组合行为的基础理论。而近年来的表明,随着各国国内经济的,当前分散投资决策的主要因素已经由证券的种类构成转向证券的地区构成上来了。马克维茨的资产组合理论认为,每一种资产组合的风险可以用其收益的方差来度量,整个资产组合的风险大小取决于三个方面的因素:组合中各资产的风险大小、各类资产所占比重以及不同资产之间的相互关系。那么在分散投资时,在既定收益下必须尽量减少资产之间的相关度,从而降低总体风险。西方发达国家由于长期的经济往来和一体化发展,其证券之间的相关系数已经变得很大,仅限于发达国家的投资组合已经无法很好地削减风险。在这种情况下,西方的投资组合必然会把部分投资换成回报。而这些发展家和新兴市场往往被划分为不同的区域投资板块加以管理,一旦其中某一国的货币风险上升,国际投资组合即对自身做出修正,这种修正行为就是把属于该地区板块的证券和货币抛出,从而引起该板块对应的整个地区的货币动荡。
四、传递力度与传递中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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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危机;典型案例;原因分析;理性思维;企业选择
一、前言
我国自1978年以来,国家开始了伟大的转折,已有三十多年了。实事求是地讲,我国从一个计划经济的国家,转型来搞市场经济,也仅有三十多年;而欧美等发达国家,甚至亚洲的一些不算太大经济体,比如韩国、香港、台湾、新加坡等,搞市场经济,时间比我国长,经历的事情,无论好坏,也比我们多,经验和应对的方法或措施也比我们更为丰富。单讲一个人的成长,从哇哇啼哭的婴儿到童年,再到风华正茂的少年、青年,步入中年,最后直至老年和暮年,不可避免地要经历很多事情,其中不乏挫折和艰难,甚至险境,这才是完整的人生。人,往往是在吃亏中长大,在困难中前行,在磨难中成熟,大家常讲:不曾清贫难成人,未经打击老天真,就是这个道理。同样,一家企业,要想在市场经济大潮中生存,谋得一席之地,必须具有抗风险能力;而一个国家,遭遇到比如天灾,就像我国前几年的地震、洪水、雪灾;人祸,像战争、大型事故,像2003年爆发的非典,当然也包括经济风暴,都必须具备应急机制,“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而当前,面对波及世界的金融危机,人们在想什么,企业应该做什么,什么才是理智的思维,明智的选择呢?俗话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无论结出来的是“硕果”还是“恶果”,要想剖析它,必须追本求源,从“种子”植入土壤中的那一刻开始。
前面已谈到,欧美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发展了上百年,经历了多次经济风暴,用他们的话来说:都习惯了,没什么大惊小怪的。20世纪70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之后,世界金融市场的动荡性加剧,金融危机不断在一些国家出现。笔者重点谈谈在墨西哥、东南亚、俄罗斯及美国发生的金融危机。
墨西哥自20世纪80年代后,经济不断恢复,逐步走上快速发展的道理,但1994~1995年不幸爆发了金融危机。危机爆发前,墨西哥在政治上陷入混乱,成为金融危机爆发的主要原因。1994年12月之前,国内政治形势混乱,外国投资者信心不断动摇,资本开始大量外逃,墨西哥货币新比索的贬值压力加大。为维持对美的汇率,墨西哥政府开始动用国际储备干预外汇市场,但形势并未改观,而国际储备则大幅减少。至12月22日墨西哥政府被迫宣布允许新比索对美元自由浮动。同时,墨西哥股市也出现剧烈动荡,出现大幅下跌。以美国为代表的国际社会开始向墨西哥提供援助,美国推出了500亿美元的援助贷款计划,但援助方案并未立即奏效,新比索对美元汇率继续大幅下跌,达到了53%,股市也下跌了40%,股市与最高水平时相比则最大下跌超过了70%。
二、导致墨西哥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
1.宏观经济失衡。它主要表现在国际收支的持续逆差、引进外资的结构失衡及经济泡沫成分增加等。
2.货币可兑换与政府有限的干预能力之间产生的矛盾。1994年墨西哥完全开放了国内的资本市场,并实施了货币的可自由兑换。居民将本币转换为外币减弱了政府动用储备干预外汇市场的能力。
3.过分依赖外币短期债权投资造成流动性风险。1994年墨西哥美元短期债券迅速扩张,总额达到240亿美元,占政府债务总额的50%,而随着新比索的大幅贬值,以新比索计算的外债总额所占比例上升到了66%,加剧了债权人对政府偿债能力的怀疑,从而拒绝在短期债务到期时进行续购,进一步限制了政府的融资能力,形成恶性循环,使危机进一步加重。
1997年,东南亚发生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最严重危机,这场金融危机波及了亚洲许多国家。东南亚金融危机始发于泰国,人们把由泰铢贬值所引发的货币危机作为其起点。但在此之前,危机已经显现。首先,1996年泰国股市达到顶峰,到1997年初股价已经下跌了40%;其次,金融机构的筹资出现困难,国际投机资本利用了这些弱点。1997年5~6月,由于以对冲基金为代表的投机活动的不断增强,泰国货币泰铢贬值的压力不断增大,投机者不断抛售泰铢、购入美元。为了稳定泰铢对美元的汇率,泰国政府动用大量的外汇储备干预外汇市场,但面对越来越激烈的投机冲击,迫于压力,泰国政府宣布放弃钉住美元的固定汇率体制,泰铢对美元实行自由浮动。这引起了东南亚外汇市场的连锁反应,马来西亚林吉特、菲律宾比索、印尼盾相继受到投机冲击,也被迫放弃钉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并大幅贬值。此后,泰国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达成协议,后者提供172亿美元贷款援助泰国,然而形势并未好转,东南亚金融市场继续动荡。泰铢、印尼盾、马来西亚林吉特、菲律宾比索到1998年1月则分别贬值51%、80%、47%、41%。投机资金还在股市、期市进行大肆投机。之后,金融危机蔓延到了韩国,并加重了日本自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已经开始的危机。
三、导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
1.经济发展失衡。20世纪80年代泰国经济的年均增长达到了10%左右,成为世界经济增长最迅速的国家之一。但经济的快速增长掩盖了其经济发展中的结构失衡问题。如产业结构不合理、出口竞争力下降,经常贸易项目出现巨额赤字、基础设施投资不足、证券、房地产过热并聚集了大量泡沫等。
2.金融结构不合理。20世纪90年代以后,泰国经济泡沫化倾向加重,大量融资很大一部分资金流向了房地产、证券等市场,造成经济结构的严重失衡。随着投资不足的出现,以及因经济结构失衡而逐渐丧失的经济发展动力,泡沫逐渐破灭。
3.金融国际化过程中缺乏保障机制。1991年泰国取消了经常项目的汇兑限制,1992年放宽了资本项目的汇兑限制,并开放了本国的资本市场。在国内利率高于国外利率的条件下,这引起了国外短期资本的大量流入,而政府又没有加以正确引导,这些资金中的大部分流向房地产及证券市场,对经济泡沫化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同时,缺乏紧急情况下的应急机制,虽然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发生有其基本面的原因,但其却是由国际投机突然触发的,并没有预先的征兆,或者说是有可能通过国内的主动调整而避免的,这也是危机发生后,当时的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痛斥国际投机资金毁掉了东南亚国家多年来经济成果的原因。
俄罗斯金融危机爆发于1998年5月。到1997年,经济出现了1992年后的首次经济正增长,但东南亚金融危机也对俄罗斯金融形势产生了巨大压力。
1998年5月27日,俄罗斯金融市场遭遇“黑色星期三”, 俄罗斯货币卢布对美元的汇率跌破1美元对6.2卢布,超过了俄罗斯中央银行公布的美元对卢布的汇率上限,同时引起其他市场的剧烈动荡。至8月中旬俄罗斯股市更是暴挫55%,国债收益率也大幅上升到160%,有的甚至超过300%。9月4日俄罗斯中央银行被迫宣布外汇汇率自由浮动,卢布对美元降至1美元兑21卢布左右,比危机前贬值70.5%。与东南亚金融危机不同,国际投机资金在东南亚套取了巨额投机利润,但在俄罗斯,由于其宣布暂停支付内、外债,造成投机资金特别是对冲基金的巨额损失,自此一蹶不振。
四、导致俄罗斯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
1.俄罗斯长期以来生产效率低下,结构严重失衡。俄罗斯经济结构的缺陷是重工业比较发达,而轻工业则比较落后,产量不足,处于长期短缺状态。俄罗斯的“休克疗法”进一步加重了生产率的下降及更严重的通货膨胀。
2.金融体系严重不稳。俄罗斯中小银行较多,资本薄弱,金融监管不严,金融秩序混乱,整个金融体系孕育较大的风险。
3.政府财政出现危机、债务负担沉重。俄罗斯税制改革不畅,税收收入无法满足财政需要,外债总额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35%,大幅超过国际公认的警戒线,加重了债务负担,削弱了债务偿还能力,限制了国际筹资,财政和债务危机进一步加重。
4.国内资金大量外流。由于改革混乱,俄罗斯经济转型初期造就了许多超级富豪,他们将其财富大量转移海外。财富的大量外流,成为金融危机爆发的重要因素。
美国次贷危机始于2007年下半年,波及特别是发达国家的金融市场,并已演变为世界范围内的金融危机,开始影响各国实体经济。美国的次级房地产贷款是美国房地产贷款提供商为了扩大市场而向不完全具备信用条件的次级贷款人发放的次级贷款。2007年4月美国第二大次级抵押贷款机构新世纪金融公司向法院申请破产保护,次贷问题开始显现。2007年8月起危机开始集中爆发,许多与次级贷款有关的金融机构、投资基金宣布出现巨额亏损,一些金融机构因此倒闭,美联储进入新的“降息周期”;2007年底至2008年初,花旗、美林、瑞银等世界著名金融机构也因次级贷款出现巨额亏损,美国第五大投资银行贝尔斯登资产管理公司破产,市场开始显现流动性不足,美联储被迫联手其他主要发达国家的中央银行进行干预,并向市场注入巨额资金,同时一次降低联邦基准利率75个基点;2008年7月美国房地美和房利美两大住房抵押贷款机构陷入困境,美国政府再次注入巨额资金,随后接管了两家公司,同时这一时期美国股市也结束长期的上升趋势,开始大幅下挫。至此,危机因次贷而起,但已经不局限于次贷领域,股市的大幅下挫使信贷规模加速收缩,市场流动性更加不足;2008年9月美国投资银行雷曼兄弟申请破产保护,美林证券被美国银行收购,美国股市开始加速下滑。
五、导致美国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
美国次贷危机发生的直接原因是房地产次级贷款人违约的增加,导致住房贷款的大量坏帐。但深层的原因在于不适当的金融政策和金融监管。2001年初至2003年6月,美联储连续13年降息后,联邦基准利率仅为1%,达到近50年来的最低水平。这种极为宽松的货币带动了美国房地产市场的繁荣。仅此可能并不会导致此后的危机,但美国的住房贷款机构为了扩张市场,开始向缺乏足够还款能力的消费群体提供大量次级贷款,并且由于贷款对象包含大量的次级贷款人,美国贷款者为了分散风险就在世界范围内发行次级券,而各种金融创新工具的使用,又极大地促进次级债券的发行规模,这促使房产价格进一步泡沫化。当次级贷款人因支付能力开始大量违约时,这些金融创新工具又成为危机最迅速的传播渠道。除了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外,美国对金融市场的监管不当也是造成次贷危机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实际上,美国此次发生的次贷危机也是有可能避免的,只是在20世纪90年末,当时被认为是最成功的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虽然对股市的泡沫提出了警告,但其对于各种金融创新工具的使用所可能导致的后果却缺乏足够的认识。甚至在一些人士对各种金融创新工具的大量使用表示担忧时,格林斯潘也拒绝对此采取更为严格的监督策略,而金融创新工具正是导致次贷规模极度扩张的主要原因,这也是当危机爆发后,现今人们对创造了20世纪90年代货币政策奇迹的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质疑的原因之一。此外,次贷危机能够演变为格林斯潘所谓的“百年一遇”的世界范围金融危机,还在于期间股市大幅下挫,造成金融机构资产的进一步大量损失,进而导致世界范围严重的流动性不足。
综上所述,爆发金融危机的国家其共同的经济背景就是长期的经济持续增长,培养了人们过于乐观的市场预期,而信贷资金的流入使股票价格的上涨进一步超出了理性范围,当泡沫无法为继的时候,危机也就不可避免了。中国目前出现了相似的经济背景,因而对于今天的中国就有了现实的借鉴意义。
金融安全是一国金融的良性运转及对于其国内金融的有效控制。因此,其表现的是金融体系的运行状态,这种状态受到多种因素影响,而人们也往往从可能导致金融不安全的方面考察金融安全的形势,金融安全同金融风险即有密切的联系,也存在一定的区别。金融安全首先应当是面对不断变化的国际金融、国内金融环境,应具备“应对”能力的状态;其次,金融安全是基于各类经济及金融信息的不断反馈,采用特定的应对机制及政策措施,并在维持金融体系良好运行的基础上的动态均衡。金融资产相对于实物资产的高度流动性,使金融体系成为经济领域中最容易受到冲击的部门,而其他行业的风险最终往往汇集于金融,因此较之其他企业,在风险冲击面前更显脆弱,从而引发金融安全问题,即金融体系本身包含固有的脆弱性,银行业脆弱性、金融市场脆弱性、金融创新和金融自由化所带来的金融体系脆弱性是其具体表现。在墨西哥、东南亚、俄罗斯、美国及世界其他地方不断发生的金融危机,也不断提醒人们应对本国的金融安全形势保持足够的警惕。
一般来讲,经济学中有这样一个“景气循环”的周期现象:大体上,每5到7年,有一个周期,称为“主循环”;每10到15年,有一个周期,因为建筑业是国民经济的火车头,能够带动很多行业,故称为“建筑循环”;而在经济发展中,则每20到30年,会有一个“拐点”。在很多年以前,经济风暴一来,往往伴随着破产、自杀、动乱,甚至战争等混乱现象。可毕竟市场经济发展了这么久,各国政府的积极应对措施也逐渐变得老练和成熟。
六、企业遇到金融危机或经济衰退的选择和做法
任何事情都是一把双刃剑。就像我国传统的阴阳文化,要从两边来看,很多事情,好与坏,要看不同的角度和时间,要到最后才知道结果。2003年,香港爆发非典,进而传播到内地。作为一个自由港,香港的贸易一落千丈,大多的公司都接不到订单。可是,有个精明的香港商人看准时机,把生产线迅速改制成生产口罩和防毒服,并大量产出预防非典的中药剂。公司的经营不但没有受到冲击,反而超出非典传播前的业绩。故而,“福兮祸所依,祸兮福所伏”。归根结底,还是看人的智慧和谋略,此所谓“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
市场经济是无情的,但无论是“洗牌重组”也好,还是“大浪淘沙”也罢,我们应该从正面理解它的意义:危机过后,市场产销秩序可以恢复理性,停止了恶性竞争;而国家的资源可以更为有效地集中利用;优质的企业可以更好地正常发展,比如在技术、品牌、客户方面;薪酬、土地、原材料的成本可以下降;还有,企业可以趁机网罗人才,兼并弱者,并打进以前没有机会的地盘等。
一个聪明的企业家,应该把问题看做机会。当经济风暴来临的时候,有个美国企业家不但没有忧愁,反而欣喜地对下属讲:“诸位,我们的机会来了!”的确,经济风暴也同时带来了很多好时机:同行关门倒闭,竞争对手少了;可以引进失业高手;低价购买资源,投资原材料工厂;趁机兼并;整顿公司内部等。一个优秀的企业,风暴来临时,应争取做最后一个走下滑路的;风暴过后,又争做第一个回到高峰的。
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影响并不如发达国家的影响大,毕竟我国是一个生产面较大(占70%),而金融面较小(占30%)的出口导向的国家。应对危机,我们政府拿出了四万亿的投资计划。当然,要看到投资的效果,还要假以时日。事实上,我们应有所侧重,先投资那些能带动国民经济发展的“火车头”行业,比如钢铁业、机械业、电子业等。我国政府还可以趁机聘入那些高端的国际人才,投资国外资源等。
当市场衰退时,企业要保持体力,储备能量,及时进行内部调整,对以下的各项产品首先剥离:对公司的收入或利润贡献很小的(小于5%);占市场份额的比例很小的(小于2%);本公司掌握的技术很有限的;在预期的未来成长很有限的;在人力、物力、财力上都是负担的。还可以对产品线的结构进行调整:以效益、设备、仓储来考量,宽度不要太大;以装备、维修、市场来考量,深度不要太长;以技术、资源、竞争来考量,关联度不要太小。凡事不符合的,就要进行必要的调整。
对于规模大一些的公司,企业管理者可以考虑对下列分子公司、网点、部门进行裁撤或重组:不好监管且补给线太长的;效益不好,无竞争优势的分子公司;相距太近,造成市场重叠的网点。还有,降低位阶,没有必要设立太多的高管、经理,让他们拿高薪,规模缩小,可用物流来支应。
篇6
今年以来,像很多中国IT企业一样,“国际化”也被提上了网络游戏厂商的日程。完美时空、金山、网龙、盛大等公司纷纷加大了海外拓展的力度,并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完美时空的财报显示,完美时空今年前9个月的海外授权许可收入达到了1900万美元。
在网游厂商大举进军海外的同时,很多业内人士也在思考,有显著民族文化色彩的网游产业进军海外市场,该如何避免国际化的暗礁?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网游企业的国际化步伐是否会因此而放慢?
国际化起步
据有关数据统计,2007年,中国有12家网游厂商进军海外,而去年实现的海外营收仅有5500万美元。这与国内“日进斗金”的网游市场相比,少得可怜。
但国际化俨然成了众多网游企业的重要战略。完美时空2006年7月第一次实现出口; 金山的网游已经在越南等东南亚国家开始商业运营; 2007年,盛大的《传奇世界》、《疯狂赛车》两款游戏也登陆越南。
完美时空董事长兼CEO池宇峰总结了中国网游必须国际化的四大原因: 第一,国际市场非常广阔,中国有100多亿元的网游市场,但海外是中国市场的很多倍; 第二,要想成为一个健康成长的企业,一定要多学习其他企业,包括国外企业的先进经验; 第三,游戏出口可以传播中国文化; 第四,产品出口的利润率比较高。
而在国际化的过程中,网游厂商多采用循序渐进的国际化路线。完美时空高级副总裁竺琦表示,完美时空自2006年开始拓展海外市场,先在东南亚,随后进入欧洲市场,推出英文版、法语版等,最近成立了北美子公司,未来还会在南美等地进行尝试。完美时空在国际化过程中,逐渐实现了本地开发。记者调查发现,其他网游厂商的国际路线大抵相似。
资料显示,4年间,完美时空已经向17个国家和地区出口了《完美世界国际版》、《武林外传》、《诛仙》、《赤壁》等4款游戏,盛大、金山等网游企业,也在海外市场有所收获。
但即便如此,主管海内外业务运营拓展的竺琦仍表示,目前网游企业的国际化拓展还处于起步和布局阶段。
海外拓展的“三座山”
如同中国IT企业国际化并非一马平川一样,网游企业的国际化也需要跨越三座大山。竺琦认为,一是文化的差异,二是品牌的认知,三是当地的运营方式。
网游归根到底还是文化产业,有着深刻的民族文化的烙印。竺琦举例子说,比如三国故事,日本或者东南亚市场的用户很容易理解,但到了北美等地区,复杂的三国故事对他们来说如同天书。
本土网游企业进军海外所面临的另外一个障碍是品牌的认知。品牌的认知度低,使很多游戏厂商在拓展市场时困难重重。
篇7
【关键词】汇率制度 货币攻击 汇率稳定
2016年初,索罗斯在达沃斯论坛声称,全球面临通货紧缩的压力,并且看空美国股市的同时也在做空亚洲货币。1月20日,港币和港股双双下跌。观察此次香港汇市与股市的突然下跌,可能原因是人民币对美元贬值的预期传导至香港市场,但更大的原因是国际货币投机者利用固定汇率的低风险高收益的优点,趁机恶意做空香港市场,从中牟利。
一、泰国案例分析
(一)内部环境
1997亚洲金融危机由泰铢贬值开始,随后蔓延至整个亚洲,波及范围之广,持续时间之长,导致东南亚许多国家出现经济衰退的现象。泰国在1990年打开资本市场,实施资本市场自由化,同时允许泰铢在小范围内波动。这种固定汇率制度成为了国际投机者优先攻击的薄弱环节。1996年泰国国内已经出现资产价格泡沫、国际收支经常账户赤字等问题;另外,泰国银行短期外债较多,短期外债通外汇储备比例为128%。种种因素表明泰国内部金融环境不稳定越发明显,国际投机者窥探已久。
(二)攻击手段与应对措施
1997年2-3月,索罗斯的“量子基金”从泰国银行买入150美元的远期泰铢合约,随后多次抛售,5月,国际投机者再度打击泰铢,泰国央行进行干预,但由于外汇储备有限,7月,泰国被迫宣布放弃和美元挂钩的联系汇率制度。泰国央行做出三项抵抗措施:首先在远期市场做出反向操作,大量卖出远期美元,买入泰铢;其次联合亚洲其他国家货币当局在即期市场买入泰铢;然后发出规定禁止国内银行把泰铢拆借给国际买家,同时大幅度提高银行间同业隔夜拆借利率。
二、香港案例分析
(一)内部环境
香港与泰国相比,财政稳定,经济健康增长,官方外汇储备充足,债务较少,香港市场化程度完善,内部金融环境稳定度高,联系汇率制度信誉良好。但随着美元升值和泰铢等东南亚国家危机的相互传导,香港的汇率稳定存在严重压力。
(二)攻击手段与应对措施
尽管香港的经济基本面要好于其他东南亚国家,但是危机之间相互传导的机制也使得香港受到了猛烈的货币攻击。香港金融市场受到了多方面的攻击,投机者获利方式主要依靠股市下跌,通过做空港币造成了股市、汇市、利率的恶性循环。投机者通过发行债券筹集港元;同时,在股指期货市场上大量卖出空方头寸;并且耐心等待,到达适当时机抛出之前筹集的港币,推高利率,引起股市的大幅波动。8月13日,香港政府突然出手干预,毫无预兆的利用官方储备强行干预股票和期货市场。同时,伴随着一系列政策出台,限制抛空港币;限制股票和股指期货的交易期限;降低股指期货的杠杆率;增收期货投资者高额的保证金。
三、对中国启示
在危机来临时,市场化调节方式显然效果有限。泰国政府采取措施在远期外汇市场买入泰铢,香港政府直接救市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出台相关政策,禁止抛售港币等。港币在此次货币战争中得以保存,联系汇率制度防守成功,是东南亚经济危机中仅存的获胜者。面临货币攻击时,攻击手段多在汇市、股市集体做空,因此,危机防范需要在外汇和股票等市场上同时进行。危机应对过程中,市场常常失灵,所有市场化干预手段可能被市场曲解,非市场化手段资本管制和救市等方法往往奏效。
汇率是两国经济的相对实力对比,传统的固定汇率制度能够维系,需要两国短期经济处在同一周期内运行,需要面临两国经济潜在增速、通货膨胀水平、国际收支情况大致相同等压力。克鲁格曼三角形的“三元冲突”的基本目标包括,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汇率的稳定性、资本的自由流动。货币当局需要在不可能三角形中找到平衡点,推行稳健的货币政策,汇率逐渐降低压力,同时实行适当的资本管制。尤其中国现在处在增速换挡时期,汇率制度需要保持高度的灵活性,观察两次危机得出货币危机通常与固定汇率制度有关,特别在国内经济不稳定时,易暴露出其他风险,僵硬的汇率制度无法充分反应一国的经济实力,存在高估或低估的可能,给投机者提供做空套利的机会。
当前,中国经济增速较快,拥有全球最多的美元储备和黄金储备,外债占比低,经常项目出现顺差,资本项目开放不高的情况下同样出现顺差,国内金融体系健康,中国爆发金融危机的可能性低,并且不具备国际投机者货币攻击的内在环境。但在供给侧改革的宏观背景下,须尽快化解房地产泡沫,隐性不良,重工业产能出清存在潜在风险点等问题。一国的内在环境稳定是对外开放的根本,内部推进结构调整,解决失业压力才能为人民币全面国际化、开放资本账户等改革奠定基础。同时采取管制资本账户的手段加以配合,防止出现国内资本大幅度外流和被国际游资恶意做空等问题的出现。中国能够避免亚洲金融危机的不良影响,主要因为中国金融体系对外开放有限,一旦打开将面临更大的风险。
四、结语
国际游资之所以敢于与各国央行为敌,进行货币攻击在于其低风险高收益,并且,一国经济体内部的金融脆弱使其通常面临内外目标难以平衡的冲突。通过泰国和香港的经验表明非市场化方式成效显著。在供给侧改革背景下,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是一项复杂、艰巨的任务,在面临美联储加息,朝鲜半岛局势紧张等一系列复杂的国际问题时,必须稳定货币政策,强化国内金融环境监管,加强国际金融合作,合理控制国际资本的流动,稳定人民币汇率。
参考文献
[1]管涛,谢峰.重温亚洲金融危机期的泰铢阻击战和港币保卫战:从技术角度的梳理.国际金融[J].2015(11).
[2]余永定.中国应从亚洲金融危机汲取的教训.金融研究[J].2000(12).
篇8
一、发达国家对跨国企业并购当地企业的管制情况
跨国并购的历史,可追溯至上个世纪的5次全球性并购浪潮,基本都发生在西方国家。从过去几十年间FDI的流向数据就可以看出,虽然在最近一些年间,FDI在发展中国家或地区有了充分的发展,可是占据FDI和跨国并购活动的主体仍然来自发达国家。至今为止,仍有约80%的跨国并购发生在发达国家经济体。(参见图)
(一)美国针对跨国并购的管制
美国针对跨国并购的管制主要依靠其复杂的法律体系,之外还有一些针对行业的特别限制条款。
就法律而言,因为美国是世界上并购活动最活跃的地区,也是针对并购的法律体系最为复杂的地方。不过美国并购法律体系并未对外国人和美国人进行区别对待,而且美国没有独立的外国投资法律体系。因此,对跨国公司并购进行直接管制的法律法规并不存在,美国的并购法律体系适用于任何企业并购。
1 美国调整并购的法律体系与执行机构
(1)联邦反托拉斯法。美国是最早对公司并购进行法律管制的国家,其反托拉斯法以“有效需求论”为基础,塑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反对垄断,保护消费者利益,其法律体系主要包括1890年谢尔曼法、1914年的克莱顿法及在这之后颁布的若干修正案。
(2)联邦证券法。由《1933年联邦证券法》、《1934年联邦证券交易法》和《1968年威廉斯法》三部法规构成。《1934年联邦证券交易法》决定成立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实施证券法案、管理证券交易,监管市场。而《1968年威廉斯法》正是有关并购的联邦证券法的核心,该法对通过证券交易所逐步收购和通告发出收购要约一次性收购作了规定。
(3)州一级的并购法律。州并购法律最突出的特点是对敌意并购进行限制或惩罚,主要表现在对目标公司的反并购行为予以法律上的承认或支持;规定对敌意并购行为进行惩罚;或者干脆直接通过立法防止敌意并购行为。在执法过程中,普遍的倾向是对外国并购公司施以更加严厉的限制。
(4)政府颁布的并购准则。美国司法部为了便于执行反托拉斯法,每隔若干年就颁布一次兼并准则,用于衡量什么样的并购可以被批准,什么样的得不到批准。
在美国,执行并购法律的机构是联邦贸易委员会、司法部以及各州的有关部门。
2 对跨国并购的特殊限制条款
按照国际通行惯例,除了在一些特殊领域,如国防工业、金融、保险、通讯、广播、交通运输等对外资实行一定的限制外,在其他领域,外资进出自由。
(1)国家安全。外国公司欲并购的美国公司如果涉及到与国家安全相关的产业,该项并购将受到特殊的审查,执行审查任务的机构是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在认为该项并购威胁国家安全的情况下,外国投资委员会将就此并购提请总统审查。美国国会甚至至今还试图使该修正案的适用范围扩大到“经济安全”领域。
(2)航空。外国公司对美国航空公司的收购不得超过25%的股份,航空公司的董事会成员中美国籍的董事比例不得低于2/3。
(3)海运。外国个人、公司或政府在该美国船运公司的股份不得超过25%,否则就取消沿海、内河航运权。未经联邦运输部长的批准将在美国注册的船舶出售给外国公司,属于违法行为。
(4)通讯、金融、原子能等也有限制。美国对跨国并购管制的主要特点是:外松内紧,表松里紧。看起来比较容易的宽松的法律和制度框架下,外国人想要进行跨国并购,具体实施远比想象的复杂,特别是并购管制中的一些技术问题。
(二)英国针对跨国并购的管制
英国基本属于一个投资完全自由化的国家,除了某些行业如运输、船舶、广播等特殊部门,许可外国投资者在其境内自由投资。所以英国没有特殊性的外资政策和外资法律对跨国并购活动进行监控,跨国并购活动被当作同国内的经济情况一样,受到英国法律对于并购方面的调整和规制。
英国对于并购的规制主要依靠其于1973年设立的《公平交易法》为主体。有关公共利益的实质性标准得以在、此法律中体现,主要看并购是否符合英国的公共利益,是否妨碍有效竞争,是否影响就业率,以及效率和支付的平衡。具体评判标准有5条:是否有利于保持和促进英国市场的竞争局面;是否有利于提高消费者权益;是否通过竞争促进了新产品的开发或成本下降;是否有利于产业和就业的平衡分布;是否有利于保持和促进英国企业在海外市场的竞争实力。
从实际的情况看,只有很少比重的并购案例受到严格的审查。英国针对并购的总的控制比较宽松,即使1998年英国进一步希望加强对于跨国并购的监管,可是受到欧盟政策的影响,相关内容并没有很大的转变。
二、发展中国家针对跨国企业并购当地企业的情况研究
(一)韩国对跨国并购的政府管制的做法
韩国是这些年来亚洲发展最快最好的国家或地区之一,而且韩国是个相对比较开放的国家。韩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也得利于其较为稳妥的外资政策。仔细观察韩国的外资开放近年来的过程,可以体会出他们的慎重之处。1984年,韩国通过修改《外资引进促进法》,放宽了对外商直接投资的限制,外商可以在472类产业进行投资。到了1988年,韩国政府进一步放宽开放领域,将可以供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扩大到762类。
1993年6月,韩国政府颁布《开放外国人投资五年计划》,提前一年时间向外商预告的方式分期、分批、按照类别逐渐开放市场。到了1997年,将禁止外资直接投资的范围缩小到92类,使外商投资的自由化率提高到93.4%。1998年,韩国通过立法,准许外国人并购韩国企业。同年5月,韩国进一步通过立法《外国人购买和拥有不动产法》的修改,放宽了外国人购买韩国不动产的限制。1998年4月,韩国又把对外资开放的领域中加入了31个新的产业。一直到1998年底,除了国家安全,文化相关的21个产业,韩国政府所开放的领域已经达到了OECD发达国家的标准。韩国政府的分阶段、分批次、有步骤对外资开放领域的拓展方式,最大程度地避免了民族产业受到外资的正面冲击。
(二)拉美和东南亚发展中国家对跨国并购的政府管制的做法
近年来,伴随着跨国并购在拉丁美洲和东南亚国家的增多,许多国家的对外投资特别是跨国并购政策有以下一些动向:
第一,加强了对外国投资的保护、鼓励和促进。由于外国直接投资以及跨国并购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日益得到认识,拉丁美洲和东南亚国家普遍在努力吸引包括以
跨国并购方式进入的外国直接投资,实行了一系列有利于跨国并购的投资自由化政策。近年来,这些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加强了对外国投资的保护,取消了对外国投资的某些限制,扩大了开放的领域,增加了促进投资的措施,提高了外国投资的待遇。这些政策取向也反映在近年来签订的双边和多边与投资有关的协定中。例如,在1998年下半年和1999年,智利与墨西哥之间以及欧共体成员国与墨西哥之间签订的自由贸易和投资协定就体现了减少限制和自由化的趋势。东南亚的东盟和拉丁美洲的南锥共同体市场这些区域集团的形成促进了跨国并购的发展。
第二,保留了对跨国并购的某些限制。世界各国对外国直接投资的管理和法律框架一般来说也适用于跨国并购。在取消对外国所有权的限制后,允许收购国内企业的多数股权。但与此同时,仍有许多国家,包括拉美和东南亚国家,对外国直接投资和跨国并购采取了区别对待的政策,保留了东道国针对跨国并购的各种政策工具,其中包括对于跨国并购的特别批准要求。这方面有代表性的就是马来西亚政府对跨国并购采取的政策。马来西亚政府专门针对跨国并购提出了一系列要求:
1,应当直接或间接导致马来西亚人更加平等地拥有所有权和控制权;2,在马来西亚人的参与程度、所有权和管理、收入分配、经济增长、就业、出口、产品与服务的质量和品种、经济多元化、当地原料的加工与提升、培训、效率以及研发活动等方面带来直接或间接的净经济利益;3,不应对国防、环境保护和区域发展等方面的国家政策产生负面影响。比如在墨西哥,在绝大多数行业对外资开放的情况下,规定外资不可以进入石油开采、天然气、铀处理、核能利用、铸币、发电和电力供应、铁路、无线电、放射物矿产的开采等。另外,由墨西哥公民所进入的林业、汽车运输业、海运和空运也是外资被限制的领域。
第三,金融危机迫使东道国放宽对跨国并购的限制。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1998~1999年,亚洲受危机打击最严重的5个国家的跨国并购迅速增加,占了亚洲跨国并购总额的60%。这5国中有4个是东南亚国家。金融危机使这些国家的银行业陷入了空前的困境,不得不靠外国投资对银行业进行重组,从而推动了大规模的跨国并购,使金融业成为危机之后外资收购的最大行业。
篇9
1.美国模式
上个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中期,由于受到金融危机和利率波动等影响,美国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问题相当严重,有问题的商业银行多达1400多家。从1980年到1994年,有1295家储蓄和贷款机构破产,1617家联邦保险、银行破产或面临破产,各种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高达7000多亿美元。针对严重的银行危机,美国政府和商业银行分别采取了不同的措施。
(1)政府措施。作为政府部门的FDIC(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和RTC(重组信托公司)及时推出处理不良资产的整体战略措施。一是公开拍卖和暗盘投标,将其接管的大批破产商业银行的资产出售给民间企业。二是签订资产管理合同,将不良资产委托给民间合格承包商进行处置。三是资产证券化,加快不良资产的处理进程。四是股本合资,由RTC与民间投资者组成合资公司,共同处理破产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除此之外,美国政府和国会还在不良资产的重组过程中注入近2000亿美元的资金,其中国会拨款近1000亿美元。
(2)商业银行措施。银行危机出现后,美国的商业银行也采取了一系列较为有效的措施,其中之一即有名的好银行坏银行模式。所谓好银行坏银行模式是指把不良资产从一家问题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中分割出来,由另一家特别成立的专门用来解决银行不良资产问题的不良资产管理公司(即所谓的“坏银行”)来处理。另外,还有一些投资银行的业务方式,如成立风险贷款抢救部、及时冲销呆账、对收益较好的资产采取拍卖和资产证券化等方式,把分割出来的不良资产逐渐变现。
(3)政策效果评价。经过政府和银行的共同努力,2000多家有问题的储蓄贷款机构得到成功接管,销售资产价值总值4000亿美元,银行的盈利和经营环境有了改善,银行处理不良资产的能力有了显著提高,储蓄贷款银行系统得到彻底整肃和加强。虽然还有一些细节问题尚待解决,但从总体来看,美国在不良资产的处理上是相当成功的,已经从资产质量恶化的困境中走出来。
2.韩国、东南亚国家模式
1997年夏,从泰国开始的金融危机席卷了整个东南亚,韩国、泰国、马来西亚、印尼等国经济均遭受重创,尤其是金融系统,银行不良贷款猛增,许多金融机构陷入资金紧缺、无法经营的困境。
由于东南亚各国不良资产的大量累积与各经济体政府直接介入经济运行的行政方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危机后各国政府均积极介入不良资产的处理,并迅速成立资产管理公司,以政府为主导,采取了大体类似的国有化解决框架。主要方式大体有:以政府债券置换银行不良债权;为增加银行资本金进行注资;利用呆账准备金制度注销损失资产;构筑法律政策环境;推进金融机构的整顿与合并;调整企业债务机构等。由于采取的措施较为及时和彻底,仅仅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后,上述国家都已经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效,尤其是韩国和泰国表现得更为明显,金融系统渐趋稳固,投资者的信心逐渐恢复,货币汇率和股市持续反弹,银行的稳定性有了明显的提高。在取得成效的同时,各国也遗留了一些尚待处理的问题,包括如何加强银行的内部管理尤其是信用管理,以防止再次引发危机;如何改革银行管理制度,减少政府对银行贷款的行政干预等方面,还需进一步深入和完善。
二、国外银行不良资产处置模式对我国的启示
1.成立专门机构处理银行不良资产
成立专门机构尤其是资产管理公司几乎是各国共同的选择,如美国、法国、瑞典、东南亚等国的资产管理公司,日本的桥银行,均在银行不良资产的处置上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我国也在1999年先后成立了信达、华融、长城、东方四家资产管理公司,专门处理从四大商业银行剥离出来的巨额不统渐趋稳固,投资者的信心逐渐恢复,货币汇率和股市持续反弹,银行的稳定性有了明显的提高。在取得成效的同时,各国也遗留了一些尚待处理的问题,包括如何加强银行的内部管理尤其是信用管理,以防止再次引发危机;如何改革银行管理制度,减少政府对银行贷款的行政干预等方面,还需进一步深入和完善。
2.开放不良资产处置市场,加快不良资产的处理进程
从国际经验来看,开放不良资产处置市场、将不良资产的处置置于统一的国际市场中,几乎是世界各国处置不良资产的共同特点,我国资产管理公司也在2001年末通过公开招标的方式向国外金融公司打包出售不良资产,但规模不大。面对逐渐逼近的国外银行的竞争压力和数额庞大的不良资产,开放我国不良资产处置市场,引进外资加快我国不良资产的处置进程,已成为必然之举。
3.在处置手段上实行多元化,多种方式并用
在处置已经存在的银行不良资产时,我国资产管理公司可以借鉴国外经验,多种方式并用,针对不同情况采取不同手段,对于不同的企业可以采取资产重组、债转股、资产证券化、拍卖、租赁、销售等不同方法,灵活多样地运用国家赋予的各项政策,提高资本运用水平,促进现金回收,加快不良资产的处置进程。
4.对国有商业银行进行改革,建立国有商业银行新的经营机制
在解决历史形成的不良资产的同时,要切实转换国有商业银行的经营机制,建立现代商业银行制度,从源头上根除新的不良资产的产生。从内部来看,要深化银行内部改革,建立和完善经营机制和风险分担机制,严格内部监督制;从外部环境看,中央银行要加强对金融机构行为的规范,依法维护商业银行的经营自。这样,从内外两个方面确保商业银行建立以“自主经营、自担风险、自负盈亏、自我约束”为核心的新的经营机制。
参考文献:
[1]黄志凌。价值提升与价值止损———不良资产处置技术研究[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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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博士后科研工作站。不良资产处置前沿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4.
[4]华金秋。中国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与不良资产新视点[M].北京:中国市场出版社,2004.
[5]李扬。中国金融发展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篇10
关键词:国际资本流动国际金融危机应对策略
国际资本流动是指资本在国际范围内的不同国家或地区之间的流动,可以用国际收支平衡表的资本帐户反映,资本流动分资本流入和资本流出两种情况。国际资本流动可以采取很多形式,最常见的有国际直接投资、国际融资和国际负债三种。
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资本的国际流动日益活跃,成为许多重大经济事件背后的关键影响因素,这同国际资本市场的发展和完善有着密切关系。这些情况其实也不外乎一种非常简单的需求与供给的平衡关系。从需求角度来看,一是发达国家的老龄人口增加推动了养老金规模的逐步扩大,国际资本市场成为其投资和获取增值收益的主要场所;二是中产阶层人口增加,他们的经济实力强,对投资的需求旺盛,又理解而且愿意为获取更高投资收益而承担更高的风险,于是,其收入积蓄从传统的银行储蓄流向更高收益的股票市场,从而推动了共同基金的迅速发展;此外,世界各主要金融市场的管制从80年代中期以来逐渐放松,客观上推动了国际资本市场,非凡是衍生金融产品市场的快速发展。
国际资本市场的现状
资本市场的组成不外乎两个方面:市场的参与者和市场上的产品。20年前,商业银行构成了整个金融市场的主体部分,而今天,尽管银行类机构仍然是清算体系的使用者和主要治理者,但是从资产规模来看已经远远低于投资类机构,如养老金和共同基金等。
国际资本市场的参与者和产品两方面同20年前相比已经大大丰富,从组成模式来看当前的国际资本市场呈现出一种部分之间相互联系紧密的格局,也就是说网络化。在这种日益凸现的网络化趋势中,一个重要的现象引起人们的高度警惕,这就是一些传统的风险监测和治理手段受到严重的挑战,非凡是所谓的对银行8%最低资本充足比率的要求,现在看来并不“充分”,因为银行仅仅有8%的“垫底资本”并不足以抗御日益增加的资本市场风险和信用风险。后果就是:实际生产部门所面临的一些困境对银行领域的“波及效应”被网络大大放大了。另外一个因素:电子交易手段的成熟和不断更新带来了更复杂的资本流动形式和更大的市场波动性,大大提高了全球资本市场的资本流动速度。更多的资金以短期获利为目的,导致市场波动性不断增加。70年代因为石油危机导致全球发生债务危机时,假如人们对当时全球各个分割的市场之间的连锁反应还有惊诧的话,那么,在21世纪,假如由于全球资本市场体系中的某一个市场发生问题而导致整个体系陷入危机,估计大家不会再惊诧了。因为全球经济和金融一体化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没有哪一个市场会在全球危机的状态下而再独善其身。
导致国际资本市场资本流动加快的另一方面原因还在于进入90年代以来开始的放松管制策略的流行。各国放松金融管制造成的直接效应就是交易成本降低,跨境资本流动大幅度增加,最直接的后果之一就是全球各地市场上的金融资产价格的剧烈波动。
对于中国而言,虽然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资本市场的开放程度很低而且市场规模很小,但已经能够非常明显地感觉到外部市场变化的波及效应。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介入全球经济一体化程度的加深,资本流动壁垒和保护墙将逐步减少直到最终消失,这些波动的影响将变得更为直接和明显。所以国际资本流动可能引发的问题从现在起就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国际金融危机及其成因
国际资本流动和国际资本市场对推动全球经济发展,促进资本和技术在各个地区之间的合理配置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随之而来的波动和因此而导致的国际金融危机的风险也日益增加。全球化、网络化和信息化的国际资本流动以全球金融市场的急剧动荡为主要特征,金融资产价格波幅之大,传播范围之广,为前所未见,这种剧烈的波动及其附带的扩散效应就是国际金融危机产生的根源。
国际金融危机一般有3种表现形式。货币危机指一国货币在外汇市场面临大规模的抛压,从而导致该种货币的急剧贬值,或者迫使货币当局花费大量的外汇储备和大幅度提高利率以维护现行汇率;外债危机是指一国不能履约偿还到期对外债务的本金和利息,包括私人部门的债务和政府债务;银行危机是指由于对银行体系丧失信心导致个人和公司大量从银行提取存款的挤兑现象。
国际金融危机离中国并不远。从历史上看,上个世纪末是金融危机多发时期:从最早的1992年欧洲金融危机到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再到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最近的有2000年的南美金融危机。其中以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最具备国际金融危机的特点,当然破坏力也最具全球性质。
作为现代经济的血液传导输送系统,国际资本市场的安全性和效率非常令人关注。亚洲金融危机及其触发的全球范围的市场动荡不安给世界经济造成巨大的破坏,直到今天其影响仍在继续,这足以说明国际资本流动而引发的金融危机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对它的成因以及对策的研究是关系到国家乃至世界经济稳定和发展的重大问题。
国际金融危机的成因假如简单的列举,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经济过热导致生产过剩;贸易收支巨额逆差;外资的过度流入;缺乏弹性的汇率制度和不当的汇率水平;过早的金融开放。但是在实际中这些因素往往是综合起来起作用的。以亚洲金融危机为例子来具体分析就不难看出,是内部和外部的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结果导致了金融危机的总爆发。具体的原因可以归结如下:
经济发展过热,结构不合理,资源效益不佳。东南亚国家的经济从70年代开始相继起飞,增长很快。但长年的高速增长也积累了严重的结构问题,这些国家都注重于推动经济的新一轮的增长,忽略了对结构问题的解决。
“地产泡沫”破裂后造成银行坏帐呆帐严重。东南亚各国在过去十几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期间房地产价格暴涨,吸引银行向房地产大量投资,银行呆帐的增加大大影响了东南亚金融体系的稳定,在危机之前一些金融机构已经濒临破产。
从外部看,其它资本市场,如日本股市的复苏和美元的持续走强,都使得一部分原来流入东南亚的外资撤离,构成了对这些亚洲国家货币的强大压力。在这种形势下,巨额国际资本的高流动性和高投机性终于搅起了这场空前的金融动荡。
国际金融危机具有广泛和巨大的影响。以亚洲金融危机为例子,它对各国都产生了程度不同的负面影响。由于在进行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中国政府的调控和治理得当,那次亚洲金融危机并没有对中国造成直接影响。但是不管如何,我国仍然感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种种间接影响。
我国防范未来金融危机的策略
六年后的今天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已经减弱了很多,但是其余波仍未完全消除,国际经济仍然在为成功摆脱衰退回归繁荣而努力。另一方面国际资本市场的波动性和不可猜测性仍然存在,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性,不同国家金融、经济乃至政治上的缺陷都可能造成下一次金融危机的爆发。对于成功抵御了亚洲金融危机直接波及的中国而言,分析其产生原因我们可以从中得到不少有益的启示。同时如何抓住机遇调整结构制订策略,防范甚至提前化解下一次金融危机也是我国金融业今后发展的重要课题。
笔者认为,我国防范和化解未来金融危机的策略可以归结如下:
防范金融风险的最佳途径是优化本国经济结构,强化本国经济。各次金融危机的教训表明,发展中国家只有优化国内经济结构,才能真正改善长期国际收支的状况,确实保护自身不受国际资本流动无常变化的影响。
有计划有步骤的开放资本市场。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资本项目对外开放要慎之又慎。发展中国家追求经济快速发展,为了吸引外资流入,往往在条件不具备或者预备不充分的情况下,贸然实行资本项目的自由兑换。殊不知当答应国外资金自由流入本国时,同样也必须答应自由流出。当国际游资流入时,假如运用不当将使本国经济陷入困难,假如一有风吹草动,大量资金外流时本国将面临对外支付的困难。因此我国今后资本项目实行自由兑换应放慢步伐,慎之又慎,待条件比较充分时再实行资本项目自由兑换。
中国的开放必须是在保证国家经济安全的条件下的开放。国家经济安全是在世界经济越来越融合的情况下很多国家必须考虑的问题。国家经济安全是指大国、小国共同地融在一个大的市场经济环境中,它们的地位是不同的,抵御越来越一体化的世界经济风浪冲击的能力也是不一样的,这种保卫自己的能力就是一国的经济安全度。经济安全的保卫需要本国一整套的系统,既要开放,又要在金融的管制、进出口资金的治理方面使本国的企业、政府和银行人员的经营能力与发达国家拉平,有在治理、经营、投资各方面和发达国家同等素质的人才、系统、制度。
开放金融市场要做好预备和试点,应该采取谨慎的步骤和策略。即使在加入WTO的今天也要清楚熟悉到我国与发达国家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我国的情况不能与发达国家进行简单对比。发达国家在实现资本自由流动方面也经历了若干历程。发达国家的资本自由流动是与其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完善程度和金融监管水平相适应的。同时,也是金融创新和技术进步的产物。我国由于市场基础和市场规范还很不完善,金融监管水平也需要在开放中的动态博弈中逐步提高,对于资本自由流动这把双刃剑,在带来利益的同时也包藏着巨大风险,因此在目前我国不能像发达国家那样,让资本自由流动。但是资本全球化、资本自由流动是大势所趋,因此在目前我们就应该积极进行预备,有步骤地有计划地实现金融市场和金融制度的调整,为中国安全、成功的融入全球资本市场打下坚实的基础。
为了促进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中国融入全球化市场是历史的必然。如何在这个过程中既享受国际资本市场和资本自由流动带来的种种好处,又同时防范和化解由此产生的金融危机风险就成为中国的金融界乃至政府需要关注的重大问题,它给中国金融机构、中心银行和政府都提出了许多政策上的挑战。对此,只有未雨绸缪早作预备才是应对挑战的正确策略。通过制定正确的政策措施,笔者相信中国一定能够健康、顺利地实现经济的更大发展。
参考资料:
姜波克,《国际金融新编》第三版,August,2001